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人：FT中文網社群媒體編輯劉皓琳

推薦詞：

充滿逆轉與顛覆的2016即將劇終。這一年，我們被時局裹挾著前進，公衆的臉上寫滿錯愕與應接不暇。一場場風暴中，我們看到社群媒體和傳統媒體站在中心，分別代表著新與舊、大衆與精英、所謂「邊緣」與所謂「主流」。我們發現每個重大話題的辯論，最終化作這兩種媒介的較量。社群媒體，不再只是打發時間聊以娛樂的工具，而是正在重塑我們世界的一切。而傳統媒體，幾度預測失敗令觀者大跌眼鏡之後，它們真的錯了嗎，需要如何應對這個變了的社會呢？ 我們重新推薦一些登載過的舊文，重溫這一年值得記憶的觀點與事件。

帝吧遠征軍：越過牆未必架起橋（作者：北外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董晨宇）

微信的悖論（作者：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陳歆磊）

Twitter「衰落」與微博「中興」（作者：重創新實驗室創辦人、樂視顧問王冠雄）

社群媒體在扼殺民主？（作者：英國華裔自由撰稿人崔瑩）

反對川普的國際主串流媒體錯了嗎？(作者：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

Facebook須肩負分辨真僞資訊之責（英國《金融時報》社評）

FT大視野：假新聞爲川普助選？（英國《金融時報》 理查德•沃特斯等報導）

（作者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點，百度帝吧網友相約翻牆「茬架」。一時間，幾家臺灣媒體和蔡英文的FB主頁寫滿了大陸網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過江。

在大陸的網路世界中，這當然並非第一場網民「茬架」，只要稍做搜尋便不難發現，諸多明星和遊戲貼吧都曾經因此淹沒。如果套用勒龐的解讀，這種網路運動更像是一種集體狂歡，它透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參與者沉浸於一種信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無需多餘的對話，狂歡作爲一種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歡中，網路青年的集體行動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裝之中，它沒有刺刀見紅、沒有流血犧牲，但卻被想像爲一場不見硝煙的精神「革命」。煙消雲散之後，「革命」的傳奇敘事毫無意外地在網路中流傳開來。

然而，更爲有趣的是，一覺醒來，兩岸網民對同一事件的回憶卻千差萬別。雙方透過不同的敘事策略，奇妙地維繫著彼此穩定的政治想像。

在大陸一端，「茬架」被描述爲一邊倒的勝利。令大陸網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網路「軍隊」分工明確：不論後勤保障、人員召集、圖片製作、臺獨言論整理、網貼翻譯還是對外協調，其組織之嚴密、言辭之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著咒罵和混亂的網路抗議。大陸網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歌唱祖國、朗誦詩歌，一時間陽光普照，大陸城市建設、風土人情、科技發展、美食文化的圖片紛紛灑向對岸。蔡英文的facebook主頁被貼滿了八榮八恥的政治口號和余光中的鄉愁詩句，三立新聞甚至要依靠編造「挪威支援臺獨」的假新聞來苦苦支撐，在酸菜魚和辣子雞的光芒下，兩岸網民實現了「大和解」。

不過，在PTT、卡提諾論壇等臺灣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所建構的故事則完全是另一個形態。如果說周子瑜事件激發了臺灣民衆強烈的反抗情緒，那麼在FB事件上，臺灣網民的反應實在波瀾不驚，甚至還有些冷嘲熱諷。此間臺灣網民最爲津津樂道的橋段，莫過心懷「惡趣味」的帶路黨們。他們將欠缺「翻牆」經驗的大陸網民指向國民黨統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惡搞爲「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陸網友「攻陷」。在PTT、卡提諾論壇等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更多在談論那些「笑到肚子痛的烏龍」，嘲笑大陸網民想要攻陷PTT論壇，卻「氣得頻跳腳」（因爲這個論壇在註冊後要登錄500次纔可以發言），「讓臺灣網友度過今年最歡樂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單就兩種故事版本而言，也許一個人很難判斷這場羅生門的勝利者是誰（如果存在勝利者的話）。或許，它就像兩位同唱一首歌的業餘選手，因爲懷著彼此的鄉音，一個人唱成狼牙山，一個人唱成澎湖灣。

進一步講，這場政治戲謔以完全不同的兩副面孔呈現在了海峽兩岸，與其說是一場網路「茬架」，不如說更像是單方面的「盤道」，雙方自說自話，鮮有正面交鋒，更不用講奮起反擊，於是最終卻相安無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歡著各自的狂歡。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兩岸之間，以至於沒人願意掀起一個縫隙，允許一束對面的光打進來。

爲何同一事件，會在兩岸網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會體驗與社會記憶呢？心理學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過這樣一項有趣的調查。他們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一同回憶一場雙方几周前進行的橄欖球比賽（因爲暴力衝突，這場比賽在兩校學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兩所大學的學生對同一場比賽的回憶和評判相隔千里。據此，兩位學者總結道，社會事件從來不會自動呈現出客觀真實的面向，個人的記憶與其說取決於事實本身，不如說取決於長期社會化所獲得的情感認同。

這有些像E. Bernays所謂的「防邏輯隔離層」（logic-proof compartment），雙方都會將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歡所需的補給。臺灣網民會自動消解大陸網民這種戲謔儀式的初心，大陸網友也會將臺灣網民想像爲不堪一擊的頑固分子。不幸的是，雙方的想像相互抵消，民間對話的中間地帶仍然單薄。

網路中已經有太多對於此次事件的評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諷，也有愛國者的捍衛，但被大多數人忽略的一點是，我們的評價究竟應該遵循何種準則？或者換言之，這場所謂的網路「茬架」，究竟意義何在？

如果是單純的宣洩愛國情緒，那麼，大陸網民無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國族想像。如果是「教訓」臺獨分子，那麼，這是一場從開始便註定失敗的說服（當然，大陸網民至少獲得了精神勝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麼，臺灣網民雖然做出反應，但這種反應無疑在大陸的網路敘事中被誇大了。如果還有第四種可能性——對話和理解呢？

