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年最熱的一天，啓示錄般的和絃迴響在空蕩的教堂，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講述著自己的「救世主情結」。這個賭贏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一天進賬10億美元的人，一直認爲自己與衆不同。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有著他所謂的「救世主幻想」。「我覺得自己有朝一日將在世界上發揮自己的作用，」他說道，那粗糙的嗓音表明他的中歐血統。「以前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安。」

然而，今天，他置身於一個迎合「特大號」自負的場所——Mosimann』s，這個休閒餐廳曾是長老會教堂。今天是員工培訓日，這個地方空空蕩蕩。不過，既然花費150英鎊預定了一間私人包房，我們仍可享受服務。當我們在吧檯喝酒、俯瞰曾經是側廊的地方時，一陣瓦格納風格的漸強音在我們身後越來越響。這是那種可能讓你想去侵略波蘭的音樂。怪不得這個餐廳的公司客戶覺得這裏令人振奮。

超然到心不在焉

不過，索羅斯完全屬於另一類。他是如此超然，以至於對自己最大的成就——1992年9月16日「黑色星期三」 ——也心不在

焉。那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索羅斯賭贏英鎊貶值，打擊了約翰•梅傑(John Major)政府，最終導致工黨上臺。不過，那一天賺到最多錢的人，卻不那麼在乎。

「那天是星期三嗎？」他問道。「我覺得是星期四。」

「星期三，」我確認道。「肯定是星期三。」

「是嗎？」他又問了一遍，彷彿要與從前的自己保持距離。

斥巨資反對布希政府

如今，75歲的他不再在市場上興風作浪。他承認，曾在整個90年代讓人敬畏的他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已不是重量級角色。不過，他的雄心現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索羅斯

建立了一個橫跨全球的慈善基金網，他爲推動了導致喬治亞總統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下臺的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而自豪，同時還斥巨資反對布希政府。

他還寫了9本書，大部分都是近10年寫的，用來闡述他喜愛的「反射性」(reflexivity)理論。我剛讀過他最新的書《易錯時代》(The Age of Fallibility)，想晚些時候再跟他討論抽象概念。

於是，在索羅斯啜飲他的堪培利開胃酒和蘇打水時，我問到

1944年的情況。那一年，納粹入侵了他的祖國匈牙利，殺死了他的數十萬猶太同胞。索羅斯本人曾不得不投遞驅逐通知。不過，他認爲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年。

他在提到那個時代時表示：「這無疑是我形成世界觀的一年。」當時他的父親獲得了僞造的身份證件，拯救了家人和其他許多人的性命。「我與父親的關係非常密切，他用活生生的現實把全部的智慧教給我，說明爲了生存人必須做些什麼。我後來在金融圈裏的許多冒險行爲，以及我的慈善舉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他的影響，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常規準則也有不適用的時候」

「我當時學到，常規準則也有不適用的時候，」他表示。「我還認識到，有時候，消極被動可能更加危險，冒險的風險反而更小。」他向後靠了靠，天太熱了。

索羅斯的性格中摻雜著專橫、張揚和謙卑。他對用在他身上的一些誇張描述頗爲得意，如「打敗英國央行的人」，或是「沒有國籍的政治家」。不過，當我問他是否僅僅是一位「客串」大思想家的億萬富翁時，他也會聆聽、點頭，並用一些不客氣的形容詞來描繪自己和自己的主張。他有時會建議用「傲慢的」這個詞，也會主動提議用「令人討厭的」。

我談起他與他父親之間的不同之處，他稱父親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最重大的影響。世界大戰經歷對他們都有很大影響——他的父親在俄國革命期間曾被關押在西伯利亞集中營。但此後，老索羅斯從來沒有尋求過金錢或權力。

「從某些方面來說，他被經歷給打垮了，」索羅斯提到他父親時表示。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創辦了全球首份、也是唯一一份世界語文學雜誌，但最後在紐約科尼島經營一個賣義大利濃咖啡的小攤。「他避免受人關注。」

我們背後發出一陣沙沙聲，這時該店的主廚兼業主安東?莫西曼(Anton Mosimann)出現了，臉上掛著微笑，繫着蝴蝶結領結，蓄著濃密的鬍鬚。與索羅斯一樣，他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哲學——他的網站上稱，雞肉的味道應該像雞肉，而魚也應該喫起來像魚——他寫的著作甚至比這位億萬富翁還要多。

「你們今天不開張嗎？」索羅斯問道。

「我們已經爲你們做了一些食物，」莫西曼向我們保證，並很快帶著我們走向教堂的後部，我們沿著一扇扇防火門走下去，進入大衛杜夫房(Davidoff Room)，這是一間包房，故意設計得像雪茄煙盒內部。

