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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昇：長壽時代的理論與對策（上）

隨著世界老齡人口占比不斷增加的趨勢日益明顯，學界普遍認爲其速度加快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日本等部分國家已出現了經濟衰退現象。但也有實證研究發現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與經濟成長之間沒有負面關係，經濟學家將其歸因於相關國家的科技發展及對老齡化的適應速度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對人類壽命日益延長，一些學者聚焦於壽命實質成長所帶來的生活與就業的改變，提出了「長壽時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達·格拉頓等，2018）。我們認爲，「長壽時代」這一概念，雖然包含「老齡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現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後人類社會的一種相對穩定狀態，有著更豐富的含義。首先，「長壽時代」更具前瞻性，強調人口結構轉變後的新均衡及其帶來的影響，啓迪個人和社會立足全生命週期，積極主動地應對這一變化。而老齡化多是關注老年人口變化的階段性過程和發展困境，其視角往往着眼於老齡人口本身及其產生的問題，偏向被動應對。其次，「長壽時代」涵蓋的領域更廣，包括長壽與健康、財富等主題的內在關聯，蘊涵了人口現象背後一系列的挑戰和機遇。最後，在闡述「長壽時代」特徵時，我們不僅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這兩個導致「老齡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對壽命成長和人口結構變遷長期趨勢的預測，把「長壽時代」所指的長期的、相對穩定的人口和社會經濟形態界定得更清晰。本文旨在系統性地闡述「長壽時代」的內涵與外延，擴充完善其學術理論，並在社會、政府、企業層面探討了對長壽時代的應對思路。

數據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變老。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顯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2.6歲，比1990年提升8.4歲，預計205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望達到77.1歲。1990年全球65歲及以上老人約佔總人口的6.2%，2019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1%，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15.9%。與此同時，80歲以上高齡人口的增速會超過低齡老人，1990年全球80歲以上人口只有5400萬，2019年已達1.43億，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4.26億。同時，聯合國數據還顯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全球幾乎都在經歷生育率的下降，總和生育率已從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將可能降至2.2的水準。這也導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經變得非常緩慢，預計到2045年後全球出生人口數量將開始逐年下降。根據聯合國人口司中等假設水準預測，全球人口規模可能在2100年前後到達頂峯並開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學家認爲2050年就有可能迎來人口拐點（達雷爾·布里克等，2019）。

聯合國給出的人口中位數變化趨勢顯示，與許多歐美國家相比，東亞國家的老齡人口成長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齡人口占比自2005年開始超過北歐國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撫養比目前已達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間，日本的死亡人數比出生人數多出260萬人，預計到21世紀中葉日本人口將減少到1億左右，21世紀末將進一步縮水至7500萬人。近年，日本的情況在亞太地區（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等）相繼重演，其發展脈絡具有借鑑意義。

與東亞發達國家和地區類似，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在增加，老齡人口成長速度不斷加快，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2016年的人口預期壽命爲76.3歲，在195個國家中排名68位，有學者認爲若按此趨勢保持下去，2040年中國的排名將會上升至39位，人口預期壽命達到81.9歲（Foreman et al.，2018）。在老齡人口占比結構及成長速度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從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據聯合國預計，到2025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將上升到14%，到2045年預計每4箇中國人中就有1位老人。

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中國人口基數大、生育率下降快，導致老齡人口成長進程愈發加速；國家醫療保障體制、福利保障體系難以匹配將要到來的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預期壽命快速成長，但人均收入及儲蓄均不及同時期發達國家，難以支撐個人退休期間的消費水準，或導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窮」的社會現象發生。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而美、日、韓老齡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有國外專家提出，中國未來的老齡人口成長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問題也更嚴重。

人類進入18世紀中葉，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期望壽命開始前所未有地成長，長期以來相對恆定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深刻改變，這引起了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理論思考（安格斯·迪頓，2014）。近代人口學誕生以來經歷了3個主要理論發展階段：一是從18世紀末發展至今的馬爾薩斯主義理論，二是20世紀後期興起的人口衰竭理論，三是近20年間對「積極老齡化」（Active Ageing）的廣泛探討及相關研究。然而面對目前全球範圍下的老齡人口成長浪潮，各種理論都難以有效應對挑戰。

