2020年的總統大選之後，美國國會遭到衝擊已經表明美國的政治處在一種崩潰的邊緣，是什麼導致了美國社會當下甚囂塵上的意識形態部落主義（tribalism）和黨派紛爭，以至於數量驚人的美國人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對政治對手使用極端的暴力手段？儘管人們對美國政治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提供了各種解釋：資訊繭房、政黨兩極化、種族主義、身份焦慮、網路誤導、人口變化、恐懼以及社會同質化等等，然而政治學家海勒姆•劉易斯 （Hyrum Lewis）和維蘭•劉易斯（Verlan Lewis）在202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左和右的神話：政治光譜是如何誤導和傷害美國的》（The Myth of Left and Right: How the Political Spectrum Misleads and Harms America）中，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釋。
這兩位政治學者認爲，上述觀點都只說明瞭部分原因或者表象，而人們常常忽略了人們對意識形態的普遍誤解。亦即，正是「左和右」這些大而無當的標籤，激化了黨派和身份政治，因爲「意識形態主導著美國的政治，一旦人們對意識形態進行了錯誤的思考，那麼也就是導致了對政治的錯誤思考。而概念是有後果的，當一個社會採用不正確的政治模式時，其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當下，人們甚至學者都粗陋地將美國政治視爲是兩種世界觀之間的衝突，這兩種世界觀被用「左」和「右」政治光譜來進行概括，所貼的標籤就是：美國左翼的世界觀傾向於政府對經濟更大的控制、社會更自由寬容以及「鴿派」的外交政策；而右翼的世界觀則表現爲自由市場、社會限制以及「鷹派」的外交政策；而這些推至極致就稱爲極右和極左。這種政治模式框定了我們的思維，塑造著人們的語言，甚至成爲了美國最具有影響力的政治範式。然而在作者看來，這種劃分不僅錯誤，造成了「部落主義」，而且在誤導和傷害著美國的政治和社會。
事實上，「左」、「右」、「自由」、「進步」、「保守」、「反動」這些詞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術語的社會建構，在具體的歷史社會背景中是流動的、完全變化的。他們主張「儘管美國有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部落，但並不存在將雙方所有立場統一起來的本質。」這個術語有用只能表明在不同情況下預測人們會支援誰，而不能說明它們支援什麼。如今人們錯誤地把左和右認爲是概括了不同的世界觀，而實際上它們只是代表了不同的黨派部落。因爲在政治中，特別是一個多元利益和族羣、文化多樣化的世界裏，用單一維度的政治譜系來概括實際的政治問題，是完全錯誤的。很多人相信，在美國兩黨中存在著某種本質不變的東西，這是兩派恆久不變的東西。然而這種本質上的統一併不存在，甚至政治各個層面的議題立場各自之間都沒有內在聯繫。比如米爾頓•弗利德曼是猶太人，支援資本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和希特勒這位反猶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在每一個重要的政治立場上都完全相反，但人們卻將他們都稱爲「右翼」，這就顯得非常荒唐。
因此，海勒姆和維蘭提出的自己的觀點：「左右意識形態並不是一個本質不變的立場，而是一堆毫無相關的政治立場，被堆砌在一起，它們之間的聯繫只是維繫在一個羣體上。保守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並不一定是擁有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一致世界觀或哲學的人，而是屬於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部落的人。和傳統觀念不同，他們認爲意識形態並不定義這些部落，而是這些部落構建或定義著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其實並不在乎邏輯一致的世界觀，而是在乎誰（羣體）。」也許所有的共和黨政治家都說，他們之所以贊同本黨的綱領，是因爲他們是保守派，認同本黨的保守主義理念；而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政治家都宣稱，他們贊同本黨的政治綱領，是因爲他們是自由派或進步派。換句話說，大多數人宣稱他們認同左右光譜上的許多問題，是因爲他們同意其基本理念，即大家都認爲有一個本質能夠劃分左右。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都是事後被建構和自我合理化的意識形態。
