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歡樂遭殺戮？

——托馬斯•哈代《偶然》

舊年將逝之際，西風過去，北京的冬日迎來了難得的好天氣，天高雲淡，陽光燦爛。

但是，對於廁身傳媒業的許多人來說，寒冬裏的好天氣並不能抵禦來自心底的寒意。

「爲什麼這個世紀比別的世紀更糟？

也許，因爲常懷悲傷和常響警報，

它只觸摸這黑色的潰瘍，

但卻無法在時間的跨度中將其治癒。」

——白銀時代的歌者阿赫瑪託娃曾經悲傷地吟唱。

但如今並不是我們所處的世紀比過去更糟，只是，我們沒有看到應該發生的變化。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處在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雖然明明知道應該駛向的彼岸，但我們卻熱衷於在此岸兜圈子。

本應該釋放的活力，卻越來越有氣無力；本應該關進籠子的權力，卻越來越隨心所欲。

於是，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停滯，甚至後退。

困惑籠罩著社會。

作爲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晴雨表的中國傳媒業，寒意襲來，自然也是寒顫連連。我在2013年上一篇《大轉折時代埋頭做一隻鴕鳥》一文中最後的判斷，不幸而言中。

就在年底，上海的《新聞晚報》宣佈新年停刊。先前，上海剛剛宣佈文新集團和解放報業集團合併組建，華人文化基金成了一向牛氣的財新傳媒的新股東。

最新發生的事，是傳媒人圈裏流傳的媒體界的另一位大姐大、《中國經營報》總編李佩鈺女士關於對《中國經營報》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講話，顯示了傳統媒體業遇到的巨大壓力。

無論把這些變化看作是主動迎戰，還是被動調整，在這個時節，都進一步強化了傳統媒體人的悲情。

在逃亡的慌亂中，在堅守的痛苦中，在旁觀的幸災樂禍中，在監管的鐵石心腸中，恐慌摧毀著理性的判斷，傳統媒體人的心理防線，開始崩潰。

未來又將駛向何處？

但是，我們的未來，卻註定要從這裏開始。

一、大勢

在回顧2012年的傳媒業時，我認爲那是一個平庸的調適之年，至今也堅持這個判斷。

2013年又是什麼？

粗鄙時代。

粗鄙時代是我服務的《中國週刊》在2013年4月號所做的一期封面，這是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判斷和定性。

我覺得這個定性不僅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同樣，這一概念，也可以用來觀照我所廁身和認識的2013的中國傳媒業，甚至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的傳媒業。

並非說過去中國傳媒業就不粗鄙，可以說，傳媒業與我們的社會一樣，從來就沒有擺脫過粗鄙，只是，在過去的歲月裏，傳媒業力圖進行的爭取獨立人格的媒體市場化努力，以及高揚的鐵肩道義的守望者的理想主義精神光輝，遮掩住了傳媒業盛行的粗陋的利己主義的身影。

在這樣事實上的悖離中，在理想主義不斷遭到的摧折中，在標杆性人物不斷地被動退場中，粗鄙的利己主義終於在2013年走出了陰影，堂而皇之在中國傳媒業登堂入室了。

過去的傳媒業，更多可以說是粗陋，這種粗陋，是同社會當時的開放程度、認識水準和傳媒業的開放程度、認識水準密不可分的。

內容製作粗陋，即便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媒體，內容製作充斥著傳媒業者水仙花情結，至於官媒，更是用早已過時的手法灌輸、教化它的訂戶。

如今受衆需求已經普及，但內容製作上，除了市場化媒體有些調整（依然不夠）外，原有的手法更是變本加厲，而在新的政治及市場壓力下，嚴肅內容漸行漸遠漸無聲，而低俗粗野迎合民粹的內容越來越強悍，是以內容從粗陋而粗鄙。

在行銷方式上，有違市場經濟的關係行銷，從羞答答的潛規則變成明規則，甚至演變爲公開的、直接的敲竹槓，從專司敲竹槓的承包版面，擴展到主串流媒體，範圍之大，影響之惡劣，前所未有。

更有一些媒體，在一些社會反響較大的案件中，不能遵守媒體的專業要求，直接介入進案件，甚至在報導時凌駕司法之上。

至於對傳媒的管理，過去都是雪泥鴻爪有跡可循，至少也要合已定之章法，但如今從微博刪帖而限定報導內容，乃至處理人士，一方面悄無聲息，一方面手法粗暴無據。

傳媒業整體粗鄙化已經不可阻擋。其形成，既有社會環境的粗鄙化，也有市場的壓力，政治的壓力，加上技術衝擊帶來的逃亡潮，以及傳媒業者自身的犬儒迎合，而這一過程，迅速消耗著原本應該也可以進一步提升的媒體運作水準和它們的公信力。

底褲正在被撕掉。

這一過程，也是傳媒業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它是由傳媒業內外聯手完成的。

不僅傳統媒體的粗鄙化，即時互聯技術平臺上的許多社群媒體自媒體，創業過程急於成功急於建立自己王國的急不可耐，在把別人一棍子打死的同時，大吹自己的法螺，也顯示了粗鄙的特徵。

我本以爲建立在新技術新平臺上的新東西，可能會拋開了傳統媒體的醜陋一面，但是，到目前爲止，我還是多少有些失望。赫爾岑說的對，絕不能用舊監獄的磚瓦爲民衆造出一座新的房子。

真正的新媒體，我們還要期待技術來沖刷，等待時間來沉澱。

但是，即使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粗鄙的時代，生活在粗鄙的媒體世界裏，也要好過鴉雀無聲的秩序時代，籠子時代。

相較鴉雀無聲的秩序時代的命定，粗鄙時代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性，許多力量已經突出了籠子的柵欄，真正開啓了一個多樣選擇的時代，也是一個多元時代。

於是，聲音不能再從一個喉嚨裏出來，技術已經突破了鎖喉術，雖然還會依然遭遇高牆。但是，技術進步的摧枯拉朽，不僅是製造了對傳統媒體業升級換代的壓力，更是對粗鄙的鉗制的突破。

所以，在正常改變無望的時候，我寧願把希望的溫存目光，投向技術。

資訊壟斷是專制主義的基礎，我們沒有制度來打破資訊的壟斷，但技術進步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突破了資訊的壟斷。

那麼，我們還是來看看，哪些纔是粗鄙時代正在發生已經發生夠得上稱爲傳媒業趨勢的？

我的判斷是，未來的傳媒業有五大趨勢性變化：

趨勢一：

技術繼續主導媒體變革，推動媒體型態的改變，傳媒業態的改變進一步加速。這種加速既體現在對傳統媒體的解構上，也體現在技術主導的新媒體型態的更新換代上，以速度換陣地，成爲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1、對於傳統媒體而言，技術正在解構傳統媒體過去所擁有的管道壟斷、內容壟斷和專業壟斷地位。

2、技術創造新的媒體崗位需求，程式員工程師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受過專業新聞教育訓練的人，未來這是一種對以政治導向重組共建的新聞教育的釜底抽薪。典型如傳統媒體裏的圖表式解讀，比如以演算法爲基礎的新媒體新貴今日頭條，等等。

3、技術的進步，門戶開始衰落，從微博到APP到新聞客戶端到微信，未來還會有什麼登場？

每一次新平臺登場，都是對現有傳播形式的衝擊，沒有能夠抵擋的，用戶分流，客戶分流，收益分流，媒體業呈現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這種變化還會加速。

趨勢二：

在技術和經濟下行的雙重衝擊下，求生的慾望使傳統媒體的變化趨於兩極化，一極是政治忠誠原則被市場效率取代；另一極是媒體收回探向市場的腳尖，迴歸政治體制的羽翼下。上海報業的變化，目前看來更像後者。兩種都是不同的求生術。

關鍵是誰能扛到最後。

趨勢三：

組織沒落，羣雄並起。技術既然解構了媒體原有的內容生產的專業性、壟斷性地位，以及傳播的壟斷地位，其對組織的衝擊自然很大。

中國傳統媒體的形成是非市場的，分散、低效、高耗是它們的基本特徵，媒體從業者在機關事業單位式的媒體機構中養成了官派習氣，即便市場化媒體中，文人式的清高散漫也使媒體機構的效率低下。

在技術和資本主導的媒體平臺衝擊下，這種低效高耗的組織將會逐漸瓦解，組織規模越大，壓力越大。組織降低成本成爲必然選項。

另一方面，技術賦權，讓普通人在資訊採集傳遞方面，擁有了上帝、教皇或皇帝般的力量，每個人都能成爲內容生產者，每個人都是媒體，傳統媒體的替代者野蠻生長，個人魅力型和專業型的新媒體平臺，將會獲得更多機會。

趨勢四：

媒體內容產品化，正在成爲傳統媒體自救的法寶之一。產品化後的媒體，各個產品組更像同人辦報。

或許，產品化能夠成爲媒體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它最終可能消解媒體原有的特徵，產品化救贖越成功，媒體的屬性越消解，尤其在媒體的公信力和話語權方面。所以，其後果尚待觀察。

趨勢五：

媒體平臺的商業工具化進一步發酵。即便傳統媒體遭遇瞭如此困境，還是有大資本義無反顧地闖進來。

與中國的其他文化產業投資一樣，比如動漫等，都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內裏乾坤，不僅自知，誰都知道。

儘管一些有影響的媒體尚有利潤，但這些利潤，對於那些投資投機動輒收益以億計的大亨們來說，沒有絲毫興趣，他們願意投錢，是看中了媒體平臺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態中的獨特位置和影響力，藉助媒體的這種位置優勢和影響力，可以助大亨們在政治謀劃和商業經營中一臂之力。

媒體正在成爲商業資本撬動更大平臺的工具。而所謂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喧鬧下，掩蓋的也是文化產業工具化的實質。

越來越沒文化，越來越粗鄙化。

二、事件（排名不分先後）

1、打擊網路謠言，爭奪陣地

爭奪陣地一說，更好地體現了2013年網路尤其是微博管理的目的，甚至，不惜犧牲司法的聲譽。看看如今微博的一地雞毛，好似成果累累，其實問題的根本不在謠言大V，而在現實生活的困境，社群媒體成爲輿論和羣衆情緒宣洩的管道，根本在現實問題，人們轉談風花雪月，並不能解決問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早有古訓。

風險將可能在另外的地方積聚。

2、南周事件

2013年初的南方週末新年社論事件，到年尾呼應的處理，讓我們這些看客不免大跌眼鏡。

要有多愚蠢纔會這樣秋後算賬，難道這就是所謂亮劍？

3、媒體的倫理危機

2013年，作爲企業危機公關對象的媒體，自身的形象出現了危機，從新快報的兩根骨頭到京華與企業連篇累牘地批判，到環企恨別之語，還有那些今年失陷的數字驚人的記者編輯，背後指向的都是媒體和業者的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

4、媒體人的集體逃亡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2013年傳統媒體人的逃亡規模更大，而且幾乎鮮有反向逃亡的例子。

人才流向是行業興衰的一個重要指標。

5、媒體併購、合併風潮開始

合併風潮起於上海。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CMC）與浙報傳媒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CMC佔股將超過40%，成爲財新傳媒第一大股東，胡舒立和黎瑞剛開始合作。

另外，上海文新報業與解放報業合併，組建上海報業。當年文新報業集團掛牌時我恰巧在現場。

在中國，傳媒業是一個有進入門檻的不完全市場，上述併購與合併，背後更大的推手不是資本，而是政治。這也是中國特色。

6、4G牌照開始發放

2013年底，工信部正式發放了4G牌照，移動獲得了TD-LTE牌照,而聯通和電信在獲得TD-LTE牌照的同時還獲得了FDD-LTE牌照。雖然只發三張牌照引發了業界批評，但4G時代，媒體業將會發生何種變化，我也很好奇。

7、媒體管理機構合併

作爲傳統媒體的主要管理機構的國家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在2013年合併。雖然政府在媒體發展中依然有著重要影響力，自然也算得上大事，但如果不能依據市場和行業發展變化進行調整，沒有現代理唸的管理制度和手段，怎麼調也跟不上媒體業的變化。

8、共建新聞學院

2013年有司在上海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共建新聞學院的做法和經驗，指導10個省市黨委宣傳部門與高等學校簽署共建協議。10所高校成爲試點先行單位。

三、年度媒體

1、年度報紙

新京報

南方都市報

——業界良心，當之無愧。

2、年度雜誌

財新新世紀週刊——今年有好多厲害的文章，尤其在反貪汙方面。

中國週刊——內舉不避，毫無愧色。粗鄙時代，一錘定音。

人物——我一直看好這本雜誌。

IT經理世界——產品化的先行者。

3、年度公衆平臺

騰訊微信——繼微博之後，又一個新的大衆傳播平臺。

騰訊大家——一種試圖聚合有粘性內容的平臺的嘗試。

4、年度新媒體

鈦媒體

今日頭條

5、年度網路媒體

共識網——尋找共識，傳播思想。

四、年度人物

1、羅振宇/申音（及其所代表的羣體）——探索者。

2、牛文文——成功從媒體人轉身成企業家。

3、羅昌平——從馬三家到打鐵記，從傳統媒體到試水新媒體，靠的都是內容立身。

4、裘新——其實在上海灘的媒體圈大大有名，只不過上海媒體領導者多在體制內，大都比較低調，接掌上海報業這個燙手山芋，第一件事就是《新聞晚報》停刊，不容易。

5、劉洲偉——從21出來創業，迎接新挑戰。

6、江藝平——退休，一個時代的象徵。

7、周忠華——低調接掌商界傳媒，潛力。

進入2014年，我開始了自己在傳媒業的第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來，我在中國傳媒業，由中央而邊緣，由報紙而雜誌，由甲方而第三方，由採編而兼帶經營，看多了潮起潮落，人來人往，這經歷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有。

許多人問我對未來傳統媒體的看法，我並沒有普遍流行的那種悲觀。

我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文章中都表達過，憑什麼其他產業有生有死就正常，中國傳媒業就只能只生不死？或者一有生死，便是惶惶如業態的覆亡到來？

這不正常。

我們都會死，我們所作的事也未必做得成，但我相信，即便我們死了，好的傳統媒體依然會存續，會發展，這個社會還有需要，當然，如何做好，是另一個問題。

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提到過自己寫的一首小詩，我很喜歡，覺得很貼切我們傳媒業現在的境況：

「乾燥的暴風雪使人雙目失明，

但我們不用眼睛也看見了，

春天的綠眼。」

我一直認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無論社會發生什麼變化，把自己選擇的事做好，這是對自己最大的安慰也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心中嚮往春天，雖身陷嚴冬，也聽得見遙遠春日的低語輕聲。

（後記：自2003年起，我寫中國傳媒業大事評點，至今也已經寫了整整十個年頭。

2013年12月31日晚2014年1月1日凌晨

於旭日嘉園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簡介：朱學東，《中國週刊》總編輯，曾任《南風窗》總編輯。）

他來自粗獷的武漢，而且高中就輟學了。那麼，他如何成長爲亞洲身價最高的在世藝術家之一？

1998年時，曾梵志還在爲找一處地方展示自己的畫作而苦惱。那時，中國的現代藝術市場幾乎不存在。後來，多虧一家起步不久的上海交易商（香格納畫廊——譯者注）幫忙，曾梵志才得以把一幅作品掛在上海麗思卡爾頓酒店(Ritz-Carlton)的大堂裏。一名美國遊客出價1.6萬美元買下了他的這幅名爲《面具系列6號》（1995年作）的作品，這讓他非常高興。

短短十年之後，在佳士得(Christie's)於香港舉行的一次拍賣中，這幅作品被人出價970多萬美元拍走，這讓曾梵志成爲亞洲身價最高的在世藝術家，同時也讓那名在拍賣中賣出此畫的美國遊客歡欣不已。

時至今日，曾梵志已成爲藝術界的代表之一。從他的藝術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藝術（乃至中國社會）的發展：從他小時候即文革期間的功利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到今日令人目眩的高度——在全球舉辦藝術展，身價高達七位數。

我來到曾梵志的工作室對他進行採訪。他的工作室位於北京城郊一個著名的藝術區。這裏就像一處寧靜的綠洲，讓人可以暫時遠離北京那令人抓狂的汙染和喧囂。穿過一個帶假山泉水、高大樹木的庭院，便到了入口大廳。大廳裏主要擺放著一座精美的木質佛像，其年代可追溯到唐朝建朝的公元618年之前。

大廳左側，就是曾梵志工作室的入口。他的工作室屋頂很高、屋裏很亮堂，裏面排列著大量已經完成或尚未完成的畫作；他那些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作品，也隨意地點綴其間。曾梵志抽著一支上好的雪茄，與一位客人忙著審視他最新畫展的小型模型——這是一個回顧展，要展出他在1990年至2012年間創作的40幅畫作和雕塑。該展覽將於今年10月在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in Paris)開幕。

他的助手在隔壁的廚房給我沏了一杯美味的濃縮咖啡。幾分鐘後，曾梵志來了。他一頭大汗地向我道歉，說讓我久等了、而且工作室裏沒有空調——他解釋道，沒裝空調是因爲他的畫需要慢慢晾乾。

他刻意保持禮貌，態度平靜而謙和，甚至有些害羞，但他的眼神卻有著花崗岩般的堅毅。我們在庭院的花園裏坐下，沏了一壺好茶，我感覺他已經適應了別人對他的恭維。「我們目前正處在中國藝術大發展的時代。」他說，「上世紀90年代幾乎什麼都沒有，現在卻有數不清的藝術家。我不好說他們是不是都很出色，只有未來的人能夠評判。」

中國藝術市場的繁榮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富前景，吸引來了無數造假者、抄襲者和機會主義者。面對這些人，曾梵志給出了上面這樣一個含蓄而有些外交辭令式的評論。他表示，自己不會浪費時間思考藝術界乃至整個世界的現狀，自己的全部心思幾乎都在繪畫上。他堅持認爲，每一筆都要由自己來畫，爲此他放棄了週末，一年330天都泡在工作室裏。只有在北京酷暑之時，他纔會抽出一個月時間與家人一起出去旅遊。

這種對藝術的專注一直是曾梵志人生最突出的特點。1964年，曾梵志出生於粗獷的華中城市武漢，父母是印刷廠工人。他說：「我一直是個壞學生，拒絕別人強迫我學些我不感興趣的東西，我那時真正感興趣的只有素描和油畫。」

武漢是文革的震中之一。文革始於1966年，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員和官員在這場運動中受到迫害或失去生命。曾梵志的父母被定爲工人階級，因此他的家庭相對要安全一些。但在這場席捲整個社會的浩劫面前，他的家庭也並非毫髮無傷。

「那時所有人都穿一樣的衣服。但我母親喜歡漂亮的東西，有時候，她穿的衣服會帶點色彩，比如上面印著粉色的花。」他說，「就因爲這個，她被批具有『小資產階級情緒』。那段經歷深深影響到了我的整個家庭。」

儘管曾梵志的母親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被暴力「批鬥」，但他一家卻遭到幾波氣勢洶洶的紅衛兵的公開羞辱。紅衛兵在他家房子外面和她母親工廠裏都張貼了「大字報」，批判他母親。「大字報」是一種用毛筆字手書的海報，自中國還是帝國的時候起就被用來表達抗議或傳播熱門訊息。

在那之後不久，年輕的曾梵志就開始把繪畫當成個樂子，從原先毛時代學校教育的單調中脫身。他說自己是個壞學生，這可並不是在誇大其辭或是在假謙虛：他沒有唸完高中，16歲時就像他的父母一樣在印刷廠工作，並在業餘時間去上正規的繪畫課。

有一天他發覺，有一種叫美術學院的東西，他隨即決定申請。但由於在數理學科上有欠缺，他連續五年高考都沒有考上。1987年，他終於被湖北美術學院(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錄取，時年23歲。他說：「我很幸運，我父母沒有給我壓力或者打擊我，他們很支援我。每年我的高考成績都提高一點點，直到我最終考上。」

1991年畢業後，曾梵志只想待在家裏畫畫，但他被政府分配到一家剛剛起步的廣告公司工作。事實證明，那時正是新中國廣告業的破曉時分。「我剛開始在那工作的時候，唯一能被展示的廣告就是政治標語。但很快局面就改變了。」曾梵志說，「我給那家廣告公司弄到了一筆大合同，因此可以一年不去辦公室。我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那段時期畫的。」

曾梵志接受的正規繪畫教育大多意在讓學生創作出傳統的蘇聯式現實主義作品，但他卻發展出對德國表現主義的欣賞。在向廣告業進軍的短暫歲月裏，他甚至還讀過廣告大師大衛•奧格威(David Ogilvy)關於如何行銷啤酒和襯衣的著作。曾梵志創作出了自己的首批重要作品，包括怪誕而又令人難忘的《肉》和《醫院》系列——在這些畫中，他已爲人物畫上了超大號的手，這也成爲他日後作品的特徵之一。

1993年初，曾梵志得以徹底辭去工作，搬到文化底蘊豐厚的北京。在這之前，他已把最初的幾幅作品賣給知名香港藏家張頌仁(Johnson Chang)。張頌仁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頗有影響力的藝術評論家慄憲庭的建議，給曾梵志的四幅大型油畫每幅出價2000美元。這在當時的中國算得上是一筆鉅款。

曾梵志說，張頌仁仍保有那四幅作品，它們今日肯定已價值數百萬元美元。「在當時，這兩位（張和慄）是中國藝術界最重要的人物，他們真的對我的起步起到了幫助，」他說，「不僅僅是在經濟上，他們還給了我自信。」

曾梵志說，在北京，他找到了一個圈子，可以「一起喫喝一起玩」，其中的一些人未來將躋身中國最知名藝術家行列。同時，他還踏上了一條不斷重建和改造的道路，徹底地採納然後捨棄新風格。「我們認爲梵志是中國最偉大的在世藝術家，原因之一是他的視覺影像始終在變化。」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香港分部主管尼克•西穆諾維奇(Nick Simunovic)說，「他從未滿足於一種身份，而且在很多方面他都越來越出色。他的藝術其實反映出了中國的發展。」高古軒在中國之外的市場代理曾梵志的作品。

來到北京約一年之後，曾梵志開始創作《面具》系列。這也讓他最終成爲身價百萬美元的藝術家。這些作品採用的風格和技法有別於以往的作品，反映出了他的如下感受：中國首都的人們在面具背後，互相掩飾著自己的真實身份。儘管《面具》系列成爲他市場價值最高的產品，但他在2004年卻再次徹底改變風格。這一次，他努力的目標是研究中國傳統的山水畫和書法。

他認爲，浪漫主義畫家、德國表現主義流派、塞尚(Cezanne)、畢加索(Picasso)、流行藝術和中國傳統畫家都對自己有所影響。但他表示，他的生活和經歷纔是塑造他作品的最重要力量。他最近的作品以大幅精細繪製的風景畫爲主，畫面被大量荊棘般的線條扭曲；另一些作品則含有對他最喜歡的某些德國畫家的直接參考。

西穆諾維奇說，中國藝術市場過去十年經歷了幾個讓人揪心的週期，但曾梵志作品的價格一直相當穩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他在海外藝術圈內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另外他的作品大多由國際藏家收藏。

「（2008年的）經濟危機對中國藝術市場來說是件大好事，因爲投機者被清除掉了，剩下的則是真正的藝術愛好者。」曾梵志說，「不過，這對我沒產生什麼實際影響，因爲不管二級市場發生什麼事，我作品的售價一直比較穩定。」

2011年，中國藝術家張曉剛1988年創作的一幅作品在香港拍出1010萬美元的價格，打破了曾梵志的拍賣紀錄。不過，中國現代藝術品的價格仍不夠穩定，經常受到投機性購買的衝擊，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購買。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任何富人從定義上來講都屬於新富，或者說是「暴發戶」。伴隨這種暴富的，是物質享樂主義和炫耀性消費。

曾梵志顯然享受了成功帶來的身外之物——設計師品牌服裝，名牌表——但和中國數量越來越多的新富們一樣，他現在似乎也在追尋某種更實質的東西。「剛起步時，我想的是賺更多的錢，買豪車、坐飛機，但最近幾年我真的改變了很多。」他說，「我認爲，如果所有人做事都是隻爲了錢，那這個社會就完蛋了。」

生活中他變得越來越富有，但他的品味卻變得越來越簡單。曾梵志說，自己僅有的真正嗜好是古巴雪茄和高檔中國茶。他最大的開支是在自己藝術空間的運營上，每年花費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這個藝術空間設立的初衷，是爲了支援新一代的年輕藝術家，讓他們能夠展出自己的作品，豐富自己的藝術經歷。

