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北京將在通州區加快建設「行政副中心」，這一政策後來被民間形象地解讀爲「北京遷出北京」，或者說把「作爲首都的北京」和「作爲北京的北京」拆分開來。「遷出」和「拆分」對於北京這座城市來說，或許是必有之義。然而，這次大搬遷最終能否達到決策層所期待的效果？目前生活在北京市的兩三千萬人口，他們的生活已經、即將受到何種深遠影響？在官方規劃公佈一年之際，FT中文網邀請資深媒體人黎巖撰寫「拆分北京」系列報導，試圖梳理這一政策出臺的政治、歷史淵源，並分析這一重大行政決定與一代人的生活軌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下是本系列第一篇文章。

2015年6月起，一個詞語開始密集出現在北京市官方媒體的報導中：「新航程」。據稱，這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連續幾天輾轉反側時突然「靈光一現」想到的。

7月11日傍晚，人們終於知道了這個詞語的真實含義。在當天閉幕的北京市委全會上，發佈了「加快規劃建設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訊息。官方表態中關鍵的四個字「聚焦通州」和一個時間點「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令先前多年的傳言得以證實，甚至被大大超越。

先前，無論是北京市居民的直觀感受，還是官方統計數據，都指向同一個結果：「京城居，大不易」——北京這座城市已經不堪重負。由於建國以來的規劃不當，經濟、政治、文化、交通、科研、國際交往……幾乎所有的城市功能都向這裏聚集。

直接後果是，大量全國性的行政、醫療、教育資源扎堆北京，大量人口也隨之被吸引過來。北京，尤其是三環以內的北京城，繁華程度比肩國際頂級大都市，但北京周邊地區，包括天津、石家莊在內的所有城市，在「虹吸效應」作用下被吸走大量資源，發展程度與北京中心區形成強烈反差。

北京市水務局的調查數據顯示，1999年至2011年北京年均形成水資源量僅21億立方米，用水總量卻在37億立方米左右。長期的用水透支，在北京地下喫出了一個個漏斗區，北京東部沉降嚴重早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但是，今年6月國際科學期刊《遙測》發表的一份由首都師範大學陳蜜等學者進行的研究顯示，在北京東部的部分地區，發生了每年平均超過10釐米的地面沉降，遠高於先前官方估計。

十幾年前在春秋季肆虐沙塵暴和近幾年「四季無休」的霧霾，也讓「北京咳」成了國際媒體上頻現的專有名詞。

與此同時，更多人口仍在湧入北京。根據官方數據，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爲2170.5萬人，但同期社保統計數據卻顯示出常住人口已經超過3000萬。世界範圍內，達到這一數據的也不過東京和雅加達兩個城市。

作爲普通民衆生活的城市，超載的北京已經變得日益不宜居、不友好，居民怨氣日高；作爲中共領導機關和中央政府的辦公地，北京種種捉襟見肘的窘態也令高層日益擔憂和不滿。這成爲促成搬遷政策在2015年最終出臺的最主要動因。

其實，「北京遷出北京」的官方規劃早已有之。曾任北京市市長、現在執掌中紀委大權的王岐山就曾提出過這個設想。

2004-2007年間擔任北京市市長時，王岐山主導制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中，第75條稱，「爲保證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全國工作和開展國際交往的需要，調整優化中央行政辦公用地佈局……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與北運河沿線的地區預留行政辦公用地。」在那版規劃中，北京計劃建設包括順義、亦莊在內的11個新城，但只有通州被明確安排了「行政辦公、金融貿易等職能的補充配套區」這一職能。

隨後，在2005年出臺的《通州新城規劃（2005年—2020年）》中，「第62條 行政辦公」一節標明：「新城行政辦公用地近期在現有基礎上發展，遠期需要透過土地置換的方式佈置在運河及六環路以東地區，在潮白河沿線與六環路東南地區預留中央或市屬行政辦公用地。」

兩年後，王上調中央，接替他職務的是現任的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搬遷一事在停滯十多年後，又突然以一種更決絕的方式出現在人們視野裏——當年王岐山的方案不過是部分搬遷，而現行方案不但要把北京所有委辦局全數遷出，一些行政事業單位也包含在內，整體涉及人數超過40萬。

