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貿易業界普遍認爲，川普重新當選會對中美貿易關係帶來嚴重影響，但我仍然對中美貿易的規模和成長保持樂觀。如今的中美貿易已經今非昔比，無論從總量上還是結構上，都不再是八年前歐巴馬卸任時的局面。
我們先從中美貿易的結構說起。中國海關的統計顯示，2024年1到9月，中國（不含港澳臺，下同）平均每一天對美國出口99億元人民幣的貨物；與之相比，2016年首9個月爲67億元人民幣（日均，下同）；2020年首9個月爲79億人民幣。2020年比2016年增加19%，2024年比2020年增加25%。
如果按各種類章來看的話，不同類型的商品，受到貿易戰的影響也不同。我們以第十六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部件、附件」爲例：該類包括了「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例如手機、筆記型電腦）和「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部件」（例如機械設備）。2016年首9個月日均爲29億元，2020年爲36億元（成長22%），2024年爲40億元（相比2020年成長13%）。可以看到，在川普任期內，該類商品保持住了一定增速；但是在拜登任內，由於蘋果等大型企業生產戰略的調整，該類商品的增速是跑輸整體增速的。
讓我們接著看川普關稅的主要對象——衣服、鞋帽和箱包。「針織或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和「非針織或非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從2016年的5.6億元下降到2020年的日均4.7億元（下跌16%）；「鞋靴、護腿和類似品及其零部件」從2.2億元下降到1.4億元（-35%）；「皮革製品；旅行箱包；動物腸線製品」從1.2億元下降到0.7億元（-39%）；「帽類及其零部件」從2200萬元下降到1900萬元（-13%）。以上五類商品合計從2016年的9.2億元下降到7.0億元（-24%）。
但是，中國紡織行業隨即找到了規避方法。例如，「其他紡織製品；成套物品；舊紡織品」從2016年的1.3億元激增250%到2020年的4.7億元。以上六類商品合計從2016年的10.5億元，成長到了2020年的11.7億元（成長11%），雖然增速仍然不如整體增速的19%，但川普關稅的效果已經被大大削弱。
另外一種規避的方法，是將紡織品包裝成「玩具、遊戲或運動用品及其零附件」出口。此類商品從2.6億元成長到了3.8億元（+48%），帶動七類商品合計從13.1億元成長到了15.5億元（+18%），基本和整體貿易增幅保持同步。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川普關稅的效果，事實上哪怕是從正規貿易的角度來看，都是有限的——由於商品歸類的複雜性，同一種商品完全可以按照不同類目進行進出口申報，都是合法的。
同時，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是跨境電商。
如果說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中，以SHEIN爲首的企業受惠於川普的服裝行業關稅政策，透過「小包游擊戰」開闢了第一代中美跨境電商的星星之火的話，那麼現在的行業情況，早已經是百花齊放，火苗燎原了——SHEIN和Temu毋庸多言，美國傳統的亞馬遜和沃爾瑪等電商平臺也已經下場，還有賣家自己建設的獨立站；同時，物流管道也從傳統的中美少數幾個機場之間的航班發展到如今美國各地都或多或少有跨境電商包機，還可以透過墨西哥和加拿大等鄰國轉運。
這種無論在貿易平臺還是在物流路徑上都具備多樣性的跨境電商生態早已經成熟而具韌性，很難輕易被關稅政策影響了。封一個機場，還有另一個；封全美機場，還有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總不能真把自己關起來吧？
當然是沒法關起來的——跨境電商和航空物流行業的發展，事實上爲美國不少機場乃至地方政府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生財之道。與傳統的集裝箱貿易只能經由沿海海港，內陸城市「分不到肉喫」不同，航空物流可以深入內陸，爲孟菲斯這樣的內陸城市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發財機會。同時，美國實行的稅制（關稅歸中央、消費稅歸地方）使得地方政客有很強的動機站在中國人一邊——我們姑且不論檯面底下哪點事情，單就檯面頂上的事情來說，關稅收上去是國家的，但是如果招商來一個物流中心和海外倉，那增加的就業、帶來的喫喝拉撒的消費稅，都是地方政客實實在在的政績和功勞呀！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美國曆次跨境電商和小包政策相關立法都被擱置或者否決。畢竟，和選總統時只需要討好幾個「鐵鏽帶」搖擺州的選民不同，「廢除小包政策」要想落到法律，就必須徵求全美50個州100位參議員、435位衆議員的意見。而大部分無論紅藍的「鐵桿州」，都是中國跨境電商和中美貿易的受益者——在之前的一次投票中，即使是平日反華不離口的急先鋒，共和黨參議員Marco Rubio，也不會爲了反華而砸掉那些跨境電商物流在他所代表的佛羅里達州創造的就業崗位和稅收，更不會爲了反華而做以讓佛州消費者們蒙受通貨膨脹之苦爲代價去便宜搖擺州的工廠老闆和工人這種「損己利人」的事情。無論從地方經濟、政治生涯還是個人利益出發，這些州的議員都既沒必要，事實上也沒有和中美貿易過不去，政策落地在法律上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同時，地方海關也明白「脣亡齒寒」的道理：一方面，關稅收上去是國家的，但執行關稅政策的工作量是自己的，很多時候「摸魚」是最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如果因爲嚴格執行使得進口量減少，那難免會出現「飛鳥盡，良弓藏；野獸絕，走狗烹」的結局。
因此，不少海關分支機構（尤其是那些位於比較小的地方的海關）開始主動「顧全大局」起來，或多或少地爲中美貿易「營造親清政商關係，創造良好營商環境」。這種公務員隊伍的偏向，甚至延伸到了海關高層：例如，美國海關在2023年發佈的政策指引（相當於公務員對政策的解讀），就明確了de minimis小包政策同樣適用於美國境內的海外倉：只要滿足每個收件人（實踐當中通常是每個地址）每天小於800美元進口的政策，即使商品並非自用（例如進口後轉賣他人），亦可免稅進口。這在事實上大大便利了跨境電商運作——賣家可以提前「小批次備貨」（例如標價10美元的商品，一天備貨80件都是沒問題的）到海外倉中，這就給了跨境電商行業巨大的操作空間。
總的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無論從立法層面地方議員的角度，還是從執法層面海關官員的角度，對跨境電商商品施加限制都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勢必會或明或暗地加以反對。因此，對中美貿易的限制，大機率還是會持續「政令不出華盛頓」的格局，從業者保持謹慎即可，實在無需過度焦慮。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閆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