第一類理論爲馬爾薩斯主義學派。近代人口問題研究的先驅馬爾薩斯在其人口理論中闡述了農業社會中資源對人口成長的限制作用，後衍生出馬爾薩斯學派，強調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紀70年代，著名民間學術組織羅馬俱樂部對工業時期的人口過度成長及其所致的經濟成長極限作出建模預測（德內拉·梅多斯等，2019），認爲馬爾薩斯式的人口成長及資源利用將導致不可控的衰竭，應引起警惕重視。該類預測在近年被真實數據證明存在偏誤，未充分考慮技術革命帶來的資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導致的生育意願降低，過度放大了人口成長的潛在風險。

第二類理論密切關注老齡人口成長問題，並提出人口衰竭的預期。20世紀末至今，全球相繼邁入老齡人口快速成長階段且各國缺乏有效應對方案，有關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口規模衰減的分析研究開始大量興起。1987年，德克·範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對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率的現象作出解釋（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齡人口成長及人口規模下降的成因及影響方面，多國學者均指出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負成長會對消費、生產力、就業、創新、競爭力、財政儲蓄與文明傳承造成壓力，此類研究強調老齡人口的負擔性及人口負成長帶來的挑戰（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Y研一，2017；梁建章、黃文政，2018；達雷爾·布里克等，2019）。

20世紀90年代起「積極老齡化」引起了廣泛探討。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開始倡導「健康老齡化」，後又提出「積極老齡化」概念，人們意識到應多角度地看待老齡人口成長現象，研究領域逐漸多樣化、細分化。老齡人口成長開始被看作是科技、醫療、健康護理、公共衛生等多方面的進步，人們普遍認爲該問題「機遇與挑戰並存」。與此同時，2000年以來中國關於養老問題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趨勢明顯（曹獻雨、睢黨臣，2018）。

在各國老齡人口占比均不斷升高的時代背景下，經典人口學理論顯示出諸多缺陷，而針對老齡人口問題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爲主，缺乏成體系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偏重數據分析和預測推演，缺少針對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實踐經驗及系統性解決方案。站在過去看未來，將受制於當前社會階段的發展邏輯，難以有效應對挑戰。本文透過解讀全球人口發展脈絡，指出長壽時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來人口和社會形態分析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並由此推導出合理有效的對策。文章將延伸豐富長壽時代的理論價值，建立一套發展的、符合未來壽命和人口年齡結構長期趨勢的理論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並指出企業及個人的應對思路。

文章首先闡述長壽時代的主要特徵及形成原因，探討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預期壽命保持成長、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現象。第二，在微觀角度指出長壽時代與健康時代、財富時代的關聯性：長壽時代下預期壽命的延長、生存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功能的變化將造就健康產業及健康經濟，同時社會儲蓄結構及財富積累形式將會發生變化，對養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會推動第二次人口紅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從宏觀角度說明長壽時代對生產、需求、就業、成長、社會公平等多方面的影響。最後，文章著重探討了在長壽時代下，個人社會需要作出的調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業應如何創新商業模式、保持企業活力、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透過市場經濟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積極迎接機遇與挑戰。

18世紀中期開始的工業革命打破了農業社會資源承載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時開啓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成長。基於對人口成長過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化的研究，1929年美國人口學家沃恩·湯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成長模式可以將各國劃分爲3類。在此基礎上，1945年弗蘭克·諾特斯坦（Frank Notestein）進一步將人口成長模式歸納爲潛在下降、轉變成長、潛在高成長3個類別。此後對於人口成長模式的描述逐步發展形成了人口轉變理論。當前普遍將人口轉變分爲4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規模不變或成長極其緩慢；第二階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成長；第三階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緩；第四階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規模趨於穩定。

當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轉變的第三階段快速轉向第四階段，但第四階段以及之後會進入什麼狀態？我們在此提出長壽時代的概念，認爲它將是人口轉變後的新均衡。這一時代伴隨著五大特徵：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持續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

19世紀人類的死亡率開始顯著下降。當時生活水準提高、營養改善是決定性的因素。工業革命帶來社會生產力水準大幅提升，使人們逐步擺脫了飢餓的困擾，增強了抵禦疾病的能力。英國和法國的預期壽命分別從1750年的37歲和26歲增至1900年的48歲和46歲。英國學者托馬斯·麥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紀英國死亡率下降是由於經濟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飲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國學者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也提出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創造技術革新的能力相互促進推動了死亡率的不斷降低（Fogel，2004）。

