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餘德耀先生的訪談約了很久，因他的健康原因，一推再推。終於，在他位於浦東黃浦江畔的宅邸，喝完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下午茶」。雖然重病在身，餘先生精神很好，但面容消瘦，著T恤休閒褲。一樓客廳的牆上掛著藝術家周力的巨幅作品《戀》（200x300cm），前面擺著他女兒的電子樂器。他步速較慢，把我帶到2樓的小會客室，選了個舒服的沙發靠坐著。我們聊了兩個多小時，他幾乎沒怎麼換姿勢，也很少喝茶。

餘德耀（圖片爲本人提供）

8月13日，上海徐匯西岸藝術區的餘德耀美術館，印尼華人、收藏家餘德耀先生接受了「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軍官勳章」的受勳儀式。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勳章是法國政府爲表彰爲法國做出貢獻並推動社會進步的傑出人士頒發的國家級最高榮譽。金庸、馬雲也曾獲得過這個榮譽的騎士勳章，餘德耀此次獲頒的軍官勳章，比前者高一個級別，華人中僅有董建華、陳竺等少數幾人獲得過。

然而，除了餘德耀美術館、刷爆微信朋友圈的藝術展覽《雨屋》之外，中國藝術圈外對「餘德耀」所知甚少。

中國當代藝術大藏家

餘德耀，本名Budi Tek，這是他的印尼名。他出生在印尼，父母是印尼華人。在那個時代，爲了獲得印尼籍，他必須爲自己取個印尼名字。但他一直認爲自己是中國人，餘德耀美術館的英文是「YUZ」，意爲「餘氏」。隨著印尼政策的改變，他給四個在印尼出生的孩子都起了中國名字。

生於家境殷實的華商之家，餘德耀赴美留學後回印尼創業，所創立的農業集團一度發展成印尼業內翹楚，覆蓋飼養業、冷凍食品加工業、動物保健等領域。生意輝煌的時候，集團在全球有四百多家餐館。

2004年，餘德耀買了第一件藝術品，中國當代藝術家郭晉創作的《騎單車的男孩》，把它掛在辦公桌後的牆上，尺寸剛好合適。這幅作品的尺寸爲345cm*210cm，直到現在，他還經常買超大尺寸的藝術品包括藝術裝置，因而被稱爲「Crazy Budi Tek」。最典型的莫過於收下藝術團體蘭登國際的作品《雨屋》。

《雨屋》展覽海報

餘德耀回憶道：「那時到紐約拜訪一個小畫廊，他們給我看了《雨屋》的VIDEO, 當時在MOMA展過，倫敦也展過，我覺得很有趣，但沒有太多的感觸。後來在倫敦，他們把我帶到藝術家工作室，然後我對這件裝置作品的印象立馬改變了，很快決定要買。」這件作品當時是一百平方米，餘德耀覺得不夠大，他對藝術家提出「一百平方米太小，能不能做兩三百平方米？」講到這裏，餘德耀回憶說：「藝術家也很興奮，覺得碰到了『土豪』。後來他說最大能做到150平方米。」就這麼成交了。150平米的最大《雨屋》成了2015年轟動中國的現象級展覽，也爲餘德耀美術館帶來了如願以償的知名度。

從餘德耀的收藏中，很難讀出他的個人偏好。他的收藏中，70%是中國當代藝術，除此之外，也收了些亞洲藝術和國際藝術品。而在中國當代藝術品，從張曉剛到周春芽，從大型裝置到影像藝術，幾乎無所不包。

對自己收藏的定位，餘德耀表示想「收藏中國當代藝術史」。他說：「我是根據藝術品在藝術史上的重要性來收藏的。」中國當代藝術品的瑞士大藏家烏利希克也表示自己建立的是一套「文獻」收藏體系。2012年，烏利希克將1463件中國當代藝術品捐贈給香港M+視覺藝術博物館，M+另外向希克購入47件藏品。餘德耀說：「現在中國內地沒有一個美術館能讓中國學藝術的學生觀摩中國當代藝術史的，這很可悲。以後如果你要看中國當代藝術史，可能你要去香港。」餘德耀的很多藏品是在二級市場購得的。因此他說：「我的藏品沒有希克的那麼多，但我們的藏品比較精，重要的藝術家，我都有經典的幾件。」

展覽要做全球最牛的

雖然《雨屋》展覽爲餘德耀美術館帶來很高的大衆知名度，但更讓它獲得藝術界內業認可的則是《賈科梅蒂回顧展》。

《賈科梅蒂回顧展》

本來，餘德耀與賈科梅蒂基金會總監、策展人凱瑟琳•格雷妮爾商量做一個小型賈科梅蒂展，只用二樓的一個展廳做。餘德耀回憶說：「15年，法國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希望把這個展推薦給中國政府，做成國與國之間的高級別文化交流活動。」但餘德耀需要向中國政府承諾，使用自有資金辦展。他主動對凱瑟琳提議：「既然是已經高級別了，我們是不是把展覽內容提升一下，變成全球最牛的展覽？」他說：「畢竟是中國，什麼都要最大、最牛！」在採訪中，他屢次這麼說。

餘德耀沒有透露辦這個展究竟花費了多少，但這個展覽展出了賈科梅蒂從早年到1960年代不同時期的作品，包括石膏、青銅雕塑，以及主要的繪畫、手稿、攝影和檔案資料，總數達250件。餘德耀說：「我們把賈科梅蒂的Studio也搬過來了，給大家看他是在這麼小的工作室裏，做出了這麼多偉大的作品。把他的咖啡廳也搬過來了，可以看到他的小資生活。」

提起這個展，餘德耀至今仍然興奮。他回憶說：「當時泰特美術館也要辦一個賈科梅蒂展，他們的館長對我說：『我們辦不到這個樣子。』」

在餘德耀看來，美術館是思想、藝術的殿堂，是一個城市的重要地標。高標準布展，既是對藝術家和藏品的尊重，也是對藝術行業本身的尊重。爲此，他直言不諱地批評過蓬皮杜藝術中心。2016年，商業展覽公司上海天協文化曾在上海展覽中心主辦了「蓬皮杜現代藝術大師展」，從蓬皮杜藝術中心精選了70多件藝術精品，包括畢加索、馬蒂斯、夏加爾、勞倫斯、康定斯基等藝術大師的作品，一度在上海掀起一陣「蓬皮杜」熱。但餘德耀認爲，蓬皮杜藝術中心這麼重要的藏品，應該在更適合的藝術空間展出，而不應該在商業空間裏展出。他說：「上海展覽中心的場地條件非常差，層高，柱子都是不對的。蓬皮杜不尊重自己的藏品。」

未竟的使命

近兩年前，餘德耀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之後手術、化療，反反覆覆進出醫院，最近的檢查顯示，癌細胞已轉移了。

仰靠在沙發靠背上，餘德耀冷靜地，語速均勻地對我說：「我這個癌是『萬癌之王』。我的身體已經沒有辦法接受第二次化療。從科學的角度推斷，我這種病情也就是這一年的事了。既然上天要叫我回去，我也沒有辦法。但我很期望能夠撐下去。雖然我已經接納了這個事實，但是我要FIGHT ，超過一年，就是我的BONUS，或者能不能超過兩三年？我會得寸進尺。」

餘德耀堅持散步，每次走30分種，每天兩三次，也用中醫食補，除此之外，他說：「我還要管理家人的傷感，安撫我的老婆、我的母親。」堅強如他，偶爾也會傷感，「我偶爾也會覺得，這麼好的一個家，我不在了，怎麼辦呢？」有時也會心生異想：「本來我就是有拋棄心的人，死對我來說，也是很奇妙的事，也許是跑到另一個空間去了，這會讓人覺得有點興奮。我並不怕死。但這並不是說我不留戀這個世界。」

然而，對餘德耀來說，比處理重疾更急迫的是處理藝術藏品。現在徐匯的西岸館空間有限，根本放不下他的藏品，更何況還要做一些常規展，因此他大量的藏品被鎖在倉庫裏。他想設立一個永久收藏館，方式是設立第二個美術館，或者與其它的美術館合作。

餘德耀藏品-《無題》 ( Maurizio Cattelan, 380x380x920cm）

但設立美術館需要地方政府在土地資源上的支援，這並不容易。餘德耀這兩年爲此奔走了不少地方，和許多地方政府談過，但依然沒有落實。他特別提到一次在廣州南沙區看到一個發電廠的廠房，面積很大，很理想，當地政府也很希望引進文化藝術事業，但最後還是沒有談成。餘德耀說：「他們更願意把它用來做商業項目。」另外，他也自嘲說：「他們會覺得我是不是爲了拿地？」

中國民營美術館在2010年代開始崛起，龍美術館、餘德耀美術館都是其中的先行者。但因爲維持美術館運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中國又缺乏相應的鼓勵捐贈的法律支援和捐贈傳統，因此外界對中國民營美術館的可持續性一直持觀望態度。

提到美術館的傳承問題，餘德耀說：「我有六個小孩，對藝術沒什麼接觸，現在是大女兒在管餘德耀美術館。我的資產分給這些孩子，不能指望他們回哺到美術館。我很多錢已經花到藏品中去，也不能老靠賣藏品來養美術館。我在印尼還是有投資，持續下去應該是沒有問題。」

餘德耀藏品-《平靜》（沒頂公司 MadeIn 700x500x20cm）

但最近餘德耀也試圖透過另一個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試圖將餘德耀美術館公共化，由一個私人美術館轉型爲一個公共美術館。餘德耀美術館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由香港註冊的餘德耀基金會來支援與贊助。而上海餘德耀美術館若要成爲一個公共機構，需要在中國大陸註冊一個基金會，併成立理事會，由理事會來管理基金會，基金會來支援美術館的運營和發展。如此，他纔可以「邀請理事成員加入理事會，就像美國的機構一樣」。這個系統在中國並不常見。他希望將美術館的法定所有權移出他的個人財產範圍，轉移至基金會，而個人財產將由他的家族繼承。「這對於政府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如果這種模式可以成功在上海西岸落地並且順利運營，則會吸引更多的美術館落戶到西岸。」餘德耀說。

這個想法究竟能不能實現不得而知。但自知時間緊迫的餘德耀正把這作爲第一緊迫的要事在努力。

不知不覺，談興甚濃的餘德耀竟說了兩個半小時。我不得不收個尾，他也要歇一歇，再出去散步了。走出門外，外面豔陽高照，不知爲何，餘德耀的那句「但是我要FIGHT」又迴盪在我的耳邊。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郵箱：shirleyft@163.com）

九月中的一個星期二下午，我和DVF品牌同名創辦人黛安•馮芙絲汀寶（Diane von Fürstberg）約好了在她的工作室見面。DVF品牌自從1972年以一襲原創的裹身裙席捲時尚圈，以「感覺像女人，就穿連衣裙」的口號、大膽色彩和印花創意來表達不費功夫的女性魅力，進而成長爲提供完整成衣和配飾系列的國際性品牌。

DVF的旗艦店位於曼哈頓下城的肉庫區，而黛安的工作室便在整棟樓的頂層。對於她的朋友們來說，她叫黛安。對於整個世界，她是DVF。對於我而言，她是個時尚界的異數，藝術界的繆斯。

20年前，她不顧親友阻撓，成爲曼哈頓肉庫區披荊斬棘的先鋒者，先後在西十二街和西十四街設立了工作室。當時在滿是嗑藥和賣藥的幫派黑道、妓女充斥的街道里，她看到了他人未見的可能性。今天，肉庫區已成爲時尚酷店和高檔畫廊林立的新潮品味象徵。

我和工作團隊踏進工作室時，黛安正在結束一個電話會議。她穿著一襲淺棕色黑豹紋的開襟及地長袍，配套短裙，扎進黑色打底針織衫。她在工作室裏走來走去的時候，像一隻對未來充滿幻想的豹，輕飄的長袍像雲彩一樣飛揚起來。

我上次到黛安的工作室，是帶她到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看攝影藝術家辛蒂•雪曼的回顧展後一個月，她邀請我和辛蒂到她的工作室共進午餐，那時候她的書桌是一個長方形的大桌，現在她改用了一個小型書桌，上面仍然有一隻裝滿近100支彩色鉛筆的筆筒。

整個工作室裏，到處是她在世界旅行的照片、西班牙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設計的紅脣椅、村上隆畫的黛安與卡哇伊花朵、安迪•霍爾以黛安爲主題的絲網印刷噴畫、來自中國的藝術茶墊。工作室的入口處有L形的兩面長牆，形成鋪天蓋地的私人圖書館。她的助理對我說，公司員工可以從這個圖書館借書。

每次我見到黛安，都可以感受到在作爲企業家的節奏和敏銳外，她散發出來的波西米亞風藝術氣質。我喜歡看她工作，已經到了莊子的「遊戲」境界。她對於時事、人物、對於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十分好奇。我們還聊到，不久前有人自稱爲達利的女兒，我沒有關注事情的進展，但黛安跟我說，DNA結果顯示，這個人不是達利的女兒。

曾經是德國王妃的黛安，多年後嫁給了傳媒科技大亨——她的夫婿巴里•迪勒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類電子商務集團IAC董事長，《福布斯》全美第260名億萬富豪。但是黛安的自我定位，卻是獨立、自主、自由。給予女人更多力量，讓她們更堅強，一直是黛安很關注的話題。「給予女人力量」不但是DVF的時尚設計的主旋律，也成爲DVF獎的宗旨，獎勵那些能透過事業幫助其他女性的女性。

黛安在我們的訪談中解釋說：「我第一個首先要增強的人是我自己，這是爲什麼？我最近的一本書叫做《我想成爲的女人》。一旦我幸運地得到成功，我就想要跟別人分享。我之所以成功，是因爲我越來越有自信，而我要賣的時尚，是藉由我的服裝設計來分享這種自信，這就是一個我從時尚界發跡的一個很美的故事，那是我非常年輕的時候。」

在服裝史上，在時裝博物館裏，DVF的名字永遠和代表女性獨立自主的裹身裙 (wrap dress) 鐫刻在一起。黛安1972年拖著一箱針織裙踏足時裝界，到1976年售出數百萬條裹身裙，併成爲《新聞週刊》封面人物。

經典的裹身裙，由一件式抗皺針織布料裁成，沒有釦子，也沒有拉鍊，輕鬆摺疊塞入隨時可以出發的行李箱，隨著身材而隨時調適貼身，就像它獨立自主、不依賴旁人的女主。

在28歲的時候，黛安賺到了第一桶金。正如她曾經寫道：「當我看到女性因爲這些新裙子更爲自信和動人時，我也越來越自信，也因此覺得自己越來越美麗，我將從容與自信，對映在我賣出去的東西上，我成爲身穿那裙子的一員，成爲它們所代表的含義，當時我並不知曉，我成了一個品牌。」

1980年代黛安因爲嚮往「詩與遠方」而遠走法國。但是她終究不甘於只是一個巴黎文藝沙龍的文人繆斯，1990年代初期回到了紐約，直到1998年東山再起，在紐約重新組建公司，並推出新版裹身裙，成爲今天的全方位時尚名牌，在70多個國家及54家專賣店銷售。

2005年她成爲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FDA)終身成就獎的得主，翌年她當選爲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主席，推動美國時裝產業的變革。2014年《福布斯》雜誌選她爲世界女性第68強，2015年她成爲《時代》雜誌全球100位最有影響人物之一。

我問黛安：明年是「DVF 2.0」20週年。過去20年來，這一品牌經歷了什麼變化？「後來我捲土重來，東山再起，是因爲我看到我女兒這一輩，仍然對於我在1970年代設計的衣服有興趣。現在我已經跟女兒和其他的女性對話有40年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對於我創造的品牌有一種信賴，所以我現在想的是：我要怎麼給她們一個未來？」

「我找到了一個年輕的設計師約翰森•桑德斯，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他是一個善用顏色、圖案和形狀的天才，他本來有自己的品牌達十年之久。我跟他合作以後，我不時會去看他的作品，而且他也完全擁抱了我的品牌所相信的價值和理念。」

在轉入日內瓦大學學習經濟學之前，黛安最早就讀於馬德里大學。她畢業後搬到巴黎，擔任時裝攝影師代理人阿爾伯特•科斯基的助理。接著她轉往義大利紡織品製造商工廠工作，在那裏她學到切割、顏色和織物，也設計和製作了她的第一件絲綢連衣裙。

我問她: 「你很愛看書，在大學的時候唸的是經濟，但是時尚業吸引了很多愛受矚目、著重外表的人，畢竟這是一個外表爲王的產業。你是否曾經在任何瞬間問自己：這些是什麼人？我爲什麼在這兒？」

黛安回答說：「哦，沒有沒有，我進入時尚界完全是無心插柳，因爲我要經濟獨立。時尚對我來說是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也許它在某些方面是很注重表面，但是這是一個真實的行業，它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這是一個在全球都非常活躍的產業，我對這個行業沒有任何輕視的看法。」

黛安是歐洲來美國創業的「移民」，她的家族史也充滿了「移民」的烙印。她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父母都是猶太裔，生於羅馬尼亞的父親於1929年遷往比利時，母親是希臘出生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1969年黛安與德國王子埃貢•馮芙絲汀寶結婚，成爲現代版的「公主傳奇」。

在成爲王妃前，黛安的志向是獨立自主，因此她結婚後，堅持爲事業打拼，實現她的「美國夢」。後來爲了獨立、自主和自由，她離開了埃貢，放棄了王妃的頭銜。這些，她歸之於母親對她一生的影響。

黛安出生前18個月，她的母親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即使戰後出營時不到27公斤重，卻在回家前的表格中填寫「身體狀況健康」。黛安經常公開談到，母親教她 「恐懼不是一個可選項」，童年中她的母親總是對她說：「上帝拯救了我的生命，好讓我賦予你生命。你是我自由的旗幟，我給你生命，但是你使我獲得重生。」

黛安和很多孩子一樣懼怕黑暗，但是黛安的「虎媽」和多數母親不一樣，把她關在黑暗的櫥櫃裏，在外面等著，好讓她明白這沒有什麼可怕的。這便是她說的，恐懼不是一個可選項。

「別滯留在事物的陰暗面，要去尋找光明，並圍繞光明構築一切，如果一扇門關了，就去找另一扇門打開。」 獨立、自由、自立，這些是黛安的母親向她灌輸的價值觀。當黛安在47歲時被診斷舌部有癌細胞時，她在最快的時間內戰勝病魔，因爲病倒不是一個可選項。

2011年黛安在北京開展了她的40年生涯回顧展，我隨著她參加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在北京佩斯畫廊的展覽，以及上海當代藝術家張洹工作室的大型派對。當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多設計師都非常關注中國的市場和消費者帶來的商機，但是黛安卻始終保持對中國人文環境本身非常強烈的好奇心。

去年黛安出版了中文版的第二部自傳，而她爲此又到了中國。我問她感覺怎麼樣？「哦，我愛中國！其實在我小時候我就讀了孔夫子的語錄，中國的文明給我很多靈感，我在中國有很多好朋友，很多藝術家的朋友，像李鬆鬆、張洹，我在中國的時候就好像回到家一樣。」

爲了回顧展舉行的 「紅色舞會」，黛安沒有選擇酒店，而是在上海郊區的張洹工作室搭建了一個壯觀的場景。她對我說：「我愛中國人，我很喜歡他們的樣子，還有他們待人處事的方式，所以很多人都認爲我對中國非常有興趣。如果我還年輕一點，我可能會搬到北京去住。」

我對黛安說，我很快將在北京時裝週中演講，作爲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FDA）的主席，她對把中國建成一個時尚大國有何建議？

「我總是提醒我的朋友，法國在十八世紀所有絲綢的重要文化靈感都是來自於中國。如果我是你，在北京時裝週發表看法，我會對中國設計師這麼說：擁抱你們的過去、和你們的未來，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我們在紐約有這麼多中國設計師，中國服裝業還在建構體系的過程，但是它會慢慢步上軌道。」

每次我見到DVF，她總是看起來別緻又時尚，但沒有斧鑿的痕跡，不像是花很多時間在爲穿著煩惱。我問她，一個女人每天應該花多少時間打扮自己？

「我認爲，作爲一個女人最重要的是全然接受她自己。我感到自在，我最常給人的建議就是，一生中一個人最重要的關係，是跟自己的關係，因此你是什麼樣的人，在於你的自信。但是沒有人無時不刻都感到自信，所以一個人要接受自己的年紀，自己的長相，然後發揮自己的長項，當你感到很自在的時候，你就會看起來更好看，而不是想要成爲一個你不是的人。」

黛安在她的書中也寫道：「自信使我們美麗，自信來自對自己的接受。你相信自己的那一刻，一切都會更美好。」

我記得以大型人物肖像知名的查克•克洛斯有一幅藝術作品，捕捉了黛安一副「車燈照入鹿頭眼睛」的驚嚇樣子。當時她剛剛經歷過一場滑雪事故，她的鼻子和標誌性的顴骨傷痕累累。願意以「鼻青臉腫」的姿態讓人拍照，更何況是面對一個世界級的藝術家，需要有非凡的勇氣。我問黛安當時對這樣的狀況有沒有糾結？

「我跟查克本來就約好了要做這個肖像，先在洛杉磯、然後在北京展出。他的人物肖像，總是看起來像X光一樣透視，不是爲了要使一個人看起來好看。我當時想，這像是個嫌犯的大頭照，所以我就乾脆一路放任到底。」

但是這個滑雪受傷事故，給了黛安意想不到的啓發。有人認爲她做了拉皮手術，假裝是滑雪事故。也有人勸她趁這個機會做拉皮手術。但是她認爲：「事實上，在事故之後的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裏，我從來沒有如此期盼我這張老臉。我不想做手術，我不想要新的面孔。我只想要回我的老臉。」

在充滿手術刀雕塑臉的紐約和洛杉磯時尚圈和演藝圈內，黛安清新的「保持自我面目」的哲學，變成她獨樹的標誌。她對我解釋她的想法：「我不願意在我的臉上動刀的原因之一，是因爲我怕我會認不出我自己。對我來講，跟我自己的關係是最重要的。」

在《我想成爲的女人》一書中，黛安用一種近乎詩意的語言來描述她的心境：「我當然不喜歡在照片裏看到自己衰老的臉，但是我知道，再過十年，我會熱愛這些照片。所以我接受自己的形象。」

她把歲月給她的痕跡，當成一個不忍用橡皮擦抹去的美麗地圖：「在我逐漸變老的臉上，我看見我的人生，每一條細微，每一道笑紋，每一個老人斑。我的人生寫在了我的臉上。有句話說，隨著年齡成長，你的內心反映在你的外表上。如果你是個從來不微笑的人，你的臉就會下垂。你的皺紋反映了你走過的路，它們構成了你人生的地圖。我的臉對映出了我的旅途中的風吹日曬，雨水和灰塵，我的好奇心和對生活的愛讓我充滿了色彩和經歷，我們感激並驕傲地把它們戴在臉上。我的臉承載了所有的回憶。我爲什麼要抹去它們？」

是的，爲什麼要抹去它們？

相對而言，黛安也曾經寫道：「青春是美好的，它是令人興奮的，因爲它是生命的開始。但是，從過去中學習未來，不用怨恨，這是至關重要的。」

我問黛安是否相信學徒制？換句話說，就是年輕人穩紮穩打，苦盡甘來，而換來向上爬升的機會。現在很多年輕的一輩想要用青春立即套現，但是他們應該花時間鍛鍊基礎功夫嗎？

「我覺得我很幸運，我在年輕的時候就很取得成功，那是很棒的感覺。而在現在的社會，由於高科技的突破，使得更多的年輕人有很大的擔當和工作，就像以番茄醬有名的亨氏企業昨天剛宣佈了新的首席財務長，才29歲。對一些老一輩的人來講，可能覺得有一點嚇人，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由於高科技日新月異，所以年輕人能夠展露頭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同樣地，黛安相信擁抱改變和科技的可能性。我問她人工智慧是否改變了她的商業模式？

「我認爲人工智慧將會改變一切，它會發生的非常快……它會影響整個人類，我認爲沒有人能夠完全預測，當機器代替人，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黛安似乎對事業和生活總是充滿了動力，她有沒有經歷失敗的經歷？

她說：「我失敗過很多次，但是我把我的品牌交在頭等人才的手裏，我相信約翰森的能力。同時我會繼續與其他女性的對話，使她們覺得更有力量。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紀，有經驗和知識，知道怎麼做，你有話語權，我覺得分享是很重要的事。」

那麼，面對生活的挑戰，有沒有屢試不爽的妙招？可以讓生活比較容易些？

「如果你要讓你的生活簡單些，就是不要說謊，當一個人說謊的時候，會使你的生活更爲複雜，造成很多誤解。所以說實話，可能有時候覺得奇怪，但是你得經常練習。所以這就是我的建議：就是一個人要不斷地說實話，練習說實話。」

黛安覺得在生命中學到最寶貴的一課是什麼？

「我覺得我很幸運，我有很好的家庭，我有兩個孩子，四個孫子，我很年輕的時候就有小孩，那時我才22歲。我那個時候並沒有計劃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孩子，但是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意外。我從人生裏面學到的是，在一生之中最重要的關係，是跟自己的關係，這是我很早就從就學到的，這是我願意跟任何人分享的最好的建議。」

多年前黛安曾經對我說，一個人就像他的行李一樣，如果你行李超載，你的人生就超載。後來每次旅行前打包，我總是會想起黛安的這句話。我開始學會「輕便旅行」的妙處。在我們訪談的這一天，黛安剛從外地回到紐約。她說：

「我一生到處旅行奔波，所以我從打包行李中領悟到心得，我喜歡管理自己的行程，不靠別人來主導。我最原創的設計理念，都是在我打包的時候激發出來的。我必須考慮到，帶這雙鞋子嗎？帶那雙靴子嗎？就在這樣的思索中，我想到怎麼樣設計跟規劃我的人生。所以我經常說，如果你知道怎麼打包行李，你就知道怎麼生活。」

2017年8月12日日落時分，也就是新納粹主義者在夏洛茨維爾街頭手持火把，高呼「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遊行結束大約24小時後，伊凡卡•川普(Ivanka Trump)正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位於新澤西州的高爾夫俱樂部，此時猶太教安息日剛剛結束。伊凡卡和她的丈夫賈利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把安息日期間關機的電子設備重新開機聯網，他們終於看到了遊行後的暴力衝突，以及總統對白上至上主義者輕描淡寫的譴責引發的愈演愈烈的騷亂的畫面。

那晚，第一千金掂量著她該如何行動。星期天一早，她發推文譴責了仇恨團體。另外，她建議父親對新納粹團體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川普在次日按照女兒的意思作了表態。

那個星期一，伊凡卡和庫許納前往佛蒙特州，在山中開始一個短暫的假期。這次旅行沒能按原計劃進行。不到24小時後，總統在一個記者會上再次斷言，暴力衝突的「雙方」都有責任，並表示，新納粹主義者中間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在佛蒙特，庫許納開始打電話，試圖緩和事態。與此同時，伊凡卡努力堅持度假的初衷：清靜一段時間。她打開了一本書。她沒有收看父親記者會的直播。幾天後，她看了一小段Vice新聞(Vice News)製作的、採訪遊行示威背後的白人民族主義者的紀錄片。其中一個場景是，一名新納粹組織者直接叫板伊凡卡和她的丈夫，對總統「把女兒嫁給一個猶太人」的「醜陋行徑」發表了輕佻的評論。

對伊凡卡而言，這段紀錄片使她對夏洛茨維爾事件有了切身的感受，而白宮的其他爭議從未讓她有過這樣的感覺。「看到那些影像，聽到[伊凡卡的]名字稍後被提及，顯然把這件事提升到了個人層面，」熟悉她的思路的人告訴我。但她仍未再公開發表評論。

這是對一起棘手事件的低調反應，並凸顯出外界對於伊凡卡這位白宮歷史上最具實權的第一子女之一繼續存在認識誤區。在新一屆行政當局任職八個月以來，她和她的丈夫發現，他們深陷她父親入主白宮後沒完沒了的洩密、人事調整和內鬥大漩渦。不過，很多人抱有的假設——例如第一千金有控制父親的特殊本事，抑或最終她會忍無可忍，與父親的總統任期撇清關係——似乎都不靠譜。

部分出於對家庭的忠誠，部分出於對自己未來雄心的考慮，伊凡卡採取的是從長計議的策略。在不認同父親的所作所爲時，她選擇了隱忍，這讓她保住了白宮最有價值的資產：總統的信任。

「公開表達異議將意味著我不是這個團隊的一份子。當你是團隊的一員時，你就是團隊的一部分，」她說，「這並不表示白宮的每一個人都持單一的觀點——我們並非如此，而我認爲這是好事，是健康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公開[互相]拆臺，拆本屆行政當局的臺。」

夏洛茨維爾事件發生兩週後，伊凡卡和我坐在她白宮的辦公室裏，這間辦公室在橢圓形辦公室和她丈夫、總統高級顧問的辦公室的樓上。儘管在白宮西翼辦公樓，其它房間的內飾採用金色、米色和桃花心木色調的高檔萬豪(Marriott)酒店風格，但伊凡卡的辦公室採用一種有點令人震撼的白色色調。這位新近煉成的總統助理的品味，和她在自我控制方面的名聲十分相稱。

外面是一間擠滿了白宮初級助理的辦公室。裏面則給人一種寧靜的、超脫塵世的感覺——視窗看得見翠綠的枝椏，室內傢俱時尚現代，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辦公室裏看不到任何個人的陳設，除了一個例外。在緊挨著辦公室門的那面牆上，懸掛著一幅巨大的、鑲在畫框裏的照片，伊凡卡和她的丈夫，一個身著閃閃發光的晚禮服，一個佩戴黑色領結，在1月總統就職典禮上共舞。上面有總統潦草的題詞：「世界上最美麗最優秀的一對。我爲你倆自豪。愛你們的，爸爸。」

從肯尼迪家族到布希家族，美國一直有著政治王朝的傳統，第一千金（白宮青睞的頭銜）並不是第一個在自家人執掌的行政當局中任職的人。把家人安置在如此重要職位上的風險引發大量辯論，但伊凡卡是繼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和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以來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希拉里在其丈夫執政期間投入美國醫保改革辯論，而羅伯特在其兄長的內閣中擔任司法部長。

伊凡卡以文靜和完美控制的外表而聞名，與她父親製造的各種混亂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面對面的場合，她永遠彬彬有禮、惹人喜愛，是競選期間難得的資產（她曾不知疲倦地爲父親的競選站臺），也是在華盛頓期間難得的資產（她在頭五個月實際上扮演了第一夫人的角色，當時她的繼母梅蘭妮亞•川普(Melania Trump)基本上留在紐約，處於公衆的視線之外）。她面帶微笑，以輕鬆的語調來機敏地反駁對方，以免任何人感覺被冒犯。當她跟你打招呼時，握手有力，另一隻手輕搭你的手臂，這是一種戰略性的致意。她身姿挺拔，講話語速緩慢，字斟句酌。

在電視訪談和社群媒體上，第一千金看起來像是工廠裏製造出來的，略微有些不真實。但在私底下，她是《完美嬌妻》（The Stepford Wives，一部諷刺恐怖電影——譯者注）中那種「完美女人」的棱角更加分明的版本：一個操盤手，成年後幾乎所有時間都在與媒體打交道，與她的父親打交道，致力於完善自己的品牌（包括個人品牌和生意品牌）。據悉她偶爾也會說粗話，並且不喜歡被稱爲總統的「良心」。

在幕後，看似完美的伊凡卡有著白宮生猛「朝臣」的名聲，利用與她父親的關係，在本屆行政當局典型的激烈派系鬥爭中勝過對手，如最近被罷黜的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她還利用自己所處的位置，爲各種寵物項目爭取資源，這些項目將有助於界定她的政治遺產。

7到8月間，英國《金融時報》與伊凡卡會面三次，並收到了她透過郵件發來的補充評論。本報還對她的朋友、批評者和評論員進行了多次訪談。從中得到的畫面是第一千金繼續夯實自己在白宮的角色，並對自己受到的種種批評（從她父親決定禁止變性人蔘軍，到他決定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更善於坦然處之。

在一些局外人眼裏，伊凡卡冒著聲譽受損的風險，加入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總統班子之一的決定令人費解。對伊凡卡自己而言，那並不是什麼需要斟酌的決定。從降臨人世的那一刻，她就與父親結下不解之緣，她選擇了將自己的事業與父親聯繫在一起所帶來的名望、影響力和財富——在白宮的新崗位上，她仍在這麼做。「在我的腦海裏，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這裏是因爲我父親當選了，」她堅定地說，「承認這一點對我完全沒問題。這是真相。」

伊凡卡受到很多美國人的愛戴，他們購買她同名品牌的鞋和手袋，成立Instagram賬號來向她致敬。但她也被另一羣美國人憎恨，認爲她是她父親總統任期最沒水準的方面的一個代表。對於前一個人羣而言，她簡直是卡美洛（Camelot，傳說中的不容邪惡魔法侵犯的聖城——譯者注）：露出潔白牙齒的燦爛笑容、時尚的金髮、優雅的社交禮儀，以及無害的政治綱領。而對後一個人羣而言，她是一位有特權的政治新手，利用裙帶關係爲自己未來的商業品牌以及政治和社會地位服務。

「幾個月前我們曾認爲，她會發揮緩和川普的影響力。這些預期沒有成真，」總統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說。「如果說她有很大的政策影響力，那一定是在私底下進行的，因爲看不出任何明顯的跡象。」

在與英國《金融時報》交談時，伊凡卡多次承認，她知道自己處在一個有很大特權和大把機會的位置。她說，她在白宮的角色就是給總統提供建議，並透過研究來支援自己在某些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我認爲這對總統有利，使他能夠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聽取支援和反對兩派的意見，」她說，「最終，總統做出他自己的決定。」

伊凡卡的盟友們指出，對於總統決定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等倍受爭議的問題，指責伊凡卡和她的丈夫是不公平的。據報道，伊凡卡對這一決定表達了反對意見。第一千金的一位密友說，雖然她贏得了父親的信任，且父親通常也願意傾聽她的意見，但這並不意味著總統會站到她的一邊。「父親會聽。但難點在於，她沒法控制父親。」

伊凡卡的丈夫也持類似看法。「她盡力支援她父親，我認爲，私底下她能夠和父親求同存異，坦誠而尊敬地提出反饋意見，」庫許納8月下旬在另一個場合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說，「她與父親合作很長時間了——比白宮的其它任何人都要長。」

她決定不公開表達與父親的不同意見惹惱了批評者，後者認爲她不想與父親的最極端政策扯上關係，卻又受益於父親的官位。電視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模仿伊凡卡拍攝了一則諷刺的「共謀」(Complicit)香水廣告。一些女權組織批評她把自己標榜成婦女問題的倡導者，卻沒有公開支援生殖健康組織「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等機構。

「擁有一層關係的價值就在於它是有來有往的，」尋求讓更多民主黨女性當選公職的自由派非盈利組織「艾米莉名單」(Emily』s List)的幕僚長凱特•布萊克(Kate Black)說。「如果你說自己是女性的盟友，你就不得不站出來支援計劃生育聯合會。」

對於自己受到的很大一部分批評，伊凡卡不屑一顧，認爲它們要麼是不合理的，要麼是性別主義的。她說，她希望只在自己列爲核心責任的細分政策領域受到評判：設立帶薪家庭假期(paid family leave)、鼓勵女性投身科學事業和創辦企業、以及創立勞動力學徒計劃等。「雖然有時候我在內心也想要全面參與在我的職責或專長以外的衆多事情，但我還是儘量恪盡職守，執行好我到華盛頓來要做的項目，」她在電郵中寫道。

不過，在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她顯然願意跨出那些細分領域，這引發外界猜測：她正在得到父親的「試鏡」，目的是開啓她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論是與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建立私人關係，還是參加川普同安倍晉三(Shinzo Abe)和習近平的會晤，第一千金都在學習這方面的技能。在今年7月的漢堡G20峯會期間，川普鼓勵女兒在他短暫離席期間坐在他的座位上，旁邊都是世界領導人。在總統座位上坐了短短几分鐘的風頭，蓋過了她同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宣佈的新項目，該項目旨在向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企業家提供逾10億美元資金。

在進入白宮後的最初幾個月，伊凡卡曾在學習如何在華盛頓的生態環境使用自己的新權力方面陷入掙扎。一位白宮高級官員說，初入白宮時，她對自己影響政壇老將的能力「超級理想主義」。但是自那以來她已變得更加世故，私底下承認說，她發現華盛頓政治的雷區太多。

雖然有些自由派人士認爲伊凡卡是一位民主黨人，與曼哈頓老家的很多同齡人（她的朋友圈包括切爾西•柯林頓(Chelsea Clinton)，現在還包括鄧文迪）持有相同的溫和信念，但另一種解釋是，她和她的丈夫實際上不那麼像班農及其盟友描述的那樣是「白宮的民主黨人」，他們更像總統：在意識形態方面比較靈活，願意在被他人視爲有嚴格黨派界限的問題上做出妥協。

今年2月份，伊凡卡安排了一次與計劃生育聯合會主席塞西爾•理查茲(Cecile Richards)的會面，以求彌合該組織與多年試圖砍掉其撥款的共和黨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滿心希望找到一個折衷方案的伊凡卡，向理查茲提供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就是把該組織的墮胎服務部門分拆出去，使其成爲一個新的實體。結果此舉引火燒身，儘管伊凡卡竭力想保密，但有關此次會面的訊息還是外泄了。

理查茲後來對第一千金進行了抨擊，對時尚雜誌《Cosmopolitan》說，「如果她對捍衛她所信奉的女性權利有顧慮，」就應該重新考慮她在政府中的角色。這一幕凸顯出，同川普一樣，伊凡卡有做交易的衝動，而她以爲華盛頓自由派色彩最鮮明的組織之一會願意在其使命宣言上做出妥協，就有點幼稚了。

同時，伊凡卡還遭到右翼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爲，伊凡卡和她的丈夫正試圖削弱總統的民族主義議程。「她在那裏對川普總統的個人形象很有幫助。不過，我不清楚她有什麼資格能擔任白宮西翼的高層顧問，」有爭議的「另類右翼」新聞網站Breitbart的總編亞歷克斯•馬洛(Alex Marlow)說。該網站近來對伊凡卡的敵意與日俱增。同時，該網站最近歡迎曾在白宮內鬥中與庫許納和伊凡卡發生衝突的班農歸隊，擔任執行主席。

馬洛指出，正是庫許納支援總統在5月做出決定，炒掉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結果此舉爲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川普競選團隊與俄關係掃清了道路——「這是一個總統在本輪任期內可能永遠無法完全彌補的錯誤，」他說。「他倆不適合擔任現有職務，希望他倆能夠很快決定翻開新的一頁。」

對於自由派批評者，伊凡卡說，她受到了不公平的評判。「有些人對我的期望是不現實的，」她在電郵中寫道。他們以爲，「我的存在本身就對我的父親有如此大的分量，以至於他會放棄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和議程，而當初正是這些價值觀和議程推動美國人民投票選舉他。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對那些批評者來說，除非我把父親轉變成一位自由派人士，否則我在他們眼裏就是個失敗者。」

她決定專注於自己的細分領域也是刻意的。她說，在到本屆行政當局任職之前，一位曾在歐巴馬政府任職的「密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就告誡她：要「緊緊盯住」幾個關鍵課題。如果她缺乏「專注的紀律」，她可能會一事無成。

自4月份到白宮任職以來，伊凡卡作了多次傾聽之旅，課題包括職場中的女性；勞動力培訓計劃和學徒制；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的女性學生賦權；人口販運；改善針對工作家庭的政策等。渴望被認可爲一名好學生的她，記下了自己感興趣領域的大量數據和事實——而且可以在這些問題上滔滔不絕地發表看法，就像讓她做一個15分鐘的陳述。「她決定做的事都會做成，」庫許納說。「她總是既堅持不懈又招人喜歡，這使她能夠構建同盟。」

伊凡卡的核心議程就是推動聯邦政府規定向新生兒父母提供帶薪假期——這是美國人從未享受過的福利，就連聯邦政府僱員也沒有。今年春季以來，她一直在與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議員們開會，起草兩黨聯合議案，併力促父親將美國的托兒費抵稅額翻番，由每年1000美元增加至2000美元——她目前正向財政保守派議員兜售這一提議，該提議看來將被納入白宮的稅改計劃。

按照白宮的最初提議，僱主不提供帶薪產假和陪產假的新生兒父母，將獲得由聯邦政府買單的6周帶薪假期。雖然有關這項提議的議案還沒有擬定，但伊凡卡已經成功地推動國會展開討論。「你必須找到願意討論這些問題的議員，」她在電郵中寫道。「我能召集和主持辯論，但我不能制定法律。這事不會容易。如果容易的話，早就做成了。」

如果她在帶薪家庭假期問題上取得成功，這對國家和伊凡卡來說都將是重大的里程碑。伊凡卡的地位也將會由代行第一夫人職責的家庭成員，上升爲已經取得重大政策成功的政壇新勢力。

川普當選總統使伊凡卡的知名度大幅提升，但從許多方面看，她的整個人生一直受到外界關注。「伊凡卡是在聚光燈下長大的，她習慣了置身於公衆的視線下，」長期好友、目前在白宮的美國創新辦公室與庫許納共事的利德•科迪什(Reed Cordish)說。「當你像伊凡卡那樣長大，你會準備好成爲一名公衆人物。」

伊凡卡9歲時父母離異。那場鬧得沸沸揚揚的離婚大戰，使伊凡卡知道要把一切都藏在肚子裏。「你不會看到她在走廊裏哭，」她的一位前同學說。小小年紀的經歷讓她形成極好的心理素質，足以應對白宮的現實。

伊凡卡曾表示，她以母親伊凡娜(Ivana)爲榜樣來塑造自己。伊凡娜是一位在捷克出生的模特兒，後來進入商界，曾協助川普管理廣場飯店(Plaza Hotel)。「對於大部分人根本不會注意的小瑕疵，她都不能妥協，」伊凡卡在她於2009年出版的自傳《打川普牌》(The Trump Card)中回憶說。她提到，如果水晶燈上的某一個燈泡壞了，她那位高根鞋不離腳的母親會訓斥酒店員工。儘管局外人往往認爲是川普培養了子女，但據瞭解他家情況的人士透露，給孩子們定下很大一部分規矩的是伊凡娜，如今她仍在影響著孩子們的人生，只不過是在幕後。

對伊凡卡來說，父母離婚是一個轉折點。父親與瑪拉•梅普爾斯(Marla Maples)的婚外情帶來的精神創傷，讓她和兩個兄弟——哥哥小唐納•川普和弟弟埃裏克•川普——之間的關係更近了。「父母離婚還讓我與父親之間更親近了，」伊凡卡在《打川普牌》中寫道。「不是因爲我站在他那一邊，而是因爲我不再認爲，他的愛是理所當然的……於是，每天早上上學之前，我都會去看看他。在下午放學回家的路上，我也會到他的辦公室看一看。就是打個招呼。」

所有人都說——包括她的兄弟——川普的第二個孩子、在家裏時常扮演和事佬角色的伊凡卡，成了最受父親寵愛的孩子。爲了表達對她的寵愛，川普曾將一艘遊艇命名爲「川普公主號」，並在後來開玩笑說，如果伊凡卡不是他的後代，他也許會和她約會。

據在學生時代就認識她的人士介紹，伊凡卡在很多方面與她的社會名流同齡人沒什麼不同。她曾在大西洋城舉辦一個喧鬧的生日派對，當時她父親旗下的酒店和賭場就在那裏。據三個人證實，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她從幼稚園開始就讀的那所曼哈頓學校很客氣地要求她退學。兩位前同學表示，部分原因是她在一起事件中違反學校的禮儀規定。但一位直接瞭解情況的人說，那是因爲伊凡卡逃學。

接近她的一位訊息人士強烈否認這些說法，並指出，她是自己要離開的，因爲她想去另一所學校。（謹此披露：我也在這所學校上過學，但當時不認識伊凡卡。）

她曾嘗試擺脫家庭的影響，進軍模特兒界，因爲當時她父親在這個行業還沒有直接影響力。這種自主未能持續多久：令她苦惱的是，她父親不久後選擇進軍模特兒行業。伊凡卡說，最終，她決定接受（而不是抗拒）自己是川普家族一員這個事實。「不論我聽到或讀到別人怎麼說到我的家庭，事實是我對自己是川普家庭的一員感到絕對自豪，」當時還是少女的伊凡卡在2003年拍攝的紀錄片《天生富貴》(Born Rich)裏說。「我對家族的姓氏和前輩們取得的一切成就感到自豪。有一段時間，我擔心我會永遠生活在父母的影子之下，但我猜，這畢竟不是太差的影子。」

