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權力的失控
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是：就算大清和中華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好歹大部分情況下，二者的利益總歸應該是一致的。就算最高統治者的激勵出了問題，但是爲什麼在晚清後期，幾乎所有二選一的情況下，清廷總是做出最錯的判斷，而且錯得如此離譜？爲什麼御前會議不能集思廣益，做出正確決策？爲什麼清王朝的大腦如此遲鈍？
答案是這個大腦早已死亡，死亡日期是1884年（光緒十年，歲在甲申）。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咸豐生前的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鼓動慈安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了辛酉政變，殺了大學士肅順，消滅了顧命八大臣勢力，恭親王奕訢一躍成爲議政王，形成太后垂簾聽政、親王主政的體制。慈禧雖然是繼位的同治皇帝生母，但是慈安是正宮皇太后，地位高於慈禧。兩宮太后透過控制上諭，掌握最高決策權。恭親王奕訢兼任議政王、領班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宗人府宗令、內務府總管大臣等要職，執掌清王朝的內政外交大權，成爲了事實上的政府首腦。在這一套架構下，皇權內部（慈禧和慈安）有制約，皇權和行政（奕訢）有制約。在當時的內外交困下，皇權尚能自我約束，但是1864年太平天國被撲滅後，清廷的生存危機消失，皇權立刻開始準備掙脫束縛。1865年，兩宮太后聯手，借題發揮，剝奪了奕訢「議政王」名號，但仍命其執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在皇權核心處於一家獨大的地位，更加難以容忍奕訢的尾大不掉。
1883年，法國侵略越南。清軍戰局不利，連連告急，朝野對軍機處極爲不滿。1884年4月，慈禧利用清流對軍事主官的攻擊，忽然下令免去奕訢的所有職務，並將軍機處全班人馬罷斥。接下來的幾天裏，慈禧清洗了軍機處、總理衙門、禮部、吏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核心部門，徹底改組了清政府最高領導層，史稱甲申易樞。慈禧任命了以禮親王世鐸爲首的新的軍機處，同時又下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這樣，軍機處就落入醇親王奕譞手中。奕譞不像奕訢在辛酉政變有大功，他完全靠著慈禧才登上高位，自然不敢對慈禧有任何不同意見，反而處處討好慈禧。新任命的軍機大臣也是靠政治站位上來的，榮華富貴完全來自於慈禧。他們的見識才幹不堪一提，或者說他們有意識的昏庸迂腐，換取慈禧對他們的信任。這樣，慈禧徹底失去了制約。
在甲申易樞之前，清廷中央有奕訢主持大局，地方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中興名臣」，鎮壓太平天國，興辦洋務，迎來了一段短暫的發展時期。甲申易樞後，地方洋務大員和皇權的直接溝通管道被削弱了。皇族勳貴本來就對奕訢重用漢族官僚頗有微詞，奕訢倒臺後，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不得不明哲保身，洋務運動聲勢大減，洋務派的建議和主張已經失去影響力，中國進步的道路偃旗息鼓，十年後就遇上了甲午戰爭這個大悲劇。
局勢的急轉直下並不是因爲失去了奕訢的遠見卓識。曾國藩就對奕訢評價不高：「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奕訢的最大作用，是對慈禧形成一定的制約，形成事實上的集體領導。中國幅員如此遼闊，晚清大變局的挑戰前所未有，無法指望中央英明神武、事事棋高一著。然而，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在集體智慧下，不一定出現最優決策，但是多半會避免一些匪夷所思的錯誤，這是很自然的。晚清一干名臣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改革國內經濟，興辦現代工業，整軍經武，這些洋務政策其實是睜眼看世界後的正常反應。以中國的龐大規模和人才儲備，假以時日，只要不出太離譜的昏招，結局應該不至於太糟，就算跌跌撞撞，摸石頭過河也有相當的機率轉型成功。但是歷史給中國開了一個大玩笑，在失去制約的情況下，皇權犯下了最匪夷所思的錯誤，在最需要巨人的時候，中國迎來了侏儒！
