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草坪上享受陽光下的野餐本來會更愜意，但時間已太晚。我們現在坐在巴黎14區一家麪包房改造的、名爲Les Jardins de Paul Ha的熟食店，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已經咬了一口一隻煮老了的雞蛋。

這裏距皮凱蒂的辦公室步行僅五分鐘，媒體稱他爲「搖滾明星經濟學家」，但在這裏，或者在他如今的生活中，已經很難找到多少光芒萬丈的東西。皮凱蒂2013年出版的700頁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意外成爲暢銷書，該書的成功讓他捲入了長達一年的媒體旋風。而現在，這位作者渴望正常的狀態。所以我們坐在僻靜的後屋裏，喫著深藍色托盤上盛在塑膠容器中的食物，身旁的牆上貼著一幅褪色、快要脫落的海報，上面是塞席爾的海灘。

「我參加過很多推廣活動和會議，我很享受這些活動，但我需要回歸正常生活，」皮凱蒂解釋說，他翹著二郎腿，靠著旁邊的空椅子。「正常的生活是從上午9點到晚上7點坐在辦公桌前，沒人打擾我。人們不知道研究需要時間和清淨。所以，休息兩小時喫頓午餐……」他不贊同地嘆息道。

當我到這位44歲學者12平米的辦公室接他時，我看了一眼他的「自然棲息地」。這是一間位於一座灰色戰後建築中的不通風的房間，這座建築是他2006年幫忙建立的研究機構的所在地。

由於宣稱資本主義就本質而言加劇了不平等，《21世紀資本論》（2013年首先出版法文版，八個月後英文版面世）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轟動，在國家干預的支持者與自由市場的信徒之間點燃了爭論。雖然該書大量彙編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數據受到了廣泛稱讚，但皮凱蒂的理論和結論——收入和財富流向最富有1%人羣的比例已達到歷史新高；資本回報率通常超過經濟成長率，導致不平等自動加劇——也受到了攻擊。由於他呼籲增稅以及加強監管，他成了左翼的寵兒，也成了右翼的敵人。

在等待微波爐加熱的義大利肉醬麵冷卻之時，我問他做名人感覺如何。身穿修身淺藍色襯衫、敞著領口兩顆紐扣的皮凱蒂說，只要能轉化爲書的更大銷量，他對此表示歡迎。他開心地說，到目前爲止，他的書已經售出200萬冊。

「這本書的成功表明，有很多人雖然不是經濟學家，但他們厭倦了被告知這些問題對他們來說太複雜，」他邊說，邊小口吃著浸透蛋黃醬的黃瓜片。他語速很快，伴隨許多手勢。他很好奇我的年齡——「噢，你比我妹妹還年輕」，還詢問了我的職業情況。他渾身散發著自信。

「經濟學家老愛建立非常複雜的數學模型，以便看起來科學並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點兒也不反對數學——我最初是要被培養成爲一名數學家——但這樣做通常是掩蓋觀點的缺乏。讓我開心的是，這本書可以讓『普通』人羣（相當廣泛的公衆）讀懂。我母親就是一個例子，」他說，並補充道，她很少讀大部頭學術書籍，但可以明白他書中講的一切。

當我問皮凱蒂，他左傾的家庭背景是否與他起初對不平等感興趣有關時，他否認存在關聯。我們家裏不討論政治，他說。他的父母年輕時是工人鬥爭黨(Lutte Ouvrière)的託派武裝分子，但他們在皮凱蒂出生前退出了這一極左政黨。與生活在1968年5月之後法國的許多年輕激進分子一樣，他們被鄉村生活吸引，並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搬離了巴黎。在三年的時間裏，他們飼養山羊，並在卡斯黛諾-奧德（Castelnau-d』Aude，法國南部納博訥附近的一個村莊）的市場裏賣乳酪。儘管皮凱蒂的父母都沒有業士文憑（法國高中文憑），但他的母親後來上了夜校，經培訓成爲一名小學老師，而他的父親成了法國農業科學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的一名研究技術員。

當社會黨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81年當選總統時，他的父母都爲之歡呼。「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等待左翼上臺執政，」皮凱蒂說。但他說，他「出身資產階級」的爺爺，投票給了中右翼候選人瓦萊裏•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像所有其他家庭一樣，我們家有人投票給左翼，有人投票給右翼。我愛他們所有人！」

他的父母並不望子成龍心切，他說。他18歲時考入了法國競爭最激烈的「大學校」(grandes écoles)之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年僅22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這些與他的父母都沒有太大關係。但他們教會了他「獨立、相信自己」。他說，他也用這種方法教育他的三個女兒——18歲的朱麗葉(Juliette)、15歲的黛博拉(Deborah)和12歲的埃萊娜(Hélène)。

我決定嘗一下這份肉醬麵，但這盤軟塌塌、煮得過久的義大利螺旋麪讓我回想起學校食堂的糟糕伙食。考慮到這位法國學者與英國《金融時報》之間有過爭論的歷史，我懷疑今天午餐的選址可能是個報復。畢竟，我們一步入這家熟食店，皮凱蒂就提到了那篇突出其研究中矛盾之處的有爭議的文章，並開玩笑說，鑑於英國《金融時報》給他做的所有「免費宣傳」，他不想再讓我們破費太多。

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尤其質疑了皮凱蒂的結論，即英國的財富分配不均已經擴大。他詳細地回應了這些指責，併爲自己的方法進行了辯護，他稱，即使這些批評在理，那些矛盾之處也不會改變他的發現。

「英國《金融時報》？我從未真正讀過這份報紙。對不起，我本不應該這樣說！」他狡黠地說。「我覺得它的內容有點容易預測。你知道，當我讀到頭兩句時，我覺得自己就知道剩下的故事了。好吧，其實並不總是那樣。然後就是獲獎。這一切看起來有點混亂，」他說——他指的是《21世紀資本論》榮獲了英國《金融時報》和麥肯錫2014年度最佳商業圖書獎(2014 Financial Times and McKinsey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他繼續說（明顯地開始對談論自己的領域更加起勁），英國《金融時報》拒絕承認英國不斷加劇的財富分配不均「以維護你們讀者的利益」是一個錯誤。我表示了反對，並逐漸明白皮凱蒂認爲我來這裏只是爲了代表最富有的1%人羣的利益。當我們同意見面時，他說我們可以走到「一個簡單的沙拉和三明治吧」，還強調這頓飯的賬單將讓英國《金融時報》的讀者如何「感興趣。」

皮凱蒂說，他是在柏林牆被推倒及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纔開始對不平等感興趣。他回憶起1991年訪問莫斯科，他被「商店門前排起的長龍」所震驚。回來之後，他就對共產主義產生了免疫力——「我信仰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和市場」——但他的著作也提出一個核心問題：「那些19、20世紀的人們爲何如此懼怕不平等和資本主義，以至於他們創造出這樣一個怪物？我們怎樣才能在不重蹈這些災難的情況下解決不平等？」

他認爲，第一次海灣戰爭展現了西方的犬儒主義：「我們被不斷告知國家不是萬能的，無法管控開曼羣島及其他避稅港，因爲它們太過強大，卻突然派遣大量士兵到離家萬里之外的科威特，幫助該國的埃米爾保住他的石油。」

我邊喫著已經變得溫熱的肉醬麵，邊問他爲什麼他的著作在美國影響如此之大，但最初在法國出版時卻沒有引發類似的轟動。皮凱蒂說，他在2003年就引起了美國人的注意，當時他與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教的法國經濟學家埃曼努埃爾•賽斯(Emmanuel Saez)一起首次彙編了關於美國最富有人羣的歷史數據。2009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引用了他們的曲線圖，該圖展示出不平等程度已回升至1929年峯值。「我們成了共和黨智庫的攻擊目標，」他回憶說。他認爲，法文版《21世紀資本論》起到了誘導那些批評人士的作用，這幫助英文版發行時將該書推至亞馬遜(Amazon)暢銷書排行榜首位，並持續三週時間。

「最富有1%人羣的崛起是美國人的事。『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發生在華爾街，而非布魯塞爾、巴黎或東京，這並非偶然，」他說，「歐洲的情況不同。在歐洲，不平等以失業和公共債務的形式存在。」

儘管皮凱蒂承認自己建議的全球財富稅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但他還說，對超過100萬美元的收入課以80%以上的沒收性稅率將是可行的。實際上，他繼續說，這樣的稅率在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成爲美國總統之前的50年間一直存在，而且會在抑制過高的高階主管薪酬的同時不損害生產率。「這種稅率當時沒有扼殺美國的資本主義——那段時期的生產率成長最快，」他說，「有種想法，認爲如果一年賺不到1000萬美元，沒人會願意努力工作……向某人支付10或20倍於普通工人的工資，沒問題，但爲了讓他們好好工作，你真的需要付給他們100或200倍工資嗎？」

所以，當法國社會黨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向超過100萬歐元的收入徵收75%的所得稅時，他鼓掌表示歡迎。「他只是在做秀，」皮凱蒂邊說，邊喫了一小口麪包屑。「首先，因爲在法國沒有多少人能掙那麼多錢。而且，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了，因爲法國比美國小。公司總部可以很容易地轉移到阿姆斯特丹。你一定得謹慎。」

……

雖然知道涉及皮凱蒂自己的個人財富是個棘手的話題，我還是決定試探一下皮凱蒂新近獲得的百萬富翁地位。那他也一定被按75%的稅率課稅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很樂意詳盡地回答：國家將徵收他今年60%至70%的收入。「90%的稅率也不會困擾我，」他說。「還是會剩下很多錢，因爲我們討論的是數百萬的收入。我從教育體系和公共基礎設施中獲了益。我也很幸運……比爾•蓋茲(Bill Gates)一個人發明了電腦的說法是一個笑話。沒有那些未給自己的工作成果申請專利的電腦科學研究人員，誰能發明它呢？」

皮凱蒂多年前就與自己女兒的生母離婚。最近，他與在巴黎經濟學院相識的31歲法國經濟學家朱莉婭•卡熱(Julia Cagé)結婚。皮凱蒂並未受到金錢的束縛。「我很幸運能有一份美妙的工作，生活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有三個可愛的女兒和一位賢惠的妻子，」他說。

我們用塑膠小叉子叉起切成小塊的菠蘿，它們是這頓午餐中最可口的食物，熟透了又讓人清爽。奧朗德「沒什麼希望」，皮凱蒂說。1月，他拒絕了授予他的「榮譽軍團勳章」(LLégion d』Honneur)，因爲（他當時說）國家「沒有權利決定誰該享有榮譽」。他繼續說，奧朗德未能履行自己的競選承諾，改變盛行於歐洲的緊縮立場，這使他對歐元區困境應承擔與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同樣的責任。

「我們將『默科齊』(Merkozy)換成了『默朗德』(Merkollande)，」他譏笑著說。「歐洲選擇了錯誤的道路，一條永遠都會後悔的道路……迫使希臘離開歐元區將是一場災難。」

他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將緊縮強加於負債累累的希臘的正是德國和法國，而德法兩國二戰後受益於債務免除——此舉帶來了歐洲大陸30年的成長。「現在出現了某種集體失憶，」他說，他正漸入佳境，「正是這一債務免除讓他們能夠投資於教育、創新和公共基礎設施。而今，這兩個國家卻告訴希臘，該國將不得不在未來30年每年將GDP的4%用於還債。誰能相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希臘談判中的作用是一個「災難」，他嘆息道。

皮凱蒂認爲，歐元區危機反映了一種缺陷嚴重的治理模式，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只有兩位領導人決定誰來倡導「歐洲機構的徹底民主改革……我們有大麻煩，純粹是因爲我們無法在政治上組織起來，」他說，「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希臘無關緊要。」

他說，歐元區正在效仿英國的先例，英國整個19世紀都在用預算盈餘償還拿破崙戰爭遺留下的鉅額債務。英國做到了，他繼續說，但用了100年時間，而且在那期間，英國忽視本國的教育體系。

他說，他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而不是選擇「變成一個擁有大型金融中心的避稅港」。然而，他警告稱，倫敦需要意識到，歐洲「不會讓你既從鄰國的商品自由流通中獲益，又吸走它們的財政基礎」。

「我寧願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當年帶領英國加入歐元區，而不是向伊拉克派兵，但我可以理解歐元區如今爲什麼失去了吸引力，」皮凱蒂說，「也許是在2040年，誰知道呢?」

服務生說咖啡和法式薄餅來了，但皮凱蒂著急回辦公室。由於沒有叉子，我一邊用手抓喫著加糖薄餅，一邊又爭取到了幾分鐘談談他的計劃。「研究仍在繼續，」他說。他正在努力將自己的財富資料庫擴展到拉丁美洲和非洲。他還同意每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執教四天——他可以很容易地搭乘歐洲之星(Eurostar)，因爲他住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附近，這是巴黎北部一個很有活力的多種族社區。但他首先要在8月帶自己的女兒們去摩洛哥。

在我們離開前，我問皮凱蒂是否可以在賬單上籤個名。當然，他可是「搖滾明星」，所以他高興地接受了。當我們步入陽光中，他說：「我還很年輕，還要寫更多的書。」

安妮-西爾萬•沙薩尼(Anne-Sylvaine Chassany)是英國《金融時報》巴黎分社社長；

插圖：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譯者/陳隆祥

儘管室外正下著雨，天氣十分陰冷，但曼哈頓市中心第52大街東段(East 52nd Street)四季酒店(Four Seasons)內的Grill Room牛排館卻是理想的避雨處，它設施一應俱全，燈光打在覈桃木牆板上，顯得暖意融融、十分溫馨，服務員悄無聲息地穿行於各餐桌間，悉心爲華爾街的各路精英服務。捷足先登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正與附近餐桌的熟人閒聊，黑色西服及粉綠條紋相間的領帶上還可見斑斑雨點。

迪勒是這家牛排店的常客，但他說自己對菜單內容一無所知。「服務員從未告訴過我，」看到服務員來到跟前，他狡黠地把身體靠到我跟前，低聲嘟囔道。「能說出迪勒先生喜歡喫啥的服務員不多。」該服務員一邊小心翼翼把涼拌蔬菜放到他面前，一邊插話道。我問服務員：那您知道迪勒先生想喫些啥？「噢，他啥時都一清二楚。」迪勒爽朗地笑著說。

這就是高檔餐廳的至臻服務：免去點菜程式的個性化美食待遇————這種定製服務一般只針對出手闊綽的常客。今年73歲的迪勒幾十年來頻頻光顧此店（由於不知菜單內容，因此本人決定「細究」一番）；在此期間，他在飛速發展的媒體界不斷突破自我。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所謂「美國人的生活中沒有第二幕」的說法並不準確：迪勒的生活有第四幕，甚至還有第五幕。

在這個過程中，迪勒把握住了幾大關鍵時期，完全改變了美國媒體的格局。上世紀60年代末，他負責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規劃時，引入了電視「每週影院」的播映模式，讓一批新生代導演得以脫穎而出，其中當然也包括拍攝影片《決鬥》(Duel)的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上世紀70年代中葉，他臨危授命，擔任瀕臨絕境的派拉蒙影片公司(Paramount Pictures)掌門人，透過推出《計程車》(Taxi)以及《乾杯酒吧》(Cheers)等熱映美劇以及《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油脂》(Grease)和《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影片，使派拉蒙重現輝煌。上世紀80年代，他轉投20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發起成立了福克斯新聞網，這是美國幾十年來首家新型電視臺，不經意間把默多克打造成了媒體大腕。他還批准投拍卡通電視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這絕對是本人最愛看的連續劇」）。他還首創了互動類電視節目，上世紀90年代，他買入（最後又把它賣掉）家庭購物網QVC，然後又殺回影視圈，擔任環球影業(Universal)CEO，當時這家以電影拍攝及主題公園爲主業的集團由法國媒體巨擘維旺迪(Vivendi)掌控。

同樣是在上世紀90年代，迪勒積極進軍網際網路，並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隨後逐漸發展成爲IAC集團(InterActiveCorp)，它擁有各種功能不一的數字公司，其中包括交友網Match.com與Tinder，此外還有「每日野獸」(Daily Beast)新聞網、社交搜索引擎Ask.fm以及影片網Vimeo。2005年，旅行網站Expedia從IAC中獨立出來後自立門戶（迪勒在這兩家公司繼續擁有表決權）。

據《福布斯》(Forbes)雜誌統計：迪勒當前個人淨資產達23億美元，此外他還擁有全球最大的私人遊艇（一艘長達205英尺、取名Eos的遊艇）。但商戰並非一帆風順。1994年，迪勒試圖收購派拉蒙影業時，敗給了雷石東(Sumner Redstone)執掌的維亞康(Viacom)；最高法院去年做出裁決：迪勒旗下數字網路影片服務公司Aereo所採用的技術非法，侵犯了各廣播公司的版權。迪勒說自己聽到判決結果後，感覺「心灰意冷」。就在這次重大挫敗之前的2010年，還發生了迪勒大力支援蒂娜•布朗(Tina Brown)、試圖讓已有83年曆史的《新聞週刊》(Newsweek)起死回生、但最終「功敗垂成」之事。接手《新聞週刊》不到三年，迪勒又轉手賣掉了它。迪勒稱接手《新聞週刊》是個「錯誤」，併爲自己未做足廣告行銷規劃的功課而深深自責。「當初若是深思熟慮的話，自己永遠不會貿然接手。」

但是，在媒體業摸爬滾打近50年當中，這些「馬失前蹄」的事相對而言不足爲道。迪勒說自己因接手《新聞週刊》而損失的幾百萬美元猶如「九牛一毛」，他對公共與私企的風險投資興趣似乎依然很濃厚。比如說，Expedia上個月以16億美元的價格，把同業競爭對手Orbitz購置麾下，而迪勒與妻子、時裝設計師黛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urstenberg)近日又宣佈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耗資1.3億美元、在曼哈頓西測哈德遜河(Hudson)中的支柱上搭建一座全新飄浮式公園。他們還投巨資於紐約高線步行公園(High Line Walkway)項目，該項目把1.5英里長的廢棄高架鐵道打造成了全紐約的金牌旅遊點。

在Grill牛排館，不時有金融投資商及銀行家向迪勒大聲問候或是徑直過來打招呼，可見他是這一大屋子權力玩家中的老大。華爾街一位聲名顯赫的交易商走到我們桌前，緊握迪勒的手，悄悄告訴他某八卦訊息，他發現我在做筆記時，堅決要求我「不可外傳」。對方離開時，轉過身來，指著迪勒對我說：「今天您採訪的是位大佬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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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點了蝦肉沙拉，並在迪勒的推薦下，又點了多佛鰨魚(Dover Sole)。他是享受免點菜單服務的貴賓，所以大廚專爲他準備了啥美味佳餚，他必須耐心靜等。我建議他也來杯葡萄酒。「您在說胡話呢，」他回答道。「上班時喝酒，我會直接醉倒在桌底下。」我表達歉意後，還是決定喝點酒，於是要了杯長相思白葡萄酒。

迪勒1942年出生於舊金山，但之後隨父母遷居南加州的貝弗利山(Beverly Hills)，並在那兒度過了童年。他父親有自己的建築公司。迪勒說：「我父親進入這一行實屬幸運，因爲二戰結束後，所有老兵都榮歸故里。」父親的建築公司「實際上興建了整個聖費爾南多峽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住房」，聖費爾南多峽谷就在貝弗利山的背面。「那些設計相同的連片漂亮住宅都是我父親的傑作。」他略扮鬼臉後說道。

他說，洛杉磯「毫無激情可言」。年輕時，自己琢磨了一段時間才明白未來的人生志向。「事實是自己直到19歲纔算開竅。我嬌生慣養，只要我願意，直至今天可能還賴在父母身邊。」他考取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但「上了三個星期學」就主動退學了。「我對上學既無興趣，也無動力……我就是個笨蛋。」

後來，他父親的一位演員朋友幫他謀得了一份人才經紀公司威廉•莫里斯公司(William Morris)的收發室工作，迪勒的同行、大亨戴維•格芬(David Geffen)也在此迎來了人生轉機。「我如夢方醒。」迪勒回憶道，「這是我第一次對幹任何事都萌生好奇心。」

他如飢似渴地瞭解娛樂行業。「我花了三年時間把資料室通讀了一遍，把娛樂業的歷史瞭解得清清楚楚。」他成了一位低級別經紀人，但一系列的機緣巧合，讓他來到了東海岸，並擔任了美國廣播公司的中層領導。「就在我得到這個職位那天，美國廣播公司炒了節目策劃主管的魷魚，並從底層選拔合適對象，於是他們選中了我。因此，我放棄了在洛杉磯當中層領導的助手的工作，轉而移居紐約。」不到半年，迪勒就擔任了節目策劃部主管。

在紐約，他還邂逅了黛安•馮芙絲汀寶，兩人喜結連理，夫妻倆成爲社交場上的常客。在午餐前，我提及曾於網上看到一張兩人在Studio 54夜總會狂歡的照片。Studio 54夜總會曾是全球最爲火爆、最爲銷魂的場所。「Studio 54夜總會的神奇之處是它十分安全，而多數人對此並不瞭解，因爲他們覺得這兒是肆意妄爲的地方。」他解釋道。「或許會讓人產生一絲錯覺……但在夜總會里，你不用擔心安全。」他又補充道，那是個極其任性的年代，「另類出格行爲頻出的年代……但又是個十分安全的時代——艾滋病還未出現、做事無憂無慮的年代。順便說一下，那個時代的『倖存者』感受了無窮樂趣。」

「Studio 54夜總會開張當晚，比安卡•賈格爾(Bianca Jagger)竟然騎著一匹白馬到場。」他喝了一口茶後，繼續說道，然後用手勢示意服務員取些方糖來。我問他：大家見到馬後都泰然處之？「纔不呢，那模樣太颯爽了！」

服務員端來了蝦肉沙拉，並給迪勒拿來一個盤子，裏面放著美味可口的鱈魚塊及一小碟蘸汁。我想了解迪勒在派拉蒙的經歷，於是問他：擔任派拉蒙主席後，如何從電視成功向電影轉型。他回答道：那是1974年。「當時的電影人根本瞧不起電視人。」迪勒實話實說。電影人自以爲「在每方面都高人一等。」

