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人：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 劉波

推薦語：2016年的世界很不平靜。在中國人作爲「喫瓜羣衆」旁觀美國大選一年後，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年末突然打出「臺灣牌」，令人倍感喫驚。新一年的中美關係疑雲重重。南海仲裁案曾令中國如臨大敵，但又出現「劇情神反轉」；中俄關系保持穩定，但川普上臺引發微妙猜想；北韓一如既往地不穩定、無法預測，受中美關係震盪影響，東亞可能重新洗牌。

中國在觀察世界，世界也在觀察中國。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人變得日益「自信」，不僅「小粉紅」網路出征，外交官都更願意展示「強硬」，把外界批評視爲冒犯。不幸因車禍去世的吳建民大使，作爲理性溫和派的代表，引發對「韜光養晦」時代的追憶。粗率狂傲的川普意外獲得大量中國「粉絲」，折射中國社會心理的悄然變化。未來一年裏，更「自信」的中國與更動盪的世界之間將發生何種互動，令人無限遐想。

FT中文網精選以下十篇文章，對2016年的中國外交、中國與世界關係，以及中國在看待外部世界方面的輿情變化，進行深入解讀，並助讀者預判未來走勢。

川普將如何亂點中國「穴位」 作者丁學良

川普臺灣觀的根源 作者張鋒

掌控北韓：中國必須在東北亞爭取主動 作者曹辛

南中國海仲裁案的情、理、法 作者王江雨

新加坡爲何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 作者薛力、劉立羣

中俄——貌合神離的夥伴？ 作者席佳琳

中國外交官訓斥人的苦衷 作者丁學良

吳建民大使是如何被「愛國者」消費的？作者儲殷

爲什麼某些中國精英喜歡川普 作者趙靈敏

「政治正確」惹了誰 作者劉波

（注：推薦編輯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筆者於今年6月12日爲FT中文網所寫的評論《中國對美國孤立主義的愛和恨》裏，曾經假設萬一（注：第一個「萬一」）川普被選上美國總統以後，他在競選期間大聲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創意，萬一（第二個「萬一」）大部分被他的當局真動手做起來，不論最終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將會造成怎樣的地覆天翻的後果。而在這場攪動全球戰略態勢的大亂局中，北京擬定的「中國夢」裏面那些有關中國國際地位突飛猛進的美好設想，便會獲得意外成功的新機會。

川普已經爲「中國夢」增添了機會

到今天爲止，上述的第一個「萬一」已經變成事實了，第二個「萬一」至少也有一項水落石出：川普宣佈他一進白宮辦公室上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美國先前率先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被美國大力拉進這個國際貿易新框架的亞太國家，現在都被川普的宣示搞得心神不定，叫苦不迭，這從與中國政府有著特殊關係的新加坡政府高層的言論裏看得非常真切。該國總理李顯龍今年8月訪問華盛頓時就已經憂心忡忡此事要搞砸，直率警告：參與TPP的每一個成員國均克服了本國一些政治反對和敏感輿論，付出了一些政治代價才能達成初步協議。「假若最後新娘沒有來到（婚禮）禮臺，我相信大家都會感到非常受傷害。」絕大多數客觀的分析都認爲，中國將從川普的這一決定中獲益最多（BBC中國總編輯凱瑞：《分析：美國退出TPP對中國是絕好訊息》，2016年11月22日）。中國成爲亞太區域貿易規則編制和落實進程中的頭號大玩家的前景，眼下看起來是十之八九的幾率了。這可是「中國夢」裏的一大元素，不能小視。

那麼，川普很快還會在「萬一」的單子裏再挑出哪一項，著手做起來呢？全世界都在睜大眼睛看，北京的眼睛睜得特別大。可是大家都知道川普很不靠譜，他競選期間即便私下裏擬定了一個「譜」，與他在公開場合下大聲嚷嚷的不一樣，他當上了總統以後也未必會照譜行事——他自己承認在他領導下「美國對外政策將會不可預測」（US foreign policy will be unpredictable）。就那些與中國直接有關、或至少很大程度上相關的問題上，我們也得要有第三個「萬一」的考慮——萬一他動手做他本人競選期間既沒有說過的、先前好幾屆美國總統都不願意做的那類事情，那又會怎樣？

筆者這麼說，並非完全出自學術玄思的職業偏好，而是被幾分現實事態的苗頭刺激和提醒著，才試圖朝這一方向作些開放性設想。這類苗頭包括來自俄羅斯的報導：川普當選後和普丁通了一番電話，談得甚爲熱切。這兩「普」以前就惺惺相惜，互相說過對方的大好話。據報道，兩「普」友好通話之後，馬上就有新狀況浮現在中國和俄羅斯的一筆大軍火交易的進程中。本來答應要在2016年年底交給中方的第一批四架蘇-35戰機，變得又不確定了。俄方表示，暫緩簽署對中國出售整批蘇-35戰鬥機的協議，目前俄羅斯只是在原則上同意向中國提供先進武器。對是否一定出售這檔高效能的成批戰機（它們會在中國與美日等國的較量中發揮關鍵作用），俄羅斯似有反悔（據RFA、《美國之音》駐俄記者白樺等的報導，2016年11月21-23日）。也許這只是俄方漫天要價的一招，以前也有過類似的做法。

新手「點穴」拼的是膽大而不是心細

稍許接近操作階段的，是川普什麼時候和以什麼方式會見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這位高齡僧人已經把希望儘早見面的話說得很熱切很正式，如果川普不久會見他，並明顯突破歐巴馬任期內四次會見達賴喇嘛的規格，中國政府的反應會怎麼樣？這完全有可能變成川普點擊中國的一個敏感「穴位」（Terrence Edwards, 「Dalai Lama says will visit Trump in move bound to anger China」, Rueters, 23 November 2016）。令中國稍感欣慰的是，川普本人及其高級助手們對穆斯林團體很不友好，目前還看不出他會跟流亡在美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原籍新疆的熱比婭圈子將有正式的交往，否則這就會變成另一個新「穴位」。

川普對美中關係所知甚少，美國政界、外交界、學術界都爲此擔心不已。中國人常說「藝高膽大」，其實更常有的倒是「藝高膽不大」，因爲你若是太明白水的深淺，就會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川普在處理外交事務上藝不高膽子特大，自信度比誰都高。倘若共和黨內的強硬派人士把以前多年裏曾向美國政府提倡過、但都沒有被採納的對華政策建議，重新加料塗色包裝一番提供給他，說這些纔是對付中國的費力費財不多、卻具有四兩撥千斤效果的靈巧方法，也就是華文評論界常說的「點穴戰法」秒招，他會不動心去試試嗎？

首要的兩個「穴位」

川普要真動手點中國的「穴位」，會把指頭點到何處？根據筆者過去多年裏的閱讀研習，能夠立馬想到的頭兩個穴位，都屬於臺灣問題。這些年來，一直有數量不少的美國智庫、退職的文武官員、大學教授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對臺灣提出的武器裝備更新需要作出更積極的回應，大力提升臺灣防務的硬體，加強美軍和臺灣軍隊之間的軟體協作，比如3C（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mmand）。這樣反倒會降低臺灣海峽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危險，因爲越是兩岸之間的軍力對比不利於臺灣一方，越是會誘發中國大陸動武迫統，那反而會把美國拖進熱戰之火中。此一「點穴」建議對川普這個商人出身的總統來說，還有一個新增的說服力：增加美國的出口收入，有利於他在全美國大搞基建的宏圖。

與此密切相關的第二個穴位，是美國共和黨內強硬派外加其它政治團體的另一組建議，就是在政治和象徵意義層面提升美國政府和臺灣官方交往的級別。他們論證的理由是：美國不必事事過於在乎中國官方的外交言辭大砲，毛澤東當年就曾對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其顧問基辛格說過，中國激烈的公開反美言論和宣傳不必當真，「我們是放空炮」。毛的這個實事求是的表白至今仍然符合美中交往的現狀。美國在過去許多年裏對臺灣太貶低了，讓臺灣政府高層受屈辱待遇，綠營、藍營都感嘆不公道。他們認爲，現在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允許美國更高級別（先讓正部級的）現任官員訪問臺灣；允許臺灣最高領導人訪問別國的途中，路經美國首都；允許臺灣政府官員進入美國國務院等內閣部門處理公務；邀請臺灣高級官員出席美國政府的相關重要會議或大型儀式；直至提升美國官方駐臺灣機構的級別。這樣也在世人眼裏，表彰了臺灣民主化進步的成就，讓臺灣朝野上下更有自信心，抵抗中國大陸的種種打壓。蔡英文團隊每天都在這麼期待著：請看臺灣剛剛重開的外交「被打壓」網站。

若「亂點」幾次到位，就成了新正統

筆者在本文標題裏使用「亂點」的說法，並非全出於貶義，刻意挖苦川普，而是考慮到這位年紀已經70、卻心態一點也不老的新科政客的一貫行事風格。他完全憑著一路「亂來」，才成功衝上美國總統的寶座。這種「老子偏偏不信正」，即不相信正統思路和正規做法而取勝的造反豪情，一時還會在他及家人（他最親密的助手）的身上洶湧澎湃一陣子，有革命成功的餘熱。

他在針對中國的幾個問題上「亂點穴位」，也許在他心裏恰恰是高手出招、偏鋒擊敵，能夠獲取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因爲20多年來，美國國內一直有利益集團加上民間羣體，抱怨美國政府在對華交往中一廂情願、喫虧太多，又老不幡然改正（James Mann, 「America』s Dangerous 『China Fantasy』」, The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6）。川普在這些問題上的大聲嚷嚷，爲他的成功當選得分頗多。爲着在他最在意的實質問題上（如雙邊貿易持續不利於美國）壓中國多作出讓步，他的「亂點穴位」是亂中有道。若幾次點到位，也就成爲新正統。

筆者坦承，川普點什麼穴位是說不準的，他多半會亂點幾次，則是比較靠譜的一件事。還有幾個可能的敏感穴位，下次再討論。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12月2日美國候任總統川普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通話，是1995年5月22日柯林頓政府批准李登輝入美簽證以來，臺海局勢的最大震動，也是中美於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操作手段的最大變動。

這次與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通話，是1979年以來美國候任總統或總統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國兩岸政策的操作傳統，也破壞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達成的美臺領導人、高級官員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雖然川普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長期堅守的領導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則，這是否意味著他將改變美國對臺政策本身，放棄「一個中國」立場，從而導致臺海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其實，與其說川普在改變美國對臺政策，還不如說他正在向美國對臺政策的歷史根源迴歸，特別是從實質上回歸到里根時期的對臺政策。認識到這一點，需要理解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本質。

在1972年2月簽署的中美《上海公報》和1978年12月發佈的《中美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中方關於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但關鍵在於，美方只是「承認」（acknowledge）中方的這一立場，但卻從來沒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這一立場。

這就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認識到大陸關於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並不同意，無意接受，更不願去促成這樣的「一個中國」的事實。

這一實質在里根總統的臺灣觀裏表現得至爲明顯。里根對臺政策的核心並不是1982年8月17日簽訂的表面上限制對臺軍售的「八一七公報」，而是在「八一七公報」快要簽署前的一個月對當時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做出的所謂「六項保證」，即不設定對臺軍售的終止期限，不修改《與臺灣關係法》，不事先與大陸磋商對臺軍售，不在兩岸之間扮演調解人，不迫使臺灣與大陸談判，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這最後一項保證——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正是美方「承認」但不「接受」大陸「一個中國」立場的體現。

美方在「八一七公報」裏承諾：「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效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中方抨擊美國源源不斷的對臺軍售，總是以這段話批評美方的背信棄義。美方卻強調，這段話需透過「語境」去解讀，因爲它暗含了大陸透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條件。在「八一七公報」發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發佈了一個保密總統令，強調美國減少對臺軍售需絕對建立在大陸和臺灣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主權之爭」的條件之上，同時指示，美國必須確保臺灣應對大陸「威脅」的軍事防禦能力。

可以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至今，美國對臺政策的實質一直都是承認但不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共和黨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在訪華時闡述了美國對臺政策新「三不」主張，即：不支援臺灣獨立；不支援「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不支援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對臺立場的最大鬆動，但柯林頓表示了美國反對什麼，卻沒有說美國支援什麼，尤其是沒有作出支援中方「一個中國」立場的承諾。即便如此，柯林頓的「三不」表態還是受到美國國內親臺派的抨擊。

總之，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並不能等同於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關鍵的分歧在於，美國並不認同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雖然美國沒有正式承認過臺灣的「主權」，但它也沒有正式否定過臺灣的「主權」。準確地說，美國的立場是臺灣主權未定論。

川普對臺灣的真實看法以及其後續的對臺政策實質如何，目前只能猜測。但認清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本質，就可知道，川普雖然在操作程式上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傳統，但並未推翻這一政策的實質。

實際上，可以說，川普及其共和黨右翼智囊是在延續里根對臺政策的精髓。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7月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川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項保證」加入到共和黨選戰綱領裏了。可見，川普團隊醞釀美國對臺政策調整爲時已久。

