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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中美關係

「鐵鏽地帶」的社會生態與中美關係的未來——一個普通美國人的觀察

馬克•強森從普通美國人的視角講述密西根州等地的經濟狀況,現時代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中美如何消除隔閡,讓雙邊關係走上積極軌道。

問:你在選舉投票的時候是否支援川普?你怎麼看待他提出的「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這個口號?你觀察到周圍的人在選舉投票中是否存在巨大的偏好分化?

Mark Johnson:沒有,我沒有。我兩次都投了反對票。我不喜歡他所代表的個人或領導者,我認爲他的商業頭腦和歷史是陰暗和殘暴的,我從這裏觀察了他第一屆政府整個「馬戲團」般的表演。很多人會立刻跳出來說「我有TDS(川普精神錯亂綜合症)」,暗示我無緣無故地不喜歡他、不同意他的觀點,或者是經過訓練的。但是,由於我是一個成熟的成年人,所以我很重視傾聽這個人的想法並嘗試傾聽他的意見,我不喜歡我聽他說過的大部分話。他只宣揚僞科學、愚蠢的政策和「替罪羊」。在當選之前,他從未被要求談論他的計劃。在上次選舉中,當被問及時,他公開承認沒有計劃(只有「計劃的概念」),並且在他擔任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他似乎選擇了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糕的候選人和家庭成員來爲他的政府服務,而對這樣的事情,我們的任何領導人或公民祖先都會感到可憎。這些選擇並不都是可怕的,但沒有一個人具備真正的行政能力。川普政府中許多人辭職並說川普的壞話。因此,即使你不相信「TDS 、很糟糕的自由派」的話,你也應該相信在他的「旋轉門」政府中工作人員的話,而川普的第二屆政府與第一屆政府的執政風格可能是相似的。

在之前的大多數選舉中,我認爲人與人之間的分歧不像最近和今天那麼嚴重。例如,我從來不喜歡約翰•马侃或他的大多數支持者。他是一位退伍軍人和戰爭英雄,同時擔任多年的參議員。當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並因腦癌去世時,當一個爲我們國家做出貢獻的人真正遭受這樣的痛苦和死亡時,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到悲傷。在此之前,我認爲人們並沒有那麼討厭喬治•W•布希,因爲他們知道他在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基本不適合這份工作。那時,人們並沒有因爲政治而互相爭鬥或仇恨。他的第二個任期充滿了抗議和指責,因爲他的第一任總統導致了非常不受歡迎的戰爭,並且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衰退。一直有人用他們的投票作爲向另一方豎起「中指」的手勢,但我不會說這種手勢或你在 「MAGA」時代看到的所有分歧在15 年之前是如此深刻且普遍。

現在的政治環境非常不同,因爲我認爲「川普/MAGA」時代到來的時候,很多人都在感受和表達對經濟困難和低迷的長期痛苦(正如我之前所說,這些事情並不僅限於密西根州)。「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本身就是美國百年民族主義口號的「無恥」翻版,誕生於上一次經濟困難重重、態度消極、脾氣暴躁的時期。我想說,這不是創造性的,也不是偶然的。我相信他一直以來的意圖就是創造並利用分裂和不和諧。他是一個透過聲名狼藉和充滿爭議而取得成功的人物。他就是這樣的總統候選人和總統。他的當選證實了美國人的一些最糟糕的品質,從而導致了我們的社會衰落以及其他一切。我們大約有一半人看到了這一點,包括第一次投票給他的人,我可能會被說服相信他們,真誠地認爲他可能會表現得很好並做好事。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問問他以前的支持者關於他的情況。

問:你認爲美國社會目前的教育公平程度如何?你怎麼評價美國目前的社區教育體系?其中有什麼不足?