迪勒是首位來自電視圈的電影公司老總。「而且，並非本人能力無法勝任，而是自己曾一度很不受人待見。」我問都有哪些人？「每個人！」他說自己因電視從業背景而被人看輕，「時常遭人奚落」。「不管怎麼說，相比大家對派拉蒙所寄予的厚望，上述境況我還能接受。這種『待遇』，直至派拉蒙從行業老七的位置躍升至老大，並且連續九年穩居此位後才徹底改觀。」他很早就意識到電影業急需變革。「我覺得多數做法……愚蠢之至。」我問他指的哪一方面？他回答道：「太多了。電影界當時沒有真正的行銷部，影業公司靠海報（而且僅一張紙）來搞宣傳。電視廣告聞所未聞，電影宣佈還是慷慨陳詞的老套辦法。

「剛接手派拉蒙時，我可謂一竅不通，但我虛心學習、努力適應；那段時間，我們拍了一些很不賣座的糟糕影片。但之後，我們開始漸入正軌。我們推出的首部賣座影片是《少棒闖天下》(Bad News Bears)，第二年又推出了《尋找顧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緊隨其後就是轟動一時的佳作——《週末夜狂熱》與《上錯天堂投錯胎》(Heaven Can Wait)，再後來嘛，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他這樣補充道，並用餐巾紙擦了擦嘴角，「沒有人再敢小看、奚落我了。」

最近，他與《老無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及《社交網路》(The Social Network)的製片人斯科特•魯丁(Scott Rudin)聯手，重新殺回了電影界。他們合作拍攝了幾部影片，其中包括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2014年執導的賣座影片《業內前五》(Top Five)以及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執導、本•斯蒂勒(Ben Stiller)主演的影片《年輕時候》(While We』re Young)。他倆希望合作推出更多影片，但與迪勒當初執掌的大型影業公司相比，如今的拍攝規模微不足道。儘管前後的規模天差地別，但他似乎樂在其中。「這就好比搞創作的票友，自己毫無壓力感。」他這樣說道，這時我倆點的主菜端了上來。「我們只拍自己真正喜歡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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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排館爲迪勒精心做了一道蔬菜點綴的醬汁鱈魚，他一點一點、津津有味地享用。我想了解他目前工作的最新狀況。他於上世紀90年代開始投資科技類公司，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對他說：多數影界大佬從好萊塢退隱後，往往縱情山水。「我的退休生活內容肯定更爲豐富，」他咧嘴笑道。我問他是否真對科技界感興趣？他說他喜歡科技界的朝氣蓬勃，但抱怨「日程安排」太過緊湊。我於是請他做相應解釋。

「科技界很多人安排了太多的會議日程，而我認爲定得太過滿當，感覺特受拘束，緊張得都喘不過氣來！大約10年（也可能是15年）前，我曾與蓋茲會談，雙方對談論的話題都很有興趣，談得很順利。而後他對我說：『咱倆還剩最後10分鐘的會談時間。』我對他說：『您這是啥意思……難道你的時間就安排得這麼死板？』他回答道，『沒錯』！」

投資科技類的公司有時會與他昔日從事的媒體業相沖突。迪勒成立Aereo的設想是運用全新方法接收電視節目，以便在數字設備上觀看。時至今日，雖說法院已做出敗訴裁決，但迪勒對此想法仍念念不忘。「美國人民有絕對權利收看任何無線廣播節目，各大廣播公司不應從中作梗。」他這樣堅持道。

問題只有一個：各廣播公司對Aereo恨之入骨。近年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等免費電臺要求轉播其節目的有線及衛星電視臺支付幾億美元使用費。Aereo並沒給哥倫比亞和福克斯在內的電視臺支付相應費用，最高法院最終裁決對方勝訴。

該訴訟案讓迪勒與一些媒體老熟人的關係不和，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掌門人萊斯•穆弗斯(Les Moonves)（「他是我的鐵哥們」）及控股福克斯新聞網的默多克。「我與萊斯一開始就說過：『咱倆的水火不容的商戰會影響到私人友誼嗎？』我倆都彼此回答道，『不會』。我倆從未爲此紅過臉。」

那麼他與默多克的關係又如何呢？上世紀80年代中葉，默多克最初買下福克斯新聞網後，迪勒就擔任了CEO，他倆曾密切合作過一段時間，兩人的工作關係非常融洽。他深情地回憶說「簡直是親密無間」。Aereo事件改變這一切了嗎？「默多克對Aereo的做法既不齒，又很拙劣。」他這樣說道。我於是問他：你倆還是哥們嗎？「我倆絕對仍是鐵哥們。」此時，牛排館原先不引人注意的背景音樂突然變大，播放的拉丁小號音樂響得震耳欲聾。

最終「折戟沉沙」的Aereo讓迪勒得以挑戰現有媒體格局，這是他幾十年媒體從業生涯不變的主題。比如說，他堅決反對媒體大權過多集中於時代華納(Time Warner)、康卡斯特(Comcast)以及維亞康等一小撮巨無霸公司手中，因爲它們控制了實力最強的幾家影業公司、廣播網以及有線電影片道。他爭辯道，這樣會導致節目質量下降。「如果電影公司的資產額位居集團第八位，即便CEO對拍電影感興趣，它也不再至關重要，而是隻在乎贏利多少。」

「二三十年前，市場上的獨立製作公司不計其數，」他繼續說道，「但如今，它們都由實力雄厚的大集團公司掌控。」這是行業內錯誤的「排列組合。」他說道，「默多克算是個特例，他既是開拓者又是冒險家，正是這讓他始終保持敏銳性而又總能與時俱進。」他把叉子放至餐盤後說。「其他人則都是循規蹈矩者。」

我注意到迪勒今天穿了件高檔西服。我一看，結束本次訪談的時間到了，在謝絕了由他買單的好意後，我與他話別。他對我說：「在四季酒店，讓別人買單的事從未有過。」幾周後，出席某活動時，我又撞見他，發現他竟然沒穿襪子。那天下午天寒地凍，外面還正飄著鵝毛大雪。我問他：難道您沒感覺冷嗎？「我煩穿襪子，」他聲稱道。「我剛纔決定不穿襪子，我不會向嚴冬屈服。」

看著他大踏步走到寒風瑟瑟的曼哈頓街頭，我覺得這位媒體大佬說得沒錯：他總是那麼任性。

馬修•加拉漢是《金融時報》全球媒體主編

圖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譯者/常和

與馬修•維納(Matthew Weiner)共進午餐的地方，根本不是《廣告狂人》(Mad Men)中三教九流時常光顧的曼哈頓中城(Midtown Manhattan)的任何一個酒吧。《廣告狂人》這部賣座美劇講述的是上世紀60年代紐約廣告業經理人的奮鬥故事。相反，維納選中了法式時尚餐廳Café Boulud，它位於麥迪遜大道(Madison Avenue)拐角處不遠處的上東區(Upper East Side)，距離美國廣告業發源地僅一英里路程，但維納選中如此接近麥迪遜大道的餐廳，考慮頗爲周全。因爲正是這條長長的麥迪遜大道啓發了維納這部美劇的片名，《廣告狂人》中的「Mad」一詞指的就是Madison（麥迪遜），而且麥迪遜大道至今仍是衆多廣告公司的大本營。

這頓午餐若要忠實體現該劇立意的話，我倆就得大灌一番馬丁尼酒，然後晃晃悠悠回到各自辦公室小憩一番。但維納一到餐廳，我費盡口舌才說服他喝上一杯葡萄酒。與片中的男主人、風度翩翩的廣告天才公唐•德雷珀(Don Draper)不一樣的是：維納並非酒鬼，樣子也不像是精神崩潰者。今天的他笑容可掬，聊起話來滔滔不絕。他自稱馬特(Matt)，身穿黑外套、內穿白襯衣與深色V字領毛衣，臉上留著點點白鬍茬子，顯得精氣神十足。

我採訪他的原因是《廣告狂人》已全部播完。自首季開播以來，它已連續播了八年。如今第七季、也是最後一季在美國AMC有線頻道播出（最後一季也在英國Sky Atlantic頻道播出），電視史上的一段傳奇最終落了幕。

觀衆們與劇中各色人物一起感受了自上世紀60年代初他們對郊區生活的厭倦，一直到1968年的混亂動盪歲月，在此期間，性解放、毒品氾濫以及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等輪番上演。該劇赤裸裸地描述了這個激情時代以及如影隨形的性別歧視、吸毒以及酗酒等社會問題————當然也有當時司空見慣的針鋒相對的反動政治言論。整部劇的多條敘事主線透過德雷珀（一位信奉佛洛伊德學說的謎一樣人物，由喬恩•漢姆(Jon Hamm)飾演）的人生奮鬥歷程和對男性心理、雄心抱負以及彷徨苦悶的錯綜刻畫而有機串聯起來。這是自美劇《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黑老大託尼•斯普拉諾(Tony Soprano)以來，錯綜複雜剖析男性心理、雄心抱負以及彷徨苦悶狀況最爲成功的美劇角色。

作爲《黑道家族》的編劇，維納對兩部劇的各種角色熟稔於心。就在我倆看菜單之際，他說正是憑藉《廣告狂人》的初稿（該想法他已醞釀多年），讓其成功成爲《黑道家族》的編劇，創作這部講述新澤西黑手黨家族故事的美劇，該劇在美國家庭電影頻道(HBO)播映。這是發生在14年前的事，當時的他還是情景喜劇作家，正在創作美劇《Becker》（該劇由泰德•丹森(Ted Danson)主演），他把《廣告狂人》手稿寄給《黑道家族》製片人大衛•切斯(David Chase)，對方閱後大加讚賞，直接把他招至麾下。

維納說：「從喜劇作家一躍成爲熱劇《黑道家族》編劇，一般人需要過五關、斬六將……我無法解釋這對我而言是多大的飛躍。」

四年半後，他因《黑道家族》及其帶來的如潮好評而聲名大噪，他接著創作《廣告狂人》，並把最終版權賣給了AMC，當時的AMC還以播放老片知名。一直關注HBO成功經驗的AMC也希望能進軍原創美劇領域，於是正式投拍《廣告狂人》。該劇2007年7月首次在美國電視臺開播，此時《黑道家族》最後一季播完剛過一個月時間。

《廣告狂人》並不屬於任何已知的電視題材————它並非與許多老套路美劇那樣，不是警匪片、法律訴訟片就是醫院題材片（好萊塢稱之爲「固定範式」）————於是我問維納爲何選中上世紀60年代的廣告界作爲該劇的時代背景。（右圖爲《廣告狂人》劇照）

他告訴我：因爲那是美國消費文化蓬勃發展的年代，推波助瀾者是電視以及二戰後新富階層催生出的全新廣告時代。維納說，當時的廣告業「屬時髦行業，從某種程度說，它已被國人遺忘與誤解；我也覺得國人並未意識到其實人類生活本質上沒啥大變化，你明白嗎？這就是該劇希望傳遞的生活信條。人與人之間交往所涉及的基本情感（在負面是妒忌心，在正面是愛心）並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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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提著一籃子法式小長麪包來到我們跟前，我倆於是各拿了一塊。維納說他酷愛上世紀60年代的影片（那是他父母生活的年代），還說自己希望能挑戰那個時代根深蒂固的傳統敘事方式。很多觀衆並未經歷過那個被後人界定爲隨心所欲、天馬行空的60年代：他本人成長於里根(Reagan)總統時代，而嬰兒潮一代人(baby boomer)「是締造歷史的主力軍……我們正是根據父輩的童年來詮釋這段歷史的。」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探究過去的重大社會問題，既能借此引發觀衆共鳴，又迥異於自身觀點。「我希望觀衆能順著劇情往下看，爲主人公點贊，並且最後說：『我不會讓女人用這種口吻對我說話。』或者，觀衆被問及是否會聘請猶太人時，就會這樣回答：『我在位期間絕對不行』（Not on my watch.這是德雷珀在《廣告狂人》第一季中的一句臺詞）。觀衆可能會這樣說，『沒錯！大家過去常用這樣的口吻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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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納出生於1965年，11歲前一直生活在巴爾的摩(Baltimore)的郊區。父母共育有四個孩子，父親是城區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醫生，但全家最終移居西海岸的城市洛杉磯，並在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創立了神經學系。

「我妻子總說：在洛杉磯，機會不會白白送上門，必須靠自己打拼；況且我父母也是一直如此。」維納說。他的妻子琳達•佈雷特勒(Linda Brettler)是建築師，與他一起育有四子。

擔任律師的母親與父親都屬於「思想開明者」，他咬了一小口麪包後補充道。他們不允許我玩戰爭類玩具，他回憶自己曾與一位男孩成爲好朋友，原因只是能玩對方的氣槍。然而父母卻帶他逛遍了全城的大小影院————觀看了好多經典老片與國外影片。「我上中學時，《曼哈頓》(Manhattan)正熱映；我看過《安妮•霍爾》(Annie Hall)與《呆頭鵝》(Play It Again, Sam)，也看過《北非諜影》(Casablanca)與《馬爾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每年的耶誕節，全家都會去看《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他又笑著補充道：「這是我們猶太人愛乾的事。」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他最終憑藉美劇揚名立萬，小時候卻很少觀看電視。「平時父母禁止我看電視。《風流醫生俏護士》(M*A*S*H)首播時我沒看上，我也沒看過《歡樂時光》(Happy Days)，原因是我晚上還得去補課。由於我學習成績糟糕，父母對我的懲罰就是週末不準看電視。」

他入讀康乃迪克州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後，算是好好彌補了昔日未看上電視的缺憾。「大二時，我買了臺電視機，我敢說自己看電視的時間多過上課時間。」他笑著說。「《法醫昆西》(Quincy)我可是一集未落，」他指的是講述一位破案法醫的美劇，該劇從1976年一直播到1983年。

正是童年時期的禁看電視，讓他反而對電視癡迷不已。「很多人說看電視時容易走神，但我從未有過。看電視對我來說仍是種享受，本人看電視專心致志，不愛嘮叨，總想主動一探究竟。」

服務員這時來到跟前，我倆於是開始點菜。維納說，「您先請，咱們來點招牌菜。」我倆都點了苦菊沙拉(Treviso salad)，開胃小喫則點了山羊乳酪丸子。他問服務員洋蔥湯是否爲另一道「招牌」式開胃小喫，當對方肯定地答覆後，他又笑了。「我喜歡多來點乳酪。」我則點了新鮮薄荷葉與酸奶搭配的羊腿肉。

他從小就夢想著當作家，所以開始寫詩。「文字創作與繪畫讓我樂在其中……寫詩的門檻很低。」他說道，「字裏行間的含義我總是一看就明白。」

上中學時，他拜讀了約翰•契弗(John Cheever)的作品，契弗以時間順序講述了上世紀中葉生活在郊區的美國人的苦悶與彷徨，這引起維納的強烈共鳴，相關心理話題也出現在《廣告狂人》的諸多劇情中。「我拜讀後暗下決心：我也這麼寫。」契弗的文筆同樣「頗具詩意。」

電影公司老在維納居住的洛杉磯富人區漢考克公園(Hancock Park)拍攝影片。「他們曾在我（小時候的）家裏攝製影片，」他回憶道。該影片很可能是青少年喜劇片《The Chicken Chronicles》，但「在自己家裏拍電影！兒時的我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但他受到的真正的電影教育始於大學時代，他稱分水嶺就是觀看大衛•林奇(David Lynch)執導的反烏托邦驚悚片《藍絲絨》(Blue Velvet, 1986)。「我觀看後暗下決心：自己也要拍出這樣的作品……既喻意深刻，刻畫個人內心世界又傳神。」 他深受啓迪，於是向南加州大學知名的電影學院提出入學申請，這裏曾培育出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羅伯特•澤米吉斯(Robert Zemeckis)等諸多名導演。他申請論文的主要內容就是剖析林奇執導的影片。他最終被南加州大學影視學院錄取，系統學習了電影專業知識，深入研究了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普萊斯頓•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馮•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以及「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執導的諸多影片」。懷爾德的《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是維納最喜歡的影片。「我當時就知道自己將來能拍一部反映那個時代的美劇，我覺得自己很瞭解這個時代。」

我倆點的沙拉端上來後，開始大喫起來。這家曼哈頓白富美最愛光顧的餐廳早已是賓客滿盈————坐滿了與穿著不太考究的男士共進午餐的各色靚女（把她們放在《廣告狂人》任何一集中都很合適）。

由於維納明確表示喜歡電影，我希望瞭解他爲何卻以美劇爲業。他放下叉子說：「我腦海中並無孰優孰劣的等級觀念，而有人對『那段電視黃金時期』拍攝的作品說三道四，這正是我憤憤不平的原因，這是對那個時代的大不敬。剛纔我談及了《風流醫生俏護士》，現代人覺得能拍出更勝一籌的作品嗎？或者說能拍出水準超過《陰陽魔界》(The Twilight Zone)與《希爾街的布魯斯》(Hill Street Blues)的美劇嗎？」

我說，電視業早已今非昔比，如今節目的挑戰性遠非過去幾十年所能比擬。他同意我的看法，並說代表演員、作家以及導演的工會與投資方簽訂的合同爲有線電視臺嘗試投拍不同風格的「鴻篇鉅製」掃平了障礙。工會談定合同的核心內容，規定電視劇演職人員的薪酬與獎金上限。「但合同『偏袒』主要的有線電視臺（儘可能壓縮合同金額），並鼓勵拍攝超過原定預算額三四倍的美劇。所以說電視臺只需要很小數量的觀衆，就能實現贏利。」

近幾年主要有線電視臺播的幾部最賣座美劇就清楚反映了上述變化：比如說，AMC還第一次播放了美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該劇成爲另一部全球賣座的連續劇。

在全部七季的《廣告狂人》中，維納始終堅持自己的風格，他與自己的寫作團隊巧妙設計了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塑造了各色超凡脫俗的人物形象。該劇第一季這樣向觀衆介紹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見右圖，照片中左者爲貝蒂•德雷珀，右者爲唐•德雷珀）這個人物：當時她正嚴厲斥責女兒把乾洗袋套在頭上的做法，並非擔心女兒窒息而死，而是擔心她把袋子裏的衣服撒到地上。

「我們從一開始就秉持這種風格，覺得自己若是喜歡和認可，觀衆可能也會同樣如此。」他說，大衛•切斯向他展示了忠實於自己行事原則的重要性。「大衛不待見那些鄙視觀衆者，」他說。「觀衆經常看美劇，也許不會說出口……但他們心知肚明。」

我倆把盤中餐一掃而光後，其它的主菜隨之端了上來。我點的羊腿肉（用烤胡蘿蔔與球芽甘藍搭配）鮮嫩又美味，而維納點的洋蔥湯量很大，就像用大鍋盛裝似的。我就《廣告狂人》與《黑道家族》是否存在明顯關聯追問維納————每部劇的主人公都深受生存危機的煎熬。「這是唯一的問題。」他回答說，「我覺得這正是觀衆從美劇中孜孜以求的東西：我是誰，我爲何會如此？」

他暗示自己年少時期曾患過焦慮症與憂鬱症，託尼•斯普拉諾與唐•德雷珀同樣深受其害。他直言不諱地說：「本人狂躁抑鬱時，就會自問，『爲何仍與18歲時一樣感到焦躁抑鬱？』」儘管自己家庭美滿、功成名就，但個人困惑總是如影隨形。「我會拷問自己，『我到底怎麼啦？真成了憂鬱症嗎？』」

我問他：《黑道家族》與《廣告狂人》引起觀衆的強烈共鳴，是否因爲從某種程度說，他們有同樣的人生困惑？「你可以這麼認爲，」他說。「但有時觀衆明白劇中人物的苦悶彷徨，他們爲之揪心，因爲他們感同深受。」

 . . . 

