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正在離我們而去。儘管全球經濟處於下行之中，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聯合國(UN)今年的報告仍顯示，世界各地區的極端貧困人口都出現了記錄開始編制以來的首次減少。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進展並不一帆風順，但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的是，我們已經實現了這八大目標中的首個目標：靠每日不到1美元維生的人數減半。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法治，這些成果就有可能會付之東流。

貧困理應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關注重點之一，但我們卻忽視了它的孿生靈侶(twin soul)：不公正。全球約有40億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是窮人。我們呼籲聯合國透過新的發展目標：具有里程碑意義的、2.0版的千年發展目標。這一次，要給予貧困人口法律賦權(legal empowerment)、人權和無國籍以應有的重視。正如1.0版千年發展目標列了一系列指標（比如極端貧困人口比例減半、普及小學教育）一樣，2.0版也應將攻克全面法律賦權面臨的障礙以及其他問題列爲指標。

如果沒有基本的法律賦權，貧困人羣的生存就充滿不確定性，要擔心缺衣少食、居無定所、財產被強奪。青少年會無辜地遭到拘留，耽誤學習；村子裏的土地會遭採礦公司破壞，並且得不到任何補償；不識字的寡婦會拿不到自己有權繼承的遺產，被迫和孩子一起淪落街頭。個人和社羣又能靠什麼來保護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權利呢?

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合法的身份證明，比如出生證。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沒有這種身份，人們可能就沒有機會走出貧困，無權享有免疫、教育、地契和福利等。因此，2.0版千年發展目標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減少無國籍人口、提供普遍的合法身份：透過立法和執法，確保每位公民都擁有記錄在冊的合法身份，而且在其出生之時就得到登記。

但僅僅立法還是不夠的，因此第二和第三個指標應該是喚醒意識和賦權。在發達國家，即使是那些被控犯有十惡不赦罪行的人，也會被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權利——這種做法是正確的。然而，生活在貧困中的絕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種權利。政府必須落實具體的措施，或者准許公民社會去落實這些措施，以確保貧困人羣充分知曉他們享有的合法權利。

指標還須包括保障措施和監管規則，以確保每個人——無論其背景和狀況如何——都能夠充分依靠正式的司法體系。此外，還應特別關注婦女以及無土地者、貧民窟居民、性工作者、待審囚犯和少年犯等弱勢羣體。在很多地方，法律對弱勢羣體的保護只停留在紙面上，真正掌控局面的是非正式準則和機構，而這些非正式準則和機構往往不利於貧困人羣和弱勢羣體，特別是婦女。在那些正式法律體系腐化墮落的地方，應該建立其他機制，比如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機制，以便在法律之外確保公正。

這些解決方案的成本並不高。我們已在一些地方見到它們的潛在成效，比如孟加拉的公民社會組織就透過在貧困社羣培訓數以千計的「赤腳律師」，鞏固了貧困人羣的合法權利。

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等地發生的事件，讓人們看到了全球民主復興的希望。但與此同時，社會不穩定和法治缺失也在困擾著人們。我們要牢記，2015年時，全球仍會有10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面前的道路依然充滿荊棘。加強法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得到法律賦權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線。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時候，世界才能戰勝貧困。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創辦人和主席，法茲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會團體孟加拉農村發展委員會(BRAC)創辦人和主席

譯者/王慧玲

在上週四的羅馬會議上，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四國政府首腦就銀行業聯盟的成立步驟以及與財政契約相配合的溫和刺激方案達成了協議。但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拒絕接受任何有關向西班牙和義大利提供救助的提議，聽任這兩個國家遭受市場中大行其道的過高風險溢價拖累。默克爾的強硬態度可能導致本週的歐盟峯會淪爲一場徹底的失敗，其後果可能是致命的——因爲如果歐盟峯會一事無成，歐元區其他成員國將缺少一道足夠堅固的防火牆來應對可能發生的希臘退出。

即使能夠避免一場致命的災難，歐元區內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分化也將加深，「外圍」成員國根本沒機會重振本國競爭力，因爲整體競爭環境對其不利。這也許符合德國狹隘的自身利益，但歐洲卻會因此變得與一個能夠激發民衆創造力的開放社會相去甚遠；德國將成爲帝國的核心，「外圍」成員國將陷入永久性的從屬地位。這一結果並不符合默克爾和絕大多數德國人的意願。

默克爾認爲，由歐洲央行(ECB)出面解決成員國的財政問題違反規則——她的觀點是對的。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也說過同樣的話。本週歐盟峯會的現行議程中缺失了一項議題：建立歐洲財政管理局（European Fiscal Authority，簡稱EFA），透過與歐洲央行合作，EFA能夠完成後者僅靠自身難以完成的任務。EFA能夠建立一支「減債基金」——相當於默克爾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提出的「歐洲償債基金」的改良版。如果義大利和西班牙進行了指定的結構改革，「減債基金」就將買入並持有這兩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未償國債。

「減債基金」將透過發行「歐洲債券」(European Treasury bills)爲購買成員國國債融資，藉此使有關國家享受到廉價融資的好處。歐洲當局將給予「歐洲債券」零風險評級，歐洲央行在回購操作中也會將其視爲最高品質的抵押品。歐洲銀行體系迫切需要無風險流動資產。歐洲銀行存於歐洲央行的7000多億歐元超額準備金，僅能獲得0.25%的收益率。因此，市場對利率不高於1%的「歐洲債券」肯定有著龐大而急切的需求。

如果某個成員國後來未能履行償債承諾，EFA可對其施以與違約規模成比例的罰款或其他形式的懲罰，以使違約懲罰不會淪爲不可能執行的「核選項」。這種機制可有效防範道德風險。舉例來說，在該機制下，義大利下任政府幾乎不可能不履行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政府作出的償債承諾。如果義大利一半的債務是透過發行「歐洲債券」來融資——其效果近似於縮短了義大利國債的平均期限——那麼義大利下任政府就更有動力避免EFA對其作出任何懲罰。

經過一段適當的時間以後，EFA成員國將參與爲避免阻礙其經濟成長而特別設計的減債計劃。這將成爲建立全面政治聯盟和推出歐元區共同債券的序曲。當然，發行「歐洲債券」必須得到德國聯邦議院的批准；不過，它肯定不違背德國憲法法院的有關要求，即德國聯邦議院批准的任何債務承諾都應滿足一定的時間與規模限制。

現在發表一篇概述歐洲政治聯盟長期目標並勾勒出財政與銀行業聯盟建設路線圖的政治宣言還爲時未晚。在該宣言指引下，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可立刻接管歐洲央行持有的希臘國債，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可開始吸納西班牙和義大利國債，而義大利和西班牙則可對本國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以達到「減債基金」的要求。

上述舉措將產生與2009年11月各國財長宣誓拯救金融體系等同的市場影響，同時還將改變歐洲的政治態勢。

深陷「不可爲」模式的德國政界是實施上述舉措的主要障礙。默克爾堅稱應該先建立政治聯盟，再建立全面的財政與銀行業聯盟。該觀點既不現實，也不合邏輯。三大聯盟應同步逐漸建立。

只要代表德國選民的聯邦議院表示贊成，就沒有任何條約或憲法條款能夠阻礙EFA成立——否則的話，當初歐洲穩定機制(ESM)也建立不起來。若歐盟其他國家全都支援成立EFA而德國聯邦議院表示反對，那麼德國就必須對由此造成的金融和政治後果負全部責任。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創辦人及董事長

譯者/何黎

需要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時候，他上哪裏去了？

許多民主黨的死忠在過去12個月裏，眼看著支援共和黨的新政治團體收穫了成百上千萬美元的競選經費，問出了上面的問題。

支援保守派的各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因爲捐款金額不受限制而得名，簡稱超級PAC），以及它們旗下的非營利組織，迄今爲止已經爲2012年的選舉籌集到了超過2億美元資金。

