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爲其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的努力似乎正在奏效，許多分析師預計住房市場將在2017年放緩，但價格停滯可能給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其他部分帶來問題。

上週五發布的數據顯示，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漲速顯著下降。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一線城市房價漲速低於整個城市市場，這是兩年來的首次。

該數據似乎證明官方上月宣佈的限制個人購房以及開發商借貸的措施是正確的。

然而，中國住房市場是經濟產出的重要推動因素：中金公司(CICC)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建築和房地產業佔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的五分之一。這還不包括建築原材料、機械和大宗商品的需求。

結果是，中國政府不得不在經濟高速成長與房價上漲之間權衡。上週，投行瑞銀(UBS)預計，今後兩年中國經濟成長將從6.7%降至6.0%，主要歸因於房地產業放緩。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高級經濟學家羅念慈(Chi Lo)表示：「除了重大財政刺激以外，中國經濟今年企穩的主要原因是前三個季度房地產市場復甦。」

承永信息技術公司(CY Infotech)的Terry Li表示：「今年整個中國的建築合同減少，門窗所用的水泥和鋁等原材料需求也出現了下降。我們預計隨著控制開發商融資的措施產生影響，明年建築合同將會繼續減少。」承永資訊是北京的一家建築科技公司。

上月，中國政府開始限制房地產開發商在內地和香港離岸市場發行債券。經濟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編制的數據顯示，本月迄今爲止，開發商沒有發行過任何新的債券。

滙豐(HSBC)的中國經濟學家王然(Julia Wang)表示：「中國政府可能會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以彌補房地產相關投資下降帶來的缺口。」

王然指出，基礎設施投資往往被用來在其他行業低迷的時候穩定經濟成長。她估計，房地產投資每下降1%，政府就不得不增加基礎設施投資0.7%來保持成長穩定。

金融數據公司萬得資訊(Wind)的數據顯示，未償抵押貸款總額今年飆升至GDP總額的逾五分之一。但羅念慈表示，發生美國那種住房市場崩潰的幾率很小。

他指出，中國的抵押貸款很少會重新打包出售給其他投資者。因此，中國國內市場不存在西方常見的住房市場、放貸機構以及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繫。

羅念慈表示：「本次（房地產市場）調整的關鍵問題將與開發商而非購房者相關。正如我們早先看到的那樣，交易下降影響了較小開發商的現金流和還貸能力。在上一個房地產週期中，我們看到開發商破產，這次我們可能再次看到開發商進一步的整合。」

迄今爲止，由於今年銷售旺盛，一線城市的開發商仍然現金充沛。對中國較爲年輕一代的人（尤其是那些來自工業衰落地區的年輕人）來說，上海等城市提供的就業機遇將會確保對住房的高需求。再加上金融投資機會有限，一線城市被壓抑的住房需求仍然非常高。

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駐上海研究主管詹姆斯•麥克唐納(James MacDonald)表示：「（房地產市場）放緩本質上是政策驅動的。如果中國政府發現他們導致房地產放緩幅度過大，他們有能力讓市場再次升溫。」

譯者/鄒策

這週末，當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祕魯與習近平及其他環太平洋國家領導人坐到一起時，他也許會感覺自己正在把全球經濟的的鑰匙交給這位中國領導人。

多年來，在類似本週末亞太經合組織(APEC)峯會這樣的場合，歐巴馬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努力始終主導著議程。TPP是美國與日本及另外10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這些國家佔世界經濟的40%。TPP加上仍在談判的美國與歐盟(EU)貿易協定，以及美國與排除中國的其它國家正在醞釀的協議，代表著歐巴馬政府不留情面的公開努力，目的是建立一個貿易同盟戰略環，以遏制北京方面的崛起。

然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以及競選過程中反自由貿易的言論（這些言論旨在迎合鐵鏽工業帶各州心懷不滿的藍領選民），令這一切努力不光彩地走向終結。中國正不失時機地坐上經濟駕駛座，把美國擠出亞太經濟一體化頭號倡導者的角色。

利馬峯會的焦點將不會是歐巴馬的TPP，而是習近平對於另外兩個協議的雄心：一是覆蓋面更廣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二是中國支援的一個與TPP競爭的協議。

對於尋求在全球成長最快地區加強經濟聯繫的國家，這位中國領導人的推銷講稿的核心是一個簡單的新現實。「你不能兩手空空地打敗對方，而中國人在拿出一點東西，」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表示。

中國提出的亞太自貿區覆蓋從拉美到印度支那，把美國也包括在內的廣大地區。不過，這個願景要成爲現實將是多年以後的事情。本週匯聚利馬的21個APEC成員國的領導人及部長只會看到一份中國發起的有關如何實現自貿區的研究報告，並考慮如何推進。

多年來，美國的希望在於，它可能趕在中國前面，令TPP成爲亞太自貿區的主要構件。TPP的12個成員國都是APEC成員國。

不過，中國正在推動另一個更接近達成的TPP對手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該協議於2013年由東盟(ASEAN) 10國啓動，試圖將東盟與中國、印度、日本及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合爲一體。如今，該協議已成爲由北京領頭的項目。重要的是，該協議還把美國排除在外。

長期以來，華盛頓及其他方面一直將RCEP視爲TPP的一個來路不正的表兄弟。儘管RCEP包括了12個TPP成員國中的7個，但多數專家認爲它是個老式的貿易協議，只會適度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它不像TPP那樣，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規則，涵蓋國企行爲或跨境數據流等領域。

但隨著川普當選，「很多國家已經很快意識到，RCEP是桌面上唯一重大的亞洲貿易協議，」澳洲前外交官、目前供職於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約​​書亞•梅爾策(Joshua Meltzer)表示。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放棄TPP。有些政府正考慮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締結TPP，相關領導人將在APEC峯會間隙就此進行討論。

日本、紐西蘭等國家已採取行動批准TPP，根據TPP現行規則，該協議需要經過美國批准才能生效。

在本週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會晤後，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向記者表示，他希望「即將上任的新一屆美國行政當局能認識到TPP的戰略重要性」，並希望川普最終接受該協議。

但幾乎沒人相信川普會變卦，同時對美國的不信任也漸漸顯露。某個TPP國家的一位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未能透過該協議，給未來與華盛頓的一切談判帶來疑問。「很難說此後美國還能得到同等程度的信任。」

即將大轉彎的美國貿易政策還將造成更廣泛的後果。

除了TPP以外，川普當選對於歐盟與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是不祥的預兆；該協議在歐洲已面臨嚴重的政治阻力。川普當選還可能意味著服務和環境產品領域全球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終結。

自由意志主義的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貿易研究主任丹•伊肯森(Dan Ikenson)表示：「世界確實需要美國的領導。沒有TPP或TTIP……西方民主國家貌似不太可能達成貿易協定。」

哪怕這會留下一個真空任由中國去填補，川普支持者也不爲所動。

他們認爲，太久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焦點是地緣政治，而不是經濟。他們辯稱，結果就是鐵鏽帶工業腹地出現去工業化，爲川普的崛起奠定了基礎，而比起籌劃新協定，更重要的是執行現有協議的規則，或重新談判某些協定，使美國受益。

賓州前共和黨國會議員、在7月共和黨大會上曾是川普代表的菲爾•英格利希(Phil English)表示：「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將自己定位爲貿易和開放市場的好人。我認爲現在美國需要討論自己怎麼會招致一些嚴重的不利因素。我認爲這將是個解脫。」

譯者/何黎

在拒絕承認氣候變化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將於2017年啓動的中國全國碳交易市場格外令人矚目。中國的這一舉措這不僅是中美雙邊氣候談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或許也是巴黎協定生效後最受關注的國家氣候行動之一。

多位專家告訴中外對話，中國碳市場不會一開始就達到完美，還需要幾年的成長時間來逐漸展現其減排效果，而當下最重要的是迅速建立市場機制，然後在運行中學習、完善。

規模空前

毋庸置疑，中國全國碳市場最引人關注的是其史無前例的交易規模。簡而言之，2017年中國碳市場啓動初期的年度分配碳配額總量規模大約在30-50億噸，比當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歐盟碳交易市場（EU-ETS）的20億噸左右要大很多。2015年全球80%的碳交易都發生在歐盟碳市場，中國碳市場的加入將極大改變這一局面。

根據國家發改委今年1月下發的通知，首批進入全國碳交易市場的企業限定在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八大行業。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只要年耗能達到1萬噸標準煤及以上就必須參加碳交易。經過覈算，有七千多家企業符合要求，碳排放總量大約佔到全國一半。

發改委已經在今年10月啓動了碳配額的分配工作。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蔣兆理透露，2017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將完成配額分配，然後碳市場就將全面啓動。

蔣兆理還表示，碳市場啓動初期價格可能爲現在七個試點市場的平均水準（約30元/噸），現貨交易量大約爲12到80億元/年。但2020年之後，碳期貨等多元產品會逐漸納入，預計交易額規模可能增加到600億到4000億元。並且，交易也將擴展到八大行業之外，並納入年能源消耗在5000噸標煤以上的企業。