服務員來到跟前，建議我們點包著巧克力慕斯的冰淇淋泡芙。「聽你的。」維納堅決說道。我倆順勢要了一份。

我問他是否會念念不忘自己嘔心瀝血創作出來的作品，他講了一件事，表明自己的確如此。他創作《黑道家族》時，曾獨自一人遠離洛杉磯的妻兒長住於紐約，他坦承自己很思念他們。他獨自一個人呆在紐約創作《廣告狂人》時，心情突然轉好。「我看到類似唐與佩吉(Peggy)的各式人物經過酒店大堂，他們就是我已苦思冥想的角色，我頓覺心花怒放。」

家人來探望前，他坦承自己曾一時懷疑是否已陰陽兩隔。「我當時想，『也許這就是天堂的模樣。我必須努力完成創作，我就在天堂等候家人，我最終會功德圓滿。』每次暢遊於這美好夢境時，欣喜若狂之情無以言表。」

我倆之間的訪談時間到了。他說自己想休整一陣，「以便養精蓄銳後再入江湖」。《廣告狂人》佔去了他太多的金色年華：他35歲創作初稿，42歲該劇正式首播，如今已近天命之年（49歲）。他又笑著說，「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可是年輕人的專利。」

注：本文采訪者馬修•加拉漢是《金融時報》全球媒體主編。本文被採訪者馬修•維納的漫畫，作者是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Café Boulud餐廳位於紐約76東街20號，郵編：10021

總計（包括稅與小費）：161.01美元

譯者/常和

眼下，邀中國官員飯局，是越來越難了。約部長級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習大大反腐，讓中國官員對應酬退避三舍。三個多月前，我約傅瑩午餐，碰碰運氣，畢竟她曾經與FT喫過午餐。那次餐桌上的採訪，是2009年，她行將卸任中國駐英大使、告別倫敦之際。這次約她，她的身份已變：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會議的官方發言人。三月中旬，「兩會」落幕，她答應了這個飯局。

北京崇文門內大街上，立著一幢內蒙古大廈，裏邊是內蒙古駐京辦事處。傅瑩是蒙族，推薦了那裏的蒙餐廳。在首都，每個省份都設有駐京辦，各立門戶，像一塊飛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護與中央的聯繫。每個駐京辦內，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館，打拼舌尖上的競爭力。

我提早到了內蒙古大廈。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時間還太早，兩旁一溜包房，大門敞開，似無人跡。背景是曠遠的蒙古音樂，我找到「胡楊秋色」。包間不大，中間一圓桌，背後有個沙發區，正中一幅吳冠中水彩畫，地毯的色彩熱烈，有大塊橘色。兩名年輕女服務員正彎腰趴在餐桌上，擺放著三頭羊、一匹馬、一個白色蒙古包。當然，都是玩具，只是讓客人有些蒙古的聯想。

中午11點整，不遠處的長安街上，電報大樓上的大自鳴鐘緩緩敲擊出東方紅的旋律。再熟悉不過的曲子，已敲了半個多世紀。聽到的一剎那，彷彿毛主席走來，有時空錯位的恍惚。緊跟著東方紅漫溢的尾音，鐺鐺的撞鐘聲在空氣中迴盪。窗外，一小片紅灰磚色的老民居，雜亂而破敗。路旁停著不少新的私家車，恍然兩個時代。

傅瑩在車裏發來微信說，她堵在路上，會遲到幾分鐘。在北京，人們已習慣一天辦一件亊的節奏。遲到，是老常態。準時，纔是非常態。推進門的一刻，傅瑩再爲遲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細格西裝外套，白襯衣，一條紫色灰底的圍巾，閒適而不失莊重。與她結識是她出使倫敦期間，一直稱她「傅大使」，再難改口。駐京五年多，我仍不適應王總、李局、周處的官場熱乎。

事先約定，既然是她的家鄉菜，點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後，我問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點頭說，常在這家請客，雖然有點貴。平時她與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辦事處小館子，正宗但便宜。我開玩笑說，爲了這頓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過男服務員，神速地報了一長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額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饊子、巴盟酸菜。她說，她喫素，我多喫肉。

服務員輕聲問她，要點酒嗎？傅瑩沒徵求我意見，擺擺手，單方面否決了。聽說，當下官場紀律嚴明。自中紀委公佈「八項規定」後，官員因公餐敘，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點酒。我喊住服務員，對傅瑩說，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東 。喝點你們老家蒙古酒，總可以吧？傅瑩倒也爽快，那就喝點吧。問我，低度的，還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氣，我說，高度的吧！服務員拿來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產地，內蒙通遼，傅瑩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訪華，傅瑩在這裏宴請了他全家。她說，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喫蒙古菜。服務員向他敬酒，獻哈達，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喫得盡興。我說，在釣魚臺今年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剛見過93歲的基辛格。他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駐美大使張業遂對話後，被一批VlP粉絲圍住，動彈不得，最後還是傅瑩上臺挽著他走下講臺，成功營救。我看到，基辛格滿臉父輩的滿足。

我問她，1971年，基辛格祕密訪華，之後四十多年，訪華上百次。他對中國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嗎？

「我認爲他比較穩定。這並不是說他的觀點沒變，而是沒有脫離中國的實際。當別人覺得中國不行的時候，他沒有對中國失去信心。當別人覺得中國可怕的時候，他也不會跟著那股風走。每次來中國，他要跟中國領導人談話，也要接觸普通中國百姓。你看他評論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講中國人民的生活，這是他親眼看到的。對中國，他從來沒有迷失過。那麼多研究中國的人都會有恍惚和搖擺的時候，對中國的預言錯了或者沒看準的時候，他很少有這種情況。」 對這位中國的老朋友，她顯然頗有好感。

一大鍋羊排湯上桌。服務員爲我們衝滿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瑩催我下筷。我把話題引到剛去世的新加坡開國之父、與基辛格同齡的李光耀。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輕的女外交官傅瑩曾是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中國領導人去新加坡訪問。有時候李光耀會設家宴，就在他家後院裏，很溫馨，燈光、燭光。他挺關心人的。翻譯沒有那麼多時間喫飯。有時甚至沒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紅毛丹剝了，遞給我，讓我趕緊喫。」

傅瑩最後一次見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獅城的香格里拉對話。我很好奇，李光耀與幾代中國領導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醜話在先，風格強悍。從鄧小平、趙紫陽到江澤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風格？

你說，中國領導人不接受誰的風格？傅瑩反問我。

「我在外交這個行業幹了一輩子，從當翻譯到直接參與。中國領導人和外國領導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鋒的。外交這個東西，就是有來有往，是有事要談。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不同，相互間肯定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毛澤東、周恩來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別好：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平等對待。能幫你的，幫你。辦不了的，也告訴你爲什麼。我想讓你辦事，也會有你幹得了和幹不了的。利益問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貢獻，是他從新加坡的利益考慮。有的人批評他，認爲他這樣或那樣。你不可能指望他從中國的利益出發......」

我們開始喫手抓羊排。看傅瑩優雅地處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來很難進入國宴的菜單。如果兩國領導人能在國宴上一起喫手抓羊排或大閘蟹，雙邊關係一定鐵得牢不可破。

「對外交往當中，不能說什麼事都自己拿著，需要在得失之間權衡。有必要的話，該放手就要放手......這裏頭，還是要有是非觀的。」

服務員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來，中國外交從哪兒開始的？西方國家的外交，源自戰爭，需要停火、談判，包括劃分殖民地。中國外交，是從改變屈辱地位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始的。鴉片戰爭後相當長時期，中國的外交是被別人強加來的。我在英國當大使時，瞭解過19世紀、20世紀這段歷史。中國的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怎麼去的？是被英國人逼著去那兒，租給你一幢房子，請你來看看大英帝國是什麼樣子，要你接受他們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國開了公使館。多年後，1942年民國政府的外長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不只是宗主權，被拒絕。直到2008年，英國人還只是承認中國對西藏有宗主權，而不是主權。2008年我作爲中國大使與英國人就這個事談了多少個回合。時任總理溫家寶和來華訪問的英國首相布朗在釣魚臺喫晚飯，一直講這個事，講「西藏問題」的由來。最後，英國明確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1949年以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個體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難有作爲。」

現年62歲的傅瑩，是幸運的。文革中，她在內蒙插隊三年，做過廣播員，放過露天電影，後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學英語。進入外交部後，再到英國留學攻讀國際關係。她出使的第一個國家是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她是中國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個派駐要國大使，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長。文革中，毛澤東的外甥女、文靜的王海容，曾曇花一現，出任外交部副部長。

傅瑩很想多聊聊她現在的工作：中國人大。我告訴她，我連續跑了五、六年「兩會」，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圖章。我說，每年「兩會」，搭出租車去天安門，司機都不願去，都怕那個地方，擔心被罰，警察要趕。他們不覺得人民大會堂裏發生的事情跟他們有什麼干係，帶來的只是麻煩，也不知道誰是他們的人大代表。

她顯然不滿意我的說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國，每年議會開會，第一次女王演講，也是打不到車的吧？沒有哪個計程車司機會往西敏寺那兒跑，進不去出不來的，這種情況在哪兒都一樣。交通不方便，司機肯定不願意去，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們。」她就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責疑，作了一個有關交通管制的解讀。

2013年傅瑩轉任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之前，一輩子的歷練和積累，都在外交。如果讓她選，她會去政協。她的先生、民族學家郝時遠在那兒，很多資深的大使也在那兒。現在她倒喜歡人大這份工作了。她說，如果年輕時有選擇，或許會選讀法律。在她看來，法律與外交或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她更心儀確定的東西：「法律很嚴謹，是非很清楚。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沒有那麼多灰色地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潛意識裏，她或許想在法律中尋求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動盪生活中顯然不存在：「我是經過文革的，知道無法無天是什麼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親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親不能按時回來了； 突然有一天，學校不上課了；突然有一天，別人可以當兵你就是不行，別人可以進工廠你就不行。社會的規則和秩序都沒有了，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時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的父親、一位有書卷氣的軍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瑩顯然已感覺到了我對中國人大制度的深度疑慮。

「人大制度需要不斷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執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個過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覺也不可能超越現實。如果沒有做得那麼好、沒有做到，你想讓老百姓覺得做得特別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滿意，我覺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國人看到中國老百姓有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好像就證明中國怎麼了！其實我在英國、澳洲時，看到人們不滿意的地方多去了。對中國的決策層和立法機構來講，知道老百姓有什麼不滿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兒不滿意，搞清楚爲什麼，怎麼解決。」

一大鍋羊排，停在桌上。對她的解釋，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總得有點茶杯裏的風暴吧。

我說，人民大會堂裏，中國人大開會的方式幾乎與五十年前一樣，仍是蘇聯時代的。當然，現在配備了表決器，是個進步。不過領導人坐檯上，代表坐檯下。很多代表只是在舉手和拍手。中國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遠比現實要高，否則就沒有意思了。但是，對外國記者來講，我也比較理解。因爲你們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東西。對裏面的東西，你們能看到的就比較少！人大有責任依法監督政府，有時我們提出的意見也是很尖銳的，但是目的不是讓政府難堪，而是希望政府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告訴他們哪裏有問題，希望改進。所以，人大不監督有責任，政府不改進也有責任。」傅瑩回答得很坦率。

我說，外國記者確實看不到啊！

「你們可能看到，我們人大的報告很少有被否決掉的，雖然否決票在上升。我們人大常委會開會，每個法律基本上都能透過。這是因爲我們在審議和溝透過程中，花了很長時間去尋求共識。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經過了二審，也向社會公佈過，經過專家們的千錘百煉，再拿到會上。將近三千代表討論，一千多人發言。根據這些意見，做了七十多處修改。如果不改，硬扛著，投票的結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國，她最後出使的國家。她說，這種情形下，估計英國國會不會改，只要能透過就行。中國則是連夜開會，晚上討論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決不了，還要到代表團一個個去解釋和說明。表決時，雖然有人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但是大部分代表會投贊成票。

我決定與中國人大發言人抬扛：「兩會」加起來，會期長達15天。坦率地說，旁聽兩會，相當一部分議程並非議政，不少代表更有興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還要事先審查把關。審議報告時，更像是向領導同志彙報工作或表功。 如果連人大代表都信不過，他們如何議政？

「如果你們記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會小心講話。你們記者多厲害，到時候如果報不準，說歪了，現在這個時代，資訊傳播很厲害。」

傅瑩半開著玩笑，夾起一塊奶皮子，作出反擊： 「話說回來，英國議會里，有時議員念稿子那麼長時間，下面一個人都沒有，電視上誰看？！政治裏肯定要有些程式性的東西。」

我夾起一條羊排，繼續發問。我說，每年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多至三千人。那麼多記者，總得有事情讓他們報導吧。除了聽李克強總理花兩小時，一口氣唸完長達40頁的政府工作報告，記者能採訪的人和事極其有限。

「西方媒體看中國，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層是對這個制度是否認可，再一層是這個制度運作得怎麼樣。比如我有時候跟一些歐洲記者辯論，準備記者會之前我要開好幾次圓桌會，辯論非常激烈。他們根本上就不認可中國的制度......你橫說豎說都認爲你們不對。他們的參照系數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英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美國這樣，你就應該這樣。我只能耐心地跟他們講，我是幹這行的，已經講了三十年。有這個耐心，繼續講！」

聽得出，素來談吐溫婉的傅瑩，語調裏已有一絲不悅：「他們從根本上不認可你這個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絕看懂。」

每年「兩會」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機制和議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壺，午餐已過半。我接連喫了幾條蒙古饊子，補充能量。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她解釋說，批評不是壞事。中國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聽到此，我耳邊響起人民大會堂內數千代表聆聽報告時，檔案翻頁時整齊劃一掠過全場的聲響。

傅瑩當然清楚，中國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評者。作爲發言人，她當然相信這個制度：「人大制度的好處，在於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帶來方方面面的資訊，讓這個國家沒有死角......外界特別看不懂的是，爲什麼中國13億人口能夠治理得這麼好，總能不斷往前走，總能解決問題？！」

我說，是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決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領導人到中國訪問，一方面覺得北京的制度有問題，另一方面又很羨慕，覺得這個制度至少有效率，能辦成事情。

「你說中國集權？……西方說我們集權，所以有效率。我認爲這是一種偷懶的說法。他們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誰跟誰比較，不太好說。你解決不了問題，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決問題，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會兒說中國多好多好，一會兒說中國多差多差。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好，也沒那麼差。」

這段話，我曾在另一個場合聽她說過，是她的直覺，也是深思熟慮的判斷。即便輕聲細語道出，骨子裏仍有點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高收入國家元氣大傷，效率滯緩，對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們開始羨慕中國的效率、成長與速度。他們不再責疑，而是尋找「中國模式」的合理性。他們高調地向中國領導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瑩這番話的底氣。

我換了個話題，問她，可否請張德江委員長向李克強總理建議一下，政府工作報告能否簡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讀？

「過去也有較短的政府工作報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說哪個領域的事兒能漏了？水利不說？農業不說？工業不說？都得說！誰重要？誰不重要？！中國這麼大，發生這麼多事，讓總理去取捨也很不容易……政府報告有動員人民的任務。你在這兒聽兩小時，感覺時間長。但在很偏遠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決策怎麼回事。聽上兩小時，就可以把過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國的事情，越來越多。看來政府工作報告只會越來越長。我說。

「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前人沒有經歷過，想都想不到。就像霧霾。在英國，一個時期是煙霧，一個時期是工業汙染， 一個時期是汽車尾氣，是遞進的。而在中國，全都一起發生，結果就產生了新的化學反應，形成一個新的東西。」

出任人大會議發言人兩年，平時低調的傅瑩已成公衆明星。過去兩年，媒體和民間對她記者發佈會的表現稱讚有加。我問她，有沒有聽到過激烈、刺耳的批評？

「能聽到批評！家裏人的批評更直截了當。我先生就關心我的語病。去年，他就批評我講話時 『這個這個』太多了。今年發佈會前那個晚上，他在政協開會，特地跑回家一趟。見我正焦頭爛額地背詞，就給我寫了一張紙。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邊打了X, 『這個』旁邊寫了X，意思是不要說這幾個字。發佈會那天，我在臺上，就把這張紙放在檔案夾的左手，一低頭就能看見，提醒我克服語病。他認爲，這些語病讓我的講話顯得鬆散，反正他不喜歡。」

很少有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瑩是例外。她說，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自己新聞發佈會的影片。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會後悔死了。 」

今年「兩會」，作爲人大代表的傅瑩，她的提案仍是有關中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河流如何維護、界河泥沙如何及時處理、錢從哪兒來，邊境道路維護，沒有路怎麼辦。「我咬住一件事，能辦好就不錯了。」

你覺得媒體可怕嗎？我問她。外界向來覺得傅瑩很會與媒體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說，她對媒體的戒備， 因於她的慘痛教訓。在菲律賓和英國當大使時，媒體採訪時，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進去了。

我把話題挪到當下熱到發燙的話題－「一帶一路」。我問她，對中國，是不是過早了？

「九十年代，歐亞大陸橋曾經談得很熱火，但一直是紙上談兵。二十年後，中國條件有了，資金也有了，可以付諸實施了，怎麼就成問題了呢？我們現在幫著大家實現歐亞大陸橋。歐洲以外可能沒有人記得了？ 也許他們換代了！」

傅瑩說話，很少提高聲調。雖然她已遠離外交圈子的談判桌，她的直覺與反應仍是外交官的。該機敏時機敏。該尖銳時尖銳。該溫情時溫情。所有的註腳背後，都在國家利益。

午餐，快臨近尾聲。在領導人習慣統一染烏亮黑髮的中國，有人問過我，一頭銀髮的傅瑩，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問了多年來一直想問的問題。傅大使，你的一頭白髮，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頭頂有白頭髮比較早。後來白得更多，就開始染髮。在英國生活期間，我看很多人頭髮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開，不染了。」

你平時怎麼放鬆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說，北京好像已經不太適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還可以。我在家裏，可以在跑步機上走路。 我還是喜歡看書。書是另一個天地。」

我問她，一年裏，她的先生能喫上幾頓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廚，廚房是他的領地，不放心太太動油鹽醬醋。傅瑩只有洗碗的份兒。談起家裏的事，她從剛纔討論地緣政治的緊張中解放出來。她的臉上，寫著小小的得意與滿足。

午餐已過兩個半小時。最後, 我們又滿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著說，有點微醺。我說，今年「兩會」，據說習大大在會見一個省市代表團時問道，代表們聚餐喫得很乾淨，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國這一段時間，大力度反腐敗，大家都挺有感觸，揭露出來的事情觸目驚心。十年前，都無法想像，不能理解。有的官員，貪的錢一輩子都花不掉。這個國家、這個制度、這個黨，確實應該解決腐敗問題。」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圍巾，匆匆告別。

桌上好幾碟菜，沒怎麼動。與FT午餐，喫飯好像永遠是個美麗的藉口。這頓午餐，按中國官方標準顯然有些「超標」。看了賬單，這瓶「蒙古王」要價頗高，近人民幣600元。我趕緊讓服務員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帶回編輯部。

菜單

北京崇文門大街，內蒙古大廈

醇香奶茶 1份

消費總計：1746元

在陽光明媚的日子，從海牙塔42層的頂樓餐廳向外看去，可以一直望到遠處的北海。不過眼下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通常指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三國——譯者注）正處於2月下旬。海牙塔屹立在薄霧之中，頗能象徵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處境，它的南韓籍院長宋相現(Sang-Hyun Song)將要與我共進午餐。

在盧安達大屠殺和前南斯拉夫種族清洗事件發生後，國際刑事法院於2002年成立。它有崇高的抱負：消除某些人有罪卻逍遙法外的現象，依據國際法追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國家及其領導人的責任。但現實卻要平庸許多，在這個強權通常就是公理的霍布斯式世界(Hobbesian world)裏，國際刑事法院還是個年輕、脆弱的機構。

我有很多問題想與宋相現探討。怎樣能指望那些目不識丁、身心受創的非洲娃娃兵，在離鄉萬里的一個外國法庭上，指證他們的前指揮官？在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拒絕加入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重視國際刑事法院嗎？過去13年國際刑事法院的審判記錄如何，爲什麼受審判的（包括兩個被判有罪的）都是黑人？

今年73歲的宋相現據說絕頂聰明，但爲人平淡乏味，有時甚至有種無力感。在首爾當了多年的法學教授之後，他成爲國際刑事法院首批法官之一，於2009年被任命爲院長。認識宋相現的人說，他的弱點來自他的職務——國際刑事法院的預算超過1億歐元，但沒有逮捕權，沒有警力，沒有情報收集，而必須依賴成員國的配合；實際上——據這些人說——宋相現是個果敢、慷慨的慈善家，他曾在南韓與人共同創辦了一家婦女法律援助中心。

中午12時30分，宋相現準時出現，他身板單薄，原本黑色的直髮已花白。他穿著深色西裝，裏面是一件淡藍色襯衫，繫着一條鑽石圖案的粉紅色領帶。他面帶微笑，但臉上仍有病容，耶誕節前他曾生過一場大病。他聲音嘶啞地解釋道：「講太多話了。」

我們的桌子位於這間餐廳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餐廳裝潢時尚而簡約。一位高挑的服務員拿著一壺水走到我們桌邊：「晚上好……抱歉，下午好。」他的開場白不太吉利：「我們有兩種午餐菜單，一種是套餐，一種是單點。」

我們選擇了套餐：兩盤煙燻三文魚土豆沙拉配辣根奶油醬，主菜是酥炸大蝦。宋相現喜歡喝荷蘭啤酒，但基於健康原因謝絕了我的邀請。我壓下內心的加爾文主義，點了一份「黑色慾望」——什錦巧克力杯作爲甜點。

宋相現1941年出生於首爾，是家中的獨子。日本佔領北韓半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都給他的童年留下了傷痕。他的祖父是一位報紙出版人，還是獨立運動的主要人物。宋相現說：「我們一直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無時不刻擔心會受到監禁和刑訊。我父母的任務就是防止我無意說出我在家裏聽到的談話。」

1945年8月美國解放了南韓，3個月後宋相現祖父遭暗殺。「這件事對我和整個家庭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父親強調說，不僅是他，連我也永遠不該涉足政治。」

1950年，北韓入侵南韓，首爾在三天內被攻陷。宋相現家人躲入悶熱潮溼的掩體裏。當時才9歲的宋相現被派去農村尋找食物，每天來回要走20英里，一路還要躲避美軍B-29轟炸機和巡邏的北韓部隊。

他對當時的經歷記憶猶新：「我每天都能看到幾百具屍體橫在路上，我還記得夏天屍體腐爛的那股惡臭。這些嚴酷的經歷讓我不禁疑問，爲什麼人有時會如此殘忍地對待同類？」

宋相現講話節奏緩慢，字斟句酌，不帶任何情緒。他喫東西也很節制。我的煙燻三文魚加入了辣根醬調味，口感十分鮮美。

他說自己自然地對國際法產生興趣，儘管學生革命曾經打斷他在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學業。「我們建立了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但它僅維持了9個月就遭遇軍事政變（1961年）。」首爾國立大學關閉了，但學習勤奮的宋相現參加了司法人員考試，併成爲少數透過考試的精英之一。他說：「那個年代只有0.1%的人能考過，現在是4%到5%。」

美國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Fulbright)給宋相現帶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機。他選擇了路易斯安那州紐爾良的杜蘭大學(Tulane)，不是爲了投入 「搖擺的60年代」的派對，而是看重那裏的法國文化紐帶，以及研究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的好機會。他至今認爲拿破崙法典是「第一部現代民法典」。

美國及其對個人自由的注重對宋相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韓當時非常貧窮。我們沒有任何討論文化可言。我那會兒是個徹頭徹底的鄉巴佬。曾有一度，我覺得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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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韓後，說著一口流利英語的宋相現成了香餑餑。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南韓發展迅速，這個不斷成長的出口國家挑戰了歐美的地位，貿易爭端接連爆發，宋相現成了政府的首選律師。

距離退休只有三年的時候，宋相現應邀成爲國際刑事法院首批法官。他一直對國際刑法興趣濃厚，對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瞭若指掌，但這些都是「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這個世界需要一個更崇高的機構來主持正義：一個永久性的、獨立的法院，在相關國家不願或不能自己這麼做的情況下，由其對反人類罪、戰爭罪和滅絕種族罪進行調查和起訴。