在倫敦打工求學

這並非索羅斯第一次看到一家餐館的後部。1947年他來到英國後（他父親勸他不要去蘇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讀期間曾打過形形色色的零工。他曾在當時倫敦一家時髦的餐館Quaglino』s工作，靠空心甜餅充飢。他還做過小飾品的推銷員，也在游泳池當過服務生。

但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習更具影響力，特別是與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短暫接觸，波普推崇「開放社會」相對於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極權主義的優點。

對索羅斯形成影響的是波普的洞察力：由於人類可能犯錯，社會應接受新思想，而不應死守僵硬的教條。他自己則走得更遠，主張人肯定會犯錯。

人的錯誤觀念會與現實發生互動

這就是他的「反射性」(reflexivity)理論的來源。其基本思想是，人的錯誤觀念會與現實發生互動，無論是壓低匯率，還是宣傳一個主意，如美國布希總統的反恐戰爭。索羅斯斷言，這一理論幫助他賺取了財富。

他笑道：「我對自己的富裕相當坦然。」（這讓我鬆了一口氣。）他表示，他讓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揮霍，如在倫敦公寓保留永久員工，儘管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

1956年，他來到紐約，擔任一家對沖基金的經理，同年其父也來到紐約。20年後，當他賺得自己的首桶金3000萬美元后，他遭遇了中年危機。「我累壞了。我痛苦地思索，我要更多的錢是爲了什麼，」他說。他開始喫菊苣沙拉，「作爲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我決定成立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und)。」

索羅斯將他籌資建立的機構網路稱爲「基金會與運動的交叉點」。它曾在喬治亞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後支付部長級官員的薪水，在前蘇聯幫助多位科學家免遭飢餓，還致力於促進政府透明度、人權和傳媒自由。它甚至曾支援過匈牙利齊特琴彈奏者協會。但賺錢是他最知名之處。有關金融家索羅斯的故事非常多——關於他如何在俄羅斯和日本損失鉅額資金，以及他如何總是想要加大賭注。例如，他在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賺得10億美元利潤的原因是，他押注100億美元。投資也給他帶來了痛苦，因爲他擔心失去冒險投入的資金。儘管索羅斯談到一大堆反射性理論，他承認，自己往往是由於背痛，才感覺到投資遇到了麻煩。他對風險的興趣已經不再，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自己的基金會能夠長期存在。這意味著，他在一天內用自己的全部財富豪賭的時代已經過去。

「不再依賴市場讓我欣慰」

「不再依賴市場讓我感到欣慰，」他表示，並補充稱，他認爲自己的主要遺產是著作和慈善事業。「金錢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投入行動的哲學。」他也沒有放棄獲得對其「概念框架」支援的努力，即使他在很久以前承認，他無法弄清楚自己的作品。

我一邊把餐叉叉進我的韃靼牛肉，看著蛋黃從中流出，一邊問他的書是爲誰而寫。索羅斯靜靜地嚼著鮭魚，他停下來從手指上弄走少量蛋黃醬。「學生們，」他回答，「那些正在形成世界觀的人們。」學生們？《易錯時代》最後50頁是對43年前一篇課文的改寫，連他的導師波普(Popper)對那些內容都沒有太多興趣。他表示：「我有一種感覺，我沒有很好詮釋自己的理念。」他表示，那本書是一次研究美國社會的嘗試，他責備美國社會讓布希連任，按照他的觀點，這使世界處於更爲危險的境地。

「寫書是爲了理順自己的思路」「

我寫這本書，主要是理順自己的思路，」他補充說。「可以說最終的聽衆就是我。」

他也希望改變公衆輿論，並在上屆美國大選時進行了一次反布希巡迴演講——我提出，那也許是一個有錢人的荒唐事。

「既然我是個有錢人，我做的任何荒唐事，都是一個有錢人的荒唐事，」他一邊笑著，一邊倉促地說。

一位億萬富翁寫一篇冗長的文章，來反對美國的消費主義和企業尋求刺激需求的方式，這難道不奇怪麼？

「誰比我更有資格批評全球化？」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是成功的，」他回答。「誰比我這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人更有資格批評全球化？」

這頓飯超過了原定的時間。我們快速喝下一杯濃咖啡，隨後，他帶我從一個空甜點推車旁走過，回到主樓。在大門口，莫西曼和他的員工排成一排說再見，索羅斯慢步走向有專人駕駛的低調的雪鐵龍(Citroen)汽車。

幾天後，賬單還是沒到。我不太清楚我們那頓飯花了英國《金融時報》多少錢。但我估計，這些錢遠遠少於索羅斯在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那天用十分之一秒鐘掙的錢。那天或許叫黑色星期四，誰知道呢。

