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人：FT中文網編輯史書華

推薦詞：

2016年，臺灣和香港分別在年頭和年尾各舉行了一次選舉，民意變化速度之快，影響了兩岸三地的對話。

先看香港，從農曆新年的旺角事件、到下半年的立法委員的宣示風波，再再凸顯出香港內部的騷動和不安，也勢必影響2017年的特首選舉。而臺灣，年初舉行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國民黨大敗、蔡英文當選，兩岸官方在選後迅速進入冷和階段，但檯面下，不論是帝吧出征或戴立忍事件，兩岸民間在網路上就政治認同傾向掀起一波波的無聲煙硝。更出人意外的是，仍未正式就任的川普，在12月初與蔡英文通電話，讓美中臺過去近40年的關係產生大幅度的震盪，餘波也預計會延續到來年。

挑選以下10篇FT中文網的熱門文章，各自從不同角度來分析兩岸三地的年度大事。儘管面對躁動和未知，我們仍期待彼此傾聽，找出未來可能的對話空間。

香港本土主義與臺獨：北京的兩個擔心（作者爲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

香港年輕人爲何不會沉默？（作者爲香港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 ）

香港失去「中國門戶」地位？（英國《金融時報》馬克•維姆布里奇報導）

臺北沒有景山—馬英九爲何失敗?（作者臺灣海西諮詢負責人林正修）

最後的中國國民黨人（作者爲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

蔡英文的暗語（作者爲臺灣作家廖忠信）

臺海兩岸溝通停擺後的下一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編輯史書華報導）

川普電話的現實主義（作者爲臺灣《新新聞》週刊總主筆顧爾德）

川普臺灣觀的根源（作者爲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員張鋒）

帝吧遠征軍：越過牆未必架起橋（作者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董晨宇）

大河就是大河（作者爲臺灣作家龍應臺）

（作者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目前北京正進行著的「兩會」上，中國最高層一方面告誡，香港人不應該「把任何社會和經濟議題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對香港「分離主義」的崛起非常擔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綜合報道）。

確實，自從香港的抗議活動越來越頻繁和火爆以來，國際上越來越把香港的對抗局勢同其它地方的對抗運動作比較。尤其是今年春節香港商業區旺角的對抗行爲發生顯著升級（即「魚蛋騷亂」），時間恰與臺灣民進黨選戰大勝相銜接，令觀察家們更是把「臺獨」和「港獨」聚焦在一個鏡頭裏考察。這種視角在中國內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來的言論空間緊縮，這「兩獨」一定是眼下「兩會」上的熱議話題。

兩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專家眼裏，「臺獨」和「港獨」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將提及。可是，既然目前這種比較已經被公衆廣泛高度的關注，就有必要對此作儘可能客觀持平的解析：它不僅僅是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現實政治和政策選擇的問題，潛在地影響到千百萬人的安全、生活和未來的走向。

由於歷史的現實的條件和香港大不一樣，有關臺灣獨立運動的內涵和形態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可供我們細細剖析，而所謂的「港獨」就不是這麼回事。因此，本文先在「臺獨」問題上理出幾個相關的參照點，以其爲背景，來反觀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所謂的「分離主義/港獨」乃是其中極少數最激進者的一種政治訴求。

按照臺獨運動核心團體的追溯，「臺獨」作爲一個訴求早在1928年就出現了，「有建立獨立的臺灣共和國的主張」（《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甚至有人把這種訴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該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臺灣自治協會」，利用許多場合鼓吹臺灣脫離日本殖民主義帝國，由臺灣人自己治理臺灣島（參閱相關史料《崛起：臺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與再造》雜誌，2007年12月號第37-50頁）。

從那時至今的漫長歲月裏，廣義上的臺獨運動經歷了五個階段，這些階段當然是相互交叉滲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個是鼓吹理念階段，第二個是有組織活動階段，第三個是上臺執政階段，第四個是下臺反省階段，第五個是重新執政階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將正式開始的民進黨政府時期。

五個階段呈現的四大參照點

時起時伏不斷變形的廣義臺獨運動包含了太多的差別層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僅就它與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最具有對比意義的那些成分，依筆者的觀察，可以歸結爲四個參照要點。

其一是，全部臺灣居民裏面，拒絕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兩岸統一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目前絕對超過了一半；超過了多少難說清，因爲臺灣的民意調查在這個問題上的數據差別顯著。如此這般「拒統」的臺灣居民，最大公約數不再是基於血緣、省籍、方言，而是基於政治社會制度的認同。他們成爲大多數，既源於人口要素，即臺灣出生長大者越來越多，也源於海峽對岸的政治狀態，使島內各界越來越失去「和平民主統一」的指望。目前的臺灣居民裏面主張「按差條件統一也勝過按好條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國統一當作最高價值認同的，已經成了政治上的瀕臨滅絕物種，有如華南虎或白鰭豚，你怎麼喜歡它，也沒辦法讓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絕按北京方案統一的臺灣居民，他們竭力保衛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會制度的另一種說法）不被損毀的願望，依託的底線之一是他們有「國軍」的保護。一部分人更指望他們的努力，到了嚴重危機時刻定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實質支援，特別是美國的有效武衛。

其三，臺獨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曾經過度利用了臺灣民衆對以上所說的國際支援的指望，幾次試圖把「臺灣獨立」的目標猛推到位，也即「臺灣獨立建國」，不僅是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刀兩斷，也要拋棄臺灣跟歷史的中國之政治連帶標誌——中華民國的國號。這種願望在「臺獨」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階段，還只是以社會行動爲主，到了第三階段，就成了政府行動。於是立刻招致北京和華盛頓的雙重大力反擊，不得不黯然退縮。中共官媒在警告剛勝選的蔡英文團隊的時候，用「不當家不知道油鹽柴米貴」爲題，提醒得頗爲生動——你們的前輩從說到做沒有做成的事，你們今年5月20日後就不要再試做了。

其四，於是就有了眼下的這種現實：蔡英文團隊不斷聲明執政後不會危及兩岸的基本關係格局，不會做讓美國和國際社會擔憂的衝擊周邊安全的險事。曾在臺獨運動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發揮過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輝，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書中文版自序裏明言：只要保全中華民國的主權和地位，修改憲法內容，讓中華民國成爲新共和國，就沒有宣告臺灣獨立的必要，沒有必要在國際社會做出引起爭執的發言。他認爲，重點在於（中華民國）「以臺灣之名」存在也即「臺灣化」（臺北《風傳媒》：「風評：李登輝，又來了！」2016年2月17日）。這個宣示被解讀爲是給蔡英文執政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聲張護航。這些以前把中華民國國號當作老外套必棄之的政客，經過「臺獨」的第三和第四階段的嘗試，終於體會到，在可望的長時段裏，這件老外套仍是保護他們最不願喪失的權益——自主治理臺灣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的階段

筆者還沒有讀到研究文獻，細細考證香港「本土主義」的起點和早期形態。僅依本人的觀察，在1993-1995年就聽過有些香港的社會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權轉換稱爲「新殖民主義主子替換老殖民主義主子」。估計這種激進本土主義觀點在1980年代初，中英開始香港問題談判時就萌發了。

時至今日，本土主義蔓延到香港社會更廣階層，其第一個堪與臺獨運動作對比的，是「民主迴歸派」失去影響。近幾年來，香港年輕激進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責本港老一代民主愛國者，說他們以政治空幻藍圖誤導港人太深（參閱「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們當年大力鼓吹只有讓香港先回歸中國，才能藉此過程實現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義天然是外來少數人統治，絕不可能與本土全民政治參與權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開啓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須趕走英國殖民政權，迴歸中國，實現港人民主治港。「你們幾十年前鼓吹的這個民主迴歸前景，不是空中樓閣又是什麼？」香港民主迴歸派的被邊緣化，頗相似於臺灣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人的失勢。這兩者的失勢，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權益至上」派的陣營。

第二個堪作對比的，是香港本土主義內涵的界定。原來「本土主義」被有些人譯成Nativism，其含義易被解讀成極端排外：香港只屬於世世代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這放在香港顯得很怪異，因爲它從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誰都難以聲稱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權益，不應該受到歐洲殖民者的剝奪壓迫。現在「本土主義」多譯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權益置於首要地位，這樣就不等同於在香港社會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間水火不容，連特區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體接受它。「臺獨」理論家裏曾經有人大力鼓吹，「臺灣民族」在血緣上就有別於中國人，以此論證「臺灣獨立的人種根基」。國際學術界一讀到這種觀念，馬上就聯想到種族主義，因爲納粹運動就是以血緣論爲出發點的。近年來，少有「臺獨」理論家再發表這種政治生物學說辭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爲止，香港本土主義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組織活動」兩個階段。在可預見的時段裏，它和「臺獨」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兩者最要害的區別是明擺着的：香港本土主義團體作爲政黨不可能上臺執政，至多只有少數成員當選成議員。上述「臺獨」四大參照點的第二和第三條，不會出現在香港政壇上，不會有嚴肅的本土主義者真以爲香港能夠組成「自衛軍」，能夠指望關鍵時刻國際社會給予「香港獨立運動」以實質支援和武力保護。

正是由於以上的要害區別，香港本土主義羣體大多數所索取的，基本上不會超越「治權」的冷靜範疇。這不是說該羣體中沒有少數激進成員不想爭奪「有限主權」，而是由於周邊硬性的限制條件，令任何這類想法變成有規模的行動時，都會被立刻制止。香港社會主流不會追隨「港獨」的號召形成分離主義的民運，儘管最近英文中文媒體廣泛報導香港本土派激進成員聲明「要對港獨去汙名化」、「要在十年間推動公投」、「2047年由港人決定香港是否脫離中國」（詳閱《明報》2016年2月20日、《紐約時報》2016年2月16日長文）。

筆者反倒相信，經過幾番嘗試肩負挫折及代價之後，這些激進成員隨著年齡成長和對本港及國際政治的深切體會，極有可能變得更審慎，把政治訴求退縮到靠近現實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參照點的第四條。運作空間大得多、資源富得多的臺獨運動經過幾番嘗試，都能變得如目前階段這般審慎，相似過程也會出現在不太遙遠的香港。筆者1994年回顧親歷過的幾波大動盪時，曾反省道：「妥協是成年的智慧，激進則是青年的專利。雖然激進對於人類整體而言是一個已經多次犯過的錯，對於每一具體的青少年個人，它卻是新鮮的」（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頁）。

所以，要合理處置香港近期的多種麻煩衝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會和經濟議題都政治化；同時，中國大陸也無需對目前香港少數年輕人的過激言論太驚詫。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近年，香港年輕人對社會現況很不滿，越來越多年輕人以不同方式參與政治，包括公共討論、社會運動、參選議會等。這股動力，從2009年高鐵撥款、菜園村出現抗爭起，便如雪球般累積，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出一份力。學生組織如學民思潮推動反國教、雨傘運動；年輕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心理學家、社工、財經界等紛紛組成論政團體；更有不少年輕人不介意低薪，投身成爲全職議員助理，又或加入政黨，花上數以年計的光陰和精神，參與政治工作，甚至出選。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便有不少年輕人勝出的例子。

