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領域，一些反智的理論盛行。從本期專欄開始，筆者將從人口增速、資金、經濟、文化幾大領域，理智地看待中國人口問題。

8月8日，有市民在微博上稱，朝天門廣場上一對夫妻帶著7個孩子，穿著破爛，正在乞討。萬州區武陵鎮紅谷村的村民譚萬興，爲了堵住村裏人的閒話，證明自己的生育能力，生了7個孩子。這是個典型案例，機率較低，他們三次生育，兩次雙胞胎，一次三胞胎，他不懂避孕，而妻子似乎頭腦不清。筆者特意關注了下面的讀者評論，反對聲與支援聲各佔一半，有極端者甚至認爲這是「本事」。

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在下降，但死亡率也在下降，導致淨人口大幅上升。

本文所引數據來自瑞銀報告。由於環境穩定，以及政府鼓勵，1949年後出生率大幅上升，從1950年到1960年代末，20年的時間，出生率保持在驚人的3％以上，同期死亡率從2.5％下降到0.6％，自然成長率達到2％以上。也就是說，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人口淨成長48.5％。因此，人口從1949年的5.4億上升到驚人的8億多。我們難以忘記慘死夾邊溝的右派們，但在那個人口狂野成長的時代，因爲人口成長，人命反而廉價，人的尊嚴可以忽略不計。個體的生命價值是有意義的，當人口變成讓人目瞪口呆的數字，個體的生命被塵埃掩蓋。

現在的人口成長，我們以13億的基數計算，假設人口淨成長率按照保守估計爲0.5％，按照指數成長，20年後人口將達到14.36億，這個數據還是可以接受的。

0.5％的成長率是個保守估計，1990年前後中國嬰兒潮期間、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此後人口出生率逐步放緩，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計算，20年後中國的人口成長將達到16.5億;一旦成長率恢復至2.3％，那麼20年後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0.485億，到那時，中國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尋找資源空間了。可見，就指數式成長而言，一旦成長率突破某個範疇，將是爆炸性成長。

中國歷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緩的成長之後，進入爆炸性成長階段，短短兩三百年間，隨著土地兼併與人口成長，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進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環期。當時，沒有基於科學與人性的人口主動控制，只有透過瘟疫、朝代更替與區域性戰爭殘酷的屠殺、社會動亂以減少人口。比如歐洲黑死病、太平天國的區域性戰爭、三國時的戰爭等，根據維基百科，黑死病減少了歐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減少7500萬到1億之間;根據大英百科，中國太平天國戰爭居然死亡了2000萬人口，令人難以置信。

對此的反駁是，人類對資源利用率越來越高，單位土地上可以養活的人口越來越多，但這些反駁均未涉及資源的利用邊際問題，筆者將在下一篇專欄加以論述。

葛劍雄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是當代中國研究人口史最權威的著作，曹樹基先生撰寫其中四、五卷討論明清時期人口，可以窺斑見豹。

明萬曆末年，中國人口達到頂峯，約1.9億人。在崇禎年間，由於北方旱災和鼠疫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在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起義後，平民遭受大量屠戮，政府軍也劣跡斑斑，斬殺平民以邀功。張獻忠成爲四川的殺人魔王，在清兵入關前，由於上述原因導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萬人。

清兵入關後，北方抵抗較少，人口損失可不記。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屢有屠殺。南明軍隊和清軍在一些省份的反覆爭奪，也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康熙初年的遷海政策，導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萬人;三藩之亂導致1000多萬人口死亡。從清兵入關到三藩平定，大規模戰亂結束，共損失人口約2000萬。經此損失，中國人口一度下降到1.4億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億，此後開始穩步成長。

從人口史的觀點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雖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間人口可以增加1.65倍，兩百年間可以成長2.71倍。後人稱爲「人口激增」。1949年後，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長期維持在2％，是名副其實的「人口爆炸」。

再看中國的超生人口，可以歸入難以統計的灰色人口一類。

引用一組計生委的數據。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人口計生委發佈訊息，上海去年的流動人口已佔全市常住人口的1/4。另據報道，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市總人口已經突破1700萬，其中，流動人口爲510.7萬，約佔總人口的1/3。

國家人口計生委的調查顯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達1.5億，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齡人羣。全國流動人口違法生育佔50%~80%，福建佔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動人口的超生已超過60%。據人口專家測算，中國2006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一對夫婦一生生孩子的數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從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彈，到2020年將比14.5億的控制目標超出2900萬人。

目前超生主要集中在兩個人羣類別中，一是高收入羣體，二是流動的低收入羣體。

高收入羣體的生育，表現在赴港生育的羣體難以控制等方面。據香港醫管局的統計顯示，2001年至2008年短短7年內，內地赴港產子的人數由每年620名增加至2.5萬名左右，翻了40倍。高收入羣體並非理智的代名詞，筆者就看到過高收入羣體以生育孫兒的數量，作爲給定遺產的標準，導致全家進入生育高潮期。

據2002年國家計生委的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地白領，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個百分點。

而低收入羣體的超生數量難以準確統計，只能估算。人口學專家根據總和生育率的實際值與政策值之差估計，每年大約在二三百萬人的規模。按照2002年中國出生1600萬人口計算，當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間。如果計算20世紀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約在3000萬的規模，超過澳洲等國小口，絕非小數字。

青壯年離開農村，絕不意味著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是換了一個地方生育。中國洪災時，需要撥款救災的人口總是臨時突然上升，說明了灰色人口羣體的龐大。

最後，必須聲明的是，筆者既不支援不人性的計劃生育，更反對借計生斂財的陰謀，但是，從中國的未來，從中國種羣的未來出發，從有尊嚴的生活角度出發，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我們不能指望美國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對中國人口問題無關痛癢、主張放開生育的人。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兼答薛湧先生《怎樣看中國人口的現實和未來？》

我最近的專欄文章之所以從經濟領域轉向人口領域，是因爲人口問題關係到中國的國運，人口與制度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兩大關鍵要素。

任何探討，都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上，以理智的態度進行分析，煽動某種情緒有可能釀成不可逆轉的後果，筆者之所以用刺眼的「反智」命名本組專欄，是因爲看到了過多的文章在煽動情緒，把生育與種種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並且使用了不恰當的類比。理智地探討生育問題，是爲了讓人的生活更加體面、有尊嚴。在這方面，薛湧先生做得很到位。

本文將從人口出生與水資源角度，繼續論述計劃生育、優生優率的必要性。

如果放鬆計劃生育，人口自然成長率有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

按照國家統計局今年8月公佈的人口統計數據，人口生育繼續穩定在較低水準：2011年末，中國大陸人口總量爲13.47億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萬人，年均成長率爲0.53%。2011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爲11.93‰，全年出生人口爲1604萬人，出生率比2002年下降了0.93個千分點。2002-2011年中國平均每年出生人口爲1603萬人。

從反映淨成長的自然成長率來看，2002年的6.45‰降至2011年的4.79‰，下降了1.66個千分點，其中出生人口1604萬人，人口出生率爲11.93‰；死亡人口960萬人，人口死亡率爲7.14‰；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成長率處於中位水準。值得關注的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大幅提升，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詳細彙總資料計算，201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4.83歲，比10年前提高了3.43歲。而201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爲69.6歲，其中高收入國家及地區爲79.8歲，中等收入國家及地區爲69.1歲，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超過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看齊。據衛生部8月公佈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解讀，到202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達到77歲，中國人口數量達到15億也許用不了十年。

在上述數據中有個致命的漏洞。在出生率計算中，沒有劃分高生育率與低生育率組羣的不同，事實上，在中國有的地區出生率高，而大城市出生率較低。在設計模型時，這一不同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現在假定一組人羣總人口爲100人，男女各50。以簡單的方法，分爲A、 B兩個組，人數各50。A組設定人口生育率較高，平均每個婦女替換生育率爲3，而B組婦女選擇不生育。如此一來，整個組羣的平均替換生育率爲1.5，甚至大大低於發達國2.1的人口替換生育率。

且慢高興——在經歷一代人週期之後，A 組人羣數爲75; B 組人羣數爲0. 兩組總數爲 75；A 組生育率仍然是3, 但 B 組已消失，所以整個平均生育率竄升爲3！也就是說，高生育率組別最終將取代低生育率組成，主導人口的出生。這一簡化的模型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組羣人口出生的不均勻，會造成資訊的嚴重扭曲，也會造成出生人口的嚴重扭曲，平均值不僅在計算收入時會誤導，在計算人口出生率時也會誤導我們的思維。

當然，在計算出生率時，A組的下一代有可能會改變想法，不再維持高生育率。但這是需要前提的，也即這個社會的城市化、收入分配較爲均衡，多數上過上體面而有理智的生活。

中國目前如何？較高的人口成長率地區，2008年甘肅人口自然成長率爲 6.54‰，雲南2007年人口自然成長率爲6.86‰，海南2007年人口自然成長率爲8.91‰。與此同時，北京等大城市的自然成長率爲零成長。以北京爲例，2007年以前數年，自然成長率爲零成長，到2010年，人口自然成長率穩定在3‰左右，2011年，北京市自然成長人數與上一年比增加61053人。再看北京的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2011年，北京市戶籍人口數爲1277.9萬人，而常住人口總數一年增加56.7萬，2011年達到2018.6萬人。有許多人希望居住在京、滬、深等大城市而無法如願。

據中國社科院8月14日發佈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5》稱，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其中有17%的人口生活在城鎮但沒有在城鎮落戶，有2億多人戶口在家，另外還有7000多萬的流動人口。光鮮的城市新區背後，是歐洲與非洲的區別，是把農民工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成本隔絕在城市之外，是隻計算當下的GDP而不計算未來所需要支付的龐大成本。如果把常住人口納入城鎮戶籍人口，以最保守的估計，需要40兆到50兆元的成本。

並不奇怪，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形成了消費兩極化的同時，也形成了生育率的兩極羣體，而貧困羣體與高淨值羣體傾向於高生育率。筆者絕不主張對高低收入階層進行不同的生育分配，這是納粹人口學的前兆，而計生與優生優育則是倡導人們更加理智、優雅地生活。

更致命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人口成長受到了自然資源的嚴重束縛。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將在下一章節中，詳細展示中國這個貧水國是如何嚴重缺水，卻又嚴重汙染水源、浪費寶貴的水資源的。資源的利用率反映的是社會的工業化程度，中國能源消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在資源利用率極低的情況下，與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口密度相比是不負責任的。

筆者在雲南的偏遠山村，目睹村民在旱季來回三個小時背水、一天背兩趟水的情形，以及整體缺水、汙染的現象，難道當地的孩子還要繼續這樣的生活嗎？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本文編輯：魏城）

易賢富先生引起國人對人口問題的關注，流弊是，使人口問題陷入意氣之爭。

在上週的專欄上，易賢富先生認爲人口坍塌纔是真正的風險，易先生有發表觀點的權利，但任何嚴肅的文章不離證據確鑿與專業工具準確，可惜，易文背離了原則。

首先，易文中得出人口坍塌的主要依據，是基於文章結尾的兩張圖表，而後透過線性迴歸，得出人口自然成長率將在2017年降爲零的推測。感謝易先生「誠實」的研究態度，他明確指出其研究方法是現實中廣爲應用，也常被濫用的線性迴歸分析，即利用過去數據，以一條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直線往將來延伸，進而做出推測。

任何從事統計工作的研究者都應該知道這一手段的危險性，和在現實中被濫用的事實。只有在簡單情況下，以此種方法進行短期預測，或許有一定的意義，人口問題是一個極爲複雜的現象，其中充滿了各種非線性因素。即使在稍微簡單的動物博弈模型中，研究者也早已形成必須使用非線性模型的共識，線性迴歸分析人口問題，在共識之外。

在人口問題討論中，我們只能做一些情景分析，即假定不同的生育率來推算將來人口的各種可能，以此來做出各種應對。任何以現有數據來預示何時達到某一目標的說法，都極有可能落入反智的泥坑。正如易文中所說「任何人口專家的預測從來都是錯誤的」，沒有證據能證明易本人的預測可以是例外。

其次，在易文使用的數據中我們明顯看到的是一條非直線（如易文圖表所示2000-2010年的數據已明顯趨緩）的曲線，而易使用了一條直線，就此得出人口負成長率的具體年份。如果易先生的研究結果能在學術討論會上經受過同行的審視，相信我們今天無不需在此多作說明。很可惜，易先生對人口問題的熱情與手段，並不相稱。

如果易能夠回到中國進行田園調查，一個縣或者一個省，掌握確切的人口數據，包括最難涵蓋的非戶籍人口，而後加以恰當的分析，那時候，他將是中國人口問題的功臣，而非情緒的煽動者。

此文將繼續從水資源分析人類所面臨的挑戰。

自黑死病以來，世界人口一直在成長，以近五十年來爲最。以往威脅人類生存、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諸如大規模疾病，戰爭屠殺，及高嬰兒死亡率，在過去五十年中得到極大抑制，自然生態的限制與受破壞成爲人類面臨的主要挑戰。目前全球人口處於高成長期，聯合國人口基金的統計顯示，世界人口從10億成長到20億用了一個多世紀，從20億成長到30億用了32年，而從1987年開始，每12年就成長10億。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變，本世紀中期世界人口將突破90億，此後人口增速纔會放緩，到本世紀末超過100億。我們應該擔心的是人口的成長，而非人口的下降。

目前尚難以找到替代品的水資源，是制約人口的一大瓶頸，人類的脖子上套著水源之索。以有限的不可更替的水資源，面對日益成長的消耗，乃至人均消耗量的不確定速度，地球面對一場極限之戰。

國際上近年來有一衡量地球可承受人口的指標，稱爲生態腳印。基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全球變化項目的資料顯示，地球表面70%由水覆蓋， 淡水僅佔地球所有水中的2.5%。所有淡水中，只有小於1%可以透過湖河或地下水等直接取得，也正是這部分可以透過雨雪更新。

一些沿海國家希望透過海水淡化技術，解決淡水資源緊缺，但去鹽過程技術含量高、成本高昂、受到交通限制。以新加坡爲例，擁有最爲便利的沿海地理位置，去鹽成本是每立方米53美分，高於三元人民幣。今年2月13日，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發展海水淡化產業的意見》，提出到2015年中國海水淡化能力達220萬到260萬立方米/日，較目前提升3-4倍。目前以成本最低的反滲透法海水淡化投資成本5000-6000元／m3來估算，中國目前居民消費每立方米在3到4元左右，價格調高一倍，居民承受力如何？經濟是否陷入滯脹？

2004年 Zhoua 和 Tolb 提交的研究份報告計算出，必須把水提升兩千米，或運輸一千六百公里才能使得運輸費用相當於去鹽成本。中國相當部分缺水地區並不靠近海岸線，利用海水淡化技術受到限制。國際上對更新水源比較樂觀的一派會提到開發沙漠地下水，遺憾的是，地球上探測到的最大地下水地區是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之下。受制於國際政治博弈，受地緣影響，中國也許只能望梅止渴。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有11億的人口無法得到安全的飲用水，24億人口缺乏必要的衛生設施。比較極端的計算甚至斷言美國的人口都已經超出它保持可持續經濟發展，躲避災難的極限水準。甚至連地廣人稀、技術先進的美國也深受缺水困擾。美國西南部有相當部分是沙漠，缺水問題就極爲嚴重。全美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已快見底，這直接影響到拉斯維加斯的生存。

中國水資源狀況極其惡劣。

中國的水貧窮到什麼地步呢？以佔全球6％左右的淡水養活了20％左右的人口。聯合國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現有12億人面臨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壓力，80個國家水源不足，20億人的飲水得不到保證。預計到2025年，形勢將會進一步惡化，缺水人口將達到28億～33億。世界銀行的官員預測，在未來的5年內「水將像石油一樣在全世界運轉」。

中國屬嚴重缺水國，人均淡水資源僅爲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109位。中國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家之一。而且分佈不均，大量淡水資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資源只有南方水資源的四分之一。

專家們警告：「20年後中國將找不到可飲用的水資源」。美國民間有影響的智囊機構———世界觀察研究所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中國城市地區和工業地區對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國將長期陷入缺水狀況。」中國的黃河在過去的10多年年年斷流，其中1997年斷流226天。流經中國一些人口稠密集地區的淮河去年也斷流了90天。根據衛星拍攝的照片，數百個湖泊正在乾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嚴重缺水的有108個。其中北京市的人均佔有水量爲全世界人均佔有水量的1／13，連一些乾旱的阿拉伯國家都不如。

缺水嚴重，汙染厲害。較爲樂觀的官方數據都難以讓我們樂觀。6月5日世界環境日當天，中國發布《2011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地表水水質總體爲輕度汙染，地下水質堪憂。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內陸諸河等十大水系469個國控斷面中，—類、—類和劣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爲61.0%、25.3%和13.7%。在監測的200個城市4727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優良—良好—較好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爲45.0%，較差—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爲55.0%。

民間數據觸目驚心，公衆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等製作的中國水汙染地圖記載了汙染排放，一年僅洗衣汙水量將近22億噸，相當於34個十三陵水庫，76個昆明湖。北方缺水以耗資數千億的龐大的南水北調工程，工程尚未完工，南方已經嚴重汙染。據2011年的環境狀況公報，岷江和沱江爲輕度汙染，烏江爲重度汙染，長江上游支流的汙染不可小視，重工業與農業，加之大建水電站，僅金沙江中下游從梨園至向家壩的10級電站的裝機總規模達6235萬千瓦，接近半個三峽的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筆者在四川等重慶一線，看到的長江水流，細如羊腸。用水、發電，幾乎寸磔了中國的大江大河。這讓水的區域利用協同下降到零。

地下水超量開採，讓中國地下形成了巨大的漏斗。居民、工業、農業搶佔水源，中國地下水開採從上世紀70年代的570億立方米躍至2009年的1098億立方米，地下水已佔總供水量的18％，北方地區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業用水和33%的農業灌溉用水均來自地下水；全國655個城市中，超過60%的城市有地下水飲用水源。

地下水水質惡化，從2000年開始地下水超量開採形成的漏斗就廣受關注。2004年的數據顯示，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經形成了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近7萬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水位低於海平面，整個河北省已形成20多個漏斗區，總面積達4萬平方公里左右。全國已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個，面積達15萬平方千米。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植被改變，地質災害，海水倒灌，中國的水資源連現有的人口都無法承載。我們惟一可以慶幸的是，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葉門的地下水層在以每年一到三米的速度下降。

人類處於淡水缺乏與汙染加劇的危機之中，更讓人擔憂的是，現代生活會讓用水量大幅上升。平均一個美國人每天用水176加侖，而一個非洲家庭平均數是5加侖，相差35.2倍。據估計，在一個現代生活環境中，每天一人平均飲用0.004立方米的水，而用於生產一天食物的水量大概是2立方米，兩者有500倍之差。雖然中國政府提出指標，透過水費上升以市場手段調節用水量，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用水量從2008年的水準上減半。

毫無疑問，城市化進程中的居民用水與農業用水成長將是剛性的。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進展，城市與農村的水資源之爭也日益突出。在美國，近年來不斷有用水權從農場轉讓給地方市政的事例，其原因就是城市出價大大高於農場的原價。中國按十年前的資料，一千噸的水可以用來生產價值1650元的一噸小麥;用於工業增產，或可以增加11.4萬的收入。可以肯定，中國城鎮用水的比例成長速度會超出美國的相應速度。

水資源危機將帶來農業危機，農業是耗水大戶，稻米生長耗水量比其他糧食作物大許多。亞洲一向來水源充足，但從1955年到1990年，人均可供應量下降了40-60%，人口成長是一大原因。預計到2025年，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會經歷嚴重的水荒，而大多數非洲國家一向來缺水。

中國北部的地下水位嚴重下降，直接反映在糧食產量在九十年代後期達到巔峯後的下降：小麥產量從1997年的1.23億噸降到了2004年的九千萬噸，超過玉米和大米的下降幅度，原因就在於小麥大都分佈在北方一帶。有許多人預言，將來的世界爭端很有可能是爲水資源而戰。說到底，農業灌溉水資源之爭，其實也就是糧食之爭，這也將反映在糧食期貨市場上的各方利益角逐。

更大的問題是，水資源利用效率低，民衆節水意識薄弱。

中國鍊鋼等生產過程的單位耗水量比國外先進水準高几倍甚至幾十倍。水的重複利用率不到發達國家的1／3。中國在農業灌溉上耗水量大，滴灌是用水效率最高的方式，以色列有66％的灌溉面積用此方式，而中國用此的比例低於1％。聯合國預測世界人口到2020年達到75億，以2009年爲基準，爲了多生產糧食作物提供增加的人口，農業用水會增加40％，有18億人會居住在極端缺水的地區。未來農業、期貨等，都將與水資源有關。

民衆能感受到水資源窘境嗎？沒有。節水方法被大面積推廣了嗎？沒有。

親眼看到物業人員大開水龍頭，因爲自己不花錢視若無物。在寧夏的一些地方，每畝水稻一年大約需要澆2000多立方米水，一畝小麥得1200多立方米水。中國農村普遍的水資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寧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過兩噸。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對莊稼有好處，倒也罷了，但事實上這種做法是引起土地鹽鹼化的最根本原因。

我們已經在處於一場水源危機之中。目前的水資源養活當下的人口已經勉爲其難，如果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用水量將大規模上升，中國大部分區域將陷入嚴重缺水狀況。到時候，我們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體會到「水貴如油」。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繼續人口理論第四篇，分析人口與經濟發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關關係。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上文的線性迴歸分析做出說明，線性迴歸可以用於人口理論研究，在多變數的人口研究中可以提供提供重要研究參考，如夏威夷大學可以用出生、文化等多個變數研究以往的人口變化情況。但線性分析存在巨大的風險，不能從以前的模式推導出日後的模式，更大的風險是，不能從單個變數直接推導出日後的人口變化情況。