譯者/何黎

我邀請世界最著名的收購企業Kohlberg Kravis Roberts(簡稱KKR)的兩位創辦人共進午餐，兩人不願意出去用餐，但倒不反對我請他們點印度菜外賣到KKR的香港辦公室來喫。這兩人就是亨利•克雷維斯(Henry Kravis)和他的表兄喬治•羅伯茲(George Roberts)。總部位於紐約的私人股本集團KKR在全世界有14家分支，投資的企業僱員總數逾100萬人，其中包括美國醫院集團(HCA)，以及英國製藥和醫療保健集團聯合博姿(Alliance Boots)。

KKR香港辦公室位於香港租金最高的辦公樓之一的56層。前臺領著我來到一間會議室，告訴我兩位老闆即刻就到。午餐菜餚已經擺好，不是像我以爲的那樣裝在塑膠餐盒裏，而是已經移裝到精美的Wedgwood瓷盤裏。亞麻餐巾也已經擺好，餐巾上繡著KKR字樣。

羅伯茲很快就到了，非常典型的銀行家打扮——細條紋西裝、粉色襯衫、紫紅色絲綢領帶。他說，紫紅色已經是KKR的企業標誌色了，並遞給我一張新的名片，名片上的KKR標也是這個顏色。克雷維斯隨後也到了，穿著白襯衫、打著格子領帶，金領帶夾引人注目。

克雷維斯67歲，羅伯茲68歲，兩人都個子不高、行動敏捷。儘管才分開幾個小時，兩人一見面就親切地互相問好。這兩表兄弟真是親（比如，克雷維斯爲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捐了一條長椅，以表兄的名字命名）。因爲兩人親近，儘管如今的KKR已是一家有近900名員工、管理著600億美元資產的大型上市公司，他們還是稱其爲「家族式企業」。

克雷維斯邊問我喝什麼飲料，邊自己動手給他自己倒了一杯，沒有勞煩站在旁邊侍餐的3名員工。我要了一杯汽水，克雷維斯鄭重地給我倒了。羅伯茲要了杯健怡可樂(Diet Coke)，克雷維斯給他倒的時候就隨意多了。

從我們所在的56層樓俯瞰香港，令人頭暈目眩。這頓午飯的時間花了幾個月才敲定，因爲我要請的這兩位很少同時待在一個地方。克雷維斯住在紐約，羅伯茲住在美國西海岸。兩人到同一個地方的時候就會一起喫飯，帶著各自的太太。他們喜歡悄悄造訪一些本地餐館，有時候還是些很不上檔次的館子。（在我們約定午餐時間的前兩天，我在路上碰到了這兩對夫婦。4個人都穿得很隨意，正準備去一家不知名的四川飯館。）克雷維斯說，我們的午餐是他選的，他和他太太都很喜歡印度和印度菜。「瑪麗-約瑟(Marie-Josée)和我喜歡去印度過聖誕，不過今年我打算1月6號去那裏過生日。我們會去一些印度當地人都沒聽說的神廟。」

克雷維斯和羅伯茲在1976年創立了KKR。公司名稱中的第一個K(Kohlberg)代表另一位較年長的共同創辦人傑爾姆•科爾伯格(Jerome Kohlberg)，他在1987年離開了公司，次年，KKR就因在RJR納比斯科(RJR Nabisco)收購案中的大膽行爲一舉成名。1990年出版的暢銷書《門口的野蠻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講的就是這個收購案，如今讀來仍令人驚心動魄。該書描繪了上世紀80年代華爾街那個爾虞我詐的世界，那時，傳統的經營方式被KKR這樣的新貴完全顛覆，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也確實發生了。

克雷維斯和羅伯茲都曾是科爾伯格的手下，在敢於打拼、積極進取的紐約投資集團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工作，羅伯茲離職去加州的時候，克雷維斯頂替了他。在貝爾斯登的時候，三人開創了一種槓桿收購，後來在KKR，他們正式確立了這種模式。與科爾伯格分道揚鑣經歷了痛苦的過程，直到如今仍有餘痛。分道揚鑣的部分原因是，兩位年輕人強硬的經營風格與前導師的低調不合拍，還有部分原因是在錢的問題上起了分歧。

KKR的經營模式依賴大量舉債來收購企業，並在收購結束後用獲得的現金償還債務。收購成功的話，獲利豐厚；不成功的話，通常是債主賠錢。因爲在這種方式中私人股本企業與債主地位不平等，以及私人股本企業能夠借用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進行收購（只用拿出很少的自有資金），這一行業長期以來形象不佳。KKR早期大膽收購了許多大企業，且成功率很高，其名稱因而變成了進取型「野蠻人」策略的代名詞。