邊做邊學

目前中國有7個區域性碳市場試點，佈局在地理位置和經濟水準差異較大的內地和沿海區域，到2015年底涵蓋了超過2000家企業，年發放配額總量達到12億噸。

與歐盟碳市場近6年的前期準備不同，中國的碳交易區域試點在接到發改委通知兩年之後即啓動。2013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天津試點市場開始操作，武漢和重慶也在幾個月內啓動試點。也就是說，時間最長的試點市場也只有3年運營經驗。

試點項目顯示不同地區的試點運作狀況存在明顯的差異。一方面，不同地區碳市場的成交價格差異較大。北京環境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介紹，只有北京的碳價格是穩定在50元/噸左右，廣州和武漢的碳價格則只有10-20元。

另一方面，不同市場的規範化水準差異也不小，體現出不同區域間市場經濟發展水準的差距。磐石環境與能源研究所的林佳喬認爲，重慶和湖北碳市場就明顯體現出培訓的不足，企業既沒有真正理解碳市場，對待排放數據也不夠認真。相比較而言，上海市場的機制設計和企業培訓方面就做得很不錯，值得其他市場借鑑。

對於交易量規模翻了幾十倍的全國碳市場，蔣兆理提出，試點工作得到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法制越完善，碳市場秩序越好。

目前規範碳市場的是2014年頒布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的管理暫行辦法》，只是發改委的部門規章，約束力較低。正在擬定中的《全國碳排放交易管理條例》爲國務院條例，具有更高的約束力。

但也有專家認爲可以邊做邊學，在實踐中逐漸完善碳市場規則。碳交易諮詢公司中創碳投戰略總監錢國強表示，全國碳市場的前3年可以算是試運行，不必對初期碳市場可能出現的問題過於擔憂。

「你不讓一個孩子下水而天天對他講怎麼游泳，他是學不會的。市場一旦起來了，它會發現問題，自己去糾正完善。如果不啓動很多問題你不知道，永遠討論不完，對現實沒有幫助。」 錢國強告訴中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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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分配的學問

排放配額的計算和分配是維持合理碳價的關鍵因素，也許也是一個碳市場最重要的規則——歐盟碳市場出現的配額過剩而碳價格大幅下跌的狀況證明了這一點。錢國強認爲，歐盟碳市場是透過立法制定今後多年的碳配額分配方式，制定以後修改很難；中國採用的則是每年根據產量調整一次配額的方法，留有調整改善的餘地。

中國碳市場的配額分配法，具體來說，是一種動態的基於行業基準線的配額分配方式。行業基準線是該行業要達到減排目標需要實現的排放強度，在實踐中，這一系數將參照行業減排表現領先企業的抽樣數據計算獲得。企業將自身產量乘以碳市場管理者公佈的當年基準排放強度，就可以大致預估當年將獲得的配額。

錢國強告訴中外對話，中國全國碳市場也借鑑歐盟經驗，有市場穩定儲備（MSR，Market Stability Reserve）的機制設計，用以調節碳市場的流動性，即在市場配額過剩時收回，而在市場配額緊缺時放出。不過具體的操作辦法還要等完整的細則出臺才知道。

相比配額的分配，錢國強更關心全國排放數據的積累，因爲行業基準線的配額分配辦法的優劣，取決於所獲取的數據的質量和完整性。由於數據的積累需要一定的時間，全國範圍內採用基準線法進行配額分配，大約要等到2020年才能完善。

減排效果將逐漸體現

目前中國碳市場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初期交易碳價可能過低，以及由此導致的減排效果不明顯。蔣兆理提到，爲了給企業一些適應的時間，預期碳市場啓動初期的配額分配會相對寬鬆，相應的，碳定價在市場啓動初期預計在30元每噸左右。這一預測低於目前北京和深圳試點碳市場40-50元的平均成交價。

北京碳交易所總經理梅德文認爲，如果碳配額分配過於寬鬆，企業就沒有動力進行交易，碳價格上不去，這不利於市場的良性發展。「碳市場的作用就是透過價格機制引導碳排量這個稀缺產品的交易，如果價格過低，就無法形成交易，」梅德文表示。

蔣兆理告訴中外對話，只有碳價達到200-300元每噸，企業才能夠真正感受到減排的壓力，而他預計中國碳市場的成交價2020年後才能達到這一水準。那也就意味著，要到2020年之後，碳市場的減排作用纔會顯現。

全國碳市場將實行的中央和地方兩級管理制度也令人對可能出現的地方保護主義有所擔心：中央政府負責制定企業碳排放的核算標準，配額分配的基本原則，監督管理相關的第三方覈查機構和交易平臺，但中央政府不會直接向任何一家企業分配配額，而是由地方政府執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碳市場的碳減排目標是碳強度的下降而非絕對減排量，這一方面保護了中國企業參與碳交易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令人對碳市場的實際減排效果有所顧慮。

蔣兆理認爲，碳市場是推動減排的諸多手段之一，在理想狀況下，碳市場可以和能源政策、經濟政策、環境氣候政策相互配合，一同發揮作用。

他認爲，目前中國碳市場對於能源結構轉型的作用還相對有限，在它至少會推動企業向同一行業內的減排優等生看齊；而由於中國大部分的碳排放量都將被全國碳市場覆蓋，「碳市場對於中國承諾的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峯，碳強度到2030年下降60%-65%還是會有重要的貢獻。」

中外對話(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個致力於環境問題的中英雙語網站，總部位於倫敦，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

前面我連續發表了兩篇「中國經濟不能以週期爲託辭」，發表之後,很多朋友很贊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問，在此，我再以一篇文章的形式來給予解答和回應。這也是這一組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的最後一篇,是否真知灼見交給公衆去檢驗。

中國經濟的潛在成長率本身就由改革決定

在中國，潛在成長和經濟週期這樣的概念，都不能簡單套用。現在我們的社會科學體系（特別是經濟學），很多的概念都是來自於「傳統理論」，而那些理論往往針對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成熟和穩定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裏，結構轉換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時潛在的經濟成長率基本上是由供給方來決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術進步，包括創新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第二，勞動力數量；第三；儲蓄率，它決定了投資。在這些變數比較穩定的時候，經濟的潛在成長率就給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經濟的波動，圍繞著潛在經濟成長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國經濟卻與此不同，在中國，改革和結構調整本身就決定著這個經濟的潛在成長率。爲了說清楚這個問題，讓我們來談談中國的人口。很多人都認爲，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可能出現萎縮，這對於經濟成長來說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認爲，勞動供給成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負成長，成爲制約中國經濟成長的一個長期因素，也會造成中國經濟潛在成長率下降。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是如此，而且宏觀經濟數據的確顯示出，勞動年齡人口成長有萎縮跡象，和經濟總量成長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這種表面成立的觀點其實是需要仔細推敲的。

中國經濟的主體（工業和服務業）沒有出現勞動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現，也是現有制度的結果。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已經佔到整個經濟的90%，中國經濟成長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這90%的經濟來推動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斷提高，沒有出現過城市化速度的明顯下降。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勞動力來決定，在城市化率不斷上升的過程當中，可以說，中國的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一直是正成長的。換句話來說，在城鄉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當中，城市化的進程帶來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供給持續成長，而二三產業的經濟成長速度本身卻在下滑，因此，不能認爲，在中國經濟佔到90%的這個部分，是因爲勞動供給的不足而導致了長期經濟成長下滑。

在我剛纔舉的這個例子當中，同時包含了幾層含義。第一，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當中，分析問題僅看總量是遠遠不夠的，要看結構。第二，一旦把結構引入進來，一些似乎顯而易見的結論，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潛在成長率這樣的概念，本身就應該包含結構的因素。在我剛纔舉的例子裏面，如果透過改革可以推進人口城市化進程，增加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那麼經濟成長的「潛在成長率」（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就可以成長，經濟成長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這種成長率回升和週期沒關係。

再從勞動力角度看看經濟下滑

我在前面的文章裏已經說過，經濟理論基本上是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來看經濟週期的形成的。中國不存在供給方衝擊所導致的生產率衰退和經濟成長率下滑，對此，大家應該有共識。因此，主要的爭議點是，當前中國經濟成長下滑是不是一個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經濟週期現象。如果出現需求不足型的經濟週期所導致的衰退的話，那麼這種類型的衰退一定會伴隨著失業率的上升。那麼，中國真的出現了失業率的明顯上升嗎？各種統計都顯示，至少到目前爲止，在總體上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當然，個別產能過剩問題嚴重的地區除外）。以今年4月爲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對11個省的監測數據顯示，多數監測省份企業用工人數有所增加。如果說真的有失業問題，那不是進入官方統計的城鎮戶籍人口的失業，而是沒有進入官方統計的農民工的失業。