下面的事實可以讓讀者對這一數字有點概念：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马侃(John McCain)，由於受制於上個時代的競選經費籌款規則的約束，整個競選期間僅籌集了約3.68億美元。

可能成爲共和黨提名候選人、向白宮發起挑戰的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當前的預算是以上金額的兩倍，而超級PAC的資金，還能再在他官方競選經費的基礎上添上極大的一筆。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籌款方面並非等閒之輩。最近幾個月，他會從白宮事務中抽身整整幾天的時間，在美國各地舉辦籌款活動。

然而他在2008年大選中享有的壓倒性資金優勢，在本屆大選中不復存在。對於一個面臨著選情接近危險局面的競選連任的總統來說，這樣的前景不容樂觀。

誠然，共和黨超級PAC的部分資金已經花在了候選人提名爭奪戰中的互相攻擊上，另一些資金則將用於國會選舉。

然而很大一部分資金將會針對歐巴馬，民主黨超級PAC卻幾乎沒有資金火力用於回擊。支援歐巴馬的最大超級PAC，上個月銀行存款僅有900萬美元。

這時就輪到喬治•索羅斯出場了，但也許他並不會出場。

索羅斯對自由派的事業給予過慷慨的支援。民主黨各色各樣的超級PAC和候選人，在過去一年裏已經踏破了這位億萬富翁金融家的門檻。

索羅斯曾在2004年向自由派團體捐款2500萬美元，旨在促使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在大選中落敗。對此共和黨從來沒有忘記，也從來沒有寬恕。

民主黨也沒有忘記。既然2010年以來，美國多個法庭的裁決已經明確表明這種捐款是合法的，民主黨就希望索羅斯能再次像當年一樣慷慨。

但在索羅斯的公開發言中，他對歐巴馬連任的態度一直模棱兩可，有一次還暗示歐巴馬與羅姆尼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上週，索羅斯再次高調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確認已經向一家支援民主黨的超級PAC——21世紀美國橋樑(American Bridge 21st Century)——捐款100萬美元。這個組織的使命是追蹤共和黨候選人的言論。

然而索羅斯的再度出手不僅沒有讓民主黨人欣喜，反而引起了一種惱怒的情緒。

索羅斯選擇了美國橋樑和另一家進步團體「美國投票」(America Votes)，原因是它們的運作方式與其他超級PAC不同，並不會用攻擊廣告對競選對手進行地毯式轟炸，而是自詡爲針對保守派政策「向保守派問責」的草根組織。

索羅斯做出捐款時，民主聯盟(Democracy Alliance)正在進行另一輪草根籌資活動，這個團體會將成員的資金轉交給其他左傾團體。

就在這個時候，立場堅定的民主黨造勢者表現出極大的樂觀，指出歐巴馬競選團隊已經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起了歷屆總統選舉中規模最大的投票動員機制。

他們對實際的選舉滿懷信心，然而卻擔憂在宣傳戰中受到重創，因爲共和黨的超級PAC有充足的資金，可以迅速地在搖擺州或針對搖擺席位展開宣傳攻勢。

多數傳統的民主黨大金主對超級PAC十分鄙視，原因要麼是他們自信滿滿地認定歐巴馬會取得勝利，要麼是他們從根本上反對這些超級PAC。

競選工作人員表示，如果針對超級PAC的這種傲慢看法一直持續到投票日，共和黨就很有可能在11月的大選中翻盤。

譯者/王柯倫

歐元區危機近來不但毫無緩解，反而變得更加糟糕。歐洲央行(ECB)透過長期再融資操作緩解了一場初現的信貸緊縮，由此導致的金融市場反彈掩蓋了深層的惡化，但這種情況不會再持續多久了。

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實際上，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差距還在繼續擴大。危機進入了一個可能不那麼動盪、卻更爲致命的階段。

在危機爆發之初，歐元區解體讓人覺得是不可想像的：以共同貨幣計價的資產和負債如此相互交融，如果發生解體，將會導致無法控制的崩盤。但隨著危機逐步演進，歐元區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國家層面。

長期再融資操作使西班牙和義大利的銀行能夠利用本國債券開展高利潤、低風險的套利交易。在希臘債券的持有人中，歐洲央行享有優先地位，這將打擊其他投資者持有主權債券的意願。如果這種情形再持續幾年，歐元區在不崩盤的情況下解體將成爲可能，但這將導致債權國央行持有大量難以強制債務國央行履行的債權。

德國央行(Bundesbank)認識到了這種危險。現在它正發起行動，反對無限制擴大貨幣供應，並開始採取措施，以求降低自身在歐元區解體的情況下將會遭受的損失。這創造了一個會自我應驗的預言：一旦德國央行開始防範歐元解體，所有其他國家都將效法。市場已經開始對這種情況作出反應。

德國央行還在國內收緊信貸。如果德國不是歐元區成員國，這種政策倒沒錯。但歐元區裏那些負債累累的成員國迫切需要更強勁的德國需求來避免陷入衰退。沒有這樣的需求，去年12月敲定的歐元區財政協議就不可能奏效。負債累累的國家要麼無法實施必要的舉措，要麼即便能夠實施這些舉措，也會因爲需求大量減少而完不成目標。無論哪一種情況，這些國家的負債比例都會上升，與德國的競爭力差距也將擴大。

無論歐元能否存活，歐洲都面臨經濟長期停滯或惡化的風險。其它國家有過類似的經歷。拉丁美洲國家在1982年後經歷了「失去的十年」，日本經濟25年停滯不前。這些國家都挺過來了。但歐盟不是一個國家，它不太可能捱過這種艱難時期。債務通縮陷阱很可能摧毀一個仍不健全的政治聯盟。

要避開這種陷阱，唯有承認當前政策具有反效果，並改變方針。我不可能提出一套既定方案，只能在此提供一些原則性建議。首先，歐元區的治理規則已經失敗，需要進行徹底修改。爲當前無效的規則辯解只會讓問題惡化。其次，當前形勢極爲異常，有必要採取特殊措施使之恢復正常。最後，新規則必須考慮到金融市場固有的不穩定性。

在現實中，我們必須從財政協議入手，但有必要糾正一些明顯的缺陷。財政協議不僅應計算金融債務，也應計算商業債務；在預算中應該將會產生回報的投資與經常支出分開。爲了防止發生欺詐，應由一家歐洲機構來審覈合格的投資。隨後可經過擴容的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爲投資共同提供融資。

最重要的是，必須採取一些新的非常舉措來讓形勢恢復正常。歐盟財政公約規定，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超過60%的成員國，每年必須將超出部分的債務減少二十分之一。我提議各成員國透過共同承擔該義務來獎勵良好行爲。它們已經將本國的鑄幣權交給了歐洲央行——根據花旗集團(Citigroup)的威廉姆•位元(Willem Buiter)和高盛(Goldman Sachs)的休•皮爾(Huw Pill)各自的測算，這些鑄幣權價值在2兆-3兆歐元之間。一家擁有這些權力的特殊目的機構(SPV)，可以利用歐洲央行爲購買債券提供資金，同時不會違反《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的第123條款。

如果某個國家違反財政協議，就必須爲SPV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債務支付利息。這樣，嚴格的財政紀律就得以推行。

透過獎勵良好行爲，財政協議就不會引發債務通縮陷阱。前景將大爲好轉。此外，爲了縮小競爭力差距，所有成員國還應該能夠以相同利率爲現有債務再融資。但這需要更高程度的財政一體化，這必須分階段逐步實現。

德國央行永遠不會接受這些提議，但歐洲當局應該認真考慮這些提議。歐洲的未來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德國央行所能決定的。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他的新書名爲《歐美金融動盪》(Coming Soon: Financial Turmoil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譯者/何黎