三項年輕人的特質，加上三項社會環境，讓年輕人留意社會時事及參與政治的動力不斷累積。

年輕人特質：

第一，年輕人更多追求物質以外價值

香港樓價高企，很多年輕人買不到房子，但也會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雨傘運動後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便指出：「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上世紀80-90年代，人們以李嘉誠爲偶像，祟拜其創業成功成爲大亨，老一輩希望子女們安穩打工買樓結婚，而這一輩的年輕人，更多追求金錢以外的理想。有很多媒體報導不同年輕人追夢的故事，目標都不是要賺多少錢，而是其他經歷如環遊世界、到沙漠及極地完成馬拉松、9優狀元棄厚職追夢開巴士等，與筆者同是區議員的黨友鄺俊宇更堅持追夢，成爲網路當紅作家。

第二，整體教育水準提高，設立通識科文憑考試，新一代更具分析力及批判力

在1981至2011年這30年間，具專上學歷（非學位）的市民比率，由2.6% 增至8.5%，具大學學位的比率，則由2.5% 躍升至16%。迴歸前，殖民地政府採取「行政吸納政治」，主動吸納香港本土的華人精英進入行政決策結構中，所以大多市民對政府所說的所做的都是順從和信任。但近年，隨著整體知識水準提高，政府所說的不再是權威。就如去年暑假髮生的公屋鉛水醜聞，無論是政府公佈驗水方式或補救方法，都備受民間專業人士和學者質疑；又如《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網民擔心言論自由被剝奪，引起廣泛關注，民間團體逐點指出政府草案的問題，並建議其他解決方案。雖然政府仍然堅持原有方案，但官員也承認網民功課做足，熟讀相關條例。

而數年前香港教育制度改革，高中文憑試增加了通識教育科爲必修科目，幾乎每年考試題目都涉及政治，例如有關政黨政治、立法會「拉布」、反特首梁振英遊行和新聞自由等。老師和學生爲通識考試作準備時，更需要了解社會時事，以取得好成績，這也培養了新一代的分析和批判能力。

第三，創意及善用社群媒體和網路，讓年輕人容易接收資訊

年輕人善用網路，能夠以快速及有趣的方式響應社會發生的各種事件。在網路上更有不少二次創作，以改圖、拍片、改歌詞等形式，嬉笑怒罵諷刺社會各種情況，讓一些時事和艱深的議題變得更貼身。

如「厚多士事件」，操鄉音的香港婦人因爲被指在港鐵車廂霸佔座位及於車廂進食，被一名女乘客出言阻止，引起罵戰，不斷重複罵女乘客「你好多事」，因其口音帶鄉音，遭惡搞成「你厚多士」，創作不同有趣的影片及圖片發放，讓更多年輕人關注。

又如當有建制派議員指香港人要感恩大陸對香港供水，網民很快找到資料，指出馬來西亞向新加坡的供水比大陸向香港的價錢便宜100倍，認爲這是真金白銀購買，何來感恩，更將有關數據以圖片廣泛在社群媒體流傳。

社會環境：

第一，社會出現不公平和不公義的事情，讓人擔心失去核心價值

年輕人重視公平和公義，而法治是香港人重視的核心價值。近年，社會出現很多讓年輕人認爲很不公義的事件。當年輕人發現了不公平、不公義，便不能再沉默，讓越來越多人走出來。

就如出版中國政治敏感書籍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及另外數名股東和職員接連神祕失蹤，李波沒有出境記錄，卻聲稱「用了自己的方式」回內地，他接連寫信「報平安」，卻一直沒法現身，懷疑是遭內地執法人員強行從香港帶走和扣留。事件讓香港人震驚，年輕人都很擔憂「一國兩制」能否維持，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法治等香港價值會否失去。

又如免費電視臺發牌事件，當其他申請都獲接納，就只有王維基的港視落空。當通訊事務管理局和政府委託顧問報告也推薦港視時，特首主導的行政會導卻以「一籃子」因素否決港視申請，做法非常不透明及沒道理，香港人戲稱這是「一男子」因素。社群媒體當晚瘋傳力撐王維基的專頁，一夜間數以十萬人贊好，其後更組織遊行集會反對政府決定。

第二，沒有足夠社會保障，政府沒有真切響應社會要求

當大陸也有社保基金時，香港政府卻沒有爲市民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強積金重大改革如取消對沖機制至今仍落實無期。

香港社福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政府近年卻預設立場，進行「假諮詢」，目的是製造財政恐懼，誘導市民反對全民退保，連受政府委託做研究的周永新教授也忍不住公開批評政府。

住屋是基本居住權，但香港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民間不少團體和學者曾建議以佔地124公頃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部分作建屋，提供8萬人居住的單位，但政府漠視意見，繼續低價租地給只有2500名會員的球會。政府所提出的建屋方案引起大量爭議。

第三，香港高官沒有以身作則，令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更不獲信任

政府一直想推動國民教育，不少人擔心是「洗腦教育」，紛紛站出來反對。試想想，不少高官都安排子女到外國讀書，彷彿已是以腳投票，連他們都對香港教育制度沒有信心？

前特首曾蔭權被揭以低價乘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醜聞後，政府成立的獨立委員會建議擴大《防止賄賂條例》至可規管特首，政府雖知悉建議，但到現時仍未確切落實修例，而特首梁振英亦被揭發收取澳洲公司UGL 400萬英鎊卻不作申報。

結語：

10年前，總理溫家寶已指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需要解決；10年後的今天，香港社會矛盾和對立卻一直加劇。若中央政府不尊重香港人的價值，若香港政府繼續不真切地響應社會要求，不捍衛香港人的價值，將失去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支援。因爲，香港的年輕人都有著理想，不會沉默，更不會輕言妥協。

（本文作者於香港2015年區議會選舉[深水埗荔枝角中選區]勝出，爲香港民主黨歷年最年輕司庫，特許財經分析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 haolin.liu@ftchinese.com）

作爲地處大國邊緣的彈丸之地，香港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與其規模並不相稱的極大作用。150多年來——其中多數時間裏香港是隸屬大英帝國的一個轉口港——這座商港充當著西方進入中國的通道，同時也是一座商品與服務交換、思想交流的港口。

然而，香港作爲「進入中國的橋樑」的地位開始受到了威脅。如今中國內地企業可以在境內融資，而外國投資者要在中國內地直接投資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儘管與投資西方大部分地區相比，在中國投資進度更慢、風險更大，限制也更多。中國在上海和深圳設立的自貿區爲外國投資提供了機會；人民幣越來越多地被用作貿易結算貨幣；再加上近年來啓動的「滬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這些都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包括直接聯繫以及透過香港的間接聯繫。

看到這些變化，人們不由得產生疑問：未來香港還能繼續扮演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中介角色嗎？與此同時，亞太地區的新加坡等其他城市也對香港構成了挑戰。

但香港投資人、企業治理維權人士戴維•韋布(David Webb)堅稱，香港仍擁有極大優勢。「香港區別於競爭對手的一個地方是，它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香港有大批律師能講流利的普通話，他們熟知中國內地的商業慣例。」

專家們表示，除非中國內地改善法律披露規則和會計實務，並大力發展專業法律服務行業，香港的主導地位纔可能被削弱。「香港是一個經驗的中心，擁有與交易和產品相關的豐富專業知識，人們觀念多元，具備真知灼見。你在許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這種獨特的組合，」年利達律師事務所(Linklaters)駐香港的資本市場合夥人Hwang Hwa Sim說，「人們幾乎擁有所有知識，他們知道什麼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法律專業人士要明白是什麼使得香港獨一無二。」

然而有一件事卻表明，中國正開始減少依賴香港作爲中間媒介，那就是南韓政府於去年12月發行了30億元人民幣（合4.6億美元）的「熊貓債券」，熊貓債券是一種由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

這是首隻在中國在岸市場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非中國主權債券——悄悄搶在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C省）前面，後者也緊跟著發行了規模相近的熊貓債券。

多家律所參與了發行事務。南韓太平洋律師事務所(Bae, Kim & Lee)爲南韓政府提供了建議，還有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 Mallesons)也是。安理律師事務所(Allen & Overy)爲發行方滙豐(HSBC)和中銀香港提供了服務。安理委婉地指出，「國際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在債券發行的實踐和程式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以前在這方面還沒有先例。這是一項非常冒險的任務，」南韓太平洋律師事務所負責這項交易的首席合夥人Eui Jong Chung說。「此外還存在時間問題。交易涉及到三種語言——中文、韓語以及溝通中使用的英語——所以，及時使翻譯文字獲批是有挑戰的。」Eui Jong Chung認爲，這次發行給南韓銀行業樹立了一個先例。

中歐國際交易所(Ceinex)的設立是中國減少依賴香港的另一個跡象。該所設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交易多種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工具。該所由多家交易所共同出資設立，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金杜律師事務所爲其提供建議；德意志交易所集團(Deutsche Börse)；以及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大成律師事務所(Dacheng Law Offices)爲其提供建議。

去年10月舉行的中歐國際交易所簽約儀式——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中國總理李克強出席——代表著歐洲爲了中國的巨大商機而討好北京的最新舉動。大成律師事務所表示中歐國際交易所是「中國資本市場在海外重要的延伸和補充」，將對中國的經濟、資本市場和貨幣產生「重要影響」。

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克里斯蒂安•科尼特(Christian Cornett)說，中歐國際交易所背後的雄心是，應該讓一系列與中國市場相關的金融產品可以在西方進行交易。「主要挑戰是以前沒這樣做過，（所以我們不得不）尋找一個共同要素，讓雙方相近的利益趨於一致，並且都同樣大爲獲益，」他說。

2014年11月，諾頓羅氏富布萊特律師事務所(Norton Rose Fulbright)爲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4.36億美元配股事宜提供建議。人和商業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開發商，以把廢棄地下防空洞改造爲購物中心而聞名。這筆交易是「滬港通」啓動以來，第一筆由港交所合格發行企業完成的交易。滬港通是一個跨境交易項目，第一次允許海外資金直接買入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票。

先前，國際投資者如果想持有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票，需要首先獲得審批。滬港通也讓許多中國投資者第一次能夠直接買入港交所上市股票。深圳交易所原本計劃在去年開通「深港通」，只是推遲了。

諾頓羅氏律師事務所的資深顧問Rachel Chan表示，除這次配股之外，諾頓羅氏也爲人和商業的銀行融資和要約收購提供建議，這些被整合成一項前所未有的三層融資安排。「通常情況下，這種安排的各個部分都是獨立的，但由於採取了創新性的結構，我們得以把各部分融合爲一個整體，」她說。

儘管國際投資者獲得了直接投資中國內地上市股票的機會，但香港資本市場仍將是一條重要的金融管道。去年12月，寶鋼集團(Baosteel Group)發行5億美元可交換債券，標的股票爲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的H股股票，年利達律師事務所爲各承銷商提供了服務。200多家中國內地公司發行了H股，該協議爲未來掛鉤股票的交易鋪平了道路。

這項交易開創了多個第一，包括成立了第一種可交換爲H股的國際債券，以及第一宗標的股票是中資銀行股票的掛鉤股票交易。「正因爲綜合運用了多種技術，該交易纔有可能完成。這基本上是針對一個全新類別的投資者推出了一種全新的產品。這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市場，」Hwang Hwa Sim說。

在中國再保險(China Re)的IPO中，司利達(Slaughter and May)所提供的服務也因其創造性而引人注意。「這對我們而言是開創性的交易。這也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再保險集團，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國再保險公司，」司利達的合夥人約翰•摩爾(John Moore)說。