外界對這對錶兄弟的印象是鐵腕、志在必得，而我在香港辦公室看到的兩人實際上風度翩翩、謙恭有禮，我認爲，這種區別就是兩人在私人股本世界中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當然，兩人也在努力改變外界對公司的印象，讓大家瞭解公司現在的狀況。幾年前，我去紐約KKR總部參觀時，牆上畫着英式打獵場景，還掛著一些昂貴的、鑲金框的傳統畫作。後來，他們決定拋棄舊形象，如今，KKR在世界各地的辦公室牆上都掛著現代畫作，通常由辦公室所在地當地畫家所作。克雷維斯向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捐了很多錢和畫，他的第三任太太、經濟學家瑪麗-約瑟是該館信託基金會董事長。

羅伯茲比克雷維斯年長4個月，據說脾氣也更爲溫和。我問他爲什麼要轉變風格。羅伯茲答道：「我們換掉那些畫，想改變整個KKR的思維方式。」他補充說，賣舊畫還掙了點錢。

我們坐下開始喫飯，克雷維斯鄭重地先爲我取了一客芝士菠菜，然後又加了一些咖哩土豆。他說，領帶夾是他兄弟送的，上面有一枚1864年的維多利亞硬幣。

「你居然還沒弄丟，真神奇。」羅伯茲溫和地說道，邊說邊自己取了一些肉，熟練地用扁麪包捲起來喫。

克雷維斯和我各自又往自己的餐盤裏取了幾勺咖哩。我注意到，旅行習慣更爲保守的羅伯茲（喜歡美國西海岸的高爾夫球場勝過印度神廟）在飲食習慣上也更加保守，不那麼辣的印度燒烤更符合他的口味。

約10年前，有一段時期，這對錶兄弟似乎沒有現在這麼親近，公司發展也有些迷失方向，金融圈人士都在猜測他們會如何解決繼承人這個敏感的問題；後來，兩位創辦人對業務進行了重整，辦公室大變樣也是圖個新氣象。2010年7月，KKR追隨其競爭對手、私人股本集團黑石(Blackstone)的腳步，在紐約證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掛牌上市。

這些年來，KKR收購的企業包括Safeway超市、電池製造商金霸王(Duracell)，當然也包括食品和菸草聯合體RJR納比斯科。如今，KKR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繁榮期收購的大部分企業都挺過來了，不過，收購成交價最高的德克薩斯能源期貨控股公司（Texas Energy Future Holdings，原名德克薩斯公共事業公司(TXU)）目前仍未脫離困境。

克雷維斯相信KKR和私人股本業會經受住經濟風暴的考驗。「如果投資者們能夠忍受流動性喫緊、等待5至7年，他們仍將獲得豐厚的回報，收益率將是其他投資所無法比擬的。」克雷維斯說，「我們所有基金的價值都超過了成本，並正在產生回報，即便是那些沒有全額投資的基金也是如此。」

亞洲業務是KKR成長最快的業務，自KKR籌集40億美元用於投資亞洲公司，並在後來籌集10億美元投資於年輕的中國公司以來，5年間，原來的小建築已容納不下現在的業務規模，因此KKR不久前搬入現在的辦公室。克雷維斯經常在亞洲出差，一部分是爲了培養與這裏的投資者的關係，它們包括這一地區最富經驗的投資者，比如新加坡的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也包括一些最新的投資者，比如南韓的國民年金計劃(National Pension Scheme)。（KKR最近與後者合作投資美國Colonial Pipeline公司。）

這對錶兄弟這周在香港，是爲了助陣本地員工爲一隻新亞洲基金籌資60億美元。KKR在亞洲市場的歷史比凱雷(Carlyle)這樣的競爭對手要短得多，但看起來前景很不錯。凱雷的亞洲業務已經向投資者返還了80億美元的利潤。KKR已經對亞洲地區的許多公司進行了投資，包括一家馬鞍山的牧業公司（「我們擁有11萬頭奶牛，」克雷維斯驕傲地說）、一家上海的金融公司、一家南韓的啤酒公司和一家印度的連鎖咖啡屋。

主管亞洲業務的是喬•貝(Joe Bae)，美籍南韓人，於2005年年僅33歲時走馬上任。「但當初，我們成立KKR時才32歲，」克雷維斯回憶道。「那時（35年前），我們是光桿司令，只有彼此。」羅伯茲說，那時的兩人，就像現在的貝，「年輕，有幹勁，但很謹慎」。同時，KKR中國業務負責人劉海峯(David Liu)，是這家大收購公司中國區高階主管中唯一真正居住在中國的。

克雷維斯和羅伯茲表示，他們最大的挑戰是，一方面在KKR中抵制官僚作風，另一方面打消一些年輕同事的自大。KKR的一名高階主管曾堅持在他下榻的每間酒店房間裏，都擺放一架平臺式鋼琴，不計成本。這種做法不會再得到容忍。「關鍵不在於顯示你自己是房間裏最聰明的人，」克雷維斯說。「自大是致命的。」