這與經濟、金融市場非常相似，我們研究上世紀70年代全球經濟滯脹期，可以從人口、經濟、石油資源等多個因素進行線性迴歸分析，但不能就此推導出70年代以後的宏觀經濟、資本貨幣市場，仍然會依賴70年代的路徑推導80年代的經濟，更不能從石油這個單一因素得出結論，油價上升，經濟必然陷入滯脹。

人口增加如何影響經濟，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較爲樂觀的觀點認爲，在過去的50年中，全球經濟並未因人口增加而衰退，相反，進入了快速脫貧的時期，經濟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好。2011年David Lam發表的長篇論文《How the World Survived the Population Bomb: Lessons from 50Years of Extraordinary Demographic History》，與經濟相關的內容包括大宗商品與脫貧兩個方面。

持相反觀點的學者不少。1986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S）發表《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報告得出結論，雖然有一部分較爲樂觀，但仍然指出人口成長會給環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問題，如環境危害資源品質下降。環境資源屬於公有財產，當全人類共同承擔空氣與海洋汙染成本、沒有人願意爲雨林出資時，缺乏有效的市場機制加以平衡，便造成了典型的「公地悲劇」。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造成營養失衡、教育質量下降。

此人認爲是原因，那人認爲是結果，最終因果關係不甚瞭然。

回到大宗商品進行具體分析。

從大宗資源尤其是最重要的石油價格看，1973年到1974年經歷了一段飆升階段。因爲蘇伊士運河爭奪戰、因爲阿拉伯人對以色列發動了贖罪日戰爭，因爲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禁運等因素，導致石油價格在短短几個月內上升4倍，全球經濟成長從1973年的6.8%下降到1974年的2.8%。石油悲劇沒有結束，受兩伊戰爭影響，1979年油價飆升2倍，全球經濟成長從1978年的4.6%下降到1981年的2.1%。到1980年、1981年期間，石油價格上漲到高位，約每桶40元，與目前的每桶90美元左右的石油價格大致持平。此後石油價格處於平緩期，但由於全球工業的復甦，到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石油價格經歷了持續6年的迅猛上升期，是1861年以來油價持續上漲週期最長的一次，油價竄升到將近每桶120美元。石油的走勢與銅、錫的走勢大致相同。

表面上看來，資源價格多數時候較爲平穩，而在特定時間大幅上升，而任何資源價格的上升，都是貨幣與經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70年代油價上升，恰與日韓、東南亞國家的製造業崛起大致同步，而2008年之前大宗商品迅速上升，恰與金磚四國尤其是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的崛起時間相當，當時幾乎所有的投行研究報告都在指出大宗商品價格中存在的新興市場溢價。最明顯的例證是，從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石油、銅除外）經歷了極度低迷期，中國產能過剩形成全球性資源折價，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即使是全球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都沒有能夠長時期的支撐大宗商品價格。換句話說，人口衆多的經濟體起飛階段，必然造成大宗資源價格的井噴行情，經歷一輪痛苦的調整後，重要恢復均衡。

設想一下，如果5億以上印度貧民窟中的貧民、未來要轉移到城市的中國4億農民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會怎麼樣？目前全球資源消耗就要增加3倍以上。如果全球經濟能夠解決產能過剩，中、印等國繼續走上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快車道，那麼，2008年以前的全球資源大幅上升就不會成爲罕見的現象。除非，全球儘快找到新能源技術，發達國家願意以低價向發展中國家讓度新技術，但這樣的「國際主義戰士」在血腥的能源市場中不可能出現。

令人稱奇的是，在最近這50年中，全球脫貧現象進步明顯，其中對脫貧貢獻最明顯的是東亞，尤其是中國。

貧困線的標準，是指按照2005年的標準，每人消費標準在1.25美元以下。全球貧困比例從1981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25%左右；東亞貧困比例從1981的78%下降到2005年的17%。其中，中國貧困比例同期從84%下降到16%，同期印度從60%下降到42%，中國爲全球脫貧作出了重要貢獻。撒哈拉以南貧困比例最高，同期從54%下降到51%。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由於人口增加，全球絕對貧困人口下降並不多，1981年全球貧困人口爲19億，2005年下降到14億。如果去除掉中國因素，全球貧困人口不降反升，從1981年的11億上升到2005年的12億。如果貧困線標準上升到2美元，1999年就變成重要分水嶺，先前全球貧困比例雖然在下降，但貧困總人口仍在增加。

中國之所以能夠脫貧成功，因素衆多，如推進市場化改革，如制度紅利的大規模釋放，如同期生育率下降而勞動率與就業人口增加，但絕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人口就是脫貧唯一或者最重要的原因。

有明顯相反的案例。同樣是人口衆多的地區，東亞經濟轉型、脫貧較爲順利，而撒哈拉沙漠以南成效不明顯。還是以人均每天消費1.25美元爲標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貧困人口從1981年的2.14億上升到2005年的3.91億，上升幅度驚人，巧合的是，從1981年到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數量上升了40%左右，同期東亞的生育率則在下降。

可見，雖然同是人口衆多的區域，東亞與非洲經濟發展模式截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循環，非洲經濟成長，但人口成長更快；東亞地區經濟成長，人口成長相對平緩，未來人口成長的壓力比非洲小得多。

大規模的人口成長已經吞噬了非洲大陸的經濟成長。2012年5月28號，英國《衛報》報導了非洲大陸的人口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今年非洲GDP成長預計爲4.5%，明年爲4.8%。但由於非洲大陸人口淨成長2%左右，導致人均GDP成長只有2%到2.5%左右，大批年輕人失業，其中60%的失業人口年齡在15到24歲之間，一半以上的年輕婦女已經放棄尋找就業機會。這是可怕的定時炸彈，正在滴答作響，提醒我們經濟成長如果不能大規模超越人口成長，將會有怎樣的前景。

在經濟情況相對較好的南非與北非，大批年輕人因找不到滿意的工作而失業在家，他們與中國一些年輕人一樣，寧可啃老，也不願意出去工作。這說明，當地的經濟未能提供接受過教育的人力資本的充足的就業機會。從教育來看，雖然全球教育總體資金上升，但人均教育經費下降，讓人擔心未來的教育質量。當人口能夠與經濟發展銜接，成爲人力資源時，當地的經濟總量將會迅速上升，與此同時，當地的人口成長也會保持基本穩定。

在二戰之後，美國嬰兒潮與經濟發展同步，有美國國內報告認爲，正是三十年代及二次大戰帶來的較低出生率，間接幫助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經濟黃金時代，被大量消化的過剩產能，使經濟進入黃金時代。日本上世紀50年代後同樣如此。

很抱歉，筆者無法在本文中得出明確的人口與經濟的對應關係，但從全球的兩大人口大區非洲與亞洲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不同的循環。但人口成長一旦突破臨界點，對經濟成長的邊際效應爲負。

以上問題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東亞地區的未來發展將如何？退休年齡是否應該延遲？供養比例與經濟效率如何協調？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篇文章中予以闡述。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魏城）

關於人口問題的反饋，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理性反饋。

這正是筆者樂於見到的效果，對於如此重要的問題，牽涉環境、資源、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只有理性、深入而持久的探討，才能得出禁得起考驗的結論，不至於在人口問題上為後代遺留下極大的禍根。

所有基於較爲詳實的數據、邏輯較爲嚴密，不貼標籤的論證，都是爲人口問題的深入探討做出重要的貢獻，爲尊重起見，筆者將在關於人口系列專欄的最後文章中，一一做出回應，或者繼續探討，或者提出不同的觀點，以便於此次討論繼續在理性健康的軌道上運行。筆者希望，捨棄關於人口問題的意識形態爭論，把人口主張與市場、自由、愛國剝離開來，學會就事論事。

在本篇專欄中，筆者將探討就業與養老的問題。

筆者認爲，以人口紅利維持低端製造業與農業經濟的發展模式難以爲繼，必須以更新的、受過系統訓練的人力資源來取代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而養老問題則可以透過提高勞動效率、延遲退休年齡加以解決。

在2010年5月19日，中國人口與發展諮詢會發布《中國勞動力變動趨勢及判斷》報告稱，中國是世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超過歐洲人口總和。　　報告指出，由於人口城鎮化水準低，勞動力就業結構落後於產業結構。2008年全國人口城鎮化水準爲45.7%，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勞動力就業結構落後，第一、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分別爲39.6%、27.2%、33.2%，明顯滯後於產業結構發展。勞動力性別結構均衡，年齡結構趨於穩定。2008年男性勞動力佔50.06%，女性49.94%，女性就業率73%，居世界前列。勞動力年輕化特徵明顯， 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爲79.4%，高中程度爲13.4%，高等教育程度僅爲7.2%。

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僅爲35%，遠低於發達國家75%的平均水準，而過度依賴勞動人口數量和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發展方式難以持續，必須透過提升勞動力質量應對勞動力規模減少，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由於上世紀60年代前後的生育高峯期人口基數過大，生育高峯期人羣在近十年形成再次生育高峯。按照該報告，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龐大，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於2013年、2021年均達到9.26億的雙峯。

創造就業機會，尤其是爲低端勞動力尋找就業機會，是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國正處於城市化的關鍵階段，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50％，中國內地每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2400萬人。按城市化率計算，農村轉移城市的就業人口年均淨增1000萬，城市轉型期的失業人口，加上畢業的學生，就業壓力居高不下。

此處較爲關鍵的是，每年轉移到城市的就業人數增加1000萬人，事實上有些農村的青壯勞力已經轉移到城市，卻屬於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農村、未能享受城鎮社會保障的人口，如果把這部分長期就業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計算在內，加工農民工總數，中國仍需要2兆元以上的資金，城市化率過半的任務仍未完成。

按照2012年1月，中國國務院同意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工業和資訊化部、財政部、農業部、商務部制定的《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在截止2010年的5年時間內，中國從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口約爲4500萬左右，而農民工人數仍然高達2.42億人。農民工就業絕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業、與建設工地上，勞動力的素質與滯後的制度、傳統的煤炭能源等因素一樣，成爲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因素。筆者走訪的企業近兩年開始以機器取代人，原因正是因爲這兩年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所謂的「人口紅利」依然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作爲標準，那麼中國永遠不會有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最近十年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可以爲此作出反證。

如果中國維持基礎投資、缺乏創新依賴低人力成本獲得利潤的企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相當不利，將產生低端產業的路徑依賴。低端人口就業將上升爲政治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按照2010年哈佛大學人口學家所發表的關於中國人口與經濟的論文《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08年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口中47.7％僅受過初中教育，其中男性爲50.9％，女性爲44.1％，教育之路任重道遠。

另兩個比較重要卻較少受到關注的現象是，大學生就業艱難，農業所需勞動力的下降。

高考擴招讓中國高等教育民主化，其結果之一是每年約有600萬左右的高校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另外還有初高中畢業後不再繼續升學的學生，大體有600萬人左右，另外還有大量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軍隊退伍人員需要安排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需要一定技術專業的勞動力市場，如果無法提供足夠的專業就業機會，大學生就業將比農民工困難。

在上篇專欄中，筆者曾援引《衛報》的文章，指出南非與北非這兩個非洲較爲發達的經濟區域，存在特殊現象，即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不願意接受低薪崗位，出現與中國同樣的現象，大學生或者接受過較爲專業的教育的年輕人，失業率反而上升，勞動力素質與經濟結構不匹配，出現嚴重的勞動力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農業發展，農業所需人口急劇下降。按照西方標準，中國農村仍然維持小農經濟的小戶耕作模式，包田到戶平均每戶僅擁有 0.1公頃，而全球的平均水準是，一個農場大約是四百公頃，只需幾個工人。所以，中國的絕大部分農業人口都要重新學習新技能尋找新工作。這部分分離出來的勞動力，可以部分解決老齡化的勞工短缺。

按照哈佛的論文，更能夠反映中國勞動力隱性失業或者退出就業市場就業的數據是，中國從15歲到65歲的就業人口，從25歲到45歲的中國就業女性百分比，從1990年到2005年，居然下降了將近20個百分點，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離開就業市場，而男性到55歲、女性到45歲以後，就業率出現斷頭鍘刀式下跌，這些人過早退出就業市場，早早養老。事實上，這些人可以爲就業做出更多的貢獻。

按照2005年的中國人口結構圖，我們可以做出大致的預估，判斷退休年齡延遲一年，將增加多少就業人口。當時60到64歲的男性數量約爲3000萬人，由於各歲數的人口比例不同，爲了更接近現實，我們擴展了年齡範圍進行平均，從60歲到69歲人口進行平均，60到61歲人口約爲600萬人，考慮到老年人口增加，目前60歲的男性人口可能增加到700萬人。同理，推測55-56歲的女性人口，大約是700萬，增加100萬，將達到800萬，男女合計將達到1500萬。再看哈佛大學的人口論文，05年50-59歲的人佔總就業人口的15%，推遲一年意味著增加超過1%的就業人口。

與經濟相關的是老齡化難題，鑑於巨大的養老資金黑洞，國人擔心未富先老。司空見慣的觀點是，以大規模的人口成長解決老齡化，這樣的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結果是人口越來越膨脹，而未來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這是滾雪球的過程。

按照哈佛論文的數據，2008年，中國的撫養比處於最佳階段，從15歲到59歲的就業人口占比高達69％，0到14歲兒童佔比19％，60歲以上佔比12％，撫養比達到2.23左右。此後老年人口上升，撫養比下降。

另一組數據卻揭示了其他事實，中老年人口就業率下降尤其女性就業下降，反映了不充分就業，而在老年人口的養老保障中，體現了不均等現象。就中國整體而言，養老中靠自己繼續工作養老爲36.7％，靠家庭養老的佔比爲35.7％，靠退休金爲23.5％，而靠其他方面的，可以忽略不計。在城市、城鎮與農村，體現了截然不同的養老模式，城市68.4％靠退休金，而農村51.3％靠自己工作幹農活等養老，小城鎮處於兩者之間，當中國向城市化邁進時，城鄉養老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步實行福利均等化，城市中的福利成長應該減慢，退休年齡應該延長。

中國老年化、人口紅利下降不會導致大的勞動力匱乏。中國的農村與城市的勞動效率有大幅提升的空間，現行退休年齡留有很大餘地，農業效率提高後會釋放出大量青壯勞力；城市人口就業參與比二十年前低了將近10%，國有企業大規模重組是一大原因，另外是年輕人受教育年限延長，這部分人可以重新吸入勞力市場。

中國需要的是人力資源，是符合市場需要的培訓體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體制，而不是以另一個人口洪峯，與印度爭奪人口第一的「桂冠」。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本文將針對關於中國人口結構現狀與趨勢的擔憂進行分析，並希望能看清其中合理的擔憂，同時分辨出部分旨在混淆事實概念以達到某種目的所謂理論。中國人口有明顯特徵，各地區、各階層高低生育率截然不同，不可混爲一談。

任何用統計數字來對中國人口進行分析的方法與解讀，顯然有必要意識到中國是第一人口大國的事實，而對研究者更具挑戰性的則是，中國幅員廣大，社會階層區隔擴大的特性。單個統計數字，如果不分地區，不考慮巨大的遷徙因素，往往難以讓人瞭解數字之後的含義。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其結果之一就是帶來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運動。這一遷徙過程有其顯著特色，即輸出地流失的大都是青壯勞動力及相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羣，而對於接受地而言，由於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及各種文化社會因素，大部分進入人口與本地人口仍然存在較大區別，無法做到教育、就業與文化等方面在短期內達到同等水準，移民主導的城市如深圳等城市在早期發展過程中作爲特例除外。這就形成了獨特的多元文化與社會，在生育選擇，孩子就學撫養，乃至消費，都可以得到顯示。

從總合生育率來看，有統計結果（1）顯示，在江蘇、浙江兩個經濟發達省份這一指標已下降到將近1％，也就是說獨生政策已達到目的。甚至有抽樣調查顯示即使放棄獨生政策，大多數夫婦也不會考慮生二胎。但發達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由於傳統多子文化影響濃厚，在浙江溫州、閩北、廣東潮汕等地區、雖然經濟發達，生育意願較其他地區爲高，一胎以上纔是常態現象。

如果在經濟欠發達省份，同樣的問題答案就非常不同。根據筆者走訪詢問的樣本，以河南省爲例，城市人口每對夫婦大致生二胎，而農村夫婦差不多會生兩到三胎之間，視前兩胎是否有男孩而定（這數字與以下引用的統計數字有相當差異）。筆者在本系列專欄文章中的第一篇，提出一個將人口生育情況分爲A、B組高低不同生育率的假設案例，就是起源於這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未來高生育率地區將佔據生育的主導地位。地域、社會階層的嚴重差異，使得傳統意義下的人口結構影響，在當代需要進行非常規的重新思考，以平均數衡量、以一刀切的方法對待人口有可能離事實很遠，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前述引用的國家統計局與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合作對中國人口生育率的研究結果，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地域差異和農民工搬遷對生育率帶來的影響。

在「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一文（2）中，我們看到全國各地的生育率在此25年中都大幅下降，但差異仍然不小。舉例來說，至2000年，貴州的生育率仍有2.4, 雲南2，四川重慶1.44, 廣西1.75，河南1.6, 浙江1.32, 而江蘇僅1.11. 在另一論文「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3）, 作者用多元方法分析了廣東省30年來的生育率變化趨勢與年齡段、結婚率、城鎮差別、教育程度與職業，及是否搬遷移民之間的因果關係。其結果顯示，人口政策的明顯效應，同時也確定經濟發展帶來城市化，教育程度，移民狀態的影響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育率變化。

論文特別分析了外省移民對廣東人口生育率的貢獻，明確指出外來人口的生育率高於當地人口的生育率。鑑於這方面的詳細數據一直比較缺乏，希望有人口學者以此爲課題，或許可以彌補人口普查所漏掉的數字。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徹底放開生育政策，對生育意願低下者影響不大，但對於生育意願持續高漲者無疑是強大的刺激。在中國，主要集中在部分低收入階層、部分高收入階層，對中產階層影響不大。

上篇所用的中國人口數據僅爲全國平均數，難以估測人口結構的具體情況。如果細分爲各省市，加上各地農民工的估計，我們能得到的結構數據將會大不一樣。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和人口學者蔡泳（4）的分析，中國人口有「空心化」的趨勢，即內陸省份常住人口減少，而北上廣及幾個發達省份的人口成長成長，且絕大多數來自外省移民。所述數據顯示，2000－2010年北京人口成長幅度爲41.9%，其中95%來自淨遷入。可以大致估計，遷入的人口大多是青壯年，這將直接改變北京市的人口結構，進而影響到撫養比。

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靜態模型：假定除去遷入人口的人羣中15到59歲佔69%，遷入人口的人羣15歲到59歲佔了90％，那末合起來的人口15歲到59歲比例會上升到75%，撫養比達到0.33。我們不知道遷入人口的統計是怎樣考慮農民工的不同情況，但可以肯定，一旦農民工全數計入，撫養比還會大幅下降。

所謂撫養比，指的是人口中處於供養年齡的非勞動人口(一般指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與處於「經濟活動」年齡的勞動人口(15到64歲之間)之比。通常而言，處於供養年齡的人口越少分子越小，處於經濟年齡的人口越多，分母越大，扶養比低則人口紅利較爲明顯。有數據顯示，目前日本、南韓撫養比達到55%左右，而中國、印度爲40%左右，增加勞動效率、增加居民財富、以勞動效率釋放人口二次紅利成爲當務之急。

作爲人口遷入地的地區與城市，其人口扶養比通常會下降，延續人口紅利，而人口大規模遷出地區，將面臨養老困擾。中國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就是如此，享受了人口遷入的紅利。但是，遷入人口的教育結構與就業能力決定了遷入地的實際紅利，經濟發達地區的財富積聚是解決養老難題的根本，而人口遷出地通常出生率較高，容易進入人口高生育循環。

由於北京集中資源、人口流入意願強，情況特殊，我們以浙江的情況反映人口流入省份的一般情況。統計顯示，同期浙江人口增幅爲16.4%，其中72％來自淨遷入。這一數據對整個撫養比的影響沒有像北京那樣顯著，但我們注意到浙江對於各種形式的遷入統計不如北京詳盡。一旦加上各種形式的農民工，對於調整後的撫養比也會起到大作用。

撫養比的變化直接關聯我們對於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的應對。中國境內面臨世界上最大的遷移潮，絕不能在考慮人口問題時忽略人口遷移因素。

在人口輸出省份，由於青壯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養老問題將更加嚴峻。根據河南省公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該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欠發達地區，需要的恰恰是人員、親情。如果放開生育，仍然無法解決當地的養老難題，可以預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會相當部分移民沿海地區，當地人口總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會陷入人口惡性循環：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出生率高，透過移民抬高全國人口水位，而欠發達地區因爲養老難形成人口出生激勵。辦法並不是全面放開生育，而是發展當地經濟，讓經濟與人口協調成長。

隨著社會發展，醫療條件提高，老齡化社會的需求也在變化。發達地區養老的主要開銷是醫療費用，增加青壯年人口並不是主要幫助，反而會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過程中增加就業困難。當欠發達地區流入發達地區的人口，不會幫助家鄉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難，無法提供家鄉老人需要的親情，同時，對發達地區節節上升的醫療費用也不會有突破性的幫助。由此可見，中國地域不均衡，透過提高出生率來解決老齡化的手段是危險的，不能以日本，南韓，中國臺灣地區的情況來作簡單比較。

實施合理有效、切實可行的生育政策需要各方多年的經驗教訓與分析。目前人口學界主流的擔心是一但放開計劃生育，是否會引起出生率劇烈反彈。我們所需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判斷近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計生政策的效果，還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效應？發達省份的統計似乎在說明，隨著經濟上升人口出生率在下降，但某些高收入人羣與某些發達地區的強烈生育意願，對經濟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提出了有力的反證。以部分低生育地區的生育率、以及可疑的平均數誤導，以至不少學者提議開放或有限開放生育。

以上針對不同地域人口生育率、撫養比的討論，應該有利於提醒以下事實：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各階層的差異使得我們必須以多重角度對待人口結構。上述關於地域差別的討論還僅僅是冰山一角。任何以日本，南韓，新加坡，或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過去經驗來推測中國大陸的人口發展及政策建議，都必須受到嚴重質疑。甚至以未達到的能源利用率來衡量目前能承受的人口數量，過於樂觀。目前大規模放鬆生育政策，是不審慎的。

註釋：

(1) Yong Cai. 2010. "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3):419-440.

