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人：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 劉波

推薦語：2016年，經濟減速等因素造成中國社會爭議性問題增多，討論依然激烈。但公共空間日益縮窄，出現社會觀念極端化、分裂化態勢，社會共識趨弱，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在網路上流行。權力傲慢、法治不彰、社會不公、秩序失範、民生艱難、環境惡化等情況導致焦慮情緒不斷積累，但積弊重重未能糾正，又意味著這些情緒難以紓解。

我們精選了以下十篇文章，對今年的時政與公共政策議題進行回顧。這些文章大多是對現狀的質疑與批評，但我們的意圖並非低估中國社會發展成就，而是直揭弊端，以促其改良。

「中國特色民族主義」的弊端 作者李江

帝吧遠征軍：越過牆未必架起橋 作者董晨宇

在中國，搶先上車很重要 作者聶日明

中國城鄉差距的根源 作者路乾

「非京籍」們的中國夢 作者趙晗

取消戶籍限制勢在必行 作者孫滌

網約車四地新政：一個軟抵制的典型例子 作者劉遠舉

「小區拆牆恐懼」考問中國城市文明 作者劉波

中國春晚，毀於傲慢？ 作者才讓多吉（周健）

嘲笑毛坦廠中學的傲慢與冷漠 作者曾於裏

（注：推薦編輯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周子瑜道歉事件餘波未息，帝吧出征再次引爆輿論。自去年太陽花運動以來，兩岸情緒對立再次達到頂峯。以周子瑜道歉事件爲例，該事件不僅直接導致了大量臺灣選民投票給民進黨，更是大大強化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這都是大陸最不希望看到的。許多人將責任追究到黃安身上，然而，黃安只不過是迎合了大陸人的民族主義需求而已。

近年來，無論是在處理臺灣、香港、西藏、新疆等內部事務上，還是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上，中國（這裏特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都產生了使事態嚴重惡化的負面效果。雖然許多人也意識到這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整體而言我們卻有意或無意地低估它在國內和國際所造成的負面能量和影響。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具有什麼特點？

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一般意義上以民族認同爲基礎的意識形態有根本區別的。關於民族，安德森曾稱之爲「想像的共同體」。在一般意義上來講，民族主義其實就是一種對某種身份（identity）的共同意識。這種身份認同，是一種基於血緣、宗教、地域、習俗、語言等的集體歸屬感。必須補充的是，這種共同身份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觀建構起來的。因爲人類歷史一直伴隨著遷徙、雜居、通婚、交流，嚴格意義上的共同身份極少存在於一個大的地理範圍之內，也就是說，身份認同更多是一種主觀建構起來的共同意識。而這種共同意識也會反過來約束個人的行爲甚至意志，從而更加強化自身。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則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儒家色彩。儒家作爲一種倫理學說，它的核心之一是「禮」，包含一系列對羣己關係和人際關係的規範。也就是個人必須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應該是什麼樣的位置，承擔什麼樣的義務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話莫過於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爲什麼，大陸人常常會把臺灣（人）、香港（人）矮化爲兒女，臺灣（人）、香港（人）的許多行爲看作是對大陸「母親」的「不孝之舉」。這種將臺灣、香港、大陸放在家庭倫理中思考的視角就是儒家倫理規範的特點之一。

其次，中國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悲情色彩和復仇心理。由於中國的歷史教育反覆向民衆強調，近代中國就是一段充滿了屈辱的歷史。仇恨教育與悲情敘述天然地結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人文社會本身就缺乏理性、博愛和人性關懷。因此，一旦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以及那些存在外國因素的內部關係時，中國人的仇恨心理會非常容易地被刺激起來。

第三，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濃重的工具色彩。作爲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補充，民族主義被官方當做一種整合社會意識的工具以及發泄民衆負面情緒的視窗。中國官方一直相信，民族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可以使得民衆更加地擁護執政黨和國家。因爲民族主義在政治訴求上主張「民族是國家存續唯一的合法基礎」。這一點不便展開。另一方面，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下中國民衆缺乏表達政治訴求的管道，而當前積累的社會矛盾又迫切需要一個發泄負面情緒的出口，那麼民族主義則順理成章地扮演這樣的角色。因爲民族主義作爲一個發泄情緒的工具，對官方來說是相對「安全的」。而民衆也會默契地配合。這就是爲什麼，網路上或者現實中民族主義表現得最激烈的，往往是底層民衆。由於受到的社會不公最多，因而他們的「負能量」也是在各個階層當中最大的。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正在撕裂中國

然而，我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正在撕裂這個國家。民族主義所需要的認同並非要求嚴格的客觀基礎，它更需要的是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糟糕的是，大陸似乎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臺灣和香港與大陸擁有不同的（近代）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很多臺灣人和香港人並不認爲日本和英國的殖民歷史是一段屈辱的過去，相反他們反而認爲這是他們現代文明的開端。尤其是大陸的種種措施更加強化了他們這種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使得他們許多人更加懷念那段時光。

在同屬一個漢族的臺灣和香港尚且如此，那麼藏族和維吾爾族等民族則更加具有自己的民族特徵。只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僞裝，都並沒有真正去理解和尊重這種差異。儘管中國官方很聰明地不斷強調「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是如果這一概念的基本元素存在著矛盾，那麼這一概念就無法獲得其它地區人民的認同。如果粗暴地去宣傳和推行這一概念，最後反倒激化了後者的受壓迫心理，最後強化他們內部的自我認同。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民族主義者經常指責西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和臺灣人不知好歹、背叛祖國，甚至主張用暴力教訓後者。最後的結果，就是撕裂了中國內部地區之間的認同。

另外，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也在製造更爲強烈的階級對立。許多社會調查都表明，最廣大的底層階級往往是民族主義最爲強烈的羣體。而數量上屬於第二大羣體的中產階級，則更爲「犬儒主義」或「中庸」。雖然中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民族主義，但是在具體的訴求上，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是存在比較明顯的分歧的。尤其是近年來底層人民的階級仇恨不斷強化，他們被掩蓋在民族主義這個「正義」旗幟之下而已。那麼，一旦受到一些涉外事件的誘發，這種民族主義具體訴求的分歧極易演化成階級對立。所以纔會在2012年上演滑稽的一幕：一些民族主義者可以砸了別人的日系車，但絕對不會把自己手機裏日本企業製造的攝影機摳出來燒掉。

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民族主義爲底層人民提供了發泄負能力的藉口，但這種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力量也是最難以控制的。底層民族主義者所集聚的巨大負能量來源於社會不公和缺少歸屬感，而在某些野心家的操縱下或者某些事件的推動下，他們絕對可以成爲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就是「重慶模式」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

這種民族主義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一步步撕裂中國內部脆弱的認同。它看似整合了一部分羣體的社會意識，但它的狹隘和排外使得它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對立。族羣、地區和階級，都會成爲這種民族主義對立的能量來源和爆發出口，只是我們總是試圖掩蓋這一切。

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引起周邊的憂慮和恐慌

在國際層面，這種民族主義也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衆所周知，許多國家曾公開表示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憂慮，甚至令周邊小國感到恐慌。這是由於對外宣傳和外交政策的缺陷，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本身的特點，導致外國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解往往被簡單表述爲「自私自利」、「盲目排外」、「倚強凌弱」。

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是非理性的，因此它悲情和仇恨的一面往往不加選擇地對所有國家都會表現出來。因此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間交流都很容易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裹挾。而這又往往反過來強化對方國家的民族主義。最終導致雙方民衆的尖銳對立。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國際關係學者主張，透過經濟融合改善地區安全環境。他們主張的依據是，經濟相互依存會增加對抗成本，經濟合作會產生一系列積極的外部效應或溢位效應。然而，事實卻是，中國對於許多東亞國家來說是第一大貿易伙伴，但後者卻對中國並不友好。更爲深刻的歷史教訓是，一戰可是在歐洲國家之間極高相互依存度的背景下發生的。

雖然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融合不斷加深，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進一步使後者對中國的「國家意圖」抱有更加負面（或者模糊）的看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行動，是建立在對後者「意圖」的解讀的基礎上的。一旦周邊國家認爲中國是一個排外和自私的民族主義國家，那麼她越強大，對自己肯定越是一個威脅。因此，東南亞國家不得不迴歸地緣政治，透過聯合或者邀請其它霸權國家介入以達到均勢的目的。

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中國的民族主義使他們聯想到第三帝國。希特勒曾成功地在德國構建起「雅利安民族」的民族認同。從人種學的角度來說，這種民族劃分是錯誤的，這種民族主義也曾給全世界帶來沉重的災難。更爲有趣的是，雖然中國在政治上民族主義色彩濃厚，在經濟上卻主張激進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而西方國家又常常指責中國的經濟政策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

民族主義應該成爲一種進步力量

中國必須認識到，「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已經帶來了嚴重後果。雖然這種民族主義爲中國官方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並且總體而言仍然是可控的。但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它的確會加深一部分人的內部認同，但被排斥在外的是更大一部分羣體。這種民族主義氾濫的最終後果，是這羣民族主義者將自己孤立起來。