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曾梵志只有一次表露出警惕和不安，那就是當我問他政治在中國藝術中扮演何種角色時。世界知名異見藝術家艾未未住的地方，與曾梵志工作室只隔幾個街區。艾未未的住所經常受到中國國家安全部人員的侵擾。「我並不是對政治不聞不問，我只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的藝術上；我不是個政治藝術家。」曾梵志說，「艾未未是我鄰居，我並不反感或討厭他，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也有自己（做這些事情）的原因。」

曾梵志的雪茄快抽完了，我們的採訪也接近尾聲。但臨走之前我想知道，那名在1998年投資了這位默默無名的畫家、最後賺了將近1000萬美元的美國遊客後來的故事如何。「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不過，在（2008年）拍賣會上售出那幅作品之後，他曾到北京來看我。他很高興，因爲作品賣出了高價。」曾梵志說，「我猜他想看看藝術家本人長什麼樣。看到他賺了那麼多錢，我也覺得很高興。」

譯者/盛立宇

當姚明緩緩走進設在上海優雅的米氏西餐廳(M on The Bund)裏的採訪間時，他需要俯下身來才能穿過那道爲普通人設置的門。相對於他的個頭，就連那裏擺放的椅子也顯得太小。這位中國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同時也是中國頭號體育大使，或許還是中國所有健在的人中的頭號名人）不僅個頭高——7英尺6英寸的他就像天安門廣場，生來就是爲了讓凡人相形見絀的——他那留著獨特平頭的腦袋也給人以異乎常人的感覺。

只有上海這座遍佈摩天大樓的城市才能讓他稍顯矮些。當姚明望著上海金融區陸家嘴那高聳如雲的天際線時，他的身高感覺就不那麼突出了。一場颱風的尾巴正在席捲上海，吹散了往日的有毒霧霾，127層高的上海中心大廈(Shanghai Tower)清晰可見。這座大廈即將成爲這個執著於在摩天大樓方面領先全球的國家的最高建築。姚明凝視著這座起重機林立的大廈，說道：「它讓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姚明個人對「小」並不排斥。我問他開的是什麼車，他說自己有一輛路虎攬勝(Range Rover)，因爲大多數車對他的身材來說都不夠大。他有些遺憾地說：「說到挑選自己的車，我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我倒希望自己能開一輛迷你(MINI)。」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作「姚明」並不總是件容易事。他的身材替他做出了很多決定，從開的車、從事的職業，到他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此外，中國共產黨也替他做了不少主。

故事得從現年33歲的姚明還沒被母親懷上的時候說起。姚明的父母都很高。他母親身高6英尺2英寸，他父親身高6英尺10英寸，因此中共「鼓勵」他倆從事籃球職業。那個時候，共產主義體制對每件事都有決定權，從羣衆喫什麼（或者喫不上什麼），到誰該與誰結婚。布魯克•拉爾默(Brook Larmer)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姚明傳》(Operation Yao Ming)中寫道，姚明的父母被「撮合」成了上海個頭最高的夫婦。

拉爾默援引姚明母親以前的籃球教練的話說：「我們一直在跟大姚和大方（姚明的父母）說，『你倆都這麼高，應該在一起。你們能夠互相理解。』我們還跟他倆開玩笑說，『想像一下你們的孩子會有多高。』」

中國的科學家們甚至想出了一些有趣的方法，來預測他們那些高個子同志到底會長多高。姚明說，醫生對他最終身高的預測很準。他說：「我十二三歲時，他們量了我的手。」他指的是一種透過小孩子的「骨齡」（基於對兒童腕骨的監測，來預期他們骨頭髮育成熟的年齡）來預測他們最終身高的技術。他表示，自己曾經效力的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俱樂部(Shanghai Sharks)仍在使用這種方法。姚明已經買下了這個俱樂部。

再一次，上海體育主管部門從一開始就知道，小姚明以後會長成個大高個。拉爾默說，姚明出生時重11.2磅，身長23英寸，幾乎是那個時期中國新生兒平均大小的兩倍。

雖然當時鄧小平已經終結了中國先前所走的共產主義道路，但國家仍認爲，有責任幫助小姚明實現打籃球這一天賦的使命。在他們的鼓勵下，姚明9歲就進入一所有國家背景的體校。

姚明對此並不反感，而且他小時候也沒怎麼特別反對過家長給他的硬性指示。談到他的父母，姚明是這麼說的：「年紀越大，我就越傾向於接受父母對我的（人生）指導。我感謝他們賦予我一個非常自由的青少年時代。在上學和打籃球方面，他們並沒有給我壓力。他們只是一再囑咐我（不管做什麼都）要有耐心、有毅力。這是他們唯一對我要求很嚴的地方。」

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我很快認識到，姚明的人生哲學就是接受自己無法改變的現實。這一人生哲學指引他走向職業籃球、走向美國，甚至指引他在超級大國關係中扮演起他現在的角色。「我的信仰是接受現實。如果你無法改變某件事，那最好是努力去接受它。」

姚明就是這樣接受了他自己的身材、以及與之相伴的天賦和各種不便。2002年，姚明那異乎常人的身形幫助他成爲了NBA 2002賽季的「狀元秀」，這是任何中國運動員之前無法想像的成就。作爲那年NBA聯賽所有新球員中最搶手的一位，姚明開始追隨美國體育巨星「魔術師」強森("Magic" Johnson)和沙奎爾•奧尼爾(Shaquille O'Neal)的腳步。姚明在休斯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打了9年，多次入選NBA全明星隊(NBA All Star Teams)，憑藉自己的實力成爲了一位明星。

但姚明那高高的身材也給他帶來不少麻煩。他下半身多次受傷、特別是腳部，這些傷使得他無法進行連續、大量的移動。因此，他在30歲的時候就不得不過早結束NBA職業生涯。他是否擔心，隨著年齡增大，內臟器官也可能出現問題？他說：「我曾經擔心過這點，但我無法改變它。」這有點像再也不能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步（不管走到哪他都會被人團團圍住）或者開一輛迷你：這是他無法左右的。

那麼，他怎麼看待國家的作用呢，他痛恨中國的社會決定論嗎？姚明說：「沒有政府，就沒有今天的我，我恐怕早就失去了方向。」

那麼他如何看他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呢？姚明說話輕聲細語，生活上潔身自好，還富有自嘲精神。他登上美國體育舞臺的時候，中國也努力在國際地位實現同等程度的躍升，從一個國際「賤民」崛起爲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姚明在無數美國人真正關注的領域取得了成功，他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一個乒乓外交使團。他讓人們開始仰視、而不是俯視中國。不過，要充當「增進中美兩國相互瞭解的視窗」——一位前經紀人之語——是那麼簡單嗎？

以謙遜出名的姚明不認爲自己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當我問他，你是否就像1972年訪華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那次訪華恢復了中斷數十年之久的中美關係）那樣重要時，他說：「我不清楚那件事。」但他承認，NBA在美國文化中有著很高的曝光度，他現身NBA後，「人們便可從中瞭解到中國人是如何生活和交流的。」姚明說，先前「美國人透過毛主席、鄧小平以及李小龍(Bruce Lee)瞭解中國人的，但李小龍其實是一位華裔美國人。」

扮演13億中國人的非官方發言人這一角色，是否有難度？「最難的就是，我必須考慮我說的話是不是兩種文化都接受。你是一名美國記者，當我與你交談時，就必須努力找到一種平衡，說一些中間立場的話……我的工作就是設法找到共同點，迴避差異。」

姚明相信，他能夠根據身處的環境自如地爲自己披上恰當的文化外衣。他說：「骨子裏我是個中國人，但在美國……你必須讓自己成爲美國人。我去休斯頓的時候，我就把自己當成個休斯頓人——我不認爲我是一個去休斯頓的中國人。但現在，我已經結束了在那裏的職業生涯，回到上海我就必須表現得像個本地人。」

這種變色龍式的做法聽上去很累人，但姚明似乎習慣了。「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想成爲自我，說一些真正代表自我的東西，」他說。「但每個人也都需要知道他自己肩負的責任。我願意接受並且努力承擔責任。我總是在我的個人目標和我的責任之間尋找交集……（因此我能夠）接受責任，並將其作爲（我自己的）意願。」

我想知道他的這種泰然是否源於東方哲學，或是儒家思想？但姚明似乎只是天生就相信，接受現實也是一種英勇之舉。他說，自己沒有研究過哲學。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爲他爲打籃球而犧牲掉了大部分本該在校園裏讀書的時光。直到現在，30多歲的姚明纔有機會作爲上海交通大學(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的一名大學生在該校攻讀經濟學。他與家人一起住在上海。我們見面的那天，他剛剛送完3歲的女兒去學前班，那是他女兒第一天上學前班。姚明竭力避免讓女兒出現在公衆視野中，不過中國媒體已在猜測她未來的身高，因爲她母親葉莉曾是中國國家女子籃球隊的球員。

除了經濟學以外，姚明還兼顧政治，並對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感到自豪。我問他是否是黨員？他詼諧地問道：「什麼黨？」姚明接著說道，許多政協委員並不是中共黨員。

姚明當然不怕表明立場——他呼籲人們不要喝魚翅湯，並直言北京方面需要採取措施解決空氣汙染問題。他說：「天氣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它是那種會迫使我們政府作出某些改變的問題。但這需要時間。你來自底特律，你小時候那裏的空氣又是如何？我們不能只是關閉所有的工廠了事。」

隨著運動生涯逐漸結束，姚明還在中國慈善領域開闢了新天地。他創立了旨在幫助2008年四川地震災民的「姚基金」，希望在支出方面變得更透明（儘管該基金目前還沒有透明到實際披露自身資產規模的程度）。但在談到是否有計劃譜寫亮麗的商業生涯、使之足以匹敵自己過早結束的運動生涯時，他卻沒有太多可說的，只是指出自己的想法還「不成熟」。姚明向商人的轉型迄今還沒有真正啓動。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賺大錢是他最終計劃的一部分。當我問他是否希望以一種有利於社會的方式賺錢時，他給了我明確的答案。他說：「賺錢本身就有利於社會。」他提到中國一句老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那麼，他對國家目前的狀況滿意嗎？正是在國家的幫助下，他才變得如此出名。姚明說：「文革結束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們不能止步不前。在上海、北京，人們很富足，他們有可口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和很好的學校。但精神上的富足是你無法買到的。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他接著說：「我們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姚明出生時，鄧小平爲了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說了同樣的話。自那以來，中國已經找到了賺錢的竅門。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了靈魂嗎？姚明說：「這是中國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未來會有一個轉折點，我們已經很接近那個點了。」

可能是因爲他的高大，或者更有可能是因爲他如此自信、謙和和泰然，我很難不相信他說的話。姚明改變了世界看待中國人的方式，這絕對不只是高度的問題。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張嫣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2013年9月4日，中國學界28名學者簽名發表了《關於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因爲是在牛津大學的會議上擬定，因此被稱爲「牛津共識」。

這份800多字的共識聲明看上去有點大而化之，在爆炸性新聞層出不窮的中國當下也談不上有多少影響力。但熟悉中國思想界內情的人知道，這已經是中國思想界近二十年來的破冰行爲。

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對立甚至已經到了水火難容、攻擊謾罵的地步。用自由派學者秦暉的話解釋是：「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認爲根本不會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鬧到你死我活，多半是兩個原因，一個涉及權力，一個就是涉及到利益。」如果說這樣的大背景還不足以讓這份「牛津共識」顯得彌足珍貴的話，那麼此次牛津會議的召集人、基督徒青年學者王文鋒自掏腰包20萬元貼補這次共識會議卻是真切地讓這份共識聲明帶了些慈悲情懷。

「牛津共識」後再次反思這份「共識聲明」，各派學者對派別之間的分歧與共識又有怎樣的認識與評價呢？FT中文網就此採訪了「牛津共識」文字的四位發起人秦暉、黃紀蘇、陳明、何光滬以及學者許紀霖等。

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

各個派別對中國問題的「病根」的診斷是不一樣的。

新左派認爲病根是資本主義，甚至有些人很不客氣地說是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導致了中國的矛盾。自由主義正相反，他們認爲中國社會病的原因是舊的體制和「文革」爲代表的集權體制在繼續起作用，權力干預市場公正，從而造成社會負面現象。新儒家認爲，是因爲傳統文化被破壞得過於嚴重；研究基督教的在這方面與新儒家比較接近，認爲傳統道德被破壞，宗教信仰被掃蕩至少是社會道德滑坡的部分原因，也有很多基督教學者贊同自由派對政治經濟的問題的看法。新左派開的藥方是：恢復國家管制經濟，主張平均，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自由主義則主張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讓市場來解決問題，消除由於政治權力干預帶來的不平等，主張自由平等的競爭。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學者則認爲應該重視文化的問題，主張信仰自由。我個人覺得自由主義的說法比較有道理。

我從一開始就全力支援「牛津共識」會議，這對學術界很重要。2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分化得越來越明顯，問題越來越尖銳，對社會問題的形成原因和解決方法都有不同的意見。因爲看法不同，相互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再加上少數人寫文章意氣用事，不同派別的人陷入爭論與糾紛之中。這種無休止的爭論與糾紛不僅會讓外界感到困擾，而且也會讓執政者失去傾聽的興趣與耐心。中國目前的矛盾很尖銳，但從根本的道理來說，並不是非常艱深，並且各個派系都對中國有個一致的判斷與共同的希望。中國的領導人應該看到這一點，中國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在一些問題上的基本判斷是完全一致的，都有共同的主張。

陳明，《原道》主編（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在多元的現代社會，由於價值立場和學術背景不同，思想和思想界存在分歧是自然、正常甚至必要的。90年代以來左派、右派、儒家以及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出現是社會空間得到拓展的產物。但是，思想的差異應該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政治的差異有所不同，不應該變質爲話語權之爭，也不應流於意氣之爭。

有人說「牛津共識」內容稀薄類似「底線共識」，我覺得應該積極地看成基礎共識，即它是可以作爲起點往前延伸的。雖然會議上各家思想分野清晰，但也看到各派的問題意識與思考維度開始被相互間考量吸收，從而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譜或構成變得豐富厚實。如果再聚首的話，我會提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問題，並堅持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爲起點和目標。家國情懷，天下責任，在儒家這裏是統一的、中庸的。自由派只講個體和天下；新左派只講黨、國或黨國；基督徒當然更是所謂普世主義。我認爲儒家思想可以爲其他各派提供一個結構性的基礎平臺。

黃紀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新左翼代表人物之一）

思想界的分歧首先當然是實際社會分化和衝突的反映，一般情況下，社會現實什麼樣，它大體也什麼樣，不可能出入太大。其次，思想界並不僅僅是個被動迴音壁，也是一種能動的社會力量，往往獨立於、甚至異化於社會現實。思想界應該以自己的道德情懷和理性水準引領現實向上向善，而不是比現實更不堪入目。思想界近年來有些所謂的「左右之爭」，只認圈子、不講是非，雖然一個個振振有辭，實屬流派向幫派的墮落，酷似文革時期「大喇叭」、「牛屁股」之類流氓團伙的街頭鬥毆，跟「思想」已經八竿子打不著了。這雖然不是現今思想界的全貌，但的確是值得警惕的趨勢。

但願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下次聚首之前能變得獨立自主一點兒：右邊的別護膝文胸似地跟大富豪貼那麼緊——看有些教授和資本家在微博上打情罵俏，豈但「公領域」「私領域」不分，連是男是女都看不明白了；左邊的也跟「大大」多少保持點兒距離，別弄得跟貼身保鏢似的，比焦大都不如。這樣雙方或許能在民生和民主問題上真能取得一些稱得上「共識」的共識。

聲明裏的「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變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會思想都是有侷限的，一個可愛亦可信的未來社會藍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這段話是我提議加上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其實哪種社會思想都有一定的現實和未來合理性。中國的未來的健康發展，需要整合這些或同或不同的合理性，我想這也是包括此次會議在內的思想行動所應追求的一種「共識」吧。

秦暉，清華大學教授（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

「牛津共識」這件事是有一點意義，但僅就這個文字而言，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這個文字講的都是一些幾乎是人人都可以同意的話。但這至少可以說明，不管是主義上的左右，還是文化上的東西，這些人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當然，坐在一起是個開始，如果我們能夠沿著這個方向，把共識進一步地探尋下去，那可能將來會有意義。

我還有一個意思是，除了左右中西以外，今天的中國要講共識，還有一個是「上下」的共識。但這是我們不能承擔的，因爲我們這些人不上不下，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勞苦大衆。老實說，即使是中層，我們也不能說代表了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代表自己。比如，據說我是自由主義者，但其他的自由主義者會不會同意我代表他們呢？寫這個文字，只要沒有別人委託我，我都不敢說自己能代表別人，我們都只是代表自己。只能說，寫這個聲明的這些人中包含了左右中西的人，但你不能說他們代表了左右中西的人。

但是目前這個文字，意義並不大，只是這個行爲比較有意義而已。如果要說我們各派別之間有最大公約數的話，現在這個文字肯定不是最大公約數，它只是個公約數而已。怎麼把這個公約數做到最大，這可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作爲此次「牛津共識」的積極參與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則把中國思想界的這個事件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評價和考量。他說：「『牛津共識』的意義不在於達成了什麼共識，而在於各家各派能夠坐下來，有意願去尋找共識。中國政治最大的問題是彼此之間不信任。晚清時，革命派和立憲派相互之間爭吵不休，互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持續到民國，國民黨和進步黨也是爭吵不休。『牛津共識』的意義在於，在尋找共識的時候，大家都能去了解對方，知道對方是怎麼想的，從而不會產生誤解。哪怕達不成共識，至少會有一種基本信任。有了基本信任，纔有可能對話，達成妥協，否則只有敵意和誤解。而這種敵意和誤解多了，很可能會出現像埃及那樣的悲劇。」

【編者按】又到年末，FT中文網推出2013中國年度報告，邀請意見領袖對影響中國過去一年進程的重大議題展開回顧和討論。

發展維繫於改革，而改革植根於觀念。經濟學家張維迎近些年一直關注市場、合作等經濟觀念的普及，繼「市場三部曲」之後，他近期出版了《博弈與社會》。他認爲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同時理念陷阱也無處不在，他梳理並一一回應了流行的六大理念陷阱，他強調正是這些理念陷阱嚴重地阻礙著改革。

中國下一步變革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一個是理念，一個是領導力，這是我這幾年一直強調的東西。理念可以正確可以錯誤，領導力可以弱可以強，最好的組合是正確的理念、強的領導力，最差的是錯誤的理念、強的領導力，當然還有次好的。強的領導力兩個極端都有可能，但變革期間沒有強的領導力真是不成。中國過去60多年的歷史大體是這樣的情況，前三十年領導力強但理念錯了，是最糟糕的。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一個比較強的領導力。過去十年之所以倒退是因爲我們的理念倒退了，好在我們的領導力不是很強。

現在改革，阻力確實很大，但大家不要以爲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沒有阻力、沒有既得利益集團，任何體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既得利益集團，計劃經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蘇聯也不可能維持那麼久。改革前25年和我們現在最大的區別不是有沒有改革的阻力，也不是現在的阻力比那時強大得多，而是那時改革動力比現在強得多，那時候從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爲使命，沒有那麼多功利主義計算，現在不是這樣了，都在等別人改。

同時，比較麻煩的是我們有一些理念陷阱，這些理念陷阱嚴重地阻礙著我們的改革。

第一個理念陷阱：「中國模式論」

「中國模式論」是一個非常錯誤的理念，一些人以爲我們過去35年走過了西方兩百年的道路在於我們的模式好，不僅要堅持，外國人也要向我們學。事實上，我們35年的高速發展是因為後發優勢，我們其實是一種寄生經濟，別人在修路，我們在走路，我們走得快是自然的，並不證明我們比別人偉大，也不證明我們的體制優越。自由體制創造的很多技術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體制所使用，非自由體制在某個階段可以有很好的經濟成長，但不要以爲沒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續發展，因爲我們現在的經濟是建立在別人自由的基礎上。看看現在所有的技術成就，我們中國人在用電腦、手機、開汽車、上網路，但這些都是自由體制下創造的，不是非自由體制創造的。抄別人的作業得高分，並不證明自己聰明。

第二個理念陷阱：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

有人認爲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驗證明，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照樣可以市場化，經濟仍然可以高成長。我認爲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比較小。

中國人過去認爲權力是打下來的就有正當性，靠流血犧牲獲得權力就有正當性，但這種正當性現在面臨挑戰：第一，人們越來越不再認爲透過流血建立政權就是正當的，年輕一代尤其如此，儘管歷史上大家認爲是正當的。第二，即使透過流血建立的政權是正當的，隨著時間推移也不能總喫老本，不能永遠以此爲基礎。這其實是儒家的觀點。

第三，過去中國人接受的一個權力的正當性在於，不管你的權力怎麼來，來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麼、做得如何。如果你給人民帶來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擁護你。我想這是鄧小平心裏想到的，他意識到沒有辦法只按原來的權力來源執政，所以要形成新的正當性，就是給人民帶來好處。但現在有一個問題，從民衆的需求來講，物質是一方面，物質生活到一定程度後，人們不會只滿足於物質的東西，如果一個政權只讓你有飯喫、有衣穿、有房住，一定階段可以，但過了一定階段後可能有問題。人需要尊嚴，需要自由，憑什麼不能想、不能說？人們天賦的一些基本權利我們必須承認。如果始終不承認個人的天賦權利，包括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那我覺得任何統治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懷疑。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尋找一種新的正當性來源。我想不管怎麼樣，中國要找到一種體制，這種體制的正當性能被人們普遍接受，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

第三個理念陷阱：多人認爲現行體制對既得利益者好

我在幾年前有一個觀點：我們這個體制之所以要改革是因爲對所有人都不好，對既得利益也不好。爲什麼他們認爲對自己好？因爲他們無知或者不明白。人類的許多衝突都是由無知導致的，這就叫「聰明反被聰明誤」。看看那麼多既得利益集團出事了，包括北大畢業的薄熙來，假如不是這樣的體制，他能落到這樣的下場嗎？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雙眼，一定要認識到：有人權比有特權好。今天有特權但沒有人權，有特權保證你在位時可以得到別人得不到的東西，沒有人權意味著隨時處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慮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論他有多少財富和特權。

第四個理念陷阱：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

我認爲這個觀念完全錯誤。是先有共產黨執政纔有國有企業主導，不是因爲有國有企業主導纔有共產黨執政。當年國民黨已經有了一部分國有企業，但還是被推翻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不是靠自己控制的物質資產，而是靠理念。如果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那共產黨永遠不可能執政。反過來，國有企業一統天下也不能保證執政，蘇聯垮臺前國有企業就是一統天下，但還是垮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蘇東劇變的情況下維持政權穩定，是因爲改革開放發展了私有企業，解放了生產力，讓人們變得富有了，這一點鄧小平看得很清楚。可以設想，如果中國現在把民營企業都國有化了，共產黨很快就沒有辦法執政了。反之，如果把大部分國有企業民營化了，共產黨的統治就更穩固了。在我看來，對維護共產黨的執政而言，國有企業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負資產，因爲它們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財力，它們導致的不公平、腐敗和道德墮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

第五個理念陷阱：槍桿子裏出政權

這個觀念也是錯的。槍桿子裏能出政權的話，那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會被推翻，因爲槍桿總是在現有的統治者手裏。政權的真正基礎是人們有關權力正當性的觀念。當人們認爲某一種政權的合法性或者正當性已經喪失的時候，這種政權再多的槍桿子也沒法維持，因爲槍桿子會跟著理念走。看看近代史，我們經常說100多年前滿清王朝是被武昌起義推翻，但武昌起義就是一個軍營起義，就打那麼幾槍，能把那樣一個帝國推翻了？滿清之所以垮臺，是因爲人們的觀念變了，好多人認爲滿清已經沒有正當性了，武昌起義只是一個導火線，或者說是一個信號彈，協調了人們久已期待的行動。武昌起義之後，十幾個省就自己宣佈獨立了，皇帝的聖旨、聖諭、懿旨突然沒人聽了，所以它就癱了。當年國民黨的武器比共產黨先進得多，爲什麼共產黨的「小米加步槍」能打過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砲」？因爲人們的觀念變了。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壓迫人民，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大家覺得它沒有了正當性，好多知識界的人士都跟共產黨走了，甚至許多國民黨的軍隊都投誠了，因爲共產黨能使人民得解放。