這時我們的服務員端上了主菜，裝盤華麗、分量豐盛的酥炸大蝦，配以菠菜燴飯。我問宋相現，這個世界是否爲國際刑事法院的問世做好了準備？

「儘管有這麼多障礙、限制和挑戰，國際刑事法院還是在和平、穩定、人權和法治的方向上產生了強烈影響。」他頓了一下：「透過法律，我們可以改變世界！」

我反駁道，可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正義之手往往被縛在身後。案件的移交、證據展示、審判和上訴過程可能長達數年。證人希望得到保護，有時還要重新安置，後者涉及將整個大家庭從非洲遷往歐洲。儘管有口譯人員，但語言仍是個巨大障礙。就連選擇受害人都是件難事，尤其是涉及戰爭罪的案件。

宋相現承認：「是的，你的觀察非常敏銳。」與受害者和證人距離遙遠也是海牙法院面臨的一個問題。國際刑事法院曾試圖在非洲原地舉行審判，但當地的設施條件（包括供電）實在不足。他總結道：「對國際刑事法院來說，一切都不容易。」

國際刑事法院第一任首席檢察官、意氣風發的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Luis Moreno Ocampo)就像是阿根廷版的讓-保羅•貝爾蒙多（Jean-Paul Belmondo，法國電影演員——譯者注）。達佛斯就像對海牙法庭一樣熟悉的他，曾展開無數次調查。2008年，他開始積極推動對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發出逮捕令，罪名是在達爾富爾衝突期間犯下戰爭罪。有人批評奧坎波自不量力，也有人說，他對提高國際刑事法院的份量不可或缺。

巴希爾依然逍遙法外。這位蘇丹領導人已訪問了一些加入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理應將其逮捕的非洲國家。宋相現承認這令人尷尬，但表示，因擔心遭到逮捕，巴希爾近年的出行受到了制約。他認爲，這種威懾效果展現了國際刑事法院在更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儘管對國家領導人提起訴訟的原則依然存有爭議，比如國際刑事法院不得不因證據不足而撤銷針對肯亞總統烏呼魯•肯亞塔(Uhuru Kenyatta)的反人類罪的指控）。

宋相現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宣傳國際刑事法庭，他訪問了60多個國家。現在國際刑事法庭的成員國增至123個，新加入國家包括孟加拉、智利、瓜地馬拉、菲律賓和突尼西亞等國。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入主白宮後，起初極爲排斥國際刑事法庭的美國也變得更加合作。但巴勒斯坦的加入可能改變這種局面。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lestinian Authority)已表明，將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轄，以期對以色列和哈馬斯提起訴訟。檢察官已展開初審，但宋相現指出，一切都還沒有定論。

我們回到非洲的話題上。宋相現訪問過非洲10次，其中一次是在2009年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執行公務。那是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以來的首次審判，嫌疑人是一個名叫托馬斯•盧邦加(Thomas Lubanga)的剛果軍閥，他被指控招募娃娃兵。宋相現決心到盧邦加所在的村子陳述國際刑事法院的主張。他的下屬反對他的決定。

「我說，『我70歲了，已經活了很久了。這是我爲國際和平和正義做出小小貢獻的最後機會。如果你們不想去，我就自己去』。」

宋相現的團隊搭乘一架快要散架的聯合國飛機，機上攜帶著幾百瓶水和幾挺機槍。他們在基桑加尼(Kisangani)機場降落時險些墜毀，之後宋相現又乘坐一架聯合國直升機（「真的很危險，挺嚇人的」）進入叢林地帶。沒有人歡迎他們；因爲害怕大規模逮捕，整個村子的人都逃走了，當地的一個傳教士勸說村民們回來。

當天晚些時候，宋相現在一座搖搖欲墜的土坯禮堂裏對500個心懷敵意的人發表講話。他的助理們非常擔心，因此讓聯合國派遣了一支孟加拉維和部隊作爲支援。宋相現依然嘗試解釋國際刑事法院的使命，這一次有一個轉折：一段10分鐘的影片，顯示盧邦加受審的情況，以及他位於海牙郊外斯海弗寧恩(Scheveningen)的監獄。

「氣氛突然轉好，因爲他們原本設想盧邦加的監獄和他們老舊的監獄一樣，但他們看到了配有電視機和運動器材的現代設施。在法官面前，盧邦加似乎穿著講究，他看起來很健康，甚至還與檢察官和自己的辯護律師開玩笑。」

村裏的長者說，他現在相信盧邦加將被無罪開釋了。宋相現之後又訪問了附近的一個村子。「這個村子裏沒有男人，全都是女人，寡婦和很小很小的孩子。男人要麼被殺掉，要麼被強徵入伍了。女人們打著手勢向我展現了叛軍如何在夜裏入侵村子，在太陽昇起的時候殺死她們所有的親人。」

宋相現問她們，他能幫她們做些什麼。這些女人們拒絕了錢財，但請求讓她們的孩子接受小學教育。這些孩子既沒有書本，也沒有玩具，他們從來沒聽說過「學校」這個詞。宋相現自豪地說，這個項目正在展開，這是國際刑事法庭首次給受害者帶來補償正義。

這些彷彿出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故事讓我一時無言以對。燴飯裏還有幾隻大蝦沒動過。宋相現的盤子裏還剩下一半食物。侍者在旁邊走來走去，我揮手讓他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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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盧邦加被定罪，這是一次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宋相現承認，非洲國家現在對國際刑事法院有了一些別的想法。有人提出要建立非洲自己的法院。宋相現反駁稱，國際刑事法院有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員是非洲人，包括接替奧坎波出任首席檢察官的甘比亞人法圖•本蘇達(Fatou Bensouda)。

「非洲人強烈指責我們有偏向性。我認爲不是這樣……我們絕非只把非洲人列爲目標。我們瞄準的是非洲有罪不受懲罰的情況。」

他預言，檢察官將對非洲以外國家的案件提起訴訟，但他拒絕在這個問題上深入解釋。服務員端來了我的巧克力慕斯。我轉向另一個同樣敏感的話題：2012年6月，4名國際刑事法院工作人員在利比亞因間諜罪被拘捕。宋相現在促成他們獲釋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整件事的詳細經過從未公諸於世。

那件事與倒臺的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之子賽義夫•伊斯蘭•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dafi)有關。國際刑事法院想要起訴賽義夫，但他仍被關押在叛軍據點津坦(Zintan)。2012年，國際刑事法院派澳洲籍律師梅琳達•泰勒(Melinda Taylor)幫助賽義夫進行該案的辯護。據稱泰勒給賽義夫傳遞密碼紙，因此她和其他三名國際刑事法院員工被羈押。宋相現立刻給利比亞總統打電話，對方承諾確保72小時內釋放被扣押人員。但結果什麼動靜都沒有。「我很快就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什麼事情都沒人負責。全是領導；沒有兵。」

同前來海牙的利比亞代表團協商數小時無果之後，宋相現轉換了策略。他邀請代表團全體前往斯海弗寧恩的一家米其林一星魚餐廳，爭取到了利比亞方面邀請他們前往的黎波里。他的義大利籍書記員堅持前往，但是利比亞方面不願意接受女性。儘管宋相現的夫人淚眼婆娑地苦苦哀求，宋相現還是決定親自到的黎波里去。

在的黎波里，宋相現的代表團受到了一整隊黑色梅賽德斯-賓士(Mercedes-Benz) S600車的迎接。經過兩個半小時纔到達津坦。宋相現和當地的指揮官站在講臺上，荷槍實彈的民兵在一邊守衛。「他和我本來要重新談判。至少有300個人在盯著我們，」宋相現略帶詼諧地說，「我的馬其諾防線就是我不會向其表達任何衷心的歉意，因爲我們一點兒錯都沒有。」

宋相現再一次採用了溫和的方式：對利比亞革命的犧牲者致敬，並鞠了一躬。釋放被扣押人員的談判來回反覆。下午4點左右，指揮官建議歇歇，喫個午飯。宋相現堅持要先見一見被扣押人員。「沉默許久後，他說，『好吧，可以，跟我來。』」

宋相現和他的隨行人員在樓裏穿行，直到來到了一條白線前。除了宋相現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過去。宋相現的幕僚長拉住了他的胳膊，勸他不要冒著被扣押的風險進去。宋相現掙開了他，走進了一個安著空調、裝修豪華的巨大房間裏。

眼前的事讓他愣住了：4名被扣押人員從頭到腳都穿著利比亞傳統服飾。他花了好長時間才認出他們。「他們看起來像幽靈一樣。我們一個個擁抱了一下，我說：『我來這兒接你們回家，不用擔心。』」

在與利比亞人進行更多協商後，宋相現履行了他的諾言。這個故事很適合作爲我們三小時午餐的高潮部分，以及宋相現作爲國際刑事法院院長生涯的高潮（任職六年後，他於近期卸任）。我們準備離開時，他吐露了一些他個人和任職方面的壓力：「我在這兒一直都很孤獨。我不和別人交談，獨自或者由我妻子陪我打高爾夫。我不想給人留下一種錯誤的印象。」

我問他，他是否還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生來就是個樂觀主義者，」他回答說，調了調他的高爾夫球帽，「國際刑事法院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只不過困難些罷了。」

萊昂內爾•巴貝爾(Lionel Barber)是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

插圖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The Penthouse餐廳位於海牙Rijswijkseplein 786號，海牙塔(The Hague Tower)42樓

總計（包括小費及稅）：72歐元

譯者/何黎

霍爾(Tony Hall)悄無聲息地坐到我的長條形軟座時，我首先了解到的就是他此行並非真的是來喫午餐。「我更注重早餐，」BBC總裁快人快語道。「午餐期間需要處理的事通常太多，沒完沒了，所以一般喫個三明治之類的東西就OK了。」

他斜視著窗外對我說：「實際上，馬路對面就有個很棒的三明治小店；裏面義大利夥計做的燻肉火腿三明治超讚，不去那兒的話，另外一個小店的沙拉味道也很不錯。」

我頓覺誠惶誠恐，以爲霍爾會把我從座位上拽起來，硬拉著我直奔馬路對面他喜歡的小店，於是本能地抓緊了餐巾。但謝天謝地，今天的霍爾似乎願意屈尊，遵守《金融時報》「客隨主便」的訪談規矩。

我倆最後沒去馬路對面的速食小店，而是在倫敦市中心一家名爲Riding House Café的時尚餐館共進午餐，它距英國廣播公司廣播大廈(BBC Broadcasting House)很近，這幢公共廣播公司的總部大廈總耗資達10億英鎊，最近剛剛完工。

Riding House Café有點像BBC風格的餐廳。周圍很多餐桌上都擺滿了蘋果產品，使用者正在瀏覽網頁，似乎在找尋新電視連續劇、或是真人秀電視惡搞類節目(humiliation-fest)的靈感。64歲的霍爾身穿黑色西服（這是媒體人的標準行頭），在此「如魚得水」。他對菜單稔熟於心（「我有時到這裏喫早餐」），瞧都沒瞧一眼，就點了印度燴飯。我則選了香脆面與紅咖啡醬搭配的三文魚，我倆各自啜飲著Virgin Mary雞尾酒時，霍爾開始向我介紹一週的忙碌行程。

第二次入主BBC兩年來（他如今執掌這家龐大的媒體帝國，手下員工超過1.8萬人，每年預算高達50億英鎊），霍爾很是得心應手。他每天的工作真可謂「日理萬機」——從因應數字時代以實現公司轉型到即將到來的電視執照費再談判（這場政治意味十足的談判將決定BBC能否繼續以目前的運營模式經營）。

但霍爾急著向我介紹剛在利物浦舉辦的BBC節目展銷會的情況，那一天BBC總共向全球700家廣電同行銷售了自己的節目。「展銷會可以推銷BBC頗具創意的節目，我們希望透過Worldwide這個外銷平臺獲利。」他說。

那一週的行程還有更多既定活動，其中包括視察BBC默西塞德(Merseyside)總部。霍爾對利物浦情有獨鍾，他的童年就在附近的伯肯黑德市(Birkenhead)度過，儘管他如今字正腔圓的發音中，已聽不出丁點利物浦的口音。他之後將前往曼徹斯特附近的索爾福德(Salford)，這座城市被譽爲BBC的北方中心，但有時被視爲BBC員工的域外流放地，聚集了從倫敦總部「發配」來的媒體人（儘管大家都老大不情願）。霍爾喜歡每週來此一天，給自己的這些手下打氣助威。

霍爾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除此之外，這也是某種政治宣示——不僅委婉地解釋了霍爾爲何沒時間喫午餐，而且強烈地昭示BBC在英國國民生活中的獨一無二、盤根錯節以及非同尋常的地位：它既是優秀節目輸出大戶，又是政府下屬機構及地區發展的提振者，還是社會服務機構及創意產業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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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來，霍爾就一直執掌這家撲朔迷離的媒體巨無霸。他本不是總裁的當然人選。1973年，他從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及經濟專業一畢業後就進入BBC工作，隨後一路攀升，直至擔任新聞總監，但他在1999年的總裁之爭中敗北。作爲上世紀90年代作風強悍、銳意改革的前總裁約翰•伯特(John Birt)的助手，他曾是BBC業務重組（由管理層與諮詢方共同有意爲之）的積極推行者。儘管公認爲能力出類拔萃，但BBC內部人士說他人緣不盡如人意。「他有點像冷酷無情、專司毀滅的機器人戴立克（Birtian Dalek，BBC著名科幻電視劇《神祕博士》中Doctor最大的對頭機器人，譯者注），」他的一位熟人當時這樣評價。

他不久離開了BBC，擔任了皇家歌劇院(Royal Opera House)首席執行長，並第一次獲得了把一家國家級機構轉危爲安的寶貴經驗。「國人如今已把皇家歌劇院的那段風雨飄搖歲月忘得一乾二淨，」他這樣說道，他指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位於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的皇家歌劇院因翻修而關門長達兩年，從而導致了痛苦的後遺症。霍爾幫助穩住了陣腳，聘請著名指揮安東尼奧•帕帕諾爵士(Sir Antonio Pappano)擔任音樂總監，並一舉扭虧爲盈。他對我說：自己任期結束時，感覺得心應手、春風得意。

勿庸置疑，對霍爾來說，BBC本與他風馬牛不相及，但2012年年底，突然爆出了已故BBC主持人吉米•薩維爾（Jimmy Savile，如今已是千夫所指）的性侵醜聞。霍爾被當時的BBC信託基金主席彭定康(Lord Patten)請回去，以幫助身處醜聞漩渦的老東家擺脫困境，處理因採編立場問題引發的危機，另外還得處理管理層的內鬥以及員工薪酬的醜聞。

霍爾突然注意到我光聽不喫，於是關切地問我是否不喜歡點的菜。「我不太喜歡喫小茴香，」我回答道，同時無精打采地用叉子擺弄著小茴香，沒想到，量大根多的小茴香就是三文魚的配料。「我妻子特愛喫這東西，」霍爾心不在焉地說道。我倆都停了下來。「我不知道剛纔咋會那麼說，」霍爾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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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印度燴飯一掃而光後，我倆又回到了剛纔的話題。重回BBC兩年來，給我的感覺是一切盡在其掌控之中，這從一方面反映出他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據知情人說，在過失不斷的前任總裁喬治•恩特威斯爾(George Entwistle)上臺僅54天就掛帥而去後，彭定康實際上是懇請霍爾重回老東家。「託尼無疑是自里斯勳爵(Lord Reith)以來最有權勢的BBC總裁，」一位知情人這樣說道，里斯是BBC獨斷專行的創辦人。

霍爾履新後第一把火是委任直接聽命於他的核心高階主管小組——其中前工黨政府文化大臣詹姆士•珀內爾(James Purnell)出任策略與數字部主管，前《泰晤士報》(Times)總編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出任新聞總監；此外，霍爾還聘請了皇家歌劇院前財務負責人安妮•布爾福德(Anne Bulford)出任BBC財務總監。許多熟知內情者把這視爲有些隱祕恐怖的小圈子，但霍爾對此則不以爲然。「我深信團隊的力量，這可以追溯至我初入新聞這一行時——在BBC貝爾法斯特總部以及BBC新聞節目《新聞之夜》(Newsnight)工作的那段日子——你觀看歌劇以及芭蕾舞時，能看到團隊的關鍵作用。」

這個核心小組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竭力防止出醜。在BBC這種自以爲是的主持人氾濫的媒體集團，出醜現象司空見慣；儘管霍爾不遺餘力打造BBC自己的明星，但他卻爲此制訂了更爲苛刻的條件。「明星的薪水減少了10%多。」他說。他還補充道：諸如馬克•裏朗斯(Mark Rylance)以及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這樣的明星願意降低片酬，原因是「他們對BBC節目質量和本身的口碑深信不疑」。馬克•裏朗斯與戴米恩•路易斯在最近開播的《狼廳》(Wolf Hall)中擔任主演，該部好評如潮的古裝劇改編自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兩部小說。

但險情仍時有發生。我們會談後沒幾天，BBC又全力應付主持人傑瑞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耍酒瘋而引發的連鎖反應。傑瑞米•克拉克森才華橫溢、放浪形骸，是知名度很高的《瘋狂汽車秀》(Top Gear)節目主持人，據報道他因拳揍製片人而遭停職，也許會從此捲鋪蓋走人。但觀衆的求情信源源不斷，甚至卡梅倫首相(David Cameron)本人也出面施加壓力，表示克拉克森若遭開拔，自己也會「心碎不已」。

這就引出了霍爾核心小組的另一項關鍵工作：不讓常常抱有敵意的政客插手BBC事務。在霍爾的工作安排日程中，那一週他原定要參加國會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BBC持股權的問題。BBC的高層硬著頭皮接受國會質詢的次數越發頻繁，竭力爲從員工薪酬問題到如何處理薩維爾事件辯護。

霍爾承認國會擁有質詢公款如何花掉的權利，尤其是近年BBC的表現實在差強人意。在前幾任總裁（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除外）的領導下，BBC聲名狼藉————肆意侵犯員工權益、打造IT系統勞而無功以及拐角處那幢光鮮亮麗的新辦公大樓引發的惡評。但霍爾擔心嚴格監管造成的負面影響————無論是破壞媒體的獨立性還是打擊員工計程車氣。「BBC採編的獨立性真的至關重要。」他說，「議會的監督有點像洗熱水澡，水溫越調越高，但必須保證水溫不會一下子突竄至沸點。」

另一不太關注的則是嚴格監管對BBC自信心的打擊，而霍爾辯稱自信心在任何創意機構都是至關重要的。「不能因爲出一次錯就把人全盤否定。」他激動地說道，「犯錯後，必須有勇氣承認，而且需要打造這樣的企業文化————容忍管理層從中喫一塹長一智。我記得父親常說：要保證人100%正確是荒謬絕倫的。我的天，如果能保證所做的事三分之二正確，就很不錯了。」

霍爾面臨的問題是：自己必須直面那些傲慢無理的政府部長與國會議員。隨著慘烈的大選拉開序幕，政治話題似乎一下子都冒了出來。近幾天，霍爾與其它廣播公司一起，與保守黨就大選前政黨領袖電視辯論會的轉播問題打起了口水仗。

議會掌握著BBC的未來命運。勿庸置疑，霍爾本任期內的最大挑戰是：主導BBC就續簽皇家特許證(Royal Charter)以及未來10年的公共撥款數額（每年37億英鎊）與政府進行談判。

要完成這項艱鉅任務，霍爾首先得說服質疑聲甚囂塵上的政界：即獲得公共撥款的BBC在這個媒體多樣化的時代至關重要。霍爾因最近公佈的一項特別委員會報告而倍受鼓舞，該報告透露議員們表示未來10年，電視稅（目前每年向英國所有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收取145.5英鎊的費用）應繼續收取。

我馬上對他說，打斷一下，特別委員會報告還提到可以引入用戶交費制的可能性。下院也呼籲不付電視稅的行爲不入刑————多數觀察人士認爲此動議會大幅增加逃費行爲，使整個運營模式難以爲繼。此外還有一個惱人問題：在這個節目大同小異的時代，透過電視機的天線，科技可以輕而易舉 「蠶食掉」簡單的收費制度。霍爾的對策簡單易行：觀衆須支付完電視稅後，方可鏈接BBC的數字平臺iPlayer。但在當今異常活躍的時代，我很懷疑這種銷售模式能輕易地成功。

當然，這些爭論僅是部分論據。當務之急仍是說服國會與公衆認識到：在這個受衆選擇多樣化的時代（從青少年最喜歡的You Tube影片短片到Netflix提供的即時點串流媒體服務），BBC仍然不可或缺。「我們必須應對追劇這個來勢洶洶的新生事物。」

即便如此，他仍深信不疑BBC對英國社會的巨大價值。「BBC是英國創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BBC不存在了，肯定還得另外成立出一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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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的父親是位經常出差的銀行高階主管（「我老爸爲Martin』s銀行工作，就是連續劇《爸爸的部隊》中梅因沃林上尉(Captain Mainwaring)常去的那家銀行」），他經常穿梭於英格蘭中部地區(Midlands)及西北部各個城鎮，霍爾本人的良好修養很大程度源自電視的薰陶。

「我透過觀看BBC的紀錄片瞭解二戰歷史以及邱吉爾的故事，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紀錄片《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一下子激發了我對藝術的濃厚興趣，他指的是上世紀60年代BBC拍攝的那部著名紀錄片。「在我看來，BBC一直兼具教育和啓迪之雙重功能。因爲我有這樣的成長經歷，所以我覺得公衆應該欣賞到最好的節目。」

我倆轉向BBC獨特的銷售模式這個棘手話題。出乎意料的是：當我要求霍爾隨便說出BBC製作、而其它同行難以企及的一個節目時，沒想到他爽快地答應了。他慎重回答道：「好，古裝劇《狼廳》的導演彼得•考斯明斯金(Peter Kosminsky)就曾公開說，若沒有BBC參與，投拍《狼廳》根本不可能。」

