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年度好文推薦：國際話題
推薦人：FT中文網資深責任編輯魏城
退歐公投引發的思考（作者魏城）
推薦語：2016年國際話題最重大的新聞，英國退歐公投肯定能夠作爲其中之一。這篇文章是我寫的，我爲此準備了一個多月，做了很多研究、採訪、思考、構思等前期工作，發表後在我們網站上點擊率很高（31萬多），總排名第六，國際話題第一，也被廣泛轉載。談這個話題的文章很多，角度各異，我避開了這個話題的經濟視角，選擇了中國人最關心的一個視角：全民公投這一直接民主形式的是是非非。
爲何希拉里贏了直接選票卻輸了白宮？（作者李佳佳）
推薦語：如果說2016年出人意外的「黑天鵝事件」不斷，那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肯定是最大的「黑天鵝事件」。李佳佳這篇文章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獨特的選舉制度——選舉人團制度——的歷史和現狀，爲許多一頭霧水的中國讀者深入淺出地解釋了希拉里贏得多數直選票卻未能入主白宮的原因。
川普的美國與新全球秩序（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推薦語：此文作者是曾在蘇東變天后提出「歷史的終結」這一著名判斷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當然，歷史並沒有終結，福山的思想也沒有僅僅停留在「歷史的終結」的水準上，而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此文雖然點擊率不是特別高，卻是迄今我所讀過的有關川普勝選的最爲深刻的分析之一。
全球化死亡之旅始於2016？（作者魏城）
推薦語：這是我爲「2016年度報告」專題撰寫的文章。我試圖從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的出人意料的結果，以及2016年西方多個國家出現的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事件，總結出一些帶有趨勢性的現象，也試圖理解英國退歐運動和川普勝選背後的深層經濟、社會、政治原因，理解所謂的「全球化輸家」們的心理和呼聲。文章發表後，點擊率很高，也被海內外多家中文媒體和智庫轉載。
FT大視野：假新聞爲川普助選？（作者理查德•沃特斯、馬修•加拉漢、蒂姆•布拉德肖）
推薦語：川普令人喫驚的勝選，留下了許多問題和謎語：例如，俄羅斯扮演了什麼角色？假新聞起了多大作用？這篇big read就試圖破解假新聞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這個謎底。這篇文章是我所看到的這個話題的最爲詳盡的介紹和分析之一，FT英文文章發表得及時，我們FT中文網選送、翻譯和發表得也非常及時，及時滿足了對美國大選中假新聞現象不甚了了的中國讀者的求知需求。
印尼1965：小國政治的悲劇 （作者李江）
推薦語：很多年輕的中國讀者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印尼發生的大屠殺，但它卻是世界現代史上最殘暴的屠殺之一。李江這篇文章不僅介紹了這次大屠殺的史實，而且分析了美、英、中、蘇等大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剖析了印尼至今不肯就此道歉的原因。
全球重心東移，西方霸權式微（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推薦語：這是FT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拉赫曼爲他的新書《東方化》（Easternisation）寫的一篇介紹。此書在全球（包括中國）影響很大，但拉赫曼這篇文章並非僅僅是一篇簡單的新書內容概要，而是結合自己20多年來幾次中國之行的個人感性見聞，再上升到宏觀的、理論的高度，分析了21世紀最重大的趨勢：中國崛起、全球重心東移。此文不僅具有思辨上的挑戰性，可讀性也很強。
全球民主大衰退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推薦語：拉赫曼的文章總是具有顛覆性和挑戰性，此文也不例外。他的文章的精妙之處，不僅僅在於提出了一個宏大的趨勢性的判斷，如全球重心東移、全球民主大衰退等，而在於他獨特的論述方式：他的論述方式不是那種死板板的學者式的論述，而是新聞記者或史學家的論述方式。
中國還在乎誰入主白宮嗎？（作者魏城）
推薦語：這幾年，關於中美關係最令人矚目的討論，就是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中美從上個世紀70年代聯手抗擊蘇聯的戰略伙伴關係，發展到今天言必論戰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關係，當然反映了全球力量均衡的急劇變化，我試圖從這個意義上分析四十多年來中國對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態度的微妙、但實質性的變化。
亞裔在美國的尷尬處境 （作者傅亦沁）
推薦語：很多中國讀者都關心美國華裔的地位和角色。這是2016年年初的一篇文章，點擊率很高。此文作者傅亦沁從梁彼得事件和奧斯卡主持人的玩笑談起，分析了亞裔（尤其是華裔）在美國社會的尷尬地位，頗有獨到見解。如果再結合這一年年底美國總統大選部分華裔選民所謂的「川粉現象」重讀這篇文章，就更值得回味。
金融資本主義面臨新的危機
推薦人：FT中文網責任編輯李巖
推薦語：2016年，全球化開始退潮，歐美民粹主義盛行。英國公投退歐，歐盟天價重罰跨國企業，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義大利憲法公投導致總理倫齊辭職，法國和德國右翼的勢頭越來越大，突顯推動全球化的金融資本主義面臨新一波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和FT中文網發表多篇評論，對這一趨勢作出解讀。我們精選了以下七篇文章，與讀者一起重讀好文。
我們和金融魔鬼有個約會 （作者何帆）
2016：民主的危機與煽動家的逆襲（作者馬丁•沃爾夫）
資本主義爲何衰敗？（作者克萊爾•瓊斯）
資本主義將走向終結？（作者馬丁•沃爾夫）
全球化大潮正在轉向 （作者馬丁•沃爾夫）
如何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聯姻並非理所當然 （作者馬丁•沃爾夫）
（推薦編輯郵箱：weiming.liu@ft.com,david.li@ft.com）
又一個投票日，又一個抉擇日。但這一次不同於以往。這一次抉擇被倫敦新市長稱爲「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陰沉沉的天氣似乎加重了抉擇的嚴峻性。英國數千萬選民在大雨、洪水、長達數月激烈辯論後的緊張氣氛、以及德國槍擊事件的不祥新聞中，紛紛走進投票站，在有關英國是否應該退出歐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可能影響公投改變世界的命運？！》下午，我訂閱的微信公號上閃出了這句話。這是英國華人社區的微信公號「英國大家談」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標題。
緊張地關注這場公投結果的，不僅有英國選民、英國華人社區，更有全世界的媒體、金融市場、政要、企業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好奇的視線。
我在當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後，與投票站門廳的幾位選民聊了起來。
我攔住了一位40歲上下的女性，問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爲什麼？」我自報了記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爲什麼？」
「因爲我想取回我們國家的控制權。」
「包括對移民的控制權？」
「對，當然包括移民，但不僅僅是移民，還有我們的錢、我們的主權，等等。」 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一位老年婦女告訴我，她投票繼續留在歐盟。我問她原因，她說，她不想冒險，因爲離開歐盟會損害英國貿易、經濟、就業、收入，而且，她這次不僅是在爲自己投票，也是在爲自己的子女、孫子女的未來投票。
「那麼，退歐陣營的理由沒有說服你？」我問。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觀點之後，作出這個抉擇的。」她回答。
一個年輕男性選民告訴我，他也選擇了留歐。他告訴我，他現在還在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談到如此抉擇的原因，他有些激動：「這次公投拉票活動，退歐、留歐兩大陣營的表現，大大降低了我對政客的尊重。但我選擇留歐的主要原因，是退歐陣營幾乎沒有什麼專家。讓我特別生氣的是，麥可•戈夫對選民說，不要理睬專家的意見。坦率地說，作爲像我這樣的還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他的這種話讓我感到震驚。就是因爲這一點，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極右的、反移民的觀點。我聽信多數科學家的話，他們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留在歐盟將會讓我們更強大；我聽信多數經濟學家的話，他們說，離開歐盟將會讓我們的經濟受到傷害。」
麥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國司法大臣、退歐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停頓了一下，這位年輕男性選民又低聲對我說：「這話我們私下說：讓人特別不舒服的是，據說老年人多數都想離開歐盟，而年輕人多數都想留在歐盟，但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年輕人，如果投票結果是離開歐盟，那麼，等這些投退歐票的老年人離開人世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這些投留歐票的年輕人。」
我告訴他，剛纔與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婦女就投了留歐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援退歐，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歐的票，因爲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對後代福利的關心，可能會讓他選擇維持現狀。」
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BBC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援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90%的經濟學家、幾乎100%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援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衆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衆的喝彩。
因爲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援，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援。投票日前數週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願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爲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爲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覆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於經濟損失之害。
因爲，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月21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先前此後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覆覆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爲「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90%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資訊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爲了控制移民人數甘願冒險，投了支援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並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美國總統、IMF總裁、大公司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着幹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爲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衆來說，就因爲：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佔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二、退歐後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爲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象不是英國獨有的，它出現在美國，標誌性事件是川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症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爲，在如此動盪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我的同事、FT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於永定稱爲「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10篇文章，幾乎每週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這句話，讓我非常喫驚：「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爲。對於認爲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麼，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爲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採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後，我單刀直入：「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於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係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爲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於，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我可以理解爲什麼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爲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爲重大的問題，但關於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爲複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誇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像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有人認爲，隨著民衆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爲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衆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中國人往往認爲，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誇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爲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複雜問題簡化爲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月23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衆因東歐移民大批湧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衆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羣如潮水般湧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breaking point）」。後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羣並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維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後，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於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爲底層民衆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藉此鼓動退歐。爲了瞭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援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導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爲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註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我認爲，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爲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爲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爲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於在公投投票日一週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強烈支援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在其位於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Thomas Mair）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於英國（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後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爲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有人是從爲獨裁製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羣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衆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後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Charles Powell）接受採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爲，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爲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爲「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認爲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複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爲FT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醜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說得更爲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考克斯遇害之後，赫林在自己的部落格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並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爲，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爲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於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麼，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Gideon Rachman）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後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複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不管投票結果是什麼，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瞭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爲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併爲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後，數萬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5萬7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複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爲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爲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援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衆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爲，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麼，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從大選期間社群媒體上傳播的頭條文章來判斷，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時常處於嚴重的麻煩之中。
「專家」認爲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遭受了腦損傷。或者她可能正試圖隱瞞自己酗酒和吸毒。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最終發現了她使用私人郵件伺服器的犯罪證據，她還面臨著迫在眉睫的起訴，不過紐約警察局(NYPD)在發現了她與洗錢和涉及侵害兒童的性犯罪有關的令人震驚的證據後，可能率先出擊。
在記憶中這場最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到達白熱化的時候，網路上也在進行一場競賽。鋪天蓋地的假新聞——許多旨在損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對手——只是家常便飯。其中包括陰謀論、誤導、偏見、騷擾和仇恨言論，這些內容被製作出來專門在如今成爲大衆傳播和媒體消費核心的數字網路上散播。
據批評人士稱，隨著長久以來的黨派分歧日益激化，數位化平臺促成了一種危險的部落文化。同時，這些平臺還進一步破壞了人們對傳統媒體管道的信任，兩極分化的選民中的許多人發現，他們早已持有的偏見和毫無根據的懷疑很容易找到支援。
大選後的餘震使得一些大型網路公司飽受批評——特別是Facebook和Twitter——並促使它們承認需要改變現狀。「在科技行業，我們要處理一個問題，」紐約的科技投資者約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稱，「這些平臺處於我們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開始錯得離譜了。」
千夫所指
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爆發的強烈反彈集中針對假新聞：僞裝得像真正的新聞文章一樣的虛假報導，其來源有時是專門爲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謂的新聞在Facebook上瘋狂傳播、在Twitter上被廣泛轉發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尋演算法推廣，最終成功滲入了大衆的政治討論中。
其中包括一篇來自子虛烏有的刊物《丹佛衛報》(Denver Guardian)的「報導」：一名被疑洩露了希拉里私人伺服器上郵件的FBI特工被發現死於謀殺或自殺。憑藉Facebook標誌性的新聞傳播速度，這則新聞在該社群媒體上以每分鐘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擴散。
並非所有的虛假訊息都有利於那位共和黨候選人，但大多數假訊息確實如此。新聞網站BuzzFeed的一項分析顯示，在美國大選最後3個月Facebook上引發最多網民參與的20條虛假訊息中，有17條要麼支援川普、要麼反對希拉里。虛假報導還觸及了另一個痛點：Facebook用戶參與這些虛假報導的程度，超過對幾家傳統媒體公司最熱門的20篇報導的參與。
Facebook上假新聞的病毒式成功傳播、以及此類文章的分享使得競選局面向川普傾斜的可能作用，在該公司內部引發了極大的擔憂。