第六個理念陷阱：政府的權力越大，政府越強大

這個觀念混淆了權力與權威、權力和能力。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最強大的政府不是權力不受限制的政府，而是權力受到限制的政府，這就叫「有限政府」。原因在於，政府和老百姓之間實際上是一個博弈，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個強大的政府。以英國爲例，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政府的權力可以說受到的限制很少，國王可以隨意單方面修改國債借款條款，可以拖延、甚至拒絕支付債務，也可以利用外國商人瓦解國內債權人之間的聯盟。如果國王不還錢，債權人一點辦法都沒有。結果是，所有有能力給政府借錢的人都不願意借錢給政府，英國的國債規模長期在200萬英鎊上下徘徊。光榮革命之後，英國實行了所謂的「君主立憲制」，也就是說，君主權力受到憲政約束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國王和政府的所有權力都在法律之下，如果政府賴賬，國會可以廢除國王。結果是，政府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其舉債能力大大提高了，九年後政府的總債務就上升到1670萬英鎊，之後又繼續提高，強大的債務融資幫助英國在歐洲取得了霸主地位。

現實觀察也表明，真正強大的政府是實行憲政和法治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國家的政府。憲政和法治可以理解爲政府對老百姓做的承諾：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監督；政府不僅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這些權利作爲對政府行爲的限制。在憲政體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強大。人治的政府看起來強大，其實很脆弱——至少從長期看是這樣，因爲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以上這些錯誤理念是中國下一步改革非常嚴重的阻力。中國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走出這些觀念陷阱。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義。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根據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的發言整理、補充）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近兩年，上海出現了不少私人美術館，如龍美術館、喜馬拉雅美術館、民生美術館等。2014上半年，又有兩家體量龐大的機構——餘德耀美術館和龍當代美術館——將在上海浦西落成。臨近的南京也捲進這股熱潮，新添一座四方當代美術館。該項目整體投資甚至高達十億元，耗時十年。

不過，這些民營美術館建造完成之後，後續投入纔剛剛開始。

業內認爲，一個40人左右、展場面積4000平米的美術館，一年包括水電、人力等在內的運營成本在2000萬人民幣左右。如果要舉辦高質量的展覽，運輸、保險、展品進出口的費用更可以上不封頂。目前，這些費用大多由美術館的擁有者自掏腰包，這也導致投入難以爲繼。很多民營美術館背後實質上是地產公司，經濟上有風吹草動，可以直接影響到美術館的生存。

11月2日，南京四方美術館開幕。現場高朋滿座，來客皆曰金陵古都新添一座文化地標。但迎來送往之餘，四方美術館年輕的當家人陸尋卻心思很重，爲這一刻他已經消瘦了不少。問及願景，他說是「能活下來」。這並非故作低調。作爲一家民營企業，四方集團每年要負擔美術館500萬元的開銷，資金壓力沉重。

陸尋說，紐約的MoMA、古根海姆、英國的泰特美術館之所以能夠成爲現在的樣子，背後是一整套社會體制和政策的支援。比如企業對美術館的捐贈可以減稅，而美術館經營考慮到其公衆性，也會有稅收優惠。這在中國尚不可行。四方能做成中國的MoMA嗎？「不可能」。

再如關稅。民營美術館如果想辦高質量的展覽，就會涉及作品的進口，而這意味著高額保證金。喜馬拉雅美術館去年9月舉辦「託尼•格拉克: 雕塑與繪畫上海展」，保證金據稱高達千萬。同理，如果外方想要從民營美術館借作品，民營美術館也需申報臨時出口，押金最高可達作品價值的四成。對於資金面本來就緊張的美術館來說，這會產生巨大的額外壓力。

最爲尷尬的是，雖然國家層面有「文化大發展」的政策，民營美術館卻暫時無法被納入「文化產業」，民營的身份更是讓這些機構難以享受資金扶持和政策優惠。

這種情況下，美術館們只好「螺螄殼裏做道場」。做的比較好的是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和今日美術館。前者由比利時藏家夫婦尤倫斯建立，2007年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尤倫斯基金會的撥款。不過，美術館透過自身藝術商店的經營和場地出租，已幾近實現「造血」功能。自主經營收入從2008年的210萬元，上升到2013年前九個月的2200萬元，基金會的撥款也從2008年的8600萬元下降到今年的約2100萬元。美術館方面曾表示，藝術商店的收入已經佔到美術館總收入的55%。

地產商金典集團旗下的今日美術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民營美術館之一。雖然母公司的投入依舊不小，但美術館在品牌合作和贊助方面已經另闢蹊徑。到2012年，今日美術館已經有約30個贊助商，類型包括汽車、金融、奢侈品、洋酒和五星級酒店等。根據業內的估計，合作方的贊助收入一度達到今日美術館收入的70%。

不過，無論是藝術衍生品經營還是贊助，似乎都只能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印尼第三大農業集團的擁有者餘德耀說，自己也不得不看著賬目精打細算，計劃中的美術館研究所因爲開銷太大，只能暫時擱置。他最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爲民營美術館稍作鬆動，如果企業贊助暫時不能抵稅，那麼至少讓美術館的收入減稅，使盈利能夠迴歸美術館。

不過，這位企業家出身的藏家看好中遠期和自貿區建立，「整個上海都會變成自貿區」，屆時關稅方面很多問題都有望迎刃而解。

以企業家的思維，這位美術館創辦人更在意未來的變化。問及是否考慮過一個「worst case scenario」抑或最壞的情況，餘德耀坦言從來沒有。「問題是你對這個國家有沒有信心。只要你對國家有信心，你不妨先做起來。」

注：文中部分數據來自《藝術評論》2013年第7期中《中國民營美術館的運營與身份尷尬》一文。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國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社會。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經濟成長率，百姓的生活水準空前地提高了，現在平均一個人每月的工資相當於30年前一年的工資（以購買力比較）。中國人享受了自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和平發展的30年（這中間的173年大體上可分爲六個30年，改革開放的30多年是獨一無二的和平發展的30年）。這樣的成就被全世界稱爲中國奇蹟。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極其了不起的一段繁榮昌盛時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情況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穩，維穩成了當局的首要任務。社會中各種衝突層出不窮，暴戾之氣空前高漲。城管與小販互相殘殺，病人殺醫生，百姓殺當官的。文革已經過去40年，但是還有人開批鬥會，舉著標語牌打倒誰誰誰。在全球大多數國家廢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國還在大批執行死刑。儘管冤死了不少人，現在照殺不誤。聯合國號召反對死刑，但是中國大多數人贊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復凌遲處死壞人，讓他們知道厲害。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對方躺在嬰兒車裏的小孩舉過頭猛往下摔死。文化革命毀掉了中國幾千年建立起來的道德觀。用殘暴代替了仁愛，用鬥爭代替了禮讓。道德作爲社會中人與人的粘結劑蕩然無存。

現在文革中極端的做法已經停止，但是新的價值觀並沒有建立，沒有一個牢固的判斷是非的堅實基礎。由於政治上的需要，說假話成爲風氣。更使道德觀的重建愈加困難。由於基本價值觀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虛而入。這就是全民向錢看，一切都爲了賺錢，錢主宰了一切。好的方面是導致了經濟的高成長，壞的方面是社會迷失了方向，個人的人生觀被扭曲。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國人的價值觀經過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

滿清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但是鴉片戰爭使傳統的價值觀受到了衝擊。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洋槍利炮。於是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這個爭論尚未結束，上個世紀初就有馬克思學說傳入中國。

到1949年馬克思的價值觀正式成爲中國的統一價值觀。全國人民爲實現共產主義而努力，中國社會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信仰。它經受了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三年災荒，一波接一波傷害了上億人的階級鬥爭的巨大考驗而人心沒有渙散，百姓判斷是非的標準並沒有動搖。但是文化大革命和蘇聯垮臺，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沒了根基，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

由於對外開放和人員大量的對外交流，西方價值觀大量進入。例如過去不被重視的個人隱私權，現在成爲許多矛盾的焦點。中國進入價值觀大交鋒的時代。

儘管改革以後中國人逐漸接受了多元化的價值觀，拿憲法修改來看，我們已經不再堅持公有制（承認私企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承認要保護私有財產），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接受了人權、法治、憲政等重要的現代價值觀。但是舊的東西很難放棄。特別是馬克思關於剝削、勞動價值論、階級鬥爭的學說還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環境下，這些說法有大量的同情者。他們以階級鬥爭的學說爲武器，成爲社會重大的不安定因素。

在上個世紀初，剩餘價值、剝削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曾經獲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的認同，從而出現了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經過近一百年的實踐，證明消滅了「剝削」的公有制，其毛病比私有制更大。絕大多數公有制國家先後改弦更張，放棄了這一套理論，開始走上階級和諧，共同致富的道路。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理應更有深切體會，應該更堅決和這套理論訣別。可是我們錯失良機，至今還在勉強堅持著它。這就妨礙了中國社會接受新觀念的進程，因此中國社會不能形成統一的價值觀，更沒有大家一致的標準來判斷是非。這樣造成的混亂是可以想像的。

雖然歷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構成的，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變化的總趨勢應該是越來越明顯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憲政，是歷史演變的總趨勢。也就是孫中山在百年前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從執政者的長治久安來考慮，我們是不是應該及早認定方向，促進全社會盡早搭上潮流的班車，不要再一次被歷史甩在後頭。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mojing.huo@ftchinese.com）

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就非凡，舉世矚目，毋庸爭辯。但是其持續性是有問題的。環境上的，制度上的，利益衝突上的，都不可持續。特別是生活的改善並沒有帶來百姓滿意度的提高。國慶期間有上億人出門旅遊，堪稱太平盛世，但是大家還是意見一大堆，怨言到處有，百姓變得性格暴烈，打架罵人習以爲常。這是文革以前的中國從來沒有過的。這種分裂現象的原因何在？不管答案有多麼不同，但認爲進一步的改革勢在必行還是有共識的。

這種情況是改革以後多年的政經不協調導致的。經濟方面有較大的自由度，但是政治方面進步緩慢。這是大多數人比較一致的看法。在以前的幾屆政府時，大家都盼著政治改革能有所突破，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利益集團愈加鞏固，特權愈加氾濫，法治越來越鬆懈，造成正義缺失，民怨加重。現在新一屆政府上臺，大家有很高的期待，這是很自然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幾屆領導人，領導體制上改變了過去一個人說了算的制度，變爲常委們的集體領導，本屆政府又由九常委減少到七常委集體領導，其好處是不會像文革那樣出現重大方向性的錯誤，但其副作用是重大決策難於統一，因此效率較低。習近平主席雖然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是也難改分散決策的弊病。從他多次發言的前後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圍環境的約束是很難擺脫的。在經濟改革方面，李克強總理看來心中有數，目標明確，行動果斷；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則完全不同。有主張迴歸毛澤東政治路線的極左派；有主張照搬西方民主的極右派。這中間又分成許多不同政治組合的派別，意見的對立十分明顯，協調顯然非常困難。在這種背景下，期望出現果斷、明確的大幅度政治調整顯然是不切合實際的。即使最高領導有這種意願，要實現也會冒較大的風險。這是領導集體所不願意看到的前景。

在這樣困難的約束之下，有沒有可選擇的方案呢？我認爲是有的。辦法就是採取各方面都受歡迎的小步走。比如適當放寬言論空間。左派右派都不歡迎各自的言論被限制，所以放寬言論空間是阻力最小的一步。從長遠的方向性來看，也是必由之路。執政者擔心言論自由可能危及執政者的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過分的言論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對政權的安全有利。中國在經濟上的開放已經使得嚴格的輿論控制成爲不合時宜。百姓和官員自由去往世界各國，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趨勢，目前中國的控制方式早已與時代格格不入。

放鬆輿論控制的必然結果是創造講真話的環境。過去被掩蓋的許多歷史事實將被逐漸糾正。這對政權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簡單，建立在歷史虛無主義基礎上的政權不可能是牢固的，何況過去的錯誤和現任的領導人無關。相反，現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連續幾屆領導人糾正了過去錯誤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的。那麼爲什麼對糾正過去的錯誤還有猶豫呢？

「和諧社會」是上一屆領導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標明確，不像「老路」「邪路」那樣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會和諧，沒有具體措施，所以進展不大。相反，不和諧的事端層出不窮。全國各地相繼發生的城管和小攤的衝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劇，典型地反映社會不和諧。類似的官民對立，甚至發展成爲武力對抗，非但不和諧，而且是穩定的大敵。這種衝突對誰都不利，可是一再發生。如何防止這一類事件的發生，是擺在執政者面前最緊迫的任務。

是什麼造成社會不和諧、百姓的火氣特別大，以至於發生暴力對抗？一般的解釋是對社會不滿，由於貧富差距過大和貪汙腐化。但是仔細檢查具體的事由，大部分羣體事件並非這些原因。無論是唐福珍自焚案，鄧玉嬌抗暴案，夏俊峯殺人案等等都不是這些原因。唐福珍自己就是一個企業家，不是窮人；鄧玉嬌殺人和貪汙無關，也和貧富無關；夏俊峯案中殺人的和被殺的雙方都是窮人。真正的原因是當時一口氣咽不下去，一時衝動走向暴力。情緒激動是和當時的情景有關，而和貧富差距、貪汙腐化並沒有直接關係。當然是有間接關係，但不是導火線。成爲導火線的是對方不講理，又無處可申訴，於是選擇暴力，暴力成爲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

所以想解決民衆間的暴力趨向必須大家都講講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講理，要爲百姓提供講理的機會，有公平的裁判，而且這個公平不用花費千難萬險就能容易地實現。如果政府在反貪汙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於培訓官員如何講理，其效果遠比反貪汙更好。當然並不是說反貪不要緊，而是說如果政府的力量有限，應該更關心官員是否講理。百姓對貪汙的感受是間接的，而對無理可講的官員，其反感是直接而且立竿見影的。政府如何講理？有現成的答案，就是法治和憲政。政府的責任決不是對任何人實行專政，而是依照法律講道理。特別要防止一些人自恃有特權，公權私用，這最招百姓的怨恨。

前一陣，政府把執政的重點放在改善民生上，我不認爲當前民生是最緊迫的問題。相對而言，中國在民生領域的提高上是比較成功的。缺的是法治和憲政，是政府不講理。就拿民生問題本身而言，重點也不是增加財富的生產，而是改善其分配，是讓低收入的人有暢通的管道進入中高收入羣體，是機會均等的問題，或垂直流動性的問題。現在的流動性遠不如改革開始的時候。那時候許多萬元戶都是社會底層上來的人。沒有一個是靠上一代的關係，靠社會地位發財的。現在則大不相同了。

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地走進了改革的新階段。大家對改革的前景各有各的期望。找出不同人羣對改革期望的共同點，加以實施，是最爲保險的改進之道。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mojing.huo@ftchinese.com）

五年前當西藏爆發騷亂時，中國政府因審查相關新聞報導而在海外受到譴責。此後發生了一件怪事。中國國內開始出現強烈反應，批評國際媒體對於西藏事件的報導方式。讓外國記者們大喫一驚的是，抗議來自普通的中國年輕人，而不是北京的中共官員。

年輕的中國「網民」——我們常被這麼稱呼——迅速找出了西方對於西藏事件報導中的錯誤。例如，尼泊爾警察在加德滿都毆打抗議者被報導爲中國武警在拉薩所做的事。我們建立了Anti-CNN.com網站（四月網(WWW.M4.CN)的前身——譯者注），以糾正此類錯誤。在一個月之後的2008年4月，我們還透過努力工作，揭露了有關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遭到抗議的報導中隱藏的敵意。

那一個月的事件使我們擁有了一個目前仍在沿用的稱號。從很多方面來說，「四月青年」(April Youths)對於我們都是一個尷尬的標籤，但它至少表明，新一代中國人拒絕忍受西方媒體頑固投射到中國身上的固有偏見。

當然，我們常被外國不屑一顧地劃歸爲盲目擁護政府的民族主義青年（如果說不上徹底激進的話）。西方的評論員們還想當然地認爲我們是一個成分單一的羣體，持有整齊劃一的觀點。

因此我們在此將就幾件事情做出澄清。四月青年們的背景和理念非常多元，包括儒家信徒和基督徒，托洛茨基分子和毛派分子，死硬派的信徒和打了就跑的機會主義者，因此把我們看作由受過教育的中國城市青年組成的鬆散聯盟更加合理。我們的不同特點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

我們的共同點在於我們都關注西方媒體，關注它們如何影響世界對於中國的理解。由於擁有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多的接觸國際媒體的機會，很多中國城市青年都受夠了常見的對於「崛起中的中國」屈尊俯就式的報導。不管怎麼說，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我們也明白，講好關於中國的故事並不容易。中國在體制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則成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中國絕不會按照自己的樣子來改造世界，正如西方從未徹底改變過中國一樣。

不過除此之外，四月青年們有多少相同意見，就有多少不同意見，其中中國國內事務是爭議焦點。我們當中有一些人認爲政府的所有舉措都是明智而有益的，其他人對於中國發展的很多方面則仍持懷疑態度，特別是發展將給低收入階層帶來何種影響。

我是對四月青年內部的混戰持旁觀態度的人之一。我珍視中國的革命傳統，以及我們社會體制當中殘留的很多社會主義痕跡。

我對中國可能成爲影響世界的另一股力量感到興奮。話雖如此，我仍然認爲前進的道路中存在根本性障礙，並認爲中國有理由改變方向。

令人震驚的社會不平等，混淆不清的身份認知，生態環境衰敗以及經濟滯脹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幾大挑戰。但這些問題並不僅屬於中國一國，它們在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都很常見，並被跨國資本主義放大和深化。

在一個全球鉅變的時代，不應僅僅因爲我們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充滿信心而立刻給我們貼上「受政府引導的民族主義者」的標籤。正相反，這種信心應該成爲平等對話的基礎，成爲打破持續分隔中外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障礙的起點。全球的社會、經濟以及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將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對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一概報以敵意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

當2008年開始開展這項反抗媒體歪曲報導中國的運動時，我們從未設想過能在一夜之間催生變化。五年後，仍有一些人認爲我們不過是一羣憤怒的大學生，充當著保衛政府的肉盾。我對此深感不滿。我們四月青年或許確實脫胎於激情和思辨，但我們的目標是爲了改善中外溝通，造福所有人。

胡亦南擔任「四月傳媒」(April Media)總編輯至今年8月，這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獨立網路媒體機構。

譯者/馬拉

我第一次見到薄熙來是在2005年，當時他正在領導中國對抗歐洲的「胸罩戰爭」。作爲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迎戰」時任歐盟貿易專員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當時他們談判的主要議題是：對可能淹沒歐洲市場的中國產胸罩、褲子和T恤等商品，歐盟打算徵收關稅和實施限制。

薄熙來跟我見過的其他所有中國官員都不同，他高大英俊，臉上帶著迷人的微笑，眼中閃出一絲犀利的目光。他會講一些英語，並很擅長經營自己的公衆形象。他本人也是一名「太子黨」，但這倒無損於他的名聲。他父親薄一波在毛澤東時代擔任過財政部長，後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幕後幫助治理國家。很多見過薄熙來的人認爲，憑他在個人黃金時期所具有的魅力，加上他深諳民粹政治之道，如果中國舉行民主選舉的話，他是很有可能當選國家主席的。

現實則恰好相反，薄熙來如今被判犯有受賄、貪汙、濫用職權罪，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如果二審維持原判，他很有可能在秦城監獄了此殘生。這座有名的監獄位於北京郊區，多年來關押過數不清的政治名人。

薄熙來的妻子謀殺了一名英國公民，他手下的公安局長則徑自進入了美國領事館。拋開這兩點不說，薄熙來最嚴重的罪行似乎源於野心太大。薄熙來已是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員之一，但他並不滿足於自己的地位，他大張旗鼓地造勢，試圖「入常」，即成爲權力更大、實際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目前有七人）。一旦進入常委，他的前途將不可限量，最終可能憑著強大的意志力登上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的寶座。他的許多政治對手把他跟希特勒(Hitler)相提並論。

上個月，法院在微博(Weibo)上對薄熙來庭審過程進行了略有延遲的文字播報，爲傳統審判融入了一些現代特色。微博是中國國內發展起來的一個類似Twitter的微部落格平臺，在推動社會變革的同時也在觸動著中共統治根基。中共透過發佈經審覈的庭審記錄，試圖削弱支援薄熙來的力量，並提高公衆對中國腐敗叢生且受政治控制的司法系統的信任度。但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這麼做唯一的效果是凸顯了中國領導人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與複雜性，並讓外界看到，他們並沒有做好應對現代社會中變革力量的準備。

將近兩百年的戰爭、饑荒和外國侵略過後，中國過去30年裏經歷了一段相對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黃金時期。隨便問一位40歲以上的中國人，他都能跟你講起自己幼年時沒完沒了的飢餓和貧困，以及黨在幾乎所有個人生活領域中的巨大權力——到哪裏工作、買什麼商品，甚至跟誰結婚都不是個人能做主的。如今，人們只要有錢，就可以到國內各地旅行，可以出國；可以到私企或外企工作，或自己創辦企業；大多數人都溫飽無虞，也有自己的住所。

如今，中國已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具備現代社會的大部分特徵，比如出現了籃球運動員姚明、演員范冰冰、藝術家曾梵志等多位世界性名人——FT記者最近在「2013中國特別報告」系列文章中採訪了這些人。不再爲基本需求而擔心的中國人，還搞起了環保運動，日益熱愛有機食品，熱捧勵志演說家，如行事張揚的陳安之。

以往的中國是「工人的天堂」，人人都很窮，但衆生平等；如今的中國已變成這個星球上最不平等的國度之一，億萬富翁人數僅次於美國。中國雖仍自稱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但社會服務極不完善，在有些地方則完全缺位。

幾十年來，專家們曾多次錯誤地預測了中共的垮臺，中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則認爲，中國具有獨特的歷史與文化特徵，在其他地區促成政治制度轉型的民主化力量，在中國不起作用。即便中共真能長久統治下去，但民衆的籲求越來越強烈，也越來越複雜，他們開始質疑這個威權制度的合法性——這一制度不但壓制言論自由，而且似乎不能保證乾淨的空氣、水和食物，以及廉潔的政府。

身處上海、北京那些超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之間，很容易相信中國將引領未來的發展趨勢。但中國擁有人類社會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實行的還是一種中世紀制度，舊王朝的那一套仍未走遠，王朝更替的規律仍然適用。

在外部世界看來，如今的中國比過去兩個世紀裏的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和成功。但在國內，政治內鬥、政策癱瘓、高壓管制以及作秀式的審判（如薄熙來庭審），使執政黨顯得愈發脆弱。

對於當今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一黨制威權政府能承受多久這些挑戰？

吉密歐是《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譯者/何黎

【編者按】：2013年對中國媒體而言是十分複雜的一年。這一年無論是市場還是輿論環境都對中國媒體行業提出巨大挑戰。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爲中國市場化媒體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市場化媒體人將迎來風雨飄搖的十年。本文爲FT中文網2013中國年度報告的一篇

報紙已亡，報禁未除，社會已等不得了，就連媒體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2013年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年份。從紀念的角度講，這一年是「非典」十週年。「非典」這個詞隱含了後來歷次大事中的資訊傳播的常見圖景：封鎖與開禁的拉鋸、謠言和真相的競逐、官方和民間的羅生門敘事。

「非典」時，作家王怡用這種傳染病來比喻中國政治現狀，認爲中國政治現狀在致人呼吸困難這一點上，與「非典」異曲同工。王怡的說法堪稱妙喻。十年後，中國出現了大規模呼吸困難。全國山河一片霾，在很多地方生活的市民，都養成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查空氣汙染指數的習慣。這一年的11月8日，北京並不意外地也有霾，新聞學教授展江在一篇部落格中寫道：「籠罩在中國新聞界頭上的陰霾，在11月8日第14個記者節來臨時特別濃密。」何以特別濃密呢？因爲剛剛發生了震動全國新聞界的陳永洲事件。

2003年「非典」時期，手機簡訊對公衆輿論升級並擴大到全國範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年後，公衆對手機的倚賴更加嚴重，只不過他們此時看的不是簡訊，而是微信。很多人早起的另外一個習慣，是打開微信，在瞬息萬變的時間線上擷取最新的訊息。11月8日當天，微信的朋友圈裏，大量朋友都在談論記者節。上海的富敏榮律師說：「這是一個愁雲慘霧籠罩下的記者節，今年的記者節看來只能在哀怨中度過了。恕不說節日快樂了。」

在一個年輕學子的微信羣中，中山大學新聞系的一位大三學生寫道：「去年這時候，我還樂樂呵呵地逐一發簡訊給認識的記者老師。今天就算了吧。發現我根本說不清是怎樣一個羣體在過這個節——哦，好像還不能用『一個羣體』來形容他們。」

陳永洲事件最好地證明了，在外界環境如此險惡之時，新聞界不能形成一個共同體。在頭版上斗大的「請放人」、「再請放人」激發巨大的輿論風暴之時，《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達內在10月24日寫了一篇「媒體札記」，名曰《命運共同體》，然而僅僅過了不到兩週的時間，11月5日，他的另一篇「媒體札記」的名字已經改作了《決裂的時機》，其中說到：「輕重緩急，大惡小惡，何去何從？理念決裂已經昭然若揭。」如此急轉直下的新聞從業者的心理波盪，令事發當初一位《新快報》記者充滿感情的聲稱「今天所有媒體人都是兄弟姐妹」，在事過之後聽上去像個濫情的笑話。