儘管KKR多年來引來了許多模仿者，但它本身的企業文化令我喫驚，它的形象更像「門口的野蠻人」，而不是精英資本家。公司創辦人從公司初始就把利潤拿出來分享。首次公開發行之後，公司70%爲員工持股，30%爲公衆持股。

羅伯茲放下餐叉，但克雷維斯又喫了一點咖哩羊肉和米飯，其間向我講述了KKR如何向所有員工——包括支援部門員工和祕書——解釋，爲什麼長期持股更有利於獲利，儘管回報可能要數年的時間纔會實現。「他們會說：『能用布魯明戴爾百貨店(Bloomingdales)1000美元的禮券做替代嗎？』」兩人在沒有科爾伯格參與的情況下達成的第一筆交易——對Storer Communications的一筆24億美元的投資——使每名員工獲利8萬美元。

自兩人策劃RJR納比斯科收購以來，收購行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爲了給收購RJR納比斯科籌集資金，兩人曾滿世界奔波，比如，他們曾試圖說服一批日本投資者和銀行，湊足他們所需190億美元貸款中的60億美元。

20多年後，KKR的對手黑石和凱雷規模大得多，但這家「家族企業」仍然生機勃勃：克雷維斯在福布斯(Forbes)2011年美國富豪榜上名列第86位，羅伯茲列第91位。兩人的估計資產均超過30億美元。

克雷維斯點了許多菜色，兩小時之後，大堆的唐杜裏烤肉(tandoori meats)和一碗碗咖哩菜餚仍未見少。克雷維斯喝了點咖啡，羅伯茲要了茶，而我除了汽水以外什麼也不喝，這讓克雷維斯很失望。

用餐完畢後，羅伯茲告訴我，他將在下午晚些時候飛走，「乘『羅伯茲號』航班，」他邊走邊說，克雷維斯則說他要在深夜飛往紐約——也是乘私人飛機。

過去一個月，克雷維斯只在紐約待了一天半。這次出差他們開了61次會。「我從1978年起，就一直去亞洲，」克雷維斯說。「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93年，與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同行。但瑪麗-約瑟1971年就開始去中國了。」我記得，那是尼克松(Nixon)著名訪華之旅的前一年。

兩人一起送我到電梯，並表示期待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看到這篇採訪。「最好把我們描寫成偶像，而不是傳奇，」羅伯茲一本正經地說。「死了才能被描寫成傳奇。」

漢妮•桑德爾是英國《金融時報》國際金融領域首席記者

衆目睽睽之下的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很少不繫領帶，今天也不例外。雖說是星期天大清早，紐約仍還在努力從暴風雪中恢復元氣，那場暴雪讓全城的積雪厚達一英尺。魯賓斯坦衣冠楚楚，身穿藍色西裝，繫着考究的紅色愛馬仕(Hermès)領帶，他是私募公司凱雷(Carlyle)的共同創辦人，做事從不馬虎隨意。

他對待午餐的方式也是有板有眼。「我把喫飯看作補充燃料，」他邊問候我邊說。「我可不喜歡早午餐兩頓一起喫。」

今年63歲的魯賓斯坦有著億萬富翁的所有行頭與派頭——在科羅拉多與南塔克特島(Nantucket)有自己的豪宅、價值6500萬美元的灣流(Gulfstream)私人飛機、紐約四季酒店(the Four Seasons)的常客、經常光顧紐約私募大亨最流連忘返的酒吧。但從其它方面看，他又顯得鶴立雞羣。他的科學籌資手法徹底改變了整個私募行業的籌資理念，儘管凱雷並非第一家公開上市的私募公司，但八年前，正是魯賓斯坦第一個想透了上市的種種裨益；2010年，蓋茲(Bill Gates)與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共同發起美國頂級富豪把自己的大部分財富捐贈出來的「捐贈誓約」(Giving Pledge)號召後，魯賓斯坦也是首先公開響應——「儘管與他們這些富豪相比，本人只是個小腳色」，他立馬指出。

魯賓斯坦依然是整個私募行業最堅定的捍衛者。「大家過去總覺得私募本質上只是個補償方案，但它遠遠不止讓公司更富效率，」他快速說道，而後又補充說：「我的語速絕對遠超你寫字的速度。」於是他停了一會兒，此時的我正奮筆疾書。「私募就是讓管理層與股東珠聯璧合，並給股東帶來收益。我一心一意讓公司資產不斷升值，這讓整個美國經濟都受益匪淺。」

然而，儘管他似乎並不沉湎於滾滾財富造就的奢華生活。他想方設法向我表示自己在意自己的淨財富額（福布斯(Forbes)最新富豪榜公佈其財富爲30億美元）的原因不是由於自己愛錢，而是因爲他喜歡把它們捐贈出去。他說自己活到這個歲數，錢已經成爲自己的工具，而非終極目標。他自稱「愛國慈善家」，然後囑咐我「千萬不要給凱雷投資人造成如此印象，說自己沒有全心全意爲他們的權益服務」。