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對死亡率的下降同樣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傳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國爲例，由於透過水和空氣傳播的傳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國整體死亡率下降了40%，預期壽命從47歲提升至63歲，原來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問題也在這一時期消失了。研究發現淨水過濾和氯化系統的廣泛應用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爲美國帶來了這一史無前例、最爲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此外，20世紀40年代抗生素類藥物的使用進一步降低了傳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在此期間肺結核的死亡率一下從1945年的39.9/10萬降到了1955年的9.1/10萬。

到20世紀下半葉，醫療和技術進步與死亡率下降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於醫療進步帶來的心臟病、中風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國預期壽命提升了11歲，其中一半以上的成長與65歲及以上人羣生存率提升有關（Catillon et al.，2018）。此外，歐美髮達國家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知識和現代醫藥技術向發展中國家的傳播推動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60~2000年期間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免疫接種、疾病專項防治等成爲帶動發展中國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和營養改善的影響已不像歐美髮達國家早期所經歷的那樣顯著（Soares，2007）。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衛生健康領域非常重視，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實現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起的全民衛生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公共衛生狀況，顯著提升了對傳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與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國孕產婦死亡率從1500/10萬下降到18.3/10萬，嬰兒死亡率從200‰下降到6.1‰，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升至77.0歲。

在農業社會，人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勞動力的來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環境下，高生育率是維持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工業革命的到來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願也因此發生了改變。

首先，兒童死亡率的顯著降低使人們對生育孩子數量的意願產生了變化。孩子的質量與父母在時間和金錢上的投入相關，夫妻在潛在生育孩子的供給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尋求一個平衡（Becker，1960）。其次，女性受教育水準的不斷提升，增強了女性社會和工作參與的能力，改變了女性對生育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應推遲了結婚和生育年齡。此外，對有效避孕知識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兩性行爲與生育實現了分離。隨著20世紀60年代廉價、便捷的避孕藥在美歐及此後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變得簡單易得（保羅·莫蘭，2019）。

20世紀70年代開始，生育率走低成爲全球性趨勢。不僅是發達國家，隨著低收入國家的發展，其生育率也隨之降低。1950~2017年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總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個活產嬰兒降至2.4個（Murray et al.，2018）。另據聯合國中等假設水準預測，全球生育率還將繼續走低，到2050年每名婦女生育子女數將降至2.2個，到2100年降至1.9個。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起經歷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已經從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紀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準以下。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響只是一方面，實際上社會、人口、經濟的發展變化越來越成爲影響生育率的主導因素（都陽，2005）。近年中國二胎政策開放並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低生育率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長的時間積累纔可能看出成效（楊昕，2016）。

新興藥物的不斷創新、先進醫療技術的普及應用和進步使得心腦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漸從致死性的疾病殺手變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類的預期壽命得到持續延長，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主要發達國家都保持了每10年成長2~3歲的趨勢。以癌症爲例，研究數據顯示，與1991年相比，2017年美國癌症死亡率已經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更是下降了2.2%，創歷年新高（Siegel et al.，2020）。

從全球來看，1950年以來人口預期壽命顯著提升。1950~2017年全球男性預期壽命從48.1歲增至70.5歲，女性從52.9歲增至75.6歲（Dicker et al.，2018）。毫無疑問，人類的預期壽命還將保持穩步的成長，有預測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都將提升4.4年，屆時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過85歲，另有59個國家也將超過80歲（Foreman et al.，2018）。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有研究發現美國和英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出現輕微下降，這背後是由青年人濫用藥物、酗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引起，並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長期趨勢（Ho and Hendi，2018）。

在中國，伴隨著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預期壽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的20年間中國的預期壽命成長了22歲，之後以每10年成長約3歲的速度穩步提升，到2018年已達77歲。有研究預測到2040年中國預期壽命將達到81.9歲，也就是未來20年保持每10年成長約2.5歲的趨勢（Foreman et al.，2018）。儘管聯合國的預測相對保守，但是中國未來30年預期壽命仍將以平均每10年成長1.6~1.7歲的速度穩步提升。