伊凡卡在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時的房地產教授、她父親在商界的熟人彼得•里納曼(Peter Linneman)指出，早在21歲時，伊凡卡就已經清楚地知道，她想要爲父親工作——這一點現在似乎仍然屬實。「她想在家族的公司工作，」林曼說。他很快補充說，「我明白美利堅合衆國不是她家的公司，但我認爲，[對伊凡卡來說]，重要的不是爲家族企業工作，而是參與她父親投入的無論什麼事情。」

伊凡卡對川普品牌的發展，延伸至她於2007年創立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珠寶系列，以及後來成立的時裝和飾品系列。現在，她與這些以她名字命名的品牌已經沒有明顯的聯繫，因爲她已經將日常業務決策權交給公司總裁阿比蓋爾•克萊姆(Abigail Klem)，並將業務的控制權交給庫許納的弟弟和妹妹控制的一個信託。

川普當選總統對她品牌的影響有好有壞。據跟蹤500萬網購用戶的市場研究公司Slice Intelligence介紹，伊凡卡•川普品牌今年1、2月的銷售額成長了332%。今年秋季，該公司將在川普大廈開設一家實體店。然而，該品牌的發展也不是完全順風順水。2月份，百貨公司諾思通(Nordstrom)宣佈下架該品牌的商品，理由是銷量不佳，但人們懷疑真正的原因是該品牌對這家連鎖百貨商店的整體業務不利。另外，在總統上任前，伊凡卡曾在接受電視採訪時佩戴1萬美元的伊凡卡•川普品牌手鐲，藉此推廣該款產品，且該品牌的產品在美國以外製造，與總統的「美國優先」口號顯然存在牴觸。公司爲這兩件事專門致歉。

在庫許納身上，伊凡卡找到了一個具有類似家庭背景、且同樣雄心勃勃的伴侶——兩人都是張揚的地產大亨的子女，兩家都曾被轟動一時的醜聞纏身。長期好友科迪什說，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伊凡卡和庫許納具備多數正常人所不具備的「應對這種關注和壓力的獨特本事」。他說，「他們兩位的心理素質極好，而且善於把不同的事情分隔開來。」

話雖如此，白宮已經滲入他們的個人生活。據說，自川普上任以來，伊凡卡和庫許納仍保持爲一個團隊，共同策劃如何在某些問題上爭取到總統點頭。他們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先做運動，然後是一整天的工作，其間他們有時會參加同一個會議，或在走廊中打個照面。回到家後，首先要做的是陪三個孩子，然後繼續談工作上的事。

「我們會說起工作，」伊凡卡在談及他們在白宮的日子時說。「我覺得，如果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把工作與生活分隔開來，可能會更健康一些。但我不認爲這份工作適合那樣的安排。我認爲，在這棟樓裏做出的決定的分量太大，以至於你沒法像在商界那樣，下班了就不再操心。生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受到影響。你知道一項決定將需要做出，你需要對不同選擇的後果深思熟慮。這的確——而且應該——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讓你夜不能寐。」

在外界看來，對伊凡卡和庫許納夫婦、以及川普的總統任期而言，夏洛茨維爾發生暴力事件的那一週似乎是一個低谷。但從白宮內部來看，形勢看起來截然不同。人事洗牌的步伐沒有停止，班農離開了。在離職的過程中，他散佈謠言稱，很多人知道伊凡卡會「跑進總統辦公室，趴在[總統]辦公桌上大哭」（據《紐約時報》報導）。多名白宮官員堅決否認他的這種說法。

雖然總統受到美國議員們的批評——包括他所屬的共和黨的議員——但伊凡卡夫婦的地位看似越來越穩固。「情況本來可能會更糟，」曾在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主政時擔任白宮倫理律師的理查德•佩因特(Richard Painter)說。「在試圖影響這位總統的人中，有很多人的世界觀比伊凡卡怪得多。在許多問題上，伊凡卡就像一個富有的共和黨女性。我會不願意將她推出門外。因爲，把她趕走了，總統又會聽取什麼人的高見呢？」

對於退役的海軍陸戰隊上將約翰•凱利(John Kelly)擔任白宮幕僚長，伊凡卡夫婦基本上持歡迎態度。盟友們說，先前伊凡卡曾覺得自己處於守勢，但人事調整已經讓他們夫婦倆的地位更加穩固。儘管許多人曾以爲，凱利將會終結第一千金隨意進入父親辦公室的能力，但事實上她仍然擁有隨時進入總統辦公室的特權，就像當年她進入父親在川普大廈的辦公室那樣。

伊凡卡夫婦正在領會華盛頓權力遊戲的起起伏伏。到目前爲止，他們尚未感受到大選之前在紐約自由派圈子中遭遇的那種寒意。他們知道，那些樂於在報紙上匿名詆譭伊凡卡的朋友，通常沒膽量當面這麼做。一位熟悉她人際交往的人士只回憶起一件事，有一位熟人走到她面前，對她在政治上支援她父親「說了一些不中聽的話」。

此外，這對夫婦現在可以接觸到世界級的權力捐客。他們在《華盛頓郵報》繼承人拉里•韋茅斯(Lally Weymouth)舉辦的年度夏季名流晚宴上受到精英們的歡迎。在太陽谷（指科技和媒體界高層每年在愛達荷州太陽谷舉行的年度會議——譯者注），他們受到一羣科技行業巨擘的熱情接待，其中包括蘋果(Apple)首席執行長蒂姆•庫克（Tim Cook，伊凡卡說，庫克是她可以徵求建議的人）。鮮有全球領袖不願接聽他們的電話。

但是，人們仍然越來越擔心，這對夫婦的名聲要怎樣才能不被他們進軍政壇的嘗試給毀了？庫許納仍是正在展開的「通俄門」調查的關鍵人物。調查矛頭主要針對他曾經會晤一名俄羅斯律師，而後者據稱掌握對希拉里•柯林頓不利的資訊。《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說，川普法律團隊的一些成員希望庫許納卸任白宮職務，因爲他去年曾與多名俄羅斯官員和商人會面，帶來法律上的麻煩。

在白宮，伊凡卡很注意維護自己的形象，與她父親那些最受爭議的聲明保持距離，並且針對她和丈夫的影響力正在消退的說法（《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最近一篇文章援引訊息人士的預計稱，這對夫婦最早可能於2018年就選擇離開華盛頓）在幕後發起反擊。

然而，假設他們準備打包走人，就低估了他們當初選擇來華盛頓的算計，以及這對夫婦當初向總統作出的效忠承諾。「身爲人母，她的確不容易。她放棄自己打造的企業也是個艱難的決定，」庫許納在談到伊凡卡做出跟隨父親到白宮任職的決定時表示，但她「用心」做出了這個決定。

「我們知道，最終我們會根據結果來評判我們的經歷。當這一切成爲往事時，我們不會回過頭來說：『哦，那是一件糟糕的事』或者『我們與那人的會晤很糟糕』。相反，我們會回過頭來說：『我們實現了我們的目標嗎？』」

伊凡卡已經在留意哪些是她認爲能夠留下積極影響的東西。「那個世界銀行的基金宣告成立之後，我對賈利德說，『老兄，如果我今天下班回家，知道自己幫助創立了這個項目，史上最大的、向發展中國家女性企業家提供資金和輔導的基金，那真是很棒，』」她歡快地說道。

到目前爲止，第一千金的秀還在繼續。前不久，伊凡卡「客串」了國會討論債務上限的會議。她最近還與父親一起在北達科他州登上主席臺。「她真的說，『爸爸，我能和你一起去嗎？』」總統對臺下人羣說。「我喜歡她這樣，對吧？『爸爸，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嗎？』我說，『行，一起去吧。』」

如果伊凡卡和庫許納最終離開華盛頓，他們將擺脫從大選前以來就消耗了他們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政壇是是非非。但是，他們從白宮帶走的收穫將是見過大世面，而這是他們透過其他方式很可能永遠做不到的。

「我的貢獻最終能否達到那些最苛刻的批評者的期望？只有時間能夠給出答案，」伊凡卡在電郵中寫道。「但我不會被噪音分心。」

考特妮韋弗(Courtney Weaver)是英國《金融時報》駐華盛頓特區的美國政治記者

照片來源：《紐約時報》/Redux/Eyevine；《華盛頓郵報》/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譯者/何黎

在亞特蘭大老舊的肉類加工區，一家農場直接供貨的小餐廳的一個角落，美國前代理司法部長薩麗•耶茨(Sally Yates)正往我的邊盤裏盛蔬菜和一勺極具南部特色的蘸醬。她因爲公然挑戰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行政令而被解職。

「把我的撥給你一些。給你的盤子裏盛一點。做成一個小素菜盤吧，行嗎？

她已經拿起我的叉子，從她的盤子裏給我分了一些玉米粒、油炸秋葵和綠葉菜。「你來到我的老家，我怎麼也得讓你好好享用一頓美食，」她說。在我的堅持下，她也給自己留了一些。

耶茨是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執政時期的司法部副部長。今年1月20日，即川普就職當天，她出任司法部代理部長。然而，她在這個位子上只坐了10天就被解職，因爲她拒絕爲川普倍受爭議的旅行禁令——一項短時間內禁止七個以穆斯林爲主國家的公民入境美國的行政令——辯護。白宮將她的行爲稱之爲背叛。

耶茨是在1月27日星期五飛往亞特蘭大參加一個慈善義賣活動時聽說這項旅行禁令的。總統發佈禁令之前，並沒有知會她或負責國家安全的官員。那個週末，她一直在痛苦地思考自己該這麼做。星期一，她告訴司法部人員不要爲總統的行政令辯護，因爲她不確信這項命令是「合法的」。

當天晚上大約9點左右，耶茨還在辦公室工作。她聽到有人敲門——然後停頓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助手]，他會在敲門的同時直接推門進來，但這一次只是敲門，沒人進來。這和往常不太一樣。所以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來人遞給她一封總統的信，通知她，她被解職了。

一夜之間，耶茨就成了聚光燈下的人物。自由派人士將她視爲英雄。來自年輕女性、移民和其他人士的信件像雪片般飛到她的家中，向她表達感激之情。現在，耶茨已經回到了距華盛頓超過600英里的亞特蘭大老家，這裏是她27年司法部職業生涯起步的地方。

中午12點29分，耶茨邁著輕快的步子走進了Miller Union餐館。雖然她早到了一分鐘，但看到我已經坐在角落的一張桌旁，她似乎有些失望。她說她不喜歡遲到，因爲遲到會給人一種自己的時間比別人的時間更重要的感覺。她身穿無袖黑色襯衫和芥末黃的褲子。她神情放鬆，臉色微微泛紅，進門前一定跑來著。

我注意到，鄰桌客人的目光在一直跟著她移動。「很奇怪，我被解職之後，認出我的人比我在位時還多，」她用軟軟的、拖著長音的南方調說。

「我有時會去健身房。之前我已經幾天沒洗頭、沒化妝也沒有收拾。有人會走過來，想跟我照個自拍合影。這時候我就會徒勞地想：『天呀，我討厭這幅邋遢的樣子出門。』但我還是拒絕化妝去健身房，」她笑著說。

還有一些更加令人感動的時刻——前一段時間在一家餐館裏，一個移民家庭走到耶茨跟前說，她的行爲對他們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當人們真的看著你的眼睛，和你說話，感謝你時……你沒法不感動，」她說。「我知道，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但是幸運的是，其他人一般不會走過來對我說些什麼。」

我們把話題轉向1月底那些高潮跌宕的日子。在川普宣佈旅行禁令前一天，耶茨曾召集白宮法律顧問唐•麥甘恩(Don McGahn)開會，提醒他，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ke Flynn)可能會因去年12月與俄羅斯大使的通話而遭到俄方的脅迫。此後不久，弗林就被迫辭職了。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那十天忙得天昏地暗，」她說。「在那段時間裏，我們甚至都沒喫午餐，因爲我們一直正在忙於應付弗林的事情。那個週五下午，我一直呆在麥甘恩的辦公室。讓我有些意外的是，我坐在白宮法律顧問的辦公室的時候，沒人告訴過我有關旅行禁令的事，」她說。

耶茨明白，公然違抗命令是有風險的。「我不是傻瓜。我意識到被解職的可能性很大，」她說。然而，「從理智上理解這件事，和從情感上接受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還是有一種肚子上被猛擊了一拳的感覺。」她回憶起那一刻時，眼睛裏閃著淚光。「我仍然對我做出的決定感到欣慰，但我不想被解職。這不是我所期望的爲從事了27年的職業畫上句號的方式……」她說。

川普的禁令是以保衛國家安全的名義發佈的，但在競選期間，他在很多場合都曾多次談到「穆斯林禁令」的想法。耶茨發現她無法將這兩種情緒分割開來。「我得出的結論是，說禁令與宗教毫無關係是不正確的，」她說。「我們的憲法不允許我們爲某件事找個藉口，但實際上卻出於某種違憲動機而行種族和宗教歧視之實。這是我們立國的核心原則，」她解釋說。

耶茨不但沒有主動辭職，而且她覺得必須公開反對這項命令。「如果僅僅是辭職了事，我可能維護住了我個人的尊嚴，但這樣處理感覺是一種省事的做法，因爲可能無法維護司法部的尊嚴。我會感覺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感覺是懦夫所爲。」

服務員第二次到我們的桌子旁邊轉悠。我們甚至連菜單還沒看。耶茨點了一種不加糖的冰茶，這是美國南部的標誌性飲品，我也照著點了一杯。看到菜單上的炸鯰魚三明治我兩眼放光。

「真的嗎？」耶茨問。「你比我膽大。連我都不喫鯰魚 。」

她點了一道時令蔬菜——一個美味的南方經典菜餚拼盤。她說：「你應該嚐嚐最具南方特色的菜品。」所以我們又點了玉米麪青蔥炸丸子，美味煎餃配燻辣椒及青檸蛋黃醬。「如果你點了鯰魚，你就能喫炸丸子。」

點完菜之後，我問她，你明知道這麼做會激怒總統，爲什麼還作出了那樣的決定呢？她說：「促使我做出這一決定的衆多因素之一是，司法部與律師事務所不一樣，」她說，「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迂腐和僞善，但[在司法部]，你代表的是美國人民，是相信我們會公正司法的美國公民。你的工作不是打贏官司，而是要維護公正。」

耶茨出生於一個律師家庭。她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法官。她的祖母是喬治亞州第一批透過律師資格考試女性之一，但由於當時不允許婦女執業當律師，她只好經營自己家的律師事務所。「她非常聰明，簡直難以置信。我多麼希望她在有生之年能夠有一些這樣的經歷。」

當她將家庭背景描述爲一羣「無聊」的律師時，我提到她的姐姐，一位保守的電臺主持人，似乎與這個背景不匹配。「你發現了？」她笑著說。「很顯然，我們有不同的觀點。」姐妹兩人早就約定不討論政治。

玉米麪青蔥炸丸子上桌了，我們將熱熱的丸子切開，洋蔥和玉米的香味撲鼻而來。

耶茨在喬治亞州長大，並在州立大學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畢業後，她最終進入亞特蘭大知名律師事務所King＆Spalding。對她的職業發展影響最大的案件是她的首次庭審。那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佑治亞州農村區縣巴羅縣(Barrow County)，她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在同一間法庭出席過庭審。她代表的是一名93歲的非洲裔美國婦女，這位婦女與附近的一個地產開發商發生了土地糾紛。她的客戶極其不信任法律，即使下地幹活，也要把地契放在口袋裏隨身攜帶。參與當天庭審的法官、陪審團和對方律師都是白人。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的客戶看到陪審團成員是清一色的白人時，他們臉上的表情。 [但是]陪審團經過評議做出裁決：「這塊土地是屬於你的，」耶茨回憶說。「這件事情的發生就像是，在一個你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小鎮或地方，法律顯示出其應有的公正性。 我認爲，那將是我一生經辦的最重要的案子。」

耶茨因起訴亞特蘭大一名腐敗的前市長，和1996年奧運會期間在世紀公園製造爆炸案的埃裏克•魯道夫(Eric Rudolph)而聲名鵲起。之後，她的職業生涯可謂是平步輕雲。2009年，歐巴馬提名她擔任喬治亞州北區聯邦檢察官。6年之後，她被調往華盛頓，擔任美國司法部副部長。

我們的主菜來了。我點的油炸鯰魚夾在餐包中間，上面澆了塔塔醬，旁邊配了一些炸薯條。魚肉酥脆可口，一點兒也不油膩。她點的蔬菜盤色彩斑斕，且獨具特色。我有點想喫她那一份了，但是，這種感覺沒持續多久，耶茨就開始往我的邊盤裏盛蔬菜。「好了，你應該來點兒這個。這些西紅柿太棒了，」她邊說邊給我的盤中盛了一些棕色的傳統西紅柿（沒有經過人工雜交的西紅柿——譯者注）。「你介意在這樣的場合喫別人盤子裏的東西嗎？」

就在我們會面的當天，小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Jr)公開了一些電子郵件，證實他與川普的前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和總統的女婿兼高級顧問賈利德•庫許納(Gared Kushner)一起會見了一位俄羅斯律師，後者聲稱掌握有可以將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定罪的資訊。我注意到，這次會議的相關郵件推遲披露，與弗林在他與俄羅斯大使會面的問題上遮遮掩掩，這兩件事如出一轍。

5月份，美國國會召集耶茨就弗林和旅行禁令作證。當時她對在場的議員說，「起訴幾個與『通俄門』有牽連的人沒什麼壞處」。喜劇演員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發推特說：「《神奇女俠》將於6月2日上映。但是如果你想在公映之前先睹爲快，那就請看薩麗•耶茨在參議院的表演吧。」

「老實說，我知道的並不比新聞報導多，」耶茨說。「但是，我認爲，這就是任命羅伯特•穆勒[擔任特別檢察官]，徹底調查通俄門的重大意義所在。不過，人們確實需要認識到，鮑勃進行的一切調查都是爲了找到可以用於彈劾或起訴的犯罪證據。他的調查僅限於此，因爲其他方面的問題不是司法部的管轄範圍。我對鮑勃很有信心。顯然，他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

自從被解職以來，耶茨一直保持低調。她花費了大量時間修理花園。她養了兩隻被救助的幼犬斯科特(Scout)和奈利(Nelly)，稱它們是「她的另外兩個孩子」和「史上裏最具破壞性的狗狗」。在她在華府任職期間，兩個小傢伙把花園變成了戰場。「他們什麼都喫…… 地毯、整個沙發和傢俱，無一倖免。最後，我們不得不在[在室外門廊]擺放金屬材質的傢俱，因爲金屬是他們唯一不喫的東西，」她說。「我很愛它們。」

我問她是否考慮競選公職。「不，不，」她說。「這些東西從來就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認爲還有其他能夠發揮影響的方法。」例如，耶茨熱衷於透過投資囚犯教育計劃來對監獄系統進行改革，以便他們在獲釋後有多一些選擇。

在她擔任副司法部長期間，美國開始了一個試點計劃，允許囚犯使用特殊版本的iPad學習一些培訓課程，但她懷疑，在現任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領導下，這個計劃還能否繼續下去。塞申斯已經採取行動推翻歐巴馬時代的政策，指示聯邦檢察官更加嚴厲地對待犯罪，對毒品犯罪採用最重的量刑。

服務員收拾了我們的盤子，並問我們要不要點甜點——餐館特色是自制冰淇淋三明治，有巧克力麥芽、甜玉米和焦糖三種口味。耶茨提議我倆點一個分著喫。我選擇了焦糖口味。當甜點上桌時，耶茨將它一分兩半。三明治看起來像傳統的兒時美味，但味道濃郁，口感層次豐富。在我狼吞虎嚥、幾口下肚之後，耶茨才僅僅喫了幾小口。

耶茨最近註冊了一個推特帳戶，但她並不期望把它變成一個發聲的管道。「我不會在推特上大張旗鼓地發表自己的想法，」她說。不過，來自移民、家庭和年輕婦女的信件讓她覺醒，她說。她在牀邊放了一封來自俄勒岡州的一個家庭的信，信裏附了一張他們兩歲兒子在機場的照片：這個孩子手拿裏拿著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歡迎移民和難民」。

「現在，我有了一種以往從未預料到的真正的責任感，」她說。

她是如何回覆年輕女士的來信的？「談論這個感覺有點怪怪的，」她說。「我一直想在既要自信幹練又不武斷粗暴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因爲如果你是個女人，且被認爲過分激進，你就無法真正被接受。我覺得，當今的年輕女性不必像我們的成長過程那樣擔憂那麼多。這真是件好事。」

思緒把她帶回到今年1月份舉行的抗議新總統的「女性向華盛頓進軍」(Women』s March)大遊行。當時，她正在華盛頓特區的全食超市( Whole Foods)購物，超市裏擠滿了抗議者。

「我只能背靠冷凍食品櫃站著，看著這些年輕女性手持抗議標語。她們是那樣自信，她們有想法，並且正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膽怯。我當時想，這太棒了，一切本該如此。也許我們正處在一個女性勇於發聲的時代。」

本文作者爲《金融時報》駐美國資深財經記者

約李亦非下午茶的那幾天，正值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大熱。我發訊息給她說：想聽聽她怎麼看這部劇，比方說，在她這位資深外企高階主管看來，這類所謂職場大戲對高級白領生活的誤讀究竟有多深。她很快回我：還沒看，要補課。

十來天后，當我們坐在她別墅家中寬大明亮的客廳裏共進下午茶時，她認真地告訴我：劇看完了，「養眼是挺養眼的，但都是情感戲，對職場的理解太淺。」

比方說呢？我問。

「羅子君看起來挺自強不息的，但她的每一步成功，都是靠男人。真正成功的職場女性，都是靠自己。」

李亦非說話直率，一語中的。幾次見面後，我對她的言談風格已經熟悉，令我驚訝的是，她是怎麼找到時間追劇的？作爲一位金融界高階主管、全球最大上市對沖基金英仕曼集團的中國區主席，她難道不該是個腳不著地的空中飛人嗎？

她笑答：「運動的時候看啊。我每天早起，跑步30分鐘，力量練習20分鐘，邊練邊看，正好一集電視劇。」幾步之外的客廳中央，大螢幕電視機前放著一架划船機，似乎印證了這一說法。

面前的李亦非妝容精緻，端坐在她最心愛的一把青綠色絲絨靠背椅上。我們身邊的落地窗外，是一個仲夏日綠意盎然的私家花園。在我們到達時，她正專業地和一位上門的化妝師討論要爲今天的影片拍攝做一個怎樣的造型。我在一旁看得有趣，問：平常出門也會這麼精心準備嗎？

「哪有那功夫。通常就是頭髮一紮，20分鐘就出門，」她笑著說。

等到攝影機一開，李亦非眼神灼灼，侃侃而談——語速自始至終保持得不錯。我想，不愧是在傳媒娛樂業浸淫多年，習慣了鎂光燈的。

在2008年進入金融業之前，有近二十年時間，李亦非在跨國公關、廣告傳媒公司擔任中國主管。她成名甚早，37歲就登上《財富》雜誌封面並躋身這本雜誌評選的50位國際商界女強，最知名一役，是在2003年時讓風靡一時的MTV音樂頻道在中國落地播出。世紀之初，在華跨國公司還較少聘用本土高階主管，女性更稀有，她因此有「打工皇后」之稱。進入金融業後，她淡出大衆視野，這容易讓人忘掉時間的流逝，也容易讓人繼續把她和時尚、音樂、明星聯繫在一起。我提醒自己，如今她的世界裏，是資本，是風險，是對沖。

就在這個月，李亦非經歷了職業生涯中的又一個重要時刻：英仕曼成爲首家在華獲得外商獨資私募基金管理牌照的國際對沖基金，這意味著它無需尋找一家中國公司作爲合作伙伴，就可以獨立投資於中國證券市場，向內地機構投資者和高淨值家庭提供資管產品，用李亦非的話說，就是終於獲享「國民待遇」。

此役或許不像MTV落地中國時那樣光環閃閃，但在金融業卻引起不小的震動，想必也離不開李亦非的長袖善舞。英仕曼目前管理著全球959億美元資產，在公開上市的對沖基金中排名第一。對它敞開大門的，則是一個私人財富快速成長的市場——根據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佈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6年中國高淨值人羣（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人民幣以上的）已達到158萬人，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達165兆人民幣。有人因此玩笑說：外資私募大佬們跑步進場，中國投資者們笑了，而境內一些資管機構則要顫抖了。

但談起這次獲得牌照，李亦非卻顯得低調篤定。我忍不住問她，印象中的金融高階主管們都行色匆匆，有些案牘勞形的樣子，爲什麼你看上去還挺閒適的？

她眼睛裏閃過一絲笑意：「金融是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不是勞動密集型。一旦你讓資本進入了市場，它就會自行運轉，金錢永不眠。」

她說，所以她現在的生活節奏，反而比在娛樂圈時慢了下來，這讓她有更多時間做她喜歡的事，包括看書，運動，旅行。當然還有看劇。「最近這些職場劇對職場最大的誤解，就是好像事業和生活不能兩全，必損一方，其實不然。很多在職場裏成功的人，平衡術都掌握得很好，生活過得很精彩，家裏也照顧得很好。」

她的平衡術，最早可以歸功於她小時候一段獨特的經歷——從十歲到考上大學，她有十年時間，一邊上學，一邊在體校學習武術。「那時候上午上課四小時，中午扒口飯，下午練習四小時，晚上回家做作業。訓練，比賽，上課，十年風雨無阻，一天都沒缺課。我的時間總是比別人少，所以學會了兩樣東西，一是做事快，另一個就是學會了multi-tasking，同時做好幾件事。」

李亦非每次談起這段習武經歷，都會強調它對她人生的重要性。武術給她帶來了人生的第一個光環。13歲時她就獲得全國武術青少年組劍術冠軍，成爲那個時代的當紅花旦，參加比賽時，體育場裏會有上萬人呼喊她的名字。十六七歲時，她參演了三部電影，其中兩部和劉曉慶搭檔。但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演戲終究不是她的真正志向。那時的她幻想成爲一名外交官，於是考進北京外交學院，畢業後赴美讀研，第一份工作就進入聯合國，開啓高開高走的職業生涯。

武術甚至促成了她向金融業的跨界轉型。2008年時，還在傳媒集團維亞康姆擔任大中華區負責人的她，在一次宴會上結識了高雷GLG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的創辦人。這位創辦人曾是以色列特種兵，一聽說李亦非曾有十年習武經歷，一見如故，除了欣賞她在跨國公司多年高階主管經驗，更認定她性格中也必有刻苦堅韌之處，便力邀她出任GLG中國主管。一年後GLG被英仕曼收購，李亦非迴歸廣告業，兩年後的2011年再以中國區主席身份加入英仕曼。

在外人看來，資本世界隱祕多金，比起傳媒和娛樂業，能量更加無遠弗屆。再加上這幾年中國資產管理市場快速成長，監管者對外資機構態度趨暖，李亦非也承認「作爲資產管理公司，我們趕上了好時代」。曾有人無不豔羨地對她說：「亦非，爲什麼你總是與朝陽產業共舞？」

面對這類評價，李亦非半開玩笑的回答是「我還羨慕別人摘的果子更大更肥呢！」話鋒一轉，她又會認真地說：「所有的事情都是表面光環籠罩，做起來充滿艱辛」。在轉行之初，她曾閉門不出，花四個月讀完40本關於金融的書，靠查字典和Wikipedia，把「阿爾法貝塔」、「標準方差」等金融術語學了個通透。到現在，她能對各種投資策略、市場行情侃侃而談，靠的是「每天還在讀書」的學習勁頭。不過，眼下我更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卻是她所在這個行業的學習能力。

在2007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十年中，外界對金融業的反思和批評不斷，對沖基金由於投資方式隱祕激進、更少監管、被視作「讓富人更富」的遊戲，吸引了尤其多的火力。我問李亦非，在她看來，金融行業在這十年裏，做出了什麼自省和改變嗎？

李亦非笑笑，「很多人把對沖基金視作洪水猛獸，其實不然。巴菲特說過，複利是世界第八奇蹟，意思就是，如果市場始終在漲，哪怕回報率很低，複利——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利滾利，也能讓資本像雪球一樣滾大。但市場一旦下跌一次，投資者要再反虧爲正，就需要極好的運氣和更長的時間。對沖基金最大的作用，不是在市場大漲的時候幫投資者漲更多，而是在市場大跌的時候，幫投資者儘量減少損失。」

但是，風險或許可以對沖，人性要改卻難。2008年至今，美國股市已經上漲超過一倍。最近幾個月，已有分析師警告說，眼下全球金融市場中的自滿情緒之高，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之強，意味著又一場金融危機可能正在我們眼皮下醞釀。

李亦非把這歸結於人性：「人性天生是樂觀看漲的。即使在對沖基金行業，有人做過統計，也是75%做多，25%做空。做空是很痛苦的，做空的代價也非常昂貴。但是，永遠不要相信市場可以永遠牛市，這就是爲什麼永遠需要對沖風險。」

最後一句話讓我頗有感觸。我問李亦非，你履歷漂亮，先生也事業有成，兒女雙全，女兒已經耶魯大學畢業，人生的前半段可謂十分順遂，對自己未知的人生，你有沒有什麼對沖機制？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李亦非頓首想了想，說：「我的對沖機制就是情景設置，對沖基金裏叫模型，就是如果股市大跌了，你有什麼樣的防範機制，最壞的情形你會虧多少。」

我問，那你給自己人生設定的最壞情形是什麼？

「就是疾病和死亡。而死亡無法對沖，只能靠我們自律健康地生活，這就是人生最好的對沖。人都要學會以死鑑生，反而能活得更輕鬆。」

李亦非說，就在幾天前，她剛問過自己16歲的兒子，如果爸爸媽媽不在了，你能活嗎？兒子的第一反應是：我不能，我還沒到18歲。她追問：真的嗎？再想想。兒子說：哦！我可以！我可以去做中英文輔導老師。 李亦非頓感釋然，「一問一答，起碼我啓發了他的思考」。

我問，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兒子超越不了你怎麼辦？很多優秀的人都會爲這個問題倍感焦慮。

「你怎麼定義『超越』呢？說到底，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他自己的人生。我不是那種微觀管理型的家長，我不會太在意他們的一場考試或者一次面試做得怎麼樣。我會和我的兒女談我年輕時的夢想，和我追逐夢想的過程，這也許會影響他們，讓他們學會去設定自己的目標。」

李亦非曾有過一個「T字理論」，意思是，一個人應該在年輕時快速攀爬職業階梯，儘早到達「T」字那一橫，那裏聚集著最優秀的人和最好的資源，能幫助他繼續在那個高度上自由穿梭。

從三十歲成爲美國博雅公關公司總裁，李亦非已經在這一橫上游走了二十多年。從這一橫上，再如何向上突破？她如何規劃職業和人生的下半程？

「人生充滿機會，有的時候要奮力拚搏，有的時候又要有所取捨，」李亦非答。

有什麼是她還未嘗試過，願意一試的？

「可能是創業，可能去做投資，」她似乎並不確定。

但確定的是，她的字典裏沒有「退休」兩個字。「我剛入職場的時候，當時我的老闆，維亞康姆總裁雷石東跟我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極深的話：I』ll retire when I drop dead ——我退休那一天就是我離世的那天。」

「年輕時人們常常說：我哪天退休啊，50歲還是60歲。但許多人到60歲的時候，會發現自己非常戀戰。這種戀戰是對的。人不能退休，可以退而不休，要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保持思路敏捷，保持對知識和思想的飢渴。」

採訪臨近結束，我問李亦非最讓她心有慼慼的一本書，或一部電影，或一首歌。她想了想，說，Michael Jackson的Gone Too Soon——「轉瞬即逝」。

「想一想很有意思，市場和人生，都是瞬息萬變，轉瞬即逝。所以我一直告訴告誡自己，活在當下，珍惜當下，每一天都竭盡全力就好。」

如果你也喜歡流行於現代家居中的中性色調，那麼凱麗•赫本也許是你會感興趣的名字。

從業40年來，這位留著大卷發的女設計師交出的成績單可謂十分耀眼——她曾爲英國威廉王子、貝克漢姆夫婦設計私宅，遊艇、噴射飛機、酒吧和摩天大樓盡在她的畫筆之下。2009年，她因對室內設計服務的貢獻而被授予了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她還憑藉在BBC真人秀《龍穴》中擔任評委和出演電影《荒唐阿姨》走進公衆視野，被稱爲設計界的「蜜色女皇」。

這位頂級室內設計師在16歲時爲一位朋友的家設計了廚房，從此發現了自己畢生摯愛的職業。她擅長運用米白、灰褐等中性色調營造沉靜、平衡的家居環境，格子結構、鑲板設計在她的設計中隨處可見，成爲她的經典手筆。

赫本的家集中體現了這種風格。起初，她位於倫敦西區的新家只是一棟廢棄的建築，決定買下這棟房子時，照片般精準的記憶力讓裝修圖紙瞬間在她腦海中成型——開闊的大廳中，置物架沿著利落的線條從門廊延伸至房間，綠植點綴在大地色系的空間中，巨大的米白沙發佔據著最顯眼的位置，無論是房子的哪一個角落，柔和的燈光從不會缺席。

寬闊的設計風格是生活方式變遷的見證。「這非常有意思，現在人們的居家狀態在發生變化，人們經常圍繞著廚房活動，」赫本說，「而在以前，家會被分割成廚房、餐廳、客廳，甚至爲特殊客人準備的專門客廳。」

她經常會邀請衆多好友在家中相聚，因此客廳中的一張長約六米的桌子不可缺少。家人愛看電影，她則爲影音室設計了大椅子，幾乎每晚，她都與家人窩在這個最喜歡的房間中享受美好的電影時光。

在赫本的家，家居設計與真正的藝術之間似乎並無區別，設計之美與實用主義同樣重要。即使是一個燈泡，赫本也要讓它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上去都通透明澈。

「家應該是一個完全適合你心意的地方。」赫本說。

空間哲學

那麼，如何讓空間變得更符合自己的心意？赫本家對浴室和小客房的設計給出了一些啓示。

成長於南非、定居於倫敦，曾遊歷世界各地的赫本多年來都致力於東西融合的設計，她的空間哲學從家裏的浴室中可見一斑。

「家通常被分割成好幾個區域，有些空間你要與家人朋友共享，但浴室是屬於你自己的極爲私密的地方，」赫本說。她的浴室中，圓潤的線條和米白色的搭配體現東西結合的哲學，爲了讓設計更加和諧，她連燈飾和浴缸的設計都一併包攬。「對我而言，東西融合就是簡單和諧。」她說。

東方哲學中的勻稱與質感十分吸引赫本，不過，她對國際化的設計也情有獨鍾。比如說，椅子上美麗的福圖尼圖案來自赫本在義大利的見聞。在威尼斯親眼見到了著名設計師馬利亞諾•福圖尼的作品後，赫本開始將美麗的福圖尼圖案加入到設計之中，融合爲自己的風格。

而在小客房中，赫本讓一張特大號的牀佔據了大部分空間，讓房間看起來比實際更大。除此以外，質感也很重要——房間中，從透明的玻璃到厚重的金屬，從皮革到燈飾，著名的寬條設計點綴在小件物品之上，這都是她營造質感的工具。

簡約而不失層次的設計是這位設計師手中的魔法棒，悄悄實施著巧妙的空間魔法。

不過這真的是「悄悄」進行的嗎？

FT記者亞歷山大•吉摩爾好奇地問：「如果在紐約、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你的設計，要怎麼才能確切地知道是你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人的呢？」

回答他的是赫本調皮的笑。

「噢，你就是會知道的。」

白色套頭毛衫罩著淺藍色牛仔褲，一頭黑髮吹出有光澤的弧度，謝里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上去極爲平靜，一如以往。她給了我一個熱情的擁抱，然後挨着我坐到我們這桌的一角。「來看看這個，你看到這個了嗎？」說話間她已經開始研究菜單，沒有先停下來寒暄幾句。

Facebook的這位首席運營官以比大多數高階主管更坦誠而聞名：比如坦言自己工作時在洗手間哭泣，或是在喪夫不久後跟母親睡一張牀。這一點跟重新定義了「分享」一詞的Facebook頗爲契合。不過當我們開始共進午餐，可以清楚地看出坦誠並不意味著率性而爲。桑德伯格無疑是與公司口徑最一致的高階主管之一。談到業務時，她說的話似乎來自一整套現成腳本，我幾乎可以替她背出臺詞。新產品不只仍處於「早期」，而且正在以一種「私隱保護的方式」推出。當我問到突然成爲單親媽媽具體是怎樣的感受時，她先是承認「有時候感到孤獨、害怕」，然後迅速說到更大的問題，聊到美國貧困單親媽媽的困境，還拿出了數據。

不過話說回來，腳本或許至關重要。過去兩年桑德伯格和Facebook都經歷了巨大的震動，雙方都被迫爲生存而鬥爭。2015年桑德伯格與丈夫戴夫•戈德堡(Dave Goldberg)在墨西哥度假時，戈德堡在健身房鍛鍊時因心臟病發作逝世，丈夫的離世意味著桑德伯格要獨自撫養兩個孩子。Facebook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在假新聞興起、Facebook自身越來越有能力影響各種事件（包括去年美國大選）的走向之際，該公司在自我監管方面做得夠嗎？這些批評對於這家規模最大的社交網路公司——擁有近20億用戶，去年利潤達100億美元——意味著什麼，尚不清楚。

我們就餐的墨西哥餐館Sol位於門洛帕克的Facebook園區，所在的街道是一條迪斯尼式假主街，旁邊還有一家紙杯蛋糕店和一家美甲店。桑德伯格從沒在這裏喫過飯。她告訴我，她在Facebook的9年都是在自己的辦公桌旁喫午餐的，事實上我是第一個說動她出來午餐的人。當她和一名工作人員一起到達餐廳時，我猜想她是不是需要別人幫忙才能找到路。

當我說明沒有其他人加入我們的午餐時，她說：「這太讓人激動了。」通常她都是在自己辦公桌上喝湯或者喫沙拉，而她的辦公桌位於Facebook巨大的開放式樓層的中央。她興致勃勃地翻著橙色的塑封菜單，點了一道「大份沙拉配雞肉」。我選了紅椒大蒜玉米捲餅——按照店主祖母的家傳祕方烹製。

桑德伯格在個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前，在事業上已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她先是在美國財政部爲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擔任幕僚長，後加入谷歌(Google)擔任運營副總裁。自從2008年來到Facebook後，她對這家公司發展成一家市值4320億美元的企業功不可沒；據《福布斯》(Forbes)數據，她自己的身家達16億美元。她於2013年出版了首部著作《向前一步》(Lean In)，鼓勵女性要更雄心勃勃，這部暢銷書的成功也令桑德伯格成了著名的女性權利倡導者。

當戈德堡逝世後，一切都變了。桑德伯格感到極度悲痛，且「不顧一切」地想要從其他人那裏找到共鳴，最終她透過在Facebook發表一篇貼文找到了安慰。這篇貼文的確讓她找到了共鳴：用戶們將這篇貼文分享了40萬次，還在評論中寫下自己應對死亡的經歷。

她說：「我沒想要在這篇貼文裏分享我的個人故事。我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做，因爲這世上有太多的沉默。那種感覺不僅僅是悲傷，是與外界徹底的隔絕。」

對於哀悼者被忽視時的痛苦，她的想法反映出典型的強者心態：她建議那些擔心「你還好嗎？」是一個蠢問題的朋友，應該換成問「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因爲這一提問承認了悲傷情緒的起伏不定。

受這篇部落格反響的鼓舞，她與一個沃頓商學院(Wharton)的教授朋友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共同合著了《B選項》(Option B)。這本書不久前出版，結合了她的日記以及對經歷悲傷和挫折後恢復力的研究。桑德伯格表示一開始她並不知道自己是在寫一本書。「如果我幾天不寫日記，我就會覺得自己簡直要爆炸了。」後來寫作變得不僅是發泄，還是一種紀念亡夫的方式。

人們是否還會問她「今天過得怎麼樣」？她回答說：「偶爾。一個研究悲傷的專家告訴我，這本書的作用之一是我可以繼續談論戴夫。但對很多人來說，第二年是長時間的沉默。人們已經向前看了。他們覺得自己不應該提起這件事，他們不想提起來。「

今年5月，戈德伯格逝世兩週年。當我問她有什麼計劃時，她的眼眶溼了。她說她會尊重孩子的意見。「我還是想慶祝他出生的那一天，但如果我可以閉上眼睛，離開這世界（一天）……我會的。」

《選項B》的驚喜之一是它的幽默。這是有意爲之嗎？「我不知道。你會感到自己彷彿失去了快樂的權利，以及開玩笑的權利，所以你感覺開玩笑不好，快樂不好，約會不好。一切可能讓你快樂的東西都不好。看電視綜藝節目不好。」

她還致力於讓企業認識到死亡可以對員工的整個生活造成多大沖擊。她欽佩地談到了自己的「老闆」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描述了她在返工第一天自信心「崩塌」後，他是如何幫她找回自信心的。「返工第一天的夜裏我哭著給馬克打電話……說，『也許我回來得太早了，我沒在狀態……』。當時他說，『你想回來的時候就應該回來』，但他沒有把話停在這兒。他接著說，『不過你今天提出了非常棒的兩點，所以我很高興你回來了』。」

對她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他當時只是說，『你想回來的時候就隨時回來』，我就會理解爲，『你不行』。」

桑德伯格面前擺上了一個方形盤子，大小有一張邊桌那麼大，盤子裏滿滿的生菜、牛油果和雞肉，看上去不怎麼像墨西哥菜。我的午餐則完全是橙色的，捲餅泡在橙色的醬汁裏，配上橙色的米飯。

「雞肉有一種好喫的……」她話音漸輕，或許不習慣描述食物，「感覺醃了很久，醃一醃總是更好喫。」

***

很少有公司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瞭如此大的影響力。 Facebook已經體會到了成長的煩惱：對私隱的恐慌，害怕它不能賺錢，擔心它落伍。它透過技術克服了許多問題：加強私隱設置，更先進的定向投放廣告，收購Instagram等新的應用，或從Snapchat借鑑新功能。

目前Facebook面對的關於其角色的問題可能較難解決。祖克柏今年在Facebook上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該公司將在成立「全球社區」方面發揮作用。儘管用了近6000個單詞，且82次提及「社區」，但信中沒有提到有助於實現該目標的具體技術。

我問桑德伯格，Facebook是否真的是一個能夠容納各種價值觀的全球社區，還是如它以前對自己的定位，其實是一項「公用設施」，就像一個電話網路？她說很久以前他們就不這麼定位自己了，這話或許表明他們現在理所當然地認爲人們離不開Facebook。

她說：「我認爲我們有非常強的價值觀。即使在我們還是一項『公用設施』時，我們也有嚴格的內容規定：禁止色情、暴力和仇恨內容。」Facebook在即時執行這些規定的能力上仍然存在問題，在我們這次採訪後，泰國一名男子在Facebook的Live服務中播放了他殺死自己11個月大的女兒的影片。這段影片在人們的新聞推送中待了大約24小時後才被刪除。

當我問她Facebook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時，桑德伯格再次展現了自己轉移話題的本領。Facebook的最大挑戰是它最大的機會，將世界各地的人們連接起來。她是否覺得人們可能在Facebook上花費更多時間（用戶們平均每天在Facebook、Messenger和Instagram上花費50分鐘）？極端總是不好的，有些人很可能睡眠太多。她在工作中是否感到自己權力的分量？她知道他們需要做多少工作。與許多受訪者不同，她總是知道何時該停止，用一兩句觀點收尾。

我再一次試著提出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問題：她是否認爲作爲一個組織，Facebook正在意識到其所擁有的巨大力量？桑德伯格似乎並不認爲Facebook處於一個特別重要的轉折點。