弔詭的是，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往往表現在農民工返鄉，但是在城市這一邊，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卻仍然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至於勞動力短缺到什麼程度，在缺乏準確統計的情況下，大家看看滿大街的招聘廣告就知道了。不僅如此，在少數一線城市，還在出現驅趕外來勞動力的政策。如果我們再回到經濟理論的話，請讀者們和我一起想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出現經濟成長下滑，同時還存在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如果真的經濟成長下滑是因爲需求不足，那麼就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了。在邏輯上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導致了結構性的勞動力資源錯配。在經濟成長活力比較強的城市部門，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受到了限制，經濟成長速度下滑。與此同時，在其他城市和部門，儘管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於效率相對來說比較低，對於總量經濟成長的貢獻卻比較小。這樣，在加總的層面纔會出現城市化率雖然在提高，但是經濟成長的速度卻有所下滑，同時，在一線城市和少數二線城市，卻可能同時存在勞動力的短缺。這是典型的資源誤配問題。

我們能不斷看到一些有關農民工返鄉是「逆城市化」和「勞動力枯竭」的論點。對此，我認爲有必要給個特別的提醒，請睜開眼好好看看周圍的農民工在做什麼以及他們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誤以爲自己生活在後現代的發達國家。

中國需要反思當前市場經濟是否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

我的有關中國經濟下滑是不是經濟週期的文章，寫到了第三篇，基本上把涉及到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作爲收官之筆，我想提醒我的讀者，這一些討論所揭示出的問題，本質上在於我們思考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和發展中的大國的經濟問題的時候，忽略了用結構性的觀點。教科書上的標準理論，尤其是宏觀理論，基本上不談結構問題，那是因爲在他們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結構是相對穩定的。城市化的進程已經完成，經濟資源在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之間的配置，也沒有制度性的障礙，因此結構性的問題不那麼重要，總量的分析纔是關鍵。而中國的情況卻遠遠不是這樣。中國經濟的問題，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結構問題，而這個結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就是因爲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遠遠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爲了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請允許我再就什麼是市場經濟較一回真。

中國從上世紀就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相信在社會各界應該已經有一個共識，當我們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都是定語，本質上，中國還是要成爲一個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市場經濟，讓市場經濟成爲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那麼，到底什麼是市場經濟呢？我們可能經常忘記了要去問一問這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對此，我的回答是，全人類的市場經濟有三個共同的特徵，不承認是不行的。第一，價格基本上由供求決定。由政府直接管制價格，在市場經濟下是極少出現的，並且，必須要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第二，在一個國家內部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而這包括了資本和勞動力。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保證了供給一定是會去適應需求，生產要素的擁有者也一定會將生產要素配置到回報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一切阻礙供給適應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礙（包括壟斷）應該消除。第三，私有產權是得到保護的，這解決了經濟發展當中的激勵問題，讓經濟收益與微觀主體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則是全世界市場經濟的共同特徵，在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我們也不妨把這三條來作爲檢驗當前經濟政策是否符合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標準。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應該可以看出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中國經濟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價格出現了很多扭曲的政府幹預。即使在價格不直接被幹預的情況下，也常常存在供給方的管制，間接地使得價格出現了扭曲。第二，中國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是一個大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而土地使用權、建設用地指標和資金的空間配置都遠遠不夠，不符合資源配置追求回報率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原則。第三，中國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保護私有產權的，但是在資源配置上，私有企業卻未能獲得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市場地位。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應該不只是讓私有產生不被侵害，還應該保護其應有的市場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私有產權的保護其實是不徹底的。

總之，圍繞著中國經濟是不是一個週期性的問題，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讀者，看中國的問題不能只看表面，看加總的數據，要多想一想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特別要避免的問題是，在總量上看中國經濟，不談與制度相關的結構問題，恰恰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藉口。最後我想說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的過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不是說政府可以將自己的作用來抵消市場力量。我所理解的習總書記說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場，政府要把該管的管起來，該放的放下去，應該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至今沒有形成由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在生產要素市場上價格扭曲的問題就更爲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夠駕馭市場和引領市場，且不說政府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它的目標未見得就是社會公衆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確以最大化社會公共利益爲目標，在缺乏價格機制的情況下，他也很難有正確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號。離開有效的價格信號卻能夠最優化資源配置，這樣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它不應該叫政府，而應該叫佛祖。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11月15日深夜微信公衆號「市值風雲」在「重磅突發」欄目下，以「南玻A高階主管集體辭職，姚振華『血洗』董事會」爲題，報導了南玻A高階主管集體辭職事件。包括創辦人曾南在內的8名高階主管相繼辭職，兩名提出辭職的獨董由於導致獨董佔董事會人數的比例低於法定要求，被迫繼續履職。（請見英國《金融時報》對此事的報導）如果說萬科股權之爭標誌着中國資本市場開始進入股權分散時代，那麼，這次南玻A高階主管的集體辭職事件則是股權分散時代公司治理事件的新高潮。南玻A高階主管集體辭職事件將像萬科股權之爭一樣註定成爲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歷程中具有標誌意義的公司治理事件。

在持續觀察南玻A高階主管集體辭職事件未來走向的同時，已經披露出來的資訊引發了我們對中國上市公司如何應對股權分散時代公司治理制度安排變革的幾個思考。

首先，併購能夠必然像傳統公司治理理論預期的那樣，可以實現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嗎？

傳統公司治理理論把接管威脅視作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如果股價低估是由於管理團隊高的代理成本導致較差的績效表現，在控制權轉讓完成後，透過對管理團隊的更迭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業價值。在南玻A的高階主管集體辭職事件中，我們能夠觀察到由於缺乏實際控制人，從2015年開始，寶能系旗下前海人壽及其一致行動人透過二級市場增持成爲南玻A第一大股東。目前共持有南玻A股份的25.77%。但我們並沒有同時觀察到接管威脅（控制權轉讓）實現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目的的前提條件——代理問題導致的股價被低估。

從披露資訊來看，南玻A近年來雖然業績出現波動，但今年前三季度的業績爲：營業收入爲22.94億元人民幣，同比成長11.68%；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48億元，同比成長31.71%。這在經濟呈現L型下行的今天實屬不易。因而，業績表現差強人意，代理問題嚴重似乎並不能構成寶能系突然撤銷董事會議案，血洗南玻A董事會的理由。我們看到，由於股權分散（缺乏實際控制人），公司控制權轉讓並沒有像傳統公司治理理論預期的那樣爲中國上市公司帶來公司治理改善和業績提升，反而卻出現了新第一大股東「血洗董事會」這樣一個無論普通投資者還是管理團隊都並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在一定意義上，上述方式的公司控制權轉讓，成爲習慣於「一股獨大」公司治理模式的中國上市公司「倉促」進入分散股權時代被迫承擔的制度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理論和實務界未來有必要積極探討進入股權分散時代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選擇。

其次，成爲第一大股東後一定需要重新改組董事會嗎？

前面的分析表明，寶能系成爲南玻A的第一大股東可能並非由於原管理團隊存在嚴重的代理問題，而僅僅是由於缺乏實際控制人。拋開圍繞股權激勵計劃的分歧，雖然寶能係指責南玻A前高階主管集體離職「蓄謀已久」，但後者看上去似乎更加「蓄謀已久」。否則，我們不會觀察到正常的董事會原有議案被第一大股東寶能系代表「粗暴」撤銷，同時提出臨時提案，更換董事長。那麼，在成爲第一大股東後一定需要重新改組董事會嗎？

我們知道，現代股份公司由於藉助資本社會化和經理人職業化實現的專業化分工，提升了企業效率，而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一項偉大發明（巴特勒語）。一定意義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股份公司的靈魂。當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會衍生出代理問題，因而需要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去克服，但這畢竟屬於衍生出來的第二層次的問題，透過專業化分工實現的效率改善才是第一層次和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猜測，寶能系也許是資本運作高手，但並非是經營管理，特別是南玻A所在的建材行業的經營管理高手。而一個企業管理團隊的成長往往依賴於獨特企業文化、有效激勵計劃推出的長期培育。例如，阿里的高階主管幾乎全部來自於持有相同價值觀同時受到股權激勵計劃激勵的阿里合夥人。在這一意義上，給定確保股東按時獲得投資回報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公司所需投資從哪個股東來其實並不重要。

在我們看來，由於缺乏實際控制人而成爲新的第一大股東可能的正確做法是：主動提出針對管理團隊和核心骨幹的股權激勵計劃，給予管理團隊和核心骨幹充分的激勵。而不是像目前一樣被動地等待由管理團隊自己提出。不要忘記，有時看起來向管理團隊支付高的薪酬，但受到激勵的高階主管團隊創造更大的價值反而是值得的。資本方應該始終保持對職業經理人的敬畏，否則，會成爲另一種「致命的自負」。和管理團隊一起分享企業發展的紅利纔是新的第一大股東的基本價值取向。

我們看到的一個與寶能系血洗南玻A董事會完全相反的例子是：持股高達34%的軟銀甚至放棄阿里巴巴集團主要董事的提名權，交給持股合計約13%的馬雲合夥人（馬雲本人持股僅7%），但卻從中賺得鉢滿盆滿。因此，拋棄傳統股權至上，「誰是老闆，誰是打工的」界限分明的思維，在昔日的老闆和打工仔之間建立長期合夥關係，實現合作共贏應該成爲中國上市公司未來應對分散股權時代公司治理挑戰過程中思維模式轉變的關鍵。