對於人類壽命是否存在成長的極限，目前尚無定論。有研究回顧1900年以來多國數據後提出人類的壽命受各種自然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發現當年齡超過105歲之後，死亡風險水準基本上不再變化，死亡率不再隨著年齡增大而上升（Barbi et al.，2018）。從經驗角度看，經濟、社會、醫學的發展會不斷推動人類壽命延長，人類的預期壽命可以持續地成長（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緩，全球的人口年齡結構在由傳統的金字塔形態向柱狀轉變，即各年齡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發展，老齡人口與青少年人口數量均等化（Haub，2013）。從更爲長期的角度看，由於生育率的持續下降，人口年齡結構還可能出現倒梯形。

聯合國數據顯示，1960~2020年，全球0~14歲少兒人口占比不斷下降，由37.2%降至25.4%；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比持續上升，由5.0%增至9.3%，並且預計在50年後二者將趨於均等。同時，在過去的60年間各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國在移民持續湧入的影響下，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9.7歲增至38.3歲，只成長了8.6歲；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長期低迷的影響，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5.4歲躍升至48.4歲，成長達23.0歲。相比世界平均水準，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較快的轉變。1960~2020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從21.3歲增至38.4歲，其中1960~1990年只增加了3.6歲，而1990~2020年成長了13.6歲。

經濟學上將由於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佔比成長快於其他年齡組人口所帶來的經濟成長稱爲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發生在人口轉型的第三階段末，因爲此時生育率發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撫養的青幼年人口明顯減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新中國成立後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繼續保持高水準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纔開始明顯降低，這使得改革開放後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爆發性成長，撫養比下降、勞動力供給充分帶來的人口紅利推動了中國的高速發展。然而，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轉變，中國的人口紅利在快速消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的總撫養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點，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也已達到峯值。伴隨著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準並趨於穩定，預期壽命穩步提升，老齡人口占比增加，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開始日漸趨於柱狀。

大多數經歷人口轉變第三階段的國家都出現過或長或短的嬰兒潮，之後生育率便急速下降。當嬰兒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階段達到第四階段的時候。低死亡率、壽命延長、生育率驟降造成了後期老齡人口的快速成長，經歷過大幅嬰兒潮的國家，老齡人口占比都會加速超越總人口的1/4，並且在達到峯值後，由於穩定的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的持續延長，其比例會保持相對穩定。

與這個規律相符合，中國老齡人口數量及其佔比正在進入快速成長期。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人口達到14億，其中65歲及以上1.76億，佔比達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歲及以上人口分別新增828萬、827萬、945萬。聯合國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還將繼續保持高位成長，直至2040年之後年均增幅纔會降至500萬人以下。到2057年65歲及以上人口與8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有望達到峯值，分別爲4.0億和1.3億，佔29.6%和9.8%。同時，從全球視角來看，中國是世界老齡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2030年左右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齡人口的佔比將超過25%。

在長壽時代，人類的預期壽命獲得延長，同時也面臨著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戰。健康成爲更爲迫切的需求，且這種需求將更加多樣化和長期化，成爲健康產業成長的強勁動力，健康時代隨之來臨。

人類疾病類型的流行病學轉變（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與長壽時代同步來臨。2002年召開的第二次世界老齡大會就已經指出，當時全球各區域都正處於流行病學轉變的階段，即從主要罹患傳染性疾病和寄生蟲病爲主轉向罹患慢性疾病和變性疾病爲主（宋新明，2003）。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2017年對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兒疾病、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結核病等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人數下降，而缺血性心臟病、中風、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則大幅上升，特別是缺血性心臟病成爲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國也正在面臨同樣的轉變，中國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損失疾病譜前5名已經從傳染性疾病、新生兒疾病等急性疾病、兒童期疾病轉變爲心腦血管疾病、腫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是因爲流行病學的轉變，人類平均預期壽命延長的最大威脅已經從傳染性疾病轉移到衰老導致的退行性和人爲疾病（如：道路傷害、意外死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來隨著人類生活方式變得更加健康、醫療技術創新加快、最終死亡年齡的延長，將在長壽時代與人類共存更長時間。