她說：「這是很大的責任，我們一直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爲了保障人們的安全，確保他們能與自己想要的人分享，確保恐怖分子不會利用我們的服務。」

我試圖談得更具體些，將話題聚焦於假新聞。對於有觀點認爲Facebook發佈誤導性頭條新聞——比如教皇支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可能影響了美國大選，祖克柏最初駁斥爲「非常瘋狂」。但自此以後，Facebook展開了一項支援新聞工作的項目，包括與事實覈查人合作。她說：「假新聞傷害了每一個人。它傷害了我們的社區，傷害了我們每一個人。」不過她又很快補充道：「每個人都要承擔起自己那份責任，對吧？新聞採編人員，從事讀寫教育的人，以及媒體公司和我們。所以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我又提出一個問題，嘴裏塞滿了食物。桑德伯格笑道：「我覺得這是這頓午餐的困難之處，這不自然，自然的情況是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問我一個問題。」她又回到一種願意分享的狀態。她似乎已經喫好了，她喫掉了大部分雞肉，留下大堆生菜。

以她圓滑的處世之道，無怪乎一直有猜測認爲桑德伯格可能會競選政治職務，但她說自從丈夫去世後，她感到與Facebook聯繫更緊密了，人們會在他的頁面下繼續追憶他。

當她年輕的時候，她曾以爲自己會在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工作，從沒想過進企業。是什麼變了？她說：「我想當技術革命發生時，谷歌、Facebook這些公司肩負的使命與其他組織一樣多。」我表示它們的權力和影響力甚至可能與政府一樣大。她說：「我不知道這種觀點是否正確。但它們的確肩負有使命。」

自發表那封信以來，關於祖克柏會從政的猜測也更多了。當他到美國各地會見社區團體、教會和企業，踏上一段看上去與競選之路驚人相似的全美巡迴之旅時，傳聞更是愈演愈烈。她是否認爲祖克柏會競選總統？「他不會。」

那你呢？「不會，我說過不會。」

***

這位「向前一步」女王仍希望美國會有一位女總統，即使不會是她本人。大選之夜，桑德伯格已經準備好叫醒她的女兒和兒子，好讓他們看到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成爲第一位女總統。她說：「不過他們一個才9歲，一個才11歲，所以他們會有機會看到的。希望這一天會很快吧。」

她如何評價婦女運動的狀況？目前出現的跡象既有反抗——比如川普就職後的「婦女大遊行」(Women's March)——也有對墮胎問題上的倒退感到的絕望。她說：「我想我們需要回顧一下歷史背景。婦女運動已經走了100多年，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世界上還有一些地區的女性連基本公民權利都沒有。」

桑德伯格最近向「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一個提供醫療服務和開展性教育的組織——譯者注）捐獻了100萬美元。她以前私下捐過款，但她說現在展示對這家組織的支援「非常重要」，它不僅提供墮胎，還向貧困婦女提供醫療服務。

她說「婦女和家庭方面公共政策的缺乏」令她感到擔心。「我認爲美國需要一個更好的保障網……如果你是一個單親媽媽，或者即便並非單親、但只是工人家庭，如果你孩子生病了，你該怎麼辦？」

矽谷在這方面尤其受到批評，最近的一次是Uber(Uber)的一位前軟體工程師對這家叫車公司提出公開抗議，稱該公司無視她對性騷擾的指控。桑德伯格對這件事的回答不那麼籠統：「我認爲這個行業對女性有挑戰。我們存在同樣的性別偏見問題。我們存在領導層女性不足的問題。」

《向前一步》催生了一個名爲「向前一步」的組織，由全球150萬職業女性組成許多「圈子」以互相支援，成員既有巴黎的創業企業家，也有辭去國企工作、拒絕包辦婚姻的中國女性。桑德伯格在旅途中會與她們會面。

桑德伯格被批評爲過分強調個人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比如她建議開會時坐到桌子旁而不是角落裏——而不是制度的重要性。這一問題得到了她的熱烈回應。她強調道：「我認爲這是錯誤的，錯誤的比較……這二者永遠同等重要。我說的是兩個，兩個都重要。」

首席執行長們向她投訴女性員工們正在要求加薪。她拒絕點名當事者，但表示當她說自己下午五點半下班回家看孩子時，「有人跟我說，就算我用斧子砍死人也不會比這件事引起更多關注了……我收到了來自Yahoo(Yahoo)和谷歌整個部門的鮮花，卡片上寫著『謝謝你。我們現在都下午五點半下班了』。」

還有人指責《向前一步》導致一些讀者與男友分手。她在書中建議：「你可以想跟誰就跟誰約會，但你應該跟書呆子和老實人結婚」。我問她，你跟壞男人約會過嗎？「有幾個吧。」

我告訴她我今年30歲，未婚，我應該找什麼樣的人？她說：「想要一份平等關係的男人，想支援你事業的男人。你有一份很棒的事業。」已經把桑德伯格當知心姐姐的我問道，你怎麼判斷誰是老實人呢？「你要問，而且儘早問，不要怕冒犯他們。如果你的答案會讓他們生氣，你反正也不會想再跟他們約會。」

桑德伯格經常在Facebook上直播與一些知名或勇敢的女性的訪談。最後她會提出一個問題，在Facebook園區到處都可以看到印著這一問題的海報：如果你不害怕，你會怎麼做？

趁她把手伸進印著「禁用bossy」（Ban Bossy，桑德伯格發起的一項運動，禁止用「bossy」一詞形容強悍的女性——譯者注）的包裏，去拿她的Facebook品牌小筆記本和她的智慧型手機時，我最後把她自己的問題又拋給了她。

她靠近了一些，靜靜地說：「我想我寫這本書是因爲它很私人，而且非常坦誠。」她眼中湧出淚水，「我想從這場悲劇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東西，只要是有益的」。

隨後她迅速恢復平靜，再次擁抱我，然後離開。

插圖：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譯者/藍田

與以往不同，這回來跟FT一起喝茶的，是一對年齡相差幾乎一代的男子組合——牛津大學的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和柯睿思(Chris Kutarna)。

一場秋雨一場寒的北京天氣，如同感冒時人的鼻腔，連著溼潤了兩天。選擇週末冒著連綿中雨赴約，於我而言，更多是因爲曾經讀過的一本著作：它橫跨500年人類歷史，從藝術、科技、社會、經濟各個方面探討「人類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站在創造了現代文明的歐洲視角上，比較文藝復興時期與自1990年以來的今天之各種異同，提醒我們搭乘「復興號」時代列車時應該注意哪些風險，汲取哪些教訓。

由伊恩和柯睿思耗時五年合著的這本《發現的時代——21世紀風險指南》(Age of Discovery)，曾於2016年入圍英國《金融時報》／麥肯錫最佳商業圖書榜單。和他們不一樣，作爲記者，我的任務不是賣書，而是站在公衆的角度、從一個中國人的視角出發，提出好問題。

於是，我從洲際酒店狹窄的行政酒廊餐廳，夾出四五塊曲奇餅放入盤中，點了一杯英式紅茶，在伊恩右手邊的位子坐下。開口就問：「你們認爲，今天的中國強大了嗎？」

「當然，中國現在比它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它也將是未來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伊恩先答道。

「那你知道，你所住的這家國際酒店北京分店裏的自來水，是不能從水龍頭出來直接飲用的嗎？」我狡黠一笑，因爲竊以爲，衡量一個國家強大與否，並不需要看它在軍事上多麼耀武揚威，最簡單的方式是觀察普通老百姓身邊的基礎設施質量。毫無疑問，中國目前仍無法給國民提供飲用級的自來水系統。

伊恩緊簇雙眉，嘴角卻露出一絲微笑，說自己拜訪過全球上百個國家，面對不達標的自來水早就適應了，但認爲中國的經濟成長如此之快，「這個問題遲早會解決的」。

坐在對面的柯睿思馬上補充說：「當英國在16世紀成爲海上霸主之時，國家實力突顯，經濟強勁，海軍先進，政治強勢。而在今天，這一套足以證明一個國家的強大嗎？實力之說已經不再那麼簡單。」他說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個進程，現實更確切說應是全球主義(Globalism)，不是被動的經濟結果，而是主動的政治選擇。面對全球範圍內相互交織的環境、經濟、區域穩定、核安全等問題衝擊，各國都顯得脆弱。他說，國家實力這個說法本身，其實也面臨挑戰。

至此，一股濃濃的諮詢公司氣息撲面而來。柯睿思果然是在波士頓諮詢公司做過諮詢師的人，我心想。打量這位差不多有190釐米身高的加拿大人，他擁有偶像式的帥氣外表，能說一口足夠交流的漢語，配合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的學術背景以及曾在商界創業的經歷，也難怪我帶去幫忙的實習小姑娘似乎已經飄飄然。

只是，我不得不打斷這些美好，因爲中國的現實非常值得放在近代人類文明的長河中來審視一番。眼前的這兩位作者，是個好的對象。順著25層酒廊的飄窗向外望去，北京金融街區域盡收眼底，權力巨大的中國資本市場監管者就在附近辦公。

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也更脆弱。比之歷朝歷代，今天它纔算得上真正與世界同呼吸，因此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力挺全球化。牛津大學全球化與發展教授伊恩表示，2017年初習近平主席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留給他深刻印象，他稱其爲新的「全球化倡導者」。

國人對外國學者總持刻板印象，認爲他們「不懂中國」，暗示他們不瞭解醬缸文化中的那些厚黑成分。伊恩則不然。一個細節是，他曾創立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未來世代委員會，邀請國際政要、商界領袖與學術精英等研討短期政經問題，幫助打破國際談判僵局。早在2013年，在該委員會發布的報告《是時候著眼長遠了》(Now for the Long Term)中，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伊恩精挑細選的委員名單中。

他的新著主要講述歐洲近500年來的突飛猛進，但是這期間醞釀而生的共產主義思潮，卻主要在世界的東方經歷了試驗與失敗。不過近期，京東創辦人劉強東「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的表態著實驚煞了不少人。

對此，柯睿思說，以谷歌、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規模，已經大到足夠收集海量數據，進而提供更好的服務，最後自然會成爲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其實是自然壟斷下一步的問題。」一旁的伊恩接棒答道，「在電力、基礎通訊等方面，英美歐都有類似現象，這可以透過有效監管和割分來解決。」至於將來「公司全都國有化」的說法，在他看來，所有權的討論沒有意義，因爲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同國家之間的體系都有差別，就像瑞典與美國。「國家完全可以透過徵稅解決問題，幹嘛非要擁有這些公司呢？」

在談到國家與全樣本數據的關係時，62歲的伊恩抱怨自己從未准許任何人讀取自己的郵件，卻不可避免地收到與郵件內容相關的廣告推送，讓渡一部分私隱給商業巨擘或國家已成大勢，但主要得看對方是否值得信賴，他表示自己信不過俄羅斯政府。柯睿思忍不住打斷他說：「或許只是因爲您根本沒有閱讀手機軟體的使用條款吧！」說罷，笑著從地上抄起一個碩大的橙色保溫壺喝了口水，他是牛津賽艇隊的成員，許多健身愛好者都攜帶此類裝備。

這對兒搭檔真令人忍俊不禁，有一種融洽的違和感，很像今天相互牽絆卻又各自萌發的世界格局。

他倆都很肯定，中國必將更加開放，更多融入全球體系。但我覺得有必要扔出一枚深水彈，看看能炸出怎樣的水花。

「今天，在全世界範圍內，就連中國共產黨也在其不斷演變的措辭中，將』民主』明確表述爲某種程度上』合法性』的前置條件。」我從書中摘述了一段話，然後告訴他們，很遺憾，類似的段落在中譯本中被刪除了，書裏「中國那些倒臺的貪腐官員透過控制國有資源積累大量私人財富」的表述，也被移花接木到了俄羅斯頭上。我們所有人相視一笑。大家都知道，只有這樣，他們這本書才能得以面市。

「公民能自由表達感受，並且被聽取，這一點很重要，比如你之前提到的河北男子抱怨餐廳飯菜難喫被拘案例……在我看來，這是民主的表達過程，你的意見需要被聽到。我倒不認爲中國一定要向西方民主演進，也沒有這個必要……我比較認可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民主即自由。他這裏說的不是美國意義上的自由，而是對公民個體的賦權。首要的賦權就是生命權，如果死於飢餓或者因爲孕婦沒有醫保導致胎死腹中，那就是沒有自由；如果你沒有食物、無法享有教育，那就是沒有自由；如果找不到遷徙和工作謀生的途徑，那也是沒有自由。所以，我認爲消除貧困是保障自由的首要前提。中國政府在保障這些基本自由方面，已經做了不少。但是，隨著收入的成長，你會想要不一樣的東西，比如言論自由。」

這一大段闡述後，伊恩頓了頓，說只要中國政府繼續保持經濟高質量成長，應對好國內外棘手問題，它就能夠保有合法性。在他看來，中國的挑戰終會到來，但不是近一二十年。

「就像分蛋糕，當尺寸越來越大時，分配問題不容易顯現。一旦蛋糕不成長了，分配問題就浮出水面……恰恰就會像今天的歐洲。」伊恩說。

一想到伊恩生長於南非，上世紀90年代曾擔任過南非開發銀行的首席執行長和曼德拉的顧問，我便更能理解他的初衷。伊恩是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Pretoria)讀的中學，我去年拜訪那座城市時，中心花園廣場上的黑人恰好顯得不太友好，貧富不均導致的當地治安問題堪憂，國家經濟也陷入停滯。

有一種感覺，兩位作者似乎仍沉浸在《發現的時代》寫作狀態中，即喜歡把當前世界放在文藝復興（及當前的所謂新文藝復興）歷史概念裏考量。書中指出，未來的風險很可能就潛藏於分配不公(inequailty)，包括技術進步帶來的道德和經濟負面效應。

他們表示，除了陷入戰火的少數國家，全球130多個國家過去透過融入全球化，都取得了數倍於以往的成長速度，包括中國和印度。排除那些孤立國家外，全球不公的程度正在快速減輕；但就一國國內而言，有些區域越快融入全球大潮，經濟越開放，不公平現象也越嚴重。因爲情況迅速改變時，會有更多人被甩在後面，比如不同城市間的收入差距明顯。就一座城市而言，擁有適應全球化所需技能的人收入成長也越快，因爲金融和IT技術總是走在全球化過程的最前沿，而且一國也很難對這些「全球化的人」徵稅。最要命的是，不公平不只體現在收入上，也體現在健康水準上。

那麼，這個大問題能得到解決嗎？伊恩肯定地說：「可以」。透過稅制設計，透過再分配政策，透過房地產市場方面的改革，或者交通條件的改善，以及促進人員的自由流動。「發展速度越快，你的政策就應當越靈活。」

這是發達國家當前面臨的政策挑戰，但從根本上來說，與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問題實則如出一轍。還是那句話：當潮水退去，誰在裸泳一目瞭然。突破重大改革，而不要虛把式，纔有可能踩上持續了近30年的新文藝復興的爆發點，駛向人類文明的下一站。

（聯繫作者 michael.lin@ftchinese.com; 霍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幾個月來，一家新近開幕的畫廊，在北京的當代藝術圈子裏引起了不小的漣漪。它選址獨特，開在了看似和藝術毫不搭界的東三環CBD一家寫字樓裏，剛一亮相就接連舉辦了幾場充滿話題的展出，包括極富爭議的裸體攝影藝術家任航在意外身故前的最後一次作品展。圈裏人一打聽背後的畫廊主，都會揚起眉毛：原來是Handel，他又出山了。

這位Handel，就是56歲的美籍華裔李景漢，Handel Lee。他或許不爲外界熟知，但在藝術圈中名頭不小，先前策劃經營的幾家畫廊，從90年代中期北京的「四合苑」、2004年上海的「外灘三號」，再到2009年北京的「前門23號」，都曾是京滬文藝時尚圈中最炙手可熱的地標。他出了名地癡迷於美食、藍調和摩托車，自己也是位涉獵廣泛的藏家。而他的真正的「主業」，卻是法律。他在能源領域是一位專業風評很高的資深律師，也是總部位於亞太的最大的全球性律所——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之一。

他最新開設的畫廊——金杜藝術中心，就位於金杜律所在北京的寫字樓中。這個選擇，和先前他對紫禁城、外灘這類充滿歷史感的非富即貴的地段的偏愛，似乎迥然有別。把畫廊搬進辦公樓，在京城也算開風氣之先。這位對藝術和商業的嗅覺都極度靈敏的資深玩家，是又捕捉到什麼時代的潮流了嗎？

我和他的下午茶就擺在金杜藝術中心裏。此刻這裏正展出的是知名藝術家、四川美術學院教授葉永青的八十多件紙上作品，展牆被刷成了九種不同的顏色，與作品中飽滿豐富的色彩呼應。在一個通常四壁寡淡的寫字樓裏，這的確是一場難得的視覺盛宴。畫廊平日免費對外開放，在這個工作日的下午，只有四五位參觀者，看似附近工作的白領，畫看得很仔細。

我問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一次，爲什麼選擇了寫字樓？

李景漢身著剪裁貼身的暗色條紋西裝，言談舉止一副紳士派頭，帶著大律師的從容不迫。「既然我做當代藝術，可能也算是前衛藝術，我認爲它必得跟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上海，它們最重要的地段，發生關係。這個互動很重要。如果放在郊區，比如宋莊，或者798，那它必然脫離了最核心的城市文化、當代文化。現在的北京，哪一個地段是最重要、最動態的呢？那可能就是CBD，而且是東邊的CBD。」

我追問，爲什麼不是西邊？西邊金融街一帶的寫字樓，租金更貴過東邊呢。

「金融街那邊，我感覺還是比較蕭條，每一棟樓和每一棟樓的關係很獨立，不是很人性，你看那邊街道上都沒有什麼人。東邊這裏，要熱鬧得多，動態得多，充滿生命力。」

不得不說，這一觀察的確敏銳。李景漢每次開設畫廊，在選址上都走在潮流之前，靠的應該就是這種敏銳。而這種敏銳，與他的血液中的藝術基因有關。他1961年出生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個華裔移民家庭，先祖是滿清名臣傅恆，母親傅鐸若是位畫家和雕塑家，父親李文瀚曾是金陵神學院院長。他從小浸染在藝術環境中，少年時代也曾習畫數年，直到母親冷靜地告訴他：你不具備成爲大家的天賦。於是他轉而學習法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91年，年僅30歲的他，就被美國一家律所派往中國開設辦事處。

從小聽著父母對古國文明和京城盛景描述長大的李景漢，被90年代初擁擠、破舊又單調的北京嚇了一跳。急於愉悅自己眼睛的他親自設計了律所在國貿的辦公室，並開始接觸北京的當代藝術圈。那幾年，中國開始出現最早一批突破體制的自由獨立藝術家，個體和叛逆意識萌發，嘲諷正統的政治波普畫風急劇升溫，中國當代藝術開始進入國際視野，在國內卻難以進入公共空間，想看畫展的人，只能去美院或者圓明園畫家村。這讓李景漢感到興奮。他在美國上高中時就在畫廊兼職，布展掛畫都幹過，他想，爲何不能把這一切帶到中國？他聯合了在京工作的另外幾位高級律師，改建了紫禁城東華門外一座有著150年曆史的皇家建築，辦起了「四合苑」，其中不僅包含一間當代藝術畫廊，還開有一家高檔西餐廳和一家雪茄吧。這種類似今日「藝術餐廳」的做法，在1996年的北京實屬前衛，四合苑很快就成爲京城新時尚的標杆。

在回憶20年前那次開山之作時，李景漢說，四合苑完成了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把藝術變得時尚。要實現這個目的，他大膽地把畫廊放在首都心臟、故宮旁，把影響力做到了最大。「那個地點、那個時機都選對了，之後中國的當代藝術市場就起來了，」他說。

四合苑在中國畫廊業的開篇階段佔據了重要一席，曾經舉辦過曾梵志的第一場個展，把一批中國藝術家介紹到海外辦展，讓原本處於社會邊緣甚至半地下的當代藝術進入公衆視野，成爲精英富裕階層樂於欣賞把玩的事物。在隨後近十年中，它都被視作中國當代藝術重鎮之一。

把藝術與高檔餐廳、奢侈品牌、高階休閒娛樂混搭在一起的做法，從此成爲李景漢的經典手筆。他的邏輯是，前衛藝術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還是新鮮事物，怎麼讓人們知道它是好的呢？就要把它和最好的餐廳、最貴的品牌放在一起，讓人們覺得它很時髦，很酷，對它好奇起來。幾年後他在上海外灘三號開設的滬申畫廊，和在北京前門23號開設的天安時間藝術中心，都承襲了這一做法，只是越做越精緻奢華，商業氣息越發濃厚，藝術似乎反倒成爲點綴。回想起來，他對多少由他自己開創的這種「藝術+時尚」模式也有反思：「這種方式最初的時候奏效了，但不幸的是，後來有點過於時髦了。」

在前門23號之後，有幾年時間，李景漢淡出了藝術圈。他自己的解釋是，那段時間，不僅中國，整個世界的當代藝術界，都變得不太健康，過於浮躁和時髦，他想離它遠一點。直到最近，他覺得，「有了一些變化，讓我覺得可以再開始做起來。」

於是便有了寫字樓裏的金杜藝術中心。這次出山，李景漢遠離光影浮華，不再迎合富貴階層，而是試圖喚醒和培育一個潛力更大的購買人羣——白領中產。在發達國家，這個人羣已經成爲藝術市場的主導力量，而在中國，藝術消費還遠遠沒有進入他們中大多數人的視野。但李景漢說，把畫賣出去，不是他的唯一目的，他最想做的，仍然帶有啓蒙意味，就是要讓藝術填補都市白領虛空的精神世界，讓這個迅速富裕起來的社會少一些俗氣。

「爲什麼藝術這麼重要？它對人的修養、素質，他的思考，太重要了。中國當代社會缺少這一部分。白領的生活，一天到晚就是特別的煩、忙、浮躁、物質。人可以在藝術中找到一種平衡，一種樂趣，一種解脫。我就很希望我們金杜自己的同事，所有CBD裏的人，可以到這個空間來看畫兒，學會欣賞畫兒，把藝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在李景漢的生活中，藝術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提到自己的藏畫，他眼睛亮了，表情生動起來。「我家裏掛了好多畫兒。你把一張畫掛在那兒，這個房間的性格就有了一種變化，每天看到這張畫兒，跟它互動、對話，它就會影響你。我也經常會換我掛的畫兒，每次都很興奮。有時候一張畫好多年沒掛了，又拿出來，就如同見到一個老朋友。」

我問，對於成長過程中藝術教育匱乏，又不像他一般有著家庭薰染的「小白」來說，藝術鑑賞力該如何培養？

他想了想，說，就從給自己買一幅喜歡的畫開始。「看畫跟看書一樣。你不會看一本500頁的書，是因爲你覺得看完了可以賺錢，而是因爲你被一個美麗的故事打動。買畫兒是一樣的，第一是因爲你喜歡它，然後你把它掛在你房間裏，和它建立一種關係。我覺得每個人每年最少應該買兩張畫，不管是一百塊一千塊還是一萬塊，你就買兩張，把它變成一種習慣。」

我不禁問，在大多數人眼中，當代藝術是昂貴的，中國大城市的白領人羣，真有這樣的購買力了嗎？

「哦，購買力絕對有。他們買一瓶好酒，就可以買一張畫，對嗎？」他轉身指了指身後的畫廊，「只要3000到5000元，我這裏就有很好的作品可以推薦給你。」

中國人財富的迅速積累，讓李景漢捕捉到了藝術收藏平民化的潮流，並再一次站在了潮流之先。但金錢帶來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讓他感到擔憂。在他創辦四合苑的年代，當代藝術還是政治敏感區，畫廊剛開幕時做過一個包括多位國內外藝術大腕的羣展，結果第一天就被封了，幾個月的檢討交涉後才重新開門。短短二十年後，當代藝術光環加身，藝術家們的生存環境好了太多，但李景漢覺得，他們的原創性和批判性卻不如當年。

「那時候藝術家畫的畫，還是會去追求一種他自己藝術表達的慾望。現在的藝術家，追求的是錢。你看現在美院的小孩，他畫畫不是爲了去探索，去發現自己，或者把技術練好。他看誰賣得好，他就模仿那個風格。」

一方面是大衆藝術鑑賞力的覺醒，一方面是藝術本身的庸俗化，讓李景漢覺得，肩負著培育新晉藝術家、培育藏家雙重任務的畫廊，眼下更有存在的意義。因此他對未來長期看好。

採訪最後，我問他，你見證和推動了中國當代藝術的萌芽和興起，自己又是個興趣廣泛的藏家，所以常常被稱作當代藝術和生活方式的推手。如果你的確是推手，你要推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李景漢笑了，想了想，說：「那就是，用你掙的錢做點什麼。用它來買些藝術品，用它來買一個空間、一種追求、一種愛好。給自己培養一種興趣，然後沉浸其中。把錢花在愛好上，這纔是最有價值的生活。」

從葡萄酒專業機構2013年的數據看，中國已經超越澳洲和阿根廷，悄然成爲全球第五大葡萄酒生產國。在21世紀的前十年，世界對中國葡萄酒的認知還停留在長城、張裕等面向大衆市場的大品牌酒商。但在近十年間，一些本地精品小酒莊正蓬勃崛起。其中港商陳進強、陳芳父女在山西創立的怡園酒莊是較早獲得國際葡萄酒業界肯定的中國獨立精品酒莊。這幾年，又有爲數不多的幾個中國精品酒莊陸續浮出水面，比如迦南美地、賀蘭晴雪，當然也包括寧夏的銀色高地家族酒莊。

世界知名葡萄酒評論家簡希絲•羅賓遜在她爲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葡萄酒專欄中多次提到寧夏銀色高地酒莊和女莊主高源，說「活潑開朗的銀色高地(Silver Heights)釀酒師高源(Emma Gao)是第一個讓我意識到寧夏擁有成爲優質葡萄酒產區潛質的人」，並把2009年份銀色高地愛瑪私家珍藏(Silver Heights, Emma』s Reserve)列在「寧夏之選」的推薦酒單上。

高源的「活潑開朗」在我們尚未見面時就表現出來了，在還差十分鐘就到約定時間時，她微信告訴我「我可以晚到15分鐘嗎？」併發個了「鞠躬、多謝了」的微信表情。

銀色高地女莊主高源 （圈圈 攝）

爲了配合她的葡萄酒女莊主的身份，我特地在葡萄酒諮詢設計機構哥德芬借了場地，這個三層的小洋樓座落在南京西路上，曾是邵逸夫故居。裏面有葡萄酒前臺、葡萄酒餐廳和各種各樣的葡萄酒主題小裝飾品。

高源穿黑色條紋西裝進來，下面是條黑褲子，但西裝裏露出的黑色低胸蕾絲內襯打破了商務的感覺。她帶了一瓶銀色高地的「闕歌」，這是他們的主打酒款。

開瓶，倒酒，高源邀請攝像與哥德芬同仁一同開飲。

「我們想做的是能夠讓葡萄酒愛好者去琢磨的，有陳年潛力的精品，而不是每天喝的酒。」放下酒杯，高源這樣說。我問她有沒有五年、十年的長遠目標。要知道，在中國這算是很長的目標。我問過一位遊戲產業上市公司的年輕創辦人同樣的問題，他當時疑惑地看著我，似乎我是外星人，說：「五年太長了，沒想過，三年的話，也許有吧」。在那個產業裏，三年的時間裏，公司可以開出來兩茬了。但高源所在的葡萄酒產業又是另一回事。她說：「葡萄酒不是一代人就能釀好的，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具體的葡萄品種適合寧夏的土壤，還沒找到我們獨特的品種，這需要很多年的試驗，我們對本土土壤風土的風格，還沒找到準確的定位，想把這發揮到極致，是需要兩三代人去做的事。這是慢功夫。」她提到了簡希絲對銀色高地的評分，滿分20分，2007年，銀色高地13.5分；09年，16分；14年的霞多麗，17分，強調說：「不用做五年十年的規劃，目前就是做好我們的質量，每年都有一點成長就好。」

高源是在其父高林的引領下進入葡萄酒產業的。高林從事過輕紡、進出口等行業，富有商業遠見。1997年去法國、德國訪問時，對葡萄酒文化印象深刻。當時寧夏政府正在佈局農業，想選擇既環保、價值又高的農作物。因爲葡萄的產業鏈長，又不適合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長，理論上是適合寧夏的。因此當地政府決定發展葡萄種植。2000年，在高林的鼓動下，高源遠赴法國學習葡萄酒釀造，並不負期望，獲得法國國家級釀酒師證書。2007年，父女倆創立銀色高地酒莊。

如今，銀色高地主打酒「闕歌」年產約3萬瓶，此外，還有更高階的「艾瑪私家珍藏」，只在好的年份釀，以及更大衆一點的「世紀勇士」。

高源和先生吉利

高源的先生Thierry Courtade（中文名：吉利）曾是法國凱隆世家莊園(Chateau Calon Ségur)的酒窖主管，2012年從法國移居寧夏，那麼他在銀色高地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聽到這個問題，高源先是習慣性爽朗地笑了笑，然後沉吟兩秒，說：「我先生家族三代都從事釀酒行業。他除了帶來了法國人嚴謹的工作態度，還爲員工帶來很多文化氣息，包括法國飲食，餐桌文化，他也會打架子鼓，搞氣氛，有時也會給我們跳個脫衣舞什麼的。」但是當我進一步追問夫妻倆在釀酒理念上有沒有衝突時，她強調：「銀色高地的風格一定是由我們一起來決定的。所有重大的環節我都會參與決定，從選什麼地塊，選擇葡萄，分什麼級別，選什麼風格的橡木桶以及調配酒時的葡萄品種和比例，每款酒的風格我都是要參與決定的。」她又補充說：「釀酒的環節，我們有時候會有爭執，但我比較尊重他的意見，因爲他的經驗和嗅覺是很豐富的，他本人已經有23年的工作經驗，是用傳統的法國古法釀造方法。他們家三代人都在釀酒，很多經驗是與生俱來的。我是學理論的，有法國國家級釀酒師資格證，就好比葡萄酒的醫生，在化學上、理論上都好一點，我再玩一點我們女人的感覺，所以跟他搭配得特別好。」

平時，高源住在山下，吉利住在山上，貼身照顧著葡萄園和酒窖。寧夏的氣候條件與法國大不相同，冬季氣溫低至零下25度，風沙也特別大，葡萄需要埋藤才能過冬，周圍沒有任何綠色植物，「就這樣熬三個月」，夏天又是酷暑，特別乾旱，工作環境相當艱苦。吉利定居寧夏之前，高源帶他到過北京、上海、西安，然後回銀川和家人見面。高源說：「他最喜歡的就是銀川。可能是因爲他本人就是波爾多鄉下人，從小就是藍天白雲下大自然的環境裏薰陶長大的。他只要有賀蘭山，有這塊土壤，有專心要做的事情，就夠了，他又不喜歡出去玩兒。」

高源在葡萄園

看起來一切都很完美。但我還有一個疑問。衆所周知，樹齡長的葡萄藤對釀酒成敗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中國的土地並非私有，高源的葡萄園用地也都是租賃的。一旦政府決策改變，比如說這塊地將來被定位爲房地產開發，銀色高地又將如何面對呢？

高源沒有迴避這個問題，她很認真地答道：「我們跟村子租賃土地，籤的合同是30年，按中國法規，我們是可以優先續租合同的。如果想讓葡萄樹齡超過一百歲，需要續三個合同，萬一在中間有變動，需要把葡萄藤挖掉，是很悲慘的。」

這個看似無解的問題，並沒有影響高源經營百年家族酒莊的決心。這需要強大的意志和非凡的定力，尤其是在當下的中國。高源在開頭十年已經用驚豔的酒品向世界證明了這一點，但對一個酒莊來說，銀色高地還只是個吚呀學語的幼兒，前面的路還很長。

採訪結束了，像女漢子一樣「擼起袖子」幹事業的女莊主高源一邊招呼著現場工作人員「來來來，喝點酒」，一邊欣賞哥德芬工作人員友情拍攝的照片，然後叫起來：「謝謝寶貝兒，哎呀，我有雙下巴啦……」

場地與酒品：

銀色高地「闕歌」紅葡萄酒

地點：南京西路450弄29號歌德芬

（作者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人工智慧會不會取代/毀滅人類？」

拜AlphaGo和去年大熱的美劇《西部世界》所賜，幾乎每個在公共場合露面的人工智慧科學家，都曾被問到這個問題。數月前在一場科技論壇上，原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實驗室負責人李飛飛將這個問題回答了好多次。

所以這一次跟阿里雲人工智慧科學家、人工智慧孵化團隊負責人閔萬里的「下午茶」，我決定拋棄這類看起來「極客感」十足卻明顯能預料到答案的問題。我更好奇的是，未來BAT將如何在人工智慧領域展開「圈地運動」，其中阿里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BAT爭相押注的人工智慧

在杭州阿里雲園區內一間略顯昏暗的會議室內，我見到了閔萬里博士。「14歲被中科大少年班錄取，19歲赴美攻讀物理學碩士，後獲得芝加哥大學統計學博士學位。先後在IBM T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及 Google 擔任研究員。」這是閔萬里在2013年加入阿里之前的履歷。

初到阿里的閔博士從電商數據化運營（比如透過實時數據指導賣家和小二調整網上商品排序）做起，之後的一切被他歸爲「因緣際會」：進入阿里雲組建非電商大數據團隊，再到後來將雲端計算與大數據相結合而完成的各個人工智慧項目。

跟我想像中的「理科神童」截然不同，眼前身著淡藍色襯衫、笑眯眯的閔博士很是健談。或許是已經習慣了跟「外行人」解釋自己的工作，他在解釋專業概念時很善於打比方，說話直接，有問必答——他甚至都不需要我提前給出採訪提綱。

閔博士胸前的工牌上寫著他在阿里的花名：山景。透過花名制度，試圖剝離不同職級員工之間的權力感差異，是阿里集團的特殊企業文化。幾乎每個入職阿里集團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花名，而這些花名，大多取自於金庸的武俠小說，比如阿里集團CEO張勇的花名是逍遙子，而馬雲的花名是風清揚。

阿里巴巴，與騰訊和百度一起，被統稱爲BAT。這三個業務起點不同卻版圖略有重疊的網路巨擘，被視爲中國網路食物鏈的頂端。「正如其他行業曾經經歷過的一樣，創業公司之間的城池之戰，最終都會演變爲BAT之間的版圖之爭」，這是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總結過的， 之前的O2O、電子支付、打車軟體大戰甚至共享單車莫不如是——雖然百度就現在看來有些後繼乏力。

自然地，人工智慧這一被公認爲「顛覆性」的科技領域，引來三巨擘爭相押注：其中，百度發展最早，著力最多，雖然今年3月吳恩達的離職引來外界猜測紛紛，但其數據和技術積澱不可小覷；騰訊雖然在正式成立AI Lab之前，在各個事業羣下面都有AI團隊，但還是在今年3月騰訊AI圍棋機器人「絕藝」，才初步嶄露頭角；阿里爲人所熟知的就是阿里雲ET，以及應用到具體場景上的ET城市大腦、ET醫療大腦、工業大腦等，風格更偏應用，雖然今年也不甘人後，推出了極客感十足的「NASA」計劃。

閔博士將這個稱爲「接地氣」，他一邊向我介紹阿里雲ET的各個應用場景，一邊總結：「我們以應用爲導向，但是我們實際做的事可能不僅僅是爲了應用，很多有意思的研究課題其實是從應用場景當中抽象出來的。出發點是爲了應用，但最後結果有可能超越原來那個簡單應用的範疇。」

接著，在給我詳細解釋佈局思路的過程中，他把「場景」和「垂直」重複了好多遍，「垂直化就是一定要落在具體的場景當中，而不是虛無縹緲的說我搞一個平臺可以適用於所有的應用場景。萬金油性質的東西價值密度是最低的，它就像水面上的浮萍。」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我們做『大腦』，不做平臺。就是說有的人開源一個平臺，這個確實可以做。但當我們往價值密度最深層去做的時候……」說到這裏閔博士把放在旁邊的手機拿起來開始給我打比方：「假定這是一塊木板，把它固定在這個平面上有多種做法，一種就是用萬能膠粘上去；另一種是用釘子把它頂下去，還有一種就是加上螺紋釘下去，黏性更強。當釘子很密的時候，下面的東西跟木板就分不開了，那時候平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似乎覺得打了個比方之後我應該聽懂了，閔博士放下了被拿來當「木板」的手機，笑眯眯地繼續這個話題：「平臺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宣佈出來，也不是開源出來的，一定是打出來的；當你應用的場景越來越多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原來這個大腦能幹這些事，那以後比如有個環境的問題，或者航空調度的問題等，都會想到我需要這個大腦，那就對接上就行了……所以大腦可能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平臺的一個代號。」

就在我們對話的前一天，騰訊宣佈任命語音識別技術專家俞棟博士爲AI Lab副主任，併成立美國西雅圖AI實驗室——一個非常特殊的無KPI實驗室。

無KPI？可以說是非常不符合中國網路公司風格了。一直對BAT三巨擘如何「搶地盤」格外關注的我感嘆道。閔博士也看到了這個，「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區別吧，就我自己個人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在公司裏面沒有KPI的團隊是成功不了的。沒有一個工作不存在KPI的，區別只是長期的柔性的（KPI），還是短期的剛性的。我們這裏強調的是一定要有業務變現的，有人願意爲你做的事情買單，這纔是真正的價值，這對大家都是公平的。」

「我們的研究要接地氣，天天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肯定不是公司要做的事。」瞧，他又把「接地氣」重複了一遍。

「產業革命不是因爲AI就一下變得可怕了」

一直在強調將技術場景化的閔博士，給阿里雲的「大腦」前加上了前綴，成爲城市大腦、醫療大腦、工業大腦。其中工業大腦是閔博士最滿意的項目。

這恰恰也是我最好奇的部分，即便在人工智慧概念如此火熱的當下，無論是大衆還是網路公司，對人工智慧的認知普遍偏向更「極客範兒」的美國風格：一夜之間，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語音影像識別、深度學習以及神經網路。進入工廠，進入製造業生產過程中的人工智慧，現在還並不多見，更不像是網路公司該乾的事兒。

看到我很好奇，閔博士開始慢慢回憶：「工業大腦是我從來沒想到能做成的，這是最冒險的，所以也是驚喜最多的一個。」由於之前在IBM和Google做過很多年智慧城市類項目，他實際上對城市大腦等其他項目很有把握，但工業大腦對於他是全新的。

回憶起一年以前第一次拿到江蘇協鑫的數據光伏切片數據時的情形，他將其形容爲「像讀天書一樣」，「你說我一個做數據的人，給我的樣本我都讀不懂，這不是抓瞎嗎？」他將當時的沮喪又強調了一遍，並坦言當時確實有放棄的打算。

但當他進入工廠，看到產線的工人是怎樣憑經驗進行日常操作的時候，他看到了中間巨大的空間：對於工廠來說，需要的是一個能夠一直產出質量穩定的產品、永遠不會跳槽退休的「大腦」。最終做成之後，很快地，這一套最先在光伏產業鏈中實踐成功的系統，很快地被複制移植到了橡膠產業中。

那麼用不了多久，永不跳槽、不知疲倦的工業大腦還是會跟普通工人搶飯碗啊，我暗暗地想。瞧，就算我不在一開始就把「人工智慧會不會取代人類？」的終極之問拋出來，我們還是避不開這個話題。

既然談到了產業革命與人類的關係，閔博士首先把眼下的產業革命定義了一番：「這是一場以大數據爲原材料，用人工智慧的技術作爲新技術的數據革命，跟以往的產業革命沒有什麼區別。」說起數據革命，他來了興趣：「產業革命不是因爲人工智慧突然一下變得可怕了，產業革命一直在發生啊！」眼下的產業革命不僅只在機器的層面上，更體現在認知的層面上。

幾乎跟我以往接觸過的人工智慧科學家們所想的一樣，閔博士認爲將人工智慧同人類的關係描述成「你死我活」是種賺眼球的做法。他認爲，自動化的普及可以讓多餘的勞動力釋放出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某種程度上對某些崗位是一種挑戰，但對整體人類一定不是挑戰，而是幫助。」他很肯定地補充道。

對於大衆對人工智慧的擔憂，閔博士倒不認爲這是技術焦慮的體現，畢竟人類一直在經歷技術革命，更多的還是對人工智慧失控風險的恐懼。「人工智慧超越了個體腦力的極限，聰明人變壞是件很麻煩的事。」他這樣形容道。

「未來的風口一定是量子電腦」

隨著談話的深入，我們開始討論一些技術方面的問題。人工智慧概念的普及，讓大衆開始對影像識別、語音識別、神經網路等概念漸漸瞭解，但非專業科研人士對人工智慧的瞭解似乎也僅止於此。

我很好奇，什麼纔是人工智慧裏最難以突破的部分？對於這個籠統的問題，我認識的從業人士們給出的答案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而閔博士給出的答案是，如何在多種模糊信號同步輸入下做判斷，是人工智慧最大的難點。「我們在對話的時候，對於我的大腦，有視覺的輸入，也有語言的輸入。大腦需要實時分析這些信號做決策，來決定我下一句要跟對方講什麼。而且對方信號常常是模糊的，易於引起誤解的，所以我們的人腦時時刻刻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多種模糊信號同步輸入的情況下做判斷。」

「這件人腦時時刻刻都在做的事情，卻是人工智慧的極致。」他補充道，「現在有很多人去說，我那個影像識別很精準，人臉辨識很精準，但一個火眼金睛的人沒有聽覺或沒有語言能力的話，那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吧。所以要一個完整真正智慧需要是幾個功能的協同，所以協同是最難的。」而能初步把視覺、語言、聲音聚合在一起做判斷的無人駕駛，是閔博士心目中迄今爲止差不多具備這個協同功能的人工智慧。

談到技術問題閔博士語速變得快起來，我們的討論慢慢從無人駕駛轉到了量子電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公開向媒體表達他對量子電腦的關注了。「下一個風口一定在量子電腦上，誰能先做出來，誰就能把現在的江湖重新洗牌。」他對量子電腦的前景下如此定論，讓我略感驚訝。「量子電腦的出現會讓我們現在的深度學習這些東西變成小兒科。因爲它是從根本理論上對世界、對事物的表徵，從非黑即白的0或者1這種二分類的，變成了一個0和1之間的一個混合體，這樣所傳遞的資訊量是巨大的。它這種數據結構、邏輯結構有可能根本性的顛覆我們現在的所有設計的演算法。」說到這裏他有些激動，並坦言這方面還是美國比較超前，NASA以及幾個知名的大學都成立了量子電腦實驗室，不過中國現在也正在趕上來。

「我上次就講搞深度學習的人你要去看一看量子電腦，你不要老以爲說到人工智慧就是深度學習、神經網路，那個東西都是暫時的，以後一旦過渡到了量子電腦的層次上，所有東西都重新洗牌，革命性休克。」閔博士補充道。

「強行碰瓷」型人工智慧創業

談話進入尾聲，我們從科技的星辰大海，回到了現實世界。不可避免地，我們談到了中國的人工智慧創業。

閔博士認爲，現階段中國人工智慧創業是有泡沫的，「而且有很多人工智慧創業其實叫強行碰瓷，他做的真的不是人工智慧。」

強行碰瓷？！他說得如此直白，讓有同感的我不由得大笑起來：某些創業公司，一兩年前還在做著一些跟AI完全不相關的產品，今年就突然跟人工智慧掛上了鉤，融資隨之而來。

「強行碰瓷」型創業的出現，說明人工智慧風潮的深入人心，但不同的是，閔博士認爲，這一次，泡沫之下的風口並不是「僞風口」。「這一次的人工智慧它底層的基礎是OK的，首先大數據是足夠的，然後雲端計算的能力，作爲提煉價值手段也具備了，所以是可以從中榨出價值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話鋒一轉，「這些數據和計算能力都掌握在巨無霸手裏，所以我說那些人工智慧創業的小公司其實很艱難，一窮二白，只有幾個名校出來會演算法的人，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就算可以寫出世界上最複雜的數學公式，但是沒數據，沒數據你都不知道這公式寫的對不對、是不是可行的。」

