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中小學生心理健康促進條例》，將於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條例》明確，學校可以禁止學生攜帶手機等智慧終端產品進入學校或者在校園內使用；對經允許帶入的，應當統一管理，除教學需要外嚴禁帶入課堂。中小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配合學校禁止或者限制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等智慧終端產品。
其實，這樣並非廣州一地，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規定，很多學校早就這麼執行了。這類規定，也應該會得到大多數家長的贊同。
限制的目的，當然是爲了避免孩子玩手機。但實際上，兒童模式或者家長限定模式的手機，以及智慧手錶，可以做到沒有任何娛樂的功能。
而且，老師會透過智慧終端佈置作業。如何孩子要獨立完成作業——這無疑是我們的教育提倡的，那麼，家長就必須要給孩子一個智慧終端。孩子就可以藉此玩手機。對這種現象，卻沒有任何地方，任何學校，站出來說個不字。
其實，中小學生帶手機，作用很大。家長有聯繫孩子的需要。比如來不及接孩子，讓孩子跟同學一起回家，就要提前打個電話給孩子。這樣就可以避免壞人說：你媽媽讓我來接你。如果孩子自己走回家，路上是一個巨大的空擋，如果能隨時保持聯繫，家長也安心，也有利於孩子安全。我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孩子放學，自己走回去了，家裏學校，兩邊聯繫不上。
所以，智慧終端可以做到沒有娛樂性，孩子的確也有通訊需求，而且，學校完成教學任務，也離不開手機。那麼爲何很多地方、很多學校，還是一刀切的禁止了一切智慧終端進入學校？
學校在乎的恐怕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智慧終端的通訊與拍攝、記錄功能。這有利於孩子們保護自己。反過來說，學校禁止手機進入校園，其實是爲了避免麻煩。手機不光可以玩，它還可以拍攝、錄音和通話。
一個人的通訊、記錄權利和他的安全、權益息息相關。你買一隻小貓，每天到小區裏去玩，你會給它買一個GPS，買一個攝影機帶上項圈上。你這麼做，是因爲小貓不會說話。但其實你的孩子，也未必能描述、能定性自己的遭遇，即便明白，他也未必敢說出來。
最近的社會新聞中，就有送孩子去武術學校、訓練營，結果孩子死亡或被性侵的例子。這些機構無一例外地都要進行通訊剝奪。家長們後來痛哭流涕，但他們沒想過，一個孩子，被剝奪通訊必然意味著不安全嗎？學校和這些機構當然不一樣，但通訊和拍攝的可能性，仍然會產生作用。
現在成年人遇事，都會立馬掏出一個手機開始拍或錄。網上著名的打學生的影片，都是因爲拍了影片，流出。這些影片都是在學校的其他成年人拍到的，沒有學生自己拍的。如果中小學生，能帶手機進學校。流出的老師打人、同學霸凌的視訊會不會更多？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肯定有利於治理霸凌和制止老師打人。實際上，此次《條例》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治理校園霸凌。我曾寫過文章，分析校園霸凌主要是因爲校園的封閉性，到了大學，隨著封閉性降低，霸凌也就消失了。但條例的一部分，卻在加大這種封閉性。
如果知道學生中有手機，學生可能拍攝自己，對老師，對那些霸凌同學的孩子，會不會形成一種提醒。一、二年級的小學生不敢、不會拍，但四、五年級，初一、初二的學生是會拍的。知道自己可能被拍，是每一個在公共場所的人都面臨的正常情況，對老師也沒什麼不妥。考慮到他們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場所，面對完全無力反抗自己的學生，這應該被接受。
其實，條例是想到小學生的通訊需求的，所以，其中一條規定：學校應當在公共區域設置公用電話供中小學生應急聯繫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過，這條規定說的是，應當而不是必須。更重要的是，如果學生真的可以大大方方走過去，拿起電話，那借老師的打一個不就好了？但那些潛在的記錄功能，不想被老師聽到的通訊呢？更何況，在一些特定的時間點，比如放學的時候，一個電話是完全不夠的。
現在很多人說，日本人的學校不準中國人進，但其實現在的中小學，中國家長也進不了。這當然是爲了安全，但這也造成一個巨大的隱患。學校成爲一個完全封閉性的場所。
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上美術課，我們幾個孩子沒有帶筆還是什麼文具。美術老師把我們叫到講臺上站著，還擰了我的耳朵。恰好我爸到學校來，正好在教室後門看到了——他一直很喜歡出現在學校看我。他立刻找到了班主任反映。今天的家長几乎沒有這個機會了。所以有時候，很難說，我們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學校的鐵門一旦關上，家長很難進入，就想鐵幕落下。其中發生的一切，都是封閉的。那些學校裝的攝影機，只能時候檢視，而在關鍵的時候，往往又會壞掉。甚至在法律意義上，學校也是封閉的另外一個世界。在地鐵上，你打一個人一耳光，肯定是拘留，但在校園內，老師打學生一耳光，只會停職。
家長想要了解孩子一天發生了什麼，遭遇了什麼，這是一個基本權利，這並不是一個多高的要求的。當然會給老師造成一些麻煩，但這是工作的必要，比起各種老師要填的報表，這些工作更必要。
要不要對老師信任？當然要，就像應該對醫生信任，對官員信任、對銀行櫃員信任一樣。但爲什麼銀行櫃員要工作在攝影機下，官員有監察制度，醫生檢查女病人，需要第三人異性在場呢？信任和監督，是並行不悖的，信任是建立在監督制度上的，更本質的，信任是建立在瞭解上的。
我遇到的老師都很好，但老師這個職業，和中小學生之間，一定不能假設爲一種神聖的、無暇的關係，而是要依據真實社會進行設定。
現在的大學裏，男教授和女學生談話，都是小心翼翼，辦公室的門一定要打開。但現在，中小學，男老師找女學生談話，卻並不在乎這一條。女大學生們，可以自己在社群媒體上發聲。但中小學生的家長們，卻沒有幫自己的孩子發聲。
權勢理論，現在用來解釋很多社會現象，比如資本家對員工有權勢，大學教授對女學生有權勢，但是中小學老師對學生有權勢，這麼一個更明顯的權勢場景，卻很少有人提。這就像這個條例，規定了中小學生不能帶智慧終端，但卻沒有規定，老師不準在學校範圍之內，用學生做直播、發影片。
中小學的老師被假定了道德、行爲上的完美。中小學生，被規定了，必須全身心地相信老師。在學習的名義下，他們被剝奪了任何保護自己的可能。
遺憾的是，在帶手機這件事上，中國家長不幫孩子說話。家長們能感受到來自老師的壓力，能感受到一種權勢，但只要學校吐出「學習成績」四個字，中國家長就會立刻喪失對現實社會複雜性的認知，附和任何要求孩子放棄權利的要求。
愛孩子，第一位，肯定是安全，而不是成績。這個道理很簡單，作爲一個羣體，中國家長要明白這個道理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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