左與右的神話
左派和右派的神話背後其實犯的都是同一種錯誤，即認爲政治譜系背後存在一個本質。許多美國人將其政治觀點打包，成爲左與右的意識形態，比如將墮胎權和支援增加所得稅和社會救助都放在一起，但是，作者質疑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問題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根本的、能夠決定這些立場的本質。
作者將上面的觀點稱爲意識形態本質論。這種觀點認爲，不同問題在意識形態層面聚集在一起，因爲所有政治問題都是從這個單一的主問題（本質）中生長出來的。具體而言，因爲一個人的主問題是「保守派」，所以他就相信要限制墮胎、減稅或者支援戰爭，而另一個人的主問題是「自由派」，所以他就會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與前者相反。因此，本質論的政治光譜就意味著，極端支援變革的「激進主義者」將站在最左邊……也就是說，人們從一個本質原則出發，用這個原則來思考自己的數百種不同政治立場，然後加入剛好在所有這些立場上都和自己意見一致的部落。但作者主張的意識形態的社會理論剛好相反：人們首先是因爲家庭、同輩壓力或者某一個問題錨定到一個意識形態部落，在社會化過程中採用了這種部落的立場，然後透過編造故事（敘事神話）將這些立場全部交織在一起。換句話說，這些左和右的部落立場是一種「事後」構建，是爲了正當化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爲了支援我們所屬的羣體。
然而，本書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和事實表明，人們通常是先認同某個部落（黨派），然後才合理化自己的立場。例如，政治學家邁克爾•巴伯（Michael Barber）和傑里米•波普（Jeremy Pope）所做的研究表明，當被告知川普支援某項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資）時，保守派會強烈贊同該政策；而當被告知川普反對該政策時，他們則會強烈反對。同樣的政策下，並沒有任何根本原則（如有限政府或自由市場）支撐他們的政策偏好，只有部落式的團結。而心理學家科恩（G. L. Cohen）進行了一項類似的研究，讓學生閱讀一項慷慨的福利提案，但告訴一些學生該提案是由民主黨支援的，告訴另一些學生該提案是由共和黨支援的。正如社會理論所預期的那樣，他發現：「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參與者，參考羣體資訊的影響都超過了政策內容的影響。如果他們的政黨支援該提案，自由派甚至會支援苛刻的福利計劃，而保守派則會支援奢侈的福利計劃。」事實上，大多數人首先選擇認同的對象（部落），然後才選擇認同的內容（政策）。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者遠非基於基本原則的連貫且深思熟慮的意識形態，大多數人甚至無法定義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強烈認同左翼或右翼身份，然後才決定其價值，也就是「身份政治」。
左與右的起源
從政治語境中，左和右的派別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當時支援革命的人坐在國民議會的左邊，反對的人坐在右側。而到波旁王朝復辟時，法國衆議院依舊以這種方式排座位，因此，這兩個標籤是和法國的公民政治相關的。然而，沒有經過歐洲啓蒙運動和大革命洗禮的美國接受這套術語是很久之後的事。