「現在人們對大選結果很焦慮，有人質疑Facebook和其他企業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該社群網站內部討論情況的知情人士稱。
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上週表示，當不再可能分辨「是與非，特別是在社群媒體時代……那麼我們就有麻煩了」。
在矽谷，佔主導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選結果而處於震驚之中，有人開始指責這些世界最強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選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們需要站出來指出這些平臺實際成爲了雙方的宣傳機器，」成功的創業者、如今身爲Y Combinator投資人的簡彥豪(Justin Kan)說，「矽谷領袖應該呼籲Facebook做正確的事。」Y Combinator爲網路新創企業提供資金。
Facebook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反駁了很多批評，同時承認確實「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來阻止假新聞傳播。在大選後幾天，他聲稱，認爲虛假報導以某種方式影響了大選結果，是「相當瘋狂的想法」。但越來越大的壓力使得他在上週末制定了一些該網站將採取的措施，以解決該問題。
大型網路公司在大選後採取這些措施，突顯了他們承受的行動壓力。上週，谷歌和Facebook採取行動禁止其廣告出現在帶有假新聞的網站上，這一遲來的舉動是爲了削減說謊網站的利潤。Twitter暫停了一批與美國右翼極端組織有關的發表仇恨言論的「另類右翼」(alt-right)賬戶。
自大選以來浮現的證據表明，數字平臺將不得不採取更多行動剷除其系統內的不實訊息和騷擾資訊。這些平臺不僅接收了假新聞，還容忍了更廣泛的欺騙行爲。
據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網路學院的教授菲利普•霍華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類發文的自動系統bot，在很大程度上對Twitter上假新聞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稱，在所有有關大選的Twitter貼文中，約有五分之一來自發出大量貼文的賬戶，明顯表明這些賬戶是bot而非真正用戶。
「數位化開脫」
谷歌的演算法也表現出漏洞。例如，有關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擊的目標——去世的虛假報導已經出現一週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喬治•索羅斯」，這條報導仍然出現在谷歌搜索結果首頁新聞欄的首位上：「爆炸新聞：喬治•索羅斯去世」。該報導來自一個名爲「事件編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網站。
Facebook的祖克柏稱，該網站傳播的新聞中只有1%是假新聞。但是考慮到如今將近一半的美國人都把該網站作爲新聞獲取管道，該數字代表著相當龐大的傳播量。此外，霍華德稱，在Facebook上運營的bot小組的位置表明，大量虛假資訊都是針對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等搖擺州的Facebook用戶，這可能擴大了虛假資訊的影響力。
數位化平臺沒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實資訊，這使人想起了傳統媒體世界的抱怨——數位化企業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像他們被指責在保護版權問題上所做的一樣。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絕將自身描述爲應對所發佈內容負責的傳媒公司或出版機構。
「這些公司在進行『數位化開脫』，」新聞集團(News Corp)首席執行長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們當然是出版機構，作爲出版機構有責任保護並突出訊息來源。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偉大的報紙一直堅守這一神聖的職責，你不能僅靠聲稱『我們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讓自己免於承擔這一職責或合規成本。」
伴隨最近出現的其他醜聞（如Facebook錯誤的計算方式導致其影片廣告的觀看次數被誇大），對假新聞的憤怒加強了要求網路公司視自身爲傳媒公司的呼聲。
「計算方式、假新聞、極端內容等問題突顯出，新媒體或社群媒體公司並非科技公司，而是媒體公司，」世界最大廣告集團WPP首席執行長蘇銘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們應對自家數字管道的內容負責。」
然而，網路平臺遵循的商業準則可能不會給他們任何激勵來承擔此類責任。清除虛假資訊「一直都非優先事項，」博思威克說，「內容往往都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這個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連接。」
Facebook一名前員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許加劇了假新聞的傳播。Facebook的工程師們只關注提高「參與度」——點擊、點贊、評論、分享——作爲評估所有新功能成功與否的主要指標。新功能通常要經過6個月的「密集測試」才能發佈，在此期間，提升這些指標的壓力很大。
「參與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經理表示，「沒人受到激勵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長期後果。」
這或許還帶來了「過濾器泡沫」問題——讓用戶處於一個大家都持相似觀點的迴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參與度本身可能會加劇這一問題，增加憤怒、仇恨以及不準確資訊的流動。簡彥豪表示:「有很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分享的未必是他們調查過的資訊，而是那些激起他們情緒反應的資訊.」
博思威克還表示，那些帶來最強烈反應的貼文「是新聞推送的最愛」。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師們有動力將這些新聞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資訊的傳播。
改善空間
還不清楚網路公司將在多大程度上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注意力已經投向用來清除假新聞的演算法，許多專家認爲這一領域有改善空間。
祖克柏並未提及批評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Facebook是否應該僱用人工編輯。博思威克等批評人士表示，考慮到社交網路的規模，利用人工對內容進行詳細過濾是不現實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認爲，網路公司還是應聘請「公衆編輯」，後者能幫助在產品設計及其他影響他們服務使用方式的問題上確立準則，塑造思維。
此類呼籲可能仍舊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爾曼(Ben Edelman)說：「他們打造的文化與他們僱用的人」意味著Facebook等網路公司根本不會認可有必要建立編輯敏感性。
文化上的鴻溝更深。在Twitter上，對言論自由的承諾使得該網站對清理網路騷擾一直猶豫不決，該公司上週才遲緩地採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種族主義和婦女仇視，嘗試彌補這一缺陷。
祖克柏也持類似的立場，他認爲Facebook更多是一個溝通平臺，而非一家傳媒網站。「我們相信要讓人們發聲，這意味著支援讓人們隨時隨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東西，」上週他寫道。
但在一個網路用戶的聲音被突出的世界，傳統權威變得無聲。上週在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採訪時，歐巴馬抱怨稱，在Facebook頁面上，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對全球變暖的闡釋看上去並不比一個收了錢的氣候變化否認者的言論重要。
他補充道：「人們傳播錯誤資訊、胡編亂造的陰謀論以及用極爲負面的言論抹黑反對者、並讓其無法進行任何反駁的能力已經大增，這將加劇選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對話都變得非常困難。」
在這場存在嚴重分歧的美國大選後，Facebook的用戶正進一步退入他們的「過濾器泡沫」。霍華德表示，失敗的痛苦使得失敗一方的許多人已在大量「解除與投票支援對方候選人的人的好友關係」。
結果很可能在不同羣體間造成更深的裂隙。這隻會加劇一種氛圍：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關於反對陣營的最具偏見或最不準確的資訊，並大聲告訴所有願意聽的人。
譯者/何黎
2016年美國大選以一個震驚世界的結果畫上句號。幾乎所有的民調數據、學者分析都錯得離譜，世界各國政要和機構都大跌眼鏡。川普勝選，就連資本市場也嚇得不輕，股市應聲暴跌，避險恐慌情緒到處蔓延。
很多看了選舉結果公佈過程的人的第一感覺是，川普優勢明顯，午夜前已經鎖定270張選舉人票。然而九小時之後，隨著計票工作進入尾聲，人們再次驚訝地發現，兩位競選人的差距其實並不大：希拉里贏的加州、紐約州人口極其密集，而川普的紅州則地廣人稀，他在成功「翻盤」的搖擺州優勢則非常微小。如果計算直接選票總數（popular votes），希拉里更獲得了超過23萬張的明顯優勢。
也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場一人一票的普選，勝出的人就是希拉里。但是，美國獨特的「選舉人團」競選制度，讓川普取得了一場創造歷史的勝利。
這場堪稱「黑天鵝」的選舉也由此被載入史冊，成爲20世紀以來第二次、美國建國史上第五次，一名候選人贏得多數直選票卻輸掉了選舉人票的總統選舉。
那麼，這個由美國建國先賢們創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選舉人團」制度，究竟是怎麼操作的呢？
「選舉人團」的歷史由來
在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一款中規定，總統和副總統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這種獨特的政治制度代表著美國國父們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的理解——一種介於英國議會選舉制度與全民一人一票直選制度之間的全新民主制度。
這種制度的產生也與美國獨特的聯邦制緊密相關。憲法由此保障了聯邦之中各個州都能夠在總統的選舉之中扮演一定角色，無論大小。
選舉人團的工作過程包括三步：大選之後各州選拔選舉人；大選次年1月6日，選舉人投票，衆議院點算；參議院正式宣佈當選總統和副總統名單。在大選次年的1月20日，當選總統會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誓就任美利堅合衆國總統。
「選舉人」和「選舉人團」
所謂「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由538名選舉人組成，人數嚴格依據每州議員的人數向各州分配。在美國，每個州都有兩名參議員，而衆議員則依據該州人口數決定（至少一名）。比如每次大選都至關重要的佛羅里達，共有2名+27 =29名選舉人。全美衆議員人數（435名）加上參議員人數（100名），再加上華盛頓特區的3人，總數就是538人。爲了達到半數，候選人必須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才能贏得大選。
那麼，如果任何候選人都沒能獲得270張選舉人票，總統如何產生呢？美國衆議院將會從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選人中選擇，方法是給每州一張選票，再投一輪。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至今僅僅發生過一次，時間是1824年。當時的美國衆議院從約翰•亞當斯、安德魯•傑克遜和威廉•克勞福三人中選擇了前者。
「贏家通喫」
在美國大選的過程之中，「全國民調」是經常被美國或全球媒體提及的一個數據。但是由於「選舉人團」制度，全國民調與結果基本不相關，這也是今年大選之前所有的民調數據、賭博賠率都傾向希拉里取勝，而結果卻大相徑庭的原因。
造成直選受歡迎程度和最終結果裂痕的，是「贏家通喫」原則。在全美的51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之中，除了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兩個州選擇按照直選票比例分配選舉人票之外，其他49個都採取直選票勝出者取得該州全部選舉人票的規則。也就是說，一個候選人如果拿到了這個州50.1%的直接選票，這個州100%的選舉人票就都被他歸入囊中。
美國大選歷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就是這種極端情況的呈現。當時，戈爾和小布什選情非常膠著。最終，依靠佛羅里達區區600張直選票的極微弱優勢，小布什獲得了佛州全部的25張選舉人票，總數勉強超過270張，入主白宮。
有趣的是，「贏家通喫」原則從來不是美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各州選擇採取這個原則的初衷，僅僅是爲了鼓勵候選人多花時間深入自己的州開展競選活動。
選舉人團如何產生
在美國憲法中，關於選舉人的選拔標準和資格幾乎沒有提及。在現代政治操作中，一般由州一級政黨依據州法確定選舉人的選拔方法。在一些州，兩個政黨會在州一級黨代會上任命該州的選舉人。在另外一些州，則是由兩個主要政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選舉人人選。
一般而言，早在大選年的三四月份，兩黨在各州都會定好選舉人人選。11月8日大選塵埃落定之後，每個州勝出的候選人所在政黨的選舉人就會做好履行職責的準備。比如，今年川普贏了密西根州，那麼密西根州那些民主黨之前選好的選舉人就都要「下崗」了。
選舉人們通常都對自己要忠於所在政黨的職責非常清晰。他們可能是州一級政府官員、政黨領袖或者是總統候選人個人的親友。也就是說，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有自己的一組信任的選舉人。
「不忠」選舉人？
你一定想問，大家辛辛苦苦投了半天票，如果最後那幾個代表去投選舉人票時，不按照大家夥兒的投票結果投怎麼辦？
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之中，都沒有要求選舉人必須依照直選票結果投票的條款；但一些州則有自己的法律規定和懲罰條款。
不按照直選票結果投票的選舉人被稱爲「不忠選舉人」，但發生情況極少。因爲這些選舉人多數都是政黨內有頭有臉的人物，很少會選擇廢棄本州真實投票結果而投給自己想投的人。在整個美國歷史上，99%的選舉人都是「忠實投票」的。有一些州規定不忠選舉人要被罰款或被撤換，然而歷史上從未有人受到過任何處罰，也從未有大選結果因爲「不忠選舉人」被改變。
贏得直選票卻輸掉大選
今年希拉里這種贏得全國直選票卻最終輸掉大選的情況，是「贏家通喫」選舉人團制度帶來的最直觀後果。儘管非常少，卻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在美國240年的歷史上，先前一共發生過四次（下圖），前三次都在19世紀，分別是1824、1876、1888年。最後一次是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戈爾獲得了48.4%的直選票，但只拿到了21個州的266張選舉人票；而小布什則拿到了30個州的271張選舉人票，驚險獲勝。
這種制度還可能造成一個候選人贏得絕大多數選舉人票但直選票比例不過半。1992年，獨立候選人羅斯•佩羅參戰，並且出人意料地拿到18.9%直選票，但只有0張選舉人票；比爾•柯林頓只拿到43%的直選票，但獲得了69%的選舉人票，成功問鼎白宮。
選舉策略
因爲「贏家通喫」，所有候選人的參選策略自然是要贏得一個個的州，而非毫無目標地廣泛撒網。因此，那些擁有較多選舉人票又選情膠著的州，便被稱爲「搖擺州（swing states）」或者「關鍵州（battleground states）」。
在剛剛過去的這場大選之中，搖擺州包括內華達、亞利桑那、愛荷華、密蘇里、俄亥俄、喬治亞、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這意味著538張選舉人票中，只有112張將決定結果。而那些被認爲是勝券在握或者毫無希望的州則會被候選人無視。（下圖：2016大選選舉人地圖）
因爲這有限的幾個州往往決定結果，候選人門常常會把全部精力傾注其中，深耕其中的重要社羣：比如佛羅里達的古巴裔、俄亥俄的城市居民、賓夕法尼亞的藍領工人等等。再比如，在2008年大選中，過半（57%）的競選活動只在四個州舉行——俄亥俄、佛羅里達、賓州和維吉尼亞。而2004年大選中，99%的競選經費花在了16個州上。
「選舉人團」制度的優勢
選舉人團制度的支持者認爲，這種制度在兩個候選人的「貼身肉搏選戰」中，充分確保了政權合法性。其特點有二：一、勝選者的選舉人票比例往往超出其直選票比例；二、在州內，往往微小的直選票優勢會造成整個州的大筆數領先。比如今年川普的選舉人票比例約爲53.9%，直選票卻不足50%。1992年，柯林頓贏得69%的選舉人票但直選票只有43%。
此外，選舉人票制度也要求候選人必須擁有跨地區遍全國的廣泛人氣。沒有任何一塊地區擁有足夠使人入主白宮的選舉人票。這就要求候選人深入各州、接地氣、瞭解情況。
另外，選舉人制度也造成不可能有「一勞永逸」，攻下一個、大戰告捷的情況。候選人必須得一個州一個州地艱苦拿下。
最後，選舉人團制度還避免了政治學所說的「多數人暴政」。在選舉人團的地圖和直選地圖的對比之下（下圖）很容易看出，人口小州最希望選舉人團制度延續。這樣，他們的聲音也將發揮作用。
最後，選舉人團制度還同時強化了美國聯邦內各州的獨立性和聯邦相關性。
「選舉人團」制度的弊端
然而，從選舉人團制度誕生的那一天起，對它的質疑和詬病就從沒停止過。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相比直選，不夠民主。
首先，直選票取勝的候選人卻可能由於選舉人團制度敗選。在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的選戰中，由於佛羅里達的計票存在爭議，案件最後一路上訴到了最高法院。最終，在2000年12月，美國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判定重新點算選票的過程違憲，並以5票對4票決定禁止進行任何新一輪的選票重點工作。
戈爾儘管對法庭的判決不滿，但表示「爲了我們人民的團結與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讓步」，接受判決認輸。
其次，相比關鍵搖擺州，競爭不夠激烈的州（傳統民主黨藍州或者共和黨紅州）常常被候選人和媒體完全忽略，使得這裏的選民投票熱情長期低迷。
第三，由於獲得一州絕對多數非常困難，選舉人團制度幾乎完全堵上了第三政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勝選的可能性。
第四，無論人口再少的小州也至少擁有三張選舉人票，比如人跡罕至的阿拉斯加、蒙大拿、南達科他州。這造成了所謂的「小州偏見」（下圖）。也就是小州的每張選舉人票所代表民衆的權重會遠遠小於人口密集的大州，但對於候選人的取勝卻一樣重要。比如人口僅僅100萬的蒙大拿州有三張選舉人票，平均每張代表24.8萬人；而擁有1979萬人口的紐約州，每張選舉人票要代表68.2萬人。
「選舉人團」制度能改革嗎？
事實上，呼籲修憲、改革選舉人團制度的呼聲每幾年就會出現一次。在希拉里贏得直選票卻輸掉大選之後，呼籲改革甚至廢除選舉人制度的聲音再次響起。
在美國200多年曆史中，共有超過700份涉及改革或廢除選舉人團制度的改革計劃書被提交國會。在所有憲法修正案建議書之中，涉及這個議題的數量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議題。各種建議之中包括徹底廢除選舉人制、按照直選比例投選舉人票、改革成爲直選等等。
但是美國修憲的難度極高，建國二百餘年來，一共只有27條修正案最終透過。一條修正案從萌生到真正實施，需要衆議院2/3多數表決，並被全美50個州之中的3/4州透過。在關於選舉人團制度改革的700多份改革計劃書中，至今還沒有一個能過衆議院的第一關。
尊重遊戲規則
儘管人們有著各種抱怨和批評，但尊重和捍衛憲法是美國人的精神共識和建國基礎。修正案沒有能夠透過，人們就會依然尊重現有的選舉規則。
有趣的是，在2012年羅姆尼敗選之後，川普本人曾發推特批評「選舉人團制度是民主的災難」。
四年之後，這個曾一直被他形容被操縱的「災難」，卻把他一路送進了白宮。
無論怎樣譭譽參半，可以預見的是，在相當長的未來，這個美國製憲先賢們發明的獨特製度，將繼續決定一任又一任美國總統的產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李佳佳是前《佳訪》欄目主持人、製片人，專欄寫作者，文集《這個時代這些人》作者。本文編輯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選舉中意外擊敗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不僅對美國政治而言標誌着一個分水嶺，對整個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自上世紀50年代構建起的主導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緒激憤的民主多數的攻擊。世界陷入同樣憤怒的各種民族主義相互競爭的風險巨大。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它將標誌着一個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同樣重大的關頭。
川普獲勝的方式暴露了他動員起的這場運動的社會基礎。看一看投票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於沿海城市，而農村和小城鎮地區堅定地投票支援川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盤，這三個北部工業州在最近幾次選舉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湯的民主黨州，以至於希拉里甚至沒有去威斯康星造勢。川普獲勝是因爲他得以爭取到那些受到去工業化衝擊的工會工人的支援，他承諾透過恢復他們失去的製造業工作崗位，「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
這一幕似曾相識。英國退歐就是這種情況——支援退歐的投票同樣集中於農村地區、小城鎮以及倫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國也是如此，父輩和祖父輩曾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的工人階級選民，眼下正投票支援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但民粹民族主義是一個遠比這更廣泛的現象。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羅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中仍舊不受歡迎，但在該國其他地區卻擁有衆多支持者。對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或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來說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產階級下層中受到狂熱的支援，而後者在除了布達佩斯的整個匈牙利都受到歡迎。
如今，由個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會階層，似乎已經成爲很多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中最重要的社會分割線。這種現象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直接推動，而促進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來主要由美國成立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們談論自由世界秩序時，我們說的是近年來推動全球成長的、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正是這一體系使得蘋果手機能夠在中國組裝、並在耶誕節前一週運至美國或歐洲的消費者手中。這一體系還方便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從較貧困國家遷移至較富裕國家——在那裏他們可以爲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一體系如宣傳的那樣奏效：從1970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球商品和服務產出翻了兩番，讓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不僅包括生活在中國和印度的人，還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
但正如現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識到的，該體系所帶來的好處並沒有層層惠及所有人羣。隨著企業爲應對競爭殘酷的全球市場而進行外包並儘可能提高效率，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失去了工作。
這一長期問題因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幾年後歐洲遭遇的歐元危機而大大加劇。在這兩場危機中，精英們設計的體系——美國的自由金融市場以及歐洲的歐元和管理內部人口流動的申根(Schengen)體系等政策——在面對外部衝擊時都迅速崩潰。這些失敗的代價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擔。從此以後，真正的問題不應再是爲什麼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爲什麼它過了這麼久才顯現出來。
在美國，政治上出現了這樣一個錯誤：政治體制未充分代表傳統工人階級。從全球化中獲利頗豐的美國企業界及其盟友主導了共和黨；而民主黨已變成一個玩弄身份政治的政黨：一個由女性、非洲裔美國人、西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以及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等羣體組成的聯盟，不再關注經濟問題。