正是依照他的建議，我倆相約在紐約上東區(Upper East Side)麥迪遜大道上的凱雷酒店(Carlyle Hotel on Madison Avenue)會面，大道兩旁雲集了精品時裝店與藝術畫廊，兩邊的積雪堆放得整整齊齊，在陽光下的映照下十分耀眼。當然，凱雷也是同名私募公司的名字，它也由魯賓斯坦於1987年共同創辦，他當時與共同創辦人丹涅洛(Dan D'Aniello)與比爾•康威(Bill Conway)選此公司名的原因是它聽起來頗具英國特色，喻意興旺發達，寄託了他們當時全部的憧憬。

25年後，凱雷投資集團管理下的資產額已高達1500億美元，是最成功的另類投資公司，大量投資於地產與對沖基金，還私有化了多家公司，待經營狀況改善後再把它們賣掉或是上市，從中大獲其利——去年一年，魯賓斯坦就因此賺了1.35億美元。凱雷的股價也達到近幾年來的新高，當業績並未如分析師們預計得那麼亮麗時，股價開始下行。「我不知道股價是否還能繼續維持高位，」他說。

他當時的一位同事說，魯賓斯坦剛入私募這行時，爲人特別內向。「會談時，眼睛常常盯著自己鞋子看，但如今的他盯著對方的鞋子看，這是脫胎換骨的變化。」如今，他不再笨手笨腳，而是個八面玲瓏的老江湖。他說起話來語調平和，但語速超快、語氣謙卑，有點象伍迪•艾倫(Woody Allen)，但穿的西服更爲考究。

談了大約30分鐘後，我已飢腸轆轆，但魯賓斯坦似乎對喫飯不以爲然。服務員最後給我們遞上的菜單是65美元的固定套餐，這讓他顯得頗爲痛苦。「喫了《金融時報》歷史上最貴的午餐，我會爲此終生糾結，」他說。

由於我倆誰也沒點酒水，我一再強調這不合常理。於是他就點了龍蝦濃湯、煙燻鮭魚與開胃鱒魚作爲主菜，而我則點了濃湯與蔬菜配煎雞蛋。我倆既沒點肉，也沒要香檳（儘管領班說香檳屬免費贈送）。魯賓斯坦也謝絕了我爲他點一大份魚與麪包的美意。很快我倆點的湯就端上桌了。

我問他何時打定主意不僅要當資本家，還要當慈善家？他說大約在十年前，當時他讀到一篇文章，說美國白人的平均壽命是82歲，這意味著他自己一輩子已過三分之二，覺得來日無多。「我當時對自己擁有多少財富心知肚明，不禁捫心自問，『難道自己就真希望帶著富豪的頭銜進墳墓嗎？』」他這樣回憶道。

魯賓斯坦執意捐贈的原因正是感覺自己一直是幸運兒。他是家裏的獨生子，父親是巴爾的摩(Baltimore)當地一位郵局局長，一輩子的年薪從未超過七、八千美元。當初他的祖父拖家帶口離開俄羅斯，抵達英格蘭後，自認爲擁有了移民美國的途徑。對於魯賓斯坦來說，自己腦海中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庭淵藪。曾有一次，他的私人飛機在灰霧濛濛的天氣中離開莫斯科時，他轉身對手下說，「我的先祖選擇離開俄羅斯，這個決定無比英明。」

他的父母都沒上過大學，母親17歲時與他老爸約會了一次就下嫁了，連中學都沒上完。「18個月後，她生下了我，」魯賓斯坦說。他說，整整65年，父母一天都沒有分離過——這與他自己天馬行空的生活構成了鮮明對比。據他自己估算，自己一年中有240天都坐著自己的私人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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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到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上大學，隨後，違背其母親要他當牙醫的願望，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法學院就讀。「母親覺得律師與醫生一樣有聲望，但得耗費更多時間，」他說。他當時的目標不是賺大量的錢，而是進入政府工作。「藍領考慮起問題來較爲務實。」

1973年，他進入紐約寶維斯國際律師事務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and Garrison)，在此工作了兩年時間後，到華盛頓發展。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短暫任職一段時間後，最終第一個服務於卡特(Jimmy Carter) 1976年的總統競選活動，隨後就任職於白宮，當時他負責降服如同脫疆野馬的通貨膨脹。「我把通貨膨脹率降至19%，」他淡淡地說道。

魯賓斯坦說自己四年白宮(White House)生涯的心得之一就是：影響總統的最佳方式是待所有員工回家（凌晨2點）後，悄悄溜進總統辦公室，然後把自己的備忘錄放在桌子上那一大堆檔案上頭，因此就不會有人阻攔或破壞自己的觀點。