各類非傳染性慢性病正成爲人類長壽健康損失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用來估量由於各種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導致的健康損失，它等於壽命損失年數（YLL）與殘疾生命年數（YLD）之和（Murray，1994）。用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數據計算的結果表明：從1970年到2016年之間，傳染病以及營養不良所導致的健康損失下降了40.1%，與之對應的各種非傳染性慢性病所導致的健康損失卻整體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成長了32.4%、神經系統疾病成長了59.4%；同期全球範圍內80歲以上人口貢獻的健康損失成長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數據顯示，老齡人口的增加給中國帶來的健康損失情況比全球平均水準更爲嚴峻。

在長壽時代更多疾病將與高齡老人共存，帶病生存成爲長壽時代的普遍現象。如果將60歲以上老年人壽命分爲健康狀態和帶病狀態，就會發現人羣預期壽命增加主要是帶病生存時間的延長，特別是各種非遺傳性慢性病導致的健康損失並不會短期內致人死亡，而是與人長期共存。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對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間全球絕大部分國家的健康預期壽命的增速要遜於預期壽命的增速，預期壽命增加7.4年，而健康預期壽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英國學者基於歐洲25個國家的數據研究表明，2005~2011年，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預期壽命沒有變化（Brown，2015）。在中國，1993年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顯示60歲以上老年人在60歲以後的預期壽命中約3/4的時間處於各種慢性病的狀態下（王梅，1993）。2018年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研成果顯示中國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是77歲，健康預期壽命僅爲68.7歲，存在較大落差。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發展趨勢表明：越是長壽，帶病生存越將成爲普遍現象，雖然我們壽命在不斷增加，但生存質量則不一定隨之變得更好。因此，獲得的額外壽命是處於身體健康還是疾病狀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面對長壽時代帶病生存的疾病負擔在未來將對衛生系統的規劃、健康相關支出和健康產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長壽時代的帶病生存使得人們與健康相關的費用支出劇增。據國內外的有關資料，人均醫療費用和年齡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60歲以上年齡組的醫療費用是60歲以下年齡組醫療費用的3~5倍（李劍閣，2002）。同時，老齡人口規模的增加必然帶來社會醫療總費用的增加。日本研究顯示，醫療技術進步、經濟財富增加、人口老齡化和民衆患病結構的不斷變化共同導致醫療衛生支出不斷攀升，技術進步因素佔比40%，爲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別佔26%、18%和16%（胡蘇雲，2013）。

醫療技術創新是近年推動醫療費用成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醫療技術的發展路徑，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醫療資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傾斜，在消除或延緩與年齡相關的慢性病和細胞變性類疾病方面卻投入不夠。這種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早期研究所處時代的人口結構不同造成的，那時人均期望壽命不超過80歲是常態，帶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較小，對社會的影響也有限。在當前階段，人口結構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因此需要重新審視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英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了這種資源的錯配情況，以呼吸道和神經精神類疾病爲例，指出兩種疾病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佔比分別爲8.3%和26.7%，而研究經費佔比僅爲1.7%和15.3%，表明這兩種疾病造成了較大的社會負擔卻未獲得對等的資源投入；此外，癌症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佔比爲15.9%，明顯低於神經精神類疾病，但研究經費佔比卻高達19.6%。目前主流的醫療技術還是以醫院內使用的針對重大疾病的治療手段爲主，此類技術的成本和使用門檻高，導致費用昂貴。將患者從醫院引流進入基礎醫療機構，使用更多低成本的醫療技術，加強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將不僅對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將對遏制醫療費用的快速上漲起到積極的作用。

我們可以預見到，長壽時代將促使健康產業結構升級。在長壽時代，隨著人體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現相關健康問題，帶病生存成爲常態，健康將成爲個體關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寶貴財富。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老年人照護服務需求持續上升：2015年，我國城鄉老年人自報需要照護服務的比例爲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個百分點；城鄉老年人的居家養老服務需求項目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上門看病、上門做家務和康復護理，其比例分別是38.1%、12.1%、11.3%。這些都是老年人羣龐大的潛在需求，目前來看，只有部分社區提供這些服務，大部分社區都存在供給短缺（楊曉奇、王莉莉，2019）。