而里根「六項保證」的核心也是臺灣主權未定論。既然臺灣的主權未定，美國官方又從未接受過大陸「一個中國」原則，那麼未來美國的對臺政策有著巨大的演變空間。從延續柯林頓的「三不」到美臺建交、支援「臺獨」，都是可能的。美臺建交當然是對大陸「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藐視，但卻並不一定違反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政府一直自認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共和黨右翼的觀點，在美國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約翰•波頓——著名的共和黨「鷹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川普的外交顧問——已經公開表示，美國可以逐步升級美臺官方關係，直至重建外交關係。其他共和黨右翼和親臺派也大受川普-蔡英文「電話事件」的鼓舞，紛紛表示美國新政府應對華強硬，以美臺建交來恢復臺灣作爲美國在東亞的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川普上臺後，臺海衝突是否將迫在眉睫？樂觀者可以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爲例，認爲經過一段時間的摩擦，中美關係將恢復階段性平穩。畢竟，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好的一段關係。里根在1984年成功訪華後，改變了對中國的偏見，中美關係因此得以穩健發展。

也許，中國邀請川普進行一次成功的訪華，也能改變川普對中國的看法，引導中美關係出現第二個「里根時期」。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中美關係的根基和國際國內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里根時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蘇聯的戰略合作基礎；現在不僅沒有這種戰略合作基礎，反而戰略競爭和衝突的潛在因素越來越多。同樣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弱國，根本無力挑戰美國的戰略利益；現在的中國則是實力愈發接近美國的崛起大國，美方日益感到中國對其亞太領導地位的挑戰。

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是中美在對臺問題上對峙的一個關鍵過渡性事件。那次危機也是由於美方越過對臺政策的「紅線」（同意李登輝入美）而發生的。美國派遣兩個航母艦隊駛近臺海，當時解放軍並無太多軍事應對的選項。20年後，中美兩國在臺海的軍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美軍介入不僅沒有勝算，還將冒著霸權終結的風險。

當然，川普也許只想以臺灣問題試探一下中國，或者以此對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如貿易、朝核等）進行施壓，以便掌握美中關係的主動。但是，川普身邊確實有不少信奉「美國至上主義」並親臺的右翼人士。他們似乎極想在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檢驗一下「美國至上」的教條是否還名下無虛。關心臺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黨內部還有頭腦清醒的戰略家，向川普指出在臺海「玩火」、挑戰無可置疑的中國核心利益的巨大風險。

（注：作者是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員、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最讓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川普的崛起。川普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系統完整的政治主張，時常胡言亂語，語不驚人死不休，卻從共和黨16位參選人的圍追堵截中脫穎而出，並對老牌政客希拉里•柯林頓造成了明顯的威脅。爲什麼那麼多美國人支援川普？學者和媒體莫衷一是。而在中國，川普同樣有一批忠實的支持者，他們雖然無法投票，但活躍在各類社群媒體上，熱衷於收集川普的各種言論並進行正面的解讀和評價，甚至將之上升到「川普是人類救星」這樣的高度。

和美國的支持者相比，中國的川普支持者有這兩點特別之處：一、他們對川普是「真愛」。有些美國人雖然決定投票支援川普，但並不喜歡這個人，有的還很討厭他，只是因爲對現狀感到憤怒而選擇了他；川普在中國的支持者不牽涉到投票的問題，沒有現實利益的糾纏，很多只是單純地喜歡或認可川普這個人；二、美國的川普支持者被公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社會地位不高，屬於中下層，所以希拉里•柯林頓纔會失言說他們的一半都是「可悲之人」，「覺得政府和經濟辜負了他們，沒人在乎他們，沒人爲他們的生活際遇和前途著想，爲了改變現狀他們可以不顧一切」。而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中不乏某些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性思維、社會地位高尚的成功人士和精英。關於這一點，只需到微信或知乎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在那些地方，公開譴責川普的言論很少見，而對他表示讚賞、進行開脫美化的大有人在。

爲什麼中國的精英沒有像美國精英那樣反對川普？這裏面有國情的不同，有關注點的差異，不過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兩國精英的成長環境不同，導致部分中國精英更認可川普在政治正確、反恐、穆斯林等問題上的觀點。

川普最受詬病的行爲之一，是他對移民、穆斯林和女性的種種不加掩飾的貶低和侮辱，這對深受人道主義精神、平等意識和民權運動洗禮的很多美國精英來說，完全不可接受。最近曝光的川普侮辱女性的影片，更是觸及了美國社會的底線，讓所剩不多的一些精英也和他劃清了界限。而某些中國的精英崛起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社會氛圍中，雖然也不太認可川普的某些表述，但也沒有那麼反感，更談不上憤怒和譴責。

過去30多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是在大亂之後開始的，沒有思想啓蒙運動。官方爲了進行改革動員，竭力渲染過去福利制度和大鍋飯的弊病，加上一些學者的推波助瀾，導致「市場經濟就是完全的自由競爭」幾乎成了全社會的共識。由於沒有精神和規則上的約束，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崇拜諂媚強者，唾棄貶低弱者，關愛、平等對待弱勢羣體的氛圍遠未形成。因此，中國社會基本上不存在爲保護弱勢羣體而衍生的「政治正確」，歧視、物化女性，取笑殘疾人的言論比比皆是。

而這些認識，在部分中國精英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他們能成功是因爲他們更能適應和駕馭上述規則，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九死一生，被別人傷害，也傷害別人，漸漸形成了鐵石心腸和自我優越感，認定自己的成功是自身努力和稟賦高的結果，而那些競爭中的失敗者，肯定是因爲懶散不努力，或有其他缺陷，怪不得旁人。因此，他們比普通人更迷信自由競爭和個人奮鬥，更相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更警惕福利養懶人的弊端，也更認可川普對政治正確的不屑和攻擊。

具體到美國，很多中國精英認爲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和左派對黑人社區的種種不盡人意之處視而不見，舉凡未婚生子、犯罪率高等問題，通通歸咎於社會，不敢直斥黑人自身的問題；爲了維護變性人的權利，竟然不顧公共安全，讓他們隨意選擇上男女廁所。面對這種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川普敢於面對現實，冒著得罪人的風險勇敢說出了真相，誠實坦率，令人欽佩。

至於川普所發表的侮辱女性的言論，在中國精英看來同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以說，很多中國男性精英是中國目前男女關係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他們被畸形的婚姻市場驕縱得不可一世，在物化、貶低女性方面比普通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某媒體男記者涉嫌強姦女實習生，男性同行大多在替他不忿，認定是女方索取利益不遂進行的報復；男教授猥褻騷擾女學生被停職，很多同行和學生替他可惜不值，認爲處罰太重，甚至有人質疑女學生的精神狀況。事實上，相當一部分男性壓根不認爲上述記者和教授的行爲有什麼不妥。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裏成長起來的人，自然理解不了川普因爲幾句鹹溼的話就被搞得衆叛親離的現象。

另外，川普言辭間表露出的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警惕，和中國很多精英的世界觀有異曲同工之處。自「9﹒11」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已經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伊斯蘭恐懼症」，有中國本土的誘因，也離不開國際事件的影響，特別是近一兩年歐洲的難民危機和頻發的恐怖襲擊，讓很多人對穆斯林和歐洲左派大搖其頭，認爲穆斯林正在憑藉高出生率「佔領」歐洲，毀壞歐洲的文明基礎，歐洲前景堪憂。而歐洲知識分子和精英爲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確所累，不敢拒絕難民的任何要求，不敢旗幟鮮明地指斥難民的不當之處，甚至在難民犯案之後，還在苦心孤詣地替他們淡化、開脫、掩蓋，這些做法幼稚、一廂情願、好心辦壞事，最終一定難逃「農夫和蛇」式的下場。基於這些認識，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持槍對抗恐怖分子等言論，就比希拉里強調的包容合作、控槍等言論更受中國人的歡迎。

再從個人風格來看，川普講話沒有邏輯，經常信口開河，言語粗鄙，觀點偏激，忽左忽右，爲美國精英所不喜，而中國不完善的市場機制決定了很多精英本身就出身草莽，加上過去幾十年革命哲學的影響，整個社會在很長時間裏以粗魯、不講衛生、不修邊幅爲榮，這使得很多人將川普的粗鄙、言行不一美化爲好玩、正直、不虛僞、心直口快。而希拉里的正統政客形象，反而讓很多人無感。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我們手裏是有一份和北韓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名單的」。

在一家北京的北韓飯館裏，一位酒足飯飽、明顯有點醉意的駐華北韓幹部這樣告訴筆者。他的意思是：對於過去在戰爭和建設年代，和北韓有過工作關係的中國老幹部的子女後代，北韓是有一份名單的，北韓駐華官員會經常去探望、餐敘和聯誼。

不僅如此，北韓駐華人員還和中國軍隊的老幹部管理部門有聯繫，例如會請他們喫喫北韓菜，敘談「傳統友誼」，當然也談現實。這一切，當然都是在當年抗美援朝這杆旗幟下進行的。

然而中國的現實是：這些中國老幹部的子女大多是體制內人士，或者一生都和體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而那些老幹部本人雖然退休，卻還是可以看保密檔案的，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他們是掌握一定內部資訊的……

這個筆者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可以看作是中國對朝決策的一個背景縮影，北韓核力量能夠發展至今而平安無事，也可以從中找到線索。

可是形勢比人強，在北韓9月9日核試驗後，中國在北韓半島正面臨歷史上最嚴重的局勢，如果再不主動採取措施的話，中國在東北亞將徹底陷入被動；而且，北韓半島局勢和南海形勢密切相連，任何一個地方發生情況，中國必將被南北牽制和夾擊……

結論只有一個：爲了維護自身安全，中國必須掌控北韓。

北韓已直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回首今年1月以來的東北亞局勢，可以相當清晰地看到這樣一條線索：北韓搭臺（精心選擇時機，進行核試驗、發射飛彈）——-美日韓唱戲（以北韓的核試驗和發射飛彈爲動因，引進「薩德」，朝美雙方客觀上形成互動）——損害中國安全利益。

與國內部分單位和人士認爲朝核可以平衡美國力量相反，事實是：金正恩在這大半年的時間內，以核試驗和不停發射洲際飛彈的方式，將南韓民意一步步推向支援朴槿惠總統引進配屬兩千公里監測距離雷達的美國「薩德」飛彈防禦系統，而兩千公里的監測範圍，將使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處於完全被美國監控的狀態。爲此在今年G20峯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向南韓總統朴槿惠表達了堅決反對部署「薩德」的意見，但是朴槿惠毫不讓步。現在，隨著上週五北韓的第五次核試驗，中國反對南韓引進「薩德」的正當性被進一步削弱，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幾乎徹底喪失，「薩德」入韓，基本上已無法阻擋。而且，中國也難以因此給南韓施加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否則全世界都會認爲中國在支援朝核。事情走到這個地步，固然有中韓間互信不足的問題，但北韓的核試驗和連續發射飛彈，對南韓政府決定引進「薩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和引領的作用，而且從北韓每次行動的時機看，完全是有計劃、有步驟的。

此外，北韓的行爲還成功離間了中韓關係。如果中國政府對引進「薩德」默然接受，對內，無法向民衆交代爲什麼中國國家利益要受到損害；對外，中國的外交尊嚴將蕩然無存。因爲北韓的行爲，當前中韓兩國政府正尷尬地僵持著，兩國自建交以來建立的良好互惠關係遭到史無前例的破壞。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北韓的一切行爲全部發生在今年南海局勢惡化的背景下。當中國在南海面臨諸多嚴峻困難時，北韓的行爲在它自己可以說成是選擇時機恰當，對中國則完全可以被解釋爲乘人之危。因此北韓已經不能用國內網民說的「豬隊友」來形容了，作爲中國盟友，它客觀上就是「第五縱隊」。

此外，北韓半島局勢和南海是緊密相連、互爲聯動的，北韓半島近鄰中國的首都，可以輕易影響中國的東北、華北地區和黃海、渤海海域，對振興東北和發展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關聯極大，同時，這一地區又是中、俄、美、日、韓大國和發達經濟體的聚集之地，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肯定地說，同南海相比，北韓半島是心腹大患，南海是肘腋之患。反過來說，即便爲了解決南海問題，也必須使北韓半島局勢相對平穩，否則必然被南、北牽制甚至夾擊。

目前形勢的發展顯示，中國在北韓半島有徹底陷入孤立、被排擠出局或者最多成爲配角的危險。

這幾天北京外交圈有訊息稱，美韓可能於近日對北韓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筆者最初和駐華外媒人員的共同研判是：這很可能是美日韓故意防風，逼中國對北韓出手。可是週日韓聯社引述南韓軍方人士訊息說：美國將於下月10日至15日，派「里根」號核動力航母赴南韓西邊的黃海海域和濟州以南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其核心是「在非常時刻精確打擊包括北韓最高司令部在內的核心設施。」如果「里根」號來黃海屬實，則美韓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對北韓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物質條件。

此外，南韓軍方高級官員還表示，爲針對北韓第五次核試驗的相應措施，美國近期將把部署在關島安德森基地的戰略轟炸機部署到北韓半島。南韓軍方高級官員11日還表示：「正在與美軍當局進行協商，爭取儘早讓部署在關島基地的戰略轟炸機在南韓展開。」目前在關島基地上，部署並運用的飛機有B-52戰略轟炸機、B-1B （Lancer）超音速轟炸機、B-2（spirit）隱形轟炸機等。

