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奧匈帝國費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之後37天，歐洲陷入了一場世界大戰，而那場戰爭開啓了20世紀的悲劇，結束了歐洲的百年和平。費迪南大公也因後來的大戰而成爲世界歷史難以繞開的人物。

2月13日，金正男，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長兄，在馬來西亞的機場遇刺身亡。雖然兩人之死不可同日而語，但如同1914年的歐洲，2017年的世界，也充滿著各種的不確定性。20世紀，從一戰開啓的混亂，中間經過一戰、二戰的「新三十年戰爭」，而後是美蘇之間的兩極對立，再就是美國單極霸權的二十年。世界遠離大國協調已經一百多年了，在一個日漸多極化的世界，當今最缺乏的是大國相處協調的視野和技巧。

並非費迪南之死引起了歐洲大戰，而是歐洲已有的脆弱的政治機構，以及各國領導人的決策，讓這次暗殺引發的危機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近的歷史學家反思：「薩拉熱窩的行刺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真正讓這些國家走向戰爭的是人們對這次事件的利用。」

從費迪南遇刺到全面大戰的37天之中，有很多機會可以阻斷危機的蔓延，但是歐洲已經形成了兩極對立的格局，國際和平或者秩序已經陷入了「公地悲劇」，幾乎沒有人再爲國際和平而努力。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夢遊者》一書中得出的結論是，一戰是歐洲各國合力上演的悲劇，而不是一樁罪行。戰爭的所有參與者，無論是領導人、外交官還是將軍，在戰爭爆發之際，都莽撞自負、懦弱多變，在懵懂之中如同「夢遊者」一樣走向了戰爭。

在一戰爆發一百週年的時候，很多人都將目光投向了東亞。彼時，中日之間因釣魚島問題而處於對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甚至以德國來比附中國。然而，一戰並不是德國挑起的，而是危機管理失控。歐洲彼時的國際體系的韌性難以承受費迪南大公之死帶來的震盪。日漸衰落的奧匈帝國和新興的塞爾維亞政府都不願意讓步，而奧匈帝國試圖藉此危機擴大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戰爭，已經成爲各國軍方和鷹派的選項，僵硬的同盟承諾使得薩拉熱窩成爲導火線，背後的炸藥包最終還是被引爆了。

費迪南大公身後是一個巴爾幹化了的歐洲，金正男身後的故國及北韓半島也有此趨勢。金正男不是死於民族主義，而是半島幾十年的分裂與博弈將其碾壓。對於朝韓雙方，金正男的血都會引起一場危機。對於北韓而言，金正男之死讓金正恩政權更加穩固。金正男作爲長子，比金正恩更有優先權執掌北韓的家族政權，沒有金正男的存在，金正恩就少了內外的掣肘和制衡。內部政權的穩固，異己力量的消滅，以及不斷增強的核武能力，讓金正恩的行爲更加不可捉摸。對於南韓來說，金正男之死進一步增加了金正恩政權「殘暴」的證據，甚至會強化「北韓崩潰」的認知。2013年張成澤被清洗之後，南韓就一直以此作爲北韓崩潰的依據。南韓的政治亂局以及「急統」爲目標的對朝政策，使的南北衝突進一步加劇。

2月12日北韓進行中程彈道飛彈的發射，第二天金正男就在馬來西亞遇刺身亡，這也許只是巧合，但足以增加國際社會對金正恩挑釁行爲的擔憂。南韓已經將自身安全及外交政策與美韓同盟綁定。透過一系列的電話磋商和溝通，南韓穩定了美韓同盟，將自身的安全訴求植入到美韓同盟之中。

隨著北韓核武能力的提升，美韓都認爲朝核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對於如何化解，川普政府尚未形成完整的對策，但是手段可能是開放的。金正恩新年講話說，北韓洲際飛彈飛彈的發射準備已經就緒，此舉無疑會觸碰到美國的戰略底線。美國想在北韓擁有對美國的核威懾力之前解決朝核問題，而這個機會視窗越來越小。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雖然對川普沒有好感，但是也直言告知川普，上任之後要面對北韓問題，換句話說，歐巴馬也承認，對朝的「戰略忍耐」政策已經失敗了。美國新任防長馬蒂斯首次出訪選擇南韓，至少說明在五角大廈的戰略圖景中，北韓問題具有優先性。

金正男之死會縮短美韓「解決」朝核問題的視窗期，即將到來的美韓聯合軍演，非常可能包含美韓的戰略意圖，自然也暗含著衝突的種子。對北韓來說，搶在美韓軍演之前，建立具有可信性的核威懾力，才能阻遏美韓。就這樣，北韓和美韓已經進入時間比賽，金正男之死無疑會讓這種競爭更加激烈和緊張。

南韓將安全與美韓同盟綁定，美韓之間的安全承諾越來越「硬」，然而部署「薩德」本身也符合美國對中俄進行戰略制衡的意圖。「薩德」入韓使東北亞的外交失去了靈活性，呈現出陣營對壘的態勢，不信任、不安全感蔓延，尤其是中韓關係處於僵局，使美日韓與中俄朝之間形成了無形的對立。任何兩方的外交舉動都會引起第三方的戒備，如此，對立會螺旋上升。中國駐北韓使館剛剛舉辦新年活動，氣氛熱烈，幾天後，北韓就進行飛彈發射，北韓的這種遊戲屢試不爽！金正男之死無疑進一步確認了北韓的「假盟友」身份。

大國之間的戒備和博弈與小國的野心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看上去風平浪靜，其實早已暗流湧動。每一方力圖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場系統性的危機。有費迪南大公的前車之鑑，金正男之死對相關各方都構成了尖銳的挑戰。當年，費迪南大公之死在奧匈帝國也沒有引起多少悲傷，主要是憤怒，甚至被視爲一種機遇。100多年後，金正男之死到底是一個「失勢王子」的寂寞之死，還是會引發洪水滔天？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月28日，南韓樂天集團與南韓國防部簽署換地協議，出讓位於慶尚北道星州郡的高爾夫球場，用於部署中國強烈反對的「薩德」反導系統。事件引發中國民衆的憤怒，用門店示威、罷買等方式來表達不滿。官方媒體則連篇累牘地對樂天進行了口誅筆伐，北京和重慶等地方政府迅速對樂天超市的違法行爲進行了查處，樂天中國的網站更是出現了無法登陸的情況，可能是遭到了駭客攻擊。

這一幕讓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過去幾年，當一些國家有意無意「冒犯」了中國之後，類似的雷霆之怒差不多是標準動作，區別只在於程度的不同。在這一點上，日本、挪威、越南、菲律賓、蒙古、新加坡等國家的領導人和民衆應該是「寒天飲雪水、點滴在心頭」。觀察這些年來中國和別國發生摩擦時的反應，可以總結出以下幾種心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中或最」、「面子大過天」、「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

過去一百多年裏，中國和西方的關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演變過程。鴉片戰爭之前的很長時間裏，中國雖然相比西方已經大幅落後，但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天朝上國」的迷夢裏。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動進入到一個完全陌生和敵意的國際關係體系中，一再割地賠款之後，原有的優越感和自信迅速被自卑、憤怒和敏感所代替，西方也成了造成中國不幸的元凶首惡。1949年之後長期被威脅和被孤立的處境，更使中國人形成了一種被包圍的心理狀態，對外部世界有深深的懷疑和不安。國內的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歷史教學，更是極力喧染和誇大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是美國等列強侵略所致，由此鑄成揮之不去的「1840年情結」，使很多人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強烈的仇美、仇日和仇西方心理。最近社群媒體上有文章講述自己的小孩在家中有日本小朋友到訪時的種種奇葩舉動，小學生仇日的原因，除了學校教育，幾乎不可能有其他解釋。

近年來，伴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和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人看待西方的視角也在發生變化。一些人改變了對西方仰視和仇恨的態度，開始有了平常心，能客觀看待中國和外國的優點和缺點；另有一些人仍活在一個充滿陰謀和傾軋的想像世界裏，在那裏，世界上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大部分國家都對中國不懷好意。而伴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這些國家的敵意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它們不會坐視中國的崛起，正無所不用其極地加以阻撓。這些人是「陰謀論」的主要擁躉者，總能從平常的現象中洞察出各種針對中國的不可告人的精巧陰謀，並責備那些看不出來的人太幼稚。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不僅美國重返亞洲、日本增加國防預算、印度發射衛星是在針對中國，而且任何發生在中國的壞事，無論是股市暴跌還是基因改造食品，都是帝國主義背後操縱和策劃的結果。

在這種心態之下，任何來自外部的批評都是不可接受和別有用心的，都是「反華言論」的體現，都是見不得中國好，唱衰中國；反之，只有附和中國的觀點、無原則吹捧中國，纔是「親華」，纔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於是，對面子的重視大過了對實際國家利益的追求，只要你肯說好話，我什麼都可以給你。而你要揭我的短處，哪怕目的是爲了促使我改正，我也不要聽，而且要讓你付出沉重的代價。

而與「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悲情和受迫害心理共生相伴的，是「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的阿Q精神，其潛臺詞就是：你不是想害我嗎，可惜沒成功，贏家其實是我。事實上，在近年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事件中都能看到「中或最贏」的表述：「英國脫歐，中國或成最大贏家」、「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美國放棄TPP，中國或成最大贏家」、「OPEC計劃拯救油價，中國或成最大贏家」、「烏克蘭內戰，中國或成最大贏家」…… 這種事事要當贏家的心態，毫不避嫌地要把自己的「贏」建立在別國的痛苦和災難之上，其虛妄之處不僅在於自說自話，更在於其中透露出的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味道，和中國一直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背道而馳。

而官方媒體也很少完整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而是有選擇地披露資訊。這樣一來，冷靜的分析和應對被擱置，自己的失誤被掩蓋，譴責和咒罵成了唯一的戰鬥。

就拿「薩德」的部署來說，由於北韓多次試射飛彈和進行核試驗，南韓一直非常擔心自身的安全。鑑於中國和北韓之間的特殊關係，朴槿惠政府先前對中國百般討好，曲意逢迎，但北韓的行爲並沒有任何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在去年1月北韓進行新一輪核試驗後，朴槿惠政府在失望之下轉向了美國，開始考慮同意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從軍事上看，「薩德」確實如中國所說大大超過了防禦北韓的需要，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但南韓有求於美國，自然得遷就人家的需要。況且，又到哪裏去找能恰如其分防禦了北韓又不損害到中國的武器系統呢？

所以，事情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北韓是始作俑者，美國利用了南韓的困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兩家纔是讓中國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南韓和爲「薩德」提供場地的樂天當然有錯，但其錯誤是次要的。特別是樂天，作爲南韓的企業，自然要以南韓國家利益爲先，加上其高層涉嫌向朴槿惠的閨蜜崔順實行賄而面臨牢獄之災，再三權衡之下倒向了本國政府，有其不得已之處。中國當然可以抵制樂天，但不應該把所有的憤怒不滿都傾瀉在四方之中力量最弱的企業身上，而對北韓和美國的責任避而不談。這種不敢直面惡人、專揀軟柿子捏的行爲，不是一個立志領導世界的大國應有的選擇。

中國對南韓的邏輯大概是：你日日提心吊膽生活在飛彈來襲和入侵的陰影下，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得忍著，得對我笑臉相迎，你找了其他人幫忙就是在背叛我，我不原諒你。這一套「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許天下人負我」的邏輯，已經成了朝野上下很多人的集體無意識，它把別國都看成中國的附庸，只能唯中國馬首是瞻，不能稍有拂逆，否則立即翻臉，不顧念任何舊情。

上述這一套完全以自我爲中心的做派和心態，在今天的世界幾乎沒有國家能夠接受。近年來中國民間的外交心態，之所以會陷入今天反這個明天反那個的惡性循環當中，和這些有莫大關係。而與之相伴隨，是中國國際形象的受損。就在中國對內一遍遍重複自己的邏輯並自我感覺良好時，外部世界也有自己的邏輯和判斷，而這兩者往往大相徑庭。中國要領導世界，就必須重視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和可能的赤字，不能僅僅滿足於國內的「自嗨」，忽略了外部的反對和差評。

事實上，在「薩德」問題上，中國最應該反思的是如下問題：從先前長時間的猶豫不決到後來的義無反顧，南韓政府在「薩德」問題上態度的急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從朴槿惠表態考慮部署到最終拍板中間有半年的時間，這半年中國做了哪些工作？爲什麼沒有起效？中國一直倡導的「半島無核化」爲什麼落不到實處？北韓對中國到底是戰略緩衝還是負資產？

「薩德」一旦部署完成，中國怎麼辦？而在舉國上下反樂天的狂歡中，這些問題自然無人理睬，宣洩不滿發脾氣，這似乎成了最終目的，然後呢？

而一些人也從過往的衝突演變中總結出了中國的行爲模式：憤怒、抗議和懲罰只是前半場，只要你咬牙扛得過去，該幹嘛幹嘛，過一段時間中國的氣消了，自然會找臺階下，到時雙邊關係遲早會恢復，而且好的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些人因此預測，只要樂天和南韓政府能捱過這段日子，待「薩德」部署完成，中國總有一天會接受現狀，重回友好路線。事情最終會這樣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最近中國社群媒體上最火的句子是：「北韓的飛彈不需要精準度，能射出去就行了，反正周圍到處都是它的敵人。」

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北韓的諸多敵人，也包括它最大的鄰國——中國。

當然，這是一句玩笑話。不過，有些玩笑話，往往曲折地反映了某種真相，有時是事實真相，有時是國民心態的真相。此話能火，至少說明如今許多普通中國人都承認北韓對中國的敵意了，他們都不認爲北韓現在還會把中國視爲友好國家，更別提「盟國」了。

最新發射的「敵意之彈」

這些年來，每當中國人想輕鬆一下，想快樂一下，北韓都立即用核試驗或飛彈發射來提示一下北韓對中國的這種「敵意」。最新的例證就是：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是中國的五一小長假，北韓在中國三天假期的首日，即4月29日早晨，就再次向準備度假的中國人發射了一枚雖然剛升空就爆炸、但仍然具有憤怒示威之意的飛彈。

不過，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卻認爲，北韓選擇在4月29日發射飛彈，主要是爲了「氣」美國——因爲這一天是川普就任美國總統百日紀念日：「29日是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一百天，川普在這之前向所有100名美國參議員通報北韓情況，與15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大使在白宮會晤，把『國內動員』和『國際動員』都搞了，北韓還是『不服』，這讓川普有些難堪。」

但川普本人並不這麼認爲。北韓發射飛彈後不久，這位剛在白宮住滿百日的美國總統就發了一條推特，稱「北韓今天發射了一枚飛彈（雖然不成功），這是對中國及其備受尊敬的國家主席的意願的不敬。很糟糕！（North Korea disrespected the wishes of China & its highly respected President when it launched, though unsuccessfully, a missile today. Bad!）」

川普所說的中國「意願」，大概是指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後中國同意努力說服北韓暫停飛彈發射的願望。

隨後，川普4月30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臺（CBS News）採訪時，再一次談到中國對北韓不斷發射飛彈不會感到高興，他強調說，他認爲，中國不想看到一個不穩定的北韓，中國肯定不想看到北韓擁有核武器，而中國不喜歡北韓擁核已經很長時間了。

其實，北韓最新一次發射飛彈的初衷，究竟是「提醒」習近平還是川普，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韓早就不把中國的意願、中國的利益、中國的勸告放在眼裏、更別說放在心裏了。換言之，本文最初提到的那句玩笑話確實包含著一定的道理：雖然北韓目前尚未公開宣佈中國是其衆多敵國之一，但其心底深處卻早已不再把中國視爲友好國家了。

從未有過「蜜月」的「友邦」

且不說如今中朝因北韓堅持發展核武器所引發的利益衝突，即使在所謂的中朝「蜜月期」，這兩個鄰國之間的關係也是起起伏伏、充滿危機的。

中國學者沈志華被公認爲是研究冷戰時期中朝關係的權威，他指出，很多中國人都以爲1950年至1957年是中朝關係最好的時期，「其實錯了，這段時間是中朝關係最不好的時候。檔案文獻顯示，在整個韓戰過程中，中、朝兩國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存在分歧，立場完全不一樣。」

至於到了1992年中韓建交，中朝關係更是跌入低谷。前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披露：當年7月赴朝通報中國決定與南韓建交的立場，金日成表示「中國既然已經決定，那麼就那樣辦吧」，說完起身便走，中方代表意識到會見已結束。此次金日成接見中國代表團時間之短、氣氛之平淡前所未有，之後沒有舉行任何例行招待宴會，錢其琛一行當天就返回了北京。此後金日成再未踏足中國。1993年，北京以兩票之差喪失了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北韓將關鍵的一票報復性地投給了雪梨。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金正日也沒到中國大使館弔唁。

而後來中朝之間就北韓核試驗問題引發的爭執，更使兩國關係陷入寒冬期。如今，北韓已經不惜公開撕破臉皮，高調批評中國。例如，北韓中央通訊社今年4月21日發表題爲《還好意思隨波逐流？》的評論，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如果他們估錯北韓的意志，對人家隨波逐流，執著於對北韓經濟制裁，或許會得到北韓的敵人的欣賞，但也要對同北韓關係的災難性後果做好思想準備。」再如，南韓《北韓日報》引述訊息稱，面對中美逐步向北韓施壓，北韓政府近日透過人民班演講以及保衛部的講座，大肆批評中國，公開斥責中國是「妨礙統一的無恥國家」，報導指出，北韓一般只會以類似的用語譴責美國，今次用來批評中國，情況實屬罕見。

在中國，朝野各方仍然把北韓當作「友好國家」甚至「盟國」的人，可能也不多了，但高層仍有人有一種誤解，認爲北韓核危機的利害相關國是北韓、美國、南韓，最多加上一個日本，而中國不是北韓的敵人，也不掌握解開僵局的「鑰匙」，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國際社會不要指望中國能幫上多大的忙。

例如，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4月30日發表署名「鐘聲」（意爲「中國之聲」）的國際評論《北韓半島需要負責任行動》，仍然認爲：「中國不是北韓半島問題的直接矛盾方，解決半島核問題的鑰匙也不在中國手裏。」

再如，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即將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刊文，回答近期一個常被人提及的問題：爲什麼中國不承擔更大的責任，讓北韓停止其核武計劃？傅瑩的一個觀點是：因手中沒有能打消北韓安全擔憂的鑰匙，中國就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說服另一個國家停止其核計劃。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日報》的上述評論和傅瑩的上述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中國的對朝決策應該、也必須考慮以下這兩個情況：

一、北韓擁核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就是中國，這裏的「害」不僅包括北韓在離中國很近的地方進行核試驗所產生的核輻射、未來可能出現的核洩漏或核事故，也包括北韓擁核可能帶來的不利於中國的一系列地緣政治、地緣軍事變化，如日本、南韓可能以此爲由發展核武器，再如美國可能以此爲由加強在北韓半島的軍事存在等，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則是已經發生的不利於中國的地緣變化；

二、考慮到北韓金家王朝三代統治者反覆無常、暴虐成性的性格、尤其是金正恩殘忍清洗其姑父、派人殺死其同父異母哥哥等等行爲，中國不應抱有任何僥倖心理，不能排除某一天金正恩不僅在心底、而且在行動上視中國爲敵的可能性。

中國對朝還有什麼「牌」？

基於以上兩個考慮，中國就應該用大、用盡自己手裏已有的影響力之牌，例如……

行文至此，我看到微信上我的一個朋友羣裏，有人發了這麼一條資訊：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緊急召見北韓駐京大使館公使樸明浩（駐京大使池在龍日前已回朝鮮），代表中方就北韓發射飛毛腿中程彈道飛彈事件，作出帶有最後通牒性質的警告。

訊息稱，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親自出席召見樸明浩，然後由副外交部長宣讀備忘錄，以表示事態的嚴重性、危險性在激化。

中方致朝方備忘錄中，特別強調，如北韓一意孤行的進行核子裝備的核試爆炸，中方一定會做出強烈抗議，並採取5項嚴厲懲罰措施：

一，堅決支援聯合國安理會就此透過經濟方面制裁和其他措施；

二，即日即時終止石油和石油燃料供應；

三，即日停止一切經貿協議；

四，撤回駐北韓的大使，並視事態發展作出進一步措施；

五，關閉兩國水、陸兩路邊境、水界，並視事態發展考慮實施封鎖、戒嚴等措施。

據稱，中方還表示，如果北韓當局一意孤行，北京將被迫向全世界宣佈終止中朝友好合作條約。」

我上網搜了搜，雖然中國社群媒體和網上論壇都在瘋轉這條資訊，但關於其最初的新聞來源，我只搜到一個資訊源：香港《動向》雜誌，而且談的也是中國針對北韓4月16日試射飛彈的所謂「回應」。我沒有搜到中國官方的資訊源，也沒有搜到著名國際媒體的相關報導。

看來，這條新聞的真實性成疑。

但且不論真假，說實話，中國早就應該這麼做了。這條資訊中所提到的幾條措施，就是中國目前手中仍然掌握的影響力之牌。

其實，中國已經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打出更多對朝影響力之牌了。例如，《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就主張，必要之時，中國應該對朝「斷油」。北韓4月29日發射不成功的飛彈之後該報立即發表的那篇社評，也再次提及「斷油」：「北京一定要堅守住當前的態度，那就是堅決反對北韓發展核導技術，要讓平壤有它如果搞新核試驗必將遭到包括被斷油在內更嚴厲制裁的明確預期，同時堅持雙暫停和雙軌並行主張，要求美國展現降低對朝軍事威脅的姿態，更清楚地宣示願意和平解決半島問題，不威脅平壤政權的生存。」

儘管國際社會對朝制裁的效果不佳，但軍事解決北韓核問題既不可取，也極危險，因爲鋌而走險的金正恩很可能使用北韓已有的核武器，對鄰近的南韓、日本、甚至中國進行軍事報復。國際社會不要期望對朝制裁能在短期內奏效，而應該放眼於長期：首先，堅決拒絕承認北韓的核國家地位，其次，透過長期的經濟制裁、外交孤立、內部策反、胡蘿蔔加大棒等措施，鼓勵北韓棄核，懲罰其進一步的核試驗……這種做法也許很久難以奏效，但仍然好過可能導致大規模生靈塗炭的軍事打擊選擇。

好在中國如今已經意識到，中國絕對不應無條件地爲金正恩不負責任的行爲背書，更不應屈服於北韓的核訛詐。

例如，《人民日報》4月30日發表的那篇評論嚴厲警告平壤當局：「北韓必須尊重和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不可在射導、核試、被制裁，再射導、再核試、再被進一步制裁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再如，《環球時報》4月28日發表的另一篇社評明確表示，中朝關係的「前提必須是不違背中國的國家利益，不讓北京爲平壤的極端政策埋單」，這篇社評還在文末強硬地表態：「北京希望幫著尋找各方利益和主張的最大公約數，如果失敗，半島局勢最終走向攤牌，中國既不怕北韓，也不怕美韓，我們有足夠力量對肆意踩踏中國利益紅線的任何一方予以回擊。」