轉折點出現在2014年2月26日。當天，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考察北京市，對北京官員先前上報的城市定位——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他當場表示：「我看這個定位可行」。

此後，北京開始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疏解工作，包括清退小商品市場、整頓羣租房等。而最受輿論關注的，就是在一年後決定把「作爲首都的北京」和「作爲北京的北京」析離出來，並試圖徹底切分。

隨後，「副中心」這個定位正式落在通州身上，並在2016年初從「行政副中心」微妙地調整爲「城市副中心」。

很多人對這個行政決定心存掙扎，因爲它對自己日常生活顛覆太大。他們反覆提及的事例是：從建國以來，許多城市都經歷過造城運動。無論是遠的幾個大學城，還是近幾年的唐山、瀋陽等二線城市的邊緣造城，但大多以失敗而告終。另外一個例子是，南韓首都首爾對第二行政區的建設和搬遷目前看來是完全失敗的，把行政機構遷往別地只是讓那些公務員開始了每週一次的鐘擺式往返，完全沒有達到預想中分流首爾人口的目的。

而承認和接受者看到的是：有太多現實條件能夠促成這個看似大膽的方案最終成真。最首要的，是決策者的決心。這種巨大規模的搬遷，只能靠強勢領導在強勢決策下強力推行，纔有可能變成現實。

與外界推論不同的是：北京的功能定位後在得到習近平首肯後，在具體落實時卻迅速遭遇瓶頸。按照習的思路，不符合「四個定位」的就都是非首都功能，應該被疏解出去。但是，實施中很快發現，這些非首都功能大多和中央部委機關、央企、軍隊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作爲地方行政主官的北京無力撼動，而只遷出一些小商品市場、高汙染工廠的動作和中央的要求相比，又太過皮毛。於是，北京市選用了能夠打開僵局的最直接手段。

訊息甫一公佈，市面上往往認爲是中央決策。事實上，中央指令固然起到了在方向上的指引作用，北京市的「上趕著搬遷」（某市領導語）纔是這個方案成型的最後一槌。

北京市的決定獲得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郭金龍用了「壯士斷腕」、「沒有退路」這樣決絕的語言來表示北京市的決心。於是在一年間，通州預留地塊實現了史上少有的拆遷速度，辦公主樓的規劃迅速出臺並投入建設，按照這個進度，2017年底首批公務員正式遷入已經不成問題。同時，作為後續梯隊的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迅速落定，先前人們渴望定居北京時無非訴諸這幾個需求。在行政力量的決心之下，導向作用也很明顯。一年內漲幅超過40%的通州房價就能夠印證這一點。

如果把這個決定放在一個相對長的歷史角度看，也並非全無科學性。

能夠與之對比的是建國之初的「梁陳方案」，當時梁思成建議在北京西部近郊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的地區建設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同時「留出中南海爲中央人民政府」。這個方案和通州搬遷方案其實異曲同工。區別在於梁陳要保留「作爲北京的北京」並新建一個「作爲首都的北京」，而現下的做法剛好相反。

如果設計得當，「北京遷出北京」不失爲一個可行方案。它最大的缺陷和不確定性來自於錯過了最好的歷史時機。無論「北京遷出北京」還是「首都遷出北京」，最大的困難和阻力都在於人：大量的人無法與他們原來的生活做出決絕的切割。即便是那些沒有選擇必須搬遷的公共部門僱員，大多數人也會在晚年迴歸舊地養老。

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2016年「兩會」上透露的搬遷方案是：給40歲以上的人建集體宿舍，30歲以下的建保障性住房。其邏輯就是：40歲以上的人家庭狀態通常已經固化。即使暫時跟去通州，也會在退休後仍然搬回北京城裏。而30歲以下的還是初級社會人，就用「分房子」的方式讓他們就此定居通州。背後隱含之義則是，決策層默認這次搬遷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巨大工程，需要強大的行政力量和一代人生活軌跡之間做拔河式的角力。