這使得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屆時一旦有事，不僅戰爭將可能波及黃海，中國還將十分被動，因爲除非回到冷戰，中國手裏的牌實際上並不多。真要出現那種情況，南海必然很難平靜，從現實力量角度，以中國一國之力和美國抗衡，中國難以南北兼顧，必將滿盤皆輸。

特別是，外交必須服務於內政。當前中國最大的內政，就是要在明年中共十九大上建立新的中央領導權威，而中央核心主抓的外交如果全面遭遇大失敗，自然是不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這一點必須十分清醒。

現實要求中國，必須徹底掌控北韓，才能避免東北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而且，同與美日韓開戰甚至嚴重對峙相比，這肯定是代價最小的辦法。

換人、駐軍、棄核、改革開放

特殊時期，對特殊對象，必須有特殊思維。掌控北韓，必須打破一切舊有的概念、思維模式和傳統做法，根據實際需要確立中國的目標和手段。

當前中國對北韓政策目標應該是：換人、駐軍、迫使北韓棄核，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換人是指:北韓應該有新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必須對華友好、合作。作爲北韓的盟國，中國是有談論這個問題的資格和正當性的。

因爲朝鮮勞動黨一個不變的傳統是，每當現任領導人要把領袖職務傳位於子時，都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援和祝福，這對統一勞動黨內的不同意見意義十分重大，在國際上也是其最有分量的加持。金日成如此，金正日也是如此。金正日接任北韓領導人，其父親金日成從策劃此事，到讓他實際主持工作，用了十幾年時間，此時恰逢中國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在獲得正處於改革開放黃金時期的中國支援方面，並不順利，但在金日成去世後，金正日最終還是獲得了中國黨和國家的支援；金正恩被選爲北韓領導人，同樣也獲得了中國方面的支援和賀電。而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時代，不管中朝之間發生什麼矛盾，北韓最終都會同中國和解，並站在中國一邊。像現在金正恩這樣，受恩於中國卻不聽勸阻，直截了當、毫不顧忌地多次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是不能想像的。

從金正恩在位幾年來的情況看，雖然在國內經濟改革方面有所著力，但他在處理內政、朝核問題以及對外關係上表現出來的我行我素、不計後果的特點已經非常清楚，這反過來也使得北韓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特別是其客觀上把中國當作敵人，公開把禍水引向中國，不惜讓東北亞重回冷戰以綁架中國和俄羅斯支援其政權與核政策的做法，已經成爲大家的麻煩，即便是站在北韓人民的長遠利益立場，乃至他本人人身安全立場上，他都不適合再擔任北韓領導人，北韓應該有新的、更具智慧和開拓性的領導人。

不僅如此，在金正恩的領導下，中朝邊境每年都發生北韓武裝人員非法越境進入中國犯罪的事件。他們殺害中國邊民，打傷打死中國軍警，搶奪中國公民財物，給邊境中方一側客觀上造成混亂和恐慌，全世界沒有一個盟國間的邊境像中朝邊境這樣的。

駐軍是指：恢復到1958年前中國在北韓駐軍的狀態。在這方面，中國的法律正當性和道義基礎毋庸置疑。

據說當年金日成對中韓建交大發雷霆時說：你中國是造成現在半島格局的主要一方，怎麼可以甩開我們和敵人（南韓）建交？

中國是當年韓戰的主力一方，是1953年板門店臨時停戰協定的簽字國。只要這個臨時停戰協定沒有變成和平協定，中國就理所當然地擁有在北韓駐軍、以保護這條臨時停戰線的國際法和道義基礎。當年出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各種考慮，中國撤軍了；今天，中國內外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應該恢復在北韓駐軍。

中國還應該強力要求北韓棄核。

因爲北韓擁核，違反聯合國反核擴散協定。作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經濟規模世界第二的負責任大國，中國有義務維護國際防核不擴散協定和安理會決議的嚴肅性；

因爲北韓每次核試驗，都給相鄰的中國東北邊境地區造成動盪，給中國邊民造成恐慌。特別是，北韓核試驗和發射飛彈把對中國不友好的外國軍事力量引到中國周邊，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安全環境，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此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反過來也證明，國內某些單位和人聲稱北韓是中國「緩衝地帶」的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在上述前提下，中國支援北韓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和經濟實力，大力幫助北韓人民實現當年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向北韓人民承諾的「喫大米飯、喝肉湯、穿絲綢衣服、住瓦房」的基本生存目標。

爲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中國擬遵循下列路徑實施：

1，鑑於北韓一再實施核試驗、發射飛彈，破壞東北邊境地區穩定，中國應封鎖中朝邊境，以防再有不測事件發生。

2，除了聯合國制裁決議明令禁止的內容外，爲防止北韓進一步採取過激行爲，中國應停止兩國間糧食、能源貿易和援助，包括旅遊等一切商業活動。

3，透過外交途徑明確告知北韓政府，要求朝方管控好中朝邊境，防止難民事件發生。否則一旦出現難民潮，中國將廢除原先中朝間簽署的一切邊境管理協議，將北韓難民一律視爲經濟難民，停止遣返，允許他們經中國轉赴第三國。

4，目前朝方在華人員數目龐大，身份複雜，守法情況較差。根據相關部門統計，2014年北韓在瀋陽人員連同家屬共1000餘人，但因各種原因被當地公安拘留過竟有400餘人。再以遍及中國很多城市的北韓飯店爲例，在經營過程中以各種理由不開具稅務發票、要求中國顧客現金交易、不接受銀行卡的情況比比皆是。有鑑於此，中國應廢除兩國公民往來互免簽證協定，要求在中國的除外交官和年輕學生以外的北韓公民立即離境，待重新獲得簽證後再進入中國，以大幅度減少北韓公民在華數量，維護國內治安環境。

以上所有措施，均應在聯合國反朝核的框架和旗幟下進行。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國實施上述措施，北韓只有如下對應措施:

1，向中國屈服。

2，放任難民來中國。

3，武力挑釁。

如果北韓採取第1項對策，事情就變得簡單了，中國上述四大政策目標可以全部實現，爲此，中國可以承諾保全北韓領導層的生命和政治、經濟利益。

北韓採取第2項對策，則中國立即改變對朝難民政策，那是北韓絕對承受不起的。

如果北韓採取第3項對策，中國立即展開新時期邊境自衛還擊戰，不排除和美韓合作，南北夾擊，徹底解決北韓問題。如果美韓在這一過程中試圖趁機統一，中國的底線是:鑑於朝、韓都是聯合國會員國，半島統一要經過半島全民投票程式，禁止任何一方武力統一；中美必須同時從半島撤軍，或者起碼在一個時期內共同在半島駐軍。總之，如果北韓武力挑釁，一是要下定打的決心，下了決心，往往最終卻並不一定需要戰爭；二是一定要掌握主動權。

從北韓的現實情況看，一旦中國真的出手，在面臨南方美韓強敵的情況下，北韓統治階層爲了保全自己利益和生命，採取第1項對策的可能極大。

一旦中國解決了北韓問題，中國必將往崛起的道路上邁進一大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南海問題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當前在外交上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爲這涉及到兩方面：第一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習近平主席上臺以來，他反覆強調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是重中之重。但因爲南海矛盾激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現在應該說已經相當緊張。另一個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關係，可以說南海爭端現在已經基本上轉化爲中美之間的爭端。

南海問題由來已久，但它爲什麼會成爲一個問題？這是因爲這幾年的爭端突然開始升級。但這個事情真正爲各國所關注並作爲國際爭端浮現出來，是在1960年代末。當時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太平洋調查石油資源，得出的報告稱南海蘊藏著大量的石油資源，之後各國就開始關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國關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爲知曉歷史的人都知道，那時越南和菲律賓開始大肆在南海佔據島礁，而且很成功。越南佔了29個，菲律賓佔了8個。中國當時一個都沒有佔，因爲當時中國忙於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沒有拿出這樣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沒有拿出這樣的關注度去搶佔南沙島礁。後來中國跟越南進行了兩場海戰（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羣島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佔了一些島礁，最近實際控制的就是黃巖島。

但即使1970年代以後各國開始搶佔島礁並提出申訴，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紀的前十年，南海問題實際上也不是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應該說不是相關國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現在已經真正地成爲重中之重，比如說成爲中越之間最關鍵的問題之一，甚至成爲中美之間目前最重大的爭執。

南海問題成爲一個重大爭端，應該說是從2009年、2010年以後開始的。這裏邊有兩個原因：其一、根據相關規定，各國要向聯合國大陸架界線委員會提交一個對自己的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主張。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或單獨或聯合地提出了主張，它們的主張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線」以內。中國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且對他國的主張提出了反駁。中國在2009年時向大陸架界線委員會提交了正式檔案，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官方檔案裏提到「九段線」這個概念。

其二是國際政治上的原因，美國歐巴馬政府從2010年、2011年開始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或稱「重返亞洲」戰略。「重返亞洲」戰略基本上有三隻腿：一是全球的軍事部署從歐洲佔60%亞洲佔40%，逆轉爲亞洲佔60%歐洲佔40%，這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第二是在經濟上，要跟亞太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最主要的是透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奪回對亞洲經濟一體化議程的主導權。第三就是所謂的「巧實力」，即聯合小國結成同盟。關心時事的人應該都知道，歐巴馬和希拉里屢次發表相當強硬的演講，提到南海也是美國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說中國在南海霸道，欺負其他國家。在這個時候，越南和菲律賓對它們自己的主張，態度也開始強硬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不能讓步，正好新任的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也比較強硬，有走出「韜光養晦」的架勢。

南海的爭端開始變得嚴重，轉折點是2012年黃巖島事件。黃巖島以前是美軍的靶場，美軍基地撤出來以後，菲律賓軍艦時不時到那裏去巡遊一下。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菲律賓是實際控制國，雖然它的控制也很鬆散。以前發生中國漁民被捕、漁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國基本上透過外交手段處理。但是2012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在菲律賓的軍艦要驅趕中國漁船時，中國海警船漁政船這一次不再退讓，迅速過去跟它對峙。一場對峙之後，菲律賓到最後退讓了。從那時起，中國就實現了對黃巖島的實際控制，等於是把菲律賓擠出了黃巖島，把黃巖島拿下來了。硬生生地把一個島嶼拿下來，這對菲律賓、對美國、對東南亞國家來說都是相當震驚的一件事情。

中國實際控制黃巖島之後，就開始驅趕菲律賓的漁民。說實話，那裏也是菲律賓漁民的傳統漁場。我也跟菲律賓的學者談過，因爲菲律賓的漁民很多是家庭作業的，不像中國家庭作業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這些家庭都以捕魚爲生，中國不讓這些漁民在那裏捕魚，等於讓他們的家庭生計出了問題。菲律賓政府也面臨很大壓力，而且美國在背後提議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也說的很清楚，從和中國的對峙中撤出，也是美國所要求的。也就是說，美國在這個時候對黃巖島和整個南海可能已有一種戰略性的安排，美國真的是在下一盤大棋。

之後，菲律賓馬上著手起訴中國。菲律賓正式起訴中國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傳召中國大使發出正式通知，當然這肯定遭到中國大使的當場駁斥，但是這個法律程式就開始了，就有了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菲律賓訴中國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稱爲南海仲裁案，因爲這是第一個案子，以後別的申訴方，比如說越南也有可能起訴，那麼就恐怕要稱爲「南海仲裁案二號」了。

菲律賓起訴的內容大概就是三個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賓要求仲裁判定中國跟菲律賓一樣，只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享有權利。也就是說中國根據「九段線」的主張都是無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說，菲律賓主張整個「九段線」都是無效的。菲律賓的第二個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對有關島礁，比如黃巖島、太平島、美濟礁等等，根據海洋法公約去判定它們究竟是島還是礁，還是所謂的低潮高地。這個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爲如果是島的話，就是陸地，根據以陸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領海和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如果是礁石的話，只有領海沒有專屬經濟區；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麼都沒有，甚至都不能擁有主權。菲律賓第三個大的要求，是說中國在南海的建設，如圍海造田、建人工島的行爲是非法建設，而且中國漁民的捕魚行爲侵犯了菲律賓根據公約所享有的主權、和在專屬經濟區享有的相關權利，菲律賓要求中國終止這些活動。

這裏在法律上做一個解釋。我想我們一般的公衆可能對仲裁庭做出的裁決的性質有誤解。我聽到很多說法說，中國是大國，菲律賓是小國，國際法是沒有效力的，沒有實力讓中國來實際執行它；還有「真理在大砲射程之內」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裁決本身的誤解。菲律賓的這三個要求，其中前兩個可以說不需要執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國內民事訴訟中的宣告性裁決，宣告性裁決就是法庭去認定一個事實本身，這個判決公佈後實際上就等於是執行了。比如說，這個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認定黃巖島是島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進一步的執行，法庭也沒有權力執行。需要執行的只是第三個，菲律賓要求中國停止所謂的非法建設以及捕魚活動，這個是需要執行的，但是這個當然沒有前兩個重要了。