歷史上，美國的兩個政黨並沒有固定的原則，在不同政治時期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原則。作者指出，反而是後來的歷史學家或者作家時代錯亂地強行給這些並不按照政治光譜來思考的人誤貼了標籤。比如，在美國革命時期，革命的輝格黨人（根據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們被視爲「自由派」和「左翼」）相信上帝賦予人類平等的自然權利，即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這種自然權利哲學使他們倡導有限政府、低稅收和自由市場。他們組建了革命民兵，以對抗他們認爲在殖民地經濟監管和徵收不尊重財產權的繁重稅收方面表現出暴政的強大中央政府。而忠於英國的托利黨人（根據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們被視爲「保守派」和「右翼」）則捍衛中央集權政府和經濟管制的優點。鑑於當代「左翼」和「右翼」的含義，如果我們假設存在某種本質上的左右派，使得它們類似於當代美國人，那麼這些標籤在描述美國革命時代的政治信仰時是具有誤導性的。
比如，保守主義者羅素•柯克等強行劃分的保守主義，讓很多歷史學家都認爲傑斐遜主義是左翼，然而傑斐遜的共和黨人相信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正如傑斐遜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所說，政府應當讓個人「自由地調節自己的工業和改進」），而用現代術語理解的右翼聯邦黨人密爾頓卻相信更強大的國家政府，主張增加稅收、提高聯邦開支並控制美國經濟。而這些歷史學家將美國現代的左右翼和建國者掛上鉤，就時代錯亂。林肯時期也是如此。南北戰爭後，林肯的政黨選擇了「共和黨」的名稱，卻主張人人平等原則；而反對黨是「民主黨」，表明他們傾向於在州一級實行多數人統治。然而現在的一些政治學家卻混淆地認爲19世紀末的共和黨是極端保守政黨，當時的民主黨是極端自由政黨。事實恰恰相反。
左右翼政治光譜在美國的崛起實際上是在20世紀初，左翼和右翼在美國的含義只是表示政府對經濟是否進行更多幹預。然而歷史學家對此進行了建構。歷史學家弗農•帕林頓（Vernon Parrington）、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透過將「左右派」和「自由派-保守派」的標籤應用於美國歷史人物，對這一政治光譜在知識界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開始撰寫將革命輝格黨人、反聯邦黨人、傑斐遜共和黨人、民主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歸於左翼，而將效忠派托利黨人、聯邦黨人、國家共和黨人、輝格黨人和林肯共和黨人歸於右翼的歷史。歷史對塑造身份具有重大影響，透過用政治光譜重寫歷史，這些進步派歷史學家幫助創造了美國人對左翼和右翼身份的更強認同感。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已經有了意識形態的術語（保守-進步）和政治光譜（左和右），但實際上還沒有出現意識形態標籤化的政黨。甚至在當時，兩黨都爭先恐後地使用「進步」一詞，因爲此時這個詞被人們廣泛認爲是好的形容辭彙。而1932年總統選舉中的兩位候選人都自稱爲「自由派」。
隨著羅斯福新政的開展，人們圍繞支援和反對新政進行了辯論，一些新政支持者和政治理論家將「保守派」視爲榮譽，並提出一種儲存的敘事來與自由派的變革敘事相匹配。彼得•維爾雷克在1949年主張保守主義有悠久的歐洲傳統。他認爲保守派的任務是維護西方文明，對抗革命的破壞性。歷史學家羅素•柯克進一步推廣了保守主義，並與共和黨反對新政的立場相結合，倡導保守派的身份自豪感。他們共同創立了《國家評論》，推動了一場保守派的知識運動。柯克試圖透過將「保守主義」標籤貼在埃德蒙•伯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亞當斯、約翰•倫道夫、塞繆爾•泰勒•柯爾律治、沃爾特•司各特、納撒尼爾•霍桑、沃爾特•巴吉特等人上面，「爲其賦予一種令人尊敬的血統」。柯克比維爾雷克走得更遠，他接受了保守主義與共和黨反新政議程的聯繫。柯克認爲，如果新政是左翼和自由派的，那麼反對新政的人就可以自豪地認同右翼和保守派的身份。柯克採用了進步派歷史學家對美國政黨歷史的描述，即分爲「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他自豪地認同右派。1955年，柯克與另一位年輕作家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共同創辦了《國家評論》雜誌，併發起了一場「保守派」知識運動，從右側的政治光譜上「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大喊『停止』」。作者特別強調指出，「這種敘事本可以同樣適用於對立黨的政策（實際上，維爾雷克仍然是民主黨人，並聲稱新政是『保守的』但它成爲了講述共和黨政策故事的主導框架，直到今天。那時的政治是單維度的（政府幹預的多與少），但每一方的敘事主題足夠模糊和寬泛（『變革』與『保守』），可以涵蓋隨後的幾十年中出現的任何新的政治維度。每一方的政策隨著時間演變，甚至會發生反轉，但『政治語言』依然存在，從而爲不一致的政治立場提供了一種哲學上的一致性錯覺。」