但霍爾真相信考斯明斯金的話嗎？他真認爲儘管投資巨大，天空電視臺(Sky)也永遠不會投拍《狼廳》嗎？他稍微扭了一下身軀說：「我認爲天空電視臺不會，」說完後又補充道：「你瞧，如今我這麼說了，天空電視臺聽到後肯定會說，『當然囉，我們肯定會投拍的。』」

儘管如此，霍爾還有更充足的理由。他堅持認爲：總體說來，英國廣電系統如今的「生態格局」（他如此稱謂）可以給全國觀衆提供上乘節目，理由是它能實現百花齊放。

「我們成立了行之有效的體制，重要的是不會肆意妄爲。」他說。「正因爲如此，我們英國有了電視稅模式的BBC，有了靠廣告收入支撐的英國獨立電視臺(ITV)與Channel 4頻道，也有了靠收費制好節目不斷的天空電視臺。觀衆也因此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機會，我們也擁有了全世界最棒的廣電體系。即使稍作改動，也會因小失大。」

在如今的經濟緊縮時代，上述想法是否能最終實現目前不得而知。霍爾承認，未來政府的撥款可能會削減——即便這樣做很不得人心。

儘管BBC已宣佈以傳統方式停播BBC三臺節目的計劃——這是BBC第一次裁掉旗下主要頻道（雖說在線節目仍將保留）————但霍爾認爲BBC將來不應該再作任何縮減。他指出馬克•湯普森2010年曾努力裁撤Radio 6音樂電臺而最後未能得逞。「這是他爲Radio 6所打的最漂亮的廣告。」霍爾格格笑著說，「他不能裁掉音樂電臺。聽衆也回應說，『你不能裁！』」

我倆喝完咖啡後，就把話題轉向霍爾如何引領BBC走向未來的問題。他擁有絕對權力；目前不明朗的是：在確保其政策的延續性後，他將如何使用這巨大權力？他希望以何功勳傳之後世？

霍爾希望能把BBC的節目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推出更多優秀節目以及促進全民對話。「你很難想像沒了BBC的英國會是什麼模樣，」他如此斷定道。「我希望在本人的任期內，可以打造一個信心十足與實力雄厚的BBC，製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的節目。」他說得可圈可點，但（奇怪地）感覺有些直白，與其說描繪的是雄心勃勃的遠景規劃，倒不如說是冠冕堂皇的目標。

說完這，我倆就決定分道揚鑣。霍爾最後瞥了一眼他最喜歡的三明治小店，然後穿過大門，輕鬆自如地回到BBC總部大樓，一切顯得那麼遊刃有餘。

有些人建議BBC應該變成Netflix這樣的影片流服務商，藉助用戶交費發展自己。諸位如果是BBC掌門人，會以何種模式的電影片道與廣播電臺服務大衆？

喬納森•福特是《金融時報》商界領袖撰稿人

圖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The Riding House Café餐廳位於倫敦Great Titchfield Street街43-51號，郵政方位：W1W 7PQ

加煙燻鱈魚的印度燴飯、半熟雞蛋以及豌豆苗：13.50 英鎊

加入紅咖哩與香菜的油炸三文魚拌香脆面：17.50英鎊

兩杯Virgin Mary雞尾酒：9英鎊

美式咖啡：2.75 英鎊

過濾式咖啡：2.60 英鎊

總計（包括小費）：51.02 英鎊

譯者/常和

何家弘教授(He Jiahong)向中國人民大學學生(Renmin University)及政府官員講授刑法與反腐調查技術手段。與我共進午餐前，他邀我先參加他主持的一場研討會。在會議室正中央桌子端坐的還有英國最高法院(UK Supreme Court)大法官圖爾森(Lord Justice Toulson)以及其他三位到訪的英國法律專家，他們正就司法程式與10多位中國法律專家交換意見看法。他們身後則擺放了好幾排課桌，坐滿了旁聽的學生。

今年61歲的何家弘身穿黑色襯衣與黑色毛衣，繫着紅領帶，儘管說話細聲細語，但鎮定自若的神情及適度的幽默左右著聽衆的注意力。

何家弘常在中國國家媒體擔任評論員，也是國際法律會議的常客，作爲鼓吹司法改革的律師，他的另一知名身份是五部通俗犯罪懸疑小說的創作者，它們如今已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及義大利語正式出版。

這個雙重身份（律師與作家合二爲一）道出了何家弘最愛說的一句俏皮話的緣由，他在研討會上與午餐期間不斷說：「我不但是法律專家，而且是小說家，所以自己不時會迸出新奇的法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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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直到中午才結束，我倆離開法學院，直奔隔壁大樓的校園餐廳。今天天氣很冷，卻是晴空萬里，陣陣新鮮空氣沁人心脾、讓人心曠神怡。儘管兩座大樓都有十字轉門「把守」，但本人並無出入證——今天一大早，一位清潔工偷偷把我放進了人大——所以當這位知名法律專家暗示如果我們兩人一起緊挨著同步快速移動、只刷他的員工卡就能進去時，我驚愕但又愉快地接受了。儘管出入口擠滿了老師與學生，但大家對這種明知故犯的舉動似乎都不以爲然。

進到飯堂後，何教授把飯卡遞給收銀員，還沒等我提出異議，兩份自助餐的錢就已自動扣除。現在是中午12:15，整個飯堂里人滿爲患——多達2.5萬多學生。人大是北京規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高校之一。

我倆快速掃了一眼一份已喫完的自助餐，然後在人聲鼎沸中走向一張餐桌。幸運的是，我與何教授點的飯菜大同小異——我倆都要了白菜與蔬菜的燴菜、饅頭以及一小碗糙米粥（而不是飲料）——此外我選了牛排與麪條，而何教授要了一份魚和米飯。

何教授如今是中國兩場最激烈論戰的核心人物：如何打擊腐敗及推進法治，所以我急於想把話題轉向中共當前以及未來的反腐運動上來。

「在中國某些省份及某些產業，幾乎無官不貪。」聊起他2006年從人民大學借調至最高人民檢察院(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瀆職侵權檢察廳(the Department of Dereliction of Duty and Infringement of Human Rights)擔任副廳長時，他這樣說道。「基於那段工作經歷，我提出了對全部貪腐官員進行所謂特赦的觀點。」2008年，在爲《法制日報》(Legal Daily)撰寫的系列文章中，何家弘教授率先提出特赦觀點，一經提出，立即引發激烈爭議。「有些政府官員對我說，『您壓根不懂政治，您可以公然談論，但我們不能真正付諸實施，因爲此決定的政治風險極大。』」

勿庸置疑，特赦腐敗份子會帶來很大的政治風險。習近平(Xi Jinping)擔任總書記（2012年）以及國家主席（2013年）後，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大得人心，但何家弘擔心中共此舉治標不治本。他提議：政府官員用支援財產公開的「陽光法案」來換取既往不咎。「本人認爲，真正的障礙是太多政府官員擁有太多不宜申報的財產。」

儘管如此，中共似乎仍在全力以赴打擊腐敗：據中紀委(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統計，去年全年遭到懲處的官員數同比增加了30%，達23.2萬人；除了大量低級別「蒼蠅」外，查處的官員還包括了數量空前的「大老虎」，其中就有中共負責國內安全事務的前領導人周永康(Zhou Yongkang)。「中共領導層透過查處更多高官貪腐案件，以期向人民交出滿意答卷，」何家弘說。「但是，相比體制改革，打擊『蒼蠅老虎』則要容易很多。」

我倆一直用英語進行交談——初次見面時，我曾用普通話稱呼何家弘，自以爲對方可能更喜歡用漢語母語交談，而非英語；但每次見面，他直接用字正腔圓的英語與我交流，真是羞煞我也！

儘管20多年前他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位於芝加哥附近）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卻並未選擇在國外定居，但他每年定期會花幾周甚至幾個月時間去外國大學講學（通常用英語）。他列舉了近年來去過的好幾個城市——辛辛那提、杜拜以及日本名古屋等，他曾在這些城市舉辦過法律與自己所寫小說的相關講座。他最初定於1990年去西北大學攻讀法律，這是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一個資助項目，但受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留學差點被攪黃。兩年後，他終於成行，去西北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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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1953年出生於北京，13年後，毛澤東(Mao Zedong)發動的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讓全國陷入瘋狂，此時的他正上中學。與許多同齡人一樣，他也被「下放」到農村，最終去了冰天雪地的東北國營農場勞動。在國營農場擔任拖拉機手與教師的經歷，是他《洪鈞律師推理小說》(Hong Jun novels)四部曲首部小說的靈感源泉與故事發生地。他的首部漢語版小說出版於1994年；隨後對整個系列作品進行修改後，於2012年出版了英文版的《洪律師推理小說》系列。（洪鈞的簡歷與他的創作者何家弘一樣，同樣有在人民大學及西北大學主修法律的經歷。）

「我當時自願下到農村鍛鍊，因爲自己覺得這是我們那一代年輕人的使命。」何家弘回憶道，「我當時篤信共產主義，認爲它也是全人類的美好理想，而且自以爲透過共同努力，一定能實現共產主義。」

1971年，毛澤東的法定繼承人林彪(Lin Biao)逃亡外國時墜機身亡，隨後遭到全盤清算。何家弘的烏托邦理想開始破滅。「我當時無法對任何人言表，但自我感覺遭到了政客們的愚弄。」他這樣解釋道，「林彪曾是萬衆景仰的偶像，但官方控訴他背叛了國家，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我對此感覺很茫然。」

整個上世紀70年代，因爲他家的階級成分不好——他祖父曾是國民黨將軍，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於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他費盡周折獲得組織批准，最終回到北京並上了大學。「我祖父是很正直的官員，」他回憶道。「但在文革期間，年紀輕輕的我無法理解這一切。祖父被逼去掃馬路，因此我以他爲恥，經常不願去看望他。」他說自己後來與祖父重歸於好。

1977年，他最終獲批迴到北京。當時已是24歲的他在北京某建築公司當上了一名管道工，他一直對文學很感興趣，憧憬能創作一部鴻篇鉅作。他說自己因成分不佳被大學拒之門外時，曾一度把寫作視爲「證明自身聰明才智」的方式。

但幾年後，他的命運出現了轉機，只不過這次是他女友（如今是他妻子）的緣故。來自醫學世家的她在建築公司的門診室上班，對方全家認爲懷揣文學夢的管道工並不適合做他們家的女婿。

女友全家說：他只有透過高考，纔會接納他。當時的高考向所有人開放，並不用考慮考生的政治背景。但這絕非易事，尤其在1979年，因爲因文革而中斷學業的所有學生將同堂競技。

「參加高考前，我滿腦子想的只是如何實現自己的作家夢，」他這樣回憶道。「但經過一整夜的思想鬥爭，我下定決心，願爲愛情搏一把，去參加高考。幸運的是，我透過了高考，最終得到了女友全家的首肯。」他們夫妻倆最近剛剛舉辦了34週年婚慶，夫妻倆育有一女（其專業是競爭法），而且有了一個孫子。

何家弘人生的第二次轉運是人民大學的招生老師把他這位26歲的大一新生轉到了法律系——他的數學成績並不好，不適合自己最初選擇的經濟學。然而，「自己越學法律，越意識到它對中國的重要性，」他這樣回憶道。「我的一位同學（對方深知我喜歡文學）說中國需要更多的法律專家，而非小說家。」

在西北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並獲得人民大學法學院的教職崗位後，何家弘才猛然覺得自己在教學（純屬歪打正著學習法學專業）之餘，可以重新實現自己的文學夢。他說自己走上文學創作，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斯考特•杜羅(Scott Turow)的啓發，杜羅既是美國檢察官，又創作了《無罪證人》(Presumed Innocent, 1987)與《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 1990)等法律驚悚小說。

「初看那些書名時，以爲是法律專業書籍，但實際上是小說，由此自己也萌生了寫作念頭，」何家弘說，此外，他還是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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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聊了一個多小時，我的餐盤已被掃光，而何家弘盤子裏還留了一片沒喫掉的蔫白菜葉。飯菜雖說不上豐盛，但味道很可口，再說，本人更關注何家弘的人生故事。

教職員工用完餐後陸續離開，原先熙熙攘攘的飯堂漸漸安靜了下來，沒想到此時飯堂員工來到大廳用餐，頓時又熱鬧了起來。幾位男廚師坐到我們旁邊，大聲逗弄不遠處一張餐桌的幾位女服務員。隨著飯堂員工陸續離開，飯堂再次沉靜下來。一位員工飛快地關掉了飯堂的所有燈後，飯堂頓時「黑作一團」，我倆總算明白了對方盡在不言中的意思。

於是我與何家弘前往他那間堆滿各種書籍的小辦公室，爲的是能再聊一會兒。這一次，我倆還是緊挨著同步透過十字轉門。但他先得給女兒打個電話，因爲他答應下午見她。

何家弘的辦公桌很整潔，但摞著高高的書與論文；我坐定後，發現竟然瞧不見他的臉，所以只得把椅子挪至他那一邊，以便就腐敗與司法改革繼續交談。儘管他提出特赦與個人資產披露法相結合的想法在中共看來實屬冒進，但他承認自己並非激進分子。正如他作品中志同道合的同仁洪鈞經常透過爭取中共黨內清官的支援、抓捕那些害羣之馬，在中國法院系統內力所能及地爲當事人伸張正義，何家弘相信循序漸進的法治建設能幫助中國成爲更爲公正、更爲民主的社會。

「我們無法在一夜之間實現所謂的西方民主，那樣的話，對中國人民而言將是個災難，」他這樣說道。他隨後提到了中共去年反覆重申的莊嚴承諾——防止地方政府官員干涉法院判案。「中共會率先啓動司法改革，我覺得這是正道。我們需要用政務更加公開透明來限制官員手中的權力。」他說。

許多人認爲：中國所謂的司法改革動機存疑，實際上是中共領導層加強控制本國法院的舉措。我向何家弘說出了上述觀點，他本人也是全中國8700萬黨員的一分子，儘管算不上積極分子。

「中共是執政黨，」他說，並指出中國憲法賦予了中共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導地位」。「憲法與所有法律都代表了黨的意志，但憲法與法律一經透過，包括領導人在內的全體人民都應該遵守。這就是法治。」

「法治建設將是個長期過程，」他又補充道。「中國努力建立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只有30多年時間。你知道，要徹底改變公檢法的思維方式，我們還任重而道遠。」

說到法制建設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這個份上，我明白該是結束本次訪談的時間了。時間已是2點多，我倆都還得趕回去上班。我對何教授說就此別過，不必相送。

下了樓，我才意識到自己又把過十字轉門以及進出校門的規定這檔子事忘得一乾二淨。我等了一會兒，才找到願意帶我出校門的人。

米強是《金融時報》駐北京站記者

插圖由洛克•沃勒(Luke Waller)提供。

譯者/常和

我及時趕到Brasserie Zédel酒館，約好與斯蒂芬•沃爾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下午一點共進午餐，卻發現他早已坐在長條軟座上等候，餐館裏的餐桌擺放得滿滿當當。這位退休外交官握著我的手說：「感謝上帝，你今天沒系領帶。我也解了它，系它只是應酬您的午餐會。」說完，就趕忙解下自己的鮮紅色領帶，然後在我對面坐了下來。他今天內穿白襯衣，外穿藍色夾克。「系領帶感覺特不爽，是吧？」他說，然後我倆就聊起儘管難受之極、但男士仍堅持系它的原因。「我上班那陣子，要求穿制服，」他對我說。「所以我只得如此。」

脫掉壓抑的制服，可以說是斯蒂芬爵士一生的一個主題。縱觀他的職業生涯，多數時間是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外交官——外交生涯的頂峯是上世紀90年代擔任英國駐歐盟大使、而後又擔任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歐洲事務首席顧問。2004年卸任公職後，成爲時任西敏寺大主教科爾馬克•墨菲-奧康納(Cormac Murphy-O'Connor)的高級政策顧問。但是，剛過花甲之年不久，他就決心不再篤信上帝。差不多同時，他告知自己妻兒自己是同性戀者。如今的他積極爲同性戀者的權利奔走疾呼。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真正恢復自我的天主教徒」。退休後，他又擯棄自己了的外交中立立場，積極主張英國應繼續留在歐盟內。

總而言之，所有這一切聽起來像是他正經歷嚴重的中年危機。但坐在我對面的這個人，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與我2000年在唐寧街首相府(Downing Street)初次結識的那位沉穩外交官並無二致。當時的他簡要給我介紹了歐盟尼斯(Nice)峯會前英國秉持的談判立場。如今的他已68歲，卻一點不顯老，留著平頭短白髮，依然戴著那副學者派頭的眼鏡，仍是昔日那位無可挑剔的政府官員——才思敏捷、剖析問題既迅速又全面，充滿了冷幽默。然而，除了公職領域之外，斯蒂芬•沃爾爵士遠比表象有內涵。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史蒂芬是優秀的職業外交官……但從深層次看，他情感豐富、觀點全面以及洞察力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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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務員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他們往往非常儉樸。史蒂芬選中的這家Brasserie Zédel餐館當然不會豪華，儘管它屬於歐式風格（很合適）。它離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很近，開在地下室裏，店面很大，人頭攢動，採用19世紀末的裝飾風格（大理石柱子、大面鏡子以及大量使用鍍金料），裏面的餐桌擺得滿滿當當。所有的指示牌都用法語標示（如廁所門就標著「toilette」字樣），此舉稍顯做作，但聽到我們鄰桌的一對夫婦正用法語交談，這就增添了一絲真實感。

史蒂芬選了非常便宜的客飯（只有8.95英鎊），並一再向我保證這並非客氣——因爲它的模樣讓人垂涎欲滴。我也認可，於是我倆都先點了蘿蔔絲，主菜則點了牛肉餅與炸薯條。如今的倫敦，平時上班在外喫午餐，往往會喝點葡萄酒，當服務員問我們是否需要時，我倆都婉拒，並表示歉意，只是決定改點純淨水。剛點完菜，蘿蔔絲就端上了桌（快得出乎意料），但用純正檸檬汁調出的味道美味可口。

這次午餐會，我預料我們的談話將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國際事務，一是個人私隱。我倆先從國際事務聊起。史蒂芬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歐盟努力實現英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英國似乎卻在脫離歐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問他是否憂心忡忡，他溫和地回答道的確如此。與諸多富有經驗的觀察人士一樣，他認爲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提出的要求近乎無理——尤其是要求歐盟就公民自由流動修改相關法律。

此類問題早有先例。上世紀90年代，史蒂芬效力的首相是約翰•梅傑(John Major)，梅傑不斷受到自己所在保守黨的攻擊，指責其對歐洲不夠強硬——尤其指責他1992年簽訂了旨在實現歐盟貨幣一體化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史蒂芬爵士認爲卡梅倫目前陷入了尷尬境地。「他們那一代年輕人在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遇刺後，成爲其忠實門徒，並把全力反對馬約視作忠心不已的標誌——對撒切爾夫人死心塌地。但我認爲與歷任首相一樣，卡梅倫也清楚英國一旦脫離歐盟，就不再是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

當然，英國的歐洲懷疑情結由來已久。史蒂芬擔任英國駐歐盟大使時，曾一度接到指示，要求他否決每項歐盟決議——旨在報復1996年歐盟在英國爆發瘋牛病後禁止其牛肉出口的決定。史蒂芬儘管認爲該命令站不住腳，但仍忠實照辦。他深思後說道，這種務實做法導致「政客相當程度地蔑視公務員……因爲英國本質上是唯利是圖的國家。」

我問他作爲鐵桿挺歐派，是否對英國政府的恐歐論心灰意冷，是否曾考慮過辭職。這樣的事，他只能想到曾經發生過一回：就是在英國爆發瘋牛病期間，政府似乎考慮拒交應承擔的歐盟預算份額——這種做法肯定是不合法規。史蒂芬電告其上司，如果當局要求他公然違反歐盟法律，他只能選擇辭職。幾周後，英國政府告訴他已有了更妥善的解決辦法，儘管他一如既往謙稱自己很清楚政府的最終決定與自己的抗爭毫不相干。

我問他有過啥遺憾？與諸多感同身受的政客及官員一樣，史蒂芬爵士的思緒也轉向2003年美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我一直後悔自己沒有面諫布萊爾發動伊戰是個錯誤。我曾對別的官員說過，但我沒有就此事面諫他。並非我能未卜先知……而是我總認爲戰爭應是最後的不得已選擇……退一步說，發動伊戰的法律依據根本站不住腳。」

關於國際政治，我倆聊得既愜意、話題轉換又快——因爲我倆不時從歐盟轉向以色列、南非以及俄羅斯。「普丁無疑是在不斷突破界限，」他認真說道。「大家都覺得他不會傻到在波羅的海國家犯渾，但他或許真可能這麼做。」我倆都把牛肉餅喫到一半時，我適時問他私生活方面的巨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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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期的澳洲同性戀雜誌《DNA》上，史蒂芬爵士談及自己的第一次同性戀經歷，當時他只有10歲，就讀於Douai天主教寄宿學校。事情敗露後成爲千夫所指（「本人成爲學校的棄兒」），自己也自覺羞愧難當，於是幾十年來一直深藏自己的性取向。直至他將近四十歲時（當時他已娶妻生子），才完全確認自己是同性戀者。20多年後，直到妻子凱瑟琳(Catharine)發現他偷藏有同性戀雜誌，他才最終向家人承認出櫃。

我問他：如果妻子沒有發現那些雜誌，這輩子是否會一直嚴守這個祕密？史蒂芬爵士搖搖頭，並說自己內心的煎熬與日俱增，不可能永遠祕而不宣。「我越發感覺痛苦，並非由於遭受性挫折感，而是感覺這是自己人生極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對此也無法再掩耳盜鈴……凱瑟琳事後對我說，『我一直覺得有些不對勁，因爲感覺你越來越悶悶不樂，但我搞不清楚你內心的糾結是什麼。』」我問：難道你妻子真一點都沒覺察出你是個同性戀者？他搖搖頭說：「沒有，我覺得她沒覺察。」