美國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階級，歐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樣的錯誤。二十年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就已經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現就是布萊爾中間路線，以及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會民主黨在本世紀頭十年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錯誤跟一戰前的那個是同一個，當時的情況——借用捷克裔英國哲學家埃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應投進標爲「階級」(class)的郵箱的信件，被錯誤地投進了標爲「民族」(nation)的郵箱。民族幾乎總是壓倒階級，因爲它能利用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感，那種與一個有機的文化共同體建立聯繫的渴望。這種對身份認同的渴望正以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的形式顯現出來，另類右翼包括各種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但即使沒有這些極端主義者，很多普通美國公民也開始奇怪爲什麼他們的社區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移民，又是誰授權建立了一套講究語言的政治正確性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人們甚至不能抱怨這一問題。這就是爲什麼川普從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選民那裏也得到了不少選票，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從他們手中奪走他們的國家。不用說，英國投票退歐本質上也是因爲同樣的原因。
那麼，川普獲勝對國際體系將帶來哪些實際影響？與他的批評者相反，川普確實擁有始終如一、經過深思熟慮的立場：他在經濟政策和全球政治體系方面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明確表示，將尋求就現有貿易協議重新進行談判，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可能還有世貿組織(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願意考慮讓美國退出。他對普丁等透過果斷行動一樣辦成了事情的「強人」領袖表示了讚賞。相比之下，他對北約成員國或日本、南韓等美國的傳統盟國要冷淡得多，並指責這些國家搭美國力量的便車。這意味著，對這些盟友的支援將依據對現有費用分擔安排的重新談判而定。
這些立場對全球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的威脅，怎樣往嚴重了說都不爲過。當今世界充滿經濟民族主義。一直以來，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正常運轉，依靠的都是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開始單方面採取行動修改這一契約的條款，全世界範圍內有很多強大的參與者都將樂於展開報復，並引發一場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螺旋式下行。
這些立場對國際安全體系的威脅同樣巨大。過去幾十年間，俄羅斯、中國已崛起爲重要的威權主義大國，且兩國都有領土野心。川普對俄羅斯的立場尤其令人擔憂：他從未對普丁有過半句批評，還暗示後者吞併克里米亞或許是合理的。考慮到川普對外交政策大多數方面整體的無知，他對俄羅斯的始終如一的特殊態度暗示著，普丁對川普擁有某種隱形的影響力，或許後者的商業帝國賴以維繫的債務幕後的債主是俄羅斯人。川普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的任何嘗試，最先傷害的將是烏克蘭和喬治亞，這兩個身處困境的國家一直依靠美國的支援才得以保持獨立的民主國家地位。
更廣泛地說，川普擔任總統將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威權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徵。美國的影響力一直更多地依賴於其「軟實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樣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國11月8日作出的選擇意味著，它脫離自由國際主義陣營，改投了民粹民族主義陣營。川普受到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如此強烈的支援並非偶然，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是最早對川普獲勝表示祝賀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過去一年，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國際」已經浮現，想法相同的組織透過這個新的「國際」跨境共享資訊和支援。普丁領導的俄羅斯是這一事業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爲它關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認同，而只是爲了製造混亂。俄羅斯透過侵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郵件系統發動的資訊戰，已然對美國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蝕，我們可以預期這種狀況還將持續。
關於這個新美國，目前仍存在若干較大的不確定因素。雖然川普本質上是一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當川普發現其他國家不會按照他的條件，就現有貿易協定或同盟安排重新進行談判時，他會怎麼做？他會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還是會一走了之？對於由他來控制核按鈕的危險性，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但我的感覺是，他內心深處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非一個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對處理敘利亞內戰這個現實時，他最後很可能會借鑑歐巴馬的劇本，繼續袖手旁觀。
在這一點上，性格特徵將會發揮作用。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覺得很難想像有性格位元朗普更不適合擔當自由世界領袖的人了。他實質性的政策立場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他極端的虛榮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不久前，在與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獲得者同臺時，他脫口而出，稱自己也很勇敢——「在財務上很大膽」。他聲稱要對自己所有的敵人和批評者進行報復。當面對輕視他的其他世界領導人時，他的反應是會像一個受到挑戰的黑手黨老大，還是會像一個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對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戰，與其說來自中國等公開實行威權主義的國家，不如說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在美國、英國、歐洲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政治體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並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來撕毀現行的一些規則，正是那些規則一直以來約束了行爲，支撐起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創造了這一體系的自由主義精英們需要傾聽門外憤怒的聲音，把社會平等和身份認同作爲他們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來思考。不管怎樣，我們在未來幾年都免不了經歷一段艱難旅程。
本文作者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其最新著作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譯者/何黎
10月25日，具有很強官方背景的「俄羅斯衛星廣播電臺」（Sputnik）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與美國大選：川普可能發動一場貿易戰，但希拉里卻可能啓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有可能。但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免有些聳人聽聞了吧？
該文引述「俄羅斯政治」網站撰稿人伊利亞•諾維茨基的話說，乍一看，中國似乎最不願和川普打交道，但事實上，「如果希拉里勝利，中國便會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她可能不會像川普一樣提議強硬的貿易政策，但她對東亞施加的軍事壓力將會非常強硬。」
第二天，中國報紙《環球時報》就轉載了這篇文章。
考慮到Sputnik的官方背景以及關於普丁更希望川普上臺的廣泛猜測，不知此文是不是在暗示中國領導人更需要警惕希拉里？
不管此文動機如何，它提出的問題卻很有意義：中國領導人內心更希望誰入主白宮？或者換一個問法：誰當美國總統對中國更有利？
中國更喜歡美國右派？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認爲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川普上臺對中國更加不利。
裴敏欣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雜誌上撰文說，如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得不在兩個中國眼中的「惡魔」——川普和希拉里之間做出選擇，那麼，幾乎沒有疑問的是，習近平更願意和希拉里打交道，因爲中國與希拉里打了多年交道，作爲在外交事務方面厭惡風險的實用主義者，中國曆屆領導人一直都更傾向於和已知的「惡魔」打交道，而川普則不可預測，是一個充滿了風險的未知數。
但中國專欄作家邱林在一篇題爲《西方都不希望川普上臺，中國或例外》的文章中卻認爲，川普上臺對中國是一個利好。
理由？邱林直言不諱：「川普的好處就是不可預測，也就是提供了多種可能。而且川普的商人性格、弱意識形態，這些都給中美磨合關係並且實現關係穩定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不過，我認爲，中美關係的性質更多是由地緣政治、全球力量均衡、大國博弈、中美國力消長等因素決定的，而不是由各自國家意識形態的調整、領導人的變化等因素決定的，所以，中國領導人可能對希拉里和川普兩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惡，因爲不管誰上臺，中美關係的實質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中美兩國如今不可能是戰略合作伙伴，而只能是戰略競爭對手，誰上臺都一樣。
我也認爲，經歷了中美關係20多年來的起起伏伏，中國領導人漸漸悟出了這個道理。
但曾幾何時，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政壇上的左右兩派是有過喜惡的。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曾經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了一句令全世界大爲震驚、也令中國的左派大感迷惑的話：比起美國的左派，我更喜歡美國的右派。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毛澤東痛恨左派陣營的「叛徒」和中間騎牆派一直遠甚於痛恨右派。這就是爲什麼毛澤東仇視「蘇修」要遠甚於痛恨「美帝」的原因，而凍結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也是由美國的右派總統尼克松與中國的左派領袖毛澤東聯手破冰解凍的。
如果說毛澤東「喜歡美國的右派」，除了聯美抗蘇的戰略考慮外，也有他主觀上厭惡所有立場不極端、態度不鮮明的政治勢力之因素的話，那麼，鄧小平偏愛美國右翼總統，大概更多的是出於他本人的實用主義傾向。
當美國共和黨候選人老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杜卡基斯競逐總統寶座時，鄧小平曾對美國記者公開表示，他希望布希獲勝。這種與外交禮節相悖、語驚四座的公開表態，其實與鄧本人的意識形態取向關係不大，更有可能是因爲鄧小平覺得：曾經當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老布希一旦當選，也許更有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後鄧時代中美關係的底色
而在毛、鄧之後的中國三代領導人執政期間，情況發生了複雜的、也是實質性的變化：此後幾屆美國總統候選人，不管來自民主黨，還來自共和黨，往往是競選期間的對華政策「鷹派」，他們競相激烈批評中國，最後成功入主白宮者，往往在其總統任期的中期調整對華政策，但不管怎麼調整，不管兩國關係如何改善，也不管在任美國總統對華言辭如何「鴿派」（例如，柯林頓任內曾與中國達成了所謂的「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雙方關係中有一個底色是不會變化的，即中美作爲「潛在對手」的底色不會變，因蘇聯解體後全球力量格局所決定，中美兩國其實不可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伙伴」。
中美關係的這些波折起伏，最終使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美關係的好壞基本上不取決於美國某個政黨、某個領袖的意向，而更多地取決於中美兩國在全球戰略大格局中不斷變化的對應關係。
出於這個原因，自江澤民主政後的20多年，對於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角逐，中國領導人也許私下裏都極爲關注，內心裡也或多或少有所取捨，但在公開場合，他們都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流露出明顯的愛憎喜厭之情，更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表達出明確的支援反對之態。「中南海更喜歡右派入主白宮」或「共和黨人當總統對中國更有利」的說法從此不再完全準確，不管是在共和黨的布希父子總統任內，還是在民主黨的柯林頓、歐巴馬主政白宮期間，中美關係都有過起伏波折，有過緊張期和緩和期，但不管美國總統的國內政策是左還是右，其對華政策的基調或底色，已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後來，隨著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歐洲列強和日本，逼近美國，美國也越來越把中國視爲對手、乃至潛在的敵人。到了最近幾年，談論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也成爲常態。最能說明近幾年美中關係實質的，莫過於幾年前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創造的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做出回應，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近些年來，隨著美中關係中的「夥伴」角色逐漸讓位給「對手」角色，「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在全球決策圈、學術界、媒體也越來越風行，以至於歐巴馬和習近平都不得不提及這個詞，其熱度在最近一年更是達到頂峯。舉一個例子，中國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參考消息》的內容，通常都是外媒新聞和文章的翻譯，很少約人寫稿，但它卻在今年8月15日至9月27日罕見地刊登了27篇約稿，集中探討「修昔底德陷阱」，撰稿人都是國內外重量級學者和政壇人物，包括英國前首相布朗、中國前任和現任高官戴秉國和傅瑩等。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八十年代美中聯合遏制蘇聯的「蜜月期」，到柯林頓主政時期美中兩國之間言不由衷的「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這個說法在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便無人再提及），再到今天美中之間這種隨時可能落入戰爭「陷阱」的戰略對手關係，40多年來，美中關係和世界格局經歷了多麼大的變化啊！但這個變化也並非空穴來風：自從蘇聯解體之後，自從中國崛起以來，中美已經不可能再是戰略意義上的合作伙伴了。
即使川普上臺，儘管其對華政策的具體細節現在還難以預測，但可以預測的是，在美國現行政治體制下，他在外交政策上將會受到種種制約和制衡，所以，那時的美中關係也是不會改變底色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今的中國領導人似乎並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第三次世界大戰？
艾利森教授在論述「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談到美中之間發生戰爭的機率時，曾說過一句話：雖然美中開戰將是不理性的，但這並不會使其成爲不可想像的。
中國《參考消息》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27篇約稿中，多數中國撰稿人都認爲，中美之間不會陷入這個陷阱，中美不會發生戰爭。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方面的官員、學者、媒體人、甚至軍人，談及此事時，卻沒有那麼樂觀。
10月初，美國陸軍少將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x）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陸軍協會年會上表示，在不久的未來，美國「幾乎肯定」會與中俄發生戰爭，根據他的說法，俄羅斯的挑釁、中國不斷成長的軍力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是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
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也互相指責對方的政策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希拉里多次批評川普的易怒易變的性格不適合成爲美國三軍統帥，她嘲諷對手的最有名的句子之一，就是她在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說的那句話：「我們不能放心地把核武器交給一個在推特上輕易被釣魚的男人。」但川普也在10月25日反脣相譏，批評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考慮到這些關於戰爭的密集談論，前面提到的Sputnik那篇文章的標題，聽起來也就不那麼聳人聽聞了。
有趣的是，一個自稱爲「IT學生」的讀者James Platt在Sputnik的那篇文章之下留言說：「讓我們現在猜一猜：她（指希拉里）會先和中國開戰，還是先和俄羅斯開戰？」
看來，中國領導人又不能完全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美國國際關係學家米爾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寫道：「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爲。」在那些對人性持有悲觀態度的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對權力爭奪的鬥爭。而以米爾斯海默爲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則將這種悲觀推向了極致。他們認爲，在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意圖缺乏準確瞭解的霍布斯世界裏，大國只有獲得更多的權力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賴於最大的權力，而對最大權力的殘酷爭奪決定了大國註定悲劇的宿命。
然而，大國悲劇的真正所在，其實往往在其國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國的國民。後者的悲劇色彩則更有濃重的宿命感。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會令許多小國捲入危險的漩渦當中，使之成爲大國博弈的犧牲品或殉葬者。大國出於利己的動機，與小國國內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結盟，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經濟、軍事目的。最後的結果常常是大國之間因達到均勢或戰爭成本難以承受而相安無事，但戰火卻出現在代理人之間。更爲諷刺的是，自私詭譎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國人民卻成爲大國口號中所謂「信仰」的殉道者。冷戰時期的代理人戰爭和小國政權動盪，就是對大國口中「道義」和「普世價值」的絕佳諷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現代史上最殘暴的屠殺之一。對於這次大屠殺，以蘇哈托爲首的印尼軍隊、穆斯林激進分子和暴徒自然難辭其咎。但是，美、英、中、蘇等大國又何嘗沒有扮演某種角色呢？當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時，我們或許會發現：小國政治的悲劇，在於小國難以擺脫國內政治力量將整個國家帶入大國「大棋局」裏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經過
在經歷了與荷蘭殖民者的殘酷鬥爭之後，印尼在蘇加諾的帶領下終於在1949年獲得獨立。在建國初期，由於在國內力量的博弈中處於弱勢，作爲國父的蘇加諾雖然享有崇高的聲譽，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對手妥協，建立議會內閣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蘇加諾成爲沒有實權的虛位總統。
不過，由於政局長期動盪不安，蘇加諾趁機推出「蘇加諾總統方案」，提出要建立一個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內閣。該方案發表後，受到了印尼共產黨、民族黨、平民黨的強烈支援，但也遭到了馬斯友美黨等大黨派的激烈反對，後者甚至策劃了數次針對蘇加諾的暗殺行動以及武裝叛亂行動。叛亂平息後，馬斯友美黨威信盡失，平叛有功的陸軍和印尼共產黨則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和力量。蘇加諾憑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權力，建立所謂的「有領導的民主」。
1960年，蘇加諾召集印尼民族黨、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和印尼共產黨黨魁進行協商，決定建立互助國會。代表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宗教（Agama）三股勢力達到平衡的「納沙貢」正式確立。爲了保證個人權力，蘇加諾在陸軍、印尼共產黨和穆斯林之間玩起了危險的平衡術，利用陸軍維持政治穩定，利用印尼共產黨獲得公衆支援。不過，由於陸軍勢力過於強大，同時蘇加諾個人也對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蘇加諾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一面提升印尼共產黨的勢力、一方面打壓陸軍的一連序列爲。這引起了陸軍的強烈不滿，陸軍、穆斯林政治力量與印尼共產黨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達到一觸即發的狀態。
該年8月，由於蘇加諾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原本依靠蘇加諾庇護的印尼共產黨緊急召開政治局會議，商量下一步的行動。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在會上表示要先下手爲強（諶旭彬，《印尼爲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騰訊歷史轉自謝志瓊、鍾冰/譯，《印尼「九•三○」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頁）。9月30日晚，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等人開始發動政變，六名陸軍高級將領被殺，印尼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被綁架。然而，政變在24小時之內被印尼陸軍迅速平定。10月2日，陸軍倖存將領蘇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勢並宣告政變失敗。
三週後，蘇哈托與陸軍開始了針對印尼共產黨的抓捕和屠殺，大屠殺一直持續到1966年3月才大體結束。儘管在1967年仍有小規模屠殺事件的發生。該年3月12日，蘇加諾被臨時議會剝奪了政治權力，蘇哈托被任命爲臨時總統。1968年3月21日，蘇哈托正式被選舉爲總統。印尼正式開啓長達三十年的蘇哈托獨裁時期。
華人是主要受害者嗎？
由於缺乏可靠的證據，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殺期間的真實死亡人數，至今難以達成共識。屠殺訊息主要來源於對此次行爲負有最大責任的印尼軍方，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訊息來源。而當時只有極少數外國媒體在印尼，無論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對這次事件諱莫如深，大部分相關檔案處於保密狀態，因此研究界根本無法獲得此次屠殺的足夠細節和證據。
研究界普遍認可的受害人數在50萬至100萬人之間，其中絕大部分是被懷疑爲共產黨員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過，由於媒體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認爲印尼華人是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中國媒體和大衆長期以來也接受這一或許不是很可靠的說法。對此，學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堅持認爲，印尼土著纔是最大的受害羣體，華人受害人數不超過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華裔印尼籍社會學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贊同這一說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這樣的說法也僅僅只是建立在現有的證據之上。