再次，在股權分散時代，應該如何爲新的第一大股東設定提名董事的比例？

在公司治理實踐中，透過金字塔結構最終所有者可以實現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分離。例如，在一個企業集團中，母公司對子公司持股50%，子公司對孫公司持股50%。雖然母公司對孫公司的現金流權只有25%，但其對孫公司的控制權卻是50%。母公司由此可以利用上述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力的分離透過關聯交易、資金佔用等對孫公司的資源進行隧道挖掘。這是在公司治理實踐中需要獨董對資金佔用、資金擔保、關聯交易等事項出具獨立意見背後的原因。事實上，除了金字塔結構，實現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分離還存在其他途徑。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途徑就是，董事會中提名董事比例和持股比例的差額。

從南玻A董事會的構成來看，9名董事中除了3名獨董，寶能系提名的董事多達3名，佔到全部非獨立董事的50%，即使從全部董事來看，也已佔到33%，超過寶能系實際的現金流權25.77%。這意味著，透過體現董事會決議實際影響力的提名董事比例與體現責任承擔能力的現金流權的分離，寶能系在南玻A董事會相關決議中權利和義務並不對稱和匹配。爲了避免今後並非由於嚴重的代理問題而血洗董事會的慘劇再次發生，也許上市公司的一個可能政策應對是，透過修改公司章程規定，在透過在二級市場增持實現成爲第一大股東，該大股東提名董事的比例應以其持股比例爲上限。在一些股權分散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一個被認爲是理想的董事會構成模式是除CEO外其他全部爲外部董事。其背後所包含的合理性是恰恰在於，這樣可以確保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避免控制權轉讓帶來企業經營大的波動。畢竟，上市公司的靈魂是控制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公衆公司的股票每天都處於流動之中，只不過這次股票的流動相對集中一些。

此外，股權激勵計劃存在爭議應該如何裁決？

從目前公開的資訊看，寶能系與前南玻A管理團隊的分歧在於，管理團隊醞釀提出的針對管理團隊和核心技術骨幹的股權激勵計劃。邏輯上和程式上，雖然需要與主要股東，特別是第一大股東進行協商，但獲得股東大會的批准纔是股權激勵計劃實施的關鍵。按照今年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的不完全合約理論，這是股東享有剩餘控制權的體現。在目前的一股一票表決機制下，持股僅25.77%寶能系是否必然能夠否決相關議案存在不確定性。因此，當前南玻A管理團隊與第一大股東圍繞股權激勵計劃產生意見分歧時，管理團隊首先應該想到的是可能扮演居中調節角色的股東大會。前南玻A高階主管團隊應該提請並說服股東大會來批准股權激勵計劃（當然是否能說服其他董事同意提交股東大會討論同樣存在不確定性）。但遺憾的是，習慣於一股獨大治理模式，由大股東大包大攬慣了的其他散戶股東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手中的股票除了變現外，還可以透過表決的方式來挽留一個看起來能夠帶來不錯業績表現的管理團隊。我們理解，基於同樣的想法和認識，南玻A管理團隊在事件開始之初很輕易地放棄了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的努力。

最後，國有股東在這次南玻A高階主管集體辭職事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作爲國企的原第一大股東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在成爲第二大股東後，按照相關報導，在事件發生前的11月8日，還在減持股份，目前僅持有南玻A股份的2.31%。按照「市值風雲」形象的說法，「實業系股東忙於套現，資本系股東忙於舉牌」，「已成爲當前A股市場的一道風景」。中國北方工業公司的做法讓我們聯想到萬科股權之爭中的華潤。我們看到，持股僅僅爲25.77%的寶能系之所以不僅可以輕易否決管理團隊（董事長提議的）股權激勵方案，而且「血洗」董事會與第二大股東的「不作爲」有關。被逼無奈的可憐散戶只有透過「以腳投票」來保護自己。

從目前的市場反映來看，11月17日(週四)南玻A股價早盤跳水5%，但午後，配合着已被闢謠的《告中國南玻集團全體員工書》和大手筆買單護盤，出現了一個漲停；在11月18日(週五)則再次觀察到資金加速出逃的跡象。我們看到，當中國很多上市公司匆忙進入股權分散時代，並沒有完成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相應調整，無論董事會還是股東大會都沒有建立避免類似血洗董事會事件發生，確保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防火牆，小股東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依然是待宰的羔羊。

（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跨國公司已經習慣於在美國或歐盟法院打漫長而艱難的法律戰，而且這些官司通常會帶來全球后果。如今，它們應該爲新出現的第三個戰場做好準備——中國。兩週前，名不見經傳的加拿大公司Wilan Inc在中國東部南京市對索尼(Sony)提起訴訟，指控這家日本集團的LTE標準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技術涉嫌專利侵權。

Wilan正是批評者口中的「專利流氓」——利用智慧財產向其他公司收取費用而自己不從事生產的公司。如果Wilan獲勝，索尼可能最早在明年夏天被禁止銷售和出口其LTE手機。考慮到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幾乎所有鏈條中的關鍵作用，潛在的出口禁令將是索尼面臨的真正威脅。

設想一起可能帶來相同後果的類似訴訟，只是將被告換成蘋果(Apple)或三星(Samsung)。這將對消費者造成巨大沖擊。企業將面臨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一名中國法官就能夠切斷一些全球最具價值公司的命脈。

就在不久前，中國的法律體系還未進入多數跨國公司的風險計算。在與中方夥伴簽訂合同時，外國公司傾向於堅持在海外（包括香港）對爭端進行仲裁。鑑於中國內地執行判決的難度，它們希望永遠不要有爭端訴諸仲裁。

可以說，這種情況發生變化始於2013年8月。那時，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6家嬰兒配方奶粉製造商（其中5家爲外國公司）開出了逾1億美元的罰單，對於中國出臺時間不長的《反壟斷法》，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執法。

發改委在一份簡短聲明中宣佈了該決定，聲明對支撐其調查結果的理由語焉不詳。聲明籠統地表示，這6家公司犯有多種違法行爲，已經承認違法，不會對罰款提出異議。這份聲明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在作爲司法管轄區的中國，這樣的決定隨心所欲，且無法進行可靠的法律上訴。然而，就在同一個月，上海一起不那麼引人注意的案件凸顯了中國法律體系的飛快發展，意味著中國成爲處理企業糾紛的一個嚴肅得多的司法管轄區。

在這起案件中，外國被告方再次輸掉了訴訟。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嬌生(Johnson & Johnson)的醫療設備公司對當地經銷商「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此舉違反了中國反壟斷法。但是，該法院也公佈了篇幅較長的判決書，詳細解釋了作出該判決的原因。如此一來，它推翻了下級法院作出的同樣詳細、但有利於嬌生的判決。

這場法律拉鋸戰，與美國或歐盟案件的判決結果一樣意義重大。它很快受到該領域法律專家同樣密集的分析。它也不是外國原告在中國的法院判決中結果變成被告這樣簡單的事情。儘管嬌生輸掉了官司，但它只被判決向原告支付53萬元人民幣（合7.73萬美元）的賠償，與原告索賠的1440萬元人民幣相比只是很小的金額。

嬌生案審判的方式也暗示了Wilan可能的誤算，後者針對索尼提起訴訟的城市正是二戰時日本在華犯下最嚴重的戰爭罪行——南京大屠殺——的地方。「有人會說此舉很聰明，但如果擁有良好聲譽的南京法院努力公正對待索尼，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常駐香港的智慧財產專家喬•西莫內(Joe Simone)表示，「他們不想被視爲人們可以去攻擊日本企業的地方。」

發改委對嬰兒配方奶粉案的裁決仍然具有啓發性。只有愚蠢的跨國企業，纔敢在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法院系統中挑戰政府監管部門、並且期望贏得訴訟。但是，當涉及公司訴訟時，Wilan和嬌生案表明，中國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司法管轄區，而跨國企業危險地忽視了這點。

譯者/何黎

11月3日中國長征五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

要是在平時，我根本不會關注這樣的新聞。不過，這一次，卻著實好好關注了一回，因爲它與我關注了12年的服裝品牌——卡賓發生了聯繫，卡賓爲這次長征五號首飛試驗隊設計了服裝。

是不是有點魔幻現實？

卡賓創辦人、藝術總監楊紫明還用日下最熱門的方式——直播，向他和他創立的品牌直播了整個發射過程。

之所以長期對卡賓進行關注，正是源於這種「魔幻」。無論是卡賓，還是它的創辦人楊紫明都可以算是中國過去20年服裝史的另類標本。

12年前，當我第一次進入中國服裝行業，開始觀察的時候，卡賓就是令我側目的兩個品牌之一，另一個是例外。這兩個品牌都誕生於廣州，是中國標榜設計師品牌最早、最具代表、最成功的男裝和女裝品牌。2013年，例外因彭麗媛的外訪飽受關注，我見證了作爲第一個報導此事的媒體「無時尚中文網」因訪問量過大而宕機；同年底，卡賓品牌實際運營實體卡賓服飾有限公司登陸香港聯交所，股票代碼2030，象徵着品牌核心客戶的年齡。