事實上，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形成了今天美國的這種意識形態體系，包括意識形態的標籤（自由派和保守派），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的光譜，以及意識形態的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和今天狀況不同的是，兩黨中都有自由和保守的立場，比如自由派共和黨人，如艾森豪威爾，是對該黨的小政府立場不贊同的人；而保守的民主黨人，如馬丁•戴斯（Martin Dies），是對民主黨的大政府立場持冷漠態度的人。儘管當時兩黨已經開始了政治意識形態分類，但和當今美國政治不同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左翼右翼的政治光譜僅僅是對政府規模觀點的一個區分，而如今人們熱衷的話題，如墮胎權、同性婚姻、環保主義，甚至越南戰爭和民權運動，都不是大家劃分立場時考慮的標準。
左與右在美國的發展
正所謂鐵打的「標籤」，流水的「價值」。美國兩黨的觀點和支持者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甚至在很多時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國新政以來，倡導者羅斯福本身就有濃厚的社會福音傾向，因此，宗教人士普遍是與政治-經濟左翼結合的，更強調政府對社會貧困團體的救助；安•蘭德、哈耶克等世俗的經濟自由主義纔是美國右翼的思想資源，卻遭到了社會宗教團體的漠視或抵制。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冷戰加劇，以及美國民權運動，共和黨開始拋棄安•蘭德等世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吸收了法爾維爾（Jerry Falwell）、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等具有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數百萬白人支持者，由此誕生出了宗教右翼。然而事實上，在20世紀初，宗教通常被認爲是政治左翼的聯盟，特別是1912年老羅斯福的進步黨選舉曾被視爲「宗教狂熱分子」的集會。
然而，隨著美國社會和種族更加多元化，到20世紀末，政治現實和意識形態的格局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過去單一的經濟-政治維度，最終並不是某種原則和主張具有永恆的價值，讓兩黨進行持守和爭論，相反，是政黨決定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並且用各種建構的敘事來編造各種神話。因此，在兩黨中都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敘事，爲這種部落主義進行辯護。
這種左右標籤的敘事，不僅是政黨和媒體所編造和誤導的，甚至在知識界也是如此。因此，作者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共和黨在巴里•戈德華特領導下走向小政府方向時，本質主義者稱之爲『向右』轉；但當共和黨在喬治•W•布希和唐納•川普領導下走向大政府方向時，他們也稱之爲『向右』轉。當共和黨在布希時期採取對外干預政策時，他們說這是『向右』轉；而當共和黨在川普時期轉向對外孤立時，他們仍稱之爲『向右』轉。當共和黨在里根領導下走向全球化時，他們稱之爲『向右』轉；但當共和黨在川普領導下轉向保護主義時，他們也稱之爲『向右』轉。不論共和黨採取何種政策——即使是相互對立的政策——本質主義者總是認爲這是在『向右』轉。奇怪的是，這些學者認爲共和黨在過去十年『極端右傾』，儘管共和黨在這期間更支援同性婚姻、最低工資、言論自由、政府經濟監管和社會福利支出，同時更反對伊拉克戰爭、大企業、死刑、自由貿易和放任資本主義。因此，要麼存在一組核心的保守主義原則——那麼共和黨在許多問題上（甚至大多數問題上）無疑是『向左』轉的；要麼沒有一套一致的原則來定義左右派——那麼談論共和黨向左或向右轉就毫無意義。」