無論如何，華人在六個月的屠殺當中的確受盡苦難。成千上萬的印尼華人遭到驅逐。在三寶壟、梭羅、加布棉、棉蘭等地區華人商鋪和財產也遭到大規模洗劫，華人學校被關閉，無數婦女遭到侵犯（聶會翔，（2008），《蘇加諾時期中國與印尼關係探究》 (碩士論文, 湘潭大學)，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針對印尼共產黨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殺則更爲慘烈。其中最爲嚴重的是爪哇中部和東部地區、巴里和蘇門答臘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區。除了數十萬人被殺外，印尼政府預計在1966年至1976年間大約有160萬至180萬印尼人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而被捕。許多人在獄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極其殘暴。
然而，儘管這次大屠殺駭人聽聞，但在整個過程中乃至事後都沒有受到西方國家的干預和譴責，只有蘇聯、中國以及北韓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對印尼發表了譴責聲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國家極力封鎖訊息，禁止記者進入印尼並要求媒體引用大使館的官方訊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國內，一直到蘇哈托下臺，公衆及學界都被禁止公開討論這次屠殺。時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達對這一人爲災難的反思和自責。本月18、19日首次召開的「剖析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上，印尼政府就公開拒絕道歉。
印尼國內的政治力量
對於拒絕道歉的理由，據印尼《羅盤報》報導，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在研討會開幕儀式上表示，「我們知道怎麼做對國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認爲此次研討會的召開會讓共產主義復活。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願對這個慘劇進行調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於策劃、參與此次事件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極大地左右著印尼政局的穩定。
最大一股力量無疑是印尼軍方。在印尼，軍隊既作爲一支國防軍事力量，同時也作爲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爲軍事力量，印尼軍隊的成長伴隨著印尼民族獨立戰爭、反對外國殖民軍隊入侵、鎮壓國內武裝叛亂和分離勢力的整個過程。這在爲軍隊贏得了巨大的聲譽的同時，也建立了堅實的軍事實力。
而其作爲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則與建國初期脆弱的議會民主制不無關係。基於共同的政治權力需求，蘇加諾與軍隊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種同盟。1957年印尼內閣首腦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下臺後，蘇加諾頒布軍管法，使軍隊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權力。尤其到了蘇哈托時期，代表軍隊利益的專業集團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政黨組織，牢牢地控制著立法機構。1969年各省省長都由軍人擔任，1980年雖然有所減少，但重要省份都由軍人控制。
不僅如此，印尼軍隊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著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億美元的荷蘭資本，該年國家資本佔資本總額的46%。而軍隊利用「緊急狀態法」賦予的權力迅速對荷蘭企業實施軍管。1958年軍方代表出任經濟穩定事務部部長，次年，軍隊進入「國有化機構」，監督收歸國有的荷蘭企業。在蘇哈托時期，軍隊控制大部分國有企業，並與外國資本進行合作，深度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和金融活動。時至今年，軍隊的影響力依然遍佈印尼政壇的每一個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羣體。在兩百年前，印尼這個國家並不存在。那時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紀初荷蘭徹底征服了亞奇，印尼羣島纔在一個帝國中央政權的統治之下。在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時期，印尼帝國行政單位內部的整合積極發展，印尼人民逐漸擁有了一種共同的殖民經歷。不過，真正對印尼民族主義觀念的建構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衝擊。早在16世紀，印尼主要島嶼已經伊斯蘭化，成爲廣大底層人士和上層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紀初，伊斯蘭現代主義對印尼社會的巨大影響才演化成聲勢浩大的社會政治運動。1912年伊斯蘭教聯盟成立，成爲早期印尼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組織，「伊斯蘭教聯盟構成了印尼民族覺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蘭勢力受到了以蘇加諾爲首的世俗民族主義者的嚴厲打壓。1945年6月，伊斯蘭主義者不得不對印尼的伊斯蘭教地位做出妥協：「印尼不該是個伊斯蘭教國家，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公民必須遵守『伊斯蘭律法』。」（戴萬平：《印尼族羣政治研究：東教、地域與種族》，中山大學（臺灣）博士論文，2003年，第93頁）建國後，世俗主義者更是積極推動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項原則作爲印尼建國的基礎。不過，伊斯蘭教作爲一種政治力量依然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1955年的國會選舉中，公開標榜伊斯蘭教的政黨佔到三分之一，而普選選票總量也超過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
雖然在1950年代擁有較大影響力的馬斯友美黨也經歷了滅頂之災，蘇哈托也延續蘇加諾對伊斯蘭教勢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蘭教依然擁有巨大影響力。1973年大選之後，蘇哈托政府把所有伊斯蘭教政黨和組織合併成「建設團結黨」。儘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選中，該黨依然分別獲得29.13%和28%的選票。蘇哈托日後更加嚴厲地在建設團結黨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該黨的伊斯蘭色彩，伊斯蘭政治力量的確受到沉重打擊。但隨著蘇哈托的下臺以及民主政治的轉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復，在國會和內閣當中依然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根據2005年的統計，印尼有著1.9億人信奉伊斯蘭教，佔全國總人口高達88.58％。
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這兩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無論是處於獨裁或威權時期的印尼，還是正在進行民主轉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無法忽視軍隊和穆斯林的勢力。只要軍隊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經濟生活當中擁有足夠大的勢力，他們昔日的所作所爲就不會遭到徹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產黨的崛起、挑戰與滅亡
除了印尼軍隊和伊斯蘭政治力量，在蘇哈托上臺之前印尼共產黨曾經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從反殖民運動一直到蘇加諾時期，共產主義都在印尼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蘇加諾執政後期，印尼共產黨更是成爲與印尼陸軍、伊斯蘭政治勢力三足鼎立的強大政治組織。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殺使得印尼共產黨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不得不說，印尼共產黨自誕生起，就經歷了極度坎坷的成長過程。
印尼共產黨（印尼語：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原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由荷蘭共產主義活動者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也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馬林）於1914年在荷屬東印度成立。是亞洲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立之初的願景便是向印尼民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積極組織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經過一系列在地化改革，馬林所領導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1917年改名爲印尼社會民主黨）組建紅衛兵，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武裝鬥爭。透過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團體，印尼社會民主黨於1920年更名爲印尼共產主義聯盟，成爲亞洲第一個共產國際成員組織。1924年，該聯盟正式更名爲印尼共產黨（PKI）。1926年，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郊區和萬丹地區發動起義，失敗後，1.3萬人被捕，共產黨被荷蘭當局宣佈爲非法組織。印尼共產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之後僅僅只能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的武裝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了掠奪東南亞地區豐富的資源，日本大軍侵略印尼等地。爲了拉攏印尼當地的民族主義和穆斯林組織，日本人對當地人提供武裝訓練和武器裝備，同時以解放者自居。這在一定程度上讓印尼人對日本人產生好感。甚至許多亞洲人都曾對日本人懷有天真的希望，認爲一旦日本在與西方的戰爭中獲得勝利，日本將會允許他們獨立。譬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都曾對日本有過不切實際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產黨卻從未終止與日本殖民者的鬥爭。直到日本投降後，印尼共東山再起，積極策劃和組織獨立運動。戰後荷蘭殖民者企圖恢復殖民統治，印尼獨立武裝與荷蘭人進行頑強鬥爭。雖然遭遇了失敗，但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以及戰爭對荷蘭國內經濟的巨大消耗，荷蘭終於在1948年妥協，承認印尼獨立。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後，布爾什維克對殖民主義的強烈批判以及對反殖民運動的支援，爲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條通往現代社會之路。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都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聯產生好感。回顧整個反殖民鬥爭歷程，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運動主要受到兩種意識形態的激勵：共產主義與本土主義（或是民族主義）。而前者對本土意識的建構和影響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當我們看到印尼共產黨對印尼獨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似乎更能確信爲什麼建國後印尼共產黨會受到印尼民衆的廣泛擁戴並且迅速崛起。
不過，印尼共產黨勢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蘇加諾、印尼軍隊以及西方國家的疑懼。印尼獨立後，印尼共產黨被強行要求去武裝化，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方發生武裝衝突。印尼共產黨失敗後，3.6萬名黨員其支持者被捕，多名黨內領袖被殺，艾地和魯克曼逃亡中國。不過印尼共產黨並沒有被取締，到1949年便又開始重建。印尼共產黨領袖意識到共產主義必須進行民族主義化且支援蘇加諾，才能獲得生存空間，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積極進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產黨成員數量達到150萬人。1965年更是達到了300萬的歷史高峯。
建國後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隊、穆斯林政治團體一直衝突不斷。原因主要是雙方在意識形態、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分歧。印尼共產黨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後兩者所代表的本土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產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是腐朽黑暗的，由於當地「買辦」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輕而易舉地對印尼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印尼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才能獲得民族解放和獨立。而本土主義卻認爲，印尼本土歷史、文化、宗教是對抗殖民統治的武器，並且可以爲國家的發展指出一條光明的方向。
在發展路徑上，印尼共產黨認爲，印尼只有透過社會革命，按照蘇聯模式進行發展才能成功建設現代化國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產黨積極推動土地改革。不過，早在1945年印尼便陸續開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給農民，並積極推動免稅。1958年頒布了第1號法令，宣佈廢除私領地。1960年印尼頒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採取了比較激進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權。毫無疑問，印尼共產黨對土改的積極推動惹怒了穆斯林特權階級和封建特權階級，也爲1965年到1966年大屠殺時期遭到後者的報復埋下了禍根。
在本土主義者看來，印尼必須重建和復興本土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他們認爲，現代化之路並不一定排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應該將兩者與本土主義充分融合，尋求建立一種具有本土主義特色的現代社會。這就是爲什麼，以蘇加諾爲代表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成爲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曾坦言：「我們正在培育我們對自由的熱切希望，但我們更多地不是透過階級意識……而是透過民族主義而激發出來的民族意識來達到這個目的。」
1950年代，蘇加諾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越來越失望。殖民統治爲被殖民國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遺產，原本建立在殘酷剝削和暴力統治基礎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扼殺了當地的現代性元素。時至今日，許多原被殖民國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艱難掙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僅是印尼，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所積極融入和參與競爭的國際體系對西方國家是絕對有利的。而他們的國民，即便進行了艱苦地奮鬥，也依然難以擺脫極端貧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國家發現，西方國家控制了原材料的開發，同時自己對外國援助、貸款和技術嚴重依賴。而西方國家比蘇聯和中國對他們的援助、貸款擁有更多的附加條件。對於日益對西方國家懷有不滿的第三世界來說，蘇聯模式雖然比不上美國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種實現現代化的替代方案。這一系列因素導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左傾」。
1964年8月，蘇加諾公開發表親共言論。蘇加諾一方面日益「左傾」，另一方面又與印尼共產黨形成強大聯盟，並試圖建立「第五軍」這一獨立的軍事力量與印尼國民軍進行抗衡。這引起了印尼軍方的強烈不滿。1959年印尼右翼政黨如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被解散後，印尼共產黨失去了制約力量，在蘇加諾的支援下獲得長足發展。1960年代印尼共產黨一躍成爲第三大政黨，並有多名共產黨員在內閣中擔任職務，在爪哇地區更是成爲實際的統治者。此外，印尼共產黨積極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絡，加強武裝力量的建設。顯然，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產黨與整體上屬於右翼的印尼軍方的矛盾。雙方攤牌只是遲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雙方終於發生最後的衝突。印尼共領袖的政變失敗後，印尼政府和軍方的反共行動迅速在全國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總部被毀滅，18日，印尼共在雅加達被禁止，黨員在爪哇地區遭到了大規模捕殺，總書記艾地被軍隊槍殺。據統計，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大約爲20萬-25萬人（參考萊格（1977）：《蘇加諾政治傳記》，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佈印尼共產黨解散。印尼共產黨就這樣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歷史舞臺。
「九•三〇事件」背後的外國力量
如果不是大國背後的干預，印尼或許不會發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會達到這樣的慘烈程度。而在這背後，美國、英國、中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東南亞領土最大、人口最多、戰略資源也最爲豐富的國家，尤其是該地區有著豐富的橡膠、硬纖維、金雞納霜、石油等資源，同時也是連通全球東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這使得在冷戰時期，印尼成爲雙方陣營積極爭取的對象。
不過，對於美國來說，印尼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歐）在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利益上。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出發點，也是爲了保障該地區對日本和西歐（包括英國）保持市場開放和資源出口。考慮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災難，因而美國必須防止在東南亞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尤其是美國必須解決日本對中國市場和原材料的依賴，這就導致美國積極干預東南亞以確保該地區對西歐和日本保持開放。美國政府無不擔心，一旦失去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將會對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日本也將很難不滑向共產主義（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進行多種嘗試卻失敗之後，艾森豪威爾認爲反共的印尼陸軍是美國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產主義勢力奪權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國曾祕密資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試圖分裂。不過，蘇加諾領導的印尼軍方、主流穆斯林、共產黨成功挫敗叛亂。直到1958年，美國政府才意識到印尼陸軍的重要性。雖然美國依然對分裂分子進行祕密支援，但已將重點發展目標轉向印尼陸軍。從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強森三屆政府都積極發展與印尼陸軍的關係，採取祕密方式在資金、武器、訓練等多方面大力支援印尼陸軍，尤其是培養陸軍中的反共勢力，爲建立軍政府而積極謀劃。即便在全面停止對印尼政府援助的時期，強森政府也沒有停止並且加大對印尼陸軍的援助。
有理由認爲，在1964年美國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這類事情的發生，以徹底清除共產主義勢力。事件發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印尼陸軍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產黨領袖名單（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時，也有檔案披露，美國、英國、澳洲等西方國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爲印尼軍隊和民兵團體提供物資支援甚至進一步刺激對印尼共產黨人士的屠殺（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認爲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陸軍銷售了價值1千萬美元的武器裝備（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支援，印尼共產黨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如此快速的發展。中國建國初期，蘇聯由於與東南亞距離遙遠，且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較小，所以交代由中國共產黨從外部支援和引導東南亞的共產運動（高豔傑《美國對印尼領土問題的政策與美印(尼)關係(1956-1966)》(博士論文, 華東師範大學).p. 22 - 23）。不過，蘇聯並不打算徹底放棄東南亞，任由中共在該地區勢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雙方矛盾日益加劇，蘇聯更是直接參與到東南亞的事務當中。根據相關檔案披露，蘇聯集團在50年代中期一直試圖透過貸款、貿易、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方式對印尼進行經濟滲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蘇聯向印尼提供了1億美元經濟援助，且沒有任何附加條款，超過了美國對印尼援助和貸款的總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經濟支援之外，蘇聯也對印尼軍隊在培訓、武裝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援。1959年，蘇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共計向印尼提供3.75億美元的貸款，後來更是將援助額上升至8億美元。在隨後幾年當中，雖然雙邊關係惡化，但蘇聯也繼續加大了對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來，中國對印尼的援助則無法與蘇聯同日而語，但也數量龐大。1965年，中國向印尼提供1.6億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國內餓殍滿野極端困難的時期，中國依然堅持對印尼進行援助。此外，在許多外交立場上，中國也對印尼公開表示支援，這些都贏得了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對中國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雙邊關係達到了準同盟的高峯。
不過，毛澤東並非與蘇加諾毫無芥蒂。1964年，毛澤東發現蘇加諾居然與美國進行和平談判時就非常不滿，他認爲蘇加諾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因此，從1956年初開始，中國就開始祕密支援印尼共產黨及其民兵，為後者供應大量的武器裝備及提供軍事訓練（文安立（挪威）（2013），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國對印尼共產黨的支援毫無疑問大大鼓舞了該黨，這成爲其領袖發動「九•三〇事件」的一個誘因。事實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澤東透露了這次政變行動（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國外交部檔案）。雖然並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參與了此次政變，但事後印尼軍方卻堅信中國是同謀。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國與蘇加諾、印尼共產黨（高層）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中國也以向蘇加諾提供醫療援助爲由竊取祕密情報，另一方面，中國一直鼓勵印尼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同上注）。因此，印尼軍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認爲中國實際上參與了這次政變。