中方的立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的「四不」立場。2014年12月7日發佈的那個立場檔案還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釋說明，有三個要點：第一，中國主張菲律賓提出的仲裁實際上是關於領土主權問題，而領土主權問題確實是被公約所排除的。也就是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肯定管不了主權，和主權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說這個是關於領土主權的話，那麼國際仲裁庭完全沒有管轄權。中國主張的第二個要點是，中國已經跟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有關各方達成了雙邊協議，說要透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而不是透過提交強制仲裁來解決，所以菲律賓提交仲裁是違反大家的雙邊協議的。第三個主張，就是說中國已經在2006年根據公約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劃界這些排除出去，海洋劃界問題是不能適用於仲裁的強制程式的。這是中國的三個主張。

下面談一下我個人的觀點，即從法律上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個觀點涉及到中國的不參與、不接受的立場。主權國家對國際爭端解決不參與、不接受並不鮮見，這種事情經常有，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具體到這個案子，我個人認爲「不參與」不是很明智，這種「不參與」態度，和中國今天在這個案子上面臨的被動局面有很大關係。

爲什麼這麼講？有兩個原因。第一，你不參與，一開始就在國際社會造成一種你對國際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國際形象，而這種國際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國現在處於大國崛起或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現在的國際秩序還是在邁向規則導向的體系，你不參與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儘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別人僅憑這一件事，就可以鐵定地認爲你是忽視國際法的，你企圖以強權解決這個問題。再加上美國有迴歸亞洲的戰略，美日在這個問題上會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實。這一點是不參與的一個成本。

不參與的另外一個成本就是眼前的損失。因爲如果你參與的話，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員。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相關程式，五個仲裁員，首先雙方可以各指定一個，其餘三個由雙方協商來解決。如果協商不成的話，由國際海洋法庭的庭長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證一個仲裁員，而且根據公約的規定，這個仲裁員甚至可以是你本國的國民，你就可以指定一個中國人。其餘三個你要跟他協商，協商的過程中，應該說可以保證排除你特別不喜歡的仲裁員。如果你參與的話，在仲裁庭的組成上，你就會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利用，這是一個法律機會。

另外一個機會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闡述你的觀點。應該說，不管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這都是爭端解決的一個慣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話，受到歧視性的待遇幾乎是必然的。因爲只有對方在，說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響。儘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義務去查明事實。但律師的作用也就在於此，要不然要律師做什麼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場的話，你有很多道理是說不出來的。實際上，仲裁庭這個裁決本身也是有很多問題的，但這些問題，只有你在場去指出來，或者透過跟菲律賓的代理人在互相辯駁的過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講出來，才能夠充分闡述你的觀點，對仲裁庭產生最大的影響。要影響仲裁庭判決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場，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闡述出來。

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假定說仲裁庭就一定是帶有偏見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雙方代理人、雙方律師的影響的，好律師與壞律師的區別就在這裏。比如說你去看那些庭審記錄，不管是管轄權階段的，還是關於實體問題的庭審記錄，我們可以看到，仲裁員在很多地方實際上起到了中方律師的角色，在很多問題上以一種非常犀利的態度，非常敏銳地去指出菲律賓代理人的一些觀點在法律上的不足之處，可能比你自己請的律師還厲害。但是他這種做法的效果畢竟不如你自己在場。雖然理論上講，仲裁庭應該去查明事實，可是有沒有律師，有沒有好律師，你自己在不在場，去充分闡述自己觀點，這中間差別是很大的。所以，這是我講的不參與所造成的另外一個損失。

但現在事已至此，就這個案子本身而言，我們也不要太過於糾結當初爲什麼不參與，爲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還是要往下看該怎麼走下去。在最後提出一些建議之前，我對於程式問題和實體問題，稍微談一點點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屬於一些技術問題。

第一個就是關於管轄權問題的中方的主張。我們這些學者在海外面臨一種所謂的「一年四季嚴相逼」的環境：老外在東南亞幾乎衆口一詞認爲中國沒有道理，中國是惡霸，中國在霸凌別的小國家，好像中國一點道理都沒有似的。其實不管是關於管轄權還是關於實體問題的主張，這種看法都是很偏頗的，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不管是在管轄權問題還是實體問題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當強的道理。我自己個人在用中文發表觀點時，對中國目前的立場提出批評意見，我堅定地認爲，這些是建設性的批評意見。我在英文世界發表觀點，每一次都是在竭盡全力以理據爲中國立場辯護的。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類似的學者，「兩邊不討好、兩面不是人」的情況。當然，這個辯護也是要實事求是地根據法律去分析。因爲我自己覺得，也不能說中國的立場就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中國就不對，其他國家就對，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立場。

簡單地說，就管轄權問題，中國提出，這實質上是主權問題。菲律賓採取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張包裝在一起，然後提出說，我們這個主張最主要的是第二點，我們要求仲裁庭在技術上認定南海的石頭是島、是礁，還是低潮高地。這個東西一點也不涉及主權，他是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那麼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該有管轄權了吧。這是菲律賓的一種形式上的和技術上的說法。你不能說他這個說法不符合公約，應該說這是非常符合公約的，你判定他屬不屬於公約的使用範圍，首先要從技術上、從形式上、從字面上去判定，這是國際法的原則。

但是根據國際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剛出的一個判例「模里西斯訴英國」（Mauritius vs. UK），中國所主張的菲律賓提出的爭端實質上是一個主權問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在這裏，技術上的判定和主權是難以分開的，比如你說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麼都沒有了，以陸定海，連陸都不是就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中國說，我對這個東西是主張主權的，或者說中國的主張說雙方已經有協定了，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爭議的。但是問題在於，歸根結底這個爭議必須是在庭上提出來，才能夠影響仲裁庭。你影響不了仲裁庭的話，他這個判決做出來了就做出來了。這是根據合法程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決，你能把它詆譭到哪裏去？所以如果參與的話，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響仲裁庭。如果當初參與的話，這個案子甚至在管轄權問題上，中國都可能贏，或者到現在大家都還在糾纏著管轄權問題，而不會這麼快地一致意見地判下來。

再簡單說一下實體問題，我覺得其實這還不如管轄權問題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說過，裁決是不會執行的，它不會改變各方實際控制的狀況，你控制的還是你的，這個不會改變。但要緊的是，裁決以後「九段線」的主張在國際上的依據是什麼，合法性是什麼。也就是說，裁決以後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在黃巖島上把菲律賓硬生生給擠出去。裁決做出以後，你這樣做的話，在國際社會引起的反響就會非常大。

但實體問題上，中國有一個主張是歷史性權利。在這方面，中國國內有一些說法似乎過於言之鑿鑿了，認爲中國具有歷史性權利的主張好像很強。但是實際上，這個歷史性權利的主張應該說是比較弱的。其原因第一個就是國際法上關於歷史性權利的相關論述很少，沒有特別成形、成系統、成理論的東西；第二個是，即使現有的有限的論述、原則，也不是完全就支援中國的，它也支援其他國家。中國說自己有歷史性權利，其他國家如越南說自己繼承自法國殖民地時期，也有歷史性權利，而且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的漁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邊捕魚，靠著南海生活。

對這個案子未來的展望是什麼呢？大家現在普遍都認爲，中國在這個案子上是必輸的，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在現有情況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兩點上做出對中國有利的判決。第一點是關於太平島是島還是礁的問題。這一點臺灣的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紮實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華國際法學會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見，主要目的是說明太平島是島而不是礁。太平島面積那麼大，有人在那上邊生活了60多年，馬英九自己也登上島，向國際媒體展示太平島自身能養雞能種菜。另外一點，就是我個人希望仲裁庭儘量不要去碰「九段線」，或者說對「九段線」少說一點、模糊處理。因爲「九段線」無論從歷史上講還是法理上講，都是中國對南海整個主張的基礎。如果說仲裁庭赫然說「九段線」是非法的，就會給中國造成非常被動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見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線」，一是「九段線」在國際上關聯太大，二是「九段線」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權問題的。

當然目前的問題是中國自己對「九段線」的性質沒有說清楚，有那麼三種說法，我就不細說了。因爲我們對「九段線」說得還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假如中國真的當初發狠說「九段線」就是主權線，就是海疆線，「九段線」以內連著水、石頭、島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確主張主權的話，這個當然會石破天驚的，國際政治上也許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卻是有用的。就是說，假如你當初說「九段線」就是主權線、海疆線的話，那麼它一定就是關於主權的問題。只要它是關於主權的問題，仲裁庭就是沒有管轄權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沒有管轄權的。當然現在不說這些了。我就簡單總結下，就這個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國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剛纔講的兩個方面上稍微手軟一點。

關於整個南海的未來，我就講兩點。第一，南海到現在也不過就是幾塊石頭，所謂的油氣資源到現在也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開發。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過，真要把那些油氣資源開發出來的話，開發的成本價可能是現在市場上石油售價的兩三倍以上，經濟上不是那麼划算。未來就不好說了，但是它不是什麼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觀點是，假如因爲這些問題跟周邊國家搞僵關係非常不必要，得不償失。因爲南海問題，周邊國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雲南開會的時候，東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發表一個聲明，幾乎等於是譴責中國。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警惕。

當然我說這個的意思不是說中國在自己的主權主張問題上退讓，你也沒有必要退讓，你自己該爭的利益要去爭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細地操作，不要讓它成爲中國和東盟雙邊關係中的一個決定性的問題。如果它成爲一個核心問題而又解決不了的話，那你跟周邊國家還怎麼相處呢？

爲什麼周邊國家很重要？中國與周邊國家相處，在亞洲真正宏大的目標是要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亞洲的一體化還和歐洲的不一樣。亞洲的一體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場驅動的一體化，歐洲的一體化是進行了頂層設計的一體化。所以亞洲的一體化，首先，它的進展過程中碰到的阻力應該是比較少的，除非你在國際關係上自己去製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話，必然是以中國爲主導的亞洲經濟一體化。有些說法是，這些國家都會成爲中國的經濟後院——當然你可以說是互為後院。但是如果真的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國在這個區域中處於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外來的勢力是破壞不了的。而現在一體化，還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問題這些打斷了。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講過法律還有情理。情理的問題是，我們要認識到南海不光是中國的南海，那些周邊國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圍，他們也在靠南海的資源生活。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考慮到這麼些以後，其實還是要回到共同開發的老路上來。以前的共同開發不是很成功，就是因爲大家是一盤散沙，沒有一個主導力量。我說的這個共同開發，就是中國要發揮主導力量，要拿出一些創意，要積極主動，制定出一個南海的戰略、南海的藍圖。美國在拉攏周邊國家，中國也要去拉攏周邊國家，共同去開發南海資源，你自己強力地去推動它，只要你推動就一定會有結果的。這是我對這些事情怎麼解決提出的一個比較抽象的建議。

（注：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洞見輕學術沙龍」的講座整理。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本文爲作者薛力「一帶一路與中國外交轉型」系列評論之十七）

新加坡最近處理對華關係的一些舉措值得關注。

4月初，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在中美亞洲爭霸過程中，亞洲國家心向美國，如果舉行「祕密投票」的話，每一個國家都會贊成美國在亞洲地區有更廣泛的介入，不管他們在公開場合怎麼表態。

同月，針對中國外長宣佈與汶萊、寮國、柬埔寨就南海問題達成的四點共識，新加坡的兩個巡迴大使王景榮與比哈拉里分別表示，中國似「在干涉東盟內部事務」，「分化亞細安（東盟）」。

在6月份玉溪舉行的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議後，新加坡又單獨發表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聲明。

8月初，李顯龍在訪問美國期間更公開表示，臨時仲裁庭的裁決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希望各國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這是繼美日澳歐盟後，第一個明確要求各方接受裁決的國家，比南韓、英國等美國盟國的表態還積極，新加坡因而成爲響應美國號召、公開對中國施壓的國家之一。

考慮到中國的一貫立場，新加坡的這些針對性很強、具有「公開選邊站」性質的做法，只會增加南海的緊張局勢，明顯不利於中國-東盟關係，也不符合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的身份。新加坡這個善於在大國之間搞平衡外交的「東盟軍師」是怎麼了？讓我們從6月份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說起。

2016年6月14日在雲南玉溪舉行的中國—東盟國家外長特別會議，所對應的主要背景是：今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25週年，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裁決宣佈在即，而東盟系列會議又將陸續召開。

一、「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事件中的新加坡

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結束當晚，就盪出了幾波「漣漪」。

第一波。特別會議閉幕當晚，法新社發佈了一份據稱來自馬來西亞的《東盟外長聯合聲明》，稱東盟外長對最近和眼下事態的持續發展表示嚴重關切，認爲這些事件損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劇了緊張關係，可能破壞南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一些西方媒體繼而評論道，這份「聲明」雖沒直接提及中國，但措辭不同尋常地強硬，是對中國南海舉動的嚴厲指責。

第二波。同日晚些時候，馬來西亞外長稱，東盟決定撤回這份聲明以做出一些修改。但他對此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第三波。據《華爾街日報》訊息，某東盟國家的一名高級外交官後來稱，東盟決定不發表聯合聲明，各成員國如有意願可單獨發表聲明。

第四波。在「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之後，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三國外長分別發表了各自的聲明。