因此，中國應該將民族主義往良性方向上引導。教育和宣傳可以往強調奮發圖強以建設更美好的國家和世界的角度去努力，而非仇恨教育。與此同時，中國應該建立真正的法治體系，一個國家只有在法治框架內，人們纔會成爲理性的公民。而真正的法治，必須是所有個人、團體和組織都受到法律的約束。這樣才能避免野心家操縱民族主義，也能使得民族主義受到理性的約束。民族主義，應該成爲一種進步力量，即一種自由人以共同信念爲同一個偉大目標奮鬥的積極力量。

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應該成爲一個烏合之衆的旗幟。

（注：作者是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點，百度帝吧網友相約翻牆「茬架」。一時間，幾家臺灣媒體和蔡英文的FB主頁寫滿了大陸網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過江。

在大陸的網路世界中，這當然並非第一場網民「茬架」，只要稍做搜尋便不難發現，諸多明星和遊戲貼吧都曾經因此淹沒。如果套用勒龐的解讀，這種網路運動更像是一種集體狂歡，它透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參與者沉浸於一種信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無需多餘的對話，狂歡作爲一種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歡中，網路青年的集體行動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裝之中，它沒有刺刀見紅、沒有流血犧牲，但卻被想像爲一場不見硝煙的精神「革命」。煙消雲散之後，「革命」的傳奇敘事毫無意外地在網路中流傳開來。

然而，更爲有趣的是，一覺醒來，兩岸網民對同一事件的回憶卻千差萬別。雙方透過不同的敘事策略，奇妙地維繫著彼此穩定的政治想像。

在大陸一端，「茬架」被描述爲一邊倒的勝利。令大陸網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網路「軍隊」分工明確：不論後勤保障、人員召集、圖片製作、臺獨言論整理、網貼翻譯還是對外協調，其組織之嚴密、言辭之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著咒罵和混亂的網路抗議。大陸網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歌唱祖國、朗誦詩歌，一時間陽光普照，大陸城市建設、風土人情、科技發展、美食文化的圖片紛紛灑向對岸。蔡英文的facebook主頁被貼滿了八榮八恥的政治口號和余光中的鄉愁詩句，三立新聞甚至要依靠編造「挪威支援臺獨」的假新聞來苦苦支撐，在酸菜魚和辣子雞的光芒下，兩岸網民實現了「大和解」。

不過，在PTT、卡提諾論壇等臺灣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所建構的故事則完全是另一個形態。如果說周子瑜事件激發了臺灣民衆強烈的反抗情緒，那麼在FB事件上，臺灣網民的反應實在波瀾不驚，甚至還有些冷嘲熱諷。此間臺灣網民最爲津津樂道的橋段，莫過心懷「惡趣味」的帶路黨們。他們將欠缺「翻牆」經驗的大陸網民指向國民黨統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惡搞爲「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陸網友「攻陷」。在PTT、卡提諾論壇等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更多在談論那些「笑到肚子痛的烏龍」，嘲笑大陸網民想要攻陷PTT論壇，卻「氣得頻跳腳」（因爲這個論壇在註冊後要登錄500次纔可以發言），「讓臺灣網友度過今年最歡樂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單就兩種故事版本而言，也許一個人很難判斷這場羅生門的勝利者是誰（如果存在勝利者的話）。或許，它就像兩位同唱一首歌的業餘選手，因爲懷著彼此的鄉音，一個人唱成狼牙山，一個人唱成澎湖灣。

進一步講，這場政治戲謔以完全不同的兩副面孔呈現在了海峽兩岸，與其說是一場網路「茬架」，不如說更像是單方面的「盤道」，雙方自說自話，鮮有正面交鋒，更不用講奮起反擊，於是最終卻相安無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歡著各自的狂歡。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兩岸之間，以至於沒人願意掀起一個縫隙，允許一束對面的光打進來。

爲何同一事件，會在兩岸網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會體驗與社會記憶呢？心理學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過這樣一項有趣的調查。他們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一同回憶一場雙方几周前進行的橄欖球比賽（因爲暴力衝突，這場比賽在兩校學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兩所大學的學生對同一場比賽的回憶和評判相隔千里。據此，兩位學者總結道，社會事件從來不會自動呈現出客觀真實的面向，個人的記憶與其說取決於事實本身，不如說取決於長期社會化所獲得的情感認同。

這有些像E. Bernays所謂的「防邏輯隔離層」（logic-proof compartment），雙方都會將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歡所需的補給。臺灣網民會自動消解大陸網民這種戲謔儀式的初心，大陸網友也會將臺灣網民想像爲不堪一擊的頑固分子。不幸的是，雙方的想像相互抵消，民間對話的中間地帶仍然單薄。

網路中已經有太多對於此次事件的評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諷，也有愛國者的捍衛，但被大多數人忽略的一點是，我們的評價究竟應該遵循何種準則？或者換言之，這場所謂的網路「茬架」，究竟意義何在？

如果是單純的宣洩愛國情緒，那麼，大陸網民無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國族想像。如果是「教訓」臺獨分子，那麼，這是一場從開始便註定失敗的說服（當然，大陸網民至少獲得了精神勝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麼，臺灣網民雖然做出反應，但這種反應無疑在大陸的網路敘事中被誇大了。如果還有第四種可能性——對話和理解呢？

臺灣學者陳陸輝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陸「讓利施惠」並未改變臺灣民衆的「國族認同感」，甚至「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斷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認同」一直隱藏在「理性自利」背後，左右著臺灣人的認同指向。換言之，即「基於族羣文化感情聯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力量」。

民間交流無疑是族羣文化聯繫的重要途徑，不過，在周子瑜事件塵埃未落的關頭，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聯接了兩岸的民間聲音呢？當然，有人會堅持認爲，它本身僅僅是大陸網民愛國情緒的宣洩而已，但這種宣洩的結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動因爲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爲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我並不懷疑此次FB事件會被寫進兩岸民間交流的歷史中，但它的意義也許更多在於跨過一面牆，而不是架起一座橋。

（作者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搶」是一種中國特色。在中國，總有一羣人什麼都要搶，擠巴士、擠地鐵、買火車票、醫院掛號、進景點，他們生怕進不了門、上不了車、搶不到座位，因此拼命往前擠。即使在供應充足的環境中，很多人「搶」的習慣依舊難改，例如，乘飛機都是有座的，但搶先登機的現象並不少見。「搶」也透過中國遊客走出國門進而名揚世界。今年3月，泰國網友上傳了一段中國遊客在泰國喫自助餐時瘋狂搶蝦的影片，雖然有闢謠稱此影片是惡意抹黑中國人，但依舊受到廣大輿論的批評。

爲什麼中國「搶」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將其歸結爲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歸結爲國民劣根性。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羣，對這些不文明的現象多有批評，這些現象也成爲他們排斥外來非戶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羣的理由。也有人認爲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稀缺經濟導致的，對供應不足的恐懼讓人沒辦法不搶，這種習慣至少要經過幾代人的生活富足纔有可能得到改善。

「搶」有兩層含義：有和無的差異、先與後的差異。一般理解「搶」，都是從有和無的差異入手，這主要是資源稀缺所致，由於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場所決定，稀缺的商品，價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著搶，而需要搶的服務（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顯然，「搶」還是「不搶」的關鍵不是「有與無」，而是「先與後」。當今社會，對「搶」持嘲諷心態的中產階級，也越來越能理解「搶」的內涵，並且加入到搶先上車的大軍之中。

在中國，搶先上車很重要。買房要趁早，晚一步不僅買不起，也可能出現有錢也買不了的狀況。在上海，搶先辦居住證很重要，因爲這樣就可以成爲第一批辦理居轉戶（居住證持有滿7年可以申請戶籍），而第一批居轉戶的辦理，不僅條件低，名額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來多麼荒唐，你都要先擠上車，或者先買張車票，不然將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務員，時間也是異常寶貴，每一步升遷都要及時趕早，早一年，往往意味著仕途升遷機會的倍增。

爲什麼搶先上車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決定了搶先上車的重要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是廣泛使用的改革原則，由於改革的對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羣體，而「老人老辦法」豁免了現有既得利益羣體的義務，搶先上車、佔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損害。所以每一輪社保、人事改革，都會有很多公務員、事業編制職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辦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車輛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後推出了搖號政策，目前中籤機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會有一人中籤。上海早先的車牌雖然需要拍賣獲得，但有錢總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價制度出臺以後，車牌拍賣淪爲抽籤，機率雖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買車上牌，其難度增加何止百倍。

