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1898年間，大英帝國憑藉武力優勢，先後三次與清帝國簽訂條約，割讓了香港島、九龍半島，並租借新界，後者租期99年（前者面積佔香港全境的8%，後者佔92%）。 1842年英國即宣佈這個戰略地位重要的遠東天然良港爲自由港，建立英國政府統治下的殖民地，英國和各國商人、船隻和銀行紛紛來到香港，清末、民初和抗日戰爭時，中國的動盪局勢讓大量中國人移民至此。

日軍1941年攻陷香港，在4年的統治期間濫殺無辜、掠奪經濟並實施「皇民教育」。 二戰結束，中華民國(ROC)一度試圖乘戰勝國之威，與英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主權，但由於國共內戰等原因未能如願。 中國人民共和國(PRC)表示願意維持香港現狀、不會強行收回香港，英國成爲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

圖爲香港升起米字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慶祝抗日戰爭勝利。

國共內戰、社會主義改造和大饑荒，讓大陸難民繼續大量湧入香港，他們帶來的資金、技術和廉價勞動力推動了香港的工業化轉型。 從貿易中心向貿易+工業中心的轉變，讓香港的人均GDP從戰後英國1/4的水準，在30年內追平了老牌發達國家英國。

1956年，國民黨支持者、右派工會和一些謀生艱難的逃港難民，因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事件與警方展開了數日的暴力衝突。 1967年，香港的親共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展開持續5個月的暴動，發動罷工示威、暗殺、炸彈放置和槍戰。 其中，香港商業電臺播音員林彬因抨擊暴動而被左派暴徒燒死，影響巨大。兩次暴動均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喪生。

此後，港英政府將國共兩黨勢力驅逐出去，並開始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福利、打擊腐敗、緩和社會矛盾的改革措施。廉租屋、免費義務教育、廉價醫療和廉政公署等延續至今。

兩次暴動也是「楊慕琦計劃」流產的原因之一，二戰前後的香港總督楊慕琦(Sir Mark Young)曾推出政府民主化改革方案，但港人並沒有太多民主訴求，加上大陸政府明確表示反對（1958年周恩來與1960年廖承志），否則將立即收回香港，港英當局最終繼續「專家治港」模式。

新界租期將至，中英兩國開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中國最高領導人(Paramount Leader)鄧小平堅持主權、治權必須完整收回，中國須派駐軍隊，但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則，不會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制度，至少「50年不變」（至2047年），以安撫港人和英國政府。

1984年，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爾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了上述原則，約定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租借和割讓領土均收回），併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PRC的官方用詞是「恢復行使」主權，即因南京條約等是不平等條約，只承認英國擁有治權，中國始終擁有主權，只是暫時不行使主權。）

鄧小平的原意是用「一國兩制」來解決臺灣統一問題，並希望這種「特區、試驗田」能給大陸的改革提供參考。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爲澳門迴歸提供了模板。

1983年9月，談判可能破裂的訊息一度導致香港物價飛漲、港元和恆生指數大跌，港府實施了著名的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制度（7.8港元對1美元的官方定價），以保證港元的穩定。

1983年，臺灣的中華民國行政院長(Premi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孫運璇表示，中華民國爲滿清法統的繼承者，擁有《南京條約》等幾項條約的正本，中華民國才應是香港主權的合法繼承者。這一意見慘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無視。

1989年10月，香港總督衛奕信(Lord David Wilson of Tillyorn)爲挽救香港人在北京春夏之交政治風波之後的信心危機，宣佈準備興建新機場等基建項目，工程預算高達2000億人民幣。大陸指責此舉是英國耗盡香港財政儲備的手段，表示不支援項目，不會承擔跨1997年的債務。

英國首相梅傑被迫成爲1989年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領導人，他與中國總理李鵬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承諾項目細節與中方協商，並在1997年主權移交時給香港特區政府留下至少250億港元的儲備（最終留下4575億港元）。 中國政府則承諾支援機場建設，並繼承港府的工程債務。

六七暴動、中英談判期間、89年事件之後，以及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對大陸紅色政權的不信任，分別引發了一輪香港資本和人力移出潮。 由於對香港信心的回升，97年後的移民有一批已經迴流。近兩年，一些香港社會問題和「陸港矛盾」等又引發了一個小移民潮。

按照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和1990年的《基本法》，英國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全境的主權移交給中國。香港華人組建的特區政府取代了英國總督政府，中方組建的立法會取代港英的立法局。在鄧小平的堅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 帶有的「皇家」字樣的組織被改爲「中國」，女王壽辰、香港重光紀念日等假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特區成立紀念日等代替。

香港的獨立司法、關稅獨立、中英雙官方語言、簽證待遇等不變。

1997年10月，剛剛主權迴歸的香港遭到了索羅斯等國際投資者的衝擊，先前多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因資產泡沫和匯率高估等問題遭到了慘重的打擊。

國際對沖基金在匯市、股市和期貨市場發動「立體式」賣空，香港政府和金管局採取了大幅加息（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達300%）、直接用外匯儲備託市等非常規手段，以穩定局勢。 政府共拿出1200億港元購入港股，一度佔有港股7%的市值，併成爲多家公司的大股東。香港並未遭到嚴重損失。

「大量積累外匯儲備」成了不少國家此後奉行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