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爲作者「『一帶一路』百人百訪」系列的最新一篇。】
石昊（Pedro Steenhagen）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研究生，獲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全額獎學金。作爲「觀中國」（Observa China）發展總監、中巴關係及葡語工作組組長、《GGN》地緣政治觀察站政治評論員，他擁有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國際關係學院（IRI/PUC-Rio）國際政治分析與管理碩士學位、克里奧國際學院國際關係以及法律和社會學專業學位、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國家法學院科學系（FND/UFRJ）學士學位。除這些經歷外，他還曾擔任米納斯吉拉斯聯邦大學（UFMG）的客座講師、Getulio Vargas 基金會（FGV Direito Rio）「巴西-中國研究中心」和金磚國家政策中心的研究員，並作爲阿威羅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他的最新著作包括論文《例外的倒轉：從政治角度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建立》（《葡萄牙歷史電子雜誌》，2024）和《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巴西的看法》（FGV Direito Rio, 2023）。
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請你介紹一下自己，包括你的學習方向，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經歷，畢業後你理想的工作是什麼？
Steenhagen：在攻讀碩士學位的第一年，我開始在「金磚國家政策中心」擔任研究員，幫助啓動了一個關於中國在巴西和拉丁美洲投資的學術項目。在第二年，我寫了一篇論文，主題是「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方式」，其中把「一帶一路」作爲中國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我還獲得了上海市政府獎學金，由先前往復旦大學參加2018年「金磚國家暑期班」。我從小就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暑期班的經歷進一步堅定了我對中國研究的熱情，我深知我必須在中國讀博士，最好是在復旦。
在我人生重要關口，我想說，我的碩士論文導師瑪麗亞•埃琳娜•羅德里格斯（Maria Elena Rodriguez）教授和保羅•埃斯特維斯（Paulo Esteves）教授以及復旦大學和上海市政府，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與中國結緣的路上還有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教授，他曾在復旦暑期學校給我講課。碩士畢業時，我在一家專注於法律和金融市場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幾年後，當我看到有機會與 Evandro 一起參與一個名爲「『一帶一路』與巴西」（BR&Br）的研究項目時，我找到了新的一份工作。在 「FGV Direito Rio」巴西中國研究中心，我告訴高文勇教授我會爲了這個機會放棄我先前職業生涯中的一切，而且我做到了。從此，他不僅成爲了一位真正的良師益友，也成爲我的一位親密朋友。
可以看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復旦大學在我的學術和整體職業軌跡中一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存在。我非常感謝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復旦大學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援，沒有比這裏更適合我的地方了。我有幸師從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SIRPA）院長蘇長和先生作爲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也有幸擔任左才教授的助教，我一直受到大學裏每個人的善待。事實上，我在中國、上海和復旦感覺就像在家裏一樣，中國人是我見過的最熱情、最有愛心的羣體之一，包括我的教授和復旦大學的所有工作人員。
我的研究興趣包含：中國和巴西的政治、外交及對外政策；中巴、中歐關係；澳門、大灣區及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金磚國家與全球治理和發展、文化和全球南方相關主題。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中，我一直在研究中國地區和城市的國際化、中巴在地方層面的互動以及這些地方政府對外關係所生成的國際網路。
畢業後，我打算在大學或公司、組織工作，從事的專業領域相關的地緣政治、社會經濟、政府關係/商業問題。我的最終目標是推動與學術機構、政府、企業和其他相關參與者的密切合作，繼續幫助建立中巴兩國間的橋樑，並在各方面爲加強兩國間的夥伴關係做出積極貢獻。
問：巴西是金磚國家的重要成員，中巴在全球南方、烏克蘭與俄羅斯衝突等議題上有著廣泛的對話與合作空間。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例如烏克蘭戰爭持續、印度與中國競爭加劇等，你認爲中巴友好合作將帶來什麼影響？