當然，未來中國的對朝政策，不能僅僅限於「不怕」，還需要對金正恩一旦行動上視中國爲敵的那一天做好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準備，包括反導準備，此外，中國還要認真考慮如何提前終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歷史上有過太多曾經的「友邦」、甚至「盟邦」反目爲敵的例子，一個不那麼遙遠的先例，就是曾經一度互以「同志加兄弟」稱呼的中國和越南，後來居然走向了彼此間的戰爭。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南韓還沒主張（對北韓）外科手術式打擊，因爲這會引致戰爭。」

「你們（中國）停止（對北韓）供應原油和貿易，這就行。」

在談及美國最近一直在嚷嚷不休的對朝動武選項時，多位南韓外交權威人士這樣表示；有的則沉默以對。

隨著美國「卡爾•文森」號航母正在駛向北韓半島，美國對朝動武的可能性越來越受到舉世矚目。

美國會對北韓動武嗎？

美國會對北韓動武嗎？

在「習特會」以後的背景下，美國對北韓動武必須建立在這樣幾個前提上：

北韓繼續頑固地堅持其擁核立場，而且在最近繼續「以超強硬對付強硬」，例如以核試驗和試射飛彈作爲對美國武力威脅的應對；

北韓周邊國家必須支援美國動武，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而日、韓的支援也很重要；

中國和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必須切實得到保障。

在上述四個國家中，日本和南韓作爲美國的盟國，雖然其外交和國防受制於美國，並不完全獨立，但因爲畢竟是民選政府，美國不能完全無視。而目前這兩個國家的態度，都處於糾結狀態。

南韓非常清楚美國對北韓對動武的後果：美國不可能在第一輪打擊中就徹底使北韓沒有一點還手之力，那麼接下來北韓一旦還手，就是首爾的毀滅，而首爾對南韓經濟上的意義，衆所皆知。目前南韓官員對這一點非常擔心，尤其是擔心美國不顧南韓利益，單獨動手。南韓外交權威人士向筆者表示：美國只會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強加給南韓，南韓「默認」，「這是小國的悲哀」。

而日本權威人士則透露：一旦北韓反擊，日本會受到攻擊，所以日本社會一定反對美國動武，但是安倍個人內心會贊成，因爲一旦北韓把飛彈打到日本，安倍放棄和平憲法的機會就要來了，屆時日本「正常化」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而且會得到全民支援。「安倍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美國也不會管日本的死活」，日本權威人士說。但是日本「正常化」這一點，未必是美國希望馬上就看到的。

至於中國和俄羅斯的利益如何保障，以下兩條恐怕是最基本的，即：

第一，北韓領導人可以下臺，新政權必須棄核，但北韓作爲一個國家不能滅亡；第二，美國不能借此次戰爭武力統一北韓半島。

「習特會」之後，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又去俄羅斯訪問了。俄美雙方涉及北韓議題的會談內容尚不得知，但以上兩條是常識，中俄領導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讓步。還有一個客觀現實是：目前美國不可能同時在中東對付俄羅斯，又在遠東對付中國。今非昔比，美國今天已經沒有這樣的力量了。

也有外交權威人士提出：會不會美俄聯手，藉此次對北韓動武遏制中國？目前來看，可能性不大。因爲今天俄羅斯的遠東戰略，其出發點和當年斯大林支援中、朝在北韓半島和美國開戰的動機是一樣的，那就是在遠東牽制美國的力量，一旦中國倒下，不僅不能牽制美國，俄羅斯在遠東也必然不得善終，隨即就是在歐洲也倒下，這是現實主義的必然邏輯。而且從常識講，三角關係總比兩角關係穩當、操作空間更大。青年時代就受到蘇聯克格勃嚴格訓練的普丁，對此必然瞭然於心。

還有，北韓究竟有沒有可以發射到美國的核武器，這也是美國決定是否對北韓動武的基本考量因素之一。

綜合以上事實可以得出結論，保障中、俄的安全利益，以及北韓是否已經或者馬上就要擁有可以打到美國的核武器，是美國是否對北韓動武的前提。其中保障中、俄安全利益，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至於北韓方面，金正恩不到最後一刻，很難公開棄核，而棄核的最佳時間節點在哪裏呢？他很難判斷。棄核以後他自己能不能繼續領導這個國家？也是大問題。

因此，只要中俄兩國的安全利益得到保障，美國動武的可能性不可忽視。

中國的政策選擇

美國一旦對北韓動武，則意味著北韓半島多年來一潭死水的格局被啟用，中國現行對半島多重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也必然面臨重大調整。所以，美國對北韓動武對中國來說，客觀上提供了一個調整現行對朝政策、使之更加符合實際、更加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機會。亂，或者說動態，常常就是機會，而穩定，或曰固化的平靜，則絕不會提供機會。動態維穩，纔是上策。

根據當前中國在半島面臨的現實，以及中國與半島脣齒相依的緊密關聯性，中國應確立的對朝政策目標應該是：在北韓建立一個對華友好的、實行棄核、改革開放政策的黨政領導核心及政府，並將這三條作爲北韓黨和政府基本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不僅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同樣符合半島周邊國家的利益，美國也很難公開反對。

在這一政策目標下，一旦美國對北韓動武，中國的行動指南就將變得十分清晰了。

鑑於板門店臨時停戰協定仍然有效，美國對朝動武必須遵守下列規則：

北韓領導人可以下臺並被替換，但北韓作爲一個國家不能滅亡，畢竟它和南韓一樣，也是聯合國成員；

美韓不能借此次戰爭，武力統一北韓半島；

美韓軍隊不能大規模越過「三八線」，小股特種部隊進入北韓特定區域完成任務後，必須返回「三八線」以南地區。

在上述前提下，一旦戰端開啓，作爲板門店臨時停戰協定的簽字國，中國也應在恰當時機從海陸兩路出兵北韓，甚至可以和美軍同時行動，以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包括在北韓的僑民，並藉助勞動黨內的健康力量，爲建立一個奉行對華友好、棄核和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北韓新政權提供協助。

戰後，中國應大力幫助北韓新政權發展經濟，避免戰後初期北韓可能出現的混亂。

如果美國拒不遵守上述動武規則，則中國只好全面出兵北韓，捍衛板門店臨時停戰協定的嚴肅性。

若如此，美國對北韓動武，還真的未必就是壞事，中國只要做好充足的軍事和民政準備就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北韓於9月初進行了第六次核武器試驗，並宣稱已具備在洲際彈道飛彈上裝載氫彈的能力，聯合國安理會於9月11日全體一致透過對北韓執行新的制裁措施，北韓方面則毫無畏懼，甚至發表聲明警告稱如果「非法」制裁決議透過，北韓將讓美國嚐到「最大的苦痛」。

從2002年美國與北韓針對核武開發問題再起爭端算起，本輪朝核危機已經持續了十五年的時間，並且已經陷入了一次更比一次惡化的夢魘當中。從基本的事實角度來看，這15年間朝核危機所發生的最大變化、甚至也是唯一變化就是：北韓進行了六次核試驗，數十次各式飛彈試驗，從一個只有核反應堆的小國變成了擁有真正核武器的「強大國家」。如果北韓政府有關自己核武實力的宣示屬實，那麼就意味著它在遠距核武打擊領域，超越了英國的技術水平，而僅次於美俄中法四大國。

在這十五年裏，中國爲緩和乃至解決朝核危機付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以北京六方會談爲核心機制，包括期間一些特殊時期的緊急斡旋、多邊磋商和聯合制裁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筆者看來，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朝核外交存在幾大關鍵失誤。正視這些失誤，是下一步調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確保國家安全的先決條件。

中國朝核外交的關鍵失誤有哪些？

2009年5月北韓成功進行第二次覈實驗，北韓軍方宣佈退出《1953年韓戰停戰協議》，筆者認爲此事件意味著中國積極推動的「以多邊、和平、外交方式解決朝核危機」的外交理念和實踐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說北韓第一次核試驗是此輪危機的真正起點，那麼未能防止第二次核試驗的出現，就意味著中國的外交努力沒有換來期待的成果，在此之後，中國逐步喪失了應對朝核危機的主動權。

從結果角度來看，中國朝核外交的關鍵性失誤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最根本的國家安全層面，沒有阻止（甚至連延緩、遏制也沒有做得很好）一個有核國家迅速地出現在距離中國國土如此之近的距離之內，而且這是一個被國際社會普遍認爲專制獨裁、時常缺乏理性的國家。民主和平論關於獨裁國家軍事威脅的理論讓人高度擔心中國受到北韓核武器威脅的可能性。持核非民主國家由於透明度不夠，資訊不對稱，政策非連貫性而加劇了核風險，因此北韓更易傾向於激進核政策，並且難覓去核化的合作者。自由化政府由於國內國際勢力不允許過激核政策導致國際制裁從而影響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傾向於接受國際核合作，而不是過激的核政策。而獨裁的民族國家則缺少上述國內政治的限制。

另外，北韓常年遭受技術與設備封鎖，其核設施安全水準令外界極爲擔憂，一旦由於設備老化或操作失誤造成核反應堆重大事故，中國東北極有可能遭遇嚴重的核汙染，從而成爲第二個「切爾諾貝利無人區」。從技術角度來說，與試驗覈武器相比，核設施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與危害程度都要更高。

從彈道飛彈威脅的角度來看，當前北韓正式列裝的飛彈中（儘管北韓一再聲稱本國在中遠距飛彈領域已經擁有先進技術與實戰武器，但實際情況卻是資訊黑洞），只有大浦洞1號飛彈的有效射程達到2000公里，這個距離對於美國很難造成有效的威脅，而南韓、日本與中國北方則處於其有效打擊範圍之內。

第二，傳統現實主義者反覆強調在外交中絕不要把自己置於一種後退會失面子、前進會冒嚴重風險的窘境。從戰略長遠角度來看，中國正是將自己置於一種嚴重的進退兩難狀態，並且成爲完全的利益犧牲國。一方面，如果爲了對北韓施加壓力而減少乃至切斷對北韓的物質援助，將會面臨雙重的風險：其一，北韓經濟崩潰導致的難民潮會給中國東北造成巨大的壓力，1990年代中期，北韓饑荒正處於最嚴重時期，由此導致大量饑民非法越境進入中國。迫於壓力，1996年5月中國政府與北韓簽訂協議，增加了對北韓的糧食援助以緩解北韓難民偷渡壓力。其二，經濟上的困難會導致北韓政局不穩，增加北韓軍方在崩潰前夜鋌而走險的可能性。這一點從北韓軍方斷然退出1953年《韓戰停戰協定》、多次尋釁南韓軍隊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繼續維持或增加對北韓的物質援助，則給中國帶來了重大的外援經濟負擔，僅以海外學者挖掘到的有限數據來看，2004年北韓從中國進口煤和油共計價值2.2億美元，另外，根據兩位北韓經濟問題專家史蒂文•哈蓋德（Stephan Haggard）和馬庫斯•諾蘭德（Marcus Noland）的研究，中國對北韓關鍵物資的貿易，絕大部分是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友情價格」出售給北韓，或者以延緩支付方式的名義免費援助給北韓，這一做法無疑增加了養癰貽患、養虎傷身的風險。

第三，朝核危機拖而不決至今，傳統上中國由於經濟援助而對北韓擁有的政治影響力基本喪失，中國更多的成爲外交中的被動角色，對外政策很難實現對北韓的提前遏制和引導，反而需要事後補救。在2003年第一次六方會談召開前，北韓一開始並不熱衷，但是中國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對北韓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將對北韓的輸油管道暫時關閉了三天，北韓很快明顯轉變了態度。這證明在朝核危機的最初階段，中國還保有對北韓較大的影響力，佔據主動地位。但是隨著危機的進展，北韓逐漸佔據主動地位，而中國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六方會談停滯多年，北韓對該機制毫不在乎的現實是中國被動地位的最佳寫照。

爲什麼會出現上述失誤？一：外交定位

中國朝核外交出現重大失誤的原因是什麼？在於外交定位、認知與具體操作三個方面。從根本上說，中國對於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與事實情況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忽視了摩根索所強調的「外交必須以其他國家的觀點來注視政治舞臺」的原則。中國在全部外交努力的過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處理問題，忽視了北韓的真正意圖。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存嚴重的認知和執行政策的失誤。

中韓建交以來，中國對北韓半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標包括以下幾點：一，與朝韓都保持良好的關係；二，並不反對並部分樂見出現一個較爲繁榮的北韓，三，中國能夠保持對北韓傳統的影響力；四，以上述三點爲基礎，增強對北韓半島乃至東北亞事務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並且可以增加與美國、日本在此地區博弈的權力空間。然而，這幾個根本目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第一，事實證明，希望既發展與南韓的友好關係又保持與北韓的友好關係，是很難做到的。北韓與南韓存在著巨大的現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加之韓戰期間的舊怨，使得北韓對南韓歷來充滿仇視和警惕心態。中國任何對於南韓的親近舉動，都會危及北韓最根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到北韓對半島分裂局面的態度，使得中國同時承認南北韓兩個國家的外交行爲，在北韓看來，無異於承認並支援北韓半島分裂的合法化、固定化和長久化，這是對北韓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巨大危害。同時，中國與南韓保持緊密的經濟、政治聯繫會直接導致北韓對自身安全環境和中國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國際政治的建構主義理論中，認爲「利益依賴於認同」，行爲體在一定的環境或是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會角色結構中，確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說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環境不僅決定行爲體採取一定得行動，而且決定行爲體以一定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利益。國際政治行爲體之間在安全關係問題上的共同期望使其他行爲體具有高度的猜疑，使他們總是對對方做出最壞的估計。北韓作爲一個對自身安全環境極其敏感的國家，中韓的接近會自然而然讓北韓對中國產生嚴重的疑慮和不信任，並且重新定義自己的安全環境和安全政策。這一點已經爲北韓在中韓建交前際對中國的極端憤怒表現出來。1992年7月15日錢其琛赴朝就中韓建交事宜向金日成做通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據錢其琛的回憶，訪問僅僅爲一天時間，北韓和金日成一改往日對中國代表的熱情，無論在接見規格還是時間上，都是最簡單、最短暫的一次。北韓對中國的身份定位已經從曾經的血緣兄弟變爲一定程度上的「敵人」，這個敵人背棄了北韓，而和自己的對手南韓日益親近，既在根本上危害了北韓的核心利益，又在未來可能的情況下威脅北韓的安全。

第二，受累於上述原因，中國想對北韓繼續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已經是很困難的了。雖然中國依然是北韓最重要的援助來源，但是援助並沒有明顯增進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反而，由於難民問題的存在，援助逐漸成爲了北韓脅迫中國的重要手段。擔心北韓由於經濟崩潰而造成大量難民湧進中國東北，一直是中國政府最擔心的問題之一。在難民和援助問題上，中國面臨著騎虎難下、左右爲難的尷尬局面。1997年，中國對北韓的穀物出口由先前1996年的50萬噸劇增至100萬噸，在1998年又跌回至40萬噸。1997年如此反常的數據，證明了哈蓋德和馬諾蘭德的研究結果和上述中國遭受北韓脅迫的觀點---1996年5月中國政府由於不堪承受北韓難民偷渡中國東北的壓力，無奈之下與北韓簽訂協議，增加了對北韓的糧食援助。對北韓難民問題的擔心一直延續到今天，即使北韓的核試活動已經屢屢激怒中國，但中國對北韓難民問題卻依然無計可施。

第三，中國原本的外交期望是出現一個較爲繁榮的北韓，這樣既能夠保證北韓半島乃至東北亞的力量均衡，有效協助中國緩衝來自美日、美韓同盟的威脅，又能保證中國以和北韓友好的事實爲籌碼，提高在東北亞地區大國博弈的能力。但是事實卻是，在缺失了中朝友好的前提之後，又加上由於中韓日益靠近導致北韓對中國敵意的加深，一個較爲繁榮的北韓反而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成爲了對中國安全的巨大威脅。更進一步的是，中朝關係的冷淡乃至惡化，加劇了北韓投向美國懷抱以抗拒中國威脅、替代中國援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因爲朝美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同時美國相較於中國，更有能力也更樂於向一個親美的北韓提供更多的援助，對於北韓而言，美國相較之於中國，是一個威脅更小、受益更大的潛在替代品。這種潛在的可能性在朝核危機期間時不時會透過一些事件顯示出來，最典型的證據就是2008年6月北韓在炸燬寧邊核冷卻塔後向中國提交的核申報單卻是朝美商定達成一致的結果。時至今日，美朝之間的非正式接觸依然存在，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來看，即使在北韓擁有核武器的前提下，朝美完全存在友好相處、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

爲什麼會出現上述失誤？二：認知與操作

總的來看，中國的朝核外交至少在以下幾方面還存在著認知和操作上的失誤。第一，中國在推進朝核危機解決過程的一開始，就以解決朝核危機、實現對北韓核武潛在能力的解除爲目標，這種看似良好的意圖卻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實。一方面，它從根本上忽略了北韓渴望擁有核武的國家決心，中國簡單地將北韓對核武的渴求判讀成其希望以潛在的擁核能力爲工具來向美韓日敲詐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更高的外交地位，卻沒有認識到北韓對自己的安全環境極其敏感，擁有核武是其必然要實現的國家根本安全目標。北韓中央社在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覈實驗後，播發金正日的一段講話，「祖國統一問題最終要靠武力解決，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發展核武，是北韓『先軍』的體現……發展核武，北韓才能在國際社會以『小而大的國家』顯示尊嚴。北韓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不必看美國眼色行事。哪怕在經濟上付出代價。」無視北韓對於核武的迫切需求以及其堅定決心，中國卻希望在六方會談中解除北韓擁核的潛在能力，這是對於北韓心目中的核心利益的嚴重侵犯。因而北韓必然不會聽命於中國。

第二，中國在六方談判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種心理上的偏執。中國在心理上將六方會談視作推進自身影響力、展現大國能力和風采的重要機遇和舞臺，因此中國迫切需要六方會談取得自己期望的實質性成果-----即解除北韓擁核的潛在能力。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會談啓動時，中國官方媒體以前所未有的24小時追蹤報導方式對其進行採訪報導，舉辦六方會談的釣魚臺國賓館會場也第一次以100元人民幣/人次的價格向公衆開放參觀。對這種榮譽目標的過度心理渴求，使得中國失去了外交上應有的理性判斷能力，誤判了北韓對六方會談的真正目的，也低估了金正日、金正恩父子高超的外交才能。北韓希望擁核的國家決心是不會更改的，因而六方會談實際上是對其國家目標的最大阻礙。但是北韓並沒有直接抵制中國的呼籲，而是採取了虛以委蛇的態度和方式，對六方會談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工具性利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時而參與，時而退出，在這種外交煙幕彈下，悄悄實現了擁核的目標。中國卻在這種反覆的過程中，始終沒能清醒地認識到北韓的根本目的，依然一廂情願地呼籲北韓的參與與配合。譬如，2005年2月10日北韓外務省宣佈「無限期中止參加六方會談」後，中國立刻展開了積極而高頻度的斡旋外交以期有挽回的餘地，時任外交部長李肇星先後致電美國國務卿賴斯、俄羅斯外長拉夫多夫、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南韓外交通商部部長潘基文；2月1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赴朝訪問；負責北韓半島事務的大使寧賦魁3月中旬訪問華盛頓。雖然在11月份將北韓拉回到六方會談框架內，但此次會談僅僅持續兩天，12月6日，北韓再次威脅可能不參加六方會談，這次抵制持續了長達12個月的時間。直至北韓在2006年10月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後，才於12月重返六方會談。

第三，中國對六方會談的過度依賴，一定程度上牽制了中國透過其他方式處理朝核危機的操作空間。這種限制典型地體現在北韓第一次核試後，聯合國透過制裁決議，中國雖然表面上同意制裁，但是實際上卻依然沒有嚴格遵守決議，大幅減少乃至切斷對北韓的關鍵物質供應。這種情況爲海內外各家媒體記者的實地考察所證實。這固然和中國擔心完全切斷援助會加劇北韓崩潰的風險的心理有關，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國對北韓的委曲求全，以援助爲工具討好北韓，不希望完全切斷援助從而徹底的和北韓交惡，那樣會造成六方會談的徹底破產，這是中國最不希望看到的尷尬局面。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女士曾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國政府智庫成員的話，「北韓半島問題是中國崛起的試金石，我們可以透過它（六方會談）檢測我們是否可以在本地區及世界事務方面發揮更積極、更具建設性的作用。這也是領導人的意願，他們希望中國變得更活躍，他們對世界事務有更大的野心。」

失誤背後的啓示

十五年來，中國在朝核危機中的外交努力中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失誤，中國對於自身利益的期望與事實本身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同時在認知與操作上也存在著失誤。

在這個過程中，要總結出一些深刻的教訓，這些教訓值得深思，一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在發揮自身影響力的過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戰略眼光、準確的判斷分析能力和切實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維。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讓國家的影響力擴大，而失敗的外交卻會給國家帶來不應有的羞辱、損失和地位下降。

一，國家在推進外交前，要對根本性、長遠的、核心的利益有準確的把握，不能將一般的、短期的利益視爲根本性、長遠的、核心的利益，更不該將二者混淆。

二，對於國家外交的目標，要有基於事實可能性的安排，不能單純從心理願望出發，不能設立會自相矛盾的外交目標。同時要牢記國際政治現實主義關於外交原則的教誨之一，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根據國家利益來界定，且需要一定的國家權力支援。中國在遏制、阻止北韓擁核的過程中，爲北韓所脅迫，缺乏必須的權力後盾，不能對北韓造成足夠的威懾是其忽視這一原則的重要表現。

三，要避免將自己置於嚴重的兩難狀態。一旦出現囿於兩難的局面，要做出決絕的判斷，捨棄短期利益而保證長期利益的安全，不要讓自己長期處於兩難的危險境地。從長遠戰略角度來看，中國必須要有足夠的長遠眼光，對北韓未來的國內政治做出準確的判斷，並且對於難民和援助的兩難問題，要從北韓未來可能的政治態勢出發，做出果斷的抉擇。

四，推進國家利益的過程中，應該是利益爲先，而不該讓虛名爲先。要想法做到在增進國家利益的同時提升國家名譽。如果做不到，那麼應該主動放棄虛名追求實質性利益，不要做爲追求虛名而以國家利益爲犧牲代價的事。當六方會談的根本目的---北韓去核化---已經徹底不可能實現後，迅速的拋棄陳舊的外交思維和方式，而採取果斷的措施是必要的。

（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海外安全研究所專家委員、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北韓第六次核爆讓外界把矛頭又對準中國，指責中國沒有管教約束北韓。每次北韓進行核試和射彈，中國都要來承擔責任，這已經成了一種反應模式。外界的理由是，「誰讓你對北韓有影響力呢？」