民主黨輸掉1980年的總統大選後，魯賓斯坦進入華盛頓一家律師事務所，但當他在報紙上讀到美國前財長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在1982年買下了吉布森賀卡公司(Gibson Greeting Cards)的相關文章後，情況就又發生了變化。這是收購史上一起成功預先佈局的經典案例，西蒙最初100萬美元的投資得到了8000萬美元的回報。魯賓斯坦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打電話給另一位前財長比爾•米勒(Bill Miller)，建議對方在華盛頓成立一家收購公司，自己則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但米勒對此卻不願意，相反他建議魯賓斯坦自己成立收購公司。

這就是凱雷投資集團誕生之由來，它與衆不同之處並非僅僅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首先是創辦合夥人所持股份都相同。當時的慣常做法是設立大型基金，而魯賓斯坦成立的是一家多種基金來源的多樣化公司。當時，紐約業界輕蔑地把凱雷稱呼爲「收購界的麥當勞」——因爲它是特許專營而非合夥關係。時至今日他對此仍耿耿於懷。「紐約那幫傢伙說，『我們纔是正宗老大。』在紐約，大家都嘲笑我們。華爾街(Wall Street)也不願爲我們籌措資金。但在華盛頓，沒人嘲笑我們，」他說。

儘管它所呈現的政治特性已經今非昔比，但與華盛頓政界千絲萬縷的聯繫仍是凱雷的最大特色。想當初，其顧問團中就包括了前總統老布希(George Bush Sr)、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前防長弗蘭克•卡路西(Frank Carlucci)、以及英國前首相梅傑(John Major)等重量級人物。「我覺得這些政界人物削弱了我們嚴肅投資者的形象，」魯賓斯坦這樣解釋道。「總覺得它有損於我們的形象。我想讓凱雷乾乾淨淨開展業務，我可不希望凱雷象凱撒(Caesar)的妻子（指埃及豔后克婁巴特拉）那樣不清不白。」

魯賓斯坦也是第一個全日制專業化運作資金籌措的私募經理。在他看來，其它私募公司實行的是總統競選的思維模式，每隔幾年資金用完後，就向投資商申請注資。魯賓斯坦則讓凱雷的籌資實現全天候，並負責資金的安全，會見腰纏萬貫的投資者時，就係上自己的法式領帶；商談公共養老基金投資方時，則繫着相對素雅的領帶。

「我們的籌資全天候進行，」他回憶道。「其他人都不這麼做。我可以不斷進行交叉銷售。」如今，凱雷60%的股東都會投資六支甚至更多基金——過去嘲笑我們的紐約公司如今也爭相仿效我們的做法。

1987年以來，凱雷的私募基金投資了870億美元資金於股市，在那幾年的年均利潤率達30%。魯賓斯坦承認自己是個工作狂，但他否認自己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是在飛行途中發送電子郵件。雖然他經常去科羅拉多過耶誕節，但呆上一、二天後就會心生膩煩（他不滑雪，他解釋道），於是他就返回華盛頓。他的手下對於在耶誕節收到這位不安分守己的老闆的電子郵件已經習以爲常，魯賓斯坦老問「你們聽到啥訊息了嗎？」或者「有啥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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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他向自己點的開胃魚「發起攻擊」，不到兩分鐘就把它「消滅殆盡」，似乎突然想起要想活到82歲，得喫東西纔行。隨後，他又想喝點薄荷茶，我倆就聊他最近癡迷捐贈的話題，他的定義不是捐贈，而是「關懷人類」，轉而又把它定義爲「對瘋狂生活的洞察力」。

2007年，功成名就的他成爲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他以2200萬美元的價格從蘇富比(Sotheby』s)競得到《大憲章》(Magna Carta)原件，隨後就把它捐給了華盛頓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他說自己沒把這事告訴妻子艾麗絲及三個孩子，因爲「他們只會說如此一來的話，留給他們的財產就會大幅縮水」。

從那以後，他又以200萬美元買下了《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1863年簽發生效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原件。他還經常順道到國家檔案館，向參觀的學生講述這些檔案的歷史：「這只是我個人財富的一小部分，」他說。「也表明自己非常有愛心。」

作爲史密森尼歷史博物館(Smithsonian)董事會成員，他最近參與到國家動物園(National Zoo)的事務中去，國家動物園受史密森尼歷史博物館監管。開董事會時，他得知中國實際上並未捐贈那兩頭鎮園之寶的熊貓，而是以每年100萬美元的價格出租給動物園，魯賓斯坦承諾今後五年的熊貓租借費由他負擔。但隨後簡單向我講述了繁育熊貓如何之艱難，以及無計可施的動物園如何委託製作熊貓交配的短片，並把它放給園中的熊貓看，但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很明顯，熊貓看不懂情色片。它們對交配心知肚明，但就是做不到位。」