臺灣學者陳陸輝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陸「讓利施惠」並未改變臺灣民衆的「國族認同感」，甚至「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斷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認同」一直隱藏在「理性自利」背後，左右著臺灣人的認同指向。換言之，即「基於族羣文化感情聯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力量」。

民間交流無疑是族羣文化聯繫的重要途徑，不過，在周子瑜事件塵埃未落的關頭，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聯接了兩岸的民間聲音呢？當然，有人會堅持認爲，它本身僅僅是大陸網民愛國情緒的宣洩而已，但這種宣洩的結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動因爲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爲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我並不懷疑此次FB事件會被寫進兩岸民間交流的歷史中，但它的意義也許更多在於跨過一面牆，而不是架起一座橋。

（作者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社交是一種心理的交流和需要的滿足，在這種心理動因的推動下，社交成爲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2014年4月，微信發佈4.0版，從這一刻開始，一個叫「朋友圈」的東西誕生了。它迅速成爲中國人熱衷的社交工具，改變了中國人的社交習慣，甚至由此誕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動作：「刷屏」。微信的用戶數量也從那時的1億人一路飈升到了今天的月活躍用戶數7.62億。

從2000年出現的部落格、到2009年的人人社交和微博，再到2014年的微信朋友圈，人們不斷地接受著全新的社交方式。微信讓一些風行一時的社群平台迅速沒落。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人平均每天花40分鐘刷微信。不幸的是，朋友圈越來越龐大，可微信卻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朋友圈已經是個陌生的地方，微信的社交功能正在死亡。

社交是一種流動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在彼此心裏留下一定的情感積澱。從社交屬性來看，我們可以將微信和一杯咖啡做一個比較。在星巴克創辦人霍華德•舒爾茨所著的《將心注入》中，他認爲一個能承載社交功能的產品應該具備這樣的特徵：有溫度，有味道，有驚喜。具備這三樣，就做到了霍華德所說的「超過消費者的預期」。如果我們用這三個維度來衡量微信，會發現它的溫度開始變得冷漠，它的味道開始變得商業，至於驚喜，則越來越少。

從制度設計來看，微信並不適合社交，它更適合傳播而不是參與，更便於張貼而不是討論。與此同時，閱讀與社交的融合，導致轉發成爲一種願望，這是前所未有的。閱讀的終點不再是文章的最後一個句號，而是轉發，也就是傳播。轉發對內容會有深刻的影響。越是膚淺的東西越有可能被轉發。因此，微信很容易演變成一個行銷平臺，行銷幾乎可以說是社交的天敵，他會吞噬微信上沉澱的情感，讓社交功能退場。這是微信的一個硬傷，但還不是最致命的問題。

微信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它沒有完成從熟人社交到生人社交的轉換。熟人之間是一種強關係，這種強關係與人的幸福感有關聯。生人之間的社交是一種弱關係，一般來說，越少越好。在傳統的社交過程中，人們可以自然地區分這種強弱關係。在微信早期，朋友圈具有明顯的強關係的社交圈。但是到今天，急速膨脹的朋友圈不能有效地區分強弱關係，讓用戶無所適從。

對一個人來說，熟人的數量基本是固定的，朋友圈的擴大，往往是生人越來越多。在一個混雜著生人和熟人的朋友圈，朋友的定義就變得尷尬。因此，大部分人的活躍度急速下降，人們會越來越疏遠這個陌生化的朋友圈，越來越少的使用他的社交功能。微信所謂「高頻IM」、「強社交鏈」的光環正在迅速褪去。失去了社交功能，微信開始蛻變成一個工具：一個通訊和傳播的工具，支付工具，遊戲工具。

無法主動區分強關係和弱關係，這樣糟糕的體驗並非不能改善，從技術上來說，可以很輕鬆地實現。比如，用戶在接受一個申請的時候，可以有三個按鈕，強關係、弱關係、不接受。但是，這樣做雖然顧及了用戶的體驗，卻是以犧牲連接性爲代價，讓社群平台變成一個一個的孤島，孤島上的人們過濾出只屬於私人圈內的話題。也就是說，這種設計雖然滿足了用戶的需求，但是消弱了傳播性，連接就有了等級，世界也就不再是平的。這顯然不是騰訊想要的，沒有四通八達的傳播性，沒有平等的連接，騰訊的盈利模式會從根基上被動搖。

於是，微信便進入到了一個悖論之中：不是說不能把微信的社交功能做好，而是一旦做好了用戶體驗，就會影響到他的商業價值。因此，未來微信一定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多的人將微信視爲一個工作的工具，而社交功能將透過「羣」來體現，「羣」演化成爲社群平台上一個個非常私密和封閉的社交孤島。一般來說，「羣」是一種相對穩定的集合體。但是大多數羣的社交目標不夠精準，社交內容的質量也不夠高。

曾經火爆一時的微信已經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它必須在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之間做出抉擇。微信生於社交，即私人空間，但是現在，其社交屬性越來越弱，公共屬性越來越強。如果完全變成類似微博的公共空間，未來微信有可能面臨更多監管。

社交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人類社會形成之初就已經出現了。在今天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不管是認知上的資訊獲得和傳遞、情感上的同情和理解、還是態度上的認同和接納，人們對高質量的社交有相當迫切的需要。但是，從機制設計來說，微信更適合傳播而不是討論。從用戶體驗來說，朋友圈的擴大意味著強關係和弱關係的混亂。從盈利模式上來說，連接一切的戰略忽視了社交的私密屬性。陷入悖論的微信，是騰訊的痛點，也是一個機會。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市場行銷學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這注定是中國網路歷史性的一刻：2016年10月18日，微博市值（113億美元）首次超越美國Twitter（112億美元）。

自誕生以來，中國網路一直被華爾街（代表著資本和媒體）、矽谷（代表著技術和創新）視爲」野心勃勃的copycat（模仿者）」。即便阿里巴巴集團，其市值也低於業務和它相比更侷限於電商和雲端計算的美國樣板Amazon，更別說其他領域了。中國徒弟超越美國師傅，這在網路主要領域是破天荒第一遭。