儘管面對來自中國內地、新加坡和其他新興城市的競爭威脅，香港相對這些對手仍擁有很大的法律優勢。「香港似乎在衆多領域形成了一種自己特有的活力，」摩爾說。

「香港擁有多得不可思議的雙語人才，他們是在這個體系內成長的。我毫不懷疑，香港在未來將繼續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企業治理維權人士韋布說：「作爲一個可信賴的司法管轄區，香港確實具有吸引力，但要記住《基本法》的承諾還有31年就要到期。到2047年，香港可能會有一家新的最高法院，可能就在內地。這一點可能會削弱長期投資者的信心。」

年利達的Hwang Hwa Sim說：「一個團隊若不是在香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心可能就完不成（寶鋼交易）。我們知道我們的投資者願意接受什麼，也知道什麼是有可能辦到的。除非香港失去催生思想創意火花的能力，否則香港仍將保持交易中心的地位。」

譯者/何黎

2016年臺灣大選當天，旅韓藝人周子瑜被迫道歉的影片，讓已經選情落後的國民黨持續崩盤。但依照規定，投票當天禁止任何競選活動，所以三組候選人發言多有顧忌，只有現任總統馬英九有充分的正當性來回應此事。

他大可就事論事痛批對岸粗暴地封殺臺灣藝人；甚至也可以要求有關部會未得到北京方面合理解釋前，暫緩兩岸文化交流；最不濟也該切割黃安的不入流的舉報動作。此時馬若能有效回擊，多少都可以爲藍營的選情止血，但馬英九卻選擇最無關痛癢的修辭，他說：「拿國旗沒有錯，我們支援她（周子瑜）。」

就是同一個馬英九，在自己第一次選總統時，因西藏發生抗議風潮而不惜抵制北京奧運。也是同一個馬英九，曾經認爲六四不平反，兩岸絕無統合的條件，但卻在卸任前，滿心雀躍地去參加馬習會。八年前後判若兩人，馬英九心中到底在想什麼?

一個可能是他認爲輸贏已定，朱立倫和國民黨的選情並非他首要的考慮。另一個可能是此時即將卸任的馬英九十分在意對岸上下的感受，以至於連一個廣電總局都不敢開罪。

等到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一敗塗地，馬只說了會共同承擔責任的場面話。選後第三天，馬英九想要慰留請辭的行政院長毛治國，卻被自己任命的閣揆拒於門外，在寒風中枯等五分鐘。

如今四顧茫然的馬英九，讓我想起抗戰末期的汪精衛。

當時南京的汪政權無論如何與東京唱和東亞共榮，只要日本佔領軍其中少數軍官粗橫的舉動，就可以點燃中國民衆反日的烈焰。就如同一年來北京破格加持馬英九的聲望，卻因爲對岸配合跳樑小丑，就讓國民黨的選情一夕崩盤。

汪和馬心中都有一個高遠的理想（汪是日中提攜，馬是復興中華），但現實中的命運卻完全不能操之在己。七十多年前的日本與當今的中南海也都有綏靖局勢的意圖，但暴衝的體制卻時常提油救火。

但馬英九遠不如汪精衛浪漫而大膽。汪精衛終究是革命時代的黨人，對日本的泛亞主義者長期投資孫文的歷史知之甚詳。而馬英九則是循吏出身的民選人物，常常在友中的現實需要與反共的家族記憶間自我矛盾。更多的時候，馬覺得自己是蔣經國的傳人。但從知識與政治的系譜來看，這種鏈接錯得離譜。

蔣經國身上隱而不顯的左翼氣質，讓他有別於傳統國民黨的文化基因。但在臺灣歷經冷戰對抗與風土化之後，與草根打成一片的進步性已經所剩無幾，只留下一些零星的配件（如白夾克）與話術。即便如此，臺灣政壇其中是最得蔣經國真傳應該是省長宋楚瑜，也非師弟馬英九。

分析國民黨此次的大敗，論者多以臺灣民意長期趨獨或周子瑜突發事件來解釋。然而若從日月潭所在的南投縣一地來看，藍綠勝敗卻有更單純的原因。

從日月潭看藍綠勝敗

蔡英文在這個農業縣席捲52%的選票，超過國民黨朱立倫兩成有餘。但國民黨提名的兩位年輕女性立法委員候選人，卻雙雙以大差距擊敗綠營的男性資深立委。即使知道總統即將換黨，南投的選民還是十分理智，希望藍營立委能夠當選，以制衡民進黨政府。臺灣偏藍營的選民的要求並不高，只要國民黨能提一些年輕有想法的新面孔，對壘綠營的選戰就有背水一搏的空間。

從全臺的選票來看，蔡英文貌似狂勝，但綠營在地方執政後後，蔡總票數還比一年多前縣市長（含柯文哲）的得票數還要略少十萬。藍營立委的席次雖然全線潰敗，但投給藍營立委的票卻比朱王多91萬。單就總統的票數來看，2008年投給馬英九766萬人，到了2016年，只有381萬人投給朱立倫。扣除基本傾綠的首投族，曾投給馬英九的選民，至少有一半在今年不投或轉投對手。簡單說，綠營基盤並未有戲劇性成長，但藍營卻流失了一半的支持者。

一個百年政黨何以至此？這一連串的敗績誰該負責?

答案當然不是朱立倫。在臺灣市井小民都知道，朱該負的責任有限，從黨務到選務，他是事主兼苦主。馬英九2014年敗選後辭去黨主席，卻仍然以總統權力干預國民黨內的大事，從總統候選人選到輔選政策資源。沒有人會否認，馬英九八年執政的效能低下是國民黨此次的大潰敗的主因。

而馬之過何在？這些過錯「孰令致之」？

全球景氣低迷與網路造成的世代落差都是可見的外因。對手指責他過於親中賣臺，執政無力；而黨內同志批評他決策封閉，引發「馬王政爭」。但如果以經貿推動兩岸和解的路線是錯誤的，如何解釋國際島內皆對馬習會高度評價？如果個性單純決定命運，又如何解釋馬一生五次選舉連戰皆捷？

敗選是藍營自我拷問的珍貴時刻，在前所未有的潰敗前，馬英九的支持者需要一個更徹底的解釋。不只指向馬個人的特質，也指向支持者的集體特質。正是這些特質的組合，縱容馬英九與友人金溥聰的專擅獨斷，甚至於貽誤了敗選後的改革。

我們且把馬的失敗放在東亞近現代的歷史中，分析領導人不輕示人的幽微心境，究竟受到哪些長期的結構約制。當事人的言詞是重要的線索，但絕非根本的真相。只有穿越了表面的言行進入深層的解讀，纔可以讓支持者在更大的脈絡中看到自己。

爾愛其羊，吾愛其禮

說馬賣臺是無稽。

親美反共是馬價值觀的底色，從未改變。何況臺灣有無料不爆的媒體生態與美國綿密的監管，任何激烈改變現狀的作爲都會被制止。但馬從未成功地鏈接本土卻是事實。

歷經半世紀的在地化與五屆的總統民選，臺灣不存在外來政權的問題。但馬心中最在意的仍然是省籍，所以他勤練閩南語及客家話，省籍平衡往往成爲選任官員的關鍵。每年228，馬英九都親自致意，對冷戰時期的白色恐怖也多次公開道歉，但本土的選民還是未必領情，問題不在馬的禮數不夠或動機不足，而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結構。

《論語》中孔子批評子貢:「爾愛其羊，吾愛其禮。」其實無羊不成禮，羊禮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辯證。在政治的轉喻中，羊是事實與內容，禮則是實踐與溝通行動。馬的語言障礙不是在於發音，而是他從未在學習語言中享受過俗民生活的樂趣。連港督彭定康都會用粵語上街談論美食，馬英九的閩南語卻像小學生引用詞典一樣生硬。把活生生的語言當成作業，讓東亞的學生學不好英文口語，而馬英九也不可能講好臺語、客語。

又如馬英九每每以蔣渭水作爲臺灣鏈接對岸的進步意象，但蔣渭水扶助工農，反殖鬥爭的精神從來不在馬的靈魂中，當然也不會出現在國民黨主流政策。我們彷彿看到一個惶惶不安的禮生，見到牌位就磕頭，卻不敢面對神明的訓示。

即使隨著世代逐漸消解，但省籍在政治上仍具有一定的能量。身爲外省子弟，馬英九一定遭遇過本省族羣的怨恨言行，但成熟的政治人物不會忽視族羣記憶也不會過分放大。面對曾被國家傷害的族羣，政治家會用傾聽代替演出。馬之過在於把在地化當成人事安排與口語表達層次的技術問題，避開了價值與感情的交流。明眼人都看出馬總是讓平庸的省籍人士出任高位，但其核心的密友無一例外都是外省子弟。

太陽花運動是馬式鏈接本土的最大反諷。這些年輕人絕大多數都是以國語（普通話）而非臺語作爲日常語言，甚至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也幫忙鋪墊了反中的心理要素。臺灣該不該與對岸簽訂服貿貨貿，蔡英文上臺後自有公評。馬最讓年輕人反感的是他的保守與無感，但他卻錯認自己有理難言是因爲口音與省籍。

省籍造成的不安全感，支配了馬英九和他的密友們全部的政治潛意識。臺灣的族羣分化，仍在政治專業技巧可以處理的範圍內。但馬英九卻放任自己心中恐懼，讓省籍遮蔽了階級與地域特性，斷絕自己接上地氣的可能性。馬之失，固因個性使然，但身邊鐵粉成山卻無諍友，愛之卻害之。

勤於業，荒於嬉?

馬的律己與苦行，讓他隔絕了紛爭與醜聞，但其代價被嚴重低估。

「勤於業，荒於嬉」是儒學千年的教條，但在政治的自由搏擊中，卻是自我提升的障礙。如果一個經營者把自己的工種定位在低階的血汗工廠，就幾乎不可能生產出原創的精品。若一個本應致力戰略運籌的政治工作者，讓自己的時間精力全數被例行公事所充塞，就很難期待他對大事深謀遠慮。馬英九超荷的行程不是效率的表現，而是透支匱乏的病徵。

馬比起民進黨的同代人，對網路與新知還算是比較瞭解，但他治下的府院黨卻慘敗於網路世代。原因不只在個人，而在組織內部的知識氛圍。馬英九和他的博士密友們嚴重缺乏對知識的飢渴。好奇心讓政治領袖描摹社會的可能性，而好奇心則從來都不是東亞式學習鼓勵的心智狀態。在長期耗損的政治生活中，要維持寬鬆的知識氛圍並不容易，關鍵在於打從心裏欣賞年輕世代。馬金之過，在於找了一些像自己的年輕人妝點門面，卻從未尊重獨立異議的年輕人。

馬自稱是儒家的信徒，此言絕不可盡信。認真一點的大學生，只要通讀一下《大學》、《中庸》，都能有些印證當前政治的體會。臺灣的民主是儒君思想與普世價值的交鋒點，馬本有絕佳的發言位置，但他對中國知識傳統的理解是片面的，只能泛泛談談修身齊家等同心圓式的德目。諸子百家之浩翰與中國歷史的複雜，馬之力只能取一瓢。而且在網路出現之後，知識不再只是存量的概念，運算的路徑會決定不同領域交錯發生的綜效，但馬及他的密友對此撲面而來的鉅變充耳不聞。