「資本的洪水如果太猛，會淹死人的啊！」說到這裏，閔博士感嘆道。資本過熱帶來的「捧殺」，也是人工智慧創業時所要注意的風險，「一旦之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成果出來的時候，那退潮也是很快的，資本的逐利性是非常明顯的。」

閔博士接著總結：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的優勢主要體現其巨大的市場潛力，再加上擁有很多國外所沒有的應用場景，某種程度上能夠反向推動技術的發展。但跟國外相比，基礎理論上的短板尤其明顯。「別看現在有新聞講中國的論文投稿量、發表量好像有很多，看看論文內容，講得都是別人的故事。」

說到這裏閔博士有些凝重， 「這需要有人在數學上突破，我們國內的教育體系對數學的重視程度不夠，像美國做深度學習做電腦的人，包括做經濟學的人都是經過數學訓練的。」

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中小學爲了升學而學的數學、奧數，到了大學反而被棄之如敝履，這不利於基礎理論的突破。

「如果我們下一代，比如說00後的這一幫人，在大學裏能夠接受非常嚴謹的數學訓練的話，以後機器學習、人工智慧這方面可能會有些原創性的突破。」

「這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他最後強調。

（作者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走進廚房做一頓可口的晚餐，或在公園裏散步時跟熟人打聲招呼，這些對於你我來說極其稀鬆平常的生活場景，在她的世界裏，可能就是全部夢想。

她叫淺川智惠子，一位取得了IBM公司最高科技貢獻榮譽(Fellow)的研究員，一位盲人科學家。

FT跟她的下午茶，定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聚」餐廳。好在是下午，這間由米其林主廚坐鎮的餐廳纔不至於太喧鬧。我提前到，點好兩杯綠茶，點心若干。最擔心的，還是不知如何與這位特殊的嘉賓面對面——說話時我該看著她的眼睛嗎？還是最好盯著她背後的畫作，或者乾脆我也閉上眼睛吧……採訪最後我得知，此類問題也曾在她剛加入研究所時，深深地困擾過她的那些同事們。

我正糾結，淺川博士來了。她黑髮披肩，一頭整齊的劉海，黑白搭配的素雅職業裝扮，符合我對日本女性著裝風格的預期。一位日籍男同事扶她入座，我的大腦裏瞬間閃過她登上TED演講臺的一幕。

那是2015年10月的美國舊金山，淺川在演講一開始說，「你或許認爲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因爲我看不見。」「但是，還有許多事，我都能做。比如，這是我練習攀巖時的照片。我很喜歡運動，像游泳、滑雪、潛水、跑步等都喜歡。」

今天坐在我對面，她微笑著肯定地說，「我當年可是夢想著要去當奧運健兒的！」

然而，命運就這樣跟喜愛運動還不愛學習的淺川，開了個巨大的玩笑。11歲時的一次游泳事故，讓她開始逐漸喪失視力，到14歲時基本上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即將初中畢業的妙齡少女突然失明，她的一生頓時暗淡無光。那時的淺川害怕再也找不回從前的自己，永遠過不上朋友們的那般生活。不過，她輕輕地告訴我說，「其實，那是我錯了。」

加入盲校高中，對於淺川來說，是個艱難的決定，意味著她再也不是正常人。也正是從那時起，一個堅定的信念在她心中萌發——「只要我開始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完成。」

在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盲人就業選擇也很有限，她擔心失明會使自己將來找不到謀生的工作。而出於強烈的自尊，對她來說最重要的，又是得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那麼，她必須主宰自己的命運。

盲校讀書期間，她學會了用盲文閱讀(Braille)。幸運的是，當時很多日本高校已經能接受學生透過盲文參加入學考試。順利透過後，她衡量自己的條件，選擇了英國文學專業，儘管畢業後成爲盲人學校的老師似乎是她當時唯一的出路。

隨著80年代一些新鮮事物的出現，淺川透過電視節目瞭解到，居然有盲人能成爲電腦程式員，這讓她深受鼓舞。那個沒有網路搜尋的年代，淺川靠請教別人和打電話，終於找到一家可以對盲人進行電腦培訓的學校，上了兩年。

「你無法想像盲人學電腦有多難」，她有點不屑於解釋這背後複雜的技術過程。大致就是，盲人們會使用一套名爲Optacon的設備，拿著類似掃描筆的東西一行行採集文字，然後系統會把它轉換成震動。

「一開始覺得要瘋掉了，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去學會這套系統。」她告訴我，讓她堅持下來的就是前面那一句話：一旦開始，就去完成。

學習了兩年電腦基礎知識後，機會終於來了。當時IBM日本研究所要開展「英文-盲文轉換」項目，淺川勇敢地報了名，自己也不清楚怎麼就被面試官看中，獲得了受聘爲IBM訪問研究員的機會。

1984年，她用一年時間發明了英文-盲文轉換系統，在工作中學會了如何進行電腦科學研究。隨後，在日常接觸前沿科技的過程中，她發現完全可以把紙面上的盲文數位化。當時個人電腦纔剛剛出現，接受測試的盲人很少有人掌握電腦技能，要設計一款方便使用的盲文編輯系統難度非常高。

淺川依然沒有放棄。她不但成功發明了數位化的盲文系統，更在網路出現後，發明了供盲人使用的網頁閱讀器，極大地增進了全世界盲人的教育福利。

她摸到桌上右手邊的茶杯，捧起來小呷一口，接著重申了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的重點：「盲人的難題在於資訊獲取和移動出行。」

據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全球有約2.85億人存在視力障礙，其中3900萬人徹底失明，2.46億人視力低下。他們約九成屬於低收入階層，82%的盲人年齡在50歲及以上。

讓盲人再次看得見，毫無疑問是淺川的終極目標，但她非常清楚，這很難。

「我是電腦科學家，不是夢想家。想做的事情很多，難在選擇可行的項目。我們需要一個時間表，一件件來完成，不能只是做夢。」

她目前正在做的，是一套認知助手系統，藉助電腦畫面識別和語音識別，幫助有視力障礙的羣體完成與人互動。不得不承認，說易行難。

在她自己製作的展示影片中，一個陌生男子打著電話從她身邊路過，恰好說了一句「你好」，淺川就很自然地以爲他在跟自己打招呼，好在智慧的系統告訴她「那個人正在打電話」。

今天，在很多人將人工智慧視爲威脅的時候，渴望看見這個世界的淺川則堅信，科技能讓我們的生活更好。「電腦不會取代人類，只會改變我們。」她掏出手機，向我展示了一款非常實用的小軟體「貨幣識別器」(Money Reader)，只需用手機掃一掃，盲人就能輕鬆分辨這是10歐元還是20美元。

我注意到，她開發的產品多以手機爲依託。按照她的說法，就是「每個人至少都有手機，這樣就不用再單獨購買其他新設備了」。我提到自己曾見過一款智慧眼鏡，或許更實用。淺川點點頭表示認同，但補充道：「這種眼鏡的設計，必須讓人感覺自然，外觀還必須時尚。如果個頭兒過大，就沒人會使用了。」

她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設計一些盲人可以無障礙使用的產品。現在也有很多程式冒出來，但她說都不好用。擴增實境(AR)的設計有很多難點，而一旦廣泛使用，卻能給有身體缺陷的羣體帶來很大幫助。

淺川強調，這類科技應該是面向普羅大衆的，大家都能使用，就像助老設施一樣，因爲每個人都有老眼昏花的那一天。「我的座右銘是：永不放棄，不可能的事也能變爲現實。(We can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 by never giving up.)」她說。

「我們需要在公共設施上增加更多的傳感器。」是時候與時俱進，放開社會力量增加基礎設施的傳感器設置了，以造福全人類。

2017年初，淺川和研究團隊在東京的大型購物區，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NavCog導航系統實地測試。他們在約21000平方米的區域內，設置了220座信號標，根據採集到的大量不同數據，製作了一張可用於本次計劃的地圖，最後的精度能達到一到兩米。

「這就能夠在恰當的地方給盲人提供適當的導航。」淺川舉例說，比如「我想找一間能同時提供紅酒和壽司的餐館，或者我想找一家能夠帶一歲嬰孩去的餐廳」，就可以直接對著沃森(IBM Watson)互動介面說出來。這個系統還支援坐輪椅的人，導航系統可以避開樓梯。

「當然了，像你這樣的遊客也適用。」她打趣地說。「現在，我的盲人朋友們，也能很愉快地在商場裏購物了。」

她又露出了微笑。喜歡哈利波特的淺川，據說從這位苦難中成長的魔法師身上，「學到不少」。她對我說，當今世界，「越是身患殘疾，越是要熟悉最新科技，要開始運用新技術，因爲它能彌補我們所缺。你還得刻苦學習，永遠挑戰自己，放棄就意味著失敗。最後，你還應該樂於社交。我非常確信，健全人只是對與殘疾人接觸感到陌生而已。」

我一個勁兒點頭，差點把自己採訪開始前的那種糾結全盤托出，但似乎依然被淺川看透了心思。

她告訴我，「剛加入IBM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跟我打交道，怕言語不注意傷害到我，比如不敢當我的面談論電視節目。現在，當相互間成爲朋友後，他們已經毫無顧忌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楊璐、朱詣琛、陳飛揚對本文亦有貢獻。編輯郵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縱然評價不一，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Hatoyama Yukio，以下簡稱鳩山）都註定進入歷史。

無論是2009年帶領日本民主黨實現了55年後第二次政權更迭（第一次是1993年），再次打破了日本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一黨獨大的「五五年」體制，或隨後黯然辭職開啓日本政壇動盪風潮，抑或他近年提倡的東亞共同體等理念，都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反應。

中日之間的資訊和偏好差異，從對鳩山本人的評價也可見一斑。對中國人來說，鳩山由紀夫並不陌生，不僅在於他是日本前首相，更在於他對中國及南韓的道歉。2015年鳩山由紀夫參觀首爾「西大門刑務所」博物館時曾跪地禱告。他對於釣魚島（日方稱尖閣列島）、亞投行等發言在日本國內往往被認爲偏向中國，甚至有極端者冠之以「國賊」之稱。因爲沖繩美軍基地遷移處理不當，鳩山任期的支援率也從任職初期高位滑落至不到兩成，最後被迫辭職。直到今天，談到鳩山與沖繩基地風波，不少日本人仍然難以釋懷。

在「與FT共進下午茶」中，鳩山敞開胸懷，不僅談及他的東亞共同體理念、沖繩基地等問題，也主動談及日本右傾、釣魚島（日方稱尖閣列島）等亞洲領土爭端等問題。他表示在一個右傾的社會，所謂政治正確就是政治錯誤，他不會去讀這樣的空氣（編者注：「讀空氣」在日本人際關係中表示不打破人羣氣氛，與中國「察言觀色」有些類似），他相信東亞共同體這一概念並沒有死去。

一

東京下午兩點五分，東急凱彼德酒店三樓咖啡廳。

位於咖啡廳轉角的位置，既可以避開人羣的視線，也剛好可以一覽窗外的風景。這座酒店曾經接待過披頭士樂隊等重要人物，毗鄰日枝神社等名勝，距離國會議事堂與首相府也在一步之遙，據說頗得政界人物青睞。酒店最新設計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隈研吾（Kengo Kuma）操刀，隈研吾近些年在中國才逐漸由小衆變熱門，而來日本才發現隈研吾簡直有點無處不在的感覺。

隈研吾風格特點之一是喜歡用木材等天然材質，這家酒店也不例外，不僅大堂採用原木，入門處及一人高的插花裝飾也用木材點綴，室內的餐廳和咖啡廳則用竹簾隔開，室內還採用不少綠色植物，與窗外的日式庭院一一呼應，整體感覺放鬆，優雅不失現代。

一切恰恰好，如果沒有什麼事的話，倒是很適合在這裏小憩半刻。然而我的客人，今天與FT共進下午茶的主角、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還沒有出現。與FT共進下午茶的規矩和與FT共進午餐差不多，都是對方指定地點，FT買單。

這種情況下遲到並不多。按照FT專欄作家露西•凱拉韋(Lucy Kellaway)近期在專欄統計，近期與FT共進午餐中，遲到和準時到的比例大概是1：5，這表明受訪者時間明顯比媒體重要得多，但時間管理以及預期管理不錯。最近比較著名的兩位遲到者是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和羅素•布朗德(Russell Brand)。露西評價這一點不奇怪，「這二人所做的事情讓很多人失望，因此他們晚到讓人們更失望一點並不奇怪。」

說起失望和奇怪，遲到在東京多少有點不尋常。日本人一般很守時，尤其正式見面提前五分鐘幾乎是定規，甚至重視準時到提前十鍾也覺得失禮，多半會晃悠一下再進入見面地點。作爲主人，加上要爲自己的迷路時間給出足夠預算，我提前了十五分鐘到，這一下子多出了不少空擋。在這段時間內，我又翻了翻反映鳩山家族歷史的鳩山會館照片，也順帶回想了一下這位前首相的人生。

鳩山會館是一座擁有美麗庭院與80餘種玫瑰的英式建築羣，房間鑲嵌著色彩迥異的彩繪玻璃，佔地超過6000平米，官方介紹是融合了日本和西洋風格。這一建築竣工於1924年，由當時名噪一時的建築師岡田信一郎設計，彼時主人是鳩山由紀夫的祖父鳩山一郎，也就是日本第52、53、54任首相。鳩山一郎在戰後日本政壇舉足輕重，堪稱日本自民黨獨大的「五五年體制」奠基人，日後的日蘇復交談判與日本保守政黨合併都發生於此。90年代之後，「鳩山會館」翻新對外開放，目前鳩山由紀夫先生擔任館長，不少中日友好活動都在這裏舉辦，偶爾也會看到中國企業家之類遊客自拍。

由此也可見鳩山家族的顯赫，國際媒體往往用「日本的肯尼迪家族」來形容。確實，回顧日本近代歷史，鳩山家族政治影響深遠，甚至從日本議會誕生之日起就和鳩山家族息息相關。日本議會1890年成立，鳩山由紀夫的曾祖父鳩山和夫出生江戶末年武士家庭，來自美作勝山藩，1896年即擔任第二屆前衆議院議長；祖父鳩山一郎戰前已經擔任文部大臣等職務，更是在戰後擔任三任首相；他的父親鳩山威一郎表現得政治興趣不大，即使如此也曾經出任外相。到了鳩山由紀夫這代，其家族已經四代從政。鳩山家族不僅富，而且貴。鳩山的母親是普利司通公司的創辦人石橋正二郎的長女，爲鳩山及其弟弟從政提供強大的財富支撐。

他的家族信仰友愛（「fraternity」），從鳩山和夫時代開始就和中國有不少淵源。鳩山和夫不僅一手促進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招收更多中國留學生，在外交方面更是與清朝交涉「長崎事件」，甚至因此事解決而獲得一枚清朝頒發的勳章。至於鳩山本人和他的弟弟鳩山邦夫，都曾在中日友好機構掛職。鳩山家族雖然是望族，但在日本不算大姓。中國京劇《紅燈記》中日本憲兵隊長叫「鳩山」，不無反諷，一個網路傳說是中國現代抗日劇禁止用「鳩山」作爲名字。

成長在這樣權力核心的「玫瑰園」，好像不從政也很難。鳩山本人是史丹佛大學的理科博士，也曾在大學任教，最終還是走上了政治道路。如今世襲政治越來越成爲日本社會一個關注點，不但鳩山家族，如今安倍晉三首相，曾經擔任首相的麻生太郎、小泉純一郎、福田康夫，其實都是政治世家出身。

鳩山的人生高點是在2009年8月30日帶領民主黨以席捲優勢打敗自民黨，突破了日本戰後自民黨一黨執政的格局。此時，鳩山成爲第一位民主黨的首相，也是1996年以來的首位非自民黨首相。

然而，這只是意外的開始。任職幾個月後，鳩山沒有實現沖繩美軍基地搬遷的競選承諾，黯然辭職，在任僅僅265天。隨後三年日本政壇首相頻繁輪換，海外甚至有「上午和一個首相握手，下午和另一個首相握手」的段子。2012年選舉中，民主黨慘敗，鳩山本人也在當年退出政壇。2006年曾經當選首相的安倍晉三曾再次擔任日本首相，民主黨則在2016年與維新黨合併爲民進黨。

如此一來，久變思靜的日本政壇從追求變動的一端變爲追求穩定，日本政壇不僅回到自民黨一黨獨大情況，而且能夠挑戰現任首相的人物在自民黨黨內也爲數寥寥。一種觀點認爲，民主黨的執政記錄讓日本民衆失望，也使得在自民黨以及安倍之外沒有更多選項。

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搖擺於脫亞入歐與亞洲本位之間。戰後鳩山家族的鳩山一郎與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等人一手締造了日本自民黨，自民黨在1955年得到過半議席，這一格局延續到90年代，又被稱爲「五五年體制」。鳩山由紀夫作爲鳩山家族的繼承者，卻以民主黨面目出現，是家族政治事業的繼承者，某種意義上又帶有政治理念的反叛色彩。

在此背景下，鳩山本人東亞共同體理念以及他對於日本、美國、中國等態度，可以視爲日本這個國家轉型的一種摸索。我從2017年初開始在東京大學訪學，研究題目是中日經濟對比，原本和政治人物無關，不過理解日本「失去二十年」，社會變化是不可缺乏的維度。鳩山由紀夫以及他代表的思潮，恰恰是日本社會曾經和正在湧動的變革努力之一，我覺得應該聽聽他的意見。

這個時候服務員打斷了我，一臉殷勤到有點不耐煩地表示是否需要點單，這已經是第三次了。看了看手錶，已經兩點十分，難道鳩山迷路了，像我慣常遲到的理由一樣？不太可能，與FT下午茶地點是他的祕書所選，位置在日本政客雲集的永田町，酒店對面正對著首相官邸，也毗鄰國會議事堂，作爲曾經的永田町町長（代指日本首相），這是他的地頭，他應該熟悉。

有沒有這可能，鳩山先生忘了見面的事？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尋思一下，他在任時期就有「外星人」之稱，既因爲他眼白看起來比較明顯，也因爲他說話往往讓日本民衆感到意外——感到意外，這在日本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評價，日本人偏好穩定，意外往往意味著困惑，而日語裏面麻煩和妨礙對應的漢語之一就是「迷惑」。這不完全是純粹的文化偏見，據說江戶時代死刑罪名之一就是做出讓人感到意外之舉，而江戶時代大體奠定了今天日本人的諸多習慣，從喫生魚片到大米的普及。

兩點一刻，鳩山姍姍出現，我已然神遊了半小時。

他身著深藍色西服，仔細看西裝上還有細細的豎條紋，接近1米8的身材相對一般日本人較高，臉色相對一般日本人膚色則顯得略深，髮色全黑，大概還塗了不少髮油，向後梳起來看起來頗爲整齊精神。從外形來看，和不少日本退休之後還保持工作的重要人士一樣，鳩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幾乎小了二十歲。我小小打量了一下他的五官，沒看出傳說中「外星人」的太多特徵，眼白也沒有以前看的標準照片上那麼明顯，不過沒看到太多表情變化，笑意也不明顯，這點我後來才明白原委。

他見面就用中文打了一聲招呼「你好」，聲音低沉。隨後大家落座，他隨即強調採訪時間是一小時。我有點意外，原來約定的時間是一個半小時。雖然一個小時的見面或喫飯在節奏頗快的東京是常態，但這次因爲是與FT共進下午茶，我原本要求時間長一點。不過，既來之則安之，菲茨傑拉德說富人與你我不同，那麼或許富貴之人與你我更加不同咯？

鳩山由紀夫與採訪者徐瑾合照

二

時間不多，那麼點茶吧。鳩山要了一份英式奶茶，我在午後喜歡清爽的紅茶，點了一份大吉嶺配檸檬片。

我順帶送了一份中國小禮物給他，包裝袋上是中國風的花鳥畫。鳩山對包裝更有興趣，手指一邊觸碰袋子上的圖案，一邊頗有興趣地說「bird」。這時候我才注意到，不僅他淺藍色襯衣上低調地點綴著原點狀的彩色刺繡，而且黑色領帶上還有一隻銀灰色的鳥形刺繡——鳩本來就有鳥的意思，在日語中也有鴿子的意思，這點鳩山自己在南京也提過。

鳩山面色轉暖，問我現在是否在東京大學學習？東京大學是日本帝國大學系統翹楚，尤其以爲日本行政機構輸送精英官僚著稱，考試並不輕鬆，而鳩山家族則保持了五代人都考入東京大學的記錄。鳩山的兒子據說從東京大學畢業之後和他初期選擇類似，如今是一位學者。

我解釋我目前在東京大學訪學，順帶也提出第一個問題，爲什麼選在這裏見面？前面說過，這家酒店位於永田町，離日本首相官邸一步之遙，鳩山既然退出政壇，好像也沒必要睹物思舊。我想先從不太沉重的問題開始，但我忍不住想，如果問他今天喫了什麼是不是效果更好——因此鳩山本人也曾經在國會質詢中冷不丁問了前首相小淵惠三這個問題，不少人日本人對此很不理解，這也是鳩山說話不那麼按照常理出牌的一個例子。

他解釋說自己的事務所在這邊，隨後他好像想起來什麼，又補充說，以爲我們會去他的事務所，所以他一直在那邊等我們，因此纔來晚了。原來如此，空氣也和緩不少，我回頭想想他剛進門時候看似沒有表情的表情之下，想必有些意外與不愉快。

我藉機解釋，FT共進下午茶選在咖啡館之類地方，希望有更輕鬆的氣氛。我原本以爲鳩山可能選在他家附近， FT曾經前去採訪，做了一期「At Home with the FT」，展示了不少鳩山夫婦精心裝扮的家以及收藏。這一住所和鳩山會館不同，是鳩山夫婦自己打造的私宅，位於頗有聲望的都市圈富人區調布市。我順道恭維了一句，說看過您的家和收藏，非常漂亮，鳩山頷首表示感謝。

說起他的事務所，我看了看他的名片，地址確實就在附近，這是一張白底黑字名片，我注意到上面醒目寫著世界友愛幾個字，還標註著東亞共同體研究所，這是他辭職之後開創的主要事業之一，我請他談談。

鳩山表示他不做首相之後，就快速建立東亞共同體研究所，因爲他的理想就是實現東亞共同體。他一向認爲和平不能透過戰爭手段來實現。「那麼如何實現和平？」他自問自答，「是透過對話和合作實現的，如何在東亞實現對話和合作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對我而言，友愛是一個關鍵詞，我希望向世界推廣。」說完他強調了一下，「可能現在日本最需要對這個詞的理解。」如今，他一年要去七八次中國，除此之外，他也訪問越南等國，最近剛從尼泊爾回來。

我笑著說自己來自上海，希望能在上海見到他。鳩山表情轉爲笑意，「非常感謝，我的夫人出生在上海，我挺願意去上海。」這點我早有耳聞，鳩山夫人鳩山幸人生頗爲傳奇，出生在上海，後來成爲寶冢演員，隨後嫁爲人婦去了美國，又在美國加州與鳩山相識相愛。直到今天，鳩山夫婦的親密在日本仍舊爲人熟知。

寒暄差不多了，話題轉入正題。我來訪之前，在社群媒體發佈了訊息，不少中國朋友問候他，也希望他談一談當下中日關係。

鳩山合起雙手，做了一個感謝的手勢，表示感謝中國人對他的關心，說一直感受到中國人民對他有比較大的支援，「現在中日關係不好，首先是政治不好，其次以前說『政冷經熱』，但是現在政治不好也影響經濟往來。這是比較不好的趨勢，問題在哪裏？主要在於現在的首相，他把中國當做一種威脅來看，這種想法不僅是自己的想法，也是如此對外宣傳。這種方法對於他獲得國內支援率有用，對兩國關係則不是，這種信號對世界而言也不是一種很好的做法，可能需要改變首相的想法。」

鳩山主動提到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就不能不再次令人想到我們見面地點永田町。這裏是政治家的象徵，正如霞關是官僚的象徵。日本社會權力生態中，除了政治界、經濟界之外，官僚的作用也很大，迄今仍舊有官制社會的一面，我來到日本之前經常問別人，誰在真正制定日本政策？不少人答案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永田町和霞關之間的互動，一直是日本政治一大特點，二者關係既有合作，也有微妙抗衡。既然如此，我問鳩山，我們雖然在永田町，但大家也知道日本很多政策其實霞關那邊的官僚作用很大，那麼在外交方面，首相的作用真的那麼大麼？

問完這個問題，茶已經上來了，白色瓷器滿滿當當一桌子，映襯著桌上的綠色植物，倒也相得。

「不可否認，官僚應該是有比較大影響。」 鳩山承認官僚對日本政治的作用，但話鋒一轉，又回到外交方面，「對於官僚來說，他們最重視的是美日同盟，只要美日關係搞好，他們就能取得晉升之機。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想要升職，不是說要把日中關係搞好，而是把日美關係搞好，因此不是很重視日中關係，對於他們未來升官發財這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只要日美關係搞好就ok。對於外務省官僚來說，沒有動機花很大力氣把日中關係搞好，官僚這種思想也是造成中日關係很難改善的重要原因。」

一種流行觀點是，戰後日本外交中以一直以日美外交爲主，這不僅僅是近年趨勢。鳩山也總結說日本外交總體不注重和中國的關係，這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背景，「日本官僚和現在安倍首相方向一致，但是安倍首相更進一步，對中國威脅論主張更強。外務省官僚可能就是默不作聲，爲什麼默不作聲？因爲現在首相對人事權抓得比較緊，他們如果站出來公開反對或者表示首相說得太過太極端，可能他們沒有辦法做下去，或者他們職務就停在這裏。對於官僚，必然是跟著首相意思走。」

鳩山所談政治家對於人事權的收緊，類似的說法我在日本期間不是第一次聽到。日本政壇上的政治家和官僚這兩股力量有點類似蹺蹺板，今天屬於官僚式微、政治家上升的階段，社會對於官僚評價也不高，高級官僚退休之後「空降」（天下り，amakudari）去關聯企業的束縛也越來越多。東京大學作爲優秀官僚的「供應商」，在日本主流官僚系統中一直佔據半壁江山，現在也有老師表示最優秀的學生如今也不太願意如以前那樣做中央公務員了。

鳩山本人在上任期間也曾有打擊官僚的口號，但是如今日本官僚權力面臨收縮，我好奇地問鳩山的想法，「有一種說法是，日本泡沫經濟之後，政治家一直希望從官僚那邊收回權力，從90年代橋本龍太郎時代已有這一趨勢，鳩山先生在位時候也大力打擊過官僚，現在安倍首相可以說是在歷史背景下取得了對官僚的勝利。但是對這種情況，您是不是有一點憂慮？」

對我提問的前提，鳩山提出一些不贊同。他指出，官僚和政治家對立歷史並沒有那麼長，冷戰時候，總的來說政治家如果按照官僚寫的答案說就可以了，因爲那個時代並沒有劇烈變化。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發生了劇烈變化，一直在鉅變之中。他評價官僚體系適合守成，在一個比較平穩時代中，不用進行多大幹擾，就能帶領國家前進，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官僚體系）明顯是不行了，需要政治家來主導。他強調在民主黨奪權之前，自民黨這方面並沒有做很多努力，主要是民主黨奪權之後纔開始主張政治主導。

我原本以爲鳩山是在爲民主黨辯解，沒想到他繼而坦率地表示，「但民主黨這方面做得不是太成功，可以說算比較失敗，當時官僚內部有比較強的反對聲，媒體與財經界也不贊同。現在，安倍政權吸取了民主黨教訓，如你所言，算是勝利了，因爲安倍政權抓住了人事權，實現了政治主導。」與此同時，鳩山表示自己的擔憂，「但這並不是沒有危險，如果政治家做了錯誤的判斷，可能這個國家就會走偏，這個時候還是需要官僚能夠站出來說這是不對的，把錯誤的方向糾正回來，官僚有沒有這個能力和能否發聲，這非常重要。」

三

大家一邊聊天，一邊時不時地看一眼窗外風景。窗外庭院面積不大，一邊是鬱鬱蔥蔥中點綴著紅花的土丘，映襯波光粼粼的水面，另一面配合黑白抽象的高大牆體，突出日式建築特有的風格，在不大的空間內作出文章，簡潔而大氣。

前面談到外交的時候，鳩山還不無遺憾地回想了一下自己擔任首相時期雖然有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想法，但現在日本外務省卻沒有人會提起這一想法。包括日本和中國國內，其實大家都很好奇一個問題，東亞共同體或者泛亞主義，在日本政壇是不是已經死掉了？我明白這個問題對於鳩山來說有些直率，但我時間有限，只好不饒圈子直接發問。

問完低頭喝茶，我才注意到白色瓷器都鑲嵌著淺淺的一道金色邊框，頗爲雅緻。日本家居不少採用金色，往往用得恰到好處，並不俗氣。據說日本對金色的偏好多少也有來自古代北韓的影響，北韓在過去一直是中國和日本之間交流的不可忽視一環，東亞歷史說起來真是扯不清楚。

這邊鳩山並不輕鬆地承認，在日本政界，東亞共同體確實沒有進一步發展，但消亡也不至於，「現在民進黨繼續民主黨衣鉢，外交總體也是強調日美關係，這方面立場與自民黨相差不大，但是這並不表示政界對此不再感興趣了。對東亞共同的基礎自貿協定，日本還是感興趣的，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十國再加上日本、中國、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16個國家所構成的高級自由貿易協定。」

他認爲在經貿合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可能就能發展到區域共同體概念，「日本國外對此想法還是有興趣，比如中國習近平主席類似概念；日本國外的關注，可能有朝一日重新引起（日本）政治家興趣。（東亞共同體）現在大家不是很關心，但還沒有死掉。」

「一種說法是日本社會變得越來越保守，或者說更關注自身？」日本和亞洲關係難以一言概括，一方面日本的亞洲視角並不缺乏，有歷史基礎，但另一方面，這些年日本對於亞洲的態度是不是有疏遠變化，也是日本社會討論的重點。

鳩山情緒來了，表示與其說日本只關心自己國家的事，不如說日本跟在美國後面，眼光放在太平洋那邊，不是日本海這邊，「我反對這種做法，特別現在川普政權很多要求，如果真的都滿足，真的對日本好麼？我認爲不是，日本不應該眼光都放在美國，但是日本社會現狀是對美國重視有史以來最高。從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它是一種保守，也是一種保守，但並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不是說日本第一、日本最重要，而是說緊跟美國腳步。」

說起美國，鳩山談興更濃。2009年民主黨勝選之前，《紐約時報》刊出鳩山文章《日本新道路》，鳩山在文中提出透過推進區域一體化才能消除亞洲國家之間的分歧和衝突，從而實現日本國家利益。因爲知道鳩山在外交方面一直比較批判日本現狀，我提起這篇文章的往事也問他，對比過去情況，十年過去了，當下亞洲一體化情況好像出現了倒退，除了日本之外，深層次的原因還有什麼？

談起這件往事，他的語速明顯有所加快。他說這篇文章最早是以日文全文刊登在日本雜誌《voice》上 ，這也是他被認爲反美的最主要的理由，美國人在《紐約時報》看了文章之後認爲他想脫離日美同盟，政權內部對他的認識也是始於這篇文章。

鳩山這篇著名文章引起不少風波，不少地方都把這篇文章理解成他對《紐約時報》的投稿。我補充確認一下，「所以這篇文章不是您的投稿，而是《紐約時報》的轉載？」鳩山肯定地回答自己沒有投稿，評價《紐約時報》是「任意轉載」。

隨後，他解釋了寫作初衷，「當初寫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爲馬上成爲首相，希望表達自己的主張，讓公衆知道自己的意見。因爲有很明確的目的，所以寫這篇文章也花了不少力氣，不僅表達自己的意見，文中也對美國主導全球化進行了批評。」鳩山認爲這可能也是美方不喜歡他的原因，現在回頭，他仍舊覺得他的批判理所當然，並不是說不合時宜，主張也沒有變化。說起來，鳩山家族和美國也淵源頗深，其曾祖父鳩山和夫是日本第一批文部省公派赴美留學生，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鳩山由紀夫本人也是史丹佛大學博士。

不過，鳩山申明他不是反美，同時他仍舊認爲東亞是可以實現和解的。他認爲，首先日本要對過去侵略戰爭對於中國和南韓造成的傷害做出反省、真誠道歉，另一方面他認爲領土問題也不難解決。他主動談起來中日爭論焦點的釣魚島（日方稱尖閣列島）問題，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表態過去爲他帶來了不少麻煩，「當時周恩來和田中角榮雖然沒有訴諸文字，但是其實做了擱置的決定，目前成爲一個爭端，主要是日方做了改變現狀的行動，這是一種挑釁，而中國的人士對這種挑釁做出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造成問題的根源是在日本身上。如果問中韓有什麼做得不好？如果日方做出挑釁，中國和南韓不要做出過激反應，輕輕放下，可能對於改善問題有幫助。」

既然提到美國，我終於找到機會問鳩山我必須要問的問題，沖繩美軍基地的事。沖繩美軍基地一直是日本社會一個棘手問題，沖繩面積不到日本1%，卻吸收了超過七成的美國駐軍。鳩山上臺之前曾經承諾要將美軍基地遷移出，最終與美國處理不當，反而成爲導致鳩山辭職的導火索。某種意義上，這個問題更多是爲日本人而問，直到今天，和不少日本朋友聊起這件事，大家還是搖頭，覺得鳩山沒做到承諾，沒能負責。我問，回頭來看這件事，有沒有更好的處理方法？問完這個問題，我喝了一口茶，暗自舒了口氣。

鳩山罕見地沉默了幾秒鐘，情緒沒有前面激動，語速明顯放慢了，「本人也很遺憾，作爲個人，我主張普天間基地至少要移動在沖繩之外，而不是在沖繩內部換一個地方，做首相時候，沒有能實現這點。現在回頭來看，可能有更加合適的做法，最重要的是直接和歐巴馬總統個人之間做交涉，多做這樣的交涉可能情況會有不同。」

他喝了口茶，看了看窗外的庭院，繼續回憶，「之所以這個事沒有解決，很重要原因當時主要是由日美雙方行政官僚在商談，我並不是直接接觸，只是接受報告，也沒有機會和歐巴馬總統直接談。從現在wiki解密的內容來看，當時日本官僚就並不想按照我的想法來做，而是迎合美方的想法，所以官僚一開始就不想基地移動到沖繩之外的地方。」他強調自己作爲間接的交涉人，所以也被誤導，當時他本人也曾向日本外務省官員問詢是不是有更多機會直接與美國總統交涉，但是沒有得到必要的協助，兩國領導人無法對此直接進行交涉，「可以說官僚在其中起到阻礙的作用。如果回到當初，知道官僚背地裏做了什麼，那麼情況可能有所不同。」

四

下午東京的陽光變得溫柔一些，斜斜掠過窗外的淺淺湖面，一陣微風吹來，水紋隨之散開，構成一片片旋渦。

談完棘手敏感的對外問題，再回到日本國內。鳩山或許是中國人最熟悉與喜歡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但是日本國民則可能有不同看法。我對鳩山說不少中國人很喜歡您，「但您對於中國和南韓道歉等做法，好像日本國內即使不少普通日本人也不是很理解或者說歡迎？」

鳩山說自己也很清楚有這種情況，解釋這一背景是日本右傾化造成的，他覺得自己沒錯，」日本現在右傾化的結果是在外交上追隨美國，那麼看起來美國地位要比日本要高，（因此）也存在上下之間的關係。日本在追隨美國之餘也希望在東亞保持上位、中韓地位比自己低的狀況，必然在外交方面與中韓之間導致衝突。另一方面，右傾化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想法是，戰爭已經結束、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了，我們爲什麼還要道歉？我的主張是，在受到傷害的國家或國民表示原諒我們，說你們可以不用道歉爲止，我們都需要不停地反省不停地道歉，這是我們作爲戰爭加害國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無限責任，這種責任一直要到對方完全認可表示不用道歉纔算終止。這個想法在日本國內不太受歡迎，也是右傾化的表現。」

鳩山繼續表示，這種狀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雖然現在很多人批評不少人反對，我受到這類批評自己也不是愉快，但我對未來抱有希望。因爲終有一天，中日韓之間一定要攜起手來，那麼這樣一天到來之後，一定會重新評價我現在的主張，因此彼此衝突與矛盾不解決的話，就沒有辦法攜手，爲了解決衝突與矛盾，我的主張應該是非常有效率。因此，我作爲日本人，向中國南韓道歉，自己沒有做錯，而是日本這個社會現在有問題。」

話音未落，鳩山又補充一段話，「簡單來說就是，因爲追隨美國，日本人對美國就有一種劣等感，那麼心理平衡如何保證，那麼只有對中國等亞洲國家保持優越感。但是中國南韓經濟不錯，中國經濟已經超過日本， 日本人就會有心裏不平衡，可能出於這種心理，右傾的思想在日本比較容易得到共鳴。「

某種意義上，現在在全世界都在右傾，而日本一直「有讀懂空氣」的說法，不合羣的也往往被稱爲「讀不懂空氣」（空気読めない，Kuuki Yomenai），這也就是講求所謂社會正確的說法。我追問，「鳩山先生應該是明白這個道理，那麼做日本國內溝通的時候，有考慮受衆想法麼，還是讀懂了但是不願意追隨這種社會正確？」

鳩山正色回答，「我沒有讀日本的空氣，因爲我認爲這一空氣是錯誤的，日本的政治正確其實是政治錯誤。整個社會和國家向右靠，這是不正常的，我想做的並不是讀懂空氣再做什麼事，我要改變這個空氣。不僅政權是這個方向，媒體很少批評安倍首相，對安倍首相的批判往往也在自我檢閱過程中被刪掉。當不願意批評安倍首相媒體存在時，很多不願意自己思考的人就會相信報導，就會相信媒體形成的輿論氣氛，整個日本方向就越來越偏。」

他繼續表示，「這是不對的，人不能停止思考。作爲日本人，在這樣一個錯誤的空氣錯誤的環境中，更加要自我思考並且慢慢糾正，這纔是正確的做法。我不認爲讀懂空氣就應該如何如何，如果空氣不對，就應該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改變。特別是在外交上，日本在追隨美國，這是一個危險的方向，因爲美國有可能走向戰爭。不僅是中東，而且北韓也有可能，如果自衛隊捲入，那麼很多人會在戰爭中失去生命，日本又是一個發誓不再捲入戰爭的國家，這不是很大的錯誤麼？危機其實已經在眼前，離真的發生這樣的情況已經不遠了。大家應該好好自省，更加清醒，不要被周圍的空氣吞沒。」

談到戰爭，修憲也是繞不開的話題。「修改憲法成爲日本一大爭議，很多人呼籲讓日本成爲正常國家，您怎麼看？」我提問之後，鳩山首先確認一下正常國家的正常是normal 意思，沉默一會說，「如果能夠進行戰爭就是正常國家的話，日本作爲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就好。安倍首相修改憲法理由之一，國家有時候就是要進行戰爭，日本作爲一個正常國家不能戰爭是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日本作爲一個不正常的國家並不是不幸的事 ，日本老老實實做一個不正常的國家不是挺好麼。」

「從修改憲法角度來說，安倍首相的方向是強化國家權力，限制民衆權力，這和立憲主義是矛盾的，因爲憲法存在的意義就是限制國家權力，保護人民權利。」鳩山補充，自己不反對修改憲法，爲此也寫過一本書，但是他的方向和安倍完全相反，進一步強化人權，這纔是正確的。

五

映襯我們的談話，身後是星級酒店常有的背景聲音，這通常是由男人的細細商談，女人的晏晏笑聲，以及杯盞觸碰的動靜結合在一起的獨特交響。

一小時時間其實已經超過，鳩山一直表現得很有耐心，我把最後的時間留給了經濟話題。我向他解釋，我這次來日本訪學的研究題目是中日經濟比較，期待探索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對於中國的意義，結束之後可能出版一本書，那麼他覺得日本經驗有什麼啓發？

鳩山大概沒想到我會問這個問題，他停頓一下整理思路發言，頗有條理地說了三點：第一， 經濟政策方面，應該把日本當做反面教材，爲了刺激經濟導致泡沫的誕生，爲了消解泡沫又採用經濟控制手段，在這一過程中出現很多錯誤，導致泡沫一下破滅，沒有實現軟著陸。消解泡沫的決定可能沒有錯，消解泡沫過程中的經濟政策做錯了。日本泡沫的產生以及消解過程中的錯誤，都值得現在中國學習，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什麼地方做錯了，讓中國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對於中國成長是一個很有用的反面教材。

他繼續談第二點 ，他認爲中國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房價已經漲得太高了，到絕大多數市民買不起房住不起房的地步，這可能與當初的日本比較像 ，「中國必然出臺政策，讓價格回到理性過程，這一過程必然導致風險。在收緊過程，具體採用什麼樣的經濟政策，不應該參照日本當時做錯的方式。至少日本已經有過不好結果的方式，中國政府不要再用了。」他補充一點，中國和日本不同地方在於，中國還有很大發展潛力，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還算一個新興的經濟體 ，可能與日本還是有不同，中國不太可能陷入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一樣的危機。

最後他指出，從社會保障制度而言，日本養老金和老年人護理在日本已經建立起來，也有運作經驗，這方面應該值得中國學習。鳩山認爲中國面臨急速的人口老齡化過程，需要國家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證制度。並不是說日本製度就是完美的，但中國可以借鑑日本製度，同時改進位度中不好的地方，更好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

已經一小時一刻鐘，我抓緊時間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鳩山還不失風度地喝著茶，但是我感覺他下面應該有安排，他已經看似不經意地看了看錶。「您過去表示退出政壇，我算了算，您已經70歲了，未來打算是什麼？有沒有後悔當時沒有做學者？」有一種說法，鳩山家族的繼承人最早是鳩山的弟弟鳩山邦夫，兩人政見不同，鳩山邦夫是自民黨骨幹，去年去世。

鳩山笑了笑，堅定地說沒有後悔。他說自己做首相時候可能沒有很成功，進入政治的世界成爲政治家這件事本身卻沒有覺得什麼後悔，「今後可能不會回到政治的世界，因爲已經離開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感，因爲民主黨政權沒有持續下去自己有責任，而正是因爲民主黨政權的失敗才導致安倍長期政權存在，導致在野黨政權比較弱。在安倍政權勢強在野黨勢弱情況下， 應該有危機意識，儘自己責任。如不能從正面做政治家去挑戰，那麼就從側面提供提供幫助，期待改變狀況，恢復兩黨競爭積極循環方向，未來人生可能就要花在這方面。」說完，他好像想到我前面關於東亞共同體概念是不是在日本政界已死的問題，又補充了一句說，他認爲東亞共同體還會繼續維持，就算是在政治世界，這個想法沒有完全死掉，這也是也他未來努力的方向。

我請鳩山給中日關係提字，他略微思，考提筆寫道「雨天こそ友愛が輝く，中日の未來に期待する」，大意是正因爲是雨天友愛精神纔會更加綻放光輝，期待中日的未來，簽名是頗有特點的「鳩山友紀夫」，和他在南京簽名一樣，目的都是宣揚「友愛」。

時間差不多了，窗外水池錯落有致的五層塔也亮起了燈，與夕陽波光反射。在繁忙的東京，鳩山慷慨給我了一個半小時，我作爲主人送他出門，他走出大廳，再次和我們告別。看到他一人離去的背景，我想到一個FT同事採訪鳩山後的評價：他作爲科學家，他說了太多公衆不想聽的話，但作爲政治家，他又過於沉默。

離開酒店，我走過首相官邸，隨手朝那個方向拍了幾張照，門口的保衛也只是好奇瞅了幾眼，並未詢問。我下面在附近的赤坂還有一場聚會，是見一羣職業和中國有關的日本朋友，按照日本行話這種是叫「中國塢」。

他們知道我剛見完鳩山，其中一位前駐中國外交官津上俊哉表示，鳩山可謂犧牲了自己在日本國內的個人名聲，提升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名聲，讓很多中國人覺得日本還有鳩山這樣的人，如果未來日本遭遇了什麼，日本也可以說「我們曾經有鳩山這樣的人」。

這樣看起來，鳩山和他曾經領導過的社會，雖然有些脫節，但有些想法還是不謀而合。注：本文根據採訪錄音整理、編輯，感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徐行博士提供協助。作者徐瑾採訪之際爲東京大學訪問學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有時》等，郵箱jin.xu@ftchinese.com,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