幾乎所有人都在問，這是爲什麼？靜水流深，高手謀局。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這要從2013年阿里巴巴入股時說起。這三年來，新浪和微博管理層打出了一系列堪稱精彩絕倫的組合拳。

痛下決心去時政化

首先要說的就是戰略定位，戰略決定了一切戰術。戰略和定位的本質其實都是選擇，選擇要什麼、選擇要放棄什麼。

社群媒體，天然帶有熱衷時政話題的色彩。因爲時政話題事關人人，人人都能評論幾句，活躍度極高。Twitter是這樣，微博一開始也是如此。微博第一次輝煌期最火的就是時政話題和公知。但是，因爲中國和美國衆所周知的差異，Twitter能玩的，微博不一定能玩。更重要的是，當時政成爲社群媒體的核心話題，商業的氛圍顯然就淡化了。彼時，微博意識形態充斥，各界人馬「公知」化。各種口水戰盛行，卻不敢分享生活私隱。與此同時大搞名人戰略，普通中V和原創卻未得到很好的保護。

毋庸置疑，長此以往，微博當年也爲此付出了代價。

其實，以2013年5月阿里入股微博爲標誌，微博就開始了去時政化，不再讓意識形態佔據核心，而是轉向了更豐富的多層次內容、更友好的商業生態，這裏也包括社會化購物。要知道公知們製造眼球，商業價值卻很低。而現實中誰不是偶爾吵架，正常生活纔是常態啊。

痛定思痛，大家可以明顯感覺到，微博這三年來在明顯」去時政化「，這不是說放棄，而是不作爲核心。明星、段子手也取代了公知成了最火的大V。神奇的是，2013年8月發生了薛蠻子事件之後，公知明顯陷入了沉寂。這個巧合，只能說是天意。

因此，要覆盤微博超越Twitter，首先就是因爲二者的發展路線不同。推特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以新聞爲核心的社群媒體，微博則去時政化，做成了豐富的社群媒體。

戰略已定+執行到位，用西方人喜歡的說法就是The rest is the history（剩下的就是歷史了）。

抓住融合技術做巨型入口

矽谷曾講過一個笑話，中國網路的通用商業模式是C2C（ copy to china）。矽谷有什麼，直接抄回中國就成了最大的模式。中國網路行業以前熱捧的產品理念就是「微創新」，號稱微小的創新可以改變世界。它在一片輿論指責聲中，爲創新乏術的網路兄弟們指明瞭道路，給足了底氣，被周鴻禕等諸多大佬熱捧。

整天只滿足於「微創新」，顯然是不夠的。隨著技術變革，網路正在波及各個行業，傳統行業都會同網路融合，包括傳統網路公司本身。這個「融合」，並非簡單停留在喊口號或者投資層面，而是洞察技術變革、重塑商業模式。

這幾年來，內容方面最大的趨勢之一就是多媒體融合。即文字和圖片、影片甚至直播發生了深度的媾和。與此同時，就是我提出的」移動入口級產品巨型化」，即大量普通用戶不喜歡裝很多APP，而是習慣用最熟悉的APP作爲入口去接入更多的新型服務。

2G時代，主要是文字內容的創作與分享，WAP類網站風起雲湧；3G時代，是圖文音檔等初級多媒體的時代，社群媒體由此誕生並引領潮流；4G時代，意味著更高速完善的網路，用戶快速製作、分享短影片的門檻被大大降低，必然引發多媒體與社交網路的深度媾和，新物種「短影片」（含直播）華麗登場。

實際上，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放眼全球，兩大短影片應用Vine、Instagram分別依託於Twitter、Facebook兩大社群平台，用戶數都已經達到千萬甚至破億。正因爲短影片分享是社交網路適應移動網路發展的大趨勢，此類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如此熱度，較之當年網路影片狂潮毫不遜色。

從傳播學上講，影片承載的資訊量比文字、圖片、音檔更大。一般文字需要多次重複才能形成記憶點，圖片、音檔的強度較高，影片則最高。這意味著對企業有更高的行銷價值。短影片與門戶及社群媒體間存在著天然融合的屬性。一方面，短影片爲門戶和社群媒體貢獻更優質、更具創意的原創內容，對社群媒體平臺以文字、圖片爲主的媒介形式形成有效補充；另一方面，門戶和社群媒體爲短影片的快速傳播提供了管道，讓優質的內容更容易被挖掘和傳播。

相比Twitter，微博牢牢把握住了幾次多媒體的技術變革，比如圖片、短影片、直播。需要強調的是，很多非網路行業人士並不知道，大火的9158、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等都是微博投資的企業。

這保證了用戶無縫的良好體驗，也給微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護城河」。就像百度透過百科、知道、貼吧給核心業務搜尋建立了護城河一樣。

「點-線-面-體」建閉環生態

「生態」這個詞很火，從阿里馬雲到樂視賈躍亭，從小米雷軍到京東劉強東，都在提，都在搞。

相比其他成名已久的大佬，曹國偉相對低調。但不提生態不等於不搞，從現在看，微博的生態體系要比Twitter深厚的多，足以形成自家的閉環循環。

生態有三個層次，從單點開始延伸，縱向的是垂直生態鏈，橫向的是異業生態圈，終極的是「生態鏈+生態圈」的複雜生態系統。藉此，企業完成了從點延伸到線、面和體的偉大演化。現在，微博就建立了從文字到圖片、短影片、直播甚至網紅、經濟公司的完整生態。

實際上，生態的力量是最強、潛力最大的。其實，小米、樂視這幾年在智慧硬體領域先後現象級的崛起，本質上也玩的是生態。生態系統一旦做成，威力太大。生態做法，正是新經濟的新商業文明。

反觀社群媒體鼻祖Twitter最近幾年舉步維艱，幾大金主退出競購，其股價暴跌20%。連Google、蘋果也不出手了。其實這兩大霸主賬上有很多現金，況且社群媒體正是其缺乏的。據分析，原因之一就是Twitter業務點比較單薄，只有一個社群媒體，缺乏生態的戰略縱深和潛力。同時，還正遭到Facebook、Instgram甚至Snapshot的嚴重衝擊。而中國的微博卻風景這邊獨好，破100億美金之後已經與Twitter市值持平，繼而超越。