(2) Xiru, Ying Hu, Jiajian Chen, Robert D. Retherford, and Minja Kim Choe.2007. Fertility estimates for provinces of China, 1975–2000.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3) Chen J., R. Retherford, M. K. Choe, X. Li, and H. Chui. 2010a. 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Population Studies 64(1): 43–60.

(4) 蔡泳，警惕人口分佈「空心化」， 財新《中國改革》 2011年第7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前兩個月到溫州，在座有一位40歲左右的企業家，看上去很年輕，自豪地告訴我，已有兩個孩子，長子已經18歲，正在國外留學。我沒有表現出驚訝，這是當地普遍接受的文化，他們願意早育多生，以保證未來的傳承。還有一個理由是，父親跟兒子走到街上被誤認爲爲兄弟，母親與女兒被誤認爲是姐妹，是一件值得高興的體面事情。

人口與經濟、文化、宗教甚至氣候等因素密切相關，一個變數有可能導致結果完全改觀，目前的歷史經驗、單一的人口模型很難作爲未來政策的指針。

在近年來呼籲徹底放開計劃生育限制的言論中，做爲重要的論點支援因素之一，經濟發展將導致生育意願下降理論頗受關注。作爲重要理論依據，東亞幾個國家和地區近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隨之而來的生育率的急劇下降，以及近年江浙一帶明顯的下降趨勢，常被提及。以東亞與江浙等地的觀察結果類推到全國，加上GDP穩定上升的預測，可以輕易得出中國生育率今後幾年將穩步下降，乃至陷入坍塌危局的結論。

現實未必能夠推出未來，更何況我們觀察到的現實也是不全面的。以俄羅斯論，無論經濟如何，其人口總體水準處於下降趨勢。而在俄國遠東境內對於亞洲尤其中國移民保持密切關注，就是擔心急劇成長的外部人口，吞噬俄羅斯人口。

對於東亞人口情況，必須進行全面分析。

首先，分析東亞四虎的人口現象以及成因。根據CIA公佈的2012年最新估算數據，新加坡，中國澳門地區、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南韓的婦女總和生育率(TFR)佔居了全世界倒數第一，二，三，四及第五位，分別爲0.78, 0.92, 1.09, 1.1 和 1.23。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教育程度大大提高，避孕工具手段的普及，結婚年齡推遲和結婚率下降，生活撫養成本上升，以至生育變成一大負擔。如此分析過於簡單，進一步觀察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可以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啓發。以南韓爲例，從1983年到2003年，總和生育率從2.08下降到1.19, 以後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這一持續下降的歷史，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紀錄。

回溯五十年，南韓也經歷了一次嬰兒潮。上世紀50年代，南韓經歷戰亂，百廢待興，與美國二戰後一樣處於人口出生的報復性反彈期，以至於政府不得不推出一個南韓版計劃生育政策(PPFK)，該政策成功地將南韓的生育率從六十年代初的6降低到了前述1983年的2.08。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南韓經濟進入快速提升階段，隨之而來的是婦女就業率大幅上揚，在25歲至29歲的育齡婦女中，就業比例 從1995 的47.9％提升到 2007年的72.7％，南韓人均工時在2010年達到每年2193小時（大約每週42小時，除雙休日外，每天工作8.4小時）。相應的，婦女就業之後面臨繁重的工作壓力，對於嬰幼兒的社會照顧體系卻沒有跟上，導致生育成本急劇上升。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南韓與其它東亞地區一樣，在兒童教育階段就面臨高度競爭，課外補習、才藝培養的巨大負擔，使得大多數人對於生兒育女誠惶誠恐。

中國人對這一幕相當熟悉，在當下，在中國的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家長對才藝培養、對教育競爭耳熟能詳，所以，並不奇怪中國發達地區會上演生育率急劇下降的一幕，而且來勢兇猛。但不一樣的是，根據上一篇專欄所引用的權威統計數據，與南韓不同，中國婦女就業率近年來大幅下降二十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在高收入階層或者低收入階層，由就業壓力導致的生育下降並不嚴重，相反，從高收入家庭在香港或者境外的出生通道看，有可能出現反彈。壓力最大、生育意願較低的是在當地城市沒有根基、夫妻雙方就業的中產收入家庭。如中國大陸深受歡迎的電視劇《蝸居》所顯示，他們節衣縮食買房，所有的收入用於住房、子女教育，無力也無意生育兩個以上的子女。

反觀中國欠發達地區、或者發達地區具有多子女傳統的地區，情況與日、韓等國截然不同，我們無法一步跳躍，把這些地區與日韓直接類比，而後得出中國必然與日、韓相似的結論，必須進行按照具體類別劃分的詳盡比較。

中國具有獨特的兩大特徵：第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跨地域勞動力遷徙，中國人口遷徙的規模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夠匹敵：一個國慶節的人口移動就相當於整個歐盟的人口移動。第二，僵硬的戶籍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化，使得來自各地的低收入移民未能成功地融入所在城市。正如中國的經濟，具備了從發達經濟體的美國到欠發達的非洲的所有特徵，中國的文化、生育狀況同樣如此。

在高淨值人羣以及留守在地的低收入人羣中，大規模婦女到社會上就業並不普遍。高淨值人羣樂於向日本看齊，以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婦看守家庭，他們有能力實現傳統觀念下的多子多福。

低收入家庭的婦女多數不具備到社會就業的能力，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1年中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僅有0.7%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當年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爲3279萬，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大約佔外出農民工數量的60%以上，即一億左右。從其受教育狀況看，以初中學歷爲主，佔62%。在農民工中，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的僅佔10.5%。這些農民工處於生育期，平均工資月收入爲2049元，無法融入城市，而他們的下一代據估計有1.2億左右，他們的生育觀與未來一樣，捉摸不定。生活越慘淡，脫出常軌的選擇可能性就越大。一旦經濟景氣下行，就會影響到就業。筆者目前正在透過一定管道進行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生育狀況調查，到時公佈結果，可以肯定，生育兩個或以上是主流。

按照一般城市化理論，進入發達地區的新移民，可以透過勞動在自己這一代或者下一代融入當地社會，在薪酬、教育、文化等方面與發達地區的原住民保持一致。中國的現實是，由於戶籍限制、由於當地政府擔心抬高城市運作成本、由於大量人口希望進入資源豐富的大城市，農民工子女在大城市接受公平教育存在巨大障礙，存在貧困世代傳承現象，讓農民工的下一代接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觀念恐怕並不樂觀，社會不公、犧牲一代農民工利益使中國經濟大發展，也使這一代農民工及其後代成爲邊緣人。因此，以國外的城市化進程看待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中的生育變化、消費變化，是不客觀的。

媒體一方面在報導不婚不育的丁克家族，另一方面又在報導兩個80後年輕人同居四年生育四個孩子作爲牟利工具，這些極端案例的存在，是中國生育狀況多元化的徵兆。較爲明確的是，相當大一部分社會邊緣人、佔據中國財富80％以上的高淨值人羣的生育的觀念行爲有待進一步評估，這個羣體的絕對人口數量並不低。其它國家、其它地區的發展過程無法直接應用於這些羣體，不能匆忙得出生育率會隨整個國家GDP上升而大幅下降的結論。

似乎有模型支援放開政策，生育率也將下降的理論。如果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全國範圍的生育率也會繼續下降？目前主流的人口模型可能存在一定問題。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時引用了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用貝葉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員設計一個隨機模型，針對過去幾十年的數據來確定模型參數，進而用電腦對各國的將來人口作重複模擬，以得到其分佈圖。其中關於中國的大致預測是，將來五十年內，中國生育率會從當前的1.6逐漸上升，然後徘徊在2左右。該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力。按照論文結論，是否實行一胎化政策對於客觀的生育率沒有本質上的影響。

這一結果首先說明，國際主流學界認可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爲1.6，而不是1.18。其次，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爲2，而不會出現所謂的人口坍塌現象。

總和生育率爲2，依然是個較低的數據。在接受這一結論前，我們必須檢視該貝葉斯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有關中國國情的考慮。

所謂貝葉斯方法，是統計學近幾十年流行的一門學派，其宗旨是利用觀測到的數據來對先驗分佈的假設作出修正進而得到一個後驗分佈。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就是貝葉斯方法會不斷的利用最新的觀測數據來修正對將來的估算。

解釋貝葉斯公式最簡單的例證，是醫學上關於檢測實驗結果的一個經典問題：假定某一病症在人羣中的發生機率是千分之一（所謂先驗機率），設想一種檢測方法，應用到某個可疑目標之後如果結果是陽性，我們是不是可以判斷該目標對象就患有該病症呢？

當然，我們知道沒有一個檢測方法是百分之百準確的，檢測結果陽性不等於已經給病人命運作出宣判。貝葉斯公式給出了計算後驗機率的明確答案：在上述檢測案例中，假定健康人中會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驗出假陽性，那麼當一被隨機抽檢的人，結果爲陽性並且多次檢測後確定有該病症的機率並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會低至百分之十，這就是所謂的後驗機率。

即使在統計學界，貝葉斯方法也有相當大的爭議。在上述案例中，前提條件非常苛刻，在現實在難以應用。如果考慮到前來檢測的病人多數已經有了些許病狀，或者屬於該病症的高危險人羣，仍然使用普通人千分之一的先驗假設就不合理。應用到人口統計中，強制實行節育的國家、有多子多福傳統文化的國家，放鬆政策後，反彈的力度可能很大，生育情況可能更接近於倡導優生優育的印度與巴基斯坦，而不是日本、南韓等國家，這些國家在徹底放開生育後的總和生育率，才說明了國民真正的選擇。

貝葉斯方法在應用中常常左右爲難，因爲先驗機率過於依賴前提假設，結論常取決於使用者的先入爲主的觀念，不合理的假設經常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在實際運用的貝葉斯統計方法中，各種假設更讓人難以分辨。至於華盛頓大學的該篇人口論文，我們沒有看到直接針對中國國情所做的假設，對於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城市化特色均無分析，所以無法對這一結果採取照單全收的態度。使用貝葉斯方法，應該由深入瞭解中國情況的中國通學者，在儘可能接近中國現實的條件下，設立前提條件，全面的分析和運用實際模型。而不是把中國與日本、南韓、中東等地一視同仁。

退一步說，即使是貝葉斯方法成立，即使按照樂觀的估計中國城市化與經濟轉型成功，生育趨向理性，未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爲2，而不是更低。

討論人口問題，是爲了對國家、對民族、對後代前途秉持負責的態度，我們絕不能因爲一時的衝動，讓後代承擔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綜合考慮，筆者認爲，目前優生優育仍需執行，人口總量控制實屬必須，而目前的計生執法有待調整，杜絕以血腥的辦法減少人口，杜絕計生機構成爲生財機構，而代之以人性化的、結構控制的優生優育政策。僵硬的一胎政策有待商榷，至於實行兩胎政策，還是謹慎地、區域性地、根據特定人羣試點性展開爲上。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並答覆諸位反駁者的觀點

此文是我人口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

首先聲明，此組文章意在引發對人口問題的理性探討，並不是要像文革一樣非得拚個你死我活，以極端的言辭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和平而開放的態度並不意味著立場的搖擺，筆者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筆者反對計生部門斂財與非人性的手段，但在現階段，中國仍需要實行一定的人口控制。明智的理性與人權的吶喊互相激盪，才能產生光明的未來。非智將引來暴力，而非人權。筆者捍衛人權，因此呼喚理性、平和與開放的態度。任何煽情，均非筆者本願。

在人口學領域，需要繼續探討的是，各種調研數據是否詳盡？經濟、歷史、文化與宗教的影響如何？還要深入討論的是，在什麼情況下中國人口趨於穩定，可以放開二胎，目前的現狀又如何？對一胎化政策的準確評估已成當務之急，準確的評估纔是政策調整的基礎。筆者及助手作了小範圍的調查，在本文公諸於世。

以尊重的態度，筆者一一閱讀了諸位反駁者的觀點。

易富賢先生堅定鼓勵人口成長，言論自由是他的權利，但論證複雜的人口問題，其數據不應是選擇性的，不顧反例的存在、在諸多數據中只採用1.18的總和生育率作爲重要證據起碼失之審慎。而其在方法論中，使用直線擬合迴歸方法，將使研究失去統計學基礎。至於發表在FT中文網上的第二篇文章《中國人口政策的「敦刻爾克時刻」》，除了不恰當的歷史比附，與重複人口坍塌的危言之外，沒有任何新證據，也沒有顯示可信的研究方法，筆者不予置評。

梁建章先生從資源與環境的角度反駁了本人的觀點。筆者確實認爲，從現實區域性調查中，「貧困羣體與高淨值羣體傾向於高生育率」。在高淨值人羣中，生育率反而較高，這點沒有異議，另一個觀點，也是很多人的觀點，認爲隨著生活壓力的增加，農村年輕人生育率在下降。與父母輩相比，這沒有錯，但下降到多少是個臨界點，則需要仔細考察，從目前調研看，即使沒有放鬆政策，常態是每戶家族的孩子在兩個左右。

對資源上的過度樂觀，筆者不能苟同，是的，也許未來幾十年，新能源技術在中國會成熟，並且成本低到足以供應千家萬戶，隨著經濟層級的提升，中國的能耗將下降。但筆者並不認爲，放開人口出生率有助於中國能源問題的解決。多年的奔波讓筆者看到了太多的環境汙染，看到了爲解決能源未來安全性莫測的大工程，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調，金沙江擬建25座大壩，中國的兩條母親河黃河、長江汙染嚴重，生命力枯竭：一條時常斷流，另一條則成爲靜水。各位讀者可以參看NGO組織公衆與環境研究中心從2006年開始發佈的中國水汙染地圖資料庫，以及2007年底推出的中國空氣汙染地圖。隨著生活水準的上升以及消費意願的增加，即使企業能耗下降，個人能耗將持續上升，能源尤其是水資源將扼住中國發展咽喉，筆者絕不敢樂觀到認爲一切環境問題都將水到渠成地自然解決。人口與能源、人口素質較低與能耗較高是目前不可調和的矛盾。

李建新先生則指出，人口並非經濟的負擔，有時候會成爲優勢。當然如此，高素質的人口不會成爲負擔，但人口素質的上升需要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人口數量存在臨界點，到過印度或者巴西龐大貧民窟的人，很難認爲龐大的人口數量不會對人口的素質造成威脅，當大量人口被導入時，教育等資源跟不上，可能發生一系列的後續負面效應。在這方面，美國的一些關於低收入階層犯罪、教育等調研結果，可提供重要參考。

至於人口結構問題，是衆所關注的焦點，從房地產開發商到零售企業，都在關心中國的人口紅利。筆者的疑問是，能夠以更多的人口保持合理的結構嗎？目前的紅利是否會造成將來的負擔？中國大規模引進機械設備，會在未來用工方面造成什麼樣的後果？我們無法忽略中國技術培訓的低效，與經濟初步發展時對勞動力剝奪式使用，造成人口素質提升不快這一現實。從筆者以往引用的數據看，中國普通勞動者退休年齡過早，而婦女就業率迅速下降，同樣造成了中國勞動力結構的畸形。

至於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界減貧中的作用，是否因爲如李建新先生所說「在未來10、20年裏，『裹挾』20世紀50-70年代的人口餘威」，筆者對此持嚴重懷疑態度。擁有人口紅利的地區，並非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釋放市場力量的結果，而非在50年代鼓勵生育的結果。

蔡泳先生的文章是對筆者引用不全的不滿。表示筆者在引用其觀點時並非「接受BBC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而是「請我估計『如果沒有實行一胎化，中國的人口成長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實際上，蔡先生應該首先向BBC表示不滿，因爲BBC是在關於中國老齡化這一大題目下作的採訪。筆者引用的南韓的數據，引用自一份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的結論就是如此。

至於對貝葉斯模型，筆者確實寫到該方法在使用中假設前提設置的困難，在此再加一些說明。聯合國人口部門與華盛頓大學合作的一系列論文，機率統計方法包括貝葉斯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工作大多以一個機率分佈爲結論，給出各個區間範圍的可能性，並沒有給出對將來人口數或者出生率明確、決斷的預測。相對於用一兩條曲線進行的預測，這樣的態度要嚴肅得多。

至於貝葉斯方法的運用，如前文所述，先驗機率的選擇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在Alkema等作者的模型中，先驗分佈取自世界各國已有的數據，進而以特定國家的數據加以修正，得到後驗分佈，然後再作數字模擬。至於各國的文化、經濟特徵，在這些模型中並無直接反映。各文化體與經濟體的情況，存在極大差別，在一地吻合度高，在另一地未必吻合度高。相對這些國家，中國情況一是人口數量級不同、二是有特有的地域、社會差異，當用別國數據作爲先驗機率、而本國數據可靠度不夠時，得出的結論就值得探討。無一種人口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筆者並不排斥貝葉斯方法，但希望有學者進一步考量中國的特殊情況，設置新的先驗機率，而非僅僅對參數作調整，好的模型將在政策後果的沙盤推演上發揮積極作用。

筆者與助手劉婉真調查了河南省西華縣高營村以及附近居民的生育狀況，共122戶，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胎次間隔、性別。現將大致數據列於文後：

194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8個子女的爲兩戶家庭，佔比10.5%；7個子女的有3戶家庭，佔比15.7%；6個子女的兩戶家庭，5個子女有兩戶家庭，分別佔比10.5%；4個子女爲5戶家庭，佔比26.3%；3個子女爲兩戶家庭，佔比10.5%；2個子女爲3戶家庭，佔比15.7%。沒有獨生子女家庭，沒有無子女家庭。女性後代共37人，男性後代共50人。

1980年代出生的人，先後進入生育期，目前生育3個子女的有1戶，佔比4.3%；生育2個子女的有11戶家庭，佔比47.8%；有11戶獨生子女家庭，佔比47.8%，沒有無子女家庭。

從表面上看，80年代獨生子女家庭較多，但問題要分開看：70後與80後仍處於生育旺盛期，生育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目前獨生子女家庭集中在80年代後期出生的人，從調查結果看，生育意願極少低於兩個孩子，與70年代趨同。

從該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維持40年代到60年代的出生率，該鎮將發生小規模的人口爆炸，該地的經濟與資源難以負載。主張徹底放開生育、回到50、60年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同時，可以看出，當地年輕人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過度追求多子多福的現象減少，生育質量、孩子的未來被提上議事日程。一旦放開生育政策，生育率會反彈到多高，是否大家在滿足了兩個孩子的生育意願後，不再生育，目前確實需要小規模試點以求得實證。

感謝圍繞人口問題系列文章的探討，以及對我理性反駁的諸位，讓人口問題的探討繼續深入。筆者有習慣，到各地詢問經濟數據時，會詢問人口數據。小規模的調查還在進行，因尚未完成，暫不公佈。可以告慰認真的讀者的是，作者同樣認真，並且希望以最大的坦誠與專業探討精神，面對敏感的人口、經濟議題。

謹以此結束此係列文章，關注還將繼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葉檀女士不久前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一文，對近年來民間反計劃生育的人口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我看來，其最有力量的論點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準）計算，20年後中國的人口成長將達到16.5億；一旦成長率恢復至2.3％（1990年前後的水準），那麼20年後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0.485億，到那時，中國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尋找資源空間了。」她這種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計算，當然對人口成長率有誇大之嫌。這方面的是非，還是請專家們來澄清。不過，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國的生態是否能承載過多人口這一問題。這是所有批評計劃生育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可惜，她文章的結尾未免畫蛇添足：「從中國的未來，從中國種羣的未來出發，從有尊嚴的生活角度出發，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我們不能指望美國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對中國人口問題無關痛癢、主張放開生育的人。」

既然葉女士最後把文章落實到如此個人的層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幫助大家擺脫這樣的個人意氣，以平心靜氣地分享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我自己長年生活在美國，雖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國的《南方週末》發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論」，提出人口過剩恐怕不是未來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更大的挑戰，也許是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堅奉計劃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國更是如此，那時我認爲：中國的人口如果能降低到二億，就能大致享受美國的生態！象許多在海外的中國人一樣，我覺得美國人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攻擊太離譜兒。當然，我這裏指的不是一些駭人聽聞的具體措施，而是計劃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聯合國的人口報告，修正了傳統的人口預測，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縮，人口老化成爲新的挑戰。美國學者也隨之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搖籃：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脅世界的繁榮以及我們如何應對》（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學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未來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還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戰略亞洲：脆弱與危機》（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發表的論文：《人口趨勢：亞洲人口趨勢的戰略意義》（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透過對這些研究的閱讀，我意識到人口老化是一個在中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對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命運都有著重大影響。這就是我寫「新人口論」的動機。