先不論中國對朝是否有影響力，有多大影響力，就中國國內而言，許多人有一個糊塗看法，把朝核問題看成美朝之間的問題，認爲北韓開發核武，是美國逼出來的，因此，中國千萬不能接這個燙手山芋，讓美國人去管；更有甚者，還認爲中國應該暗中幫北韓一把，北韓核武鬧的動靜越大，美國將越焦頭爛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這樣，美國就沒有功夫來對付中國。反正北韓的核武不會對著中國，只要北韓不變成中國的敵人，雖然中朝關係變差，北韓也不會用原子彈對付中國。

這種看法不但糊塗，而且危險。因爲它沒有看到其中對中國的風險。北韓距離美國非常遠，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很小。假如美國真的不想管北韓這個爛攤子，宣佈考慮和北韓建立外交關係，北韓立馬會跟在美國後面。其實，北韓發展核武，不過是爲了換得美國的外交承認，簽署和平協議而已。保命當然也是目的之一，但越南在上世紀70年代也和美國打過一仗，而且美國投在越戰上的兵力和資源，以及傷亡情況，都比朝戰多，爲什麼越南不怕被美國「使壞」，也發展核武？再看古巴，就在美國眼皮底下，和美國對峙了幾十年，軍力比北韓弱得多，爲什麼也不怕被美國推翻而尋求發展核武？而這兩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說北韓的核武純粹是美國逼出來的，罔顧事實。

如果北韓不棄核，美國當然不會和它建交，從這個角度看，北韓還要繼續試爆核武和試射飛彈，在這一過程中，會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多大的風險，是需要嚴肅考慮的。我認爲，按照現實和潛在的風險，朝核危機將給中國帶來以下幾大風險：

首先，惡化中國的地緣戰略環境，將北韓半島和東北亞變成中國的「火藥桶」。

由於北韓不斷發展核武和遠距打擊能力，南韓要部署「薩德」，導致蓬勃發展的中韓關係急轉直下。現在韓美又在討論在韓部署戰術核武器問題。假如南韓真的部署核武，中國也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北韓的核武和飛彈也刺激日本加快成爲「正常國家」，日本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看來勢所必然。此外，原來比較鬆懈的美日韓同盟爲應對北韓核威懾也得以強化。這不但造成東北亞三國政治互信的缺失，也導致中國不得不把更多的資源和軍力用來防範美日韓同盟的威脅。特別是如果北韓半島發生戰爭，中國很大可能要捲入進去，即使不捲入，爲防範戰爭造成的人道災難，中國也要付出更多。

其次，使中國東北、河北、山東等地處在北韓核洩漏或核輻射的威脅中，尤其是影響東北的發展。

儘管迄今沒有檢測出北韓核爆對中國東北等地有明顯的核輻射，但鑑於北韓的核技術能力和水準不高，一旦在試爆和存儲過程中發生核洩漏等事故，由於北韓的核爆基地距中國邊境太近，故對東北等地將會造成大面積核汙染。這裏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不能以現在沒有出事爲北韓發展核武辯護，萬一出事，爲時晚矣，沒法向中國民衆交代。就算不會發生核洩漏等事故，由於擔心它會發生，加上害怕戰爭，也影響東北的發展。作爲中國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基礎雄厚，但最近十多年，其發展落後，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東北的官僚主義嚴重和頑固的計劃經濟思維，然而，朝核也是一個因素。誰會提心吊膽地生活在覈汙染和戰爭的威脅下？所以這些年東北人離開的很多。政府做了一個一個的規劃，但沒人來投資，規劃也是白搭。

第三，民衆因北韓而分化，導致社會撕裂。

這個世界除了美國外，大概再沒有一個國家像北韓一樣，能引起中國人的強烈關注，並因觀點對立造成分化乃至分裂。北韓是中國的鄰居，同爲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就和中國關係密切，並有著「血盟」友誼，中國人關注北韓很自然。但北韓也常使得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大打口水仗，甚至在同學朋友間，因北韓問題而中斷友誼的也大有人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持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多半反對北韓不顧國力和正義發展核武，並因此而對北韓體制更厭惡；相反，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或持正統意識形態的人，很多則同情理解北韓甚至支援北韓發展核武，對中國跟在美國後面制裁北韓不解和不滿。兩派經常因北韓問題而互相攻擊，造成社會觀念分裂，這非常不利於社會的整合，當下中國需要的是彌合分歧，而不是繼續分裂下去。

第四，不排除北韓將來用核武訛詐中國。

北韓發展核武，雖然現在不是針對中國，但不排除未來某個時期會用核武來訛詐中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人們常說，國家沒有永恆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不管此話對不對，中國需要對北韓保持足夠警惕。因爲專制國家的國家信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最高領導人的個人信譽基礎上的，由個人信譽來背書，但由於不受約束的權力，生殺大權皆由個人說了算，所以，其個人信譽又最不值錢。特別是北韓這種體制，更是最高領導人說了算，一個靠謊言、權術治理，對本國國民毫無信譽的領導人，根本就不需要指望他對其他國家的人民有信譽。所以，一旦形勢有變，比如兩國關係惡化，難保金正恩不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實施訛詐。

第五，可能導致雅爾塔體系徹底崩潰，不利中國。

雖然在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系在歐洲已經崩潰，但在東亞還延續著，北韓半島的分裂，本是雅爾塔體系造成的。另外從戰後世界的秩序安排來看，雅爾塔體系的一些因素還在，如聯合國。然而，北韓發展核武，有可能改變半島自韓戰結束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和平」局面，使半島生亂乃至戰爭的風險大增。如果北韓刺激南韓開發核武，日本也藉口朝核威懾而擺脫美國控制成爲正常國家，那麼東亞的地緣格局將徹底改變。假如出現上述情況，一方面說明聯合國在阻止朝韓核武和日本再軍事化方面無能爲力，聯合國作爲雅爾塔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權威就蕩然無存；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在維持戰後世界秩序上力不從心，從此這個世界將可能更加動盪。這一切最終會反饋到中國，使中國的處境惡化，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過去40年，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外部環境的和平，中國自己都承認是現行世界體系的最大受益者。而現行世界秩序是由雅爾塔體系塑造的，雖然它遠非完善，需要修補，但修補不是推倒重來。中國雖然在過去幾十年國力有巨大成長，但尚未有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雅爾塔體系若因北韓發展核武而崩潰，中國就是受損最大的國家。

（注：作者是中國獨立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國和印度雙方在洞朗地區對峙已經七週，兩國外交官員在各自場合態度非常強硬，絲毫沒有撤軍的意思。這也是繼1962年以來，中印兩個鄰國之間最嚴重的一次摩擦。中國和印度爲何在此時爆發如此嚴重的衝突？背後深層的原因是什麼？洞朗對峙還會持續多久？會和平解決還是引發更嚴重的衝突乃至戰爭？如何看待中印兩國敏感又影響深遠的地緣關係？以及這個關係對世界的未來產生哪些影響？帶著這些問題，FT中文網專訪國際問題專家克勞德•薩馬加(Claude Smadja)。

克勞德•薩馬加，先前長期擔任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總經理，對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尤爲關注。卸任之後，薩馬加擔任了包括Infosys在內的多個印度跨國公司的獨立董事，與印度高層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同時，他長期往來中國，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有長達四十年的觀察。

中印之間矛盾的根源是信任危機(Credit Deficit)

FT中文網：從國際視角，如何看待中印之間的這次邊境對峙？

克勞德•薩馬加：這次對峙地點在洞朗地區，位於中國、不丹和印度三國的敏感交接地。中國在邊境之內修公路，印度方面「越境」來阻止中國施工，雙方因此發生對峙。爲什麼印度這麼在意這條路呢？因爲這條路所在的洞朗地區，扼守著印度通往自己東部領土和藏南地區的狹長地段，如果中國在這個區域修築公路，勢必對印度具備更進一步的軍事和政治優勢，這是印度不願意看到的。當然，這只是印度出兵的直接原因。

我想這次對峙更深層的原因有三點，第一是歷史原因。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導火索。戰爭結束、勝負已定，但是國界問題並沒有解決，這成爲中印兩國長期以來矛盾的導火索。雙方各執一詞，吵了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印之間的摩擦衝突時有發生，只不過這次的洞朗對峙是目前時間最長的。

第二是現實的原因。「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就是問題的根源。印度並沒有加入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長期以來印度方面認爲新德里和北京應該是可以平起平坐的，所以印度方面並不願意加入一個北京領導下的全球新框架。同時，「一帶一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中國實現在亞洲，尤其是印度所在的南亞地區實現影響力，這也讓印度很反感。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和巴基斯坦合力打造的「中巴經濟走廊」刺痛了印度最敏感的神經。印巴之間因爲克什米爾地區的歸屬打得不可開交，中國還要在這裏建一條經濟走廊，新德里方面自然會不舒服。

第三是心理的原因。過去三十年，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速度之快可謂全球之最，這就讓中國人帶著一種優越的情緒看待正在緩慢發展的印度，這也導致他們並沒有注意到印度最近二十年的變化，也沒有耐心處理和印度的關係，這也是兩國關係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歷史、現實和心理的原因疊加在一起，就導致了今天中印兩國矛盾的根源：信任危機。中國不相信印度，印度也不相信中國，所以稍有風吹草動，兩國就會秣兵厲馬，邊境也會風聲鶴唳。

FT中文網：就你的觀察，兩國的信任危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

克勞德•薩馬加：我想從兩個現象來談這個問題。首先是媒體，兩國的媒體都做得不夠好。我在中國讀到關於印度的文章，大部分分爲兩類，第一類是探討印度是一個多麼不安全的地方，尤其是對女性不安全；第二是印度威脅論，如果中國不怎麼樣，印度就要趕超。那麼印度也一樣，對峙的這些天以來，印度的媒體連篇累牘，探討中國威脅論。

姑且先不討論這些報導的觀點正確與否，就問一下寫這些報導的人有沒有去過對方的國家，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在北京遇到過一位專家，他寫過好幾本關於印度的研究著作，理論也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去過印度，一次都沒有。在印度，這樣的人也不少。所以，對於這些人的觀點，究竟可信度有多高，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判斷。

第二是中印之間的民間交流的頻次，簡直少得讓人不敢相信。知道每天有幾趟直飛航班從中國首都北京飛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嗎？這個數字讓人喫驚：只有一趟！北京直飛孟買，還居然是隔一天才有一趟。相比之下，北京飛曼谷每天還有8趟直飛的航班。要知道，中國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他們的距離也不是從南極到北極那麼遙遠，每天才一趟航班，這是什麼概念。你不去我的國家，我也不來你的國家，那麼怎麼交流呢？哪有怎麼談信任呢？

中印之間，必有一戰？

FT中文網：中國和印度的交流溝通的確非常少，那麼這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嗎？比如洞朗對峙在信任危機的作用下，演變成爲戰爭？

克勞德•薩馬加：不可能，我認爲中印之間，絕無戰爭的可能。當然，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印雙方在邊境對峙的摩擦是肯定無法避免的，但是某些人士所鼓吹的戰爭，在我看來是不可能發生的。中印兩國有太多的共同利益，這兩國的精英人士都非常清楚，一旦爆發戰爭，兩國都不可能從中佔便宜，而且對兩國本身的打擊也是巨大的。

另外，今天的全球環境和50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相比，已經大不相同。全球化已經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個趨勢不可逆轉。戰爭，絕對不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剛纔的確提到，中國和印度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但是兩國擁有共同的利益遠大於信任危機所引發的危害，就這點而言，就不會爆發戰爭。

FT中文網：中印兩國有哪些共同利益？

克勞德•薩馬加：經濟上的互補是最重要的一塊，良好的商業互動是減少政治摩擦的最好潤滑劑。

中國和美國也存在著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是經濟商業的頻繁交流、民間的文化和人文交流，極大地促進了中美兩國的互信和了解。過去的幾任美國總統，總是找機會制裁中國，但是中美兩國人民都知道，這是政治家的說辭，老百姓該做生意的去做生意、該旅行的去旅行，兩者並沒有直接影響。毫不誇張地說，以商業和文化交流爲代表的民間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政治摩擦對中美兩國的影響，是兩國關係的潤滑劑。

中國和印度的商業人士正在努力成爲兩國關係的潤滑劑。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印度，你大概會對印度大街小巷都是中國的手機廣告感到喫驚，從機場到商場，無所不在的中國手機品牌的廣告讓你宛如身在中國，印度版的行動支付讓你跟在中國一樣，掃掃行動條碼就可以付款走人，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帶給印度的變化。從另一個角度看，印度的廣大市場，讓中國已經競爭白熱化的企業尋找到了新的發展空間。

莫迪政府正在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對於擁有豐富經驗的中國企業來說，那都是摸得到的機會。就想改革開放初期，進軍中國的外資企業，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這些企業也大獲成功。今天的印度，正在打開一個巨大的市場，迎接全球的資本，中國的企業家完全可以來到這裏嘗試一下。

就在中印兩軍在邊界對峙的時候，印度跨國公司的董事會里，企業家們談論的是未來的商業合作和投資機會。

FT中文網：那麼你覺得目前的洞朗對峙，雙方會以和平的方式收場？

克勞德•薩馬加：我對此無法做具體的預測，但是洞朗對峙應該會以一種雙方都能下臺階的辦法解決。我想中印雙方在這個事件中，最應該吸取的教訓不是軍事上的，而應該是對兩國關係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我認爲目前兩國的政治戰略中，存在著一些誤區。這也可能是當局者迷，所以我從旁觀者的角度，有兩點個人判斷：

首先，中國和印度把彼此視爲亞洲地緣政治上的敵人，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儘管中國和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還是鄰居，但是並不意味著彼此之間就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中國的最大目標是美國，它應該把目標放在全球範圍內和美國競爭上。中國完全可以不用把印度列上自己的競爭者名單。

我知道，有很多人鼓吹印度的GDP增速世界第一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就可以馬上取代中國。簡單計算一下：今天印度的GDP差不多是3兆美元，中國的GDP差不多是12到13兆美元之間。如果各方面都達到理想的狀態，印度的GDP增速在未來可以達到9%，它目前是7.4%。保持7%的成長率對印度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要從7%上升到9%，那就需要更進一步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在未來的真實GDP增速會保持在5%左右。印度得花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達到今天中國的13兆的GDP水準。而那個時間，中國的GDP已經達到了更高的水準。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應該考慮自己作爲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應該如何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站在全球的版圖上進行統一佈局；而印度，也不要覺得中國打造「一帶一路」、增強海上綜合實力就是針對自己，這樣就是反應過度了，印度應該考慮如何提升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從而打造一個更強大的經濟體。印度的問題根源在國內，而不在中國。

第二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分歧，中國跟巴基斯坦走得近，就意味著要疏遠印度，這又是一個天大的誤區。

美國把握自己和印度、巴基斯坦的這個三角關係就很到位：首先美國跟印度的關係很不錯；同時，拋去種種因素，美國認爲巴基斯坦也是一個不錯的盟友。也就是說美國同時跟印度、巴基斯坦分別保持了不錯的關係，這是互不影響的。那麼，中國也可以轉變觀念，同時跟巴基斯坦、印度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樣的三角關係對於中國來說纔是更好的戰略佈局。

不論是旁觀者，還是當局者，都很清楚一件事：中國跟印度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中國和巴基斯坦，所以中國沒必要跟利益過不去。當然，巴基斯坦對於中國來說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這無可厚非。但是中巴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中印關係的絆腳石。

我想如果中印兩國能夠意識到這兩個誤區的存在，然後對自己的地緣政治戰略進行重新的挑戰和定位，中印兩國的關係會有不一樣的發展，對兩國的經濟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

莫迪和習近平，兩者有很多相似之處

FT中文網：那麼你覺得未來的中印關係會向什麼方向發展？

克勞德•薩馬加：我覺得中印兩國的未來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位領導人，習近平和莫迪。可以說，印度總理莫迪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處。他們倆都有雄心壯志，他們願意承擔爲自己的國家打造一個歷史性未來的艱鉅責任。這個歷史性的未來不僅僅是指取得經濟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這些是這兩位領導人的前任們沒有想到過的偉大使命。

第二，這兩位都是非常大膽的領導人，他們絕對不害怕做出任何大膽的決定，也有勇氣承擔後果。瞭解這一點很重要。

第三，他們都是非常強勢的領導人，有著非常鮮明的個性。強勢的領導人之間有時候是有矛盾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之間會有某種默契，甚至會比其他人更好地理解對方。

第四，擺在這兩位領導人面前的難題都類似。爲了能夠達成他們設定的偉大目標，他們必須快速行動。因爲如果無法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年裏達成這些願景，他們很難有機會帶領國家走向成功，很難兌現自己許下的諾言。

所以，站在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印之間一旦爆發戰爭，是任何一個領導者都無法承受的。第一，兩個人都沒辦法承受失敗，這事關臉面；第二，區域性的戰爭會對全盤的經濟發展帶來致命的影響，會直接影響他們實現各自偉大的目標，這也是兩人都無法承受的。

就像是我之前提到的：習近平主席的目標並不是要讓中國贏過印度，他希望中國能夠跟美國在國際地位上一決高下；而莫迪總理也不是要幹掉中國，他希望幫助印度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和印度的確在一些方面存在競爭，但是他們不是死敵，他們的目標不是對方。

當然，對於印度來說，它的政治體制會讓莫迪的變革實施起來更加緩慢，莫迪要對此有充分的準備；對於中國來說，你們也要學會適應一個快速發展、甚至不斷搶你風頭的鄰居，但是千萬不要因爲這個鄰居，就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在喜馬拉雅地區，有一片狂風呼號的高原往常只有放牧犛牛的牧民按季節光顧，現在卻有數百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印度軍隊士兵駐守在此，他們因一塊麪積雖小但具有戰略意義的土地陷入對峙。

雙方雖沒發生交火，但已打起了嘴仗。北京方面警告新德里「糾正錯誤」，要求印軍從這塊爭議性地帶撤軍，中國稱這片區域爲自己領土。

印方則表示自己只是來守衛其鄰近小國不丹的領土，不丹也對這片領土作出聲索。印度已排除單邊撤軍，同時堅持要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過去幾天，中方逐漸加大官方警告，要求印度方面迅速讓步，引起人們對局面即將升級的擔憂。中國駐新德里一名高級外交官已提出警告，如果印軍不撤退，將造成「嚴重後果」。中國國防部則向印度發出聲明，「剋制不是沒有底線」。

分析人士表示都克蘭高原（Doklam Plateau，中國稱洞朗高原）的對峙反映了兩個亞洲鄰國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儘管兩國努力恢復關係，促進經濟關係的加強，但兩國之間的關係已惡化。

令北京方面尤爲惱怒的是新德里不斷加強與美國和日本的戰略關係，還給予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以特權地位。

《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戰略事務編輯普拉文•斯瓦米(Praveen Swami)寫道：「都克蘭對峙並不是爲了一條路。這是一個資訊，表明中國對印度與其在亞洲的對手和美國建立聯盟感到憤怒。北京方面想要以武力威脅來指示印度一個國家應該如何行事。 「

新德里方面則十分警惕，認爲中國透過對印度鄰國——包括印度對手巴基斯坦在內——增加影響，力求包圍印度。新德里還擔心中國拉攏不丹的舉動，不丹的國際關係實際上受到印度的控制，一些不丹人對此越來越不滿。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Naval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員張燁寫道，這場對峙是一場僞裝成邊界爭端的地緣政治競爭，將讓印度能在這個佛教小國增加自己的軍事力量。印度正在利用不丹來增加對中國的地緣優勢。

此次對峙爆發於6月中旬，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正朝著印度邊界一座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山脊修建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所要穿過的地區爲中國和不丹共同聲索。不丹是一個喜馬拉雅小國，新德里將其視作受自己保護的鄰國。

印度表示，其士兵是應不丹請求來說服中國軍隊「停止」建設公路的——不丹政府表示，建設公路違反了它與北京方面就如何解決邊境爭端而達成的協議。

但新德里還把中國將公路延伸至姐普山脊(Jampheri Ridge)的努力視爲對自身的威脅——該公路俯瞰著印度的西里古裏走廊。如果工程完工，那將讓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射程覆蓋印度最容易遭受攻擊的地方：往往被稱爲「雞脖」的西里古裏走廊是一個將動盪不安的東北地區與腹部地區連接起來的狹長地帶。

印度安全分析專家表示，這是新德里不容挑戰的「紅線」——新德里往往對中國在其他有爭議地區的建設活動反應溫和。早先曾在該地區服役的退休將軍維諾德•塞加(Vinod Saighal)表示：「印度軍隊沒有辦法打退堂鼓。對印度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上週，北京方面宣稱，新德里將有爭議地區計程車兵人數減少到48人，但印軍還有大量武裝人員集結在邊界線上和邊界線印方一側，並「在後方整修道路，囤積物資，集結大量武裝人員」。

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印方現在言必稱『和平』，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印度官員否認「減少」了對峙地區的軍事力量，並表示依然有數百名士兵與約100英里以外的中國軍人對峙。

印度外交部長蘇希瑪•史瓦拉吉(Sushma Swaraj)上週四向議會表示：「戰爭不可能解決問題。即便在戰爭之後，我們也需要透過談判來找到解決方案。我們將運用智慧透過外交解決問題。」

印度和中國現在似乎會長期對峙下去，許多人認爲它可能持續至該地區嚴冬來臨之際，甚至更長時間。

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院(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沙善•喬希(Shashank Joshi)表示：「這看起來會發展爲長期危機。它是意氣之爭，無法輕易得到解決。它比我們看到的其他所有爭執都要嚴重得多。」

Emily Feng和韓碧如(Lucy Hornby)北京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世界經濟發生了什麼？這裏的7張圖表提供了一些答案。它們揭示出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最近幾十年最重要的變化是高收入國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權重日益下降。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大分化」——就在那個時候，如今的高收入經濟體的財富和力量發生飛躍，超過了其他國家——明顯迅速逆轉。曾經的「分化」已停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大趨同」。然而，這種趨同也是有限的趨同。這種改變全都與亞洲（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有關。

最能體現中國的進步的東西，莫過於其龐大的儲蓄。中國之所以積累起如此龐大的儲蓄，部分原因是中國經濟規模已變得如此龐大，還有部分原因是中國家庭和企業儲蓄如此多。中國的資本、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在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可能和美國的資本、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在20世紀的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一樣。

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不僅在世界產值中的權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權重也日益上升。高收入國家的權重明顯下降。到2050年，聯合國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將幾乎和所有高收入國家在1950年的比例一樣高。這種最貧窮國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帶來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

經濟趨同和人口比例變化是這幅經濟全景圖的核心元素。第三個是技術改變。數據處理與通訊的匯聚爲我們帶來了網路，這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技術。半導體相對成本暴跌支援了這場技術革命。有趣、而且令人擔憂的是，如今這種革命似乎放慢了腳步。

美國自19世紀末以來推動全球技術前沿不斷擴張。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社會科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表示，美國經濟眼下並未達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實現的卓越生產率。他還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產率突然大幅成長——往往歸功於網路——但隨後一段時期的生產率卻極爲低下。測量誤差似乎至多只能對這種令人不安的放緩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釋。另外一個片面的解釋是自金融危機以來投資低迷。