奕訢死前預見到清王朝的覆滅結局，據記載，他曾經哀嘆：「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方家園現名芳嘉園，是北京朝陽門裏面的一條巷子，爲慈禧母家所在之地。慈禧固然冥頑不化，但是難道沒有慈禧，晚清就能避免覆滅的命運嗎？在失去制約的情況下，治理失靈和組織崩壞是大機率事件。起草清帝退位詔書的張謇後來將清朝的覆滅源頭追溯到甲申易樞：「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變，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變，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變，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變，因果相乘，昭然明白。以三數人兩立之恩怨，眩千萬人一時之是非。動機甚微，造禍甚大。……故談朝局變者謂始於甲申也。」因此，晚清的幾乎一切惡果，都可以追溯到甲申年的這個因：失去制約後，組織的頭腦肆無忌憚的將個人對權力的貪婪置於組織的利益之上，最後終於摧毀了組織。
何以至此
爲什麼權力的制衡摧毀得如此容易？在絕大部份組織，尤其是在大型組織裏，充斥著各種流程和規章制度，這些成文的條例以及不成文的慣例形成一套組織結構，穩定下來後就形成了天然的制衡。即使是最高領袖，要打破這些常規的束縛，也沒有那麼容易。皇帝雖然「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漢書•賈誼傳》），但是最高旨意畢竟要經過複雜的指令系統才能實施，因此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遵循這一套指令系統。例如正德要出關北巡，嘉靖要尊生父爲皇考，都必須面臨政治規矩的約束，只能大費周章。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完整官僚體系的國家，嚴密的行政系統在提高科層制效率的同時，也給皇權帶來一定約束。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強辯中國古代並無專政，並不是全無道理：「我們縱要說它是專制，也不能不認爲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開明的專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並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的。」那麼，如果要徹底專制，實現由一人的意志來決定一切，就要控制、繞過、甚至摧毀內部的制度。
明朝皇帝透過取消宰相來控制行政權，清朝更是登峯造極。慈禧粗通文墨，雖然懂一些陰謀詭計，但是論見識比不上飽讀詩書見多識廣的各方纔俊，論權謀也比不上歷史上諸多雄傑，爲什麼能夠以摧枯拉朽之勢瞬間翻盤？答案就藏在清朝政治體制的特殊之處。清政府從雍正七年開始，爲了應對西北的戰事，在內閣之外另設軍機處，協助皇帝處理軍務。後來這個臨時機構逐漸演變成了清朝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總攬機要，皇帝重要的上諭，由軍機處直接寄給受命令的⼈，六部反倒成了擺設。這樣，組織架構高度垂直化，條條徹底壓過塊塊。軍機處架空了正常的行政體系，本質是一個非常規的工作小組：軍機處不在正常的國家行政體系裏面，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祿，軍機處的人選都是從大臣中抽調，也不遵循升遷流程，完全是皇帝說了算。這種祕密政治將僅剩的表面上的組織內部架構都拆除了，達到了徹底的非制度化，這就是錢穆所謂的「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皇帝透過掌控軍機處，繞開了行政系統的束縛，這意味著組織的各個組成部分僅是施工隊，是專制帝國的螺絲釘，只要執行皇帝的英明決策即可。和歐洲相比，我國傳統對於皇權的制約相當薄弱，好比公司架構中沒有董事會，總經理大權獨攬，僅有企業內部工作流程上的制約。而當總經理設立了直屬總裁辦的領導小組後，連財務、人力資源等常設機構都架空了，最薄弱的制約都被粉碎了，透過掌控這個領導小組，他可以徹底放飛自我。
軍機處的存在，方便了清朝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歷朝皇帝心心念唸的專制夢想終於徹底實現，再無任何力量可以對抗。乾隆因而大言不慚的說：「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這究竟是社稷之福，還是皇帝之福？清朝早期和中期尚未遇到現代文明的衝擊，這套系統尚能支撐。到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算朝野精英集思廣益，尚且不能保證順利應對，更何況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判斷！