長壽時代，龐大的健康需求將促進大健康產業的極大發展。爲人們提供健康生活解決方案，是大健康產業最大的商機，也將推動社會進入健康時代。在美國，衛生總支出佔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產業。美國65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比例爲16%，衛生總支出佔比達到36%；如果從55歲算起，29%的人口花費了56%的衛生支出。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中，房地產佔比最高，其次是汽車，衛生總費用在GDP中佔比僅有6.4%。

健康時代裏最核心的產業是醫藥工業、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險。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美國有15家大健康企業，中國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業。按照《「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健康服務業總規模超8兆元，2030年達16兆元。可見，中國大健康產業具有巨大成長空間和產業結構轉變機會，未來有望成爲中國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

長壽時代，人們的預期壽命延長，居民高度關注養老資金是否充沛。在公共養老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理性人將更有動機增加財富總量和延長財富積累期限來儲備養老資金，形成旺盛的財富管理需求，因此，與長壽時代相伴而生的是財富時代。

根據生命週期理論，人的儲蓄行爲受所處年齡階段影響（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輕時提供勞動力增加儲蓄，老年時用於消費。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和預期撫養比的上升，個體會透過調整消費和儲蓄行爲、年輕時增加資本積累等方式應對延長的老年生活消費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證充足的替代率（平均養老金與社會平均工資之比）滿足平滑消費，實現與生命等長的現金流。

在老齡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養老金會持續承壓，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和領取養老金年限的延長勢必會導致狹義養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廣義養老儲蓄資本（包括公共養老金和個人養老儲備）在提前籌劃儘早儲備的前提下可以實現隨老齡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爾本美世養老金指數報告樣本國家數據顯示，養老金充足率指數與老齡人口占比呈現正相關性，相關係數爲58%。養老金指數排名前三的荷蘭、丹麥，其養老金結餘資本與GDP之比分別是173.3%和198.6%，且隨著老齡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趨勢。荷蘭、丹麥等國家老齡人口占比更高，但因爲鼓勵養老儲蓄政策的存在，養老資金儲備保持了較高的充足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1997年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養老體系改革以來，養老金社會平均工資替代率從71.51%降至45.92%。在廣義養老金總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養老資金儲備有待提高。中國養老金三支柱佔GDP的比重僅爲8%，OECD國家平均佔比爲49.7%，而美國的佔比也達到146%（孫博，2018）。在養老金結構上，中國的養老儲備嚴重依賴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佔比過低。由於企業負擔和經濟結構的差異，中國發展第二支柱養老體系遲緩，亟須提高第三支柱佔比，讓個人養老保險發揮更大作用。

在人口紅利理論之後，人口經濟學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即理性人會調整自己的消費和儲蓄行爲、人力資本投資行爲、勞動力供給行爲，以應對長壽時代的各項挑戰（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資本在第二次人口紅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經濟學家盧卡斯將人力資本定義爲「其質量取決於教育程度的有效勞動力」（Lucas，1988）。人力資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節我們已經對健康進行了討論，這裏我們將重點放在教育。個人層面，教育水準提高有利於受教育者競爭力的提升，促進職業生涯發展和工資收入提高。預期壽命的提高可以激勵教育投入。個體理性預期的調整包括基於人力資本積累預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資調整（楊英、林煥榮，2013）。預期壽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時間拉長，個體更有激勵進行教育投資（Hansen and Lø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宏觀層面，老齡人口占比提升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讓渡給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的價值更加重要。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預期壽命越長的國家受教育水準越高。預計中國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總之，人力資本的質量提升將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居民收入水準亦將隨之增加，進而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

養老財富積累期限的延長，也將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伴隨著人口預期壽命延長與健康水準提升，健康低齡老人人數將大幅增加，疊加教育投入增加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提升，人力資本的折舊將放緩，該人羣具備延長工作年限的基本條件。如果勞動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長，其養老的財富儲備期限將延長。事實上，多個老齡人口占比較高的國家採取了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方式來作爲應對措施之一。此外，爲應對長壽時代，理性人會在年輕時期更早地開始籌劃養老的財富儲備。以上兩種方式都將延長養老財富儲備的期限，提升社會財富總量。