世界經濟並非在去全球化。但是貿易以及跨境金融資產和負債相對於全球產出的快速成長，都陷入了停滯。就金融來說，合理的解釋是避險情緒和去監管化。就貿易來說，貿易自由化的上一個重大事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早在2001年就發生了的事情。跨境供應鏈整合提供的許多機遇如今也已經消耗耗盡。

相對經濟實力快速改變以及人口相對規模發生重大變化，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與此同時，成長動力來源——新技術、生產率成長以及全球化——也放緩至令人擔憂的水準。一個後果是許多高收入國家的實際收入成長停滯——金融危機極大地強化了這一後果。

各個高收入經濟體的民粹主義壓力日益增加，這讓管理這些變化更爲困難。最爲重要的事態包括自金融危機以來實際收入陷入停滯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間，許多高收入國家高達三分之二人口的實際收入似乎停滯或者下降。難怪有這麼多的選民脾氣暴躁。他們不習慣這種狀況，也不希望習慣。

重大轉變——衡量變化的7個指標

產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從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國家佔世界產值的份額從64%下降至區區39%的水準。引人注目的是，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份額的上升完全是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貢獻的：因此，預計同期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產值的份額將從12%升至39%。

預計到2022年，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佔世界產值的比例將與高收入國家相同。中國的崛起是這種相對經濟實力重大轉變的主要原因，儘管印度崛起也同樣重要。到2022年，中國佔世界產值的份額預計將從1990年的4%升至21%。預計印度的份額將從4%升至10%。

儲蓄

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儲蓄總額幾乎是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中國儲蓄了幾乎一半的國民收入。這種異常高的儲蓄率可能下降，但這種下降將是漸進的，因爲中國家庭可能會保持節儉，企業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可能持續高企。

人口

從1950年到2015年，當前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從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國人口的比例也從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預計印度到2025年將成爲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聯合國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口到2050年將佔到全球人口的22%。

技術

半導體價格暴跌是通訊和數據處理革命背後的推動因素。按照這種方式衡量，資訊處理的相對價格自1970年以來下跌了近96%。這種對數尺度上的下斜表明了相對價格下降的速度——2010年後降速顯著放緩。

生產率

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稱，自1970年以來，美國再沒有能趕上1920年至1970年間的生產率表現——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速所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的是單位投入的產出的成長（又稱爲技術進步率——譯者注）。他還展示了1994年至2014年間美國生產率又出現爆發式成長，但隨後進入了一個生產率成長極慢的時期。

全球化

貿易以及金融資產和負債相對於全球產值的快速成長，在金融危機之後停滯。保護主義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似乎不是主導因素。許多貿易機會耗盡、自由化步伐放緩以及投資低迷似乎解釋了這種放緩。

收入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16年7月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在2005年到2014年間，25個高收入國家中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來自薪資和資本的實際收入停滯或者下降。義大利人和美國人的此類收入停滯尤其普遍。

譯者/裴伴

此次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隨著習近平時代進入第二任期，中國向西方發起的挑戰也變得越來越公開。中國政府越來越自信——近乎自負——中國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中國向西方發起的挑戰發生在三個戰線上：意識形態、經濟和地緣政治。

在思想領域，中共領導層在批判西方自由主義時越來越尖銳。習近平及其同僚認爲，一黨執政十分適合中國——並且應該在未來長期延續這項制度。

「中國模式」可以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作爲美國推廣的民主制度的替代選擇——關於這種想法的討論越來越多。就像2008年金融危機破壞了西方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可信度一樣，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和歐盟支離破碎都更方便中國領導人鄙視西方政治實踐。

很多中國學者仍然把西方視爲政治自由的典範。但正如一名自由主義學者上週跟我說的那樣：「在中國國內，這對於我們是個實實在在的問題——西方看起來太弱了。」

中國非但沒有邁向民主，反而進一步限制政治自由——鎮壓異見人士和人權律師、收緊對媒體的控制、進行反對西方影響和思想的官方宣傳。美國網路集團——谷歌(Google)、Facebook和Twitter——仍然無法進入中國，被阻隔在「長城防火牆」(great firewall)外。

西方的傳統思想曾經認爲，中國將爲限制言論自由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而且這種代價只會隨著中國試圖從低成本製造業轉向知識經濟而更加慘重。

但中國卻愈發自信地認爲，它可以把嚴密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和技術創新結合在一起。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同比成長6.9%——這對於已經是全球最大或第二大（取決於不同的測量單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來說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比原始成長數據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新經濟和尖端技術上的成功。中國人指出，中國在行動支付技術上遙遙領先於美國和歐洲，他們有理由驕傲。中國在邁向「無現金社會」方面的進展速度超過西方多數發達經濟體。中國消費者已經習慣於使用手機爲小商品付款，比如在街頭小攤上購買食物。支付寶(Alipay)和微信支付(WeChat Pay)——最常見的行動支付系統——已經成爲了中國創新的標誌；中國政府和民營部門都有信心未來十年在機器人、無人機、綠色科技和人工智慧等一系列領域實現更多突破。

中國經濟越來越先進，將挑戰西方原有的設想（越來越成爲一種希望），即美國和歐洲企業將繼續主導高科技經濟，讓中國專注於價值鏈的低端。中國成爲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也意味著，中國企業必然將越來越多地作爲西方有形資產和智慧財產的所有者出現。

中國的全球投資也具有戰略意義，將挑戰西方對國際政治體系的主導。連續幾屆美國政府都部署美國海軍，以求把北京方面的海洋野心限制在中國東部海域——但中國卻日益把注意力放在西面的陸地上。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計劃，在某種程度上是爲中國在歐亞大陸上開發新市場的嘗試——建設跨越中亞和南亞、通往歐洲和非洲的基礎設施。如今中國有20座城市透過直達鐵路線與歐洲相連，自2013年以來這一管道運載的貨物總量成長了4倍，成都至布拉格和武漢至里昂等鐵路線漸漸成熟。

中國對歐亞大陸日益濃厚的興趣產生了重要的戰略影響。印度政府擔心，中國正在用明顯具有軍事含義的基礎設施項目（比如中國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建設的港口）包圍印度。中國的鐵路網和海上線路也將幫助中國從中東獲得能源供應。

「一帶一路」計劃的最終野心是把歐亞大陸轉變成一個經濟和戰略區域，對抗並最終超越歐洲-大西洋區域。對這種野心不屑一顧的外界觀察人士最好想一想，中國已經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了。

雖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發表演講時的排場盛大，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仍然相對謙遜謹慎。不過，儘管美國總統川普在誇誇其談上仍然無人能及，但與習近平爲中國規劃的宏圖偉志相比，川普對美國的根本願景如今看起來渺小而落後。

譯者/馬柯斯

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全球化進程，目前正面臨著走回頭路的壓力，而最響亮的反對聲音，居然來源於過往全球化最積極的倡導者英國和美國，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就是明證。2017年法國、荷蘭、德國等歐洲重要國家的大選，也必將是對全球化進程的新一輪「壓力測試」。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西方的反全球化聲浪就日益高漲，但主要限於學術、輿論和民間層面，現在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層面，充分說明了全球化在西方社會「不得人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這個全球化的後進者和規則的接受者，正在成爲全球化最積極的倡導者和最可能的領導者。

1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認爲「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於問題解決」，呼籲世界各國「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並強調「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

就在習近平演講的當天，中國國務院發佈通知，允許外商可在A股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並在「新三板」掛牌，還可發行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融資。此外，還放寬銀行、證券公司等的外資限制，開放外資進入會計審計、建築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這一舉措，在遏抑資本外流之餘，也有向世界顯示中國開放誠意的意思。

在政策層面，中國近年來還出臺了「一帶一路」戰略，領頭和參與建設了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國際機構，和南韓、澳洲等多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並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簽署。在國內，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經在上海、廣東等地設立了11個自貿區。而單單廣東自貿區（由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三部分組成），去年1—11月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就有4070家，同比成長77.3%，合同外資3661億元人民幣，同比成長172.8%。

那麼，爲什麼處在國際分工產業鏈最高階的西方要反對全球化，而賺著微薄加工費的中國卻在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呢？

對外開放在中國是種「政治正確」

首先，中國和西方面對全球化的心態不同。普遍認爲，全球化有利於西方受過良好教育、有國際化工作機會的個人和能進行全球化資產配置的跨國資本，而對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國人來說，全球化讓他們不得不捲入和全世界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中，這讓他們覺得利益被損害了。「鐵鏽帶」的美國人因此選擇支援川普；歐洲研究機構勃魯蓋爾(Bruegel)對英國脫歐公投的研究也顯示：在貧富差距大和顯著貧困的地區，脫離歐盟的票數居多。據統計，2005-2014年世界25個高收入經濟體有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顯然，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對剝奪感和不滿。

而中國的貧富差距程度雖然並不比西方低，也同樣出現了富裕階層和貧窮階層、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損者、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受教育和沒有受教育、年輕人和老年人、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分化和鴻溝，但各個羣體大體能相安無事，並沒有出現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嚴重對立局面。這是因爲中國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百廢待興，起點很低，但迅速抓住了發達國家製造業轉移和移動網路革命等機會，加上民衆的勤勞和紀律性，經濟實力迅速提升。即便到了今天，經濟的增速已經明顯下降，但總體上蛋糕仍在不斷做大的過程中，雖然大多數人對腐敗、收入分配不公嘖有煩言，但也同時承認，與改革開放之初的赤貧狀態相比，自己的生存狀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與此同時，中國的教科書和官方宣傳也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對民衆進行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不斷加深」、「全球化進程不可阻擋」之類的教化，並著力於展示中國在全球化中的獲益和取得的進步，這些宣教加上那些實實在在的成就，使得推進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在中國差不多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其次，中國和西方的社會氛圍不一樣。二戰後西方興起福利主義，強調政府對人民的種種義務和責任，加上選舉政治的影響，個人爲自己負責的精神漸漸減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比天大，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和別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客操弄民粹、尋找替罪羊、禍水外引的做法就很容易大行其道。

而中國盛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人力爭上游，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被認爲是理所當然，這一方面強化了中國勞工和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一個人一旦在競爭中失利，更多會責備自己，從自身找原因，並傾向於透過親戚朋友網路來獲得幫助，東山再起，很少人會在這方面對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會諉過於來自外部的競爭。事實上，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政府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對政府的要求基本限於「你不要來找我的麻煩就好」。這樣一來，即便有人因爲工廠轉移到東南亞而失業，也不大會認爲是印尼或越南的工人搶了自己的飯碗，更不會指望政府替自己出頭。而政府出於維護和周邊國家關係的需要，也更多強調在此形勢下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必要性，這就使得仇外、排拒競爭的言論在中國缺乏擁躉。

中國的全球化是有選擇性的

第三，迄今爲止，中國對全球化的擁抱是有選擇性有節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經濟和貿易領域的全球化，資本、人員流動、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球化基本談不上，這使得中國可以盡情享受全球化的好處，而避過了相關的風險和陷阱。以人口流動爲例：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的開放邊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難民大量湧入，感覺不堪重負；歐洲近年來頻發恐怖襲擊，原因是過去半個世紀裏吸納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敗；在美國，非法移民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議題。而難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歐美紮下根，是因爲這些國家有一系列足以讓難民和移民留下來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沒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醫上學，費用由政府負擔；久不久會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間就合法了。這些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難民和非法移民湧入的作用。

而這些有利條件在中國全都不存在。1982年，中國簽署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和《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截至2014年8月共接收了約40萬難民，其中包括1970年代末接收的26萬多越南難民和6萬阿富汗難民，1980年代接收的2萬多印度錫克族和斯里蘭卡泰米爾族難民，以及近年來接收的近萬名緬甸果敢難民。這些人在中國基本上是短期停留，多數最終被遣返。而留下來的難民享有哪些權利義務，中國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較模糊的原則性規定。因此，中國雖然在接收難民，但並沒有建立起長期容留難民的機制，難民沒有在中國工作的權利，難民兒童無法參加高考，這些現實層面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成爲主要的難民目的國。

非法移民也同樣如此。在我所生活的廣州，民間傳說有30萬非洲人在此生活工作，官方的數字是6萬，據說其中有些就是簽證過期的非法滯留者。但這些人一來人數較少，無論30萬還是6萬，和廣州近2000萬人口相比根本微不足道，雖然他們中有些人的行爲讓本地人看不慣，但畢竟沒有造成大的麻煩，也沒有對本地人的就業生活產生明顯影響，所以大家基本上能相安無事。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之所以招致激烈反彈，一個重要原因是來的人太多，8000萬人口的德國一年內湧進100多萬難民，對原有的社會秩序和治安衝擊很大。二來中國的政策使得這些非洲人只可能是短期停留，不管在中國待多久，他們基本不可能獲得中國身份，在停留的過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會面臨很多障礙，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難民長期滯留的可能性。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規定不是中國政府對外國難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必然結果，一個湖南人來到廣東打工，其遭遇和這些難民移民也差不多。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是建立在中國的一些特殊國情和策略之上的。但無論如何，在川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傾向放棄無利可圖的國際責任的情況下，中國的這一態度，不僅給擔心世界會陷入各國自掃門前雪狀態的企業、個人和國家喫了定心丸，更是中國樹立自由貿易守護者形象、提升軟實力和國際號召力的重大歷史機遇。當然，美國留下的空缺，中國未必就能補上。美國的領導者地位，不僅建立在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上，也因其爲世界貢獻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思想、制度、規則，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認爲，川普的就職意味著「20世紀的舊秩序已經結束，21世紀的秩序以及將來世界會是怎樣還未確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現。」在參與塑造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有選擇的全球化策略必將受到挑戰，而國內改革的推進程度，也將是中國能在新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的決定性因素。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濟州島過去曾擠滿了來南韓享受海灘度假勝地和崎嶇地貌的中國遊客。但是，南韓政府部署美國飛彈防禦體系、以抵禦變化無常的北韓的決定招致中國政府報復，中國叫停旅行社組織赴韓遊，於是整個爲服務中國消費者而建立的產業在今年3月幾乎在一夜之間凋零了。

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遊客日接待量從先前的逾7500人下滑至1000人。首爾的情況也類似，那裏曾經頗受中國遊客歡迎的購物區如今門可羅雀。

「自3月15日以來，我就沒見過一個中國遊客來我們店裏，」一名營業員稱。另一名營業員補充道：「公司強迫我們休無薪假，就因爲中國遊客數量減少。」

不僅零售商和酒店感受到了這種影響。南韓汽車製造商也受到了重創。

現代(Hyundai)財報稱，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國（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汽車銷量同比下滑14%。與此同時，起亞(Kia)在華汽車銷量下滑36%，儘管同期中國市場整體成長了4%。

歷史上的中國抵制

中國對敵人採取此類抵制措施的歷史超過100年，它知道如何讓敵人在經濟和政治上受到傷害。

對中國龐大市場入口的把持，賦予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執政的共產黨對貿易伙伴的極大影響力，使得他們可以向國內民衆展示自己的民族主義證明。但中國政府必須小心把握平衡，以確保禁運令既不會損害中國經濟，也不會釋放可能威脅一黨統治的沙文主義和抗議力量。

先前，日本汽車製造商、菲律賓香蕉種植農和臺灣旅遊業工作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由中國政府和中共控制的媒體煽動起來的抵制運動中遭殃。

外國的外交官和高階主管們害怕被指責「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是中共用來觸發禁運的常用措辭。中國日益提升的經濟實力、習近平強硬的民族主義論調、以及微博(Weib)和微信(WeChat)等社群媒體網站可以輕易引導消費者行爲的現實，都加劇了外國外交官和高階主管們的恐懼。

惹惱中國的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汽車被砸，工廠遭攻擊、多年來爲打開這個龐大市場而付出的努力一夜間付諸東流。英國經濟學人資訊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國問題分析師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表示：「外國企業對此類政治化行動幾乎無計可施，只能遊說本國政府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

中國抵制行動的歷史，比"boycott"（抵制）這個詞的誕生（這個詞於19世紀80年代起源於愛爾蘭）還早。這段歷史就是一個包含愛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經濟對抗、偶爾爆發的暴力事件的故事。

1905年，在中國爆發「殺傷力極大」的抵制美國棉花運動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呼籲對限制中國移民的歧視性法律進行改革。他警告稱，「放任外國競爭對手把我們趕出中國的巨大市場，對我們而言真正是目光短淺的。」

如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製造者和終端市場的角色，遠比那時更重要。透過國有企業和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力，中國政府擁有對經濟的強大掌控力。因此，羅斯福關於惹惱中國的危險的警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激起很多國家和企業的共鳴。

不過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也成了約束。南韓是中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是中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和常常遭到中國禁運的日本一樣，南韓供應很多推動中國製造業發展的高科技零部件和機器。

「這種經濟報復行爲也會有損中國政府的利益，因爲中國從南韓進口中間產品來完成製造並向其他市場銷售。」南韓中小企業中央會(Korea Feder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官員金泰煥(Kim Tae-hwan)警告稱，「南韓企業也僱傭了很多中國工人。」

「一手拿風扇，一手拿水管」

近幾年，日本在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爭議島嶼主權上與中國對着幹，引發了中國的憤怒；南韓看上去則成功地取得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在接受大量美軍駐紮的同時，加深了對華投資。但是，南韓去年決定部署美國飛彈防禦系統——「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簡稱「薩德」），用來攔截北韓飛彈。然後一切都變了。

南韓去年決定部署「薩德」

中國對南韓此舉感到極度憤怒。中國擔心，這將強化美國在亞洲的安全體系，導致美國對中國活動的監視升級。美國軍方週二表示，薩德已投入運行。

中國對薩德的反應是逐漸演化的。最開始，中國借衛生與安全問題打擊了某些南韓公司。但隨著南韓推進部署薩德的態度變得明朗，中國的立場變得強硬。

貨物在海關被扣住。南韓企業員工受到騷擾。南韓零售集團樂天(Lotte)受到的衝擊尤爲嚴重，在華99家門店關門了87家，因爲該公司向南韓政府移交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以協助部署薩德系統。

只是到了3月，當美國開始安裝反導系統的第一批部件時，才引起了中國的明確報復。中國外長王毅警告稱，南韓人這樣做「結果只能是損人又害己」。

南韓向世貿組織(WTO)投訴，稱中國「也許違反了一些貿易協議」。但是，南韓被卡在韓美軍事、意識形態同盟以及與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的商業、經濟聯繫當中，左右爲難。3月南韓總統朴槿惠(Park Geun-hye)遭罷免，導致局面變得複雜。

下週南韓總統選舉的領跑候選人文在寅(Moon Jae-in)更傾向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表示對薩德系統持保留態度。在一次辯論中，他呼籲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對南韓的抵制，但補充道，南韓應當「做出外交努力去勸服中國」。

反韓運動受到中國政府的推動，得到國有媒體的幫助。國有媒體刊載了大量譴責薩德的文章，並暗指它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陰謀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以往的抵制一樣，中國地方當局害怕抗議活動可能失控。今年3月，在某地一家樂天門店外的示威者砸了一輛南韓汽車之後，當地警方告訴民衆，毀壞他人財物是違法的，並呼籲「理性愛國」。

「政府與民間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起碼有100年的歷史了，」主題爲中國民族主義的《走出中國》(Out of China)一書的作者羅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說，「有時，政府努力煽動民族主義，有時政府努力約束它，也有時，它會讓政府完全措手不及。」

華裔美國人、文化評論人士郭怡廣(Kaiser Kuo)暗示稱，中國領導人站在「燃燒著民族主義之火的窯爐旁，一隻手拿著風扇，另一隻手拿著水管」。郭怡廣曾在科技集團百度(Baidu)任高階主管。

「他們可以煽高火焰，以起到威懾作用，或是用作談判中的藉口，讓談判對手看到，鑑於國內輿論聲浪極高，他們的選擇變得有限，」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寫道，「但是，有水管在手，他們也可以防止火焰躥出來燒燬寶貴的周遭鄉村。」

中國抵制的威力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和投資者一直就抵制的有效性展開辯論。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經濟學教授雷麥(CF Remer)在他1933年出版的《中國抵制措施之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中提出，抵制對目標國產生了強大的「心理」衝擊——哪怕中國也會受到負面經濟影響。「單個國家發起的抵制就像是罷工，」他寫道，「罷工的威脅是強有力的；罷工本身則可能代價很大，且效果不佳。」

最近的研究顯示，抵制活動最初的衝擊是顯著的，後來貿易會復甦，這表明，訂單只是延遲執行，而未被永久性取消。有些情況下，隨著新的新聞熱點出現，貿易禁運不了了之。換言之，需要透過冗長談判修復關係。

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 University)經濟研究員安德烈亞斯•富克斯(Andreas Fuchs)發現，如果一國政府會見達賴喇嘛(Dalai Lama)——中國政府眼中危險的分離主義者、藏傳佛教領袖——這個國家的對華出口往往會經歷短暫下滑。

中國的反日示威活動

2012年的抵制日貨運動也基本符合上述模式。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員基利安•海爾曼(Kilian Heilmann)發現，2012年9月中國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後，日本對華汽車出口12個月驟降32%（相當於19億美元）。那輪抵制是對日本政府購買有爭議的島嶼——中國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本稱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做出的回應。但是，貿易在第二年便恢復到正常水準。

這樣的恢復不禁讓人懷疑這些抵制活動是否成功地改變了外國政府的政策。當然，中國近年來確實取得了一些重大勝利。

英國投資者成功地遊說英國政府不再接見達賴喇嘛，先前在2012年，因時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見了這位精神領袖，英國投資者集體遭到了中國官員的冷待。中國政府取消了多場與英國部長級官員的會晤，投資協議也遭擱置，直至確定不會再出現這樣的會面。

爲了重修與中國的關係，挪威不得不經歷了多年的談判，並於去年承諾「高度重視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先前，中國政府一直在懲罰挪威，原因是一家由挪威議會任命的獨立組織決定，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頒給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

經濟學家伊瓦爾•科爾斯塔(Ivar Kolstad)在爲挪威智庫CMI撰寫的一篇論文中稱：「中國政府能夠有效地利用經濟制裁影響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場，有可能給國際上的人權進步帶來寒意」。據他估算，上述爭端給挪威出口造成了7.8億至13億美元的損失，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已變得「太大而不能對它挑刺」。

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也持類似觀點，他徹底轉變了其前任在南中國海爭端上的對抗性立場，希望能贏得中國政府的經濟讓步。

「中國經濟實力大棒」

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羅裏•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呼籲各國反擊中國政府揮舞中國經濟實力大棒的嘗試，他對這方面的實際影響做了更細緻的分析。「中國在利用經濟成長的影響力方面已經做到了極致，」他表示，「澳洲流傳著一種誤解，認爲我們的經濟完全依賴於中國對我們礦產出口的需求。」

中國是澳洲產品最大的市場，佔其出口（其中大部分爲鐵礦石和煤炭）的27.5%。然而，與南韓、新加坡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不同，貿易對澳洲的重要性沒那麼大，因此對華出口加起來僅相當於澳洲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多一點。