我在年度公開課「重創新」中反覆強調：「一開始就做生態，是一種新玩法。它對資源的要求更多、操盤者功力的要求更高，執行難度的要求更大，但一旦做成了就是大成。」

微博市值超越Twitter，斷不是一些人眼紅的「因爲區域網嘛」這個似是而非的原因，我敢說，Twitter即便能進中國也做不過微博。永遠不要以自己的個體感受代表所有人。網路，拼的是戰略、是執行、是創新。

我一直認爲，微博的社會價值遠高於微信。有人甚至說「新浪微博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媒體，其推動中國進步能量超過了其他所有中國媒體的總和。」從這個意義講，微博很悲情。微博配得上這個歷史地位，行銷價值也配得上這個估值。現在市值也終於回到了應有的位置。

最後說一句，以中國市場之大、需求之複雜、世代之更迭，容得下三到五個超級社交產品。

（作者介紹：重創新實驗室創辦人、樂視顧問。現擔任多家傳統企業的「網路+」轉型教練和上市公司戰略行銷顧問。曾任搜狗市場官、阿里巴巴市場總監、萬達電商CMO。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網路時代的社群媒體究竟如何影響民主制度？

美國網絡技術研究專家萊•舍基（Clay Shirky）認爲，社群媒體正將人們聯繫起來，致力於政治改革，有利於民主化。《紐約客》特約撰稿人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則指出，社群媒體不會有影響力，很多網路用戶發牢騷，寫幾句評論，就像在自家車上貼口號，不會有更多實際行動。《網路幻影：網路自由的黑暗面》的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甚至認爲，網路是奧威爾的噩夢，便於專制政府監控市民，有利於統治者。

11月24日，英國牛津大學網路學專家飛利浦•霍華德（Philip Howard）教授在愛丁堡大學進行了公開演講，對不久前的美國總統大選進行了剖析，他認爲，社群媒體正在扼殺民主。

一場「網路機器人」大戰

幾乎所有的美國主要政客都有自己的推特賬戶，做爲現代社會的政客，不在社群媒體上做點什麼，那一定會落伍。政客透過推特發佈資訊，和民衆互動，抨擊傳統媒體的報導等。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推特更是成爲川普爲自己拉選票的重要工具。

推特上充斥著大量網路機器人資訊（bots）也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這類資訊依靠程式自動發推，在推特上大行其道。很多團隊曾對這類機器人資訊進行過研究，甚至指出推特上一半以上的推文並非來自真人，而來自機器人。在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裏，霍華德教授一直在研究推特上的機器人資訊和政治的關係，他認爲這些資訊已經成爲非常強有力的「電腦宣傳活動」（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工具。

在6、7年前的選舉中，這些機器人資訊只是爲政客新增粉絲，讓某位政客看起來更受歡迎，現在，它們的用途卻是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和推特用戶互動、影響推特用戶的決定。

很多社群媒體用戶能夠一眼辨別出哪些是機器人用戶，但並非所有人。這類用戶通常關注1000多人，但是基本沒有人關注他們，或者是1000多人關注他們，但他們誰也不關注。霍華德教授發現，這類用戶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通常不發任何推文，或只偶爾發一兩條關於足球比賽結果的推文、荒誕的笑話等，但當它們被購買後，便開始積極的行使任務。它們在2、3周內，瘋狂的發和任務有關的推文，比如，都是支援川普的推文等。這類機器人所發的推文也變得充滿憤怒，和假新聞有關，或者故意攻擊那些支援其他競選人的推特用戶。

實際上，大多數競選者都會藉助於機器人資訊爲自己造勢、或攻擊其他競選人。很顯然的是，川普（1620萬）在推特上的擁護者比希拉里（1140萬）要多。並且，調查表明，在選舉日當天，支援川普的機器人所發佈的推文的數量是支援希拉里的機器人所發佈的推文數量的5倍。也就是說，川普的機器人大軍表現得更活躍，或者說嗓音更大。

競選期間，推特上遍佈機器人資訊，以假亂真。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機器人資訊起到了引導輿論、影響人們選舉的作用。先前，美國雷德蘭茲大學政治學教授範維克滕（Renee Van Vechten）也表示，川普和希拉里之間的選舉「是一場社群媒體的競選」。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人們尚能比較容易識別出哪些推文是由機器人發佈的，但是，隨著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總有一天，這類推文會以更成熟、更隱蔽的方式出現——人們甚至無法識辨這些推文是否來自自己的親朋好友。

負面資訊、假新聞影響大選

智囊團Demos調查發現，女記者、女知識分子特別容易成爲網路噴子（internet trolls，注：在網路中指發表某種侮辱性言論挑起罵戰，等待別人的攻擊性回覆）的攻擊對象。而在這次競選大戰中，希拉里更是被罵聲淹沒。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之前，維基解密接連不斷地爆出希拉里和她團隊的負面資訊，這些負面資訊像病毒一樣傳播和擴散，而諸如「把她關起來」，稱希拉里爲「騙子」、「撒旦的奴僕」等口號，實際上是對希拉里的「侮辱」。之前，希拉里也曾形容對手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羣無恥之徒」。霍華德教授認爲，競選雙方相互譴責、對罵，這種消極、負面的競選手段，是對民主選舉的傷害。

同時，一些假新聞在社群媒體上蔓延。Buzzfeed編輯克雷格•西爾弗曼（Craig Silverman）統計發現，在美國大選投票的前3個月，Facebook上和競選人相關的假新聞的受關注度超過來自《紐約時報》、《赫芬頓郵報》等傳統媒體報導的受關注度。並且這些假新聞中的85%是對希拉里不利的，比如最著名的一條莫過於：一名參與調查希拉里「郵件門」事件的探員邁克爾•布朗在槍殺妻子後自殺。很難評估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媒體上瘋傳的這些虛假資訊會對選舉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毫無疑問會產生影響。