時隔不久，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賢先生來信，對我的文章講了許多過譽之辭，並自報家門地介紹了他的《大國空巢》。我這才意識到他在進行更爲系統的研究。這些年來，他也一直成爲反計劃生育和「多生論」的代表人物，其鍥而不捨的精神實在讓我自嘆不如。我相信，葉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針對易富賢的觀點的。其實，我個人在「新人口論」上的觀點已經略有鬆動。雖然我依然反對計劃生育，但對於中國的制度和生態能否支援那麼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時也和易富賢脣槍舌劍地交火，甚至說他他的人口理論過分「原教旨」。

在立場上處於葉檀和易富賢之間，使我免於讀了葉檀的文章就對號入座，同時又覺得自己對雙方可以進行客觀的批評。在我看來，人口理論在中國還比較新，需要多學科的視角，大可不必以論者的生活環境作爲談資。不錯，易富賢先生確實生活在美國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許多「過來人」都知道，這樣的經歷往往會強化中國人對控制人口的信念。因爲對比太強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讓中國有美國這樣的生態。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認，一個人的觀點很難不受到其生活環境的影響。但這不僅未必使其觀點喪失信譽，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觀點的價值。畢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們的環境中看不到的東西。我們最好承認：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中。這種環境既能限制人的視野，也能給人以洞見。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應該鼓勵大家從自己生活環境的視角提出獨特的看法，並意識到自己的視角的侷限性，而不是一見別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就宣告對方「可以休矣」。

爲什麼易富賢的生活環境對中國有意義呢？生活在美國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讓他「站著說話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劇老化的西方工業社會。即使美國的老齡化遠遠趕不上歐洲日本，但隨著「嬰兒潮」步入退休，「社會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臨破產，這仍然被認爲是削弱美國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說，西方在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國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膚之痛。易富賢的許多學說，也確實受了這樣的「生活環境」的影響。或者說，他的人口理論的「問題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試問，這又有什麼不好的呢？中國推行計劃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識到人口過剩在環境、資源等方面的代價，但基本沒有意識到人口老化的代價。我在七八年前寫「新人口論」時，中國公衆在這方面也基本上沒有意識，乃至我個人頻頻爲此遭到謾罵。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說事到臨頭，中國在這方面的公共意識才有所覺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戰，需要一個社會提前進行準備，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爲什麼尊重來自不同生活環境的視角的開放社會，比固執於單一視角的封閉社會更有競爭優勢。

除了情緒化地貶低論辯對手的生活環境外，葉女士對宏觀歷史的引述也過於隨意：

「中國歷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緩的成長之後，進入爆炸性成長階段，短短兩三百年間，隨著土地兼併與人口成長，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進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環期。當時，沒有基於科學與人性的人口主動控制，只有透過瘟疫、朝代更替與區域性戰爭殘酷的屠殺、社會動亂以減少人口。比如歐洲黑死病、太平天國的區域性戰爭、三國時的戰爭等，根據維基百科，黑死病減少了歐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減少7500萬到1億之間；根據大英百科，中國太平天國戰爭居然死亡了2000萬人口，令人難以置信。」

這不過是把歷史上若干巧合的事實加以堆積，其間並無什麼邏輯關聯。

先以黑死病而論。14世紀中期黑死病爆發前，歐洲確實達到了人口頂峯，而且早在14世紀初期，就時有瘟疫、饑荒，生態危機確實已經呈現，但是，這並不是構成黑死病爆發的原因。目前學界最爲認同的原因，恐怕還是黑死病是隨著貿易船隊傳入歐洲的。事實上，後來雖然歐洲人口減半，但黑死病仍然不停造訪。難道我們可以由此證明自由貿易有害嗎？葉檀在此似乎沒有意識到：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並非一錘子買賣，而是人多時也來，人少時也來。

至於中國的王朝繼替和人口起伏，確實有些葉檀所指出的表面相關性。但她未免倒因爲果。一個王朝覆滅時的暴力，當然會導致人口大幅度下降。這裏的原因不是生態報復，而是政治失序。等新王朝恢復了和平，人口自然會反彈。也就是說，並非人口成長使「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才導致了王朝繼替。沒有證據表明，如果中國人口不那麼成長，蒙古和滿清就不會入主。就我研究的江南地區而言，從南宋到太平天國前夜，人口成長數倍（如果我們接受從十三世紀初的800萬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的3600萬的估計的話）。如果江南能夠支援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人口，在此之前怎麼會僅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口就使「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另外，葉檀從人口史的觀點提出，清代人口年平均成長率千分之五，兩百年間可以成長2.71倍，屬於「人口激增」。1949年後人口年平均成長率長期維持在2％，是名副其實的「人口爆炸」。我對她的表面結論並無太多異議。但是，她是在比較前工業社會和工業化社會的人口成長率。她忘記提醒讀者，工業社會的成長遠高於農業社會的成長。

以我個人的卑微之見，如果葉檀擺脫了個人意氣和對歷史的隨意引用，則可以集中討論她最有價值的洞見：中國的生態環境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人口？超載之後會怎樣？近年來我漸漸修正了自己在人口上的看法，並和易富賢時有觀點上的衝突，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易富賢的理論是直截了當的：爲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質量和經濟成長，人口必須維持世代之間的平衡，否則就會老無所養。維持這樣的世代平衡，婦女的生育率至少要在「替代水準」以上。這個「替代水準」，在發達國家在2.1左右，在發展中國家則高達2.5-3.3。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婦女所生的孩子，足以替代她和丈夫去世後的位置。在考慮到孩子成長過程的死亡率後，每位婦女總需要兩個以上的孩子才能維持替代水準。問題是，如果中國的生育率維持這樣的水準，二三十年後中國的人口將是什麼規模？中國的制度和生態是否能夠支撐這樣的人口？

許多中國人對美國的生態環境豔羨不已，覺得比起中國來美國簡直就是世外桃源。其實，即使美國這麼點人口，已經使生態不堪重負。最近因爲北京大水，我對雨水之害進行了一番跨國研究。其中對美國的若干發現頗爲驚人：根據「全美水質儲備」（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收集的數據，在2002年評估的水域中，有45%的河流、47%的湖泊、32%的支流、87%的沿岸海域、51%的溼地、91%的大湖沿岸水域、99%的大湖區開放水域的水質達不到各州所制定的水質標準。中國的情況如何呢？顯然，從環境的角度看，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人口成長作爲正面價值。

遺憾的是，葉檀女士一方面「不支援不人性的計劃生育」，另一方面又主張「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她對自己支援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政策，完全語焉不詳。 這就涉及了一個更爲原則性的問題：政府是否有權力下令某一些人不準出生？

2002年聯合國的人口報告，指出了另一個事實：計劃生育並非控制人口成長的唯一手段。經濟的成長、城市化的加速、婦女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的增多、養育孩子費用的飆漲、「社會安全」等福利對養老的制度保障，都會大幅度提高婦女生孩子所犧牲的機會成本，最終導致生育率下降。這一規則，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港臺、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地區，都不例外。從中國近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看，如果不搞計劃生育，而是廢除戶籍制度，鼓勵城鄉流動，給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提供更多的進學、就業的機會，完善養老制度，人口成長恐怕會得到更爲自然的控制。政府的角色不是命令誰能生誰不能生，而是給婦女提供更多的服務，包括避孕和教育上的服務。唯一合理的「計劃」，是家庭自己的「計劃」。

另外，把許多問題不分青紅皁白地推給人口，已經使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喫到了許多苦頭。葉檀女士先假設了二十年後中國人口二十億這一不可接受的數字，最後落實到「計劃生育必須實行」的結論。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計劃經濟舊思維的延續。南韓的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503人，荷蘭爲496，日本337，英國256，德國229，中國141。即使中國的人口達到20億，也還達不到英國、德國的密度，何來去火星找資源之說？許多中國讀者大概不會注意到：比中國落後得多的印度，人口密度比中國高一倍還多，達到每平方公里382人，而且還在持續成長，馬上要超越中國而成爲第一人口大國。印度固然問題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經濟學家把這樣的人口成長當作印度未來幾十年相對於中國的發展優勢。日本的人口密度也比中國高出一倍多，但大量國土仍然被人跡罕至的森林所覆蓋。不久前還有報導說，北海道因爲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對遷去的居民免費贈送土地。事實上，人口過剩在明治時期就成爲日本的心病，乃至許多人覺得不擴張就沒有出路，雖然那時人口不過三千多萬。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億人口居然能維持這樣的生態。以我個人有限的見聞和知識，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能夠達到日本的水準，那麼以現有國土維持20億人口，生態環境和生活水準恐怕仍然會高於現在。

當然，當「現代中國文明」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現代日本文明」的水準時，我們不能根據這樣的假設行事。這是我反對易富賢的「多生論」的理由之一。中國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國無法更有效地利用環境，使發展對環境的衝擊多大。這也使得中國生態的人口的承載力小得多。進入這樣的現實，葉檀假設的「二十億」就確實成了不可承受的數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發展路徑，是使「中國文明」的水準逐漸接近「日本文明」。在這方面，我們這些舞文弄墨的人當然會有很多無助感，自己很難對現行政策有多少貢獻。但是，我們能有建設性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就在於把各種發展模式隱含的代價講清楚，提高公共在這些方面的意識。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至少有兩代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政府告訴你，如果不計劃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會達到多少多少。大家驚恐之餘，就都擁護控制人口。然後有了錢就買車、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紅利」，再看著滿街的擁堵和汙染的空氣嘆息：人口實在不能再多了！至於老了後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裏、打電話叫救護車也無人理會的未來，則還顧不上想。如果公衆意識到：即使是爲了老有所養，中國也需要多一點的人口，政府沒有權力控制婦女的子宮，我們都要想一想生態必須承受二十億人口的現實。在這樣的假設下，中國人也許就更願意現在委屈自己一點：住小點的房子，能不開車就不開車。事實上，許多中國人到日本後才驚歎：沒想到日本人收入那麼高，但住得是那麼擠！

所以，我覺得葉檀和易富賢兩人的生活環境都在人口問題上爲他們提供了可貴的視角。我希望葉檀多給易富賢講講：中國的制度、文化水準是如此之低，使得生態的人口負載量大打折扣，人口成長非常危險。我也希望易富賢對葉檀講講：日本作爲世界上最富有、和諧、福利最好的國家之一，人口老化已經到了許多老人叫救護車都沒人接電話、救火警察等基本公共服務都找不到人的程度，而窮得多的中國，老齡化速度和日本基本一樣，等著60後、70後這代中國人的老年前景將是什麼？這樣，中國公衆就可以把人口成長和不成長的代價都看得更清楚，然後自己去作決定吧。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郵箱：evasicunxue@hotmail.com。本文編輯：魏城）

葉檀女士多次發表文章，呼籲中國繼續實行計劃生育。很多網友要我反駁她，我一笑了之。2012年08月14日葉檀再次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文章《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一）》。在文章結尾說：「我們不能指望美國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對中國人口問題無關痛癢、主張放開生育的人」。既然葉女士挑上門了，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只好寫幾句。

葉檀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受該校人口史教授葛劍雄、曹樹基的影響很大，比如她最近這篇文章中說：「葛劍雄先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人口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是當代中國研究人口史最權威的著作，曹樹基先生撰寫其中四、五卷討論明清時期人口，可以窺斑見豹。」她引用葛、曹的人口資料以說明繼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

曹樹基認爲明清時已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爲避免馬爾薩斯陷阱，中國就應實行計劃生育。李中清和王豐教授不認爲中國清朝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曹樹基反駁說：「面對李中清等的新理論，學者們不僅需要重寫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甚至還得重新認識奠立當代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我在《就清朝初年人口數量與葛劍雄先生商榷》（《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期）中反駁了葛劍雄、曹樹基對清朝初年人口的觀點。

葉檀說：「據人口專家測算，中國2006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一對夫婦一生生孩子的數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從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彈，到2020年將比14.5億的控制目標超出2900萬人。」

葉檀女士可儘管放心，人口專家的測算從來都是錯誤的（1980年以來就從來沒有準確過），2010年人口普查證實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18的生育率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減少差不多一半。

葉檀說「由於環境穩定，以及政府鼓勵……人口從1949年的5.4億上升到（1960年代末）驚人的8億多。我們難以忘記慘死夾邊溝的右派們，但在那個人口狂野成長的時代，因爲人口成長，人命反而廉價，人的尊嚴可以忽略不計。個體的生命價值是有意義的，當人口變成讓人目瞪口呆的數字，個體的生命被塵埃掩蓋。」

其實1949年後中國人口成長並非是「政府鼓勵」，事實上當時中國人口成長是與世界同步的，1950年、1970年、1980年中國人口都只佔全球22%，當時的生育率也與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高。中國人口增加是因爲死亡率的下降，是「死的少」，不是「生的太多」，是由於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35歲延長到1970年的63歲（2010年的世界銀行資料）。恰恰是當時存活的人口奠定了改革開放後經濟繁榮的人口學基礎。「人口成長，人命反而廉價」也並非事實，美國人口成長率比中國和歐洲要快，不見得美國的人命就更廉價。

葉檀說：「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計算，20年後中國的人口成長將達到16.5億；一旦成長率恢復至2.3％，那麼20年後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0.485億，到那時，中國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尋找資源空間了。可見，就指數式成長而言，一旦成長率突破某個範疇，將是爆炸性成長。」

顯然，葉檀是將出生率和自然成長率混爲一談了。

自然成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如果葉檀的1.2%是出生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1年死亡率已經是0.714%了，那麼自然成長率只有0.486%（1.2%-0.714%=0.486%，今後還將不斷下降），還低於葉檀所認同的0.5%。

如果葉檀的1.2%是自然成長率，那麼2011年的出生率是1.914%（1.2%+0.714%=1.914%），以統計局公佈的134735萬的總人口計算，2011年出生人口應爲2579萬（134735×1.914%=2579），遠遠高於2010年人口普查的0歲人口1379萬；套用2010年人口普查的標準化年齡別生育率，出生人口爲2579萬的話，生育率應該爲2.37，是2010年普查1.18生育率的兩倍。葉檀的一個數據就將耗費80億元、800萬普查員參與的人口普查撕成碎片。

要達到葉檀所說的「成長率恢復至2.3％」，那麼2011年的出生率應是3.014%（2.3%+0.714%=3.014%），出生人口應爲4061萬（134735×3.014%=4061），那麼生育率應該是3.7。中國歷史上出生人數最多的一年是大躍進之後的1963年（補償性出生高峯），根據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人口也只有3025萬。印度歷史上年出生人口也從來沒有超過3000萬的。

可見葉檀的理論是建立在錯的離譜的人口數據和分析的基礎上的。在認識到這個關鍵的錯誤之後，葉檀的系列人口文章還寫得下去？當然如果她如宋健、程恩富、李小平那樣希望將中國人口減少到7億、5億、3億的話，那就別當他論了。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動態變化的。孩子是母親生的，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15-49歲總育齡婦女在2011年達到頂峯後開始負成長；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2/3的孩子是該年齡段婦女所生）也是在2011年達到1.14億的頂峯後，在2012年開始快速減少，到2032年只有0.65億（比2011年減少43%）。意味著即便能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準，出生率也將急劇下降。

而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已經由1980年的626萬增加到1990年的763萬、2000年的813萬、2011年的960萬。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的低方案（中、高方案每年死亡人數略多一些），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增加到2030年的1350萬、2050年的1862萬；死亡率將增加到2030年的10.24%、2050年的16.34%。

出生率將不斷下降，死亡率卻將不斷增加，自然成長率也將不斷下降，中國人口已經在負成長的邊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自然成長率已經從1987年的16.61‰幾乎直線地下降到2011年的4.79‰。中國年增人口也是幾乎直線地從1987年的1815萬下降到2011年的644萬。

下表：中國每年人口自然成長率和年增人口

將1987年到2011年的自然成長率進行直線迴歸擬合，以年份爲X座標，以每年自然成長率爲Y座標，擬合方程如下：y = -0.5125x + 1033.5，擬合優度（R2）達到0.9473。以這個公式推算2011年以後每年自然成長率，自然成長率將在2017年開始爲負值。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1年13.4735億人口計算，那麼中國人口將在2016年達到13.56億的頂峯後，於2017年開始負成長。

將1987年到2011年的年增人口進行直線迴歸擬合，以年份爲X座標，以每年年增人口爲Y座標，擬合方程如下：y = -52.761x + 106561，擬合優度（R2）達到0.9588。以這個公式推算2011年以後每年年增人口，年增人口將在2020年開始爲負值，也就是中國人口在2019年達到13.65億的頂峯後開始負成長。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的低方案，中國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13.6億頂峯後，於2018年開始負成長，將在2100年降低到5億。其實聯合國的低方案對中國來說還過於樂觀，比如聯合國認爲2010年中國生育率爲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結構和1.18的生育率進行預測，那麼中國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13.4億的頂峯後開始負成長，到2100年只有4.6億人，到2200年只剩6800萬人。如果2010年後生育率能夠提高到1.3，那麼中國人口將在2019年達到13.5億頂峯後開始負成長。

下圖：根據1987-2011年的人口自然成長率、年增人口推測今後人口變化

可見，中國今後面臨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要讓中國人口維持世代更替（以保持經濟的繁榮），生育率需要達到2.3左右；由於有不孕不育、單身、丁克等人羣的存在，需要主流家庭生三個、部分家庭生四五個、部分家庭生一兩個孩子。如果有人選擇自己單身、不生或只生一個孩子，無可非議（當然需要繳納較高的社保金，因爲社保是靠人口傳承來維繫的），但也請不要剝奪別人生孩子的權利。

（注：作者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如說常識無需強調，那麼可能是錯覺，正如一句老話所說，當謬論已經環行半個地球之際，真理纔剛剛動身。

人口問題即是如此。筆者曾經在先前專欄《計劃生育罪與罰》中已有論述，無論經濟合理性還是人性角度，計劃生育政策都需要反思。

一國人口，不僅關係民族未來，亦關係個人權益。當前一方面人口形勢面臨諸多轉折點，政策勢必有所改變，人口專家亦奔走呼籲；與此同時，公共空間也需要更多觀點爭鳴，FT中文網也刊登出不少觀點互異文章，具體可參見人口專題，也會繼續邀請專業人士繼續展開有意義討論。

因歷史與人爲等因素，中國人口問題在現實中變得極爲複雜，尚有不少扭曲的刻板印象需要糾正。筆者並非人口專家，卑之無高論，學界對此已經有不少研究與共識，尤其放開「二胎」政策；但是如果一二常識尚值得強調，亦甘冒跨界評論之名。

關於中國，第一印象就是人多，有「頭號中國通」之稱的學者費正清也在其名著《中國：傳統與現代》開篇即談「關於中國，西方人起碼應該知道，首先它是一個人口大國」。

這一描述，也與國人從小所受宣傳教育及現實所見人山人海大致符合，因此不少大衆直觀感覺就是中國不缺人——但是須知，人多並不等於勞動力多，而經濟成長所需「人口紅利」則來自適齡勞動人口的貢獻，且不提中國正面臨著空前的老年化壓力。根據聯合國數據，目前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億人,到2050年，估計爲到3.32億人，屆時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年人，而養老問題將空前嚴峻。

除了中國不缺人之外，不少公衆以及評論者更對人口增多可能帶來的資源緊張充滿恐懼感。這一情結的源泉，理論上源自馬爾薩斯以及馬寅初等人理論，感性上則與中國過去的貧困多舛集體記憶有關。

古代經濟，人口的確是重要的變數。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前提條件是土地的供應彈性有限，而土地作爲古代農業經濟的主要投入，其有限數量約束了經濟總產出。當人口成長超過土地成長，以至於人均產出隨人地比例而不斷降低，馬爾薩斯陷阱即凸顯。

歷史上，歐洲多次發生馬爾薩斯循環，中國也難以豁免，甚至以更加慘烈的形式呈現：伴隨著王朝興衰，中國人口往往呈現巨幅震盪，政治不穩定帶來人口死亡，每每以減少30%甚至50%的情形週期性慘烈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發的週期是如此演進：第一階段，王朝興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階段，戰亂之後，人均收入快速越過生存水準，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階段，隨著人地比例大幅上揚，馬爾薩斯陷阱凸顯，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準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導致極低的人均收入水準被推低到生存線之下；隨後，第四階段社會崩潰，天下大亂。

如此，一個輪迴重新開始，所謂「治亂循環」。

形成對比的是，以工業經濟爲代表的現代經濟不僅空前豐富了人類物質財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態怪圈。現代經濟中，土地不再構成對生產可能性邊界的約束，經濟發展水準更多地取決於技術水平，而不是土地數量。換而言之，只要技術水平提升，人均收入往往可隨之上揚，與人口數量關係並不絕對。

更爲歷史地考察，在數百年前，東西方人均收入差距並不大。明末清初的生活品質，甚至被認爲超過美國；但是從1700年之後，東西方收入開始出現重大差距，這也是彭慕蘭等人所謂的「大分流」。

根據經濟學家麥迪遜等人數據，1820年，美國的人均產出大概是中國兩倍；此後，雙方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一路攀升，最高攀升到數十倍，差距約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達到頂點。

原因何在？1820年往往被認爲工業革命的一個節點，東西方不同走勢，並不是源自人口差異，而是源自技術變化——當中國還在農業社會的土地產出遞減的怪圈中繼續時，西歐已經透過制度改革步入現代社會；而中美人均收入差距頂點，也在於中國經濟屆時已經摺騰到底線，而美國則一百多年間繼續積累財富，須知複利的效用極其可怕。

換而言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西歐以及西歐衍生國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時，實現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揚；反過來看，中國等成功的趕超型經濟體，在20世紀透過開放加入全球化分工連接之後，獲得了先進技術等後發優勢，對西方的人均收入差距也開始奮起直追。