我對這場角力結果的判斷是，如果行政力量始終如一地強力推進，「北京遷出北京」終將變成現實。和已經繁華擁擠、居住成本極高的北京市區相比，潮白河畔的通州新城簡直如同一張白紙。隨著不斷輸入的生活資源，一代人會在十年或更長的時間跨度內紮根於此，實現這座新城的從無到有。

一個鼓舞人心的成功先例是上海浦東。當年，它也曾以國家戰略的高度，被決策層定義爲「城市副中心」。而以東六環外、潮白河畔爲中心的「北京新址」，是建國以來第二次動用中央決策，冠以「城市副中心」的大動作。

和建設浦東時相比，這次財政資金更爲充足，行政力量更爲強大，經驗也更加豐富。一年裏，十幾所優質初高中、三甲醫院落戶訊息先後傳出，興建中的環球主題公園更是塊望之可即的餅。和物價高企的城區相比，相對親民的通州新城無疑能夠讓那些立志留京的「北漂」心動。而行政力量所期望的，正是用一代人雙腳投票的行動，投出一個東六環外的新北京。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編者按】2015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北京將在通州區加快建設「行政副中心」，這一政策後來被民間形象地解讀爲「北京遷出北京」，或者說把「作爲首都的北京」和「作爲北京的北京」拆分開來。「遷出」和「拆分」對於北京這座城市來說，或許是必有之義。然而，這次大搬遷最終能否達到決策層所期待的效果？目前生活在北京市的兩三千萬人口，他們的生活已經、即將受到何種深遠影響？在官方規劃公佈一年之際，FT中文網邀請資深媒體人黎巖撰寫「拆分北京」系列報導，試圖梳理這一政策出臺的政治、歷史淵源，並分析這一重大行政決定與一代人的生活軌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下是本系列第二篇文章。

「我馬上就要離開了，原因和好多人一樣。我有小孩兒，沒有戶口。即使有錢，能上四五千一個月的幼稚園，即使有錢，能交得起二三十萬的上小學贊助費，即使再有錢，也實在搞不定初中高中的回原籍考試。在習慣了北京的素質教育後，回去跟以考分爲標準的孩子PK，難道要找死嗎？」

在朋友圈寫下這段話的第二天，李明帶著妻兒回了家鄉，先前他是一名保險理財專員，已經在北京「漂」了七年。

2016年上半年，僅在北京城六區就有9.5萬人做出了和李明相同的選擇，占城六區常住人口的0.7%。但是，他們的離開並沒有扭轉一個結果——人口調控，這個北京全年最重要的工作目標，在上半年仍舊以「不及格」的分數收場。

根據官方統計，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爲2181萬人、同比增加12.1萬人。城六區常住人口則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減少了9.5萬人，達1276萬人。但是，與城六區全年人口下降34.2萬目標相比，顯然還有段距離。更何況，根據往年規律，北京每年第三季度的人口成長都會比上半年時更明顯。

2016年初，全市16區縣的主要負責人全都簽了人口控制指標責任書。「總人口控制在2300萬之內、並將城市中心區人口減少15%」——這是他們截至2020年前必須達到的目標。爲此，北京已經將這一任務細化分解到各個區縣，倒推出每年每個區縣需要減少的人數。北京每個區縣政府領導最大的工作壓力，不是寫出漂亮的GDP數字，而是怎樣能夠不動聲色地將轄區的人民減得少點、更少點。

至於實現方式，不出意外地採用了城市管理者最慣用、也最簡捷的手段——用行政力量限人、趕人。

從根源上說，「用行政力量控制城市人口」的邏輯與計劃生育是一樣的。行政管理者認爲每個人都會佔用有限的資源，所以必須嚴防人口數量突破資源承載力。北京到2020年時人口控制到2300萬這一數字的由來，就是測算了北京的水資源承載力後倒推計算得出的。

所以，行政之手在控制人口時所採取的方法，也和計生中的強制流產、扒房牽牛等同樣不近人情，而收效也同樣微乎其微。

北京是全國唯一一個從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開始就明確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減少城市人口」的城市。從控制戶籍人口，到「以房管人」、「以業控人」、「以證管人」、「以水定人」……迄今爲止，所有嘗試過的人口調控方法從未成功。