在講座中，霍華德教授指出，美國法律並未規定候選人如何從事競選運動，除了一條規定是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不能和候選人的競選團隊進行溝通或協調。再就是，假如候選人攻擊對手的資訊基礎設施，也會受到法律處罰。比如，在2002年的美國參議院選舉中，託賓（Tobin）等共和黨競選人干擾對方黨派提醒選民去投票的電話，託賓因此入獄。

任何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發表新聞，又加上社群媒體可任意分享的特性，即使寂寂無聞的網頁也有可能獲得廣泛的受衆。但是不同於傳統新聞收集、編寫和把關，這些網頁中的新聞難免捕風捉影，有假新聞。Facebook和推特都表示要治理各自網路中的假新聞。對於推特而言，很容易找到並關閉發佈假新聞的用戶，對於Facebook而言，就比較複雜，因爲他們依靠「電腦演算法」選擇新聞。

「電腦演算法」有助假新聞蔓延

有句俗話：「壞新聞就是好新聞」，負面的假新聞總能夠廣泛傳播。據《紐約時報》報導，在大選中，Facebook上呈現了現任教皇支援川普的假新聞，這則新聞的閱讀量超過一百多萬次，可之後澄清這則新聞是假新聞的資訊卻沒有多少人閱讀。

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Facebook的「電腦演算法」（algorithm）。今年夏天，因爲關注Facebook如何編輯選擇新聞，幾位比較保守的美國政客去Facebook參觀，他們發現人工編輯們經常會選擇一些荒唐滑稽的新聞進行推薦，存在刻意打壓保守派新聞的嫌疑，他們提出質疑。不久，Facebook炒掉所有人工編輯，而完全依靠電腦演算法來選擇新聞做爲熱門話題。

電腦演算法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收集用戶的所有狀態更新，包括所轉發的新聞，以及點的贊和評論等，這些數據會被轉化爲相應的分數，這個分數決定新聞能否成爲Facebook的「熱門話題」（Trending News）。

用電腦演算法貌似很公正合理，然而沒幾天，新的問題出現了：電腦演算法推送了一條福克斯新聞女主播梅根-凱利（Megyn Kelly）因支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選舉獲勝而被公司解僱的熱門話題。該新聞在Facebook上獲得20萬人點贊。但實際上是則假新聞。

之後，熱門話題中的假新聞層出不窮。顯然，電腦演算法不能夠識辨哪些是真新聞，哪些是假新聞。

霍華德教授認爲：炒掉所有的人工編輯，而單純的依靠電腦演算法，這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爲沒有人可以審查電腦演算法是如何進行的了。

截止到2016年11月，Facebook在全球擁有17.9 億用戶，這個數字以每年16%的速度成長。先前，Facebook的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拒絕承認Facebook是媒體公司，而只是科技公司。在霍華德教授看來，Facebook就是一家媒體公司，而且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公司。

Facebook申辯不生產新聞內容，而只是提供平臺，傳播用戶的新聞。而在2016年，Facebook支付給新聞出版機構、名人等5千萬美元，爲Facebook平臺拍攝影片。

數據私隱誰來保護？

競選期間，當美國聯邦調查局決定重啓對希拉里「郵件門」進行調查的訊息發出後，支援川普的網路機器人並沒有把這些訊息推送給希拉里的堅定的支持者，而是推送給了一些關鍵州的猶豫不決的選民。幾天後，美國聯邦調查局決定不再對希拉里提出新的指控，但是機器人資訊並沒有撤回之前的資訊，也沒有推送新的資訊，而是繼續向那些猶豫不決的選民推送「把她關起來」等對希拉里不利的資訊。是誰在收集「猶豫不決」選民的數據資訊，又是誰將他們提供給需求方？霍華德教授認爲，這顯然侵犯了人們的數據私隱。

社區網路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曾撰文表示：「在大數據時代，你甚至不知道你的私隱在什麼時候被洩露出去的。」伴隨大數據的發展，資訊獲取與私隱權益的衝突將會愈演愈烈。

歐盟對數據的保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1995年，歐盟透過了《數據保護指令》， 2002年，歐盟發佈了《私隱與電子通訊指令》，2009年，歐盟透過了《歐洲Cookie指令》。2015年12月15日，歐盟執委會透過了《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等，這一系列法律法規都對個人數據進行保護。但是美國的情況卻大相徑庭，至今，美國並沒有單一的法律針對個人資訊的收集和使用進行保護。

針對社群媒體所面臨的假新聞蔓延、數據私隱被洩露等情況，霍華德教授認爲：不該指望某些平臺、或者公司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而是要依靠法律，因爲依法可以找到假新聞的源頭，可以保護人們的數據私隱，可以對平臺進行監管。

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正如霍華德教授在愛丁堡講座的結束語：社群媒體在扼殺民主？是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這樣。社群媒體在扼殺民主？是的，但是我們可以阻止。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責任編輯：魏城）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唐納•川普出人意料地擊敗希拉里•柯林頓，令衆多觀察者大跌眼鏡。在選前，民意調查機構普遍預測希拉里獲勝，絕大多數國際主流（嚴肅）媒體也公開支援希拉里。在這種情況下，當選舉塵埃落定後，很多人對選舉結果的解讀是，這是美國大衆對精英投了否決票，甚至是精英被「打臉」，國際主串流媒體被「打臉」。

但這種說法混淆了預測機構與媒體的功能。的確，許多民調機構的預測錯了，但這一情況在各國選舉中很常見。民調受複雜因素影響，「測不準」是常事。如果預測總是正確，選舉的懸念又從何談起呢？更需要指出的是，媒體報導、評論的性質，與民調機構的預測是完全不同的。媒體只負責報導事實和發表評論，不負責預測。本次大選前，絕大多數主流國際媒體並未「預測」希拉里獲勝，只是「建議」選民支援希拉里。

另外，用精英和大衆（草根）這兩個標籤來籠統地指代希拉里與川普的支持者，也不夠準確。數據並未顯示，給川普投票的人，平均收入水準就比給希拉里投票的人低，相反，支援希拉里的很多是經濟地位較低的少數族裔。更準確地說，最堅定地支援希拉里的「精英」，其實更多呈現出一種「知識精英」的特徵：幾乎所有的國際嚴肅媒體，幾百甚至上千名知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關係學家，都公開呼籲選民爲希拉里投票。這並不等於他們預測希拉里獲勝，相反，正是因爲看到了川普當選有很大可能性，也有很大的危險性，國際主串流媒體與嚴肅學者才紛紛發聲，試圖阻止這一場景的出現。