2004年，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國際時裝週，據我當時的媒體前輩說，領個女生進去看秀，就能得到肉體的「報答」，我沒有考證過事件的真僞，但足以見到當時的一票難求。除了這些未經證實的隱祕桃色小道訊息，一些省市的設計師透過交錢給當地的協會，再由當地協會領著去時裝週上做一場表演的事情則是我清楚知道的。這些設計師，通常並沒有自己的品牌，甚至都沒有自己的店鋪，隔幾年「攢點錢」上京「趕一場考」。

11月的北京非常冷，今天我基本已經拒絕在這個時間去那裏出差，但12年前卻非常興奮。卡賓的時裝秀讓我第一次覺得，哇哦，Fashion TV的東西啊！Fashion TV是我當時負責的電視欄目最重要的素材，而這一素材還是從同行那裏倒買而來，10年前的中國設計師和時尚攝影師，只要有工作室，每個工作室的門口都是一堵牆，牆上掛著一個正在播Fashion TV 的大電視。例外品牌給我的深刻印象則是另一種。當時的中國國際時裝週主要發佈場地還沒有搬到如今的798 D•Park這樣的專業場所，而是在北京飯店和中國大飯店兩間五星級酒店，例外可能是當年唯一「自作主張」並沒有在上述兩間酒店中進行時裝發佈的品牌。這種不尋常，以及行業中經常聽到的一些對中國官辦活動的傳聞，讓我覺得例外是一個「帶種」、「個性」的品牌。當然，今天的例外已經失去了它主要的創辦人之一馬可，馬可的「無用」已經走向一個極端，這也不是我今天要聊的。

對卡賓的持續，還源於我們同樣身處廣州，天然的近距離成爲我更深刻關注、瞭解卡賓的橋樑。

「東方米蘭」，這個詞會讓我聯想起什麼？繁華的東京？璀璨的香港？都不是，是福建石獅，這裏每年都要舉行海西國際時裝週。

如果你不是福建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海西」是什麼。海西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簡稱，福建省政府在2004年提出的一個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構想。安踏、匹克、九牧王、勁霸、七匹狼、貴人鳥、利郎這些中國最知名的服飾零售公司都出於海西，或者說海西經濟區內的泉州，範圍甚至可以再往下拉到晉江，而卡賓的創辦人楊紫明則出生於石獅。曾經的石獅是晉江的一個鎮，如今和晉江並列成爲泉州轄下的縣級市。

與上面列舉的那些品牌不同，卡賓並沒有像他的福建同行一樣將總部放在泉州，而是放到了廣州；楊紫明亦沒有像他的福建億萬富豪「兄弟」們一樣，選擇集羣性的鞋類和商務、正裝創業，卻選了一個在當年稍顯陌生的「設計師品牌」，而且還是定位休閒。

今年我採訪楊紫明時，他表示這是源於他早年的運動員和在外闖蕩的生涯，讓他爲卡賓設立了與衆不同的定位。在90年初，他和他身邊的朋友們，並不真正喜歡當年代表身份、財富的西裝，這一點在廣州以及香港特別明顯。優衣庫的柳井正在他的《一勝九敗》中同樣表示，在80年代中的日本，穿休閒裝比穿裙子更能引人注意。

除了創業的定位與衆不同，他還決定了另一個方向——設計師品牌，這個一天設計可能都沒學過的前拳擊運動員還要自己做設計師。「因爲幾乎所有國際大牌的創辦人都是設計師。」這是我今年和他聊時他對爲什麼自己要做設計師的的回答。卡賓今年迎來了創立19週年紀念，在新拓展的女裝系列中，楊紫明再一次成爲藝術總監。

身兼創辦人、主席、藝術總監，放樣今天A股、H股的中國上市服裝公司中，楊紫明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上月底剛剛在香港上市的江南布衣這樣的夫妻檔纔是主流：江南布衣的李琳擔任首席創意官，而她的丈夫吳健擔任CEO。廣州的例外創立同樣是夫妻檔，馬可掌管設計，而毛繼鴻負責業務，不過二人目前已經離婚並分別再婚。

卡賓今天成爲中國本土營業額最大的男裝設計師品牌顯然與楊紫明是分不開的，你可以說他當年創立品牌時就具有前瞻性，但我更覺得這與他和時代的無縫銜接纔是更爲重要的。世紀初的時候，卡賓位於廣州北京路最早的門店賣的服裝風格是我們今天認爲的「洗剪吹」，但是當年的那個風格恰恰是最時尚的，緊身、圖案；今天卡賓位於正佳的門店，毗鄰GAP和H&M，擁有最好的位置，一塊播放時裝秀的大螢幕正對著無時無刻不在塞車的天河路，設計風格亦更加簡潔。在上月的中國國際時裝週上，卡賓又玩了一次時尚零售業過去一年最火的「即秀即買」概念。

從不與時代脫節是我見到的很多服裝企業老闆成功的共同特徵。比如剛剛在雙11取得驚人成績的太平鳥，過去一年兩次品牌重大活動中，創辦人張江平都是穿著運動鞋參加、演講，其中一次還是20週年紀念。

楊紫明現在比較「醉心」的活動是直播，與此同時，他還全世界到處跑馬拉松，順便讓攝影師拍些照片，因爲卡賓也有自己的運動系列，這些都是可以作爲免費的品牌宣傳。有時候，他也會帶一些同事，在位於廣州瘦狗嶺總部大廈後的學校操場去跑上幾圈。

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楊紫明身在美國，他的設計可能遠不如Tom Ford、王大仁這些科班出身的人強，但是他一定能和他們一樣，成爲市場行業的璀璨明星之一，而不是像那些更熱衷於「悶聲發大財」的千萬福建富豪們。

實際上楊紫明和卡賓也一直在將自己的藝術總監身份塑造成明星形象，比如他和品牌都更希望自己被稱爲「卡賓先生」，他和品牌向媒體的供圖都是標準的時裝大片模式，以至於有時候我希望品牌能夠給我們提供更「商業化」的圖片都非常難找。這些細節都是和楊紫明當年的設計師品牌定位一脈相承，而這種堅持，同樣對映在品牌每年的時裝秀上。

第一次看卡賓的時裝秀有Fashion TV的感覺之後，一年兩次卡賓在北京的時裝秀都有驚喜，卡賓的時裝秀總是類似活動中舞臺最豪華但又最得體的那一個，他不會搞老繡娘上臺這種煽情片段，也不會在舞臺上搞跳水缸這種噱頭，實打實地就是國際化標準：豪華預算、豪華舞臺、豪華陣容。當然，觀衆也不傻，即使卡賓秀不是每年最有話題的，但是一定是觀衆最多的一個。回顧中國國際時裝週舉辦這些年，卡賓應該也是其中持續至今時間最長、發佈次數最多的一個品牌。

作爲一個年銷售近人民幣14億元（2015年13.565億）的品牌，卡賓顯然無法與百麗集團這樣300億的巨無霸相比，甚至比不上幾乎同時創立的太平鳥服飾近90億的銷售規模，但是，正是卡賓和楊紫明這樣的品牌和創辦人，讓我們在今後如果書寫中國服裝史或者中國零售史時多了一個標本。實際上，在新一代設計師留洋歸來後，設計師品牌已經成爲中國服裝行業的新常態辭彙，它見於同樣新生的SHOWROOM、買手店，甚至淘寶上。

我很少這樣「鼓吹」一個品牌或者一個創辦人，但是，在中國真的很難找到一個我喜歡的品牌和創辦人。

在今天，你還能看到幾個服裝起家的品牌企業不搞房地產這些副業，甚至將副業搞成主業；你還能看到幾家服裝起家的品牌企業不談什麼所謂「網路概念」，不搞什麼資本市場？卡賓同樣是少有的一個持續專注服裝的。

當然，作爲投資者、股東，你可以認爲卡賓未能把握熱門的行業經濟趨勢，甚至是失敗。但是，作爲一個關注中國服裝行業十幾年，看著中國品牌崛起到衰退，看著國際品牌進來到廝殺的觀察者和分析師，我最多只能遺憾，在品牌的發展過程中，卡賓也許在女裝、童裝的發展上顯得保守了，其他，我不能批評更多。因爲卡賓和他的創辦人至今都是我研究樣本中最喜歡的其中之一，它原本其實有更多致富路徑可以選擇……

（唐小唐，時尚零售產業專業網站無時尚中文網聯合創辦人。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 Shirley.xue@ftchinese.com）

受川普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出現波動，而這種影響似乎也在波及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在中國嘉德2016年秋拍中，不僅近現代書畫拍賣出現了久違的億元天價，而且市場人氣之火爆，大大超出了市場的預期，甚至有業內人士稱「川普『拯救』中國藝術品市場。」

作爲嘉德秋拍最爲重要的一個專場，「大觀」夜場的104件拍品，總成交6.227億元，成交率72%。其中，12平尺的張大千《巨然晴峯圖》過億元成交，5.9平尺傅抱石《風光好》6612.5萬元成交，2.8平尺齊白石《蓮池書院》5290萬成交，4.4平尺吳湖帆《錦繡奇峯》4082.5萬成交。對此，北京匡時董事長董國強在微信中戲稱，每逢世界「末日」快來的時候，中國藝術品市場就會上漲，上一次是「非典」，這一次是川普。