所以馬的數字癖也是一個誤解。馬對資料的引用，大多只是文字的佐證，極少用數字來進行推理。數字不是言詞的飾品，數字感是治理者鳥瞰全域性的一種技藝。但馬治下團隊內部，最缺的就是引證事實的辯論習慣。他任市長時看不出預算赤字與資產嚴重閒置並存的結構；當總統時，也無能挑戰調整中央銀行僵硬的雙率政策。馬身邊不乏真正懂經濟的專家，卻仍然定出了降低遺產稅，造成地產飆升，貧富差距拉大的錯誤決策。

馬不出惡言，但長期情緒壓抑卻造成了更嚴重的後果。

馬並不具備宗教的超脫頓悟，這些情緒的後座力都讓他枯竭，卻無補充宣洩的出口。壓抑與創造力不可兼得，事實上，壓力之下的馬英九也會不經意說出自己後悔的言語。他要是偶而能像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一樣信口開河，或許內外都會通暢些。正如優秀的運動員都必須懂得放鬆肌肉，合格的領導者也必須在壓抑與放縱之間找到平衡。

馬個人過度壓抑，團隊自滿且缺乏好奇心，其結果就是瑣碎與缺乏說服力。沒有說服力的政客就像唸經不精的和尚一樣令人生厭。馬對自己平淡的言語千遍不厭，對自己的瑣碎無所察覺。馬之過，在於貌似勤奮耐煩其實疏懶於思考。

羽毛可取終非祥

昔有葉公好龍，但真龍降臨卻惶惶不知所措。政治是必須兼具天賦與品格的行當，如果真要與民主這條真龍共舞，政治人物不但要苦樂在其中，還要從草根的智慧中取益進步。東亞科舉有個嚴重的缺陷，就是考出一羣聰明人，卻無法讓聰明人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如果不從政，「中人之資」（其父馬鶴凌語）的馬英九其實可能是個很好的外交官或語言學者，但造化弄人，也讓臺灣人的判斷力結實地上了一課。

科舉的另一個弊害，就是科場得意之人，極難欣賞別人優點，並以團隊之力解決問題。舉子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文憑作爲互相認證的密碼，他們看似博學，其實害怕讓自己難堪的新事物。科舉是找人做官的捷徑，卻是創新選才的大敵。馬和他博士密友們的困境，正是東亞舉子在知識經濟的年代卡住的寫照。傳統國民黨是軍警特務、技術官僚與地方派系三方聯盟。馬英九主政的時代，臺灣社會已經發展了高度的多樣性，各領域好手輩出，但馬還是從國民黨的老路數中徵拔人才，其敗自然不怪。

馬絕非獨裁者，卻常讓不同的意見止步。

與外界的認知相反，他並非自視過高造成決策用人的同質化。一個可能是他並沒有自信駕馭各路的好手，也有可能是他不習慣於價值的對詰。馬之過，在於對自己的舉子性格不察，又無法廣納兼聽，讓他個人有限的才智成爲治國的天花板。

扮相是教養、個性與天份的結合，馬英九及其近臣時常自滿於自己比對手優雅。然而當這項優勢過分被強調時，反而掩蓋了關鍵的缺陷。齊白石曾在畫籤題跋「羽毛可取終非祥」，言辭與儀表都是政治人物的「羽毛」，但胸懷大志的鴻鵠不會甘於只有羽毛可取。

藝人們在創作力的頂峯時享受粉絲的瘋狂擁戴，他們往往就此停格，如水仙一般迷戀青春的自己，特別難以面對年歲的衰老。但政治終究不是演藝事業，巨星不必對粉絲的人生負責，領導者的決策卻會影響一兩代人的福祉。馬和金兩人，都孤芳自賞也互相欣賞，馬的對手們懂得欣賞年輕人，他們倆人卻最欣賞自己。國事如麻，核心卻由兩個六十開外的水仙花少年來運轉，聽來不免讓人有些毛骨悚然。馬之過，在於過於貪戀外在的浮名而回避了真實的考驗。

馬金提供往後的研究者一組值得探究的心理樣本，成爲往後政治人物的殷鑑。在東亞的的政治舞臺上，只要科舉的幽靈不退，馬英九型的領導人一定還會出現，而鄉愿的徒衆也不會少。東亞的民主，只有歷經一次又一次的除魅，纔會走出聖君賢相的窠臼。

「勇氣是首要美德」

2013年，馬英九透過監聽，得知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爲反對黨立委柯建銘向法院關說。馬趁王不在臺灣時，要求國民黨黨部撤除王不分區立委資格，馬王政爭揭開序幕。此過程中，馬的總統與主席的身分衝突不是根本問題。如果馬英九能夠在開放媒體與黨員的場合與王公開對質，以王的底氣之虛，極可能未戰即潰。一個從政多年的老手，要在政治上致對手於死地，卻沒有直視對方的勇氣與必要的手段，只會讓對手全力反撲。馬最後選擇了用監聽與黨紀的手段對付王，於是一場糜爛三年的政爭，拖垮了國民黨最後的元氣。

邱吉爾是英倫典型的貴族子弟，他傲慢自大卻能擇善固執。他說「勇氣是德性之首，沒有勇氣，其他美德都將脆弱不堪。」馬英九也覺得自己擇善固執，但他是邱吉爾的反例。邱吉爾不但敢於正視對手，而且還能以誠摯的言語凝聚人心。從與連宋相埒到馬王政爭，馬英九都缺乏大開大闔的對決意志。

「自由的祕密在勇氣」，馬英九鮮有體會自由的滋味，也不瞭解真正的勇氣在於面對自己的恐懼。

勇氣必須在逆境中才能被驗證，而卸任後的馬英九，還要再次的面對勇氣的試煉。

北京一定會利用他來牽制蔡英文，也許說招降太沉重，但馬若訪中時一如連戰，總是在外人前面咒怨臺灣民主，則其人的格調就會比連戰還不如。連的抱怨有其個人的情緒，但馬不但在選舉中得利，而且還做滿八年總統，他若能在對岸公開爲臺灣民主與在位的蔡英文辯護，才真做到自己所言的始終如一。

是蔣介石還是汪精衛，就在馬下一步的一念之間。

究責須及時

要選民及支持者批判自己曾經追隨仰慕的領袖，需要一個心理的解放過程。

扁是臺灣政黨輪替的第一人，我曾親見綠營的基層支持者在私下的聚會中講到扁的墮落，個個搥胸頓足，流淚泣血。但面對藍營的指控時，他們則是毫無原則地捍衛陳水扁。他們擔心一旦承認扁的貪腐，本土力量將永難翻身。

幸好臺灣已經歷經了三次輪替，雙方陣營都曾落淚與歡呼。越能直面己方問題的陣營，就能越快恢復元氣。

中國報復政敵的傳統是鞭屍，但這種負面情緒的發洩並不能提升共同體的素質。民主社會及政黨的究責必須及時，而且從拒絕諉過開始。即使是號稱歐洲史上最平順的英國轉型，也還必須讓查理一世的人頭落地才能確保議會主導的憲政秩序。只有處決了失德的君王與干政的潛主，城邦才能高舉共和的精神。

近二十年來，南韓與臺灣都以公正的審判懲處了卸任的總統，讓所有在位者心生警惕，這是東亞走出皇權幽靈的重要分水嶺。不論馬英九卸任後是否將面對司法追訴，馬金若還想保留僅存的尊嚴，都應該立即面對支持者，嚴肅地自我檢討。

臺灣藍軍最寬鬆的定義，就是願意用開放性的態度來看待兩岸的發展，而不以臺灣民族建國作爲首要的目標。藍綠的深層結構不在島內而在太平洋的兩岸。然而國民黨並不是藍軍存在的必要條件，在網路時代的動員與集結，不用擔心羣龍無首的局面。只有清算了貌似清秀的老舊軀殼，期望臺海良性互動的力量定能找到新的政治載體。

馬的失敗，與儒家及科舉有關，但很難說是東次文化的命定，更不是民主的失敗。

馬與國民黨的敗選不是因爲他的中國特質，根本原因在於馬英九無能向臺灣社會說明中國崛起所代表的機遇，並做好風險管控。馬英九的失敗，只因爲凡事淺嚐輒止，不究根本。

馬英九也許是最後一位因外省家庭出身的民選總統，但如果兩岸和解的力量還得依靠六、七十年前歷史的偶然性，絕不可能得到臺灣主流民意的認同。

馬英九之敗，未必是兩岸關係的倒退，卻是斷絕北京以省籍因素牽制臺灣的可能。

臺北不需要景山

臺北沒有景山，真正的景山在北京故宮後方。

馬英九他日若登景山，他會看到1644年闖王即將入京之際，崇禎寫下的遺書。崇禎並非如後世所傳地把責任全部推給諸臣，他在遺詔中寫道：「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三百多年後，馬英九也讓國民黨也走到了盡頭，選民們有幸不必再聽到「皆諸臣誤朕」的推諉獨白，回眸細看走下頂峯的馬英九，無須感傷也不必悲觀。但求反求諸己，攀過這座既不夠洋也不夠土的假山。

臺北不需要景山，民選的社會不須吊死君王。景山是明朝的終點，臺灣的馬英九與國民黨的失敗，並不會是藍軍的終結。選舉是一個烈火爆炒的淺鍋，十年不到，就讓一個雲端浪尖的人物現出透支幹枯的原形。在國民黨的墓碑之前，必須有個自慚常跪的馬英九。「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只要翻過馬金的這一頁，就是臺灣的藍軍的新章。

（林正修，臺灣海西諮詢負責人，曾擔任臺北市民政局局長。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本次臺灣大選雖然技術上還沒有結果出示，其最深刻的告示早已經廣佈天下。自從筆者於1989年耶誕節前夕首次赴臺灣觀察選舉戰——當時還只是中級和基層公職人員的激烈競選——以來，就數眼前的這次選舉最沒有看頭。除了結局幾乎沒有懸念，還因爲出馬競選者無論是新面孔還是老面孔，都提不出什麼真具新意或創意的執政綱領。

儘管從選情角度來說本次臺灣大選看起來最沒勁，但從政治、歷史、價值觀的高度和跨度來說，它卻是涵義深遠且又濃厚的。因爲本次臺灣大選，不論哪個政黨得票比例相差幾個百分點，乃是現代中國的標本——中國國民黨作爲一個整體在政治意義上的「辭世之作」。

四個時代性質大轉折點的前兩個：「一家兩圖」

自從1949年國共內戰在中國大陸上基本結束以來，中國國民黨——本文必須老是使用這個名稱，理由在下面的討論中愈益凸顯和明朗——最高決策者在臺灣與大陸的關係上做過無數的事情。在筆者的研習和觀察視野裏，其中有四大轉折點，它們皆具有時代性質的涵義，標示著身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的掙扎和夢想。

第一個大轉折點是1960年代的初期。促成這個大轉折點的是1961-1964年期間幾個事件的連鎖效應——在中國大陸深陷於大饑荒的危機時刻，蔣介石不斷要求美國政府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支援他進行反攻大陸的「終極」武裝鬥爭；美國政府越來越不認同這一軍事目標，只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黨把臺灣島內治理得穩定繁榮，與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應該以政治而非軍事爲主；中國大陸成功試爆了核武器裝置（隨後臺灣的核武器研發項目卻被美國政府強行制止）。於是，中國國民黨決策層不得不痛苦地下結論：他們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夢」只能停留在宣傳上，他們一輩子都得留駐臺灣了（參閱Jay

Taylor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第11-12章所依據的多方解密檔案，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10年版全譯本）。

