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晚間，確定川普（Trump）勝出的第一瞬間，我想到了1948年杜魯門（Truman）的意外當選。11月2日，精心謀劃的遼西會戰失敗，瀋陽被克，與志在必得的杜威（Dewey）敗選的訊息，同時襲擊中華民國中樞；預期完全落空的知識界，從此失去了對隨後世界戰略轉移的正常反應：當他們在「東方的憂鬱」、亞洲的世界裏，譴責密蘇里小販對中國的不義，爲防止「鐵幕」籠罩，「放棄中國，轉向歐洲」的50年世局，已悄然展開。美國大選影響中國，先前這是最大的一次。知識界對川普當選的意外，令人擔心我們正在失去對世局再一次轉圜的反應——
假如特氏顛倒杜魯門主義，放棄烏克蘭，轉向亞洲，圍堵中國，新的柏林牆和勃蘭登堡門，將在何處建立？
我知道，對要求歷史押韻的人而言，這裏有太多的不相似，太像散文。但現代正是散文而非詩。無需比較蘇聯與中國的似與不似，無需解說後蘇聯時代的國際關係如何特殊，只要以手挽歐-亞、爲禍爲福的姿態出現，抵抗蘇聯的戲碼就會出現在歷史的前臺。何況，30年來的後冷戰，早已將東、西各自爲陣的恐怖平衡，變成了一邊倒的蹺蹺板：整個世界對付一隅的孤立，隨時可以出現。
我也知道，這與對特氏「美國優先主義」的讚美相左：「美國憑什麼要介入世界事務？我們只專注於國內」。然而，即使這是真誠的選舉語言，美國孤立主義的童年衣衫也套不進全球帝國的成年身軀。無需與世界脫鉤，只要特氏聲稱的「美麗的」關稅戰開打，被世界市場抵制的美國貿易就會陷入不可接受的衰退；無需強說美國維持國際秩序，只要撤回全球的武力佈置，美國現在最基本的利益也就蕩然無存。因此，這不可能發生，但我並不以爲，這就只是霸者想把自己必要的負擔，轉化爲弱者「被保護的費用」——如果臺灣GDP的10%就是臺灣安全的漫天要價，早已傳言無數的臺灣加入聯合國、逼迫大陸就範的勒索，又是多少？
我更不認爲，和「冷戰」相比，「美國優先」就是多麼虛幻、不實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在全球砌出森嚴的壁壘。近日完成的特氏新一屆內閣名單，有色人種仍然連一個稍高的位置也不曾拿到，而優先選出的白人，不僅更多「草根兒」出身，也比上屆更有「抗中國」色彩：負責外交事物的國務卿魯比奧（Rubio）兩度被制裁，國防部長則是名不見經傳、可任意支配的底層軍官。但人們仍爲馬斯克（Musk）獲任臨時起意的虛職，設想透過他與特氏私下交易。國與國可私相授受，真是「智可及，愚不可及也。」
坦率說，美國大選即世界大選。危機時代更完全是以世界利益分配、世界格局重組爲目標的。將選民限定於國內，使其他人爲免有介選之虞只好成爲看客，也從未使托克維爾一樣洞察先機的觀察家絕跡。這當然不包括我自己——全體白人作爲美國公衆代表的問題，19世紀即已被密爾《論自由》注意到。
從性別角度看，始於1792年的美國大選，直到黑人男性獲得投票權41年之後，白人女性才獲得這一平等權利（1919）：美國女性至今無法成爲總統，與性別歧視顯然有關。從經濟角度看，全體白人作爲「天然中產階級」的時代，在廢奴運動中已經消失，隨著傳統工業的不斷外遷，白人聚集的紅州經濟衰落，久已出現萬斯（Vans）《鄉村悲歌》大放悲聲的集體貧困。但在移民家庭出身的卡瑪拉•哈里斯（Harris），也以「中產階級的孩子」的身份，追求有色女性總統突破的時候，白人作爲天然中產階級的失落被反覆聚焦，終於直接決定了民主黨在搖擺州的全面敗北。
但族羣歧視卻仍是更嚴重的政治議題。在經一個半世紀，僅僅產生了一位非白人總統的背景下，哈里斯述諸女性生育的基本權利，遭遇史無前例的反彈；川普公開的白人-民粹主義（white-populism）主張卻被視而不見，一再讚美被制裁的敵酋也毫髮無傷。這令人不能不警惕，美國保守主義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推助之下，已激演化爲新的白人優越論：所謂WASP的優越。實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身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無法界定英語言文化/文明的特性，與美國作爲價值熔爐的世界主義本質水火不容，卻與業餘歷史研究者泡製的「日耳曼人優越」息息相通——人們不能不注意到：在歐、亞文明中最爲落後的俄羅斯，竟因皮膚原因自稱西方國家，罔顧國族效忠君主、民族、教會的奴隸道德源遠流長，自詡「傳統價值觀國家」的代表；但其對自由烏克蘭的戰爭，卻不僅爲特氏所優容，且批評澤倫斯基加入歐盟、北約的要求爲不合理，威脅要停止一切援助。毫無疑問，作爲中國觀察者，這使我想到了杜魯門1948年的選擇。
而特氏對大陸的敵意、對臺灣的蔑視，更甚於杜魯門對蘇聯的恐懼。這使未來世局更爲難測。但我仍要在所謂「文明衝突論」的視野裏進行批評。不能不說，用儒家文化定義中國而無視其在14世紀以前的文明領袖者地位，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但更不應該的是以其歷史性格，而無視中國對現代文明的吸收。我之所以在文章一開始提出1948年的悲劇，正是因爲要檢討延續至今的這一錯誤。但限於這裏的文體只允許以最簡明的方式討論。讓我以在這一大悲劇中開始寫作的新儒學大師徐復觀（1903-1982）的看法（《學術與政治之間》及其續編）作爲基礎。徐先生留日出身，參與宸翰，與絕大多數有長期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一樣極爲清楚：俄-蘇不是西方，其價值更非現代性的另類選擇，而渴望以五四新文化完成對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化，中國中產階級由此成爲國家政治的主宰。因此，徐先生一再呼籲，美國保持人權外交的光榮以維持中國政局；因此，他反省國內政治與中美關係失敗的文章，也都貫穿著同一個主題：「誰擊潰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力量？」徐先生回顧中美關係的轉折時刻，他的答案，是令人驚悚而非議不斷的——
「受在華傳教士影響的美國理想主義外交路線」，使之不斷誤將「靈魂價值」置於「人權」之上。
讀過拙文《全盤保守主義之敗》對特氏「福音派」支持者批評的人，很容易知道我與徐先生的不同，但我們的憂慮毋寧是完全一致且日甚一日的：以最激進的福音派信仰，作爲文明的基準，而罔顧中產階級整體的基本人權，將對文明造成最大的災難。
在保守主義已將宗教信仰鍛鍊成文明的門檻的時刻，我知道，使用世俗人文主義的人權標準加以反對是愚蠢的。但好在基督教的歷史上，也存在過人文主義的基督教與基督教的人文主義的論戰：後者引導的宗教戰並不崇高，而自由意志卻是被讚許的。我們會再次回來。我們會再次看到。
（注：趙尋，北京大學博士，香港大學研究員，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