他說自己與妻子「都希望繼續維繫這段婚姻，但難度實在太大，因爲我想公開自己的性取向，很顯然，這是很痛苦的抉擇。」他倆目前正在辦理離婚手續。儘管如此，他仍堅稱自己公開這個祕密後感覺如釋重負（「平生第一次陶醉於自己的肉體，」他在《DNA》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最大的慰藉來自35歲兒子馬修的反應。「他完全支援我的決定……有趣的是，儘管他一想起我和他媽媽離婚很是難受，但我出櫃後，他顯得很泰然。」

過去的年輕人對此往往會耿耿於懷。英國法律早在1967年就實現了同性戀關係合法化，當時史蒂芬爵士已經20歲，「但如果公開出櫃，自己就不可能進外交部(Foreign Office)工作，」他這樣解釋道。「當初接受當面審查時，我曾被問及此問題：『有無同性戀經歷？』我回答道，『我10歲時發生過』，我是實話實說，但考官們微微一笑，說那不算什麼……最後在我臨近退休之際，我又被要求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後，對方只是說，『哦，同性戀不算啥問題。』」他皺著眉說道。「但也從沒人告訴過我：這真不是個問題的原因是本人並非同性戀、還是他們壓根就不在乎？」

但政府對同性戀的立場還未徹底轉過來。史蒂芬爵士認爲上世紀90年代中葉，自己要是公開出櫃，政府就不可能提名他出任英國駐歐盟大使，因爲當時政府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改變不大。我問他如今是否已今非昔比。他點頭說：「我敢肯定情況已大不一樣。」他願意談論自己的同性戀經歷的一個原因是希望助推政府態度的轉變。他最後的工作（從2010年直至去年）是擔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董會主席，讓他驚詫與感動的是：他公開出櫃後，很多同性戀學生對他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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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爲史蒂芬爵士放棄宗教信仰與其出櫃密不可分，但他一再向我強調事實並非如此。他說，自己放棄宗教信仰一事發生在前，「與出櫃毫不相干，但主因是自己不再篤信上帝。若真篤信上帝，則當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不容易，因爲得遵守太多清規戒律；但反之則更難。」我不知這是否屬玩笑之舉。

我問他爲何不再篤信上帝？

「我坦承，誘因是拜讀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大作《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並非他道出了我自己未曾想到的原由，而是因爲他說出了我自己不願思考的內容，千真萬確。我當時就想，『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句真心話，自己已不信上帝。』」

但隨著我倆談話不斷深入，很顯然他對天主教的保留看法早已有之：「我五歲時就第一次坦承自己不信上帝……天主教如果希望教化信衆，就應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但事實上它沒做到。這套體系並非建立於理性、成人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負罪感與寬恕的基礎上。這就好比崇尚強硬手段與懷柔警察之間的區別。」

我倆的談話因服務員的到來而暫時中斷。我問他要咖啡還是甜點？史蒂芬爵士堅持喫套餐包含的甜點，於是我給他點了鮮果撻。我自己則決定放縱一把（愧疚之至，敬請寬恕），於是在自選菜單中點了奶油布丁。

我倆每人要了一壺咖啡後，史蒂芬爵士又回到剛纔的話題。他回憶說自己兒子六歲時，「每週六送他上天主教的教義問答課，有一天他回來後，看見他筆記本里寫了這樣一段話（很顯然是老師的授意），『親愛的老爸，原諒我，因爲我罪孽深重。』讀到這，我就對凱瑟琳說（因爲她是不可知論者），『說句心裏話，我寧願兒子不信教，也不希望他再遭這份罪。』」但史蒂芬又補充道：但事後馬修告訴他想去參加King』s Canterbury（一家英國聖公會寄宿學校）的彌撒後，他又轉憂爲喜——因爲沒想到馬修這樣對他說：「老爸，我去過教會各種活動，而彌撒耗時最短。」

我納悶史蒂芬的天主教義是否參摻雜了他對待歐盟的態度，同時我又想驗證自己的觀點：即英國天主教徒通常更易於接受歐洲統一的理念，原因是他們的信仰生來更具國際視野。但史蒂芬爵士指出，英國國內包括保守黨議員比爾•凱希爵士(Sir Bill Cash)與伊恩•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在內的疑歐派重量級人物都是天主教徒，算是委婉地駁斥了我的上述觀點。但是，他的確認爲英國的疑歐論思想或許可以一直追溯至16-17世紀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期。「科爾馬克•墨菲-奧康納大主教過去常調侃，『只要不把成立歐盟的條約稱爲《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情況可能會好得多（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梵蒂岡便位於羅馬——譯者注）』。我覺得疑歐論者的『徹底否定天主教會』的說法，言下之意是反對歐洲大陸對英國國家利益的侵犯，而宗教改革運動就是政治上的反制行爲……就這個意思。」

史蒂芬爵士因職業原因，對歐洲事務仍存有興趣。他正爲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撰寫英國參與歐盟的官方歷史，作爲去各個學校做報告的常客，他仍在測驗英國國民對待歐盟的態度。他的開場白通常是問濟濟一堂的優秀學生：「如果明天公投決定英國在歐盟的去留問題，那麼諸位會如何做？「多數學生表示將投票贊成英國留在歐盟內。」他認爲學生認同『自己對所謂歐洲有幫助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道義』的說法。」而後又補充說，「我認爲學生們並不憂慮所謂的英國主權削弱問題，而這正是挺歐派與疑歐派爭論的內容。」

我倆聊了差不多快2個小時。我支付少得可憐的餐費時，突然覺得他與平時不時哀嘆「現今年輕人」的那位退休要員大相徑庭。相反，在他關注的諸多大事（歐洲問題、宗教信仰以及同性戀者權利）上，史蒂芬爵士如今覺得，對他來說，年輕人沒有上述的「煩惱」，既是寬慰，也是激勵。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時報》外交事務首席專欄作家

譯者/常和

「您要雞肉還是牛肉？」

在理查德•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瀏覽菜單之餘，維珍航空(Virgin Atlantic)送餐空乘人員的口頭禪不禁脫出而出。這位集慈善、企業家與冒險家於一身的名人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徑直告訴我自己九個月前就已不喫牛肉，原因是他拜讀了養牛業對熱帶雨林造成危害的相關文章。「我發現不喫它絲毫沒影響，」他這樣答覆道。

Locanda Verde餐廳肉食爲主的菜單倒沒有這種憂慮，但我放棄了點韃靼牛扒的想法，轉而尋找既能滿足本人胃口又能滿足對方良心的菜。這家向陽餐廳由大廚安德魯•卡梅里尼(Andrew Carmellini)在羅伯特•德尼羅(RobertDe Niro)名下的格林尼治酒店(Greenwich Hotel)內開設，屬於紐約翠貝卡區(Tribeca)磚裸露型建築風格，開張五年後依然很具時尚感。布蘭森走向餐桌時，還與名模及電視時尚秀評委海迪•克盧姆(Heidi Klum)搭訕了幾句。

布蘭森先前從未在此用過餐——選在哪兒用餐他完全聽之任之——對於這位以奢侈享樂型大腕來說，美食帶給他的樂趣似乎微不足道。「我很幸運娶了位好老婆，她是很棒的廚師，」他平靜說道，「但我對喫從不挑剔。」

服務員來到我們身邊後，布蘭森點了拌有菜花、葡萄乾以及義大利乳清乾酪的管狀麪條casarecce，主菜則點了蒜味雞（還點了菠菜及烤土豆）。一想起養牛業危及熱帶雨林的事，本人就點了醃甜菜沙拉作爲自己的頭道菜，而後眼睛一下子瞄上了大比目魚。2011年，布蘭森加入Ocean Elders後，把拯救海洋加進了自己的人生規劃中。Ocean Elders這家對話組織名人薈萃，其中包括了約旦王后努爾(Noor)及CNN創辦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我問他大海中大比目魚的數量如今是否屬可持續循環狀態。

「我覺得大比目魚實現了良性循環，」他的話打消了我的疑慮。他沒點葡萄酒，相反，只要求在純淨水中加點橘子汁。我則點了蘇打水，絲毫沒有通盤考慮瓶裝水對環境的消極影響。

我們的午餐會恰巧在布蘭森一週典型行程之中——他先到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參加維珍聯合基金(Virgin Unite)的會議；而後轉場多倫多、參加維珍移動公司(Virgin Mobile)爲加拿大無家可歸者創辦的培訓班；如今則身處紐約，舉辦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新聞發佈會。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包括了九名前世界領袖，支援毒品使用非入刑化。

接下來他將趕赴華盛頓，參加支援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的早餐會，然後直奔費城附近的「離心機吊艙」休整，爲維珍銀河(Virgin Galactic)期待已久的亞軌道太空飛行之旅養精蓄銳，他把它譽爲「全球首條商業太空遊線路」。在這些公開活動期間，他還將擠出時間打理自己五花八門的業務——航空公司、鐵路運營公司、體育館、移動公司業務、電臺、音樂節以及銀行，福布斯(Forbes)預計它們總共給他帶來約5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

在私底下，布蘭森這個愛出風頭者卻顯得靦腆。他滿頭銀金色頭髮，訪談期間，幾乎不抬頭與我進行眼神交流。他身穿黑色運動夾克，並解開了兩粒襯衣紐扣，手腕袖口的扣子也沒繫上，介紹自己的下一場冒險活動時，手中不時擺弄著鋼筆。

他在熱氣球、高速快艇等驚險運動中算是出盡了風頭。但今年64歲的他知道太空之行會讓身體承受完全不同的壓力。「速度從零飈升至每小時3500英里，只需8秒時間，」他說。達到4.5倍重力時，「身體就能明顯感覺到。」

他親身體驗太空人所言「從太空俯瞰地球」的夢想已推遲了近七年時間，如今他最樂觀的估計是明年三月實現夢想，屆時他與自己29歲的兒子山姆將從新墨西哥州的「太空船發射場」升空。

布蘭森正和自己的富豪朋友、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s)創辦人馬一龍(Elon Musk)及谷歌創辦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展開太空遊競賽。（布蘭森在維爾京羣島內克島的別墅爲佩奇主持了婚禮，而馬一龍如今與他比鄰而居。）自從1969年觀看了人類首次登月的壯舉後，他一直夢想能造出火箭，但他堅持認爲彼此之間的太空行競爭根本不是富豪們乾的無厘頭事。

「太空遊公司將成爲我們最重要的公司，」他對我說。「因爲我們是全球唯一開發太空遊的私企，接下來的幾個月，它顯然會對維珍旗下每家公司產生所謂的光環效應(halo effect)。」

他公司的經營範圍從熱氣球旅行、淨水器到臍帶血銀行，可謂一應俱全。服務員端來一小瓶橘子汁以及兩片佛卡夏麪包(focaccia)時，我問布蘭森（他的熱情似乎源源不斷）他對啥行當拒之門外。

他承認自己不擅長說「不」。「我有時把這歸因於自己從未上過大學。我們正在試水鐵路經營、手機業務以及太空業務，」他說，「還要大肆進軍非贏利行業。」

他只否決以下想法：如果它「不能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做起來毫無樂趣、或是做起來彆扭難受，」他一邊輕咬佛卡夏麪包，一邊解釋道。比方說，自己將來不會生產大麻捲菸(Virgin spliffs)，儘管他的一項任務就是敦促政府終結50年的禁毒運動（他認爲該項運動完全失敗）。「作爲生意人，如果我的一家公司已失敗經營了50年，那麼我49年前就會把它關停掉，」他用誇張的手勢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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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我倆點的頭道菜都端了上來——熱氣騰騰的一盤意大利麪端到了布蘭森面前，而放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碗切成紫色及黃色條紋截面的鮮亮甜菜，但味道卻實在不敢恭維。他用叉子叉了塊菜花，直說好喫。

他果斷放棄經營獨立唱片公司，轉而叫板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但維珍的最新計劃還是進軍自己懵懂的行業，但他自認爲能更上一層樓。

他正在建造兩艘巨型遊船，以「驗證是否能夠吸引像本人一樣從未坐過遊船的乘客」。對於進軍自己知之甚少的行業，他顯得無所謂，他說：「經營公司的關鍵是善於傾聽。」

他認爲遊船業的經營狀況很糟糕，這與他上世紀80年代時進軍航空業時的狀況如出一轍。我說自己清晰記得首次乘坐維珍航空航班的情況，當時票價便宜、空姐逗趣以及冰淇淋免費。我就是在其中一趟維珍航班上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但是，9.11恐怖事件發生後，乘客禁帶塑膠刀登機和運營費用高企，維珍航空是否失去了自己與衆不同的經營特色？

「我對此一直憂心忡忡，」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他堅持認爲：自維珍航空從一架飛機起家以來，給乘客的服務水準始終沒有下降，但他也坦承「其它航空公司也在努力迎頭趕上」。他說，維珍航空一直等待新機羣的交付已有五年時間，而迄今只有一架波音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交付運營。「全部機組運營後，航空經營理念將爲之大變。」

維珍航空從來不是布蘭森集團最爲贏利的下屬公司（自萊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發明飛機以來，全行業的財務記錄一直驕人，這完全在意料之中）。去年，維珍航空的虧損額下降了一半，降至5100萬英鎊，而高階主管們說今年將成功扭虧爲贏。但維珍集團旗下節稅型股份公司的確切數目一直是個謎，但布蘭森本人宣稱集團實力屬「史上最爲雄厚階段」——「現金充裕」、無任何外債。

集團還有引以爲傲的商業模式——把現金更爲審慎地到處投向需要的行業，而不是打造自己的品牌。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如今擁有維珍航空49%的股權，布蘭森已把自己在維珍媒體(Virgin Media)的少量股權變現，他的很多公司都由其他投資者控股，維珍坐收品牌授權費用。

這種模式讓布蘭森在降低風險的同時，能實現異乎尋常的多樣化經營。因此，儘管兩艘遊船的造價高達20億美元，「但集團會引進其他投資夥伴，」他說。維珍集團預計2012年公司「全球品牌授權收入」高達150億美元，但到底有多少份額真正迴流維珍集團卻不得而知。

未來幾個月，維珍集團旗下將有兩家分公司上市，屆時集團的財務狀況有望大爲改善。總部位於英國的金融服務公司維珍理財(Virgin Money)計劃在倫敦上市，有望籌措1.5億英鎊資金；而總部位於美國的低票價航空公司維珍美國(Virgin America)也已向紐交所遞交IPO申請書。維珍美國的總估值爲10億美元，布蘭森擁有其22%的股權。但布蘭森這次學精了，不願就此發表任何評論。

儘管布蘭森在推銷帶有維珍品牌的公司時頻現身影，但他花在自己生意上的時間遠少於慈善事業以及個人追求。他把喫了一半的頭道菜推到一邊後，再次把筆握於手中，然後說自己的行事訣竅與選用餐地點一樣，就是做甩手掌櫃。

「我20出頭時，就學會了此道，這讓我能夠盡情享受生活，」他說道。布蘭森的生活——在加勒比海島上建寓所、玩風箏衝浪、時不時試圖打破世界紀錄（他目前保有四項世界紀錄，其中包括了駕衝浪風箏橫越英吉利海峽的最年長者紀錄）——也是他逍遙自在性格的重要內容。

今年九月，他對員工說可以休隨意時間的年假，但同時又告誡他們：首先應該「100%自信自身及團隊在每個項目上都已做到最好」。布蘭森說自己這幾年裏一直延長休假時間，每天只花2、3小時於工作，但把權力下放，「以便有更多時間栽培孩子」。

他剛在內克島上爲自己兒子（山姆和霍利）建好了新別墅，而這兩個兒子也都即將爲人父（霍利即將出生的孩子是雙胞胎），而且他們越來越成爲布蘭森慈善事業、冒險以及公司經營的左膀右臂。

「他們希望能證明自己的能力，」他對我說，並提及了霍利的學醫經歷以及山姆的電影出品公司，但兩者都曾公開說將來要「承繼父業」。

「我覺得公司會因新人而獲得長遠發展——尤其是家庭型企業——而且山姆和霍利都比我更年輕有爲，」他說。從他17歲創業到現在，從他最新創辦面向年輕人的《學生》雜誌(Student)，時光迄今已流轉了46年。

「這都是老黃曆的事了，但顯而易見，我希望20年後……」他聲音漸漸變小，暗示衣鉢會一代代傳下去。他希望維珍能和蘋果(Apple)一樣，成爲「受人尊重的國際知名品牌，希望能長久存在下去」。

他沒有答覆的問題是：兒子們是否能夠成功維繫維珍這種多樣化經營的集團、而它的創辦人已在所有業務上都已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似乎透過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各種不同業務成功組合？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他請求離席——「本人得去趟廁所！」——他走後，其中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提醒我採訪時間還剩10分鐘，他還得赴下場訪談。

我倆已聊了有一小時，但我們點的主菜還未見蹤影。我焦急地叫來服務員，催要所點主菜及買單。服務員臉色煞白，一溜煙跑向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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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森也許是英國知名度最高的生意人，但他回席時，我就媒體頭版頭條痛批他搬至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羣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定居一事發問。去年，他賣掉了自己在牛津郡(Oxfordshire)的寓所，轉而定居維爾京羣島。他辯稱這純屬私人決定。「如果諸位造訪我在內克島的別墅，就會明白那是個相當宜居之處，」他這樣說道。「政府機構若覺得應該修改相關規定，應主動去做。」

採訪時間已經倒計時，我倆的主菜總算來了——端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盤油光澄亮的黃色大比目魚，而他的則是一大盤脆皮雞肉。他抱怨道：「我就是反感美國人的超大菜量。」

正當我品嚐上面灑有茴香細末的奶油土豆泥，突然意識到布蘭森這位完美的品牌宣傳者不知何故未曾提及自己的新書，而它正是我倆這次訪談的由頭。我問他爲何寫《維珍之路》(The Virgin Way)，這是他寫的第七本書。

「如果生活得美滿幸福，我就真心覺得把心得傳給後人很重要，」他說。患閱讀困難症的布蘭森也坦承自己很少讀管理類書籍。「我至今仍覺得最佳方法是甩開膀子實幹、而不是博覽羣書，」他這樣解釋道，呵呵，這樣的回答可不太利於他的圖書銷售。

維珍出版社(Virgin Books)是維珍集團網站上列出的50多家下屬公司中的一家。我不知道他的書的有些章節是否像他的林林總總的下屬公司一樣需要清理。「把進展不順利的業務裁減掉，我很不擅長，」他坦承道，他的回答等於否定了他先前對自己的評價——把禁毒運動消除在萌芽狀態。

他列舉了維珍音樂大賣場(Virgin Megastores)的例子，這是他這麼多年來仍執著堅持的行當。但他又推出了幾個引人注目的維珍品牌（從維珍婚禮(Virgin Brides)到維珍可樂(Virgin Cola)），但有些出師不利後，便悄然偃旗息鼓了。上個月，他關閉了在英國境內運營的短途航空公司「小紅線」(Little Red)。

布蘭林把這次失敗稱之爲「真正創業者」的奮鬥內容，並說「只要捨得花錢」，就不會影響到維珍的品牌信譽。但創業近半個世紀後，他已沒有重頭再來的雄心。因此，甚至表面看似大手筆的投資都會引進外部資金，此舉可確保他永不把公司辦成豪賭類型。比方說，維珍集團在維珍銀河項目上投資了約5億美元，但30%的資金來自於阿布扎比(Abu Dhabi)。

我已把魚一掃而光，但超大量雞肉讓布蘭森「甘拜下風」。「我不想浪費它，」他問服務員是否能把剩餘雞肉打包走。

儘管採訪時間超了大約半個小時，但他似乎也不急於離開，我問他要茶還是咖啡時，他選了英式早餐茶（這是服務員免費贈送，因爲我已買過單）。「我不喜歡自己喝太多咖啡後的模樣，」他這樣解釋道。

但很快，他的兩位手下就不時在我們附近盤桓，他們認爲因爲還得赴下場訪談，所以不能再逗留了。他遞給他們午飯，但對方得在布蘭森離開後，才能抽時間喫飯。於是布蘭森連茶都沒喝就站起身，手拎剩飯，臉上堆笑和我揮手告別。

安德魯•埃奇克利夫-強森是《金融時報》美國站新聞主編

照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Locanda Verde 餐廳位於紐約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Street) 377號

橘子汁：6美元

瓶裝蘇打水：8美元

甜菜沙拉：16美元

管狀麪條：23美元

大比目魚：32美元

蒜味雞：28美元

菠菜：9美元

烤土豆：8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及稅）：164.54 美元

譯者/常和

當一個中國富商就要進門時，我的「雷達」通常會提前發現——下屬們在走廊中快步走著給老闆清場的聲音，正是目標暴露的原因。

不過，在郭廣昌到達午餐地點前，並沒有出現快步跑動和俯首恭維之聲。郭廣昌的集團總部位於上海外灘比較老氣的一端，本次午餐就安排在總部的管理層餐廳。他突然駕到，身材瘦削，帶著眼鏡，形象介乎於圖書管理員和農民工之間。若非建立了一個資產達80億美元的綜合企業，他可能真的會成爲農民工。

郭廣昌不是中國首富；也不是最高調的，用他的話說，更不是最聰明的。然而，在47年的人生中，他從一名貧窮的農民蛻變爲一個擁有太多財富的人，以至於成爲有錢人不再是支撐其每天起牀的動力。

1992年，郭廣昌和三個大學好友一起成立了復星集團(Fosun)，如今的復星是中國最大的民營綜合企業。在我家孩子注射流感疫苗的上海醫院，孩子們訂生日蛋糕的麪包房，放假時熱衷的度假村，復星都持有大量股權。甚至我們腳下走過的很多土地（透過其旗下控股的龐大地產所有），都屬於復星。

此外，復星最近嘗試（未能成行）收購《福布斯》(Forbes)，正試圖（很可能成功）收購地中海俱樂部(Club Med)，並已收購葡萄牙最大的保險集團Caixa Seguros。今年到目前爲止，復星完成了12筆海外收購，並且很有可能馬上進入歐洲，伺機收購一家你所熟知的公司。所以，現在正是弄清郭廣昌之所以然的理想時刻。