「大棋局」與小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對印尼政局的深度干預，使得蘇哈托政權對中國懷有極大的怨恨和警惕。這也是事件中許多印尼華人受到牽連，同時蘇哈托不滿足於僅僅捕殺印尼共領袖的關鍵原因。而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這次大屠殺背後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國的干預使得印尼的國內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慘劇發生。
不過，對西方國家來說，即便蘇哈托是在一片血海中上臺，並建立了與西方民主觀相悖的軍事獨裁，他們依然支援這一政權。而對於隕落的生命，又有哪個大國真正關心？正如美國國務院情報官Howard Federspiel所說：「只要被屠殺的是共產主義者，就沒人關心。」不僅西方國家不會關心，一直視生命如草芥的另一個陣營的國家也不會關心。斯大林所導演的屠殺，何遜於此？
對於大國來說，小國只不過是大國大棋局當中的一個棋子。這些棋子既可以爲他們輸送利益，也可以充當犧牲品。而許多小國精英爲了維持政治集團的政權或個人權力，往往與大國勾結，甘願充當大國在自己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或「買辦」。大國之間成王敗寇，勝利者享受小國源源不斷的利益輸送，失敗者則空手而歸。
「九•三〇事件」的勝利者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蘇哈托甫一上臺，西方跨國集團不久就在印尼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蘇哈托政權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無疑爲蘇哈托政治集團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國家，從來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於承擔國際道義的政治家，卻往往受到唾罵。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南韓等國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數小國的人民，只能在專制、剝削的困窘生活中掙扎。而這，正是小國政治的悲劇所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往往將到訪中國宮廷的外國人當成「蠻夷」對待，認爲他們理應向中國皇帝朝貢。這與現代中國領導人對外交往的方式存在遙相呼應之處，正如2013年11月我作爲一羣外國訪問者中的一員，在北京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時所發現的那樣。這些訪問者中有很多顯赫人物，其中包括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義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還有多位西方億萬富翁。然而，這些外國大人物卻被當成小學生一樣對待。
首先，我們被引入人民大會堂空曠的中心區域；之後被排成一排坐在長凳上等待與習近平合影。過了一會兒，習近平大步走進房間，與衆人握手（「我觸摸到他了，」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裝作敬畏的樣子驚歎道），隨後擺姿勢合影。
幾分鐘後，習近平開始講話。他坐在宴客廳的中間位置，身後是一幅巨大的壁畫（上面畫着長城），頭頂懸掛著吊燈，一衆西方前領導人在他身前排成半圓形。他在演講一開頭就這樣提醒訪問者：「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從某些角度而言，這是一句套話。不過，中國意識到自己有幾千年歷史，這種自知自覺從根本上影響著這個國家對自身的理解。這種自知自覺也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中國在某些方面把美國視為後起之輩——一個建立不足250年的國家，其歷史甚至比中國大多數朝代存在的時間都短。
習近平對重建中國財富和實力的決心是其講話的主題。他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曾多次在外國聽衆面前提到這個口號。但是他也急於安撫他的聽衆——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它與外界的衝突。「我們需要共同努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具有破壞性的緊張局勢，」他堅稱。
習近平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他（或他的下屬）一直關注著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理論創造了這個詞。修昔底德指出，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是由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擔憂所引起。艾利森發現，自1500年以來，共出現過16次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相對抗的情況，其中有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
儘管習近平試圖打消人們的疑慮，但是美中之間的戰略緊張局勢無疑正在升溫。過去一年，中國試圖透過在南中國海上建造人工島嶼和軍事設施，來強化其對南中國海大部分區域具有爭議性的領土主張。作爲回應，美國海軍故意駛過了爭議海域——激起北京方面憤怒的言辭回應。
美中之間的對抗是國際政局最突出、最危險的議題之一。但是東亞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只是大局的一部分。歐巴馬執政期間的特點是，全球出現了一系列挑戰西方對國際政治主導權的事件。在中東，20世紀初主要由英國和法國建立、在1945年後由美國維持的國家體制，如今正在暴力和政治混亂中崩塌。在歐洲，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標誌着自1945年以來歐洲大陸上首次出現武力吞併領土的事件。
這些事件看上去是地區性危機，貫穿其中的的紅線則是，西方越來愈無力作爲穩定和力量的標杆，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裏發揮維持秩序的作用。在美國，批評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人往往主張，西方的弱勢要怪歐巴馬本人。但事實上，這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因素在起作用。自從歐洲殖民時代開啓以來，在500多年時間裏，在歐洲（後來是美國）發生的事情、做出的決定，左右著亞洲、非洲和美洲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但是，西方對國際事務長達數百年的主導如今正在走向終點。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亞洲過去50年來經濟發展的出色表現。西方政治實力的基礎是其在技術、軍事以及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但是如今這些優勢正在迅速消失。這一事態的後果眼下正在全球政治領域顯現。
……
1993年，當我作爲一名外國記者第一次來到亞洲時，以下這一觀點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遙不可及：亞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脅到西方對地緣政治的主導。那時，中國正以兩位數的速度成長，但顯然仍是一個貧窮國家。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輕便摩托車仍多過汽車。浦東那些如今象徵着這個城市財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樓，當時還只是建築師們的藍圖。即便在那時，中美之間也存在著軍事緊張局勢。但當北京方面1996年試圖透過在臺灣周邊海域試射飛彈來威懾這個「反叛之省」時，美國迅速向該地區派出航空母艦——結果北京退讓了。那時，美國毫無疑問仍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二十年過去了，如今中國正以越來越大的決心挑戰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但要真正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時代的意義，需要回到歐洲開始帝國主義擴張之前的那個時代。15世紀伊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經濟、政治的實力與先進程度，至少與歐洲水準相當。伴隨15世紀90年代歐洲偉大的航海探險活動，全球力量平衡開始傾斜。1492年，受僱於西班牙王室的熱那亞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橫穿了大西洋。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了印度。
隨後幾個世紀，歐洲在軍事、航海及工業技術方面的優勢使得部分歐洲國家建立起全球帝國。到20世紀初，僅大英帝國就覆蓋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反殖民化浪潮導致了歐洲帝國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崩潰。但二戰後崛起爲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延續了西方的霸權。冷戰期間，政治上不屬於「西方」的蘇聯是另一個大國，但即便蘇聯也是一個歐洲大國。
然而，過去50年間，西方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已經被一步步侵蝕。亞洲經濟鉅變首先顯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然後是70年代的南韓、臺灣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從1980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以兩位數的速度成長（這一增速由日本在60年代開創）。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之後，印度也成長強勁，儘管不像中國那麼快。
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出現在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9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如今，中國變成了「第一」。中國崛起只是更大範圍內經濟實力重心轉移的一部分。IMF的數據顯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經濟體中有三個位於亞洲。中國位居第一，美國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經濟實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世界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將生活在亞洲。相比之下，美國將佔世界人口的約5%，歐盟約佔7%。
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總結了這一點，她說世界的密碼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70億人口有約1個十億生活在歐洲，1個十億生活在美洲，1個十億生活在非洲，還有4個十億生活在亞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90億，這一密碼將變爲「1125」——非洲和亞洲各增加1個十億。
幾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財富差距、技術鴻溝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和全球經濟——不受人口多寡影響。但亞洲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裏快速的經濟發展意味著，這種財富差距已顯著縮小，以至於亞洲的人口比重開始改變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對亞洲崛起影響的擔憂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當下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義右翼——極爲關注的是亞洲崛起對西方工人生活水準的影響。然而，大部分美國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種傾向是，認爲亞洲崛起是幻覺或曇花一現，不會真正威脅到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因而不足爲懼。任何暴露出亞洲（尤其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短處的跡象都會被揪住不放，而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國的示警信號可一點兒也不少。
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或亞洲成長放緩將不再影響大勢。讓中印兩國能夠爭取大國地位的經濟發展已經實現。西方各國政府裏最資深的分析人士已經認定，經濟實力的重心將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且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將轉化爲戰略力量。美國情報體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彙集了包括中央情報局(CIA)在內的所有美國情報機構。2012年，該體系內負責戰略思維的核心機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預測，「按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口規模、軍事開支以及科技投資計算，到2030年，亞洲的全球實力將超過北美與歐洲之和」。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還毫不避諱地詳細描繪了該趨勢對美國力量的影響。它寫道：「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1945年開始美國支配國際政治的時代——正在快速走向終結。」從隨後四年的局勢變化來看，這份在歐巴馬即將開始第二個任期前發佈的報告似乎很有預見性。美國坐視敘利亞的戰事不斷升級，俄羅斯（冷戰後喪失大國地位）再度成爲歐洲安全的威脅。
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區受到的威脅或許纔是最事關重大的。美國人知道，亞洲如今是全球經濟的核心。因此，歐巴馬政府的一項標誌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將軍事、外交資源轉移至亞洲，以應對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在如何以及何時運用美國的力量方面，歐巴馬政府也一直試圖採取一種更謹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國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部分原因是其正試圖儲存實力和資源以對抗崛起的中國。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看到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決在歐洲及中東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過來也對美國在亞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續多久產生質疑。
歐洲盟友的長期問題也一直在削弱歐巴馬政府維持美國治下和平的能力。雖然有很多指責都認爲歐巴馬政府「軟弱」，但事實是，美國無疑仍是西方聯盟最強大的一部分。由於歐洲經濟陷入危機、軍費開支下降，美國如今承擔了北約(Nato)近75%的軍事開支。
雖說川普前後矛盾、言辭粗魯，但他卻準確指出了東方化時代美國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現的困境。他質疑美國在財政上能否繼續擔負得起這一重擔，即保護歐洲及亞洲盟友免受俄羅斯或中國的潛在攻勢侵害。他還極力攻擊爲亞洲崛起提供了國際經濟框架的「全球化」及「糟糕的」貿易協議。
因此，對中國而言，川普主義可能既帶來危機，也帶來機遇。在地緣政治層面，川普有過念頭要撤回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這將拱手讓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邊地區得到的勢力範圍。但在經濟方面，川普明目張膽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嚴重限制美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的開放，從而對所有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威脅。
對希拉里陣營及多數美國建制派而言，川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是離經叛道的。不久前在費城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聽到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堅力量——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明確表示，維護全球市場開放和美國的聯盟體系（像自1945年以來一樣）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11月大選中獲勝，這意味著美國將堅持這一久經考驗的路線。但經濟和政治力量重心東移意味著，無論誰入主白宮，西方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日子都行將結束。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他的新書《東方化》(Easternisation)日前由英國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譯者/何黎
有時，一兩件事便可以改變全世界的政治氣氛。在柏林牆倒塌僅僅3個月之後的1990年2月，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獲釋了。這兩件事鼓舞了全球各地的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不幸的是，目前的國際政治氣氛要不樂觀得多、對民主的態度也不友好得多。這首先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潰敗並導致流血事件與混亂局面的影響之下的結果。如今，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和中國的獨裁者，把中東說成是過早民主化帶來危險的一個例證。
1990年代初，代表著時代精神的政治家是曼德拉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令人鼓舞的民主主義者，以及俄羅斯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和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等自由派改革家。今天，象徵着時代精神的領導人是根本不尊重民主價值觀的獨裁者——比如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等人；以及不知怎麼當上了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愛講「垃圾話」的煽動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這些人物證實了一個總體印象：這是一個對民主主義者而言的糟糕時期。每年發佈各國民主狀況的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認爲，過去十年裏，政治自由一直處於全球性衰退中。自由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稱，2015年「當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國家數量——72個——是這輪十年衰退開始以來最多的一次」。
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區是中東。這一點令人非常失望，因爲在5年前，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反對獨裁政權的暴動，曾喚起了人們的希望。如今，埃及民衆正在忍受的獨裁統治，其專制程度超過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Mubarak)政府。
甚至在歐洲，在1989年贏得的一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脅。在波蘭和匈牙利，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遭到了削弱。在緊挨歐盟(EU)邊界的土耳其，來之不易的自由正在喪失，記者和法官在一場未遂政變之後遭到逮捕。
在亞洲的部分地區，也發生了倒退。2014年，泰國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上週末的投票結果是支援一部可能強化軍方對政局控制的新憲法。在馬來西亞，自由主義者對醜聞纏身的政府的陰謀詭計感到失望，著名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監獄。
在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最重要的獨裁大國，政府正加大對於膽敢挑戰現政權的自由主義者的打擊力度。
上週在中國天津，多名維權律師被判處了多年刑期，其他一些人被迫屈辱地道歉。大概在同一時間，俄羅斯知名反對派政治家葉夫根尼•烏爾拉紹夫(Yevgeny Urlashov)由於似乎爲杜撰的腐敗罪名，被判在一處流放地監禁12年。
民主的問題甚至蔓延到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領袖之國」。即便川普不能贏得總統選舉，他已經給美國民主的聲譽和尊嚴造成了莫大的傷害。
但面對所有這些令人悲觀的新聞，有必要記住，並非所有的趨勢都沿著錯誤的方向演變。在緬甸，當曼德拉於1990年獲釋時處於軟禁之中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已獲得了自由，而且該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首個文官政府在今年早些時候執掌了權力。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國印尼，民主似乎已站穩腳跟。在非洲最大國家奈及利亞，去年總統選舉中首次看到執政黨敗選，然後以和平方式移交了權力。
最重要的是，仍有證據表明，儘管各國之間存在很大的文化和經濟差異，但世界各地的普通民衆終於受夠了腐敗、審查、不公正和政治暴力。
就在上週末，衣索比亞民衆走上街頭，進行了遊行示威，反對那個雖然帶來經濟飛速發展、但也嚴重限制政治自由的政府。近些年來，支援民主的抗議者也走上香港和烏克蘭的街頭，要求獲得政治與公民自由。
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時刻的不確定性，在南非目前的局勢中得到了體現。南非曾在1990年代起到了那麼鼓舞人心的作用。上週，曼德拉昔日所屬政黨非國大(ANC)在地方選舉中支援率大幅下降，選民們以行動反對祖馬(Jacob Zuma)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率。悲觀看法是，祖馬和他的密友們將盡其所能抓住權力不放——他們的陰謀詭計將進一步損害南非民主。樂觀看法是，非國大的選舉失利是一個例子，證明了民主具有更新政治局面的能力——選民們倒向了南非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等新政黨。
像祖馬、普丁和艾爾段等領導人的焦慮，很能說明問題。在他們意氣風發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深的危機感。獨裁或許會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得勢。但是，獨裁終將遭到抵抗。
譯者/何黎
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全球媒體的注意力都被一條涉及美中關係的新聞搶走了：美國候任總統川普與臺灣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通了一次電話。不出所料，中國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國有關方面提出嚴正交涉」。
當然，媒體因此很快淡忘了前一天的另外一條關於川普的新聞：川普以鉅額稅收優惠作爲誘餌，誘使美國空調設備製造公司開利公司（Carrier Corp）放棄了把部分工作遷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鄰國墨西哥的計劃。與此同時，川普還警告說，如果其它的美國企業把生產線和工作崗位遷移到國外，將會面對嚴重後果。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第一條新聞當然非常重要，但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說，第二條新聞的重要性也不低。
第二條新聞也許是2016年頻頻出現的徵兆中的最新一個：這一波全球化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盡頭了。
世界歷史上至少有兩波全球化，最新這一波全球化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沒有趕上它的前半段，但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趕上了這波全球化的後半段。現在各方似乎已有共識：中國是這一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儘管中國國內有不少人並不這麼認爲。
但時至今天，這一波全球化可能馬上結束，中國需要抓緊爲此做好準備。
因爲今天的墨西哥，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國。
輸家的憤怒
2016年還沒有走到盡頭，但今年的全球十大熱門新聞肯定會包括這兩件事：英國退歐派在公投中取得勝利；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說：2016年是自由貿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進程終結的開端之年。