過去的30年，是資產膨脹的30年，也是知識與技術價值迴歸的30年。房產是居民財富最主要的資產，除了投資以外，對於一線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買房將嚴重影響其財富增值的可能，買房早與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響其房產財富的淨值。在這種情況下，買房的資格卻與繳納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戶籍等因素掛鉤，從而變相拉大了人羣之間的財富差距。「先來後到」的資源配置機制，是加劇世代和人羣之間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這種機制也已經成爲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羣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搶先上車的根源在於恐懼，害怕機會的大門對自己關閉，這是由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的。2010年以前，全國只有上海實施小汽車車牌數量管制政策，隨著北京車牌搖號政策的出臺，深圳、廣州、杭州、南京陸續傳出實行小汽車車牌總量控制政策的謠言。以深圳爲例，社會上多次傳出深圳將實施車輛限購的謠言，但官方多次闢謠稱不會實施車輛限購，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佈當天晚上18時開始實行車輛限購，杭州的情況也與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瘋傳房地產限購將升級的訊息，作爲購房前提的社保繳納年限從累計2年調整到連續5年，3月25日上午10時，市政府的新聞發佈會證實了這一訊息的準確。

造成搶先上車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點。第一，閉門密室決策，買車、買房、落戶、子女入學這些政策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類重大決策很少有公共討論環節，利益相關者也很少有機會參與到決策過程中。第二，以時間爲劃分原則，先上車者的利益將被保護，大家不得不搶先上車。第三，決策執行沒有緩衝期，因爲以時間爲主要劃分原則，所以政策方案不僅要保密，還要立即執行、自公佈之時起執行，如上海的房產限購升級政策，政策執行的時間甚至要回溯到政策發佈十小時之前的時間點，這就導致大家對謠言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而絕不放棄任何搶先上車的機會。

南京對限牌政策的態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襲擊的影響，南京車市持續了很長時間的火爆狀態，大家搶先上車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門外。爲此，2015年5月3日，江蘇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希回應表示，南京絕對不可能像杭州那樣突然限牌，因爲江蘇省地方性法規對限牌有明確規定。在江蘇，如果有城市準備限牌，必須要走這三個程式：必須公開徵求公衆意見、必須人大常委會審議、必須提前30天公告。

更進一步，不管是試點改革策略、政策傾斜，還是閉門決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式，此類現象突顯的都是中國各級政府行政行爲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關門立法、不徵求公衆意見，可以以公衆利益爲名、損害特定羣體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經過代議制機構（各級人大）的審議，可以使政策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不留緩衝時間，這些纔是造成公衆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分蛋糕」效應越來越明顯。在勞動力全國流動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產生了義務教育學位不足、交通擁堵、房地產供小於求導致的高房價等問題。以擁堵爲例，其根源在於道路的供給過少而需求過多，擁堵的治理自然也要從抑制需求、增加供給的角度入手。在需求側，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羣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攤，這些問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本應該充分採納公衆的意見，平衡不同羣體間的利益。

然而，中國的現實是，這些政策制定過程，沒有公共討論，也不允許大多數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最終的結果就是讓沒買車的居民承擔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這樣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更讓無數的後來者恐懼被政策所拋棄，瘋狂地「搶」佔一切可能佔據的位子。

換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決策都遵循三個要素：第一，開門立法，公開徵求公衆意見並允許公共討論；第二，重大決策要平衡不同羣體間的利益，由人大審議，或未經法定程式不得推出；第三，設置必要的緩衝期，那麼新老劃斷、突襲政策等現象就根本不會出現。

公衆參與也意味著政府在治理城市時不能自說自話、閉門決策。制定什麼樣的政策，由誰來承擔政策成本，應該納入公衆討論的範疇。公共討論中的事實呈現和競爭性的學術研究形成的共識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衆也更願意接受並支援這樣透過科學民主決策的治理方案，哪怕這會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這樣的決策纔會讓老百姓有明確的預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搶著先上車。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國城鄉之間的持續差距是一個事實。去過農村的人，會有這樣一個感受，農民很樸實，但農村比城市落後太多。在中西部地區，這樣的感受會更強烈。有些房子外觀看上去不錯，但室內空蕩無物，僅有簡單破舊的傢俱，汙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還得上茅房。

城鄉之間的物質差距直接導致了教育差距。據2014年教育部《中國教育概況》介紹，初中階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城鄉之間相差14.5個百分點。小學階段的大專及以上學歷教師，城鄉之間相差9.2個百分點。那些在農村長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師，也見不到外面的世界，沒讀完中學就輟學，更別說考大學了。

城鄉差距導致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湧入。城市裏的生活成本比農村高很多，但農民依然要留下來。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約2075萬人，約佔農村在校生的30%。農村的生活條件、居住條件、教育條件、醫療衛生條件，與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農村給人的印象仍然是貧窮。

近年來，從統計數據上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3119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11422元，城鄉收入比爲2.73：1，比2009年的3.33：1減少了許多。但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農民收入還要多。

輿論傾向於認爲，城鄉差距的根源是國家向農村的投入太少。但實際上，僅從2008年至2013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累計5.85兆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國家向農村投入並不少。社會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來，有不少大學生畢業後去農村創業、支教、當村官，但農村的發展變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結果是，農業補貼了，牆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農田連片了，學生下鄉了，不少地區的農村依然比城市窮太多。靠增加向農村的投入來發展農村，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城鄉差距的表面原因，是農村以農業爲主，而農業是不賺錢的。多數地區的農業，包括部分地區的家庭農場，主要依靠補貼維持。種地的農民多在五十歲以上，而他們的子女願意在城市生活。年輕人不願意種地，一是因爲種地是體力勞動，非常辛苦，二是因爲城裏有更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城裏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資訊，年輕人能學到更多知識，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輕人的農村，要麼靠旅遊，要麼靠工業，早脫離了農業。

城鄉差距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對農村功能定位的計劃經濟思想。計劃思想在三農問題上的體現，是將生產結構與區域聯繫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發展工商業，而農村只能發展農業。比如，有觀點認爲，「農村不是搞建設的地方，農村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提供農產品，二是提供生態環境產品，這才叫農村。農村的建築，是農民自身的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農村的功能就是生產糧食，保證「萬一」打仗時可能出現的「糧食安全」問題。農村的房屋，是爲農民生產糧食提供居住服務的。在有序的安排下，農村和農民是爲整個國家機器服務的一個部件。讓農村依賴農業，農業不賺錢，農村這個部件就會一直貧窮。

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中國製定了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農村是搞農業的地方，就不能隨便讓農村搞建設。農地要轉爲建設用地，既有多年的規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規劃），也有年度計劃控制。根據計劃分配的土地權利資源，卻又是極不公平的。計劃下達的農轉用指標，實際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級別層層下發。指標到了縣一級，絕大多數分配到開發區、或用於新城建設，很少到鎮一級，更別說到村莊了。缺少指標，農村就沒法建廠房、客棧，搞不了工業和旅遊業。一些鄉鎮和村莊爲了發展，擺脫貧窮落後的困境，只好爲農民建樓房，讓農民上樓，把騰出來的土地用於發展。

農民上樓，配上基礎設施，一方面改善了農民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也爲農村發展騰出空間，一舉多得。其弊端是，對於少數依賴於農業的年長農民，種地不如以前便利了，農具沒地方放了，有一個適應過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標的約束下，不這樣做，地方發展又能指望什麼呢？眼看著農村繼續破敗下去嗎？一些學者專家批評地方政府讓農民上樓的行爲，但沒認識到，正是計劃管理指標的制度，在迫使農民上樓。

更大的問題是農村土地市場的缺失。農民沒有完整的土地產權，導致市場制度建立不起來。市場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過程，需要政府、中介、買賣雙方在長期的互動中累積制度建設的知識。城市的國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場交易制度，積累了一系列市場交易的知識。但中國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是沒有市場的，這就導致了抵押、評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場功能的缺失。市場的缺失，背後是農村產權的缺失。現行制度規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農民的宅基地，不準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評估公司、金融機構、法院也不願意爲農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場服務。農村蓋的房子，出租或出讓給城裏人，被稱爲「小產權房」，不但得不到產權保護，還面臨罰款、拆除的風險！產權與市場殘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農村土地農用，農民要爲了保護「糧食安全」做出犧牲。

近年來，除了上述計劃經濟的思維，部分學者又爲農民的產權殘缺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一種理論認爲，宅基地是農民的住房保障。這種觀念認爲，「過去，農民窮，買不起商品房，因此給他無償提供一塊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蓋個房，有容身之所。沒錢的農民可以搭個茅草房，有錢的農民可以蓋個小洋房。這項制度僅限於本集體內的成員，原則是一戶一宅。農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產物，並非商品。法律規定，農民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佔有、使用、收益三項權益，而宅基地使用權只有佔有、使用權，沒有收益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爲，宅基地之所以產權殘缺，是因爲宅基地是農民的住房保障，剝奪產權是爲了農民好！