長壽時代，居民將更加依賴投資回報和財富積累來養老，財富管理需求旺盛，長壽時代將帶來財富時代。隨著老齡人口總量和比例快速成長，公共養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趨勢。同時，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養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個人和家庭的投資回報對於居民養老的重要性提高。以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老齡人口占比較高的國家近20年的數據爲例，隨著老齡人口占比的不斷提升，個人財富市場規模也持續增加。而且，一國個人財富市場規模與GDP的倍數關係基本趨於穩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據瑞信2019年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顯示，近20年來，中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從7%上升至12%，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從4兆美元上升至64兆美元，佔GDP的比例從3.1倍上升至4.7倍，倍數呈持續上升態勢；同期，美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從16%上升至19%，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從42兆美元上升至106兆美元，佔GDP的比例從4.1倍上升至5.2倍，倍數呈上升趨勢。

財富時代，中國居民財富結構將更加多元化。居民財富管理將直接影響居民消費，包括老年時期消費。根據西南財經大學與廣發銀行聯合發佈的《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中國居民財富管理的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爲家庭住房資產佔比過高（70%），遠高於美國的31%，嚴重擠壓了金融資產配置。下一步，中國居民財富從房地產向金融資產轉移預計將是大趨勢，中國居民財富結構將更加多元化。另外經歷資本市場洗禮，個人投資者開始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傾向於向專業的財富管理機構尋求投資建議。瑞信2019年全球財富報告中也指出，中國人均財富在近20年間從4293美元提升至5.85萬美元，成長了13倍；同期，與美國相比，中國人均財富水準從美國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人均收入水準也將不斷提升，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將持續成長。

綜上所述，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將逐步形成新均衡，並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持續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爲主要特徵。在長壽時代下，人類疾病譜轉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對健康壽命的關注將產生龐大的需求，促使健康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社會進入健康時代。同時，在長壽時代養老金替代率成爲關鍵，人力資本質量提升、養老財富積累期限延長將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個人消費、儲蓄、財富積累的方式會爲之改變，財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將引領財富時代。隨著人類邁入長壽時代，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必然隨之到來，需要用大健康的視角系統性地分析三者的關係。

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挑戰和機遇。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經濟成長主要受勞動力、資本和科技進步的影響。在長壽時代上述變數都會發生顯著變化，進而對宏觀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一些研究認爲，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將導致經濟成長放緩，或因爲勞動力供給不足，或因爲社會的儲蓄率降低造成資本形成率低，或因爲老齡化社會創新力不足等（陸暘、蔡昉，2014；馬學禮、陳志恆，2014；周助平、劉海斌，2016）。長壽時代的社會還面臨財富不平等加劇的挑戰，低收入羣體的境況在長壽時代可能進一步惡化，他們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對社會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財政也面臨更大壓力。

但另一方面，當人們活得更長、更健康，並繼續積極參與經濟活動，長壽也將成爲社會的財富來源。最新研究表明長壽時代未必會出現經濟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動化技術的普及應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勞動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長壽正在定義未來，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新的供給和需求，爲各個年齡段的人提供創新、就業和經濟成長的新機會。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國老年學協會的《長壽經濟學》課題提出社會和經濟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長壽，消除年齡歧視，促進長壽經濟的發展。

勞動力是經濟成長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勞動力作爲主要的生產要素，其數量成長可以推動生產成長；另一方面，勞動力人口也可以爲社會提供廣泛的終端需求，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施錦芳，2015）。然而，進入長壽時代後，出生率明顯下降，年輕人口占比乃至絕對數量減少，新增勞動力人口規模下滑，因此對經濟發展將產生負面影響。

勞動力的長週期下滑可能對人類傳統的工業化組織形態造成衝擊。工業化時代，生產組織形式從家庭逐漸演化到工廠和企業，生產的聚集性明顯提升。勞動力人口大量聚集帶動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時，社會化大生產促進了社會分工，勞動效率持續提升，勞動力需求持續上漲，產出水準持續提高。當人類仍處於高生育率階段，勞動力供給源源不斷，可以滿足生產需要。同時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還會形成高儲蓄和高投資的局面，稱爲第一次人口紅利。歷史上看，凡是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日本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紅利，經濟也獲得了高速發展。

