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目前，歐盟已透過針對中國電動汽車關稅的新決議。它計劃對出口到歐盟的中國電動汽車徵收45%的關稅，這將逐步收窄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歐盟的「機會視窗」。你如何看待電動汽車在中國的興起？中國與巴西在此問題上有哪些合作機會？
Steenhagen：我相信電動汽車是幫助世界邁向更可持續未來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投資和出口方面處於全球前列，成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和電動汽車供應鏈的主導者。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等相關政策的引導下，中國汽車行業似乎已恢復了相當的產業創新和拉動經濟成長的能力。
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仍然是世界上最活躍的。美國和歐盟都是中國電動汽車重要的海外銷售市場，但它們最近宣佈並推動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徵收新關稅，旨在保護本國汽車產業。這可能會提高買家的支付成本，影響汽車行業，甚至影響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然而，其他正在崛起的市場可能爲中國帶來新的機遇。
根據巴西發展、工業、商業和服務部的數據，2024年上半年進口電動汽車的91.4%來自中國，這一情況彰顯了中國在技術和生產方面的影響力。此外，電動汽車的銷量打破了所有記錄，與2023年相比成長了1800%，證實了巴西消費市場存在極大的潛力。事實上，巴西現已成爲中國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因此，比亞迪、長城汽車和Zeekr等許多中國電動汽車公司最近宣佈在巴西展開綠地投資，並開始在巴西生產和銷售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然而，中國和巴西在該領域的合作機會並不侷限於私家車，因爲這個南美國家計劃在未來幾年加大對清潔公共交通的投資。
與大多數拉美國家類似，與中國相比，巴西在基礎設施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例如，在一個缺乏規模化鐵路系統的國家，即使在里約熱內盧這樣的大城市，地鐵覆蓋範圍也相對有限，人員和貨物的陸路運輸嚴重依賴道路、公共汽車和卡車。根據「C40 Cities」 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30年，有32個拉丁美洲城市的電動巴士數量將成長7倍以上。里約，可以說是巴西的「明信片」和全球環境變遷的參考，是中國與巴西拓展合作潛力的一個理想城市。
根據法律，到2040年，里約現有的巴士將逐步被電動汽車取代。現任且已實現連任的該市市長 Eduardo Paes 曾在比亞迪和 C40 工作，幾年前他曾展示過有興趣使里約成爲「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心點」。目前，巴西已被證明是電動汽車進口的重要市場，並顯示出成爲中國電動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區域中心的明顯優勢。然而，中巴在該領域的合作還可以更廣泛。比如，展開廠房投資固然好，但如果兩國間能夠進行有效的技術轉讓，並且中國爲巴西成立在地化的國家電動汽車製造商或合資企業提供更有力的支援，那就更好了。從這意義上說，中國不僅可以促進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還可以透過人文交流、學術塑造、產業政策協調和共享等方式促進技術合作。這將進一步強化「合作共贏」理念，爲在海外特別是在拉美國家「講好中國故事」做出貢獻。
問：作爲在上海的國際學者，你對即將到來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有何期待？你認爲巴西參展會帶來什麼新的驚喜嗎？
Steenhagen：2018年開展以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爲各國、地方或地區政府、國際組織和企業開展業務，尋找合作機會，討論從可持續發展到創新等諸多重要議題的場所，以此加強合作網路，促進交流合作。第7屆展會將於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巴西目前已有150多家跨國企業報名，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確認參加。在國際環境趨向緊張的背景下，中國提供的此類空間進一步突顯全球化、協作、開放、包容的價值。
巴西一直是進博會的堅定支持者，迄今爲止的每一次活動都體現了巴西的參與。2024年，與往常一樣，負責巴西企業出口促進、吸引外資和國際化的官方機構巴西貿易投資促進局（Apex-Brasil）將與經濟發展祕書處一起成爲進博會的展覽合作伙伴，馬託格羅索州政府和中國貿易中心在上海設有常駐代表。除其他活動外，預計僅 「Apex-Brasil」一項就將吸引食品和飲料行業的30家公司（去年爲23家，2022年是14家）參加活動，並舉辦第五屆「中巴創新周」進博會創新展區。
3月，里約熱內盧爲11月在中國舉行的CIIE舉辦的推介會，吸引了來自巴西地方政府、商業協會和企業的100多名代表。例如，里約熱里尼奧州政府表示，它將支援巴西公司參加博覽會。同月，上海市市長龔正鼓勵巴西淡水河谷利用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進一步優化其在上海和中國的投資。因此，除上述努力外，預計這一屆中國進博會還將有來自巴西地方政府、已在華投資的老牌企業、計劃在華投資的創業公司等代表的參展。