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農民對宅基地多種用途的需求。一是解決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農民著急用錢，看病或供孩子上學，但房子沒法抵押貸款，也賣不出錢，沒法解決緊迫的困難。二是有不少農民在縣城裏買了房子，不需要農村的宅基地作爲住房保障。三是農村土地與房屋無法作爲農民保值增值的財產。有些農民希望將農村的房子賣掉，換取城裏更好的住房，但他們的房子賣不出價。城裏人剛參加工作，一開始買不起大房子，先買個小房子，伴隨收入的積累和房價的上漲，再拿小房子換取大房子。住房作爲一種可以保值增值的資產，抵抗通膨的壓力。但農民雖有房子，卻不能出讓，不能以房換房。通貨膨脹與城市的房價在逐年提高，農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賺來的工資買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產增值來進城換房的機會。在發達國家，有一塊土地就是財富。但在中國不少農村，農民有了土地住房，卻要花錢維護，成了負資產。不少農民自願放棄農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閒置和廢棄。

宅基地是作爲保障還是作爲商品，應該由農民自己來決定。家家戶戶的情況不同，有的農戶不需要宅基地作爲保障，就不應該用政策來限制他們的財產權利。試想下面的對話：」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換城裏的房子。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爲父母孩子治病，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擴大生產致富。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卻要代農民理財，不是很荒唐嗎？

部分學界人士還爲現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論支援，那就是資本下鄉會導致土地兼併，農民流離失所。學者們忽略的，是這一套理論所基於的歷史是農業社會，農民附地而生。但在現代工商業社會，農業不賺錢，農民不想種地，他們寧願拋荒，也要不斷往城裏湧。種地不賺錢，如果取消補貼，不會有多少企業願意下鄉。

企業下鄉，帶去的不是資本，而是知識。企業下鄉帶去了技術、管理，和商業世界的知識。這些現代科技與商業知識正是農民所匱乏的。我調研過的河南土地流轉案例，企業剛去農村流轉土地時，村民比較樸實，要價比較低。但伴隨與企業員工的接觸增多，農民獲得了更多的市場知識，再轉讓土地時，農民學會了討價還價，要價越來越高。農民也在爲下鄉企業工作的過程中獲得了技術、組織等知識。這些知識，正是農民變爲市民，融入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企業下鄉，不是資本下鄉，而是知識下鄉。

城鄉差距的持續，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我去過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農村，那裏的農民住小別墅，生活物資豐富，汽車、現代化電器、現代衛生設施一應俱全，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與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區的居民相差不大。發達國家的土地市場比我們發達，大公司比我們多，但他們的農村也比我們富的多。農民有地而貧窮，城裏人沒地但富裕，這種不合常理的現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產權和市場的殘缺。

十幾年來，國家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可謂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還需要從觀念、制度入手。需明確，實事求是的看，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調整，工商服務業是主體，農業已不在是基礎。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礙了工商業從大城市郊區向農村和內陸地區的遷移，推高了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計劃配置土地指標的制度，以及對集體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適應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極大的制約了農村發展、農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實際效果，終究要靠農民來評價。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鄉鎮書記說，十多年前還研究國家關於「三農問題」重要的政策檔案，而現在，他已經不再研究了。

（注：作者是中央財經大學助理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判區門前陸續聚集了從京城四處趕來的「非京籍」家長。他們聽說，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長因爲孩子的上學問題，將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網路上的開庭資訊很快被刪除，但焦灼的家長還是寧願信其有，有的憑藉記住的關鍵詞「上午九點半、龍爪樹南里車站」，按時抵達了法院。旁聽資格被嚴格限制，沒有家長列席。此案當庭未做宣判，擇日審理。

無法上學導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爲嚴控人口祭出史上最嚴的「教育控人」手段起，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無法上學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學生，因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並報考普通高中，委託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對北京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2014年7月，海淀區法院一審判他們敗訴。「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佈維持一審判決。

2014年，北京市中考報名確認考生爲8.9萬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離開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當留守兒童。

「非京籍」有許多稱呼： 隨遷子女、外來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動兒童。其中很多稱呼並非精確定義的，人們一般撿起什麼用什麼。北京市教委的統計資料裏面，會使用北京市戶籍、非北京市戶籍這樣的統計稱呼。

廣義來看，「非京籍學生」包括進城務工隨遷子女和非北京戶籍城市戶口的學生（這部分包括很多白領的孩子）。入讀的學校分爲四類：公辦學校；高收費民辦學校（每年學費大概在2-10萬不等）；有證的打工子弟學校；無證的打工子弟學校。

「非京籍」家長屬於「九類人」（臺胞子女、博士後子女、隨軍子女、中建首鋼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參加中考。還有一些「非京籍」家長，大學或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已經積累起不錯的社會資本。最底層的，便是俗稱的「農民工」，他們通常在京從事體力勞動或「厭惡工種」。

無論心智、觀念還是氣質，流動兒童作爲第二代移民，都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如果說第一代城市移民會將自身的成敗與老家的生活相對照，那麼第二代移民的參照點則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國，「流動兒童」完全是由戶籍政策界定的，現實是：他們並不怎麼「流動」。北京一關注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構最新研究發現：小學階段55.6%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初中階段86.9%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流動兒童的高中入學率非常低，只有16%學生在城市流入地讀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讀高中，5%在第三地就讀高中，29%在城市就讀職校，27%已經離開學校。

十餘年來，流動兒童在京能否上學，實質性改革並無動議。2013年，控人政策開始加碼，流動兒童升學更難。

年復一年，「五證」不達標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邊緣，無法升學，看不清未來，但他們卻可以清晰表達對於制度不公的憤恨。單純以控制人口爲目的提升義務教育入學門檻並關停學校，不僅事與願違，或許在未來還會付出不可逆轉的社會代價。

控人加碼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對外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透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須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硬指標。

「五證」門檻始於2002年，一開始只要求四證。在2004年至2013年期間，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數持續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區幼升小「五證」要求花樣翻新，處處刁難，嚴卡工作地區和社保繳納時段，使得很多已經在京買房家境殷實的家長也犯了難。爲了符合一些區對父母雙方的要求，也有家長選擇離婚。

入學門檻升高後，從入學人數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見影。2014年，北京小學階段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31426人；較2013年的50107人減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爲37.28%。初中階段入學，2014年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教2013年下降幅度達9.89%。

隨遷子女以往的借讀路徑也被堵死。過去，家長非「九類人」的「非京籍」學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讀並獲得臨時學籍，繳納借讀費後可在聯繫好的高中借讀。借讀生可以在北京參加會考並拿到高中畢業證，再回到戶籍地透過社會報考參加高考。2014年，這條折衷的就學路徑也被堵死。

過去十年，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快速成長，從2006年的403.4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萬人。2011年口，流動人口增速放緩。2013年後，在北京的嚴控人口的各項措施之下，流動人口統計數字成長近停滯。2015年流動人口進入負成長，爲-0.15%。據北京市統計局資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流動人口）822.6萬人，0-14週歲流動兒童68.7萬人。

自2009年起，我開始關注「非京籍學生」的教育發展問題，特別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外來工子女。我深深意識到，這些在京的外來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機會。人總渴望向上流動，第二代更不會開倒車。如果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對他們來說無異於沉重的打擊。而一旦得到機會，他們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發，形成包容性促進發展，本是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們竟然沒有學上！」發出感嘆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長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來務工人員。

楠楠的感嘆並不代表少數。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經歷到一種無力感，其中可能還混雜著憤恨，小小年紀的他們，已經會抱怨「不公平」。他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憑藉其薄弱的教育水準，根本無法立足或與城市人競爭，以後可能混得連父輩還不如。但是他們並非不想讀書，而是不能讀書。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來自山西省繁峙縣的深山，二人都沒讀過書，「專幹北京人不願意乾的髒活累活」。李先生曾爲北京挖地鐵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兩根手指。來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說：「已經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態決絕：「我就是讓三個孩子輟學在北京當小混混，也不送回去當留守兒童！」

唐女士說，上次回老家，她發現鄉里小學只有三個學生，坐在草垛上無所事事，她看著心酸。她還告訴我：「鄉領導說了，別讓孩子回來，留守就是製造犯罪分子。」

楊姐和丈夫來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當擠奶工。楊姐腳面經常因爲擠奶時被牛踢而腫得老高，三個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雖在打工子弟學校，卻都熱愛學習。楊姐面臨艱難選擇：供養三個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沒有房子沒有地，回去怎麼掙錢？如果讓孩子留守的話，楊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經留下了四個孩子給老人照顧。再加上楊姐的三個孩子，兩個老人要照看七個孩子，楊姐說：「不敢想。」

面臨「不敢想」窘境的，不僅是來京打工的底層，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對殷實的非京籍家長，在北京買了房買了車還開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現在法院門口的A先生，從河南來北京近20年，他認爲自己一直在爲北京做貢獻：納稅、投資、創造就業、維護社會秩序……另一位家長聽出了A先生對自己事業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時宜地潑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髮愁，把自己當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讀書連老家話都聽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來北京，一家人在北京紮根，無法在老家縣城從頭開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幾年前從山西來到北京，在中關村從事金融行業。B女士的女兒在東城區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讀初二，她爲女兒鳴不平：「我女兒非常優秀，一直讀北京最好的學校，琴棋書畫，多才多藝。要是我們過來參加高考你們不讓也就算了，但是我們從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戶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樣是沒有北京戶口被攔在上學之外，不過「非京籍」學生的命運各不相同。這是家長們各顯神通的時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較量。