縱觀美國從1960年至今的歷史，即便處在「左」翼和「右」翼同一個標籤下的人，立場也大相徑庭，甚至相反。例如，1964年，被譽爲美國「保守派先生」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貝利•戈德華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在選舉中大敗，而「保守派」里根在1984年大獲全勝。戈德華特和里根屬於同一「部落」，都被貼上「保守派」標籤，但他們的政策並不相同。戈德華特希望削減新政，反對民權立法，支援墮胎權，反對減稅，而里根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相反立場。戈德華特支援墮胎權在現在肯定是「左翼」立場時，在當時卻被認爲是「極右」。因爲在1964年，支援墮胎選擇權並未被視爲左翼立場。同樣地，意識形態在不斷演變。里根本人也支援墮胎權，直到20世紀70年代共和黨轉而反對它。戈德華特並沒有在墮胎問題上「向左」，里根也沒有「向右」，只是墮胎問題在羅伊訴韋德（Roe v. Wade）案之前並不是一個決定左右分野的問題。
更近的一個例子是川普前的共和黨和川普時期的共和黨。這些自詡爲保守派的人，卻從反俄轉變到親俄，從強烈支援貿易轉變到反對貿易，從認爲政治家的個人品格非常重要轉變到川普當政時認爲個人品格幾乎並不重要，外交政策也從保守主義搖身成爲了孤立主義。在過去幾十年，共和黨人是因爲支援自由市場貿易而被視爲「極右派」，而如今在川普時期，「極右派」卻代表擁護貿易戰、反貿易的立場。
書中還提到的更有趣的例子是柯林頓和川普。在萊溫斯基醜聞時期，「保守派」共和黨人彈劾柯林頓的理由是，政治家的個人品格對於執政至關重要，但到了川普成爲右翼領袖時，保守派就反其道而行之。按照蓋洛普的數據，在川普上臺之前，只有36%的共和黨人認爲「公職人員即使私生活不檢點，也可以在職業中表現出道德」，但在川普獲得提名後，這個數字就變成了70%。
讓人覺得諷刺的例子是，被視爲「極左」的民主黨議員伯尼•桑德斯長久以來就提出「限制移民」和關注美國底層工人收入問題；但同樣的立場從川普嘴裏出來，就成了「右翼」和「保守主義」。
上面這些例子只是書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但也足夠讓我們瞭解到這樣一個事實：所謂的「左」、「右」、「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政黨意識形態化和標籤化的產物，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恆久不變的所謂「核心價值」或者「原則」讓大家持守，相反，兩黨更像是一種部落主義，加入其中的人在不斷編造神話和意識形態，讓其合理化。
作者也提到，直到最近，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終於開始接受意識形態的部落性質。經過多年的抵制，記者喬納•戈德伯格最近承認，「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保守主義基本上就是共和黨支援的那些事，自由主義則是民主黨支援的那些事。」 也有人承認說，「理論上，意識形態優先於政黨。我們先決定是否支援全民醫保、同性婚姻或墮胎限制，然後選擇最符合我們想法的政黨。你是自由派，因此成爲民主黨人；你是保守派，因此成爲共和黨人。然而事實更近乎於其反面：我們因多種原因選擇政黨——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核心羣體和社區的偏好——然後認同他們的綱領。」
因此，作者引用了《大西洋週刊》著名撰稿人安德魯•弗格森的觀點指出： 「如果過去30年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共和黨並沒有一個意識形態核心。沒有真正的『共和黨人』，只有一羣共和黨人，被某些他們越來越不確定的原因聚集在一起。兩黨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對對方的蔑視。」而作者認爲，對於目前人們所宣稱的「保守主義」，同樣只需要替換「共和黨」這個詞，也同樣成立。
左和右成了詛咒