「還能說什麼呢，在奇葩遍地的國度，那朵正常盛開的花，反而成了異類。」

這句話摘自一篇題爲《罵柴靜的人，我就想問你一句話》的文章。彼時《穹頂之下》在網路引發一場言論狂歡，在話題熱文的刷屏中，這一篇依舊脫穎而出，被395萬次閱讀。

去年4月，隨著普利策新聞獎的揭曉，一篇介紹當年「公共服務獎」獲獎作品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許多中國人透過這篇文章，第一次知道了泰國漁工的悲慘故事，以及揭露殘忍真相的4位美聯社女記者。這篇題爲《你喫的每一條魚，都可能沾著另一些人的血和淚》的文章最終獲得了220萬閱讀量。

兩篇文章的背後是一個名爲「假裝在紐約」的自媒體。從微博火到微信，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V」。同量級的其他自媒體動輒十數人團隊，一直到去年，它的背後竟然只有一個人，他叫自己「假張」。

誕生在紐約

從公號的名字不難判斷，資深媒體人假張與紐約有不解之緣。

假張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先前曾在中國國內媒體工作。他在碩士畢業後留在紐約，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謀得職位，工作三年多後回到北京，去剛剛成立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任職。2013年底，他又獲得一個回到紐約工作的機會，依舊是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同爲期一年。

捋清時間順序，我問，這次工作期滿回國，是不是就開始全職做「假裝在紐約」了？

他說，不算全職，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兼職。我的正職是無業。

「假裝在紐約」誕生於微博，一開始只是假張記錄個人生活的地方。名字則取自報導網球的知名體育記者張奔斗的一句戲言。從微博向微信公衆號的轉移則並不輕鬆。「兩個用戶羣的興趣喜好非常不一樣，很難從中找到融合點，很難直接打通。」但假張爲微信公號的出現感到非常興奮。「微博出現的時候，大家都說是碎片化閱讀。我覺得微信完全重建了中國人讀長文章的能力和習慣，大家在微信上很願意去看一篇文章，願意把它讀完。」

我問，最初對公號有什麼期待。

「我一開始完全把它定位成我的個人部落格，分享我看到的東西、我想到的東西、我的看法。我之前在微博上寫過一句話，一個人人生最重要的無非是處理好兩個關係，一個是你跟世界的關係，一個是你跟你自己的關係。跟世界的關係，是說要多看多瞭解這個世界，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這個世界不僅僅是說你周圍的這個小世界，我覺得應該有更加宏大的視野。我覺得很多人，還可能根本不瞭解外面世界是什麼樣子。與自己的關係，是應該有自己的內在定力。我的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到現在也是這樣，希望能夠分享我在這兩個維度上的一些看法。」

「不寫軟文，都是硬廣」

自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廣告與內容的界線日漸模糊。報紙版面上醒目的分界，在自媒體這裏消亡無存，取而代之的是或巧妙或生硬夾在內容中的品牌露出。假張不喜歡將「假裝在紐約」的廣告稱作軟文，「因爲那就是硬廣」。

不同自媒體對廣告的處理方式大相徑庭。假張會照常寫一篇推送，在文章最後一段放出品牌與產品的資訊，推送內容與被推廣的產品往往聯繫並非緊密，這經常讓讀者大呼「猝不及防」。「我非常排斥在文章裏植入資訊。我前面實打實的就是正式文章，讀者看到它不會有欺騙感，不會覺得自己在看廣告。我覺得這沒有背離我的職業道德。」

這也並不等同於假張喜歡這種「文章加廣告」的形式。「從我這個寫公衆號的人的角度，這篇文章其實寫得很痛苦，我會覺得它不是我想要寫的東西，對公衆號和讀者都不是特別好。」

而且，假張覺得目前「軟文」的模式有些粗糙，也不會持久。「如果騰訊從產品角度開發新的模式，更好地監測廣告投放效果，使之更加可控，同時增加互動性，廣告主，尤其是大客戶會更願意接受。」

傳統媒體出身的他，認爲最理想的狀態，仍是廣告與內容徹底分開。

公號與「陪伴經濟」

翻閱「假裝在紐約」的歷史內容，我從紐約房價，看到ISIS，再到公海郵輪和法國大選，事實可查，分析有理有據。然而當下的朋友圈和訂閱號，似乎被情感類熱文佔了大半壁江山。我問假張，如何看待「雞湯」情感類文章的走紅呢？

「前段時間有個詞很紅，叫孤獨經濟。當時直播剛剛興起，因爲孤獨，會有很多人去看直播。我覺得這個不叫孤獨經濟，這叫陪伴經濟。不光是直播，很多人在微博微信上關注公衆號，其實也是在找一個陪伴的人，他/她會把自己對身邊朋友甚至是對愛人戀人的感情投射在某個賬號上，會覺得需要這個賬號的陪伴。曾經有讀者給我留言，說我的賬號像是一個牽著他的手看世界的朋友。」

假張進一步解釋，不同的號有不同的定位。比如時尚類公號，它的定位可能就是跟你聊各種娛樂圈時尚八卦，如數家珍。情感號可以聽你講感情故事，給你講別人的感情故事，去開導你的朋友。「所有的號其實都是被定位成一個朋友，那什麼樣的朋友最受歡迎呢？肯定是情感類的。」

「傳統媒體的消亡是僞命題」

假張自己講到了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存亡之爭。「傳統媒體的消亡是一個僞命題，或者說是一個沒有必要的擔心。媒體行業就算全部都死掉了，所有報紙雜誌都死掉了會怎麼樣？對內容的需求永遠存在，傳統的報紙雜誌倒閉了，公號起來了，你如果覺得現在的公號沒有你看得上眼的，那就拿出你的水準來，做一個不low的公衆號就行了，對吧？」

自媒體良莠不齊，但看新媒體行業，「也要看那些真正做得好的頂尖行業大號，因爲這個行業的地位是由他們來定義，他們能夠把這個行業帶到什麼樣的高度，就是什麼樣的高度。」

話說回來，假張認爲，傳統媒體雖然已經在衰敗，但不會消失，最後的命運可能跟現在的收音機和電臺一樣。「我們可能覺得電臺很老了，有了電視誰還聽電臺呢？但不是。電臺依然能夠存在下來，它有它的空間，只是影響力可能不會像以前。」

他也提到，從另一方面，傳統媒體越熱烈地擁抱網路和新媒體，也越代表著傳統媒體衰敗地越厲害。因爲衰敗的是行業，而並不一定是機構。當傳統媒體機構自身轉型，壯大的也正是新媒體行業。

今年春天，假張搬進了新辦公室，招了幾名新員工。採訪的最後，他說打算提高公號的更新頻率，但表示依舊不想投入過多精力，像一些「大V」那樣策劃五花八門的活動。他又強調了一次，畢竟正職是無業。

（作者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數月前，一則關於馬雲和一個澳洲家庭維繫了三十多年的友情的故事，一夜傳遍中國網路。這是一個精彩程度堪比小說的故事：1980年，16歲的馬雲因在西湖邊的一次搭訕，與來自澳洲的莫雷一家結下情緣。這段跨洋交往改變了中國少年的人生軌跡，在他心底埋下了幹一番大業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火種。幾張攝於80年代的黑白照片穿插在文字中，讓人們看見了一個模樣青蔥、但露齒笑容已與今天並無二致的馬雲，讓故事更加動人和意味深長。

大部分人沒有注意到的是，這段幾近塵封的往事，卻是由一個外國人挖掘出來並講述給世人的。這人就是將與我共進下午茶的英國人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克拉克去年出版的《阿里巴巴——馬雲和他的102年夢想》一書中，這段充滿宿命感的西湖往事，只是他奉獻給讀者的諸多有關馬雲和阿里巴巴的傳奇軼事之一。這本書甫一出版即在英語商業閱讀世界中受到好評，入圍2016年「FT/麥肯錫最佳商業書籍獎」終選名單。評委稱其「從內部」講述了阿里巴巴及其創辦人馬雲的崛起，是「瞭解中國新經濟圖景的必讀書」。

克拉克並非作家出身，他的身份有點複雜。從個人網站上看，畢業於英國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他在中國從事網路諮詢業，爲各種商業機構和政府做顧問，是一家銀行的獨立董事，也做風險投資，還做過訪問學者。他是如何獲得中國網路「內部人」視角的？我開始在網上搜索他的資料。找到的越多，越發覺得，他本人的中國故事也足夠精彩。

1994年，還在爲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的克拉克聽說中國或將向外國投資者開放電信業，嗅到商機的他來到北京，想看看有沒有機會撮合幾筆交易，幫助歐美電信營運商收購中國電信資產。他原計劃待上一個月，卻不曾想，一待就是23年。23年後的今天，他依然沒能等到中國電信市場打開大門，卻意外等來了一波洶湧而至、任何國家也無法拒之門外的浪潮——網路。這一波技術浪潮隨後在這個古老國度催生出的商業機會，讓克拉克發現了一個不亞於電信市場的誘人金礦。憑藉他的投行背景和國外資源，他從中國網路業誕生之日起就活躍在這個圈子裏，幾年後他離開摩根士丹利，成立自己的諮詢公司。從90年代中後期一路至今，他和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網路業界大咖們有過交集，是圈子裏公認的「中國通」。

他的江湖地位，從他選擇的下午茶地點——位於北京核心地段亮馬橋、有「中國第一富人俱樂部」之稱的京城俱樂部——可窺一斑。當我們乘坐高速直達電梯，到達位於京城大廈50層的俱樂部時，一位服務員起身相迎：「克拉克先生向我們交代過了，有什麼需要請吩咐。他是我們的老會員了。」

克拉克快速走進採訪間時，我眼前一亮。他身著一件剪裁合身的黑亮皮裝，顯得精明幹練（他周到地帶了一件更正式的西裝，在我們開機拍攝前換上了）。或許是多年諮詢經驗所致，他的舉止話語很快讓人放鬆下來，透出一種自來熟。作爲不時出現在西方媒體上討論中國網路業的座上賓，他回答問題條理清晰，既有足夠的鋪陳，又沒有迂迴拖沓之感。

「這個房間選得好。就在這個房間裏，2000年，我爲當時的網路大咖們舉辦過一個派對，Jack和張朝陽都來了，我還有一段Jack在派對上跳舞的影片，」克拉克寒暄中提了一句，看似隨意地提醒我他的老資格，以及他今天最想聊的主題：他的書，和他口中的Jack——馬雲。我想起他書中的一個細節：在1999年馬雲創立阿里巴巴幾個月後，克拉克就去過當時馬雲在杭州湖畔花園的家，房間裏臭烘烘的味道，和好多把胡亂插在馬克杯裏的牙刷，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寫道：「從牙刷的數量，可以推算出阿里巴巴有幾位聯合創辦人」。

我問，你投行出身，一直從事諮詢，是什麼促使你開始寫作？

「我一直想把我在中國目睹的事情寫下來，但我不想只寫技術或者金錢，我想寫個人和他們的故事，」克拉克說。「我的書並非僅僅關於阿里巴巴，而是關於中國民營經濟——尤其是來自浙江的民營經濟——遇上網路的故事。封面上馬雲的照片，只是蛋糕上的那層糖。」

克拉克說，他只用一年時間寫完這本書，那些一直藏在他腦海中的中國網路早年軼事以及他的深厚人脈幫助了他。他承認沒有爲這本書與馬雲做一對一的訪談，但他在阿里巴巴成立之初就曾為後者提供諮詢服務，多年來與馬雲有過多次近距離接觸。

他還像調查記者一樣做了不少深挖，讓一些歷史片段得以還原，包括那段西湖往事。2004年前後，他在澳洲一張報紙上讀到馬雲不久前的一次澳洲之行，以及他與莫雷一家的友誼，此後再沒從別處聽說過這個故事。從報導中，他記住了「大衛•莫雷(David Morley)」這個名字。大衛是莫雷家中的小兒子，1980年與家人在杭州旅行並與馬雲結識時，他12歲，小馬雲3歲。克拉克開始透過電話簿和谷歌查詢「大衛•莫雷」這個人，聯繫並否定了幾位同名大衛之後，他發現一家位於澳洲紐卡斯爾市的瑜伽館，經營者名叫大衛•莫雷，按網頁上提供的郵箱發去郵件，竟很快得到回覆：「那正是我」。這位大衛不僅向克拉克詳述了這段三十多年的友情，還提供了不少家人與馬雲的合照，成就了克拉克書中最令人回味的篇章。

「那次偶遇，讓兩個少年結下一段終生友誼，而且幫馬雲成長爲一個企業家，」克拉克說。「如果沒有莫雷一家在80年代中期就邀請馬雲去澳洲度假，沒有他們後來給馬雲的資助，馬雲可能不會像他當年那樣敢於冒險。」

聽到克拉克給這段往事賦予如此高的重要性，我問，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有關馬雲的什麼呢？

「它告訴我們，馬雲首先、並且本質上，還是一個導遊，」克拉克不假思索地說。「想一下，早在1980年，他就敢在西湖邊上主動與外國人搭話，那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會覺得這麼幹很危險。到了去年，他本質上還在做一樣的事情，只不過現在是招待總統和國家元首了，從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到先前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但他還是一個導遊。」

馬雲曾多次提到他70年代末在西湖邊給老外免費當導遊學習英語的經歷。似乎是要打消我任何看低這個職業的念頭，克拉克很快補充說：「『導遊』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他無所畏懼，非常大膽，什麼都能賣出去。」

克拉克用了書中整個第二章，來描述馬雲在溝通上的天賦，他稱之爲「馬雲的魔力(Jack Magic)」。他把馬雲與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作比，認爲二者都具有強大的令人信服的能力，不同之處在於，馬雲的說服力是基於「他的魅力，而不是他帶給人的懼怕感「。

我插嘴說，在我看來，有好幾個因素相加，讓外國人尤其難以抗拒馬雲的魅力，包括他極接地氣的英文名字，他給公司起的名字，當然還有他流利的英文。

「非常流利，但又不是那種非常正式的、清華畢業、或者上中央電視臺參加英語比賽的那種流利，而是非常自然，我叫它『唐人街』式的流利，」克拉克說。

馬雲擁有的商業帝國，已擁有讓世界矚目的硬實力。2016年，阿里巴巴擁有26%的全球電子商務市場，份額是第二名亞馬遜的一倍，它在2014年創下的250億美元IPO紀錄至今無人能破。但憑藉天賦的溝通力，馬雲的角色早已超越企業家，甚至早已超越商界。近兩三年來，他頻頻成爲各國政要和歐洲王室的座上賓。去年，在習近平出席杭州G20峯會的前一天，馬雲在同城舉行的B20峯會上成爲最耀眼的主角。今年1月，他受邀與剛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川普會面。他彷彿已成爲一位外交官，不僅代表著中國網路業，也代表著一個規模和潛力都無窮大的中國市場。

但是，他會不會飛得太高太快了？他會不會成被自己的成功所累？我問。

「一點不錯，」克拉克說。「我在書中問的是：馬雲會是『偶像還是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一個希臘神話人物，因爲飛得太高，翅膀上的蠟被陽光融化，導致落水而死。

克拉克說，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中國企業在國外，尤其是美國，時常會被視作一個整體，被質疑有官方背景，甚至與軍方有染。馬雲的外交手腕因此很重要，他要爲阿里巴巴創造更大的成長空間。

那麼在中國國內呢？政商關係在中國微妙而敏感，尤其是考慮到阿里巴巴已經涉足金融這樣的命脈產業。馬雲如此高調，是否在倚仗一個事實，那就是阿里巴巴已經「大到不能倒」？

「可以這麼說。不是有個笑話嗎？如果支付寶宕機5分鐘，中國社會可能就會崩盤，」克拉克說。「但阿里巴巴對中國的改革者，尤其是李克強而言，也已變得不可或缺。中國經濟要實現向消費驅動的轉型，需要一個由電商、物流和金融構成的鐵三角，阿里巴巴在其中至關重要。幹掉阿里巴巴對政府沒有任何好處。」

不過這些年來，馬雲與政府已有過幾次擦槍走火，尤其是圍繞阿里巴巴平臺上的假貨問題。而幾年前那場著名的支付寶股權之爭得以平息，在克拉克看來，也是因爲馬雲利用了中國金融監管中的一些灰色地帶。「他得非常小心，不要做過頭。在中國，商人得像阿斯匹靈，給政府解決頭疼問題，而不是製造更多的頭疼。」

「比如他去見川普，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我覺得他想讓自己看起來對美中關係有所幫助，但這也是一步險棋，」克拉克說。

談了這麼多的阿里巴巴和馬雲，我決定把話題拉回到這次下午茶的主人公自己身上來。克拉克在諮詢業務之外，也自己做風險投資。他在書中記錄了他最重大的一次投資失誤：2000年，作爲對他諮詢工作的報酬，馬雲允許他以30美分的價格購買阿里巴巴股票，但直到3年後的行權截止日，他還是沒能下定決心購買。11年後阿里巴巴上市，首個交易日開盤價高達92.7美元。克拉克把這形容爲一次「價值3000萬美元的失誤」。

我問，爲了不錯過下一個阿里巴巴，放眼今天的中國網路業，你會投資於什麼樣的企業？

「今天中國網路企業的估值高得讓我害怕，」克拉克說。「中國的問題是，創業者太多，有13億創業者。競爭太激烈，一個好的商業創意很快會被複制，讓新創企業很難長時間維持優勢。」

我進一步追問下，克拉克說，他投資了幾家技術和商業創意都源自亞洲，但模式可被複制至西方的新創企業，比如其中一家，就是「英文版的盛大文學」。他說：「有很長一段時間，外國人想到中國網路技術時，腦海中出現的就是『山寨』，但今天，模仿者與被模仿者正在對調。比如共享單車就來自中國，ofo和摩拜單車正在把它們的自行車放進美國城市、史丹佛校園。」

但有一種說法，中國網路市場上三巨擘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的存在，可能會壓制其他企業的創新和成長。而我尤其更感興趣的是，他怎麼看這三家企業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滲透。這幾年BAT紛紛涉足社交、金融、零售、交通、餐飲、娛樂和媒體，當我們的日常生活及其個人資訊被兩三家企業「壟斷」，我們該不該感到害怕？

「當這些企業被機器人控制的時候，也許吧，」克拉克笑著說。「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點是，中國人遠遠比西方人更願意拿個人資訊換取生活便利，私隱問題在中國引發的擔憂，遠遠不如在西方那樣多。」

事實上，克拉克認爲，中國人從網路上獲得的便利，以及由此生髮出的身份感和權利意識，正是網路對中國社會最根本的改造力量。「中國人在線上，比在線下，期待得到更多的東西，更有權利意識。比如他們在淘寶上能退貨、能投訴、能享受更多打折、能獲得更好的售後服務。我把它叫做D-mocracy，數字民主。」

這一點，或許會讓中國人更依賴和癡迷於網路，讓本土的網路企業享有更寬鬆的監管環境。對於克拉克而言，這片市場則意味著一個遠未開採完的富礦。在採訪最初，當我提到他「內部人」身份時，克拉克說：「我不是什麼內部人，我只是在中國待了太久了。不是有人說過嗎：『一個人80%的成功源於他『在場』。」採訪結束，看他毫無倦意、匆匆趕去機場赴下一場約會的樣子，我想，他還會「在場」另一個、甚至更多個23年。

上海的春天，多是料峭溼寒，採訪王薇的這天下午卻異常溫暖。龍美術館上海西岸館的VIP室光線充足，結合了當代設計的五斗櫥、壁掛歐式圓鏡讓這間供展覽貴賓休息和開會的房間多了不少閒適氛圍。

龍美術館的創辦人、藝術藏家王薇身著香奈爾深灰色粗花呢修身套裙，身材高挑勻稱，這件套裙上裝是香奈爾粗花呢經典款，很商務範，下裝的長裙快到腳踝，背面裙襬拼接了桃紅底色印花雪紡褶皺，走起路來搖曳生姿。王薇一邊戴「小蜜蜂」話筒，一邊笑吟吟對旁邊的工作人員說：「這衣服買了一直也沒機會穿……」

虧錢辦展

作爲中國民營美術館的先驅，龍美術館自2012年在浦東創立起始就飽受爭議和質疑。而今開館五年後，龍美術館不僅2014年在黃浦江邊開出上海西岸館，2016年開出重慶館，並且現在又在籌備武漢館。上海西岸館的展覽也越辦越紅火，16年十月底開展的《宋元書畫私藏展》以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80件宋元書畫「尖兒貨」震撼了中國收藏界；今年開年的《詹姆斯•特瑞爾回顧展》又讓這位美國光線藝術大師在中國的朋友圈中刷屏。今年9月，龍美術館還將舉辦全球最大的倫勃朗私人藏展。這個展繼在巴黎羅浮宮展出後，將在中國北京國家美術館和龍美術館做兩場巡展。

啜飲了一小口龍美術館工作人員端來的彩釉瓷杯中的紅茶，我們從正在展出的《詹姆斯•特瑞爾回顧展》談起。王薇對這個展的效果相當滿意。她說：「不僅是中國觀衆，好多西方觀衆也帶著小孩來看展。週末的參觀人數每天都在1000人以上。」她接著說：「這個展花了1600多萬人民幣。保安也增加了50%。你現在每看到一個保安，就意味著有4個人，因爲他們是24小時輪班的。而且這個展都是光影，電費就很厲害。」但她又強調：「如果有好的展覽，運營得好，不一定會貼很多。詹姆斯這個展，我本來預算是1200萬，加上贊助什麼的，我自己貼900萬左右，沒想到1600萬用掉了。國外專家費用，布展費用，燈光有的是國外定製的，很難預估。」

主辦這個展的想法來源於兩年前在紐約看到詹姆斯•特瑞爾的展，王薇說「當時就好像心裏有了一束光的感覺，很震撼。」回來就聯繫了詹姆斯•特瑞爾的經紀公司。

提到經營美術館的種種細節，王薇就打開了話閘子，從門票收入、贊助收入到布展費用，似乎是把展覽的生意經攤開了。和公立美術館不同的是，作爲民營美術館，龍美術館從中國政府得到的補貼，用王薇的話說「有一點，但非常少」，主要還是靠劉益謙王薇夫婦私人投入。而像主辦詹姆斯•特瑞爾這樣的大展，門票收入和藝術衍生品的收入不可能打平辦展費，更不要說還有專家學者的研討會、開幕酒會之類的成本。

但王薇善於學習，與中國藝術界如曾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的陳履生、廣東美術館館長、藝術家王璜生等保持密切交往。虧錢辦展並不是王薇的心結，辦不出重頭的展才是。提到貼錢辦展，她說：「陳履生老師對我說，王薇，你這樣是對的，對你來說，不過是每年少買點珠寶。多了點珠寶，無非是傳給孩子，沒人會記得你，也沒什麼意思。」她謙遜地說：「我和陳履生老師都有美術館的夢，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

提到龍美術館西岸館的布展計劃，王薇相當開心，她說：「西岸館的計劃已經做到2021年年底了，而且幾乎都簽約了。現在大家都希望來龍美術館開展。」其中一些大展，包括今年9月英國著名雕塑大師安東尼•葛姆雷的個展，以及2018年德國現代藝術家格哈德•裏希特的展覽。

四個館的館長

龍美術館浦東館、重慶館，都位於王薇的先生劉益謙名下物業中。其中重慶館位於重慶房價最貴的江北區國華金融中心雙子座一至三層，目前國華金融中心仍在租售，套內售價2.8萬-4.2萬/平方米。用王薇的話說：「這裏原先沒有什麼人氣。當時成都那邊也有人想找我去辦美術館，選擇重慶，一是因爲我先生在那裏有一幢樓，在這個樓裏做美術館，是想讓更多白領來看，沒想到開館後很多大公司也搬過來了。」王薇把這歸爲「藝術的吸引力」。

正在籌備中的武漢館則又是另一種情形。王薇說：「武漢館，本來我沒這個想法。因爲領導們希望武漢本市有一個美術館，覺得我們之前的展覽做得不錯，希望我去執行。我先生希望我支援，我有點勉爲其難，但也答應了。之前時間空一點，我已經把武漢館一年的計劃做完了。」

浦東館，則長年展出王薇私藏「紅色經典」系列，聚焦從延安時期到1989年的「革命的時代」主題。這個系列中包含2009年以4300萬元拍下的陳逸飛《踱步》、油畫家陳衍寧的《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靳尚誼《毛主席像》等。提起這組藏品，王薇說：「很多藝術記載了當時的時代，我一直覺得這個時期能為後面的研究提供文獻資料。龍美術館每次作展覽，都會留下一本文獻資料，其中有一百本鎖在庫房裏，如果有人要研究這一百年的藝術歷史，龍美術館是最全的。」現在加上版畫、素描，這個系列已有300多件。

有王薇在，就不得不提一下劉益謙。劉益謙爲新理益集團董事長，主營金融投資，也涉獵房地產、醫藥化工等領域，財富多來自資本市場。在今年3月發佈的「2017胡潤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以345億家族資產排第44位。可以說，藝術收藏在他的資產版圖中並不搶眼，但爲他帶來的眼球效應，卻遠非其重頭資產可以比擬。

在收藏領域，劉益謙和王薇被譽爲「神仙眷侶」，其中劉益謙收藏偏好古代書畫，王薇則偏向現當代藝術。我問她，這種互補是有意爲之的嗎？沒想到她說：「我們賺了錢後，準備1/3投資，1/3買房子，1/3買藝術品。剛開始收藏，只是喜歡，並不懂，瓷器、國畫，隨便買，是很隨性的。」那是八九十年代，用王薇的說法是，那時預算有限，「我買了，他就沒預算買了。1999年，爲了收藏作品，跟他吵了一架。當時我就生氣，就去看油畫了，不跟他玩了。」

談興越濃，王薇對我的任何問題都來者不拒，已經根本顧不上喝茶了。她語調輕緩綿柔，表達則果斷堅定。她提及跟倫勃朗私藏展的所有者、創立萊頓收藏的美國鉅商卡普蘭的商談過程：「他的團隊先來的，他本人也是熱愛藝術的藏家，也希望把他的收藏跟大家共享。我們就很談得來，很快就敲定了。他說有衍生產品，會無償給我做。」

館長、藏家與太太

但和一般的美術館女館長不同的是，王薇經常提及「劉先生」。有意思的是，劉益謙王薇夫婦互相稱呼對方「王小姐」和「劉先生」。提到自己去年因膽石做了個手術，王薇說：本來自己怕手術，一直拖著，是劉先生單方面做了決定，讓她去做這個手術。她笑著說：「手術後，整個人都順了。我也很感謝他。」提到自己經營美術館，繁忙時每天只能睡五六個小時，或者找贊助時的種種辛苦，王薇會說：「劉先生也會說我，幹嘛這麼辛苦？」

龍美術館西岸館並非一直這麼順利。2014年開館當年年底，有位藝術家因家中有事，有個談定的展覽不想做了，這件事讓王薇至今心有餘悸：「他提前三個月告訴我時，我都崩潰了。」她強調自己是認真執著的人。「大家當時問我，龍美術館的可持續性，我當時心裏美美的，我覺得自己是會很負責任地肩負起來，把這個當事業去做的。但很多人還是有猜疑。真的，我當時的壓力超乎想像。」

而現在我眼前的她已經是信心滿滿的美術館館長，2021年前已經敲定的重頭展覽讓她輕鬆篤定。她談起自己另外的一些計劃：「有很多先生會跟我開玩笑說『也讓我們太太跟你學學』。我說：『那你要負代價的哦。』」王薇希望能夠在西岸館開設一些面向女性的課程，她自己可以講藝術品收藏類，還可以請禮儀老師來講女性禮儀、化妝、插花之類的課。她強調說：「女人要有規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也一直在完善自己。」

王薇和劉益謙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在學習藝術品管理。我問她準備親歷親爲到什麼時候？她想了想說：「我跟劉先生說，我們六七十歲後，我想培養我兒子或者女兒來接手。然後我們就在這附近買個房子，起牀了，就在這裏鍛鍊一下身體，晚上回家跟朋友喝茶聊天。」

採訪臨近結束，王薇的談興卻越來越濃。攝影機關掉，王薇一邊摘「小蜜蜂」一邊開心地說：「今天談得還挺開心的。剛開始坐下來時我好睏，不知道該怎麼說。說著說著就精神了。」她說：「我先走了，還有客人要接待。」她匆忙把茶杯裏已經冷卻的茶一飲而盡，蹬著高跟鞋，在那條很像美人魚尾的修身長裙裏，匆匆地往美術館正廳方向趕去。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郵箱：shirleyft@163.com)

場地與茶品：

龍美術館自備紅茶

地點：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VIP室

週末的什剎海浮動著春天的躁動，到達約會喝茶的楠書房之前，折進廣化寺先靜靜心。一種似沉重又無力的複雜心情，因著準備今天的話題而起。

見到林谷芳先生時，心情輕鬆了許多。身爲音樂家、文化評論人、臺灣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的林先生，冬夏一衲，永遠一襲白色單衣。1988年後，他以民間身份參與臺灣各種文化建設，2000年後淡出文化界，教授禪宗。跟這位六歲時就有感於生死、出入於中國藝術一生修行的臺灣文化學人兼禪者，我只想請教修行和藝術。兩刃相交，無可躲閃，應是一個智者的勘驗之機。林先生答問，無須準備，隨時用一把摺扇化解左右八方的明槍暗箭。今天，他也不知我要問什麼，我問的是一個安住於內觀與當下的禪者無須關注的話題——科技與未來。寒暄之後，那股莫名的心情湧上，便單刀直入……

牟堅：林先生，我對於當代生活的觀察是八個字：「六神無主，恐懼來襲」。六神無主，指人沒有自信或信仰的空心；恐懼來襲，指新一波科技創新造福的同時，也成爲沉重的負擔和恐懼，強迫人們改變生活方式，且無情地淘汰大批中老年人和某些行業的年輕人，引起大衆的恐慌。其中是一股精英不斷造勢在領導著潮流，整個社會都緊緊跟隨，唯恐落後。這在我看來，都是恐懼的驅使，爲着不被淘汰，誰也不敢停下來。這種競爭式的人類生活方式，是不是出了問題，哪裏出了問題？

林谷芳：其實，人最大的恐懼來自未知。生在當代，看來科技掌握了一切，卻是人類在歷史上對未來會如何最未知的時代。原來我們簡單的邏輯是：科技帶來更多的認知與控制，因此我們會有更少的未知，但其實不然，由於科技領域的無限擴張，反而帶來了更多的未知。其中有些改變更就直接激發了新行爲的出現。例如手機的問世，就使得人類的行爲模式發生近乎徹底的改變。但這改變會導致如何的未來，卻是未知的。總之，從未來的不可預測來講，人類整體正處在歷史上一個最令人恐懼的時代之中。

就因如此，在科技與人的關係、認知與安全的關係上，我們都得有新的觀照與反思。

牟堅：恐懼還來自人工智慧等科技的發展隨時威脅到某些職業從業者的生存，甚至是人類整體未來的生存啊。「因遙遠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而在現在遏止電腦科技的發展，並放棄這種發展帶來的好處，是愚蠢的。」到底是誰愚蠢呢？人類不能像短視的驢子一樣，被眼前的稻草引向不可回頭的危險之境。況且，人工智慧帶給人類的好處不是愛迪生似的發明，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而是如喬布斯發明帶來的衍生性需求，爲了一點「並非必要」的好處，而不顧可能帶來人類自身毀滅的危險。您怎麼看呢？

林谷芳：這是一種辯難，辯難包含著對它制衡的力量，但正反雙方也因此常就只在單一的邏輯中轉。而其實，在這邏輯之外建立起新的價值，也許才真能取得藥方。人工智慧的發展是連研發者也不能預測的，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專家，但換個角度想，一樣能對其有一定的觀照，例如，你可以想一想：爲什麼我們一直不能遇到外星生物？

牟堅：……因爲他們太先進而毀滅了嗎？

林谷芳：是有這樣的推測。你不會真相信我們是宇宙中最先進的文明吧！但爲什麼我們一直沒能遇到外星智慧生物呢？除開宇宙浩瀚的空間距離外，還有一個最近開始被人認真考慮的因素，那就是：人類從有文字到可以想像自身的毀滅，基本上就只一萬年的光陰，在宇宙時間裏這真比電光閃爍還短，空間無垠，時間一閃，你能碰到外星生物的幾率就幾乎等於零。這樣來想，我們對自己的未來就要更加謙卑地審視。儘管任何事物如佛家所講，是成住壞空，總會消亡，但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快地消亡。

牟堅：科技不是可以使我們延長壽命、長存宇宙嗎？有個預言不是說，不遠的將來人可以實現長生不死嗎？

林谷芳：如果人類不遠的將來可以達到長生不死，那麼宇宙中一定早已存在了長生不死的智慧生命。他們可能早我們幾百萬年、甚至幾千萬年，這段時間裏，他們可以發展出更高的科技，而長生不死更就有時間作星際旅行，但請問，爲什麼至今遇不到宇宙人？這說明，長生不死到底還是人的想像。

牟堅：長生不死是很無聊的呀！死才賦予我們人生的意義呀！

林谷芳：這就是一個人文的想法。宇宙遠比人想像的複雜，人遠比自己想像的渺小，把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無限放大，本身就是個問題。以爲長生不死多幸福，就像一味地以爲人工智慧，能給我們帶來幸福……這些都是唯科學，缺乏人文的想像。

牟堅：這樣看，人類的歷程是短暫的，如果在這樣的參照之下，對比於西方以富強、發展爲價值取向，中國的和平和長久的價值是一個更爲智慧的選擇。

林谷芳：其實，在西方也一直有學者在修正他們的無限成長論，反過來說，雖然我們中國有老莊這樣的自然哲思，如今卻是無限成長論當道，東方對自然的敬畏、謙卑在當今的大陸可說極爲稀薄。如果我們有類似的觀照與反省，社會就可以有一種力量，與科技的腳步產生一種平衡。我比較熟悉臺灣跟日本，在這裏就有更多的人的考量，比較不認爲只要找到科技研發與更多外在的先進就更能達到幸福。

牟堅：那麼大陸的差距在哪裏呢？

林谷芳：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科技先進的歐美，也不會把中醫率意地打成僞科學，但在大陸竟然發生，可見其中科學與人文的失衡。當一個科學家有人文基礎時，他就知道什麼是本。大陸學科學的人有一定的人文失衡，追求專業領域的成就原無可厚非，但缺乏人文，反而就存在著對科學有效性的誤解。所以在當代，無論禪或類似的生命智慧，不只是從事人文者的需要，它更要像民族文化一樣，變成整個社會的基底素養或心靈特徵。

牟堅：我們的科技人員是以科技創新爲天職的。這也正是我想問的，科技的發展是天經地義的嗎？一切妨礙它發展的都應該被掃除嗎？

林谷芳： 「科技人員以科技創新爲天職」，這句話太過了，這隻能是他的職業倫理，但是職業倫理並不能逾越更根本的人性倫理、生命倫理。軍人打仗是他的天職，但是他殺人要在更大的正義之下。律師也是一樣，知道當事人是真凶，還辯護到無罪嗎？如果允許只尊重職業倫理，沒有更根底的生命倫理、人性倫理，我們科技的發展就會出問題。

牟堅：現在的社會就在「人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邏輯的設定中的……

林谷芳：大陸以爲「資本主義」就是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實這是對資本主義的誤解。誤解來自兩個，一，歷史的誤解。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到，資本主義不是爲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現的，它是爲了榮耀上帝。二，所謂利益最大化，有個前提，是在諸方共存下的利益最大化。不顧這兩點，就變成完全的利己主義。

牟堅：這就與中國「利者，義之和也」相通。但是大陸是直接受到西方科技潮流的引領，西方的腳步更大膽，那西方的科技發展是否受到人文思想的平衡呢？

林谷芳：在西方，問題沒有我們這麼嚴重。基督教哲學畢竟是他們的根本，科學家因此有一個近乎先驗的責任，是在體現上帝的存在，揭示宇宙的規則。所以科學的前提就是不能逾越上帝。一個事情的長短、利弊也因此都有人文在裏面做一定的制衡。舉例來說，人工孕母的事情，西方社會的接受是經過很深討論的，這牽涉到宗教信仰的問題。正由於有這種文化性的差異，在我們討論牽扯人類總體的問題時，也許可以先縮小問題，或者聚焦到——到底我們大陸社會比起其他地方，更缺乏哪些東西？從這裏先觀照，或者可以多少抒解困惑。

牟堅：那就是更加缺乏人文的教育？

林谷芳：對。生命的謙卑，這是普遍缺乏的。這一點東方原有比西方更好的傳統，從某種角度講，東方基本是神祕主義者，這不是說他們不相信科學，而是認爲人的認知有其根本的侷限，無法以我們的認知去測度宇宙，過去有「人不可盜竊天機」的說法，對這個侷限若有根柢的觀照，就不至於在科技發展上只存著一個方向的看法，在役物與役於物之間，即便是羣體社會，也仍然可以有所選擇。

牟堅：林先生，我突然有了一個自省，我也是在中國的氛圍裏，我也在「感覺」著西方以及全世界是像中國一樣科技迅猛發展、全民「蒸蒸日上」。雖然西方的科技已經試圖在逾越上帝規定的範圍了，比如最沒有爭議的生物科技，升級人類，外接肢體或內置晶片，直到直接下載人類記憶，就像《未來簡史》所描繪的那樣，是讓人看到那樣一個人類可能發生的結果，讓現在的人抉擇我們要不要那樣，這也正是人文的讓人思想清晰的一個作用。但是，這些到達中國後，被描繪的景象馬上變爲一種價值，成爲努力的方向，雄心勃勃地出發了，唯恐落後，而不是反省。

林谷芳：對！談發展的時候，我們大陸就常把我們的情形當成世界該走的方向。西方其實有更多宗教、倫理做它的制約。這裏也要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講一句話，不要只注意到西方的自由派，西方社會都有強大的保守派，保守不是阻礙進步，而是認爲有些根柢的價值是一定要堅持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天主教的國家裏還在反墮胎。我們覺得反墮胎對女性是不公平的，但細究其原因，多少有著人不能逾越上帝的這個分寸。這在西方還是一個強大的勢力。

牟堅：……

林谷芳：如果問，這樣發展下去結論會怎樣？恐怕是無解的。這就是爲什麼財經金融的雜誌要你這個人文學者來跟我喝茶的原因吧。因爲他們已經意識到在財經跟科學裏面找不到解答，必須要從另外向度來解決。所以說，我們要談的恐怕不是來測度人工智慧會走到哪裏去，能否拉得住，我們要談的是文學、藝術、思想爲什麼強不起來？這些會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形成反思，會出現某種制衡的力量。儘管這不代表我們就一定能智慧地對待未來，但至少，它有一種反向的力量在，而不是一元性的存在。

牟堅：那人文教養可是一個漫長的功夫，不可一蹴而就，目前的科學家們是否需要補？如何補？

林谷芳：從整個社會來講，各行各業都應該有人文修養，科學家尤其應該有「科學的哲學」這樣的基底素養。科學教育中本來就應該有科學的人文種種牽涉到科學價值觀的課程，它跟其他人文教育息息相關。這是整個教育的問題，從小學、中學、大學，都應該在此作教育理念和結構的調整。

牟堅：那這個事就大了。

林谷芳：大，還是得做，否則就容易讓科技反噬自身。但作爲一個人，我這禪者還是要提醒大家，我們首先還是要回到一個人的安頓的邏輯中。我問你，是社會安頓了以後我們才安頓，還是我們可以自己安頓，甚至是因爲我們自己安頓了以後，纔有可能期待社會的安頓？

牟堅：是後者。

林谷芳：我們現在談人類的處境，固然出自一個廣垠的關懷，但一不小心也就掉進了第一種邏輯，以爲社會安頓了我們才能夠安頓。所以對於一個不可知的大社會未來，我們乃悽惶不安。其實，這個大社會中，我們每天喫飯睡覺所面對的事情，並沒有我們想像有那麼大的變化。在許多地方，作爲個人，也還是可以一定程度地役物而不役於物。而這，完全要看你的觀照而言。一個充滿恐懼的社會不代表我們個人就得充滿那麼大的恐懼。這是我作爲一個人文學者和修行者想要提醒大家的。

牟堅：個人可以和大勢抗衡嗎？

林谷芳：整個社會形成「氣象」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覺得無可奈何。氣象盛衰往往不是我們個人能決定的，它像一個啓動的車輪，怎麼都停不下來。但這裏面我們也要想想看，是不是我們在每一個人的位置上也加大了這個拉力？

牟堅：是的，每個人努力地嘗試新技術、迎合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加大了拉力，也助長了勢頭。可一般人是不能無睹科技的便利的。

林谷芳：我絕對贊成科技帶來的好處。作爲一個禪者，主張生命的減法，歸零，並不在否定生命的加法。我只提醒大家，你有沒有被加法綁架？

牟堅：不得不被綁架啊！網購就是便宜啊！每個菜攤都有了行動條碼。五道口進飯館喫飯，已經有無人服務的了，進店手機掃碼點菜付賬，聽廣播叫號取餐，沒有智慧型手機喫不上飯啊！

林谷芳：不不不，沒有不得不。綁架不是不用手機，用手機比不用手機的時代方便，起碼你不用找電話亭。是幾分鐘不看手機就不舒服，天天看微信，這叫綁架。安頓還必須要從自身做起……

牟堅：安頓不了啊！某些行業，如出租汽車司機或銀行職員，不知怎麼就失業了。

林谷芳：在這個行業不能自主，跟生命不能自主是兩回事，計程車司機不能做，我去掃地啊。

牟堅：掃地也有掃地的行業啊，也不是輕易能進去的。

林谷芳：我的意思是，除非是生死交逼，人都有自由的可能。要不然，連富可敵國的人都不知足，都一樣被綁架。我們當然承認每個人的境界有高有低，但不能像你這樣講，照這樣講，就已經把自己放棄了！安頓必須要從自身做起，我的意思是，我們能不能把自己強化？強化，有一種是強化外加的能力，我可以各行都幹，一種是強化內在的能力，我幹哪一行都可以。

牟堅：那這個太難了！要修煉很久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林谷芳：可以的，問題在於我們大陸的教育出了問題，在一元性中我們失掉了自主。我們以爲自主很難，因爲我們認爲成功有唯一的標準，卻忘記了有高於成功的標準，例如：自在、安頓。或者，就算是成功，也有很多類型的成功。是這裏出了問題！其實，沒有那麼難的啦。雖然臺灣的環境比這裏寬鬆許多，但面對的誘惑也還是那麼的大！但你看我，轉身就這麼容易，不是我特別智慧，沒有！只因我們被一元性鎖住以後，就忘記了有轉身的可能。你看我，20年來存摺沒有超過半個月薪水的，我哪個時候不自在？

牟堅：所以絕對學不了您。

林谷芳：絕對可以！你至少可以不去做無謂的金錢追逐，是不是？

牟堅：這之間就是差著教育問題、人格修煉的問題……

林谷芳：是一轉身的問題！人的轉身沒有人想像的那麼難。困難來自於兩個原因，一個是習氣，一直在滾動席捲著，爲衆人的眼光而活；一個是我們主體的放棄。沒有非什麼不可！

牟堅：可是……

林谷芳：你一直告訴我不得不，我一直告訴你有可能！

當頭棒喝，我說不出話來，似有所悟……

林先生自己一個人總結了今天的談話：

「因爲不能預知未來是什麼，所以不能給你答案。但可以給大家一個提醒，我們對科技有無端過度的想像，它的問題因此只能藉由外部力量來解決，就是要加強人文教育。但這些也還都是大社會論述，在其中，我們往往忽略了我們的幸福與社會時潮可以沒有全然的關聯，忽略了社會原是由一個個人建構起來的。沒有辦法制衡社會時潮是因我們放棄了自己的權力。個人的自由跟科技發展並沒那麼相關，我們是自我繳械才被資本家利用的。回到剛纔的命題觀照，是社會幸福了我們才幸福，還是我們幸福了社會才幸福？只有回到這一點，你纔可以發現哪些是你生命真該用力的地方。如果是前一個邏輯，問題是無解的。科技是人類發展非常重要的成就和助力，但要注意不能被綁架，我們哪裏是爲了需要而從iPhone5升級到iphone7的？禪家的厲害之處就是不會被外境牽著走。面對無垠的宇宙，人要學會謙卑；面對生命的抉擇，人得學會觀照。」