由此可見，也不必過分迷戀人口紅利。如果沒有制度紅利，那麼人口紅利只能被白白浪費，就像60、70年代的中國一樣。人多力量大，比起人多是禍害，或許不過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

綜上所言，人口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束縛，甚至是發展的重要幫助，如此境地，當前中國可以改變什麼？現實很無奈，我們可能什麼都做不了，現在即使全面放開人口政策，也很難改變中國此後步入人口老齡化的頹勢。

從數據簡單來看看，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中國2010年總和生育率僅爲1.18，注意這一數字尚且不包括死亡率——如此水準遠遠低於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其結果必然導致不遠的將來人口高峯到來之後，迅速減少；從歷史來看，計劃生育的有效性也值得推敲，中國的生育率在60年代達到峯值，此後一直下降。

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也不乏主流人口學家呼籲奔走，爲何人口政策卻始終紋絲不動？筆者認爲主要源自兩個原因，其一源自人們觀念受限於種種似是而非的「傳統智慧」，譬如筆者剛論述的人多恐懼症。

「傳統智慧」這一概念源自經濟學加爾佈雷斯，他認爲傳統智慧特點在於可接受性，透過頻繁的重複也很容易得到聽衆歡迎，甚至令人愉快，有助於維持社區連續性；但是它的敵人是事件的發展，它於其解釋的世界並不相容，「理念天生具有保守性。它們並不會屈服於其他理念的攻擊，只會屈服於無與爭鋒的大規模進攻環境。」

並非人人都天生喜歡改變，因此有人重複傳統智慧，就必須有人打破傳統智慧的觀念囚籠。就人口問題而言，也就是當經濟已經由農業經濟變爲工業經濟甚至後工業經濟之際，過去人口過多的歷史教訓就是一種過時的傳統智慧，並不適用於今天——換而言之，就是約束條件已經更改，其結論自然需要重新書寫。當理論不符合現實之際，是修改理論還是修改現實？

觀念之爭，除了觀念迥異，還有立場之別。人口政策，除了秉承「傳統智慧」，第二障礙在於利益。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組織，一旦被創造之後，必然具有衍生性，爲尋求自身存在尋求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人是理性的，官員也不例外，很多重大改革被擱置，源自於此。

回頭來看，人口是否可以「宏觀調控」？很難，因爲無論人爲地管束還是人爲地鼓勵，都顯然是過於相信官僚理性對於複雜世界的支配能力；無論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顯然教育等手段更爲合理有效，而非人性或者不人性的計劃生育。

經濟學講求理性，也是一種格物致知，歷史上不少看似自私的動機改善了人類福利，而更多看似友善的行爲卻可能鑄就人間地獄。人人都是經濟人，羣體在誤導下可能會一時盲目，但是大部分情況之下，請不要過分低估普通人的理效能力。

我們慣有的思維特徵之一，就是迷信計劃。車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購，人多了計劃生育；但計劃干擾市場必然帶來尋租行爲以及黑市交易，進一步導致公正的缺失，過去只是城裏人剝削農村人，體制內的人剝削體制外的人，如今演變到已經出生的人或要集體剝奪了某些還沒出生的人的生存權。

國家強制推行的計劃生育，如何談得上人性的計劃生育？被剝奪生育權的人羣，如何談得上有尊嚴、體面的生活？換而言之，每一個孩子是否應該出生，其日後生活是好是壞，其父母應該比其任何機構以及評論者，更有發言權。

林林總總錯誤與悲劇，無論是強制引產之惡還是失獨家庭之痛，無論是人口成長塌陷之憂還是深陷老齡化之苦，等等，與其說是人口之殤，毋寧談是民族之殤。姑且不談當下政策造成的未來人口減少的諸多現實難題，退一萬步說，即使沒有研究證明放開人口政策具有經濟合理性，那麼我們是否就真的鐵下心一條路走到黑？萬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還有價值理性，自由應該是衡量發展的終結目標，如果我們的發展長期建立在抹殺人性的基礎之上，註定難以牢靠，這樣的發展模式總有一天會掉頭反噬掉今天取得炫目輝煌。

一言以蔽之，當前放開人口政策，並無助於幫助中國經濟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紅利，卻有助於挽回當下岌岌可危的底線；而任何社會的涓滴進步，離不開底線的不斷抬升，即使是細微的進步，就像一個老氣而俗的段子：退潮時的沙灘上有無數擱淺的小魚，一個孩子不斷地把魚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揀幾十上百條歸海有何用，畢竟不能改變所有魚的命運，誰在乎呢？孩子說「這條小魚在乎」。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兼答葉檀女士《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

筆者近期關注了FT中文網站開闢的人口專題，發現有許多不少精彩觀點，這是一個很好的對話平臺。因爲人口的基礎性和重要性，不同專業領域學者全面深入地討論人口問題是非常必要的。不過，既然主題是人口，那麼應該有一些人口共識以便於在一個平臺上對話。這些共識（公共知識）包括人口統計指標的正確理解應用以及人口自身變化規律的瞭解。

我同意葉檀女士關於當下中國「人口與制度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兩大關鍵要素」的判斷，但是對於中國人口問題，充滿著諸多誤讀誤解，非常有必要從人口學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解讀。

一、人類人口變遷簡史

西方學者瓊斯•梢克（Jonas.Salk，1985）早年從超長期歷史視角把20世紀的人口爆炸視爲分斷人類史的大轉折點。在他研究的超長時間段即過去8000年及未來8000年（見圖1）中，20世紀的人口爆炸時期是非常短暫的，但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卻是空前的。在漫長的人類前一個時代，人口一直在高水準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維持了一個平衡，在經歷了20世紀的世界人口爆炸之後，人類人口歷史將轉入一個新的時代，人口也將會在低水準下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維持平衡（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已經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水準下的平衡）。從超長期歷史視角我們看到了過去與將來人類人口變遷的軌跡。

圖1 Salk的超長期人口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Jonas Salk The Next Evolutionary Step in the Ascent of Man in the Cosmos, Leonardo, Vol. 18, No. 4, Special Issue: Jacob Bronowski: A Retrospective (1985), p.238

爲何有20世紀世界人口鉅變，這源自於人口轉變（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轉變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過程，而人口轉變背後是工業化、現代化。因此，18、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率先發生了轉變。

20世紀二戰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走向現代化之路，加持著「後發優勢」，其人口轉變有了與傳統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所謂「後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可以直接學習、利用和接受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先進技術。由於人類總是渴望健康與長壽，所以，西方先進的醫學技術和公共衛生的發明成果很快傳到不發達地區，並使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比早期歷經現代化的國家迅速的多。例如，「在模里西斯，死亡率從27‰降到15‰也只花了7年的時間，而英格蘭和威爾士卻爲此花了100年的時間。」（卡洛.奇波拉，1993，p77-78）。由於20世紀後半葉世界人口變化由佔70-80%發展國家的人口轉變所主宰，而相對於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其生育率的轉變顯得遲緩滯後，因此， 20世紀人類人口出現了空前絕後的人口成長高峯，出現了空前絕後的人口大爆炸，這是人類發展史上重大轉折，這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發展的必然結果。

當今世界人口正處在人類史上轉折時期，中國作爲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更是如此。超長期歷史視角的人口研究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類史上人口變遷的規律，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20世紀、21世紀人口鉅變在人類超長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誤讀的中國人口轉變歷史

19世紀初期，馬爾薩斯在其後再版的《人口論》中利用全世界各地的資料，以支援他追求的普適性的觀點。馬爾薩斯認爲，饑荒是「對中國人口來說所有積極性抑制中最強有力的」。因此，中國的人口體系是以積極性抑制爲主導的。中國歷史人口是馬爾薩斯東西方二元人口平衡模式中的一個典型東方代表，是以饑荒、動亂、戰爭等因素平衡的人口。

20世紀80年代，學者何清漣（1987）借用馬氏人口原理重新審視了中國近代人口變遷。她認爲，中國近代史中各種動亂，並非只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是人口與資源平衡關係打破之後所引發的社會動亂；各種社會矛盾的背後，都隱藏著人口和資源比例失調這一人和自然的矛盾。可以看出，葉女士有關中國近代人口史解讀延續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觀。

對於馬爾薩斯人口論，尤其是對中國近代人口變遷的解釋，何炳棣先生（1953）認爲，看待中國近現代人口，要將所有重大的經濟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這些因素對人口變遷有重要作用，且在各個階段都不相同。因此，在各個階段獨特的事實和因素得到考證之前，不能隨意運用人口原理。李中清、王豐（2000）也系統全面地批駁了馬爾薩斯的觀點。李、王二人認爲：中國的歷史並不是一個生育無節制、饑荒頻繁、死亡嚴重，如馬氏所說：「以現實性抑制爲主導」的社會。

固然不同學者的學術立場會對相同的歷史做出不同的結論，但對於歷史人口變遷，至少有兩點是清楚的。其一，由於不存在現代統計制度，所以，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全域性性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調查數據。正因爲只擁有區域性的或有限的數據，所以纔有了不同社會側面的觀察和不同觀點的爭論；其二，由於中國還處於農業社會，其人口變化還是處在高出生高死亡階段，也因此，中國近代歷史上不可能出現人口轉變意義下的「人口激增」過程。

對於新中國以後的人口變遷，不少人都有著嚴重誤讀，廣爲流傳的看法是這樣：20世紀50、60年代「人口爆炸」是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結果，即「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以及學習蘇聯英雄母親鼓勵生育的結果，並由此帶來了人口負擔。其實，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人口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之路，人口也隨之進入了轉變時期。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全民醫療的「赤腳醫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健康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較之一般發展中國，除三年困難期之外其死亡率下降的更迅速、更穩定（見表1），中國人口像所有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一樣在其初期出現了「人口爆炸」，顯然，這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水準迅速下降的結果，而不是鼓勵生育的結果。

對於同樣數據，葉女士卻有著不同的解讀。固然我們並不否認前30年中國在許多領域存在著重大失誤，但是，人口學上死亡率從高水準迅速下降的社會意義必須得到正確的解讀。事實上，當高死亡水準迅速下降時，如22‰下降至7‰，最受益的人羣是嬰幼兒。同期，中國嬰兒死亡率由200‰迅速下降到了50‰以下，這是新中國社會發展最惠民的統計事實。與舊時代相比，生育水準並沒有變化，所不同的是，新時代嬰幼兒存活幾率大大提高。龐大的50、60後受益於那個死亡水準速降的時代，因此，「人口爆炸」是那個時代健康醫療等公共政策惠及到千家萬戶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的標誌。同樣，縱向評價人口變化，不難發現前30年的人口能量積累，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徹底釋放出來了，創造了後30年舉世無雙的偉大成就，也就是說，後30年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恰恰是由那個被視爲「包袱」的「人口爆炸」帶來的50後、60後、70後作爲主力軍所創造的。

表1 欠發達地區、中國和印度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成長率變化（單位：‰，%）

資料來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1

三、「汙名化」的流動人口超生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把流動人口與超生羣體劃等號。自上世紀90年代小品「超生游擊隊」上演之後，超生游擊隊就成了流動人口的代名詞，這頂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而且還有學者和官方時不時地舉出例證強化這一「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認爲，由於對流動人口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城市不僅沒有成爲限制流動人口生育的現代生活天地，反而成爲他們「超生」的隱蔽所，流動人口被認爲是逃避計劃生育責任的羣體，是超生現象的主體。

爲了說明流動人口的超生事實，葉女士文中使用了2007年國家人口計生委做了一項關於流動人口生育的調查數據。這項調查結果被官方和媒體廣泛傳播使用。調查結果的內容是這樣顯示的：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達到1.5億，超過全國人口的1/10，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齡人羣，全國流動人口違法生育佔50%-80%，福建佔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動人口的超生已超過60%。

或許，因爲調查由權威機構實施，我們不必對數據的來源與質量產生懷疑。但是，從計生部門公佈數據的技術上看，卻有不少統計數據指標的選擇和「貓膩」。在這組公佈的數據中，只有「嚇人」的高百分比，沒有關鍵的分母總量絕對數，即違法生育總量。因爲沒有這個關鍵的分母總量，僅僅依靠相對數指標我們不可能推論出「超生」問題的嚴重程度。

很顯然，相關部門心虛纔會在關鍵的總量絕對數上「含糊其辭」，在統計指標誤導視聽。葉女士一不留神也落入了計生委的數字「陷阱」，包括她使用計生委2006年調查總和生育率1.87數字。實際上，人口學家專家已經證明這是一個抽樣設計有偏的不可信的數據。

此外，葉女士關於A人口B人口的假設及推論，可以看成是葉女士眼中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生育狀況的寫照。但其實這種假設和推論讓葉女士自己也底氣不足，因爲這是一個不現實且靜態封閉的推論。且不說目前中國沒有A人口這麼高生育水準的人羣，就是有，A人口生育水準也伴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而不斷降低。更重要的現實是，中國正處在加速的城市化過程之中，這是一個A人口轉向B人口的過程。所以，葉女士擔憂不可能出現。

人們在論證中，時常會陷入邏輯推論的陷阱。這種邏輯推論的荒謬之處在於：在一個違背事實的假設條件下，演繹推出一個不可能的「真實」結果，而這個不可能的「真實」結果又成爲支援他們觀點的「有力」論據。在人口數量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許多這樣貌似合理卻很荒謬的邏輯推理，著名的「人均分母效應」推論就是一例。

其實，人口學家利用全國數據分析已經證明，當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水準低於非流動人口。流動人口不再是如同20世紀80年代爲超生而流動。以當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上海爲例，2010年普查，上海常住人口2302萬，其中外來常住人口898萬，佔總人口近4成。調查顯示這些外來人口中的80%是來追求城市美好而有尊嚴的生活的。

四、誇大的人口成長潛力

國家計生委一直在對中國人口的成長潛力做誇大宣傳，但許多事實被遮蔽了。在2006年底政治局透過了《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中，依據計生委測算曾有這樣的中斷言：「今後十幾年，人口慣性成長的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淨增800萬-1000萬人；」 但事實上2003年開始中國淨增人口就低於800萬，而按照聯合國2011版的中、低方案推計，2010-2020年，中國淨增人口在150萬-470萬間。

和政府擔心一樣，葉女士也十分擔心「如果放鬆計劃生育，人口自然成長率有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葉女士擔心「人口自然成長率報復性反彈」實際上是擔心生育水準的報復性反彈。對於一個人口來說，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人羣人口學定義爲15-49歲的育齡婦女，考慮到現實社會生育是在婚姻條件下完成的，這個人羣可爲20-49歲。這樣一來，中國的現實是，50後、60後或許都願再生但基本都過了生育期，70後具備想生也能生的條件，80後、90後呢？這個羣體雖然已經或將是生育主體，但她們絕大多數是不想多生的。再加上年輕人羣中，不育人羣比例上升，單身族、同性戀、丁克族也在漸次增加，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哪裏能來「報復性」生育。當然，更不會出現葉女士生誤用生育率指標而計算出來的所謂16億，甚至20億的可能。

實際上，今天的現實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準與上世紀8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次人們的生育文化觀念也相繼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也就是說，近三十年的社會大變遷無論從哪個方面講，經濟的、社會的、文化觀念的、制度的所有影響生育率變化的因素，總體上大致都是一個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準下降。那些導致生育率水準反彈的不利影響因素無論是在範圍上還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斷減弱。維持一個高於更替水準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及生育文化基礎已不復存在。

2010年普查數據的公佈再次證明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超低生育水準的時代。中國20世紀90年代生育水準迅速下降以來，每兩年更新數據的聯合國人口預測就不斷地調整中國未來人口峯值數據，從16億下調15億，再調至2011年版的不到14億。如今中國人口成長是大大低於更替水準的慣性成長，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一個人口結構嚴重失衡的時代，繼續實施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只會帶來更大範圍更長久的危害。

對於人口自身變化來說，結構是本質，數量是表象，人口數量問題的解決最終只能透過結構問題的解決來實現。因此，今日主張放開計生既是從還權於民、以人爲本的理念出發，也是從追求人口內部結構長期均衡發展的角度出發，以最終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何炳棣 《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葛劍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何清漣 《人口：中國的懸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意）卡洛.M.奇波拉 《世界人口經濟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李中清、王豐 《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編者按：FT中文網最近就人口問題刊登出不少觀點互異文章，具體內容可參見FT中文網人口專題。歡迎持各種觀點的學者、讀者就這個話題繼續展開有意義討論。）

葉檀女士圍繞著人口政策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題目是《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第一篇說明這一系列文章的主題是，從人口增速、資金、經濟、文化等幾大領域，理智地看待中國人口問題。在第一篇結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結論：「筆者既不支援不人性的計劃生育，更反對借計生斂財的陰謀，但是，從中國的未來，從中國種羣的未來出發，從有尊嚴的生活角度出發，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

坦率地說，作者已發表的四篇文章之論點和論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當凌亂的歷史與現實的人口數據，試圖說明，中國還會有一個人口成長高峯。對於這樣的觀點，統計局恐怕第一個不答應，「六普」數據在那兒。

作者在此處已提出，人口高成長的主力是鄉村、以及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的貧困人羣。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對此展開論述，同樣用一些瑣碎的數據，對貧困地區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擔憂。

然而，這樣的論點很難成立。作者也承認，城市化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急劇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國正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其生育意願立刻下降，而未來將會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同時，即便在鄉村，由於現代性廣泛、深度滲入，青年人的生育意願已快速下降。至於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願，對於整體人口成長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第三篇文章從水資源角度分析人類所面臨的挑戰。作者指出，中國是個水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而近些年來，水汙染十分嚴重。如果人口繼續成長，大家就都將沒水可喝。

這樣的論證基本上是羅馬俱樂部理論的劣質翻版。四十年來，面對人口快速成長，某些專家、國家、國際機構擔心過這種或那種的資源枯竭。事實卻是，所有資源都沒有耗盡，相反，人們所能支配的幾乎所有資源都在增加。

至於中國當下水資源的匱乏，作者其實已指出其癥結所在：嚴重汙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辦了。所有人爲的汙染都是可以治理的，問題僅在於人們願意支付多大成本。隨著越來越多人口捲入現代工商業體系，生產效率提高，中國可利用越來越好的生產技術，從而控制新增汙染；也可拿出越來越多的錢治理汙染。那些被汙染的水都可以恢復清澈，這只是一個成本和時間問題。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與經濟發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關關係。作者重複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國人的擔憂：如果5億以上印度貧民窟中的貧民、未來要轉移到城市的中國4億農民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會怎麼樣？

若讓我來回答，我會說，愛怎樣就怎樣。憑什麼美國人可以，中國人就不可以？照此邏輯，葉檀女士應當把這篇文章寫成英文，說服美國政府實行計劃生育，因爲，問題在美國人那兒，他們的人均資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讓美國人口快速減少，其對資源消耗的正面效應，不比控制中國人口成長的效應大很多？

當然，事實是，中國人的資源消耗模式未必重複美國，這一方面是因爲，中國人對於人與自然間關係的理解、對於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與美國人相同。另外，中國人的資源消耗模式是一個可透過制度、政策予以控制、調整的問題。價格機制本身也是一個控制機制，這是經濟學的常識。

作者爲人口製造貧困論提出了一個論據：大規模的人口成長已吞噬了非洲大陸的經濟成長。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敗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敗制約了經濟成長，導致該地區財富生產效率較低，無法滿足民衆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後發國家在二戰以後經歷了人口高速成長，而並未出現過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種悲慘局面，這不正說明了制度至關重要嗎？

綜觀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說，對於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成長，作者沒有提出任何新鮮的、且站得住腳的理據。作者不過重複了過去幾十年間一些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和生態學家反覆提及的命題、論點、論據。全世界過去六十年的事實已證明，這些命題是不成立的；而從一開始，那些命題在理論上也是不成立的，它們都立基於錯誤的預設：物質主義。

亞當•斯密是透過對重商主義的反叛，而開創現代經濟學的。而重商主義正是物質主義的：它只是關注物質的產出、交換、消費，人被忽略了。或者說，人被物化，被當成純粹的生產要素，以及消耗財富的機器。所以，重商主義者把黃金當作最重要的財富，致力於製造國家間的貿易壁壘，爲此不惜對國民的財產權和貿易自由進行限制。

斯密則把人視爲最重要的財富。人是經濟成長的動力：斯密說，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實現成長。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則分工越細密，效率將越高。當然，在斯密那裏，人也是經濟成長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經濟政策可以調整的對象，經濟政策唯一的目標是滿足已經出生以及即將出生的人之需求。爲此，社會、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透過增進和保障人的尊嚴與自由，提高生產效率。自由是斯密經濟學的關鍵詞，它是人的自由。

奧地利學派更爲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經濟學的人本自由主義內涵，這體現在其主觀主義方法論上：必須從人的主觀維度理解人的經濟活動。經濟成長的驅動力是人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構造、提升合作性關係之能力。因此，市場以自由秩序爲其框架，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二戰後的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對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發展經濟學，則悲慘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義時代的物質主義迷信。它討論物質性生產要素，人也只是一種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實上，在這些經濟學家和決策者眼裏，人對於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機器、石油。正因爲如此，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普遍支援控制人口的計劃生育制度和政策。當然，他們也普遍支援政府對經濟、社會等領域進行計劃、管制、控制。

葉檀關於人口問題的系列文章就是以這樣的經濟學爲基礎的。有趣的是，作者給反對控制人口的論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這個詞，我們恰恰可以看到一種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說的唯理主義。唯理主義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張計劃人口，也即控制人口成長。他們相信，可以透過電腦測算出一個適當的人口規模，然後政府就可以用權力追求這個目標。至於政府採取什麼手段，根本不重要，因爲這是拯救中國人和人類的偉大事業，怎麼做都是合理的。