持續了數十年的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贏家，也製造了一批輸家。如果說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和中產階級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贏家的話，那麼，西方富裕國家的工人則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輸家。至少川普競選活動的總管、最近又被川普任命爲其首席戰略師和高級顧問的史蒂夫•班農（StephenBannon）是這麼認爲的。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地說：全球化的支持者們摧毀了美國工人階級，卻在亞洲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
不管他的這個說法對不對，這番話不僅反映了他的觀點，也基本上概括了川普及其許多支持者「憤怒」的主要理由。隨著他即將入主白宮，川普和他的內閣將會致力於逆轉這種在他們看來不利於美國利益的全球化。
基於同樣的憤怒和恐懼，英國公投時投票支援退歐的選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這一波全球化巨輪碾壓的英格蘭中部老工業基地的選民。
其實，西方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的情緒，時間要早得多，涵蓋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勢力也要廣泛得多，只不過這種情緒終於在2016年的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達。
舉例來說，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反全球化這面大旗，不僅被川普及其支持者們高舉，也被民主黨初選時的另一位候選人桑德斯所高舉；原來曾經支援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希拉里，競選時也明確表示反對TPP；而真正把川普送入白宮的，其實是美國中部許多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工人階級選民。英國退歐公投的情況也頗爲類似：雖然退歐陣營的主要干將都是右翼的政客——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保守黨諸位疑歐派大員（如現任外交大臣強森等），但真正讓退歐陣營獲勝成爲現實的，卻是英格蘭中部的許多工黨選民。
爲了能讓中國讀者多少感受一下普通美國人對自由貿易或全球化的反感、甚至仇恨，我覺得有必要把下面這則評論翻譯一下：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兩次失業的美國工人，在一位鼓吹全球化好處的學者的文章之後留言說：「我們聽到專家們告訴我們全球化如何美妙、如何使每一個人都富裕起來，但我們後來環顧左右，發現我們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如果按照購買力來算的話，還不到十年前的一半。你知道，我們現在不再聽信這一套了。唯一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們，以及美國的富人和政客們……我們那些所謂的精英們不能理解爲什麼我們仇恨全球化。當然，物價更低了，但這對那些眼看著自己的工作被遷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的工作就曾兩次被外遷到這兩個國家）。我的處境絕非獨一無二。此時，我願意發動貿易領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這能夠扭轉現狀的話。我們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於我們寧願摧毀這個制度，而不願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貧困和絕望。」
「美國正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爲什麼美國會出現類似Stephan Edwards這樣的如此仇視全球化的人呢？
美國一家地緣政治預測網站的創辦人和主席喬治•弗利德曼（George Friedman）如此分析美國這些全球化輸家的訴求及其政治影響：「自從2008年以來，美國自由貿易支持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已經轉變。美國很大一部分人口認爲，他們深受自由貿易之害，這部分人想結束不斷擴張的自由貿易或重新定義其條件。那種認爲自由貿易總體來說利大於弊的觀點如今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了。美國如今正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那麼，從更廣泛、更深層的角度，應該如何分析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的原因、並預測它們對未來的影響呢？
常作驚人預言的美國暢銷書作家、金融分析師哈里•丹特（Harry Dent）認爲，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的結果，不過是一個更宏大的趨勢的表徵，這個趨勢就是：自二戰以來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到今天，它使得非常不同的羣體互相沖突、且難以調和：「本土工人v.外國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產階級和窮人……遜尼派v.什葉派及其它宗教分裂……年輕人v.迅速加重的老齡化社會負擔……大政府v.個人自由……在美國，這種衝突更火爆：支援共和黨的紅州v.支援民主黨的藍州……」
丹特認爲，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標誌着第二波全球化的結束，他預言，未來全球範圍內會有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的分離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的政策出臺，在下一波全球化推進之前，我們將會看到各國、各地區圍繞著共同的民族、宗教、政治、經濟之根重新組合。
如果說丹特的預言不免有些聳人聽聞的話，那麼，曾經在里根和柯林頓兩屆內閣任職的克萊德•普萊斯特威茲（Clyde Prestowitz）的分析，則更爲平衡、嚴謹，也受到更爲廣泛的認同和重視。
普萊斯特威茲曾經是一位支援全球化的美國貿易官員，曾經是里根內閣商業部長的顧問，後來又在柯林頓執政時擔任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委員會的副主席，現在是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兼所長。今年6月，早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他就在《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發表了一篇被許多業內人士視爲「必讀」的一篇長文《自由貿易已經死亡》。該文回顧了二戰後自由貿易在美國的理論和實踐，認爲二戰後歷屆美國政府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動機，不是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是地緣政治考慮；儘管後來日本和南韓都實行了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很濃的政策，但美國政府爲了地緣政治戰略，依然繼續推行單邊的自由貿易政策。再後來，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接納，情況發生了更加不利於美國經濟利益的變化：許多美國公司開始向墨西哥、中國這些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投資、設廠，把部分製造業工作崗位轉移到這些低成本的國家，這導致了美國本土就業職位的流失。
普萊斯特威茲接著指出，如今，美國一些最有名的支援自由貿易的思想領袖顯然也在調整自己的觀點：全球化的超級吹鼓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利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說，「對華自由貿易的受害者比人們最初預想得要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格魯格曼（Paul Krugman）也已經承認，他沒有預料到對華貿易對美國勞動人口的影響程度；而美國前財政部長、正統貿易理論的長期捍衛者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現在則呼籲更多的「協調化（harmonization）」，而非更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普萊斯特威茲說，更爲重要的是，美國公衆也要求變化，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就是對公衆這種要求的呼應，這次競選活動已經戲劇性地削弱了自由貿易這個二戰後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
當然，即使在川普勝選後的今天，美國商界、政壇、學術界、媒體仍然有許多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們仍然在據理力爭，從各方面論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對美國利大於弊，但他們的聲音如今已經被因川普簡單粗暴卻又十分有效的鼓動所掀起的反全球化聲浪所徹底淹沒。隨著川普即將搬入白宮，至少未來四年美國行政當局肯定會全力以赴，試圖逆轉以往數十年的自由貿易政策。
行文至此，我需要特別聲明一下：此文無意全面分析英國退歐派獲勝和川普崛起的所有原因，這兩大事件背後有許多原因，貿易僅僅是其中一個原因，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預測美國未來可能走向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趨勢，並不代表我認同這一趨勢；而理解憤怒的選民爲什麼憤怒，也不意味著我贊同那些政治上獲益於選民的憤怒、但最終只能讓這些選民更加憤怒的蠱惑民心的政客；同理，理解英國退歐派和川普獲勝背後的經濟、社會問題，更不等於我認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實，他們的某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策和計劃，例如對中國進口美國的產品徵收45%的關稅、懲罰那些在海外設廠的美國企業等等，不僅不會治療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弊病，反而會加重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成爲法律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試圖以高關稅壁壘保護美國市場，但被後來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視爲導致美國和全球經濟大蕭條惡化的主要原因。
就拿前面提到的美國開利公司的新聞來說吧，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邁克爾•希克斯（Michael Hicks）便指出，開利公司在美國的平均工人成本約每小時30美元，在墨西哥則是每小時3美元，他認爲，川普與開利達成的協議並沒有解決美國製造業長期面對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科技與自動化提高了生產力和產量，但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卻持續減少。而曾與希拉里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參議員桑德斯，則批評川普與開利達成協議等於是向美國公司發出信號，即他們可以利用工作外包來威脅政府，以此換取稅收減免。
中國成了自由貿易的旗手？
如果2016年全球十大熱門新聞肯定包括英國退歐公投和川普勝選，那麼，2016年中國的十大熱門新聞是什麼？
我想，下面這幾條新聞，論其重要程度，也許難以入選今年的中國十大熱門新聞，但其重要性也許幾年以後或幾十年以後會漸漸顯現：
1）2016年9月4-5日，G20峯會在中國杭州舉行。此時，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活動正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喧囂中進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杭州G20峯會上卻呼籲與會各國恪守不採取新的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2）2016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一天送給中國一份「節日禮物」：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
3）2016年11月19-20日，在川普出人意料地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不久，亞太經合組織（APEC）祕魯峯會在該國首都利馬舉行。因川普競選期間許諾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廢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中國得以在這次APEC峯會上重新力推建立範圍更爲廣泛的亞太自由貿易區。英國《金融時報》經濟社評撰稿人馬丁•桑德布因此而感嘆：這一次，「中國成了全球經濟開放的領頭羊，這著實是個奇怪的世界。」
但是，全球化沒有西方的參與，尤其是美國的參與，最多只能算是「半球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如果你關心美國種族話題，過去這個月一定讓你對亞裔在美國的地位及亞裔的政治覺醒有了新的認識。
先是二月初，亞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被判過失殺人罪。整件事的大背景是近年來美國民衆，尤其是黑人社會運動人士，對警方暴力執法的不滿。梁彼得這名前紐約市警官因巡邏時開槍、子彈彈跳，射殺了並未攜帶武器的黑人。許多亞裔美國人認爲判決不公，走上街頭抗議：過去十年間，紐約警察局有上百起案件牽扯到平民死亡，但很少有警察遭到起訴——梁彼得更是被判有罪的第一人。爲什麼白人警察，包括全國高度關注案件中那些殺死平民的白人警察，就可以免遭起訴？許多亞裔美國人認爲梁被判有罪是因爲他的膚色。他被當成了替罪羊。
另一個事件中的種族歧視更沒有疑義。2月28日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介紹計票方的環節中，將三名身著西服、提公文包、戴眼鏡的亞裔小孩請上臺，說他們是」最敬業、最專業、最勤奮「的會計師，還補充了一句： 「如果你對剛纔這個笑話不滿，歡迎你用手機發條推文。不過你的手機也是這些孩子們做的。」
洛克的調侃迅速招來亞裔演員及美國媒體的批評。它最諷刺的地方在於，本屆奧斯卡的主題恰恰是好萊塢種族多元化。在所有獎項的提名宣佈後，美國民衆發現獲得演員獎項提名的全是白人，於是發起了「#奧斯卡太白了」的話題，批評好萊塢由白人主導的文化。奧斯卡主辦方因此在頒獎禮上大力宣揚種族多元化，邀請多位少數族裔嘉賓，包括黑人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
亞裔的擔憂
梁彼得事件和奧斯卡上的笑話似乎證明了許多亞裔美國人長久以來的擔憂──即白人歧視亞裔，黑人等其他少數族裔卻又把亞裔和白人歸爲一類，認爲亞裔也在享受所謂的白人特權。
理論上，亞裔和黑人、西語裔應該非常團結，因爲同爲少數族裔，他們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如今，都遭到歧視。歷史上，黑人長期被奴役，很多西語裔在美墨戰爭後被處私刑。而針對亞裔，美國1882年也透過了《排華法案》，二戰期間則是將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
如今的美國也不是完全平等。2012年，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在28個城市做了一項實驗，他們讓不同種族的人用同樣的「臺詞」假裝去租或買房。結果，相比白人，房產提供方給黑人、西語裔、亞裔少介紹了10%到20%的房源。在另一項2014年的實驗中，研究人員以學生名義給美國各大學6500名教授發了郵件。郵件內容一模一樣，只是署名變成了不同種族的名字。令人遺憾的是，所有以少數族裔名義發出的郵件相比白人都少收到15%到30%的教授回覆。
既然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一樣在美國受到歧視，爲什麼突出的是他們之間的隔閡而非團結？
與其他少數族裔之間的隔閡
部分原因是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在一些社會問題上的根本利益不同。亞裔是美國收入、受教育水準最高的族羣，甚至排在白人前面，所以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與其他少數族裔不同，很難成爲盟友。例如美國大學普遍採用的「平權政策」，其本意是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優先錄取少數族裔。亞裔因其學術表現優秀，已經佔美國頂尖大學的15%到20%，遠高於其在美國人口的所佔比6%。於是，在大學錄取人數固定的情況下，優先錄取黑人和西語裔，就意味著要少錄取亞裔，這無疑增加了幾個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一位西語裔州議員提出對「平權政策」全民公投的議案，意圖讓當時禁止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的加州公立大學重新爲少數族裔加分。此議案遭到許多亞裔民衆和組織的強烈反對，三位亞裔州議員在選民壓力下表示不希望繼續討論該提案。提案最終被放棄。的確，一項普林斯頓社會學教授的研究顯示，頂尖大學若不考慮種族，黑人和西語裔的錄取率將會下降15到20個百分點，白人錄取率不變，亞裔錄取率上升5個百分點。
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產生隔閡的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主流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給亞裔人貼上「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用亞裔羣體的高收入、高教育水準來否定種族歧視的存在，並批評黑人、西語裔不夠努力、只會抱怨。這種言論至今都還廣泛存在。
但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在收入、教育水準上的差距，並不是亞裔勤奮、其他人懶惰這麼簡單。
刻板印象是把雙面刃
一項2014年對人口調查的分析指出，亞裔在學術上的優異表現確實是因爲亞裔人更努力，與認知能力或家庭收入無關。但亞裔人更努力的根本原因卻是亞裔中外國移民的比例達到66%，遠高於白人的8%、西語裔的37%、黑人的8%。研究人員指出，那些爲了更好生活搬到美國的人已經經過了一次自我選擇，本身就比非移民有更大的成功慾望、對未來更樂觀。另外，移民知道自己在新國家會遭到邊緣化，於是對自己和孩子都會特別強調教育。透過一系列的統計分析，研究人員認爲「移民比例」（或「外國出生比例」）高是亞裔人成績好的最主要因素。
當然，主流文化的討論中不會有這樣的細節，亞裔人只會被誇獎成「勤奮、默默努力」的「模範」。殊不知這種看似正面的言論其實對亞裔、對其他少數族裔、對種族關係都帶來了深深的傷害。
第一，「勤奮、默默努力「的延伸就是「只會學習、不懂社交」，奧斯卡上的笑話就源於社會對亞裔的刻板印象。這種負面印象無疑加劇了所謂「天花板」現象，即亞裔在高層崗位中所佔的比例遠低於中低層崗位，常被認爲只能執行任務，沒有管理能力。2013年的一項統計顯示，亞裔佔谷歌等幾大科技公司基層員工的27%，經理級別卻只有18%，執行長級別僅14%。另一份媒體調查顯示，美國律師事務所有11%的初級律師爲亞裔，而合夥人級別卻僅有3%。
第二，把所有亞裔都貼上「高收入、高教育水準」的標籤忽略了該羣體本身的複雜性。亞裔美國人包括來自遠東、東南亞、南亞共30多個國家的移民及移民後代。亞裔中各項指標都排名前列的印度裔，2014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數超過10萬美元（也是美國所有族羣中第一），他們之中有超過70%擁有本科學歷，接近80%英文流利。在美國政商界，印度裔也有傑出代表──微軟和百事CEO，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羅萊納州州長，歐巴馬三名大法官提名人選之一等等。而與印度裔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緬甸裔美國人，他們2014年年收入中位數只有3萬多美元，52%的人沒有高中文憑，不到30%的人英文流利。
第三，拿亞裔人的優秀來否定種族歧視的存在、批評其他少數族裔懶惰，本身就是白人主導的社會轉移矛盾的手段。「模範少數族裔」這個說法由白人在民權運動高潮的1960年代提出，他們認爲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利是他們太貪婪，因爲亞裔從沒說要爭取什麼，好像也過得很好。最早提出「模範少數族裔」概念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在1966年的文章寫道，「在有人提出花上千億幫助黑鬼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今天，這個國家的30萬華裔卻在沒有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努力，跑到了前面。」這種言論的唯一目的就是鞏固特權階級的統治，因爲僅僅二十年後，當亞裔收入開始超過白人收入的時候，主串流媒體又改變了論調。《財富》（Fortune）雜誌1982年的一篇文章寫道，「（亞裔的）高收入比他們實際應得的要多。」由此可見，所謂「模範少數族裔」的讚美根本上是爲了否定所有少數族裔爲平權所做的正當努力，它讓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站在平權問題的對立面，製造了各族羣間的關係緊張。
這就是爲什麼奧斯卡和梁彼得事件如此敏感，凸顯了亞裔在美國的尷尬處境。他們一方面確實因爲外國移民比例高、文化上重視教育而取得了高學歷、高文憑，另一方面也要面對種族歧視。一方面被白人認爲「不夠白」，在學校、職場受到排擠，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數族裔認作「白人特權階級」的一部分，因而找不到在平權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
沉默的巨人
對很多亞裔美國人來說，唯一一個好訊息就是隨著亞裔人口的成長，他們的話語權也會有所提高。現今亞裔在政治、文化上的失語部分原因是人口太少，無法得到重視。2015年，亞裔人口1800萬，僅佔美國的6%。但亞裔移民數量近半個世紀以來快速成長，2010年移民人數首次超過西語裔，成爲當年最大的移民族羣。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由此預測，2065年，亞裔人口將佔美國總人口的14%，超過黑人（13%），成爲西語裔（24%）之後的第二大少數族裔。
未來幾十年，亞裔在美國的話語權會有隨著人口成長而顯著提高，但是這樣一個組成複雜、與其他少數族裔關係微妙的羣體如何爭取平等權益、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將會是個難題。
（作者爲美國《外交政策》撰稿人，2015年耶魯大學《中國通》雜誌「中美關係傑出青年領袖」 之一。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魔鬼在我們的耳邊輕言細語。它在教我們經濟學。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財政虧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誘使皇帝發行紙幣，謊稱有足夠的金銀財寶埋在地下，可作儲備。它說：「這種紙幣，代替黃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數。」不可思議是，奇蹟發生了，原來死氣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紙幣「不脛而走，無法收回；它像電掣般飛馳，四處散開。」
貨幣和金融蘊含著巨大的魔力。它們是我們從瓶子中釋放出來的，聽我們的召喚而來，成爲我們的奴僕。一旦失去控制，貨幣和金融又將恣意肆虐，把災難帶到人間。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默文•金說：「把金融鍊金術作爲金融體系的基礎，表明這個社會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的船長之一，他的新書《金融鍊金術的終結》是一本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之作。坊間關於全球金融危機的書籍已經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機期間擔任財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幾乎都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在默文•金看來，這些書的副標題大多可以寫成：我是怎麼拯救這個世界的。《金融鍊金術的終結》與衆不同的地方是，此書對貨幣金融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是一本能夠引發經濟學革命的書。
什麼是金融鍊金術？人們相信紙幣能夠儲存並隨時兌換成購買力，人們相信存在銀行裏的錢隨時能夠提現。這是一種無中生有、點石成金的鍊金術。金融鍊金術的基礎是人們對貨幣金融的信任，但這一基礎卻異常脆弱。正如《倫巴第街》的作者沃爾特•白哲特所說的：「我們的金融系統所獨有的精髓就在於人與人之間空前信任。可如果這種信任因爲潛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傷互信，一件大事便幾乎能摧毀它。」
維持幣值的穩定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歷史上不乏惡性通貨膨脹的案例。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納粹極端勢力的興起。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遭受惡性通貨膨脹的肆虐。整個20世紀，幾乎就是一部通貨膨脹的歷史。
保證銀行體系平穩運轉也極其困難。當我們把錢存進銀行之後，這些錢不是安安靜靜地待在保險櫃裏，銀行必須把錢貸款出去。當銀行把錢貸款出去之後，原來的存款就變成了期限更長、風險更高的資產。除非工廠、機器設備、住宅和辦公室能夠在瞬間轉化爲現金，除非在任何一個時點，都只有一小部分儲戶到銀行提取現金，否則，我們對銀行的信任不過是一種盲信。
而維持幣值穩定、保持銀行體系平穩運轉，又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之所以需要貨幣，並不僅僅是爲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爲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貨幣能夠儲存並在未來兌現購買力。遺憾的是，貨幣並不能如我們所願，不折不扣地完成這一使命。