在本書作者看來，當下人們彼此給對方貼上左和右的標籤，卻通常並不能反映這些標籤下的實質，相反只能表達出他們喜歡或討厭什麼。比如，前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安（John Dean）認爲參議員戈德華特是溫和、負責任且理性的保守派，而喬治•W•布希及其追隨者則是「極右」且「沒有良知」的保守派。但這種說法實際上頗爲奇怪，因爲戈德華特反對民權法案和福利國家，而布希則主流地支援這兩者（並在福利國家方面進行了擴展）。那麼，是什麼讓布希成爲極端分子呢？是迪安對他的強烈反感。因此，試圖尋找政治光譜背後的「唯一關鍵價值」來客觀地對人進行評價，或者使之成爲政治行動的準則，這種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爲定義左右派的真實本質而耗費的大量筆墨也都浪費了。兩位作者呼籲人們應放棄這一幻想，認識到政治和其他複雜的人類活動領域一樣，涉及許多不同的議題，而非單一問題。
然而，既然「左」和「右」這種簡單粗暴的標籤違背常識，也不符合現實生活，那麼爲什麼大家還願意使用呢？作者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首先，就是這種標籤化簡單粗暴。這種簡單粗暴，特別是對立性恰恰符合現在的流量社會，人們很容易就接受這套意識形態。
其次，這些標籤也掩蓋了人們真正的部落主義傾向，來粉飾自己的意識形態。這樣就讓人們相信，他們堅守了一套崇高、不變的價值，來服從自己的部落黨派，然後透過編故事（如保守主義的傳承）來自欺欺人。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它讓我們在部落化的同時不覺得自己是部落化的；讓我們縱容情緒卻自以爲理性；讓我們追隨團隊的每一步卻不承認自己在這樣做。它讓『騎象人』隨著大象前行，卻感覺自己在掌控方向。說『我遵循保守主義哲學』比『我附和共和黨正在做的事情』聽起來好得多。事實是後者，但意識形態者告訴自己的卻是前者。」這種自我欺騙是意識形態本質主義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政治化的時代，每個人都想把自己視爲有原則的政治戰士，而非反覆無常的黨派分子，因此編造出故事，使意識形態看似連貫。透過講述各種立場被某種宏大原則統一的敘事，人們在純粹的雜訊中創造了虛假信號。
最後，這些意識形態也是動員兩黨選民的機制，因此，儘管兩黨的立場在歷史上自相矛盾，卻總能編一套意識形態的原則神話來吸引選民。
左和右的危害，人類的未來
左和右這種標籤化的意識形態在作者看來，不僅讓人們自欺欺人，而且割裂著現實的社會。不僅讓美國的兩黨政治成爲其俘虜，甚至也讓社會更加敵對和撕裂。按照統計，「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越來越不願彼此結婚、成爲朋友或做鄰居。1960年，只有5%的共和黨人和4%的民主黨人不贊成自己的孩子與其他黨派的人結婚。到201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30%的共和黨人和23%的民主黨人。相比之下，曾被視爲禁忌的跨種族婚姻已被廣泛接受。據蓋洛普數據，87%的美國人現在支援跨種族婚姻，而在1958年這一比例僅爲4%」。
在作者看來，這種將政治分成左右，非黑即白的看法，會讓「丟棄憲法中關於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分立，或國家、州和地方政府之間權力分配的條款似乎變得合理。當一方被視爲完全善良而另一方不可救藥地邪惡時，自然會認爲己方應該不擇手段地最大化權力，以確保善戰勝惡。畢竟，獨裁者在實現政治目標方面比緩慢、深思熟慮、受憲法限制的民主制度有效得多。這種思維方式對支援川普『只有我能解決』的選民很有吸引力」。因此，我們也能夠找到當下美國大肆流行陰謀論、黨派對立等等的根源所在。
隨著人類社會平等意識的加深，各種聲音都會出來，人們對於權利的訴求也就不可能是單一的一個維度，然而，正是這種簡單的「左」和「右」的劃分，將人們原本支援或反對的具體事項打包成爲一套意識形態，被美國的兩黨「兜售」，實際上不僅影響到美國社會的分裂，其實對於整個世界也都有深遠影響。在當下中文世界的媒體裏，「左」、「右」、「保守主義」、「白左」等標籤摻雜著各種爭吵，一股腦地向人們襲來，但我們至少不能如同寓言中那些愚蠢的動物一樣，只會重複「四條腿的是好的，兩條腿的是壞的」，進行左右劃分。也許我們應當藉助本書的視角，去看看神話遮蔽著的真實世界。
（注：李晉，思想史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