Steenhagen：去年6月，中國外長王毅在會見巴西外長維埃拉時表示，中方願同巴方一道，積極推動金磚國家合作，讓金磚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全球治理和維護全球南方利益。近日，新開發銀行行長、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榮獲中國國家授予的最高榮譽「友誼勳章」。此外，被廣泛視爲中國老朋友的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總統確認，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同參加10月22-24日在俄羅斯喀山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6次會晤。這些情況釋放出一個重要信號：儘管國際形勢錯綜複雜，但中巴兩國是密不可分的夥伴，金磚國家是致力於加強對話合作機制和團結的平臺。
中巴雙方一致認爲，需要建立基於全球夥伴關係的治理，以促進國際體系的「民主化」，擴大歷史上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機構的包容性、代表性和合法性。現任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巴西的情況具有標誌性意義。消除飢餓和貧困、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改革這三個優先事項都直接涉及中巴利益。不僅如此，它們還與金磚國家乃至全球南方的需求和願望有著內在的聯繫。
11月，習近平將赴巴西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並進行正式國事訪問，中巴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有望進一步提升——值得紀念的是，這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戰略伙伴關係。早在1993年中國就與巴西建立了雙邊關係，隨後於2012年建立了「全球戰略伙伴關係」。此外，巴西即將擔任金磚國家主席國，而迪爾瑪仍將擔任新開發銀行的掌舵人。這是南美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展示領導能力和與中國在多個領域密切合作的機會視窗。
歸根結底，中巴兩國交往富有成果，兩國的深厚友誼對金磚國家極爲有利。鑑於將所有這些國家聚集在一起形成共有利益，它不僅可以對集團的輿論和目標產生積極影響，而且還可以形成示範，激勵其他國家加深多層次的互動並吸引新成員或合作伙伴的加入。事實上，在下一次峯會上，預計將詳細闡述金磚國家合作伙伴的類別，而不僅僅是成員的宣講，這將進一步加強該集團的影響力。我希望我們也能看到金磚國家合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即使這種制度化努力需要從更基礎的層面展開。
中國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典範，特別是在國家發展領域，同時在金磚國家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巴西曆來被視爲能夠溝通南北、東西方的外交強國，是該集團的重要創辦國。雙方在雙、多邊交往特別是全球治理改革領域的密切配合，有望成爲金磚國家發展新的推動力量。
問：當前，美國正在推動全球礦業聯盟，目的是排擠和削弱中國的全球礦業優勢。巴西是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諸如淡水河谷等公司享譽全球。你認爲中巴兩國在礦業領域的合作趨勢如何？將會面臨哪些挑戰？
Steenhagen：2023年盧拉在北京進行正式訪問時強調，「沒有人能夠阻止巴西繼續發展對華關係」。幾個月前，他已經警告說，他不會「與任何人進行冷戰」，非常明確地拒絕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二選一」。儘管巴西尚未加入「一帶一路」倡議（這一情況預計會在習近平今年 11 月訪問巴西期間發生改變），但它通常是中國在拉美最大的投資目的地國家。
同時，美國在巴西影響力很大，與巴西有著長期深入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流。此外，美國仍然是南美國家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國，巴西與兩國都有堅實的雙邊和多邊議程。有趣的是，2024年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巴西聯邦共和國建交50週年，也是巴西和美國建交200週年。
美國對中國關鍵礦產——先進武器系統和乾淨能源技術的關鍵組成部分的擔憂根深蒂固，促使美國政府努力推動建立新的全球礦產夥伴關係。這不僅是因爲中國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中佔據主導地位，還因爲選擇進入美國該行業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在礦產安全夥伴關係（MSP）等美國國際倡議和《2023年礦業學校法案》中都看到了這些關注點。當談到巴西與美國在該領域的交流時，值得注意地是，例如，各國最近成立了戰略礦產對話和「美國-巴西關鍵礦產工作組」。
儘管如此，巴西在國際領域有著尋求更多自主權的傳統，並致力於與全球不同國家建立關係。在採礦領域也不例外。淡水河谷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和鎳生產商之一。在1973年（中巴正式建交前一年）向中國出口了第一批鐵礦石，並於1994年在上海開設辦事處，北京和青島辦事處分別於2015年和2019年成立。2006年，中國成爲淡水河谷最大的市場，最近，淡水河谷企業和機構事務副總裁亞歷山大•丹布羅西奧（Alexandre d'Ambrosio）表示，中國與淡水河谷之間的關係是深厚和多方面的，且超越了採礦業範疇，延伸的領域還包括可再生能源、技術交流、救災和災後重建。