同時，也不能籠統地說「媒體」都站在希拉里一邊。本次選戰中，雖然絕大多數嚴肅媒體在最後時刻紛紛表態支援希拉里，但另一種重要媒體——社群媒體，對選民心理和決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競選過程中，大量不實訊息在社群媒體上流傳。雖然對雙方不利的假資訊都有，但透過誇大其詞甚至造謠來醜化希拉里的訊息更多，在社群媒體上氾濫成災，不少來自帶有白人至上主義色彩的極右翼網站。雖然資訊壟斷的被打破、資訊自由總體上是一件好事，但是嚴肅媒體影響力減弱，迎合種族主義情緒與惡趣味、帶有操縱性意圖的資訊增多，其對民主可能產生的毒化作用，也令人擔憂。

的確，國際主串流媒體在兩位候選人之間公開明確表態、站隊，這在美國大選歷史上比較罕見。但這也是有原因的：川普這樣的人成爲美國兩大黨之一的總統候選人，也是比較罕見的。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事。那些反對川普、建議選民投給希拉里的主串流媒體，主要強調的是川普的危險性。同時，絕大多數如此建議的媒體，也客觀、公正地指出了希拉里的不足之處，如精英派頭、不夠「接地氣」、難以得到大衆信任等。只是它們認爲，相比於希拉里的缺陷，川普的缺陷更嚴重，也更危險。主要出於對社會負責的考慮，他們建議選民支援希拉里。

具體而言，第一，川普身上帶有比較明顯的反智、矇昧色彩。川普鄙視自由世界幾百年來沉澱下來的民主原則、族羣交往規範、彼此尊重的社會倫理，也沒有顯示出對複雜世界的理解能力與對複雜政策的把握能力，更願意憑直覺做出簡單化的判斷。他拒不承認已被科學界普遍證實的全球變暖風險，拒絕履行美國在阻止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國際義務。他用一種比重商主義還要粗糙的零和思維看待國際貿易問題，違背國際經濟學常識。經濟學家通常被認爲在社會科學界「偏右」，但這次破天荒地有370位經濟學家發表公開信反對川普，不正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嗎？

第二，川普的競選策略主要依靠挑動族羣對立和仇恨。民主（democracy）的字面含義是「多數人的統治」，但在現代自由民主制中，民選領導人必須成爲一個超然於不同族羣、利益團體之上的人，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的象徵，必須發揮中立和居間協調的作用。把自己打扮爲一部分人的代表，慫恿對「他者」的仇恨，很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和民主的劣化、毀滅。的確，美國自由派強調的「政治正確」在實踐中會出現一些機械、矯情的現象，但很多反對性別、族羣歧視的人，也不一定贊同chairman必須寫作chairperson，影視劇中的黑人絕不能是負面角色，邊界開放無條件允許非法移民流入，屠宰場中的動物也要享受福利等。有的人覺得矯枉過正的地方，可以透過正常的利益博弈管道來解決。而反對「政治正確」卻是個無底洞，很多人很可能借機宣揚一些黑暗、原始的東西，導致族羣仇恨和衝突，甚至更嚴重的種族隔離等問題，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三，川普的個性和脾氣有很多不適於做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地方。川普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絕透過溝通與討論來發現和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在選舉前夕甚至暗示，假如選舉結果對自己不利，將不會予以承認，這已經衝破了民主政治的底線。他更多展現出頭腦封閉而非頭腦開放者的特徵。一些人估計川普在入主白宮之後會改弦易轍，更負責任，但從川普迄今爲止的表現來看，情況並不令人樂觀。諷刺的是，在1930年代，也有很多評論家認爲希特勒是個「小丑」，最終將被「建制派」馴服。當然，川普不是希特勒，但他的很多競選言辭和策略讓人聯想起法西斯主義，這樣的苗頭是極爲危險的。

對上述的川普的危險性，國際主串流媒體已有連篇累牘的論述與強調。但最終，美國民衆也許主要出於一種求變思維，選擇了川普上臺。希拉里自身的不受歡迎，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即使在川普上臺之後，國際主串流媒體也沒有以一種「成王敗寇」思維扭頭轉變立場，而是堅守自己的原則，繼續嚴厲批評川普，希望他能變得文明和負責任起來。畢竟，民主、文明、包容的建設篳路藍縷，其毀滅卻往往在頃刻之間。始終提醒這種可能性，維護來之不易的文明成果，正是嚴肅媒體的職責所在。爲了捍衛文明，嚴肅媒體既不會對權力屈服，也不會簡單地對洶洶湧來的「民意」屈服，而是把理性視爲唯一的「法庭」，把公共利益視爲唯一的旨歸。

當然，在經歷這次的「川普驚奇」之後，國際主串流媒體尤其是美國自由派媒體也在進行反思，比如自己是不是變得脫離大衆了，是不是過於重視文化、價值觀議題而忽視了經濟議題，這種理性的反思有利於媒體自身的進步。但這種反思絕不意味著放棄曾經做出的深思熟慮、負責任的判斷，更不意味著轉而贊同川普的那些危險觀點和理念。當然，假如川普在執政後受到憲政制度和公民社會的約束，變成一個文明和負責任的領導人，主串流媒體也會公正對待他。但只要川普的危險性一天存在，嚴肅媒體就一天也不會放棄自身的「警報器」功能。

就中國而言，目前來看，中國輿情對川普上臺的反應顯得有些過於樂觀。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爲美國「白左」受到懲罰而欣喜，還是夢想川普能把美國「搞垮」而讓中國得利，都代表了一種幼稚的思維。本次選舉不是一場稀鬆平常的美國政府換屆，相反，川普上臺很可能是世界史的又一個重大轉折時刻。川普的上臺意味著，我們可以幻想自己什麼也不做、世界就會自動「進步」的時代結束了，一些更帶有20世紀上半葉和19世紀特徵的跡象重新顯現了。短暫的令人樂觀的21世紀可能正在發生劇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動盪而危險。在此情況下，中國應該少點盲目樂觀，多點審慎和危機感。