第二個大轉折點是1980年代的中後期。繼承父親擔任了先是事實上隨後也是名義上的臺灣最高決策者之後，蔣經國緩慢但堅定地把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執政的法統（legitimacy,也譯爲「合法性」或「認受性」）基礎，從「建設臺灣、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轉移到「紮根臺灣、優先惠及本土」爲主，雖然口頭上還不能夠這麼公然的宣稱。

除了人所共知的那些惠及臺灣民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大項目外，蔣經國在黨政人事安排這個關鍵領域裏，越來越把挑選年輕一代的目光投放到臺灣本省家庭背景的人身上。這麼做也是出於客觀形勢所逼迫：既然武裝反攻大陸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中國國民黨就必須把輸血管道接到本省人才的新鮮血液庫裏。否則，隨著來自中國大陸的那些政界人員的衰老去世，執政黨就無人頂替來幹實事挑擔子了。

這麼做合理合情。可是到了疾病纏身的晚年，蔣經國痛苦地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隔絕，已經從臺灣民衆的感情認同根部，抽空了兩岸間一脈相承的生命之水。他雖然不再做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夢」，但還是不情願讓兩岸越走越遠，他內心裡至少還保持著「一國兩府」或「一國兩治」的長期政治圖景——兩岸絕對不能變成兩國，而只是一個國家之下的兩個政府在實施治理（參閱沈君山：《浮生後記，一而不統》，其中收錄了沈與當時中國大陸最高決策層的私下會面交談史料；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3年版）。

於是就有了蔣經國1980年代末辭世之前的雙手太極式的政策：一方面是挑選臺灣本省人擔任黨政要職和準備接班，一方面開啓臺灣和大陸的民間往來以加強感情連帶，首先是從外省籍老兵回大陸原籍探親起頭。這個雙手政策，把理性和感性揉合一起，是蔣經國最後的遺產。可以這麼說，兩蔣作爲父子相繼的中國國民黨最高決策者，達成的是「一家兩圖」的政治變通延續：父親持有的是大中國政治版圖，兒子持有的是臺灣爲本但中國不可分成兩國的政治版圖。

四大轉折點的後兩個：一反一正

第三個大轉折點是1990年代的中期。繼任蔣經國成爲中國國民黨黨政一把手的臺灣籍人士李登輝，他一方面積累了多年的怨恨，老是覺得被中國國民黨的上層（多爲外省籍）監控和制約，終於熬到翻身解放、大展手腳的時刻了。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國民黨作爲臺灣光復後唯一的執政黨，是他在政壇左右大局的強勢坐騎；即便他在感情上討厭它，也決不可以輕易丟棄它。

於是，李登輝採取了一個換酒也換瓶的策略，儘速把中國國民黨完全改換成「臺灣國民黨」。他這麼做也非理由不充足，對黨內幹部們他可以如此解釋：任何政黨在臺灣謀生存發展，依靠的對象必須是臺灣的本土勢力，那纔是以後政治競爭的基礎源泉，因此國民黨不能老是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立足於全中國」的政黨，而要儘快把自己從裏到外變成「只管臺灣、不涉對岸」的政黨。他推出的「臺海兩邊兩國論」方程式，就是爲了此一大目標。

可是李登輝這麼既換酒也換瓶，得罪了中國國民黨裏的老派勢力，更激怒了臺灣海峽對面的執政黨。眼看著自己的方程式難以納入憲法推展下去，李登輝乾脆就「鍋裏撒泡尿，大家喫不成——散夥」。憑著他作爲黨主席的位置，不遺餘力地把中國國民黨從內裏攪得支離破碎，然後甩手走人（參閱《愛憎李登輝——戴國煇與王作榮對話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1年版；戴曾是李登輝的顧問兼老友）。

這接下去就有了第四個轉折點，是2008年至今、馬上閉幕的「一馬當先」時代。假如說李登輝執政期間，是要「一反到底」，力爭把中國國民黨在臺灣連根反轉過去，徹底去中國化，馬英九執政期間，則是要「一正到位」，力爭把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當政期間的去中國化潮流，扭轉勢頭，歸於「中華民國正統」。加之在2008年前的陳水扁亂政鬧得兩岸之間衝撞不休，馬英九要讓臺獨趨勢懸崖勒馬。過去八年裏我們看到的諸多政策，從兩岸直航、敞開大陸游客來臺大門、降低大陸留學生來臺的障礙、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直至「習馬會」和兩岸交流專職機構電話熱線開通等，都是這個大棋盤上的落腳棋子。

對於馬英九力推的第四大轉折點，臺灣一些團體指責他「賣臺」，這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栽贓。僅僅計算一下馬英九執政期間臺灣軍備的採購和自制清單，也得不出他出賣臺灣的結論。馬所做的，是臺灣在確保安全的條件下，積極參與大中華範圍的良性互動互惠。

兩邊不討好的一個政治理想

以上四大轉折點的主政者，並不一樣。兩蔣作爲決策者在臺灣黨政軍警體系裏是「乾綱獨斷」的獨裁領袖，敢於公然抗衡他們的微乎其微。李登輝雖然在黨內尚不足夠一人決斷，但他作爲第一個本省籍的元首，在全臺灣社會里擁有極廣泛的民意基礎。馬英九相對來說，執政基礎在黨內或民間都比不上前三者。可是，馬在推動那些事關兩岸關係的政策時，每每極具爭議，卻異常自信和執著。

也許性格是一個因素，但據筆者長期的觀察，更重要的是自年少時接受的價值觀。馬幾次笑談，他如今「作爲馬總統，做了馬同學時就想做的事」。當然，馬不再像蔣介石那一代的中國國民黨人，做著「打回大陸、重建民國」的夢，但馬多次私下裏和公開表達過「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夢。而這個夢盡然使得馬在兩邊都不受認同：大陸官方雖要「統一」，卻拒斥「民主」；臺灣主流社會雖要「和平」，卻拒斥「統一」。夾在對岸的強權和本土的強烈民意之間，堅持執政基本路線的馬英九，越到後來越是顯得孤獨和無奈。

結語：中國國民黨1949年撤退到臺灣後的四代領導人（是政治意義上的，而非依年齡區分），開幕的第一代以蔣介石爲首，做過「反攻大陸、武裝統一中國夢」；閉幕的第四代以馬英九爲代表，做過「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夢」。這兩場夢都未做成，皆化爲白霧青雲，忽濃忽淡地溶進歷史厚重的積塵裏。眼下，我們這些觀察者目擊著最後的中國國民黨人作爲一個整體，正辭別「政治人間」。一百多歲的中國國民黨在寶島上逝去了，它之後，延留下一個地道的臺灣國民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職演說四平八穩，符合蔡英文的政治信仰，所有能說的，其實就跟她過去四個月所說的都一樣，沒有預期外的料想。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以「兩岸」爲角度分析這篇演說，認爲未來四年兩岸關係不會有實質進展，但若以臺灣目前面對的問題來看，「兩岸關係」恐怕不是考慮重點，臺灣民衆最在意的也不是「兩岸關係」。這篇演說共分成五大段，而兩岸關係僅僅是 「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中的一部分。當然，這並不代表兩岸關係不重要

蔡英文將「年輕人」放在這篇演說的第一段，直面了今日臺灣社會所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逐一詳細列出，這些都是面臨世代交替的臺灣，新一代年輕人將要面對的問題，或著說是必須承擔的後果。而這些問題，卻是過去八年國民黨執政時視而不見，津津樂道「維持兩岸和平穩定」所掩蓋的問題。

蔡英文在演說中提到，臺灣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務實可靠的工程師文化、完整的產業鏈、敏捷靈活的中小企業……」。這一方面是稱讚，另一方面卻是臺灣的危機。蔡英文政府所接手的臺灣，正是一個高素質務實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紛紛出走的臺灣。早在2012年4月，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在一場演講中提到，臺灣人才流失嚴重，要新加坡引以爲戒。這簡直是戳中臺灣痛處，那陣子在臺灣引起熱烈的討論，後來幾天，政府各部門都在「積極檢討」。結果四年過去了，這情況越來越嚴重。

臺灣從上1960年代開始，依靠廉價代工賺取大量外匯，並在1980年代末達到巔峯。進入1990年代後，人民生活普遍富裕，薪資大幅提升，於是依靠廉價勞力的代工製造業爲了追求更多利潤，紛紛將工廠遷移至人力更低廉的大陸，甚至整條產業鏈全部搬到大陸，

臺灣這幾年經濟發展停滯，並不代表臺灣沒錢，而僅僅代表臺灣的財富流動停滯，沒有移轉到年輕一代的手上。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臺灣的資方，也就是那些在經濟起飛期賺到了財富、掌握著政經資源、未來幾年即將退休的「嬰兒潮世代」，思維仍停留在過去搞代工、勞力密集型的時代，靠著廉價勞力逐水草而居，哪裏有便宜勞動力就到哪裏搞代工廠。無可否認的是，這些企業家當年創業時都非常艱辛，「努力就會成功」是他們信奉的真理，他們也像傳教士一樣不斷地勸員工與他們一樣努力。臺灣的年輕人在成長過成中也不斷得被長輩提醒「工作先求有再求好」、「要聽老闆的話」、「要守職場倫理」這些明顯偏袒資方的言論，但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如競爭、創新與變革，卻很少在臺灣資方的思維當中。

臺灣政府部門自勞動密集型時代起，爲了賺取外匯，普遍被認爲站在資方立場，勞工從來不是個被重視的行爲主體。傳統臺商對人力資源的看法是齊頭式的平等，因爲勞動密集型思維，員工經常是「人力」，而非「資源」，想請的是「奴工」，而非「人才」。臺灣老闆很少透過轉型增加競爭力，就算賺了錢，也很少搞研發、買新設備，只要繼續代工有錢賺就好，利潤少了，就縮減人事成本。畢竟臺灣就是一個小島，產業沒有轉型，如果要賺更多的錢只能走出去，而產業沒有升級、內需市場不可能再擴大的情況，意味著年輕人的工資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你自認是人才，值得更高的薪水，想賺更多的錢，只能離開臺灣，往大陸或其他海外地區工作。現在的臺灣沒有給年輕人足夠的希望，所以流不住人才，人力外流嚴重。臺灣的不幸就在於，大部分資本家沒有在1990年代最有錢時選擇產業轉型升級，卻繼續沉溺在保守、落後，卻能賺大錢的代工道路上

如果一個年輕人留在臺灣，薪水不能大幅增加，父母的財產還沒轉移給他，還要揹負日漸增加的債務，以臺灣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確無法讓年輕人看到未來方向。無法穩定預期增加財富收入，就代表不敢成家生養子女，也就出現了「少子化」危機。再過幾年，現在掌握著財富和權力的「嬰兒潮世代」就要退休了，將形成較少勞動族羣負擔較多退休族羣生活成本、人口模型呈倒金字塔的狀態。但即使同樣都是發達經濟體，臺灣受的衝擊會更大，年輕人未來的負擔也比將其他發達地區更重，因爲臺灣的年輕人是「不敢生」，而不像歐美年輕人很有個性地「不想生」。

「少子化」這議題這幾年在臺灣越來越熱門，因爲它的影響層面會越來越大，從幼兒醫療、教育、內需消費、製造業勞動力，到房地產、社會福利、贍養看護等各方面。

所以蔡英文認爲，產業不積極轉型是問題的根源，不僅造成臺灣今日年輕人薪水無法提升，「少子化」危機，透支使用環境資源，而且更深一層的影響是，這種模式造成今日臺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所謂「改變依靠單一市場」，「勇敢地走出另外一條路」，打造臺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就是要避免過度依賴大陸市場，用現在臺灣流行的說法就是「突破紅色供應鏈」。