作爲中國抵制活動最常指向的目標，日本正在適應如何抵消潛在的損失。「經過2012年的抗議活動，許多日本公司意識到，我們在中國的處境仍將如履薄冰，這加快了我們轉移至東南亞等友好市場的步伐，」一家日本製造商印尼業務的一名高階主管表示。

雖然不同國家對中國經濟壓力的「易感」程度不同，但比克斯教授表示，隨著中國政府日益加大政治和軍事實力的對外投射以及共產黨日益害怕失去權力，對所有國家而言，這方面的威脅都將繼續加大。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在南中國海成功地強硬起來，」他補充說，「當習近平實現中國復興的論調與中國的不安全感配合到一起時，我的確非常擔心。」

譯者/何黎

最近，知名美籍華裔教授吳華揚（Frank H. Wu）在自由派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關於新移民——給美國亞裔活動家的一封私訊》。

吳先生著重討論了中國來美國的新移民和老一代亞裔美國人在理念上的嚴重分歧。關於這個問題他一直猶豫要不要說出來，但他發現，「消極等待只會讓事情更糟」。

吳華揚教授是美國著名的社會社運人士，長期爲亞裔在美國追求平等權利而發聲。他是公認的華人精英，擔任美國加州大學黑斯汀法學院教授， 同時也是美國非盈利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的會長，馬友友、貝聿銘、駱家輝等都是百人會的成員。

吳先生說，新的亞裔、「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移民」，彷彿一夜之間從美國的各個角落冒了出來，從南加州的郊區，到舊金山西邊的各條「大道」、矽谷、東海岸，還有一些以前從未有過亞洲人面孔的社區，無處不在。

「每當我遇到他們，聽到的都是抱怨。他們很沮喪。」 吳先生說，新移民對已融入美國社會的亞裔美國人感到很憤怒。

他說：「我們無法代表他們。我們對他們毫無同情。我們背叛了他們。」

吳先生不愧爲寫專欄的老手，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痛陳新中國移民各種不入流的壞毛病，說那些「剛剛下船的人」在老華僑們眼裏千篇一律的形象是：「珠光寶氣、不排隊、摳鼻子、隨地吐痰、開車不守規矩、被動惡意攻擊，還有，希望他們至少不喫狗肉。」

不僅如此，吳先生髮現新移民在許多問題上和本土亞裔美國人的理念截然不同：「從高等教育多元化，到『非法』移民、同性戀權利、警察暴力、體罰、死刑等問題，不管你在組織什麼抗議活動，他們毫無例外地站在你的對立面。即使在環境問題上，他們也擔心對魚翅或某種瀕危物種的保護會影響到自己對山珍海味的熱愛。」

「他們冥頑不化，對民主毫不在意。還覺得自己比別的膚色的人更優越。」

另一方面，新華裔移民又覺得老亞裔們「高高在上」，對「新來的鄉下親戚」流露出優越感。

在用異常強烈的對比傾訴完這些分歧之後，吳先生回到正題，轉而勸說對新移民反感的老華僑們拋開成見。他對長期爲亞裔美國人爭取權利的活動家朋友們說： 「我懇求你們帶著尊重接觸他們，傾聽他們，並試著勸說他們。」

他舉了兩個理由爲什麼要這樣呼籲：一是，既然活動家們已經說出口要建立同盟，如果言行不一，就顯得很僞君子。第二個理由則是「策略性的」。因爲新移民源源不斷地進來，「如果我們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他們最終會在人數上戰勝我們，使我們在政治上變得微不足道。」

理解和不安

看完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既驚訝又複雜。我一方面贊同吳先生指出的很多國人的劣根性，也對這次美國大選中川普的種族歧視言論和排外態度得到很多華裔粉絲的狂熱追捧感到不解。但是另一方面，吳先生不自覺間流露的心態也讓我感到不安。

我非常理解吳先生提到的國人常見的通病。

比如，一些中國人開車惡習多多，夜間開車打遠光燈，開長途長時間佔據快車道，霸著路不讓別人超車等。多數美國人開車比較禮讓，在超車後會自覺換到慢車道，以方便其他車透過，開遠光燈的很少。再比如很多中國的暴發戶，喜歡炫耀名牌和財富。凡此種種，就連很多中國人都不喜歡的行爲，美國長大的吳先生覺得難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

此外，吳先生雖然沒有特意提到川普的政策，但他提到的分歧，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尤爲突出。許多華人移民一邊倒地支援川普，贊同川普以打擊恐怖主義爲名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口號，對「墨西哥人都是強姦犯」這樣的歧視性語言不以爲然，反對歐巴馬政府照顧弱勢羣體的教育和醫療保險政策，反對讓跨性別的人按自己的性別認知選擇洗手間。

而在本土紮根已久的老一代移民以及土生土長的亞裔後代，多數贊同民主黨的主張，反對川普。他們認爲在一個白人佔優勢的社會中，民主黨的政策才真正保護弱勢羣體的利益。川普戰勝希拉里這樣的老牌政客的一大祕訣，是他成功拉攏了白人工人階級，不惜爲此和拉丁裔選民爲敵，和穆斯林移民爲敵，他也大肆攻擊中國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機會。

著名美國問題學者資中筠曾經在她的《從「僞君子、真小人」說到美國種族歧視》一文中指出，「相當一部分白人，在內心深處、在感情上還是懷有對黑人的歧視，有的還很強烈。」 川普在競選中公然發出歧視少數族裔的言論，成爲促使他當選的吸引力之一。「這個過程等於掀開了一張蓋子，把那些原本不見天日的種族歧視『心中之賊』給放了出來，乘機盡情發泄一通，以至於少數族裔，包括華裔都遭殃。」

華裔律師鄧洪（Daniel Deng）也曾說：那些追捧川普的華人粉絲沒有意識到，他們今天所熱烈擁護的排斥穆斯林和拉丁裔移民的做法，其實和1882年美國透過的排華法案如出一轍。

排華法案是美國第一個大規模排斥特定族裔移民的法律，它的出臺源於對經濟下滑、失業率高漲、工資水準下降的恐慌。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把這一切歸咎於華人移民，他們認爲華人在種族上就是低人一等。這些理由和今天美國鐵鏽地帶的白人工人排斥墨西哥裔移民的理由並無二致。

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並且不允許在美國的中國人加入美國國籍，已經在美國定居的華人也受到影響，一旦他們離開美國，要重新入境就需要申請新的許可。

法案直到1943年二戰期間因爲中國和美國是反日同盟才被終止。儘管如此，取代它的新法案仍然限定每年只能批准105個來自中國的移民。直到1965年移民法案透過，廢除了以來源國爲標準的移民政策，才拉開華人大規模移民的序幕。

排華法案從出臺到完全廢止，花了長達80多年的時間。瞭解這段歷史的老華僑，有切身之痛，當然不希望這樣的歷史重演。

互爲鏡像

儘管如此，吳先生文章中有意無意流露的對中國移民的輕蔑態度，卻讓我喫驚和不安，難以相信他居然是一個以反對種族歧視著稱的教授、學者和活動家。

毫不誇張地說，他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出和他所不齒的人類似的態度，讓人感到不愉快。他居高臨下，給中國移民整體貼上負面標籤，完全忽視了個體之間的區別——這難道不正是「歧視」二字最好的寫照嗎？這和川普把所有穆斯林都視爲潛在恐怖分子，把所有墨西哥人都視爲潛在罪犯，有什麼不同？和很多華人認爲黑人都懶惰不幹活、喜歡惹事生非，並把這個作爲不應該照顧底層黑人的藉口，有什麼區別？

並不是每個新來的中國移民都是「珠光寶氣、不排隊、摳鼻子、隨地吐痰、開車不守規矩、被動惡意攻擊」以及愛喫狗肉的。很多華人舉止文雅、衣著樸素、做事守規矩、樂於助人、不喫狗肉（此處暫且不討論喫狗肉引發的道德爭論）。事實上，中國人的價值觀在最近幾十年也在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化，身處的地理位置、接受的教育、以及經濟家庭狀況等，都造成了不同的人行爲模式和文化理念的巨大差異。而反過來，美國人中粗魯不講理、缺乏教養的也不罕見。

吳先生雖然在行文的開頭和最後都聲明，自己的主要訴求是團結、聯盟，可是發表了這麼多鄙視新華裔移民的高論之後，提出這樣的倡議，難免顯得虛情假意。更何況，他自己都承認這是出於「策略」的需要，出於「我們」被「他們」邊緣化的擔憂，而不是真正發自內心地認爲不同羣體之間應該平等相待。

可是，我也不想輕率斷言他內心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行勝於言。他一直在爲爭取種族平等的主張發聲、奮鬥，就憑這一點，我認爲他的內心是不認同種族歧視的。而且，以他的智商，也不會刻意到自由派媒體上高調宣揚自己的種族意識，這無異於否定先前自己的所有努力。

那麼，他爲什麼會顯得那麼自相矛盾呢？

我認爲這正是種族問題的微妙性和複雜性的體現。即使受過最良好教育的人，也難免會對某些事情帶有公式化的偏見。這往往是因爲我們對不屬於我們生活範圍的羣體缺乏深入瞭解，對他們爲什麼成爲今天的他們背後的社會、歷史原因非常陌生。這也是因爲各個羣體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帶來的焦慮，而人口格局的變化也讓一些人對外來者充滿戒心。

就像吳先生所說：「最具諷刺的是我們和他們互爲鏡像。對我們而言，他們非常『亞洲』； 對他們而言，我們非常『美國』。我們並不能算同胞，這個問題也不能靠等待下一代長大來解決。」

Where are you from?

與此同時，種族歧視很多時候是無意中發生，而且一般只有那些有過同樣生活經歷的人才能感同身受，而沒有類似體驗的人可能一頭霧水。比如我拿吳先生的文章去給一個美國白人朋友看的時候，他就坦言看不明白。

隨著和美國生活的各種人交流的增多，我漸漸體會到，很多在中國人眼裏司空見慣的做法，在多民族多宗教的美國社會很可能造成對別人的傷害。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我不無驚訝地發現，很多美國本土出生或來美國很久的亞裔移民不願意被別人問：「你從哪裏來？」 他們說，對方這樣問的言外之意是，根據你的膚色和外表，你肯定是外來者。一個美國白人是不會被另一個美國人在紐約大街上問「Where are you from?」 的。

作爲貨真價實的外國人，我第一次聽到朋友談論這個問題時，感到不小的喫驚。因爲別人這樣問我時，我毫無感覺，往往會愉快地回答：「我從中國來」。沒想到這樣一句尋常的問話對一個本土的少數族裔人會造成傷害。可是，在和他們討論之後，我能想像到，如果一個亞裔美國人從小到大被千百次地問到這個問題時，他們內心的反感和自尊心受傷有多麼的強烈。

去年10月，《紐約時報》一位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編輯Michael Luo寫了一篇長文，傾訴自己在大街上因爲不小心擋了一個白人婦女的道，被她大吼讓他「滾回中國去」時的心情。他的文章得到了無數亞裔美國人的響應。

這些事例表明，在美國，種族問題是多麼敏感的一個問題，這也是爲什麼美國人有很多語言上的顧忌的原因，常常被稱爲「政治正確」。但對此，不少新華裔移民和中國大陸生活的同胞就很不屑。他們說：這有什麼呀，說點歧視的話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爲什麼我們需要那麼小心。

說白了，這其實是沒有能站在弱勢羣體的一方去考慮問題，沒有真正體會到維護種族平等的社會的艱難和重要性。不少華裔移民對觸犯了本族裔利益的事怒不可遏，對其他族裔的人面臨的歧視不以爲然。

可是，推己及人，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天會成爲被別人歧視的對象。

像吳教授這樣的活動家，肯定經歷過不少亞裔美國人被主流社會歧視的問題。但他對新華裔移民的境況顯然缺乏同理心。

吳教授在他網上的簡歷中，特意寫明自己是「本土出生的美國公民」 （Native-born citize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這讓我感到，他文中流露的心態並非偶然。他這樣寫很刻意，不知是因爲從小到大被誤解太多而不得不特意強調，還是體現了要與外來移民劃清界線的潛意識？

強烈的迴響

我看到網上有不少回應吳教授的評論，不少華裔反應出奇強烈和憤怒（是的，吳先生文章也提到了這種「憤怒」）。一個評論的標題是《不帶一個髒字！知名華裔教授竟高調羞辱中國移民》，裏面說：「從未看過這麼上檔次的美國華人窩裏斗的文章」。作者說：「我們的確不是一類人，你是美國人，我們怎麼變心底還是中國人。」

除了網上這些言辭激烈的評論之外，其他人怎麼看呢？我也想了解我熟悉的朋友的看法。

很榮幸，我的幾位在美國的亞裔朋友結合自身經歷和理解，坦誠地和我分享了他們的想法。在徵得他們同意後，我把他們的發言轉給讀者們，以期激發更多的討論和思考。他們的年齡在20-50之間。

George （華裔美國移民）

「好吧，他就是說新移民不入主流，或者說自己成流了……這個確實存在，而且國內很多土豪自信心爆棚，根本不把美國放在眼裏，這些確實是事實。他們以在中國時候的價值觀眼光來看待美國社會。中美文化差異大，雙方都要妥協才能接受彼此。本土華裔基本上就是美國人，我自己感覺和他們相處就如同和本土美國人一樣，他們排斥（新華裔移民）的應該是非常少數，當然內心排斥你感受不到。我自己比較排斥白人。老美人與人關係簡單疏遠，很難私下多少深交，整天和老外打得火熱的華人很少，我指像我這樣的同類。除非嫁給老外。語言也是障礙，但不是最關鍵的，是表面因素。新來的年輕人朋友羣廣一些，特別是初高中來的小留學生，語言障礙少，年紀小，人生觀沒形成，所以彼此容易融入。（不過），在美國我可以混的很輕鬆，在國內我會很辛苦，回不去了，回去也是很不適應，各種原因——生活方式、習慣、 觀念，多了。」

Carolyn （華裔美國移民）：

「很有意思的話題，不是嗎？當我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看到的是兩個字：『沮喪』。亞裔美國人對新移民和他們的價值觀格格不入感到非常沮喪，而且新移民對自己的價值觀並不羞於啓齒。我猜想作者是美國長大的。我認爲他應該對兩個羣體的差異性更包容一些。在每個移民家庭的新老二代人中，類似的爭論是家常便飯。在大陸長大和受教育的人顯然更實用主義，因爲缺乏系統性的宗教和價值觀的教育；在像中國這樣同質化明顯的社會中長大的人們，當然對類似同性戀等問題上理解膚淺，容忍度較低。

然而在亞裔美國人和新移民中卻並沒有那麼明確的界線，這兩個羣體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比如紐約梁警官案）的看法是趨同的。很多新移民也在盡力接納和融入美國社會——作者顯然忽視了這一點……新移民確實有一大部分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持不同態度，投票給了川普，但他們也在民主的過程中學到了東西。歸根結底，不論我們的種族是什麼，我們都是人類的一分子。

儘管如此，我個人很理解作者觀點的出發點。大量湧進的新移民，很多來自中國的富有家庭，比老一代的移民內心更傾向於自己的祖國，這要得益於科技的進步和中國在國際上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提高。最終，這一切變化將和中美在世界上的重新定位有關。」

Nancy（化名，土生土長的美國華裔）：

「老實說，我一點也不喜歡這篇文章，甚至覺得它讓人很不舒服。儘管作者聲明『我們要擁抱他們』，但他是帶著自以爲是、自高自大的腔調，還有那麼多刻板公式，什麼『希望他們不喫狗肉』，還有魚翅湯、駕車的壞習慣、摳鼻子之類。而且，我完全看不到作者究竟想說什麼。可能這是因爲我會說中文，而且有很多大陸來的朋友的緣故吧。我從來沒有把大陸朋友視爲『異類』。我把他們看成和我一樣的人，有各種豐富的人生經歷。我認爲這篇文章偏執、牽強、粗魯。而且充滿諷刺的是，它還很具分裂性，儘管它很勉強地懇求別人要包容……」

Michelle （化名，日裔美國移民）：

「我理解他最後的意思，是要讓亞裔美國人調整主張，變得更包容。但我不太明白作者所討論的新一代亞裔的問題，我看不出爲什麼他們不能團結。我之前不瞭解有那麼多新的亞洲移民支援川普，至少在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間，我沒有感到強烈的不同。當然，新老移民價值觀的脫節肯定存在，就像在日本，社會環境和壓力之下的『亞洲工作道德準則』和美國的文化就完全不同。我來美國讀高中的時候，是學校僅有的兩個純亞洲血統的女孩之一。校方沒有對我有任何歧視，但同學之間，我常常聽到有種族意識的語言，比如：噢你數學這麼好，因爲你是亞裔。或者有人很愣地讓你講日語給他聽。這是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我數學好，是我認真對待家庭作業的結果（而不是因爲我是亞裔）。在美國不同的羣體中，我有時像局外人，有時像局內人。」

Amy (化名，韓裔美國移民)

「這真是一個我以前很少深思的問題。對我來說，作者的主張有其合理性。亞裔美國人把新移民放在和他們不同的類別裏，他們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訴求看起來也少有重合。在某種程度上，一些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更長，因此也更融入美國社會，他們似乎對自己的遠方親戚——那些新移民——有一些偏見和傲慢。另一方面，我確實發現一些新來的移民在一些重大問題的世界觀上和美國被廣爲接受的道德或準則大相徑庭。因此，我不見得贊同作者的結論。當人們缺乏共同的身份認知和世界觀的時候，如何能讓亞裔美國人形成共同的陣線？」

吳教授的第二封信

吳教授顯然意識到自己的文章掀起了軒然大波。他在3月22日又在《赫芬頓郵報》發表了一篇回應，這次的標題是：《致華裔新移民的公開信》。

他第一句就說：「我得到了一次深刻教訓，永生難忘。」 他說，看到自己的第一封信被「瘋傳」，覺得很多人誤解了他。

「我原本是想提倡合作」，但是，「單有良好的願望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結果。我沒有足夠的敏感度，沒有預想到我的話會被理解成什麼樣，包括它會怎麼被翻譯和傳播。很多人把我的意思理解反了。「

吳先生說他提出要和新移民合作，不僅僅是出於策略性的考慮，但他之所以說到策略問題，是覺得這樣或許更有說服力。他表示自己是歡迎中國來的移民的，自己的父母也曾經是其中一員。最後他希望大家都能站出來，像這些積極回應他的華人一樣發出聲音。

我不想對他的動機做過多揣測。雖然他對自己的「良好願望」解釋略帶牽強，但也能看出他在試圖挽回第一篇文章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一結果也比較符合我個人對他的判斷。

吳先生的文章讓人看到美國社會不同羣體之間很深的價值觀割裂和對立，在未來很多年，相信這種割裂和對立不會消失，可能還會越來越明顯。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都會受其影響，而每一個人做出的選擇也都在影響著整個社會。

作爲中國長大的人，瞭解這種分歧和它的原因，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多元性。

（注：作者爲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碩士生，香港中文大學金融MBA，前資深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留學生楊舒平的演講，在中國激起了滔天的輿論，網路上的人肉、騷擾之後，似乎已經升級爲一場更大的事件。而在尚存的民間輿論場中，也引發了一番爭議。

在所有的議論之前，不妨先回答一個問題：昆明的空氣到底好不好。答案很簡單，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好，以國際標準來說，差。只要中國人不低人一等，那麼，關於楊的演講，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得到了澄清。

最基礎的事實之後，接下來是最實質的事實：激怒那些人的，到底是什麼？

真的是因爲昆明空氣好，被她說成壞嗎？如果她換一種方式說呢？比如，說昆明空氣不好，但我們中國人正在努力解決問題。本來我們中國人不知道PM2.5，正是因爲你們美國人「別有用心」地在大使館設置空氣檢測儀器，每天播報數據，才使得PM2.5成爲一個問題。這干擾了中國的經濟建設，你們美國人知道中國還有多少工人依靠汙染在生活嗎？

這些論調奇怪嗎？不奇怪，這正是柴靜在《穹頂之下》播出後遭遇的詰問。同樣的討論，柴靜也遭遇了「不能錯一點，否則就是造謠」的套路。稍微瞭解國內輿論場現狀的人都會明白，楊舒平如果真是這麼說的，恐怕沒人去再去計較她所說的昆明空氣質量到底差不差。

所以，真正激怒某些人的，不是昆明的問題，而是她之後關於自由的論述。真正激怒人的，是「自由像空氣一樣」的比喻。如果在一場批評中，批評者都不敢直面冒犯他們的、激怒他們的東西，而只是抓住另一些問題窮追猛打，那麼，這些批評的色厲內荏、外強中乾，這些批評者的虛僞、僞善，那些躲在愛國旗下的小心思，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提醒一下，否定這個推斷，就意味著認同楊對於自由的所有讚美。當然，像和菜頭這樣的人，會巧妙的設置一個「前面撒謊，後面就沒價值了，後面就沒有說服力了」這樣一個並不成立的邏輯，來暗中否認掉楊的演講的所有價值。

但是，首先，楊舒平的演講，前半部分只是一個比喻，其後半部分作爲事實是獨立成立的。鄧小平曾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永不翻案」，但這能否定掉改革開放的事實成就嗎？那麼，同樣的，楊在前面的演講不好，又怎麼能在邏輯上否定掉後面所說的呢？她的論據，她的比喻的確不精確，甚至姿態不好看，但不意味著由比喻引出的事實不存在。不妨退一步，昆明空氣質量全球第一，可那又怎樣？楊舒平演講中所提倡的，不正被她的遭遇證實其在中國的必要性嗎？

楊說錯了麼？民主與自由，分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第二位與五位。難道是錯的，不能說，不能提倡了嗎？如果認同楊舒平演講後面所說的這些價值觀，那前面如何，又有什麼要緊呢？所有的事實都和身份相關，或者更精確地說，所有事實失真的後果，都與身份相關。

某種程度上，她像臺灣作家龍應臺一樣忽視了一些東西，沒有意識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發的認同感。但是，她不是龍應臺，對她的要求不應該如此苛刻。一個微不足道的學生，說了幾句取悅美國人的話，又有什麼關係呢？又怎麼能否定掉其演講的主旨呢？又哪裏能談得上「賣國」呢？

其實，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輿論並不是第一次。在柴靜的《穹頂之下》中，他們只批評數據的某處誤差，爲中國嚴重的空氣汙染辯護；在範雨素身上，他們高冷地只關心文字的好壞，而看不到範雨素文章中的社會現實；在楊舒平的演講中，他們假裝只看到了演講修辭的誇大，而看不到後半部分對自由的讚美。最終，集裝箱大卡車的全產業鏈排汙造假被社會輿論忽略了；範雨素提到的農民工子弟上學問題被無視了；至於到楊舒平，倒還算不了什麼，無非是論證了她的演講主旨的正確性。