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一樣，採礦業也越來越着眼於未來，強化其在社會環境、金融和技術部門的承諾及標準，並尋求改革其在政府、公民和市場中的形象，這無疑是該行業，特別是中巴合作的總體趨勢。然而，一些關鍵挑戰仍然存在，其中包括需要進一步投資強化勞動力的吸引力、加強教育和培訓，減少對採礦活動的負面評價；改進許可證審批流程以簡化生產，加強處理環境保護和災害的法規預防和緩解，並管理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預防緊張局勢加劇和持續衝突造成消極的地緣政治和金融影響。
問：目前，歐盟已透過針對中國電動汽車關稅的新決議。它計劃對出口到歐盟的中國電動汽車徵收45%的關稅，這將逐步收窄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歐盟的「機會視窗」。你如何看待電動汽車在中國的興起？中國與巴西在此問題上有哪些合作機會？
Steenhagen：我相信電動汽車是幫助世界邁向更可持續未來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投資和出口方面處於全球前列，成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和電動汽車供應鏈的主導者。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等相關政策的引導下，中國汽車行業似乎已恢復了相當的產業創新和拉動經濟成長的能力。
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仍然是世界上最活躍的。美國和歐盟都是中國電動汽車重要的海外銷售市場，但它們最近宣佈並推動對這些產品的進口徵收新關稅，旨在保護本國汽車產業。這可能會提高買家的支付成本，影響汽車行業，甚至影響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然而，其他正在崛起的市場可能爲中國帶來新的機遇。
根據巴西發展、工業、商業和服務部的數據，2024年上半年進口電動汽車的91.4%來自中國，這一情況彰顯了中國在技術和生產方面的影響力。此外，電動汽車的銷量打破了所有記錄，與2023年相比成長了1800%，證實了巴西消費市場存在極大的潛力。事實上，巴西現已成爲中國電動和混合動力汽車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因此，比亞迪、長城汽車和Zeekr等許多中國電動汽車公司最近宣佈在巴西展開綠地投資，並開始在巴西生產和銷售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然而，中國和巴西在該領域的合作機會並不侷限於私家車，因爲這個南美國家計劃在未來幾年加大對清潔公共交通的投資。
與大多數拉美國家類似，與中國相比，巴西在基礎設施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例如，在一個缺乏規模化鐵路系統的國家，即使在里約熱內盧這樣的大城市，地鐵覆蓋範圍也相對有限，人員和貨物的陸路運輸嚴重依賴道路、公共汽車和卡車。根據「C40 Cities」 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30年，有32個拉丁美洲城市的電動巴士數量將成長7倍以上。里約，可以說是巴西的「明信片」和全球環境變遷的參考，是中國與巴西拓展合作潛力的一個理想城市。
根據法律，到2040年，里約現有的巴士將逐步被電動汽車取代。現任且已實現連任的該市市長 Eduardo Paes 曾在比亞迪和 C40 工作，幾年前他曾展示過有興趣使里約成爲「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心點」。目前，巴西已被證明是電動汽車進口的重要市場，並顯示出成爲中國電動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區域中心的明顯優勢。然而，中巴在該領域的合作還可以更廣泛。比如，展開廠房投資固然好，但如果兩國間能夠進行有效的技術轉讓，並且中國爲巴西成立在地化的國家電動汽車製造商或合資企業提供更有力的支援，那就更好了。從這意義上說，中國不僅可以促進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還可以透過人文交流、學術塑造、產業政策協調和共享等方式促進技術合作。這將進一步強化「合作共贏」理念，爲在海外特別是在拉美國家「講好中國故事」做出貢獻。
問：作爲在上海的國際學者，你對即將到來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有何期待？你認爲巴西參展會帶來什麼新的驚喜嗎？
Steenhagen：2018年開展以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爲各國、地方或地區政府、國際組織和企業開展業務，尋找合作機會，討論從可持續發展到創新等諸多重要議題的場所，以此加強合作網路，促進交流合作。第7屆展會將於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巴西目前已有150多家跨國企業報名，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確認參加。在國際環境趨向緊張的背景下，中國提供的此類空間進一步突顯全球化、協作、開放、包容的價值。
巴西一直是進博會的堅定支持者，迄今爲止的每一次活動都體現了巴西的參與。2024年，與往常一樣，負責巴西企業出口促進、吸引外資和國際化的官方機構巴西貿易投資促進局（Apex-Brasil）將與經濟發展祕書處一起成爲進博會的展覽合作伙伴，馬託格羅索州政府和中國貿易中心在上海設有常駐代表。除其他活動外，預計僅 「Apex-Brasil」一項就將吸引食品和飲料行業的30家公司（去年爲23家，2022年是14家）參加活動，並舉辦第五屆「中巴創新周」進博會創新展區。