這種說法其實並不陌生，也不是蔡英文獨創。李登輝時期就已經預見根深柢固的代工思維，未來會造成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因此有了「戒急用忍」的政策，並第一次提出「南進政策」。到了陳水扁時期，眼見這股潮流已經擋不住，則改變爲「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但不管是那一種說法，無非都是爲了避免大陸介入臺灣經濟過深，以經逼政。蔡英文宣示要「強化經濟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唯獨未提兩岸服貿貨貿，以及兩岸未來的經濟合作，足見大陸在未來蔡英文的經貿政策中只是多元格局中的「正常選項」，迴歸正常貿易，而非過去馬政府當作拯救經濟的萬靈丹。即使是大陸，現在也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壓力，未來兩岸必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式，良性互補，而非臺灣單方面依靠大陸的讓利。

舉個簡單的例子，也許有人說，大陸釋放那麼多「善意」，讓那麼多觀光客到臺灣旅遊，促進臺灣的經濟，這樣的「紅利」在未來可能受到影響，不利於臺灣經濟發展。但以蔡英文政府的思考方式來看，過去八年間，資本從各行各業流向觀光業零售業，的確有人受益，但資本在觀光業高度集中，其他行業的競爭力就會受削弱，若不同時期資本流向不同產業，那過去八年觀光業已經賺足，再者，觀光業及所有產業都不可能只依賴大陸的「善意」而生存，無非是政治變數太高。

蔡英文肯定也預料到未來兩岸將是「冷淡而穩定」，但即使冷淡，仍然是一種穩定。比起兩岸議題，在蔡英文面前更迫切的是，臺灣正處於掌握著財富資源的上一輩與蠢蠢欲動年輕一代的世代交替關鍵點，她要做的不僅是給年輕人願景，換句實際一點的話說，即使你不用出走臺灣，也能領到買得起房養得起家的薪水。更進一步說，在這關鍵節點上，處理好這些問題，即是民進黨未來繼續執政的正當性基礎。只要兩岸間不發生迅速而明顯的大變數，就足夠給蔡英文時間空間處理這些棘手的內政問題。因此，就蔡英文自身而言，也不至於在兩岸論述上躁進，給自己增加麻煩。

蔡英文將兩岸關係放進區域關係的框架，只比放入「國際關係」強一點點，顯示出一種將兩岸關係多邊化、國際化的意圖。過去臺灣政府及人民，思考臺灣定位及未來，不管「統」或「獨」無非都是以大陸爲座標在思考，只要思考不跳脫大陸這個「座標」，基本上「統」或「獨」都是僞命題。

陳水扁多年以前曾說「臺灣沒有左右派問題，只有統或獨的問題」，意即，臺灣產生的一切政治問題根源都在於國家定位不清。而蔡英文想要開創的新時代，即是將臺海關係放大到區域關係的脈絡之下，在這一前提下，未來不管是什麼樣的溝通對話，都必須「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也就是必須經過民意和法律的監督，不可能再出現過去國共兩黨「黨對黨」對話，導置黨政權責不分。

在就職演講中，蔡英文處處傳遞出一個訊息「臺灣將想辦法走出自己的路」。當然面對中國大陸這十幾年來快速的發展，不管是經濟或軍事方面，臺灣人都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壓力，但臺灣下一代年輕人更希望兩岸關係的發展能促使社會問題改善，而不是激化更多社會問題。

比起兩岸關係的部分，這篇演講的其他論述更應該注意。蔡英文無疑也是藉著一條條詳細列出的社會問題，如經濟、年金、教育、環保、貧富、正義、財政、司法、食安、治安、階級僵化等，來預告一種全新的兩岸對話：臺灣在過去的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產生這些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大陸社會中也已經是蠢蠢欲動，慢慢在爆發；撇開虛幻的民族大義，臺灣現在開始要直面解決這些最實際、與老百姓最切身相關的問題了，若這些問題解決得好，也將成爲華人社會的一個指標，佔領兩岸對話的一個全新道德制高點。在硬實力遠遠不及大陸的情況下，這也許也是蔡英文的一個戰略性賭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很少有人像馬紹章，有機會透過文字在兩岸關係留下一筆。

2009年，馬英九在總統任期第一年內改組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馬紹章因此從國民黨智庫轉任海基會，2011年起擔任海基會副董事長直到2015年。他曾站在兩岸交流的第一線，走過互動密切的那些年，兩岸重要文書往來，也多半有他的墨跡。

「過去20年臺灣政壇一再被人引用的重要檔案，都是他深夜攪盡腦汁的成果。」前臺灣國安會祕書長蘇起曾這樣形容。例如連戰當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就由他執筆初稿。

離開了海基會後，他從副董事長身分恢復爲「馬博士」，日前在臺灣出版新書，從學術眼光看兩岸關係，坦言臺灣正走在鋼索上，兩岸關係需要新的框架和思維。

的確，當下的兩岸關係又面對一個新的轉折點。蔡英文上臺後，「九二共識」成了勒緊兩岸關係的緊箍咒，臺灣新政府尊重九二會談事實，碰上中國大陸死守一個中國原則，讓兩岸關係進入了新冷和階段。FT中文網在臺北採訪了馬紹章，請他聊聊兩岸新關係。以下爲專訪內容：

問：臺灣近日有立法委員呼籲廢除海基會，把組織功能歸到臺灣外交部。您怎麼看海基會目前在兩岸關係上的位置？

答：海基會是臺灣民間組織，但在兩岸協商過程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因爲兩岸目前沒辦法透過政府對政府的方式完成協議，海基會扮演了一個平臺。兩岸協商能由官員參與主導，但協商完成後還是得靠海基會完成協議。

上週五（8月6日），傳出蘇起要提前卸下海基會董事一職引起不少討論，也有人看海基會董事長的人事任命還沒下來，認爲蔡英文在推動兩岸事務上是不是沒有急迫性？光人事佈局就能引起那麼多討論，透露出海基會在兩岸關係上仍扮演重要角色。

問：從蔡英文上任至今，您看到兩岸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答：蔡英文就職之前，我猜想她已預判中國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但同時也想維護維持現狀的選前承諾。

在各方的不同期待之下，她強調「溝通、不挑釁、不會有意外」這三個原則，在就職演說中，蔡英文也用相當的篇幅解釋她對兩岸的看法，還特別提到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和兩岸關係條例爲基礎，繞開對「九二共識」的表態。

在就職當天早上，原本一些大陸學者對蔡英文演說還有一些正面的評價，但到了下午，國臺辦卻表示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其實國臺辦的立場早在臺灣的預料之中，因爲大陸對「九二共識」已投入太多政治資源，已把「九二共識」視作兩岸關係的灘頭堡，一旦在「九二共識」上讓步，特別是考量到大陸在南海議題上的現狀，會引發內部還有國際問題，很難看出有讓步的可能性。

至於從臺灣看兩岸，蔡英文也有她的難處。在選舉之前，年輕一代、臺灣部分媒體、還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如果蔡英文貿然接受「九二共識」，在臺灣內部會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而且這樣的反彈，會讓蔡英文難以集中力量推動內政改革，這也進一步造成兩岸發展的困境。

現在兩岸關係暫時進入停滯狀態，但最怕陷入向下螺旋。雖然蔡英文說「不會有意外」，但意外是不可預料的，例如前陣子的雄三飛彈誤射事件、陸客團火燒車事件，在兩岸僵滯的狀況下，點一根火，就有可能引發連鎖效應。

所以維繫兩岸溝通變得非常重要，蔡英文也多次提到兩岸要溝通。但很顯然，現在制度化的溝通已停擺，從大陸國臺辦與臺灣陸委會，到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全部都停擺。雖然海協會曾在陸客團火燒車事件後派專人到臺灣處理，但這只是基於人道原則必須要做的溝通。

問: 面對兩岸正式對話管道已停擺，兩岸溝通還有哪些可能性？有可能像2000年一樣形成「澳門模式」，先繞開海基會與海協會，由雙方產業或團體代表進行商談？

答：澳門模式其實是民間對民間，等於是官方溝通管道向後退。現在還是要看兩邊官方怎麼建立互信。

信任有程度高低，應該可以隨著信任程度的高低來安排不同層次的溝通。譬如現在國臺辦和陸委會之間的溝通，大陸設了很高的互信門檻－－承認「九二共識」，但兩岸還是能夠從較低階的互信方式進行溝通。

再詳細的說，我認爲兩岸要建立能代表雙方領導人想法的溝通機制。這樣的機制具有權威性、有代表性，而且不拿高互信機制作爲門檻。這當中最重要的互信基礎，是雙方不會利用這樣的溝通機制，做出對方不喜歡的事。

問：這樣的溝通機制是在臺面下？

答：現在兩岸需要借用檯面下、非制度化，但透過仍在體制內的人來進行不對外的溝通。

問：在經歷太陽花運動後，臺灣民衆對兩岸進行不透明的協商和談判抱持著疑慮，兩岸如果進行臺面下的溝通不會產生反效果？

答：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說是黑箱操作，而是一個過程。國際之間的談判很多都沒有公開，不公開是爲了恢復制度化的溝通。

這樣的溝通不是爲了特定議題，而是要讓兩岸「搭橋」。如果民進黨沒辦法接受「九二共識」，大陸沒辦法在「九二共識」上讓步，那隻能從溝通中找到雙方能夠同時接受的基礎。

問： 您最近在臺灣出了本新書談兩岸關係，坦言動筆的起心動念是受到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您怎麼看太陽花運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共產黨跟國民黨思路一致，認爲兩岸交流會帶給臺灣利益，有利益就會獲得臺灣民衆的支援。在太陽花運動之前，你看大陸研究臺灣的學者所寫的文章，都認爲兩岸關係在勢頭之上，好的不得了。

但出乎各方意料之外，太陽花運動發生了。

太陽花運動發生和臺灣整體經濟情勢相關。臺灣年輕一代對大陸陌生，當看到臺灣愈來愈依賴大陸，心理會有恐慌。雖然兩岸都說中文，但兩岸的體制、社會和價值存有很大的差異。

大陸現在對臺政策也還在摸索當中，也會隨著大陸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實力改變對臺策略。我認爲兩岸應該透過不斷變化中的互動，趨向同理同心。

大陸也應該體諒，那麼小的臺灣遇到中國大陸這樣龐大的經濟體，難免擔心和警惕。臺灣人支援現在的民主體制和民主價值，大陸社會也在變化中，兩岸都不應該急於談統獨，不把統或獨當成最高目的，兩岸關係就有最大的空間。

問：您對蔡英文在兩岸關係上的路線和判斷有什麼看法？

答：臺灣是個民主社會，總統得面對不同利益的關係者，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民進黨、國民黨等等。前總統馬英九曾宣示「不統、不獨、不武」，「不統」是講給臺灣獨派聽的，「不獨」是講給大陸聽的，但大陸聽到「不統」，臺灣獨派聽到「不獨」。