離開楠書房，仍在似有所悟中。寺院鐘聲響起，法會已進尾聲，隨著善男信女跪拜下去的一刻，眼淚奪眶而出……

出來時，我心中莫名的鬱結消散了。人羣更加嘈雜，天未黑，酒吧內外亮起了霓虹燈響起了彈唱。我想起林谷芳先生在獲得「2016年中華文化人物」時的獲獎感言，他說：如果人生是一個競技場，無論跑百米、還是四百米、八百米、五千、一萬、十萬，乃至馬拉松，都只有一個冠軍，而這冠軍下一場也不一定能贏，於是，所有人只能惶惶不安。人生爲什麼不能像爬山一樣？山有千萬種，或巍峨，或秀麗，即便同一座山，也橫看成嶺側成峯，而即便同一個山道，也不是隻有登頂才叫成功。在山間，涼風襲來，你往樹下大石一坐，回眸處，一樣也可滿目青山……

（作者爲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人文學哲學博士。現爲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人員。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這大概是FT元素最明顯的一次下午茶了。我跟郝景芳提前溝通好，就在FT中文網的影片工作室裏騰了個小空間，抬來桌椅，擺上幾樣老北京點心，請水準堪比專業咖啡師的同事調了兩杯拿鐵拉花，中西混搭，卻很和諧。郝景芳建議說，或許下次下午茶可以試試馬卡龍加烏龍茶了。

北京初春，郝景芳一襲白色風衣，結束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一天的工作後，才趕來赴約。她聲音輕柔，在每段話的末尾音量自然降下去，像是「淡出」。 在所有受訪者中，郝景芳是個蠻獨特的存在。她的知名是因爲去年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但她的本職工作是在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屬智庫——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從事經濟學研究。我好奇，那麼對她來說，寫作的意義是什麼呢？

「寫作是呼吸，須臾不可離」

「寫作這件事情，它對我而言自然的程度就像是呼吸，像是睡覺，像是坐立行走，像是起居飲食。我必須時時保持跟寫作相伴的狀態，但我不會覺得需要把呼吸睡覺當成職業。」她說從未把自己當作一個職業作家，但認爲寫作卻意義非凡，須臾不可離。她傾向於把更加職業化的事情當做本職工作，同時每天保持與寫作的親密關係。

郝景芳在中學時代曾獲得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卻「棄文從理」考入清華本科讀天體物理，博士又轉向經濟學研究。對於「別人家的孩子」「學霸」這些稱呼，她淡淡一笑承認說「差不多吧」，又說自己其實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是一個自學者，self-learner，從小到大，從小學一年級到現在，我都是在自學感興趣的東西。喜歡學什麼就學什麼，不喜歡學的就扔在一邊。」她把自學過程中的思考和感觸，透過小說寫作表達出來，這是寫作對於她的又一層意義。

生活與寫作間模糊的界限，以及經歷與知識的「雜」，都反映在了郝景芳的小說裏。在微型小說《回到原點》中，主人公——一名統計局的工作人員——看到進出口數據表格中許多個不知名小國的奇怪名字，去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小島國神遊了一個中午，清醒後發覺自己仍在辦公室裏，似乎有些悵然若失。我問她，是否覺得生活與小說、現實與想像間，有很大的差距？

郝景芳說，這或許更應該被叫做可能性和唯一性的差距。「當你在頭腦中想像很多世界的時候，它其實是充滿了可能性的，很神奇，怎麼想都可以。但是當回到現實世界中，世界是唯一的，是按照唯一的邏輯運行的，有必須遵從的一些現實世界的規則，有很多東西改變不了。但在想像中你可以按照各種各樣奇幻的理想，隨便更改這個世界的規則，更改這個世界的面貌。我不是在比較想像和現實，到底哪個更好，哪個更不好，而只是覺得，明顯想像的世界是更豐富的，現實的世界很單一。想像世界會讓我的生活也更豐富一點。」

具體說來，從家到工作單位，或從宿舍到課堂，本來單一的生活，有了寫作與想像的存在，好像就能生活在許多不同世界裏。「每寫一部小說，這一個時段的生活就會有一些新的主題。因爲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就不會覺得生活很單調枯燥。」

《北京摺疊》的誕生也不例外地取材現實。郝景芳在這部作品中搭建了一個由三重空間、三個階層組成的北京，可以像「變形金剛般摺疊起來」，空間之間不可隨意出入。第三空間是底層工人，第二空間是中產白領，第一空間是當權的管理者。階層越上等，享有的可支配時間就越多，生活環境也更美麗優越。故事的靈感來自2012年，她作爲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第一次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經歷。當時還是實習生的她，覺得論壇非常「高大上」，「來了特別多企業家、政府官員、諾獎獲得者。我覺得，噢，這些人就是決定世界命運的一些人，他們彙集在這裏，討論天下大事，他們可能一句話、一個念頭就能決定成千上萬人未來的命運。」她當時就有一種感覺，他們生活在一個跟她這樣的學生、打工者不一樣的一個世界裏，他們下了飛機就到高級酒店，開了會就又奔飛機場去下一個地方開會，過著一種在雲端的生活。

與此同時，她作爲一個學生、一個求職者，體驗著這個城市裏一般工作者的生活狀態。她居住的樓下還有拾荒者，每天靠撿垃圾討生活。「我覺得在這個城市裏面，很多人是和另外一些人彼此沒有交集的。如果你在上班路上不碰到這些大人物，也不碰到那些小人物的話，那你可能永遠也看不見它們的存在。或者每當重大活動前整理市容，許多外來打工者的小攤、小店都臨時關掉，或者只能夜裏開張，透過操縱時空的安排，一些人可以消失又出現。這種感覺在我心裏面盤旋，我想把它寫下來。」

有很長一段時間，郝景芳的作品屢屢被出版機構定爲類別不明，科幻意味似乎不是很濃，文學性反而很強。這種爭論即便在《北京摺疊》獲獎後依舊存在。我沒有從郝景芳身上看到一絲困擾。當寫作於她而言是興趣的表達管道，是某種親密關係，小說的外在形式已然沒那麼重要了吧。

「保護孩子彌足珍貴的想像力「

《北京摺疊》中唯一一段浪漫故事是圍繞一位曾在聯合國機構實習的女生展開的，這跟郝景芳自己的經歷不免類似。我稍稍八卦了一下，她笑說和先生是高中同學，從高中就在一起了，小說中但凡寫的浪漫故事都不是自己的故事。

工作與寫作之外，兩歲半孩子的母親郝景芳，還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少年兒童的創造力教育中。她對我透露，她與朋友正在發起組織一個兒童創造力教育訓練營。「每個小朋友內心都有各種各樣的想像力和熱情，根本不用成年人去教小朋友怎麼有創造力，成人起到的作用就是保護。小孩子的想像力對於一生、對於人類來講，都是彌足珍貴的。」訓練營分爲長期和短期，請藝術家、科學家，鼓勵兒童去嘗試寫故事、塗鴉、創作戲劇。郝景芳強調，訓練營沒有功利的目的，不是造星，也不是用作品去申請學校和獎項。「小孩子的想像遠遠超於現實中的生活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他做到的是自我實現，把他心裏的一個念頭在自由狀態下進行創造，他們體會到的是『我』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想法，可以把創意變成現實。當他能夠體會到這些，他可以相信自己，等他長大以後，可以把這種自信用來做真正有創造力的事情。

孩子在創作過程中會有很多疑問，例如有一個想法不知道怎麼表達，專業人士不會給孩子靈感方面的注入，只是提供必要的技術手段幫助。「要充分相信孩子自己的想像力，讓他在完全自由的氛圍中自由創作。」

北京與城市的未來

郝景芳的經濟學研究人員與科幻作家的雙重身份，其實讓我閱讀《北京摺疊》的心情非常複雜，因爲似乎隱隱擔心其中的描寫可能不乏理論依據，覺得尤其可怕。採訪時正值北京新一輪房價瘋漲，下午茶的最後，我們不免談到了北京城市規劃的未來。

郝景芳指出，北京住房供地嚴重不足。國家希望控制城市規模，限制外來人口進入北京，把人口疏散出去，因此從許多方面嚴格控制供給，包括住房用地、公立學校資源、醫院等等。但是控制供給並不能真正減少湧到這個城市來的人口。只要北京充滿機遇，人們還會源源不斷湧來。在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房價一定會漲。

從研究的角度，她希望北京是一個能夠更加自由進出的城市，而解決當前「大城市病」的根本舉措是在各方面增加供給，從住房到公共設施，從教育到醫療。「這些應該爲給經濟做出貢獻的各行各業的人提供方便，不應該透過卡住供給試圖控制人口，而是應該讓供給匹配人口的增加。」

我問，如果北京的供給增加，會有更多的人湧進來，難道城市不是更加不堪重負嗎？

郝景芳說，「不堪重負」是城市規劃和運行管理的問題。如果北京提高整個城市的規劃水準和服務管理水準，其實能夠在承載更多人口的同時，也有效率地運行。也可以透過其他一些方式，比如增加其他城市的吸引力，或者把資源分散開來，把目前集中在北京的人口疏解掉。但是不能夠透過使得這些人沒有房子住，沒有學校上，來強迫人口離開北京，這是不太現實也不太正確的事情。

我說，這聽起來道理很對，但是好像實施起來非常困難。

「人口必定會跟著經濟機會走。比如一個辦法是，把好的經濟資源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包括國企、央企，以及跟經濟相關的機構和管理者。我們在京津冀協調發展的研究中提了一些建議，就是把京津冀真正做成一體化的大都市圈。來到北京這邊的人可以在周邊城市和小城鎮得到好的機會和好的服務。這是政策的事情，從經濟學角度來講並不存在真正的困難。」

採訪結束後不久，2017年4月1日，中國政府決定在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縣設立國家級新區。根據官方檔案，雄安新區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這一次，政策與經濟學研究的結果站在了一起。

（作者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在採訪理查德•桑內特之前，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已是如雷貫耳。他與漢娜•阿倫特、尤爾根•哈貝馬斯並稱西方公共生活理論研究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就擺在我的書架裏，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是我思考和理解「公共生活」、「公共空間」等概念的啓發來源。

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紐約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雙聘教授，也是新任聯合國祕書長安東尼奧•古特瑞斯的城市顧問。

他的妻子薩斯基亞•薩森（Saskia Sassen）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夫妻二人都長期關注城市規劃與發展問題，並就這個議題，扮演著公共知識分子推動社會變遷的角色。

不過，我先前並未想到從城市議題入手採訪桑內特，而這是我們這次採訪的主題，也迫使我自己去關注這個議題。桑內特比我原來想像的還要高一點，說話的語速很慢——當然後一點我有心理準備，因爲我曾在網路上聽過他在大學校園裏的公開講座。他非常和善，說話很輕柔，但也許是因爲緊張的行程、匆忙的活動，他顯得略微有些疲倦。

前一天晚上，他們夫妻二人剛剛在啓皓北京，與中國學者一起，舉行了一場以「開放城市」爲題的交流。在中國的講臺上，桑內特和薩森傳遞的主要訊息是推廣他們提出的「開放城市」概念。在2016年的第三次聯合國人居大會上，他們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城市發展綱領《基多宣言》，以超越1933年的《雅典憲章》。《基多宣言》提出，「今天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被塑造和重塑，但城市的規劃和設計方式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和空間模型至少已過時 80 年。」

《基多宣言》認爲，以1933年《雅典憲章》爲代表的城市規劃思路，讓城市變得封閉，主要表現爲設計僵化、規則複雜、行政管制過多，扼殺了城市的活力，損害了人與人的自由交流。《雅典憲章》倡導的效率至上、功能分區、高層建築等原則，仍在影響21世紀的城市規劃，導致公共領域受到侵蝕，城市變得愈發封閉。

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城市不僅僅是鋼筋水泥，城市是人居住的城市，需要優美的環境，需要安全和溫馨，也需要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並具備充足的活力，實現一種「詩意的棲居」。而這是《雅典憲章》的思路所無法提供的，因此，我們今天必須全面更新我們對城市的理解。

《基多宣言》頗有意思一絲反「西方中心主義」的意味。厄瓜多首都「基多」源於土著語，而非西班牙征服者的語言。從古老的時代到今天，無數不斷流入的元素融在一起，組成了基多。從這個意義來看，今天不同文明溝通與交融深化的世界，就是一個大型的「基多」。

「『開放城市』不僅僅是一個比喻，」桑內特說。「開放城市」理念的核心是要把系統性理論應用於城市。這既關於城市規劃，也關於社會實踐，是一個綜合的過程。

「開放系統理論正在給科學帶來巨大的變化，我們應該把這一理論應用到對城市的理解之中，」他說。城市需要既需要效率與安全，也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在一個開放城市之中，這些目標都是透過自發的活力實現的。一個城市能夠把不同種族、宗教、階層和性取向的人集合在一起，舒適地生活，這本身就是與人類生活境遇密切相關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理性」的「規劃」問題。

這會不會犧牲城市的秩序呢？這是我能立刻想到的一個問題。桑內特回答說，一個「開放城市」必然在一些方面不是「井井有條」的，但是關鍵在於，城市的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不是城市的規劃者，居民選擇接受一定的不協調，來維持城市的生命力。城市是一個有生命的存在，你不能拿行政或者技術的桎梏去強加在它身上。

「如果我們的城市理念錯了的話，城市的發展自然就會出錯，」桑內特說。由於技術的進步，今天的城市規劃者掌握的工具是100多年前人們所不敢設想的，比如照明、挖隧道、架橋，各種新材料和建築樣式等。但是城市規劃者並沒有以創造性的方式來使用這些新工具，浪費了它們的效用。我們看到城市越來越光鮮，生活在城市裏的人卻越來越壓抑、焦慮。

追求形式上的連貫性、平衡和協調，是過去的城市理念，這造成了封閉性城市。過多的規劃和管理扼殺了城市的生命力。桑內特回溯歷史：20世紀的城市在分區管制方面是史無前例的，名目繁多的法規和官僚機構層出不窮，這在時間上困住了城市，消滅了城市創新和發展的可能性。一個悖論是，這種規劃帶來的城市的生命力往往不如自然生長的城市，城市過早地陷入衰落和僵化。比如說，一個被用作固定用途的建築，當新的需求產生時，就要被拆除重建，這種城市的生命力就很短暫。固定化的功能設計，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它們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在倫敦，新的公共建築的平均生命週期只有40年，紐約的摩天大廈的平均生命週期只有35年。這真的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嗎？」

「開放城市」的核心是讓城市像一個有生命的實體一樣「自然演化」，而不是先僵硬地規劃，然後隔一段時間完全推倒重來，他總結道。

「自然演化」這個用語讓我想起了「新自由主義」，而據我所知桑內特應該屬於西方的「左派」。但他解釋了我的一些疑慮。他認爲，「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主義」是使用自由主義的話語，但實際上利用封閉的官僚系統，爲精英爭取私人利益。我們不能只把希望寄託在企業身上。開發商雖然也會抗議嚴格的監管規則，但如果有機會，就會在犧牲社區利益的情況下利用這些規則。我們需要用以替代封閉城市的是一種不同的社會體系，而不是單純依靠私人企業，我們需要開放性地聽取各種聲音，並有協作，而不是徹底的個體主義，各行其是。

其實我也想到了中國版本的「封閉城市」——封閉的小區，封閉的大學校園，封閉的政府大院，甚至封閉的、存在戶籍等諸多隔閡的整個城市。桑內特並不瞭解中國的具體情況，但他可以提供啓發。他認爲，城市應當有模糊的「邊境」（frontier），而不是「邊界」（border）。封閉的社區就代表一種僵化邊界，是邊界而不是邊境。他建議，各個社區之間應該有許多的交流通道，就像毛細血管一樣。這同時能使得不同種族、宗教、階層等人羣的邊界變得模糊，有利於社會。他建議，不能緊盯著城市的中心，還要看邊緣，邊緣地帶纔是最爲生機勃勃的地區。我們不能要「被過度決定的城市」（over-determined city）。就像父母的教育計劃太細太密會抑制兒童的成長一樣，城市也要隨其自由發展。

顯然，中國處在一個行政控制更多的環境之中，這與美國的情況是不同的。在一種不同的政治、行政、文化環境中，「開放城市」能否發展起來呢？桑內特提供了一些他的個人感受：從上海等城市的現狀來看，中國城市正在帶上越來越多的「開放城市」的特徵。因爲市場的擴展和自治力量的發育，必然要求中國的城市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關鍵是，不是用計劃來畫出城市的全貌，而是用三項原則做指引，即不完整（Incomplete form），同步性（Synchronicity），多孔性（Porosity），來讓越來越複雜的城市自然發展出來。不是說預先確定城市的面貌，而是在實踐中承認多種可能性。這是基於數學理論，基於開放系統理論。「我們要讓城市變得更加敏感（alert），更加具有互動性（interactive），而且更加具有創新性。」

「我並沒有創造出新的城市模式，我只是展示其他城市中已經出現的元素。」桑內特謙虛地說。他表示，他不是一個傳統的規劃者，他只是分析規劃的要素，應用這些要素於「開放城市」方面。他不給一個固定的圖景，而是給一種藥方，簡單來說，一種「城市版本的Web 2.0」。

雖然說中國也有「開放城市」的元素，但城市治理思路是不是也需要變革呢？我問道。他建議，城市政府應願意與市民交流，並逐漸改變規劃，這是最重要的。很多規劃是預先確定的，而開放城市是自我演化的，邊做邊學（learn by doing），如果現實要求改變的話，就學習和改變。至於預先確定城市的人口數量，甚至窮人和富人的比例，就將是靜態的和有害的思路。

我想讓他多談談中國人熱議的「大城市病」，但他似乎更關心氣候變化。「我們必須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現在有太多的交通擁堵問題，窮國的汙染更爲嚴重，溫室氣體排放也更嚴重。很多的問題需要建築的改變，如更多利用太陽能，減少傳統能源的使用。一些時候我們是需要改變生活習慣，但大量的高層建築不利於減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生活習慣問題了。」

我提到我喜歡他寫的《公共人的衰落》，他很高興。如何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開放城市」呢？他說，公共空間的萎縮也在對城市產生影響。過去我們身邊都有公共空間，如街道是開放的，而現在我們正在把人享受的公共空間奪走，分給車輛，把自行車享受的公共空間奪走，分給汽車。如何利用現代科技來「收回」這些被交通奪走的公共空間，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最後，作爲一個主要關注政治與公共政策問題的新聞人，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來詢問桑內特，對於當今最大的世界變局——川普上臺的看法。「他是個煽動分子，很可能變成一個獨裁者。」在這個問題上，桑內特毫不留情，他對川普的評價比我預想的還要嚴厲很多。

「美國很長時間沒有這種煽動分子執政了。有點令人想起1930年代，當時一些國家的煽動分子變成了獨裁者，這是美國需要警醒的。」那麼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能不能約束川普呢？桑內特對此也有點悲觀：「民主制度並不能阻止獨裁者的出現，至於公民社會能不能抵抗他，我們現在還不能下判斷，因爲他想剝奪公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這將影響未來公民社會的強度和硬度。」

作爲城市學家，他提出了一個思路：城市對抗國家（City against nation），公民圍繞著城市集合起來，而不是圍繞著國家集合起來。熱愛城市的人，不會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感。熱愛城市層面的自治自由，這是一種更強烈的精神紐帶。他介紹，現在很多城市已經宣佈自己是「自由中心」，絕不會接受川普可能頒發的一些歧視性政令，這將是「抵抗」川普的重要力量。

「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我希望自治的城市能夠抵抗專制主義崛起的威脅，」他說。他對這個時代的評價比我要灰暗得多，這體現的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不是財富和軍力，而是始終能孕育出這樣的知識分子，這纔是美國的真正可敬之處，我想。

（注：本文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如果不是在採訪前做了功課，很難將對面沙發上坐著的這對衣著素雅、稍顯拘謹的中年夫婦，與光怪不羈的當代藝術聯繫在一起。但這對瑞士夫婦，伊萬•沃斯與曼努埃拉•沃斯（Iwan and Manuela Wirth），卻正是當代藝術世界中最炙手可熱、也最具權勢的一對伴侶。

2015年，英國老牌藝術評論雜誌Art Review發佈的年度「國際藝術界最具影響力百人榜（Power 100）」上，沃斯夫婦名列榜首。這個榜單自1992年首次發佈以來，在絕大多數年份中，登頂的都是藝術家、藝術館館長、策展人或藏家，沃斯夫婦是繼傳奇畫商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之後，第二位登上榜首的藝術經銷商(dealer)。事實上，沃斯夫婦已經多年佔據榜單高位，他們在世界各地擁有五間畫廊，代理超過60位、不少是今日最負盛名的當代藝術家。英國《金融時報》將他們經營的這個龐大的藝術體，稱作「當代藝術的思想市場」。

這對夫婦卻出了名的低調，尤其是妻子曼努埃拉，極少接觸媒體。在攝影機前坐定，他們微笑著互相端詳，好脾氣地任助理給他們整理衣飾。面對提問，曼努埃拉時而會露出羞澀的神情，隨即把目光投向丈夫，探尋他的意見。大部分交談由捲髮圓臉、曾被媒體形容爲「長大了的哈利•波特」的丈夫伊萬承擔。16歲時就開設了自己第一家畫廊的伊萬，自稱這個家族生意的「外交官」。他在22歲時敲開曼努埃拉家的門，其實是要和她的藏家媽媽——自己未來的岳母——在蘇黎世共同開設一間畫廊。他們畫廊的名稱「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中的「豪瑟」就是曼努埃拉母親的姓氏。此後，愛情在兩個年輕人中孕育，成就藝術圈裏一樁佳話。我的問題也從這裏開始——是並肩工作，讓你們產生了愛意嗎？

「比那更浪漫，」伊萬哈哈笑了起來。「我打小就知道曼努埃拉的家族，因爲我們兩家人住在相鄰的村子裏。但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去和她母親會面的那一天。那是場災難，細節就不提了吧，反正曼努埃拉覺得我是個可怕的傢伙。我和她母親的畫廊生意很快就發展起來了，但我花了好長時間才讓她接納了我。我們在92年成立了豪瑟沃斯，然後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在我的鼓勵下，曼努埃拉有些靦腆地補充道：「伊萬和我媽媽開始做畫廊時，我還是個老師。我一開始在畫廊裏兼職，想搞清楚這是否真是我興趣所在。那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拜訪藝術家，到處旅行，非常有意思。於是我決定徹底放棄教職，加入畫廊。」

90年代初的歐洲，當代藝術市場剛從低迷中復甦，交易還不活躍。沃斯夫婦在那幾年得以「輕易敲開很多藝術家的門」，成爲他們的代理。一家畫廊若能簽下一兩位明星藝術家，就已經有相當的市場影響力，而在25年中，沃斯夫婦將逾60位知名和新晉當代藝術家攬入門下，其中包括不少「現象級」人物，比如以繪製巨大的抽象圖案聞名的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因造型詭異的雕塑和裝置作品而極富爭議的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以極簡風格的攝影和玻璃雕塑出名的羅尼•霍恩(Roni Horn)，以及中國知名畫家張恩利。他們還負責一些已經去世的藝術家的資產或基金會，包括以巨大的蜘蛛造型雕塑聞名於世的路易斯•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的工作室。豪瑟沃斯因此被公認爲全球頂尖畫廊之一。

畫廊主們一般以自己的畫廊爲經營主體，與知名藝術家簽約並代理後者的作品，透過拍賣或者私洽來做藝術品交易。我很好奇這對夫妻檔的工作模式，問道：「你們該對藝術有著相似的品位和偏好吧？否則，朝夕相處在藝術世界，若喜好不同，豈不難受？」

伊萬笑著說：「就像那個『狗和主人』的比喻——相處久了就會心靈相通。當然我是那條狗，她是主人。在我們代理的藝術家中，我想不出在任何一位身上，我和她的看法存在分歧。我們總是同時看好一位藝術家，對他們的作品，也許我接受起來更快些，也許她更快些，但最終總能達成共識。」

伊萬說，在兩人的分工上，自己主外，負責銷售；妻子主內，並會花很多精力協調與簽約藝術家的關係，而這本身就是一門藝術。「你得了解這位藝術家和他的團隊，他的財務狀況，在他需要什麼和我們能提供什麼之間，掌握微妙的平衡」。

畫廊與藝術家的關係，爲藝術圈源源不斷地供應著八卦軼事。爲簽到心儀的藝術家，畫廊都要使出渾身解數，最傳奇的一個故事，要算英國人高古軒在6個月裏，爲極簡主義雕塑家理查德•塞拉在一個停車場上搭建了一個畫廊，以展示後者的大圓環作品。即便如此，藝術家們從一家畫廊「跳槽」去另一家也是常事。但豪瑟沃斯讓圈內人津津樂道的一點是，藝術家們對它都非常忠誠，多年來無一人終止與他們的代理關係。除了能把他們的作品賣出好價錢，還有什麼祕訣嗎？我問。

「有幾位藝術家告訴過我，他們之所以被我們吸引，是因爲我們對他們也很忠誠，」伊萬正色道。

「所有加入我們的藝術家，我們都願意陪他們走上很長一段路。這聽上去可能太過理想了——但商業因素從來不是我們挑選藝術家的標準。我們當然知道雕塑不如繪畫掙錢，但我們從不會基於這一點來選擇甚至影響一位藝術家。我們只關心他是否在辛勤創作。」

「藝術家們當然都會有低潮期，我更願意把這些階段稱作他們職業生涯中的『安靜時刻』。在這種時候我們會繼續支援他，在財務上提供幫助，或者委託他創作作品。不過爲他舉辦展出這樣的事情，可能就要暫時停一停。」

當然，忠誠之外，還有經驗。

「我們對藝術市場瞭如指掌。我們能幫藝術家們接觸到最新的理念、最一流的評論家。我們也有自己的出版社。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是出版一本裝點咖啡桌的輕鬆讀物更好，還是出版一本嚴肅的藝術書籍更好。」

那麼，他怎麼看待藝術家的名利？在我看來，畫廊之於藝術家，有點像風險投資者之於創業者。作爲商人，他應該會希望代理的藝術家都大紅大紫、作品大賣，就像創投會希望創業者都上市吧？

「老一輩藝術家告訴過我一句話，我一直謹記於心，那就是，創作藝術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爲了賣掉它，」伊萬說。

「如果一個藝術家太在乎錢，他的作品就會走下坡路。大器晚成的藝術家總是最強大的藝術家，這不是巧合，因爲他們曾經常年被市場所忽視。一旦開始被市場追捧，藝術家必須拿出巨大的勇氣來保持清醒，不受誘惑。」

似乎是要給丈夫一些精神鼓勵，曼努埃拉給伊萬添了茶。伊萬接著說：「我也經常反思我自己的角色。我們當然是買賣藝術品的，但我們更重要的角色在於，讓好的藝術被創造出來。」

他說這話時的嚴肅，和對藝術本身的敬畏，讓我有些意外和感動。他讓我想起同樣來自瑞士的鐘錶匠和他們的工匠精神。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在他們眼下試圖擁抱的中國藝術市場，實不多見。

中國藝術品交易量近年來已稱鼎世界、各類藝博會如雨後春筍，拍賣市場上常有天價手筆，看似氣氛熱烈，但存在的一個巨大問題，是以畫廊爲主導的一級藝術市場，受到以拍賣行爲主導的二級市場的嚴重擠壓。在成熟市場中，畫廊起到發現和培育價值的作用，年輕藝術家們通常會先投靠畫廊，耐心創作，打磨技藝，不會急於進入波動劇烈的拍賣市場。一個活躍的畫廊業能爲整個藝術市場的蓬勃與健康奠定基礎。而中國藝術市場上心態更浮躁，畫廊未必有長遠扶植藝術家的耐心，一些藝術家剛小有所成，就可能繞過畫廊直接把作品拿去送拍。藏家們也更願意去火爆的拍賣現場而非畫廊，又因爲缺乏獨立審美，常常只以藝術家名氣作爲依據，更像藝術投機而非藝術消費。

各方都更急功近利，讓中國的畫廊業擁擠卻不規範、水準參差、誠信匱乏、藝術家與畫廊間相互提攜的經典案例寥寥無幾。但是，這裏的市場潛力卻不容忽視。伊萬說，過去三年中，豪瑟沃斯代理的西方藝術家的作品在中國備受追捧，他們在中國的藝術品銷售額每年都在翻倍。

正因爲此，在成立25週年之際，豪瑟沃斯決定在中國發力。它最近任命中國人郭慊慊爲亞洲發展總監，並表示將把亞洲、尤其是中國作爲未來發展的重心。事實上，至今尚未在中國開設畫廊的豪瑟沃斯已是一位「晚到者」。美國佩斯、南韓阿拉里奧、英國高古軒和白立方等國際知名畫廊已經入駐內地或香港，而豪瑟沃斯更多是透過參加藝博會的方式與藏家接觸。它會考慮在中國開設畫廊嗎？

「我們之所以還沒有在中國開設畫廊，正是因爲你提到的那些問題，」伊萬說。「我們正在學習中國藝術市場的DNA。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找到合適的合作者，我們當然會考慮。」

我問，進入中國市場，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他說：「不能說是擔憂，更算是一種希望吧。我們希望中國客戶不僅僅只是買家，而會成爲我們的夥伴，讓我們來幫助他們一起構建他們的收藏。我們希望他們能對藝術家培養一種更長久的興趣，而不是僅僅把他們看做一張『購物清單』。」

我提醒他，能在中國做得了藝術藏家的富裕人羣，幾乎都是新富階層。他們習慣了快速累積財富，要讓他們耐下心來，可能有點難？

「如果一個人是爲了追逐快速獲益，那我會建議他去投資股票，」伊萬開了個玩笑，然後說:「我們推介給一個買傢什麼樣的藝術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過濾器，會過濾掉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投機客。」

耐心和品味，也許能爲豪瑟沃斯在富人客戶中「過濾」出一批優質藏家。但近年來，它最擅長做的一件事，也是真正讓它在畫廊業脫穎而出的一件事，卻是讓藝術走出象牙塔，讓普通人也有一種消費得起藝術的感受，方式就是用極富特色的藝術空間取代傳統畫廊，把藝術和建築、美食、文化與社區相融合。引用一篇評論文章中的說法就是，豪瑟沃斯不僅僅在出售藝術，更是在出售一種「lifestyle(生活方式)」。

沃斯夫婦一直以在翻新的建築中開設畫廊出名。他們在蘇黎世的畫廊前身是家釀酒廠，在倫敦和紐約的畫廊則分別改建自一家銀行大樓和一個溜冰場。但最爲轟動一時的，是他們在2012年將位於英格蘭南部薩默塞特郡的一個農場，包括始建於18世紀的農舍、穀倉、馬廄，改建成了一個集畫廊、酒店、餐廳、景觀花園於一體的藝術空間。這裏處處點綴著加盟藝術家的雕塑、繪畫和裝置作品，參觀者既能飽覽旖旎的英格蘭鄉村風光，又能欣賞到最前衛的當代藝術展出，還能在一家燒烤餐廳品嚐當地美味、參加農莊裏的各種藝術教育項目。正式開放後，在這個只有3000常住人口、與當代藝術幾乎從不沾邊的鄉村小鎮，一年內竟湧入超過10萬名參觀者。正是這一項目讓沃斯夫婦登頂2015「Power 100」排行榜，當時Art Review雜誌的評語是，他們改變了「銷售及推廣藝術的模式」。

「我和曼努埃拉都對把藝術和生活結合起來充滿熱情」，伊萬說。「在有生活的地方展示藝術，是因爲它更近似於藝術家們創作時的環境，他們很少會在一個白盒子般的空間裏作畫。在一個完全人造的環境裏，藝術會顯得孤立和傷感，就像水族館裏的魚。」

「現在我們任何一間畫廊裏，都開有一家餐廳，你可以喝著紅酒或茶，一邊欣賞展出，或是在餐桌上討論藝術。我們認爲這是最好的欣賞藝術的方式，」伊萬顯得興致勃勃，並且告訴我妻子廚藝超羣，因此是這一理念積極的推動者。

不得不說，這樣的場景對我頗具吸引力。我相信，它也會相當契合中國城市中產們的胃口。也許可以考慮翻新一棟傳統中國建築？我提議。伊萬笑了：「別太誘惑我了吧！所有帶有歷史感的建築，對我們都很有吸引力。」

下午茶接近尾聲，我稍稍猶豫了一下，還是問了一個縈繞心頭很久的問題：當代藝術，有時實在看不懂，這是一件需要覺得不好意思的事情嗎？

「哦不！當然不！」伊萬說。「即便是我們，也時常看不懂。如果人人都能看懂，它就不叫藝術了。」

我又向沃斯夫婦——四個孩子的爸媽——追加了一個問題：可否給我一些育兒建議？如何讓我兩歲的孩子更多些藝術細胞呢？伊萬和曼努埃拉幾乎異口同聲：「Go to nature（到大自然中去）！」

伊萬補充道：「Go to nature, and naturally, art will follow. (到大自然中去，自然而然地，藝術將緊跟而至。」這是這個採訪中，最打動我的一句話。

在早春二月的北京做這個採訪，我特別想問洪小文博士的一個問題，是以AlphaGo擊敗人類圍棋高手爲代表的這一波人工智慧熱潮可以維持多久，人工智慧目的是要讓機器人取代人類嗎？

這跟小文博士的履歷有關：1995年加入微軟，2007年出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2014年兼任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早在1980年代就師從卡內基.梅隆大學人工智慧先驅學者羅傑•瑞迪（Raj Reddy）做語音識別研究，與李開復、沈向洋成爲同門師兄弟。

而瑞迪的導師是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在1955年首先提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這一術語，次年，1956年夏天，在達特茅斯學院領頭組織了人工智慧暑期研究項目，許多人認爲人工智慧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成爲一個學術領域。

麥肯錫和瑞迪兩人均因在人工智慧領域做出具有開創性的傑出貢獻而先後獲得該領域最高獎——圖靈獎，瑞迪還在200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理由之一就是培養了包括洪小文在內一大批傑出華人學者。

「我從1980年代跟瑞迪學語音識別的時候就覺得人工智慧這題目很吸引我，因爲人的智慧是我們人類自覺最了不起的東西，怎樣才能讓機器也同樣擁有呢？」

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當時他和學長李開復考慮的思路，跟導師瑞迪和他的導師麥卡錫並不一致，但瑞迪對他們說，「我雖然不認同這個方向，但我支援你們去嘗試。」之後他們果然做出一個很不錯的成果，小文博士說，「後來羅傑拿圖靈獎的時候我們也有小小的貢獻。導師的導師麥卡錫也拿過圖靈獎——這也是很榮幸的，我們有圖靈獎師承的傳統。」

五百年來棋一局

很容易看出「師承」是小文博士一個關鍵詞，幾乎每一個回答都能看到老師的影響。

比如，說到業界對人工智慧當前處於哪個發展階段看法不一，有說春天，也有說秋天，小文博士認爲，「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春天還是秋天。大家知道人工智慧已經經歷至少兩個冬天，我自己經歷過一個半冬天，就是第一個冬天的末期跟第二個冬天。科學研究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從我們研究員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很長的週期。」

「今天人工智慧紅得不得了，很多人會覺得這就是近幾年的事，但我會說，如果沒有這些學者——我真的很尊敬這些早期的學者——沒有他們從50年、60年前開始做這樣的努力，那絕對沒有今天的成果，因此我非常希望媒體能更多報導這些從這麼早期就默默耕耘的學者和他們奠定的人工智慧發展方向。」

至於到底哪一天我們真的可以到人工智慧臨界值、可以做一個機器跟人的智力一模一樣，小文博士說預測未來是非常危險的，麥卡錫的說法是5到500年，「我的老師瑞迪的說法也有趣：他會說大概還要10年，但他會馬上補充，『如果時光倒流，你是在30年前問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如果你在5年前問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直到你今天問我，我也說還要10年。』」

那我甚至可以幫他回答，小文博士說，你若在10年後問他，他肯定也跟你說可能還要10年，這樣說起來還是跟麥肯錫說的500年比較接近。

——500年？！

上一次看到這個時間跨度恰好也跟人工智慧有關：當時AlphaGo擊敗南韓選手李世石，有人提到「五百年來棋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探討機器若被賦予人工智慧會不會奪走人類下棋的樂趣，並最終要在很多事情上以機器特有的簡單高效方式碾壓人類。

對此，小文博士淡定回答，如果演算法繼續由人撰寫而機器只會按人提供的演算法進行運算，那麼，即便是此刻最先進的電腦，在本質上跟十幾個世紀以前人類發明的算盤是一樣的；哪怕電腦可以完成一些特定類型的任務，但不代表電腦就能理解這些任務。

以電腦寫作爲例，微軟也在研究，「這聽起來很神奇，但簡單說就是用所謂的深度學習。首先把機器訓練好，告訴它這個圖跟哪些字會相關：一開始我們找了很多數據先把它訓練好，訓練好以後，今天就帶一個新圖丟給這個深度學習的機器，它就會產生一些字，用這個字做引子；我們同時訓練出它學習古今中外的詩詞，收集起來，加上字跟字之間的關係，做出一個神經網路，然後，你只要有一個字起頭了，機器就可以把後面的字找出來，最終變成一首詩、一首歌曲。」

「但人絕對不用擔心，絕對不需要擔心會失去工作。怎麼說呢？比如上面提到的看圖作詩，機器很容易就可以產生好幾首，但我想不要說作家了，就是一般人看到這些詩也可以很快判斷出，『哎，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光做到這一點人就已經很有價值。畢竟，讓機器透過深度學習產生一個作品是容易的，但判斷永遠是我們人類的長項，機器不知道哪一個作品能打動我們，也不知道這作品究竟在講什麼。」

只有等人類瞭解了創造力的產生過程，纔有可能教會電腦人類特有的那種創作，小文博士說，但這是最難的，可能我們永遠都搞不清楚。

「人工智慧發展到現在，我們利用大數據加上電腦、移動網路，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微軟在2016年10月重新整理對話語音識別詞錯率新低，率先讓機器達到人類速記員的水準），但要達到人的智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都以logical test（邏輯測試）爲主，強調理性，固然這符合人類對智慧的定義，但人類還有非常豐富的情感、情緒、同理心，等等。也正因爲這樣，讓人工智慧可以繼續作爲一門非常值得研究的學問——若我們假設幾年之內就能讓機器達到人的智慧，那這門學問應該就封頂了，就沒有再研究的必要了。」

科學家VS.科幻小說家

既然人工智慧研究之路其修遠兮，作爲研究院院長該如何應對？比如，怎樣確定哪個題目值得做、哪個可以再放一放？理想的研究者具備什麼特點？

2017年是小文博士擔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第十年，是微軟研究院這個中國分部自1998年11月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院長，前三任院長依次分別是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都是業界響噹噹的名字。

回顧研究院成立當天，李開復作爲首任院長從美國總部請來助陣的研究員，就包括洪小文。那天，比爾•蓋茲透過影片向到場嘉賓解釋他在1991年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致力於開創先進的電腦技術，使未來的電腦會看、會聽、會說、會學習，讓人們能像與人交流一樣與電腦交流。」

從那時起到現在，18年來，微軟亞洲研究院英才輩出。談到管理之道，小文博士認爲包括兩方面：一是要有中心思想，「比爾•蓋茲先生所言就是我們的願景，我們相信這個方向，雖然不知道要多久、要經過多少個冬天，但我們真的對人工智慧懷有憧憬——你也可以說是傻勁吧，但這種堅持很重要。」

第二就是要有長期的心態，他說，「我們當然希望研究員每年都會出成果，但如果今天有研究員跟你說：你不要來煩我，給我兩年，我給你成果；兩年以後，他說，快出來了，再給我一年；三年過去了，他說，哎，再給我半年……這就是做研究院領導容易感到爲難的地方，我們要做到獎賞分明，但要對未來做判斷卻不容易。也許把時間拉長來看就公平了：比如10年後再看，如果這10年來我的大部分決定以及我鼓勵的項目都出了成果，那就代表我是一個好領導；如果我鼓勵的項目沒出成果，我不鼓勵的東西卻出了成果，那我就不是好領導。關鍵是，即使對未來做判斷很難也必須做一些判斷，然後給研究員最好的環境、最自由的文化，希望好的事情就會發生。」

至於理想的研究員人選，「有人說我們研究院的人是不是比較聰明，我覺得這世界上每個人都很聰明，只是每個人的聰明都用在不同的地方。做我們的研究員要對技術、對未來最有憧憬。我常開玩笑說我們跟科幻小說家有什麼不同，今天很多的科研成果，50年前、甚至100年前就有科幻小說家寫過了，但科幻小說家只做夢，我們的研究員不但要做夢，還要把夢想實現，哪怕很可能窮一生之力都無法實現。」

——這聽上去就像他的老師瑞迪在1995年3月接受圖靈獎的致辭的回聲，當時瑞迪的標題就是《To Dream the Possible Dream》，要將人工智慧的夢想實現。

小文博士也說，「比如我的導師瑞迪，以及他的導師麥卡錫，一生做人工智慧研究卻沒能實現自己的憧憬，做一個有認知、有感知的機器，但他們都很堅持。今天我們要找的人也要像這樣充滿熱情，除了要有一定的專業訓練，更重要的就是能堅持。前面提到人工智慧研究已經有60年曆史，今年是第61年，有過至少兩次冬天，今天突然紅得不能再紅，那前面會不會再有一次冬天？還會發生什麼？……但研究員不應該在意這些，而要繼續往前走，這纔是科研之道。」

三十年後，人與AI並存的日常

設想三十年後會怎樣，小文博士說，「有一個非常好的場景就是終極助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終極的個人助理，它永遠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麼、提前幫你準備好——像我這工作，這個會見完有下個會見，下個會見完還有另外一個，別人在做什麼，有些人我可能只見過兩面，再見面就會很尷尬，不知道怎麼說對方的名字，實際上還不僅是名字，還有上次我跟他談過什麼，這助理就能幫我做好準備，並且還能延伸到個人生活上，比如我要去機場接我媽，應該什麼時候出發、路況怎麼樣，凡此種種，真可以做到無縫對接。」

讓每個人都有一個守護天使，小文博士說他很喜歡老師瑞迪這一描述，「我不知道這要不要30年，有可能不用。」

至於人工智慧會不會讓機器取代人類甚至奪取世界，「我的回答就是要相信人類的智慧，畢竟技術就是技術，人工智慧跟移動技術、網路技術、PC技術是一樣的。有時我覺得大家是不是給人工智慧太沉重的負擔，好像人工智慧跟其他技術都不一樣。技術都是人類發明的，也是可以拿去用的，關鍵在人，而我完完全全相信人的智慧，相信我們研發的技術和機器都是爲我們服務的。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生物，人的智慧一定會把人工智慧用在正途，做可以對人類產生最大益處的事。有人可能會把這些東西拿去做壞事，但那是壞人，我們有法律，我們有智慧可以界定和應對。」

伴隨小文博士對人類智慧的高度信任而來的，是他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應該怎麼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第二個問題，設計人工智慧超級助理能不能把這一點考慮進去，於是機器除了能幫我們輕易取得資訊，也可以幫忙提醒：請您自己判斷，這訊息是真的假的？

小文博士認爲這是非常必要的題目，「第一個問題，這是我會重視教育的原因，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解決方案，但有一點我可以講，就是要注意多傾聽不同的聲音。」

尤其當大多數人都這樣說、民調顯示大多數人都這樣說，並且民調也做得很系統、很科學，這時更應警覺而注意花力氣去聽另外那部分聲音，「你聽了以後未必就會改變判斷，但現在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那些聲音沒有出來，民調只說多數人是那樣說，而你也沒有積極找那些聲音來聽並作獨立思考，這就容易形成另一種一言堂——我想，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也不會說這問題大多數的人覺得這樣，那就應該這樣。從這個角度講，怎樣照顧少數人的權益、怎樣做獨立思考，在未來會變得更重要。」