從2000年到2013年的14年間，北京人口成長了857萬，年均成長超過61萬。其間，《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提到，到2020年人口總量調控在1800萬以內，可是到2009年底北京就已達到1972萬人。

人口的劇增帶來交通、環境等一系列問題，居住在北京的人並非對此全無怨言。2005年，北京市發改委就「十一五」規劃向全市範圍內徵求意見，產生的「三大民意」之首就是在很多人看來很不人性化的「減少低素質人員進京」。隨後，「以房管人」的做法誕生。

正如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到「陰渠是城市的良心」，地下室也是無數外地人來京的第一個住處。2008年起，北京進行了多次對「地下空間」的清理和整治。城區內成片地下室被封閉，數以萬計收入微薄的底層流動人口爲此離開北京。2011年5月到2014年4月的三年間，北京透過整治地下空間，共清退散住人員約12萬。

不過，這個方法並非全然有效。在一次次「運動式」的集中清理行動中，不少人被驅趕回原籍，但大部分會在風平浪靜後再回到北京。甚至於長久以來，很多「北漂」打工者早已習慣了這種節奏，會在奧運、國慶、閱兵等時間節點時，早於官方驅逐而自己主動暫離。

2013年，北京一家媒體曝出的「井底人」是地下生活者們的極端代表。十幾個人住在朝陽區一處熱力管井裏，平均居住面積只有兩平方米左右。他們大多從事擦車、收廢品、打零工等工作，居住時間最長者已經超過十年。這些「井底人」的存在引發了網路上的激烈爭論。雖然擦車、倒垃圾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必不可少，且北京本地人幾乎無人從事這類工作，但這些底層勞動者仍然被視爲這個城市不歡迎的人。報導一出，幾天後這處管井就被用水泥徹底封死，並由此開始了新一輪的地下空間檢查。

從2014年起，「北京正把人轟出去」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從時間點上看，這和「北京遷出北京」的政策一脈相承。

在城市管理者手中，不斷失敗的人口調控目標被轉換成另一個問題——要設計什麼樣的阻擊線，讓什麼人從北京走出去。而從2014年起，政策對象有了改變，不再僅僅針對於底層流動人口。

幾十萬小商業者首當其衝。全華北最大的石材市場西直河、名頭響徹俄羅斯的雅寶路市場、商戶遍及全國的動物園批發市場，以及紅橋、大紅門、木樨園等一個個北京人耳熟能詳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僅2015年就有150多家小商品市場退出北京，他們的統一名稱是「低端產業」，衡量他們的是單位面積下的經濟產出。

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曾在今年3月公開算過這樣的賬：在寸土寸金的西城區，還有小菸酒、小五金等小業態商品交易市場主體91家，經營商戶近2萬戶，他們的管理成本遠遠大於經濟貢獻。而在清退動物園批發市場時，時任西城區委書記王寧也拿出了類似的算賬：「動批」有2萬多個服裝批發商，每年會帶來6000萬元左右的效益，但是政府所要支付的交通、環境等管理費用卻超過1億元。

對北京優質資源的收緊，也成爲一條有效的紅線。行政管理者發現，控制外地來京人口子女上學是最簡便易行的控制人口方式；這也意味著，趕人的紅線開始包括相對更高知高收入的白領和準中產階層。

這是近年來北京疏解人口最有效也最受譴責的方式，同時因爲涉及人羣的輿論影響力強而備受關注。「清退一家小商品市場，只是走了攤販一個人。但是，一個孩子不能上學，陪他離開北京的就是一家幾代人。」一名曾簽下人口清退任務書的街道幹部對我總結這幾年來的工作經驗。

從去年起，越來越多的經驗在幼兒家長們中間流傳。比如納稅證明、租房證明等一定都要收集儲存妥當；暫住證的辦理日期必須能夠環環相扣；如果夫婦兩人都沒有北京戶口且一人不滿足相應條件的話，在孩子臨上學時就果斷離婚，把孩子交由滿足條件的一方撫養……