根據新加坡外交部網站的資訊：「（新加坡外長）維文提到，東盟外長們在該會議上對中國近期在南海的進展表示嚴重擔憂。……維文也重申了新加坡長期以來在南海的立場——充分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式，和平解決爭端，同時尊重國際法下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作爲中國與東盟關係2015-2018年期間的協調國，新加坡照理應該體現「居中協調」功能，但它既沒有阻止「東盟外長聯合聲明」訊息的媒體宣揚（這情有可原），也沒有在馬來西亞外長聲稱「東盟撤回這份聲明做出一些修改」時做任何解釋（這尚可理解），並且隨後與馬來西亞、越南一樣，發表單獨聲明，其外長還意外地缺席會後的記者會。這就有點費解了。衆所周知，中國認爲此次會議「氣氛是好的」，並在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爲新加坡外長的缺席打圓場。但對新加坡來說，與發揮協調者職能相比，它這次更想扮演「東盟非聲索國強硬派」的角色，以彰顯一下自身的立場，哪怕帶一點「任性」。

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決定了新加坡並非不在乎與中國的關係，那它採取上述行動的邏輯是什麼呢？

二、新加坡與東盟、美國、中國的關係

新加坡與東盟關係

1965年8月8日巫統主導的國會透過決議把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聯邦。不得不走上單獨建國道路的新加坡，面對兩個人口遠在自己之上的穆斯林國家，不能不高度關注自己的國家安全。它在安全領域採取的措施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小心翼翼地處理與印尼、與馬來西亞的雙邊關係；第二，很快加入英聯邦，並與中國臺灣、澳洲、美國等建立起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它尤其重視與美國的防務合作，將之當作外部安全保障的關鍵一環；第三，實行「毒蝦」戰略（後又升級爲「刺蝟」戰略與「海豚」戰略）並奉行「先發制人」策略以防範外敵入侵，爲此構建起一套高效、精悍的國防體系。

經濟方面，新加坡立國伊始就致力於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強化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關係，以搭乘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快車。1960年代中期以前以轉口貿易爲主，此後十多年轉向本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爲主，1980年代後則變爲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爲主。新加坡也不忽略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參與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對新加坡來說，經濟因素是最大的推動力。「新柔廖成長三角」則是新加坡與兩個鄰國之間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整合的成功範例，是全球各種成長三角的榜樣，已經發展爲涵蓋馬來西亞四個州與印尼的六個省的「新馬印尼成長三角」。經過30年的發展，新加坡已經成爲發達經濟體，外貿依存度高達300%，新加坡經濟成長高度依賴於作爲製造業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和作爲服務業出口市場的東盟國家。但東盟本身市場容量有限，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僅佔新加坡外貿總額的30%左右。

東南亞是二戰後才逐漸成型的政治地理概念，與這一地區陸續擺脫殖民地地位獨立建國的進程大致平行。這些年輕的國家致力於民族國家構建，對外來的政治、軍事幹預非常敏感，因此，東盟在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主要致力於成員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1990年以後，以柬埔寨問題爲契機，開始關注本地區的安全議題，1994年成立東盟地區論壇是個標誌。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東盟峯會首次舉行併成爲東盟最高決策機構後，東盟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度明顯上升，並推動成員國與中國就南海問題展開談判，最終在2002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爲宣言》。這給南海帶來了幾年的相對平靜。從2009年起，南海問題再次趨熱，並隨著「南海仲裁案」的進行而不斷升溫。裁決出來前後，各方爲擴大「同盟軍」大打外交戰、輿論戰，南海問題因而事實上全球化了。

而新加坡憑藉自己的經濟影響力和嫺熟的外交手腕，在國際上享有與其國土面積、人口數量不成比例的聲望與影響力。在東盟內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並贏得了「東盟軍師」的綽號。東盟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強調「東盟統一立場」，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新加坡的偏好。新加坡因而對不利於「統一立場」之事特別敏感。近期新加坡指責中國分化東盟，忽視中國對「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忽視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針對南海問題釋放出的積極信號，乃至要求中國執行裁決，都與此有關。

新加坡與美國的關係

新加坡從獨立建國起，就高度重視與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發展政治經濟關係，並把與美國的軍事關係看作維護本國安全的最大外來保障，因此，一直支援美國強化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當美國國內因越南戰爭而分裂時，李光耀就在訪美時反覆解釋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強調美國的積極參與對生活在東南亞數百萬人的意義」（李顯龍語）；在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中，新加坡是唯一支援美國參與海峽反海盜巡邏的國家；讓美國軍艦透過輪換、訪問等方式實現事實上的常駐——美軍1990年代撤出菲律賓基地後，樟宜軍港成爲美國軍艦在東南亞最主要的停靠點；對歐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新加坡積極予以回應，除了讓美國濱海戰鬥艦長期駐紮外，樟宜軍港不久前又同意P8反潛機進駐。

美國對新加坡的這些努力予以充分肯定，歐巴馬就曾把新加坡稱作「錨」，認爲美國可藉此加強在東南亞的存在。並對訪問白宮的李顯龍表示，新加坡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基石之一，歡迎新加坡對美F-35戰機的購買興趣，並將討論新加坡部隊在關島受訓的可能性。

當然，新加坡對美國也非百依百順，有時候也公開批評美國，但並非在軍事議題上。一個較早的例子是，李光耀對西方價值觀的批評，進而倡導亞洲價值觀。與美國直接相關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官方經常回擊美國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對其的批評，稱美國「歪曲事實和真相」、「虛僞」、「雙重標準」、「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強加於人」。

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

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75%左右，但新加坡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刻意淡化國內各個族羣的文化特徵，而強調「新加坡人」這個政治身份。這是普遍現象。而意識形態的差異、冷戰的需要，更使得新加坡在處理對華關係上非常小心。1990年前新加坡與海峽兩岸都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與臺灣在經濟、安全、文化等方面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李光耀還與蔣經國私交甚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在東盟國家中僅早於汶萊。建交後中新關係快速發展，貿易、投資、人員往來迅速增加，興建工業園區、培訓行政與企業人員更成爲兩國合作的特色與亮點，中國在行政與社會管理上也向新加坡取經，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與兩岸領導人的交情、新加坡華人爲主的文化特點，使得新加坡在臺海兩岸政治溝通的獨特平臺。總之，中國前30年的改革開放，在許多方面參照了「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新加坡是中國的老師。在此過程中，新加坡也形成了某種心理上的優越感，一種「導師」（mentor）心態。中國的迅速發展也讓新加坡收益匪淺，繼2010年成爲東盟最大夥伴後，中國在2013年起又成爲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

即使如此，新加坡在軍事與安全領域，依靠的重點依然是美國，從來沒有把「依靠中國」當作增加國家安全的一個選項。相反，新加坡開始關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地區力量平衡的影響。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所採取的措施，較少關注其合理、自制的一面，而比較認同東盟聲索國與區域外國家的解讀，認爲中國的行爲影響了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爲此採取的措施有：要求中國清晰化南海主張，推進「南海行爲準則」的制定，協助美國落實再平衡政策，強化東盟統一立場。當發現未能從中國方面獲得預期中的回應時，新加坡比較合乎邏輯的舉動是：推動美國更多地介入，促使東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李顯龍的兩次表態、玉溪會議前後新加坡的表現，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得到解釋。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國外交人員的一些言行舉止，不時打擊著新加坡外交官的心理優越感和「mentor」心態。玉溪會議時可能在這方面受的打擊更大一些。新加坡加入單獨發表聲明國家行列，維文外長稍嫌「任性」地缺席記者會，或與此有關。

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原先都爲新加坡擔任協調國暗地叫好，期待著新加坡的外交特長有助於南海問題降溫。上述分析顯示，實際情況未必如此。多因素決定了新加坡更樂意、更適合扮演東盟利益維護者，而不是中正的協調者。一些熟悉新加坡的學者認爲，新加坡從來沒有利用中美矛盾漁利。這或許是事實，但對於協調國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化解矛盾難以做到，致力於緩和矛盾、不使矛盾激化是基本要求。從上面幾個例子看，新加坡並未達到基本要求。

三、小結

「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事件折射出新加坡處理與東盟、美國、中國關係時的一些原則與偏好：新加坡是東盟整合的積極推動者，在維護東盟統一立場上比大多數東盟成員國更堅定；美國始終是新加坡國家安全的最大外來保障；新加坡希望美國強化在本地區的存在，以便恢復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力量失衡；新加坡樂於與中國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在兩岸關係中發揮橋樑作用，但安全問題另當別論；新加坡不願意在中美之間二選一，但不拒絕在南海問題上與美國協作，稍稍施壓中國。

基於上述判斷，一個順理成章的建議是：中國未來處理南海爭端等與東盟有關的安全議題時，應該像新加坡那樣，擺脫文化紐帶的束縛，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注：薛力是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室主任、研究員，劉立羣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雷戴軍（音）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來到了這裏。站在莫斯科紅場上，這位來自中國中部的74歲退休教師惆悵地凝望著克里姆林宮的高牆、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貨商場(GUM)富麗堂皇的外觀以及薑餅風格的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個多世紀前，作爲中國一名學習俄語的學生，雷戴軍曾驚歎於在教科書中看到的這些景象。如今，他終於來到了俄羅斯，在妻子、兩個女兒、一位女婿、外孫子和外孫女的陪伴下，用兩週時間遊覽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九歲的外孫女尤倩（音）擺姿勢拍照的時候，雷戴軍正全神貫注地聽著身邊走過的俄羅斯遊客講話。「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失望地說，「當初上大學的時候，我可是精通俄語。雖然一開始很難，我還是掌握了這門語言。但現在，全都丟了。」

像數百萬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雷戴軍接受的教育極大地受到了蘇聯文學、電影及音樂的影響——蘇聯是當時北京最親密的盟友。但上世紀50年代末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間爆發的意識形態分歧，在後來的幾十年間一直困擾著兩國關係。如今，由於陷入了與歐洲和美國的憤怒對峙，俄羅斯已經明顯轉向東方。自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選擇俄羅斯作爲首個出訪國家以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與習近平已經會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羅斯紀念打敗納粹德國70週年的慶典活動中，坐在普丁身旁的正是習近平。普丁還表示，俄中關係在向前發展，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像雷戴軍這樣上了年紀的遊客的經歷——他們終於來到了孩提時被教育要熱愛的國度——反映了俄中兩國在尋求建立一種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關係時，不得不克服兩國曾經關係破裂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開始掌權時，雷戴軍只有8歲。蘇聯書籍和電影幾乎是當時他們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國文化產品。上了年紀的中國人仍津津有味地談論尼古拉•奧斯特羅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創作的、描寫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們中許多人對漢語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羅斯一首描寫一位女孩思念參軍男友的戰時歌曲——都耳熟能詳。

1962年畢業後，能說一口流利俄語的雷戴軍回到了中國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鄉擔任俄語老師。但兩年後，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語課程。雷戴軍被分派改教英語。「我不太懂英語，但不得不湊合着教，」他說。他的俄語教學生涯成爲了高層政治的犧牲品。1956年，在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公開批評前任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實行獨裁統治之後，蘇聯與中共關係開始破裂。1961年，北京譴責蘇聯爲「修正主義國家」，兩國大部分關係中斷。到1969年，兩國間的緊張關係演變成一場烏蘇里江（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最東端狹長領土之間的分界線）上的公開邊境戰爭。直至毛澤東1976年去世，兩個政權不斷地透過惡毒的宣傳相互譴責。儘管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莫斯科與北京尋求和解，但這段互不信任的記憶仍揮之不去。

雖然兩國政府正在推動建立一種有時看似準同盟的關係，但歷史的陰影仍籠罩著兩國關係。普丁與習近平都希望透過建立一個多極世界來遏制美國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兩國都試圖扮演領導角色。在從中東衝突到網路治理等一系列問題上，北京與莫斯科經常對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議表示支援。例如，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存在分歧，但與中國的看法一致。俄中兩國都希望強化多邊組織的作用，如金磚國家（BRICS，包括新興國家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以及由中國發起成立、包括若干中亞及南亞國家的上海合作組織(SCO)，該組織成員國已舉行過多場聯合軍事演習。

經濟方面，莫斯科希望獲得中國的貸款和投資，以填補吞併克里米亞後歐盟與美國製裁帶來的資金缺口，而北京也試圖利用俄羅斯的融資需求從後者獲得更多資源。根據2014年5月在隆重儀式下籤署的協議，北京同意未來30年從俄羅斯購買價值4000億美元的天然氣。俄羅斯國有能源集團——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稱之爲該公司歷史上最大一筆協議。俄羅斯還表示，願意在油氣勘探項目中給予中國投資者多數股權。一家中國財團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資計劃爲交換，拿下一項大合同——建設連接莫斯科與南部城市喀山之間的高鐵。

然而，儘管有來自高層的強烈政治意願，兩國關係仍顯得異常地空洞淡薄。幾個月前在聖彼得堡的一場商務會議上，俄羅斯中國總商會會長蔡桂茹對與會者說：「我們知道你們喜歡我們的資金，但你們並非真正喜歡我們。」「我們一直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我們不會放棄。」她的發言引發了臺下俄羅斯聽衆尷尬的笑聲，但沒人反駁她的說法。