3月，里約熱內盧爲11月在中國舉行的CIIE舉辦的推介會，吸引了來自巴西地方政府、商業協會和企業的100多名代表。例如，里約熱里尼奧州政府表示，它將支援巴西公司參加博覽會。同月，上海市市長龔正鼓勵巴西淡水河谷利用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進一步優化其在上海和中國的投資。因此，除上述努力外，預計這一屆中國進博會還將有來自巴西地方政府、已在華投資的老牌企業、計劃在華投資的創業公司等代表的參展。
最後，我必須說，雖然我讚賞巴西參加進博會和其他中國展會，令我感到困惑的是，這個南美國家沒有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潛力，也沒有適當地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業機會的管道。澳門特別行政區將於2024年舉辦慶祝迴歸中國25週年的紀念活動。雖然澳門是中國和葡萄牙以及其他葡語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鏈接點。由於同屬葡語語系的關係，它在中巴夥伴關係的背景下被忽視了太久，儘管它作爲「一個平臺」在兩國之間有著未挖掘的潛力，是中國與美洲特別是拉丁美洲之間超越文化和歷史紐帶的獨特橋樑。更大意義而言，澳門特區已經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全球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等聯繫在一起，並在澳門論壇之外推出了其他卓越的倡議，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我希望巴西政府能夠認識到這些事務的價值，在中國和有關地區政府的支援鼓勵下，建議給予澳門特區更多的關注並投入更多的精力。
問：你如何評價阿根廷總統米萊推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你認爲這些以「自由主義」爲中心的政策會在南美洲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治理模式嗎？
Steenhagen：在阿根廷，金融鬥爭、政治動盪和社會不平等不一定是新鮮事，但阿根廷人民現在所處的危險境況比預想的還要糟糕。到目前爲止，米萊在宣傳上把國家的許多災難都歸咎於他的前任，但我認爲問題是在執政近一年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在很多情況下卻變得更糟糕。
米萊於2023年12月10日上任，截至今年年底，阿根廷的年通膨率爲211%。他上臺後的首批行動其中之一就是將阿根廷比索貶值50%以上。到2024年初，該國的天然氣成本幾乎翻了一番，食品價格和醫療費用上漲了約50%，年通膨率幾乎達到300%。同時，他的政策尋求削減對各種服務補貼，並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包括教育等重要領域的公共開支。如此嚴厲的緊縮計劃不僅沒有取得些許成功，而且還留下了社會混亂的痕跡。
平心而論，米萊的「休克療法」已經顯現出一些宏觀經濟效益，比如留出一定的預算盈餘空間、小幅補充美元儲備、減少進口、減少資金外流等，一系列措施贏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總裁的讚譽。然而，這些政策有可能限制經濟成長並使該國陷入衰退。更糟糕的是，米萊未能成功駕馭阿根廷政治併爲其政策找到堅實的政治支援，比如整合在國會中佔據少數席位的政黨，預計他在未來幾年將繼續面臨更多的治理挑戰。
與此同時，在米萊總統第一任期末，工資和養老金已遠落後於通貨膨脹率，工人的購買力因物價上漲而大幅下降，阿根廷的貧困率飆升至53%，這是從42%基數上的大幅躍升。從2023年底開始，通貨膨脹率達到237%，比他上任時高出約25%。儘管公民可能認同國家在財政調整方面需要改變方針，但最近民意調查顯示，由於改革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結果，民衆生活水準繼續惡化，與米萊的「蜜月」期即將結束。對他的政府的正面評價從5月的54%下降到9月份的42%，這引發了人們對他長期政治能力的質疑。儘管米萊政府的其他成員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仍具相當不確定，但反對派在民衆面前並沒有表現出強勁復甦的跡象。
現在判斷米萊的政策是否會以某種形式對南美洲產生更廣泛的影響還爲時尚早，而且由於一些關鍵原因，米萊政府不太可能在該地區建立新的治理範式。首先，如上所述，這些政策並不能保證一定會成功，迄今爲止，事實證明米萊政府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都付出了高昂代價。其次，阿根廷的經濟格局在南美地區頗具特色，而米萊的短期政策正是針對這些特殊且又緊迫的因素。此外，這些嚴厲的政策往往很不受歡迎，也很難獲得廣泛的支援。當然，該地區的多個社會已經表現出相應程度的政治「兩極化」，這意味著像波索納洛或川普這樣持分裂和有爭議的人物及案例在國內和區域內獲得足夠的支援以全面形成新的治理範式將面臨巨大的障礙。同時，從中長期來看，米萊一直對南方共同市場提出嚴厲批評，他不太可能與鄰國進行深入接觸，特別是在當前涉及最近「新左派浪潮」的地區形勢下——這種浪潮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最後，由於歷史經歷，如殖民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干涉，包括阿根廷在內的許多南美國家在經濟政策上長期採取「進步主義」態度，這些力量在許多領域仍然具有影響力。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中開國際事務（NEIA）評論與研究主筆，主要研究中美政商關係、跨國公司、產業投資與國家競爭，目前正在推動輻射全球各階層人士的「百人百訪」欄目，力求以新穎的視角呈現世界與中國互動的信號與動態。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