據郭廣昌所言，這是佛教、道家、儒家和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混合作用使然。他稱，自己在中國古代聖人（還有一個是「奧馬哈的先知」）的智慧中找到做投資決定的靈感。此外，他還是太極拳的追隨者，儘可能地經常練習這種亞洲武術。不過，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卻是食物，不僅僅是因爲我們在共進午餐。

1967年，郭廣昌出生在中國東部的省份浙江，當時，喫是個大問題。在那不久前，中國剛剛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並遭受著席捲全國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動盪。他回憶稱，他家雖不至於忍飢挨餓，但喫的也不是山珍海味（基本食物按照每個家庭對生產隊的貢獻來配給）。「一定可以讓你喫飽的，但肯定喫的很差，」郭廣昌回憶起他母親稱，「我媽媽會偷偷種些紅薯讓我們喫飽。」

儘管如此，跟許多同齡人一樣，較之苛責，郭廣昌對中國近段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光更爲懷念。他對那時母親的招牌菜——梅乾菜的思念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梅乾菜跟豬油搭配最香。

「那時很窮的。蒸的米飯，如果上面鋪一層梅乾菜，那個豬油就化開了，很香的。現在想起來還會流口水，」他說道，「梅乾菜就是我們的鄉愁。」

梅乾菜之於郭廣昌，就像「小瑪德萊娜的點心」之於法國小說家馬塞爾•普魯斯特(Proust)。此外，這種曬制的鹹菜還是他在寄宿學校的日常口糧：在中國，包括像郭廣昌家一樣的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在內，絕大多數的農村孩子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他們想上學，就只能去離家最近的縣城寄宿。他母親總會盡可能的省下豬肉和豬油，放在一罐梅乾菜裏，讓他帶去上學，足夠過一個星期。

我們的午飯安排在復星全素食管理層餐廳的一個包間內。當我問到午飯是否會喫梅乾菜時，他高興地大叫起來。不過，我們似乎喫不上，不是這道地方菜不夠檔次，而是因爲它不是全素的。在郭廣昌狼吞虎嚥地喫著一碗熱氣騰騰的手工面，並咬了一大口紅薯時，我問他是否是素食主義者。他說自己不是，不過在他母親去世後戒了一個月的肉食，以此悼念身爲虔誠佛教徒的母親。如果條件允許，他也會每天午餐時在食堂喫一頓素餐。

今天的午餐包括甜玉米，冬菇炒冬瓜，秋葵，菠菜和豇豆炒土豆。中國多數商務午餐都會配有白酒，但今天沒有。這就是郭廣昌對待生活和財富的方式，無論是食物、飲品還是市場投機，他都不喜歡極端主義。他繼續說道，太極就是保持陰陽兩級的平衡。

我問道，這些跟收購葡萄牙的保險集團有關係嗎？

「太極不是講究先發制人的，而是後發制人，在體會某種變化之後反應比別人快，」他說道，「從投資的角度來說，一個人不可能總是比市場快很多，因爲人的智力和眼界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在看到這種變化的時候，感受比別人快一點，敢於在變化時作決定。」

儘管任何一個稱職的太極大師會告訴你，想要理解太極的第一宗旨需要數年時間，但我確實能體會到一點關於「感受變化」的說法，雖然我只是理解了郭廣昌所說的一小部分。最近在練習過太極後，我體會到，僅僅是把手指伸向大腿外側，我也能改變我的平衡點，以至於太極導師用全力也無法將我擊倒。

郭廣昌稱，以前他幾乎每天都會練習太極，哪怕現在他太忙，一週只練兩天，他「也會透過坐來練習太極」，似乎連喫飯時也不例外。「你看，我很少這樣坐，」他特意做成懶散的樣子。「現在我一般都這麼坐，」他邊解釋邊筆直地坐在椅子邊緣，「這樣的話，你的氣是很流暢的。」他補充道，這樣會讓他的「精神狀態比較好」，「有點不舒服時練太極也能很快恢復。」

我對中國「氣」的概念或者說「精氣神」的理解跟對太極的體會一樣差。不過，爲了幫助我理解，郭廣昌甚至難得地說起了英語，「如果你每天能堅持這些動作哪怕五到十分鐘，對你的身體也蠻好的。包括有時在召開電話會議時，我會邊聽邊做些太極動作。」員工稱，在進行艱難的併購交易談判時，他也會在會議間歇不由自主地打起太極。

……

東方思想對他投資策略的影響不止如此。 郭廣昌解釋道，佛教最重要的是教給你「一切從心出發，去體會別人的心。其實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講也是這樣，將心比心。我感覺做生意就是修行，不要只是想賺錢，而是從爲別人去想的角度，把事情做好了，賺錢只是最後自然的一個結果。」

「商業是最大的慈善，」他補充道，「把一個企業做好，你提供就業，你對員工好，其實是最大的修行和慈善。」

曾有人說，郭廣昌認爲智商不是財富的關鍵。相反，關鍵在於心力。很多不同領域的能言巧辯之士都試圖把這個詞翻譯出來；郭廣昌如此解釋稱，「有些人做了錯誤的決定，並不是因爲他們智力不行，而是因爲他們抵擋不住心裏的誘惑，心魔。」

例如，「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前，很多人買了次級債務，其實他們心裏知道其中是有問題的，但他們如果不買，當年的獎金就少了。他們做這個決定是爲了短期利益服務的，並不是他們不知道這其中有危險。」這些人沒有心力。郭廣昌稱，當做了一個錯誤決定，你有沒有勇氣去改變，哪怕你是領導，哪怕你覺得自己應該總是對的，這也是一種心力。他提到《阿甘正傳》，「他不聰明，卻很成功。」

郭廣昌還引用了巴菲特的例子，後者正是他制定建立綜合企業、利用保險基金投資多種行業的策略時的模仿對象。他說道，「我覺得他的成功並不是因爲他比別人聰明。」他補充稱，巴菲特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投資的紀律性、對市場的敏感性和長遠的眼光。看起來，那些也是心力。

除了佛教和巴菲特，郭廣昌認爲還有另一個賢者造就了他的成功：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透過廣泛的經濟改革改變中國的領袖。鄧小平曾有一句廣爲流傳的口號——「致富光榮」（很可能是他人杜撰的）。郭廣昌稱，「如果不是鄧小平分發田地給農民，我們就喫不飽。因爲地很少，浙江很多地方是喫不飽的。」他表示，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改革，他就上不了大學，「就不可能有復星」。

郭廣昌的公司名，反映的是其視爲珍寶的大學教育：復星的意思是「復旦大學之星」，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是他的母校，也是上海久負盛名的學術機構。不過，郭廣昌在復旦不止拿到了哲學專業的文憑：每晚11點，他賣麪包給下晚自習後飢腸轆轆的同學，以此磨練了做生意的能力。那時郭廣昌每天晚上賺5塊錢，看起來十分微不足道，但他當時每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30塊錢。

1989年畢業後，郭廣昌原本計劃出國留學，但卻拿著學費與三名同學創辦了復星（現在三人仍在復星）。如今，復星已走過22個年頭，投資範圍包括從鋼鐵到採礦業、從旅遊到製藥業。

在現代中國，這種「浙江暴富」的故事並非個例：網路巨擘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Jack Ma)也是浙江人，同樣是太極的愛好者。郭廣昌常被人以馬雲作比，不過他自稱不如馬雲聰明（連太極也不如他好）。「沒有人像馬雲一樣聰明，」郭廣昌大笑著說，「他是，我們說，外星人。我只是個普通人。」——儘管福布斯華人富豪榜數據顯示，他是個淨資產達到43億美元的普通人。

話題轉向最近的動向。復星爲取得法國度假連鎖集團「地中海俱樂部」主要控制權已經打了一年多的攻堅戰，最近還斥資7.25億美元收購了位於紐約的Chase Manhattan Plaza。然而，復星近期最重要的一步戰略性舉措，是斥資10億歐元收購了Caixa Seguros保險集團。中國財富日益成長，很多海外企業可以利用這一機遇進行發展，地中海俱樂部也是如此。在郭廣昌收購這類海外企業時，Caixa Seguros可爲其提供資金，無需增加負債，特別是在評級機構已認定復星舉債過高的情況下。

「擁有這家保險公司，意味著我們擁有了130億歐元的保險資產可用來做投資，」他補充道，包括對阿里巴巴最近在美國上市時投資的1億美元。不過，我提出，你不能只把葡萄牙保險公司當作資金源，還必須向葡萄牙人賣保險（而該國的保險規則和中國有很大的區別），難道不會有點困難嗎？郭回答道：「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投資保險。我們是能夠看得懂保險的。」這句話頗有些不祥的色彩，但他的信心不會動搖。巴菲特利用保險推動投資，郭廣昌也決心如此。

採訪就要結束了，但郭廣昌幾乎沒動碗裏的麪條，我依然想知道：一個成長於農村家庭的男孩，究竟怎麼看待這個「經濟準霸主」的現狀？學者們對貪婪、浮誇之風以及人心不古咬牙切齒。郭廣昌是否擔心中國會坍塌在自己利慾的重壓下？

他稍稍面露責備之色。「一方面我說，你要理解，因爲我們窮了太長時間了。所以現在有一個對好的生活、對金錢的渴望，希望你要理解。不用過於急苛或批判它。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他補充道：「我相信中國的文化，包括佛教、道家和儒家，是很平衡的。它會引導大家回到內心，回到真實所需要的東西。當大家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的希望會不一樣。一開始的時候，他想富，想顯露他的富，這是正常的。但逐漸，他覺得那個很無聊，他覺得內心的平衡和幸福更重要，他會轉向去選擇這些東西，這是一個過程。」

秉持著這種信念，這位富有哲學思想的企業家揚帆啓程，很可能把手伸向另一個你近在咫尺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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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星商務大廈

上海復興東路2號，200010

菠菜

秋葵

蘑菇炒冬瓜

土豆炒豇豆

蔬菜麪條湯

紅薯

甜玉米

總計：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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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帝國的崛起

1992年，郭廣昌與復旦大學的同學，出資3.8萬元人民幣，一起創辦了一家市場調研機構——廣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1994年，擴大投資領域至房地產和製藥業。

2004年，復星國際(Fosun International)在香港創辦，並於2007年在香港聯交所主機板上市。

2010年，出資收購了地中海俱樂部7.1%的股權，這是中國上市企業首次直接控股法國上市公司。

2012年，與美國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 Financial)合資創辦復星保德信人壽。此外，對中國最大的民營銀行——民生銀行(Minsheng Bank)進行投資。

2014年，以10億歐元的競標價購得葡萄牙最大的保險集團Caixa Seguros 80%的股權。其他的投資項目包括馬來西亞連鎖餐廳——食之祕(Secret Recipe)以及美國電影製作公司Studio 8。對地中海俱樂部提出新一輪收購報價。

本文作者爲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張嫣補充報導

插圖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譯者/馬柯斯

這絕對是我採訪生涯中與被訪者距離最近、幾乎不用趕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做訪問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學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曉玫到港大開鋼琴獨奏會，住51室。這幾天，多在學院早餐時見到她，打招呼。她總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幾口，又趕去練琴了。這位定居巴黎的華裔鋼琴家，離開中國大陸35年後，第一次回祖國巡演。「一國兩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約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學院早餐，是在小說家陳冠中、於奇夫婦爲曉玫的接風晚宴上敲定的。曉玫與於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後，曉玫身著幾乎成爲她個人標記的一襲黑衫，緩緩上臺，一個90度深鞠躬，轉身、彎著腰，雙手調整琴凳的高度，坐定，開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課—— 「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間她已在琴鍵上敲擊過上萬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點45分，朱曉玫穿過學院的月洞門迴廊，準時出現在餐廳。她身著褐色的休閒衫，顯得疲累、缺睡的樣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問她休息得如何。她搖搖頭說，沒睡好。

這是間有些老派英式風格的學院餐室：赭紅色木地板，長餐桌。天色還早，餐室裏只有朱曉玫、我和前後落腳的她的法國助手蜜雪兒。窗外，林間有飛鳥唧唧鳴叫，掠過柏立基學院藍色的琉璃瓦頂。晨暉中，孕育溫潤的光澤。

1949年生於上海，曉玫是紅色共和國的同齡人。今年，她65歲。在巴黎、倫敦、紐約、柏林，任何一個國際音樂都市，樂迷對曉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調、普通。除了琴鍵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跡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樂廳練琴，進門時被保安人員擋住，告訴她，早上菲傭已經來過，不用再打掃了。她倒不以爲辱。除了她的琴聲，別的並不重要。她梳著這年頭早受冷落的的同花頭，過耳的短髮，前額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國國門初開時的印記。

我和她都點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檯，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陸最通用且不會出錯的稱呼，叫她「朱老師」。

我說，如此漫長的等待。你對回中國演出，好像一直很猶豫。爲什麼？你擔心大陸的聽衆不能欣賞你？

「是的。太擔心了！我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理解了外國音樂。不過，最近很多中國的樂迷讓我感動。他們不是專業音樂人，根本不知道朱曉玫是誰，但就喜歡我的CD，覺得我的東西不同，在網上到處找。」

前一天，港大獨奏會上，最後是對話環節。主持對話的港大音樂系主任問她，爲何要等30多年，纔有這次故鄉演出行？她答說，她已不再年輕，也不知道還能彈多久，不想再等。她說：「文革時，我們那代人沒有書讀，沒有音樂，幾乎十年中國沒有學校。我想爲我們這代人出口氣，爭口氣。」說罷的那一瞬，聽得出，她哽咽了。

我問她，你很怕回國嗎？

「很怕！因爲我從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寫檢查，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場惡夢。那時，我12歲。有一次，我被關進一間小屋子，關了三天，讓我自我檢查。對一個孩子來說，這很殘酷。」

曉玫低著頭，慢慢喝粥。完全沒有料及，我們的談話會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開話題：你在巴黎演奏，也有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感覺嗎？

「也有。有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臺下的聽衆都是來審判我的。」

你爲何只開很少的演奏會？

她轉向坐在鄰座的蜜雪兒，她的義工助手，也是她自傳的捉刀者，一部有關曉玫的紀錄片編導。她用法語向他覈實了幾個詞。

「是我對自己沒信心。我在中國國內受的教育，最大的殘缺，是缺乏信心。我不相信自己。這很痛苦。每次演出前，我對自己就有100個疑問。演出後，還是在想，爲什麼我這個沒彈好，那個沒彈好。這種過分的缺乏自信，就變成心理上的殘疾人。」

餐廳漸漸喧鬧起來。柏立基學院，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專爲遠道而來的各國客座教授、學者和到訪者而設的臨時宿舍。近八點半，學者們開始露面，前來向早餐報到。餐廳的玻璃門前，有個樸素的中式迴廊。迴廊中間，落一個小庭院。陽傘下，三兩花園椅桌，伴著四、五棵斜蠻生長的老樹，向不高的天空，伸出枝丫的手指。

難道她對藝術的苛求、自責與完美主義，竟源於當年毛澤東時代那種懺悔式的自我批評？

「大家都這樣。從小，我們沒有自我表揚的，都是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這跟國外的教育很不一樣。那個年代，在中國，你總是在想，我什麼地方做錯了。」

我第一次聽聞朱曉玫的名字，是在倫敦，那是十多年前。一位懂音樂的友人說，有位女鋼琴家，上海出生，旅居巴黎多年，在塞納河畔過著隱者的孤獨生活。獨身的她，躲在音樂後面，只與巴赫爲伴。她的成名作，就是此次首次中國巡演的曲目——「哥德堡變奏曲」。

曉枚對自己近乎苛刻，很少答應開獨奏音樂會，且不願選規模大的音樂廳。這次在港大，她擔心音樂廳太大，曾提出只賣中間的座位。在法國與歐洲，她每有演出，有的場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演出後，她的粉絲幾乎每次都全場起立，向她和她琴鍵下的巴赫致敬。在巴赫墓前的那場演出，她是用琴聲爲一位先人掃墓祭奠。中國人習慣在墓前跟逝去的長輩說幾句話，得說出聲來。她用的是音符。那天，是長達5、6分鐘的掌聲與全場起立。她把送她的一束花，放在巴赫墓前，久久躹躬。

我對她說，港大獨奏會那天，我遇見幾位她的中學同學，還有他們送的碩大花籃，題簽上寫著「曉玫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同學賀」。CD簽名儀式上，我看到她與幾位上了年紀的老人擁抱，不多言語，眼中都見淚光。我猜是她的老同學。當時，一位男子指了指花籃，對我說，他就是曉玫的老同學。

「我知道有幾位同學會來，沒料想來了那麼多。一個坐了輪椅，殘廢了。他原來學聲樂的。沒想到他會來。他已癱瘓，手也不能鼓掌，路不能走了。文革中，他的出身很好，但是他跟我們這些狗崽子泡在一起，也不去造反。我印象很深。」

曉玫將兩丸藥片放在桌上，像是維他命片。她用力把片劑掰成幾小塊，放入水杯中，等到化勻了，才慢慢吞下。曉玫說，這些中學同學，快50年沒見面了。再度相逢時，已過去半個世紀。

我問，當年的老同學中，還有多少人在從事音樂？她搖了搖頭，有些落寞與無奈。她說，寥寥無幾。

「我們這代人，受的苦難太多，又去了農村。當時，我妹妹才13歲，她去了北大荒。那裏的田埂非常長。出工時，隊長把午飯放在一望無際的莊稼地盡頭。誰先到達田頭終點，誰有飯喫。你要是幹得不快，就沒喫的了。她晚上從沒脫過衣服睡覺，都是裹著大衣睡。太冷了！最慘的是，我們這代人沒文化，沒書念。那時候，想聽到一張唱片，要跑上幾十里路尋找。七十年代初，我拿到一盤錄音。是貝多芬的交響樂。轉錄時，我碰錯了鍵，全都消掉了。我嚎啕大哭，好像死了人，所有人都嚇壞了。抹掉的音樂，永遠回不來了。」

曉玫指了指我的碗，粥要涼了。她側身，請蜜雪兒幫個忙，幫她拿些水果。

我問她，爲什麼喜歡上巴赫？跟你的個人境遇有關嗎？

「肯定有關係。因爲東跑西顛，生活沒有著落。在美國的幾年，我換了35個住處。一個人，沒有家，就沒有安定感。這個安全感，得從音樂裡頭來找。」

朱曉玫經常說起這段故事：八十年代初，初到美國，她寄宿在一個美國人家庭。每天聽到她死命練琴，家裏人覺得心煩。他們說，你能不能少彈一點，我們都是有工作、要上班的人。「但是，我發現，只要我彈巴赫的曲子，他們就不說我。」

八十年代初，在美國的那幾年，曉玫最是煎熬。她當過保姆，看孩子，做過清潔工，還幫人做過菜。只要那裏有架鋼琴，能讓她練琴就成。後來，她搬到了一個寧靜的小村落。臨近1985年，美國的生活動盪無度。她想去巴黎闖一闖。村裏的美國鄰居聽說了，都勸她別去法國。說到此，曉玫瞄了一眼她的法國助手，說：「我的美國鄰居說，法國，糟糕的地方。你又不懂法文！待這兒。別走！」

竹籠屜裏的點心，涼了。剩下的那隻叉燒包，已無剛出爐時的光澤。曉玫說，最後，她還是隻身去了巴黎。她對巴黎的最早記憶，是母親的法國香水。文革中，香水瓶砸了。母親是個鋼琴家，是她的啓蒙老師，還是個畫家。在國門禁閉的年代，母親時常提起遠方的羅浮宮。曉玫說，她想闖進巴黎這個夢。

你出國很早。1980年。還記得第一次出國的情景嗎？

「記得，離開北京時，就是生離死別。走了，覺得不可能再回來了。那時，出國的人很少，也沒有想到世上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現在出國，在地球上走來走去，就如同上公園一樣。那時候，我等簽證，從1978年一直等到1980年，等了兩年。」

曉玫的眼神，有些迷離。1949年，共和國成立。父親在上海開的那家診所，維持不下去了，一家人只能北上，投奔在北平的姐姐。姐姐在那裏開了一家電料行，沒過幾年，也公私合營了。父親的頭上，懸著「內定特務」的巨大陰影，封凍了全家人的希望。熬到1980年，雖說中國國門初開，光亮開始回到人間，曉玫還是一心要走。

「對我出國，我媽媽就是不說話。我曾被拒籤多次。等我拿到簽證的一刻，她一下子哭了。她說，你拿到簽證了，我失去我女兒了，你一去不復返了。我堅決要走，當時，我對中國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即便游泳也得出去。」她當時已考進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導師是鋼琴名家周廣仁教授。她說，孩子們，去吧。你們都還年輕。

餐桌的一角，放著兩張朱曉玫的CD，其中一張是剛出的「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今年六月，她應邀在德國萊比錫聖托馬斯教堂，在巴赫的墓前演奏這首曲子。巴赫曾在那裏擔任樂長，長達20多年。此作品，作於巴赫的晚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結構最恢弘的作品。全曲共30段變奏，加上前後兩個主題。據說，1741年，一俄國駐德國的使節患上失眠症，要鍵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師巴赫寫一些曲子，可供他失眠時演奏。這就是「哥德堡變奏曲」的來歷。

爲什麼選了巴赫最難、最長的一部曲子？

「曲目長，在朋友家練琴的時間就能長一些。當時，每天我喫一個小橘子。一籃小橘子，10法郎。胡蘿蔔最便宜，加上米飯，好幾箱速食麵，就這麼過日子。朋友們都擔心我營養不良。好在老天爺有眼，我也沒生病。每天就喫速食麵，再打一個雞蛋。」

爲了不冷落她的助手，曉玫不時用英文、法文通報我們間談話的進展。巴黎有恩於曉玫。在那裏，她遇到第一個恩人，伊朗巴列維國王御醫的女兒。她聽了她的巴赫，她收留了曉玫，邀她住進家中。如同當年歐洲宮廷供養音樂家、藝人那樣，她養了曉玫五年。

每天彈至少三、四個小時，你彈了三十多年的「哥德堡變奏曲」？每一次都有新的感驗？

「彈琴，有時候感覺差一點，有時候感覺好一點。就像喫飯、喝水、睡覺一樣，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你並不覺得彈琴是件強迫的事情。」