楊姐和唐姐別無選擇，楊姐最後選擇讓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選擇讓孩子輟學。不過名牌大學畢業，在京任職IT高階主管的張先生卻琢磨出一條孩子上學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買個藍印戶口（持藍印戶口者即可享受與本地常住戶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當地讀書）。2013年，張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買百萬元的新房。

「怎麼都得徹底荒廢一個人，要麼荒廢孩子，要麼荒廢大人。」最終，張氏夫婦決定「荒廢」張太太。任職公司主任的她，辭去職務，和女兒搬去天津。張先生開始適應「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時常懊惱自己當年的幼稚。1995年，大學畢業的他本有機會得到北京戶口，他未做特別爭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時候，戶口這個惡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結果張先生悔不當初。

不過，有錢似乎也沒用，這條藍印戶口之路於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學的最後一條路，就剩下一些重點高中的國際班了。2014年訴教委的九位原告學生，三位回到老家讀書，一位透過天津藍印戶口讀高中，一位在與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縣讀高中，四位入讀國際班。

參與訴訟的章女士把女兒送到了國際班，一個學期至少13萬元。但章女士告訴我：「女兒很喜歡國際班的學習環境，因禍得福。」 一直以來，兒子是參與訴訟的朵媽的驕傲。他在西城一重點中學，多才多藝，還擔任班長。爲了兒子踏上這條留學之路，朵媽乾脆把北京的房子賣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國際班政策後，B女士發現，現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國際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拼近20年，原本以爲更接近自己的夢想，沒想到卻更像一場夢。B女士猶豫，是否要爲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開始……談到這裏，B女士也說了句：「不敢想。」

從我接觸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輪「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還沒有看到政策預期的，限制一個孩子上學而遷出北京一個家庭的效果。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實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與願違。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顯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難達效果。從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團隊對北京10個區的1867名當時上初一的打工子弟進行追蹤調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學校，波及項目中七所學校的370名學生，另外1497名學生的學校未被關閉。

在以往這樣的政策之下，外地學生和父母是否離開北京？「結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紹，學校被關閉的370名學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讀書；學校沒有被關閉的學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鄉讀書。

調研結果顯示，控人政策明顯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勞動力市場。學校被迫關停的學生中，有75.7%選擇在京工作，這一比例高出學校未被關停的學生羣體8個百分點。

「這樣的發現令人喫驚。」宋映泉分析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讀書路徹底斷了，索性踏實留京工作」。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諸多「城市病」和人口規模並無關係。梁建章和黃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與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並不大。

根據北京市人口和財政收入規模不難看出，北京教育並不缺錢。北京的生均經費，在全國遙遙領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23441.78元，全國平均爲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36507.21元，全國平均爲10359.33元。

中國一線城市的入學難，並不是因爲外來人口多，而是沒有提前進行教育資源的規劃和佈局。以北京爲例，從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6.2萬下降到4.7萬。

「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雖然教育不應被賦予太多改變命運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國，對很多城市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來說，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貧困的唯一道路。

擠奶工楊姐總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爲我的孩子在北京會比我過得強，但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無論貧富，人人對於未來「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們普遍的心態是：有什麼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沒什麼都不能沒北京戶口。在房子和戶口面前，一切奮鬥和夢想皆成枉然。

在家長羣，每當有人因爲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辭激烈時，總會有家長出來自覺維持局面，強調「不要當憤青，我們只想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有家長舉例子說，如果在美國打拼十餘年，有著良好的完稅記錄，肯定不會不讓孩子上學，「因爲你不知道在座的學生哪個將成爲美國總統。」每當舉完美國的例子，家長還會加入辯證的看法，「當然也不是說美國就多好，僅僅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

看得出來，很多家長在努力剋制著，最大程度地壓抑自己憤慨的情緒和言語，他們不敢再提曾經火過一段時間的「異地高考」，卑微地不斷降低請求：「無法在京高考，只要讓我們在京借讀，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長假後，北京上海等城市發佈網約車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其中「京人京車」引起輿論譁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發問：「如果一個城市要享用的全部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提供，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再此基礎上，我想進一步發問：「如果一個城市全部的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享用，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在全面收緊人口的政策導向下，不僅是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連城市未來的公務員和精英也受到影響。2015年春節前，人社部發文，要求「中央單位」2015年度高校畢業生進京落戶的計劃指標在2014年基礎上再削減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響最大的是應屆碩士畢業生，他們紛紛接到已簽訂就業協議的事業單位、國企、央企單位的通知解約，事發突然令他們措手不及。

對於這些畢業生來說，考公務員或進入大型央企，應聘有進京指標的國企或高新技術企業，是獲得北京戶口最直接的途徑。不忍失去北京戶口的應屆生組織了一個QQ維權羣，人數很快逼近一千。這些被中科院、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大機構錄取的好學生、好黨員，也在羣裏詢問組織遊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佈《「十三五」時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2016—2020年）》，表明在嚴控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兒童入學之外，北京對未來五年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學者認爲，這意味著北京開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發展和創新離不開年輕人。很難想像一個令年輕人感到失望和厭棄的城市，怎能持續釋放活力。如果最終發現，嚴控人口並未解決「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又該怎麼辦呢？

我猶記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創新峯會（WISE）上，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發表了演講，她說：「我的大學教育把我帶到了那些從來沒有夢想過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宮。這是非常漫長的道路，從我曾經住過的小小的公寓到現在的白宮。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教育，讓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夢想都能實現。」

這是蜜雪兒宣揚的美國夢。那麼中國夢呢？

（注：作者趙晗曾任財新傳媒公共政策記者。個人公號：BeAuthentic。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編者按】2016中國「兩會」在即，作爲中國年度政經大事，「兩會」財經議程著力點應在何處？什麼纔是中國經濟的真問題？FT中文網近期組織相關專題討論，編輯事宜，聯繫jin.xu@ftchinese.com。

中國「兩會」在即，要是我們還有能力做頂層設計，還有勇氣直面問題，還有決心推進改革的話，那麼明確提出取消城鄉的戶籍限制就是勢在必行的改制舉措，而規劃和落實具體的配套措施則是我們能否有這種能力、勇氣和決心的試金石。

戶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當今世界裏可說是絕無僅有。歷來對此的批評不絕，然而迄今爲止仍是社會的一大特色，約束著幾乎所有的市場交易和思維判斷。但是卻有能成爲改革的一頓「白喫的午餐」，帶來深刻的轉型紅利。這裏所說的「白喫」，當然是對今後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幾代人爲之付出過痛深創鉅的代價。開放以來，戶籍的扭曲已有了顯著地化解，不過始終未能射出「臨門一腳」，恐怕是「先富起來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應調整，因而步履踟躕。

周其仁所著《中國做對了什麼》2010年出版時，曾送筆者一冊，細讀之下我對他檢視中國改革經驗而得出的精當見解很是贊同。這裏且引用其幾個觀察和結論。他說中國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爲，「擁有舉世罕見、數目驚人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鄧小平設計的方略和步驟「大幅度降低了經濟體制的運行成本。」而鄧公的偉大之處在於，「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從這個視角，讓超過歐洲總人口的勤勉勞動力「先流動起來」，流轉到能夠煥發其生產效率的地域和生產組織，是爲關鍵。其背後的制度推手，也是從戶籍制度的嚴酷限制的「不讓」到有限度的「讓」。

眼下的問題叢集，我們又「將做對什麼？」換言之，中國人面臨的實際約束是什麼？怎樣放鬆拓展，從而讓人們更充分地施展生產潛能？

上星期FT中文網刊出（《農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賜是權利》陳杰），對戶籍限制作爲國人身份認定和差別待遇的不合理性有了很好的概述。作者尖銳地指明，戶籍限制的是國民遷徙、居住和職業選擇的基本權益，所造成的歧視遠遠不止經濟利益。然而，這些基本的「天然權利」怎樣迴歸非城鎮居民，尤其是還給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勞作了幾十年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呢？如果不是「天賦」或「恩賜」，他們又如何才能得到？

歷史的經驗反覆在昭示人們，在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無不需要努力競取。白得或浪得的，無法長期保有，即便靠運氣或被賜予，或遲或速也會得而復失。

徹底廢止戶籍限制難在哪裏呢？試錯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戶籍制度處在某種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狀態。城裏人或許以爲鄉下人是生來如此，他們不配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公平待遇，是素養技能不夠，或對城市建設貢獻不足。略加分析，這些偏見都站不住腳。譬如上海，有多少條馬路靠本市居民來清掃，又有哪棟高樓是市民蓋的？