（注：本文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推出Facebook以來的12年裏，全球媒體版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他在讀本科期間創立的這個社群媒體平臺，如今這個平臺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聞分銷商之一。

印刷版報紙傳統上受到物理分發成本的約束，相比之下，Facebook和其他社群媒體具有以有限成本、甚至無成本方式跨境傳播資訊的威力。這給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帶來了不容置疑的好處，他們能夠空前便利地獲取資訊。這也帶來了責任。

鑑於Facebook在虛假資訊傳播方面扮演的角色所引發的爭議，該公司要回避這種義務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贏得美國大選之前，黨派性網站發送的假訊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社群媒體上傳播。很難衡量這些假訊息影響選民的程度。但鑑於一半以上美國人從社群媒體獲取新聞（其中1.5億從Facebook獲取新聞），這明顯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也並不只是Facebook感受到壓力。聚光燈在週一轉向谷歌(Google)，因爲它在搜尋排名中突出了一則虛假報導，稱川普已經贏得民衆選票。

祖克柏辯稱，Facebook是一家技術公司，而不是一家媒體公司。不像傳統的新聞媒體有編輯來策劃內容、檢查準確性和保持平衡，Facebook讓工程師編寫演算法，根據用戶的歷史偏好來選擇新聞。祖克柏不願讓他的公司擔當真相的仲裁者。

谷歌、Facebook、Twitter、Uber(Uber)和Airbnb從一開始就採用的網路商業模式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它們都是「輕資本」的。圍繞這些網路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道德和財務責任不那麼清楚。這有一定道理：如果有人打電話威脅你，你不能責怪電話公司。

隨著這些企業發展壯大，它們的責任負擔也隨之加大。就連Facebook員工也發現該公司的辯護缺乏說服力。其中一些人成立了一個非官方工作組，調查他們的平臺在傳播假訊息方面起到的作用。

Facebook不只是一個21世紀的報刊亭。它在傳播資訊、鼓勵信念和觀點相似的人們在彼此之間分享新聞方面，發揮著複雜得多的作用。

對於把一切都扔給演算法這種做法的固有危險，已經得到了默認。Facebook和谷歌兩家本週已採取行動，限制在散佈假訊息的在線平臺上投放廣告。如果這兩家公司能夠分辨哪些網站在傳播錯誤資訊，那麼它們也應該在過濾掉那些公然謊言方面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這不是一次性的選舉戲劇。隨著某些政界人士不擇手段地吸引支援，發現事實正變得更加重要。

調整技術、使其起到監督作用，這裏的挑戰是艱鉅的，而Facebook和谷歌這樣的公司擔心干預內容的性質會被指責存在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們必須肩負起區分真僞資訊的一部分責任。

譯者/和風

從大選期間社群媒體上傳播的頭條文章來判斷，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時常處於嚴重的麻煩之中。

「專家」認爲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遭受了腦損傷。或者她可能正試圖隱瞞自己酗酒和吸毒。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最終發現了她使用私人郵件伺服器的犯罪證據，她還面臨著迫在眉睫的起訴，不過紐約警察局(NYPD)在發現了她與洗錢和涉及侵害兒童的性犯罪有關的令人震驚的證據後，可能率先出擊。

在記憶中這場最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到達白熱化的時候，網路上也在進行一場競賽。鋪天蓋地的假新聞——許多旨在損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對手——只是家常便飯。其中包括陰謀論、誤導、偏見、騷擾和仇恨言論，這些內容被製作出來專門在如今成爲大衆傳播和媒體消費核心的數字網路上散播。

據批評人士稱，隨著長久以來的黨派分歧日益激化，數位化平臺促成了一種危險的部落文化。同時，這些平臺還進一步破壞了人們對傳統媒體管道的信任，兩極分化的選民中的許多人發現，他們早已持有的偏見和毫無根據的懷疑很容易找到支援。

大選後的餘震使得一些大型網路公司飽受批評——特別是Facebook和Twitter——並促使它們承認需要改變現狀。「在科技行業，我們要處理一個問題，」紐約的科技投資者約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稱，「這些平臺處於我們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開始錯得離譜了。」

千夫所指

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爆發的強烈反彈集中針對假新聞：僞裝得像真正的新聞文章一樣的虛假報導，其來源有時是專門爲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謂的新聞在Facebook上瘋狂傳播、在Twitter上被廣泛轉發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尋演算法推廣，最終成功滲入了大衆的政治討論中。

其中包括一篇來自子虛烏有的刊物《丹佛衛報》(Denver Guardian)的「報導」：一名被疑洩露了希拉里私人伺服器上郵件的FBI特工被發現死於謀殺或自殺。憑藉Facebook標誌性的新聞傳播速度，這則新聞在該社群媒體上以每分鐘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擴散。

並非所有的虛假訊息都有利於那位共和黨候選人，但大多數假訊息確實如此。新聞網站BuzzFeed的一項分析顯示，在美國大選最後3個月Facebook上引發最多網民參與的20條虛假訊息中，有17條要麼支援川普、要麼反對希拉里。虛假報導還觸及了另一個痛點：Facebook用戶參與這些虛假報導的程度，超過對幾家傳統媒體公司最熱門的20篇報導的參與。

Facebook上假新聞的病毒式成功傳播、以及此類文章的分享使得競選局面向川普傾斜的可能作用，在該公司內部引發了極大的擔憂。

「現在人們對大選結果很焦慮，有人質疑Facebook和其他企業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該社群網站內部討論情況的知情人士稱。

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上週表示，當不再可能分辨「是與非，特別是在社群媒體時代……那麼我們就有麻煩了」。

在矽谷，佔主導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選結果而處於震驚之中，有人開始指責這些世界最強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選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們需要站出來指出這些平臺實際成爲了雙方的宣傳機器，」成功的創業者、如今身爲Y Combinator投資人的簡彥豪(Justin Kan)說，「矽谷領袖應該呼籲Facebook做正確的事。」Y Combinator爲網路新創企業提供資金。