長壽時代面臨勞動力供給的挑戰。由於出生率不斷下降，年輕勞動力數量將在長週期出現萎縮，部分工廠和企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這一趨勢目前在日本已經有所體現。日本民間企業信譽調查機構——東京商工調查所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負債1000萬日元以上並因此破產的企業數量達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該因素被納入統計以來數量最多的一年。可用勞動力的減少將會對人類的生產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將迫使傳統工業企業加速智慧化、自動化轉型，從而降低生產活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長期的勞動力短缺也可能會對工業化的組織形式產生衝擊。由於技術進步將降低生產對人力資源的依賴，人類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組織和生產形式，以應對新增勞動力資源下降帶來的挑戰，我們將在後面的部分予以討論。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爲，隨著老齡人口的數量不斷上升，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對資本形成率產生負面影響。有研究指出，隨著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輕人口占比減少，人口撫養比將會上升，導致撫養支出增加、儲蓄率下降（陸暘、蔡昉，2014），而儲蓄率下降則會導致資本形成率（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降低。另有研究也表明了類似觀點：人口老齡化最終會導致生產性人口相對乃至絕對減少，消費性人口相對乃至絕對增加（李軍、劉生龍，2017）。因此，一個社會的老齡人口比重越高，意味著其分享產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於生產投資的產出比例相對較小，宏觀上就會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不利於資本積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聯準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齡化使全球投資資源萎縮。

與之相應，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認爲，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人力資本回報水準變高，個體會調整消費和儲蓄行爲，透過個人資產配置和延長勞動力供給年限等方式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促使社會財富積累增加。更進一步，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將導致社會勞動力下降，因此資本/勞動比率上升可以推動經濟成長，該過程將對沖社會整體儲蓄率下降的效果。然而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否真正釋放，仍然依賴許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從生產者變成純粹的消費者，不斷消耗其資本積累。減緩老年人的資本消耗則要求社會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養老制度和服務體系。另一方面，人均資本的提升要轉化爲經濟成長需要依賴外部的制度性建設，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設。

長壽時代面臨整個社會創新效率的挑戰。人類的創新活動並非平均分佈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研究表明，個人創新能力隨著年齡的成長而呈倒「U」型曲線，老年人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開拓進取能力不如年輕人，勞動力老化將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和科技創新動力提升帶來不利影響（馬學禮、陳志恆，2014）。此外，長壽時代將延長人類的工作年限，年長者處於組織內重要位置的時長也會相應增加，年輕人升遷難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創新才能和創新意願的發展。綜上，長壽時代可能會對社會整體創新效率有負面影響。

長壽時代的到來本身也可能加劇財富的不平等。爲了研究其作用機制，可將社會人口分爲年輕人口和老齡人口兩組。從組內角度看，長壽時代可能導致收入和消費的差異隨時間延長不斷擴大。同齡人之間消費和收入的差異將隨著年齡的成長而擴大，因爲個體的收入和消費受自身教育、職業、健康狀況、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差異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al.，2017）。例如，腦體勞動者收入的剪刀差長期存在。近年來由於勞動成本的上升，上述情況有所緩解。但腦力勞動者可以透過經驗積累、不斷學習等方式降低人力資本下降速度，而體力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直接受其身體健康狀況影響，隨著年齡增大，喪失勞動能力的風險不斷升高，因此長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國1996~2009年的收入和消費數據顯示，人口老齡化確實會加劇組內收入不平等（董志強等，2012）。

從組間角度看，長壽時代可能拉大年輕人口和老齡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現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長壽時代將會產生更多不直接參與生產的老齡人口，這部分人口不參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參與第二次分配。然而，由於社會建構的因素影響，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佔據主導地位，因此老齡人口的經濟狀況主要取決於年輕時的財富積累。隨著老齡人口的不斷成長，參與社會生產的年輕人和不參與社會生產的老年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將不斷拉大，進而導致社會不平等程度加深。

與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問題。低收入羣體由於缺乏營養、無法有效獲取醫療資源等多重因素導致健康狀況相對更差。研究指出，中國老齡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顯（杜本峯、王旋，2013）。綜上所述，長壽時代一部分老齡弱勢羣體可能會面臨貧病交加的境況，他們需要社會更多關注和支援，同時也對現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財政提出更高要求。

原文刊發：

陳東昇：《長壽時代的理論與對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85、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