徐達內所說的決裂意指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的一篇《新聞尋租不可恕》引發了來自南方的「少壯派」的「不忿」，新聞界「愈發呈現道不同不相與謀之勢」。胡舒立說：「陳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於新聞報導權、記者監督權的權錢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其實不啻於新聞界一次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傷最深的是矢志公義、推動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聞事業。新聞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纔有可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

在胡舒立的評論當中，她也對警方的行爲、陳案的罪名、司法的程式等等提出了批評，但顯然，她筆鋒所向，更多是討伐「新聞尋租」，意在強調，「中國的新聞尋租並不是個人操守有虧的偶然發作，而是存在於相當一部分新聞機構和媒體人的頑疾」。這種行業行爲，業已在極大損害中國媒體最可依賴的保護——公信力。爲此，不僅需要行業自律，最終還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競爭環境。「政府應當給予媒體更多的空間，對記者的合法權益給予充分保護，使新聞人自尊自持。」

胡舒立認爲自己在言說常識，但她沒有想到引來的是新聞界的一場爭議。對胡舒立的指責集中在她提倡的「自律自省」上，宋志標說，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則就是「奉旨自律」，等於自戕自賤；魏海田說，在這個時候討伐新聞尋租，讓人感覺時間選擇有問題，對象選擇也有問題，「是媒體被強暴後的可憐的無恥的自虐行爲」，甚至下了一個極重的判斷，「有助紂爲虐，爲虎作倀的嫌疑」！

這些爭議，凸顯了中國新聞界今日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比如，是先自由還是先自律？是重結果還是重程式？是倡道德還是憑制度？在2013年，新聞界發現自己對這些問題無可迴避，必須回答。

2013年新聞界有兩件大事，皆發生於廣州，恰在一頭一尾，凸顯了一個事實：作爲一種核心的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國遭遇金錢與權力的雙重羞辱。

年初的南周事件，是十年來中國媒體在空間越縮越緊、枷鎖越戴越牢的環境下，零星的抗爭、鬱結的悲情的一次彙總式的爆發。它造成的最重要結果是讓審查變成全社會可見。不但該報新年獻詞被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改得錯漏百出、面目全非，更令人震驚的是據南周編輯部1月5日的聲明披露，僅2012年一年內，《南方週末》被廣東省委宣傳部強行撤稿達1034篇。一位網友在微博上評論說：「在這個網路時代，報紙都要消亡了，報禁卻還沒解除。」在此種他律中，新聞人喪失了所有的「自尊自持」。

有人會說，在中國，人們對審查早就習以爲常：從網上針對個人的刪帖、過濾、「敏感詞」、「發文有風險、上網需謹慎」到傳統媒體面臨的宣傳部門審稿、撤稿、強制通稿，你怎麼還說審查是不可見的？這是在於它的不可言說。這種不可言說，首先表現在官方的不承認。中國有三大戈培爾式謊言：中國的網民實際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國網路的發展環境是充分開放的；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

其次表現在，我們私下裏可以把這些謊言編成段子嘲謔，但在公開的場合下我們不敢或者不能言說謊言之謊。「我沒有做童話裏那個沒有穿衣服的皇帝身邊的弄臣。」張維迎曾說，「但說老實話，我也沒有膽量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只敢說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胡舒立被視爲有政治資源有特權的媒體大佬，但即使是她，也不能把話挑明瞭說，這樣半遮半掩的說辭無疑會被更加激進的人視爲以「皇帝的衣服透明度」迴避皇帝赤裸本身的「特殊媒體勢力」的權宜之舉。

有關皇帝有沒有穿衣服這回事，梁文道有個更加精彩的判斷，道盡中國社會的現實：「我們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皇帝沒有穿衣服。傳統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沒有穿衣服，但是我們現在是知道他沒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樣還走出來，他知道我們知道他沒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來，他就在那滿街晃，我們也看著他滿街晃，我們還照樣裝著他穿著衣服。」換言之，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這就是中國的弔詭現實。

南周事件的意義在於，將中國媒體長期遭遇管制和禁錮的真相撕開了一角，將暗箱的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侮辱卻又野蠻掩蓋的審查行徑大白於天下。媒體人走向前臺，表達對專橫的媒體鉗制行徑的不滿和抗拒，此其一也；普通公民直接到現場訴求「爭取說話的權利」，以公開和理性的方式，推動當局言論管制邊界的後退，此其二也。這的確不是一報一行業之事，更不是所謂黨辦媒體的家法範疇，這是牽涉中國公民是否享有言論自由、是否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憲法之事。

2013年末的新快報事件，陳永洲承認收錢寫稿，新快報高層旋即遭到清理。此事看上去的指向完全不同，但它發生在2013年下半年網路打謠、整肅輿論的運動中，在充斥於耳邊的「亮劍」、「搶佔」、 「強化」、「確保」、「掌控」、「陣地」、「制高點」和「輿論鬥爭」的說法下，顯得意味深長。

還需注意的是，網路打謠和媒體打假似乎都構成了一個漫長的「汙名化」過程的一部分，先是公知被整體汙名化，然後是網路大V，現在是媒體，讓所有社會上的守望者、批評者和監督者和被批評和監督的對象變成50步與100步的關係，讓比爛邏輯成爲通行的邏輯。也正是因此，在這個節點討伐陳永洲現象，也會被視爲「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勢力」。福建福州市旅遊局官方微博在網上就「新快報記者被拘事件」評論稱「最討厭你們這些記者，一聽說哪裏報導有錢啦，狗一樣地跑過去……挑黃黑腐這種容易紅的新聞，沽名釣譽」。情形如此，也不能說對提倡自律的時機不當所感到的憂慮爲多慮。

兩起事件，起因不同，結局不同，但仔細分析，其實當中也有共性。除了審查的主線始終一以貫之，可以辨析的共性至少還有兩點：一是媒體人主體性的缺失。胡舒立的「政府應給予媒體更多空間，使新聞人自尊自持」使人詬病的地方在於，裏面不免一絲同「善待善用善管媒體」暗通款曲的氣味，這種「善」的姿態，實際上還是不把媒體當做主體；但另一方面，宋志標認爲，在「政治難度」下，「新聞界的自律不僅不能，也容易淪爲虛僞之飾，進一步自取捆綁」，也同樣是把媒體人視爲缺乏主體性的一羣人的表現。

其二，在這兩起事件中，都存在利用了民衆對媒體應有的道義擔當來確保輿論優勢、但隨後又把民衆晾到一邊的情形。在權力尋租與資本託庇的現實狀態下，民衆無可避免地存在民粹化傾向，但民衆依然是媒體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依靠。媒體人有道德擔當，不等於擁有傲慢的權力，更何況道德擔當已被打了折扣，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民衆更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領先於媒體人。

比如，在南周事件當中，當南周的記者編輯們僅僅在尋求編輯自主的時候，民衆已喊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在黨管媒體的原則下，在媒體管理者越來越多地由專業人士衍變爲黨政官僚的環境下，南周編輯部的如此訴求似爲必然。然而，當中國的媒體還在視「帶著鐐銬跳舞」爲一種藝術的時候，民衆早已把鐐銬本身認定爲必欲去之的桎梏。當局顯然明白哪一種訴求更激進和更危險，所以，廣州警方對年初前往南周大院現場聲援的一些抗議人士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實行秋後算賬，而同時出現的，還有南方報業集團的一條 「滿足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後果要件」的證詞。

從獻詞到證詞，顯示了南方系的倒掉。雖有南方報業的部分員工提出「反證詞」，但在網上的一片憤慨中，對南方系背信棄義的討伐形勢已成。廣東省宣不可能完全打垮南周，但郭飛雄、劉遠東們卻會給南周致命一擊。如南方報業的一位評論員所說：如果說空降領導、加強審讀甚至直接篡改新年獻詞，只是在肉體上（即內容上）試圖摧垮南周，現在成功地讓南周衆叛親離，則意味著這家奉自由主義爲圭臬的大報，已然在精神上被連根拔起。南方系曾經的道德形象從此瓦解。

2003年的時候，以南都爲代表的市場化媒體風頭正勁，《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震動華夏，開啓了十年的維權時代，公衆辯論也於焉發端。十年之後，市場化媒體不僅在市場上攻營拔寨，而且同網路媒體一起，開闢了官方之外的另類輿論場。其間的張力與衝突，在《環球時報》2013年3月的一篇社評中，被描繪得淋漓盡致：「中國官方名義上掌握著媒體，實際上官方同輿論界、特別是同市場類媒體的關係很不和諧。官方同後者在中國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係，而非積極配合與合作的關係。後者千方百計想突破報導的限制，打擦邊球。」可如今，打擦邊球的空間越來越逼仄，年初的南周獻詞事件、以及《新京報》被迫轉載《環球時報》對南周定性社評的事件，都是「抗爭過，努力過，沒有奇蹟」。

另一方面，市場化媒體在商業化過程中既收穫良多，也受到不利影響：盲目追求利潤已經造成新聞質量和新聞職業操守的危機。媒體或記者利用其影響力來換取經濟利益和特權，將公衆利益拋在腦後。這導致了專業水準下滑，庸俗新聞、假新聞甚至是勒索新聞大行其道，媒體的公信力也每況愈下。

在此情況下，2013年和十年前的2003年一樣，成爲轉折性的一年，市場化媒體這麼多年來積累的紅利幾乎一下子被推到消耗殆盡的邊緣。在所謂「黨報黨刊-都市類媒體-網路媒體」的三分格局下，都市類媒體鼎足而三的實力大幅滑坡，正變得難以爲繼。黨報黨刊「黨在陣地在」，既利用市場尋租，又複利用意識形態的主導特權掩蓋這種尋租，可謂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網路媒體（此處指私有的大型網路媒體）挾技術之利器、資本之優勢，正不斷吸納棄傳統媒體出逃的精英，在媒體範式發生鉅變的當口，大膽開拓新應用、新載體，滿足一代新型資訊消費者的需求。唯有都市類市場化媒體，在上擠下逼的狹窄空間內，呈現全域性潰敗之勢。不能不說，中國市場化媒體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市場化媒體人將迎來風雨飄搖的十年，——如果還有下一個十年的話。

十年以來，市場化媒體在中國公民社會的生成上厥功甚偉。它的倒下，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重要後果，我們尚不知曉。然而，報紙已亡，報禁未除，社會已等不得了，就連媒體人自己也等不得了。

這個「崩盤」的過程，有不捨，有憂懼，有彷徨，但也不必傾灑過多懷舊的眼淚，因爲新生的力量已然在那裏：社會化媒體洶湧而來，新聞早已可以不借助傳統媒體而闖入公衆意識。對於傳統媒體人的痛苦與救贖，我常用的比喻是：「鐵匠在啤酒中撒下眼淚，悲嘆自己沒有辦法在鐵路時代賣馬蹄，但是這並不會使他們的馬蹄更受歡迎。那些學習變成機械師的鐵匠纔會保住自己的飯碗。」歡迎來到機械師的時代。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mojing.huo@ftchinese.com）

2013，勢必是個可以在中國輿論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年份。這一年，習近平重塑了中國輿論，也重塑了中國輿論中的領袖形象。

人未老，報先亡

雖說1990年代以來，中國媒體就一直是在政治和資本的雙重壓力之下謀求生存，而且，全球同行多少也是概莫能外，但是，夾縫從來沒有像2013年這般逼仄。經營收入急劇下跌、意識形態控制收緊，再加上多樁內部醜聞帶來的行業聲譽損害，早就遠離「無冕之王」稱號的中國媒體從業者，像是被脫去了「皇帝的新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即便是對那些以維護中共政治權威爲宗旨的喉舌媒體而言，廣告效益在2013年的加速下滑也已經構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機。在新技術新管道的衝擊下，「報紙消亡論」、「電視消亡論」已經不再是「狼來了」的笑話。各項數據統計顯示，中國傳統媒體2013年廣告經營收入急劇滑坡，遠遠超出了整體經濟不景氣造成的關聯效應，甚至連曾經的新媒體代表——門戶網站——都已經呈現掉頭向下的徵兆。這其中，尤以戴著更重管制鐐銬和歷史負擔的紙媒爲重災區，僅一季度，中國報刊媒體廣告市場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達到12%，爲2010年以來最大降幅。上半年盤點之際，6家報業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爲ST傳媒，達71.93%，而博瑞傳播與浙報傳媒之所以能保持營業收入同比成長，也只是受惠於網絡遊戲業務。

心急如焚的記者編輯們，在這一年中，不斷聽聞報紙雜誌裁員乃至關停的噩耗，尤其是在發達城市和財經、時尚報導領域，多有媒體已經難以承受廣告經營壓力之重，《好運MONEY》和《錢經》先後宣佈停刊，第一財經不再續租寧夏衛視的上星管道，一些沿海地區的都市報之所以還能維繫，更多地是依靠縮減版面及降低員工薪水。

「溫水煮青蛙」，已經到了不得不跳出熱鍋的存亡關口。面對困境，在中國最大的城市，市委書記韓正10月親自主導上海報業集團的重組，並承諾向缺乏市場銷售能力的兩張黨報各自注入每年5000萬元的財政補貼，但是，至少從目前來看，這個聯合艦隊的航向還沒能給各地觀望同行帶來發現新大陸的確鑿希望。

面對提問，新集團當家人裘新輕輕擺了一擺手，「紙媒行業不需要悲觀主義者，徒說無益」。解放日報旗下瞄準付費閱讀模式的「上海觀察」網在年末上線，頗具全國知名度的東方早報同期開始「自貿區郵報」、「飯局閱讀」等新媒體嘗試，並將其頗負盛名的上海書評、上海經濟評論內容向手機端遷移。而最富有「斷臂求生」悲壯意味的是，就在東方早報12月23日用整個封面宣佈「中國上海網路行動正在招募」的同一天，同城媒體新聞晚報被選中作爲犧牲品，定於2014年元旦日停刊。

「十年青春空飛揚，人未老，報先亡，新識舊友，何處訴離腸。千簡萬牘著文章，朝隨露，夜伴霜。一夜北風旗幡亂，刀筆斷，鳥弓藏，青絲白髮，誰人不彷徨。往昔崢嶸隨流水，落花黃，晚報殤」——這一曲喪鐘輓歌，從新聞晚報編輯部裏飄出，久久迴盪在中國媒體從業者心中。

新快報潰散

證監會11月底宣佈IPO重啓，算是給那些依靠上市公司生存的財經類媒體送去了一線生機。先前，由於這條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斷絕，一批透過向擬上市公司索取廣告費甚至「保護費」來獲利的報紙雜誌，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這，也正是2013年中國媒體業標誌性風波——新快報陳永洲事件——的潛伏之處。

新快報10月23日、24日《請放人》《再請放人》的頭版，以及「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宣言，現在看來，根本就是自取其辱。轟轟烈烈的一場媒體維權行動，卻因爲記者陳永洲在電視鏡頭前如數招供罪狀，而落了個一地雞毛的下場。

想當初，中國媒體可謂同仇敵愾，死守言論自由與職務行爲兩塊陣地，羣起抨擊警權濫用，連新華社都曾發佈過有利於新快報陳永洲的電稿及評論，一時間蔚爲大觀。然而，隨著穿著囚服剃著板寸的陳永洲對著央視鏡頭一字一句地承認收受他人錢財、撰寫不實報導，供稱報社管理層直接參與其中，甚至還說出了「我也希望整個新聞行業能夠以此爲戒」，他的聲援者們目瞪口呆地陷入了所託非人的尷尬境地。起初有多麼慷慨激昂，現在就有多麼情何以堪，起初有多麼大義凜然，現在就有多麼自取其辱——那些本來以爲可以藉此痛擊公權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記者編輯，被對手狠狠地反扇了一記耳光。啪！打得眼前直冒金星。

儘管至今仍有高舉「程式正義」大旗者，指責長沙警方勾結三聯重工、央視「未審先判」，但是，在知識分子羣體之外，新快報事件已經測量出了更大範圍內的「人心向背」。在寧願看熱鬧的中國民衆心目中，程式正義遠沒有那麼神聖，「收黑錢」就是最大的不正義，因爲陳永洲，記者的標籤上已經被牢牢地印上了汙點，未來的日子裏也勢必將被反覆拿來當作話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頭版戰書」到「命運共同體」，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轉後的「四而潰散」，整個中國媒體行業——尤其是親近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譽危機，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輿論鬥爭中具有深遠意義的慘敗。

唾面自乾還在於，隨著新快報的節節敗退、身敗名裂，媒體行業中更多的類似齷齪行爲被曝光。先是前調查記者龍燦因爲難以忍受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在陳永洲事件中的「假裝清高」，而奮起揭發對方「沽名釣譽」，此後，杭州、北京等地又陸續傳來警方拘捕、法院開審記者編輯收受不法錢財的訊息，每日商報經濟部首席記者樓志文身懷六甲之際卻因爲涉案近80萬元而站上被告席，讓圍觀者一方面也爲這個曾經獲頒新聞獎學金的美女感到惋惜，另一方面更驚歎於媒體行業的灰色收入已經動輒百萬計。

其實，對業內人士而言，收受「開口費」、「封口費」絕不是什麼新聞，甚至早已不是值得讓他們感到羞恥的事。一個通行的自辯理由是，由於中國的媒體機構未能給予員工與其付出相匹配的體面收入，默許甚至鼓勵了那些新聞尋租行爲，也就是說，在一個整體骯髒的環境中，記者編輯們的道德水準沒有理由、也絕無可能高出社會平均線。

大惡小惡，輕重緩急，何去何從？是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胡舒立，在新快報陳永洲事件告一段落之際，於新世紀週刊發表社評《新聞尋租不可恕》，強調：「無論願與不願，應當承認這是醜聞，其實不啻於新聞界一次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傷最深的是矢志公義、推動社會轉型進步的新聞事業。新聞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纔有可能挽回這一信譽損失。」

然而，也正是這篇呼籲同行「自尊自強自愛」的宣言，令這位有著「中國最危險的女人」之稱的業界領袖遭遇了成名以來頗爲罕見的後輩不忿。如果說4月雅安地震時的「媒體添堵論」主要還是針對新聞職業素養的業界學術討論，那麼，半年之後，直接「誅心」。

以孫旭陽、魏海田等爲代表，市場化媒體記者編輯中的「少壯派」、「死磕派」利用微博微信，憤而指責胡大姐是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感」，在關鍵時刻「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勢力」，「於事無補，於理不足，於情有虧」：「此時此刻檢討新聞尋租，有對陳永洲等人落井下石的嫌疑；此時此刻檢討新聞尋租，是對已經被傷害的陳永洲造成更大的傷害；此時此刻檢討新聞尋租，似乎站在了中聯重科、長沙警方、中宣部和央視一邊，也就是站在了不公正的威權一邊；在此時此刻批評新快報和陳永洲的媒體人，有助紂爲虐，爲虎作倀的嫌疑；此時檢討新聞尋租，也是媒體被強暴後的可憐的無恥的自虐行爲！」

至此，因爲新快報風波而短暫凝聚的媒體命運共同體，被證明不過是一盤散沙，曾經作爲聲援口號的「今天所有媒體人都是兄弟姐妹」，聽上去更像是個冷笑話。的確，要這些平素就以臧否他人作爲職業的記者編輯們結成牢不可破的統一戰線，恐怕真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

大V的黃昏

其實，在胡舒立的「直道而行」被嘲諷一個多月之前，對「理中客」的批評已經因爲小販夏俊峯被執行死刑而激化。在2013年9月審理的連串案件中，埋伏的裂痕彷彿一夜之間就浮出水面，以「理性中立客觀」自持者被譏諷爲一葉障目，「追求『完美的受害人』，帶著『測謊儀』而不是錄音筆去從事記者工作，像極了嗜血的媒體野獸」。

「面對完美的壓迫，誰有心情責難反抗的不完美？何況壓迫越是完美，完美的反抗越不可能」、「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實已經選擇站在壓迫者的一邊」——爲了反擊那些有關夏俊峯之子畫作「剽竊」的指控，現爲網易高階主管的鈄江明和陳峯不惜與前同事、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韓福東斷席絕交，而同樣有南方系背景的宋志標更寫出名篇《維穩戰士與理中客》，指責「理中客」是在不自覺間配合了有司的輿論調控，「在輿論引導上充當了十分重要的『維穩戰士』，「在所謂『求真務實』的託辭下，淪爲虛僞的人。」

夏天的風孕育了秋天的果。輿論決裂到了這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地步，激化出了這等「魚死網破」的決心，實在是拜中共在9月之前實行的意識形態整肅行動所賜。而這，也正是貫穿整個2013年中國媒體輿論場的真正主旋律。

之所以「小販之死」會引發中國社群媒體上彷彿隨時就要揭竿而起的一時激憤，是因爲官方先前以打擊網路謠言爲名實施的一系列抓捕行動，其中又以商人王功權9月13日的被拘反響最爲激烈，人稱「黑色星期五」。

這一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商界精英集體感受到了1989年以來最嚴厲的言論管制氛圍，兔死狐悲、哀鴻遍野。一方面，是因爲在過去四年中，網路社群媒體的興盛讓中國人享受到了革命性的資訊傳播便利和自由，如今一旦尺度收緊，「由奢入儉難」；另一方面，也的確是中共新領導層展現出了比前任堅決得多的控制慾望，習近平明顯是在繼承「延安整風」時代的方略，打擊貪腐瀆職官員，但同時也要將反對派的顛覆夢想——哪怕是王功權式的「公民行動」——扼殺在搖籃裏。

嚴格來講，在傳喚之前，王功權就已經不是微博大V，他在多個社群媒體平臺的賬號早已被註銷。所謂「大V的黃昏」，是從薛蠻子開始。

在被北京警方8月23日蹲點抓了個嫖娼現行之前，薛蠻子在網路上確實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因爲以每天幾十條的數量轉發那些對公權力言行的控訴，他的微博賬號長期位居影響力排行榜前列。在以出乎幾乎所有人預料的不堪方式被捕後，儘管同樣是有足夠多的市場化媒體和民間意見領袖指責警方「選擇性執法」，甚至連公認的中共立場維護者、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曾經在微博中說出「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透過抓嫖娼『整』薛蠻子」，但僅憑「買春」人贓俱獲這一項，這位曾經在微博上滿口仁義的大V就已經跌下了道德高地。

更何況，9月15日，看守所裏的薛蠻子又在央視鏡頭前說出了「回覆粉絲留言感覺像皇上批奏章」的大V感受，做起「飄飄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評時，他也真不愧是受過紅色家庭的薰陶，讓人恍若置身「延安整風」活動現場。至此，其實都已經用不著喉舌媒體再連篇累牘地反思了，即便有打抱不平者還在抨擊官方終於暴露了借嫖娼之名整治微博大V的動機，或者指責這又是一次「汙名化」行動，「大V嫖娼上了《新聞聯播》」，但看著薛老漢如假包換地在電視鏡頭裏手舞足蹈上演「投名狀」，只要不是「水軍司令」豢養的追隨者，要麼啞口無言暗承遇人不淑，要麼就只能痛苦承認這實在是暴露了「小丑本色」，與其說是「自汙」還不如說是「自甘下賤」。因爲，無論如何，薛蠻子親口說出併爲之面露得色的「網路皇上」論，是與那些普世價值信奉者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薛大V活生生地展現了「民主逗士」的風采。

「沒有開明紳士」

本來，大V以及與之密切響應的自由派媒體人，有過一個美好開局。先是以「公民記者」身份實行網路反腐的朱瑞峯，把他於2012年底引爆的重慶官員不雅影片事件發揮到了極致，令紀檢官員在新年伊始之際陷入動輒得咎的被動。而後，羅昌平的舉報名滿天下：2012年12月6日，這位財經雜誌副主編連發三條微博，向中紀委實名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經過半年的焦灼等待，劉鐵男在2013年5月12日終被官方確認涉嫌嚴重違紀，而羅昌平本人，也因爲這場開一時風氣的反腐行動而在年末獲頒透明國際清廉獎。

正是受羅昌平和朱瑞峯的成功激勵，在5月之後，相繼有經濟參考報記者王文志、新快報記者劉虎實名舉報，前者指控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階主管，後者則劍指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並借上海法官集體嫖娼醜聞曝光之際，擴散對上海高院代理院長崔亞東的貪腐證言。事後被確認爲新華社對外部夜班英文編輯周方，更是在7月中旬於個人部落格中發佈了「宣傳口正部級領導赴宴喝美女人奶」的說法。