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發展僅僅5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受到了明顯衝擊，這場低迷一直持續到了2003年的非典。高度恐慌之中，春拍推遲到了夏天才開始舉辦，但進入秋季之後，中國藝術品市場迎來了一個全面的「井噴」。2003年7月10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宣佈，故宮博物院行使「優先購買權」購得了嘉德春拍上拍的隋代書法《出師頌》，成交價格爲2200萬元人民幣。嘉德春季拍賣的一件唐「九霄環佩琴」爲稀世古琴，木質松黃，白玉琴軫，紫檀焦尾。琴身多處刻印中，一款爲「東坡蘇軾珍賞」。該琴終以346.5萬元創下中國古琴拍賣最高記錄。

現在回顧2003年拍賣「火爆」起來的原因，與拍賣場上出現衆多新面孔是分不開的。據粗略統計，平均每場拍賣會都有一半以上的買家是新人，而且這些新人的購買力不容低估。一些有財力、有魄力的新買家不斷充實進來，尤其是異軍突起的江浙、山西、山東的民營企業家，成爲拍場中的生力軍。來自海外的買家雖然不少，但舉牌競買者卻不多，最終的得主往往是近期的國內新買家。

從今年的秋拍情況來看，高價競得拍品的買家中，不少也是來自機構收藏。據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介紹，此次競拍得到張大千《巨然晴峯圖》的是寶龍集團。在2013年秋拍中，由知名閩商許健康掌舵的廈門寶龍集團，砸1.288億拍下書畫大家黃胄的作品《歡騰的草原》，就引起了業界的轟動，近日其又在上海開辦了寶龍美術館，此次出手無疑是其在書畫市場上佈局的又一步棋子。而買下傅抱石《風光好》的則是來自南京的蘇寧集團。

應該說，正是由於這些實力雄厚的機構介入，才使得今年中國藝術品的秋拍更加有看頭。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天價成交的拍品，以往不僅曾經出現在拍賣市場上，有些當時甚至還無人問津，像2.8平尺齊白石《蓮池書院》，最早是出現在1995年的嘉德秋拍中，當時起拍價爲180萬元，最終流拍，此次的天價成交，無疑讓不少市場人士開始重新權衡藝術品的投資價值。

事實上，川普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爲川普政策導向的不確定性較大，所以引發一輪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是大機率事件，這對於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同樣巨大。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加大對房地產的調控之後，市場流動性會去哪裏，也成爲目前市場關注的焦點。對於此次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回暖」，更多地還是資金尋找「避風港」的行爲。

11月以來的中國各項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企穩回升態勢已經基本確立，其中PPI因煤炭、鋼鐵等大宗商品大幅反彈而超預期上漲，疊加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美聯準加息步伐或將提速，中國流動性面臨變數，在此情況下，藝術品市場的資金除了逐利的特點之外，它的避險功能也充分體現了出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對於許多中國人，美國大選被描繪成一場對美式民主優越性的考驗。美國的選舉過程成了中國宣傳者的一個輕而易舉的靶子，可以暴露他們所稱的一種有缺陷的政治制度，不但內部分裂，還搞出昂貴耗時的選舉程式，結果卻產生被大多數美國選民評判爲都不可信任的兩名候選人。

但是，無論選舉結果多麼出乎中國人意料，正如老話說，小心你想要什麼。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勝利可能取悅那些被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競選期間遺憾地稱爲「一羣可憐蟲」的人，但北京方面真正想要的是更爲微妙的東西。

在選前調查中，中國公衆對希拉里和川普的態度是對半分的，而他們的東亞鄰居們大多支援希拉里。對中國而言，希拉里是個已知產物，但認爲她對中國持敵對態度；川普是個未知產物，但作爲一個商人，他被評判爲（無論對錯）不太可能插手中國的內部或外部事務。

對於要與美國打交道的官員，選擇取決於此人是透過經濟視角，還是地緣政治視角來看待中美關係。30年來，中國政府的首要關切是保持快速、穩定的經濟成長，避免外部衝突。爲此創造條件的是美國的開放貿易和投資政策，以及美國軍事存在所提供的安全感——美國的軍事存在緩和了緊張局勢，阻止了地區衝突。中國顯然受益匪淺。

然而塑造這一環境的因素在過去10年發生了變化。中國崛起爲經濟強國，隨之帶來更爲強硬的政策，希望建立北京方面所稱的「新型大國關係」，這意味著中國改變了其地緣戰略目標。對於中國領導人，現在的選擇更爲複雜。

儘管其官方聲明一如既往地模棱兩可，但這個黨國的掌權者對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有強烈觀點。在中方眼裏，看待希拉里的可預見性和務實，要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即她對民主和人權等「意識形態」問題抱有貌似咄咄逼人的觀點，以及她支援美國在提供支撐重返亞洲戰略的安全架構方面扮演強大角色。希拉里的這種強硬態度，加上她作爲第一夫人、參議員和國務卿時批評中國的記錄，讓北京方面認爲希拉里若當選，將對中國的利益構成可信威脅。

川普這個候選人則更加複雜。他對於美中貿易和投資關係的公開言論比希拉里更加刺耳，而且這些問題在他的競選平臺上佔據更爲中心的位置。他一再將美國的經濟不景氣大半歸咎於中國。他威脅要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45%的關稅，令中國財政部長公開稱川普屬於「不理性的那類人」。

因此，中國政府經濟部門的許多人支援希拉里而不是川普，以繼續中國與歐巴馬政府關於貿易和投資問題的對話。不過，北京已習慣了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套路：在競選期間爭著表現誰能對中國更「強硬」，但在當選後會採取比較和緩的姿態，因此誰贏了很可能並不重要。

美中關於貿易和外國投資問題的對話將如何發展是個未知數。歐巴馬政府曾戰術性地兜售《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作爲阻止中國製定貿易議程的一種手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鑑於川普對貿易的觀點，TPP似乎不太可能獲得批准。考慮到他聲稱中國的投資制度對美國企業不公平，他可能會覺得正在談判的「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是接觸北京的更有吸引力的工具。現實是自由化將符合雙方利益。

然而，對於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更重要的是地緣戰略影響。有些人認爲川普的勝利是一個機會，可以讓區域力量均衡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調整。後者在世人眼中在東亞的挑釁行爲，已經提高了因島嶼爭端引發海上衝突的可能性；而據報道認爲絕大多數盟國都在「搭便車」、對美國國家安全毫無貢獻的川普入主白宮，可能意味著美國不那麼傾向於干預地區事務。如果是這樣，日本和南韓等關鍵大國可能會決定自行發展核武能力。東盟國家可能尋求遷就中國的地區利益，其身段之柔軟，甚至會超過近期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國家元首訪問北京所傳遞的信號。

雖然這一切可能意味著中國獲得一個地緣政治突破口，能夠加大自己在地區的存在，但這也可能帶來保護主義經濟政策的螺旋式下降，以及一場沒有贏家的區域軍備競賽。只有歷史才能展示北京方面是否如願以償。

黃育川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業務局局長

譯者/何黎

半年前，BBC播出了英國歷史學家薩姆•威利斯（Sam Willis）重走古代絲綢之路的紀錄片《絲綢之路》，片中展現了烏茲別克的絲路古蹟，我完全被那些鑲嵌著藍色馬賽克的清真寺、宏偉獨特的城牆和童話般的中亞古城所吸引，遂定機票、申請簽證，決定到這個國家看看。出行前，被好幾個朋友叮囑告知，這個國家和阿富汗接壤，要小心；這個國家的「獨裁」總統剛去世不久，各處風聲鶴唳；這個國家很保守，千萬不要亂拍照。

強硬派總統譭譽參半

長得像黃軒的希瓦古城邁瑞斯家庭旅館老闆賈拉魯丁（Jalaluddin） 開車送我到烏爾根奇（Urgench）火車站，我問他在12月4號的烏茲別克總統大選中會投誰的票，他告訴我他和家人早已商量好了：投票給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59歲的米爾濟約耶夫來自烏茲別克自由民主黨，他從2003年起擔任烏茲別克總理，兩個月前，在烏茲別克執政27年的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病逝，米爾濟約耶夫被任命爲該國臨時總統，他目前也是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

26年前，位於烏茲別克西南與土庫曼交界處的希瓦古城（見上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麥瑞斯家庭旅館也是在這個時期開業的。賈拉魯丁表示，最近幾年，生意越做越好，他開上了好車，並開始對家庭旅館進行擴建。他還感到，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並且，政府還在鄉下投建了上萬套保障房，人們只需支付25%的首付就可以入住，其餘房款可以申請低利率的貸款，在15年內償還。當車路過這些保障房時，賈拉魯丁指給我看：只見一排排顏色、風格一致的平房矗立在路邊，蔚爲壯觀。烏茲別克的農村居住著該國70%的人口，也就是說約2000萬人口在鄉下生活，新的家庭不斷誕生，這就需要大量住房來滿足他們的需求。爲統一規劃，改善農村的居住條件，烏茲別克政府決定在農村統一建房。

