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爲「中國學者百人百訪」系列的最新一篇。】
鄭永年，現任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2024年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
以下是訪談實錄：
問：作爲中國乃至全球具有影響力的著名學者，先前你曾出版過《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一書，當時中外學術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一度持續十多年之久，在中央提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及系統闡述後，你認爲「中國模式」是否還有提倡的時代價值？如果有，那應該賦予哪些新的內涵？
鄭永年：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很多人都在講「中國模式」，有提倡者，也有反對者。無論是提倡者還是反對者，雙方都是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得出簡單的「好」「壞」的結論。我從前強調過，現在也再強調一下，我使用的「中國模式」與「倡導者」和「反對者」使用的概念不同，我是把中國發展作爲一個客觀存在的模式來探討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或者道德判斷。因此，我既總結了經驗，也提出了挑戰。這個立場今天依然沒有變化。
今天，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現狀已經產生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模式」已經進入「殘局」。我覺得，作爲中國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中國模式》這本書出版後，我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多、更深層次的觀察和思考，也有了一些我自己認爲比較成熟的看法。
任何模式都必須隨時改進自身，否則就會蛻化，從而失去適應新形勢的能力，最終導致激進變革。各國的改革經驗已經證明，任何單一的或者單向面的改革都難以克服複合的問題和困難，「中國模式」的改革也必須是複合型的，需要一個複合的思想體系。結合世界各國的經驗和中國本身所具有的優勢，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五位一體」的複合型改革思想體系。
第一，政治上的「漸進主義」。所有成功的改革都必須自上而下地推動。儘管改革的動力既可以是內部自下而上地產生，甚至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但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否則就會演變成「革命」。這一特點表明，改革必須具有一個主體性政治力量。政治上保守一些沒有問題，政治主要是要避免和預防「激進主義」。
第二，經濟上的「市場主義」。正如鄧小平先生早就強調過的，市場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資本主義可以訴諸於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訴諸於市場。「市場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在任何國家，經濟的主導原則就是效率，沒有效率就很難有效地創造財富。「市場主義」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第三，社會上的「社會主義」。在社會領域，必須由政府起主導性作用。社會領域的「社會主義」在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對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保底」，即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對中產階層來說，這是制度保障；對創新來說，這是社會動力的來源。不過，也需要強調的是，社會領域政府起主導作用並不是說市場完全退出社會領域，恰恰相反，這個領域也需要市場。
第四，文化上的「包容主義」。文化需要開放包容，因爲文化是一個國家知識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來源。知識的想像和創造力往往來自存在一個「思想市場」，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們所說的「互鑑」「互學」就發生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一旦封閉起來，原先最強大的文化也必然趨於衰落。中國文化數千年能夠生生不息，核心要素在於文化的「包容主義」。今天，在西方搞意識形態對立和「文明衝突」的時候，中國更需要踐行文化「包容主義」。
第五，政策上的「實踐主義」。「實踐主義」的核心就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原則。這裏要把意識形態因素和具體的政策區分開來。意識形態很重要，可以說是「國家共識」，但意識形態因素並非是具體的政策舉措。儘管近代以來，意識形態作爲國家認同變得越來越重要，但那些成功的經濟體都是在堅持意識形態的條件下靈活地根據實踐需要來制定政策的國家，而那些把政策基於比較抽象的意識形態之上的經濟體要不表現不好，要不導致失敗。