楊舒平演講事件，經過幾天的發酵，已經脫離演講本身，焦點變成了對言論權利的態度——正如楊的演講後面所描述的那樣。當然，每個人都有選擇發言角度的權利，這種權利應該得到尊重。但是，面對沿著路徑歷史地發展著的真實的輿論場，話題的選擇，角度的切入，當然是存在價值排序的。這種情況下，一個參與公共言說的人選擇關心什麼，決定了他到底是一個基於某個專業的發言者，還是一個公共話題的參與者，而一系列的選擇，則反過來顯露出他的姿態。順著這個思路，不難發現，和菜頭的選擇之下藏著穩定的姿態。

要順應最大的粉絲羣體；爲了迎合粉絲，一定要激起情緒，不能四平八穩；當然，最後，還要安全不被封號。那麼，在這三種目標約束之下，在楊舒平演講引發的公共討論中，在範雨素的文章之後，能選擇的角度，基本上就只剩下一個方向了。那麼，和菜頭的姿態，真的比他所批判的楊舒平來得更高尚嗎？姿態之外，帶來的社會影響真的比楊舒平更積極嗎？答案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正視楊舒平的演講的後半段，然後給出了更高冷也更具迷惑的批評，認爲楊對自由與民主的讚美，無非是從一種元敘事掉入了另一種元敘事。所謂元敘事（meta narrative），通常被叫做「大敘事」，就是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無所不包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這一術語是由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他認爲，社會現代性的最主要部分是大敘事構成的，但後現代主義卻是以懷疑大敘事（進步、啓蒙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爲特徵的，並以此爲切入點，來對現代性進行「清算」。利奧塔提出大敘事應該讓位於「小敘事」，或者說是更謙虛的、「地方化」的敘事。「小敘事」可以「把目光聚焦於單個的事件上，從而把大敘事拋棄。」

「元敘事」的概念在中國，被有意識地加入了「兩種元敘事是對立但平等」含義的私貨，即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是對立的，但在道德性上卻是平等的，然後，迅速成爲中國輿論場中的「一枝新秀」。且不說元敘事本身的概念並沒有爲價值觀體系的道德平等性作出背書，而且，空氣汙染、孩子上學、個體自由，不正具有強烈的小敘事色彩，是對大敘事的替代麼？然而，不管是範雨素、楊舒平還是柴靜，她們的小敘事遭遇到了猛烈的攻擊。所以，用楊掉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元敘事」來批判她，反而證明了已經異化了的「中國元敘事」的虛僞性，證明了，在中國，連小敘事也不可能存在。

（注：作者是上海法律與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改革開放將近40年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經濟總量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名，但是與經濟高速發展不相匹配，同時也制約經濟發展的是社會建設、發展的落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那麼，中國社會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又有什麼表現？正如醫生看病一樣，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分析問題原因並找出藥方的前提。總體上講，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四個非常鮮明的「症狀」。

一、社會高度分化，固化趨勢明顯

社會學有一個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會分層。從分層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就會發現，當前的中國社會是高度分化的。具體而言，高度分化又有三個特徵：貧富分化，社會個體化、社會空間分割。

第一，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中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估計在0.5-0.55之間。如果以財產爲標準估計，其基尼係數則可能高達0.7左右。

第二，社會的個體化也很嚴重。現代社會一個明顯變化趨勢就是個體逐漸脫嵌於社會。在中國，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網絡技術的進步，傳統的家庭、社區和社會組織越來越難以整合流動的個體，社會的個體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第三，社會空間分割，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也體現在城市內部之間，社會空間的分割有財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這些分化又疊加在一起，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狀況。

此外，社會結構出現了固化的趨勢。雖然沒有任何實證數據可以證明中國社會固化了，但是社會學家們公認的是社會出現了固化的趨勢。那麼，社會固化的最主要表現是什麼呢？主要是社會下層精英無法透過常規方式獲得上升途徑，在教育獲得、職業獲得、財富獲得等資源的獲取途徑上，出現了所謂「精英通喫」或「精英壟斷」現象，優質資源越來越難以被分配到社會中、下階層羣體。例如，近年來出現的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以及社會輿論廣泛討論的學區房、教育階層化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階層固化問題的表現之一。

當然，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一些學者發現，2012年之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基尼係數）有所降低，但是大家猜不出原因（可能是經濟危機或者反腐敗），但這並不會影響到我們對階層固化趨勢的判斷。

二、社會極端思潮泛起，認識差異巨大

社會極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現是關於中國社會的未來改革方向，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觀點，簡單講就是「左」與「右」的分裂。這一點上，網路上的輿情、輿論的表現最爲突出：一些人要重提階級鬥爭、甚至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而另外一些人則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文化基因決定論，有的片面宣揚西方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這些極端化的思潮的背後又都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令人警惕、也令人深思。

很多歷史、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都告訴我們，社會主流觀念需要穩定持續的演進，而不能極端化、倒退或者割裂。社會主流觀念的左右分裂的一個後果就是改革共識的減弱。如今，中國人很難像「文革」剛結束時那樣擁有全民一致的同樣的改革共識了。

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社會極端思潮的泛起，有許多複雜的因素，歷史的、階層的、國際的、技術的因素都會作用於社會觀念。但是總有一個因素是最重要的，結合一些調查顯示，我覺得這個因素就是階層分化。

在改革過程中，社會的中、下階層羣體，儘管獲得了不少改革紅利，但是由於相對剝奪感而出現了較爲明顯的權威主義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他們將改變不公平的社會現狀的希望訴諸於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權威，並呼籲更多的社會保障和公平正義的政策出臺。而與社會中、下層羣體不同的是，社會的中、上層羣體則出現了更明顯的權利意識和參政、議政訴求，他們有的要參與政治保障財富，有的則十分擔心財富的繼承，其選擇要麼是「用腳投票」移民海外，要麼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規模和系統地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他們的這種態度與行爲又反過來加劇了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分化。

三、社會組織體系不完善、不健全

中國的社會組織體系（廣義上的）尚不完善，處在一個尚需發展的初級階段。我說的社會組織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社會信任體系、社會組織體系（狹義上的）和社會教育體系。這三個體系的建設不僅與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高度相關，也對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具有不可缺少的基礎性作用。

社會信任體系不完善，表現爲社會信任的缺失。市場經濟的運行不能離開一個良好的、基於信任而形成的社會體系，當社會信任體系喪失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市場痼疾和問題。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於缺乏行業內部的自我監督和自律，缺乏基礎性的社會信任，在食品生產階段的各種問題往往防不勝防。再如，當前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如醫療、教育等所面臨的社會信任體系構建的問題，十分突出。由於缺乏信任，這些社會關係出現了某種扭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醫改」、「教改」的進程。

其次，社會組織體系尚不發達，這使得行業內部的有效自發約束沒有建立。中國社會慈善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發展儘管近年來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總體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仍然相對滯後。在一些發達國家，非政府組織、行業協會、工會、慈善機構等發揮著政府、企業所不可替代的社會功用。雖然，近年來中國的社會組織發展呈現了數量快速上升的趨勢，但是仍然缺乏相應的制度性規範，仍有相當的制度限制和資源限制。

最後，當前中國教育體系重視大學教育，而不是職業教育，這導致了較爲嚴重的「職業技能缺口」，使得教育與經濟脫節。歷史上看，現代工業的崛起與完整的教育體系、職業協會自治體系密不可分。優良的現代教育體系，不僅會造就人才資源基礎，而且爲社會的發展、經濟的成長創造社會心理意義上的成就動機，從而爲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基礎。

四、社會創新的活力總體上仍然不足

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釋放了大量活力，各種市場創新、技術發明和專利不斷湧現，整體上與計劃經濟時期相比，社會的創新活力躍升了一個臺階。但是，體制、機制的束縛仍然是限制社會創新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社會反應比較激烈的體制性障礙，如戶籍制度、金融信用體系、財稅體制、基礎性資源行業的壟斷、醫療衛生體制、教育等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體制、機制性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破除。

即便在如此具有限制性的條件下，網路及其技術性的創新，已經開始革命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交往和運行的方式，各種新型公司、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但是，網路的快速發展，其背後所凸顯的正是國內貿易體系的不平衡、不完善，統一的國內市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政府能夠不斷改革、破除舊有體制機制的束縛，不斷培養社會創新的文化與社會土壤，那麼中國的創業、創新必將創造新的奇蹟，「中國製造」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成爲「中國創造」，中國經濟也就能夠順利完成轉型。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能夠闖過這一關，中國社會的創新活力也許將是不可估量的。從某種角度講，社會創新的活力就代表著中國國家的「軟實力」，一種需要主動去培育的實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k）

在過去的2016年裏，關於中國經濟的爭論變得空前激烈。年初中國便成爲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大焦點。人民幣在一月初的加速貶值，再加上股市的熔斷，導致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甚囂塵上。進入2季度，由於債市違約的上升，對債務問題的擔憂捲土重來。到了3季度，隨著房價在部分一二線城市加速上漲，市場的焦點轉移到了房地產泡沫。而4季度以來，雖然房地產在調控之後有所降溫，但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話題又再次成爲話題中心。

特別的，在一些關鍵的問題像人民幣，房地產和債務，都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看法。

先看人民幣。一派認爲人民幣貶值主要由於基本面驅動，另一派則認爲人民幣貶值主要由於預期的驅動。 「基本面」派認爲，人民幣在過去兩年的貶值，關鍵在於基本面的變化。那什麼是導致人民幣貶值的基本面呢？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最受關注的是中國經濟下行和強勢美元。當時，市場對中國經濟非常悲觀，認爲中國可能會大幅貶值以刺激出口。同時，國內貨幣政策的放鬆也會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市場當時對美國經濟非常樂觀，認爲美國在2016年可能會加息4次。

但是，中國經濟在新年之後強勢反彈，而美國經濟則低於預期，對美聯準的加息預期被市場迅速下調。雖然中國經濟下行和強勢美元被證僞，但人民幣仍然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下半年以來，隨著對房地產和債市的擔憂日益升溫，房價泡沫和貨幣超發受到更多的關注， 被認爲是人民幣貶值的背後推手。

和「基本面」派不同，「預期派」認爲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主要來自貶值預期，而非基本面。在「預期派」看來，真正影響大多數外匯市場參與者決策的，不是美國加息前景或是資產泡沫這樣的基本面因素，而是過去的人民幣走勢。人民幣貶值走勢和單邊貶值預期的相互強化，自我實現，纔是2015年8月之後貶值壓力陡然增強的根本原因。

「基本面」派將北京同東京的房價對比，得出人民幣具有貶值壓力。而「預期」派則認爲前者所說」基本面「，更像是在貶值預期下，被市場所選擇性相信的」故事「。否則，爲什麼不能從東京的計程車價格是北京的將近10倍，得出人民幣應該升值？「基本面」派指出，中美利差的下降是貶值的重要原因，但「預期派」認爲，從結售匯的主體看，不論是企業還是居民，匯率預期的影響都要遠遠重要過利差。

對於普通大衆而言，「基本面「派和」預期「派的爭論意義有限，因爲這兩派的結論其實是一樣的。那就是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不論是基本面還是預期驅動，人民幣都面臨著相當的貶值壓力。但是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人民幣貶值究竟是由基本面還是預期驅動，則關係重大。

如果是基本面驅動，由於房價不太可能出現大幅下跌，而貨幣超發更不可能在短期內發生變化，那麼人民幣貶值將是一個難以遏制的長期趨勢。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這種情況下唯一的選擇就是實行浮動匯率，停止用外匯儲備去幹預市場。即使現在不放，未來也會被市場力量所倒逼而放。這時，「保匯率還是保儲備」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

但如果是預期驅動，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最關鍵的是打破單邊貶值預期。透過增加匯率的雙邊波動，來告訴市場人民幣能貶也能升。過去的2016年，在美元指數從100跌到93的時候，人民幣兌美元相對穩定。但當美元指數從93反彈回100的時候，人民幣兌美元加速貶值。這種 「易貶難升「的狀態，毫無疑問將惡化單邊貶值預期。這時，」保匯率還是保儲備「的選擇未必存在，反而該出手時就應該出手。一旦預期惡化，出現恐慌性換匯，到那時儲備只有下降的更快。但加強匯率調控，即使短期內消耗外匯儲備，如果可以穩定預期，從長遠來看反而可以減少儲備的下降。

第二，在房地產問題上，同樣存在兩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爲房價上漲主要源於貨幣超發和資產泡沫，另一派認爲房價上漲背後是土地供應的錯配。

「泡沫」派認爲房價上漲主要由於在寬鬆的信貸環境下，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催生了房地產泡沫。而泡沫最終將會破滅。而「錯配」派認爲，資產泡沫無法解釋中國只有少部分城市經歷了房價的大幅上漲，也無法解釋爲什麼發達國家也經歷了貨幣的大幅寬鬆，但房價漲幅卻非常有限。「錯配」派認爲，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資產泡沫，而在於土地供應。現行的土地政策與人口流動的方向出現背離，纔是導致中國高房價和高庫存並存的根本原因。

「泡沫」派認爲，中國房地產行業已經過度投資，由信貸推升的房地產泡沫，最後將導致中國樓市出現類似日本90年代的崩盤。而「錯配」派認爲，中國房地產本質是一個結構的問題，面對的是投資過剩和不足並存的情況，泛泛而言投資過剩或者房價泡沫意義不大。同時，不能忽視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在政府既控制供應又調控需求的情況下，中國房地產的最大風險不在於全面崩盤，而在於財富分配的惡化和對實體經濟的擠壓。

「泡沫」派認爲，2016年一線城市的房價的快速上升，主要是投機需求在驅動，之後北京上海的房價將出現大跌。但「錯配」派認爲，北京上海的高房價關鍵在於供應不足以匹配人口流入。在嚴格的限購措施下，2016年樓市的主導力量，主要是本地居民置換需求的提前釋放，而非旨在快進快出的投機需求。從這個角度看，由於購買力的透支以及政府的打壓，一線城市在明後兩年會迎來樓市的冷卻甚至下行期。但這和東京房價在90年代的大跌有本質區別。如果目前的供求關係不改變，一線城市的房價難言見頂。

第三，對於債務問題，一派認爲債務問題將導致中國重蹈歐美髮達國家的覆轍，出現嚴重的金融危機。另一派認爲中國的債務問題和發達國家存在本質的區別，出現債務危機的風險很小，最大的問題在於嚴重的資本錯配。

由於發達國家在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之後又經歷漫長的居民部門去槓桿，經濟長期陷於泥潭之中。這就使得各方對於債務問題和金融週期的關注，與08年之前相比大幅上升。從2010年開始， 國際金融市場就將債務問題視爲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認爲中國的金融風險正在顯著上升，債務融資的龐式特徵日益明顯，金融市場出現」明斯基時刻「的機會在上升，極有可能會重蹈發達國家2008年危機的覆轍。不談債務問題，似乎無以談中國經濟。

而「錯配」派認爲，「危機」派的看法主要基於發達國家的經驗，卻忽略了中國債務問題背後獨特而深刻的制度背景。正如中國房地產問題的本質在於土地在地區間的錯配，中國債務問題的本質在於資本在企業間的錯配。在」錯配「派看來，中國出現西方式債務危機的風險不大，原因在於中國大部分的債務發生在廣義的國有部門內部，從國有銀行到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借貸。這就給了政府很大的空間，透過類似地方債置換和國企債轉股這樣的措施，在不同部門之間騰挪債務。另外，政府對於金融機構有很強的控制力，並能在緊急時刻進行資本重組，這就降低了對於銀行或者影子銀行的擠兌風險，從而避免出現大批金融機構倒閉的顯性金融危機。

但是，這一體系的根本問題也正是在於資本錯配。就像土地供應存在地區間錯配的情況。目前的金融體系，以國有銀行爲主體，間接融資爲主要融資手段，同時國企和地方政府存在隱性擔保。這種三位一體的構架，導致國有部門資本過剩，但民營部門融資難並存的情況。後果就是，國有部門投資回報越來越低，而民營部門投資增速卻日益疲軟，整個經濟中的資本回報率越來越低，這將導致經濟的長期潛在成長率也隨之降低。債務危機的風險固然需要重視，但更重要的是看到資本錯配帶來的長期惡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爆發債務危機並不值得慶祝，因爲這反而降低了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那麼如何應對債務問題呢？「危機」派認爲應該透過降低信貸增速，從而遏制債務成長的速度。事實上，這也是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結合西方的經驗，給中國債務問題開出的藥方。但在」錯配「派看來，債務是中國經濟深層次體制矛盾的體現，單純遏制信貸增速，無異於揚湯止沸。在現有金融體系下，緊縮信貸時民營部門將首先被擠出，資本錯配的問題只會更加惡化，經濟更可能出現硬著陸的風險。在體制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只有接受信貸增速相對較高的現實。債務成長的代價，不在於未來的危機，而在於當下的資本浪費，所以需要抓緊時間解決剛性兌付和發展直接融資，把資本配置到產出更高的地方。

除了以上三個待解之謎，還有一些問題也有待時間告訴我們答案，擇其大者，

第一，中國經濟的底部在何處。2016年初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非常悲觀，之後的強勁反彈，出乎絕大多數觀察者的意外，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但是也需要看到，經濟的企穩，很大程度仍舊依靠投資拉動，可持續性值得懷疑。中國經濟顯然具有巨大的成長潛力，但潛力能否轉化爲動力，端賴於諸如資本和土地錯配這樣的結構性問題能否得到逐步改善。

第二，通膨的空間有多大。中國經濟曾在2010年到2011年曾經歷過通膨的加速上行，當時市場普遍認爲通膨將持續很長時間。首先，就像現在流行用貨幣超發來解釋匯率和房價一樣，當時也非常流行用貨幣超發來論證通膨壓力將長期存在。其次，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爲，在到達人口的「劉易斯拐點「之後，勞動力從過剩轉向短缺，由此帶來的工資上升也會令通膨壓力長期存在。但是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面臨的通縮壓力都要大於通膨壓力。主流看法也從通膨是長期趨勢，變成了零利率纔是長期趨勢。但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通膨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視野，這一輪通膨可以走多遠，是每個市場參與者都需要關心的問題。而與此同時，中國通膨走勢和全球經濟走勢也密不可分。

第三，全球經濟是否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金融危機之後，主流看法起初認爲經濟可以很快復甦。這種共識導致像IMF和美聯準這樣的機構，總是過高估計反彈的持續性。在屢屢失望之後，美國前財長薩莫斯提出的「長期停滯」理論逐漸深入人心。該理論認爲由於人口的老齡化和技術進步的停滯，全球經濟成長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因此通膨和利率也將處於低位。過去幾年的油價暴跌和美聯準加息次數每每低於預期，似乎驗證了薩氏理論的預見性。但2016年以來全球經濟和商品價格出現了持續反彈，而且在川普當選總統後，全球金融市場對於通膨的預期也在持續升溫。「長期停滯」理論是否還適用，還是全球經濟已經走出了這一狀態，新的一年都會帶來新的認識。

無論如何，當下無疑是研究中國經濟最好的時候。無論是問題的挑戰性，還是結果的重要性，都是空前的。不論是哪一派，可能都只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只有雙方的不斷交鋒砥礪，才能讓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刻，從而不論在政策制定還是金融投資上，都能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亦可參考作者所撰寫「理解人民幣匯率」，「中國房地產是不是泡沫」，「中國債務虛與實「）

本文編輯 jin.xu@ftchinese.com

4月1日下班時分，中國人正從一天的愚人節玩笑中抬起頭來，準備下班，迎接隨後的清明小長假。一個震撼性的爆炸訊息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雄安新區，級別比肩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

各種分析聲音隨著這個爆炸性訊息的推出而展開。很多負面例證被迅速提出，例如中國至今已經有十幾個新區，再如北部中國的政治生態根本不利於自由市場的充分生長，再如十年前曾傾注力量建設也曾有大型國企入駐的曹妃甸早已成了荒無人煙的「鬼城」，再如根據中國的政治生態，五年後這裏還能否從國家層面的高度建設還很難說……質疑一個新生事物總是容易的，但整體而言，市場上的興奮多於質疑。

浩浩蕩蕩的買房考察團無視網上關於「商品房停售、戶口凍結」的資訊，在羣裏相約好清晨出發。分析師們在連夜趕製行業報告，計算誰將從這場盛宴中挖出第一桶金。他們對這個剛剛冒出頭來而至今仍是一片洋澱的新區所給予的評價是：大手筆。

無論成敗，雄安新區都抵得上這個評價。

這是一個非常合乎現實邏輯的政策指向。多年以來，整個北中國乃至整個中國，都沒有這樣強勁而明確的成長預期了。對此的心理渴求甚至遠遠大於現實利益。

中國南方的珠三角和長三角，你追我趕地站在經濟發展的前列。但整個北方卻一直沒有這樣的亮點。北京是整個長江以北唯一一個大型一線城市，卻沒有起到像上海、深圳那樣的資源釋放作用，反而產生了巨大的虹吸作用，攫取京津冀三地的資源。巨擘四周寸草不生。毗鄰北京的河北和天津，因爲政治生態和人員觀念素質的落後，始終沒能發展出足夠的經濟實力，相反還被北京吸取了不少養分。

距離北京只有30分鐘高鐵車程的雄安新區，理論上就起到這樣一個承接作用：這裏第一步將接收北京轉移過來的央企和部門，但這些機構並不直接產生效益，也無法構成經濟鏈條，只能起到聚攏人氣和提升地區品質的作用。更大的生態演化，更核心的要點，都凝聚在下一環。

在官方稿件中，如果你只注意到「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而忽視「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這一句，就會看不到雄安新區設計初衷的根本所在。

如果說先前在通州建設的副中心主要用於接納從北京版圖上剝離出去的市屬行政機關，那麼雄安新區的核心要義絕不在於接納從北京剝離出去的產業，而在於在那裏建設出一個以新移民建設力量爲主、以高階和發展態勢產業爲先的經濟活力帶，進而尋求由這片經濟活力帶促生出京津冀地區甚至更大範圍內的發展活力。

事實上，這也是整個北部中國最爲欠缺的。有「共和國長子」之稱的東三省、曾憑藉煤炭和礦產資源暴富的晉冀地區，都在新的經濟時期陷入了後勁不足、成長乏力的困境。而只有在這個地區注入新的經濟力量，讓它與原有格局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組合，才能使得這片地區不至於陷入更大的困境。

用人上也能夠看出這一點，和對北京建設行政副中心所要求的執行力不同的是，對雄安新區的要求是它的創新力。主管和直管領導分別擁有深圳和天津兩個新區的操盤經驗。給他們的工作指標中，革新大於執行和守成。

2013年起，一家突然崛起的網路公司，將一個詞語帶到前臺：「生態化反」——由公司調動力量形成能夠內部循環和自我提升的生態圈，並使得整個公司的生態環境生成化學反應。這個說法讓人將信將疑，但即使最質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方式有其內在邏輯，也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

而此次雄安新城從理論上給京津冀乃至整個北中國帶來的最大預期，就是這樣一種「生態化反」的作用。爲此，將有空前的財力支撐和行政資源爲其保駕護航。當然，它也將同時面對更多積習和舊體制的掣肘。