Facebook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反駁了很多批評，同時承認確實「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來阻止假新聞傳播。在大選後幾天，他聲稱，認爲虛假報導以某種方式影響了大選結果，是「相當瘋狂的想法」。但越來越大的壓力使得他在上週末制定了一些該網站將採取的措施，以解決該問題。

大型網路公司在大選後採取這些措施，突顯了他們承受的行動壓力。上週，谷歌和Facebook採取行動禁止其廣告出現在帶有假新聞的網站上，這一遲來的舉動是爲了削減說謊網站的利潤。Twitter暫停了一批與美國右翼極端組織有關的發表仇恨言論的「另類右翼」(alt-right)賬戶。

自大選以來浮現的證據表明，數字平臺將不得不採取更多行動剷除其系統內的不實訊息和騷擾資訊。這些平臺不僅接收了假新聞，還容忍了更廣泛的欺騙行爲。

據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網路學院的教授菲利普•霍華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類發文的自動系統bot，在很大程度上對Twitter上假新聞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稱，在所有有關大選的Twitter貼文中，約有五分之一來自發出大量貼文的賬戶，明顯表明這些賬戶是bot而非真正用戶。

「數位化開脫」

谷歌的演算法也表現出漏洞。例如，有關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擊的目標——去世的虛假報導已經出現一週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喬治•索羅斯」，這條報導仍然出現在谷歌搜索結果首頁新聞欄的首位上：「爆炸新聞：喬治•索羅斯去世」。該報導來自一個名爲「事件編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網站。

Facebook的祖克柏稱，該網站傳播的新聞中只有1%是假新聞。但是考慮到如今將近一半的美國人都把該網站作爲新聞獲取管道，該數字代表著相當龐大的傳播量。此外，霍華德稱，在Facebook上運營的bot小組的位置表明，大量虛假資訊都是針對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等搖擺州的Facebook用戶，這可能擴大了虛假資訊的影響力。

數位化平臺沒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實資訊，這使人想起了傳統媒體世界的抱怨——數位化企業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像他們被指責在保護版權問題上所做的一樣。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絕將自身描述爲應對所發佈內容負責的傳媒公司或出版機構。

「這些公司在進行『數位化開脫』，」新聞集團(News Corp)首席執行長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們當然是出版機構，作爲出版機構有責任保護並突出訊息來源。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偉大的報紙一直堅守這一神聖的職責，你不能僅靠聲稱『我們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讓自己免於承擔這一職責或合規成本。」

伴隨最近出現的其他醜聞（如Facebook錯誤的計算方式導致其影片廣告的觀看次數被誇大），對假新聞的憤怒加強了要求網路公司視自身爲傳媒公司的呼聲。

「計算方式、假新聞、極端內容等問題突顯出，新媒體或社群媒體公司並非科技公司，而是媒體公司，」世界最大廣告集團WPP首席執行長蘇銘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們應對自家數字管道的內容負責。」

然而，網路平臺遵循的商業準則可能不會給他們任何激勵來承擔此類責任。清除虛假資訊「一直都非優先事項，」博思威克說，「內容往往都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這個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連接。」

Facebook一名前員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許加劇了假新聞的傳播。Facebook的工程師們只關注提高「參與度」——點擊、點贊、評論、分享——作爲評估所有新功能成功與否的主要指標。新功能通常要經過6個月的「密集測試」才能發佈，在此期間，提升這些指標的壓力很大。

「參與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經理表示，「沒人受到激勵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長期後果。」

這或許還帶來了「過濾器泡沫」問題——讓用戶處於一個大家都持相似觀點的迴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參與度本身可能會加劇這一問題，增加憤怒、仇恨以及不準確資訊的流動。簡彥豪表示:「有很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分享的未必是他們調查過的資訊，而是那些激起他們情緒反應的資訊.」

博思威克還表示，那些帶來最強烈反應的貼文「是新聞推送的最愛」。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師們有動力將這些新聞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資訊的傳播。

改善空間

還不清楚網路公司將在多大程度上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注意力已經投向用來清除假新聞的演算法，許多專家認爲這一領域有改善空間。

祖克柏並未提及批評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Facebook是否應該僱用人工編輯。博思威克等批評人士表示，考慮到社交網路的規模，利用人工對內容進行詳細過濾是不現實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認爲，網路公司還是應聘請「公衆編輯」，後者能幫助在產品設計及其他影響他們服務使用方式的問題上確立準則，塑造思維。

此類呼籲可能仍舊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爾曼(Ben Edelman)說：「他們打造的文化與他們僱用的人」意味著Facebook等網路公司根本不會認可有必要建立編輯敏感性。

文化上的鴻溝更深。在Twitter上，對言論自由的承諾使得該網站對清理網路騷擾一直猶豫不決，該公司上週才遲緩地採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種族主義和婦女仇視，嘗試彌補這一缺陷。

祖克柏也持類似的立場，他認爲Facebook更多是一個溝通平臺，而非一家傳媒網站。「我們相信要讓人們發聲，這意味著支援讓人們隨時隨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東西，」上週他寫道。

但在一個網路用戶的聲音被突出的世界，傳統權威變得無聲。上週在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採訪時，歐巴馬抱怨稱，在Facebook頁面上，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對全球變暖的闡釋看上去並不比一個收了錢的氣候變化否認者的言論重要。

他補充道：「人們傳播錯誤資訊、胡編亂造的陰謀論以及用極爲負面的言論抹黑反對者、並讓其無法進行任何反駁的能力已經大增，這將加劇選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對話都變得非常困難。」

在這場存在嚴重分歧的美國大選後，Facebook的用戶正進一步退入他們的「過濾器泡沫」。霍華德表示，失敗的痛苦使得失敗一方的許多人已在大量「解除與投票支援對方候選人的人的好友關係」。

結果很可能在不同羣體間造成更深的裂隙。這隻會加劇一種氛圍：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關於反對陣營的最具偏見或最不準確的資訊，並大聲告訴所有願意聽的人。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