這種唯理主義與上面所說的物質主義相互支援：只有物纔是可測量、可計算的，因而是可計劃的。計劃經濟、及作爲其組成部分的計劃生育政策，源於極端的物質主義。最有趣的是，這些計劃者從來不認爲自己是物。可以說，計劃體制隱含著一個政治上的主奴結構：計劃者是人，被計劃者則是物。庸衆是沒有人的意識之動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須由那些有能力操縱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來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說，她倡導計生和優育，是從有尊嚴的生活地角度出發的，要倡導人們更加理智、優雅地生活。我想說的事，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決定自己命運的人，纔有尊嚴和優雅可言。計劃生育政策把人當成物對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來尊嚴和優雅？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者和官員，自負地計算、驕傲地計劃他人的生命，或許很聰明，或者很強大，但一點也不理智，一點也不優雅。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魏城）

兼答葉檀女士《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

（編者按：FT中文網最近就人口問題刊登出不少觀點互異文章，具體內容可參見FT中文網人口專題。歡迎持各種觀點的學者、讀者就這個話題繼續展開有意義討論。）

從超長人類歷史考察，人類人口在99%以上的時間裏是處於高出生、高死亡、低成長階段。工業革命開啓了人類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變。20世紀特別是後半葉人類人口發生了人口史上的最大變化：死亡率迅速下降致使世界人口成長率和年成長量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峯，也因此，20世紀成爲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分水嶺：人類由高死亡水準傳統社會轉向了低死亡水準現代社會。

正因爲人類人口成長達到了歷史上的空前水準，因此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的問題備受關注，對我們這個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更是如此。今後幾年或十來年，中國龐大的人口還將持續一段低速的慣性成長，並且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將會愈加突出。在這種背景下，葉檀女士再次引出這樣的重要話題進行討論非常必要。

一、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的理論梳理

人口研究繞不開馬爾薩斯。1798年馬爾薩斯在其出版的《人口原理》首次系統地提出並研究了人口成長與生活資料（糧食）的關係問題。馬爾薩斯認爲人口在沒有抑制的情況下，人口按幾何級數成長，即1、2、4、8、16、32、64、128、256、512…， 而生活資料卻是按算術級數成長，即1、2、3、4、5、6、7、8、9、10…。按照馬爾薩斯人口原理，人口成長必然突破生活資料的極限。

自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以來，人口成長後果的爭論就一直持續著。簡單概括來說，有三種主要學派的爭論。第一種是新馬爾薩斯學派，他們從生存資源環境有限的假設出發，認爲人口成長對資源環境是一個嚴重的挑戰，是導致環境退化和人類苦難的根本原因。第二種是新古典經濟學派，他們認爲人口成長不是重要的危害，因爲市場分配著稀缺的資源並且刺激著有效的創新。人口成長事實上可能是有效益的，因爲歷史記錄證明，當世界人口成長時，人類的福利就會提高。第三種是制度理論學派，他們認爲人類的苦難和環境問題與其說是人口成長引起的，不如說是由社會經濟制度的安排和運作引起的。

20世紀90年代美國環境社會學家查爾斯.哈珀（Charles L. Harper）在綜合前人觀點的基礎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種社會變數是資源環境變化的驅動力：（1）人口成長與規模；（2）制度安排及變遷，特別是有關政治經濟和經濟成長的；（3）文化、信仰和價值觀；（4）技術創新。從社會變遷的宏觀視角來看，資源環境問題的產生並不單單來自經濟變數和人口變數的影響。實際上，文化、價值觀也是不可忽視的變數。社會學家強調，我們的物質主義文化（文明）創造了今天的資源環境問題（哈珀，1998，p76）。

不同視點的爭論反映出對資源環境問題的不同認識，這種爭論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而結果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與公衆在爭論中達成了一些共識：其一，影響環境資源惡化的因素不是單一的、簡單線性的；其二，在諸多影響因素中，人口規模及成長只是其中之一；其三，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地區，導致資源惡化環境汙染的主要原因會有所不同。

二、布朗關於中國人口與糧食的實證研究

葉女士以水資源爲例，以翔實的數據爲基礎，論證了全球特別是中國水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及成長「無限」消耗之間的矛盾，進而指出人類所面臨的巨大生存挑戰。關於水資源論述，我並不在行，但是這裏可以以馬爾薩斯傳統的經典問題人口與糧食爲例來分析人口與資源之間關係。

1994年世界觀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所長萊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該所出版的雜誌《世界觀察》(9-10月號)上發表了題爲「誰來養活中國」的論文。布朗認爲，到下世紀（21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人口將由現在的近13億增加到16億，屆時中國糧食需求不僅由於人口數量的增加而且由於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消費方式的改變而猛增。2030年中國將出現2億700萬噸的糧食不足，這相當1994年全世界的糧食輸出量，如果再考慮到經濟發展後食物結構變化的因素，中國屆時糧食不足將達到3億6900萬噸。

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國迅速的工業化，中國也會像鄰國日本，南韓等一樣耕地減少，加之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破壞，將使糧食總產量不斷下降。其結果是中國糧食不能自給，供求缺口很大，將超過世界糧食貿易總量，以至於所有糧食出口國都不可能滿足中國糧食的需求，中國的糧食問題將導致世界糧食危機，屆時世界經濟和政治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布朗言稱，誰來養活中國，這是世界不可迴避的問題(布朗,1995) 。因此，布朗預言糧食問題將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

事實上， 布朗作爲糧食專家一直都十分關注世界的糧食、環境、人口等問題。客觀地說，布朗對中國糧食前景的預測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卻過於簡單化了。事實證明，布朗的預言言過其實了。布朗關於中國糧食悲觀預測之後的近20年，中國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其一，中國人口成長速度並沒有布朗採用的預測那麼快；其二、中國耕地面積一直保持穩定；其三、農業技術在進步；其四、農業政策制度不斷改進等。因此，正如專家學者反駁，與其說糧食問題是個人口和消費問題，不如說是農業經濟發展問題。當然，我們也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布朗有根有據「危言聳聽」式的預言確實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警世性，確實促進了我們全面高度重視中國的農業糧食問題。

葉女士所討論的水資源問題其實和糧食問題同等重要，在某種意義上是同一類問題，因此，中國糧食問題解決的經驗應該可以對中國水資源問題的解決有所啓發。

三、全球化視野下的資源環境問題

在今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資源環境問題具有開放性和公共性。開放性是指資源環境的「擁有分享」已超越傳統意義上領土國界；公共性是指哈丁所言「公有地悲劇」中資源環境公共使用時的保護困境。顯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若還以封閉的、靜態的視角去分析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則不利於資源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

以中國糧食爲例，中國雖然耕地稀少、水資源短缺，但中國最大優勢之一是人口衆多。經濟學家林毅夫早年在回應布朗糧食問題時就指出，即使對糧食這種特殊戰略商品，中國仍然可以依靠國際市場調劑中國糧食所需的20%～30%。進口糧食，實際上就意味著我們在「進口」中國的稀缺資源---耕地、水；而我們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就意味著我們在發揮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在全球化國與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相互依存，比如當下受到美歐石油制裁的伊朗在拼命地尋找新的市場，因爲封鎖其優勢資源意味著封閉其生存空間。從這種意義上講，全球化給了我們更大的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儘管許多資源環境問題是地方區域性的，但當代資源環境退化形式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具有全球性，而且它們對人類生命造成的一系列危害和威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許多資源環境問題如全球變暖、臭氧枯竭和資源消耗等都產生了一個比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要大得多的「環境命運共同體」。面對著我們人類「公共物品」的資源環境，因爲「公有地悲劇」的困境，任何以國家爲單位的單邊行動都將是無助的。

以全球變暖問題爲例，誰都知道，3億多人口的美國每年向大氣排放的「溫室氣體」高於13億人口的中國，位居世界首位，但是美國政府並不願意犧牲本國民衆的生產生活方式而批准全球共同治理「溫室效應」的《京都協議書》。在2011年12月南非德班世界氣候大會上，各國角力搏殺，再次反映出了資源環境問題公共屬性的悖論。在此會議艱難達成協議之後，加拿大即可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加兩國的行爲，本質上都是「國家利益至上」的結果。面對資源環境等全球問題，在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幼稚到以「犧牲本國人口利益、減少本國人口規模」來拯救自身、拯救地球。所以，以關起「國門」封閉的方式、以迅速減少本國人口數量的手段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充其量是將我們在「公共物品」上應有的份額讓他國所蠶食，將我們在「共有地」上應有席位讓他國所佔有而已。

自人類誕生以來，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時間，世界人口於1800年才達到10億，130年以後即1930年世界人口達到20億，1960年世界人口已達到30億，在不到40年即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一番達到了60億，今年又達到了70億。不錯，世界人口還將成長，聯合國預測數據顯示，人類人口將最終於本世紀末穩定在100億左右。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口規模，地球有多大的承載力，地球到底能夠養活多少人？

這個問題沒有確定的答案。1996年美國人口學家科恩出版了迄今爲止有關地球承載力最系統、全面、深入的總結性研究專著《地球能養活多少人》。科恩發現，對地球承載力的研究，不同學者的觀點和結論存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差異，地球承載力的人口數字從不足10億到超過1兆。可見，所謂地球承載力是一個彈性巨大的相對變數。

從過往歷史看，源自於馬爾薩斯人類人口突破資源環境極限假說從未得到驗證。當然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從過往經驗歸納推導出未來。但是，之所以對未來仍有信心，因爲，其一、地球系統是開放的，其承載力是相對變數，是隨人類人口變化而變化的；其二、人口成長不會無止境，今日依然成長的發展中國家終將像發達國家一樣，人口走向平穩、甚至衰退；其三、人類在不斷地調整自身生產生活方式，改善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傳統工業社會模式即以化石燃料爲基礎，「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不可持續。事實上，至少在理論層面上，世界各國已經確立了可持續發展觀，不少地區、國家已經付諸行動。

四、爭論中的共識

實際上，資源環境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而爭論不休則源自於人類生活的二重性，一方面，人類及人類系統生存於生物圈中更廣泛的生命網路之中，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因此人類最終要依賴地球資源和其他物種的能量轉換；另一方面，人類又不同於其他物種，是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獨一無二的創造者，具有改變、超越自然環境限制的獨特能力。很顯然，若是信奉前者，面對「來勢洶洶」人口成長，你可能得出悲觀結論；若是信奉後者，則得出樂觀結論。在信仰這個層次上，樂觀與悲觀的爭論不會有結論。不過，樂觀給予信心，悲觀帶來警示，人類社會就在此間行走。

這樣也就不奇怪，不僅爭論不會完結，而且在不同觀念、不同認識下有了應對問題的不同主張。回應開篇所述的三種主要認識也相應地產生了三種解決問題的主張：即「減少刀叉派」（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主張），「增大餡餅派」（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派主張）以及「分好餡餅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主張）。第一派的認識主張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如食物）是有限的，製作的「餡餅」不足於養活成長的人類人口，所以需要減少人口以解決人類貧困發展及資源環境問題；第二派的認識主張則是，不是「餡餅」有限而不能養活人類，而是「餡餅」做得不夠大，問題的本質是要把餡餅做得更大；第三派的認識主張是，不是「餡餅」不夠也不是非要把「餡餅」做的更大，而是「餡餅」的分配不公，需要對「餡餅」公平再分配。從葉檀女士已發表三篇文章論述不難看出，葉女士屬於馬爾薩斯學派。

中國龐大的人口這一基本事實似乎給未來的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抹上了一筆宿命的悲觀色彩。在今後幾年或十幾年裏，中國人口還將繼續慣性成長。按照聯合國2011年版的預測數據，若是未來20年生育水準保持在1.6左右的中方案，中國人口將於2026年達到13.96億峯值並由此下降；若是生育水準1.1左右的低方案，中國人口將於2017年達到峯值13.58億並隨後迅速下降。不難看出，無論是未來中國人口數量還是人民生活水準提高都將會給未來中國的資源（耕地、用水、能源等）使用環境汙染帶來巨大壓力，但據此是不是就可以推斷中國未來資源環境問題的「主謀」是人口呢？

中國1980年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是以馬爾薩斯人口論爲基礎的，是把中國人口數量及人口成長作爲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問題的主要變數看待的，並以此作爲繼續堅持嚴厲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顯然，葉女士的論證是支援了政府這種作爲。筆者及不少學者則認爲，因爲目前中國人口數量成長已進入尾聲且會迅速下降，不可能成爲資源環境問題加重的主要驅動力，所以那種把人口規模歸結爲資源環境問題的主因，不僅把問題簡單化了，而且還會產生嚴重誤導，不利於資源環境問題的真正解決；從人口學角度講，更爲重要的是繼續實施目前的計生政策會加速人口自身內部結構失衡，而人口結構失衡就不可能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所以，今日主張放開計劃生育政策，本質在於調節人口內部結構，因爲人口內部結構均衡是最終在可持續發展中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必要條件。

那麼中國目前資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哪裏呢？早在幾年前，國家環保總局負責人就曾指出：目前的高耗能、高汙染、高消費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中國現有資源和環境根本無法承受的，由此可能導致的生態危機迫在眼前。同時，環境法實施不利以及片面的發展觀和以經濟成長爲核心的政績考覈機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 。顯然，生產方式、制度法規、觀念、技術等都是影響中國當前資源環境問題的重要因素。

如今大家的共識是越來越多地反省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誠如葉女士所言，「更大的問題是，水資源利用效率低，民衆節水意識薄弱」，比比我們單位生產能耗，如葉女士列舉中國農業生產、鍊鋼鍊鐵單位耗水量比發達國家高數幾倍甚至幾十倍；看看上下揮霍浪費，水資源、糧食的浪費驚人，國人一年餐桌上浪費夠兩億人口的糧食，這纔是我們資源環境問題的癥結。其實，觀念、生活行爲方式改變一小步，就能換來資源環境壓力緩解一大步，何至於對中國人口數量「大動干戈」自毀長城本末倒置地解決資源環境問題拯救地球呢？！

在全球化的條件下，解決中國資源環境問題，一方面，需要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與國際合作共同治理；另一方面，走節約型社會、走循環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美）查爾斯.哈珀. 環境與社會.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萊斯特.布朗. 誰來養活中國（日文版）DAEYAMONDO社，1995

（編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兼答葉檀女士《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四）

中國1980年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實際上是在「人多是負擔」觀念指導形成的，拋開這種理念之爭，人口與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關係論證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理論基礎。可以說，人口與經濟之間關係討論由來已久，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取得，隨著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係認識的深入，過去簡單從人口數量或人口成長討論對經濟成長不利的觀點漸漸淡出。不過，作爲常年在中國財經領域發言的葉檀女士如今卻又老話重提，且做出了似是而非結論，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以她有影響的言論，可能會誤導不少人甚至誤導公共政策導向，所以有必要對此問題再次論證釐清。

一、人口與經濟成長關係不同觀點的交鋒

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得從馬爾薩斯說起。自其《人口論》誕生以來，有關人口與資源、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圍繞著人口與發展的基本關係問題，如同我們已經提到的，存在著三派不同的觀點，即悲觀派、樂觀派和中性派。

馬爾薩斯是悲觀派的代表。人口悲觀派傾向於強調人口規模、人口成長對經濟發展、資源環境的負面作用。20世紀60、70年代伴隨著世界人口高速成長更有學者和學術機構如保羅•埃裏奇、羅馬俱樂部等不斷地以「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危機」、「成長極限」等警示人類，人口悲觀論盛極一時。

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經濟學家西蒙爲代表的樂觀派發表了諸多學術著作，論述了人口成長對經濟成長的積極作用。另一位樂觀派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蓋爾.強森.(D.Gale Johnson)指出：「從歷史上看較低的人口成長率意味著較低的經濟成長率」。強森在研究包括中國人口在內的世界人口變動與經濟成長之關係後得出結論：「有充足的證據表明：人口成長沒有導致人均實際成長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達到並超過了60億之後也沒有發生。而且有更多的證據表明，在較長的時期內，人口的成長對近兩個世紀裏知識總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正是由於知識的增加使我們今天的生活與200年前或更早時期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不同。」（蓋爾，2000）因此，樂觀派認爲從宏觀和長期的視角看，人口成長對人類技術進步、社會經濟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公共政策委員會的人口問題研究小組曾在20世紀60、70、80年代分別做過人口與發展關係的研究，每次的結果都是不同的。1971年的研究報告中的結論是，人口成長透過降低人均收入的成長等16個主要環節給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然而，1986年的研究報告結論卻有了很大的不同，消極方面的影響只有三個方面，而積極方面的影響卻有六個方面。專家們指出，1986年國家科學院的研究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過去那種關於人口成長會給發展帶來很大消極影響的結論中走了出來（（美）人口委員會，1996）。可見人口是一個相對變數，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水準的人口成長、人口規模，顯示出對發展不同的正負影響。

20世紀末，哈佛大學兩位學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出發，利用經濟成長模型以東亞爲例對人口與經濟成長之關係做了非常富有啓發性的研究。從人類人口的歷史看，人口轉變（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變遷(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類人口史上急劇變化的短暫一瞬。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數量和結構都發生對應的變化（見圖1、2），而這種變化又會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成長。

與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並沒有直接關注人口數量增減、人口成長率變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而是把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變化上。他們研究發現，在人口轉變初期（圖1、圖2的第二個階段），由於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變，一方面，人口數量會加速成長，另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即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撫養負擔加重，因而不利於經濟成長；在人口轉變中期（圖1、圖2的第三個階段），人口生育率開始下降進入生育率轉變時期，這時人口數量成長速度減緩，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朝著勞動力人口比例不斷上升、撫養比例不斷下降的方向變化。這種變化對經濟成長產生積極影響，即人口紅利階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轉變完成階段（圖1、圖2第四階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與死亡率水準相當，這時人口趨向穩定，人口數量成長和人口年齡結構都趨於常量，因此，人口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也趨於中性。

透過這項實證研究，我們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負擔係數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並且在轉變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方向的影響作用。

二、動態結構觀下人口與經濟成長關係的統一

如果把人口與經濟成長的關係討論納入動態的結構視角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過去，學者們之所以就人口與發展的關係問題爭論不休，其一是沒有從內部結構如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去觀察，多是僅從宏觀上討論人口成長率或人口規模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二是學者只觀察到了人口與經濟發展變化的某個階段，擷取了不同的論證素材，缺乏人口轉變週期性的動態觀察。例如保羅•埃裏奇在1968年寫下《人口爆炸》和羅馬俱樂部一撥學者1972年關注「成長的極限」時，正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處在人口轉變初期的人口高成長時期。同樣，當年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也是敏銳地看到了中國人口轉變初期帶來的人口高成長對百廢待舉的中國經濟起步和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得出了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相反樂觀派如朱利安.西蒙和蓋爾.強森（D.Gale Johnson）則是長距觀察，總體上發現了人口成長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人類知識總量增加從而促進經濟成長的事實，得出了樂觀的結論。

以動態結構觀，可以把過往人口與經濟成長關係的三種不同的觀點統一起來。悲觀論的結論證據主要來自人口轉變初期人口數量加速成長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少兒扶養比增加不利於經濟成長的實事，馬爾薩斯、馬寅初所觀察的人口問題屬於此類；樂觀派的結論則來自人口轉變中後期人口數量成長減速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勞動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紅利期有利於經濟成長的事實，西蒙等人的論證屬於此列；中性派的結論則是來自人口轉變完成人口成長趨於零人口年齡結構趨於穩定的實事。

如此看來，不難理解葉女士的困惑與糾結。在數量觀下，面對同是人口衆多的東亞與非洲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無法得出人口與經濟成長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如同葉女士最後的糾結：「無法得出明確的人口與經濟的對應關係」。這正是數量觀下考察人口與發展關係無解的困惑所在。

所以，人口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本質上不是人口數量或人口成長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而是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

三、未來人口結構變化趨勢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憂慮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出發，經濟成長的核心要素是資本、勞動力、技術、人力資本、以及制度變遷等。人口因素只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結構處在有利於經濟成長的「人口紅利」階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別指出，人口紅利階段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能否實現還取決於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

中國學者借用上述模型對中國建國以後的人口與經濟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確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獲得了人口紅利。在經濟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結構優勢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的高速成長和社會發展（於學軍，2003；蔡昉，2004；王豐，2007）。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口是幸運的，後30年經濟制度改革將前30年人口能量、紅利的積累儲備全部釋放出來了，由此創造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但是，從動態的結構視角觀察中國今後數十年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卻並不樂觀。隨著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人口必然趨於老化，但對中國人口來說，中國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大大加速了中國老齡化進程。

人口老齡化首先會使老年人口扶養比上升，而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相對下降。這一升一降的過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撫養比一升，意味著社會養老金增加社會負擔加重；另一方面勞動力資源比例相對一降，表明勞動力供給不再豐富，儲蓄率會受到影響；在影響經濟成長的各種要素中，人口要素這樣一個變化會對經濟的可持續成長產生負面作用。

依據聯合國人口預測（表1），中國勞動力人口比例於2010年達到72.4%的最高水準，隨後開始下降。從長期來看，勞動力人口比例達到峯值之後將迅速下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若按照聯合國低方案，則勞動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個勞動力撫養一個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兩多人。人口年齡結構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變化過程顯然將不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更是如此。

從動態結構觀考察，人口加速老齡化之後是勞動力人口老化，因爲持續的低生育率會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這樣勢必造成勞動力年齡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產力的時代，老齡勞動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方面比青年勞動力要處於劣勢，對新產業和就業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勞動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透過對技術創新、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力資本回報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負面影響，從而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效應。