從更高層面上說，已經保持了30多年經濟成長態勢的中國，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說都是一個奇蹟。在這個過程中有無數人質疑這種發展模式的科學性，它也的確在現實中暴露出了過於粗放、資源密集浪費、創新乏力等缺陷，然而這種發展方式和它製造出來的速率，讓中國迅速成長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間也一定有超越了現有理論而做出的實質性創新。

從2014年開始，中國官方就一直在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這實質上是對於傳播中國經驗和推廣其價值觀的內心渴求。因爲從政府的立場上，感覺到的是理論遠遠跑輸實踐而帶來的「內心惆悵」。

這些年來的發展方式，概而言之，就是讓政府站在市場經濟的最前列，直接介入甚至乾脆直接從事經濟生產，以舉國之力調遣資源、調動人口，並以舉國之力爲政府決策進行全套的開路、反饋、調整和最終的兜底。在這個過程中，有敗筆有弊端，但是也有著幾何級數的經濟增速。這種經濟層面上的政治賦能，一直被稱爲「集中力量做大事」。如果將這種資源調配方式下的發展邏輯視爲中國特色的話，我們能夠直觀地看到它在單純經濟層面所獲得的巨大成功。

而這次雄安新區的成立，將是這種模式的最終極動員和最根本檢驗。在那片遠期規劃中要比深圳大出四平方公里的地區投入的，會是30多年來積攢下的實踐經驗和雄厚財力。

而與以往特區建設道路完全不同的是，國家層面的行政力和財富力都更爲雄厚，也更加不帶絲毫掩飾地參與進來，併成爲主導這次新區變革的開端力量。換句話說，在雄安新區的生長過程中，引導這片土地發生鉅變的將不再是千軍萬馬組成的「拓荒牛」，而是巨大的國家賦能和資源引導。這是一次國家實力作用於經濟實踐的巨大社會試驗田。

在此期間，作爲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只需要看自己是不是要追，是不是要跟。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原地不動，坐視巨大的財富在政府支配下從地面上滾滾襲過，而你成爲被裹挾的人之一。難得的是，對於整個京津冀地區乃至北中國而言，雖然困難很多，掣肘無處不在，但整體規劃的思路非常清晰。要知道，遇到一個一切都打明牌、出明示的莊家，對於所有身在局中的人，都是一件幸事。

毋庸置疑，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巨大的財富損耗，有不少的BUG，在漫長的生長過程中隨時有「歪樓」的可能，有再也回不到初始規劃的風險。在此期間，會有很多家庭、個人或企業的離合悲歡，但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一種爲北中國乃至整個版圖再度激起活力的可能性。

至今爲止，官方傳達出來的資訊有如下這些：不要炒房，如果決定參與其中的話，要帶著你的腦力和體力而非財力去。不要「貼地飛行」，那裏直接的立足點就是高精尖產業，不排除政府的支援會造成類似光伏、新能源汽車這樣的資源重配和浪費，但是在此期間醞釀的是巨大的財富流轉契機。

改變既有利益格局，意義雖重大，過程卻艱難。至今爲止，雄安新區仍然是一個令人將信將疑的長遠規劃。「將信」的地方在於，這一舉動是在反腐初見成效、領導核心地位已經樹立、新一代領導集體即將組建的前提下，挾威勢掃蕩而下的，有一定的實施基礎。而「將疑」的地方在於，大到世界經濟變化、國內政治版圖變化，小到建設過程中的固有觀念桎梏、地區本位思維等，都有可能將這個設想帶偏。畢竟，至今爲止，以行政力量生生造出一片新城，並且力圖帶動周邊成爲新的活力促生點的做法，在全世界範圍內也並無先例。

以未來20年爲限。雄安新城將成爲一片100平方公里至2000平方公里的伸縮可定的試驗場。它將真實地驗證，由政府直接主導經濟行動、規劃經濟版圖這種看似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卻在既往30年創下中國經濟奇蹟的做法，能夠在現實中再走多遠。而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既是實驗者，又是見證人。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從2008年至2016年，中國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全國層次的行政、金融調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於三次。到了2017年，樓市調控似乎比房地產市場本身更加失控，限購限售、信貸調控、庫存調控、「一城一策」以至「一城多策」，產生了租購同權、租購併舉、共有產權的多樣住房形式。

這樣的調控節奏和頻率，恐怕在經濟調控史當中前無僅有，結果是房價在有形之手的干預下大起大落。如果說軋平經濟週期、消除經濟泡沫纔是調控應有的作用，那麼如此頻繁、臨時、藥不對症的調控本身就是一種過度繁榮的泡沫。行政干預需求過度旺盛，帶來了大量的調控泡沫，它纔是中國樓市真正的灰犀牛。

一、調控背後的民意之爭和「窮人陷阱」

政策調整的本質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政策調整總會面對不同羣體的不同判斷。大幅降低房價，低收入羣體會歡呼雀躍；房價繼續成長，中高產階層會喜上眉梢，作爲一個在乎民意，不想捱罵的決策者，他會如何行事？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多半會選擇「打左燈，向右拐」。

所謂「打左燈」，是要放出打壓房價的口號、做出干預市場的樣子，所謂「向右拐」，是要在背後儘量維持現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衝擊。無論是廣州出臺的租購同權，還是北京出臺的共有產權都是「打左燈、向右拐」，背後都有籠絡民意、利益調和的影子。

租購同權看起來是對窮人有益處，畢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遠遠多於買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擴大了自己的支援基礎。窮人也會覺得歡心鼓舞，畢竟租房就可以享受買房同樣的收益。但是，低收入羣體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購同權並沒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給的資訊，沒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學校、醫院，也沒有改變戶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後的結局多半是房租和房價都會上漲（詳見FT中文網7月24日刊文：租購同權將走向自我否定）。事實也正和預判的一致，南方日報一篇文章報導了政策出臺後廣州城九區8月份的房價統計，二手住房和租賃市場的價格環比成長分別爲3.9%和2.7%。

共有產權房更是如此，尤其是「共有」兩個字隱隱看來是計劃經濟的回頭。可是，共有產權房的實質是將金融槓桿轉換成了財政槓桿，即財政資金或者說土地出讓金的讓渡來支援低收入羣體買房，這麼做的結果實際上是坐實了既有房價。另外，共有產權在極力地調和市場和計劃，可是真正的窮人能夠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萬分之一的價格獲得對價的產權，並獲得房屋的使用權嗎？結果顯然是否定的。

政策往往「打左燈、向右拐」的原因，是由於在當代社會結構當中，中產階層肩負補貼窮人同時反哺統治階層的重任。一個最好的社會結構必然是中產佔勞動人口的多數。很少有決策者願意直接犧牲中產階層的利益。更好地補貼低收入階層生活狀況的方法，是不斷的壯大中產階層去創造更多財富，纔能有更高的份額用來社會救濟。如果總是以一次性剝奪中產的方式來爲低收入羣體洩憤，並以此來獲得政治上的聲譽和支援，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社會所有羣體的共輸。如果稀缺資本獲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貧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羣體所接受，往往會帶來一系列「打左燈、向右拐」的政策，從而使得窮人的收益進一步降低。這就是收入再分配領域的「窮人陷阱」。

這樣的事情早就發生過。從2008年左右興起的經濟適用房建設，看起來是爲低收入階層解決住房問題，實際上卻帶來了大量的尋租空間。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與治理中心2015年在30個省會城市開展了公共治理調查，其中涉及到保障房在不同羣體之間的分配機率，其中北京市的保障房分配結果如下圖：

可見黨政機關及事業團體的中高層纔是最有機會獲得保障房的羣體，要遠高於窮人階層的機率。在具體數值上看，窮人還是分配到了一些保障房，但是以租賃型住房和郊區偏遠住房爲主。那些建在市中心區的，具有完全產權的經濟適用房，即是最大的尋租房。假設這些經適房只要沒有分配給最窮的人就是腐敗的話，那麼該項腐敗金額將以兆計。當下興起的公租房、共有產權房，其承諾的社會收益越大、與產權房的收益越相等，便會引來越大的尋租和腐敗。也正是由於這個背景，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茅於軾先生曾經說到，「公租房最好不要建獨立衛生間」，結果成了全民公敵。

因此，樓市調控萬萬不能將民意，無論是中產階層的民意還是低收入羣體的民意，作爲某種政治籌碼。「打左燈、向右拐」並不能真正幫助窮人，反而會引致更大規模的腐敗。而真正的「打左燈、向左拐」，以所謂共有及類似形式走上計劃經濟的老路，恐怕會成爲真正的經濟「灰犀牛」，其結果的不確定性是無法估計的。無論從當下的樓市調控，還是國有企業領域的改革，計劃經濟的因素以及帶來「窮人陷阱」民意在不斷的擴大，不得不令人警醒。

二、樓市調控的目標和方法避重就輕

上述的民意問題，還只是樓市調控的次生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房地產市場？目前還未有明確眉目的房地產長效機制，如果不能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類似的調控泡沫還會不斷出現。其實，不止在房地產市場領域，整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增量改革雖然帶來了非凡的成就，但其負面結果是過於依賴朝令夕改的政策調整，而真正成熟的市場經濟所依仗的基本原則卻從未予以根本的確認。

本輪政策調控的基本緣由，一是認爲中國的房價遠高於收入，即房價收入比過高；二是認爲房地產市場利潤回報遠高於其他行業，即房市「過於繁榮」。問題是，在這些簡單的除法比數中，提高居民收入也是降低房價收入比的方法之一，提高其他行業的利潤和繁榮水準也是降低房市的利潤回報比的方法之一。可是，在官方的政策解釋當中，毫無例外地選擇了限制房價和抑制房地產市場發展。可是，真正的問題卻全部在於，爲什麼居民的收入水準趕不上房價的上漲？爲什麼其他行業的回報趕不上房產的回報？

先從居民收入和房產增值收入說起。根據社科院《社會藍皮書》的調查，2016年受訪家庭住房自有率爲95.4%，其中城鎮家庭住房自有率爲91.2%。也就是說，普通居民既在市場上獲得勞動收入，同時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又是房產所有者。房價的普遍上漲使得大多數人的資產增加了，而且增加的速度快於居民勞動收入或工資所得，同時沒有造成通貨膨脹率（日常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可以說這一過程是很大的經濟發展成就。房價較快上升，是快速城市化社會的正常過程，而並非巨大的經濟失敗。

刨除金融因素外（下一節另行展開），這一過程的最大問題是經濟成長紅利的分配不均，以及由此最終造成的財富差距的拉大。農村人口的房產價值不能在市場上變現，大城市的房產價值增加大大快於中小城市。從這個角度看，居民收入的上漲遠遠落後於房價上漲的原因，就在於城市建設權的不平等，而並非房價上漲過快或者租購不同權。農民沒有權力建設城市，他們不能自由決定如何使用耕地和建設用地。中小城市在較低的行政層級當中無法自由支配當地財政、金融和土地資源。

如果只有大城市的人和政府纔有能力動用更多的城市建設資源、分享城市化的好處，農民、其他城市的居民又如何能繼續提高收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正是指的這一現象。可當下所有的房地產調控毫無例外的迴避了這個問題。

再來看房地產市場的所謂「過度繁榮」。這裏的問題是，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是其他市場衰落的原因嗎？並無證據表明，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替代了其他市場的成長空間，相反地，對於一個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來說，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往往意味著整個經濟體的蕭條和衰退。其他市場的不振，對於轉型當中的中國來說即是民營經濟的不振，因爲只有民營經濟才真正處在「市場」當中。能源、電信、金融等同樣可以過度繁榮的領域並未真正向市場開放，居民和民營企業在改革之後積累起來的資本只能湧向房產市場。

以上判斷並非信手拈來，天則經濟研究所民營企業家中心在2016年開展了民企生存發展環境調查，在全國問卷調查的336位民營企業家當中，對當下市場向民企開放程度的打分只有4.55分（滿分10分），經營過程的金融支援度得分只有3.06分（滿分10分）。這些數據表明，民營企業家並非不願意向其他領域開拓市場，他們既面臨著市場門檻的准入，又面臨著微觀上的金融抑制，只能將積累下來的資本投入到房地產市場這個唯一開放的市場當中。在該調查當中，有超過94%的企業家選擇將房地產市場作爲主要個人投資領域。

事實上，凡是市場較爲開放的領域，民營企業家總會想到辦法使其繁榮起來，比如當下如火如荼的移動互聯經濟，正是處在了原有的體制之外才有了今日之生機。偉大的馬克思也論述過，資本的逐利性總會使得各個行業的利潤回報率相等。因此，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繁榮也是一個僞問題，其他市場的國有壟斷、行政壟斷纔是束縛整個市場活力的源頭，打壓房地產也並不會帶來其他領域的繁榮，只能失去一個碩果僅存的投資管道而已。

三、漲價去庫存加大了債務和金融危機

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另外一層重要原因是房地產市的債務環節帶來的金融風險。按照麥肯錫的估算，中國各部門總負債已經到達GDP的2.8倍，其中企業債務約佔到GDP的1.2倍，總負債中約有40%至50%的部分來源於房地產項目。如果按照融資成本平均爲5%來計算，企業和居民部門的收入成長的很大部分流向了金融體系用於還債，變成了金融部門的收入。當前金融部門的增加值佔GDP之比超過了9%，這一收入水準已經高於了次貸危機時期的美國。如果GDP成長不夠快、收入水準提高不夠快、房價成長不夠快，清償債務可能會成爲潛在的問題。

債務問題和貨幣擴張是一個問題的兩面，M2中得以擴張的銀行資產部分，來源於企業和居民的負債。或者說，M2當中得以擴張的居民和企業儲蓄部分，正是來源於銀行的負債。從貨幣增量的方面來看，2007年至2016年的這十年來，M2增速年均近18%，實際GDP增速爲9%，通貨膨脹率爲年均3%。按照一般的貨幣中性的原則，貨幣增速應當大體等於名義GDP成長，即12%左右。實際當中M2的增速已經大大超過了中性的擴張速度。

分析以上數據，可以得出兩個結論。首先是以目前房地產市場與金融體系之間的關聯，房地產市場仍然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綁架」金融體系及國民收入成長。如果不進行進一步的寬鬆和刺激政策，房地產市值的快速下降不僅會大大影響經濟成長速度，而且有可能造成社會財富的大量蒸發而陷入經濟危機。而如果反之進行進一步的量化寬鬆，則可能造成資產價格進一步的上漲，強化金融風險。這其實將貨幣和財政政策陷入了兩難。

第二個結論是，從負債數據來看，房地產市場的確隱藏著較大的債務風險，因此有節奏的降槓桿（去風險）、去庫存（夯實價格）是題中應有之義。問題是，降槓桿去庫存應該是同時發生的，但在現實中發生的卻是加槓桿去庫存，即漲價去庫存。這也就是說，在房價上漲的區域金融槓桿實際上並未降低，二、三、四線城市的房價依次驟漲正是漲價去庫存的結果。爲了夯實當前價格，金融風險首先被放大，然後依次將壓力轉移到了更低一層的城市居民手中。

如果說將風險向居民部門偏移是有意發生的，不得不說這裏面似乎違背了政策倫理。股市和房市本應是一國居民分享經濟成長的管道和機制，結果成了收割財富轉移風險的機器，實在令人失望和心寒。

而在總負債當中的企業負債部分，主要來自於共有部門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負債。而居民部門的房產負債，是由於改革以來的收入積累和制度變革已經讓居民開始瞭解持有資產的價值。可是30年後，當他們來到市場上，發現只有房產是最穩定最方便的投資物品，別無其他了。壟斷利潤基本被國有企業所把持，基礎設施所帶來的回報繼續投入到新的基礎設施當中，很少會直接外溢給居民部門。

說房地產市場是資金的蓄水池是不夠嚴謹的，除去央行主動的擴張性貨幣發行外，債務和資金擴張是被動的，主要來自於經濟成長帶來的產品增加、資產增值，它們都需要更多的貨幣予以應對，在一個繁榮的市場經濟裏，各個行業都應該是貨幣的蓄水池。而當下中國在房地產市場上積累了那麼資金，不僅暴露了投資拉動型經濟的經濟自我循環，也暴露了留給市場的發展機會少之又少。

因此，從金融和負債角度看，房地產市場積累的風險予以疏解，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靠宏觀經濟體制的轉型，減少共有部門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衝動，賦予市場更多的空間和機會。同時要降低金融部門的壟斷程度，金融機構之間的充分競爭可以減少其他領域的還息和債務壓力。

四、怎麼辦？

綜合以上分析來看，所謂包括出臺房產稅、發展租賃住房在內的長效機制，並非是真正的長效機制。在漲價去庫存之後，再透過房產稅等措施保護財政收入、消弭居民部門的資產收入，其實是小聰明大失誤，只有機巧沒有原則。而那些看到政府嚴格調控就靠消費「房價大跌」來博人眼球的學者也並非真的學者；那些努力在市場和計劃之間不斷調和的嘗試總會無功而返。

城市化的過程遠未結束，改革空間仍然巨大，轉型紅利尚未完全釋放，「新週期」、「新常態」的說法避重就輕，似乎在爲拒絕更多的改革、更高的成長找藉口。更好地保護窮人、提高居民的收入及降低房地產市場的債務和風險，其所依賴的長效機制應當包括以下幾條：

第一，賦予地方政府和當地居民更多的發展權利，尤其是城市建設的權利，透過放權讓利讓更多的人收入增加、持有資產；第二，可以在當下保留土地的公有制，但要進一步明確和保障私有財產權利，而非繼續保留土地使用70年之後的不確定性處置權；第三，改變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給，而非將財政繼續投向壟斷利潤經營領域；第四，進一步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真正落實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平等市場地位，給民營企業真正的發展機會和空間，而非透過所謂混改等方式帶來新的不確定性；第五，放開金融壟斷部門的進入壁壘，減輕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對資本的低效使用和債務問題。

沒有涉及以上層次和領域，或者未有爲以上改革目標做鋪墊的所謂長效機制，都是避重就輕的調控泡沫。

（注：作者是天則經濟研究所法律與治理中心副主任，中國奧地利經濟學50人論壇研究助理。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做的報告凝聚全球的目光，亦是當下資本市場最爲關注的焦點。原因在於本次黨代會產生的新一屆核心領導班子將引領未來中國政治風向和改革進程，而習近平此次黨代會上的講話則是窺見中國領導人未來五年施政理念的良機。同時，鑑於過去五年來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大幅提升，未來五年中國的政策取向或將更加深刻的影響全球市場與發展。

縱觀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筆者將其歸納爲兩大主線，一是對過去五年的成就總結；二是對未來五年施政綱領的闡述。

五年成就跨越初級階段

習近平在本次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新時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標」令人耳目一新。如「新時代」聚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共同富裕、民族復興、世界舞臺五個關鍵詞，「新目標」進一步提出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在筆者看來，諸多「新」提法意味著更上一層樓的挑戰，亦凸顯了領導人對過去五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認可與制度自信。

實際上，不難發現，過去五年來，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是日益提升的，甚至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出現了對發達國家彎道超車的態勢。毫無疑問，五年的巨大成就，使中國跨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正向中級階段邁進。

正如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貢獻率超過30%，一帶一路、亞投行、G20峯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峯會等展現國際影響力等等，均體現了過去五年經濟領域的重要成就。

而據筆者觀察，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方面也有明顯提升，具體體現在，一是出口全球份額佔比大幅提升。筆者曾在早前專欄文章《金融危機十週年的三點反思》對此進行了充分闡述。在筆者看來，雖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曾一度低迷，但在全球比較來看，競爭力反而提升，十年間，中國出口份額佔比從2006年的8.1%上升至2016年的14.3%。相比之下，主要發達國家表現黯淡，美國出口全球佔比基本穩定在9%左右，德國、日本份額甚至出現下降。

二是中國消費市場釋放潛力，成爲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從零售市場來看，十年前中國的市場份額僅有1兆美元，是美國市場份額的四分之一，而去年中國的零售市場已經約5兆美元，接近美國市場份額，而考慮到今年美元貶值和中國零售市場成長態勢，預計今年中國將成爲全球第一零售市場，這使得任何國家對發動中國的貿易戰都將審慎，畢竟一旦貿易戰出現，錯失中國市場，可能最終受影響最大的是貿易保護國的利益。

三是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得益於中國經濟上競爭力的增強，五年來中國在金融與全球治理方面的話語權大幅提升。如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納入美國貨幣政策走勢的考量；而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的提出，G20會議、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的舉行，以及美國川普上任後公信力下降，歐洲深陷難民問題、脫歐問題等困擾，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已發揮越來越強的領導力。

四是反腐提高經濟效率。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到，五年來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使得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築，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

回想起反腐之初，市場普遍擔心反腐對於消費的負面影響，如今看來，中國消費並未受到衝擊，反而轉型升級在發生，如茅臺、五糧液等如今受衆更廣，盈利大幅增加；餐飲、奢侈品需求也伴隨著居民收入增加而變得十分火爆。此外，反腐對經濟效率的提升，降低尋租空間的效果是明顯的。

五是經濟新動能的出現。習近平十九大報告中提及過去五年推出的1500多項改革舉措對於中國經濟今年以來好於預期是有所助益的。中國經濟向好態勢超出預期，既有傳統基建與房地產的支援，也與新動能有關。

近幾年，中國高鐵、行動支付、共享經濟以及網購被成爲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這些中國發展的領先領域就很好的詮釋了這一判斷。一方面，中國對於基建投資的投入是全球領先，截至2016年底，中國高鐵里程達到2.3萬公里，佔世界高鐵總里程的60%以上。而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速度也是全球領先，中國行動支付佔比77%，高於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在中高階消費、共享經濟等領域已產生新的成長點。

邁向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的新要求

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成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先前維持了36年的提法是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成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對比來看，不難發現，人民需求方面從物質需求到美好生活，供給方面從落後生產到不平衡發展，體現了未來經濟方面的施政綱領或將更加註重促進公平，更加註重成長的質量而非僅僅是速度的提升。

在此框架下，筆者認爲，未來經濟政策方面可能會更加註重收入分配問題、環境問題以及房地產問題的解決，這些是從量到質的鉅變，也是邁向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的新要求。

首先，收入分配是不平衡產生的原因之一。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基尼係數也在不斷攀升，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強調未來將更加註重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在筆者看來，便是調節當前收入差距過大造成的矛盾。

二是注重綠色發展。大城市病與環境汙染問題一直是近兩年政策重要著力點，造成這一問題背後的原因在於以往粗放型發展過度透支了資源環境的可承受範圍，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等，體現了未來對於環保的重視與力度會更強。而京津冀一體化，特別是雄安新區建設或將成爲打造新的成長模式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三是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管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在筆者看來，過去十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幾輪大漲都加劇了分配不公，而自去年以來，政府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預計未來，房地產長效機制的推出會加快，房產稅也將配合財稅改革加快有望加快落地。