歐洲央行(ECB)去年12月份實施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緩解了歐洲銀行的流動性問題，但沒有解決負債累累的歐元區成員國的融資問題。由於政府債券的高風險溢價危及到銀行的資本充足性，這種只解決一半問題的舉措是不夠的。它讓半數的歐元區國家落入有如外債高築的發展中國家的處境。現在是德國、而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充當敦促各國遵守財政紀律的「工頭」。這將會造成可能葬送歐盟(EU)的緊張局勢。

我在義大利央行行長到托馬索•帕多阿-斯基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的啓發下，提出了一個允許義大利和西班牙以大約1%的利率發行國債爲其債務再融資的計劃。該計劃有些複雜，但它是合法的，而且技術上也是可行的。

有關當局支援LTRO，卻拒絕了我的計劃。兩種方案的不同之處在於，我的計劃將會立即緩解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困境，而LTRO則允許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銀行從事利潤豐厚、幾乎毫無風險的套利活動，但讓政府債券繼續徘徊在懸崖邊緣，儘管過去幾天曾帶來一些安慰。

我的提議是，使用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和歐洲穩定機制(ESM)爲歐洲央行提供保障，以防範其可能從商業銀行購買的義大利或西班牙新國債的償付風險。這將允許歐洲銀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把這些國債當做現金等價物，因爲它們可以隨時出售給歐洲央行。只要這些國債的收益率高於歐洲央行的存款利率，銀行就會發現以國債的形式持有其過剩流動性是有利可圖的。屆時義大利和西班牙將能夠以接近歐洲央行存款利率的利率水準爲其債務再融資。歐洲央行目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爲1%，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爲0.25%。這將極大地提高兩國的債務可持續性。例如，義大利將看到其目前4.3%的平均借款利率出現下降而不是上升。信心將逐漸回升，未償債券的收益率將會下降，銀行將不再因持有義大利國債而遭罪，義大利將可以重新以更合理的利率在市場融資。

一個明顯的反對理由是，這將縮短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國債的平均到期日。我認爲，在當前的特殊環境下，這反而是一個有利條件，因爲它將約束住各國政府；它們承擔不起失去歐洲央行這項工具的代價。在義大利，它將阻止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推翻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如果貝盧斯科尼推動大選的話，他將受到選民的懲罰。

EFSF將擁有近乎無限的爲各國國債保險的能力，因爲只要該方案實施下去，沒有哪個國家可能違約。也沒有一個國家會濫用這種特權：一旦濫用就會自動退出，該國的借款成本將會立即上升。

我的提議不僅符合《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的字面規定，而且還符合其精神實質。歐洲央行的任務是爲銀行提供流動性，而EFSF和ESM的宗旨是吸收償付風險。歐洲央行將不會爲其成員國的額外借貸大開方便之門；它只會允許它們以較低的成本爲其債務再融資。歐洲央行和EFSF合力，可能做到歐洲央行獨自無法做到的事情：充當最後貸款人。這將暫時緩解歐元設計中的致命缺陷，直至歐元區成員國可以設計出長遠的解決方案。

在此次危機中，歐洲當局將首次擁有綽綽有餘的資源來實施一項操作。這對市場來說將是一個意外之喜，並扭轉它們的情緒——市場的確有情緒；這是有關當局必須明白的。

與當前的說法正相反，長期解決方案必須提供一種刺激，以使歐洲擺脫通縮的惡性循環：單純的結構性改革做不到這一點。由於各個國家都將受到嚴格財政紀律的約束，所以刺激措施必定來自歐盟。它將必須受到連帶的擔保，這意味著發行某種形式的歐元區共同債券。

譯者/何黎

歐元區債券市場當前的混亂局面，與2008年秋季的情形極爲相似。當時，儲戶們對持有其資產的銀行的穩定性喪失了信心，只有政府爲所有銀行提供全面擔保，才能避免銀行擠兌風險。如今，我們正面臨一場債券擠兌風潮：這是一場「自我實現」的信心危機——人們對大多數歐元區主權債務國的穩定性失去了信心。這種情況正導致長期收益率上揚，於是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暫時的流動性問題正變成一種永久性的償付能力問題。由於監管者仍將政府債券當成金融體系的安全核心，這種惡性循環不僅危及歐元區金融機構的穩定，也威脅著世界其它地區的金融機構。它加劇了全球經濟的衰退傾向，這反過來又導致政府的財政狀況惡化。這是一個「完美的」惡性循環。

只有儘快停止債券擠兌，才能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一種方案是，爲歐元區成員國債務推出一種共同債券。但從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對德國經濟專家協會(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最近提出的一項提議的反應來看，這一方案的前景並不樂觀。

另一種是索羅斯(Soros)方案，在英國《金融時報》10月30日的文章中有所概述。歐洲當局可以利用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使歐洲央行(ECB)承擔起最後貸款人的角色，而不違反相關法令。歐洲央行實際上將提供無限量的流動性，EFSF則爲歐洲央行可能出現的償付風險提供擔保。歐洲央行與EFSF協同行動，將能夠解決銀行面臨的流動性問題，並使在財政上負責任的政府能夠以不到1%的利率發債。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甚至還沒有開始認真考慮這一方案。他們起初把EFSF當作爲政府債券提供擔保的工具。如果要用EFSF爲銀行體系提供擔保，他們必須轉變思路。7月，EFSF最初被提出來的時候，它的規模本來足夠應對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的危機。從那時候起，危機已蔓延到了義大利和西班牙，試圖將EFSF槓桿化的努力遇到了法律和技術上的困難。

由於索羅斯方案需要一定的準備時間，在此期間，歐洲央行只能獨力應對正在迅速惡化的形勢。週一，德國央行(Bundesbank)行長剛剛對歐洲央行是否有權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提出了質疑。週二，危機就蔓延到歐元區其它地方。金融市場正在考驗歐洲央行，想要弄清楚它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歐洲央行一定不能輸掉這場考驗，這一點至關重要。歐洲央行必須盡一切代價阻止債券擠兌，因爲它正在威脅單一貨幣的穩定。短期內的最佳辦法，是對遵循負責任的財政政策、無需執行調整計劃的政府發行的主權債務，強制設定一個收益率上限。上限最初可以是固定的，比如設定在5%，然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逐步降低。透過隨時準備進行無限量的購買，歐洲央行將實際上把收益率上限變成債券價格下限，債券價格將由此逐步上升，而歐洲央行實際上並不需要進行無限量的購買。瑞士政府在設定1.2瑞士法郎兌1歐元的匯率上限時，就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正常情況下，央行只會固定短期利率，但現在是非常時期。金融機構購買政府債券時，曾認爲它們是無風險的，監管者仍把它們按照無風險對待，但現在，它們已經變成風險最大的資產。義大利和西班牙債券的收益率即使高達7%，仍然被認爲風險太高，因爲它們被視爲有毒資產，收益率可能輕鬆升至10%。但只要透過5%的收益率上限將過度風險消除，同樣是這些債券，如果收益率是（比如說）4%，在當前的通縮環境下，就會變成具有吸引力的長期投資對象。

最近的債券擠兌之所以發生，是因爲歐洲當局對歐洲央行購買債券的適當性持截然相反的觀點。德國央行一直大肆反對，現在仍是如此。但通縮威脅是實實在在的，即使是德國也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歐洲央行的相關法令要求維持價格穩定，這要求對通膨和通縮給予同等關注。對通膨和通縮的不對稱對待，並非存在於歐洲央行的法令中，而是存在於德國人的頭腦中，他們被惡性通膨嚇破了膽。然而，歐洲央行理事會是一家獨立機構，即便是德國央行，也必須尊重該機構的獨立性。

收益率上限應被當作一項應急措施。在中期內，它可能會導致政客拋棄財政紀律。例如，在義大利，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將等著抓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的把柄。因此，應該利用實施收益率上限所爭取到的喘息空間，建立適當的財政規則，並制定使歐元區能夠透過經濟成長、擺脫過度負債的成長戰略。

彼得•博芬格(Peter Bofinger)是維爾茨堡大學(Würzburg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慈善家。