但隨著劉虎在8月被警方以涉嫌製造傳播謠言的罪名刑拘、周方亦傳出因多次造謠被吊銷記者資格的訊息，這股網路反腐熱潮迅速冷卻。及至11月底，本已被外界認定平安著陸的羅昌平調職研究院，不再負責財經雜誌採編業務，這更讓一些焦慮的圍觀者揣測他是受到了打擊報復，至少也是「冷藏」。

以定點清除微博大V爲標誌，以兩高關於網路謠言的「500轉」司法解釋爲武器，這一連串對異議者的打擊，只是中共新任領導層整肅意識形態的組合拳之一。

如果說「七不準」迄今還只是透過官方內部檔案的方式傳達，那麼，習近平在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已經再明白無誤地公開表達了這位中國當今最高領導人的強硬決心：「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幹部羣衆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

此後，隨著中共高級官員及喉舌媒體在學習傳達中的響應表態，新華社電稿中沒有披露的最高指示——「在意識形態領域領導幹部要敢於亮劍，不能愛惜羽毛」、「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令那些將網路視作抗爭大本營的異議者心生寒意。9月18日解放軍報上那句「只有像當年守上甘嶺那樣，鉚在意識形態鬥爭陣地上、戰鬥在最前沿，才能打贏這場不見硝煙的暗戰，奪得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更是疾言厲色。

對網路大謠大V的集中打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了行動。由國家網路資訊辦公室主任魯煒出面召集的網路名人社會責任論壇，算是透過劃定「七條底線」先禮後兵。不以爲然、甚至還沾沾自喜於抗辯的座上賓薛蠻子，兩週後就付出了代價；因爲網路推手秦火火被捕，李開復的微博主頁被央視鏡頭掃過，欲蓋彌彰地暗示了他就是「背後大V」；而另一位擁有千萬級微博關注者的名人潘石屹，則是在9月12日，用在央視出鏡表態認同兩高司法解釋的方法，證明了他是一個可以改造好的微博大V——在談到「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時，這位房地商的口吃被一些人理解爲緊張所致，被另一些人理解爲是在「自保」。

奚落「潘結巴」成爲那幾天裏的全民樂事，但對把言論自由看得比財產安全更重要的人們來說，調侃語氣掩蓋不住悲哀。

鮮衣怒馬的奇兵

這一切，並非沒有先兆。

大致是從5月起，反憲政潮流撲面而來。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誌下屬的紅旗文稿刊出人大教授楊曉青署名的《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其中「憲政關鍵元素屬於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論述，一語驚醒夢中人。

再加上此後一系列經由求是理論網、人民網等轉發的類似反憲政檄文，導致本以憲政作爲願景的大批知識精英一時譁然。儘管在對這些文章的發掘中，多少有些自由派意見領袖主動搜尋乃至對中共常規理論文章「少見多怪」的成分，但隨著人民日報海外版在8月白紙黑字地連續發表三篇由馬鍾成署名的反憲政文章，將「社會主義憲政」亦指爲「只不過要透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最終達到『資本主義憲政』的目的」，以及求是雜誌10月刊親自上陣發表《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這一波左傾思潮已經得到了最高級別的背書。

中央喉舌之外，網路輿論場上此時也殺來了一支鮮衣怒馬的奇兵。8月1日起，由新華網首發、王小石署名的《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在騰訊搜狐網易和鳳凰網首頁被同步推薦了接近兩天一夜，新浪甚至持續到了第三天早晨——顯然，只有最高級別的宣傳官員纔有此等號令商業門戶集體遵命的能量。

周小平更可謂一朵奇葩。比王小石更早一步，他的成名作《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就已經成爲各大門戶需要在首頁推薦的雄文，緊接著，作爲「正能量」代表，他又獲邀出席那場著名的網路名人社會責任論壇。9月22日，在李開復宣佈返臺治療癌症之後，牢記「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周小平又得透過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的黨建雜誌社下屬網站發表《十問李開復》，從「您到底有沒有患癌」到「您與臺獨勢力和藏獨勢力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您爲何稱『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您爲何要僞造歷史，爲何要把殺人犯美化成善良人」、「您眼裏的優秀青年就是那些鼓吹喫烤人肉和仇恨祖國的青年嗎」……

看上去，周小平和王小石對右翼公知的阻擊是頗有成效的，至少他倆的後盾應該滿意。因爲，及至12月，又有文風一脈相承的《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被部署擴散。而且，這篇直接宣佈「我們相信習近平主席」、「我們支援習近平主席」、「習的智慧魄力、膽略卓識，堅韌穩健、柔裏含剛的能力作風，對撥亂反正、穩定大局是心中有數、胸有成竹的」的網帖，已經可以享受到由新華社、人民日報發佈正式稿件進行摘要推薦的規格。

強攻之下必有反彈。面對這場從春夏之交開始的意識形態攻勢，自由派意見領袖對習李新政的評價急轉直下，更不消說年初那些因爲彭麗媛出訪裝扮而興起的「中國最美第一夫人」式讚賞，已經再無心情提及。

當然，雖說輿論整肅的壓力已經令太多人噤若寒蟬，但總歸有一些迎難而上者，堅守批判態度。因爲王功權事件，以王石、王瑛爲代表的一批商界精英，公開反對柳傳志「在商言商」的處世哲學。兩高司法解釋以及隨之而來的「抓捕擴大化」傾向，更招致民間激烈抨擊，要求以同等力度整治「官謠」，防止「尋釁滋事」成爲一個予取予求的「口袋罪」：在廣州越秀警方以「污衊『狼牙山五壯士』」爲由行政拘留一位微博發言者後，不僅那些市場化媒體紛紛刊文批評，作爲上級部門官方微博賬號的@廣州公安更是說出了「子產不毀鄉校」的古訓，一時傳爲美談；而後，在解救所謂「500轉刑拘第一人」、甘肅張家川初三學生楊輝的網路行動中，圍魏救趙的民間戰術又讓當地警察局長遭遇了被人肉搜尋出歷史劣跡的莫大諷刺。

相對而言，針對周小平的反擊則充滿了不屑的口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那些同仇敵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寧願辯論對手是像陳伯達、胡喬木、張春橋、姚文元、鄧力羣這樣的中共早年「筆桿子」，也不想看到周小平「沐猴而冠」，以一幅「口含天憲」、「狐假虎威」的模樣滿嘴胡言——這簡直是在侮辱智商。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中國市場化媒體中最優秀的一羣記者發揮了他們的職業功底，從10月14日起接力「扒皮」周小平，直至證明他就是當年可以媲美秦火火的網路炒作推手。順著各式《十問周小平》紛至沓來之勢，新京報更於16日發表《周小平的「問與被問」說明了什麼》，打響了中國正式媒體的第一槍。

當南方都市報也已經更多地將鋒芒隱藏在微博中時，憑藉這篇富有脫敏意義的評論，新京報再一次證明了超越絕大多數同行的言說勇氣與能力，並就此獲得同道中人的致敬。事實上，在更早之前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中，這家媒體就已經展現了非同尋常的抗壓能力。

新年獻詞風波

說起來，中國媒體是從2013年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夢的尺度」。較之10個月後的新快報事件，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帶來的輿論風波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爲了抗議上級將原定的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改爲「新增偉光正材料」的見報版本《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那羣素有抗爭傳統的記者編輯利用網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聯署行動，不論是否經過實名認證，他們似乎都已經不再懼怕秋後算賬，在微博上放聲大罵，前赴後繼地用文字衝鋒，彷彿只要能存活一秒就是勝利，直至賬號被註銷。

矛頭直指2012年5月由新華社副社長調任廣東宣傳主管之職的庹震。而且，這也並不是庹部長第一次遭遇屬下媒體抗議，早在半年前的北京暴雨事件中，這位省委宣傳部長就被南方系記者編輯普遍指責爲「極度保守」，當時網路上就流傳有他刪改南方週末當期特刊的截圖證據。

根據抗議者起初的指控，是庹震在親自捉刀的封面導言中，引出了習近平那句「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之意，而「隔空向老大拋媚眼」卻拋得如此拙劣，只寫一百多字的最大惡果就是，硬傷太易被發現：衆志成城寫成了「衆志成誠」；大禹治水的傳說發生在約4000年前，卻被寫成「2000年前」……

於是，在那場綿延一週的山呼海嘯中，有些人是把庹部長的姓氏諧音用在類似「一坨屎」這樣的片語中，有些人開始回顧南方週末歷年新年獻詞的經典段落——作爲中國最具聲譽的報紙之一，以及新聞界公認的「黃埔軍校」，南方週末20餘年來播撒的那些火種在這個寒冬裏星火燎原，幾乎所有中國媒體和網路知名意見領袖都參與其中，向那些破釜沉舟的記者編輯送去溫暖：機巧的東方衛視以糾正錯別字爲切入角度，在1月3日的深夜節目《子午線》中挺身而出，發佈《輿論場：南方週末新年獻辭引熱議》之報導，這段1分半鐘的影片引爆冬夜，不僅是激動難眠的南方週末支持者奔走相告，新浪騰訊搜狐網易鳳凰亦均於首頁展示其標題，甚至央視網也隆重推薦；媒體微博賬號裏的獻詞對比、以史爲鑑、說文解字更加比比皆是，盟友隊伍裏不僅有@財經網、@瀟湘晨報、齊魯晚報、@愛奇藝，還曾短暫地出現過@湖北日報的身影；一些人相信，不僅南方都市報那篇《讓無聲者有聲，讓有聲者多元》的社論是在暗表兄弟深情，新華社借劉雲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公開指示批評「鴕鳥」思維其實也是春秋筆法。

藉助微博這支全民麥克風，在億萬支持者的簇擁下，南方週末報社內部抗議者已經把昔日只於後臺操作的新聞管制盡數公之於衆。不過，即便是最激烈的抗議者，應該也知道，在現行體制下以「黨政分開」的理論要求媒體自由，比在新年獻詞裏寫出「憲政」二字更加不可能。所以，自有業界、學界人士退而求其次，以宣傳官員歷來只做「事後審查」爲由，批評庹部長「繞過編輯部」刪改、重擬見報文稿，是一種粗暴違規的管理手段。

正當這場抗議方興未艾之際，6日晚間，南方週末的官方微博賬號卻發佈一段聲明，聲稱「特刊封面導言系本報一負責人草擬，網上有關傳言不實」。這下，連代表中共中央機關報活躍在社群媒體中的@人民日報都莫名詫異，情不自禁地留下了一個其發佈史上最短卻也最特殊的記錄——一個釋意爲「喫驚」的網路表情符號，瞪大雙眼，冷汗滴落。

然而，就是這份自認差錯、爲庹震正名的聲明，反而進一步刺激了抗爭。一份由南方週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署名《南方週末新浪官微被迫發佈「致讀者」之不實聲明的全過程》火速穿越重重封鎖監管而至，並被支持者通宵接力轉發。

眼見同行的決絕勇氣，那些掌控媒體發言權的編輯們也被深深地感染，比1月2日晚上更加不願置身事外。23時許，@人民網即送夜話：「今夜星雲變換，氣溫驟降，寒氣襲人。出入應謹慎，冷暖需自知」；零點剛過，@新週刊貼出一幅來自中國氣象局的衛星雲圖，說了句「這是28年來，中國最冷的一個冬天」；趁著夜深，網易不僅微博部落格齊上陣，更用一個絕無僅有的新聞專題表明了自己是何等「有態度」：將華商報5日所刊評論作爲頭條，並把標題修訂爲更加直白的「南周獻詞事件不能靠鴕鳥心態解決」，再輔以《南周員工微博發公開信「對抗」官微》中的對比截圖，以及南方報業門口舉著「開放報禁」、「讓夢發聲」標牌的抗議者現場照片；新浪天津頻道首頁上，編輯也分明是在用六段標題作爲「藏頭詩」，拼接出「南方週末加油」的字樣；繼愛奇藝之後，淘寶網同樣「不務正業」地前來助陣，寄語「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此刻，燕子飛往南方」；演員陳數之後，更多原本不太介入此類公共事務的文娛界人士亦加入微博聲援隊伍，姚晨、伊能靜、李冰冰、陳坤、任泉…………

在這些用盡許可權向南方送去溫暖的媒體中，或許沒有誰能比新京報更加有體會，7年前，同樣是因爲遭遇包括撤換總編輯程益中在內的整肅，這家北京報紙斷絕了與南方系的血脈關係，所以，在這個夜深人不靜的時刻，先是@新京報評論及時奉上《南韓主串流媒體罷工，要求脫離政府控制還原真相》的舊聞，而後又由官方賬號送來一首催人淚下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而風波在8日晚間再掀高潮，也正是因新京報而起。當天，局勢本來已經在向緩和方向發展，有傳言聲稱宣傳官員已經與反叛的記者編輯達成妥協方案，但是，深夜從北京傳來的訊息令氣氛重新緊張。

先前一日，環球時報刊登社評《南方週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比起早前的《有必要冷靜思考南方週末事件》，這篇新作更加直白地表達了對這場媒體風波的批評，聲稱「別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它無論如何也承擔不了的對抗角色」。對持續抗議了4天的南方週末記者編輯來說，這是比前一晚官微失守更加讓人沮喪的現象。他們認定胡錫進團隊寫出「最新支持者是遠在美國的陳光誠」的字句，就是在有意將事件政治化，就算是南都網以「環球飛狗叼盤精彩瞬間」的圖片相譏亦不能洩心頭之恨。繼向時任環球時報評論部主任王文發出絕交簡訊後，南方週末前評論員笑蜀呼籲同道之人抵制該報，以懲罰其「遞刀」之舉。

「遞刀」的判斷，源自各大門戶網站對環球時報社評的首頁推薦。8日早晨，又有一批在各地擁有指標地位的報紙奉命轉載了這篇《南方週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能夠像擁有南方系血脈的雲南資訊報那樣，同期刊發人民日報那篇呼籲新聞宣傳管理者「跟上時代節拍」、「放棄生硬說教」的評論，已經殊爲不易。

在中央和北京兩級宣傳官員的眼皮底下，京華時報是以重擬標題爲「任何改革不能損害前進大局」的方式服從指令。於是，在這種集體上陣的情形下，新京報的缺席就顯得格外突兀。按照微博上當時流傳的直播說法，有北京高級別宣傳官員8日晚間親至新京報，要求其跟進轉載環球時報社評，但遭遇報社團隊抵制，不僅記者編輯表達抗議以至屈辱落淚，甚至有稱戴自更社長憤而提出口頭辭職。

根據街頭報攤所示，稿子最終還是登了出來，在A20版右下角，標題是「《環球時報》就『南方週末事件』刊發社評」，刪除大半，尤其是最爲抗議者所非議的「陳光誠」段落，整版亦無編輯署名——顯然，督戰官員也作出了讓步。此外，人們還發現，直至9日午前，慣常一早就更新完畢的新京報電子版仍停留在1月8日版本上；5時01分，其客戶端發佈聲明：因系統突發無法預估和控制的大BUG，今日『新京報新聞』APP內容無法更新」；唯一更新的是其網站，編輯選擇的頭條是過去幾乎不曾有過的娛樂人物訪談，標題——「我們還是在被動的位置」。

再加上@新京報晚安帖——「走得太快，會把靈魂丟掉。應該停下來等一等，等靈魂追趕上我們的步伐」、早安帖——「如果你想要你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那麼你必須去做你從未做過的事」，就算是那些痛徹心扉的南方抗議者，也不能奢望新京報同人做得更多了。

另一處失守重鎮是同樣多有高階主管源自南方系的瀟湘晨報。與新京報不上網的做法堪稱殊途同歸，這份湖南最暢銷報紙是一改慣例地特意將評論版公開，向天下人表明心跡。轉載的「深思」稿被人民日報《要跟得上時代的節拍》壓在下方，更由評論員楊耕身署名寫就《今天我們如何彌合信任撥正情緒》，以表編輯部立場：「對這些『時代的聲音』，如果我們能夠不再閉耳塞聽，道路以目，或混淆視聽，那麼我們將可以收穫關於良知與進步的慰藉。否則只能是時代之恥，歷史之汙。」

餘波未了，壽則多辱

風波看似以新年第二期南方週末在1月10日的如約正常出版而逐漸平息。不過，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具有無比諷刺意味的續集在年末上演。年初在南方報業大院外舉牌聲援反叛者的郭飛雄、劉遠東，在12月底被廣州市檢察院以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罪名起訴，而作爲呈堂證供的，是一份蓋有南方報業集團大紅公章的情況說明，指認「集團所在地門口聚集大量人羣，對集團正常工作秩序產生較大影響，人員車輛進出受到妨礙，集團一些會議被逼取消」。

據此，曾經感受過聲援溫暖的記者編輯悲憤難當，羣起指責官方違背先前承諾、實行秋後算賬，多位員工以個人身份在微博微信上發佈聲明，強調那幾日工作一切正常、未受任何打擾——機構法人與自然人的角色衝突在這一刻盡顯無遺。然而，眼見大勢已去，「恨不當年死，留作今日羞」的評語，已經被失望的人們贈予了南方週末，贈予了這個曾經在中國民主進程中擔當先鋒角色的媒體機構形象。

事實上，半年前，當微博的抗議能力已經不復盛況之時，南方週末就已經因爲另一個封面報導而陷入輿論紛爭，被曾經的聲援者譏諷爲與環球時報「相向而行」。

雖說在貫穿整個2013年的李天一強姦案中，原告被告雙方均嫺熟運用「操控輿論」的手法已經人盡皆知，但南方週末8月1日的《「永州幼女被迫賣淫案」再調查：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還是給曾經爲「偉大母親」掬淚感動的人們帶來了顛覆性的震撼。

要知道，這位「上訪媽媽」一年以來已經成爲中國民衆追求法治公平的標誌性悲情人物，更被視作藉此推翻中國勞教制度的突破口。經由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國網事、人民網在內的媒體報導和網路號召，數以億計的支持者站在她的身後，爲她未成年女兒樂樂遭強姦並強迫賣淫的苦難而感同身受，爲她因不滿法院判決故連年上訪卻被處以勞教而打抱不平。4月12日，湖南永州市中院一審駁回唐慧要求勞教委行政賠償的請求，曾滿懷期望「畢其功於一役」的勞教制度反對者大失所望，當時，唐慧蹲坐在法院門口撕心裂肺的痛哭流涕，曾經讓多少網路圍觀者同樣流下淚來，「再也不相信司法」的吶喊義薄雲天，聲遏九霄。

但是，作爲中國最著名的老牌調查報紙，南方週末允許記者柴會羣將那些將唐慧比作「撒謊的潑婦」的微博揭發，以白紙黑字的形式正式刊登了出來。據此，輿論激烈分野，環球時報自是跟進附議，指責「民粹」，嘆息於「媒體的片面、公衆的輕信、唐慧的『鬧』」，而本是南方系「同根生」的南方都市報卻發表社論《若法治沒有贏，唐慧亦不可能贏》，從標題開始就直接否定了南方週末的議程設置：「在爲女兒與家庭抗爭的數年裏，沒有誰有資格去要求唐慧成爲沒有缺點的抗爭者。而以一個假想中的法治秩序去批判她，更展現了虛僞與殘忍。」

「菩薩心腸、霹靂手段」

大V的黃昏、小販的秋後、天一的十年，甚至是南方週末的所謂「轉身」，都是季節變換的象徵。就算是天天嘆息中國網路是「謠言共和國」的人們，也得承認，在社群媒體興起的過程中，受到更大打擊的是以批判體制爲己任的反對派意見領袖，也就是所謂的「公知、天使、導師」。2010年之前，中國音量最大的麥克風多半都向右傾斜，是微博的誕生，客觀上給「自幹五」、「愛國者」帶來了更加急需的機會，也導致了更多的「公知」因爲言多必失而褪去光環。這個道理，本來是不需要等到薛蠻子看守所談笑風生後才盡顯無遺。

再加上9月前後董良傑、邊民等多位微博名人的被捕，殺雞儆猴，從2011年迅速佔據網路話語權的這股力量遭受重創。儘管這些視批評爲已任的意見領袖對活躍中國輿論、推動社會進步有著時代功績，但是，在由暴力機器支撐的權力意志面前，他們的軟肋昭然若揭，倘若再如南方週末所言，滑向「混雜了商業利益、私慾和嘲笑聲的集合」，終歸是不堪一擊。

況且，從秦火火、格祺偉等事例中，中共新任領導層完全有理由得出網路輿論受操控、不能完全代表整體民意的判斷。而求是雜誌更在當時刊發「石平」署名文章，定義「網路亂象更大的責任應由網站特別是主要門戶網站承擔」，給新浪搜狐們設計了另一條發展方向：「依託高質量的實用資訊服務來增加流量應該大有用武之地，淘寶網等電子商務網站的巨大成功也提供了範例。我們希望商業網站走好，但要走正路。網路的媒體價值、輿論功能，更多還要靠專門的新聞網站。」

就這樣，只用了一年時間，習近平就已徹底改造了中國輿論的發展軌跡。如果說秋天之前，他的形象還有些模糊，那麼，在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幕之後，這位2012年年底接過最高權杖的「紅二代」，已經展現了複雜而清晰的全方位領袖形象。就在2013年最後一天到來前夜，他代替總理李克強親自出任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再加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以及並無懸念的國安會最高領導頭銜，五大權力集於一身，實現了毛澤東時代以來最大程度的個人集權。

所以，不論褒義貶義，人們現在都承認，他已經化身爲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結合體——「毛澤東的風格，鄧小平的路線」。用蕭功秦的話來說，就是新權威主義2.0版，用吳稼祥的期待來說，就是「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和如來智慧」。透過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手法，他試圖在中國日益分化的利益羣體間建立公約數。瞻仰毛澤東紀念堂，可以視作在安撫左派，廢除勞教、開放「單獨二胎」等，則可以視作是在回應右派呼聲，但與此同時，他也強力打壓極左極右，不允許那些尖厲的聲音破壞「中國夢」。

他願意展現自己的平民姿態，從上任之初的輕車簡從開始，就言傳身教樸素作風，年末「喫包子」是最好的證明；他強力反貪、整頓吏治，紀檢查處官員力度遠超外界先前預測，那隻傳聞已久的「大老虎」儼然已是甕中之鱉；他在對外關係上不再一味韜光養晦，僅憑釣魚島巡航和東海防空識別區這兩項，就已經讓人刮目相看，年末「封殺」安倍晉三更是底氣十足；他承諾市場化經濟改革取向，尤其是三中全會《決定》出臺後，贏盡掌聲，彷彿一夜之間就「重回蜜月」……至於因爲控制意識形態而得罪自由派知識分子、被詬病爲「政左經右」、「舉國皆重慶」，乃至「通往極權」、「民粹主義」，在前面這些功績前，就多少有些「曲高和寡」。

總之，他既不是江澤民也不是胡錦濤。作為後鄧小平時代第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共最高領袖，他憑藉從紅色家庭裏繼承而來的道統，用一種毫不掩飾鋒芒與自信心的方式，完全改造了過去20年間的總書記形象，調控著13億人的喜怒哀樂。

這種舉重若輕的自信，淋漓盡致地體現在2013年另一件全民圍觀的新聞事件中，即針對薄熙來案的濟南審判。以達到全世界最高水準的微博直播方式公開庭審實錄，任由這位曾經的最高權力競爭敵手展現令反對者都不得不歎服的辯論口才和反應能力，那幾天中國媒體躬逢其盛，在「最高導演」的允許下，共同見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觀。

也正如這場世紀審判所呈現的，儘管因爲遭受管制重創而步入下行線，但新浪微博依然保有中國輿論議程設置主導權。大V隱退之後的人氣空缺，恰好給了政務賬號趁虛而入的機會，而@人民日報、@新華視點、@央視新聞這三大「國家隊」媒體法人微博已有合計3000萬關注者。

帶著鐐銬跳舞

只不過，在意識形態管理收緊的背景下，2013年的這個@人民日報也已經有了些改變，一年前開辦之初時的「公知」式言論大幅減少。其中一個註腳出現在8月5日，央視特約評論員楊禹得以在身爲人民日報子報的環球時報上發表《媒體官微應守住品質格調》，指責「有的傳統主串流媒體官博……忘記了本媒體的基本屬性，把自己整成潛伏在執政黨裏的『反對派』」——從種種跡象來看，這就是在不點名地批評@人民日報。

而楊禹本人，也定格了央視的標籤式形象。作爲中國吸金能力最強的媒體，央視暫時還沒有廣告收入方面的苦惱，這家兼具中共喉舌和廣告霸主身份的電視臺，碰到的麻煩是來自民間幾乎不由分說的「有罪推定」。「3.15」晚會上曝光蘋果公司售後問題，不僅被譏爲「廣告敲詐」，更是淹沒在了對「八點二十分發」的恥笑聲中，年終之時，對星巴克咖啡在中國市場賣高價、對知名房地產企業欠交鉅額土地增值稅的批評，又招致「缺乏財務基本常識」的教訓，特別是後者，引發任志強在微博上火力全開。