去年8月一個炎熱的週日下午，一羣中國記者在黑龍江同江市附近的一處建築工地走下一輛大巴。他們來這裏是爲了報導一項規劃已久、通往俄羅斯的鐵路大橋——首座跨越界河（中國稱黑龍江，俄羅斯稱阿穆爾河）連接兩個大國的大橋。這座大橋（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議建設）本可以成爲兩國友誼日益增進的象徵。但中方在自己一側延伸至遠超過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經建好了鋼架，而俄羅斯一側的建設卻仍未開工。當一名中國攝影記者對著雜草叢生的對岸拉近鏡頭時，他只看到了一座搖搖晃晃的瞭望塔，一個身穿軍裝的稻草人在頂部平臺上放哨。由於缺乏規劃和融資，人們並不認爲這座大橋最早將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兩國過去兩年宣佈的大型合作項目中，很多都同樣進度緩慢。例如，「西伯利亞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線正在進行建設，但落後於預定計劃（2014年，普丁與習近平在雙方還沒最終敲定價格之前推動透過該協議）。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旗下卡內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員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類延期的首要原因在於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如此低的油價使許多項目可能變得不再可行。」中國的反腐運動也拖累了已規劃的俄中合作，因爲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受反腐影響尤其嚴重。「許多幾年前曾與謝欣談判的人現在都進了監獄，」加布耶夫說。伊戈爾•謝欣(Igor Sechin)是俄羅斯國有石油企業——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執行長。

中國投資者抱怨稱，雖然莫斯科承諾向他們敞開大門，他們還是要面對來自俄羅斯政府官員的猜疑和敵視。隨著許多分析師預計俄羅斯經濟在油價暴跌衝擊下將連續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國經濟放緩將攪亂全球市場，用俄羅斯的資源換取中國資金的簡單合作模式已變得更爲複雜。在去年9月俄羅斯東部城市符拉迪沃斯託克召開的一場投資會議上，俄羅斯副總理尤里•特魯特涅夫(Yuri Trutnev)駁斥了中國代表對俄羅斯銀行不貸款給中國投資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國人想到俄羅斯做貿易或投資，他們應「帶上自己的資金」。特魯特涅夫還說，中國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考慮中方的利益，還應考慮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問題在於，除了外交領域，其他領域的雙邊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關係運作——不論是在建築工地還是在董事會會議室——所需的日常關係如今纔剛剛開始建設。「俄中經濟合作的結構不會真正帶來廣泛的人員交流，」政府支援的智庫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RIAC)理事長安德烈•科爾圖諾夫(Andrei Kortunov)說，「在我們與義大利、德國等國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業在俄羅斯設立機構，僱用很多俄羅斯人。多年來，多層次的人員交流伴隨著文化交流、跨國婚姻一直在擴大。而在與中國的交往中，這種情況很少出現。」

考慮到兩國的地理和歷史，這種現象並不奇怪。雖然兩國的陸地邊界超過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兩國的發展卻各行其道。兩國接壤的邊疆地區都並非各自的歷史或經濟核心區。儘管中國東北各省擁有逾1億人口，但與東部、南部地區相比，這一地區像一潭死水。黑龍江省（與俄羅斯接壤邊境最長的省份）的年輕一代很多人都離開家鄉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羅斯很長時間一直在努力將其對與中國接壤地區的控制由專注獲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統治風格轉變爲一種更加現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蘇聯時期，當局都不得不透過訴諸武力或提供高額獎勵讓民衆遷移至該國的亞洲部分。俄羅斯最靠近中國邊境的地區覆蓋著廣袤的森林、沼澤，這裏的冬天甚至比其歐洲部分更加嚴酷。這裏還是衆多勞改營的所在地之一，囚犯們被髮配到這裏勞動，直至累死。讓人們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無償分發耕地——普丁政府去年恢復了這一19世紀的政策。即便現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居民數量也不過500萬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區的居民估計有1700萬），而且他們中許多人還都想西遷。

這種人口的不均衡分佈——加之對1855年俄羅斯侵佔原本屬於中國的領土的記憶——一直讓俄羅斯人擔心，日益強大的中國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羅斯遠東的部分地區。2008年，在兩國徹底解決一起曠日持久的邊界爭端時，莫斯科與北京一致堅稱，歷史的這一章已經過去。但兩國的普通民衆仍心存警惕。「我們知道現在不應該討論這件事，我們還不夠強大，但時機成熟時，這些土地必須歸還我們，」谷小梅（音）說。谷是中國電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員，曾在靠近中國邊境的俄羅斯城市比羅比詹(Birobidzhan)的一處建築工地工作。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俄羅斯人表示，中國人日益控制當地農業和建築業讓他們感到擔心。「他們當然可以來這裏參觀，但應該進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羅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維爾•葛羅米柯(Pavel Gromyko)說。

在擁抱東方方面，俄羅斯精英實際上並未作出表率。許多精英像沙皇時代的俄國貴族一樣認爲自己應牢牢地植根於歐洲——儘管普丁經常憤怒地抨擊西方。包括普丁密友根納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內的俄羅斯寡頭們在倫敦、日內瓦、聖特羅佩等城市都有房產。高級政府官員紛紛將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宮一名高級官員稱：「說我們不是歐洲人簡直太荒謬了。」去年9月，一家俄羅斯國有企業在符拉迪沃斯託克的會議期間舉辦了一場奢華晚宴，所有食品——從沙拉到甜點——都是從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兩架飛機空運過來的。

除了地理和歷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採取的不同路線也使兩國社會漸行漸遠。在北京，共產黨政權仍牢牢地掌控著權力，而在莫斯科，共產黨政權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這或許會讓許多西方人想當然地認爲俄羅斯會實行市場經濟，而中國仍實行計劃經濟。然而，相較於俄羅斯，中國超過35年的市場化改革已將其與全球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比俄羅斯早了10年。此外，有兩代中國人都依靠爲世界市場製造西方品牌的產品謀生，而俄羅斯缺少這種與全球經濟的聯繫，因爲俄羅斯經濟主要依賴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來，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羅斯與全球經濟進一步脫節。

與此同時，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財富積累使得數百萬家庭能夠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學，這有助於在中國與歐洲和美國——而非俄羅斯——之間建立文化和私人聯繫。那些到俄羅斯留學的中國學生大都是成績不夠好或者父母不夠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巴羅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歲的吳鵬（音）說：「我沒能透過可以讓我得到赴歐洲留學公共獎學金的英語考試，所以只好來這裏學習俄語。」

一張1955年宣傳中蘇友好的明信片

俄羅斯專家告誡稱，中國年輕一代對西方國家（主要是講英語國家）的偏愛對俄中兩國建立友好關係是一項嚴峻挑戰。「我們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聯繫作爲基礎，」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理事長科爾圖諾夫說，「但那個年代培養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國已不是主流。」

雷戴軍一家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儘管他對俄羅斯有著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經越發受到美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手——的吸引。雷戴軍的小女兒雷卿（音）最終促成了父親的俄羅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紀80年代第一批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之一，而且她還留在了美國。父母整個旅行的費用都由她支付。俄羅斯官員希望，這樣的觀光之旅可以進一步拉近兩國的距離，的確，雷家正是越來越多到訪俄羅斯的中國遊客的一部分。2014年，訪俄的中國遊客數量成長了11%，達40.9817萬人次，超過德國遊客數量——首次成爲訪俄人數最多的外國遊客羣體。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親一樣從事教師職業的雷瑾說：「這裏沒人說英語。」對她的兩個孩子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旅行。她12歲的兒子尤青峯（音）覺得，莫斯科看起來比起他在電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國窮好多。「這裏一切都很舊。他們說地鐵很漂亮，但是太舊了！」

吳鵬來自中國東部江蘇省的一個企業家家庭，是一個開朗、有志向的年輕人。他回憶起來俄羅斯頭兩年的痛苦經歷，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來。如今，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並表示想在俄羅斯再呆5年多賺點錢。自2012年大學畢業以來，他曾擔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參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會；現在，他爲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承包建築工程的中國國企提供駕車和翻譯服務。但當我問他是否感覺像在家鄉一樣、有沒有俄羅斯朋友時，他停頓了一下。「沒有。工作之外，我與俄羅斯人沒有任何接觸，大多數時間我都感到無聊，」他微笑著說，「對我們來說，俄羅斯跟西方一樣都是異國他鄉，而且還沒有那些好處。」

韓青（音）是一名來自中國古都西安的醫生，現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醫診所工作。他說，俄羅斯患者讓他覺得完全就像謎一樣。「通常情況下，我們要望、聞、問、切，」他說，指的是傳統中醫使用的4種診斷方法——觀察患者的氣色、辨別體味、詢問症狀以及給患者把脈。「但這裏的人膚色如此之白，我從他們臉上看不出什麼。而且，他們噴的香水太多，我無法辨別任何氣味。我也完全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所以，只能靠把脈了」。

亞歷山大•奧辛和妻子張風華（音）

然而，有跡象表明，情況或許正在發生變化。「誰能想到兩國關係會變得如此緊密？」娶了中國東北媳婦的53歲俄羅斯人亞歷山大•奧辛(Alexander Osin)說道。他說，當他7年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妻子時，他們是奇特的一對兒。奧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過培訓的語言學家，曾立志成爲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張風華（音）是一名敢於冒險的女商人，她爲在俄羅斯的其他中國人代辦簽證和工作許可證。「我們這一代人曾受過西化教育，」奧辛說，「我本以爲自己將成爲一名政府官員，但後來蘇聯解體了，我的願望也落空了。但現在，我感覺與中國非常親近。中國人就像我們自己人一樣。」

他的妻子說，上世紀90年代作爲一名俄語進修生來到莫斯科時，她感覺俄羅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現在不一樣了。俄羅斯人對我們的看法已經變好。他們看到了我們取得的成就、我們工作多麼努力、我們的國家取得的進步，」她說。

這不僅僅是某個人的印象。過去一年，加強俄中經濟聯繫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羅斯服務公司以及專業人士對中國的興趣，幾十家莫斯科律師事務所、翻譯服務及公關公司已經向中國派駐代表，並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設立辦事處。民調顯示，俄中兩國居民對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斷增加。美國研究機構皮尤(Pew)的數據顯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俄羅斯人的比例已從64%上升至2015年創紀錄的79%。俄羅斯所做的民調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儘管皮尤的民調發現，對俄羅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國人的比例從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所做的定期調查顯示，自2011年以來，俄羅斯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每年都超過美國。

「從最基本的來說，經濟方面的看法已經在發生變化，」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邊境問題的人類學家卡羅琳•漢弗萊(Caroline Humphrey)說，「雖然俄羅斯人過去看不起中國人，但如今他們開始以羨慕的口吻談論中國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絕不會再將俄羅斯視爲蘇聯時代的老大哥。」

然而，兩國關係要發展成真正的友誼，這或許還不夠。「俄羅斯對中國的需要超過中國對俄羅斯的需要。俄羅斯已經別無出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說，「但兩國總體關係還遠未達到官方宣傳想讓人們相信的高度。俄羅斯精英現在纔開始意識到，如果想吸引中國人來，將不得不參加一場淘汰賽。」

一些官員和學者指出，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俄中兩國政府更有機會改變國民態度。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的科爾圖諾夫說：「在其他政治制度中，這些事情透過公民社會進行，但俄中兩國有很特殊的公民社會。」取而代之的是，這一進程更多地受到上層的引導。俄中兩國政府官員與政治學家表示，他們正在努力克服造成兩國隔閡的無知和歷史積怨。

拉里莎•斯米爾諾娃

同樣供職於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並在中國東南地區的廈門大學(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爾諾娃(Larisa Smirnova)說：「在中國，（俄羅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羅斯，中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丁和美麗的俄羅斯姑娘。」她告誡稱，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利用蘇聯解體以及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經歷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作爲警世寓言。許多到訪俄羅斯的中國人都震驚於俄羅斯比中國落後的基礎設施。

「俄羅斯的道路坑坑窪窪，機場破舊不堪——我們的確已經超過他們，」谷小梅說。另一方面，俄羅斯學者表示，中國人對俄羅斯文化、自然風光或建築景觀知之甚少。「中國人爲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們也有必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羅斯文學、藝術等資產，」斯米爾諾娃說。

要培養兩國年輕一代之間的相互理解，她呼籲中俄兩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必須走向步調一致，促進學位互認，推動更多的大學合作關係和聯合研究項目。另一個辦法是引導媒體。「只要停止不斷地進行口誅筆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見就會消失，這種轉變正在兩國顯現，」她說，「俄羅斯長期以來都存在仇外的問題，有些人熱衷於傳播『黃禍』論，但如今這種論調已經在俄羅斯媒體上消失。」中國實行嚴苛的審查制度，而俄羅斯對媒體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格，因此，這種方法或將被證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羅斯的一場會議上，中國副總理汪洋對俄副總理特魯特涅夫說：「我們必須限制負面的報導。」

構建共同敘事的一個比較容易的主題是兩國對軍事英雄主義行爲的喜愛以及被西方誤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爾諾娃與她的中國學生一起觀看了2015年俄烏合拍電影《女狙擊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講述二戰狙擊手柳德米拉•帕夫裏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歷史片。其中一幕表現的是這位年輕的女狙擊手試圖勸說美國加入對抗德國的戰鬥，她說：「我25歲，擊斃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爾諾娃說：「我的學生絕對喜歡這部電影。」作爲中國人的妻子，她堅稱，雖然俄中兩國人民必須克服重重障礙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這一點，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將比與西方人的關係更加深厚。

「這兩個仍試圖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國家有一些共同點。兩國都有著共產主義背景，兩國的未來都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她說，「在西方，人們通常認爲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應該遵循的標準。俄羅斯人與中國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錯事，扯淡。我們可以建立非常強大的心靈互通。」