聚光燈下的朱曉玫，比起餐桌上的她，更低調。看她出場，有些猶豫，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師趕上了舞臺。她謝幕，總是深深地鞠躬，面露歉意。你並不覺得她享受如雷的掌聲與榮光。她只是老巴赫的僕人。老巴赫是曉玫的庇護所。經年累月地練琴，她的背已微微隆起。說話時，她很少用她那雙彈琴的手，沒有手勢。

「巴赫，他非常平衡，非常深刻，非常高尚。生活中，那種高尚的東西，只有在音樂裏找到。你想，以前在中國，完全不把你當作一個人，可隨便把你關押起來，可隨便把你殺掉。等到上大學時，就因爲爸爸是內定特務，我上不了，姐姐也是。沒有人信任你。巴赫的音樂裏，你是一個人，平等的人。」

桌上，已沒有什麼可喫的東西了。餐廳，已坐滿。每張桌子，都有閒聊各自的故事。

當年的那架鋼琴，還在嗎？

「在。還在北京。父母去世後，就放在姐姐家裏了。我母親要我學鋼琴。文革時，爲了讓我練琴，我母親在嚴冬下披著厚厚的毛毯，在門外爲我站崗。我最大的遺憾是，她從來沒有聽過我的獨奏音樂會。每次回國看望父母，我嫌家裏那架鋼琴不好，不願彈。沒有心思。沒那個心情。父母當時還住在北京的一個小破屋裏，生活並無改善，也沒有洗澡地方，很慘。那架琴，放在一個角落裏，常年沒調音了。回到北京，我不太想見人，自己躲起來，只陪著父母，不出去。我的自卑感，根深蒂固。」

你不是已經很成功了？

「我好的時候，不願意讓人家知道。壞的時候，也不願意讓人家知道。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只能靠心理醫生來解答了。」

這次，是香港大學CMT團隊的苦心相邀，促成了她35年後首次大陸巡演。「香港，介於中國和西方之間，我有點安全感。」她說。

但此時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還記得，她舉辦獨奏音樂會那天，在通往百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的路上，不時可見支援「佔中」的激情標語。觀衆席上，有的學生可能剛離開金鐘「佔中」露營地的小帳篷，趕來聆聽巴赫。

答應港大之後，中國大陸的經紀人也聞風追來，搭上便車，遂有這次攜巴赫返故土之行。

曉玫似乎很難擺脫那段痛苦記憶。1980年，她第一次出國。媽媽想賣掉家裏這架羅賓遜鋼琴，湊錢幫她買機票。「我都找好買主了。他們到家裏拿琴的時候，我媽一下子哭了。她說，你要走了，鋼琴也走了，我還怎麼活？我說，不賣！不賣了！這是架英國鋼琴。外公是跟英國做生意的，他帶回這架鋼琴，給我媽媽當陪嫁。」

我開玩笑說，其實，當下中國最受追捧的民族樂器，不是別的，就是鋼琴。據說，大陸學鋼琴的人數，已超過3000萬人。

曉玫將我的話，用法語翻譯給蜜雪兒。他們大笑。她說：「學音樂，真得自己喜歡。要靠它去謀生，實在太難了！」

我問，你真覺得巴赫是一個佛教徒嗎？那天的音樂會上，曉玫在對話時，提到了老子和佛教。

「我在跟聽衆開個玩笑。不過，我這麼說，也有道理。巴赫有個名曲，就是《賦格的藝術》。他並沒有寫完。他的兒子說，是因爲父親病了纔沒有完成。但我有疑問。我覺得他是有意爲之。」

你是說，中國古人講的留白？

「這個留白的說法，有說服力。我一直有疑問，這個曲子，已經快到結尾。巴赫爲什麼不完成？他是個很嚴謹的作曲家，不會說停就停了？我覺得，巴赫有東方的哲學思想。」

如果巴赫老人坐在臺下，聽你的演奏，他會怎麼說？

「我是中國人，不會說他很喜歡我。至少，我不會讓他生氣。」

你給了巴赫30多年的時間。見到他，想問他什麼嗎？

曉玫支吾了一會說：「我會對他說，你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也不認識中國人。但我要告訴他，中國人熱愛你的音樂。我一直想跟他說這句話。中國的人口，佔了全世界的一半......」

我慌忙糾正她：「朱老師，中國人口沒那麼多！佔四分之一！」我很怕她的中國人口數據，變成現實。即便是預言，也很可怕。

曉玫正完成小碟中餘下的幾片西瓜。對一個鋼琴家來說，她的手顯得偏小，手指也不修長或骨感。我問及她的作息，她回答說：「早上一起牀，得活動手指，去試琴，然後就是午覺，睡得越多越好。睡覺，是唯一讓我放鬆的事情。」

每天要練多少時間？

「每天不一樣。若能練上5個鐘頭，我心裏就踏實了。」

我想起音樂會上那部以曉玫爲主角的紀錄片，除了阿爾卑斯山的冬雪、莽莽黑森林與林澗山泉，還有個鋼琴邊上來去自由的黑貓。我曾問蜜雪兒，這部影片，拍了多長的素材。他說，成品的12倍。他自嘲說，剩下的影畫素材，絕大部分是貓的活動記錄。攝影機，架在鋼琴前。拍到貓很容易。要曉玫合作，很難。

「我是想，萬物有靈啊。貓要拍進去，不光是人，山水啊，要萬物的和諧。」曉玫笑著辯解。

——你自家的貓？

「不是。鄰居家的。我的家那麼小，養不了貓。我對貓有些過敏，但我喜歡貓。貓不打攪人。而狗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貓非常獨立。我怕狗。」

這些年，她經常提起老子。她說，出國前，她從沒聽說過老子。小時候，我拼命彈琴，讀西洋書。約翰克里斯多夫，我知道。中國的東西，卻知道很少。到了巴黎，是法國人告訴我，你們中國有位偉大的哲學家。

「在國外生活，沒有中國的東西，你會生活不下去的。」

這次回大陸巡演，要去濟南、上海、北京、廣州。其中，在老家上海，加演一場。她說，北京音樂廳那場，是義演。父親生前有託付，要我支援「臨終預矚」這個倡議，是羅點點、陳小魯幾位發起的。

「最近，一直在想辦義學的事情，中國孩子學鋼琴，要化很多錢。有什麼辦法能讓孩子們學琴，但不用靠錢堆出來。」

上海是老家，你答應加演一場。

「去上海演奏，感覺會很特別。我很想我媽媽，想去我們家當年的老屋看看，就在法國公園的後門，一個兩三層的小樓。去上海演出，是我替我的媽媽還個願。」

我說，我問完了。她起身道別，去練琴。幾分鐘後，她匆匆返回餐廳，取走她忘在餐桌上的房卡。我問她，朱老師，你有幾個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幾？

她邊撤，邊回頭回答：「我們家，五姐妹。我排行，老三。這個問題，請一定不要問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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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地點：

香港大學柏立基（Robert Black College）學院餐廳

菜單：

橘汁

免費（已含在學院住宿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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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玫首次中國巡演：

濟南

時間： 2014年11月7日 19:30

地點： 山東省濟南市西城新區臘山河西路大飲馬村

場地： 山東省會大劇院音樂廳

上海

1）時間： 2014年11月9日 19:45

地點： 復興中路1380號

場地： 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演藝廳

2）時間： 2014年11月13日 19:45

地點： 復興中路1380號

場地： 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演藝廳

北京

時間： 2014年11月15日 19:30

地點： 北京市西城區北新華街1號

場地： 北京音樂廳

廣州

時間： 2014年11月21日 20:00

地點：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二沙島晴波路33號

場地： 星海音樂廳-交響樂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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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定於深圳市大鵬新區「蜻蜓客舍」）

我與約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約定的會面地點位於倫敦市中心皮姆利科(Pimlico)一家名叫Gustoso的普通義大利餐館，是以我的名字預訂的：確保安全，做到人不知鬼不覺。我慢慢品著Virgin Mary雞尾酒，等待與英國祕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軍情6處局長約翰•索厄斯爵士的首次公開會面。

Gustoso餐廳裏的客人寥寥無幾，此舉著實讓人生疑，餐廳播放的糟糕義大利音樂總讓人分神。約翰•索厄斯爵士幾乎是悄無聲息地坐到我右邊的椅子上。59歲的英國情報首腦身材高挑，愛好運動的他滿頭黑髮，臉上稍有些斑點，渾身上下是伊令工作室(Ealing studio)(英國老牌影視製片機構)的行頭。與其說他像消極厭世的阿歷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倒不如說他更像追求浮華的皮爾斯•布魯斯南(Pierce Brosnan)。與他簡單交流了夏日度假情況後（他的休假因伊斯蘭聖戰組織斬首兩名美國人質而提前結束），我明知故問：爲何公然接受我的訪談？我認爲英國祕密情報局應該是神出鬼沒。

「軍情6處是保密單位，」約翰•索厄斯爵士回答道。「但公衆多瞭解一下情報工作爲何不可或缺非常重要……公衆過去常常這麼認爲：諜報機構爲大衆服務，但斯諾登（Edward Snowden，美國國安局承包商僱員，叛逃後的他如今藏身於俄羅斯）這類事件讓某些人對此開始質疑。我仍覺得公衆壓倒性支援我們的工作，但批評的聲音也甚囂塵上，質疑『情報局真的不可缺少嗎？』」

我們緊接著談論斯諾登事件，透過揭露西方社會大規模的監聽範圍，他把整個諜報界攪了個底朝天，但此時此刻，我倆仍未完全切入正題。我暗示索厄斯爵士是否喜歡這種遊走懸崖的危險生活。（1996年，他在美國西維吉尼亞的滑雪事故中嚴重受傷，傷口距頸動脈僅不到一寸。）

索厄斯咯咯地笑了：「如果本人沒有做好應對危險的準備工作，不管是個人還是單位，我就不會接受任務。軍情6處是天天與危險打交道的單位。」

他繼續說道，間諜是「凡人，是爲國家鞠躬盡瘁的公務員。」事實上，索厄斯爵士完全一副凡人的行頭。他身穿深色西服，藍色與白色條紋襯衫，紫紅色及藍色相間的領帶（後來他悄悄說這是印度情報局送給他的禮物）。他的措辭充滿自信，但聽不出持何種階級立場。他的父親在勞斯萊斯廠工作，索厄斯爵士中學就讀於巴斯(Bath)的文法學校，後來進入諾丁漢大學(Nottingham University)攻讀物理學與哲學。2009年出任軍情6處局長前，他的多數前任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

. . .

索厄斯爵士說自己在諾丁漢大學時，就得到了幸運女神的垂青————獲得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工作。「我覺得原因就是我剛好知道軍情6處的聯繫方式，因爲我曾當過一年的學生會祕書……」

這事正常嗎？

「學生會與大學領導有交往，因此認識他們。當然，自己從來沒想到對方會與軍情6處有往來……當時很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首份間諜工作是1980年到葉門首都薩那(Sana』a, Yemen』)赴任，這也是他的最後一份間諜工作。呆在骯髒破舊的客房苦等接頭對象，這不是一位20多歲心急火燎的小夥子喜歡做的事。「我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不是間諜行動，而是觀念、政治以及政策，而且這些事同樣不乏風險，我最後就職於外交部。」

他離開軍情6處後，進入外交部，一路平步青雲，先後到大馬士革、南非、華盛頓、曼谷以及紐約等地工作，最後擔任英國駐聯合國大使（2007-2009年）。在倫敦擔任幕僚工作時，尤其是1999年-2001年期間，他擔任了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的外交政策私人顧問，這讓他引起了頂頭上司們的關注。2009年，他再次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這一次的伯樂是當時年輕有爲的外長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米利班德推薦他出任「C」——軍情6處的內部人喜歡這樣稱呼其局長。坊間一直流傳：包括一位前任局長在內的傳統派對圈外人出任這一要職頗有微詞。

服務員一直在我們周圍徘徊：索厄斯爵士要了一杯Virgin Mary雞尾酒，然後挑選了乾酪茄子(aubergine with Parmesan)，而後又點了菠菜海鯛；我則點了放油煎麪包塊的土豆湯，並點了劍魚。我倆都沒要葡萄酒，而是徑直要了一杯自來水。

我問他如何看待情報界對他的攻擊？「我本以爲前情報官員持保留意見……有些人這樣回應：『我們不希望外交部接管軍情6處。』當然，外交部門的回應是：『見鬼，如今將是軍情6處接手外交部……』我認爲出現問題的部分原因是軍情6處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而這種文化能量驚人。」

此時的索厄斯爵士說話外交味十足。他接手伊始，叛徒金•菲爾比(Kim Philby)於冷戰高峯時期叛逃蘇聯，引發嚴重危機，當時軍情6處還尚未恢復元氣。前局長理查德•迪爾洛夫(Richard Dearlove)領導下的軍情6處曾被指控：爲了支援2003年美國發動的侵伊戰爭，提供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情報。國際社會還批評軍情6處與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內的美國審訊人員沆瀣一氣：嚴刑逼供恐怖分子嫌疑犯，而軍情6處對該指控據理力爭。

「軍情6處以前一直處於不利地位，因爲外界對它知之甚少，它對圈外人有些防範，」索厄斯如今這樣說。過去五年，他建立了更爲開放的情報局：舉措之一就是命令在軍情6處總部大樓裏設立開放式辦公區，軍情6處總部大樓位於沃克斯豪爾(Vauxhall)的泰晤士河畔，是一幢後現代主義風格、樂高樂園(Legoland)的綠色建築。他還繼續前任約翰•斯卡利特爵士(Sir John Scarlett)的政策————吸納非執行董事進入情報局。另外，最高法院兩位前任法官負責監督軍情6處、軍情5處（負責國內情報）以及英國絕密監聽機構政府通訊總局(GCHQ)。這些情報專員定期就偵聽、情報以及資料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並可隨意瀏覽所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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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全管理流程的索厄斯爵士幾乎沒動乾酪茄子，但當服務員打算端走時，索厄斯卻禮貌而堅決地回以「還沒喫完」。服務員端走了我的空湯碗（奶油色的湯乏善可陳）。我倆繼續問責制話題。斯諾登事件是否會在情報工作中引入逐項稽查而不是隨心所欲、搞得神祕兮兮？完全不會，他堅持道。「如果不按規矩做事，事後就會惹上麻煩，這樣做就會減少騰挪的空間。我認爲服從命令聽指揮是最基本的素質。」

他接著說，軍情6處如今能夠與軍情5處以及通訊總局實現「無縫對接」式的合作。軍情6處與軍情5處的特工都可在國內外執行任務，彼此間共享情報，儘管保護國家財產以及保密仍是天條。「兩大情報機構高層需要改變自己的文化定式與思維模式。」

但斯諾登的大曝光讓情報機構的日子雪上加霜。英國的恐怖主義威脅上升，而情報機構的「某些能力」卻下降了，原因是如今恐怖分子也對監測自己行蹤的手段更加了如指掌，他說。去年11月，索厄斯與軍情5處以及通訊總局的負責人同赴國會參加了首次公開聽證會，他說：「很顯然，我們的敵人正信心十足地摩拳擦掌，基地組織則正蠢蠢欲動。」

聽證會過了10個月後，讓他欣慰的是：比起美國民衆，英國公衆仍普遍支援情報機構的工作，美國民衆似乎對私隱受到侵犯更爲憂心忡忡。很顯然，詹姆斯•邦德與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間諜故事讓公衆浮想聯翩，而且英國的情報工作事實上相當出色，但爲何公衆仍有此擔憂呢？

他說：「您已陷入文化問題難以自拔了，但是……」

我趕忙說：您是有文化底蘊的人。他與自己的髮妻（結婚30多年）謝莉都是十足的戲劇迷。他們最近推崇的戲劇包括《深夜小狗神祕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狼廳》(Wolf Hall)以及《摩門經》（The Book of Mormon，該片褻瀆神明，但從頭到尾讓觀衆捧腹大笑）。稍遜一籌的作品包括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關於電話竊聽的作品《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這部作品有些草率，類似於現實生活中描寫普通人的漫畫。我不太喜歡那些純宣傳性質的作品。」

事實上，索厄斯爵士有點喜歡顯擺。儘管他喜歡情報機構的那種神祕莫測感，但也不乏調侃。去年耶誕節，他的親朋好友收到的卡片上有一排聖誕老人的圖片，其中一位是戴著黑眼鏡的「神祕聖誕老人」。卡片用綠墨水簽名，這是沿襲歷任局長的「C」字標誌性簽名，它最早可追溯至1909年成立祕密情報局的創辦人喬治•曼斯菲爾德•史密斯-卡明爵士(Captain Sir George Mansfield Smith-Cumming)。

服務員端來了我倆點的魚。在湯羹與肉菜之間，喫點魚恰到好處。索厄斯爵士的海鯛看上去很白嫩新鮮，讓人垂涎欲滴。我問索厄斯爵士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情報總管約翰•瑟洛(John Thurloe)的畫像是否就掛在他的辦公室裏。

「是有一幅他的畫像，事實上，我的前任斯卡利特爵士以前很推崇這幅畫。他的辦公室……掛滿了各式老藝術品以及各種信函，我則非常推崇現代風格的東西。我辦公室放的是現代傢俱，牆上掛的是現代藝術品，喜歡化繁爲簡至極致。

我趁機問他：就類似您昔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大使官邸那樣？我有意不提他牆上掛的那幅沃霍爾(Warhol)的女王版畫，那是他從外交部的藏品中借來的珍品。

「很不錯嘛！」爵士說，這是在恭維我的情報收集工作能力。

他說自己既是工黨老牌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謂「腹地」理論(「hinterland」)的突出代表，也是該理論的擁躉。家庭（他有兩子一女）、體育（他喜歡騎自行車，擁有兩輛Cannondale高檔自行車）以及看戲都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生活中必須要有其它愛好，才能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工作。我每週工作65.7小時，過去20年始終如一（有時甚至工作更長時間）……你也可以每週工作90-100小時，但我覺得於公於私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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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轉而談論政治話題。祕密情報局的首腦有特定的人脈及自信心讓自己置身於政府重量級人物之列，這與美國的情況大同小異。他依靠成立不久的國安會發聲，併爲自己的預警能力深感自豪。2003年，就在美國領導的聯軍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後，索厄斯被借調至巴格達工作，他給倫敦發了封電報（內容後來遭洩），警告伊拉克正在快速陷入混亂。2003年底，在某私宴場合，他就英國政府同意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發出警告。2010年，他公然反對阿富汗中央政府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他表示：即便美英繼續軍事清剿塔利班勢力，最終結果依然會南轅北轍。過了四年時間，他仍持同樣看法。「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葉門以及索馬利亞等國家（地區）迅速崛起，而國際社會對他們的重視程度遠不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

他說，他希望未來能在不放棄軍事打擊的前提下，軍情6處能更靈活應對地區恐怖威脅。過去10年的教訓（在阿富汗與伊拉克耗費了幾十億美元的軍事費用）就是：政府只需短短几個月就能推翻掉，但重建國家需花費長年累月的時間。然後歷史又一次次重演，「如果沒有重建打算（部分原因就是重建伊拉克遭受的創傷，如今的利比亞就是如此），那麼推翻該國政府後，到頭來一切就會亂套。如果不想進行軍事幹預，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如今的敘利亞。真的是左右兩難、進退維谷。」

餐廳播放的音樂突然之間音量變大了。索厄斯叫來服務員，禮貌地要求能否降低音樂音量。餐廳方倒騰了大半天，仍沒多大改觀。難道真有人暗中想要攪黃我倆的談話？

索厄斯爵士曾在2001-2003年間擔任駐埃及大使，他說阿拉伯之春表明革命性變革難以掌控，最終往往會進一步損害西方的利益與價值觀。「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是如此，過去幾年中埃及發生的革命同樣如此。」

我倆都沒要甜點，最後我要了杯熱牛奶咖啡，而爵士要了杯薄荷茶。我問他職業生涯的最亮點是什麼。他認爲「傑作」當屬獲得中國與俄羅斯的支援，同意伊朗核計劃的聯合國制裁方案。他認爲制裁是伊朗改變政策的「功臣」。如今，國際社會有可能與伊朗政府達成「某種和解」，尤其因爲伊朗看到了鄰國伊拉克與敘利亞如今的亂局。

他指出中國人是傑出的外交官，他們清楚自己的長處與劣勢以及自己國家的實際需求。「中國外交部吸納的是才華橫溢的精英，再師之以絕頂技藝，他們是談判高手，知道何時達成協議……俄國外交官素質出衆，但缺點是對莫斯科惟命是從，有時還不得不爲自己形象欠佳的國家編造謊言。」

我問他是否也曾爲英國撒過謊。「並非有意爲之，」索厄斯爵士回答說，「本人從未撒過明目張膽的謊，但曾不得不爲之掩飾。」

今年底，索厄斯將辭去祕密情報局局長一職，「眼下」是他的最後一份公職。民營機構已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最後我倆結了帳————剛過60英鎊。我對他說，喫得完全物有所值。索厄斯爵士不禁笑了，並提出順路捎我至位於泰特博物館(Tate)的下一場採訪。

我倆步出餐廳，室外陽光明媚，一位彪形大漢引我上爵士的公務用車，沒想到這是一款外國車。車快速迂迴穿行於倫敦的大街小巷。沒過幾分鐘，車就抵達了博物館大門外。我下了車，掏出手機，並回頭探看，索厄斯早已不見蹤影。

萊昂內爾•巴貝爾是英國《金融時報》總編輯

Gustoso餐廳位於倫敦威洛街(Willow place )35號，郵編區：SW1P 1JH

麪包：2.5英鎊

混合橄欖：2.7英鎊

幹嘛酪茄子：6.8英鎊

蒜蓉菠菜與小西紅柿燒海鯛：13英鎊

土豆湯與烤劍魚（套餐中選取）：16英鎊

薄荷茶：3英鎊

牛奶熱咖啡：3英鎊

2份Virgin Mary雞尾酒：7英鎊

慈善捐款：1英鎊

總計（計小費）：61.75英鎊。

譯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