譯者/方舟

上週三，大約100名歐洲知名人士聯名發表了一封致歐元區17國領導人的公開信。信中直截了當地道出了歐洲領導人似乎現在已經認識到的一個事實：他們再也不能繼續「拖延時間」了。這條路已被德國憲法法庭堵死了——該法庭雖然裁定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符合憲法規定，但也宣佈除非得到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的批准，否則德國不得再提供援助。歐洲領導人也清楚，僅僅保障各國政府以較低的利率爲債務融資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對銀行系統採取行動。

今後，歐元區銀行很有可能需要在市值遠遠低於賬面價值的情況下進一步融資。面對這樣一種前景，它們有強大的動機降低貸款額度和縮減貸款業務量，從而達到爲資產負債表瘦身的目的。銀行業的問題和主權債務問題之間已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政府債券價格下跌暴露了銀行資本的匱乏，而政府必須爲資本重組提供資金的前景又推高了政府債券的風險溢價。

眼下，金融市場正焦急地等待歐元區領導人的下一步動作。由於無序違約可能導致市場崩盤，希臘顯然需要進行有序重組。下一步動作將攸關生死：要麼使市場穩定下來，要麼將市場逼上新的絕境。

很遺憾，歐元區領導人正在考慮一些不妥當的舉措。他們在商討對銀行系統進行資本重組，而不是向其提供擔保。他們的思路是逐個國家解決問題，而不是將歐元區作爲一個整體對待。這一思路有著一個充分的理由：德國不想爲法國銀行的重組掏腰包。雖說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這種堅持合情合理，但這正把她推上歧途。

讓我們更加精確地把能引導歐洲趟過雷區的狹窄小路標註出來。一開始應該爲銀行系統提供擔保，過些時候再進行資本重組。目前歐元區成員國政府沒有這個財力進行資本重組，勉強爲之只會讓它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應對主權債務問題。等到危機有所緩和，同時政府債券和銀行股價回到更正常的水準上，政府再實施銀行資本重組，所需資金就會少得多。

不過，由於擁有徵稅權，各國政府有能力提供可靠的擔保。歐元區要想動用這一權力，需要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協議，而協議的談判和批准都需要時間。在這期間，各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央行(ECB)求援——歐洲央行已經由各成員國按比例提供了全部擔保。澄清一下，我說的不是修訂《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而且簽署一項新協議。修訂條約勢必會遇到太多的障礙。

作爲換取擔保的條件，歐元區各主要銀行必須同意服從歐洲央行的指示。這一做法雖然激進，但在當前形勢下卻勢在必行。應成員國的要求行事，歐洲央行就有了足夠的說服力。對於那些拒絕合作的央行，歐洲央行可以對其關閉貼現視窗，而可以由其所在國政府接管。

然後，歐洲央行可以指示這些銀行在嚴密監控出於自身原因所承擔風險的同時，維持其貸款額度和貸款組合不變。這將能消除導致當前市場動盪的一個主要因素。

另一個主要因素——無力爲主權債務融資——也可以透過歐洲央行解決，方法是降低貼現率，鼓勵陷入困境的國家發行短期國債，然後鼓動銀行認購。這些國債可以隨時出售給歐洲央行，因此可以被視作現金。只要這些國債的收益率高於歐洲央行的存款利率，銀行就會發現持有這些國債是有利可圖的。透過這種方式，各國政府就能在當前這種非常時期以非常低的成本，在約定限度內滿足自身的融資需求，同時也不會違反《里斯本條約》第123條的規定。我想到這個主意，是受到托馬索•帕多阿-斯基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的啓發。

這些措施將足以讓市場平復下來，讓這場危機度過最嚴重的階段。在此之前，不應進行銀行資本重組。唯獨重組希臘債務留下的窟窿必須立即堵上。依照德國的要求，新增資本首先應來自市場，其次纔是各國政府。EFSF只有在必要情況下才進行干預，這將保留該基金的「火力」。

歐元區在市況有所平復後達成的新協議，不但應當把危機期間形成的做法規範化，還應該爲經濟成長戰略的出臺奠定基礎。在危機時期，實施財政緊縮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從長遠來看，如果沒有成長，這些債務負擔將無法持續，歐盟(EU)本身也將無法維繫。而這將帶來一系列棘手、但並非無法解決的新問題。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創辦人

譯者/邢嵬

金融市場正將世界帶向另一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各國當局、尤其是歐洲當局已對局勢失去控制。它們必須重新掌控局勢，必須馬上就這樣做。

爲此需要採取三項大膽舉措。首先，歐元區各國政府必須在原則上就一項建立歐元區共同金庫的新條約達成一致。與此同時，歐元區各大銀行必須聽從歐洲央行(ECB)的指示，以換取臨時性的擔保和永久性的資本重組。按照歐洲央行的指示，這些銀行需要維持信貸額度和未償貸款水準，同時密切關注自身賬目承擔的風險。第三，歐洲央行要讓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能以極低的成本在限額內暫時爲本國再融資。這些舉措將穩定市場情緒，爲歐洲贏得制定成長戰略的時間。不採取這些舉措，債務問題就無法解決。

下面談談這些舉措如何發揮作用。由於建立共同金庫所需的歐元區條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成，那麼在未達成前，各成員國必須請求歐洲央行填補這個真空。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仍在成形之中，但以它目前的形式來看，這個新的共同金庫只是一個資金來源。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仍是各成員國面臨的問題。爲此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間機構，讓它來促成EFSF與歐洲央行的合作。這必須得到德國聯邦議院、可能還有其它立法機構的授權。

當務之急是建立保護機制，防止可能發生的希臘違約殃及他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銀行和國債皆需得到保護。這兩項保護任務可按照下列方式完成。

EFSF將主要用來爲銀行提供擔保並對其進行資本重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必須向EFSF保證，只要擔保有效，就一定會遵從歐洲央行的指示。拒絕遵從指示的銀行將不會獲得擔保。接下來，歐洲央行要指示這些銀行維持信貸額度和貸款組合，同時監控各自賬目中的風險。這些安排會防止集中去槓桿化，而集中去槓桿化正是導致此次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完成資本重組也就消除了去槓桿化的動因。

爲了緩解義大利等國國債承受的壓力，歐洲央行要下調貼現率。然後，它要鼓勵各國完全透過發行國債來融資，並鼓勵銀行購買這些國債。銀行可以拿這些國債與歐洲央行進行再貼現，但只要這些國債的收益比現金高，它們就不會這樣做。如此一來，義大利等國便可在這段危急的日子裏每年再融資1%左右。但相關國家必須嚴格自律，因爲如果它們超越商定的限額，這項安排將被取消。歐洲央行和EFSF都不會再從市場上購買國債。

這些舉措將使得希臘能夠在不引發全球危機的情況下違約。這並不意味著，希臘會被強迫違約。如果希臘達成相關目標，EFSF可以承保一場「自願的」債務重組，比如將債務扣減爲面值的50%。EFSF要有充足的資金爲歐洲銀行提供擔保和進行資本重組。對希臘銀行進行資本重組的任務將留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希臘的局勢如何發展將取決於希臘人自己。

這些舉措將阻斷危機的兩大主要源頭，並使市場相信長期解決方案已然在望，從而結束這場危機最險惡的階段。長期解決方案將更爲複雜，因爲歐洲央行確立的機制幾乎不會給財政刺激留下空間，而離開了經濟成長，債務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

許多其它提議也在祕密討論中。大部分提議謀求槓桿化EFSF，辦法是把EFSF變成銀行或保險公司，或是設立某種特殊目的載體(SPV)。實際而言，雖然任何提議都可能帶來短期的緩解，但失望情緒會將市場推向懸崖邊緣。市場很可能會識破不夠有力的提議，尤其是當它們違反《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第123條時，而我的提議是遵從該條款的。儘管如此，在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時，某種形式的槓桿是有用的。