最後，我必須說，雖然我讚賞巴西參加進博會和其他中國展會，令我感到困惑的是，這個南美國家沒有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潛力，也沒有適當地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業機會的管道。澳門特別行政區將於2024年舉辦慶祝迴歸中國25週年的紀念活動。雖然澳門是中國和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語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鏈接點。由於同屬葡語語系的關係，它在中巴夥伴關係的背景下被忽視了太久，儘管它作爲「一個平臺」在兩國之間有著未挖掘的潛力，是中國與美洲特別是拉丁美洲之間超越文化和歷史紐帶的獨特橋樑。更大意義而言，澳門特區已經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全球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等聯繫在一起，並在澳門論壇之外推出了其他卓越的倡議，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我希望巴西政府能夠認識到這些事務的價值，在中國和有關地區政府的支援鼓勵下，建議給予澳門特區更多的關注並投入更多的精力。
問：你如何評價阿根廷總統米萊推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你認爲這些以「自由主義」爲中心的政策會在南美洲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嗎？
Steenhagen：在阿根廷，金融鬥爭、政治動盪和社會不平等不一定是新鮮事，但阿根廷人民現在所處的危險境況比預想的還要糟糕。到目前爲止，米萊在宣傳上把國家的許多災難都歸咎於他的前任，但我認爲問題是在執政近一年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在很多情況下卻變得更糟糕。
米萊於2023年12月10日上任，截至今年年底，阿根廷的年通膨率爲211%。他上臺後的首批行動其中之一就是將阿根廷比索貶值50%以上。到2024年初，該國的天然氣成本幾乎翻了一番，食品價格和醫療費用上漲了約50%，年通膨率幾乎達到300%。同時，他的政策尋求削減對各種服務補貼，並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包括教育等重要領域的公共開支。如此嚴厲的緊縮計劃不僅沒有取得些許成功，而且還留下了社會混亂的痕跡。
平心而論，米萊的「休克療法」已經顯現出一些宏觀經濟效益，比如留出一定的預算盈餘空間、小幅補充美元儲備、減少進口、減少資金外流等，一系列措施贏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總裁的讚譽。然而，這些政策有可能限制經濟成長並使該國陷入衰退。更糟糕的是，米萊未能成功駕馭阿根廷政治併爲其政策找到堅實的政治支援，比如整合在國會中佔據少數席位的政黨，預計他在未來幾年將繼續面臨更多的治理挑戰。
與此同時，在米萊總統第一任期末，工資和養老金已遠落後於通貨膨脹率，工人的購買力因物價上漲而大幅下降，阿根廷的貧困率飆升至53%，這是從42%基數上的大幅躍升。從2023年底開始，通貨膨脹率達到237%，比他上任時高出約25%。儘管公民可能認同國家在財政調整方面需要改變方針，但最近民意調查顯示，由於改革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結果，民衆生活水準繼續惡化，與米萊的「蜜月」期即將結束。對他的政府的正面評價從5月的54%下降到9月份的42%，這引發了人們對他長期政治能力的質疑。儘管米萊政府的其他成員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仍具相當不確定，但反對派在民衆面前並沒有表現出強勁復甦的跡象。
現在判斷米萊的政策是否會以某種形式對南美洲產生更廣泛的影響還爲時尚早，而且由於一些關鍵原因，米萊政府不太可能在該地區建立新的治理範式。首先，如上所述，這些政策並不能保證一定會成功，迄今爲止，事實證明米萊政府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都付出了高昂代價。其次，阿根廷的經濟格局在南美地區頗具特色，而米萊的短期政策正是針對這些特殊且又緊迫的因素。此外，這些嚴厲的政策往往很不受歡迎，也很難獲得廣泛的支援。當然，該地區的多個社會已經表現出相應程度的政治「兩極化」，這意味著像波索納洛或川普這樣持分裂和有爭議的人物及案例在國內和區域內獲得足夠的支援以全面形成新的治理範式將面臨巨大的障礙。同時，從中長期來看，米萊一直對南方共同市場提出嚴厲批評，他不太可能與鄰國進行深入接觸，特別是在當前涉及最近「新左派浪潮」的地區形勢下——這種浪潮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最後，由於歷史經歷，如殖民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干涉，包括阿根廷在內的許多南美國家在經濟政策上長期採取「進步主義」態度，這些力量在許多領域仍然具有影響力。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中開國際事務（NEIA）評論與研究主筆，主要研究中美政商關係、跨國公司、產業投資與國家競爭，目前正在推動輻射全球各階層人士的「百人百訪」欄目，力求以新穎的視角呈現世界與中國互動的信號與動態。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