如果從周公制禮開始計算，中國的政治文明史有三千多年，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經過三千年的演變和迭代，統治機器本身已經變得相當精妙，具有相當的理性。但是清朝和其他王朝完全不一樣，爲了維護少數統治，摧毀了基本的制度約束，最後就變成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以一姓之私，破壞天下公器，不僅將國家看成自己的私產，而且從歷史中反向學習，賣力的吸取各種教訓，徹底背叛了「天下爲公」的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雍正道貌岸然的自詡「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但是隻要有對人性的基本認知，就不難明白「以一人治天下」讓統治者擺脫所有約束，最後必然導致「以天下奉一人」。這種嚴重的代理問題使得組織的控制者的利益和組織成員的利益完全背離，導致巨大的代理成本，嚴重削弱了組織效率。同治年間的集體領導無非是歷史的偶然，甲申易樞後的乾綱獨斷纔是歷史的必然。晚清其實也是人才輩出，但是在權力失去制約後，金字塔的頂部決定了組織的上限，體制內的精英就是擋不住最高層犯大錯。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清朝的教訓並不新鮮。我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往往需要權力自我約束；而盛世的崩潰，則往往可以追溯到權力失去制約。北宋經過中前期宋真宗和宋仁宗在一系列官職改革和科舉文化上的改良，使得文官集團透過以宰相爲首的權力平臺和諫官的批評機制對皇權產生了一定的制約，國家意志的傳達必須經過行政系統的集體決策才能形成執行檔案，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受到制約的權力實施非常剋制：「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不折騰的結果就是和平與發展，如陳寅恪所言，北宋「百年不知兵」，「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
中國傳統主張皇帝垂拱而治，但是宋神宗爲了保證自己的改革意志能夠暢通無阻，實施了元豐改制，削弱了相權，讓皇帝直接參與到朝政中。到了宋徽宗時期，皇權進一步擴張，破壞了權力平衡。皇帝繞過正常的人事制度，大批提拔自己的發小（如高俅，任太尉）和左右親信（如童貫，執掌樞密院）。皇帝利用「御筆」，繞開正常的政策流程，不經中書省商議起草，不交門下省審覈，由皇帝在宮中決斷，並親筆書寫，或由宮中人代筆，直接交付有關機構執行。君臣共治變爲定於一尊後，失去制約的皇權連出昏招，執掌軍事的親信不堪大用，在太平無事的時候看不出草臺班子的本質，但是一旦面臨突發情況就束手無策，終於在靖康二年釀成大錯，終結了北宋一百多年的長治久安。
再往前追溯到唐，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就觀察到：「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他疑惑爲什麼「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魏徵將之歸結爲領導人的個人品質發生了變化：「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他因而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要求組織的領導者主動剋制自己、約束自己，是爲「十思」：「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險，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魏徵希望帝王時時刻刻警醒，以求延續組織的活力。魏徵顯然沒有意識到組織的首腦和組織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果謙卑如此，一輩子裝孫子，當皇帝又有什麼意思？譬如今天不少民營企業，第一代百戰艱辛，得之不易，戰戰兢兢，尚能自我約束。但是在沒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要指望子孫傳承這種約束是不可能的，正所謂「訓有方，保不定日後做強梁。」一個家族企業，二代接班，往往過度自信，好大喜功，爭功諉過，聽不進反對意見。最後進退失據，家產揮霍一空，「陋室空堂，當年笏滿牀；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
一百四十年過去，是非成敗轉頭空。清朝亡了，但是中國這個超級組織仍然充滿活力。失去制衡的中樞就像腫瘤一樣野蠻生長，最後只能徹底割去，換來組織的新生。今天，我們解剖晚清衰亡的組織，也慶幸中華民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