這是因爲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從本質上講是不可預測的，而這恰恰是經濟學的盲點。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隨著經濟學研究越來越精細，對貨幣的討論反而越來越少。正如經濟學家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說的，最完善的經濟學模型中沒有貨幣的容身之處。經濟學教科書裏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刻畫市場經濟體系。在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市場處處出清，貨幣這種交易媒介可有可無。但這一模型有著極爲苛刻的假設條件，你必須假定，從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潛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須假定，你同時也能能夠看到所有的其他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潛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別人，別人就是你，在經濟學理論中，你們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們都能做出最優的選擇。於是，市場價格毫無遺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給和需求。
可惜現實並非如此。我們怎麼才能預測出50年之後的石油價格呢？除了石油的現貨市場，你還需要石油的期貨市場，但石油的期貨價格和未來的真實價格很可能相差極大，因爲它漏掉了很多關於供給和需求的資訊。比如，航空公司需要買燃油，它們是石油市場上的大客戶。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來五十年需要購買多少石油呢？理論上講，這需要一個機票的期貨市場。但爲什麼沒有機票的期貨市場呢？因爲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哪一天需要坐飛機去哪裏。再完美的市場也不可能爲未來的不確定性定價，因此家庭和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其未來的支出計劃。家庭和企業面臨的既不是「硬預算約束」，也不是「軟預算約束」，而是「模糊預算約束」。人們易於在盲目的樂觀和盲目的悲觀之間遊移，很可能出現需求不足或需求過度。
在默文•金看來，由此帶來的全球消費和儲蓄的失衡，乃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因素。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難確定消費的上限，由此導致家庭的消費行爲可能長期偏離可持續的水準。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國、印度、俄羅斯打開國門，加入全球分工，爲全球化而生產的工人數量急劇暴增，全球貿易湧流，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的物價水準被壓低，利率持續保持在超低的水準。中國和德國是消費不足的典型，而美國則是消費過度的代表。
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債務壓力增加。當利率過低的時候，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開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們稱之爲「打著燈籠找收益」。爲此，銀行不斷創造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產品。當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的時候，會受到企業希望借入款項的總額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並不反映實體經濟活動，大多數衍生品的買賣都是大型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間的對手交易，其交易規模沒有任何限制，風險敞口的規模沒有上限，潛在的損失也沒有上限。當次貸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各國央行並不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貸存量總額大約1兆美元，網路泡沫的體量比次貸要高出8倍。然而，他們都看走眼了。根據次級貸款創造出來的衍生產品規模要大得多。這好比廣場上兩個老頭在下棋，誰贏了誰得10塊錢，但他們的後面圍了一大堆有錢而無聊的看客，他們爲誰能贏棋下注，賭注遠遠超過最初的10塊錢。
與此同時，銀行的槓桿率越來越高。銀行原本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借貸，但如今越來越不依賴自有資金，而是使用槓桿資金進行借貸。誰不這樣做，就會被激烈的競爭淘汰出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期限錯配：負債的期限越來越短，資產的期限越來越長。批發融資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各大銀行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大家相互交織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問題，很快就會連累整個體系。在過去二三十年，全球銀行業的規模、集中度和風險度都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長，不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緊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但我們找到了防範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辦法了嗎？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都在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一個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需要計算出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即按照資產的風險程度不同，給它們不同的打分，最後加權得出安全資產的數量。這一方法不僅繁瑣複雜，而且易於誤導。我們如何判斷各類資產的風險程度呢？只能靠歷史經驗。但我們何以能夠斷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資產，到明天不會出問題呢？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英國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巖銀行，遭到擠兌而破產。如果計算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北巖銀行在英國各大銀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錢借給別人用，但出問題的恰恰是北巖銀行。這是因爲，根據歷史經驗，住房抵押貸款一直被視爲高度安全的資產，北巖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默文•金建議，簡單直觀的指標纔是更有效的，與其看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不如看槓桿率。槓桿率是指資本相對於未加權的總資產的比例，這一指標看似粗疏，但卻更爲準確。若看槓桿率，當時北巖銀行的槓桿率已經高達60-80倍，理當引起監管者的關注。默文•金的這一建議，背後的方法論是，不要妄想準確地計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要認爲有了精巧的模型計算結果就萬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謙卑，看大局、重視經驗和常識。
爲什麼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世界經濟仍然疲弱無力？因爲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成長，而全球失衡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難以在短期內自發地解決。當前的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從短期來看，利率並未低到能夠刺激經濟成長，但從長期來看，利率又沒有高到促使人們迴歸到正常的消費、儲蓄軌道。 凱恩斯還是對的，一個社會對流動性的需求會忽漲忽跌。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對流動性的需求過高，央行進一步注入的資金很快就被囤積起來，我們已經掉進了利率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們將未來的消費提前到當下，相反，人們可能會變得更加焦慮，並降低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由此導致投資下降。
我們用來解決當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實際上是在給未來挖一個大坑。可以設想，超低利率條件下債務水準仍然會不斷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債務違約的定時炸彈就會被引爆。當然，這可能會爲經濟重啓創造良好的條件，但同樣有可能的是，世界經濟會二度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沼。同樣能夠想像，超低利率導致房價提高，未來一代年輕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錢，債務負擔會更重，世代之間的矛盾、貧富之間的矛盾將日益突出。貨幣本是一種「社會契約」，一旦這種契約無非兌現，勢必引發更爲嚴重的社會問題。
什麼時候纔會爆發這些危機呢？我們並不知道。默文•金談到，金融危機的第一規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持續的時間可能超過任何人的預期；金融危機的第二規律是：當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走向破滅的時候，其發生的速度也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正是因爲如此，我們明知道正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卻仍然不願意停步，或是換到另一條道路上。默文•金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當前的時代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局。舊的規則已經失效，各國之間的互信已經打碎，前方的航道到處是暗礁，但舵手們卻猶豫遲疑，指望矇混過關，或是奇蹟發生。《大衛•科波菲爾》中有個米考伯先生，屢次失敗，負債累累，但卻總是幻想命運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關進債務監獄的時候，他還向大衛借錢買酒，喝了酒就高興起來。
魔鬼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和金融魔鬼在未來還有一個約會。
（注：本文是作者爲默文•金的《金融鍊金術的終結》一書中文版寫的序言。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上月的某一天裏，我們所認知的資本主義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擊。歐洲央行(ECB)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全都譴責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宣稱資本主義忽視了最弱勢的社會成員的安全。
這三位經濟自由主義的傑出捍衛者——他們所工作的機構都被視爲隸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階層——如今正在批評資本主義，這是對2016年政治情緒所做出的反應。這種情緒導致英國選擇脫離歐盟，並使得「反全球化」政治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更爲廣泛的興起，特別是在美國，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把保護主義作爲其競選的核心綱領。
自柏林牆倒塌以來，德拉吉及其同僚們幫助成立的制度首次面臨威脅。那些當權派以及許多選民擔心後續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衰敗》(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幫助解釋了我們爲何會面臨現在這種狀況。作者是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教授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該學院以反對宣揚「自由主義」——主流經濟思想的特徵——而聞名。
儘管斯坦丁的觀點有些左傾，但他提出的許多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想法——比如統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發放的定期津貼，無論他們工作與否——越來越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這本書出得非常及時，儘管有些地方存在瑕疵，但仍令人手不釋卷。
斯坦丁解釋了資本主義是如何被搞得衰敗的，因爲許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卻強化了那些擁有社會大量財富的人的地位。他解釋說，如今我們的體系受到操縱，使得那些沒有多少財產的人也沒什麼權利。
他借用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食利階層的批評——大體上這是指那些依靠財產（包括專利和著作權）及投資所產生的收益生活的人。與凱恩斯一樣，他希望看到食利階層「終結」，原因是他們成立的體系既沒有效率，又極其不公平。斯坦丁將那些處於底層的人稱爲「無保障無產階級」(precariat)，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資本主義時代典型的最沒有安全保障的勞動者。
該書分爲幾個章節，分析了爲促進食利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其他人利益的各種方式。其中一些觀點的理由並不充分。
在作者看來，央行可以按照自己認爲合適的方式制定貨幣政策，這種自主權突顯出大多數人對金融力量完全沒有控制力。然而，他沒有提到賦予央行獨立性的理由之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導致發達經濟體的通膨率達到兩位數。價格不斷上漲——以及爲控制通膨出臺的高利率政策——對社會弱勢羣體的影響最爲有害。但就英國住房政策的不公而言——這是表明食利者權力的更爲惡劣的例子之一——斯坦丁的觀點引發了共鳴。
最能體現作者遠見的是講述邪惡應用時代的勞動條件的部分——在這個時代，資本家用數據來監督和控制勞動者，連保障就業權利的樣子都不做。
斯坦丁曾經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任職，他在該書結尾處寫道，無保障無產階級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就這一點來說，他無疑是正確的。
就連幫助成立了資本主義的人也承認，這一制度照這樣下去不可能長久。在IMF的10月會議上，大家都在談論成立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人們希望，斯坦丁在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會受到重視，以有利於衆人的方式改革資本主義制度，以免悔之晚矣。
儘管這樣的書或許並不適合強調資本主義的益處，但人們只需看看現在崛起的一些政治力量就會發現，有些制度可能比我們當前實行的制度更爲糟糕。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法蘭克福分社社長
《資本主義的衰敗：爲何食利者興旺，工作沒有回報？》(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著，Biteback出版，售價17.99英鎊/24.95美元
譯者/鄒策
每當時機來臨，同樣的陳詞濫調就會捲土重來。對科隆的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譽主任、有影響力的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這個陳詞濫調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包括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內，有無數知識分子預言過資本主義會很快（或者至少將最終不可避免地）終結。資本主義卻一直存活下來。然而，施特雷克認爲，這一次，情況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處於一種混沌不明的狀態，或是已死，或是即將死於自身的過度發展、但因爲沒人有能力將其腐朽的身軀挪開而仍明顯活著」。
《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複的論文集結而成的著作。本書預見了一個「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缺乏一套較爲協調並具備最低限度穩定性的機構，來維持社會成員生活的正常化並保護他們免受各類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傷害」。這樣的社會將給「寡頭和軍閥提供豐富的機會，同時讓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確定和不安全的狀態，從某種程度上，這個社會就像是始於公元5世紀、現在被稱爲『黑暗時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長的過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預言家於一身。作爲分析者，他質疑民主制資本主義的穩定性。作爲道德家，他厭惡一個建立在貪婪之上的社會。作爲預言家，他宣稱這種罪惡的報應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並不相信社會主義天堂必將到來。相反，他設想的資本主義的滅亡將是反烏托邦式的——不是伴隨著一聲巨響，而是伴隨著一聲嗚咽。他主張，因爲資本主義無法再將私人惡行轉化爲公共利益，其「作爲一種自我繁殖、可持續、可預測以及合法的社會秩序的存在」就終結了。資本主義已經「變得太資本主義，到了對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認爲，戰後普選民主和資本主義的聯姻正走向破裂。通向這個結局的道路經歷了幾個連續的階段：上世紀70年代的全球通膨；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債務爆炸式成長；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債務上升；之後的金融危機（其後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寬鬆、公共負債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經濟成長）。在這條通往毀滅的道路上，伴隨資本主義的是「民主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演變的財政危機」。早期的「稅收國家」變成了「債務國家」，現在則變成致力於透過降低開支來削減赤字的「整固國家」（也就是「緊縮國家」）。
有三種潛在趨勢促成了這種情況：經濟成長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劇和債務的激增。施特雷克認爲，這三種趨勢相互強化：低成長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難，解決方法往往是過度借貸。他認爲量化寬鬆作爲一種權宜之計是荒謬的，他的這一觀點與他所藐視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一致。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與右翼觀點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對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的趨勢帶來很多壞處，沒有絲毫好處。
施特雷克爲數不多的精闢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對壓力的反應描述爲「應付、期盼、嗑藥和購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強調失控的金融體系、充斥著逃稅避稅的掠奪性的富豪統治、將大部分公共領域轉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導致的政經領域的腐敗，帶來極爲嚴重的後果。
施特雷克也對歐元進行了強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論述，他認爲歐元是對民主政治的一次衝擊。「德國，」他表示，「由於其在2008年以後恢復了經濟實力，以及該國因爲出口強勁是歐洲貨幣聯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實上統治著歐洲貨幣聯盟，使其成爲了一個德國經濟帝國。」
施特雷克指出，歐元區尋求將多個經濟文化存在差異的國家團結在一起，而這些差異是不可調和的。要透過民主上具備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產生的緊張局面是不可能的。歐元將要麼滅亡，要麼以一種不民主的結構存續下去，屈從於變化多端的金融市場，由技術官僚掌控的央行和佔據霸主地位的德國來管理。
施特雷克關於歐元這種機制很愚蠢的觀點令人信服，但預測今天的歐洲將落入類似黑暗時代的境地似乎就有點荒謬了。當代歐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準、預期壽命、個人自由和安全水準，都是黑暗時代乃至羅馬帝國的人根本無法想像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並非只有失敗。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場經濟削弱了20世紀中期民主制與國家資本主義所達成的妥協的有效性，這一點是正確的。但他對於去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熱情完全忽視了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所帶來的巨大機會，尤其是對中國和印度而言。
此外，雖然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中的趨勢和壓力，以及當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卻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點說的很對，那就是任何社會都不存在穩定的均衡。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必須適應和改變。
然而，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認爲的那樣不自然。相反，這兩種體系都源於一種將人視爲活躍的公民和經濟主體的信念。在前一種角色中，人們共同做決策；在後一種角色中，他們爲自己做決策。這兩種體系的邊界和運行模式都能夠接受不斷的修訂。但兩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沒有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就無法正常運行。而另一個選擇，即徹底政治化的經濟體制，無法正常運轉：看看今天的委內瑞拉就明白了。市場能防止民主變得不堪重負，而民主則爲市場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場經濟是創造繁榮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會衝突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
此外，在當今世界，面臨緊迫危機的並非資本主義，而是民主。人們面臨的威脅不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是掠奪式的後民主制下的資本主義。相應地，威權主義似乎也比黑暗時代的混亂狀態危險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們的確面臨挑戰：讓財政狀況重新變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糾正不平等、支撐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經濟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決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兩點：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強民主政府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稅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這會很難麼？是的。這些方案會永遠有效嗎？不會。
這個任務可能完成嗎？絕對可能。施特雷克譴責這種「技術官僚-意志論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觀」簡直天真到無可救藥。在看似無法管理的社會力量面前繳械投降是一類知識分子的特徵。但正是這種「『能做到』的世界觀」在20世紀中期拯救了文明。這種世界觀能夠（而且必須）再次做到這一點，即使其過去的機構基礎，尤其是工會和政黨的力量都弱化了。
與其說《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做了一個令人信服的預言，不如說它發出了一個警告。該書的分析有所誇大，並且過於簡單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這是正確的。然而20世紀的歷史表明，在不受我們控制的力量面前，我們並非註定成爲受害者。我們可以選擇更壞的處境，也可以選擇更好的處境。我們應該選擇後者。
《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有關一個失敗體系的論文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著，Verso出版社，建議零售價16.99英鎊/26.95美元，272頁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徐行