中國勞動力人口老化也是一個加速的過程。在聯合國人口預測方案中（表2），中國勞動力人口數量還會有一定的增加，到2015年左右，然後迅速下降。與此同時，最具創新能力的青年勞動力人口（20-39歲）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勞動力人口（45-59歲）的比例在增加。顯然，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人口萎縮和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是一個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對經濟發展創新力和競爭力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的過程。人口結構如此變化最終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成長。

其實，中國人口結構迅速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近年來，「民工荒」已在中國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出現，且有加重蔓延趨勢。從人口角度來看，這是中國人口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表現。與本世紀初期相比，中國底端青少年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0年中國進入工作年齡的16歲人口爲2031萬，2010年下降到約1567萬；2000年18歲適齡高考人口基數爲2310萬，2010年下降到1782萬；2000年18-20歲的適齡參軍人口基數爲6347萬，2010年爲5053萬，大幅下降。2011年中國小學在學生規模創新低。由於中國青少年人口持續迅速下降，中國人口將進入「荒」時代，小學到大學的「生源荒」，經濟成長企業發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衛國軍隊的「兵源荒」，中國將迎來「多荒」迸發的時代，進而進入「慌」時代。

由於中國長期的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未來數十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將形成極不穩定的倒金字塔型結構，更爲嚴重的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少子老齡化與性別結構上婚配男女嚴重失衡還會相互疊加，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人類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重疊失衡現象，這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人口挑戰。

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計劃生育企圖以減少人口數量方式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之問題，其實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相反卻製造出了根本性的、更爲廣泛的、更爲嚴重的人口結構問題。今後真正要擔心不是中國人口成長「突破臨界點」，而是中國加速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與性別結構嚴重失衡，人口結構問題是中國的「阿喀琉斯之踵」。

參考文獻：

（編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接到通知，我躺著中了槍，「槍手」是大名鼎鼎的葉檀女士，聽說她曾被請到中南海討論經濟形勢。被名氣這麼大的槍手打中，不管是痛還是癢，總得哼哼幾聲吧。

葉在她的《反智的人口理論可以休矣（七）》一文中提到我的名字。爲了闡述方便，下面照抄提到我的那一段文字：

「近日，蔡泳教授在接受BBC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時引用了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用貝葉斯方法作出的最新成果。在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中，研究人員設計一個隨機模型，針對過去幾十年的數據來確定模型參數，進而用電腦對各國的將來人口作重複模擬，以得到其分佈圖。其中關於中國的大致預測是，將來五十年內，中國生育率會從當前的1.6逐漸上升，然後徘徊在2左右。該結果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力。按照論文結論，是否實行一胎化政策對於客觀的生育率沒有本質上的影響。」

葉文中提到的這個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報導，是BBC在2012年9月19日推出的一個多媒體節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訪問BBC的網頁，網頁是英文的（雖然BBC在9月20日也發佈了由凱露撰寫的題爲「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問題的思考」的中文報導，但其中並沒有提到我或是貝葉斯模型的內容）。

這裏有幾點需要澄清。

1、葉的第一句話應該是漏了幾個字，因爲我「接受BBC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時」好像說不通。BBC網頁上寫得很清楚，BBC請我估計「如果沒有實行一胎化，中國的人口成長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2、葉顯然是做了功課，因爲BBC的報導中並沒有提到「Bayesian Probabilistic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All Countries」一文。但我想她的功課也就到此爲止，因爲該文並沒有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力」作出評估。事實上，這篇文章今年7月份纔出版，我也是前兩天才看到。我給BBC的計算，依據的是聯合國和華盛頓大學更早的一個研究成果。該成果先在2009年12月「聯合國生育率趨勢專家會」（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Rec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Fertility）宣讀，然後以」Probabilistic Projections of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for All Countries」爲題於2011年正式發表在美國人口學會的《人口學》雜誌上。

3、「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對我國過去30多年的生育率沒有本質影響」的結論，是我做的。其依據很簡單：假定我們只知道中國1980年以前的生育率變化情況，參照世界其他各國生育率變化情況，應用聯合國和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共同開發的生育率預測貝葉斯模型，我們可以估計出在沒有獨生子女政策的情況下，中國生育率的水準。把估計的生育率水準和過去三十年的實際水準相比較，就可以看出「獨生子女」政策對中國生育率的影響。結果令人相當驚訝：估計的「沒有獨生子女政策」的生育率，居然比實際發生的還低！

這背後其實有一個相對簡單的人口學解釋：因爲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重點是胎次，忽略了生育年齡和間隔對生育率的影響。只關注了「少」，把「晚」和「稀」丟掉了。結果中國人初婚年齡降低了，初婚到初育的間隔比50年代縮短了。再加上政策的不確定造成了人們搶生、超生，使得1980年代我國的生育率未能持續1970年代的下降趨勢。

簡單澄清以後，對葉的證據、論述和結論做幾點批評。

葉文寫道：「以南韓爲例，從1983年到2003年，總和生育率從2.08下降到1.19, 以後就一直保持在1.2左右。這一持續下降的歷史，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紀錄。」不知道這個「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紀錄」是根據什麼標準評判的？如果指的是下降的速度，我國的生育率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怎麼算都比南韓快。如果要比下跌的深度，我國臺灣的生育率從1983年的2.17，下降到2003年的1.24，再到2010年的0.97！南韓估計是追不上了。如果是比低生育率的長期性，日本的生育率從1973年掉到更替水準以下後一路走低，近些年一直在1.5以下。看來南韓要「創紀錄」，還需繼續努力。

葉是經濟專欄作家，文章經常引用各種各樣的數據，還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給大家介紹貝葉斯方法，非常令人敬佩。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可以不看人家的論文，就搬出大家都熟悉的「中國國情」作爲擋箭牌，否認該模型對中國的適用性。事實上，該模型的假設並不是像葉說的那樣，來自「使用者的先入爲主的觀念」， 而是來自對人口學研究幾十年來的成果的總結：生育率下降有非常強的規律性，雖然下降的起點和條件各有不同，但是一旦下降開始，在達到低點以前，一般只有小幅波動，而不會有大幅反彈。不僅如此，該模型還利用樣本以外的數據對其假設進行了交叉驗證，結果證實這一模型有很好的適用性。

其實有「先入爲主的觀念」的不是別人，而是葉自己。雖然葉看上去是一個重視證據、強調數據的人，實際上她只是選自己喜歡的數據、符合自己結論的證據。雖然葉不接受貝葉斯模型，但她卻引用其結果，認爲我國「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爲2，而不會出現所謂的人口坍塌現象」。雖然聯合國估計中國的生育率還在1.6，但這並不代表「國際主流學界認可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爲1.6」，葉要是真想知道「國際主流學界」的意見，不妨認真看看國際主流學術刊物的文章。她還說她「目前正在透過一定管道進行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生育狀況調查，到時公佈結果」，但她緊接著就說：「可以肯定，生育兩個或以上是主流。」調查還沒做完，結論怎麼就先出來了呢？葉費了那麼多筆墨，其實結論早就有了，就是反對調整我國的生育政策。

她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討論人口問題，是爲了對國家、對民族、對後代前途秉持負責的態度，我們絕不能因爲一時的衝動，讓後代承擔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但沒有生育，哪來後代？

（編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亦爲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訪問學者）

二戰前，英、法、美對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英國首相張伯倫是「綏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對歐洲整個局勢，甚至對整個世界瞭如指掌。」爲了推行綏靖政策，他一面在國內打擊強硬派，一面多次親自去德國，與希特勒祕密會談，獲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援。

丘吉爾是英國議會中極少數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將給歐洲帶來災難，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導致文明的毀滅。但是多數人都將他的警告視爲危言聳聽。

「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二戰初期英法聯軍只把希望寄託在他們認爲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上，對德國宣而不戰。沒有進行有效的軍事行動，被德國人稱爲「假戰」。

由於戰事進展不順，1940年5月10日，衆叛親離、聲名狼籍的張伯倫只得「引咎辭職」，丘吉爾接任英國首相。半年後，張伯倫在家鄉的孤獨抑鬱中病逝。毛澤東曾說：「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

5月21日，德軍已經繞過「馬奇諾防線」，將40萬英法聯軍圍困在法國的敦刻爾克—一個極易受到轟炸機和砲火持續攻擊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時軍隊投降，法國也準備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峽成爲聯軍絕處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勢萬分危急，丘吉爾果斷下令撤出在法的英軍。英國的計劃是力爭撤離三萬人。英國政府透過廣播緊急呼籲所有擁有船隻的人前往敦刻爾克，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遠征軍對於英國意味著什麼，所以積極響應政府的呼籲。無數業餘水手和私人船主也應召而來，他們駕著駁船、拖船、貨船、客輪、漁船、汽艇乃至花花綠綠的私人遊艇，冒著德國飛機、潛艦和大砲的打擊，往返穿梭於海峽之間，在5月26日到6月4日這短短的8天中，奇蹟般地將33.8萬人安全撤回英國。丘吉爾宣佈：「這次撤退將孕育著勝利！」

敦刻爾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國遠征軍的所有重型裝備都丟棄在歐洲大陸上，造成英國本土地面防衛發生嚴重的問題。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敦刻爾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經過戰爭考驗的官兵，絕大部分都成爲日後反攻的骨幹力量。沒有敦刻爾克大撤退，就沒有四年後的諾曼底登陸，就沒有二戰的勝利。敦刻爾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英國保留了繼續堅持戰爭的最珍貴的有生力量。

從政策連續性來說，停止計劃生育是一種撤退，但是這種撤退的歷史意義遠遠超過敦刻爾克大撤退。很多人以爲計劃生育晚停止一兩年沒有關係。其實停止計劃生育也有高度時限性。晚停止計劃生育一年，就多損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萬補償性出生高峯相當於當年被圍困在敦刻爾克的40萬英法聯軍，他們承擔著重大的家庭責任（可以讓數千萬家庭降低養老風險）、肩負著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這是單一年齡的三千多萬（全部是孩子），如果被「過渡」掉了，從社會持續發展角度看，相當於戰爭年代或者天災年代損失上億人口，誰承擔得起這個歷史責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從2011年開始，中國15-49歲總育齡婦女和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都開始快速減少，一批批婦女正在喪失生育能力。而年輕一代人的生育意願在不斷下降。人口政策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想從容地華麗轉身已經是不可能了。時間就是生命，耽誤一天，後悔十年；耽誤一年，貽害千載！

對於計生委和人口學界來說，政策連續性（各種二胎過渡）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對於國家來說，歷史連續性比政策連續性更爲重要。2011年本來是停止計劃生育的最佳時機（《公開信》30週年已過，人口普查證實1.18的生育率，開始「十二五」規劃），但是在計生委和人口學家的「忽悠」下，停止計劃生育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硬是變成了燙手山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國政府應該拿出當年丘吉爾那樣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氣，收拾人口殘局，動員一切力量來趕搶補償性出生高峯，組織家庭「生產自救」（既然國家今後無力提供養老，那麼就應該放大家一條「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人心，不要錯過了「季節」！

停止計劃生育有一些問題，不停止計劃生育問題更大。人口政策現在是進退維谷，但卻又是不進則退。有人指望用平穩過渡來讓人們遺忘人口危機，其實是鴕鳥心態。人口危機不會像其他社會危機那樣會被時間沖淡，而是會不斷累積、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穩過渡的。拖，總不是辦法。以前民衆和知識精英支援計劃生育，是因爲被「持續發展」和「緊急避險」理論所迷惑，認爲計劃生育雖然有一些問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實行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選擇」。現計劃生育的理論在已經破產，人民的人權覺悟空前提高。如果繼續計劃生育，那麼必然遭到民衆的強烈反抗，引發一系列羣體事件。

政策調整需要審「時」度「勢」，順「勢」而行。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已經達成全民共識（網路民意已經是一面倒支援停止計劃生育，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也呼籲停止計劃生育），停止計劃生育大「勢」已定，「時」機也已經成熟。由於人口有20多年的滯後性，人口危機才露出了冰山一角，還來得及將民意壓力轉變爲調整政策的動力。這是化「危」爲「機」的最後機會。風起於青苹之末，今後會「盛怒於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殺林莽」的。今後幾年人口危機全面爆發，人口危機所激發的政治破壞力將是巨大的，那時民心盡失，政府將很難掌握主動權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國秦末羣雄相爭之際，霸王項羽的部將英布殺害反秦義軍的精神領袖「義帝」楚懷王，民意呼籲嚴懲英布。項羽不但不懲罰英布，反而自己承擔殺害「義帝」的責任。劉邦藉此做足了文章，爲「義帝」發喪，聯合諸侯討伐「不義」的項羽。形勢急轉逆下，英布也投靠劉邦。人口政策調整不可沽名學霸王！

西漢時，漢武帝聽信江充等人的「巫蠱」讒言，父子相殘，逼死太子，損失數萬人口。一年後，田千秋等上書訟太子冤，漢武帝悔恨交加，果斷爲太子平反。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是因爲他與秦始皇死不認錯的態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頒發「輪臺罪己詔」，及時轉彎，收拾民心，其政權延續下去了，漢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傳》曰: 「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謂盛德」，停止計劃生育，標誌着我們的制度還有自我糾錯能力、還有活力。

停止計劃生育這個坎總是要過去的，因爲未來的方向是鼓勵生育，長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調整缺乏的是「動」的勇氣，不是「跨大步」（停止計劃生育）的力氣。一旦下決心調整政策，就不應該拖泥帶水踏碎步（各種二胎過渡）。《左傳》：「國將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個人口政策。

停止計劃生育的社會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沒有陣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經濟收益卻是巨大的。再說，即便是放開二胎，也會出現一個補償性出生高峯，與停止計劃生育的補償性高峯相差不太大（因爲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也會出現同樣大的社會震盪（在農村增加一些孩子不會引起社會震盪，因爲農村已經空巢化了，並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輿論焦點），同樣的政治成本卻使得政策「難產」。今後還得邁停止計劃生育這道坎，然後才能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卻將使得後續的政策滯後，錯過鼓勵生育的歷史時機。

中國今後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昂貴的「動能」）很多年，累計的「多生」人口還不如現在的補償性高峯（免費的「勢能」）出生的多。如果透過「過渡」方案將補償性高峯過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過渡掉，從經濟角度也是極不合算的，何況生育權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禮記.雜記》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當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錯誤的。但現在兩次人口普查都證實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還不果斷停止計劃生育，而採納已經也被證明是錯誤的各種二胎過渡方案，而繼續損失人口，那麼今後會如何評價這項決策？會如何評價這段歷史？

中國目前對計劃生育就像當年亞歷山大面對「哥頓神結」那樣茫無頭緒，面對各種過渡方案無從抉擇；那麼也不妨象亞歷山大那樣快刀斬亂麻——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可以盡收人望，是一項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遠！

（注：作者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寫在《關於控制人口成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32週年之際

32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人口成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是中國認識和「判定」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即對人口的判斷由「人多力量大」轉爲「人多是負擔」，也因此標誌着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重大轉變。從此，「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廣。3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提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結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計劃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於我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從短期看，猶如急功近利的「殺雞取卵」；從長遠看，則是「斷子絕孫」的「自毀長城」。在《公開信》發表32週年之際，有必要全面徹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一、獨生子女政策的緣起與理論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經歷了數次嚴重的挫折之後，無論是黨中央還是全國人民都有著強烈「痛定思痛」、「加快發展」的願望，而改革、開放國門洞開更是讓舉國上下強化了這種緊迫感。在改革初期還不可能徹底檢討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優越性的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學者對中國人口發展的認識和問題的判定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一方面，學者們認爲中國的貧困落後並非由社會主義制度造成，而現實中的許多困難如喫飯問題表面上又與人口衆多直接有關，人口衆多便成了導致中國經濟發展落後的主因，成爲中國加速實現現代化的巨大「障礙」和「包袱」。因此，迅速減少人口自然就成了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由於未能把握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轉變規律，視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人口數量成長爲前人「決策」錯誤所致，所以出臺「一孩」政策，是要對我們過去所犯「錯誤」加倍補償，是對過去「錯誤」的「撥亂反正」。史無前例最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就這樣誕生了。

那麼，獨生子女政策出臺背後的理論支援是什麼呢？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獨生子女政策出臺背後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是人口與經濟之關係的論證，「兩種再生產」（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的平衡理論是計劃生育的主要依據。當時的論證，一味強調中國人口衆多成長快不適應物質資料再生產，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產的規律與特點。後來這種人口和經濟之間關係論證，更簡化成「人均分母效應」。當人們只把人口作爲各種平衡關係對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標的時候，就不難推演出人口數量越少越有利於人均指標提高從而越有利於發展的荒謬結論，而「一孩」政策背後的人口與經濟發展關係的論證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實踐證明，「人口衆多是經濟發展障礙包袱」的論證完全是錯誤的。保持人口內部合理的結構（年齡、性別結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才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纔是人口影響經濟發展的本質所在。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出臺的另一大論證基石，是人口衆多對中國資源環境產生巨大壓力這一事實。後來「人口成長已經逼近資源環境所能承受的極限」的觀點更是廣爲流行，這也使得「資源環境有限論」成爲了嚴厲計劃生育政策不可鬆懈的一個牢不可破的根據。毫無疑問，中國存在著人口數量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但是，據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數量是資源環境問題的「罪魁」？是不是迅速減少人口數量就可以解決中國的資源環境問題了呢？

把人口規模歸結爲資源環境問題的主因，並以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爲手段來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在現實政策實施中危害巨大。一方面這把解決中國資源環境問題的簡單化了，產生了方向性的誤導，不利於資源環境問題的真正解決；另一方面，它破壞了人口自身發展變化規律，而且不利於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最終也不利於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實際上，當今資源環境問題的癥結主要在於中國高耗能、高汙染、高消費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發展觀也嚴重地影響了中國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

從過往歷史看，源自於馬爾薩斯的人口突破資源環境極限假說，從未得到驗證，今後也不可能。因爲，其一，地球系統是開放的，其承載力是隨人類人口變化而變化的；其二，人類人口成長不會無止境，會走向平穩、甚至衰退；其三，人類在不斷調整與自然的關係，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所以，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全新的視角看待和解決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問題。「資源環境有限論」雖值得關注，但無助於我們真正解決人口問題。

二、一孩政策實施過程的慘重代價與滯後的嚴重後果

1980年之後的獨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是因爲它突破了兩個底線：其一是自主生育的權利底線，其二是人口自身再生產的規律底線。

在「人多是負擔」的觀念指導之下，中國公民自主生育基本權利被剝奪。自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以來，中國計劃生育「事業」充滿血腥。遺留下來一些計劃生育宣傳標語本身就是最好的記錄：「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能引的引出來，能流的流出來，堅決不能生下來」...... 三十多年來，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各種強迫育齡婦女控制生育的粗暴手段，以及「株連九族」「連坐受罰」式的懲罰方式無處不在，各種踐踏生命的血腥事件層出不窮。直到2012年這類血腥事件還在「基本國策」的大旗幟下繼續發生。

實際上，今日中國社會，國人對同胞的冷漠、對生命的漠視、不寬容、戾氣重，無不與這30多年計劃生育背後的「藐視」人類生命的價值取向有關。當一個民族反智到質疑個體生命價值的時候，任何「崇高理想」下的實踐，都可能成爲一場民族災難。2004年中國憲法修正案已加入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文，而生育權是一項人類生存與繁衍的自然權利，這是一項典型的人權。單從這個意義上講，獨生子女政策就應該無條件地廢除。

從現實層面上看，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踐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害。從微觀家庭方面看，獨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結構單一化，其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風險大增。上千萬「失獨」、子女傷殘家庭的出現，不僅給許多家庭帶來了無法彌補的身心傷害，而且也是整個社會巨大的傷痛。獨生子女政策還使越來越多的家庭少兒少女、缺親情，斷送了傳統家庭的基本養老功能。這一政策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是致命一擊。中國傳統主幹文化爲儒家文化，其「仁愛」、「孝悌」等內核觀念的承載單位是家庭。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家庭不斷小型化、單一化，使得傳統文化無棲息之地，無生存之基。誠如葉廷芳所說，獨生子女政策破壞了人的「精神生態」，人內在的「精神生態」親情維繫的倫理關係一旦缺失，中國人也同樣失去了精神文化家園。

從宏觀變化趨勢上講，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並加速了中國人口結構的老化和失衡。2010年普查顯示，中國少年兒童人口比例下降至16.6%，65歲以上人口比例高達8.8%。中國人口老齡化水準超過了世界平均水準，比發展中國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國的發展中國家此比例爲8.1%）。到2030年，中國65歲老年人口比例將翻一番達17.4%，2050年更上升至27.8%，成爲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發展中大國。另一方面，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嚴重失衡。2020年前後，持續而嚴重的出生性別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將成爲主體並進入其婚配期（20-34歲）。由此，中國「婚姻市場」將會發生質的變化：屆時22歲-34歲男性人口將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萬，而到2030年，婚配男性人口絕對過剩超過3000萬。中國已成爲世界上性別結構失衡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這樣一個嚴重老化、嚴重失衡的人口，將全方位影響中國發展的各個領域。首先是經濟領域。年輕人口的迅速減少，不僅會使經濟社會發展失去生機和創造力，更將極大地影響到中國經濟可持續成長後勁和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隨著退出社會經濟舞臺的老年人口不斷增多，特別是2020年之後，世代更替將會給中國相當不完善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等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其次是社會穩定。從性別結構看，中國將迎來一個男性人口絕對「過剩」的社會。如此衆多年輕氣盛的「剩男」將會給社會來帶什麼？由於中國婚配人口性別比失衡是全國性的、長期性的，所以女性人口將會普遍短缺。隨著想結婚而又無法找到配偶的大齡男青年和終身未婚男性數量不斷積累，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將大大增強。一旦社會出現某種突發事件，如民事糾紛、官民矛盾、失業等，這些「剩男」人口將可能是導致社會衝突的最不安定因素。