本文所提議的行動並不要求對EFSF進行槓桿化或者擴大它的規模，但更爲激進，因爲它將銀行置於歐洲當局的控制之下。這很可能激起銀行和各國當局的反對。只有公衆的壓力才能讓這一提議變成現實。

本文作者爲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長

譯者/何黎

歐元危機的全面解決方案必須包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銀行體系的改革與資本重組、歐元債券框架和退出機制。

第一步，銀行體系。歐盟(EU)《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僅爲應對公共部門的失衡狀況而設計；但銀行業的過度問題要嚴重得多。歐元的創立，促成了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國的住宅市場繁榮。歐元區銀行的槓桿化程度已位居全球最高之列，而且它們現在仍需保護，以防範交易對手方風險。

授權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對問題銀行實施救助，是第一步。現在應大規模提升各家銀行的資本金水準。對銀行償付能力進行擔保的機構，也必須對其實施監控。成立一家強有力的歐洲銀行管理機構應當能夠終結銀行與監管機構之間的曖昧關係，並大幅降低對各國主權的干預程度，不去對各國財政政策指手畫腳。

第二步，歐洲需要歐元債券(eurobond)。歐元創立的初衷是爲了促進歐洲的融合；但實際上，歐元卻造成了歐洲的分化——各國的負債和競爭力水準大相徑庭。如果重債國被迫支付高額的風險溢價，那麼其債務將無法償還。這就是眼下正在發生的一幕。解決方案顯而易見：必須允許赤字國家按照與盈餘國家相同的條件，爲自己的債務再融資。

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是發行歐元債券，該債券應得到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共同擔保。雖原則已然明確，仍細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由哪家機構負責歐元債券發行，它應當遵循哪些規定？歐元債券大概會由歐元區各國財政部長來管理。財長們組成的委員會將成爲一家與歐洲央行(ECB)地位相當的財政機構；它也將成爲歐洲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因此，爭論將圍繞投票權展開。歐洲央行實行一國一票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出資份額分配投票權。哪種安排會勝出？前者等於給了債務國一張空白支票，導致其赤字增加；後者可能使「雙速歐洲」的狀況延續下去。因此，妥協是必要的。

由於歐洲的命運取決於德國，且歐元債券將使德國的信用狀況面臨風險，所以，無論做出何種妥協，都必須由德國發揮主導作用。不幸的是，德國對宏觀經濟政策存在不妥當的想法，並且想讓歐洲以自己爲榜樣。但是，對德國適用的政策未必適用於歐洲其他國家：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享有長期的貿易順差。德國必須認同其它國家也能夠遵守的規則。

這些規則必須要求各國逐漸降低負債水準，也必須允許西班牙等高失業率國家存在預算赤字。包含有經週期調整的赤字目標的規則能夠同時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規則必須隨時接受評估和改進。

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提出，歐元債券規模應占到歐元區成員國未償付外債餘額的60%。但鑑於歐洲目前的高風險溢價水準，這一百分比不足以創造出一種公平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在我看來，新發行的債券應全部爲歐元債券，發行規模上限由委員會設定。一個國家希望發行的歐元債券數量越多，委員會對其施加的條件就應該越苛刻。委員會應當能夠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各成員國，因爲剝奪成員國發行額外歐元債券的權力將產生強大的威懾力。

這直接引入了第三個未解決的難題：如果一個國家不願或無力遵守約定的條件，該怎麼辦？不能發行歐元債券可能繼而導致該國無序違約或債券減值。如退出機制缺位，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那些過於危險而無法使用的威懾手段，缺乏可信度。

希臘便是前車之鑑，而且很多事都將取決於希臘的債務危機如何演變。我們或許可以針對希臘等小國設計出有序的退出方案，但對義大利等大國則不適用。如果不能實現有序退出，歐元債券框架就必須包含一些逃脫不了的制裁措施——類似一個除金融正統性外也具有政治正統性的歐洲財政部。只有透過對歐元進行深刻的反思才能構建出這樣一個框架，而眼下歐元區亟需反思——尤其是德國。

金融市場可能不會爲新安排的到位提供其所需的喘息之機。在持續的市場壓力下，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或許需要找到某種權宜安排，以避免災難的發生。歐洲理事會可以授權歐洲央行向無力借款的國家發放貸款，直至歐元債券框架引入。但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若要歐元繼續存在，就必須解決上述三個問題。

注：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和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董事長。

譯者/邢嵬

1973年，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曼哈頓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爲自己成立僅4年的對沖基金租了一處新辦公室。當時，索羅斯和他的對沖基金經理們可謂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孤膽槍手。這類基金幾乎完全依靠直覺來進行高風險投資，它們飛快地創立，又飛快地關閉。如今，這種情形已不復存在。過去的40年裏，索羅斯基金的規模已從400萬美元成長到250億美元，而他本人現已成爲日益成熟的對沖基金行業的元老級人物——在這個行業中，孤膽槍手已不再受歡迎。

對沖基金正在將自身重塑爲冒險勁頭大幅減弱的公司。乍看上去，這似乎是「鎮裏的新警長」——美國證交會(SEC)的功勞。上週，索羅斯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的投資者們被告之，他們投在該基金裏的錢將被返還，這樣一來，該基金就能避開美國去年透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新規定。量子基金只用索羅斯家族的資金（250億美元減去大約7.5億美元）進行投資，就可以不必執行相關新規定。

這決不是第一次有基金業巨擘貌似迫於新規定的壓力退出江湖。多德-弗蘭克法案透過之後才幾周，前索羅斯基金二號人物斯坦利•德魯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便關閉了自己的基金。他表示，是壓力讓他做出了該決定；但事後想來，這一決定的時機選擇顯出了一種離奇的巧合——尤其是考慮到企業狙擊者卡爾•伊卡恩(Carl Icahn)今年春天也採取了類似舉動。

然而，監管機構不應爲此自我表揚一番。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等人退出江湖，背後隱藏著一種更深層次的趨勢。這些人在對沖基金業所普及的、憑一時興起部署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模式，正迅速變成明日黃花。

該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得到了完善。當時，量子基金狙擊了英鎊，另外還發動了一起同樣獲利頗豐（但不那麼有名）的狙擊泰銖的行動。1992年那個黑色星期三，索羅斯和德魯肯米勒領導志同道合的投機勢力成功迫使英鎊貶值，爲自己的基金賺入將近10億美元。隨後他們又向泰國發起了同樣的攻擊，引發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能夠隨心所欲擊倒各國政府、且具有主宰宇宙之巨大能量的投機者形象由此誕生。

今天，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當然，索羅斯仍掌握著大量的資金，也有足夠的潛力造成浩劫（也可以叫做「糾正市場異常」，這取決於你的個人觀點）。另外，沒有哪個政府能夠憑藉一己之力同國際外匯市場上流動的數萬億美元資金展開對抗。即便是今年3月七國集團(G7)國家聯合採取的干預日元行動，阻止日元升值的時間也不過僅僅34天。

然而，索羅斯等個人投機者的實力仍受到了很大削弱。量子基金等有能力對從外匯到銀行股或黃金等各類品種押注的「宏觀」對沖基金，如今在整個對沖基金界佔據的份額較以往小得多。回到上世紀90年代，宏觀對沖基金控制的資產將近佔到全行業的半壁江山，現在的份額卻連四分之一都不到——而且這已是從2000年的谷底大幅回升之後的水準了。

索羅斯王朝的終結就是從2000年的網路股泡沫破裂開始的。投資網路股造成的虧損促使他與德魯肯米勒分道揚鑣，他還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險性，並退居二線。此外，他也不再狙擊實力較弱的政府了。道德上的不安感促使他對受貧窮困擾的印尼和俄羅斯給予了支援，而並未乘人之危，這讓他虧損了10多億美元。他似乎更喜歡扮演年長的政治家的角色。

