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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商學院

大衛•加德納,FT記者,1952-2022年

這位中東問題專家是一位充滿激情和正直的作家,在他爲報紙工作的44年中,因其清晰的文字而聞名。

英國《金融時報》前國際事務編輯、中東編輯和首席撰稿人大衛•加德納(David Gardner)在杜拜突然去世,享年69歲。他是他那一代人中傑出的國際記者和評論員之一。他學富五車,可以像一個天使一樣寫作。

他把對了解歷史的重要性的信念與對政治陰謀的迷戀、對虛僞的不耐煩、對講故事的熱愛、對美好事業的熱情、對獨裁者的厭惡和不可抗拒的幽默感合爲一體。他清晰的文字使最複雜的主題,從中東政治到歐洲共同農業政策,都變得容易理解,即使外行也可以輕鬆閱讀他的文章。用FT總編輯魯拉•哈拉夫(Roula Khalaf)的話說,他成功地將報紙上最好的文字與「激情和正直」相結合。

他出生在布魯塞爾,他的父親是一名英國外交官(由於他的祖父,加德納一直持有愛爾蘭護照),他被送到英國天主教寄宿學校史東赫斯特(Stonyhurst),在那裏他接受了耶穌會牧師的教育。這種教學給他留下了終生的烙印。「耶穌會教給我們一種人類團結的意識,以及對世界的開放態度,」與他同時代的同學、FT記者吉米•伯恩斯(Jimmy Burns)表示。他們還向加德納灌輸了一種嚴謹的智力和分析能力,加德納從未失去過這種能力。

他贏得了在牛津大學攻讀英語的機會,並找到了充足的時間投身左翼事業。他與另一位非常熱衷於政治的同時代人、未來的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基督教社會主義中發現了共同的興趣,兩人還找到了一位共同精神導師:英國國教牧師彼得•湯姆森(Peter Thomson)。「我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進行激烈的政治討論和辯論,」布萊爾說。「他是一個特別善於反思、深思熟慮的人,總是努力探究問題的核心,不管自己的感受如何,總是在尋求客觀真理。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他成爲一名記者,並不讓我感到驚訝。」

伯恩斯表示,加德納一直決心爲FT工作。儘管中東將成爲他最大的興趣所在,但1978年,他以一名自由職業「特約記者」的「小角色」,開始了在該報長達44年的職業生涯。他同情中東爭取自治的努力,但從未持有不加批判的態度。

到1980年,他已成爲FT國際版創刊團隊的一員,在倫敦工作。但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坐辦公室的人。五年後,他再次離開倫敦,去到墨西哥,成爲一名「超級記者」。在那裏,他對政治腐敗和中美洲日益血腥的內戰的報導,展現了風格、智慧和對故事更廣泛重要性的看法。

加德納已經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勇氣和清晰的報導贏得了聲譽。他的命運是被派往布魯塞爾報導農業。FT前一任總編輯、曾擔任加德納分社主管的萊昂內爾•巴伯(Lionel Barber)表示:「他剛來的時候對此一無所知,但他使自己成爲牛奶配額方面最偉大的專家。他幾乎以掌握所有細節並將其寫下來爲樂。」

他在布魯塞爾的一個競爭對手試圖竊取他的成功。加德納曾經講過,時任《每日電訊報》記者、現已成爲英國首相的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曾在第二天把自己在FT的報導整段整段地抄了下來。「我指責他公然剽竊,」加德納說。這位未來的首相毫不羞愧。他回答說:「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把FT當作主要消息來源嗎?」

加德納的聲譽幫助他得到了FT中東編輯一職。對於一個對思想和人充滿熱情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完美的選擇,一個有著古老歷史和複雜而矛盾的現實的地方。在成爲FT總編輯之前曾擔任該職位的安德魯•高爾斯(Andrew Gowers)表示:「他對該地區的硬實力現實和歷史的發展有著強烈而堅定的看法。在一個媒體報導似乎被當時的恐怖事件所困擾,或被黨派情緒所左右的地區,大衛的視野異常穩定,他的分析始終可靠。」他既對如此之多的阿拉伯獨裁者濫用權力感到憤怒,也對以色列民主制度未能爲巴勒斯坦人帶來更公平的解決方案感到憤怒,同時也冷靜地分析了後果。

大衛·加德納和他的妻子薩米亞·納庫爾(Samia Nakhoul )以及他們的雙胞胎特倫斯(Terence)和哈亞(Haya)

他的熱情和理解力也受到了薩米亞·納庫爾(Samia Nakhoul )的影響。才華橫溢、深受愛戴的薩米亞·納庫爾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擔任路透社的中東主編,她是雙胞胎特倫斯(Terence)和哈亞(Haya)的母親。他們,以及大衛在第一次婚姻中的女兒丹妮拉(Daniella)仍然在世。在他們的公寓在2020年的港口爆炸中被毀後,一家人從貝魯特搬到了杜拜。

在《最後的機會:處於平衡中的中東》(Last Chance: The Middle East in the Balance)一書中,加德納總結了他的觀點:「除非阿拉伯國家和更廣泛的中東地區能夠找到走出這個專制深淵的方法,否則他們的人民將在一代人的時間裏註定過著絕望、屈辱和憤怒的淒涼生活,爲這個已經是世界上最易燃燒的地區的熊熊大火增添燃料。」

「這將主要取決於這些國家的公民從這個坑中爬出來。但他們至少可以期待西方不要一直踩著他們的手指。」

他是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寫這本書的,他曾譴責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及其盟友(包括他的老朋友布萊爾)犯下的災難性錯誤。讓他感到痛苦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流血事件——他的妻子薩米亞差點在美國的飛彈襲擊中喪生——西方盟國表現出的對歷史的無知,以及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會加劇整個地區的衝突。

FT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表示:「我們把FT對伊拉克戰爭的反對態度,幾乎完全歸功於他的智慧和道德勇氣。」

在他的同事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善良、慷慨,尖刻、機智的人,是年輕記者的好導師,而且在回到辦公室撰寫一篇充滿激情、文筆完美的社論之前,還能喝下數量驚人的西班牙紅里奧哈(Rioja)葡萄酒。我們將深深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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