烏茲別克地處中亞的地理中心，它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庫曼和阿富汗5個內陸國家接壤。自1991年獨立以來，在卡里莫夫的執政下，該國並未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而選擇了「烏茲別克模式」的發展策略，即經濟優先、改革由國家主導、法律至上、強有力的社會政策、漸進式改革。在反恐問題上，卡里莫夫更是立場鮮明，措施強硬，支援他的人讚譽他是「鐵腕總統」，但他強硬的執政風格、堅持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以及27年不「下崗」的事實，也令他被列入「世界十大獨裁者」的行列。但賈拉魯丁卻用「非常好」這句話評價卡里莫夫，解釋說，也正是因爲他的強硬，纔有效控制了該國的極端事件。

在烏茲別克，九成人口是穆斯林。我在這裏旅行10多天來，除了在景區所見的清真寺和宣禮塔，並未感受到多少穆斯林的習俗和文化。在街頭，基本上看不到戴頭巾、蒙面紗的女孩，相反她們大都打扮時髦、化著美麗的妝容，即使已經是微涼的秋天，她們照舊穿著短裙、高筒的絲襪。清真寺不會傳出呼喚人們去祈禱的喊聲，也很少見在清真寺做禮拜的人。我向賈拉魯丁表達了我的這些疑問，他回答：信仰在心裏就好了，沒必要太注重形式。原來，爲打擊宗教極端勢力，自從2005年安集延事件以後，烏茲別克政府下令禁止清真寺每日5次的叫拜廣播，也嚴禁當街禮拜、極端服飾等。

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藝術青年旅館，我認識了來自巴基斯坦的女孩拉赫（Rahat），她說她入住旅館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詢問旅館是否有禮拜室，在哪裏做禮拜？結果被告知旅館裏沒有特設的禮拜場地。每天5個時段，她只能在自己的房間裏做禮拜，好在她手機上的應用軟體可以告訴她麥加的方向。她開玩笑說，烏茲別克的穆斯林是「共產主義穆斯林」（編者注：烏茲別克曾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

嚴格卻無序是社會常態

在塔什干乘坐計程車，司機師傅看我是外國人，遂索要三倍的車費。這彷彿也可以理解：因爲烏茲別克政府就給予外國人不同的對待。比如參觀撒馬爾罕市中心的雷吉斯坦廣場的三座神學院，外國人的門票費是2萬蘇姆，本國人的門票費只有2千蘇姆。2萬索姆在黑市上可以兌換3美元，想想只需花費20元人民幣就可以參觀三座富麗堂皇的神學院，也就不再計較。總體而言，烏茲別克的物價較低——在塔什干乘坐地鐵，無論去哪兒，單程費用是1200蘇姆，相當於1.2元人民幣， 這大概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地鐵票了，而在其境內乘坐16小時臥鋪火車二等艙的費用只需20美元。

出發前一天，我曾收到所預定的旅館的老闆發來的郵件，他提醒在烏茲別克旅行，不要在機場、銀行等正規兌換點換錢，否則會喫一半的虧。官方報價1美元可以兌換3000左右蘇姆，而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兌換到6500-6900蘇姆。並且，因爲該國外匯管制嚴格，透過正規管道在當地銀行兌換美元也非常困難。位於塔什干火車站附近的中國飯店的老闆表示，他們做生意賺的錢都很難在當地銀行兌換成美元，匯款給家人也成問題。我注意到的另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在出入烏茲別克邊境時，所有人必須填寫海關申報表，官方要求帶出境的外匯現金一定不能高於帶入境的外匯現金，否則多餘部分將被沒收。

除了嚴密控制外匯交易，這個國家也時刻掌握著境內各類人口的流動資訊。遊客入住酒店後，必須獲得酒店的印章登記表，並將這些小表格妥善積攢、隨身攜帶，因爲很有可能會被突擊檢查。比如，每次乘坐地鐵，我一定是主動打開包請警察檢查，並出示護照和登記表。我遇到的大多數警察都很友好、熱情，他們大都不會講英語，有幾位警察饒有興趣的翻看我的護照，並試著念我的名字。從朋友那裏得知，這些警察的月收入在200、300美元左右，雖然工資並不高，但在當地已經算是很不錯的職業。烏茲別克的警察大都很規範，不會亂罰款、收費，但我遇到的售票員、博物館工作人員卻不同程度地玩起了貓膩。

去布哈拉的一個陵墓景點參觀，當時只有一名工作人員，她是售票員、也是檢票員，她直接了當地告訴我，可以給我優惠，但是不能給票。在塔什干的帖木兒博物館，入口的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催促我把票錢給他，指引我上樓參觀，卻不給我任何票據——參觀完走出博物館時，我發現入口右側小房間內有一售票視窗。顯然這些腐敗都和沒有監管、或者監管無力有關。

據「商務反腐敗門戶」網（Business Anti-Corruption Portal）的調查報告顯示，腐敗現象存在於烏茲別克社會的各個層面，該報告指出該國公職人員腐敗的原因之一是工資太低。在反貪組織「透明國際」發佈的2015年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行榜中，烏茲別克在168個國家或地區中的排名是第153位（中國在該表中的排名是第83位)。

2016年5月，在國際危機組織（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亞項目總監大衛•路易斯（David Lewis）撰寫的調查報告《應對烏茲別克的腐敗問題》中，他指出：「在專制總統的主持下，各種權力網路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誰能夠掌握政治和經濟資源，以及誰能最終行使權力。在這樣的制度下，腐敗行爲的產生並非是因爲法律規範的偏差，而成爲規範本身，儘管這些規範在合法的掩護之下。」

我也在烏茲別克的其他場合也感受到類似的無序和混亂。在塔什干火車站售票大廳買票，人們圍簇在售票視窗前，很少有人排隊。在塔什干機場入口處，分不清乘客還是送行人員將正常通道堵得水洩不通。購票後進入布哈拉的亞克城堡參觀，有人站在城堡內的廁所外收費。

中國企業處處有商機

從布哈拉打出租車前往希瓦古城，路程接近500公里，要穿越克孜勒庫姆沙漠。車走到一多半時，司機告訴我前方右側是一家中國企業的天然氣開採區。幾秒鐘後，一個用中文寫著「歡迎您」的路牌矗立在路邊，在光禿禿的沙漠腹地看到熟悉的文字，備感親切。原來，早在10年前，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就在烏茲別克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CNPC絲綢之路」，在烏茲別克境內進行地質勘察工作。

在烏茲別克旅行，我遇到的第二個中國企業是華爲。從塔什干飛機場前往市區的路上，你一定不會錯過高大顯眼的華爲公司辦公樓。華爲1999年在烏註冊代表處，並於2006年成立子公司。華爲目前已成爲該國第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

在所住的旅館，我認識了兩位來烏茲別克參展、考察建材市場的中國企業家。其中一位張先生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他10多年前曾在烏茲別克工作過。他表示，現在中國國內的生意不太好做，伴隨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政策，中亞會有更多的商機，所以他想到來這裏聯絡下老朋友，尋找合作機會。除了將中國製造的建材設備出口到烏茲別克，他們也希望能夠引進烏茲別克的棉籽殼到中國，用於種植蘑菇。張先生介紹，烏茲別克是中亞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和出口國，其籽棉年產量都在200、300萬噸，烏茲別克政府嚴格控制棉花生產的各個環節，包括種植面積、產量、價格、出口、銷售和採購。棉花生意不好做，那棉籽殼呢？所以，他們來實地考察。張先生表示，之前他所瞭解的烏茲別克一直都比較保守，至於未來怎樣，目前也不太明朗，要等新總統上任後才能知道。

在離開烏茲別克的前一天，張先生邀請我去喫晚餐，併爲他的同事慶祝生日。我們站在路口打車去餐館。在塔什干打車的規矩是：很多私家車都有可能是計程車，會停下來接活兒，上車前雙方先要談妥價格。因爲天很黑，直到坐進車裏，我才發現我們打到的是一輛高檔車。我坐在副駕位置，並用英語和司機師傅聊天，結果得知司機師傅的本職是塔什干某金屬回收加工企業的董事長。他告訴我，他只在下班途中才客串車伕，和乘客聊天放鬆一下，也賺些外快。他對兩位中國企業家的考察非常感興趣，並主動和對方交換了聯繫方式，希望能夠進一步接觸洽談，看看能否合作。談話中，這位董事長強調，雖然他的企業屬於國家，但是他說了算。

烏茲別克是中國「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向西延伸的必經之路。半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烏茲別克進行了國事訪問，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也在今年一年內三次到訪烏茲別克，這都顯示了烏茲別克對「一帶一路」發展策略的重要性。目前中烏合作在建的大型基建項目包括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項目以及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鐵路項目等，在烏經營的中國企業已超過600家。

11月13日凌晨3點，我以洪荒之力擠進機場通道，並歷經機場的三次安檢，終於坐在了候機室，等待返程的飛機。我想像賈拉魯丁會將邁瑞斯家庭旅館擴建成什麼樣子，想像將門票錢納入私囊的售票員如何判斷她的下一位給予打折的目標，想像在沙漠腹地工作的中國職員能否發現新的天然氣田，想像中國企業家和烏茲別克企業家的談判將如何進展……很多未知，但是也有很多機會。