相較而言，京華時報雖然也因爲與農夫山泉之間長達大半年的口水戰而被批評爲缺乏專業水準，但當後者借新快報事件餘威宣佈起訴索賠時，至少沒有太多同行在幸災樂禍。

《面對面》節目製片人王青雷的離職自白，更在年末時分給央視的厭棄者送去最好論據。這位白巖松的同事憤怒於「我們憑什麼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斷誰是大V誰是大謠」，痛心於「見證了這個國家媒體從令人尊重到遭人唾棄的十年」，嘆息於央視不能像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青年報那樣「用事實的報導和評論守衛新聞的底線」：「真正的潰敗原因不是無法對抗新媒體的衝擊，而是無法在艱難的輿論環境中，以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勇氣，用真實的聲音贏得公衆的尊敬和信任……當上層建築顯示變革魄力的時候，你又落後於你所忠實的體制，成爲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這難道不是一個國家媒體最大的悲哀嗎？」

當然，在這個變革時代，痛楚於媒體「帶著鐐銬跳舞」的內部人，又何只王青雷一個。11月青島發生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當地半島都市報和青島早報「掩耳盜鈴」、「把喪事當成喜事」的報導模式成爲衆矢之的，儘管這種淡化本地負面新聞的做法在中國各地都概莫能外，並有大衆網總編輯朱德泉出面指責「公知煽動」，但恥辱感還是促使這兩家媒體裏的記者編輯不憚於在實名認證微博上公開向宣傳官員表示抗議。

要錢沒錢，要名沒名，要政策沒政策……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那句「報紙必死，可萬一新聞理想實現了呢」，和大河報記者朱長振在做了十幾年調查報導後重操烤羊肉串舊業，聽上去比新聞晚報的喪鐘還要哀傷。

自救之路

時不我待，種種壓力轉化成推動力，萌生危機感的媒體人加快轉型步伐。按照連清川在《媒體死亡的真相》中的說法，「不是新媒體殺死了傳統媒體，是新媒體出現背後的資訊生產邏輯殺死了傳統媒體……新聞晚報即將逝世，但是它所開啓的時代，讓所有懷有新聞理想和樂於擁抱新聞理想的人，倍感幸運。它不過是在提醒我們，是到了該重新認識新聞、重新組織新聞和重新革命新聞的時候了。」

以個體或同人運營爲特色的自媒體，依靠從供職機構中汲取的養份與資源，在2013年野蠻生長。尤其是微信公衆賬號，憑藉着粘性、私密以及相對寬鬆的審查機制，成爲最重要的新興載體，湧現出從「深夜談喫」到「愛範兒」，再到「華爾街見聞」、「槽邊往事」、「濾鏡菲林」、「智谷趨勢」、「阿爾法工場」、「識局智庫」等或生活時尚、或科技財經、或時政評論的大批內容細分代表。同樣是從央視離職的羅振宇，則將「羅輯思維」影片脫口秀運作得風生水起，以兩輪收穫近千萬元會員費的驚人數字以及「人格化」的傳播理念，激勵著心潮澎湃的效仿者。

基於移動網路的技術進步，在2013年繼續深入顛覆傳媒業，重塑資訊流與傳播流。因爲每個人或者機構都可以很輕易地獲得媒體屬性，專業媒體的中介作用越來越容易被繞過，傳統的生產方式已與時代脫節。或者說，中國的媒體機構甚至還應該感謝新聞管制，如果沒有這條「護城河」，它們的命運勢必更加凋零。所以，不願自我悲情的媒體投資者亦以整體機構形式向新戰場進發，言必稱網路思維，即便暫時看不到可靠的盈利模式，但總要先跑馬圈地。微博微信和客戶端早已成爲各類媒體的標準配備，新聞衆籌模式試水，創業家、鈦媒體、虎嗅方興未艾，壹讀、部落格天下、週末畫報、外灘畫報的新媒體融合實驗均初獲成效，21世紀經濟報導和都市快報還設立了內部孵化機制，鼓勵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內部員工單飛創業，中國經營報年末宣佈將內部組織架構改爲網路公司項目團隊式。此外，由媒體人轉行創立的本來生活網啓發了電商領域的靈感，社區化成爲一些在本地仍具品牌優勢的都市報轉型方向。

未雨綢繆的門戶也在積極順應移動網路趨勢。新浪騰訊各自改版，網易和搜狐視移動客戶端爲下一個高地，展開激烈纏鬥，前者創立的真話頻道廣受好評，後者以分成模式招募自媒體作者進駐。連搜尋巨擘百度也在年終加入混戰。

那麼，這些努力真的能夠實現救贖嗎？

2013的流年不利已經給出了答案：錯失了本來可以積攢更多的「黃金年代」後，中國媒體人必須做好由奢入儉的準備，無論錢包、聲譽，還是尺度。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mojing.huo@ftchinese.com）

敬告讀者：《媒體札記》專欄作者徐達內從1月1日起休假3個月。

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裏，在綠樹成蔭、以氣候溫和出名的中國南方城市昆明，市長李文榮發現自己進退維谷，幾百名憤怒的示威者在市政府門外遊行示威，這是數週來的第二次。遊行者在樓外高呼了四個小時，加之警力不斷增援，李市長決定走出政府大樓，直接勸說羣衆。

示威者的訴求明明白白，希望李市長讓昆明某下屬縣在建的大型石化廠停工。抗議羣衆尤其關注石化廠生產對二甲苯（應用於製造塑膠的化工產品）時附帶排放的汙染物。

正當李市長竭力勸說抗議羣衆之際，他發現羣衆同樣在遊說他這個市長。羣衆想知道的是：爲何該工程未經廣泛徵詢民意就匆忙上馬？本地報紙爲何不允許刊登相關批評文章？爲何不舉行公投，讓民衆投票決斷此事？據現場羣衆描述，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斷「轟向」李市長。

在層層嚴密安保下，鐵青著臉的李市長親身經歷了因爲環境問題而造成的窘境——隨著環境抗議事件不斷增多，中國政府正面臨這樣的窘境。一方面，國家領導層已經公開承諾要治理汙染沉痾——在過去三十年中，汙染問題始終伴隨著經濟發展——而環保主義者也懷著相同目標。另一方面，中國環保運動所展示的力量也讓中國當政者極度不安。

昆明今夏的抗議活動與全國各地發生的幾十起抗議活動大同小異——若不是中國新生社群媒體發揮巨大影響力，昆明抗議事件或許永遠不會發生。示威者查清了石化廠項目，決定透過微博（Weibo，類似Twitter）以及微信（智慧型手機的即時簡訊服務）互通訊息、統一行動。儘管石化廠項目仍在興建之中，但李市長的執政風格至少發生了一大變化——如今他擁有了自己的微博賬號。

環保活動家常把微博等社群媒體的出現視作環保事業的轉折點。「微博出現之前，中國百姓就像一地碎玻璃，無法積聚力量，」環保活動家鄧飛(見右圖)說，他擁有近400萬微博粉絲，利用該平臺組織發起了從慈善到環保的各種活動。

小小的微博資訊都能演變成大規模活動。今年早些時候，鄧請求自己的粉絲把各自家鄉受到汙染的河流與湖泊照片貼到微博上。鋪天蓋地的照片立即引發媒體的一系列文章，讓個別地方政府無地自容，不得不採取行動清理河道。如今，鄧飛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自己成立的衆多環保與社會組織，這些組織主要依賴網路上的支援設立的，資金也主要透過網路籌集。鄧飛是總部位於香港的新聞類雜誌《鳳凰週刊》(Phoenix Weekly)旗下記者，他最新成立的組織是8月剛剛發起成立的中國水安全公益基金(China Water Safety Foundation)。

「不管你身居中國何地，只需四秒鐘，你在網上張貼的東西就會傳遍全世界，」他說，我倆談話時，他仍不時擺弄自己的iPhone手機。「我一直認爲微博是上帝給中國人的最好禮物，它賦予我們更大力量及更多權利，讓我們快速凝聚在一起。」

中國公民在汙染問題上很快匯聚在一起，因爲汙染規模觸目驚心。就空氣汙染而言，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十座城市，有七座在中國。中國每年因霧霾導致100多萬人早亡。水資源狀況同樣不容樂觀。據官方數據，中國主要河流有三分之一水域汙染嚴重，不適合人類使用。大片國土受到重金屬汙染，但總體汙染程度不得而知，因爲政府把國土汙染資訊視作國家機密。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

汙染源多爲廠礦及電廠——它們爲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過去三十年，隨著中國經濟在發展中國家陣營中突飛猛進，在2011年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規模的汙染成爲經濟發展的副產品，這與早先的英美等國並無二致。

中國領導人越來越覺得這種用汙染的代價換來的發展已經得不償失。李克強總理今年早些時候曾說：「綠水青山貧窮落後不行，但殷實富裕環境惡化也不行。」許多官員警告說，中國的汙染問題已演變成社會不安定源頭，將是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今年七月，北京宣佈，除每年正常劃撥的幾十億人民幣資金外，正著手製訂解決空氣與水源汙染、耗資3.7兆人民幣（約合3800億英鎊）的宏偉計劃。

拜「鄰避主義」(nimbyism)、日趨覺醒的環保意識以及社群媒體所賜，近年才興起大規模公衆環保運動，爲官方控制汙染的努力增添羽翼。中國的重工業已經感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昆明等地抗議活動引起廣泛關注後，政府擔心引爆社會潛在的不滿情緒，於是暫停了全國範圍內一系列工業項目。今年七月，投資規模達60億美元的廣東鈾處理項目在引發抗議活動的次日被取消。今年八月，深圳一個火力發電廠項目遭遇同樣結局。

包括北京一個著名汙染監測團體的創辦人馬軍(見上圖)在內的諸多環保活動家把北京有毒霧霾天氣視作改變公衆環保觀念的重要「警鐘」。有好幾年，公衆知曉北京實時空氣質量的唯一資訊來源是美國大使館樓頂的監測站，它每小時在微博與Twitter上發佈相關數據。2011年，北京市民也要求市政府每小時公佈汙染數據，而不是守口如瓶。一年後，北京市政府公佈相關數據，這是個里程碑的勝利。「數據公佈，引發了真正的滾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s)。老百姓意識到這是真汙染，而非一般霧氣，」馬軍說，他指的是過去人們通常把霧霾視爲一般霧氣。「如今每個人都看到這個數據，開始面對現實。」

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不斷增加，也是引發越來越多人大聲疾呼加強環保的另一大原因。「他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極限，不管你生活多富有，你無法呼吸到清潔的空氣，」馬軍說。「如今這關乎日常生活，關乎日常與孩子的談話，孩子可能只能關在家裏。」

幾年來，馬軍一直致力於推動汙染的透明化，因爲他堅信一旦相關數據公之於衆，社會壓力就會順勢發揮作用。七年前，他在北京發起成立公衆環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蒐集官方汙染數據以及環境違規記錄。他笑著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中國上市公司的汙染資料庫。「只需輸入股票代碼就一目瞭然，」他說。中國很多大型企業（多爲國有企業）都上了他的黑名單。對國有企業施加影響比較困難，對方通常比監管方環保部門更有勢力。馬軍覺得向廣大股民呼籲可能更有效果。

距離其北京辦公室1000多公里之遙、位於內蒙古騰格裏沙漠邊緣的地方，幾十家正對著沙漠的小型化工廠處於關停狀態。空氣中瀰漫着刺鼻氣味，但登錄馬軍資料庫後，發現這個騰格里工業園自今年三月以來就處於關停中。原因是：該園區沒有汙水處理設施，所有的化工廠都直接把汙水排入沙漠中。

「沒人生活在沙丘地帶，因此這些化工廠覺得，『太好了——這是最理想的排汙地，」一位面色紅潤的蒙族牧民說，他在這兒長大，就出生於離此地幾英里遠的地方。「他們壓根就想不到巴依爾(Bayar)會半路殺將出來，」他調皮地笑著說。

巴依爾(見右圖)是當地一位30來歲的年輕人，中學都沒讀完，但最近兩年來，他一直是工業園的眼中釘、肉中刺。與多數蒙族人一樣，他只有名。在中國各地幹了幾年臨時工後，他兩年前回到自己的家鄉，眼前看到的一切讓他異常震驚。「這兒過去是非常好的牧場，但我打工回來後，發現空氣質量差得讓人窒息。」

他決定對化工廠的排汙行爲採取行動，他認爲這是汙染當地地下水的罪魁禍首。縣政府與當地報紙對他的訴求置若罔聞，他於是求助網路，聯絡北京的環保活動家。終於有了回應，一傳十，十傳百，幾個月後，中國國家電視臺播放了該工業園汙染情況的一個小短片。就在同一天，所有的化工廠被勒令關停。

「突然之間，我既興奮、又憂心忡忡，」巴依爾回憶說。「擔心太多事。」他的電話遭到監聽，自家車道遭監視，村長開始每天「蒞臨」他家。然而，驅車經過那些鏽跡斑斑、看上去已遭廢棄的化工廠時，他似乎對這個結果非常高興。

環保運動沒有顯著的領頭人：它是由巴依爾這類人匯聚成的滾滾洪流。當然也不乏侷限性，化工廠關閉幾個月後，巴依爾意識到它們實際上還在夜間偷著生產。另外在該地區新建兩座巨型石化廠的計劃仍在繼續推進。

另一挑戰是這些公民環保活動家鮮有紮實的科學知識背景，微博上的謠言常被誤傳爲事實，導致錯誤資訊大肆擴散。（山東省25家企業向地下偷排汙水的指控排除後，鄧飛近日不得不選擇退縮。）

還有，這種新出現的自主舉行抗議活動的權利能維繫多久，仍是衆說紛紜。馬軍說：「我們每天都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抗議示威的空間有多大？」『政策紅線在哪裏？」9月政府發佈規定：在網路傳播「不負責任謠言」者將被處3年以下徒刑。規定公佈後，有好幾位知名博主遭到拘押——其中就包括曾在昆明抗議活動中發揮帶頭作用的一位博主。

「你無法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記者出身的環保活動家鄧飛說，他指的是微博。「政府如今已經明白這一點，意識到無法圍堵公衆意見，只有靠正確引導。」但舉辦環境抗議活動時，公衆意見通常直擊要害，令地方政府頗爲難堪。中國的地方政府通常與重汙染產業關係盤根錯節，來自這些產業的稅收使城鎮政府維持正常運轉。在中國很多地方，老百姓希望曝光的東西往往就是當地主政者——如聽著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的李文榮市長——不願正視的東西。

何麗是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Wan Li補充報導。

譯者/常和

西方有一種傾向，總把中國工人看作是純粹的受壓迫者，沒有權利，沒有工會，沒有希望。於是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什麼都要採購「中國製造」產品的世界各大品牌有責任幫助中國工人提高生活質量。

這種看法大錯特錯。2010年夏天，日本公司本田(Honda)在中國南方開設的一家工廠的數百名工人發起了一場具有開創意義的罷工，從此以後，就沒有人能說中國工人都是受害者了。本田這家在華工廠的工人罷工，以及隨之而來的涉及其它多家企業的罷工潮，表明中國工人已經組織起來，決心爲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福利以及工作條件。

中國工人現在已經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也越來越有決心保護這些權利。過去，如果職工因爲組織罷工而被解僱，只能就此作罷，重新找工作。但現在我們看到，被解僱的人把老闆告上了法庭，要求復職，從而能夠繼續投入爲得到更好的待遇而開展的鬥爭。

我們看到，一些工人願意、也有能力制定計劃，民主選舉自己的代表，與僱主展開對話，以此解決自己的不滿。他們的階級意識越來越強，他們從一種共同的身份認同出發，認識到只有透過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才能達到目標。

令人鼓舞的是，中國政府現在似乎認識到了，允許工人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符合政府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問題在於，官辦工會的領導和企業老闆（往往是同一羣人）卻落後了。

企業所有者和管理層長期以來我行我素，他們不願意改變或許不難理解。很多企業老闆根本就不願意與工人進行有實質意義的對話，在罷工行動迫使他們與工人談判時，他們也只會做出很小的讓步。

即使管理層同意坐到談判桌上，以尊重的態度與工人平等對話，其結果大多也僅僅是一次性的解決方案。這比什麼都沒有強，但也絕不是長遠之計。

顯然，下一步必須構建一種穩定、長期的、以工作場所爲基礎的集體談判機制，以緩解緊張關係，讓員工和管理層都受益。但工人們需要一個他們可以依賴的工會，一個屬於他們自己、致力於維護工人權利和利益的工會。

目前，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有些舉棋不定。總工會試圖跟上最新發展趨勢，找到今後要走的方向。有一些跡象顯示，總工會——至少是其中的個別部門——開始採取一種更加親工人的立場。但總工會也必須歡迎普通工人，向他們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支援，使他們能夠成長爲有效率的工會幹部。總工會也需要來一場重大的結構改革：目前總工會的組織結構與政府部門相仿。然而，總工會需要成爲一個強大的工會，能夠代表其成員開展集體談判。

這可能有些一廂情願，但看到中國工人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和決心，我確信，他們將爲中華全國總工會提供變革所需的火花和推動力。毫無疑問，正是因爲今天的中國工人運動，明天中國將發展出強大的工會。

這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這種影響將不僅限於中國，還將對全球經濟、對國際勞工運動產生深遠影響。近幾十年來，北美和歐洲有數百萬工作職位轉移到了中國。中國現在是全球製造業中心，順理成章地，中國也應該成爲全球工會運動的中心。

作者簡介：本文作者是中國勞工維權人士、《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創辦人。

譯者/王慧玲

【編者按】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多重轉型，這一歷史性過程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真實中國人的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各自遭遇何等的變化與衝擊？如何解釋這些現象？謝宇、張曉波、李建新、於學軍、任強幾位學者在《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3》中實證研究或許可以告訴一個與衆不同的中國，他們的結論在於：不能簡單地看待或評價中國社會，因爲中國的社會現象具有多元性、複雜性與異質性。

該報告近期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選自其結論部分，FT中文網獲得授權刊出，本文亦爲FT中文網2013中國年度報告一部分。

當前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是怎樣的？它正在經歷什麼樣的變化？這是《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3》自始至終致力於解答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很難回答，但實際上很多對中國社會關心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經常把自己的這些看法透過各種管道告訴或分享給他人。

與大家一樣，我們也在中國社會長期生活和工作。尤其，我們還是專門研究中國社會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所以，對於中國社會，我們相比其他人可能會有更多的看法，也更迫切地想分享這些看法——其中有很多看法是多年來受社會科學知識的影響而形成的。儘管這樣，我們依然認爲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個人看法以學術研究的形式表達出來。因爲我們認爲，學術研究應該有可靠的科學依據做支撐，既不是空談，也不是炒作，更不是迎合政治的需要。它應該經得起他人的挑戰，也應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本書就是在這一理念指導下的產物，致力於依靠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爲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科學項目。)數據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來客觀地報告中國當前社會現象——現狀與變化，包括經濟、教育、健康、住房、人口流動、少兒成長、主觀態度等諸多專題。這些實證的專題研究的確讓我們對中國當前社會的現狀和變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儘管就不同專題我們在相關章節都有詳細的論述並得出了很多重要結論，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讀者還想知道，本書最重要的結論是什麼？

如果需要用最簡潔、最通俗的語言來概括這個最重要的結論，那它就是：不能簡單地看待或評價中國社會，因爲中國的社會現象具有多元性、複雜性與異質性。

中國社會現象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指，中國社會的現狀及其變化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多重特徵，我們難以用簡單的、單面的一兩個指標來全面描述中國任何一方面的狀況，更不要說中國整體的情況和趨勢。所以，我們應該以多個指標、從多個方面來對社會現象進行綜合的考察和評估。

我們以房價爲例來說明中國社會現象的多元性。房價的快速上漲在宏觀層面反映了中國普遍收入水準與購買能力的提升，在微觀層面意味著房屋所有者財富積累的增加。從這些方面看來，房價攀升應該是好的經濟現象。然而，對於具有買房需求的年輕人或新城市移民來說，房價的的成長則成爲了他們生活的巨大障礙與負擔。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對房價上漲這一現象做出價值評價。

再以對經濟現象的研究爲例。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說，經濟的高速成長是中國社會改革三十年來發生的最大變化。2010和2012年兩期的CFPS數據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結論：中國的經濟的成長依然還在持續。體現在家庭收入的方面，相比2010年，2012年中國家庭純收入的均值成長了28%，中位數成長了29%，全國人均家庭純收入的均值成長了26%，中位數成長了34%。

經濟成長當然是國家與地區發展、社會進步、政府政績等諸多方面的一項重要評價指標。但是，片面地把經濟成長作爲唯一的評價指標則是違法客觀事實的，甚至是有害的。的確，經濟的成長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促進了醫療、衛生、健康、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還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然而，經濟的成長對國家、社會、家庭以及個體一定完全有利嗎？《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3》中相關的研究提醒我們應辨證地、客觀地、全面地看待中國的經濟成長。

一方面，經濟成長給人們帶來福利：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們的收入水準越高，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越多。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成員可以享有越好的住房、獲得越好的醫療條件，他們的身體往往也更健康。高收入家庭的小孩在升學、課外輔導、上學條件等方面同樣享有更多的優勢。但另一方面，經濟成長也帶來負面效應：如，經濟越發達地區的居民對政府的評價越低；高收入家庭的小孩自覺自律能力更差、喝酒等「越軌」行爲更多。此外，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傳統的家庭模式也受到的挑戰，如同居和離婚的比例上升，城市中「啃老」現象日益突出，等等。

尤其，當經濟成長給一部分地區或家庭帶來更多福利的同時，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也就由此產生。我們的研究發現，目前中國收入不平等——尤其是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已經不容小覷。調查結果顯示，貧富差距已成爲不同社會背景的民衆一致認爲的最嚴重的民生問題。我們對收入數據的分析同樣證實了這一點：2012年中國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計不足所有家庭總收入的1%，而收入最高5%的家庭的收入卻佔了所有家庭總收入的約四分之一。收入排名在全國90%的家庭的收入水準是排名在10%家庭的13倍。無論從基尼係數看還是從90/10比率看，中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均已大大超過歐美髮達國家的平均水準。而且，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成長率都低於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這意味著中國貧富兩極的差距還有可能繼續擴大。由經濟的不均衡發展與社會財富的不平等分配帶來的經濟不平等進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經濟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區，失業率越高，地區居民普遍的信任度越低，等等。經濟成長帶來的不平等已經越來越值得警惕。

綜上所述，在中國這個多元社會里，對待任何一種社會現象，如果我們簡單地以單一的標準來進行描述或評價，這無疑是犯下了以偏概全或一葉障目的錯誤。只有當我們建立起多重指標、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來綜合評估一個社會現象時，我們對它的瞭解與認識才可能是全面和客觀的——儘管這些指標可能是互相對立的，儘管我們得出的結論可能表面上是矛盾的。我們要客觀地瞭解中國社會，就一定要接受中國社會的多元性，接受運用不同標準來客觀評價社會不同方面的理念。

中國社會現象的複雜性

儘管我們出於寫作和讀者閱讀的方便按專題對內容做了人爲地分割，然而在寫作中，我們經常很難區分某一現象屬於這個專題還是那個專題，我們在研究某一專題時也經常會做出跨專題的探討與分析。這是因爲，現實社會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動態系統，這個系統中的各要素（即各種社會現象）緊密相聯且互相影響。這種在微觀上難以梳理清楚的互相影響就是我們所謂的複雜性。

我們發現，少兒的家庭環境會影響他的成長，如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影響少兒的教育與健康。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的少兒，能夠得到更好的學習條件與升學機會，並培養出更高的認知能力；他們在健康方面也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能夠享有更好的醫療條件，也更容易培養出健康的心理。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家庭則相反。這種少年時期的優勢或劣勢隨著年齡的成長會不斷積累，甚至放大。個體的教育程度、認知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狀況會影響到個體成年後的職業與收入。受教育程度越高、認知能力越強、身體越健康的個體，往往會有更好的職業和更高的經濟收入。這種由職業與經濟收入帶來的個人社會經濟的改變進而影響到個體的婚姻。