蔡英文過去擔任陸委會主委時，承認九二會談的事實，而不是承認「九二共識」。但她目前也像馬英九，必須面對複雜的利害關係，很難維持清晰的一致性論述，得模糊表態。你看她在就職演說中文字，很明顯的希望各方能接收到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問：談到「模糊性」，大陸對臺立場相對清晰，臺灣內部在兩岸關鍵事件上卻有爭議。拿「九二共識」來說，到底是「共識」、還是「會談」，臺灣內部有不同看法。如您前面所提，在年初大選之前，臺灣出現討論認爲「九二共識」並不存在，到今年三月臺灣海基會舉辦25週年紀念論壇上，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也提出「九二共識」實爲「九二諒解」。您怎麼看「九二共識」在臺灣的語境和討論？

答：1992年海基會和海協會在香港進行商談，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會談中使用「諒解」兩字，因而有「九二諒解」的說法。但我方當時提出的方案，都是基於一個中國的框架下，我們說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大陸的底線也是保持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臺灣前總統馬英九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大陸則說「九二共識」四個字，一中不表。但就算馬英九說了「一中各表」，也沒有因此斷了兩岸交流，這是因爲國共兩黨之間還有基本的互信。

不管是「九二共識」、「九二諒解」，這些用語都是名稱，實質內涵只要「雙方合意」就存在。重點還是在彼此有沒有互信，雙方從過去到現在、還有言行之間是否一致。

至於大陸爲什麼現在要把「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一個中國」講白了？就是對兩岸關係不放心。

前幾周，所有人的焦點都放在南海仲裁案之際，國臺辦卻突然在網站上發表專文詳述「九二共識」的由來，用資料佐證爲什麼「九二共識」存在。對臺灣來說，繼續爭論有或沒有「九二共識」已不是核心問題，因爲大陸正在把政治論述清晰化。

問：您曾說「九二共識」是臺灣目前處理兩岸關係的最佳戰略，但按照剛纔的說法，大陸正朝向論述清晰化，臺灣還有空間透過「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上打模糊仗嗎？

答：對當前的大陸而言，認爲「臺灣需要大陸」勝於「大陸需要臺灣」。臺灣因爲國際政經結構被限制在一個框框內，這讓大陸可以採取一項策略，寧可堅持「九二共識」這項原則，讓時間創造、還有累積對民進黨的壓力。

對蔡英文而言，如果現在讓步、立刻接受「九二共識」，如前面所談，她會立即引發臺灣內部的治理危機。

兩岸關係目前停滯發展，還有一段時間纔會顯現出衝擊，蔡英文該怎麼運用這段時間來化解大陸丟來的壓力、凝聚臺灣內部的共識，還有嘗試找出兩岸共同接受的基礎，蔡英文還有一段時間，但這樣的時間會有多長，不知道。

問：您提過一個觀點，認爲臺灣對大陸缺乏邏輯性的理論和論述，特別是國民黨。這背後是由什麼樣的文化或結構所造成？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就靠論述起家，當臺灣經歷民主化、在地化到建立臺灣意識之後，朝向臺獨發展是順水推舟，其實沒有必要建立對大陸的論述。至於國民黨，在被認爲是臺灣外來政權之後，統治正當性面臨很大的挑戰，但國民黨擅長打組織戰，與地方的聯結在於利益，而不是理念與論述，再加上內部資源多，黨的文化反而限制了它去建構兩岸政策的論述。

這是爲什麼我認爲臺灣看兩岸關係需要新的論述和架構思維，不應該陷入統獨問題。在談統獨之前，應該要先談convergence。什麼是convergence，雙方有類似的價值，雙方能相互理解尊重，趨向同理同心。

問：那對北京來說，能用什麼樣的新思維看兩岸關係？

答：北京過去談兩岸關係都習慣看領導階層的互動，但更重要是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互動要變成良性互動，需要時間。就像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之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要有交流、纔有認識；有認識、才能瞭解；有了解、才能諒解，進而相互尊重。」

（作者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一通十分鐘的電話，讓在國際政治場域中邊緣化很久的臺灣，成爲全球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臺灣總統蔡英文與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的通話觸動了中美關係敏感神經，臺灣是不是會再度成爲美國牽制中國的重要槓桿？

臺灣總統府在十二月三日、蔡英文與川普通話隔天，刊出蔡英文在國安會祕書長吳釗燮、外交部長李大維、總統府代理祕書長劉建忻及發言人黃重諺陪同下與川普通話的照片（見文章封面圖）。臺灣國安外交人士則說，這個通話是整個外交團隊努力的結果。

雖然全球對這通電話關切的重點在中美關係，但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與外交部發言人對這通電話的第一反應都是低調的，而王毅與國臺辦都在責怪臺灣「搞小動作」。中國雖已就此「向美國有關方面提出嚴正交涉（solemn representations）」，但川普當選後，在外交上的動作根本不理國務院或白宮，包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見面也沒透過國務院安排。

對於這通電話，中國絕對不可能只是責怪臺灣、向美國現任政府抗議而已。顯然中國還沒有想好全盤計劃來因應川普這位候任總統。

美共和黨黨綱今年納入對臺六項保證

川普在推特上特別用英文大寫稱電話是蔡英文主動打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在臺美關係中，臺灣雖非完全被動，但主動權還是掌握在美方。更何況川普自己發推文宣傳和蔡英文通電，這絕對不只是臺灣單方面的「搞小動作」。

到底川普陣營中誰促成這通電話？這則新聞最早是臺灣《自由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在通話前一天就發了，之後才由英國《金融時報》通話之後查證確認。一開始傳聞，川普的顧問葉望輝（Stephen Yates）在雙方通話時正在臺灣安排通話事宜，但遭葉望輝否認。葉望輝在十二月四日接受「美國之音」（VOA）訪問時說：「這次和臺灣的總統通電話的項目，他們（川普陣營）內部其實已經考慮很久了，直到通電話的前一天我才知道這會發生。」

葉望輝是今年共和黨黨綱（Republican Platform 2016）起草國家安全部分的共同主席，他把里根時期對臺灣的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納入黨綱，包括：對臺軍售不設定限期；不爲臺海兩岸做調人；不施加壓力要求兩岸談判；未改變對臺灣主權的長期立場；不計劃修改《臺灣關係法》；以及對臺售武之前不會徵詢北京。

黨綱中強調任何關於臺灣未來的議題，都要以和平、對話且獲臺灣民衆同意的方式解決；如果中國方面違反此原則，美國將依《臺灣關係法》協防颱灣。同時也支援臺灣參與世衛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與其他國際多邊組織。

川普陣營與臺灣關係友好

傳統上，臺灣與美國共和黨的關係比與民主黨密切，川普陣營與臺灣的關係也不淺。包括去年十月和葉望輝一起訪臺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川普任命的白宮幕僚長蒲博思（Reince Priebus），和臺灣長期關係友善，當時他們就拜會了蔡英文。

葉望輝任職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一向是共和黨的重要智庫。基金會創辦人佛訥（Ed Feulner）也是川普政權交接團隊的一員，他在去年十月訪臺拜會蔡英文。從臺灣國安外交方面傳出的訊息是，他是安排蔡英文與川普通話的關鍵人物，但這項傳聞未獲佛訥本人證實。佛訥過去常來臺灣幫傳統基金會募款，2011年訪臺之後，他投書《華盛頓時報》 （Washington Times），批評美國不出售F-16 C/D型戰機給臺灣的決定。他當時說，此事不僅關係臺灣防衛能力，也攸關美國信譽與亞太安全。

此外，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川普的重要幕僚納瓦羅（Peter Navarro）也曾訪臺，回美之後還在保守派刊物《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美國不可放棄臺灣」（ America Can't Dump Taiwan）一文。文章中他一方面強調，美國沒有必要稱臺灣是個國家而「激怒熊貓」（poke the panda），但必須承認臺灣是民主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此外，美國不應該承認「一國兩制」，也不要再提「一個中國」政策。同時，美國要提供臺灣更好的防衛武器。他也批評過去的美國總統只把臺灣當做與中國交涉的籌碼。

川普另一個中國政策重要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也是對中國採鷹派立場的資深中國通。他在尼克松主政時就參與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去年，他爲著作《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中文版在臺灣出版而來臺。本書的基調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老是在騙美國，他要美國不要再被中國「不稱霸」的說辭所惑。

白邦瑞訪臺時還建議臺灣：「最好想辦法很具體的提出建議：臺灣願意參加美國的再平衡政策，……最好仔細說出臺灣能夠提供的東西。」這句話其實很像川普對盟國的要求──多「貢獻」一些保護費，臺灣也得準備更多銀兩向美國購買軍備。

很多國際媒體在報導蔡英文與川普通話時都提到，川普集團有意在臺灣桃園投資蓋豪華旅館，其實這個訊息並不很確定。這只是一位穿梭臺美政商界的臺籍女商人陳思庭，自稱川普集團的「銷售大使」，向桃園市長鄭文燦表達川普集團有此投資意願，她也幫川普在臺募款。而這位長期扮演掮客的女士過去信譽並不佳，川普投資案能否成真還充滿變數。

即使投資案成真，即使川普具有商人本色，但這位常把「大買賣」（big deal）、「好買賣」（good deal）掛在嘴邊的商人，一個小小的地產投資不可能是他在思考臺灣問題時的重要參數。

從川普的發言、上述幾位重要策士對臺灣的言論、態度，加上他選擇兩個鷹派，佛林（Michael Flynn）和馬蒂斯（James Mattis），分別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防部部長，似乎可以發現川普陣營的外交戰略似乎朝向「攻擊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方向前進。

川普的攻擊性現實主義

「攻擊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川普當選後曾於《國家利益》發表文章，鼓吹川普要放棄美國長期採行的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想法，而採取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他認爲在過去自由主義霸權思想下，美國到處去推翻集權政府、建立民主政權，結果多失敗；如今美國要尊重各主權國家，不要試圖去推動各國內部的社會改造。

這種想法看似符合中國的利益，其實不然。兩年前，米爾斯海默在日本一場由 「東京財團」（東京基金會）主辦的演講中，巧妙地把中國崛起和烏克蘭危機鏈接在一起。他認爲與美國利害關係最重大的三個區域是歐洲、波斯灣與東亞。而在歐洲與波斯灣，美國都沒有面臨足夠強大的對手，只有崛起中的中國纔會挑戰到美國霸權。

雖然俄羅斯不足以與美國抗衡，但是當北約（NATO）想把勢力伸入喬治亞與烏克蘭，俄羅斯當然無法容忍而反擊。同時，北約的動作反而加強了俄羅斯與中國的結盟，這也幫助了中國的崛起。此外，美國也需要俄國在敘利亞與阿富汗等地區的合作。

米爾斯海默認爲，美國應該和俄羅斯建立較和緩的關係，而重點放在東亞防堵中國崛起。

如果從米爾斯海默的觀點來解讀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以及同一天與一向對美國出言不遜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通話（杜特爾特稱川普支援他的掃毒行動，這項行動被歐盟與歐巴馬批評爲違反人權），並同時與阿富汗、新加坡這兩個與美國有戰略利害關係的領導人通話，可以比較合理解釋川普的意圖。

川普和他的團隊不是要走向孤立主義，而是會繼續捍衛美國霸權。不過，他面臨的現實是，全球化讓資本外逃、美國財政愈困難，要負擔全球龐大軍費漸感喫力。而美國國內「白種工人階級」（white working class）經濟地位下滑，民衆整體消費力下降，無法再以鉅額大衆消費維繫美國做爲全球市場中心。所以川普的「美國第一」指導方針是要讓美國恢復經濟實力，同時要盟國分攤軍費，以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