總之，習近平此次十九大報告勾畫了未來五年甚至三十年的施政綱領和藍圖，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國際方面，更加註重國際規則的制定與發揮全球影響力，國內方面，從以往過度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向更高質量的成長以及更加平衡的分配轉變，而這些新的理念將會在未來五年加速落地，引領中國邁向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即小康社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共「十九大」的召開，揭開了中國政治新的一頁。習近平的報告宏圖盡展，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躊躇滿志。

當然，任何頂層設計都離不開基層的理解支援與貫徹執行。因而，基層的政治生態也很重要。

過去五年，中國基層在勤政善政、風清氣正等方面發生了許多積極變化，但一些消極現象也呈現出普遍化和趨勢化的苗頭，值得重視。

基層「運動會」

基層是中國黨政工作的第一線，工作忙累原本也屬自然。

不過，近年來這種忙累似乎已超乎常態。「累得像條狗」、「最近忙嗎」、「悠著點」愈益成爲中國基層工作人員自嘲或彼此問候的流行語。

在中國推進「精準扶貧」期間，雲南一位鄉鎮女公務員的幼子發燒三天，卻不能回家照顧；一名碩士畢業生考取了家鄉縣政府公務員不到一年，原本肥碩的身軀消瘦到嚴重「變形」；今年國慶期間，一名基層公務員在微信朋友圈轉了這樣一篇文章：國慶長假：一個基層公務員的遐想！甚至，已有部分基層公務員提出辭職，其動因不是「下海」，而是「上岸」……

這些，較爲真切地反映了當前中國基層人員的辛苦疲憊以及內心無奈。

令基層疲憊的，首先在於基層思想政治工作的劇增。

近年來，基於加強中共黨建、意識形態工作以及全面維穩的需要，中國全面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由於基層工作的特殊性，造成基層不得不以更多的投入來實現這些工作的最終落地。甚至由於本輪思政工作的高要求，還造成基層不得不增加大量的「補課」工作，如學習黨章黨規、健全黨員（成員）資訊資料等。

單就基層維穩而言，基於「管好自己的人」、「不能出事」的硬性要求，基層似乎已進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狀態。以筆者相對熟悉的高校爲例。從學校，到學院，再到班級；從輔導員，到班主任，再到班委（以及各級團學組織），安全問題可謂會會講，天天抓，人人加壓。每逢大小節假日，更是不斷地下發安全通知，不停地要求召開安全主題班會。在基本以成人爲教育對象的高校似乎要變成超級幼稚園！

在思政工作急劇增加並常態化的情況下，基層人員的工作乃至生活不得不轉入高速運行。

其次，在於基層基本業務的同時增加。

思想政治工作的增加，並不意味著基本業務的減少。實際上，中國在加強思政工作的同時，也同時加強了對各級公職部門業務工作的要求。特別由於全國範圍內對「創新」工作的重視強調，造成基層新工作、新任務和新要求的層出不窮。而在泛政治化濃厚的氛圍中，對這些新增工作又不能不認真對待並高度投入時間精力。

第三，在於上級組織下達任務要求的齊頭並進。

大而全，小而全，是中國行政體制的基本特點。這意味著一個基層組織要同時面對衆多的「婆婆」。同時基層雖小，功能也必全，否則無法和上級對接。這樣便形成「上有多條線，下縛一隻蟲」的現象。在當前強化中央權威、強調執行力的環境下，加之電子化辦公的高速便捷，往往造成不同上級部門安排的工作任務同時併發，並且基本上都有在相近日期完成的硬性要求，這便造成近乎單一執行主體的基層分身乏術，疲於奔命，加班加點成爲常態。

第四，在於大量重複性工作的存在。

在中國，一貫強調事物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新已布，舊難除」似乎已成爲一個普遍的現象（法律法規除外）。不論是公職機構的增加（職能有疊加），還是組織換屆或主官換人，一般都會出臺新政。即使上級組織和主官不變，在當前「創新政治」環境下，基層組織也都積極開創「新」的工作。問題是，一方面是「新政」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是過去既有的相似相近的「舊政」又往往不明確取消，造成基層大量工作的重複疊加。這種「只做加法不做減法」的奇怪現象自然也會加重基層的工作負擔。

如果說當年仇和主政昆明時，其「開運動會」式的行政風格曾經令整個昆明市的公務員叫苦不迭，那麼近年來中國基層似乎都進入了「運動會」工作模式。工作劇增，時間緊迫，要求剛性，基層人員在各種會議、檢查、考評以及常規工作之間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加之政治與安全高壓，廣大基層人員可謂身心俱疲！

值得思考的是，基層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事情？爲什麼會這麼忙呢？

民不聊生固然不好，「官不聊生」就好了嗎？

基層「痕跡主義」

基層疲憊會產生（或強化）許多負面現象，其中之一便是「痕跡主義」在當前中國基層的流行。

在當下中國，做什麼事情固然重要，但關鍵的是要留下痕跡。比如一項工作完成了，要留有文字記錄（材料），最好配有照片或影片。否則事情做了，而沒留下痕跡，工作和成績都可能被「歸零」。因此，在當前基層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任何工作不論其有形還是無形，都要專門抽出時間備份「痕跡」。這無疑也是增加基層工作的一個方面。

當前，隨著上級工作安排的增加，上級對基層進行的檢查、考評也相應增加，而上級難以（或不願）長期親臨基層工作實際，只能考評工作「痕跡」。因此，考評成績基本上取決於基層材料準備的齊不齊，準備的好不好。自然，基層也就把重心放在了保留「痕跡」的工作上。

當然，如果作爲實事求是的工作記錄，「痕跡」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有人保留痕跡，有人補錄痕跡，有人乾脆無中生有，製造「痕跡」。

那麼，人會在什麼情況下趨於造假呢？無非出於私利、能力或者精力（時間）的考量。長期面對過於繁重且要求剛性的工作任務，當前中國基層少見建設性的「權利」抗爭，更多的是「伍德運動」式的消極怠工。人爲製造「痕跡」便成爲應付工作最爲省時省力的做法。而耐人尋味的是，即使那些摻假的「痕跡」很多也是利用工時之外，加班加點趕製出來的。

其實，「痕跡主義」並不是什麼新事物，而是形式主義的再度泛起。作爲當年毛澤東及早期中共堅決反對的現象，形式主義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在基層卻有進一步發展的態勢。前段時間一對（公職）新人因在洞房之夜手抄黨章而成爲網紅的故事，也許可以引發更多的思考。

在「運動會」式的工作模式下，基層各種講形式、走過場、機械執行、草草應付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不過，這顯然不利於近期中國高層大力倡導的工匠精神的發揚。

吳敬璉先生曾經指出，中國人跟形勢跟得比較緊，卻很少認真關注和研究對中國有深遠影響的基本問題。

試想，在形式主義大行其道的環境下，誰還能夠靜下心來對基層的基本問題、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基層「無聲」之怨

忙累之下，少不了抱怨。

不過，在當前的國內環境下，公開的直接的抱怨在基層並不多見。但細心觀察，能夠感受到基層私下的、委婉的或者略帶自嘲的牢騷和抱怨。

工作時間，高速運轉；工時之外，加班加點；節假雙休，幾成奢談。於是，便不難理解「累成狗」、「幹着最累的活，卻拿著最少的錢」的抱怨。

其實，基層的抱怨，忙累之外，還在於基層工作之難，在於工作心情的不舒暢。基層工作夾在上級和羣衆之間，上壓下擠的傳統兩難在強化政策執行力的國內環境下更爲凸顯，兩頭受氣卻不能抒發的內心苦惱（痛苦）自然愈益累積。

當然，深層次影響基層工作人員精神的，還在於基層民主的不彰。在當下中國公職部門，不論上下級部門之間，還是基層領導和普通員工之間，權力意志更加凸顯。在基層，「不唯上」大有發展成「只唯上」的趨勢，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一面基本上難見體現。

當前，基層會議基本上就是檔案的傳達和工作的安排，基本有「會」無「議」。面對著會議主持者們頻繁強調的「……否則責任（後果）自負」、「問問自己端的是誰的碗？」、「嫌累嗎？不滿嗎？可以退黨啊，可以走人呀！」等屢試不爽的高效「武器」，廣大基層人員「有怨無言」也是自然的。

不發表意見，不代表沒有意見。這種長期的「意見保留」和「有怨無聲」顯然不利於基層人員工作的開展。而放任這種負能量長期自然累積，顯然也不利於基層工作的整體與長遠。

結語

應對基層疲憊，基本解決之道無非在於「增兵簡政」。

就「增兵」而言，如果大規模地擴召基層公務員不現實，那麼在既有公務員隊伍裏進行餘缺調劑或許可行。最近一位省級宣傳副部長坦言：其機關內真正做事的人能夠有三分之一就算不錯了！若真如此，何不調整一下充實基層呢？

就「簡政」而言，如果短時間內對上級機構進行大規模精簡併不現實，那麼對基層既有的政策、工作和要求進行清理取捨則不失爲相對可行的做法。

當然，最爲根本的，或許還在於中共黨內民主特別是中國基層民主的真正落實。

如果說當前中國的反腐、加強黨建（管理）等政治舉措已經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威信，加強了中央的領導權威，那麼下一步在「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上適當向前者偏移，加強制度建設，透過有效的制度真正避免民主集中制在實踐中容易滑向「集中」的趨勢，特別是切實補足基層民主的短板，真正實現基層在工作中的主體地位，應該成爲中共「十九大」之後的當務之急。

（注：作者是雲南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剛剛結束的十九大上，官方對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自1981年以來首次發生變化。從人民日益成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成了人民日益成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將對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筆者看來，這個轉變涉及目前中國經濟中的五個核心問題。

首先，從總量向結構的轉變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總量，所以決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總量上。雖然今天的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規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國經濟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說剛剛改革開放的8、90年代。當時的許多問題都源於經濟和其他國家差距太大，只有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點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看的非常清楚，鄧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爲經濟上不去。」

但是發展到今天，總量當然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但結構問題越來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本質就是一個結構問題。所以，總量思維的侷限性越來越大，很多核心的問題只有透過結構性的思維才能解決。

比如房地產，在需要房管所分配住房的時代，全國住房都很困難。那時房地產主要是一個總量問題，解決方案是引入市場化機制，增加房屋供應。但目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高房價和高庫存並存，已經不是一個總量問題，而是一個結構問題。如果沿用總量思維，繼續做大房地產規模，或者爲了去庫存，在全國範圍減少土地供應，都會導致高房價或高庫存的問題持續惡化。更好的解決辦法，是在高房價的地區增加土地，在高庫存的地區減少土地供應。這時總量不變，但結構得到了優化。

比如債務問題。爲了去槓桿，總量思維的辦法是壓縮信貸，這也許能降低債務，但對經濟的傷害也很大。但換個思路，債務中超過60%是國有企業和政府債務。從好的方面說，由於金融體系以國有爲主導，政府可以透過企業債轉股和地方債置換等手段騰挪債務，所以中國不容易出現債務危機或者說「明斯基時刻」。但問題在於，大量資本被配置到回報不高的地方，而有回報的地方又拿不到資本，這種資本配置的低效會降低經濟的潛在成長率。所以，去槓桿不僅僅是降低債務水準的總量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優化資本配置的結構性問題。

比如金融業。從總量看，2015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比重達8.4%，超過了美英日，似乎已經發展過度。但是，中國國民儲蓄率接近50%，更是遠遠超過美英日，中國居民擁有巨大的資產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儲蓄能否被有效的轉化爲投資，是中國經濟能否長期健康成長的關鍵。例如，新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相比傳統的銀行信貸，直接融資可能幫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樣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更是一個如何改進融資結構的結構問題。

又比如產能過剩。在大躍進前的1957年，中國鋼產量只有535萬噸，當時的問題毫無疑問是總量不足。但是，中國目前每年的鋼產量已經超過8億噸，排名世界第一，且超過第二到第十五的總和。不光是鋼鐵，中國目前已經有220多種產品的產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許多領域，產能是嚴重不足的。例如，優質教育的供應遠遠不足，所以學區房才能賣的這麼貴。醫療服務同樣如此，就像習總書記曾指出的，一線大醫院始終處於「戰時狀態」。所以，泛泛而言中國產能過剩，意義並不大，現狀是產能過剩和產能不足並存。

可見，以上四個問題，房地產，債務，金融和產能過剩，都只能用結構性的思維來解決，總量思維只會誤入歧途。

第二，財富分配的重要性上升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關鍵是怎麼把餅做大。但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就要考慮怎麼把餅做的更好喫，同時分的更合理。在大多數國家，應對不平等只能透過提高稅率，而這又影響了經濟成長。幸運的是，中國還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間，能做到既有利經濟成長，又有利財富分配。例如，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於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因此人口從落後地區向發達地區遷徙，既能夠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勞動生產率，但這需要戶籍和土地改革有進一步推進。

另外，房地產是中國居民財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房價的大幅上升會導致財富不平等大幅上升。長此以往，有房階層和無房階層的利益對立，將成爲很嚴重的社會矛盾。所以房地產問題能否得到解決，是防止財富分配惡化的關鍵之一。而房屋問題的核心在於供需，僅靠保障房和發展租房市場，很難有效解決問題。就像香港接近一半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但其中的居民看到房價不斷上漲，自己的財富和有房者不斷拉大，當然會渴望也能夠買房，所以房屋一直是香港社會的核心矛盾。

金融危機之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經濟成長下滑，同時財富分配惡化的問題。特別是中間階層在收入分配中的佔比下降，經濟呈現空心化。下層民衆和精英階層的矛盾上升，民粹主義乘勢而起。所以，如何避免兩級分化，保證中間階層的不斷壯大，是全世界範圍內面臨的重大挑戰。但在目前的稅收體制下，以工資收入爲主的中產階級負擔甚重，但對資產收入的課稅反而不高，長期來說不利於財富分配更加平等。

第三，從硬需求向軟需求轉變

國際關係中有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經濟和軍事實力，軟實力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實力。就像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投資固然重要，軟實力也不可或缺。中國古人早有類似的智慧，《論語》中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而當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的階段，對於物質的硬需求就會相對下降，而對服務、文化和環境這樣的軟需求相對上升。在官方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成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變成了「人民日益成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這一點。目前，服務業僅佔中國經濟的52%，離發達國家的70%以上仍有差距。服務業的發展，既能滿足需求，又能拉動經濟。

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文化產業，核心在於尊重多元。服務的質量只有在競爭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產生火花。當然，這也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務業的准入門檻，使得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幫助解決老百姓的看病難，上學難和買房難的所謂「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說，「對整個社會的利益做出回應」。

所以，滿足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於政府職能的轉變。過去幾十年裏，強大的國家能力是中國經濟奇蹟的重要推手。但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民營經濟也已經崛起。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是政府的優勢。但需要直面消費者的服務業，則是民營經濟的優勢。政府職能從生產型向服務型轉化，是未來國家治理的一大挑戰。

第四，從成長到發展

在經濟學中，成長和發展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成長主要是指國民收入的提高，而發展包括的概念則要寬泛許多，包括收入，環境，分配，法治，健康，教育等等。當然，兩者是緊密相關的，更高的收入水準往往能帶來更高的發展的水準。簡單的說，成長是手段，發展是目的，但兩者並不必然是同步的。

同時，成長可持續性的問題也越來越重要。在低收入階段，大部分是成本競爭，環境的標準很難訂的太高。但從長期來看，如果環境持續惡化，那麼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是可疑的。另外一方面，高速成長也導致了經濟中潛在風險的提高，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債務上升過快。另一個表現則是在房地產，由於對GDP指標的過度重視，既使得房地產調控很難長期維持，又使得長效機制如房產稅遲遲不能落地。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地方政府，對高成長的渴望使其很難抑制投資衝動，這也是地方債問題的根源所在。

成長目標和債務問題就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經濟的三架馬車中，消費成長是比較穩定的，而出口則受制於全球經濟長期低成長的環境。因此，保成長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資上，這也是爲什麼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如此重要的原因。過去5年，每年的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都在15-20%之間。而由於高庫存，房地產投資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產政策出現了大幅放鬆。

換言之，要成長就需要投資，要投資則需要融資，融資則債務上升。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影子銀行的蓬勃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從2009年的19兆上升到去年的60兆，而新增人民幣貸款，僅僅從10兆上升到13兆，這個融資缺口只有靠銀行貸款之外的融資手段來填補。因此，不論是去槓桿，還是打壓影子銀行，都和成長目標存在著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說，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如果能夠容忍成長的適度下行，騰出空間處理發展和成長可持續的問題，以追求更高質量和更可持續的成長。不怕慢只怕站，從長期看也許是明智的選擇。反而，如果靠犧牲環境，坐視房地產惡化，透過加槓桿也許在短期內能夠維持較高的經濟水準，但人民的滿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長期中可持續性也值得懷疑。因此，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改變，不妨將GDP成長目標轉變爲GDP成長底線，而底線則不妨定的低一些。這就好像一個人，如果他對人生目標和底線的設定差不多，那麼很可能過的比較辛苦。反而是隻要在底線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較容易快樂。

第五，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

根據經典的馬克思學說，社會主要矛盾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也體現了中國已經變成中等收入國家這一事實。這時，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和過去有明顯不同。

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1.5萬美元，類似日本80年代中期和南韓90年代後期。統計研究發現，經濟成長在這個階段容易出現明顯減速。原因很簡單，低收入國家的優勢在於勞動力成本，高收入國家的優勢在於技術，而中等收入國家則容易兩頭不靠。

但也要看到中國仍然有很強的發展潛力。不斷提高的勞動力教育水準，巨大的國內市場，強勢政府動員和組織資源的能力，都有助於在技術上繼續趕超。而完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的產業鏈以及不平衡的地區發展水準，也有助於保持低成本的優勢。而最關鍵的是中華文明在長期農業歷史中形成的家庭紐帶，工作倫理和世俗理性，這些文化因素，既是過去也是未來的最大優勢。

以上五點，就是筆者對社會主要矛盾36年來首次改變的理解。36年前，透過對文革的深刻反思，全國上下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正如鄧小平後來總結的，「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已經不再貧窮，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挑戰和機遇仍然並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歷史的大視野下，中國文明仍在過去200年來，社會經濟轉型的「歷史三峽」之中，雖然無數先人所期盼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坦途，也許就在前方不遠處。也在於不忘記過去的成功，正是從務實的心態，而不是某種非黑即白的理念出發，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勇於試錯，這樣才解決發展道路上一個又一個問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萬衆屏息之中，十九大姍姍而來。

最終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人選結果，與坊間各種猜測版本也相去不遠。這一結果並無太多意外，顯然來自各方平衡結果。

當政治的懸疑退卻，經濟的邏輯纔會逐漸體現。如何看待十九大之後傳遞的經濟信號，尤其是未來五年的中國經濟變化？十九大無疑使中國政治經濟進入新階段，不僅國內關注，國際也十分關注，當中國成爲世界經濟第二，其政治變化也牽動全球市場。

從中國歷史而言，每次重要會議的公告最爲重要的是定調功能。從十九大公告來看，強調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成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未來五年經濟建設仍舊是中國政經改革的重點，也是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政策基調的延續。

衆多聲音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解讀頗有資訊量。他指出十九大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可能要進一步進行完善，強調三點：第一，要推動高質量發展，二是要著力攻克發展方式、經濟結構、成長動力三大關口，第三是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強調質量第一、效率優先。

不可否認，中國社會目前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隨著主要矛盾界定，這意味著未來經濟問題仍將是高層關注核心，對於政治走勢的一些擔憂或許也有望暫時得到緩和。雖然未來政策細節沒有確定，但是十九大傳遞的信號明顯表示了延續性。正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最近警告，中國經濟可能面臨危機爆發的「明斯基時刻」，但經濟問題多數可以依靠市場邏輯來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公告顯然比以前更加重視再分配的作用。在強調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時，提出確保到二〇二〇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這顯然是一個分量極大的承諾，其實現難度並不比經濟成長更爲簡單，其意義對於中國也更爲重大。中國的貧困問題無疑是「不平衡」問題的重要體現，若能在二〇二〇年實現農村完全脫貧，毫無疑問將是解決「不平衡」問題的重大勝利，也將寫入世界脫貧歷史的最光輝篇章。

在強調不平衡的背後，也是世界不平等上升大圖景背後公平訴求，隨著金融危機以及新技術對於舊體制的衝擊，普通民衆對公平的訴求將會進一步提升，這是東西方社會都同時面臨的問題。

解決不平等，必然引發再分配的問題，重新劃分蛋糕往往比起做大蛋糕更引發陣痛。於是，一些無法迴避的問題將取決於各種利益集團的平衡，典型如現存日趨龐大的國企體制與日得人心的市場機制之間緊張關係，抑制高額房價與降低金融風險並存的兩難選擇，再比如城市化聚集效應與控制人口流動的官方衝動，諸多博弈將是未來要點。

從中國股市的反應來看，最近A股連著幾日上漲，即使在香港上市的海航以及復星等內地公司也在十九大公告之後上漲。資本市場的變化意味著預期的穩定，對於經歷了諸多新聞的2017年，十九大的清晰結局，會讓投資者稍微安心，2017年有望平安結束畫上句號。一切似乎又迴歸常態，川普上臺並沒有讓美國政治停擺，中國的十九大也順利交接，用行話來說，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

隨著中國存在感加強，十九大在世界範圍引發諸多討論與關注。FT的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觀點代表部分西方視角，他認爲中國越來越自信，對西方的挑戰體現爲意識形態、經濟和地緣政治。但如果未來中國政策核心在於經濟，那麼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衝突或許會退而居次。

當經濟問題成爲核心，意味著對外而言，談判姿態比起對抗姿態更有可能。公告強調要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除了強調「一路一帶」新戰略之外，堅定地站在支援全球化、自由化的立場上。十九大之後，美國總統川普致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祝賀其成功。

從筆者剛剛結束美國訪學的觀察來看，川普上臺之後的反全球化立場對於美國貿易政策步調有所打亂，華盛頓還在迷茫中繼續尋找節奏，十九大卻發出了相反的聲音。美國高層政界對於中國貿易政策以及產業政策不乏抱怨，但是商界以及州一級的地方政府，對於與中國合作卻興趣濃厚，尤其對於歡迎中國投資以及擴大對華出口。

有意思的是，即使不少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一直作爲中央智囊的王滬寧「入常」表示了不菲熱情，可謂中國式學而優則仕的又一案例。政治學者出生的王滬寧在90年代就曾如此評價中美差異，他認爲政治往往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技術主義，美國最典型，另一種是藝術主義，典型是亞洲一些國家，中國也在其中。這一說法是否準確，都將來未來的中美會話中得到驗證，希望更多藝術與技術的共鳴而不是對抗。

公告超過30000字，幾乎覆蓋了大衆關心的所有問題，既有早已多次表述的說法，也有不乏新意的語句。雖然還有很多細節不清晰，但大方向卻慢慢從迷霧中逐漸呈現出來。對中國民衆而言，他們期待的中國夢應該有玫瑰的色澤，而不是鐵血的光輝。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郵箱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