我們的研究發現，同質婚姻和女性向上婚姻是當前中國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這既意味著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個體更容易找到同樣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配偶，也意味著社會經濟高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社會經濟地位的改變同時也會影響個人的健康，擁有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往往有更強的健康意識和承擔更好的醫療服務的經濟條件。同樣，個人的職業、收入、婚姻和健康還會影響到個體的主觀態度、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家庭成員間的世代支援。而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追求也會引起個體外部行爲的改變，如本書所闡述的人口遷移與流動的選擇性，即人口遷移與流動是個體或家庭的理性行爲，旨在改善其自身或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社會現象的方方面面實際上是互相影響的，不同的社會現象可能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儘管社會研究的目的之一，以及本書的出發點之一，是揭示社會現象間的因果關係，但是，我們實際上很難將各種影響因素區分開，因而經常很難對一些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比如說，到底是「因貧致病」還是「因病致貧」？到底是因爲經濟的不平等加劇了失業，還是因爲失業加劇了經濟的不平等？再比如說，教育程度高的人的認知能力要高於教育程度低的人，是因爲個體天生的認知能力高導致了教育程度高，還是因爲教育本身或從事腦力勞動使得其認知能力得到提高？儘管本書透過大量科學嚴謹的實證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手段試圖儘可能多地解釋社會現象，但仍有很多社會現象是我們難以解釋的，還需要更多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將來做更深入的探討與分析。從這一意義來講，我們本書所報告的一些發現也算是拋磚引玉。

社會現象的異質性

異質性指在同一個總體中，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特徵。異質性包括羣體間的異質性和羣體內的異質性。以教育水準對收入的影響爲例，具有不同教育水準的羣體，他們的收入會不同：教育水準高的羣體收入更高，教育水準低的羣體收入更低。這是羣體間異質性的體現。然而，即使在同樣的教育水準的羣體中，不同個體的收入也會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既可能是由一些可以觀察到的特徵導致的，如性別、年齡、移民情況、認知能力等；也可能是由一些難以觀察到的因素導致的，如社會關係、工作準則、運氣等。這些是羣體內異質性的體現。再舉一例，我們的研究發現，農村戶口的兒童的精神狀態要差於城市戶口的兒童；而在城市或農村內部，來自低家庭收入家庭的兒童的精神狀態要差於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兒童。當然，即使是在具有同樣收入水準和同樣戶口性質的家庭，不同的兒童的精神狀態也一定存在差異。

很多的統計分析通常會犯兩方面的錯誤：一是以平均數代替總體特性，因而經常出現總體中個體或羣體「被平均」的現象。「平均數」並不是萬能地反映總體的指標。以收入爲例，儘管中國家庭收入的平均值在兩期調查間有了很大的成長，但是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遼寧，無論是在收入的多少，還是在收入成長的幅度上，都有著很大的地區差別。二是隻關注總體的特徵或變動趨勢，卻不關注總體內部具體個體/羣體的特徵與變化趨勢，從而忽視或錯誤理解了形成總體特徵及影響總體變動趨勢的真正原因。以對收入不平等的衡量爲例。儘管基尼係數顯示，中國在兩期調查間有了下降的趨勢，但是，這是否一定意味著中國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呢？事實情況是，基尼係數只是一個總體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2010到2012年間基尼係數變低主要是由中間階層以及農村收入水準的改善帶來的，而最高收入階層與最低收入階層的相對差距，即貧富兩極的差距，並沒有減小。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實際已非常嚴重，但如果我們僅僅以基尼係數這一個反映總體特徵的指標來評估中國的不平等程度，我們就不能瞭解到影響總體變化趨勢的實質所在，就可能對中國經濟不平等的真實狀況做出錯誤的估計。

以上兩類錯誤都是因爲忽視了社會現象的異質性而導致。確實，社會現象的異質性增大了社會研究的難度。然而，好的實證研究可以克服，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異質性所帶來的困難。我們在我們的研究中採用了兩個策略。第一，透過社會分組減少異質性，從而可以有效解決上述第一類錯誤。讀者可以看到，城鄉、地區、收入、年齡、性別、教育是本書經常用到的分組變數。透過分組，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描述社會現象，而不是簡單地以「平均數」代之。比如，透過性別分組我們發現：雖然建國以來婦女的社會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她們在工作地位和政治參與方面相比男性仍然處於弱勢。透過城鄉或戶籍的分組我們可以看到：非農人口在教育水準、認知能力、健康狀況、就醫條件等方面都要高於農業人口；城鎮兒童相比農村兒童長得更高，自尊程度更高，精神狀態更好，記憶力與數學能力更強，普通話使用更頻繁，等等。

透過分組，我們也可以更好地解釋社會現象，如，在研究收入差異的時候，我們不僅透過對城鄉、地區的分組發現這些分組變數對收入的重要影響，同時還透過對工作單位性質的分組發現：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資性收入均值要遠遠高於沒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單位屬性也是影響到當前中國家庭收入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追蹤分析可以有效解決上述第二類錯誤。所謂追蹤分析，是對總體中同一樣本在不同時點上的追蹤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是解決總體異質性、描述總體狀態變化、解釋總體變動的因果關係的非常有效的一個途徑。本書在收入的變化、貧困的變化、住房狀況的變化、健康狀況的變化等多個方面都使用CFPS追蹤數據進行了追蹤分析。以我們對貧困的研究爲例，儘管中國仍然有不低比例的貧困人口——該比例遠遠高於官方統計的數據，但是，透過追蹤分析我們會看到令人欣慰的一面，近七成的貧困家庭在兩年間實現了脫貧，約8%的家庭雖未脫貧但貧困狀況得以改善。這意味著，雖然貧困的狀態在總體上存在，但在不同的時期陷入貧困的並不是同一批家庭，大部分的家庭能夠在一段時間內擺脫貧困。另一個例子是對個人滿意度的測量。雖然影響個人滿意度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我們可以比較容易觀察到，如年齡和婚姻狀況，但更多的決定性因素我們難以觀察到。而利用CFPS對同一羣被訪者在不同時間的跟蹤數據，我們能夠確認健康狀況的變化是影響個人滿意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結語

針對社會現象的多元性、複雜性與異質性三大特點，《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3》採用了多種研究策略。一是現狀描述，我們力圖透過對CFPS數據的分析以及國內外不同來源數據的比較，反映社會的真實狀況；二是總體趨勢分析，我們用兩年的數據比較來反映中國社會在不同方面的總體變化趨勢；三是透過追蹤分析對固定羣體開展動態監測，避免異質性問題給人們帶來的誤解。以上三個研究策略是本報告相比其它報告最大的特色與優勢，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能夠幫助讀者建立起對當前社會以及社會變化的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總的來說，儘管我們全書都在致力於探討中國社會的現象及其變化，但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對社會的理解依然有限，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完全解開中國社會之謎。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對社會的研究之於社會就沒有價值了呢？是否也意味著社會學研究應該放棄這些看似徒勞無功的努力呢？

當然不是。中國的實證社會科學還剛起步不久，現在急需積累知識。雖然我們不可能完全解開中國社會之謎，然而，好的實證研究卻能幫助我們越來越接近社會現象與社會變化的本質。一方面，好的數據收集是我們認識社會的基礎。CFPS項目在問題設計、樣本抽取、數據質量等方面的優勢爲相關主題或領域的實證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尤其是跟蹤性數據的長期收集將使CFPS的價值隨時間的積累而愈發突出，這將爲我們將來進一步認識中國社會提供更有力的支援。另一方面，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手段的使用，及其在實踐過程中的不斷改進與完善，將進一步提高我們認識社會解釋社會的能力。所以，對於本書報告的研究結果，我們感到自豪，因爲我們不僅已經成功地開始了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程——關於中國社會與中國家庭的全方位的跟蹤調查（CFPS)，而且已經立足於現有的數據對社會有了更進一步的發現。對於未來，我們依然充滿信心。即使我們每一次的努力僅僅是向社會的本質邁進了一小步，但對於這個多元、複雜而充滿變異的社會來說，每一小步都將是巨大的進步，都將具有巨大的學術和社會價值。如果我們的努力也能讓讀者對社會的認識更進一步，我們將無比欣慰。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歲末，一場霧霾席捲了半個中國，上海的PM2.5指數超過了驚人的700，室內的空氣洋溢著欣欣向榮的粉塵味道。但這在北方不足爲奇，北京曾經超過900，哈爾濱曾經超過1000。在這麼一場前所未有的霧霾中，人們對「中國夢」的理解也開始具體而微了。

2013年，從一場關於「中國夢」的爭論開始。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提出「中國夢」的說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根據來自《南方週末》內部的說法，2013年新年獻辭最初題爲《中國夢，憲政夢》，這個題目很快被否決，經過反覆的內部審查，最後的稿件依然被廣東省委宣傳部直接刪改。中國的媒體實行事先審查，但限於時間流程，事先審查通常是由出版機構內部自我審查來完成（這樣能避免20世紀上半葉國民黨時代的「開天窗」現象）。此次宣傳部直接介入事先審查，引發《南方週末》同仁的強烈反對。由於各種新媒體的出現，在知識界的影響力已經急劇下降的《南方週末》，重新獲得關注，新年獻詞的刪改迅速成爲震驚海內外的公共事件。即使是廣東省委宣傳部也透過海外媒體《聯合早報》否認自己曾經介入，似乎他們同樣認爲直接進行事先審查是不太妥當的。

「中國夢」究竟是一種什麼夢？2013年4月，在「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先生表示：「每個中國人都是『夢之隊』的一員，都是中國夢的參與者、書寫者，大家心往一塊想、勁往一處使，就能夠匯聚起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他還指出，對「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要「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2013年6月，習近平在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先生會晤時表示，中國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可是，「美國夢」似乎沒有透過黨（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宣傳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的打算，可見兩種夢又有不能相通之處。

《南方週末》把「中國夢」與「憲政夢」聯繫在一起的想法被一舉粉碎之後，把「中國夢」與反憲政聯繫在一起的聲音越來越強，在春夏之交達到巔峯。憲政或者說反憲政，成爲2013年的關鍵詞。2013年第10期《紅旗文稿》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曉青的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爲「社會主義憲政」。2013年6月《黨建》刊登署名「鄭志學」的文章《認清「憲政」的本質》，稱「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2013年第11期《紅旗文稿》刊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汪亭友的文章《對憲政問題的一些看法》，認爲科學社會主義與憲政格格不入。

憲政的反對者認爲，當今中國，只能有憲法，不能有憲政。「有憲法，無憲政」曾經是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批評，但在這裏卻被視爲一種正常或者說理想狀態。反對者的主要對象是社會主義憲政，他們認爲社會主義與憲政完全不能相容，而且與憲政派相比，社會主義憲政更具「迷惑性」。2013年8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在中國搞所謂憲政只能是緣木求魚》，稱「與自由主義憲政不同，『社會主義憲政』理論有更大的迷惑性」。雖然紙媒無法呈現不同的聲音，但在網上有反批評的聲音，尤其是社會主義憲政派進行了絕地反擊，「憲政」一詞也隨著爭論進入到公衆的視野。

1905年，發生在中國的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戰勝俄國被清國朝野上下視爲立憲戰勝專制，「立憲」一詞在中國被廣泛接受。從1905年之後，公開反對憲政成爲一件極爲困難的事情，甚至可以反對民主、贊同君主，但是很少有人公開反對「立憲」。不管是晚清的預備立憲、袁世凱的洪憲，還是國民黨在憲政之前實行的軍政、訓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一百多年來，雖有過絕口不提憲政的時期，但是公開地直接地反對憲政，是很罕見的。公開主張中國「有憲法，無憲政」，與其說是對中國模式的稱讚，更像是批評。2013年秋天，反對憲政的口徑做了微調，改爲批判憲政，但是接受社會主義憲政。2013年第20期《求是》雜誌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繼續批判「憲政民主」是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把「憲政民主」與「社會主義憲政」區別開來，認為後者的目標是強化憲法權威、推進依法治國。

政府主導的「大批判」，歷史源遠流長，但在微博時代，效用卻迅速遞減，批判與反批判呈現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景象。2013年夏秋之際，政府開始對言論「亮劍」。對言論的管理，同樣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僅就這四五年而言，從2009年的「反低俗」到2010年的「反三俗」再到2013年的「反謠言」，不絕於耳。但2013年的特別之處在於，政法機構越過專門負責管理言論的宣傳機構，直接出動。透過意識形態管理言論，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大特色，此次舍意識形態之長，或許是因爲先前在意識形態論爭中並無絕對優勢。此次嚴打經過精心設計，對薛蠻子、「立二拆四」、陳永洲均是精準打擊。雖然程式上問題重重，卻佔據了道德高地，讓旁觀者難以爲他們辯護。

隨著嚴打而來的是擴大化：歌手吳虹飛在微博上聲稱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會和建委，並無任何行動和後果，被刑事拘留；安徽碭山一名網民將10死5傷的交通事故說成16死，被行政拘留；甘肅張家川一名16歲中學生因爲言論涉及當地一起殺人案，被刑事拘留。這些個案因爲在網上成爲公共事件，得到糾正，那些沒有成爲公共事件的個案，不知所終。在管理言論的同時，對街頭行動更是採取強力維穩，雖然勞教已基本被擱置，年底的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廢止勞教議案，但「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尋釁滋事」等指控卻迅速增加。

經過長達大半年的高度緊張狀態，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至今尚不清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時推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者再度引發了國民望梅止渴的熱情，一如去年十八大之後的景象，一如十餘年前十六大後的景象。在先前後，法學家張千帆、歷史學家章立凡先生的微博被銷號，很多維權律師的微博早已進入不停「轉世」的模式，北京大學不再續聘夏業良先生，華東政法大學不再續聘張雪忠先生。

在一片紛繁的景象之後，人們陷入到霧霾之中，無法看清眼前的路，甚至無法看清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或許，按照新權威主義的說法，先在司法上做出頂層設計，同時抑制公民參與，實行可控的改革，是一條理想路徑。但問題在於，司法系統的垂直管理，是司法獨立還是司法集權，值得存疑。在一系列事件中，法治程式非但沒有得到維護，反而不斷地被破壞。

在僅有580頁定價卻高達280元的《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中，後來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回憶勃列日涅夫的70年代，自由民主的希望明顯減弱，保守傾向「清晰地表現出爲斯大林平反，更加可靠地同外部世界隔絕開來以及在『解凍』之後擰緊螺絲釘的意向」。他這樣寫道：「儘管對自由主義傾向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細心的觀察家可以發現，黨的機關已漸漸失去對社會精神生活的控制。它東奔西突：時而猛烈抨擊，時而好言相勸，時而拉攏收買。」這本價格超常的「內部發行」讀物，我看到的已經是第二次印刷的版本。或許是蘇鑑不遠，一篇題爲《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的文章被新華網等主流網站廣泛傳播。這與70年代的臺灣有異曲同工之處。1972年4月，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連續六天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以小市民的口吻反對學生運動、言論自由、自由知識份子、學術自由，主張政府應有更大權力，以保障老百姓喫一碗太平飯。1973至1975年，臺灣大學哲學系不再續聘十餘名教師，史稱「臺大哲學系事件」。

年終，在「2013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中，《南方週末》將獎盃頒給了郭敬明。這一年，郭敬明導演的電影《小時代》公映，《人民日報》刊發署名評論：「（郭敬明）聰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標受衆——數量龐大的青少年羣體。幼稚和單純、熱情和盲目、生動和做作，是青春文藝的雙面膠。同理，非理性、類型化、跟風，是郭敬明作品……流傳的本質。」從「憲政夢」到「小時代」，經過一年的思索，《南方週末》終於明白了什麼是「中國夢」。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王曉漁是學者、文化批評家。）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千百萬中國青年被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些與家人分隔、被剝奪了青春年華的人，後來被稱作「知識青年」。多年後他們中的幾位再聚首，向《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講述了那段辛酸的往事。

馬尚珠(見右圖)把身子探出火車車窗，向父親揮手告別，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白色襯衣、素色外套、胸前一枚毛主席徽章、耳後兩條大辮子——這位18歲的上海姑娘充滿期待地望向遠方。如今，當馬尚珠端詳這張45年前的照片時，我們已經很難從那張蠟白色的、佈滿皺紋的臉上，分辨出當年那個笑容難掩急切心情的少女的模樣。這個63歲的瘦小女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加蒼老。「實際情況並不是照片上那樣的，」她說，「你從照片中讀不出我那天的感受。」

1968年9月17日，這列火車載著馬尚珠和另外306名學生，馳騁2000多公里，把她從上海的中學校園，一路帶到了中國東北接近俄羅斯邊境的偏遠之地，這裏只有茂密的山林和荒蕪的平原。上世紀60至70年代，有1700萬像他們一樣的中國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在農場和林場中從事艱苦的勞動。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是毛澤東1968年做出的指示。毛澤東在1949年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他說：「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1966年文革開始後，全國各地的學校關門停課。許多響應毛澤東「上山下鄉」號召的孩子，從初中畢業後便不再接受教育。這場運動將中國10%的城市人口捲入其中。

馬尚珠和當年同在農場的三位同志結伴，來到上海市中心一家清靜的飯店，向我們訴說往事，講述那段歲月如何改變了她的人生。這是一整代人的集體記憶，這代人中還包括幾位新上任的中國國家領導人。今年三月當選國家主席、預期將在未來10年領導中國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就曾在15歲時到中國北部貧困的陝西省做過知青，比馬尚珠晚一年，直到七年後纔回到北京的家中。

「上山下鄉」並非毛澤東發起的最具破壞力的政治運動，但它同樣帶著毛氏統治的印記：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對人民生活的粗暴干涉。對於許許多多中國人來說，這場運動意味著他們被徹底驅逐、集中起來強制勞動，它剝奪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萬家庭。

然而，在中共官方的敘述中，人們的苦難、犧牲和恐懼被掩蓋在充滿冒險和浪漫色彩的故事背後。官辦媒體在報導習近平時說，知青歲月讓他成爲了一個務實、節儉的人，使他能敏銳地觀察到普通百姓的需求和關心的問題，也加深了他對國家經濟的理解。其他的官方敘述則稱頌知青們在大自然中度過的美好時光，認爲這場運動塑造了日後成爲「新中國」脊樑的精英羣體，以及非常能喫苦的一代人。

「我是一個史學工作者，我是從歷史角度，從整個國家發展的立場來反觀歷史。我當然是否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教授劉小萌(見右圖)這樣說道。他是這一領域幾部最權威論著的作者。「這是人類歷史上很黑暗的一面。」

儘管毛澤東死後，中共執政方式已發生巨大變化，實施務實的市場化政策，退出民衆的個人生活，告別無休無止的政治鬥爭，但它仍然拒絕全面重新評價過去幾十年的極權統治。

雖然劉小萌是「知青」問題的權威，但他只把研究當成愛好，因爲在接觸一手資料方面，他面臨各種困難。一直以來，利用國家檔案研究「知青」、「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問題，都是黨內歷史學者的特權。「大躍進」運動也是毛澤東發起的，導致約3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中國所謂的當代史不具有學術性，」劉小萌說。「比如中央黨校，他們也有好多所謂研究現代的，可是他們的成果在獨立性上，學術性上，獨立思考上，是個問題。」劉小萌的很多開創性研究，都是在他以前教過的學生的幫助下完成的，這些學生在檔案館工作，幫助他接觸到一些相關文獻。

隨著「知識青年」在過去十年裏紛紛退休，他們開始有更多的時間回味往事。中國35年來的經濟成長，讓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了足夠的財力，能重新造訪他們揮灑過青春的土地。網路的繁榮則讓他們有了更多管道獲知歷史內幕，並讓他們與有著共同命運的其他知青重獲聯繫。

許多知青建立了各種網路論壇分享老照片，還組團一起訪問曾經生活過的農場和村莊。馬尚珠和她的三位上海朋友都曾在距俄羅斯邊境200公里的鐵力縣度過數年，在由兵團管理的農場中勞作——兵團是一種準軍事化機構，是爲了在邊境地區發展農林業而成立的。她們建立起自己的網站，並組織過幾次知青聚會。

採訪中，她們一邊點菜，一邊回憶起知青生活：無垠的藍天、清澈的溪流、親手建起的木屋、充滿歡歌笑語的夜晚。「我們是自願去的，」曹伊斐說道。她不時拍著馬尚珠的胳膊，似乎是在給她支援和鼓勵。上海的306名學生是在毛澤東指示下發前的三個月離校的。而指示下發後，「下鄉」幾乎變成了強制性的。

鮑淡如(見右圖)是前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最近剛剛退休。他回憶起16歲時是怎樣瞞著父母報名去北大荒的。「我偷偷從衣櫃裏拿出戶口本，把戶籍從上海市改成了黑龍江省。等到通知下來，我的申請被批准了，我才把這件事告訴父母——那時距離我上火車的日子還有三天。他們說什麼都太遲了。」

兩年前，鐵力縣的知青們出版了一本書，其中包括幾百張舊照和他們創作的懷舊詩歌。喫飯的時候，曹伊斐向我展示了其中一些照片。我看到了那時的鮑淡如，一位意氣風發、身板挺直的拖拉機駕駛員(見下圖)。我還看到了顧耀琪。提到他，兩個女知青笑著說，別看他現在是個瘦瘦的老頭，當年可是那羣人裏最帥的小夥子。然後就是那張馬尚珠在火車上的照片。曹伊斐誇讚她長得漂亮，但馬尚珠卻難掩複雜的心情。「從照片上，你看不出那天我心裏有多難，」她身子有些顫抖。「我們是自願去的，但原因很複雜。」

馬尚珠來自一個「壞家庭」。文革中，她的父母被劃作反革命，受到迫害，家裏也被紅衛兵抄了。「我們一家人在掙扎中求生。我報名下鄉，主要是因爲我能在農場掙一份工資，減輕家裏的負擔。」說到這，她哭了起來。當年這種情況非常普遍。就連習近平當時也有類似遭遇：他離開家時，他的父親——一位曾經的革命領袖——剛剛被監禁。

馬尚珠回憶，當父親前來送行時，她強忍眼淚。「我父親一直在哭，而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看他的眼睛，不然我也會哭出來。」直到三年後，她才被准許回家探親。整整半個多小時，她和母親相對而坐，無聲地流淚。

曹伊斐(見右圖)也說出了心裏話。「我最遺憾的是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如果不下鄉，我應該能上大學，」她說。「那是最好的學習的年齡，可我們卻錯過了。在那裏我沒有任何機會，什麼都沒有。」直到1979年，她父親退休，騰出在國營紡織廠的位置，她纔回到上海。

曹伊斐性格開朗，大眼睛裏閃爍著溫暖。想到自己的經歷可能給父母增添了許多痛苦，她也倍受煎熬。與馬尚珠的家庭類似，她的母親也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她返城不久，母親便撒手人寰。「我一直覺得，要是我留在家裏的話，就能好好照顧她。她也許能活得更久些。」

接著，兩位女知青開始回憶起北大荒往事。1969年，她們所在的地區暴雨成災，衣服連續幾周都幹不了。「褲子髒到能自己立起來。」曹伊斐(見左圖，右一)回憶道，「每到早晨，我們都得穿上那條和昨晚一樣冷冰冰、潮呼呼的褲子。」

顧耀琪(見下圖)描述了收獲季節中漫長的勞作。「東北的田地大極了，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他說。「早晨開始收割一行大豆，到晚上還沒走到頭。」要喝水時，這些年輕的勞動者便直接從泥地上的馬車車轍裏取水。許多人因此染上了霍亂。早晨從木屋出來時，顧耀琪有時會一腳踩進半夜裏有人在外頭就急時留下的糞便。

越來越多記錄「上山下鄉」運動的檔案顯示，當時發生的許多事情還要惡劣得多。另一羣曾在北大荒度過青春歲月的上海知青建立了一個知青博物館。該館位於劃分中、俄兩國邊界的阿穆爾河(Amur river)的南岸，坐落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小花園裏，周圍是幾座零散的矮磚房。博物館的設計十分前衛，造型是一個亮紅色的三角形。然而，走進幽暗而巨大的展廳，牆上的一幅幅照片訴說著一些死在北大荒的知青的恐怖遭遇：一位男知青在批判會後，死於單獨監禁；一位女知青被強姦後因傷重去世，死前未能看到母親的最後一封來信。更多的人則是死於營養不良、風寒或事故。

這家博物館對展品不做任何政治評論。同樣，鮑淡如和他的知青朋友們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其中有一章記錄了鐵力縣死去的知青，但也僅有這些人的照片和幾行回憶性文字。「要評價這段歷史，是非常複雜的，」鮑淡如表示。「我們不去採取某種立場。我們談論的只是記憶中的往事，這是我們的青春。」

然而，不是所有知青都願意這麼想。61歲的馮戈傑來自黑龍江省，曾在一個國營農場勞動了十年。他至今怒氣難平，覺得這個體制毀掉了他的一生。他說，「這一代人都被荒廢了。」他覺得自己在農場的時光就是一種長期監禁，要被沒完沒了地「政治批鬥」。這種大規模的批鬥會——人們在會上不得不批判自己的同學、鄰里和同事——是毛澤東慣用的一種治國手段。羞辱和施暴是常事，很多人被毆打致死或被逼自殺。「景色非常美，的確是有。尤其是夏天，在農場，地都望不到邊，麥浪，是挺美。但我覺得，我生活在一個黃金砌成的豬圈裏。沒有自由，沒有尊嚴，受不到尊重。」