全球化大潮轉向了嗎？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答案與全球經濟和西方政治狀況密切相關。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問題。各國並未在全球化時代普遍承諾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因此，我這裏將主要談談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領域的證據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並且在某些領域發生了逆轉。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認爲，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成爲自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貿易規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儘管全球經濟繼續成長。跨境金融資產存量與全球產值的比例在2007年達到57%的峯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後，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儘管該比例還在緩慢成長。
因此，進一步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停滯，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發生了逆轉。全球化不再推動世界成長。如果全球化進程真的趨於結束、乃至發生逆轉，這將不是自19世紀初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發生在19世紀末的帝國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那次全球化進程停止，「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則完全摧毀了它。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後主要致力於重新構建全球經濟，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權國家之間開展的，並受到國際經濟組織的指導。如果今年11月支援保護主義並詆譭全球機構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爲美國總統，戰後的美國政策核心將會遭到否定。
鑑於歷史記錄以及當前圍繞貿易的政治紛爭（尤其是在美國），人們自然會問，如今的這個全球化時代是否會重蹈覆轍。這需要我們理解背後的驅動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緩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機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劇減少。例如，當基本上所有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商都將生產搬離富裕國家的時候，此類產品的貿易成長必定下降。同樣，當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潮（發生在中國）放緩的時候，許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這將會影響它們的價格和數量。還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貸熱潮的結束，當然會導致跨境金融資產持有量的下降。最後，在數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之後，可從中受益的許多公司應該已經抓住機遇並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況下）失敗了。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貿易自由化已經停滯，人們可以看到保護主義舉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機催生了監管舉措，其中許多舉措肯定會減緩跨境資金流動。排外情緒上升和貿易放緩全都可能減緩外商直接投資的成長。簡言之，政策支援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援度下降得更厲害。美國再次處於故事核心。川普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但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制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開始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和歐盟正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現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衆中的一些重要羣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相對實際收入和對進口日益成長的適應方面的證據，爲此類懷疑提供了一些支援。
因此，全球化往好裏說也是出現了停滯。它可能會發生逆轉嗎？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國之間保持和平。一些人還會說，全球化需要一個霸權國家：1914年前的英國和1945年後的美國。在主要高收入國家經濟表現疲弱、不平等加劇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發生重大轉變之際，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潰。想想假如美中圍繞南中國海發生任何衝突會帶來什麼影響吧，儘管那樣的災難性事件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將遠不止是它對經濟領域的影響。
全球化停滯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的首次下降。從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實際收入成長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機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閉起來不可能有未來。
全球化的（重大）錯誤在於沒有確保更平等地分享益處，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護那些遭受不利影響的人羣、努力減輕他們所受的衝擊。但我們無法讓經濟變化停止。此外，生產率成長和新技術對就業和薪資的影響，遠遠超過進口成長的影響。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怪到全球化頭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經停滯，驅動全球化的政策同樣如此。它還可能發生逆轉。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滯，也會讓經濟進步變慢，並減少全球窮人的機遇。推動全球化前進需要不同以往的國內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來取決於管理的改善。這種改善可能實現嗎？反正我不樂觀。
譯者/鄒策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從資本家的掠奪中解救出來。在缺少約束的情況下，企業變成了壟斷機構，創新變成了尋租。今天傳奇的「顛覆者」，設立了明天舒適的卡特爾組織。資本主義在有競爭的情況下能夠良好運行；可是成功的資本家不太喜歡競爭。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這一點，這位美國總統在20世紀初以《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爲武器，向工業巨擘展開行動。從那以後，反壟斷法律時而有效、時而不太有效地保護著消費者的權益，從而使大企業的利潤合理化。另一位美國總統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很難說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這場遊戲發生了變化。世界最大一些企業的跨境活動，使維持公平競爭環境變得更難。全球化令避稅機會成倍增加，各國之間的稅收競爭稀釋了維持市場競爭的政治意願。膽怯的一國政治家不願與全球巨擘和他們富有的遊說隊伍對抗。是的，他們希望這些公司多交一點稅，但不要多到讓它們威脅把投資和就業機會轉移到別國的程度。消費者和不具有特權的納稅人是輸家。市場經濟也成了輸家。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邁出了一步。在命令蘋果(Apple)向愛爾蘭政府補繳130億歐元稅款之後，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瑪格麗特•韋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來的熱門新聞人物。如果說這看上去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那麼應考慮一點：據估計蘋果在海外、稅務機關手伸不到的地方擁有2150億美元現金。
經過漫長的調查，韋斯塔格得出結論，蘋果與愛爾蘭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稅收安排讓蘋果享受了其他企業沒有的優勢，這違反了歐盟國家援助規則，削弱了競爭。她說，蘋果公司在愛爾蘭承擔的稅率僅爲0.005%——不過，正在抗辯歐盟裁決的蘋果否認該數字。
這家iPhone製造商並非歐盟委員會的唯一目標。該委員會也在調查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和麥當勞(McDonald』s)的稅收安排對競爭的影響。針對谷歌(Google)在歐洲的活動，韋斯塔格正在領導一項三管齊下的反壟斷調查。谷歌享受著巨大的市場主導地位，其稅務問題正受到多個歐盟成員國的審查。
如果說這些企業對調查感到憤怒，那就說輕了。當年的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認爲他可與羅斯福分庭抗禮。出於同樣的憤慨，蘋果首席執行長蒂姆•庫克(Tim Cook)抨擊歐盟委員會的裁決是「政治垃圾」。別說什麼蘋果透過無需對任何稅務當局負責的「無國籍」實體轉移營業收入了。庫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處在一個比只有政治家或監管者的平面更高層次的平面。政府就應該讓開路。在我看來，蘋果製造時尚、靈巧的數字產品，但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蘋果一樣，谷歌始終堅稱自己一直嚴格履行法定繳稅義務。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只不過，企業的責任不僅限於嚴格遵守法令。市場繁榮發展的社會，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復雜的常規習俗的社會。比如說，谷歌透過把在英國的銷售額轉移到設在愛爾蘭的一家子公司，從而儘量減少納稅額，這或許是合法的。但這並非良好企業公民的作爲。這會激起民粹主義反應。借用羅斯福的話：「當財富的聚集導致不公平時，能與其巨大權力匹配的只有民衆作爲整體的更大權力。」
迄今爲止，在富裕民主國家掀起的民粹主義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但在這些運動的背後，隱藏著民衆對於全球化和大企業行爲的極度不滿。無論是美國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法國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還是義大利的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義信條都是經濟民族主義：經濟體系受到了操縱，所以要架設阻擋全球性資本主義的路障。
公衆認爲，那些享受著全球化好處的公司，卻超脫於對其他所有公司都適用的規則。全球化帶來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衆承受。他們對市場信心減弱，而民粹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民粹主義者拿出的萬靈丹就是加強政府管制。
總有一些企業領導人信奉舊日「強盜式資本家」(robber baron)的傳統，他們認爲，他們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們得到了自由論者和拘泥於自由市場字眼的人——這類人認爲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唯一宗旨——的支援。
羅斯福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觀點是，資本主義需要合法性。只有當被認爲有利於全國民衆的福祉時，資本主義才能長期繁榮興旺。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要說韋斯塔格已繼承了羅斯福的衣鉢還爲時過早。但是，所有支援自由市場經濟——它讓蘋果、谷歌這類公司的成功變爲可能——的人，都應該稱讚她爲了恢復平衡而採取的勇敢行動。
譯者/邢嵬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會不會長久？西方的政治發展令這個問題愈發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中，一位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者獲得了總統候選人資格。對於引導西方世界、並在四十年來一直吸引其他許多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人們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當然。那麼，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不復存在，會發生什麼？
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繫。前者是普選與牢固的民權及個人權利的結合，後者則是自由買賣商品、服務、資本及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兩者擁有一個共同信念，即人應該以個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選擇。民主制和資本主義還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人有權發揮主體作用。人必須被視爲主體，而不僅僅是他人行使權力的客體。
然而，同樣很容易發現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民主制主張平等。資本主義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結果來說是如此。如果經濟陷入困境，多數人可能會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選擇威權主義。如果經濟結果變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會把民主制變爲富豪統治。
歷史上，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要求不斷擴大選舉權的壓力是並行的。這正是爲何最富有的國家都是或多或少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廣泛共享的實際收入成長，對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穩定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如今資本主義卻發現，像這樣增進繁榮的難度大多了。相反，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和不斷放緩的生產率成長卻十分明顯。這一有害組合令民主制變得不包容，也令資本主義喪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這也可以被視爲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資本家自由行動，他們不會將自己的活動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如果機遇是全球性的，他們的活動也將一樣。因此各種經濟組織——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國家的自主權。他寫道：「民主制、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互斥的：我們能夠將三者中的任意兩者結合起來，卻永遠無法同時、完全地擁有全部三者。」如果國家能自由地制定國內監管制度，跨境買賣的自由將會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礙並協調各國監管，各國的立法自主權將會受到限制。資本跨境自由流動尤其可能限制各國政府制定自己的稅收和監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個階段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大規模移民。跨境遷移會催生個人自由與民主主權之間最極端的衝突。前者表示應該允許人們遷移到喜歡的地方去。後者則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種集體財產權，其獲得由公民控制。同時，企業則認爲自由聘用人員的能力是無價的。移民問題成爲當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僅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問題註定會在國家民主制和全球經濟機遇之間製造摩擦。
考慮一下全球資本主義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現，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衝擊，及其對掌管我們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毀滅性影響。考慮到上述所有這一切，對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長久聯姻的信心似乎沒有保障。
那麼，代替這種聯姻的可能是什麼？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統治的崛起，從而實質上終結國家民主制。正如羅馬帝國一樣，共和的形式也許會長期存在，然而其實質卻會消失。
另一個相反的選項則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獨裁」的崛起。在後一種制度下，票選的統治者會同時對政府和資本家實施控制。這正是俄羅斯和土耳其正在發生的情況。接著，受控的國家資本主義會取代全球資本主義，類似於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不難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這條路。
同時，我們中那些希望同時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人們，必須面對多個嚴重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推動符合現有企業的利益、嚴格限制國家監管自主權的進一步國際協議是否合理。對此，我的看法越來越與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謀而合，他曾提出，「對於國際協議，不應以協調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礙評判，而應以公民是否被賦權評判」。貿易會帶來好處，但不能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貿易。
畢竟，如果要維持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經濟政策就必須以維護多數人而非極少數人的利益爲導向；全體公民應被放在首位，政客應該對其負責。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政治秩序的基礎就可能會垮掉。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自由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需要一點經營。不能把它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
譯者/簡易
2016年的政治動盪——英國退歐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是民主的勝利還是對民主的威脅？民主政體必須對合法的抱怨做出回應。實際上，有能力和平回應是它們的長處之一。但煽動家利用此類抱怨的做法威脅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認爲西方民主政體不會受影響將是愚蠢的。
2016年，擔憂和憤怒主導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最重要、穩定、悠久的民主政體的政治情緒。擔憂是圍繞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變遷，而憤怒是針對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們匯聚爲捲土重來的民族主義和仇外主義。一些英國退歐派人士和共和黨人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理念，但這種理念不會讓英國退歐或者讓川普當選總統。擔憂和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對民主主義者而言，此類原始情緒的爆發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爲它們很難遏制。民主政體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內戰。它是一種受諒解和制度制約的權力爭鬥。
諒解是贏家永遠不會拿走一切。反對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達觀點而且權力受到限制。公民價值觀是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必須發自內心地明白，透過操縱選舉、打擊異見或者騷擾反對派讓臨時權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麼「人民」，這是想像出來的實體。只有公民，而他們的選擇不僅可能、而且必然會改變。儘管必須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觀點，但始終會有缺陷。最終，民主政體或者民主共和國爲不同觀點乃至不同文化的人們提供了較爲和諧地比鄰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樣重要，因爲它們設定了遊戲規則。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國選舉人團制度已經在兩方面失效。它促使川普當選不僅與選舉中的投票數不符，而且也沒有反映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種對候選人德行的判斷。這位開國之父指出，選舉人團既會防範「外國勢力想在我們議會中獲得不當影響力之心」，又會確保「總統之位永遠不會落到並非具備必要素質的傑出者那種人手裏」。對俄羅斯駭客行爲的指控以及川普在經驗、判斷和性格上的明顯缺陷表明，選舉人團制度沒能佐證漢密爾頓希望的那種保障作用。現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國會、法庭和媒體）以及公民。
煽動家越是熱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爲專制統治。煽動家是民主的軟肋。現在甚至還出現了標準的煽動劇本。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標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衆代表和不合適的局外人，並作爲魅力領導人與追隨者密切聯繫，他們往往透過彌天大謊來操縱這種聯繫，用以謀求自己的進步；他們威脅既有的行爲準則和約束性制度，把這些準則和制度描述爲他們所代表的民意的敵人。川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煽動家。英國獨立黨(UKIP)前領袖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遜一疇，就是因爲事實證明攻破英國基於黨派的制度比美國總統選舉更難。
然而，英國退歐運動和川普崛起中的煽動因素存在相似之處。對兩者而言，反對派是敵人而非觀點不同的同胞。兩者都宣稱代表反對外國人和賣國賊的人民。
煽動家的運動自然導致了專制統治——多數人的暴政掩蓋了一個人的暴政。由於制度是在專制統治下制定的，那麼反對派就會被迫反叛或者順從。獨裁者利用前者作爲鎮壓的藉口，利用後者要求絕對服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系列透過煽動攥取權力的例子。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動家變身獨裁者的經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從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到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
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體（尤其是作爲20世紀民主旗手的美國）現在要走的路嗎？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這些地方也可能走這樣的路。民主政體的核心制度不會保護民主政體，保護它們的是理解並珍視民主價值觀的人民。政治必須對促使川普上臺的擔憂和憤怒做出回應，但不能向它們屈服。它們不能成爲毀滅共和政體的藉口。
總統權力非常大，足以在國內造成很大的破壞——尤其是如果受到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支援的話。總統也可能憑藉一己之力發動災難性的戰爭。一個右翼煽動家執掌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價值觀寶庫是災難性的事實。仍有待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熟知的世界能否倖免於難。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