如果未來四年美國朝這個方向走，對中國而言不是個好訊息。中國也肯定會從整國際戰略格局來思考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倉促回應。而對臺灣而言，或許在國際上多了一些操作空間，但主動權並不大，而且美國在經濟議題與軍費上對臺灣的壓力也會加大。因此，蔡英文政權對雙方通話雖然高興卻也未高調宣揚。正如葉望輝對《美國之音》說：「川普非常愛美國，將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也許他的對臺政策會變成對於臺灣政府的一個挑戰，但是他一定對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來說代表一個更大的政治挑戰。」

（顧爾德，臺灣《新新聞》週刊總主筆，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碩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12月2日美國候任總統川普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通話，是1995年5月22日柯林頓政府批准李登輝入美簽證以來，臺海局勢的最大震動，也是中美於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操作手段的最大變動。

這次與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通話，是1979年以來美國候任總統或總統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國兩岸政策的操作傳統，也破壞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達成的美臺領導人、高級官員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雖然川普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長期堅守的領導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則，這是否意味著他將改變美國對臺政策本身，放棄「一個中國」立場，從而導致臺海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其實，與其說川普在改變美國對臺政策，還不如說他正在向美國對臺政策的歷史根源迴歸，特別是從實質上回歸到里根時期的對臺政策。認識到這一點，需要理解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本質。

在1972年2月簽署的中美《上海公報》和1978年12月發佈的《中美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中方關於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但關鍵在於，美方只是「承認」（acknowledge）中方的這一立場，但卻從來沒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這一立場。

這就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認識到大陸關於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並不同意，無意接受，更不願去促成這樣的「一個中國」的事實。

這一實質在里根總統的臺灣觀裏表現得至爲明顯。里根對臺政策的核心並不是1982年8月17日簽訂的表面上限制對臺軍售的「八一七公報」，而是在「八一七公報」快要簽署前的一個月對當時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做出的所謂「六項保證」，即不設定對臺軍售的終止期限，不修改《與臺灣關係法》，不事先與大陸磋商對臺軍售，不在兩岸之間扮演調解人，不迫使臺灣與大陸談判，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這最後一項保證——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正是美方「承認」但不「接受」大陸「一個中國」立場的體現。

美方在「八一七公報」裏承諾：「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效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中方抨擊美國源源不斷的對臺軍售，總是以這段話批評美方的背信棄義。美方卻強調，這段話需透過「語境」去解讀，因爲它暗含了大陸透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條件。在「八一七公報」發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發佈了一個保密總統令，強調美國減少對臺軍售需絕對建立在大陸和臺灣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主權之爭」的條件之上，同時指示，美國必須確保臺灣應對大陸「威脅」的軍事防禦能力。

可以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至今，美國對臺政策的實質一直都是承認但不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共和黨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在訪華時闡述了美國對臺政策新「三不」主張，即：不支援臺灣獨立；不支援「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不支援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對臺立場的最大鬆動，但柯林頓表示了美國反對什麼，卻沒有說美國支援什麼，尤其是沒有作出支援中方「一個中國」立場的承諾。即便如此，柯林頓的「三不」表態還是受到美國國內親臺派的抨擊。

總之，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並不能等同於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關鍵的分歧在於，美國並不認同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雖然美國沒有正式承認過臺灣的「主權」，但它也沒有正式否定過臺灣的「主權」。準確地說，美國的立場是臺灣主權未定論。

川普對臺灣的真實看法以及其後續的對臺政策實質如何，目前只能猜測。但認清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本質，就可知道，川普雖然在操作程式上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傳統，但並未推翻這一政策的實質。

實際上，可以說，川普及其共和黨右翼智囊是在延續里根對臺政策的精髓。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7月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川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項保證」加入到共和黨選戰綱領裏了。可見，川普團隊醞釀美國對臺政策調整爲時已久。

而里根「六項保證」的核心也是臺灣主權未定論。既然臺灣的主權未定，美國官方又從未接受過大陸「一個中國」原則，那麼未來美國的對臺政策有著巨大的演變空間。從延續柯林頓的「三不」到美臺建交、支援「臺獨」，都是可能的。美臺建交當然是對大陸「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藐視，但卻並不一定違反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政府一直自認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共和黨右翼的觀點，在美國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約翰•波頓——著名的共和黨「鷹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川普的外交顧問——已經公開表示，美國可以逐步升級美臺官方關係，直至重建外交關係。其他共和黨右翼和親臺派也大受川普-蔡英文「電話事件」的鼓舞，紛紛表示美國新政府應對華強硬，以美臺建交來恢復臺灣作爲美國在東亞的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川普上臺後，臺海衝突是否將迫在眉睫？樂觀者可以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爲例，認爲經過一段時間的摩擦，中美關係將恢復階段性平穩。畢竟，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好的一段關係。里根在1984年成功訪華後，改變了對中國的偏見，中美關係因此得以穩健發展。

也許，中國邀請川普進行一次成功的訪華，也能改變川普對中國的看法，引導中美關係出現第二個「里根時期」。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中美關係的根基和國際國內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里根時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蘇聯的戰略合作基礎；現在不僅沒有這種戰略合作基礎，反而戰略競爭和衝突的潛在因素越來越多。同樣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弱國，根本無力挑戰美國的戰略利益；現在的中國則是實力愈發接近美國的崛起大國，美方日益感到中國對其亞太領導地位的挑戰。

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是中美在對臺問題上對峙的一個關鍵過渡性事件。那次危機也是由於美方越過對臺政策的「紅線」（同意李登輝入美）而發生的。美國派遣兩個航母艦隊駛近臺海，當時解放軍並無太多軍事應對的選項。20年後，中美兩國在臺海的軍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美軍介入不僅沒有勝算，還將冒著霸權終結的風險。

當然，川普也許只想以臺灣問題試探一下中國，或者以此對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如貿易、朝核等）進行施壓，以便掌握美中關係的主動。但是，川普身邊確實有不少信奉「美國至上主義」並親臺的右翼人士。他們似乎極想在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檢驗一下「美國至上」的教條是否還名下無虛。關心臺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黨內部還有頭腦清醒的戰略家，向川普指出在臺海「玩火」、挑戰無可置疑的中國核心利益的巨大風險。

（注：作者是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員、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點，百度帝吧網友相約翻牆「茬架」。一時間，幾家臺灣媒體和蔡英文的FB主頁寫滿了大陸網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過江。

在大陸的網路世界中，這當然並非第一場網民「茬架」，只要稍做搜尋便不難發現，諸多明星和遊戲貼吧都曾經因此淹沒。如果套用勒龐的解讀，這種網路運動更像是一種集體狂歡，它透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參與者沉浸於一種信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無需多餘的對話，狂歡作爲一種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歡中，網路青年的集體行動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裝之中，它沒有刺刀見紅、沒有流血犧牲，但卻被想像爲一場不見硝煙的精神「革命」。煙消雲散之後，「革命」的傳奇敘事毫無意外地在網路中流傳開來。

然而，更爲有趣的是，一覺醒來，兩岸網民對同一事件的回憶卻千差萬別。雙方透過不同的敘事策略，奇妙地維繫著彼此穩定的政治想像。

在大陸一端，「茬架」被描述爲一邊倒的勝利。令大陸網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網路「軍隊」分工明確：不論後勤保障、人員召集、圖片製作、臺獨言論整理、網貼翻譯還是對外協調，其組織之嚴密、言辭之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著咒罵和混亂的網路抗議。大陸網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歌唱祖國、朗誦詩歌，一時間陽光普照，大陸城市建設、風土人情、科技發展、美食文化的圖片紛紛灑向對岸。蔡英文的facebook主頁被貼滿了八榮八恥的政治口號和余光中的鄉愁詩句，三立新聞甚至要依靠編造「挪威支援臺獨」的假新聞來苦苦支撐，在酸菜魚和辣子雞的光芒下，兩岸網民實現了「大和解」。

不過，在PTT、卡提諾論壇等臺灣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所建構的故事則完全是另一個形態。如果說周子瑜事件激發了臺灣民衆強烈的反抗情緒，那麼在FB事件上，臺灣網民的反應實在波瀾不驚，甚至還有些冷嘲熱諷。此間臺灣網民最爲津津樂道的橋段，莫過心懷「惡趣味」的帶路黨們。他們將欠缺「翻牆」經驗的大陸網民指向國民黨統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惡搞爲「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陸網友「攻陷」。在PTT、卡提諾論壇等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更多在談論那些「笑到肚子痛的烏龍」，嘲笑大陸網民想要攻陷PTT論壇，卻「氣得頻跳腳」（因爲這個論壇在註冊後要登錄500次纔可以發言），「讓臺灣網友度過今年最歡樂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單就兩種故事版本而言，也許一個人很難判斷這場羅生門的勝利者是誰（如果存在勝利者的話）。或許，它就像兩位同唱一首歌的業餘選手，因爲懷著彼此的鄉音，一個人唱成狼牙山，一個人唱成澎湖灣。

進一步講，這場政治戲謔以完全不同的兩副面孔呈現在了海峽兩岸，與其說是一場網路「茬架」，不如說更像是單方面的「盤道」，雙方自說自話，鮮有正面交鋒，更不用講奮起反擊，於是最終卻相安無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歡著各自的狂歡。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兩岸之間，以至於沒人願意掀起一個縫隙，允許一束對面的光打進來。

爲何同一事件，會在兩岸網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會體驗與社會記憶呢？心理學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過這樣一項有趣的調查。他們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一同回憶一場雙方几周前進行的橄欖球比賽（因爲暴力衝突，這場比賽在兩校學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兩所大學的學生對同一場比賽的回憶和評判相隔千里。據此，兩位學者總結道，社會事件從來不會自動呈現出客觀真實的面向，個人的記憶與其說取決於事實本身，不如說取決於長期社會化所獲得的情感認同。

這有些像E. Bernays所謂的「防邏輯隔離層」（logic-proof compartment），雙方都會將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歡所需的補給。臺灣網民會自動消解大陸網民這種戲謔儀式的初心，大陸網友也會將臺灣網民想像爲不堪一擊的頑固分子。不幸的是，雙方的想像相互抵消，民間對話的中間地帶仍然單薄。

網路中已經有太多對於此次事件的評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諷，也有愛國者的捍衛，但被大多數人忽略的一點是，我們的評價究竟應該遵循何種準則？或者換言之，這場所謂的網路「茬架」，究竟意義何在？

如果是單純的宣洩愛國情緒，那麼，大陸網民無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國族想像。如果是「教訓」臺獨分子，那麼，這是一場從開始便註定失敗的說服（當然，大陸網民至少獲得了精神勝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麼，臺灣網民雖然做出反應，但這種反應無疑在大陸的網路敘事中被誇大了。如果還有第四種可能性——對話和理解呢？

臺灣學者陳陸輝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陸「讓利施惠」並未改變臺灣民衆的「國族認同感」，甚至「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斷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認同」一直隱藏在「理性自利」背後，左右著臺灣人的認同指向。換言之，即「基於族羣文化感情聯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力量」。

民間交流無疑是族羣文化聯繫的重要途徑，不過，在周子瑜事件塵埃未落的關頭，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聯接了兩岸的民間聲音呢？當然，有人會堅持認爲，它本身僅僅是大陸網民愛國情緒的宣洩而已，但這種宣洩的結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動因爲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爲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我並不懷疑此次FB事件會被寫進兩岸民間交流的歷史中，但它的意義也許更多在於跨過一面牆，而不是架起一座橋。

（作者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