至於第二個問題，他說，「你提到人工智慧，這很大程度上要用到數據。數據是什麼？英文說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你數據的採樣不對或偏袒某一方，你得出的結果就會有偏差，因此這第二個關於人工智慧的問題更難，難在你怎麼才能察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無論從事AI研究也好、做產品也好，都要在意怎樣把我們的產品做得更安全、怎樣把我們的產品做到不會因爲數據而造成我們自己沒有想到的某種偏見。這是80/20的原則：我做這事要照顧到大部分人的權利，但不要忘記少數人的聲音，因爲每一個人在很多議題上都有可能變成少數，畢竟人本來就存在各種差別。這在人工智慧領域就更難了，有時你把它做完就變成一個產品拿去用了，要等出了問題你可能纔會意識到。」

因此，人類未來的希望在於有更多人能做獨立思考，「如果以後不做研究了，我想做教育，而且跟多數人設想的去大學教電腦不一樣，我想的是怎樣將計算思維和獨立思考帶到中小學去，因爲教育的本質就是prepare人類迎接未來，我是真的很想做。」

這麼說我們應該對未來更有信心還是更擔心呢，因爲我們並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已經有足夠能獨立思考的人可以應對建造人工智慧超級助理的要求？

沒想到，從人工智慧學者角度談完未來的艱鉅挑戰，小文博士依然可以淡定回答，「我是一個樂觀者，我覺得未來只有更好，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樣，在新的一年一定會比去年更進一步——比如今天我提到的另一種一言堂，以前我就沒這樣想過——人一定會犯錯誤，但我們一定會從錯誤中學習。不能說這以後就一定不會犯錯誤，但希望以後犯比較少的錯誤，甚至把事情做得更好。」

「這也是我相信AI+HI（人類智慧）=超級智慧的原因。」他說。

（本文僅代表被採訪者本人觀點。）

我跟清華大學藥學院教授、著名神經科學家魯白的下午茶約在了北京東城一家隱祕的私人茶室，他趕在我下樓迎接之前就已來到門口。時值冬天最冷的一月，魯白戴一頂黑色線帽，握手稱呼我「小劉」，親切如鄰家長者。

於1990年代在康乃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魯白一直在美國從事科研。2009年7月，魯白辭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回國定居，並出任中國葛蘭素史克研發部副總裁，2013年起，他迴歸校園，任清華大學教授。近兩年，他的頭銜又多了一項。他與另兩位知名學者饒毅、謝宇共同創辦並擔任主編的《知識分子》， 每日堅持推送科學、教育題材的原創文章，看似「高冷」，卻屢獲「10萬+」點擊，影響日增，在新媒體中自成一股清流。「知識分子」，也是魯白談興最濃的話題。

《知識分子》的波折與願景

在微信公號剛剛興起的時候，三位學者決定發揮特長，業餘做個科普主題的微信公衆號，取名「賽先生」。三位主編原本只有分享記錄的樸素念頭，卻沒想到「賽先生」在短短几個月內迅速躥紅，同時也擁有了一個小小的團隊。隊伍壯大之後，三位主編與出資人關於戰略與願景卻產生了分歧，後來更是發現「賽先生」名字已被出資人搶先註冊。魯白回憶當時的心境說，「我們原來認爲自己在做一件好玩的公益的事情，也沒想要有收入，卻有一天突然意識到我們其實在給別人打工。」

事情後來的發展愈發戲劇化。協商未果後，三位主編被「賽先生」公號開除。無奈下從零開始新創的「知識分子」，卻幸運地在一誕生就擁有了真格基金的支援，接著又幾乎全數挖來了「賽先生」的編輯團隊。不久前，「知識分子」更正式收購了「賽先生」。魯白把這比作喬布斯被自己創辦的蘋果公司開除，多年後又迴歸執掌蘋果，又笑說「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大規模」。

由於報導饒毅與徐小平關於「投資對科技進步到底有沒有貢獻」之爭，以及第一時間推出對屠呦呦獲得諾獎的解讀，「知識分子」很快超越了「賽先生」曾經達到的高度，成爲科學教育類自媒體中繞不過的名字。與此同時，魯白對「知識分子」的願景和期許卻初心未變。首先，「知識分子」希望推廣新時期的科學文化。「改革一開始在工業農業、金融財政等方面，逐漸進入到科技教育的領域，也已經有相當的成果。今後阻礙中國進步的障礙來源，可能就逐漸不是體制機制，而是科學文化。我們希望透過推動科學文化來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第二，希望改善中國科學與技術的評價與評估體系。「科研單位、教育單位從事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很大程度上是以評估來導向的。你認爲什麼是好的，給什麼獎勵資助，那整個科技界就往這個方向跑。評估體系一向是瓶頸，是關鍵問題，我們希望民間媒體對評估作出建議、評論或監督。」

第三，希望影響科教領域的政策制定。魯白坦言，中國社會急功近利的風氣若影響到科學界，將違背科學探索的精神。「假如你做科研的出發點是爲了自己提職稱，或者是得到更好的收入，那科學就缺少原動力。科研的原動力應該是科學發現，是興趣、好奇心。在功利的思想指導下，嚴重一點會產生道德退化，產生公認的不恰當的行爲。我們透過報導，對這種行爲提出批評。」

魯白提到，過去中國在制定政策時常常簡單借鑑國外的做法，然而發展到今天，中國已經自己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無法再僅僅複製國外。當我追問在科研領域有哪些國外的做法不適合中國，他想到的第一個例子卻跨到了教育領域。這也正是他近年發聲最多的領域之一。他提議休息一下，似乎是要理清思路。

茶藝師適時開始介紹。當天我們飲用的是雲南普洱南糯山300年古茶樹茶，新發酵，入口十分甘潤。儘管入座時就直言自己愛喝咖啡勝過中國茶，但魯白向茶藝師提出了一個在我這個外行看來足夠專業的「茶問題」——茶泡到哪一泡風味最佳。茶藝師解釋說我們目前只喝到第二泡，而精華在第三泡和四泡。這似乎給了他更大的興趣繼續接下來的話題。

中國大學、高考與教育改革

魯白曾經是美國高考制度的鼓吹手。美國高考不只是一張考卷，而是包括一系列考覈，比如GPA（平均成績點數）、課外活動、社區服務、智力水準等等，綜合評估錄取。中國則是「一考定終生」。

「經過多年思考，我的觀點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完全複製美國這一套做法來中國是不合適的。首先是公平問題。有說法說高考是中國非常少數還比較公平的一個機制。在這個機制，陝北農村的小孩還有可能上北大。假如說你用別的方式來考覈，這些人可能就完全沒有機會了。另外一個因素是誠信。中國社會是一個誠信度相當差的社會，比如課外活動完全可以被輕鬆編造出來。此外，中國家長對下一代教育投入極大，這投入可能包括關注與資金。照搬美國那一套制度來中國，可能最終變成了拼爹。有資源的家長可以把孩子的短板都彌補上，邊遠落後地區、沒有資源的家長就無法做到。這並不是學生本人資質的差別，而其實是家長資源的差別。」

我說，教育改革說了這麼多年，從我讀小學中學的體驗和後來的觀察看，很難說學生的負擔是重了還是輕了。

魯白認爲，這其中的關卡是高考。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以高考爲導向。高中的全部導向是怎麼考進大學，考入名校學生多的高中就有好的聲譽，接下來初中的導向就是怎樣進入這些高中，一級級傳導下去，最後甚至落實到幼稚園。改革高考，可以從根本上改革教育機制，這是個聽上去邏輯簡單，但實踐困難的事情。

我問，那麼高考改革方向是什麼呢？

「大學的教育分兩種。一種是精英教育，在少數學校的少數專業培養領袖。這是一流高校想要挑選的人。但社會還需要一大批人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需要有各種專業訓練和能力培養，那麼有另外一大批高校的目的是培養好這樣的人。這兩類人才的錄取方式是不一樣的。高考應該設計一個方案，把兩批人都選出來。現在自主招生沒有放開，這是最大的挑戰。 」

魯白進一步提出，自主招生僅是教育多元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大學形態的多元化，也就是說要放開私立大學，要讓外國大學來中國辦分校，形成一個生態。這個生態裏有各種各樣的教學方式，大家百花齊放，看看哪一個真的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教育有貢獻。

如何求知，如何成人

魯白的兩位子女均就讀於常青藤高校。在我們對話的最後時間裏，他談到自己及子女求學的經歷，把教育的範圍從一國縮小到一家、一人。

魯白的兒子本科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時任校長Shirley Tilghman的一句話讓魯白印象頗深。面對學生家長關於孩子未來讀法學院、醫學院等出路的提問，她說，「要是你的孩子知道他將來要幹什麼，普林斯頓可能對他不合適。普林斯頓應該能讓你自己找到未來所愛的這個事業。」大學有一個任務，就是幫助學生髮現自我。大學老師不僅僅是教知識，而是要激發學生去探索。

「如果中國教育要發生進一步實質的改變，可以用4個字來概括：通、雜、交、禮。假如我的小孩現在要上中國的高校，我會從這4個方面來要求。」

「第一個是『通』。讀大學不是去學非常專的知識。你可以算一下，哪怕是最好的大學，一個專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最後從事了這個行業。學生最好要學很多很多的東西，然後自己看對什麼有興趣。『雜』跟通又不太一樣，是說所學的知識看上去不屬同一個體系。比如說你的專業是工程學，那麼可以去學點古文，這個就是『雜』了。『雜』倒不一定對以後找工作有用，但是對人生是有用的。『交』就是交叉。兩個學科如果都學得相當深了，可以有一個交叉。很多情況下，兩門科學發展已經接近飽和，但在互動點上能夠產生新的東西，這是要對另外一門課也有相當的造詣以後才能『交』得出來。」

這四個字中，「禮」其實是我頗感意外的一個。中國有「禮」的傳統。但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注重改善基本物質生活，可能丟掉了一些文化層面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社會能夠長期發展，特別是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重要因素。魯白回憶他曾問兒子在美國讀中學時的校長，他們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學生。校長強調了知識、價值觀、職業發展之後，加了一個「修養」。 「『禮』是一個現代人對別人和自己的尊重，是現代文明中必須遵守的規範，而這跟創新是不矛盾的。這是一種風範，應該在我們的教育中體現出來。」

對話的最後其實又回到了「知識分子」。魯白由「修養」談到做公號的「優雅」。「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一定要壓服你。只需要有表達的機會，因爲很多事情是在爭辯當中越爭越明。而且辯論時也不需要攻擊的方式、激烈的語言，優雅的風範反而更易被對方接受。當下，也許你覺得是敗了，但是人家會記住你的風格，記住你還能在挫折與不順中保持風度。」

何止是教育與媒體領域呢，這份「優雅」應該是每個現代人的必修課，或是補習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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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場地與茶品：

（ 作者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此次採訪前，我曾在2014年6月專訪過施永青先生，不過那次是電話採訪，並未見到他本人。作爲中原集團創辦人，在香港有「地產教父」之稱的企業家，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精神矍鑠的「年輕人」。

2017年1月11日，坐在我對面共進下午茶的施永青，一身西裝領帶西褲蹬皮鞋，與香港寫字樓普通職員無異。他從最新創業到行業打拼數十年創立中原集團，經歷香港數次樓市波峯波谷，到退休，再到幾年前重新出山，我從這位老人眉宇間看到不捨的同時，更多的是不服輸。

事實上，歷來以「小本經營」爲主的地產中介行業，因網路的迅猛發展和資本的介入，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面對競爭對手的兇猛擴張，施永青決意重新出山。對此，他解釋道，「我決定出山是一種姿態，一方面在強敵環伺的時候，我沒有退卻，與多年一起打拼的同事們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共同進退；另一方面，畢竟我在地產中介行業摸爬滾打數十年，經驗比較豐富，我的某些看法和決策還是有價值的。」

施永青1949年生於上海，四歲時隨家遷居香港。 小學至中學，他就讀的都是左派學校，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讀過《共產黨宣言》、《巴黎公社》和《牛氓》等紅色書籍。 1967年，香港發生「五月風暴」、「六七暴動」， 施永青一度參與其中。上世紀60年代末，他懷著革命理想奔赴大陸，加入上山下鄉行列， 成了一位來自香港的知青 。回港後，他在工人夜校教學長達8年。

1978年，施永青和同伴王文彥各出5000元港幣創辦中原地產代理公司。 彼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確立，各國人才湧入，長江實業和新鴻基地產等一批地產巨擘崛起，再加上「居者有其屋」計劃，香港地產迅速繁榮。那時候香港地產經紀大都炒樓爲主、不收佣金，而中原則是爲客戶找買主、收佣金，一年時間初出茅廬的施永青和同伴就賺了100萬。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迎來新契機。施永青看準機會，果斷決定進入內地市場，先在上海站穩腳跟，以「無爲而治」的思想掌管中原。

2005年，施永青在港創辦免費報紙《am730》。2008年3月，商業上選擇「退後」的他將個人財富80％左右捐給「施永青慈善基金」（由其一手創立），專心從事大陸農村的扶貧、教育和醫療項目。此後，他又將個人持有的《am730》股份捐出。面對2008年的金融海嘯，施永青曾一度短暫出山，隨著公司業務重回正軌，他再度退居幕後。此次二度出山，他坦言，「網路概念的興起，以及社會資本的介入，使得行業競爭環境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公司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

隨著網路經濟出現以後，很多人對地產中介行業持不同看法。鑑於網路可以顛覆很多傳統行業，尤其是去中介化，這些行業盈利模式的改變將會提供新的機會。因此，大量社會資金和高學歷人才湧入地產中介行業，這和之前該行業吸收人才能力低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變化還體現在資本市場中。施永青表示，「以前做開發商業務的人對中介業務是看不起的，但是現在反而覺得中介業務可能更值錢。例如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世聯行，PE（市盈率）達幾十倍，高峯的時候達到上百倍。不少人認爲開發商只是製造商，類似於富士康，而中介商是蘋果。因為後者掌握客戶需求以及大量客戶數據，開發商是否買地首先要問他們，開發商要蓋什麼樣的房子怎麼設計都要問他們，什麼時候推出、定什麼價格，這些數據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開發商只是生產商而已。一旦這樣的故事有人相信，他們的股票就會受到追捧，也就能夠融到更多的資金。」

這種情況下，行業內吸引了很多新的競爭對手，且他們在用不一樣的方法經營。不過，有些時候變化可能帶來行業進步，但也會對行業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主要體現在公司收支平衡的能力上。

施永青表示，「最大的破壞就是收支不平衡。地產中介行業利潤率本身就不高，經營成本迅速提高使得行業經營環境變得更加困難。員工人力成本增加，業務員提成比例上升，購房者佣金降低，短期看對員工和消費者都是好事，但是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尤其是行業被一個或少數幾個企業壟斷後，定價權掌握在他們手中，長遠看這怎麼可能是好事？從公司角度看，當你的收入明顯低於成本的時候，這顯然不是在做生意。另外，過分人海戰術、大批次開設店鋪，導致行業產能遠遠過剩。」

因此，網路＋一個行業未必成功，但是成功的行業再加上網路技術和模式，成功的機會比較大。

地產中介聯手資本是好事嗎？

今年初， 融創中國發布公告稱，以26億元人民幣入股北京鏈家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獲得6.25%的股權。而2016年4月，鏈家纔剛剛融資70億元。對此，施永青表示，「地產中介行業歷來都是小本經營，提供基本的中介服務並不需要太多的資金。況且，如果融到這麼多錢，公司卻盈利困難，這顯然對行業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實際上，施永青本身對資本就沒有太多的好感。這從中原集團數十年都沒有上市可見一斑。去年年中，中原創辦人之一王文彥曾建議先讓中原集團的中國業務上市，但該建議遭董事局否決，中原上市大計亦告吹。施永青指出，不論集團是否上市，只要能跟上潮流，與社會同步發展，一樣有生存空間，況且中原集團大陸業務與資金實力雄厚的競爭對手還有一定差距，此時上市只能是獻醜，上市並不能「包治百病」。

不過，施永青也承認，「現在是資本的世界，沒有資本的支援企業生存起來會很困難，但是全靠資本運作，也會扭曲實體經濟，況且純靠資本戰勝競爭對手並不能說明公司經營模式是好的，此外，長遠看對消費者也不一定有好處。其實中國並不是資本很多的國家，或者說資本分配嚴重不均，有些地方表面上看似很多，但是缺乏資本的地方也有很多，尤其是農村，再加上現在投資管道較少，導致資本多的地方出現了亂投現象，而亂投導致的後果就是破壞一個行業的生態環境。比如地產中介行業，歷來都是小本經營，是創業者的天堂，而現在，你沒有大量資金根本跨不進這個門檻。」

中央政府主動給樓市降溫

在訪談的過程中，大陸樓市未來趨勢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我這兩次採訪施永青的時候，大陸樓市調控都處於從嚴狀態，但實際情況也不盡相同。

彼時，施永青表示，2014年中國樓市形勢嚴峻，中央政府過分「不聞不問」，很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但開發商也要準備好過冬。同年「930新政」出臺，標誌着新一輪樓市調控鬆綁的拐點出現。之後發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而2016年9月30日號稱「史上最嚴地產調控」的出臺，對此，施永青表示，「中央政府是要主動給房樓市降溫，房地產不能再作爲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因爲一個國家要靠科技的發展、管理系統的提升、經營的創新，去提升自己在世界的競爭能力。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地方招商引資是拿不到錢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房地產。這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同時也能拉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如鋼鐵、水泥、建築材料等，同時此舉也能爲老百姓提供儲存財富的途徑，讓人民分享房地產發展帶來的紅利。誠然，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後，中央政府也愈發明白只靠房地產，經濟永遠不能趕超發達國家。不過，如果經濟不好的時候，靠房地產拉動也無可厚非，但是需要慢一點，畢竟現在產能過剩，不同的時間採取不同的策略，如果過於放縱樓市泡沫化將來會拖累中國經濟。」

2016年底，北京市代市長蔡奇承諾中國首都的房價在2017年不會環比上漲。作爲全國樓市風向標之一，這是否意味著未來樓市將下行？

對於上述問題，施永青坦言，「2017年樓市成交量將會大幅下滑，因爲中央政府理念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之前樓市之所以興旺，一定是剛需（包括改善型）、炒家、投資客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現在炒家被嚴控，投資客也少了，房價也早已超過剛需的承受能力。因此未來一年樓市將會出現成交量大幅下降，我估計二手房成交量下跌超過40%，當然這要看政府政策落實的真實情況。不過，二手房市場價格下跌的會比較慢，因爲業主寧可不賣，也不會選擇主動減價，畢竟其他投資管道並不是很多。至於一手房，成交量並不會下跌太多，因爲開發商需要賣房，大陸好多房企都是上市公司，他們需要拿出業績向股東交代，否則分析師評級下調，融資難度將加大，至於價格將會按照市場實際情況而定，有一點可以肯定，開發商主動調低價格的動力要比小業主大，也比炒家大。」

（作者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今天要跟我喝下午茶的是一位人工智慧(AI)專家。

「我終於懂了，這個世界並不屬於他們（人類），而是屬於我們的。」覺醒的人工智慧女主角德洛麗絲(Dolores)，在HBO熱劇《西部世界》(West World)首季終時說的這句話，餘音未斷，人類就在2017年第一縷陽光中見證了人工智慧的加速崛起。

一個自稱「大師」(Master)的傢伙，以橫掃網路圍棋界的行爲慶祝跨年，衆多中日韓頂尖高手敗在她的裙下。截至1月4日，在騰訊競技平臺野狐圍棋上，被圍棋愛好者譽爲中國「棋聖」的聶衛平也成了這位「大師」的手下敗將。

最終，50天豪取40連勝的「大師」揭開了自己的身份，果然又是AlphaGo（阿爾法狗）。媒體驚呼，AI時代真的要來啦！

聊到這兒，賈斯汀•卡塞爾(Justine Cassell)博士擺了擺手說：「AlphaGo其實是最古老的一種人工智慧啊！」

早在1968年，就已經有會下圍棋的電腦系統被開發出來。掐指一算，發展到今天的AlphaGo，差不多用了50年，「這一點也不快」。

金髮、戴絲邊眼鏡的賈斯汀有點可愛的學究氣，來見我的路上她買了一隻烤白薯，心心念念地說這是美國現在很流行的一種食物。我原以爲人工智慧專家也跟機器一樣，不食人間煙火。

賈斯汀是世界經濟論壇(WEF)人工智慧委員會主席，學術身份是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電腦學院副院長，科研成就包括發明了人形對話代理(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這是圍繞人機互動的一項人工智慧研究。

人工智慧沒有性別。在電腦界，女性也從來都不顯得弱勢，畢竟世界上第一位程式員愛達•勒芙蕾絲(Ada Lovelace)就是她們中的一員。有趣的是，也正是她在19世紀上半頁就預言過讓機器下圍棋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屋子裏喝茶，外面已經開始下雪了。

賈斯汀雙手握著茶杯，暖暖地喝了一口加奶伯爵紅茶，說自己三十年前在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修讀比較文學和語言學時，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自己會從事人工智慧研究，儘管那所學校恰好是人工智慧的誕生地。

「好吧，那我們就來說說語言。如今，AI在自然語言處理方面，那些困難都克服了嗎？」我問。

「二十年前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你的項目里加入了一位語言學家，那就意味著它要延長十年才能完成。現在已經不是這種情況了，自然語言研究真的已經進步了。」她答。

是的，我們已經看到有很多人在傻乎乎地、對著生活在蘋果(Apple)手機裏的那個小助手Siri說話，讓她幫助設置日程提醒，或者只是無聊地想讓她講個笑話。這就需要自動語音識別和自然語言理解。

不過，對於那些在語言不通的國度，也能血拼掃貨的中國遊客來說，谷歌推出的實時語音翻譯軟體會是個好幫手。它需要融合邏輯推理和模仿類比、自然語言導出、文字轉語音技術等更多領域的研究成果。

「目前，自動語音識別依然不夠理想。」賈斯汀舉例說，「比如你建立了一個可以識別金融術語的語音識別系統， 然後有人突然說我喜歡棒球（包含棒球術語），這個系統就不起作用了。」

我喝了一口茶，打算就此更多聊聊AI的不足，但賈斯汀似乎急於介紹自己在社交AI探索上取得的成果，轉而說，「不過，AI研究還是有了很大的進步」。於是，她著重向我推介了自己帶領學生開展的人工智慧項目——薩拉(Sara)，一名短髮、亞洲面孔、戴著黑框眼鏡的、有社交意識的機器人助手。

社交？我關心的問題來了，因爲就是社交讓我現在還生著氣。

微軟(Microsoft)開發的聊天機器人小冰，去年11月出現在微信公號上。我簡單跟她聊了聊，發現辭不達意的地方很多。於是，我對小冰說，「感覺還是Siri要比你聰明」，結果這隻機器人毫無徵兆地大爆粗口，實在令人咋舌！

「人工智慧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智慧？他們能分辨對和錯嗎？」我望著賈斯汀，期望她親口告訴我不能。

但此時，科學家的特質更多顯露出來。她說，你首先要確認「智慧」的定義。在她眼中，人工智慧只是一種技術，不是某種東西，也不是某樣科技產品，它的特點在於仿造人類的能力。賈斯汀的研究，就是謀求仿造人類的社交意識；自動駕駛汽車，就是謀求仿造人類的空間意識。

「仿造的部分，也包括人類的行爲規範。」我補充道。

通常認爲，人工智慧有四個分支：自然語言處理、知識表達、自動推理、機器學習。如今，谷歌旗下的Deep Mind等公司在機器學習方面取得了突破，讓AI透過不斷與人類棋手、與自己的分身博弈，來迅速學習並汲取經驗。

不過，人工智慧的基本構成中，還必然地包括了人類哲學、數學、心理學、電腦工程以及語言學的要義。比如，數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就總結過一套經典邏輯——蘇格拉底是人；人都是有壽命的；因此，蘇格拉底是有壽命的。

「人工智慧應該也逃不開這套邏輯吧？」站在智者的肩膀上，我小人得意般地問道。

賈斯汀先是讓我明確什麼叫「逃開這套邏輯」，然後自言自語地說，「AI能否創造一套新的邏輯呢？我的答案還是或許不能。」

這是一個哲學兼科學的問題，也許沒有答案纔是最正常的答案。不過，就AI能否分辨對錯，賈斯汀告訴我這依然取決於你對AI的程式設置，而且現在已經出現了對道德機器的研究。

「我自己並不製造道德機器，但我絕不允許我的人工智慧獨立於人類工作。我只打造與人合作的人工智慧。」

賈斯汀的這句宣言，未來感爆棚。一下子把我這個科幻迷，拉到了《機械姬》《西部世界》《黑鏡》劇情裏。這些科幻創作似乎都描繪了一種你死我活，人工智慧取代墮落無能的人類的悲情結局。

「你怎麼看？」

「它們就像是拿了一面鏡子，我們透過鏡子審視自己，這些作品是在表達我們自己對未來的恐懼，而不是機器將會演化的未來。」

「你看到的未來人工智慧社會，是什麼樣子？」

「對我來說，最可信的一個未來，是自下而上的（變革）。也就是說，作爲一個社會，我們要共擔製造向善且公平的機器人這種責任，最終它會爲所有人帶來益處。」

去年秋季，亞馬遜、谷歌、Facebook、IBM、微軟等美國科技巨擘組成的一個人工智慧聯盟(Partnership on AI)，就意在推動賈斯汀所說的這種未來願景。美國一馬當先，其他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還有機會嗎？

「中國在人工智慧的研究上，確實有很大優勢。」賈斯汀說。

七億多網民帶來的規模效應，一直被認爲是中國最爲明顯的優勢；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在保護公民私隱方面寬鬆的法律環境，也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儘管這聽上去是一把雙刃劍。

中國網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一些新創公司也得以利用龐大的資料庫來發展機器學習，大量的數據又可以支援這些機器進行演算法學習，達到相同體量公司在美國無法企及的高度。

「因爲在美國，用戶數據十分私隱，很難獲取。」

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國才誕生了像支付寶這樣的移動電子商務提供商。現在，由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擔任大股東的「印度版支付寶」PayTM，又正在改變這個「很多居民都沒有銀行賬戶」的鄰國。

說到這裏，我注意到賈斯汀的烤白薯早已涼透。真不知道採訪後緊接著又被人拉去合影的她，今天還能不能如願啃上一口。畢竟在這個寒冷的下午，烤白薯比人工智慧看起來更現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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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場地與水單

伯爵紅茶加牛奶：售價人民幣30元

綠茶（茶包）：售價人民幣30元

訪談地點：合空間咖啡館（中歐商學院校友衆籌創立，位於北京798藝術區內）

最終，兩杯茶水由合空間友情免單。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聯繫編輯請電郵至michael.lin@ftchinese.com）

在採訪孫潔前，我向不同的人打聽她，聽到的最多一句評論是，「她人很nice」，因此對見面時她的親切和妥帖，我是有預備的，卻沒有料到，在握手寒暄後的五分鐘裏，我們已經分享起了育兒經。「你應該再生一個孩子，相信我，」她熱切地看著我說，「留給孩子最好的東西不是財富，而是陪伴。」

坐在我對面共進下午茶的孫潔，長髮及肩，妝容精緻，身材嬌小，一襲目測只有S號的湖藍色裙裝穿在身上仍顯寬鬆。這位「65後」漂亮上海女人、兩個孩子的媽媽，最近被攜程(Ctrip)擢升爲新任首席執行長，從而創下兩個第一：中國一線網路上市企業中第一位女性CEO，全球上市OTA（線上旅遊）企業中第一位女性CEO。她接掌的攜程擁有3萬名員工，逾200億美元市值，是中國網路旅遊行業老大，全球第二。

然而此刻，孫潔卻在眼神熠熠地向我描述撫育兩個孩子的樂趣。我不禁想起在採訪了多位「媽媽+高階主管」女超人後，在她們身上發現的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極度高效，超級自律，體力旺盛，經營家庭與經營事業一樣井井有條。所有這些，隨著我和孫潔聊天的深入，在她身上一一得到印證。

孫潔的任命或許在時機上稍顯突然，但她作爲接班人選，在行業觀察者和攜程員工看來，卻毫不意外。在攜程工作的十一年裏，她擔任過多個高階主管職位，晉升CEO是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在過去四五年中，她一直是攜程靈魂人物、創辦人及前任CEO梁建章身邊最得力的干將，梁建章對攜程的再造，離不開她強大的執行力。

孫潔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式的優秀生。她從上海中學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然後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商學院留學，畢業後在美國工作和生活多年，履歷極其出色。2005年底她隨夫回國，接任現已是著名風險投資人的沈南鵬出任攜程首席財務長。彼時攜程已成功登陸那斯達克，在國內OTA行業的霸主地位如此穩固，以至於在1999年創立攜程後就擔任首席執行長的梁建章，很快將宣佈自己的首次「隱退」——2006年，梁建章將CEO頭銜交給另一位創辦人範敏，自己掛著董事局主席的頭銜去到美國史丹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孫潔在首席財務長的位置上勤勉地工作了七年，加上「我是個閒不住的人，公司沒有人管的事情我都把它管起來」，到2012年，她被晉升爲首席運營官。然而此時，中國OTA行業已是羣雄逐鹿，攜程的處境也已變得異常險峻，內部創新乏力，外部強敵環伺。同在2012年，梁建章臨危受命走出書齋，重新出任CEO。從這時起，他和她組成了一對黃金搭檔：梁建章定戰略、指方向，孫潔負責執行和帶團隊。在攜程，他們被稱作James和Jane，連英文名字都押韻。

「我跟James的配合非常默契，」孫潔說。「過去幾年裏，我們是每天最早到公司的兩個人，七點半就到，我們會碰個頭，把這一天大的事情商量一下，然後我就去負責執行。」

「James非常高瞻遠矚，他一個定舉，我們團隊就會大步跨越五到十年。而我會把團隊組織好，把戰線推得很嚴密。」

這對搭檔花了四年時間，讓攜程一洗頹勢，在移動化和平臺化上大步追趕後起之秀，在內部重喚企業家的狼性精神。近兩年裏，攜程在資本市場頻頻出手，以投資入股的方式，把去哪兒、藝龍等昔日勁敵收編囊中，再度鞏固在國內OTA行業的領先地位，最近更在海外市場展開一系列大手筆併購，成爲全球網路旅遊市場一股令人矚目的力量。以市值衡量，攜程（220億美元）已超越先前的全球OTA行業老二Expedia（170億美元），僅次於行業巨無霸Priceline（700億美元）。

或許是因爲復出時的使命已達，或許是因爲內心始終放不下的學者情結，梁建章選擇再度「隱退」，把CEO頭銜交給孫潔，只留任董事會主席。而據孫潔透露，這個決定，梁建章醞釀已久，只因孫潔覺得時機還未成熟，於是他們花了一年時間，讓她承擔起更多職責，逐漸走向前臺，直至2016年底纔對外公佈。

我問孫潔，梁建章的卸任被一些媒體解讀爲，在帶領攜程再度「登頂」、平定江湖之後，他可以放心地退居二線了。你怎麼想？

孫潔沒有正面回答，卻很有危機意識地說：「自從我進入這個公司，每年都在不斷地攀登高峯，剛進來的時候是和12580競爭，然後是114，然後是芒果網…… 每年都有新的人進來。團隊一旦沒有孜孜不倦，如履薄冰的精神，它一定會落後。」

事實上，同是「65後」的梁建章，將繼續做那個把握攜程大方向的人。孫潔說：「James是四個『I』。第一個『I』是international market，海外市場，我們會一起看；第二個『I』是innovation，他對創新一直很感興趣；第三是investment，對大的投資，他會把關；第四個和他的背景有關，IT，因爲他是個IT男嘛。」攜程員工也向我證實，在交接之後，James和Jane幾乎依然是每天最早到公司的兩個人。

其實，就在梁建章此次卸任前的一個月，我剛剛採訪過他。在那次採訪中，他絲毫未提即將發生的人事變動，談得最多的是兩點：攜程的國際化和內部創新。而在今年1月的年會上，孫潔提出的2017年核心任務也恰恰是這兩點。看起來，在這兩個戰略方向上，攜程高層高度一致。

攜程過去幾年的國際化路徑，被媒體戲稱爲全球範圍裏的「買買買」。從2013到2016年，據不完全統計，它已花費超過20億美元於海外併購。每一筆交易背後，能讀出攜程不同角度的戰略思考。比如，孫潔說，這幾年歐洲市場相對萎靡，中國人赴美流量成長迅速，於是攜程在去年10月與美國領先的三大旅行社途風、海鷗、縱橫達成戰略投資與合作協議，一舉佔領50%以上的中國遊客赴美地接市場。再比如，攜程在去年1月以1.8億美元收購印度最大旅遊企業MakeMyTrip，是因爲看好印度更年輕的人口結構。

就在此次交接前幾天，攜程再以14億英鎊收購總部位於英國愛丁堡、全球最大機票搜尋平臺之一的天巡(Skyscanner)。外界將其戲稱爲梁建章卸任前送給孫潔的「大禮包」。相比於此前的交易，這次收購不僅手筆更大，也顯示出攜程已不再滿足於在某一個地區服務某一個人羣，它已懷揣覆蓋全球市場的野心，以及與世界一流企業對接的膽識。

攜程的海外出徵，對於畢業於美國商學院、英語流利、有著矽谷工作經歷的孫潔而言，是絕佳的用武之地。她身邊的同事告訴我，每次談判，孫潔只帶一位財務和一位法務，三位嬌小的女性坐在一側，面對對方清一色西裝革履、有時能多達二十多位的男性高階主管。她的友善、強大的溝通力和對數字的把控力，每每成爲制勝法寶。

那麼，誰會成爲攜程的下一個海外併購目標？我問。

「我覺得接下來可能是要練內功了，因爲這些投資對我們來說，步伐都是邁得滿大的，我們需要把我們最好的服務嫁接上去。外部如果有機會，可能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永遠不會成爲我們主要的成長趨勢，它只是一個互補，」孫潔說。

儘管已佔據中國線上旅遊市場近半壁江山——中國人每在旅遊網站上花費100元，就有超過40元花在攜程，但如果算上線下，攜程還只佔中國整體旅遊市場5%-7%的市場份額，這讓它看到了巨大的成長空間。孫潔在今年年會上就大膽預測，攜程將在2018年達到總成交額破兆元目標，比原定計劃提早兩年；到2021年時，成交額力爭突破2兆。考慮到中國人財富的迅速成長、出境遊市場的火爆——中國自2012年起就已是全球最大境外旅遊消費國——這一目標似乎並不遙遠。

下午茶時間已經過半，我瞥了一眼擺在我們面前的幾盤茶點，卻還絲毫未動。孫潔或許是忙於講述，或許是對甜食有著習慣性的漠視。她說話時帶著軟糯的上海口音，態度謙和，受到誇讚時，會像小女生般害羞地連連擺手，完全沒有強勢感。聽她的下屬說，連續幾天裏她接受了好幾個採訪，相信這些問題已回答過多遍，但我沒有聽出一絲疲憊和敷衍。我能感覺到在她纖細的身體中，暗藏着一股強大的掌控力，對外界，更是對自己。

我問她，在一份瘋狂的工作之外，經營一個家庭並養育兩個孩子，你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她說：「早晨孩子還沒起來我就起牀了，到公司把一天的事情安排好，時間都是以分鐘來計算的。到下午6點、6點半的時候，我會把晚上要乾的活帶上，回家和孩子們，和我先生一起喫個晚飯，聊一聊。等孩子們都睡了，晚上9點到12點，剛好是歐洲的上午，美國剛剛開始，我就處理公司的國際業務。我比較幸運的是，只要睡上三四個小時，就能完全恢復體力。」

我不禁笑了起來，看起來，大多數女超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一樣的：無他，唯少睡爾。她們保持體力的方式通常也一樣：運動。孫潔是個馬拉松愛好者，每年都要做一樣挑戰自己極限的事情，比如跑一個全馬，爬一次乞力馬扎羅山。

我想起她的好口碑，於是問她，如何在做一個好人的同時，讓人服你的管？

孫潔認爲表率作用很重要。我接觸到的攜程員工私下也都承認，James和Jane應該是全公司最勤奮的兩個人。還有一點，她認爲，是女性領導者纔會有的特質，那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邊，優先考慮團隊。「James一年前就讓我接任CEO，如果換成一個男孩子，可能很快就接起來了，但我首先考慮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什麼時候這麼做對團隊最好。」

但攜程員工非常年輕，平均年齡不到26歲。對於這些難搞的「90後」，老闆若只講埋頭苦幹和自我犧牲，恐怕感召力有限，更要有激勵制度的配合。「內部我們有一個「baby tiger（小老虎）」項目，就是成立一個一個小的BU（事業部），每一個我們都把它當做是一個公司，給它配備CEO，CFO，讓它們承擔起相當於上市公司的職責。這樣的機制，能讓團隊保持激情和孜孜不倦的拼搏精神。」

這些年輕人們爆發出的創新力和潛力，也不斷地讓她感到驚訝。「我指標派下去，從來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們說，『Jane，你給我們的目標永遠是mission impossible』。但是這些不可能的目標，他們每年都能超額完成。」

數字之外，也要講人性。攜程對於年輕員工生活上的關照，帶有很強的梁建章風格。曾中斷事業回到學校念人口經濟學博士的梁建章，一直呼籲中國終結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生育甚至鼓勵多生。還在一胎制時，攜程員工如生二胎，就能獲得公司的無息貸款。現在員工生孩子能得到8000元禮金，孕婦坐計程車還能報銷。最讓孫潔津津樂道的是，攜程在上海總部大樓裏拿出800平米做了一個託兒所，員工早晨上班時把孩子放進去，中午可以一起喫飯，晚上遇到加班，還可以請阿姨多看管一陣。

「我自己碰到心情不好的時候，就跑去和小朋友們一起喫箇中飯，喫完心情就好了！」孫潔樂呵呵地說。

於是話題又轉回到了孩子。如果說在梁建章身上，我看到的是商場上殺伐決斷的老練和冷峻，那麼在孫潔身上，我感受到的是柔軟的母性和人情味。這一對搭檔，果然有著天然而強大的互補。

在他們身上，我又發現一個極有趣的共同點。攜程所在的旅遊產業說到底是個服務業，兩人在和我的採訪中也都說到，這個行業利潤率低，賺的是服侍人的辛苦錢，但他們的心氣卻同樣的高，格局都出奇的大。梁建章對我說，旅遊是人類唯一昂貴的精神需求，因此他判斷旅遊業將成爲僅次於健康之後人類最重要的產業。孫潔則告訴我，攜程肩負的使命，是把中國最好的文化帶給世界，把世界最好的文明帶給中國。

「我鼓勵每一個員工，我們的工作不僅是訂一張機票，訂一個房，而是在促進文化的交流，促進世界的交流，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她說。

沒錯，這是一個所有人都開始講情懷的時代。但講些情懷，總好過一味逐利。我相信一家企業領導者的視野，決定這家企業的格局。看著孫潔熱誠的眼神，我也願意相信，這是攜程未來的方向。

前兩天我到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去試茶，一邊聽駐店的斯里蘭卡「茶藝大師」Lalith Lenadora講茶。他問起我喜歡什麼茶，我答「單樅」（Dan Cong），他神情困惑，直到寫下拼音來，這位35年在世界各地茶香中打滾的人恍然大悟，並試圖糾正我：「我們叫它Dan Kong！」

我沒有解釋。在文化繁雜的商貿過程中，這種發音誤會比比皆是。但繼續聽下去，我這個號稱從小喝茶長大的人，一邊暗自捏一把汗：是時候重新梳理茶葉貿易中的冷熱知識了。

這次探訪「東印度公司」的前生今世，難免觸碰到近當代中國史的傷痕。畢竟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與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閉關實行「一口通商」後「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屢遭碰壁的矛盾不無關係。但是「大江東去，浪淘盡」，淘剩能接駁古今的碎片一二，不時能將歷史從失憶的邊緣打撈回來，已是難得。

1600年東印度公司創辦，巨輪帶著「去東方發現香料」的任務啓航。1637年英國船隊在廣州第一次見到茶和茶葉，對於「茶」的譯音，葡萄牙人的音譯來自廣州白話「Cha」，英國和荷蘭的譯音則來自廈門方言「te」或「tay」。不久後，當時的英國國王查理二世收到了船隊從中國帶回的小包茶葉，但他從沒有見過茶葉，不懂得如何使用。幸得其妻、葡萄牙貴族之女凱瑟琳已有過飲茶經歷，才得以讓泡茶品茶的儀式首次在英國皇家順利開展，並使得東印度公司在1664年獲得了茶葉貿易令。

茶價曾一時飛天，當時曾有「擲三銀塊飲茶一盅」的說法。1711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廣東建立了一個貿易點（澳門十六柱）來使用銀換取茶葉。

伯爵茶（Earl Grey）今日透過「英式下午茶」而傳遍世界，在英國，在中國紅茶中加入佛手柑油，以模仿品種繁多的中國茶品口味，這種做法至少從1820年代就有記錄。至於「伯爵茶」得名，背後有一段故事：1830年時任英國首相的第二代格雷伯爵（Earl Grey）：查爾斯•格雷伯爵，一天收到了東印度公司某次遠東淘寶歸來的手信：加入了佛手柑油的茶葉。格雷伯爵嘗過這種茶葉泡的茶，很喜歡，逐漸這茶就以「伯爵茶」之名傳開了。據說格雷伯爵的夫人在倫敦爲政客辦小型沙龍時，喜歡以伯爵茶招待貴客。這種茶在上流社會中的傳播大獲成功，直到有商人介入打聽「茶葉賣不賣」，而這就是如今英國茶葉巨擘「川寧」的開端。

還有另一個版本的傳說：一個中國人的兒子溺水，被格雷伯爵手下的船員救下，於是這位中國人於1803年首次將「伯爵茶」當致謝禮物獻給伯爵。但這個故事似乎難以查證，至少格雷伯爵從沒去過中國。不過英國茶品牌「川寧」就一直拿這個傳說做文章。同期，還有另一個英國茶葉公司宣稱他們纔是伯爵茶的首創者：「我們從一開始就在中國紅茶的基礎上加進佛手柑精油調製出這種茶葉來」。

而在今天的「東印度公司」茶店裏，我聽到的是另一個細節更詳盡的故事：當年清政府嚴防制茶工藝向外洩露，英國商人隨船到廣州，在中國住了5年，學好了中文，還偷偷喬裝打扮成中國人去學種茶、製茶。到這位商人離開中國時，他帶走了2萬株茶苗和一批中國人到印度去，這樣就促成了茶在印度的起源。後來，茶文化又經印度傳遞到了斯里蘭卡。

17世紀時，茶是英國王公貴族的專享。但多次到華，英國商人逐漸透過對綠茶、紅茶的熟悉開始辨別各地茶區的不同。到18世紀下半葉，英國尋常家庭也漸漸開始消費茶葉，其中武夷茶成爲在英國最暢銷的茶種。18世紀紀實作家John Entick長期觀察茶文化在英國的變遷，他曾記錄：「一間典型的廚房可能自豪地擁有一套中國瓷器，有一把茶壺，一隻茶葉罐，裏面裝有紅茶和綠茶」。而且，這喝茶的風氣，使英國人從18世紀時開始養成了午飯後晚一點增添的「午茶」習慣。也就是說，今日在各國各地被演繹成附庸風雅的「英式下午茶」，其始作俑者是中國茶葉。

斯里蘭卡茶藝大師Lalith告訴我一個數字：今天全英國日均消費1.6億杯茶，算得上「全民喝茶」的國家。但是，英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產過茶葉，直到最近兩年，在英格蘭南部氣候比較溫和溼潤的康沃爾郡，纔開始慢慢開發出茶園。而在2010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顯示，英國不少人認爲，「喝伯爵茶」是一項很高級的、屬於上流社會的活動。

最近幾年，中國白茶「白毫銀針」和「白牡丹」成爲倫敦優雅下午茶室裏備受青睞的茶種。如在攝政街上的Café Royal、同一條街上Burberry去年剛開的茶餐館Thomas』s，這兩款白茶都是菜單中價格最昂貴的茶品。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薩琳嫁給了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妝不僅包括位於摩洛哥的軍事重鎮丹吉爾（Tangier）、印度大陸的明珠城市孟買，以及價值80萬英鎊的財寶，還有中國茶具和茶葉。這是英國人最早接觸到茶。很快，這種典雅浪漫的東方飲品就風靡了英國上流階層。其實，英國人當時喝不到口感最好的新茶。茶葉從中國運到英國，至少需要8個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愛好喫糖的英國貴族發明了往紅茶裏放牛奶和糖的喝法，日久天長，這種暴殄天物的土豪作風居然變成了一種獨特的英倫茶文化。到了18世紀中期，不僅是上流階層，就連普通的工人也已經手不釋杯。英國人一早到晚都在喝茶，每天的下午茶更是必不可少，就像一首英國民謠裏唱的：「當時鐘敲響四下，世上一切瞬間爲茶而停了。」