目前，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呼聲很高的米爾濟約耶夫都被認爲是烏茲別克的希望。也許，他能給烏茲別克帶來更多的改變，將烏茲別克變得更好。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責任編輯：魏城）

美國第58屆總統選舉結果於11月9日揭曉，唐納•川普當選爲美國第45任總統。川普的「幸福」來得太突然，全球股市、債市、匯市都爲之劇烈震盪，拉丁美洲的天空也飄來一片陰雲。

一、拉美經濟感受第一波「川普衝擊」

川普勝選訊息傳來，拉美經濟旋即迎來了第一波川普衝擊。在選後三個交易日裏，墨西哥比索和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匯率分別累計貶值13.7%和7%，即使國際銅價上漲也沒能阻止智利比索大幅度貶值。哥倫比亞桑托斯總統及時與川普進行了通話，但該國民衆仍在憂心該國可能失去每年數億美元的美援。在與川普會談之後，歐巴馬政府決定不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提交國會審議，召開在即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峯會突生變數，令東道國祕魯措手不及。

無論如何，拉丁美各國將不得不接受川普「登基」，並必須面對他給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帶來的全方位衝擊。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甚至委內瑞拉等多國領導人都公開表態，希望與美國保持合作關係，以消弭令人憂慮的「川普衝擊」。考慮到川普缺乏執政經驗，未來不可預測性頗多，隨著相關具體政策逐步推出，拉美經濟可能遭遇波浪式的短期衝擊，相應的長期衝擊也將由此累積而來。

也許，川普對拉美經濟的短期衝擊很快會自動恢復平靜，但長期衝擊效應將難以忽視，這需要拉美各國政府積極應對，中拉經濟合作也需因應調整。

二、拉美經濟即將面臨川普新政衝擊

根據川普選前發佈的百日新政計劃和選後公佈的新政府初步政策框架，其移民政策、貿易改革、經濟計劃、能源獨立和對外政策等都可能給拉美經濟帶來深刻影響。

衆所周知，川普的反移民政策主要指向拉美裔移民和穆斯林移民。嚴格遣返非法移民、零容忍移民犯罪、拒絕爲非法移民提供工作和美墨邊境牆計劃，都已被列入美國新政府的初步政策框架。如果川普政府全面實施其移民政策，那麼拉美各國就業形勢及其僑匯收入都將深受影響。近年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國年均僑匯總收入約30億美元，多箇中美洲及加勒比國家僑匯收入佔GDP比重超過16%。如果數百萬拉美裔非法移民被遣返，那麼拉美各國不僅就業形勢趨緊，而且僑匯收入會急劇減少。受此影響，拉美經濟成長態勢恐將難免惡化。

川普政府將「扭轉幾十年來那些將工作崗位送到國外的貿易政策」，強調「貿易協議要把美國人民放在第一位。」川普堅決反對TPP，並已掌控TPP的未來命運，美國退出TPP似乎難以避免。川普宣佈要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定（NAFTA），或者退出該協議，經濟態勢良好的墨西哥很可能因此而受傷。巴西和阿根廷同美國存在農產品貿易競爭，民衆已在憂慮可能遭遇的川普貿易保護政策，尚在擬議中的美國-巴西自貿協議也恐將落空。

能源獨立政策不僅會使美國減少從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進口，還可能抑制國際石油價格復甦，進而影響拉美石油出口國的能源投資及其經濟成長。川普計劃實施停止離岸法案，以關稅抑制美國企業的全球化行爲，避免過多海外投資減少美國本土就業機會。川普承諾投資5500億美元來營造一個「更可靠更高效」並讓「全世界嫉妒」的交通網路。川普還將推進教育改革，爲大約7000萬學齡學生、2000萬高等教育學生及1.5億在職人員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條件，以保障美國民衆學習和工作的機會。

川普的經濟計劃表明，美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重心存在從貨幣擴張轉向財政擴張的趨勢，其對外投資能力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擠壓。顯然，受川普的「美國就業機會迴歸」計劃影響，阿根廷的馬克裏政府希望能吸引更多美歐資本來平衡中國資本的想法，短期內恐難以實現。

在金融服務改革方面，川普政府將會放鬆銀行監管，恢復銀行自營交易。受此影響，美國金融機構在全球範圍的投機性交易都將趨於活躍。因爲川普意外勝選，拉美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剛剛經歷了一輪大幅度貶值，而且這種貶值趨勢短期內尚難以企穩。在出口不振、就業趨緊、僑匯減少、幣值不穩等諸多因素影響下，金融機構的投機交易增加可能影響拉美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綜上所述，川普新政衝擊將造成拉美國家僑匯收入減少、失業人口增加、能源和農產品出口市場緊縮以及美國對拉美投資下降等問題，拉美各國潛在的金融與貨幣風險也在上升。長期以來，美國對拉美經濟的帶動作用，以及拉美經濟對美國的高度依賴，都可能因此而嚴重弱化。

三、中拉經濟合作平衡川普衝擊

面對川普的「不確定未來」和「美國優先」政策雙重衝擊，拉美各國在現階段自我平衡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成爲穩定拉美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目前中國經濟成長勢頭良好，市場容量及其成長空間巨大，國民對糧食與能源的進口需求都在持續成長。近些年以來，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國家對華農產品出口穩步成長，未來中國市場仍有空間吸納更多拉美農產品。委內瑞拉的石油產能及其對華出口目前都有所下降，中國需要在拉美地區尋求新的石油進口來源，墨西哥、巴西等國石油公司應該關注中國能源市場。

在川普即將實施「停止離岸法案」和「美國就業機會迴歸」計劃之際，中國正在積極投資拉美。中拉合作基金、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以及中巴雙邊產能合作共同基金都已投入運營，這爲拉美地區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資本來源。中拉產能合作計劃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多個重大基礎設施合作項目都已正式啓動。中國對拉投資成長將爲拉美地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在很大程度上平衡美國資本回遷可能對拉美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

近些年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中資銀行在拉美佈局步伐明顯加快。中國與阿根廷、巴西分別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付諸實施，並與多個拉美國家達成人民幣貿易結算協議。這些措施不僅推動了雙邊貿易和投資發展，而且爲拉美國家提供了有力的流動性支援。在當前潛在金融風險增大的態勢下，中拉金融合作將成爲拉美國家平滑匯率波動、穩定金融市場和控制貨幣風險的重要基礎。

四、美國退出TPP與中拉經濟合作新前景

美國白宮高級官員11月10日表示，歐巴馬政府決定將TPP命運交給下屆美國總統和國會決定。以川普及多數共和黨議員的態度來看，美國退出TPP幾成定局。NAFTA讓墨西哥在這些年裏收穫滿滿，墨西哥、祕魯和智利都想搭乘TPP便車來分享更多美國的市場與投資，但川普很可能會讓這些拉美國家的經濟期望落空。

事實上，TPP是歐巴馬政府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結果。美國欲以TPP遏制中國發展，但達成TPP協議需要美國爲夥伴國犧牲自身利益，而八年經濟危機削弱了美國爲夥伴利益做犧牲的承受能力，衆多美國企業並不樂見其成。猶如蘇聯全力應對美國虛張聲勢的軍備競賽，TPP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爲政治目的而自我消耗國力，結果將損耗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其實從國家競爭角度講，中國更希望美國透過TPP協議。

拉美太平洋國家極可能失去以TPP搭乘美國經濟便車的機會，但中國又在爲更多拉美國家構建新的經濟便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面臨川普可能退出TPP的形勢，祕魯總統庫欽斯基稱，環太平洋國家可以達成新的貿易協定來取代TPP。中國沒有改變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總體發展戰略，會繼續堅持經濟優先的全球發展思路，因此中國將努力推進以亞太合作爲基礎、具有更強包容性和適用性的FTAAP建設。在合作共贏的FTAAP框架內，中國將在承受能力下向拉美國家及所有夥伴國開放更多市場，並與夥伴國分享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紅利。

如果川普退出TPP，那麼短期內美國對拉美投資競爭力可能下降，拉美地區可能將迎來一波中國投資熱潮。過去在美國強大競爭下，中國企業對拉美投資較爲謹慎，並向美國企業學習了很多拉美投資經驗。如果未來美國對拉美投資競爭力下降，那麼中國應該更多鼓勵民營企業投資拉美，並加強對國有企業在拉美投資的審慎性監管力度，儘可能避免發生低效率、高風險的投資狀況。中國企業要學習美國經驗，緊緊圍繞中拉跨國產業鏈合作來拓展投資，大力推進中拉產業融合，積極擴大產業內貿易，努力實現中拉經濟關係緊密化。

此外，對於超級基礎設施項目，比如巴西-祕魯兩洋鐵路，中國在無損自身利益前提下可考慮與美國合作，畢竟改善基礎設施對中美雙方開拓拉美市場都有利。近期川普的高級顧問詹姆斯•伍爾西稱，他希望川普更加熱情地對待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如果伍爾西的言論將真實地代表川普政府的態度，那麼中美未來在促進拉美髮展和共同開拓拉美市場方面，完全可以進行合作。

（注：作者是中國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