Mark Johnson:唉,教育。我認爲美國的教育簡直就是一場「戰爭」。早在我提到的那些「機會主義」的私人和宗教實體利用底特律的學校試圖改變公立學校教育的面貌之前,已經存在有幾十年的聯邦和州預算的緊張局面。削減教育開支,我們總是能夠找到大量資金用於戰爭、軍事工業、大企業破產時的救助基金,所有這些都是爲了維持一定的現狀,而這些事情幾乎總是以犧牲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爲代價。在教育領域,共同核心標準等內容的引入也引起了轟動,因爲突然改變了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生的學習方式,這些標準對公立學校構成了威脅,因爲資金很快就與基於這些新的、不爲大衆熟悉的標準的測試成績掛鉤。從那時起,這些學校就「註定要失敗」。與我的家鄉底特律一樣,其他地方也經歷了向私有化和基於特殊興趣的學校教育的轉變。這些變化意味著許多學校獲得了更多資金,但用於資助不通用的教育項目,這些項目並不像公立學校系統那樣易受到公衆監督。

除此之外,由於成本飛漲、入學率下降以及政治家和公民對高等教育的反智情緒不斷變化,高等教育也經歷了困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少。它已經造成了「人才流失」,並且在關鍵行業中顯而易見。川普時代絕對沒有緩解這一問題,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他任命貝齊•德沃斯(Betsy Devoss)領導教育部。貝齊•德沃斯是「私立教育」的堅定倡導者,但經過仔細審查,她對教育或學生知之甚少,該任命的(我覺得很明顯的)意圖是「一勞永逸」地削弱公共教育。由於公立學校已經關閉或者無法提供必要的教育,許多學生現在依賴於信譽良好的世俗和宗教私立教育計劃規劃學習。

老實說,我不確定何時或爲什麼有這麼多美國人決定他們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教育,受過教育的人代表了美國某種「被疏遠的人口」,或者爲什麼他們努力在消失的教育資源、機構和機會之間建立聯繫以及每一代人面臨的日益增加的困難。許多人認爲他們無力接受良好的教育,比如考慮到成本,也許他們的想法並沒有錯。教育費用每年可達10萬-20萬美元,這在許多國家是難以想像的。所以我不會說他們認爲自己消費不起是錯誤的。然而,他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從長遠來看,他們無法承受不擁有它的後果。當然,這不是我們所有人,但太多了。這個國家的生存確實依靠那些仍在學習重要技能和知識並參與勞動力中關鍵技術工種的人,但長期以來,外國人在教育和就業市場中的不斷增加是一種趨勢,然而美國的學生和工人對教育的價值持如此悲觀的看法也是客觀的。

問:中美髮生了長期的貿易戰,這種衝突對你或你家人的生活是否有影響?你能感受到美國經濟在通膨的壓力下的成長嗎?

Mark Johnson:由於我在中國,我從一些方面感受到了這場長期貿易戰的影響。儘管中國是世界上重要的幾個主要工業經濟體之一,但它似乎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了重創。我對拜登感到非常失望,因爲他似乎一直把手指放在川普按下的啓動按鈕上。我想他們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一定不會有分歧。縱觀歷史上兩國的貿易關係,我們會發現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長期存在「不平衡」,但我不同意「貿易戰」是答案。突然的政策變化、處罰和加價只會傷害那些難以適應的行業和消費者。

其實,這對農民產生了最直觀的影響,因爲當貿易戰影響到他們及其利潤時,他們對政府的補貼和幫助承諾感到失望。它還影響了繼續購買中國製造商品的消費者(因爲大多數商品的美國製造對應產品並不容易找到,而且價格往往更高)。它影響了許多「美國製造」產品的成本,例如含有中國製造零組件的汽車和電腦。老實說,我認爲像川普、拜登這樣的政客以及國會中那些呼籲改變貿易政策的政客們並沒有認真思考並意識到其影響將有多麼普遍。