他瞧不上那些還留戀當年農村生活的人。不過，令歷史學家們感到鼓舞的是，一代知青正在還原屬於他們的歷史。諾拉•紹斯米卡特(Nora Sausmikat)是一位德國漢學家，他研究的一個議題是中國官方是如何解讀歷史的。她說，「在共產黨對這段歷史的官方解讀外，個體回憶的空間也在不斷擴大，這是個積極的跡象。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出現多元、矛盾的敘述是正常的。」

有跡象表明，越來越多的知青開始更批判地看待他們那段青春歲月，以及扭轉了他們命運的那些政治力量。過去幾個月裏，有幾位當年的紅衛兵已公開道歉，就當年攻擊老師、幹部甚至自己家人的行爲表示懺悔。他們那時響應毛澤東號召，要打破舊傳統、建立社會主義新社會。

而現在的許多中國人，卻不願聽到和談論剛剛過去的這段醜陋歷史。在經歷了政治領袖發起的無休無止、造成莫大痛苦的政治運動後，很多人對「亂」有著深深的恐懼，他們寧可支援共產黨「不糾纏於過去」的做法。

「那個時候也不知道文革是錯的，上山下鄉是錯的。」吳水濱這樣說道。這位來自哈爾濱的退休校長和我們在一間咖啡館裏聊起了她在兵團農場的那些年。「都覺得（好像生活）就是那樣，那時候人特傻，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她聳了聳肩。「那個時候那個時代，真是時代洪流無法阻擋，沒有人去想對錯。要讓歷史去評判。」

中共已然告別了毛澤東式的治國方式，但這似乎只加快了中國人對歷史的淡忘。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人無法想像毛澤東時代那些滅絕人性的行爲。「我們這輩人和我們的孩子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曹伊斐說。「比我和我父母那代人之間的代溝要大得多。」

在允許公開討論歷史問題方面，共產黨幾乎沒有作出讓步。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黨命令軍隊鎮壓平民一事，也仍是禁忌話題。眼下甚至重又出現了一些毛時代的宣傳話語和稱頌毛澤東的口號，暗示著習近平領導下的新任最高層不太可能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作出重新評價。

但批評家們認爲，長遠來看，如果中國想與世界和平相處、維護自身安定，那麼它將無法迴避一場對剛過去的這段歷史的公開討論。多年前，退休歷史教授袁偉時就曾寫道，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喫狼奶長大的」。他警告說，共產黨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宣傳話語，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劉小萌則表示，「我儘自己的努力，讓人們對歷史真相多一點了解，尤其是年輕人。」

馬尚珠

馬尚珠(見左圖，1968年18歲時揮手告別父母）的腦海裏，離別的場景還歷歷在目：「你從照片上看不出那時這對我有多艱難……我的父親一直在哭，而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看他的眼睛，因爲我知道，我也會哭得無法控制自己。」三年後，她才被准許回家探親。

鮑淡如

最近從上海市勞動局退休的鮑淡如是自願報名去的東北。「我從衣櫃裏拿出戶口本，把戶籍從上海市改成了黑龍江省。等到通知下來，我的申請被批准了，我才把這件事告訴父母——那時距離我按規定上火車的日子還有三天。」

顧耀琪

顧耀琪回憶漫長的收穫季節：「收割一行大豆，就算從早幹到晚，也走不到頭。」

曹伊斐

曹伊斐：「我最遺憾的是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如果不下鄉，我應該去上大學。那是學習的最佳階段，可我們卻錯過了。在那裏我得不到任何機會，什麼都沒有。」她憶起那段日子的艱辛：「褲子髒到能自己立起來。」

劉小萌

劉小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教授，同時是幾部關於「知青」的最權威的論著的作者。右圖是他的初中畢業證書，上面印著毛澤東的「指示」，敦促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羣衆相結合。

席佳琳爲《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趙添琦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當北京的汙染程度飆升時，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的銷售額也在飆升。

巴克利表示：「早晨，我推開窗戶向外看，就能確定那天我會接到多少電話。」他在北京的圖蘭納空氣淨化公司(Torana Clean Air)有兩家門店，出售空氣淨化器和口罩。

汙染可能對多數人的健康不利，但卻有利於某些人的生意。對於任何一種能夠減少排放或減少排放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產品而言，中國都是一個日益成長的市場，從價值數億美元的水處理合約，到售價幾美分的口罩。

中國的霧霾經常達到長期暴露其中便不安全的水準，空氣質量已成爲北京上層中產階級關注的問題。其受關注程度超過了其它可以說更嚴重的問題，例如中國超過一半的地下水被認爲受到「嚴重汙染」。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土壤汙染，它阻礙了農作物的生長，而且導致一些村民的高患癌率。

巴克利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化學家，他以前曾擔任寶潔(Procter & Gamble)的實驗室安全顧問。他還賣過採用傳統方法印染但設計現代的西藏產羊毛地毯。大約5年前，他在店內增加了空氣淨化器產品。他表示：「我的員工當時認爲我很傻，但幾年後，空氣淨化器的銷量開始超過地毯。」

隨著中國的財富成長，市民提高了對乾淨街道、直飲水以及新鮮潔淨空氣的需求。

同時，財富仍在噴出煙塵的礦山、建設工地和工廠中被創造出來，這意味著，解決汙染問題的嘗試似乎常常大幅落後於汙染本身。

中國的生活和工業垃圾只有一半得到了處理。新的垃圾處理投資完全跟不上數億中國人湧入城市的速度。

2005年那個寒冷的冬天，苯類物質流入松花江，汙染帶長達90公里，切斷了中國和俄羅斯一些城市的飲用水供應。這一苯洩漏事件是一個轉折點。省政府和導致此次事故的石化公司起初掩蓋這一洩漏事件，最終政府提高了對環境報導的容忍度，而且將更多公共資金用於減少汙染。

中國政府撥款3兆元人民幣（合4920億美元），專門用於截至2015年的5年時間內的環保、二氧化碳減排以及廢物回收利用，高於2010年之前5年的1.4兆元人民幣。其中一半的資金用於廢水處理和固體垃圾處理工廠，這表明，一些基本的問題仍需解決。

中國對英國最大的投資之一是，中國主權財富基金購入公用事業機構泰晤士水務(Thames Water) 9%的股權，這並非偶然。泰晤士水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Victorian)時期的「大惡臭」(Great Stink)，當時下水道的臭味在整個倫敦瀰漫。泰晤士水務不僅帶來了穩定的回報率，而且還提供了處理人口稠密的現代城市所面臨諸多問題的專長。中國經濟實力的成長和汙染問題的增多，爲一些公司帶來了機遇，不論它們提供的是基本城市服務，還是更專業的技術解決方案。

法國公用事業機構威立雅(Veolia)爲中國11個城市的4300萬人提供水處理服務。它的競爭對手蘇伊士環境公司(Suez Environnement)在中國5個城市設有工廠。兩家公司都面臨著來自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單位的競爭，後者正向水服務公司發展。

天津冠勤生物科技(Tianjin GoalGen Biotechnology)的梁青表示，對於提供高科技解決方案、規模較小的公司而言，政府支援仍發揮著巨大作用。他用他的製藥研究公司賺的利潤，投資了第二家企業，後者爲偏遠工業場所衛生間生產下水處理設備。

「以前，就像我們漢語裏講的，『雷聲大，雨點小』，很多空話，支援很少。如今有大量措施出臺。」梁青表示。

「我認爲，這反映出我們國家的發展。政府現在有錢了，它需要對環境做點什麼了。」

當然，太多的支援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困擾中國工業的產能過剩。

工廠利潤率現在非常低，以至於不願運行減排設備。在環境領域以及其它很多行業，中國地方政府喜歡挑選出地方冠軍企業享受中央政府的慷慨撥款。

但僅僅拿出專用資金並不意味著環境目標實現了。

在一個強大的行業和政治利益經常發生衝突、而且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距離歐美還很遠的國家，先汙染、再賺錢治理汙染的可能性很大。巴克利表示：「我的空氣淨化器還可以再賣幾十年。」

譯者/梁豔裳

「城鎮化」一詞一度成爲近兩年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熱度最高的名詞之一。可是隨著舉世關注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結束，它卻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本次大會《公報》僅程式性地提過一次「城鎮化」這一名詞，明顯弱化人們對它的期待，與會前的高期望值相比落差很大，這是爲什麼？《公報》和《決定》的陸續發表，讓大家逐步瞭解到三中全會可能對歷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但是其決策邏輯和實現路徑如何解構，這是大家最爲關切的。

從十八大到三中全會城鎮化戰略重點已改變

「城鎮化」問題在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陳舊的話題，但是在去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後不久，李克強（時任副總理）便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四次高調集中談論城鎮化問題，並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字眼，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需要交代的背景是，李克強當時高密度談論城鎮化時面臨著兩個要回答的問題：其一，中國經濟發展在新政府領導下如何繼續保持高速成長？其二，其產業動能選擇的方向是什麼？這兩個問題，都是尚未在經濟危機中走出的世界各國急切要求中國回答的戰略性問題。城鎮化的討論也因此得到國際社會的熱烈響應，甚至進一步將其引發到「李克強經濟學」的呼應高度。

但隨後，新型城鎮化問題討論的熱點出現轉化：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討論也從對城鎮化的表面性質的理解，逐步過度到對中國實現城鎮化條件的探討；最終集中在城鎮化的任務構成與實現路徑這兩大主題。討論超乎尋常，甚至攀升至最高決策層面。先是（5月23日）傳聞李克強總理否決40兆城鎮化草案，之後（6月27日）被動向全國人大彙報四條建議，再後（7月17日）全國政協破例邀請各民主黨派專題座談，令人關注的是（7月30日）習近平罕見地明確提出城鎮化的設計要重在「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能力」。

但是到了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卻突出提到了「城鄉一體化」，爲什麼？首先必須搞清楚兩個概念：何謂「城鎮化」？何謂「城鄉一體化」？「城鎮化」是中國縮小城鄉差別的社會實踐過程；「城鄉一體化」是中國進行縮小城鄉差別的社會實踐所要追求並且實現的最終戰略目標。

在中共最高層的會議上文字上的改變實則是戰略上的改變。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現「城鄉一體化」，表明新一屆中央政府不僅將沉積已久的問題當做自己任內要承擔的任務，更是將無法量化的「過程」，改爲「目標」。把實現中國「城鄉一體化」的戰略目標確定爲自己的戰略責任和目標，並落實在今後將實施的制度創新與社會進步的綜合實踐中。對比之下，以往政府多采取避重就輕，或選挑類似所謂「三農」這樣的重點來推進，而將「目標攬爲己任」，這是歷屆政府所不敢承諾的事情，這的確是一次巨大的歷史性進步。

城鄉一體化的提出代表著一種博弈後的共識

而在城鄉一體化的社會改革中提出消除「二元結構社會」實際上充分表明了一點：中國實施城鎮化經過充分討論已經取得共識。未來城鎮化面臨三大使命：消除「二元結構」社會、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實施「社會改造」工程。可以講，消除「二元結構社會」是中國實施城鎮化的三大使命之首。這說明中央在決策中，不但將「目標攬爲己任」，更是將「任務做出排序」。由此可以推斷，城鎮化的下一步工作，將與以往不同，不再是無序的狀態，並且會在可控的軌跡下推進。

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其承載的含義遠遠超越經濟領域，絕非僅限於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力範疇，已經全面觸摸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它撬動具有進步意義的生產關係的同步再調整，是推動中國走向「第三次社會變革」的歷史性跨越。消除「二元結構社會」，這是中國城鎮化建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第一項戰略性任務。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方能使中國現代化建設，補齊失缺度、具有完整性；方能使中國小康社會建設，解決均衡度、具有富足性。

從已有的基本條件分析，現在已具備發起「總攻」的時機和完成這一任務的實現要素。

從實現路徑上，中國已經基本明確「放棄」過去一直遭受社會批評的「大城市羣理論」，即透過發展城市羣在城市來消納農村人口的路徑。中央堅定確立實施面向中小城鎮來吸納農村人口的發展城鎮化的新路徑。它標誌着未來農村人口的主要消納路徑是「就地解決」，而不是搞所謂的擴大城市規模來接納農村人口並實現其「華麗轉身」，這是中國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的對路徑的新明確。

這一實現路徑的重新明確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基本分析得出的理性結論。這個問題應該是「城鎮化大討論」以來，討論熱度最高，爭議最大，所牽扯到的利益集團介入最深，也是理論界貢獻最大的領域。

城鎮化路徑：制度上緊縮，「垂直化」執行

大政方針拖得越久，未來所付出的成本將越大。結束對實現城鎮化實現路徑的長期激烈的爭論，實際上能爲實施「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直至實現城鄉一體化」這一歷史性任務奠定決策基礎。這無疑將會對全域性起到決定性意義，能夠中國降低決策成本，讓政策出臺後能夠站穩腳跟。這樣才能推進抗風險的國家工程，對整個改革的大局有穩定作用。

不過，此次討論的激烈程度，必將深刻影響到今後實施城鎮化的制度執行層面。從趨勢分析看，在制度上作進一步的緊縮，並實現決策與執行上的「體系垂直化」，已經勢在必行。

首先，提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方法解決「城鄉二元結構」。這就進一步從實施措施上再次印證「就地消納農村人口」和「就地提升農村人口生活質量」將成爲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基本解決路徑。「要遲滯農村人口的入市」，這也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兼顧諸如：著力發展農村經濟、著眼從長遠提升內需、規避城市發展承載力等一系列重大「受限」問題之所必須。

從根本上講，這是避免中國由快速發展不慎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性選擇。因爲在提升城市人均生活質量的同時，透過國家的財富轉移支援以及大力提升農業經濟，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生活質量的看齊，已經有可實現的手段來選擇和實施。但是，必須做到「三個同步」：必須同步帶動工業現代化的實現，嚴防房地產藉機操作導致惡性通膨；必須同步帶動農業現代化尤其是設施農業的發展，防止由土地問題引發「社會共振」；必須同步解決「脫地」農民的再就業問題，防止由土地變現的「短期暴富」而進入「中等陷阱」。

中國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提出和解決中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是基本消除「二元結構」，爲了能夠讓社會改革能夠協調性推薦，這一任務完成之後，自然會有計劃的將建立「新型土地」制度這個位居第二位的任務擺上日程。而且還會根據國情，適時將其插入在「第一任務期」內來加速展開，並做到穩步推進。

土地制度的設計和發展軌跡離不開人類共有的寶貴經驗：走土地銀行的發展路徑，這是人類社會的共有財富和經驗。所不同的是，融匯其中的中國特色，必須堅持以資源屬性的國有化爲基礎，這是最終必然要建立「中國國家土地銀行」的基本邏輯。不過，這不會一蹴而就，需要透過幾個階段的任務推進方能實現。

首先，要推進基礎工作。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推進土地要素的改革將在諸多方面進行。例如土地確權工作、政策法規條件的改善、在農村和城市分別建立土地運營中心，等等。工作涉及面廣、涵蓋豐富、矛盾複雜，但這些都屬於緊迫的基礎性工作（解決沉積性制度推進）。僅土地確權工作要在中國全境解決，時間尚需5年方能基本完成，這個也急不來。

其次，要激發農村經濟活力。這就要求在今後一段時間內，透過盤活市場要素，諸如推動土地流轉、土地經營權在集體經濟中入股、推進城鄉土地要素平等交換、實現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等手段，來實現啟用農村經濟的目的，並以此實現將資本、科技、人才、能力等提升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要素引入農村，全面實現振興農村經濟發展的目的。一句話，盤活土地要素是手段，實現農業產業發展是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其三，實現地權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地權利益最大化不難，難的是如何分配這塊蛋糕。目前全國每年地方政府在土地上汲取上萬億的利益，以致造成中央政府與土地（使用權）方這兩端均處於分配的劣勢，各利益集團更是透過土地豪取鉅額利益。所有這些實踐均證明，對中間環節的姑息和遷就，不但使中央政府的威信喪失殆盡，更易引爆因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會動盪，直至引發政權危機。對於這一點，決策層有足夠清醒認識，這絕非僅靠實施所謂新的財政政策就能夠一勞永逸、徹底予以解決的問題。

所以，在基礎制度建立和市場要素盤活（兩階段）之後，必須推進國家土地銀行的建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將目前各級政府及其利益集團利用土地開發攫取鉅額利益的各中間管道封死。

建立國家土地銀行，要由國家對土地實施「硬性管理」，在制度上打掉試圖從「中間環節擷取利益」的可能，從根本上確保農民的土地利益；進而爲實現未來國家「兌付給」全體國民在土地資產上的「人均資產收益」奠定製度上的基礎。這就要將各項變革都納入到土地銀行的運營模式內予以消化和解決，包括在第二階段實施過程中將要發生而無法消化的新矛盾。「農村土地銀行」和「城市土地銀行」是構成「國家土地銀行」的兩大基礎體系。

中國城鄉一體化的實現至少需要30年

從目前中國經濟的動能預測看，中國城鎮化的實現將分爲：東線、中線、西線三個空間進程來實現：

中國城鎮化預測（2013年起計算）

資料來源：本圖根據資源安全指數網預警模型計算得出。

東部，約需16年基本實現「城鎮化」；

中部，約需27年基本實現「城鎮化」；

西部，約需36年基本實現「城鎮化」；

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未來透過城鎮化的引擎拉動，將實現新增消費的年平均值爲2.8兆，實現新增投資的年平均值爲6.5兆，城鎮化貢獻率佔GDP增加值的2.71個百分點，城鎮化驅動率約爲 38.5% 。由此，城鎮化必將成爲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這是其他任何產業都無法比擬的。

必須承認，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戰略目標，需要經歷至少30年以上的大跨度時間，這個過程將是一個漫長且有風險的國家實踐期。在未來至少16年以上時間，以超過7%速度實現成長是有動能的；以此爲基礎來推進全國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向城市看齊，還是有物質保障的；「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作爲首要任務也是社會改革的正確方向。

可以說，這一年中國城鎮化的說法、討論和政策的多次變化，實則是起步期不可避免的煎熬，但畢竟，在久盼中已經起航了。

（注：本文作者爲中國發改委低碳經濟聯盟下屬城鄉一體化建設發展中心副主任，著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mojing.huo@ftchinese.com）

在嘉峪關市，人們找不到太多可以花錢的地方。該市地處戈壁沙漠，是聯結歐洲與東方的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座偏遠小城。1950年，大約5萬名建築工人在興建該市鋼鐵廠的過程中幾乎被餓死。那項建設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一部分。

如今，這座擁有20餘萬人口的城市——規模大概相當於英國的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及周邊地區——剛剛開設了第一家購物中心和速食連鎖店。湊巧的是，肯德基(KFC)也常愛把店開到中國從未接觸過速食的地方。

把花錢的習慣傳播到「中央王國」最偏遠的地方，正是中國政府和世界各國企業董事會都醞釀實施的宏偉計劃的一部分。讓十億消費者大舉消費，目的是用消費主導型成長來代替數十年來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投資熱潮。

在嘉峪關這樣的小城市，新興中產階級無疑正在生根發芽。但他們是否會像中國大城市的中產階級那樣，成爲著名的「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根深蒂固的節儉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消費者，是否會像大城市中產階級那樣，輕易養成大把花錢的習慣？

在當地的一家餐館，我們臨時召集起了一個代表嘉峪關市新興中產階級的焦點小組，作爲訪談的對象。在這裏，食客們爭相湧向一碗碗雞鴨魚肉、醬料和調味品，給自己的單人火鍋增添美味。這家餐館位於新開業的東方百盛購物中心頂層，緊挨著肯德基。該購物中心是嘉峪關市第一座現代化的零售商場。

坐在餐桌邊的是四位年輕的專業人士，有些已婚，有些單身；有些已在外打拼，有些則仍留在家鄉發展。

爲了在21世紀的中國取得成功，所有人都面對著各種挑戰。這四個人在嘉峪關市長大，但多數已在大城市工作了若干年。在那裏，他們懂得了怎樣大把花錢，但幾乎沒有誰想沾染任何揮霍的習氣。

景曦（音譯）是一名公務員，已經訂婚。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那座城市有2300萬人，是他家鄉的人口的100多倍。他在上海目睹了貪圖物質的生活方式，並拒絕成爲其中的一員。「我不是那種把錢全都造光的人，」他說，「我正在攢錢買房。」

景曦在上海作軟體工程師，每月可掙到7000到9000元人民幣（合727至937英鎊）。嘉峪關市的工資水準不及上海，但它也擁有後者不具備的優勢。「房租沒那麼貴，」景曦說道，「所以儘管工資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甚至還不到一半，但我們的可支配收入也許更高。」

在家鄉生活還有一個優勢：父母會負擔他的各種開銷，年已30歲的景曦則可攢下足夠的錢，每月買下一平米夢想中的房產。「在上海，我絕無可能做到這一點。」

其原因在於，中國大城市的房價已漲到每月攢下一部分工資都不足以攀登上「房產階梯」的地步。怪不得有些人寧願把錢花在手袋上。

而在嘉峪關市，普通人還能買得起房。因此，景曦這代人從父輩身上學到的節儉習慣，仍然有意義。這種習慣是由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貧困造成的。

就連那些剛作父母的人也會想方設法把大部分工資攢下來。他們不像中國其他地方的父母那樣，把可能多達一半的工資都花在進口配方奶粉和其他必需品上。29歲的郅慧（音譯）就是這麼攢錢的。她是當地酒泉鋼鐵集團的一名員工，和父母住在一起。郅慧說，父母負擔了她寶寶多數用品的開銷，因此她能把半數收入存起來——大多用來購買了企業債。

這種審慎的態度讓我們的餐桌調查產生了第一個有點令人意外的結論：雖然中國人喜愛西方奢侈品品牌，但沒有誰在焦急地期盼香奈兒(Chanel)馬上在嘉峪關市開一家精品店。

27歲的吳青青（音譯）已經成家，是一名公務員。她熱衷於在淘寶網（相當於中國的eBay）上淘便宜貨。她說：「我努力控制自己，每月在淘寶上花的錢不得超過1000元人民幣（合104英鎊）。」在淘寶的消費無疑爲她添置了各種裝備——亮藍色的T恤、帶有金色飾品的粉色棒球帽、看似很像芬迪(Fendi)品牌的寶藍色和粉紅色的人造革手袋等——但她每月還是能攢下3000元人民幣（合312英鎊）。

吳青青說：「我自己不買奢侈品，朋友中也很少有人會考慮連續幾個月啃麪包喝白開水、只爲了買一件不常用的奢侈品。」

在中國的偏遠城市，穿戴正品並不能帶來多少社會地位方面的提升。「人們全都會認爲那是假貨，」吳青青說道。而在上海，「即便買不起，人們還是願意掏錢買正品。」

即便是某些能砸錢購買芬迪產品或一輛法拉利(Ferrari)的人，他們這麼做也不會是出於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同樣從上海返鄉的王春雷（音譯）說道。那不過是炫耀性消費，讓自己顯得與衆不同罷了。

據他估計，「這裏約有20%的人已有能力消費奢侈品。」

「但由於這一羣體還太小，而且他們周圍的人並沒有奢侈品，因此他們不願在同儕中表現得太過張揚。所以，真正願意購買奢侈品的人是非常有限的，」王春雷說道。

儘管這四人對大城市中產階級「賺多少就花多少」的做法普遍懷有戒心，但我們的小城餐桌調查也發現了另一種潮流，即所謂的「綠色」消費。景曦表示，他願意把錢花在一個叫「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的品牌上，「因爲它沒什麼化學新增劑」。他更喜歡在網上購買手工香皂，因爲它們的品質更純。

嘉峪關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裏的消費革命纔剛剛起步。該市現在連一家大型綜合購物中心都沒有，更不用說普拉達(Prada)了。零售業分析師認爲，由於大城市零售市場飽和、賺取利潤越來越難，西方品牌在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這些小城市。

但從我們餐桌調查的對象來看，中國不嗜奢華的中產階級對這些品牌的到來，並沒有那種望眼欲穿的渴望。「我覺得住在像嘉峪關這樣的小城市，我們很幸福，」喜歡淘便宜貨的吳青青說。

「這裏的消費水準適中，你在本地商店買不到的東西，可以在淘寶上買到。這裏不會塞車，只要10到20分鐘便可到達辦公室。而且對年輕人來說，房價也可以接受。」

在今天的中國，幸福的內涵可不止是手袋。

張嫣補充報導

譯者/沈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