以暫住證爲例，證件到期時需要到派出所續期，但是派出所慣行的工作方式並非當日辦結，而是會等湊足一批後再集中辦理，這樣中間難免出現幾天的中斷。

長久以來，派出所和「北漂」們都默認這樣的方式合理。然而，就是中斷了的這幾天，導致無法提供出「連續在京五年以上」的充分證明，最終令非京籍孩子被擋在校門之外。

沒有證據能表明當年的戶籍警是有意「挖陷阱」。這只是在一個龐大的城市裏，行政辦事效率低下的一個平常表現，但在疏解人口的大背景下，審覈材料者不問緣由，只看結果。爲此，家長們研究出來的解決方式是：在到期日特意請好一天假，在派出所上下週旋，確保能夠當天辦出。

然而，層出不窮的新要求仍會等在家長們面前。上學政策的制定和解釋權在各個區縣，而各個區縣每年的政策又有不同——他們通常採用倒推的方式，大致推算出今年的人口疏散指標、公立學校就學名額，再以此決定入學的限制門檻。

政策每年都在變化，「暫住」在北京的人們只能爲了孩子而絞盡腦汁地滿足各種條件，等候最後政策出臺時一一對照。如果因爲哪處閃失而不符合入學條件，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選擇私立學校、或離開北京。

家長們結成的羣同仇敵愾而又小心翼翼。我曾多次試圖加入其中，更多地瞭解家長們的話題，但每個羣都要透過層層審覈：在哪兒工作，孩子多大，想上什麼學校……家長們擔心混進「奸細」，偷到了他們的資訊再反制在他們身上。即使我公開了記者的身份也無濟於事。他們並不相信媒體能起到什麼作用，而只是想透過前人的經驗，能僥倖爲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個留在北京唸書的機會。

還有一條更加殘酷的紅線，劃在那些祖祖輩輩生活在北京的常住居民中間，直接指向那些低收入的北京人。

今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負責人公開鼓勵京籍老人異地養老。目前，河北高碑店、天津武清等地區的試點機構已經拿到了北京市養老牀位運營補貼、機構綜合責任保險、醫保政策互聯互通等政策。

這條政策迅速被解讀爲「把收入不高的北京老人轟到河北天津去」，並隨即引發輿論大譁，甚至有老人們組織起來到市政府門口舉牌示威。此後，這類資訊再也不見報端，但相關工作仍在暗地裏加速推進。預計在今年四季度前，京津冀三地能夠實現異地就醫即時結算。也就是說，北京人可以在河北、天津報銷醫藥費。有司預計，這將使得一部分北京收入較低的老人獲得搬出北京的動力。

層層紅線束縛之外，北京也打開了一扇小窗，讓爲數不多的人可以鑽進來——《北京積分落戶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公示後，比照細則，不難總結出「北京市想留什麼樣的人？最終會留下哪些人？」答案就是：被北京市認爲是對城市發展促進有利的所謂「高精尖」人才。

然而，這座門檻設置得奇高無比，且並不是所有合乎標準的人都能最終達到目的。《積分落戶》只公佈了申請者的條件和積分的指標體系，卻沒有規定積分落戶的分數線。根據規定，北京市政府將根據年度人口調控情況，每年向社會公佈落戶分數線。這幾乎就是沒留下任何政策預期。

其實，無論具體方案如何花樣翻新，核心理念只有一個：提升生活成本，抬高居住門檻。有史以來這就是大都市控制人口的不二手法，從唐代的「長安居、大不易」，到衆所周知的「如果你愛（恨）他，就送他去紐約」，概莫能外。既然北京所賦資源在整個京津冀乃至華北地區得天獨厚，能夠給人們提供所需的環境，就無法阻攔他們奔赴而來的熱情。

然而，當人們滿懷夢想地來到這座城市，卻並沒有倒逼它在規劃能力、公共管理水準等方面取得結構性提升，反而在工作多年後，一旦不能達到這座城市的紅線，就有被行政驅趕的可能。這或許是北京在清退人口的過程中受到空前現實阻礙和輿論壓力的根本原因。