在全球採取大膽行動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不過對沖基金仍然塑造著本世紀頭十年的金融界，它們對各種項目進行投資，從莫斯科的購物中心到巴西的農場。但當金融危機來臨時，被迫關閉的對沖基金遠比從危機中盈利的對沖基金要多。金融危機促使索羅斯再度出山，主持量子基金。然而不像黑色星期三或泰銖貶值的戰役，這一次他只是被動應戰，並沒有領軍進攻。

金融危機之後，表現良好的對沖基金，尤其是保爾森公司(Paulson & Co)，賺到了數百億美元的利潤。但即便如此，對沖基金也沒有恢復以往的影響力，因爲全球市場的規模已變得過於龐大。事實上，歐元區目前以「慢鏡頭」方式上演的災難，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清晰地體現出這些曾經呼風喚雨的巨擘所扮演的實力有限的新角色。

對這些孤膽槍手們來說，這場災難本來是個天賜良機。然而，似乎誰都沒能及早意識到出現危機的可能性，以從中賺取可觀的利潤。相反，對沖基金行業的一系列大腕，都對歐元持續動盪的走勢感到意外，併爲潛在的政治後果感到擔憂。今年到目前爲止，宏觀對沖基金整體上處於虧損狀態。

今天，對沖基金的運作方式也有了變化，因爲它們所代表的利益發生了變化。回到1998年，對沖基金的客戶幾乎全都是富裕的個人。而今天，超過半數的客戶是機構投資者，如退休基金，它們希望得到穩定的回報，而不是索羅斯在其全盛時期實現的那種「開張喫三年」似的利潤。這些機構投資者不願意投資於一家位於中央公園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只有兩個人的小公司。它們希望看到管理控制、彙報體系和獨立監督。它們不希望遇到政治糾葛，也不希望看到索羅斯曾經專精的那種孤注一擲式的押注。對沖基金正在走向主流，也因而更難採取特立獨行的做法。

最後要說的是，一些最初追求高風險高回報的孤膽槍手，可能只是因爲賺到的錢太多，而不想再每天都與市場搏鬥。巴頓•比格斯(Barton Biggs)第一次與索羅斯會面是在上世紀60年代。現在，比格斯經營著自己的對沖基金。他指出，「索羅斯一直都想當個哲學家，而德魯肯米勒一直都想當個更優秀的高爾夫球手。」一項研究顯示，索羅斯爲客戶賺的錢比其他任何對沖基金經理都多。與多數億萬富翁不同的是，索羅斯現在想要退休了，他打算在錢上少花一些時間。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投資編輯

譯者/何黎

最成功的一位對沖基金經理，終於走到了對沖基金生命週期的終點。80歲高齡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不想再爲美國對沖基金新法規傷腦筋。在成立38年之後，他的量子基金開始將投資者拒之門外，從今以後將只管理家族財產。

任何委託過索羅斯管理資金的人士都會爲此感到悲哀。他把1973年的10萬美金變成了今天的超過1億美金，平均每年成長20%。不計通膨的總回報率約爲102000%。

唯一可與他比肩的基金經理只有比他早出生18天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相同時期內，波克夏哈薩威(Berkshire Hathaway)的每股賬面價值成長了135000%。

投資者應該問的不是索羅斯爲什麼不再接收外部資金了，而是他爲什麼沒有在多年前就這麼做。多年來他一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福布斯》(Forbes)估計他目前的身家有145億美元。他根本不需要去賺對沖基金手續費。

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們有許多理由不退出這個圈子。在被問到想做什麼別的事情時，許多人都被問倒了。他們顯然更喜歡坐在六個螢幕的彭博(Bloomberg)電腦終端前，而不是置身於私人小島的天堂。一些人會說，反正他們都得管理自己的資金，那爲什麼不管理別人的呢？

這是個性格問題。忠誠也是一個原因：他們只有幾百名客戶，所以他們通常都很瞭解客戶。自負是一個因素。對沖基金經理之間競爭激烈，但他們只有接收外部資金纔有機會進入排行榜。索羅斯似乎已經宣佈，較量到此爲止——而且他贏了。

保留外部客戶也有商業上的理由。外部客戶會帶來新想法，並會繳納佣金——這可用來購置設備和聘請人工。機構投資者的要求越來越低，以前他們的要求總是讓人畏縮，現在他們只要求得到單位數的回報。

爲什麼一個富有的對沖基金經理願意與別人分享他的祕笈呢？投資者應該想想這個問題。忠誠和自負或許難以持久，所以答案應該是習性或者商業原因。

譯者/何黎

歐盟(EU)乃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稱之爲「零打碎敲的社會工程」的產物。一批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心懷建立一個歐洲合衆國的憧憬，同時認識到，這一理想只能透過漸進的方式實現，爲此要設定有限的目標，調動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政治意願，並達成協議，各國只需讓出在政治上承受範圍之內的部分主權。二戰後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正是這樣一步步轉變爲歐盟的——政治家們明白，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適時採取進一步措施。

歐盟的締造者們透過渲染二戰的慘痛回憶、來自蘇聯的威脅、以及歐洲加深融合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創造出了必要的政治意願。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功，都進一步推動了一體化進程，當蘇聯解體後，德國統一的前景又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當時德國認爲，其自身的統一隻有在歐洲進一步統一的背景下實現，並願意爲此付出代價。他們多讓出了一些利益，以幫助協調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隨著《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簽訂和歐元的問世，歐洲一體化進程達到了巔峯。

但歐元不是一種完整的貨幣：它設有央行，卻沒有一個共同的財政部。歐元設計者們十分清楚這一缺陷，但他們認爲，必要時可以調動政治意願、來推進下一步舉措。然而，現實卻誠非所料，因爲歐元還存在其它一些不爲設計者所知的缺陷。他們以爲市場能夠糾正自己的過度行爲，因此，制定的規則只去約束公共部門的過度行爲。而即便是在公共部門，他們也過於依賴主權國家的自我監管。

但由於利率趨同造成了經濟上的分化，過度行爲主要出在了私人部門。在經濟較爲疲弱的國家，較低的利率助長了房地產泡沫，而最爲強大的德國則不得不勒緊腰帶，來應付統一的代價。此外，有缺陷的金融工具以及糟糕的放貸行爲的蔓延，也讓金融部門受到了衝擊。

德國統一後，歐盟一體化進程喪失了最主要的動力。金融危機的爆發讓這一進程走到了一個轉折點。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後，當局不得不保證，不會再讓任何一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閉。而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則堅稱，不應由歐盟提供聯合擔保，必須由各國負責本國的機構。這正是眼下這場歐元危機的根源。

金融危機迫使主權國家用本國信貸來代替業已崩盤的信貸，而在歐洲，每個國家都必須憑一己之力自救，這讓人對歐洲政府債券的信譽產生了懷疑。風險溢價不斷擴大，歐元區分裂爲債權國與債務國兩大陣營。曾經是一體化主要推動者的德國，已變成「轉移聯盟」的主要反對者。

這就造成了一個「雙速歐洲」：債務國日漸衰落，而盈餘國則穩步前行。作爲最大的債權國，德國能夠在援助中附加懲罰性條款，從而將債務國推向了破產境地。同時，歐元危機也讓德國從中受益，因爲危機壓低了歐元匯率，進一步增強了德國的出口競爭力。

隨著一體化進程的轉向，歐洲政治當局的態度也從大力推進統一轉，變成了維持現狀。如今，任何覺得現狀不盡人意、不可接受或不可持續的人，都必須擺出一副反歐洲的姿態。隨著負債累累的國家被推向破產境地，感到不滿的國家不斷增多，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等反歐政黨的勢力也在不斷壯大。

而歐洲當局仍宣稱自己別無選擇。金融當局採取的措施越來越孤注一擲，以期拖延時間。但現實卻背道而馳。希臘正逐步滑向無序違約和/或債務減值的深淵，這將造成無法估量的後果。