席佳琳(Kathrin Hille)是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

譯者/申凱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在好幾個海外研討會上，一些與會者都要情不自禁地評論一下今年6月初的那件涉及中國的外交風波：中國外交部長在加拿大首都的記者招待會上怒氣衝衝地訓斥一位加拿大女記者，馬上引發了加拿大媒體的廣泛抱怨，然後記者團體跟進一步向加拿大的反對黨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投訴，最後終於鬧到該國總理杜魯道親自出來平息這場「記（者羣）憤」，說他本人已經關注此事，當面向中國外長表達了加拿大官方的不滿。

這場外交風波其實沒什麼特別重大的份量，卻鬧得半個世界都知道，而且一直議論紛紛，因爲在國際上很多觀察家都把此事和目前的幾件大事——南海爭端、美中軍演、臺灣政情、杭州G20峯會——聯繫起來評論，往往作出中國是「強國崛起、全面稱霸」的辛辣解讀。

本篇評論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體系比較的層面，對中國外交官訓斥外國人這類公開表現，作出同情理解的適度詮釋。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這裏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對方的說法或做法，也能置身於對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對方爲什麼那麼說那麼做。中國畢竟已經成爲國際政治包括軍事和安全事務的最重量級參與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達和表現方式，至少有助於抑制從最壞的可能去測度對方的惡性互動循環。

革命外交的傳統和理性立場的護罩

首先我們要理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是源於「革命外交」譜系的，雖然當下北京已經不再對外頻繁使用這個術語，但革命外交的傳統並沒有截斷，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當作「鬥爭」和「戰線」，把外交場合當作「戰場」。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場加拿大風波放在革命外交的傳統裏看，它並不特別地刺激人。20世紀下半葉最令人難忘的革命外交事態，還是蘇聯所展示的那個超級大國總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時面對著美國官員說「我們要埋葬你們」；1960年10月在聯合國大會上被菲律賓代表所激，惹得赫魯曉夫及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脫下鞋子敲擊桌子，事後被罰款。

如果我們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找到一位夠格的革命外交鬥士，當屬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訪華、得意於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表現也可圈可點。當江青陪同尼克松觀看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時候，他試圖表現出西方紳士的風度，江青卻咄咄逼人：「你爲什麼拖到現在纔來？」所幸舞臺上此刻革命音樂喧聲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煩——他得費力辯解美國19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主義和1960年代越戰的政治險阻，令任何美國政界高層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壘中國來（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們不僅僅侷限於高層官員的圈子，中國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現，還有一個非同凡響的實例：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武裝衝突，你轟我炸，雙方死傷不輕。蘇聯最高層擔心邊界區域性戰爭失控，想與中國最高層對話了結衝突。蘇聯總理柯西金親自透過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講話。中方的話務員一聽對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經授權，就徑自把對方大罵一通：「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了。時任中國第三把手的周恩來爲此極爲惱火，親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澤東、林彪寫信反映（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頁）。

不過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外交傳統中高層官員的火爆表達，未必就是該官員的真實政策立場。有時恰好相反，火爆表達者私下裏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觀的見解，他在公開場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爲着在適當關頭提出穩健政策建議而設的保護罩。我們很多人都記得外交部長陳毅當年那番震撼東西方的公開叫板：美帝國主義你有膽量就打過來，我等你這麼多年了，頭髮都等白了！可是這位多年裏被外界視爲「極端好戰分子」的外交部長，1969年9月中旬卻私下裏給北京決策層建言：中美之間有必要舉行部長級或更高層的會談，以緩解中國的國際安全處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義上的對等和背後的不對等

除了以上兩大方面，第三個因素也很關鍵，忽視了它，我們就難以同情地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表達和表現方式爲什麼是這樣那樣，此乃「級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是總理周恩來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長陳毅是副總理兼任（1958-1972年）。他們是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級別的，也就是說，是黨政核心領導圈的成員。參與頂層決策、知曉頂層意圖、有正常機會向頂層反映外界動向，使得他們在公開場合下說話既有底氣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幾屆的中國外交部長，就是正部級，既不是國務委員（字面上相當於西方的內閣成員），也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更不是政治局成員，距離當下的黨政頂層隔了好幾個臺階。這就使外交部長在公開場合下，表達和表現俱受沉重的約束。絕大多數時候，他只好寧硬勿軟，寧苛勿松，寧狠勿柔，總之一句話，寧左勿右，此乃官場之常情，每個稍有社會閱歷的中國人都明白。即便我們目前尚無法從中方當事人那裏直接獲知其中的般般細節，也能夠從和他們打過交道的外國政要那邊，側面透視其中的一些奧妙，以下是近期的兩個實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發生的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機相撞事件。中國軍機墜毀，美國機組24人迫降在海南島，這對美中關係是突發的嚴重危機。尤其考慮到美國的政治生態現實，當務之急是要中國把他們的人釋放回去。美國國務卿鮑爾（先前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火燒眉毛地給中國外交部長打熱線電話，可是沒人接話。多番周旋之後，焦頭爛額的美方纔跟中方說上了話，危機逐步緩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後不久鮑爾赴新加坡出席亞太區域安全會議時，親切地握著中國外交部長的手說：下次遇上這種緊急重大事件，我給你打熱線電話，請你務必馬上接聽！中國外交部長笑笑點點頭。

當筆者看著電視上鮑爾對記者複述這個細節時，很是感慨：你們美國高官實在太不瞭解中國的決策過程了！發生這等突發大事件，中國的一個正部級官員怎麼可能立刻跟你對話？那要經過多少級別、多少系統、黨政軍情報警察一路下來都搞定了，才能輪上外交部長去跟美國外交部門首長傳話。你以爲中國的外交部長等於美國的外交部長（即國務卿）呀？稍微熟悉美國政治體制的讀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務而言，美國國務卿是直接向國家元首、三軍統帥總統本人負責的，二者之間沒有更多的層次隔開了。而在中國的體系裏，二者間隔了多少層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率領代表團來北京參加第二屆「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希拉里以前雖然也來過北京，但那時是以第一夫人身份來的。這次她作爲美國外交部門首長來華，率領的是一個200多名官員的龐大代表團，其中有好幾位正部級和副部級的美國官員（「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會議結束希拉里回到美國，對記者訴說這番談判是多麼重要多麼艱難，其中提到一個生動的細節：當她走進會議廳的時候，中美雙方代表團高官名字的牌子擺在兩邊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邊看，正對面卻看不到中國外交部長人名的牌子，就問：「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對應官員在哪兒？」）在這個場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員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然後是書記處書記，然後是國務委員，再然後是部長，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發出疑問的緣故，和上述鮑爾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爲中國的外交部長就等於美國外交部門的首長。嚴格講起來，在當今的中國行政體系裏，沒有任何一位單個的官員，堪稱是美國國務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數一串中國官職才能跟美方對應。

理解「中國特色」的起步

以上兩個實例是筆者講述比較政治社會學和國際關係課程上極具啓迪價值的素材，有助於讓西方學生明白中國行政體系的異常複雜性。筆者費力解釋完以後，總是要用一個比喻：你們西方的行政系統像三明治，我們中國的行政系統像千層餅。理解你們西方的國家治理架構，主要看紙上是怎麼寫的；理解我們中國的國家治理機構，主要不看紙上是怎麼寫的。諸位欲搞清楚什麼是「中國特色」，必須從這裏起步走。

末尾要說明一下，本篇評論裏所列舉的實例，沒有寫明最近幾屆中國外交部長的名字，因爲筆者並不是針對具體個人而發這些議論，實乃借這些案例來解析中國的政治文化和行政體系。本文開頭所說的「同情理解」，這個考慮也是包含在內的。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6月18日，中國外交家吳建民先生在武漢遭遇車禍去世。吳先生的意外離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國學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在一片震驚、惋惜與哀悼聲中，看到一些前段時間還在指名道姓地謾罵吳先生是「軟骨外交家」、「翻譯外交家」的「愛國主義表演藝術家」突然擺出一種沉痛的樣子來，還真有些無法適應。其實並不是這些人內心悔悟，而是在這個時候，擺出這種沉痛的樣子，實在是消費吳先生的最佳姿勢。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很少有真誠，只有貌似真誠的表演。

平心而論，就近幾年吳先生引起廣泛爭議的話語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離經叛道之處。這些話語在大方向上與中國的大政方針並沒有任何牴觸之處，在內容上也多是爲建國以來幾十年的內政外交所驗證的常識。如果吳先生只是在小圈子裏講這些話，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的波瀾。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爲什麼當一位資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會里講出這樣的常識，居然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居然會因此招來如此多的侮辱與誹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吳大使敢說真話的個性之外，其實也有中國社會變化、階層分裂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正因爲此，經歷了毛時代、鄧時代巨大變化的中國精英，對於和平與發展始終保持著近乎於信仰的執著。他們從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對世界的認識出發，堅定地認爲，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周邊大國林立、地緣安全域性勢高度複雜的國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處樹敵，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而言，吳大使的主要觀點與其說是天真的和平主義，倒不如說是體現著鄧小平時代政治精英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看法，那就是韜光養晦、和平崛起。

這種體制內的主流看法，曾經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主流看法。這一方面是因爲體制內的精英與社會大衆擁有共同的「由亂入治」的歷史經驗，因此也更容易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形成統一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在那個時代，由於資訊的不對稱、話語權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國家大事方面更多地處於被灌輸、被塑造的狀態，也因此更容易與精英達成一致。

然而這樣的一種精英與大衆一致的狀態，卻在最近這十年，被世界局勢的改變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國的國力膨脹讓民族主義抬頭，而隨著國家實力的膨脹，中國與舊有世界秩序的緊張與摩擦，又刺激了這種民族主義向對抗的方向發展。坦率而言，中國作爲一個超大國家，在融入世界的過程當中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情況。這是因爲，與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國不同，中國的規模決定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也是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過程。當中國積貧積弱的時候，這種融入可以比較完美地開動，但是當中國隨著融入的過程而變得日益強大，這個過程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就會同步變大，而這也的確很容易帶來與舊有世界權力格局的緊張與衝突。早期的中國社會更多地感到的是發展的機遇，而現在的中國社會則在習慣發展的同時，對發展中所遭受的擠壓更加的敏感。

吳建民先生敏銳地感到了中國社會這種情緒，並儘可能地對大衆進行疏導與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臨的大衆，不再是與他具有共同生活經驗與歷史智慧的大衆，而是更加年輕、更加躁動，更加習慣碎片化閱讀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讓人熱血沸騰的粗暴口號，比柔和的智慧話語更對他們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衆與精英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衆變得更加難以馴服，甚至充滿了解構的力量。這讓吳建民大使的脫胎於體制的「天然正確」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其實這種「政治正確」的危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這是後現代社會、資訊社會讓知識與權威再分配的必然結果。然而在中國，由於社會管理模式的特殊性，這種解構往往集中表現在醫生、教師、律師等行業當中，對於政治精英的解構仍然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然而相比於內政來說，外交則是一個相對較爲放開的話域，也正因爲此，外交領域內的「政治正確」在近幾年中受到了嚴重的消解。

在「中國外交是不是偏軟」、「中國外交官是不是翻譯」等話題背後，是社會力量對體制權威的顛覆與衝擊。在這個角度上來講，吳建民與羅援的辯論根本是不公平的，因爲吳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統是可以罵的，可是軍方的尊嚴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國，這種對於外交系統的衝擊與顛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於來自於「右」的批判通常被認爲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對於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寬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於「左」的一面。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旗幟下，討論外交「偏軟」，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爲了一件既不犯規，又迎合大衆顛覆心態的事情。在媒體高度商業化、自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以愛國主義爲主要題材的行銷就成了主題，而在這個主題當中，吳建民大使就成了絕佳的題材。

吳建民大使的悲哀之處不僅僅是在於，他處在一個「政治正確」與專業權威同時遭到顛覆的時代，而且在於他真誠地誤以爲，和他辯論和他衝撞的人與他進行的是觀點之爭。事實上，大多數與他爭論的人，只不過是選擇了一種安全的「死磕」式行銷而已。然而這種行銷是危險的，對於裝瘋的人來說，裝著裝著就瘋了並不罕見，對於無知的看客來說，對瘋狂見怪不怪，往往是捲入瘋狂的危險前兆。

吳建民大使在最後的幾篇文章裏，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危險性的大聲提醒，其實透著一股無奈的困惑——爲什麼這麼危險的遊戲，還會有人如此津津樂道。吳建民大使其實並不明白，有的人並不愛這個國家，只是透過裝作愛它來撈取利益，而並不關心這樣的遊戲，對這個國家究竟是好是壞。這是吳大使的困惑，也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6月12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個同性戀酒吧發生了一起血腥槍擊案，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傷。凶手不久被確認爲美國公民奧馬爾•馬丁，一個穆斯林，其父母爲阿富汗移民。凶手是穆斯林並宣稱效忠「伊斯蘭國」（ISIS）這個情節，最初使美國政府將此事定性爲「恐怖襲擊」。但後來又有一些情節被披露，如凶手是該酒吧常客，也可能是同性戀，這讓人覺得，他的施暴動機也可能是非宗教性質的仇恨，如恐同。最終，歐巴馬政府做出定性：這既是一場恐怖襲擊，也是一場仇恨犯罪。