戶籍限制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爲歷朝歷代所無。造成城鄉懸殊差別的戶口制度象一座高壩，阻斷了城鄉的交流，造成兩邊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實這座大壩的合攏晚至1958年。它的法規依據是那年一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透過），一紙公文就斷送了公民的基本權益，竟成了日後「全民的共識」。得到嚴格執行的戶籍限制條例，和1954年頒行的憲法是直接違背的，54憲法的第90條所規定的公民有遷徙居住的自由被擱置起來，直至1975年被新版憲法乾脆取消，以後沒再恢復，倒是名實相副了。

回顧這段歷史，並不是爲了檢討戶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惡劣，事實上過去三十餘年國民的居住遷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觀的改進。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急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是鬆綁制度扭曲的結果。隨著居住和就業限制的鬆弛，土地的價值也得到了展現。這些生產要素和引進的資本技術結合起來，煥發出無可估量的生產力。這樣的鉅變，也許只有挪威的經歷可相比擬。挪威從歐洲最窮的小邦躍居爲世界最富的國家，得力於大陸架石油的開發，那是老天所賜（要是挪威近海早個十年發現油源的話，它的宗主國瑞典是斷不會讓其獨立的）。然而中國的固有潛能早先之所以無法發揮卻是「自作孽」造成的。讓人民有流動的自主選擇，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結果，今天的輝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這個教益使我們認爲，徹底廢止戶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帶來今後持續發展的理據所在。

我們說廢止戶籍限制勢在必行，還在於固守這個扭曲的機會成本日趨沉重，接近不可承受的地步。2009年筆者就開始反覆呼籲，在FT中文網刊出的《新新人口論》及其他系列文章裏，申論必須在勞動力拐點前後，特別是要在農民工大規模換代之前，著手徹底廢止戶籍限制。主要的理由來自負面：農民工的下一代將難以承受戶籍限制帶來的差別待遇。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事實，要是「新生代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成爲真正的市民的話，在他們父輩加速折舊之後，別說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沒有可能，維持社會的穩定都會大成問題。不難想像，數億貧二代，受過教育、掌握資訊，由電子網路聯接，接地氣又有較高的期待，他們在城市裏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話，將會帶來多麼高昂的維穩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確的頂層設計，確定出任期內廢止戶籍限制的目標，怎樣逐步拆除這座大壩，逐級降低城鄉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否則會釀成洪災禍害。比如說，健全社會保障系統，在全國範圍內統籌養老健保的個人賬戶；提供廉租屋，順便消化空置的或爛尾的城鎮房屋；配置教育資源，建立再培訓的設施；開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務，接納新市民的參與，等等。落實取消戶籍限制目標的種種具體措施，需要頂層設計，需要決心和勇氣，更需要制度創新的智慧。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國國慶假期結束的第一天，北上廣深四地同時出臺了當地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的「落地細則」徵求意見稿。這次各地出臺新規，是對於交通部之前網約車新政的落地，會切實影響到網約車的發展與民衆利益。因此，受到較大關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新規異常嚴苛，完全與改革和社會期待背道而馳，引起輿論劇烈反彈。

地方化政策的「軟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戶籍，廣州深圳相對寬鬆，僅要求持有居住證。除了對人的要求，對車的要求也異常嚴格，不但要求本地車牌，加裝GPS硬體，還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軸距不小於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規還規定了複雜的申請網約車司機資格的流程。

簡單的說，四地的新政透過提高車輛價格、增加硬體成本、減少合格司機潛在數量、增加審批流程複雜度等措施，將全面減少網約車的供給，推高網約車的價格，保護計程車公司的利益，但卻會使民衆重回打車難的局面。諷刺的是，前段時間，輿論在嚴肅而真誠地爭論「滴滴與Uber合併之後是否會漲價」，現在大家才驚覺幼稚，原來，不顧一切要推高價格的，是政府相關部門。

這些政策，不但觸犯民意，也涉及就業歧視，違反勞動法、行政許可法，相關論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尋的是，從交通部的徵求意見稿，到各地新規，專車新政的翻雲覆雨，所體現出來的系統性「軟抵制」——地方相關部門不反對改革，但是，卻透過地方化的政策來進行軟抵制，化廟堂之上的改革意願於無形。

首先，這種抵制來源於交通部留下的空間。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徵求意見稿，也引起較大批評，在後來的暫行辦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時宜的東西，受到社會的歡迎。

在交通部發佈網約車管理辦法的徵求意見稿時，就要求網約車「車內設施配置及車輛效能指標應明顯高於主流巡遊計程車」。在隨後的輿論壓力下，這一條被取消，在新的暫行辦法中，僅要求「車輛技術性能符合運營安全相關標準要求」，不過，緊接其後留了一個小尾巴，表示「車輛的具體標準和營運要求，由相應的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按照高品質服務、差異化經營的發展原則，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確定」。正是在這一個尾巴的空間之下，藉着「地方實際情況」，交通部基於改革意願與輿論壓力而去掉的條款又捲土重來。

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地方實際」這四個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礙。地方政府與中央的改革意願隔得更遠，感受到的壓力更小，同時，又有著熟悉地方特殊情況的理由，比起北京城裏的部委，操作空間與躲閃空間也就更大。就這樣，改革意願離中南海越遠也就越弱。所以，並不難理解，溫家寶曾感嘆過「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強也斥責「部長都同意的事情，難道還需要處長來把關？」

不僅如此，這種軟抵制進一步變爲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個中國最大的城市，同時出臺相關政策，是非常罕見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時段，各地也紛紛出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這種對經濟影響更大的政策，反而沒有這種協同一致的行動。其原因就在於，或多或少，房地產調控起碼從目的性上還算站得住腳，而嚴苛、倒退的網約車政策，幾乎很難得到認同，從而需要同時出臺，以分攤輿論壓力。

面對輿論壓力的辦法不是僅此而已。交通領域的出行改革，是民衆普遍關切所在，是一個最民生的話題，也是最民生的改革，並不敏感。況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徵求意見稿，暢所欲言本是題中應有之意。雖然相關部門留下了溝通管道，但社會輿論的討論、爭論、批評，也是正常的與必要的。某種程度上，如當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正是江湖之遠的草根民意與廟堂之高的改革意願共鳴，爲改革賦能之機。一旦輿論受到壓制，民意被阻隔在下，衝破軟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這張軟抵抗的大網形成的最後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說的那樣，中國改革的艱難之處就在於，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衆議，艱難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護既得利益的事情，卻很快得到效仿，捲土重來。北上廣深作爲中國一線城市，具有標杆意義，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風險與輿論風險都更小。所以，這個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將會得到各地相關部門的效仿，在全國普遍實施。就在寫下此文時，重慶、杭州、天津也推出了類似的嚴厲政策。

於是，這種對改革的「軟抵制」，上下貫通、縱橫交錯，迅速蔓延，系統性地形成一張緊密的大網，上阻改革意願，下隔民情。出行領域的改革，不管從消費升級，供給側優化，還是解決打車難的民生之苦，解決就業與大衆創業，都是一件好事。遺憾的是，在這張軟抵制的大網阻隔下，改革意願被消解了。

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反腐大潮，對於民衆而言，高層的反腐，縱然解氣，令人鼓舞，但終究離自己的衣食住行太遠，只有改革深入身邊，才能化爲百姓身邊的基層雨露普惠。不過，改革從來不是易事。

記得多年前的一部電視劇《新星》，講訴的是古陵縣新任縣委書記李向南在政府內部，力排衆議、艱難前行，開展改革，使古陵面貌煥然一新的故事，濃縮地描繪了1982年中國農村改革所遭遇的阻礙與改革者的艱辛與奮進。編劇給主人翁——古陵縣委書記取名李向南，絕對不會想到10年之後，鄧小平南巡，多省力推改革，在關鍵時刻儘自己最後的政治能量，再次把中國推向改革，爲此後長達2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鄧小平都需要身體力行爲改革逐省喊話，如今出行領域的改革，又豈是交通部一紙新規就能完成的呢？更何況，交通部的新規之中，還留著偌大的空間。

計程車問題是民生領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壟斷性行業，它畢竟是一個基層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權勢的既得利益，因而是所有硬骨頭中最軟的一塊。那麼，某種程度上，這塊骨頭是不是當年秦國城門的那根立柱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一夜之間，一條城市規劃方面的中央檔案，在中國輿論場中引發了爆炸式的反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表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公衆紛紛猜測，這是不是意味著已建成的小區要「拆牆破院」，而這勢必影響居民生活。這個突然降臨的檔案激發了普遍不安全感，一種焦慮甚至恐懼的情緒開始蔓延。

從原理上來說，如果是在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中，是建設封閉式小區還是開放式的街區，應該由企業自行決定，由市場上的購房者來進行自主選擇，政府爲了公共政策目的可以進行一定的引導，但一定要保證合法公平。固然，在西方城市，街區制是很流行的做法，但也存在著封閉式的小區，二者並行不悖。理論上，在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萬一封閉式的住宅區的確造成或加劇了擁堵問題，損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透過合法程式對其內部道路進行徵收，並給予公正合理的補償。甚至，私人土地所有者可以和周邊居民達成協議，由後者購買土地的通行權。總之，在產權明晰和法治化的情況下，面對安全生活與交通方便等不同訴求，政府與私人之間，私人相互之間，都可以透過博弈達成各種解決方案，並根據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調整。