要想扭轉這個看似無可阻擋的進程，無論是希臘還是歐元區，都必須立即啓動B計劃。希臘違約或許不可避免，但可以讓它避免無序。此外，儘管一定程度的蔓延——蔓延到葡萄牙或愛爾蘭——也無法避免，但歐元區其它國家必須建立起「屏障」。這意味著要增強歐元區的實力，或許是透過擴大歐元債券的使用範圍，並建立一個覆蓋整個歐元區的存款保險機制。

要想獲得政治上的支援，歐盟自身也必須拿出一個B計劃。歐洲精英必須迴歸那些曾引導歐盟創立的原則上來。一個開放的社會不應把現行安排視爲神聖不可侵犯；一旦這些安排失效，應准許採取替代措施。

現狀如今已是不堪一擊，但我們應該有可能動員支援歐洲統一的「沉默的大多數」——相對於正統芬蘭人黨等反對歐洲一體化的人數，來支援一個整個歐洲層面的解決方案，而不是讓成員國各自爲戰。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創辦人

譯者/雲飛

人們普遍將「歐元危機」視爲一場貨幣危機，但它還是一場主權債務危機，甚至是一場銀行業危機。形勢非常複雜。複雜造成了困惑，從而會帶來政治上的後果。歐洲不同的成員國形成了彼此迥異的觀點，它們的政策反映的是各自的觀點，而非真正的國家利益。觀點的衝突爲嚴重的政治衝突埋下了伏筆。

實際上，即將出臺的解決方案將由德國決定——沒有德國的主權信貸就不會有解決方案。法國試圖影響結果，但它最終必須向德國屈服，因爲法國獲得AAA信用評級，靠的就是與德國的緊密聯盟。

德國將危機歸咎於那些失去競爭力、欠下更多債務的國家，因此將調整的負擔都放到了債務國身上。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它忽視了以下事實：這不只是一場主權債務危機，還是一場貨幣和銀行業危機——德國對這些危機負有主要責任。

當歐元推出時，人們曾期望它會促成趨同，結果它卻造成了「趨異」。歐洲央行(ECB)將所有成員國的主權債務都視作是沒有風險的，在貼現視窗以同等條款接受這些債務，從而誘使必須持有無風險資產以滿足流動性要求的銀行大量買入實力較弱國家的主權債務，以獲取幾個基點的額外收益。這種做法拉低了葡萄牙、愛爾蘭、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利率，造成了住房市場泡沫——與此同時，德國不得不勒緊腰帶以應對兩德統一的代價。結果造成了競爭力的差異和一場銀行業危機——這場危機對德國銀行的影響比其它大多數成員國更嚴重。老實說，德國一直在紓困負債累累的國家，以此保護自己的銀行體系。

德國的安排將未償付的主權債務視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由此保護了銀行業體系；它們還將調整的負擔都加諸在債務國身上。這些安排令人想起了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當時，國際金融機構借了足夠的資金給債務國，供它們償付債務利息，直至銀行能夠建立起充足的儲備，在1989年把自己的壞賬轉換爲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這造成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實際上，當前安排對債務國的懲罰更甚於上世紀80年代，因爲到2013年以後，它們將不得不支付高額的風險溢價。

再次紓困銀行體系，然後在2013年後透過引進集體行動條款，讓「債權人紓困」主權債務持有人，這種做法有些前後矛盾。其結果是，歐盟(EU)將面臨比「失去的十年」更糟糕的局面；它將遭遇長期「趨異」——盈餘國家繼續前進，赤字國家則被累積的債務負擔拖垮。競爭力要求的實施環境將是不公平的，讓赤字國家陷入難以維繫的地步。即便是在危機之初負債率低於德國的西班牙，也有可能被拖垮。

德國政府迫於本國輿論的壓力推出了這些方案，但德國公衆並不知道真相，因此他們相當困惑。本週即將出臺的歐元危機解決方案必然會造成一個以雙重速度行駛的歐洲。這將導致不滿，從而危及歐盟的政治凝聚力。

德國需要對方案進行兩項根本性調整。首先，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在救助成員國的同時，也必須救助銀行體系。這樣就可以在不造成銀行業危機的情況下重組主權債務。救助規模可以保持不變，因爲將資金用於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或清算，就會減少借給主權國家的資金。將銀行置於歐洲的監督之下，而非由各國政府監管，將有助於恢復對銀行體系的信心。

其次，要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就必須消除遵守規則的國家借貸成本的風險溢價。要實現這一點，可以將大多數主權債務轉化爲歐元債券；這樣一來，各國將不得不發行自己的附帶集體行動條款的債券，僅對超過《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標準的債務支付風險溢價。各國可以而且應該在週四的峯會上立即實施第一項舉措；第二項舉措只能暫時擱置。德國公衆暫時還不會接受；然而，重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是有必要的。必須明確這一點，才能給赤字國家帶來希望：如果它們足夠努力，就可以從赤字困境中解脫出來。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創辦人。

譯者/何黎

在席捲中東和北非的歡騰浪潮之中，人們遺忘了一點事實：在這些地區的許多國家，包括利比亞，石油收入支撐著腐敗政權，卻沒有造福人民。在民主降臨石油國家的時刻，假如他們的能源收入不能推動整體經濟成長，那麼人民的生活質量大概也將無法提高。這是經濟生活中一個可悲的事實。不過，在其他地方已經有跡象顯示，這種「資源詛咒」能夠破解。

自然資源行業能夠產生數以十億美元計的鉅額收入，用於減輕貧困和進行健全的投資。然而，幾十年來，「黑箱管理」使腐敗得以在安哥拉、柬埔寨和幾內亞等國家大行其道。根據奈及利亞本國反腐敗機構的數據，在過去50年裏，多達4000億美元的石油收入遭到竊取或浪費。而在利比亞，我們如今更是看到了人民奮起反抗統治者——統治者祕密管理（或者說糟踏）的鉅額石油收入爲他們的掌權提供了資金來源。

結束這種局面、讓新的民主政體開花結果當然並不容易。「資源詛咒」會破壞投資環境，增加企業成本，威脅能源和礦產安全，使資源豐富國家的數百萬人民生活在貧困之中。但有證據表明，在採掘行業推行透明措施能夠起到重要作用。

2002年，我協助發起了「公佈付款陣線」(Publish What You Pay)，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公民社會組織，主張改善對石油、天然氣和礦業收入的管理，致力於確保捐贈資金被用於建設學校和醫院以及減輕貧困。這個組織吸收石油公司加入，後者則承諾公佈向業務所在國政府和領導人支付的款項，以促使他們負起責任。在賴比瑞亞，這種做法推動了制定新透明標準的行動，包括公開付款情況和合約條款——這是一個驚人的進步，畢竟人們對這個國家印象更深刻的是前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暴力統治和血腥鑽石。

「採掘行業透明倡議」(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也傳遞出了積極的信號。這個聯盟提倡在自願的基礎上提高透明度標準。亞塞拜然的信用評級被上調，部分就是因爲該國在這項倡議中發揮了富有建設性的作用。上週，剛剛完成歷史上首次民主選舉的幾內亞重新加入了這項倡議，因爲該國領導人知道這麼做有利於改善投資環境。

如今，一些國家的股市監管部門在制定強制性上市規定方面正邁出必要且備受期待的一步。2010年7月，美國透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規定在美國登記的石油、礦業和天然氣公司必須按國家和項目報告對外國政府的付款。中石油(PetroChina)、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和英國石油(BP)等形形色色的公司都必須遵守這條規定。同樣，香港近期提高了對企業付款情況的披露要求，把這列爲在港上市的條件之一。

法國和英國政府也已表態支援歐洲出臺石油和礦業新規。歐盟可以在美國計劃的基礎上建立收入透明法規，推動全球新透明標準的形成。倫敦證券交易所(LSE)是全球最重要金融市場之一，在這裏掛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業等資源股的價值超過1兆英鎊。該交易所應當緊跟先行者，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法規。