在中國,我並沒有受到如此深刻的影響。上海的生活成本幾乎無法與美國大多數地方相比,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更低。我也不是一個超級消費者。我不會買很多很多的東西。我處於長期關係中,我花的大部分錢都是爲了讓我關心的人有衣、食、住和受到保護。我還熱衷於存錢(在當地人看來,這在美國人或西方人看來並不典型)。我母親總是告訴我要爲緊急情況和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因此,當我的收入開始遠遠超過我的支出時,我開始存錢。當新冠病毒來襲時,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當我們遇到一些醫療緊急情況時,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隨著這場貿易戰的持續,我們仔細購買雜貨和商品,並在網上購買那些適合在線或批次購買的東西。我們不太可能像那些不儲蓄、習慣於高價值消費主義並紮根於昂貴生活方式的人那樣受到如此深遠的影響。當然,這描述了上海的很多人,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我不瞭解這場貿易戰導致的美國局勢的第一手資料。

不過,我確實和我的兄弟姐妹談論過這件事。他們都已經長大了,都有配偶和孩子,所以我們會談論他們的日常生活情況。我的姐姐們都是醫學專業人士,在這個行業工作和學習已經20多年了。他們的經濟前景總體上比我要樂觀得多。我擅長儲蓄,我正在學習投資,但我無法與他們的賺錢能力競爭。我毫不羞愧地說,他們在經濟上比我成功得多。然而,他們的運營成本仍然遠超過我。他們擁有帶有抵押貸款的高價值房屋、帶有昂貴票據支付和保險的新車,他們有幾個孩子。他們擁有的東西比我多得多,但隨之而來的是更高的成本和支出。這場貿易戰和通貨膨脹增加了他們的食品和運輸燃料的成本,並導致他們在購買其他房屋、新車或過快地制定未來計劃時須三思而後行。我的一個姐妹擁有一家醫療保健企業,她說該企業的運營成本較高,因爲許多日常用品以及她需要維護和升級的設備組件都較高。事實證明,即使你像她一樣擁有更多的錢和東西,你也不會像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那樣,免受通貨膨脹和經濟「衝突」帶來變化的影響。在美國,擁有更多東西的人可能會經歷更多的困難。對我來說,這解釋了爲什麼川普能夠獲得第二次機會,也解釋了爲什麼自新冠疫情結束以來,一些人一直在「躺平」,美國人經歷了自那時以來持續的低迷。

不過,請不要誤會:美國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她會在適當的時候恢復到巔峯。她經歷了無能的領導人、之前的經濟困難、長期戰爭、恐怖主義、瘟疫以及其他一些確實使國家迅速崩潰的事情。美國國內外的許多人都曾預言並試圖預測她的最後時刻,但我不相信我們實際上已經接近看到這一時刻,儘管她遇到了種種麻煩。美國是一個由「有韌性的公民」組成的「有韌性」的國家。我對它的持續性充滿信心,因爲我們仍然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的聚集地,在美國,在你發現暴力、種族主義和政治動盪的同一個地方,你也會發現少數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如果你把一個聰明、有能力或在任何方面都很優秀的人安置在一個自由社會中,讓他們能夠發揮創造力、展開翅膀、犯錯誤、漂浮和飛翔,他們會很快取得成功。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有能力的人確實會去那裏並這樣做。這是美國持久的禮物,是出生在美國或成功移民到美國的普通人都能享受到的,即使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這仍然是事實。

問:在你的中國生活經歷中,你是否發現中美兩國之間的「隔閡」?你對中美關係改善有什麼建議?

Mark Johnson:首先我要真誠地說,這不是我平常討論的話題或是我的專業領域。我不會嘗試或假設中國或美國應該做任何事情,也不會批評他們目前的做法。這不僅是一個安全的「免責聲明」,而且我也真誠地承認,至少有可能事情會發展成這樣,因爲我對這些因素和複雜性的理解有限,而且我可能並不完全意識到。

話雖如此,我認爲美國應該放棄在與中國有關的一切問題上一貫的「敵對立場」。最近,我們一直想改變冷戰時期的「對抗主義」,目前這種想法似乎又重新抬頭。當對未來不確定或感到沮喪時,美國會因迴歸傳統而感到內疚,無論這種傳統是積極的,如我們的家庭價值觀,還是消極的,如我們讓「仇外心理」滲透到地緣政治等事務中。關於美國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是,從本質上講,我們並不是一個真正充滿仇恨的社會,但我們的社會常常充滿恐懼。畢竟,恐懼會讓人做出最可怕的事情並說出最可怕的事情。我認爲,即使是美國人也對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產生了「誤解」。一般人並不討厭中國,因爲我們不瞭解中國,所以我們不理解中國。然後在某種程度上,只需要一點「謠言」就會產生某種恐懼,然後仇恨就會出現。據我的經驗,有關某個主題的資訊和教育是擺脫這些負面影響最謹慎的方法。因此,中美兩國應該合作,廣泛地相互傳播彼此的文化。