總之，我們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樣認爲「中國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進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樣對中國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國模式是開放的。歷史沒有終結。中國有開放包容的歷史，「中國模式」是開放的，只有開放纔是可持續的，纔會是永久的。
問：你怎麼看待美國政府提出的中美「脫鉤」？現實看，包括跨國公司、技術與資本等層面，美國政府均採用行政手段使特定要素與中國市場分割，經濟「安全化」的趨勢明顯，你認爲中美「脫鉤」的走勢會如何？其中的一些核心變數會是什麼？
鄭永年：現在美國在做的跟中國「脫鉤」也好、卡脖子也好，這只是它的政治邏輯，它是白宮、是冷戰派或者反華的力量。但這樣做並不符合技術的邏輯，不符合資本的邏輯，也不符合市場的邏輯。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中美之間很多的基本面還是在的，你看從川普開始搞貿易脫鉤、經貿脫鉤，當然這對我們產生了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在交往。以前美蘇冷戰一開始，雙方就徹底「脫鉤」了，就是「Nuclear deterrence」（核威懾）。但所謂的中美「新冷戰」不同，從川普到拜登，這麼長時間了，但中美之間的交往還在進行。中國是世界上單一的最大的市場，美國資本不會主動放棄這個市場。同樣，政府可以影響兩國間的科技交流，但很難割斷這種交流。科技思想沒有國界，科技界更是反對中美兩國的割裂。
中國如果要有效地處理和美國的關係，就不要被他的政治邏輯帶著走，而是要把重點放在技術邏輯、市場邏輯、資本邏輯，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我說即使美國對我們卡脖子或者跟我們「脫鉤」，我們也要向美國開放，也要向歐美國家開放，甚至是單邊開放，只要我們還是開放的，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美之間就「脫不了鉤」。所以我們絕對不要幫著美國去「脫鉤」，不能隨逆全球化浪潮起舞，我們需要的是一次新的開放，我稱之爲「第三次開放」。
當然下個月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會是一個核心變數。以哈里斯爲代表的民主黨不會採取川普代表的共和黨那樣非理性的方式強行和中國「脫鉤」。民主黨看到川普挑起的貿易戰非但沒有解決美國的問題，反而在惡化美國的問題。即使民主黨政府對華採取強硬政策，也會採取比較理性的強硬政策，不會像川普那樣搞非理性的強行「脫鉤」。我個人判斷，民主黨會繼續考慮在關係到國家安全利益的領域和中國「脫鉤」，除了國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在民用和商用領域絕不會像川普那樣「一刀切」地與中國強硬「脫鉤」。如果川普當選，川普的政策會比他第一任期更激進，也充滿著更多不確定性，值得我們更注意和提高警惕。
問：作爲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你見證過香港深刻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同時你在新加坡有豐富的履職經歷，有聲音在唱衰香港並烘托新加坡的優勢，同作爲亞洲一流城市，你認爲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應該怎麼闡述？
鄭永年：其實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再創輝煌。隨著《香港國安法》的透過，香港政治上的問題改善之後，我認爲香港已經可以把衆多資源整合起來，徹底解決民生問題。拿香港對比新加坡，兩者之前都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的優點在於有一個有行動力的「有效政府」。香港在某些方面條件比新加坡好，所以未來香港要做的事情是對內要發展，對外要更加開放。
如果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和實體的話，新加坡有可能會超過香港，但如果香港跟內地整合好，跟新加坡之間就不存在「對稱性」競爭關係，更不用說取代香港了。我一直都在說《香港國安法》透過之後，一定會回到往昔的輝煌，回到以前的自由局面。美國作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可以藉助紐約和倫敦這些金融中心爲它服務，中國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既需要上海、深圳這種主要對內服務的金融中心，也需要香港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吸引世界資源爲我們服務。香港具有這方面的實力。儘管經歷了這麼強烈的政治變動，但最近情況在好轉，一些國際評級機構還是對香港的「自由度」給與了肯定。例如，前不久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佈《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中國香港在全球165個經濟體中獲評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國家/地區」，奪得「世界第一」的寶座！
新加坡現在的定位是服務於整個東盟市場，以企業爲主體，一些中國內地的民營企業也去新加坡發展了。未來香港主要服務於中國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這點從企業上市點的分佈就可以看出來，去新加坡上市的主要是國內一些民營企業，他們有產業優勢。去香港上市的則很多是國有企業，服務的對象可以更多，涵蓋國內龐大的製造業，所以兩者的定位和服務目標是可以錯開發展的，不一定是競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