再次是國防安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縮減，適齡兵源不斷縮小。加之改革開放以來人們觀念發生了鉅變，青年人服兵役的積極性明顯降低。一旦國際和周邊形勢發生變化，需要擴充兵員時，少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可能捨不得孩子上前線，若子女應徵入伍發生意外死亡，獨生子女家庭的維繫和養老都會面臨困境。在中國獨生子女家庭逐步佔據主流的條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縮的現實中，未來中國國防建設和國家安全面臨著巨大挑戰。

最後，是文明的傳承與興盛。實際上，人口是文明文化最基本的承載體。從文明興衰的歷史看人口規模與結構的重要作用，這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給我們的重要啓示。如果我們還深信中華文明應該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就必須積極地看待中國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華文明的興衰中的重要作用。一個人口只有保持必要的規模、合理的結構，才能使其承載的文明始終保持生機勃勃、保持活力和創造力，以應對各種「挑戰」立於不敗之地。但中國如此失衡的人口結構將極大地影響著未來我中華文明的傳承與興盛。

總之，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無論是對中國的硬實力（經濟、國防），還是對中國的軟實力（社會、文化）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負面影響。

三、站不住腳的所謂「偉大成就」

2012年7月，國家人口計生委有關領導在總結人口計生工作成績指出：「中國人口計生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全國共少生4億多人，創造了較長一段時期人口撫養比較低、儲蓄率較高的人口紅利條件，有效緩解了人口成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極大地改善了國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爲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也爲全面做好新時期人口計生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是，這些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都經不起推敲。首先來看成就之一：「全國共少生4億人口」。顯然，「少生4億人」的「偉大成就」是建立在「人多是負擔」的觀念之上的。這個觀念首先是對人自身價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嚴爲核心的中國一孩計劃生育，背離了人類發展的普世價值取向，這樣的「成就」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嗎？從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來看，所謂「少生4億人」其實又是一個不嚴謹的虛構數字。嚴肅的人口學者們已證明，從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實施充其量少生了1億多人（具體參見王豐、蔡泳 「四億中國人是怎樣少生的？」《中國改革》2010年7月號）。1980年的《公開信》預測，「按目前（1980年）一對夫婦平均生二點二個孩子計算，中國人口總數在二十年後（2000年）將達到十三億」。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大陸人口達12.65億。這樣計算下來，一孩政策以來少生人口還不足1億。實際上，那些少生人口恰恰可能成爲支撐中國今後30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該是今後3000萬「光棍」的新娘，本該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

計生委號稱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之二，是「創造了較長一段時期的人口紅利條件」。但稍有人口學常識的人會知道，中國人口紅利實際上是前30年人口積累的能量被後30年改革開放釋放出來的結果。我們知道，對於一個人口來說，其20-59歲組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創者，因此，50後的創業生產期爲1970-2019年，60後為1980-2029年，70後為1990-2039年，所以改革開放30多年（1979-2012）的巨大成就，是20世紀50、60、70年代出生人口作爲「主力軍」創造的。再看看1980年以來的30多年做了什麼，爲今後30、50年留下了什麼樣的人口？宏觀縱向動態看，這將是一個勞動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個老齡化不斷加劇的人口；橫向比較看，則是一個性別比例失衡程度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如此結構失衡的人口，必將嚴重影響中國今後30、50年的社會經濟穩定與可持續發展。這是一個「殺雞取卵」的過程。

計生委號稱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之三，是「有效緩解了人口成長對資源環境壓力」。看似有道理，但以如此巨大的代價來控制人口數量，換回有限的緩解，不僅得不償失，還讓大家失去了真正解決問題的機會。因爲，中國資源環境問題的主因不是人口規模成長，而是生產生活方式。正如美國大學全球環境政策學教授，夏皮羅在其《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書中指出的，對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而言，「全球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成爲「環境退化的驅動器」。看看中國「GDP至上」主義下的單位產值能耗，看看國人揮霍浪費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投入到人口數量控制上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轉到關乎國民發展的人口健康教育素質上，以改變觀念、生產生活方式以突破口，或許這邊前進一小步，就能換來資源環境壓力緩解一大步。

計生委號稱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之四，是「極大地改善了國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但是看看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的劣跡：由於當時獨生子女政策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條件，背離了廣大人民羣衆的基本生育意願，從政策實施一開始，計生工作就成爲了「天下第一難」。不僅官民關係對立，腐敗滋生，而且國家這30多年爲此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國家和個人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與此同時，在這整個過程中，全民的基本生育權利被剝奪，每個家庭、每個人、每個新生命從生到死都在或將要承受計生之害：爲準生證跑30多個橡皮章、慘遭大月引產、強制上環結紮、鉅額社會撫養費徵收，失獨家庭不幸遭遇、空巢老人孤寂無援...... 還能說，這三十多年，國民的生存與發展獲得了極大改善嗎？

在未來10、20年裏，「裹挾」20世紀50-70年代的人口餘威，中國經濟或許還可以繼續成長，但是未來30年、50年又會是怎樣呢？我們毫不懷疑中國將成爲一個強國，重要的是它能否維持一個強國大國。從人口的角度看，由於一孩計劃生育是一種「釜底抽薪」、「自廢武功」的人口決策，所以，中國崛起之日或許也是衰落之時，不是因爲人口數量衆多，而是因爲人口動態結構嚴重失衡。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1980年以來的30多年計劃生育政策是錯誤的，我們已經爲實施錯誤的政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由於政策的持續滯後效應，我們還將繼續爲之付出更爲慘重的代價。

其實我們並沒有超越前人，這些反思與批判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人類進步的必然表現。如果我們還停留在30多年前的認識之中，還爲30年前《公開信》所述的重大「意義」歡欣鼓舞，那將是當今中國社會的悲哀，是我們這一代學者的悲哀。我們理解當年那些政策制定者爲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憂國憂民之心，也承認當年那些論證政策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是他們各自專業領域的佼佼者，但事實證明，他們都不是最好的人口決策制定者。常說，歷史可恕不可忘，所以今日的反思與批判不是要「糾纏」歷史，也不是要「清算」過去，而是要認真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更好地面向未來，人類畢竟是在歷史之上前行。

獨生子女政策本質上是反人性的、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的，是社會經濟政治國防文化無法持續發展的惡之源，不徹底廢除，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

（編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兼答葉檀女士《反智的人口成長理論可以休矣》

人口學是以統計事實立足的，現代統計調查制度如普查抽樣調查的建立保證了人口學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固然任何統計調查都會有數據質量偏誤，但無疑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是我們人口學研究的首選，因爲沒有哪個數據會比普查和抽樣調查在質量和代表性方面更具有優勢。對於具有以統計事實優勢言說的人口學來說，無論是使用普查數據還是抽樣數據，都首先力求數據真實可靠，而對於抽樣數據，則還要關心其代表性。

以下關於中國人口生育水準的分析，本文皆使用了人口普查或抽樣調查數據資料，即便是有誤差，也是可估計不離譜的，也是最接近「真實」的。誠如葉女士所言，對於幅員廣大、地區、階層差異如此巨大的中國人口來說，任何籠統單一的指標如平均數都可能掩蓋中國人口問題的真實。葉女士依舊擔心中國可能被掩蓋的高生育水準事實，尤其擔心：1、龐大流動人口的實際生育水準；2、全國平均生育水準指標會掩蓋一些地區的高生育水準現狀；3、富人窮人兩大階層的潛在高生育率。那麼，中國人口生育水準的地區差異、階層差異會不會讓我們誤判中國的人口形勢，誤導決策呢?這是這篇文章嘗試要回答的問題，也是葉女士們疑惑的問題。

在開篇之前，先糾正一下葉女士這裏使用生育率指標的錯誤，總和生育率的單位不是百分數。在人口學中，衡量一個人口生育水準的指標通常是，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縮寫CBR）、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GFR）以及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前兩者以千分數來表示，後者爲某批育齡婦女按照某生育水準度過其生育週期平均每名婦女生育的子女數。總和生育率由於不受實際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因此是一個常用的度量且可比的生育水準指標。

流動人口的真實生育水準

21世紀中國人口最劇烈變動之一就是人口遷移了，這是一個由鄉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城市化過程，由於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戶籍改變的遷移，這一部分人口被稱之爲流動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流動人口超過1億，2010年普查又翻了一番，達到了2.2億。對於如此龐大的且多數爲年輕人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生育水準到底多少？一些學者包括官員一直認爲流動人口是個高生育水準羣體。正如葉女士在其第一篇人口文章裏首先引出7個孩子典型個案故事一樣，似乎也爲其懷疑流動人口動的生育水準埋下了伏筆，而葉女士這幾篇文中也不斷以不同方式論證著流動人口高生育水準的事實。

筆者著文曾指出，中國流動人口是「超生」移民這一汙名化標籤由來已久，一直有一頂「超生游擊隊」的帽子。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雖成爲公認的低生育水準國家，但相關部門對流動人口這個羣體的生育水準依舊不「放心」。官方常引用的研究曾這樣指出，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呈現如下特點：計劃生育率低、早婚生育及計劃外懷孕生育的比重大、人工流產率高；流動婦女由於絕大多數處於生育旺盛期、流動人口流動性大、居住分散、難以管理，流動人口對生育率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葉女士也引用了有關移民大省廣東的相關研究，證明外來人口的生育率高於本地人口。

然而，全國的事實是怎樣的呢？其實，無論是相關部門還是葉女士所使用的論據，且不論調查數據的質量，就其代表性而言都不是全國性的，而是代表區域性的。葉女士意識到了她使用地區數據的侷限性，因此希望人口學者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實際上，人口學家在這方面以全國數據爲基礎的研究還爲數不少，下面來看看北大郭志剛教授的研究結果。

郭志剛教授曾利用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對中國流動人口的生育水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結論是人口流動實際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全國生育水準。數據分析表明，全國流動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9，這顯著地低於非流動人口的相應水準1.41。而且，我們還能看到流動人口的各個孩次別總和生育率都是低於非流動人口的，其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水準也都是極低水準。此外，流動人口在各孩次上的平均生育年齡也都顯著高於非流動人口。在人口學上雖然時期生育水準並不等同於終身生育水準，有時時期生育率很低可能是一種非常的暫時性現象，在非常時期結束後，一般會出現較明顯的補償性生育。但是，中國目前的流動人口趨勢不是一種「非常」現象，而是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城市化的結果，是一個不可逆的現代化過程。

我想葉女士不至於要以她的廣東區域性來否定全國整體情況吧，也不會堅持以區域性代表全體，以個案推斷總體吧。其實，人口學在分析各種人口現象、人口問題時，是以各種差異性爲基礎的，人口學強調一種總體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觀念，即在差異性、多樣性中把握總體。在這個問題上，葉女士強調差異性沒錯，但是以區域性取代總體的集中趨勢則是不可取的。現在，我們的明確結論是，就全國總體而言，流動人口的生育水準很低，且低於非流動人口。

差異中的全國各地生育水準

從中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總和生育率水準來看（見表），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全國各地都處於一個很低的生育水準，最低的北京其總和生育率僅0.71，最高的廣西爲1.79，都低於人口更替水準2.1。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北京、上海和東三省總和生育率均低於0.8，高於1.5的只有海南、新疆、廣西、貴州四地，其他地區均在1.5以下。儘管這些數據像以往普查數據一樣存在著瞞報漏報，但即便是將這些因素加入，全國平均水準不高於1.5。事實上，筆者十多年前的研究也間接地能夠證實這一點。筆者1995年以1990年普查數據爲依據對中國未來人口做了不同的預測方案，其中之一是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方案，在此方案中假定2000-2010年中國城市和鄉村的TFR分別爲1.2和1.6，則2010年總人口爲13.70億，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爲20.1%，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爲8.5%；對比2010年普查數據，總人口爲13.39億，0-14歲人口比例爲16.6%，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爲8.87%。可見，城鄉生育水準未達到1.2和1.6，而整體也未超過1.5.。

中國人口生育水準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也是中國人口流動的一個基礎。2000年至2010年，東部多數屬於人口自然成長超低、但10年間人口成長較快的地區，特別是三大發展區域的中心城市，即珠三角的廣州，長三角的上海，環渤海的北京。這三地就其戶籍人口來說，自然成長率很低甚至爲負，但2000年至2010年間，北京、上海、廣東人口成長最快，顯然這是流動人口成長快所致。對於大都市來說，是年輕的流動人口支撐起了城市建設，奉獻了「人口紅利」，減輕了實際人口的老年撫養比壓力。

葉女士爲了證明她所擔心的一些地區高生育水準最終會影響總體生育水準，多處有違揹人口學常識的推論。例如，葉認爲，「在人口輸出省份，由於青壯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養老問題將更加嚴峻。根據河南省公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該省每8人中就有一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欠發達地區，需要的恰恰是人員、親情。如果放開生育，仍然無法解決當地的養老難題，可以預期出生增加的人口一到成年就會相當部分移民沿海地區，當地人口總量居高不下、老年人口增加，反而會陷入人口惡性循環：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出生率高，透過移民抬高全國人口水位，而欠發達地區因爲養老難形成人口出生激勵。」

這種推論令人費解，因爲一方面再說對於人口輸出大省如河南，由於青壯年人口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童，養老問題將更加嚴峻，這論述沒錯；但是，另一方面，葉女士怎麼又會推出「人口遷出地通常出生率較高，容易進入人口高生育循環」並「透過移民抬高全國人口水位」的結論呢？如果說，人口遷出前是高出生率地區，但在青壯年人口都遷出鄉村到城裏打工之後，誰來維持這高生育水準的循環呢？莫非這些流動人口是神人可身分二處，一邊流入城市支撐著城市建設，一邊又可回家鄉維持著高生育率。

其實，最近富士康在人口大省河南招工雖有政府花費上億元的財政補貼，但卻依然不能爲其如期招收到工人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河南作爲傳統勞動力人口輸出大省，不僅不再可能爲沿海城市提供勞動力，就連本省也自身難保。這十多年河南也處在人口低生育率急劇少子化的過程之中。如河南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由2000年普查的25.89%迅速下降到2010年普查的19.90 %。2010年人口普查時，20-24歲人口爲9611242人，15-19歲爲7418890人，而10-14歲6160239人。常被認爲具有高生育水準的傳統人口大省尚且如此，更別說其他省區了。而近年來的民工荒、以及從小學到初中再到大學適齡人口的銳減，都是在中國人口迅速少子化的背景之下發生的。

在這樣的人口統計事實面前，是什麼樣的推理邏輯能讓葉女士們得出高生育水準的惡行循環，全國各地如此低水準下的生育水準差異怎麼會透過人口流動提升整體生育水準？葉女士的論證沒有任何說服力。

表：2010年普查全國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總和生育率

富人與窮人真能生多少

除了很多人像葉女士一樣擔心流動人口的生育水準外，還擔心社會不同階層的生育水準，尤其是擔心社會上最富最窮的兩極階層。這是兩個常被認爲具有較高生育水準的羣體，一個是養得起罰得起的富人羣體，另一個是「多加一瓢水」就能再多養一個的窮人羣體。而葉女士文中也擔心這兩個階層，認爲一旦政策開放，最低最高這兩個階層的生育意願、生育衝動會最強。

對於中國名人、富人階層的「超生」問題，計生等相關部門還真是下過了一番功夫。早在2006年底中央公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之後，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人曾指出，對社會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嚴加懲罰，除此之外，還要記入檔案，不得參加社會各種評獎活動。相關部門認爲，社會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問題會對大衆生育觀念帶來不利影響，動搖計劃生育成果，影響社會公平。2007年9月中組部、人口計生委等11部門又聯合下發了關於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進一步明確和強化了懲治「超生」現象的力度。緊隨其後，各地也相繼出臺了嚴懲名人、富人及流動人口超生的地方法規，一輪又一輪的「秋後算賬」在公衆媒體的介入之下「大張旗鼓」地展開。這幾年各地相關部門，也一直揪著這僅生育二孩的「超生」問題不放。2010年4月，溫州官員對超生者是「砧板上的肉」「想怎麼剁就怎麼剁」的名言紅極一時，而剛剛發生的16年前准許生育二孩而今日秋後算賬開除公職的江西小學教師，無不反映出官方對待超生者態度，以及變了味的「社會撫養費」。

不過且慢，現在，我們需要嚴重地質疑一下，這場由國家相關部門「主動」曝光的所謂「超生」問題真的有如此嚴重嗎？全國包括名人、富人、流動人口及窮人的超生真的會動搖計劃生育的「成果」、真的會影響社會公平嗎？

其實稍有統計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首先，我們要清楚貼上「超生者」標籤的名人、富人或窮人這個羣體有多大規模？其次，在這個羣體中，又有多少人超生了？這些基本資訊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沒有這些數據就不能得出「超生」對總體水準有多大程度影響的判斷。詭異的是，所有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所有給這問題定性（嚴重性）的人對這樣一個基本數據都是語焉不詳，而權威部門也常常在「問題總體」（如超生人羣規模）這個關鍵數字上大玩數字遊戲（根據媒體報導，有關人士指出，2006年國家計生委對4個城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富人超生近幾年呈逐漸增多的態勢。其超生的多爲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國家有關負責人在07年11月召開的全國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上說，中國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不到位。流動人口違法生育佔總量的60%以上。請注意，這裏沒有關鍵的「超生」規模絕對數），只見「嚇人」的百分比，不見「問題人羣」的總量。

雖然我們沒有分各階層人口生育水準，我們也無法知道知曉名人、富人羣體和窮人羣體到底生育水準高達何處，但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合理假設，假設名人、富人都聚居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而窮人都聚居在鄉村，這個假設基本是成立的。如此一來，考察一下2010年人口普查中中國分城鄉人口的總和生育水準，城市爲0.8821，鎮爲1.1534，鄉爲1.4376，合計爲1.1811。我們看到城市總和生育率僅爲0.88，而北京、上海也才僅0.7多。如果富人、名人超生真的很嚴重，那麼，城市，或北京上海就不應該如此之低；同樣，如果窮人羣體龐大且超生很嚴重，那麼鄉村的生育水準也不該如此之低。統計數據至少告訴我們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名人、富人及窮人固然有不合政策的「超生」，甚至有葉女士列舉的7個孩子的個案，但都沒有動搖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的低生育水準現實。

那麼，超生二孩破壞了社會公平了嗎？事實上，一孩政策30多年來國人已經被「教化」的失去判斷力了，視不正常爲正常，一直在「爲國家民族未來」的口號下，漠視生命，漠視孩子，顛覆了常識，顛覆了普世價值觀。我們並沒有深刻地反思一下計劃生育法規政策對基本生育權利的剝奪和對孩子的不公平，反而把矛頭指向了付出代價的「超生者」。想想我們看待兩孩或多孩家庭的目光，再看看公衆媒體及大衆宣傳，皆以一孩爲正常，兩孩或多孩的家庭反倒是不正常了。「超生」二孩者破壞了社會公平嗎？沒有，他們是在爭取本該就屬於自己的基本權利！真正應該質疑的，是這剝奪了我們生育基本權利的計劃生育制度。

放開政策生育率是否會劇烈反彈？

葉女士最後斷言「目前人口學界主流的擔心是一旦放開生育政策，是否引起出生率劇烈地反彈」。不知這裏葉女士所指的人口學界主流在哪裏？其實我們發現，擔心生育率劇烈反彈的有關政府部門或一些學者在論證這一結論時皆選擇區域性高階生育數據或個案（如7孩子）來支援。事實上，早在2007年年初，代表官方觀點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對於中國的生育狀況就有這樣一個基本判斷：「目前的低生育水準反彈勢能大，維持低生育水準的代價高」，因而中國人口目前的生育率水準還不穩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謹慎都可能使中國人口失控，都會出現「劇烈反彈」，從而斷送中國二、三十年來之不易的計劃生育成果。

但是，堅持認爲中國人口已經處於低生育水準的學者發現，官方及一些學者不僅存在著這種以偏概全的推論，而且還大大遮蔽了中國低生育水準勢能的現實。請注意下列的數據變化，1982年人口普查中國家庭平均人口爲4.43人，2010年降到3.10人。這種家庭規模的迅速變化，一方面是人們少生孩子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類型多樣性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這個社會日趨多元日趨開放，不同人羣有著不同的理性選擇，中國單身族、丁克族、同居者甚至同性戀，都有上升趨勢，更要命的是，有專家指出，中國不孕不育人口由20年前的3%增加到了12%，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

同樣，直接影響到生育的婚姻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00年普查，中國25-29歲組男女未婚比例分別爲24.68%和8.67%，到2010年普查25-29歲組的男女未婚比例分別上升至36.29%和21.62%，這其實是80後與70後在這歲組上婚姻觀念和婚姻狀況的巨大差別。今日生育主體是80後，接下來是90後，這樣一個變化趨勢，何來「劇烈反彈」的勢能。其實，要把握整體，瞭解極端值是必要的，但卻不能各持一端。嚴謹的人口學者正是依據這些差異性，依據不同人羣的生育水準分佈得出結論：即便是放開生育政策讓那些高意願生育的羣體滿足其生育意願，因爲有另一端低生育勢能的存在，所以，總體不可能劇烈反彈。

面對這樣一個人口現實和人口形勢，如果回到人口學的學術立場，正確使用人口統計事實，正確理解人口統計指標，那我們就不會忽視差異性，同時也不會以極端值做出所謂「劇烈反彈」的判斷。相反，人口學界主流更多的擔心是，由於人口總體生育水準呈不斷下降趨勢，低生育水準的地區或人羣比例越來越大，所以即便是放開政策，中國人口的生育水準也難以回升到人口更替水準附近以確保人口自身的長期均衡發展。

（編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