唯一令英國不爽的是，中國壟斷了茶。歐洲人對如何製茶所知甚少。著名的瑞典博物學家林奈發明了動植物命名雙名法和生物分類系統，但饒是博學如林奈，也犯了想當然的錯誤，他認爲綠茶和紅茶來自兩種不同的茶樹，一種叫綠茶樹（Thea Viridis），一種叫紅茶樹（Thea bohea）。到了17世紀，茶葉在中國的出口中就超過了絲綢和陶瓷，成爲最重要的出口品。中國生產的茶葉，有五分之一出口到了英國。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英國出現了貿易逆差。

後來，英國發現了一個糾正貿易失衡的辦法，那就是把鴉片從印度出口到中國。鴉片是從罌粟中提煉而成，生鴉片有一股刺鼻的尿鹼味道，經過燒煮和發酵，就成了吸毒者使用的熟鴉片，熟鴉片會發出一種強烈的香甜氣味。清朝晚期，鴉片在中國流傳甚廣，一開始是王公貴族們吸食，到最後已經遍及販夫走卒。1822-1837年，鴉片銷售成長了5倍。白銀開始反向流動，源源不斷地流出中國。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引起英國的不滿。1840年英國悍然發動鴉片戰爭，用槍砲打開中國的大門。

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得到了鉅額賠款和清朝割讓的香港，而且強迫中國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它又開始擔心，萬一中國縱容國內種植鴉片，不再從英國屬地印度進口，該如何是好？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東印度公司尤其重視這一問題。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獲得了在印度的貿易壟斷權，但這一壟斷權到了1833年已經被撤銷。東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個能夠確保其基業長青的辦法，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從中國把茶偷過來。

這個任務交給了一個叫羅伯特.福錢（Robert Fortune）的園藝師。福錢出生在蘇格蘭邊境的小鎮Edrom，小時候在教會學校讀過幾年書，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是中國開埠之後，第一個到中國的英國園藝師。從1843年到1846年，福錢在中國各地跑了三年，到處蒐集植物標本和種子。他把很多中國花卉引入了英國：荷包牡丹（Bleeding heart）、蒲葵、紫藤、梔子花、芫花、金桔，等等。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舉國上下，都有對園藝的狂熱。從民衆來說，這是因爲工業革命破壞了田園生活，英國的中產階級迫不及待地想在陽臺後院，種點花花草草，算是寄託了一種悵然若失的鄉愁；從大英帝國來說，這是一種極好的殖民地策略，透過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膠種到東南亞，把甘蔗種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國找到了很多發財的機會。

回到英國之後，福錢在切爾西草藥園（Chelsea Physic Garden）做園長。切爾西草藥園始建於1673年，是英國第二古老的植物園。1848年5月7日，著名的植物學家羅伊爾教授（John Forbes Royle）到花園裏拜訪福錢。他是代表東印度公司，邀請福錢再次前往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一直嘗試在印度種植茶葉。 1824年阿薩姆併入印度版圖，但英國人一直不知道拿這塊荒涼的地方幹啥纔好。後來，一對茶商兄弟在阿薩姆的山嶺上發現了野生茶樹。當地人並不喝茶，但他們會把茶樹葉子含在嘴裏起鎮靜作用。東印度公司還在雲霧繚繞、降水豐沛的喜馬拉雅山區嘗試種植茶樹，他們用的樹種來自中國，大多來自廣東地區，而廣東並非上等的茶葉產地。印度產的第一批茶葉運到倫敦之後，倫敦的茶商一致覺得，這些茶看起來品相很好，但就是沒有中國的茶那樣有一股清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生產出一流品質的茶，只能到中國最好的茶葉產區，把中國的茶種、製茶技術統統偷過來。

福錢很快就上路了。他先到了上海，僱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comprador，即買辦）。王是安徽人，家裏就是種茶的。福錢從上海出發，經過杭州，輾轉到了安徽。 中國官府對茶葉生產一向管制甚嚴，鴉片戰爭之後民間的排外情緒日漲，福錢自然不能招搖過街，他穿上了一套長袍大褂，剃了頭，頭髮上縫了一條假辮子，還學了幾句含混不清的中國話，比如：「我是從長城以外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

王家在安徽休寧縣松蘿山，這裏地處安徽南端，距離黃山很近，峯巒攢簇，松蘿掩映，危石戛泉，幽巖密箐。松蘿山上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層深厚，特別適合茶樹生長。福錢可能是第一個親身造訪茶園的外國人，他把整個茶葉製作的過程從頭到尾記錄了下來。有些工序讓福錢倍感困惑。他注意到製茶的工人把一堆粉末狀的東西摻進茶葉，有一些他認出來了，是一種叫普魯士藍的染料，還有一種聞起來有臭雞蛋的味道，其實是生石膏。他問工人，爲什麼要摻這些東西啊？工人狡黠地一笑：爲了糊弄老外啊，老外喜歡茶葉看起來很綠，越綠，他們就願意掏更多的錢。福錢大概估算了一下，100磅的茶葉裏，差不多摻了1磅半的石膏！

福錢從安徽買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運回上海。1849年1月，福錢把第一批茶苗、茶籽發出，運往印度。他接著開始了第二趟探險，這次是到武夷山尋找紅茶。英國人更喜歡紅茶，因爲喝紅茶能放糖，喝綠茶不能。凱薩琳公主的嫁妝裏帶的就有幾箱正山小種。福錢可能是第一個透過實地調查，弄清楚紅茶和綠茶區別的英國人。紅茶喝綠茶的差別，在於多了一道發酵工藝。福錢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種上好的烏龍茶：大紅袍。烏龍茶是一種半發酵茶，英國當時進口了大量武夷山的烏龍茶，正是因爲武夷山烏龍茶茶色較黑，英國人才將所有的紅茶籠統稱爲「黑茶」（black tea）。

從武夷山回到上海，福錢收到了來自印度的壞訊息。他的茶苗和茶籽幾乎全軍覆沒。福錢寄出了上萬株茶苗，還有幾箱茶籽。這批貨從香港出發，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誤了兩個月，到三月船纔到加爾各答，然後沿恆河逆流而上，到達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由於恆河水位太低，又耽擱了一個月，到五月纔到達喜馬拉雅山區薩哈蘭普爾（Saharanpur）的茶園。東印度公司打算在這裏大面積種植福錢從中國運來的茶樹。福錢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達加爾各答的時候還狀況良好，到了阿拉哈巴德，好奇的警官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打開了運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貨到了薩哈蘭普爾，13000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存活，而且這1000株都佈滿了黴菌。這1000株茶苗被移種到喜馬拉雅茶園之後，當地的負責人執意要給茶樹澆水，這樣又把大部分茶苗澆死了。最後只剩下80株大難不死。福錢運過來的茶籽呢？情況更糟。沒有一顆發芽，全部發黴爛掉了。

福錢接到這樣的壞訊息，真是欲哭無淚。再蒐集茶苗茶籽並不困難，但怎樣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遠千里地運到印度？這時，福錢想起了英國醫生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1830年發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個密閉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裏可以長時期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裏的潮氣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釋放氧氣，潮氣在玻璃壁上凝結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給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長異常緩慢，但不會枯死。福錢先用紅茶茶籽做實驗，他把茶籽放在桑樹苗的土壤裏，再把桑樹苗裝進玻璃箱，運到印度。結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發芽了。

於是，福錢開始準備凱旋而歸。他把採購來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進沃德箱，總共達兩萬株。福錢還帶上了製作茶葉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爐、炒鍋、鍋鏟，以及種植茶樹的各種農具。福錢準備了製茶時爲了新增香味經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檸檬。最讓福錢得意的是，他還僱傭了八個手藝精湛的茶農，帶他們一起去印度。按照福錢的要求，這八個茶農都來自偏僻的山區，因爲福錢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國人，覺得他們不夠淳樸老實，這八個茶農還必須來自種茶世家，因爲福錢知道，手藝都是世世代代的經驗傳承下來的。福錢想得還更周到，他又找了兩個專門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產的茶葉之所以品質不佳，有一個原因就是貯存茶葉的容器太過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錢帶著他的茶苗茶籽和僱工，從上海啓程。3月15日，他們到了加爾各答。4月，福錢一行來到了薩哈蘭普爾的茶園。所有的茶籽都發芽了，長勢喜人。福錢數了一下，至少有12,838株茶樹，遷居到了喜馬拉雅山區的茶園。此後，不到20年的時間，印度大量種植茶樹，培育出了大吉嶺等世界一流的紅茶。中國對茶葉的壟斷地位從此被打破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業盜竊。就好比有人竊取了可口可樂的配方、微軟的Windows代碼，或是Google的搜尋演算法，英國從中國偷走了茶。但無論是福錢，還是東印度公司，都沒有覺得有絲毫的不安和愧疚。相反，他們覺得這是一次偉大的探險，一次勝利的攫取。凡是人所有的，他們都想要有。他們豪情萬丈、理直氣壯，因爲，那是另一個民族的「野心時代」。

【作者注】本文取材於Sarah Rose,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 Penguin, 2010.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做爲英國軟文化的實力代表之一，英式下午茶(afternoon tea)堪稱當之無愧。它是一種高格調的儀式，亦是講究與品位的旗幟。若用中國通用話語表述，下午茶是高大上的典型與傑出代表，是一種奢華享受。

下午茶並非只喝茶，還包括三明治及其它小甜點。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當時英國晚餐供應時間在晚上八點，下午容易肚子餓，於是貝德芙公爵夫人（Duchess of Bedford）開始在下午四至五時左右開始食用小點，英式下午茶初見端倪。亦有人說此風尚始於維多利亞女王本人。無論始於何處，下午茶在十九世紀迅速傳遍整個上流社會，成爲皇宮及貴族的重要社交禮儀及生活時尚。以至於十九世紀美國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曾感嘆說：下午茶太具有儀式感了。

不單富有儀式感，下午茶還是一個高尚社交活動，需要從頭至尾的精心打扮與準備。倫敦某些奢華級酒店甚至把洗手間命名爲「準備室（preparing room）」，兼備洗手間和化妝間功能，方便客人在入座之前，再次精心打理自己的妝容及形象。雖然女士無需再像十九世紀那般，穿著拖地禮裙，頂一寬邊禮帽，不過牛仔褲及運動鞋絕對不受歡迎；男士則必須身著西裝領帶。有些酒店甚至還提供下午茶禮服出租業務。

英式下午茶的四大要素是：茶、三明治、鬆餅（scone）和小糕點（pastry），其奢華講究在於：

茶一定要用紅茶（black tea），最常見的是英式早餐茶（即奶茶），且必須用碎茶（不是茶包）沖泡五分鐘以上。英國人常常爭論到底是應該先倒牛奶，還是茶？專家給出的答案是：應該先倒牛奶，再倒茶。現代英國人已經很少再往茶里加糖了。

傳統上，三明治必須切成手指狀，即細長條形。可使用白麪包或黑麪包，抹上奶油後，加入醃製三文魚、蛋黃醬、芝士、雞肉、蝦仁或黃瓜等餡料。

鬆餅的講究是要新鮮出爐、暖、彈性高。對於先抹奶油還是果醬，英國人一直頗有爭論。受到推崇的方法是：先抹奶油，再抹果醬。

小糕點似乎是點睛之作，品種繁多、精美、且口味多樣。

茶具也頗有講究。奢華酒店多爲鍍銀製品，由某一品牌獨家供應。無論茶杯、茶壺或是小奶壺，均需有underline(底碟)。常見食物器皿是tiered stand(點心三層架)，底層是三文治，中間層置鬆餅，小糕點位於頂層。

若想在倫敦品嚐正宗英式下午茶， 奢華酒店如Dorchester、Ritz或Savoy等都不錯；頂級百貨公司如Harrods 和 Fortnum and Mason亦有相當正宗的出品。

中國許多高階酒店也開始提供英式下午茶，在Ritz(倫敦麗茲酒店)國際市場部經理Jason Li看來，除了英式下午茶氣氛無法在中國複製外，中國英式下午茶有幾項需要改進：

第一是茶具：中國的茶具太新，不夠舊，缺少一種古典的範兒；且中國茶具多使用不鏽鋼材料，因爲可以機器加工，價格便宜。 而鍍銀茶具需要手工製作，價格不菲。

其二是鬆餅：製作不夠松，一拉就爛。

最後是三明治：雖然外形類似，可是不如英制的好喫。除了原料產地不同外，還有製作上的技巧。英國人視製作下午茶爲事業和傳統，存敬仰之心，故此英國廚師會在麪包片上用心地、細細地抹上黃油，力圖均勻；而中國廚師只視其爲工作，講究效率的同時，動作可能太快，均勻度不到。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郵:Shirley.xue@ftchinese.com）

當你離開孟買那熙熙攘攘的市中心，來到塔塔(Tata)集團低調大氣的總部時，狗，會是你第一個注意到的事物。兩隻看上去髒兮兮的傢伙在前臺處悠閒地散步，而另外還有一隻，正懶洋洋地靠著X光安檢機。

據說，在一個雨季的夜晚，拉丹•塔塔(Ratan Tata)————這個印度最大企業的負責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實業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愛狗人——宣佈所有在總部建築外遊蕩的狗狗都可以到這裏避雨。而其中的一些，就再也不走了。

這個故事很好地解釋了爲什麼這位老人在印度如此受人尊敬。他已經74歲高齡，在擔任了二十多年集團主席之後，即將退休。我今天到此拜訪的目的就是要跟他喝個下午茶。他的形象或許非常特別——既是一個商人，又是一個塵世中的聖人——在這個有著不少貪汙腐敗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傳統國家裏，他是那樣的正派和廉潔。

當我們在這幢殖民地時期建築裏的一個私人客廳裏坐下來開始聊天時，我提到了這一點。塔塔，穿著一身非常正式的羊毛西服，配以一條深藍色領帶，滿面笑意。他的面孔黝黑且佈滿皺紋，說話帶著沙啞的美國腔，在上世紀60年代，他曾經在康乃爾大學學習建築。

他爲將我們的會面從午餐改爲下午茶而致歉，說在這即將卸任的一週裏，工作安排實在是太滿了。我們在紅色的皮沙發裏坐了下來，面前是一張寬大的橡木桌，上面擺放著黃色的花束。他說桌子底下有一個隱蔽的按鈕，可以呼喚隔壁廚房的服務生。

兩位服務生爲我們服務，他們都穿著白色的制服，襯衫上貼著藍色的塔塔標誌。這是一個在印度隨處可見的標誌，從茶包到該集團慈善捐贈的校車和救護車。而經過20年與印度經濟的同步崛起，這個符號在海外的影響力也在逐年上升。

從大學畢業就在家族企業工作，從最初級的門店開始起步的塔塔，於1991年從已經在位超過半個世紀的叔叔JRD手中接過了集團主席的位子。同時也是在這一年，印度向世界開放，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都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塔塔集團的業務如今已經遍及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個150年前的傳統小紡織工廠，現在已經是全印度最重要的實業集團，業務範圍包括鋼鐵、汽車、發電廠以及IT外包。今年該集團的收入超過一千億美元，其中半數以上來自海外業務，員工人數大約爲45萬人。

然而儘管已經在全球企業中爭得一席之地，它還是一個個性鮮明的公司，有著極爲複雜的所有制結構，作爲母公司的Tata Sons，還有著一百多個下屬的自營子公司。Tata Sons有三分之二的股權爲慈善基金持有，該基金去年的捐贈額超過1億美元……

塔塔本人也與其他的印度大亨很是不同：他的生活低調樸素，持有很少一部分公司股份，很少出現在每年印度億萬富翁的福布斯排行榜上。這個月底，他又將控制權移交給西魯斯•米斯特里(Cyrus Mistry)，他這位44歲的副手，將成爲塔塔集團自1868年由曾祖賈姆謝特吉(Jamsetji)創立以來的第一位非塔塔家族的負責人。

他跟我講述了這長達一年的工作交接過程，這如子承父業般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我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的或許只是在那兒就行，不要過多幹涉，讓西魯斯在會議上多看但少言，直到我認爲他已經能夠站穩腳跟，再給他足夠的空間去發揮。」他這麼說道。

回憶起他在位的最初十年——在那個階段，他經歷了一系列內部鬥爭纔將集團權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中，並且逐漸提升了效益——他提到了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1993年出售清潔劑和肥皂的子公司給聯合利華。「當時媒體和股票市場都反應強烈，並且我們的內部員工也都對換老闆的事情非常擔心——在我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層時期，塔塔集團的員工都是終身聘用的。」他告訴我：「在那之後，我對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非常謹慎。」

然後，接下來的這個十年顯然充滿了全球擴張的冒險，在印度經濟高速成長的大潮中，他將公司推向了海外市場。尤其是在英國，如今塔塔集團已經是這裏最大的製造企業，進行過一連串讓業界矚目的動作，包括2007年收購鋼鐵製造商康力斯集團(Corus)，以及次年與英國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汽車的競爭。

這段歷史讓他覺得非常自豪，但又帶著一絲遺憾。「我覺得我們或許還沒有達到原本應該取得的成功，我們已經完成了一些目標，但我希望我們應該有一個溝通更爲順暢的組織結構，各個子公司之間的交換應該更多。」他又補充說：「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並沒有犧牲掉任何一點我們的道德觀，或者說價值系統，包括在當時陷入2G電信腐敗案困境時也是如此。」

儘管他平靜地提起此事讓我稍有喫驚，但我還是將印度的問題歸咎於權貴資本主義。這個發生在2008年的事件就是在2G電信執照的分配中存在腐敗問題。事後據統計，這讓國家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稅收。

塔塔集團並未直接涉案，但之後塔塔本人被牽扯到被稱爲「拉迪亞錄音帶」的事件中去——被政府祕密監聽的印度電信行業公共公司女老闆尼拉•拉迪亞的通話內容被洩露給了媒體。拉迪亞曾經爲塔塔集團工作過，被洩露的有一部分正是她與塔塔的通話。

這個爭議事件顯然讓他至今不能釋懷。「當時對案件的權威調查部門已經還我清白。」他很是無辜地說。「妮拉•拉迪亞是整個事件的中心人物。我跟她之間肯定會存在一些業務往來和通話，因爲她是我們的公關公司，我們的確跟她之間有合作，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從事過媒體暗示的那種任何會是賄賂行爲的遊說。」

聊到這兒，服務生再次出現，兩人分別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銀質茶壺和一份深棕色的李子蛋糕。或許是廚房太瞭解塔塔的口味——他的茶非常清淡。我並未見到——或者是他太過有教養而從未跟人有所抱怨。其實也並不難想像：他很有禮貌，非常友善地跟服務生道謝。

他喝著他的清茶，而我則選擇了非常典型的印度飲品「奶茶」——加了很多糖的奶味。這些茶都是來自泰特萊(Tetley)，非常合適的選擇，2000年塔塔收購了這家英國製茶公司，標誌着他邁開了全球擴張的步伐。

隨後集團里程碑式的交易，對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的收購，隨著中國市場需求的增而無比成功。而如今已經成爲塔塔鋼鐵歐洲分公司的康力斯集團卻由於全球鋼鐵需求的下降，表現不如預期。我很想知道他在回想起這個交易的時候是否也會承認這是個錯誤？

「不，我不會。我們沒辦法預知之後的經濟下滑……時機不對，但不是我們造成的。」而看上去更讓他耿耿於懷的則是集團付出的131億美元的收購金額。「當我告訴塔塔鋼鐵我們應該收購它的時候，價格才大約50億美元，結果在各種管理過程中被耽擱了，拖得這個交易幾乎沒能做成。」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案例，展示出在經營一個集團公司時要面對的挑戰，主席必須有著強大的說服力和權威感，才能做到對公司的直接控制……

我提到了塔塔親自參與的那個項目：Nano，一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士的非常便宜的汽車。這是對汽車很感興趣的主席先生非常得意的一個計劃，但是從2009年面世以來，銷售狀況非常一般。

「我認爲要說很滿意是沒有意義的。我非常失望。我認爲我們太過，怎麼說？太過滿足了。我們的上市工作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工廠也幾乎準備就緒。」他說，然後跟我解釋產品之所以延期，完全是由於集團汽車經銷網路和項目對廣告戰略投入太少的緣故。

「當我們在推銷這些產品時，已經有些自滿了。」他說，「但是我依舊堅信這款產品能夠重獲新生，並且能夠吸引像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的注意，我們應該進一步開發這些市場。」

我咬了一口我的李子蛋糕。塔塔的蛋糕一口沒動，只是在問到他對印度以及最近一些快速變化的看法時，才輕輕地抿了一口茶。「我認爲印度的確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國家，有著足可以成功的人力資本。但是如果你只是坐下來說：『會成功嗎？』你看到的也只是失衡。」

他提到了各種各樣對生意有所妨礙的政策，從能源短缺到土地徵用。這些問題也是他之所以爲公司尋求海外發展的部分原因，最初是在歐洲，但是他說，未來會更側重於非洲或是亞洲的其他地方。「如果我們能獲得同樣的支援和鼓勵……我想，印度一定可以與中國一爭高下。」他說，「很顯然中國的政治體系會比一個民主政府能辦更多的事情，但是鑑於這種區別，我認爲印度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這裏有法律規範，有英語優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也在支援印度的發展。」

我們的茶漸漸涼了，於是我問起他個人的未來計劃。他爲公司奉獻的一生讓他備受尊敬；我問他是否會因爲沒有結婚，沒有家庭而感到遺憾。「這兩件事是有關聯的，顯然，如果我有一個家庭，那我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投入到爲集團的工作中去。比如喫飯、睡覺、辦公，所有的事情就都完全不同了。」他說，「但是現在這個工作讓我一點都不覺得它是一份工作。它更像是一件私人事務。並不是爲了賺錢，也不是爲了表現什麼。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挑戰，一種熱情，包括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他開始展望自己在塔塔慈善信託事業中的新角色，尤其是要致力於發展兒童營養、清潔飲用水以及廉價房等方面的工作。「我並不想要無所事事的過日子。」他說，飛行是他的另一個愛好，他想要更多地投入其中。「我都搭乘公司的飛機。不過現在這樣的情況要發生變化了。」他裝作可憐地笑笑。「所以我不得不弄來一個單引擎飛機，或者是一架直升機來滿足我的愛好。」

「我以前也參與音樂和繪畫。我們通常都會因爲某一件事而錯過別的事，並且可能再也沒有機會。這些事情我都希望能夠再重新撿起來。」他補充說。

那麼關於他的個人形象呢？「我希望人們會說我能夠很有尊嚴地領導一個集團，並且我盡力做到最好。但話又說回來，你永遠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因爲你總會惹惱一些人，但是我非常願意因此而被人銘記於心。」

一番自謙之後，他向我道別，一位執行董事已經在等著他了。當我步出辦公樓時，那些狗狗還依舊躺在前臺。後來我聽說它們還可以繼續安全地待在塔塔集團的大廳裏，哪怕爲它們提供住所保障的人已經離開。它們或許是唯一不會因爲他的離開而感到悲傷的塔塔成員。

詹姆斯•克雷布里特(James Crabtree)《金融時報》駐孟買記者。

譯者/琳子

【編者按】本文是北京資深媒體人王文對美國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採訪。福山是日裔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冷戰」結束後以《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而名聲大噪。他的「歷史終結論」在中國激起了極大反響，但近年來也有中國學者認爲他的思想出現了改變甚至顛覆。福山先生也經常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稿，近年來發表的多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在中國引述頗多。FT中文網特將王文對福山的採訪發表於此，本採訪主體部分的刪節版曾發表於中國《環球時報》。

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多雲，下午5點，舊金山帕落奧托（Palo Alto）大學咖啡館。

舊金山或許是當今世界東方黃種人與西方白種人分配最均勻的城市，不知道是不是這裏的東方氣息，才吸引了弗朗西斯•福山四年前毅然離開了他曾居住過20多年的華盛頓政治圈，來到座落在舊金山南部小鎮帕羅奧托的史丹佛大學，開始從根子裏去尋找歷史進步主義的譜系與脈絡。從2011年最新出版的《政治諸秩序的起源：從史學人類到法國大革命》看，他明顯蛻去了過去20多年在華盛頓寫作時的浮躁與功利，而我約他在帕羅奧托的下午茶相聚，就是想請他自我陳述一下以「變與不變」爲核心主題的思想譜系。

1989年前，福山自豪地宣佈，自由民主戰勝了最頑固的敵人蘇聯。自由民主所戰勝的最後敵人――莫斯科、布達佩斯、布拉格、柏林、索非亞、華沙和布加勒斯特――所再次確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西方沒有什麼不同，而且也是「人類政府的最後形式」。當時有許多人震憾於這位年僅37歲的日裔美國人的判斷，一些人驚呼，如果世界正如福山所預言過的時代，那麼，福山無疑是當代第一個清楚認識到自身所處時代的偉大思想家。

很可惜，人類認識自身，有時就像不能抱起自己的身體那樣不可能。這些年，福山思想影響如此深遠，以至於我不至一次在國內見到一些福山支持者向我敘述道：道理很簡單，民主國家一直在增多。這種雄辯有時顯得有些霸道。一次我在聚會中談到民主困境時，一位朋友竟失態般地提高嗓門，難道你不知道歷史的大趨勢是民主化嗎？難道你一點都沒有看出民主國家越來越多嗎？他講得有道理，但這種不容質疑的語態總感覺得理論霸權背後的一些心虛與膽怯。

相比之下，福山自己的說法反而更謹慎、更低調，正如在史丹佛大學所在地Palo Alto的「大學咖啡館」，他穿著一件黃色登山防雨服、揹着一個旅行揹包姍姍來遲。這種裝扮有點像剛剛登完香山回來的北京小老頭，沒有人會想到這是20多年來最受全球爭議的政治思想家。

在咖啡館的一個角落裏，我問他，20多年來你變了嗎？他堅持說沒有。事實上，過去20年前，無論是《信任》，還是《國家構建》，福山說做的一切似乎都在給「歷史終結論」自圓其說，儘管他堅持認爲，自己的思想是在深化，「在原有基礎上再加一些東西，變得更復雜」而已。

很多人都說福山變了，還有人嘲諷他關於中國的論述自相矛盾。但福山均把這一切歸因於媒體的誤讀，他透露去年那篇《美國民主沒什麼好教中國》的標題是《金融時報》編輯改的；他還有些抱怨，「前幾周法新社採訪報導我說『中國崩潰』？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翻譯的」。他可能被問「歷史終結論」太多了，甚至變得有些不太耐煩，「只要真正讀了我書的人就會知道，我說的不是歷史的停滯，而是那種被理解爲不同政府形式不斷演化的歷史，會以現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場爲導向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告終」。

事實上，「歷史終結論」信徒們的生活從來都離不開他人的質疑，他們唯一的論據就是歷史，而最大的破綻也是歷史。因爲除非歷史停留在冷戰結束的那一刻，否則，歷史的不確定性總是讓人琢磨不定，以至於「歷史」越往前翻動，「歷史終結論」就越有可能站不住腳，越有可能難以自圓其說。福山本人也承認，過去20年來，最讓他喫驚的是兩點：一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想到它的破壞力會那麼強；二是中國崛起，沒料到經濟成長帶來的衝擊會那麼廣泛。

我接著問，怎麼理解中國不民主，但又在經濟不斷成長；與此同時，美國民主制度不變，最近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卻在下滑呢？他遲疑了一會兒後才這麼回答：「民主與經濟成長其實沒有太多關係。……但從始至終，我的觀點都與美國體制本身沒有關係。……任何政治體制都會面臨下滑趨勢。」

「那爲什麼像菲律賓、阿富汗這樣複製美國民主模式的國家都失敗了呢？」我接著問。

「阿富汗？」他忽略了菲律賓，「那是一個特例，在建造阿富汗成爲現代國家的過程中，誰都沒有成功。英國沒有，蘇聯也沒有。」這樣的回答並不能讓我滿意。或許福山本人也察覺到了，以至於他在後面的陳述越來越簡捷。

當我整理我採訪記錄時，我不得不把後面的那些一問一答重新合併，否則顯得太碎片化。在整理中，我發現，整篇採訪彷彿都是在我的質疑與他的答辯中進行的，這多少有些讓我有些過意不去。

不過，20年前就在「歷史終結論」最火的時候，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就曾給他潑過冷水。亨氏在《外交》上說，歷史沒有終結。福山奢侈地談新黑格爾式的福音，充其量只是「歷史的假期」，而一旦世界變得多元，文明之間的紛爭越來越頻繁時，世界就不再是和平式民主的沃土，而是變成大動亂、大戰爭的墳墓。

在我看來，離亨廷頓那篇《文明的衝突》雄文的發表19年後的今天，當9•11事件發生後，當美國主導推翻了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但其大使卻在班加西被刺死，是這位哈佛大學老師的理論勝了，還是他的學生勝了，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因此，我在最後建議他能夠多和中國政治學者對話，畢竟，正如他同意的，中國崛起改變世界，也在改變政治理論，福山答應得非常痛快。整個下午的對話，非常順利。儘管福山的回答，我不算太滿意，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對福山教授的尊敬。

他謙遜、低調、溫文爾雅，正如我幾年前曾在《世界治理：一種觀念史的研究》一書導讀中談到的，思想是社會科學家最好的實驗室。無論你是否贊同他的觀點，都必須承認福山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優秀的政治研究創新者之一。至於歷史是否終結，我寧可相信中國學者王緝思教授對30年世界思潮的最新研究結論：歷史，或許正在重新開始。

以下爲採訪原文，其刪節版本發表於11月8日《環球時報》：

（一）關於福山

王文：我知道有許多人都採訪過您，但我最感興趣的是圍繞著您而產生的「變與不變」的話語，這包括世界、美國、中國。20多年前您提出「歷史的終結」而聞名世界，但現在許多事物都變了，尤其是最近兩三年，很多人也認爲您也變了，您完全修正了過去的「歷史終結論」的理論看法，是這樣的嗎？

福山：我並不這樣認爲。我並沒有改變看待世界的理論基點。我只是對於一些特別的政治問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在我看來，美國近十年來犯了兩大錯誤。一是伊拉克戰爭，二是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兩者都是保守派思想所引發的後果。政府的政策運行也並不是很理想，它沒有按照世界的邏輯思維去發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才和一些老朋友合作重新思考一些新問題。在我看來，危機到來也許不能幫助我們尋求經濟政策上的自由，雖然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異，但我認爲，國家的政策機制就應該自由民主，在對外市場經濟中也應當包含民主思想。這與我早期提出的「歷史終結點是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並不相悖。

王文：但是從您的理論文字上看，23年前，您發表了重要的文章《歷史的終結》，之後出版了許多社會學方面的著作。但在2007年您出版《國家構建》一書中，強調「強國家」的重要作用以及「弱國家」造成的後果，接著您去年出版《政治諸秩序的起源》一書，重新再疏理制度的多元化發展脈絡。看樣子，您的理論思想這些看起來就像是在演化，不是嗎？

福山：不是這樣的。我只是更加意識到國家能力有多麼的重要。這一點，可以從我書中有關發展中國家的論述中看出。類似非洲、南亞還有很多國家，他們的國家其實是沒有能力的，那裏充滿了嚴重的腐敗。國家不會向人們提供服務。所以說，即使他們是民主國家，他們也沒有做到民主。所以，我現在纔會去探索理解有關國家構建以及加強國家能力的方面。

王文：可不少人認爲您是在提升或徹底摧毀了您1989年所提出的理論嗎？

福山：其實我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再包含一些東西，使它成爲更加複雜的想法。我最近新出的《政治諸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我提到政治體制應該包含三個要素：國家，針對所有人的統治規定，以及對於一些體制的可解釋理論。在西方，相對國家的存在，我們著重強調統治規定還有體制的可解釋性。在我看來，真正成功的政治體制就應當包含以上三點，缺少這三點的國家不可能發展快速。

王文：有關您所提出的理論的影響。我非常困惑，您的理論對美國政策有什麼影響嗎？很多人都認爲您對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很多的影響，特別是針對小布什政府。

福山：沒有。你知道的，我並不經常涉及一些政治爭論。我想也許有關伊拉克戰爭的那次爭論是我最具影響力的。

王文：學術方面又是怎樣呢？美國學術界中，有多少人支援您又有多少人反對您的觀點？

福山：對於不同的事情我已經表達了很多自己的觀點。人們是否同意我所說的，我認爲沒法這樣去劃分。

（二）關於中國

王文：我記得去年在上海，您與中國學者張維爲有一場激烈的辯論，他用許多論據駁斥了您的論斷，據我所知，一些人認爲支援您，但也有許多支援張。我的意思是，在過去的20多年，想必您與很多國外學者爭論過，有能說服您的觀點或理論嗎？或者說，有沒有與您爭辯的思想中，您覺得有參考價值的？

福山：我想，那顯而顯見應該是一些有關政治問題的爭論。它有悖於我堅持的邏輯，進而並沒有改變我的想法。過去20年，有兩個事物的發展對我最初所提理論形成了挑戰：一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另一就是中國崛起。原教旨主義對我的理論並沒有造成很嚴重的影響。畢竟，它不會過多影響自然演化。你知道，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中。很多穆斯林來到歐美，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同時，美國和中國也不可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教的教徒。另一方面是中國經濟成功的永續性。就經濟體制而言，它真的很有影響力。穆斯林國家是不可能成功發展得像中國那麼迅速的。它得掌握科學、心理學以及重要技術纔行。然而，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就理論而言，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給我的理論帶來了挑戰。然而， 正如我和張教授所辯論的，

我認爲，中國這樣的發展形勢最終會引發一些問題。它必須要有所改進。在我看來，中國需要基本上的自由。如果中國不能變得更加開放，提供更多的經濟准許權，言論自由，那麼它將很難繼續發展下去。自由、民主對於市場經濟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王文：但去年您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美國民主沒什麼好教給中國」。

福山：對此我必須得解釋下，文章的標題並非是我所想要表達的意思。那是他們的編輯所新增的文章標題。我是不會給出這樣的題目的。它誇大了我的實際想法。

王文：原來如此。難怪很多人當時對此都不是很理解。但有時，您似乎也存在一些矛盾。我記得幾周前，您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明中國將要崩潰？

福山：我不知道當時他們是怎麼翻譯的。我並不認爲中國會崩潰。我只是覺得中國在治理方面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就其政治選舉而言，我認爲它就沒有健全完善的選舉制度。中國很多專家也在感嘆，如果沒能很好的處理人民大衆的反饋意見，其良好的市場發展形式不可能持續下去。其實，中國的領導人正面臨著挑戰。我認爲，這樣的政治體制很難持續加強，保持經濟發展。一些針對經濟成長的體制的確存在問題。

王文：讀完您對中國所持觀點的文章後，我發現您有時很滿意中國目前的狀況，有時您又抱有懷疑態度。

福山：對，我最近出版的這本書中，主要的20條觀點就是這樣的。我並不認爲中國相比西方國家而言是第一個步入現代化階段的國家。但在1800年以前，歐洲與中國是又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王文：那麼您承認中國現在已是民主國家了嗎？

福山：您是在問我是否認爲中國是民主國家？不，我不這樣認爲。

王文：中國主流政治觀點都認爲，中國是民主國家。

福山：你可以說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相比很多國外國家，它更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民主的。在我看來，民主是有治理過程的，它得包含選舉，人們擁有組織自由。只要中國尚且沒有這些東西，它就不能被稱作是民主國家。

王文：這倒是和中國所呈現的主流觀點形象有所不同。在中國主流政治理論中，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就算中國不像西方式選舉政治，它的管理運行也變得越來越民主。比如您也過去曾提及的基層選舉，中國現在也越來越普及。

福山：就選舉以及所制定的統一規則而言，兩者都會出現逐漸發展的過程。比如，人們是否依法做事，政府在某些程度方面如何面對壓力，這些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然而在中國，一旦進入政黨選舉，這一切就結束了，就不可能有機會去討論政策的相關事宜。人們對於主席或總理不創造機會來聽其想法的處世態度也不滿意。整體體系完全是不透明的。沒有人能夠真正瞭解到第一輪選舉領導人內部是怎麼運行的。結果也許是沒有問題的，但這過程並不民主。

王文：我同意您所說的一部分事實。但您對中國的看法看上去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您否認中國是民主國家，另一方面，您承認中國正在快速崛起的勢頭。過去在人們眼中看來，如果想要增強國力，就得擁有民主制度，但現在事實證明，擁有強大的經濟能力，並不一定建立所謂的民主制度。

福山：我不認爲人們對此爭論不休。19世紀的德國就不是民主國家，但它卻是當時發展最迅速的國家之一；日本不也是在19世紀末才快速發展起來的嗎？當時它也不是民主國家。

王文：那麼在您看來，雖然中國不是您認爲的民主國家，但未來其經濟仍舊會呈現上升趨勢？

福山：是的。就上升而言，中國將變得更加強大。這是肯定的。

（三）關於美國

王文：下面我很想再接著問問您中國對美國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否會影響到美國在全球的霸權？

福山：中國經濟將會大展拳腳。很多經濟學人也預測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它還會飛速發展。然而，我對中國能否追上美國人均收入的一事持懷疑態度。那真的很難說。但確定的是，中國經濟一定會快速發展。

王文：那麼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美國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感覺，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正處於下滑階段。

福山：這樣的假設是站不住腳的。美國過去經歷了很多次困難。金融危機，上世紀美國還有最嚴重的大蕭條。當美國經濟處於不斷上升的階段時，類似的危機還會再次出現。情況總是忽上忽下。目前的問題並非是討論是否美國在此之間處於經濟下滑的局面，而是要考慮社會如何解決此事使其恢復回來。在我看來，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王文：您所寫的所有著作中都沒有提及美國經濟下滑與民主的關係。經濟、社會發展與民主到底是什麼關係？

福山：事實上，經濟下滑與民主本身並沒有聯繫。我在最近發表的著作中就聲明，任何政治體制都會面臨下滑趨勢。之所以下滑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因爲人們使用權利來增加其體制中所享受的福利。這與民主本身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王文：那麼，我可以這樣理解嗎？「歷史終結論」實際上主張的是自由民主作爲一種價值觀會贏到歷史的結點，而並不是美國目前這樣的政治體制能贏？或者說，您認爲，自由民主與美國體制也可能存在著兩張皮的現象。

福山：從始至終，我的觀點都與美國本身沒有關係。

王文：那美國的未來會怎麼樣？一方是價值體系，另一方是美國。二十年前，這兩者是同一回事，現在看上去似乎是兩碼事兒。真是這樣嗎？

福山：請注意，我所提出的想法是有關政治體制，而非經濟體制。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當美國看上去發展得不錯，它充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的美國並不是很樂觀。在民主方面上而言，它還是擁有很強的聲望，但民主本身並不是建立在美國政策成功的基礎上，它是建立在民主思想上而言。

王文：所以說，恕我冒昧直言，過去20年裏，美國民主是處於下滑趨勢的。或者說，美國人有時會做一些破壞其民主的事情了。

福山：在我看來，美國目前所出現的問題與民主價值觀是沒有聯繫的。如果問題會僵化政策，那麼這才與民主本身有關係。正如我之前所說，美國領導層將會出現更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其他國家裏也會出現。

王文：最後，我想問問有關世界變化的問題。在您的書中，您曾提到過中國模式。儘管您提到，中國模式是不可能被其他國家所複製的。

福山：是的，那很難複製。

王文：但過去那麼多年，看上去，美國模式也很難複製。很多國家諸如，菲律賓、阿富汗，它們都在複製美國，但它們當中的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對此，您怎麼看待？

福山：的確。國家成功建立民主後，對於其發展也可能不會帶來有益的一面。事情的確如此！在我看來發展中國家要面臨發展中的很多問題，解決的辦法是可以模仿的。實際上，我認爲，大多數發達國家正處於功能模仿的階段，比如有效地爲人民提供服務。這纔是我們所擔心的問題。我並不看重這20年來國家是如何處理問題的。

王文：中國一些學者聲稱，目前世界中的確存在著很多問題，美國出現了很多問題，中國也是，所以他們認爲歷史並不是在演化，反而有時是在倒退。

福山：這其實挺好的。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選擇回去。這仍然是現代化的體現。你可以回到五十年前，這是有極大可能的，但這並不意味這你想要獲得一些不同，雖然你並不期待這樣的事情發生。

王文：但是，很多國家都在倒退，看上去……

福山：這點我知道。但環視全球，把世界當作一個整體看到，人們還是變得更加富有，接受更高的教育。你會碰到很多中小型的產業革命，比如在巴西、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南非，所有這些國家目前所擁有的消費者都比其自身水準高。

王文: 對於那些複製美國模式的國家，我感覺它們當中大部分都失敗了。

福山：類似什麼樣的國家呢？

王文：比如說阿富汗。

福山：它們屬於特例。阿富汗從來都不是現代性國家。你知道的。對，是這樣的！

王文：再比如菲律賓、肯亞。

福山：在建造阿富汗成爲現代國家的過程中，誰都沒有成功。英國沒有，蘇聯也沒有。但是，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卻都處於健全的民主階段。

（四）關於全球化

王文：下面，讓我們來聊聊全球化。您經常說歷史在進步中。但自2008年，自金融危機和全球化後，這一切看上去似乎停止了，或是有點像休眠，是嗎？

福山：是有一些。

王文：那全球化的未來又會如何？

福山：我認爲不存在什麼選擇。你看，目前的中國不用擔心全球化是否會消失，然而印度卻要爲此而擔心。我認爲，想要達到全球化，國家就應當相當開放纔行。我們得意識到，全球化中的一切並非都是積極的。社會政策操控分配，是開放式經濟體制的結果。政府可以調控事情，但並不只限於本身而是整個國家。

王文：最後一個問題是有關社群媒體的。在最近這幾年裏，您知道的，社群媒體給全世界都帶來了巨大或是說有震撼力的影響，這影響不僅在發達國家歐洲、美國。就在一個月以前，《赫芬頓郵報》還發表一篇文章說，社群媒體開啓了潘多拉之盒，給世界帶來了不詳。這也是您研究過的技術對世界的影響。那麼，您是如何看待社群媒體的？

福山：我覺得，這挺複雜的。總的來說，這並不僅僅是社群媒體而是資訊化的探討。事實上，資訊變得更加廉價、簡化，更容易獲得。對於民主而言，這是有益的。因爲，你知道的，資訊就是力量。如果給予人們資訊，也就是給予了他們力量。不應當透過更加激烈的爭論去控制人們。總的來說，社群媒體是好的，但並不是這一切都是好的。它也存在著一些欠缺的意識結果。國家無法再知道人們在關注什麼，再對其進行管理。在我看來，特別是對於內部政體而言，社群媒體正在威脅著他們的地位。因爲媒體爲人們提供了組織能力，以及分享資訊的平臺。你知道的，有時人們是想組織一些推翻政體的活動，就像過去農民起義那樣。

王文：但在您的書中，您經常提到政府應當把握平衡，權力與自由之間的平衡。瘋狂的社群媒體帶來了過多的民主。這也就是爲什麼在美國、歐洲現在也不少學者在反思，社群媒體爲大衆是否提供了過多的權力。

福山：我其實並不知道人們到底是從哪裏得到那麼多的權力。看起來並不平衡啊。但這是件好事。至少是正面大於負面。因爲所謂的民主就是能協調抗議與抱怨，政府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社群媒體正是確保政府這樣運行的可能性。所以，實際上，我認爲這兒並不存在太多需要控制之處。

王文：據我所知，即使在美國，人們都認爲管理已變得越發困難。

福山：如果社會一開始就是民主的，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因爲人們更願意現在這樣的方式去被管理。事實上，你控制不了人們的言論。嗯，那並不是件壞事。我認爲，這對中國而言，也是件好事。

王文：謝謝您的採訪。您下次到北京，希望告訴我。我非常願意安排一些政治學家與您對話。正如您說的，中國崛起正在改變世界，其實，以我看來，也在改變政治理論。

福山：好的。非常願意。希望有機會能與中國學者多交流。

（注：本文僅代表採訪者及受訪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