此案發生在美國選戰時期，引起雙方關注，但側重點不同。民主黨推定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把重點放在控槍議題上，共和黨推定總統候選人川普則強調這是恐怖襲擊，要求警惕「極端伊斯蘭」（radical Islam），並重提他的暫時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動議。然而，由於川普的公共溝通方式欠佳、措辭失當等原因，雙方各自表態後，他的民調支援率明顯下滑，落後於希拉里十幾個百分點。

這個結果與一些觀察者預言的「槍擊案有利於川普」的說法完全相悖。這也說明了一點：過去西方發生涉穆斯林襲擊事件時，人們經常會草率地把行兇者的宗教信仰視爲主要動機，但現在美國也有很多理性的民衆能夠分清其中的區別，全面看待問題，不會因某個事件而陷入對穆斯林羣體的整體性恐慌。

但有意思的是，某種形式的「穆斯林恐慌」正在中國網路上蔓延，雖然可能還處於初級階段，但已足以令人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近年來在中國國內網路和媒體有關穆斯林的討論中，「政治正確」已經成爲常用詞，是否對穆斯林適用「政治正確」變成了一個話題。

這種情況雖然在西方網路上也存在，但嚴肅媒體通常不會過多糾纏於這個辭彙。一個原因是，「政治正確」並非一個嚴謹的政治術語，更不是精確的法律術語，而更像是一種俗語，不同人在使用它時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而嚴肅的公共討論不能以不精確的詞語爲基礎。但作爲一個外來詞，它在國內吸引了很大興趣，很多人在穆斯林問題上使用該詞時所明示或暗示的意思是：伊斯蘭教可能存在著某種本質上的問題，比如暴力傾向，所以，將其作爲一種正常的宗教來對待，只是「政治上」正確，而其實是不正確的，真正正確的做法是對其區別對待，甚至限制一些穆斯林的自由和權利。

本來，在現代文明社會，這不應該是一個爭議性的、需要討論的問題，就連提出來也是違反全球文明共識，令人難堪的。自稱要打破「政治正確」的川普，只是要對穆斯林移民入境設置限制，就遭到了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國）和聯合國的一致批評，不把穆斯林當正常、平等公民對待的主張，更是不可能得到支援。像這樣的言論和觀點，突破了當今人類文明的底線。但考慮到中國目前網路輿論的特殊情形，我們卻的確有必要把這個問題直接擺出來加以分析，並藉此重新強調一些基本的常識。

最近，在中國知識分子羣體中頗有影響力的林達寫的《廉價的政治正確會遮蔽暴恐真相》一文，在中國網路上廣泛流傳。此文雖然缺乏嚴密論證，很多地方語焉不詳，但給大多數讀者的讀後感是，所謂「穆斯林絕大多數不是極端分子」的說法只是「政治正確」，伊斯蘭教本身帶有「危險的部分」，在穆斯林羣體中，不同尋常的大比例的人具有極端、暴力傾向。這很容易讓一些讀者認爲，伊斯蘭教不能被作爲一種正常的宗教來對待。

從文章品質來看，林達此文敘述多於論證，訴諸情感多於理性，對許多原始材料不加質證、審覈地全盤照搬，像「沙烏地的性質相當於ISIS、沙烏地要消滅所有『異教徒』」這樣的說法更是明顯違背事實，不可能透過嚴肅媒體編輯的審覈。雖然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知識分子在媒體上發表會造成社會影響的言論，一定要具備過硬的相關知識，並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但林達此文明顯達不到這個標準。

林達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基於「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理由而拒絕甚至「封殺」對「極端伊斯蘭」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一種廉價的「政治正確」，是不對的。然而，林達抨擊的只是一個稻草人。的確，如果只以「多元文化」爲理由而拒絕討論、指責任何具體的穆斯林國家、團體、個人的極端、暴力行爲，顯然是不合理也不合邏輯的，但是，像這麼做的人是很少的。沒有任何西方國家會限制公民自由討論伊斯蘭教，只是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得在公共場合發表歧視、仇恨和煽動性言論而已，並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封殺」合理的自由討論。而自由的討論最終也使更爲合理、更爲符合事實和公共利益的觀點脫穎而出，即尊重和正確看待伊斯蘭教的主流觀點，這也正是自由的力量所在。

就在林達此文所提到的一個影片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人們可以在電視、網路上討論所謂的「極端伊斯蘭」問題，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提出各種疑問。只是在有些時候，有些人認爲他們的討論越了界，有可能導致對穆斯林整體的負面描述，因而表示抗議。有的抗議者的態度的確比較激烈，但他們都不掌握國家權力，絕對無法「封殺」言論。所有西方國家政府，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天真地爲維護「政治正確」而拒絕批評某些伊斯蘭國家的酷刑，或者塔利班阻礙女童上學的行爲。而且，很多穆斯林自己也會抨擊其他穆斯林的仇恨、暴力、極端行爲。可以說，林達只是以廉價的方式，指出了一個廉價的、幾乎沒有人會犯的錯誤，也因其廉價而缺乏意義。

林達此文描述的的一些伊斯蘭國家存在的仇恨、壓迫、暴力、酷刑、侵犯基本人權的行爲，的確是屬實的。但理性和常識告訴我們，類似的行爲在其他社會、文化中也存在，而不一定專屬於伊斯蘭社會。同時，應該對這些錯誤負責的是具體的穆斯林國家、團體和個人，除非有相關證據證明，否則這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團體、個人沒有任何關係，後者不應爲此承擔任何現實責任或道德責任。此外還需釐清的是，這些現象是宗教原因導致的，還是有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原因導致的，什麼是主要因素。這些都需要嚴謹的分析，而不能做出跳躍式的結論。

林達在文中引用了學者山姆•哈利斯（全名爲Samuel Benjamin Harris）的觀點。哈利斯是一位美國哲學家、神經科學家，而非權威的伊斯蘭研究者，也不是宗教學家、國際關係學家或防務專家。哈利斯也許有權發表他的觀點，但如果將其視爲權威甚至唯一的真理，並認爲與之不同的觀點就是天真的「政治正確」，那是極其愚蠢的。哈利斯輕率地把穆斯林分爲「溫和」和「激進」兩大類，並用文學般的生動語言描述不同類型的「激進」穆斯林的心理活動，彷彿他全知全能地進入了十幾億穆斯林的內心，能洞悉他們的全部想法。顯然，這不是科學的、能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不符合基本的學術規範。

哈利斯試圖用一些民意調查數據證明，有反常大比例的穆斯林支援極端暴力行爲，並暗示穆斯林有固有的更傾向於暴力的趨向，這個分析帶有極大的缺陷。首先，民意調查受樣本範圍的影響，有很大侷限性，不是嚴肅研究的素材，至少不能作爲孤證使用，而且一時的民調只能說明一時的情形。其次，林達對這些數據的描述不夠精確、全面，很容易誤導讀者，比如在穆斯林覺得一些極端暴力行爲是否可以接受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區分「僅偶爾可以」和「經常可以」這兩種不同情形，而這是非常關鍵、不可遺漏的區分。第三，受訪者對某個具體問題的回答，可能是受多種因素影響，不可全部歸因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比如，與西方近期發生過戰爭的國家（如伊拉克）的穆斯林（包括其向歐洲的移民）所做的回答，可能與無此情形國家（如印尼）穆斯林的回答迥異，而如果他們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話，前者的回答就更應該歸因於非宗教因素。

哈利斯的觀點絕對不是西方學界的主流看法，甚至很可能完全不會爲嚴肅的學者接受。這麼一種既不專業也不嚴謹的分析，林達卻奉爲「事實」和「真理」，並認爲不這麼看、把伊斯蘭教視爲正常宗教的政治家，都只是中了「政治正確」的毒，因「擔憂被視爲種族歧視」而「罔顧事實，一心『正確』」。這種思維方式是偏執、幼稚、可笑的，與把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歸於「美國陰謀」的思維沒有多大區別。

就美國而言，在伊斯蘭問題上，希拉里、歐巴馬的表態都是，絕大多數穆斯林是和平、寬容的人，ISIS等組織是在綁架伊斯蘭教爲其政治目的服務。即使曾在伊斯蘭世界展開大規模戰爭的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也曾表示，「伊斯蘭是和平的宗教」；即使標榜反對「政治正確」的川普，也只是要求歐巴馬說出radical Islam，而沒有公開爲這種「絕大多數穆斯林不是極端分子不過是假象」的說法背書。即使歐洲的「極右」（far right）政黨，也只是要求嚴格限制移民流入，而不會公然宣稱穆斯林整體有問題。西方現代國家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和分析資訊、理性思考的基礎之上的，希拉里、歐巴馬們這麼說，不是因爲他們遵守某種高調的價值觀，更不是因爲他們受到了誤導，而是因爲這是在全面、嚴謹分析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更符合實情，這樣的表達也更符合公共利益。

西方嚴肅社會有這樣的主流觀點，遵守「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的原則的確是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並不是盲目、機械地應用這一原則，這同樣有著歷史經驗的基礎，是基於與伊斯蘭文明交往的實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有共同的淵源；西方和伊斯蘭世界打了一千多年的交道，雖然有征戰殺伐，但也有交流、融合；二戰後就有大量穆斯林作爲勞工移民到歐洲，現在法國等歐洲國家穆斯林所佔人口比例已超過中國，美國穆斯林人數也在快速成長。西方社會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並不陌生，而是相當熟悉，至少比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熟悉。西方嚴肅社會在整體上尊重、不歧視伊斯蘭教的觀點，也是基於這種長期的交往所積累的經驗，而所做出的理性抉擇，當然在整體上持有這一觀點，絲毫不會影響對穆斯林羣體中的具體犯罪分子、從事暴恐行爲者依法進行懲治，這和對待其他羣體的態度是一樣的。

在此問題上，也有一種流行的疑問是，西方「寬容、多元、自由主義」的觀念，是否可以應用於一些不主張寬容、多元的羣體。這的確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但在伊斯蘭問題上並不一定適用，因爲伊斯蘭文明本身就有很多寬容、多元的元素，伊斯蘭教也存在和現代西方文明相容的可能性，而且這個過程正在發生。篇幅所限，此處不展開分析，僅舉一個直觀的例子：新任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表示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同時是一個奉行歐洲價值觀的人。現在已有一些穆斯林成爲歐洲國家的政府高官，西方各國的軍隊裏也都有相當多的穆斯林士兵。在世界範圍內，雖然仍然存在族羣仇恨和仇殺，但文明的交融正在推進，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向沒有多少種族歧視、宗教仇恨傳統的中國罹患某種「伊斯蘭恐慌症」，那是相當可笑的。

我們再來回頭看看「政治正確」的問題。如前所述，「政治正確」不是一個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在正面意義上，它是指，在談論不同社會羣體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時，人們應該使用政治上正確、即政治上中立的語言，不能使用歧視、仇恨、煽動性語言。但「政治正確」在很多時候也被用於貶義，即暗示某種觀點只是政治上正確，而事實上是不正確的。這是一個迷宮，我們要從中走出來，只需堅持一個原則：用政治上中立的語言描述不同社會羣體的成員，而不能使用歧視、仇恨和煽動性的語言，對某些羣體做出籠統、整體性的刻板負面描述。在堅持這個原則時，我們可以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也可以不用，而代之以「政治中立」、「反歧視」等說法，以免與「政治正確」的負面含義混淆。

有人認爲，強調這種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一種左派思維。固然，這可以從「左派」爭取社會公正平等的意義上來理解，但我們也可以從「右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角度來理解。如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義學者所闡釋的，人對於世界的無比複雜性是無知的，所以人需要保持謙遜，不可只基於直覺、印象而做出自負的獨斷。比如有的人可能對中國某個地域的人抱有某種固化看法，但因爲我們的理性不可能洞悉所有情況，所以我們不能在媒體等公共空間上放縱這種看法。從這個角度而言，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自由主義的合理引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遵循的原則。

也有人認爲，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要強行把普通人變成「聖母」，接受普通人所無法承受的高道德標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爲「政治正確」這樣的規範，並不監察人的內心，而只約束人的外在言論、行爲，而且通常只適用於公共空間。根據現代社會公域與私域的劃分，在私人空間裏，各種頑固、偏見、不理性的愛與憎都是被允許存在，但在公共空間裏，言論必須受到公共倫理的約束，而且越是重要的公共人物，所需受到的約束更大。一個社會應用這樣的規範，是相當簡單易行、成本極低的，同時又能收到很大的避免族羣分裂、增強社會凝聚力的效果，極爲有利而基本無害。

正面、反歧視意義上的「政治正確」，其實是倡議我們謙遜、客觀地看待這個世界，對於各種社會羣體，尤其是弱勢、邊緣羣體，因某種原因我們不瞭解的社會羣體，或者人數較少、話語權較弱、聲音得不到傾聽的羣體，必須在掌握完備資訊的基礎上做判斷、下結論，尤其是在公共空間發言，知識分子、公共人物、政府官員發言的時候，同時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是必須以這樣的謙遜與尊重爲基礎。這既是一種理性、對所有社會成員有利的選擇，也是人類幾千年不同族羣、文化交往經驗的總結。實在看不出來，這樣的「政治正確」妨害了誰，而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堅持？

（注：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