雖然中國實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城市土地都是國有土地，但是，從所有權可以衍生出其他物權，即使在土地公有制下，只要這些物權的權利邊界和權能可以明晰，問題同樣是能夠解決的。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角度來考慮一下，封閉小區與擁堵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如果這個矛盾確實存在而且很嚴重的話。

當前，根據中國法律，劃撥和出讓是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兩種主要形式，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的費用很低，或者是無償的，而出讓方式則支付了土地出讓金。這份《意見》中提到的單位大院，很多是以劃撥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而住宅小區，則幾乎都是以出讓方式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對這兩種情況，應該區別看待。

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計劃經濟的特徵是低工資和高保障水準的結合，單位大院雖然解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但也造成機制僵化、公共空間無人維護、個人自由受限制等問題，在行政主導的分配中，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現象，並不被居民滿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下，單位大院日益不合時宜，許多大院居民也捨棄了這種生活方式，而願意購買商品房，選擇更自由和高品質的生活。同時單位大院的存在割裂了城市空間，在車流增多的新現實中，加劇了交通擁堵。而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爲根據法律，劃撥的土地政府是可以根據需要收回，從而解決擁堵問題的。所以，「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援的。

但居民住宅小區則是另一種情況。居民在購買住房時，其所支付的購房款，其實已經承擔了相關的土地出讓金，而且居民購買的是完全的住宅區的土地使用權，而不僅是房屋所佔土地。這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居民在購買住房時，顯然也是考慮到了小區的封閉性、安全性、宜居性等諸多因素，併爲此支付價款的。現在要「打開」住宅小區，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相當於把這部分土地的使用權收歸國有，其實是一種徵收，當然需要經過正當程式並給予業主補償。而且，因道路公共化而給小區安全性、環境和宜居性造成的損害，居民也應該得到利益補償，顯然不能根據一紙檔案貿然爲之，即使是「逐步」實現也不行，必須有嚴密的法律依據，並制定嚴格的程式，由各方透過談判來達成公平的徵收方案。

面對小區被強行「打開」的恐懼，很多居民指出，更應該「打開」的是政府機關所佔的道路和場所。從法律上來看，這是很合理的訴求。很明顯，中國的很多政府機構是封閉化的，佔據大片土地和內部道路，土地使用效率低，而在西方，儘管很多政府大樓內部有嚴密的安保設施，但並不佔用大量本可用於公共用途的道路空間。政府機構所佔空間的開放，是合理可行的：與居民小區相比，政府機構是工作區域，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低，而且公務員本來是「人民公僕」；在政府機構工作的主要是自我保護能力強的成年人，而不是需要特殊保護的老人和兒童；政府機構本來就配備了更強的安保力量，與居民小區不可同日而語；最重要的是，「打開」是爲了緩解交通擁堵這個公共利益，而爲公共利益服務，本身就是現代社會里政府存在的意義所在。所以，無論從經濟性、公平性還是政治倫理的角度講，佔據過多公共空間加劇擁堵的政府機構，的確是應該更早「拆牆破院」的。

事實上，在資源稀缺的現實中，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讓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得到滿足，而必然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和妥協。在中國的公共討論中，封閉式小區的存在，從來都沒有被認爲是造成擁堵最重要的因素，至少沒有公共交通設施不完善、城市規劃不科學等因素重要。而且，並不是所有封閉式小區都加劇了擁堵，例如，在交通壓力不大的地區，封閉式小區的影響並不大。對於這些小區來說，「打開」帶來的交通便利收益很小，對小區居民利益的影響卻很大，所以「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式小區」的做法顯然過於「一刀切」，也影響購房者的選擇權，不利於樓市的發展。

即使有的封閉式小區造成的擁堵效應，到了非「打開」不可的程度，也應有多種選擇方案存在。比如，只是把小區道路變爲公共道路，但仍保留業主所有權，車輛或行人有透過自由而無長期停留自由，對此政府和小區居民達成精細化的契約，並由小區物業進行嚴格的管理。然而，考慮到中國目前低下的城市管理水準、業主自治水準，考慮到政府濫用權力的傾向，以及公民薄弱的維權意識、維權能力，這樣的理想狀態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在現實中，它幾乎必然會演變爲演變成對居住者權益的侵奪。因此，「打開」的做法必須謹慎。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準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衆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中國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在單子化的社會狀況下，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而且這兩個羣體的很多人相互敵視、恐懼。而且，政府也樂見封閉式小區的流行，因爲其佔據的大片佔地，也爲城市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土地出讓金，成爲政府的財源，同時政府因封閉式小區的內部管理而減輕了自己的公共管理職責。歸根結底，這根本不是所謂中國人「農耕社會心態」導致的結果，相反，這種封閉心態纔是中國沒有現代政治文明、城市文明的造就的。

可以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明。真正的城市文明是在自由的環境中市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做出城市管理決策，而不是由行政當局朝令夕改、爲所欲爲。現代城市文化的精髓是自由平等、公共治理。但中國城市規劃和管理仍是政府主導，民衆的心態也不是追求平等的。即使中國大城市的居民，也存在著嚴重的「部落意識」，一方面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不願放棄自己擁有的很多特權，實現所有公民的平等。在中國現實中，由於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功能的缺失，民衆只有依靠家族、朋友，依靠無處不在的「關係」，抱團取暖，有能力的人購買私人化的額外保障，無能力的人無奈地承受所有不測風雲。正是這種政治經濟現實造成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和互助意識，物理上與精神上的「公共空間」雙重荒蕪，表現爲環境汙染、髒亂差，以及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

理念的進步總要以現實境況的進步爲前提。在一個沒有確立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沒有以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來贏得公民信任和安全感的國家，強求民衆有西方城市中的開放心態，並把公民沒有文明社會的心態作爲擁堵等社會問題的根源，這是本末倒置，不僅荒謬，而且是不道德的。當前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心態開放、能接受政府隨意「拆牆破院」的民衆，而是心態開放的政府，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尊重市場規律、城市規劃原理而不是「拍腦袋」方式決策，並虛心接受民衆的批評與監督，及時調整不合理的決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三體》裏面有一句經典的話：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纔是。在演化史中，很多龐然大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化石。而很多小生物都活下來了，因爲他們沒有傲慢，主動順應周遭的變化。

除夕之夜，有很多人用50年前的海報來概括央視春晚，是因爲大家覺得在今天，「政治化」的那潭水早已流過，但央視依然站在龜裂的田裏插秧。

「你我中國夢，全面建小康」

「一帶一路的大幕已經拉開」

「我們實現偉大的復興，前程更寬闊」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就是2016春晚的文藝歌曲，言語之中充滿了「我就是喜歡你不喜歡春晚還得看春晚的樣子」的惡作劇和「我頑固我自豪」的優越感。

凌晨放完鞭炮後，我趕緊去看經過「寓教於樂」的價值觀教育之後，廣大網民如何吐槽「春晚」。超級段子手王思聰說：「今年的春晚不帶上裝備是沒法看了，不說了，我去找我的紅領巾和黨徽了……」

春節不是國慶節，春節是老百姓個人情感的寄託，春晚則是大家希望樂一樂，圖個好彩頭。不管春晚承載、摻和了多少政治和國家訴求，也不應該和老百姓的需求「掰手腕」。「掰手腕」最後終結的一定是春晚本身。

世界越來越開放，春晚越來越傲慢。

歸根到底，春晚不接地氣的歌頌與讚美，各種合成的主旋律，原因是政府缺少羣衆支援基礎，是對社會競爭關係的恐懼。在火耕水耨的年代，要證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龍天子」只需一篇昭告天下的聖旨，就可在宮牆上看到「萬國來朝」的勝景，「每當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戲爲戲場。」（《隋書•音樂志》）

在網路時代，一切自我表達都有可能陷於「自嗨」模式。今年，春晚很「嗨」，網路吐槽也很「嗨」。春晚總導演呂逸濤評斷說：一百分，「我覺得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如果有人相信他的話，可以去看看「央視春晚」的官方微博，它已經把評論關閉。

歷史上，央視春晚把自己變成血統純正的國家春晚，是1980年代的事。1983年第一屆春晚以後，各地省級電視臺也開始陸續在除夕夜辦春晚。1986年，廣播電影電視部發檔案，禁止地方電視臺在除夕播出春晚。此令一下，十幾億中國人除夕夜就只能和央視春晚「搞對象」：你愛是他，你不愛也是他。

最可憐的是80後，生下來直接成了春晚的「童養媳」，冥冥之中，春晚是他們唯一的「除夕選擇」。只要你在中國，只要你要過除夕，春晚只能由央視獨家供給，完成了文化和收視雙壟斷的春晚從1990年代開始，就一直奔跑在成爲「新聞聯播」復讀機的道路上。2016年，總算是修成正果。