有觀點認爲，「北京遷出北京」或許提供了一種讓北京市人口減少的可能。聚集是因爲資源太多、功能太多，而將它們疏解出去，使得北京不再具有如許優越的誘惑力。不過，我對這種預期判斷並不贊同。因爲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衡量，北京自毀容貌、自降吸引力的成功機率都非常小。

如果說過去北京的規劃建設是失敗的「攤大餅」方式，那麼，「北京遷出北京」也無非是另起爐竈，重新再烙一張新餅。人們仍然會到這裏尋找他們夢想中更理想的生活，爭取成爲千千萬萬分餅人之中的一個。那麼，落腳點是中心城區還是通州新區，又有多大分別呢？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編者按】2015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北京將在通州區加快建設「行政副中心」，這一政策後來被民間形象地解讀爲「北京遷出北京」，或者說把「作爲首都的北京」和「作爲北京的北京」拆分開來。「遷出」和「拆分」對於北京這座城市來說，或許是必有之義。然而，這次大搬遷最終能否達到決策層所期待的效果？目前生活在北京市的兩三千萬人口，他們的生活已經、即將受到何種深遠影響？在官方規劃公佈一年之際，FT中文網邀請資深媒體人黎巖撰寫「拆分北京」系列報導，試圖梳理這一政策出臺的政治、歷史淵源，並分析這一重大行政決定與一代人的生活軌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下是本系列第三篇文章。

在「北京搬離北京」的整體棋局中，通州新城是最關鍵的一顆落子。可以說，通州搬遷的成敗，絕對決定著「拆分北京」這一龐大計劃的勝敗。

被稱爲「城市副中心」的通州新城，最終被確定爲155平方公里，佔通州全域的六分之一。今年年初，當這裏以「城市副中心」的定位代替了一年前的「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時，官方所希冀達到的最佳效果是：透過教育和醫療資源的平移，使得這裏具備能與北京市中心相差無幾的影響力——有產業、有環境、有配套，吸引一部分人定居於此，真正達到新舊兩城雙核心的格局。

其實，這個對通州的設想並不是新鮮事。「城市副中心」這頂現在看起來光耀奪目的帽子，早在四年前就戴在了通州頭上——在2012年的北京第十一屆黨代會上，就明確提出來要將通州打造成爲「功能完備的城市副中心」。

只不過，當時沒有多少人相信這句口號能夠成真，因爲人們已經被通州「忽悠」了太多次。

從本世紀初以來，通州就在一次次規劃中被冠以各種「新城」「副中心」的光環。官方一次次爲通州設計出美好願景，卻一次次以失敗或無下文而告終。

截至目前，從經濟狀況上，通州在北京的16個區縣裏經濟狀況甚至排在諸多遠郊區縣之後。一條京通快速路加上一條八通線，就是通州的幾乎全部交通血脈。通州全區域內沒有一家上市公司，沒有一家成熟的高新園區。站在八通線上一路向外看，視線所及只有連綿不絕的住宅樓-- 那還得是在空氣好的時候。

2003年是通州房地產的第一個發展飛躍期。當年八通線開通，通州商品房新開工面積增速達到北京全市平均增速的6.8倍。而同期商業辦公樓的新開工面積竟然是0。換句話說，通州當時除了打算借八通線蓋樓賣錢之外，就沒打算幹別的。

2009年年底到2011年，藉着CBD東擴的由頭，通州又找來了新一輪房價炒作的概念。一年多的時間裏，通州拿出了345萬平方米的土地用來蓋房，但這麼大的供應量依然沒能攔住市場的瘋搶，通州房價在此期間從之前的均價5000元/平方米飆升至3萬元/平方米。但是，仍然沒有任何的產業規劃和產業培育。截至2014年，偌大的通州沒有一個商業中心，沒有一家五星級酒店，沒有一個城市綜合體，沒有一棟甲級寫字樓，沒有一座像樣的公園……也就更談不上可持續的產業、當地就業、足夠的上學或就醫條件……