至於如何教育世界和美國,中國應該看看過去和現代日本的例子。 80年前,日本和美國是「仇敵」。日本在帝國時代是一個封閉的、以自我爲中心的社會,不讓別人體驗或瞭解,也不尋求瞭解別人的封閉國家。這就是導致他們陷入衝突的原因,他們爲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陷入衝突,並最終毀滅,因爲他們選擇了與一個他們對力量知之甚少的敵人(美國)進行最後的戰鬥。中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畢竟日本這樣做的代價是巨大的。

他們應該借鑑日本的例子,那就是二戰結束後,日本如何在世界上重塑自己的形象並重新對自己的形象進行再設計。他們製作產品、電影、故事、品牌和媒體,宣傳和展示日本公民(向自己和世界)創造的美和藝術。許多藝術文化活動向全球民衆傳授日本語言、文化和思想,其中日本的技術吸引並激勵著世界各地的人們。近20年來,中國已經開始這樣做。最令人振奮的例子是他們在 2008 年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大型表演,我可以說,即使對於像我這樣已經在這裏待了很長時間的人來說,那也是令人著迷、美麗且富有教育意義的場景。我相信這是一款世界上絕對沒有人可以挑剔的產品,在世界舞臺上他們對此讚不絕口。我認爲這是他們向世界積極重塑形象的開始。在我看來,中國應該製作更多更好的藝術節目和影像,講述他們最好的故事並展示他們的文化。像我這樣來過這裏的人,對中國已經很瞭解,可以去中國的一些地方旅行,看到中國故事中不爲人知鮮見的片段,比如少林寺組織的表演。但其他人看不到中國的故事,因爲沒有做出太多努力讓它們更加引人注目。

然而,在現代世界,整個地球都可能接觸到你努力創造的一切。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讓世界更多地瞭解你、你的想法以及你的風格和文化感。這樣才能消除偏見、負面政治宣傳和誹謗,爲中美關係創造一條積極的軌道。可能這不是很有「男子氣概」,但可能透過資訊和文化接觸來克服所有消極情緒。

與此同時,中國應該理解並接受,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欣賞、理解或喜歡他們。美國已經習慣了有堅定的批評者,但它拒絕對此給予或表示太多承認。這是因爲這樣做不會改變任何不喜歡你的人。但是,看到越來越多的自己所包容和創造的事務,可能會改變中國目前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就像日本、德國和其他過去比中國更受仇恨和誤解的國家一樣。確實,沒有人討厭中國。也許連那些這麼說的人也沒有。正如我所說,這些人更有可能內心感到恐懼,並且可透過正確的工具來戰勝恐懼,但他們也沒有充分了解這個地方的好處。我不相信無知和仇恨能夠承受更多知識和由此產生的更多理解和聯繫的浪潮。

當然,我知道事情可能沒這麼簡單,而且不可能很快發生。但我並不認爲兩國關係是註定要失敗的、無法挽回的,或註定會發生戰爭之類的事情。我們可以改進,我們可以成爲朋友和夥伴,但我認爲我們首先需要超越政治家以任何方式從衝突中受益的時代,從而真正希望走向理解、交流和聯繫。不過,對於遙遠的雙方來說,這些時間視窗似乎都很短暫。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目前在推動覆蓋全球的「百人百訪」欄目,微信號:porsche91011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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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國家

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中開國際事務(NEIA)研究部創辦部長,「百人百訪」全球高級對話欄目主創人,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美政商關係、跨國公司、產業投資與國家競爭等,自2021年5月起成爲「FT中文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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