「這是我活了三十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聞聯播。它捨棄了慣常新聞聯播單一的口播加影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於一體... ...。」春晚這麼做，目的只有一個：保證自己作爲壟斷地位的血脈純正。

回顧1980年代， 在那個電視稀缺的年代，效益好的單位會在食堂裏裝個電視機，爲了看春晚，有人不喫年夜飯就跑到食堂佔座，去晚了的人只能站著，甚至站在窗戶外面看。那時候，看春晚，連上廁所都要跑步，害怕錯過了精彩的節目。

我無意厚古薄今，去追憶當年的春晚有多好，雖然我依然記得1984年的春晚，李谷一的《難忘今宵》傳唱至今。一切經典都是建立在確定性之上，1980年代的中國有太多的確定性，那個時代，你能看幾份報紙，看幾部電影，能聽幾首歌曲，都是確定的，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要知道，在1980年代，鄧麗君的歌曲是「黃色歌曲」，在校園裏靠「手抄本」傳播；蘇小明的《軍港之夜》是靡靡之音，被很多單位禁止播放。一個單位的領導就可以決定這個單位的「小夥伴們」，中午能在廣播中聽到什麼歌曲。

1983年央視首屆春晚亮相後，幾乎每年都是中國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舉國上下，所有頻道，在除夕夜只有一臺節目——春晚。在確定性的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相對穩定，中國人想什麼，或者說中國人可以想什麼基本都是已知數據，每年春晚，只需要讓「童養媳」多喫一道菜，就能大獲成功。

但是在不確定的網路時代，傲慢的方法已經失效了。好像諳習男女之道的「童養媳」已開始和別人擠眉弄眼，央視春晚還躺在牀上，吸著大煙喊道：「來，給老爺揉揉腿」，揉好了給你評個最佳觀衆，戴紅花，上光榮榜，發大紅包。殊不知，伸過來的不是纖纖玉指，而是孫大聖的一陣老拳，可憐的春晚總導演呂逸濤苦中作樂地喊道：「打得好，一百分！」

如果呂逸濤是一位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識的的文化人，就不該把春晚當成權力的迷藥，把十幾億中國人當成春晚的「童養媳」，別以爲春晚是他獨家獨有，可以「任性」「猴塞雷」，這既是對春晚的侮辱，也是對億萬觀衆的侮辱。

100年前，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國皇帝，卻沒有戳破官員權力內心的傲慢。傲慢加上對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才導致官員推行各種意識形態性的宣教，試圖讓所有人的思想變得一致，而這注定是徒勞的。新的一年裏，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傲慢的神像在時光中風化、倒塌，並永不得修繕，畢竟我們都是一國同胞，彼此平等、尊重和信任，纔會如春天裏的陽光，讓社會溫暖，企業昌盛，家庭和諧，萬物生長髮芽，民族延綿不息。

（注：作者微信公衆號是crdj2277。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國大陸的高考剛剛結束，毛坦廠中學不意外地又成了輿論的中心話題。毛坦廠中學不過是安徽省六安市底下的一所鎮中學，但卻因爲「高考工廠」「煉獄」等稱號而聞名全國。有評論公衆號將去年批評毛坦廠中學的文章重新拿出來發表，文章如其所願地「10萬+」，因爲時下嘲笑毛坦廠中學簡直成了一種「輿論正確」，老調重彈一點不顯得過時。

人們嘲笑毛坦廠中學什麼？嘲笑它的「愚蠢的迷信」。高考兩天警車開道的這車牌是「518」（「我要發」），頭車車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順順順」；學校附近有一棵「神樹」，每年高考之前的那個農曆十五，家長都要去拜「神樹」……

嘲笑這所中學粗暴、原始、功利性極強的監獄式管理。他們形容毛坦廠中學的教學樓設計「像哲學家邊沁所設想的環形監獄」，每個學生就像犯人一樣置身於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中，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戀愛、沒有休閒、沒有懈怠……教師就像教官或監獄長，可以以督促學生學習爲由褫奪學生的一切權利，而學生一個個則乖巧如犯人。

他們還嘲笑學生們努力的虛妄和徒勞無功。「有的孩子在這裏復讀多年，耗盡了家庭的財富、熬幹了父母的精力、枯槁了自己的心志，但終於能夠躍出龍門。但他們很少能夠想到，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越來越昂貴、又越來越沒有用場。很多出身貧寒的孩子，一旦走出大學校門，馬上成爲漂泊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邊緣人：天堂的確不遠，但永遠不可觸及。鄉土雖然貧瘠，卻再也無法回頭。」他們指出，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拼盡一切很可能只是上了個三流本科，但當下中國「大學生」這一頭銜含量越來越低，你畢業後發現工作還是那麼難找。本想著借讀書「從而逃脫瓦匠和裁縫的命運」，不料命運改變不了，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不說，反倒被這種監獄式管理「毀滅了天性」「奴役了精神」，「無法回頭」。

這些批評和嘲笑，似乎沒有什麼違背事實的地方。不過，如果你質問這些作壁上觀的批評者，既然毛坦廠中學是可笑的，那你是否能爲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出路和選擇？他們無言以對。他們高高在上的嘲諷，已然忽略了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實——對於那些孩子來說，進入毛坦廠中學是他們當前所能做的最不壞的選擇。

毛坦廠中學不是復旦附中或人大附中這種傳說中的學校，有一半以上的人保送或出國，它只是一所普通的鎮中學，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非常之少，一本的上線率也不到一半；它的學生80%都是農村生源，父母皆爲打工者……毛坦廠中學的管理者何嘗不想像人大附中那樣開明管理啊——學校錢多得不知道如何花，招聘的教師很多都是北大清華博士，入學的有許多是高幹子弟；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當然也想像人大附中的學生那樣了，寬容自由的課堂氛圍、外教教英語、出國交流、夏令營、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

但是這不可能！因爲不公平。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充斥著不公平，即便作爲最具起點意義的教育公平，我們也是嚴重的不公平。比如戶籍，北京的一本上線率（2013-2015）爲24.42%，而毛坦廠中學所在安徽省的一本上線率爲10.70%，至於211大學錄取率，2015年北京爲12.5%，安徽僅爲3.5%；而大城市、中小城市、鄉鎮之間的教育投入和分配也嚴重不均，人大附中這種超級中學幾乎吸納了一切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馬太效應依次遞減，到了鄉鎮中學已是異常貧瘠，二者的懸殊是天壤之別。毛坦廠中學的孩子不僅僅是要與安徽省的幾所超級中學的考生競爭，他們還要與來自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的優質學校的學生競爭，先天不足的他們，只能以無數倍的努力——這種努力因用力過猛而近乎扭曲和異化，來儘可能地彌補與他人之間的差距。

除了瘋狂般的努力，他們無以爲盔甲。這纔是毛坦廠中學怪相的根源。

但令人心碎的是，這種差距，並不會止於高考。即便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能夠幸運地考上北大，但他們與大城市學生的資源差距、人脈差距、文化差距，還將繼續延伸到他們日後的大學生活、畢業之後的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他們將始終在起點上慢人一拍，「我花了18年時間才能一起和你在這裏坐著喝咖啡」，他們奮鬥的終點也許只是別人天生就具備的起點。即便是這一起點，也僅僅是少數人能夠抵達，更多人上著三流本科，畢業後成了一名普通的職工，依舊淪落在社會的底層。

即便高考通往階層流動這條路如此難走，但它卻是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包括千千萬萬農家子弟唯一可以選擇的，這是他們僅剩的自我救贖方式。因爲中國社會早就實現了階層分化和階層固化，高考基本是僅剩的上升管道。不少評論者天真的以爲，如果學生不進入毛坦廠中學，反而能夠避免天性被毀滅、精神被奴役，好像他們的前途一片大好光明。真是如此嗎？在城鄉二元對立、農村不斷被吸血和吞噬的語境下，沒有任何知識和文化的農村青年，他們更普遍的下場在哪裏呢？在快手呈現出的精神迷惘和空虛裏，在大涼山深處的封閉和絕望裏，在東莞流水線上夜以繼日的機械勞作裏，在大城市不斷冒出的建築工地裏，在一次次因野蠻和無知導致的刑事案件裏……

考出去不一定有出路，但不考出去，沒有出路。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沒有出國留學、保送、拼爹、靠關係等第三條出路。「考出去」是唯一的目的，爲了這一目的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你說這是功利、壓抑天性、精神奴役，其實它只是絕境中打碎牙齒和血吞的求生本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死地求生。

嘲諷毛坦廠中學總是容易的，但我們更該看到的是毛坦廠中學怪相背後的社會根源與制度根源。一些既得利益者並非不明白這背後的道理，但他們還是選擇以獵奇的眼光看待底層人的掙扎，以「不怪制度怪個人」的方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其實比毛坦廠中學怪相更令人心寒，因爲當既得利益者都如此傲慢、冷漠與自私時，教育公平的改革將無人推動，毛坦廠中學怪相還將持續。

（注：作者是評論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