畸形的城市規劃，必然導致了通州枉有優越地理條件，卻只能是一座「睡城」。

每天清早，京通快速路和八通線把幾十萬人運到城裏工作，晚上再運回通州。2015年，北京市規劃部門的一個官員特意在下班高峯時，站在京通快速路上的一座天橋上觀察雙方向的車輛。她耐心地數了很久，發現進城的車輛數不足出城車輛數的十分之一。

而現在，政府希望能夠透過對通州新城155平方公里的重新規劃和打磨，讓這裏成爲僅次於中心城區的第二大繁華中心。

通州新城以潞城鎮和東六環爲基線，完全拋棄了現有通州境內發展最好的新華大街周邊和八通線周邊。從城市規劃角度說，老通州城區已經失去了二次規劃和自我提升的可能性。而對於在過去十幾年內認爲通州有發展潛力而定居的人來說，在忍耐了日復一日的交通擁堵和生活不便之後，他們並沒有享受到此次「城市副中心」帶來的利好。

與之相配合的，是人們先前想都不敢想的優質資源像山洪一樣潑瀉過來。僅僅按照目前公佈的數據，通州就將在2020年之前擁有21所市級名校，15條軌道交通和5所三甲醫院。所有引入的醫院和學校都要求必須一體化管理，本校的師資力量都會一體打通，而非名不副實的掛牌分號。而且，這些數字還在持續不斷地增加。

獲得空前支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甚至上升爲國家戰略，先前能夠與之比肩的也就只有浦東。這樣大的力度，能夠改寫多年以來的敗績嗎？

這還真不好說。

從零開始的通州新城有太多缺項。今年年初通州新城梳理出的第一批82個項目中，有62個是基礎設施，如道路、地下水等。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八至十年內，通州新城將成爲一個大工地，補足各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

這些如果要一一彌補，必然需要不小的努力和不短的時間，然而卻是通州必須完成的事。關鍵是，通州將如何有效補齊真正的產業短板？

如果想獲得長足發展，必須要基礎設施齊備後，繼續疊加行政、文化、經濟、交通等綜合性城市功能。但是，在這個一發展就提高精尖的時代，無論從規劃定位還是招商層面，通州已經和北京其他區縣之間存在重疊，且並不佔優勢。

按照現有的安排，通州新城的六大板塊中，除了已確定搬遷且佔地並不大的行政機構，以及預計在2019年投入營業的環球影城之外，其他地方的定位並不明晰。無論是「首都科技創新的集聚地」還是「生態環境良好、土地集約利用的新型產業示範園」，統統帶有理想化的色彩，卻沒有強有力的現實支撐。

目前看來，通州新城最能夠吸引過去的產業，將是圍繞行政審批、政府工作而衍生出來的服務機構、代辦機構等，但它們並不能形成任何的產業帶動力量。

太多資源的集聚，有可能是利好，也有可能是混亂。在一次全市會議上，市委書記郭金龍專門提醒通州區委書記：要把教育、醫療、交通等資源「碼放好，別打架」。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目前所有引入通州新城的各種資源之間並沒有統一的規劃調配，而是先拉進來再說。

而且，想透過醫療、教育等優質配套設施吸引人們入住，這是簡單的。而真的要在白紙上興建一座新城，達到產業和居住的平衡，讓這裏真正誕生出可內生的城市發展動力，則是千難萬難的。

可資比較的是，望京從上世紀90年代起開建，直到2010年前後才初步脫掉「睡城」的帽子。上海浦東的三座標誌性建築從1991年就開始規劃，直到2008年才初具規模。已經成爲金融中心的陸家嘴至今沒有擺脫交通不暢、就餐不便的配套設施先天缺陷……

7月16日，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的12個聯合設計團隊的100多名專家被三輛大巴車拉著，在通州新城進行現場土地踏勘。

六月份向全球發出意向邀請、七月份確定入選隊伍、預計在2017年底前誕生城市副中心總體城市設計和重點地區詳細城市設計方案——在國際通行慣例上至少四到五年的工作週期，而今被壓縮在一年半之內。這是又一次中國式的「大幹快上」，但是，他們卻是目前能夠被寄予唯一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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