所有這些措施蘊含著巨大的希望。對於自然資源行業的投資者而言，非洲是個全新陣地，坐擁全球10%的石油儲量、40%的黃金儲量，以及豐富的、對現代工業經濟體至關重要的其他礦產資源。與此同時，中東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一大批繁榮的民主國家。致力於提高自然資源行業透明度的措施將有助於增強這股聲勢浩大的歷史力量，釋放出數額龐大的資金，使世界一些最不穩定國家的數百萬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本文作者喬治•索羅斯，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創辦人

譯者/楊遠

歐元的設計者在設計這種貨幣的時候，就知道它尚不完善。歐元有一個共同的央行，但沒有共同的財政部——鑑於《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本意是在不締結政治聯盟的條件下，成立一個貨幣聯盟，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各國政府當時自信地認爲，如果歐元陷入危機，他們將有能力克服。畢竟，歐盟(EU)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每次走一步，同時完全清楚要採取額外的步驟。

然而，事後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歐元設計者當初沒有意識到的一些其它缺陷。這種本意是促進趨同的貨幣，卻導致了分化。這是因爲，設計者並未意識到，不僅公共部門會出現失衡，私人部門也會出現。

歐元問世後，商業銀行可在歐洲央行(ECB)的貼現視窗，爲自己所持有的政府債券進行再融資，而監管者認爲這些債券是無風險的。這使得各國間的利差縮小，進而推動了較弱經濟體的房地產繁榮，削弱了它們的競爭力。與此同時，受到統一後副作用影響的德國，不得不勒緊褲帶。工會同意在工資與工作條件上做出讓步，以換取工作保障。而分化由此出現。但銀行繼續大量買入較弱國家的政府債券，一邊從仍然存在的微小利差中牟利。

雷曼(Lehman) 2008年10月破產後，各國政府被迫承諾將不允許任何其它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閉，缺乏一個共同財政部的問題由此突顯出來。當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堅稱，歐洲各國政府應該爲本國金融機構提供擔保，而拒絕採取一種泛歐洲的舉措。有趣的是，直到2009年，當希臘新政府公開宣佈，上屆政府謊報了數字、赤字遠高於披露水準的時候，各國之間的利差纔開始擴大。這正是歐元危機的肇端。

歐洲正在對缺乏共同財政部的問題進行補救：先是出臺了希臘紓困方案，後來啓動了一個臨時應急安排。各國金融當局略有些含蓄，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將創立一些永久性的制度。不幸的是，我們同樣肯定，新的安排也會存在缺陷。因爲歐元還存在其它弱點。政策制定者面對的不僅僅是貨幣危機，同時還有銀行業危機和宏觀經濟理論危機。

金融當局至少在犯兩個錯誤。首先，由於擔心引發銀行業危機，他們決心避免讓當前未償付的主權債務出現違約或折價。他們正以犧牲納稅人利益爲代價，保護那些資不抵債銀行所發行債券的持有者。這在政治上是無法接受的。將於明年春季選舉產生的愛爾蘭新政府，必將否定目前的安排。市場已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愛爾蘭紓困行動未能緩解危機。第二，援助方案較高的利率水準，使得弱國不可能提高其相對於強國的競爭力。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怨懟情緒可能加劇，歐元破壞歐盟政治與社會凝聚力的風險切實存在。

這兩個錯誤都是可以糾正的。就第一個錯誤而言，除了向政府提供貸款，還應該用應急資金向銀行體系注資。後者將比前者更有效。這將減少相關國家的赤字，且如果銀行業體系的資本結構得到恰當的調整，這些國家將可以更快地重新進入市場。注資之事宜早不宜遲，而且整個歐洲範圍的協同行動要強於各自爲戰。這將締造一種歐洲監管機制。較之控制各國財政政策，在整個歐洲範圍內對銀行進行監管，對國家主權的干涉更少。

至於第二個問題，紓困方案的利率，應降至歐盟自身能夠借到錢的水準。這將有利於培育一個活躍的歐元債券市場。

上述兩個變化或許不足以讓需要紓困的國家脫離困境。或許還需要一些其它措施，比如主權債務折價。但對銀行資本結構進行恰當的調整，可以緩和危機。不管怎樣，會令歐盟陷入慘淡未來的這兩個明顯錯誤都應避免。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

譯者/何黎

歐巴馬政府堅持實施財政緊縮並非出於金融需要，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美國不像歐洲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它們必須支付遠高於德國的借款成本。美國國債利率一直在下降，如今已接近記錄低點，這意味著金融市場預期美國會發生通縮，而非通膨。

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承受著政治壓力。美國人民深受公共債務累積的困擾。反對黨共和黨極其成功地將2008年的危機及此後的衰退和高失業率歸咎於政府的無能。

但是2008年的危機主要是私人部門的失敗。美國（和其它國家）監管機構應受到監管不力的指責。如果不進行紓困，金融體系仍將陷入癱瘓，令隨後的衰退變得更加嚴重和持久。同樣，美國出臺刺激方案是必要之舉。迫於時間壓力，將大多數刺激資金用於維持消費而非修正根本性失衡，是不可避免的。

歐巴馬政府的失誤之處在於紓困銀行體系的方式：透過購買部分不良資產和提供廉價資金，幫助銀行得以實現盈利，填補了窟窿。這也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向銀行注入新股本本來會更加有效，但歐巴馬擔心會招致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的指責。

這種決定適得其反，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後果。美國公衆的信用卡費率從8%飆升至近30%，而銀行獲得了豐厚利潤併發放著鉅額獎金。茶葉黨運動利用了這種不滿，歐巴馬目前陷入了被動。共和黨反對任何進一步的刺激方案，而政府已口頭表示要緊縮財政，即便它承認削減赤字可能還不成熟。

我相信，出臺更多刺激方案有充足的理由。誠然，消費不可能透過增加國家債務無止境地維持下去。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失衡必須得到修正。但是在大規模失業之際削減支出，那就是在忽視歷史的教訓。

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是區分投資和日常消費，在削減後者的同時增加前者。但這似乎在政治上站不住腳。大多數美國人確信，政府無力管理旨在提高國家物質和人力資本的投資。

這種觀點不無道理：長達25年之久對政府無能的抱怨，已經造成了一個無能的政府。但認爲刺激性支出必然會浪費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新政(New Deal)催生了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而紐約的三區大橋(Triborough Bridge)和其它許多公共設施至今仍在使用之中。

此外，最明白不過的真相是，私人部門沒有使用可獲得的資源。歐巴馬實際上對企業非常友好，企業在盈利。但它們不是將利潤用於投資，而是在累積流動性。或許共和黨取得勝利會提升它們的信心，但與此同時，投資和就業需要財政刺激政策（相比之下，貨幣刺激政策更有可能刺激企業彼此兼併，而不是僱傭工人）。

多少政府債務就算過多，目前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因爲對公共債務的容忍度主要取決於主流看法。與利率相關的風險溢價是一個關鍵變數：一旦它開始上升，當前的赤字融資利率就會變得不可持續。但這個引爆點具有自反性，因此並不確定。

想想日本，其債務與GDP比率接近200%，爲全球最高比率之一，而10年期國債收益率略高於1%。原因在於，日本私人部門幾乎毫無興趣投資海外，與零收益率的現金相比，他們更喜歡收益率爲1%的10年期國債。只要美國的銀行能以接近於零的利率借款，不必投入股本就可以購買國債，而美元對人民幣不會貶值，那麼美國國債利率就可能向着同樣的方向發展。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應該保持接近於零的貼現率，並無休止地增加債務。正確的政策是儘快減少失衡，同時儘可能減少借款的上升。這可以透過數種方式實現，但歐巴馬政府在經濟嚴重開工不足之際，提出到2013年將預算赤字減半的目標不在其內。投資於基礎設施和教育領域更有意義。讓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以實現溫和的通膨也是如此。

擋路的不是經濟學，而是被用於黨派和意識形態目的的對預算赤字的誤解。

本文作者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本文節選自將於本月晚些時候發表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一篇作品。

譯者/君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