魯賓斯坦不想要甜食，但本人希望把午餐時間儘量拖長一些，於是趁他再次回到慈善話題時，又點了一份木莓。

魯賓斯坦的理論是第一代富豪比繼承遺產者更願意行善。「我不知道是否這出於內疚、感恩、抑或是自我感覺下次還有捐款能力，」他說。「那些繼承遺產者不知道自己迫於無奈捐款時，下次是否還有能力捐款。」

有些富豪批評他公開捐款的行爲，他們更喜歡保持低調。魯賓斯坦說自己如此高調行善的原因是因爲想激勵其他人效仿。就在過去幾個月，他就向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佛蒙山莊(Mount Vernon)捐贈了1000萬美元、給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捐贈了750萬美元、向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捐贈了1000萬美元、向白宮歷史學會(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捐贈了1000萬美元、又向國家檔案館捐贈了1300萬美元。他粗粗估算自己的捐贈總額已達「幾億美元，但自己沒有認真算過，無論如何，我打算捐出更多錢，自己還任重而道遠。」

喝完薄荷茶後，我問他如果能（在82歲的基礎上）再多活10年，自己是否願意捐出所有財富。他點頭稱是。此外他又補充說，只要自己願意，還能多掙個10億美元。

我倆步出餐館時，魯賓斯坦作著鬼臉轉身問我：「餐費超過200美元了嗎？」連小費算在內都不到，我一再強調，即使加上餐館領班與大廚另算的小費，整個餐費都不到200美元。

「我深惡痛絕領班與大廚小費另算的做法，」他說，一路小跑鑽進自己的豪車，他的家人正在車裏等著他。「但願你沒付兩份小費。」

桑曉霓是《金融時報》負責國際金融事務的首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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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雷酒店餐廳位於紐約76大街東35號，郵編：NY 10021；

兩份固定價格的早午餐（共130美元）包括：兩份龍蝦濃湯、煙燻鮭魚與煙燻鱒魚、炒雞蛋與混合漿果，總計（含稅）：141.54美元。

譯者/常和

朱民(Zhu Min)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總裁，他選擇某中餐館作爲採訪地，餐館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中心IMF辦公大樓的拐角處。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褲子，內穿藍格子襯衣與深藍色夾克衫（當天是週六），國際外交官的派頭十足。

因爲61歲的朱民每年出訪多達30多次，所以我花了幾個月才最終敲定與他共進午餐的時間。我們會面二天後，他將飛赴巴西、吉爾吉斯斯坦、約旦以及巴黎。2011年，他被任命爲IMF副總裁（IMF共有四位副總裁），使其成爲在全球性機構任職級別最高的中國人。

朱民的生活與其北京同行大相徑庭。他花在飛機上的時間要多於在華盛頓生活的時間，而中國政府對官員的出行有嚴格規定。他們每年只有兩次出國機會，而且對出訪國及出訪時間有嚴格限制。這種限制「挺討厭，」朱民說。「但你得理解，旨在對人對事一視同仁，這對因正事需出訪的官員十分不利，這麼規定的原因是沒啥正事的地方政府官員都想出國旅遊。」

對這種明顯不公的政府規定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這在我倆的會談中頗不尋常。總的說來，從中共對官員出國的規定到他自己的職責，朱民似乎一直扮演著這個角色：試圖充當中共與國際雙方之間的橋樑，而雙方之間的溝通理解總是磕磕碰碰。

「我一直左右爲難，」他嘆口氣說道。當他被任命爲IMF副總裁的訊息一經披露，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即發表評論文章，標題是：「朱民身肩國家重任履新IMF副總裁。」

朱民說自己毫無疑問是爲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非中國央行的意志；他曾是中國央行副行長，而且央行一開始就支援他擔任IMF副總裁。「我代表的是IMF，我爲全世界服務，我代表的是70個國家，」他又補充道。「在IMF有代表中國政策意志的執行董事。」

我倆的談話被服務員打斷了，對方把兩份塑封菜單重重甩到桌子上。點菜前，首先得定喝啥茶。我希望聽聽朱民的意見，我覺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漢語對服務員說道。「只要是好茶啥都行。」多數中國人都有自己中意的茶，但朱民徵求服務員的意見，頗具外交風範。不一會兒，飄有新鮮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來，旁邊還另外放了一壺開水。

朱民爲我倒茶，我倆都陶醉地嗅聞著茶香，而後朱民建議點一頓便餐——蒜茸荷蘭豆、麻婆豆腐（特色川菜）以及用筍乾、紅辣椒及一種益心臟菌類作配料的清蒸魚。對於中餐，我倆算是有共同語言。儘管我說的是漢語（想表明自己對中國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服務員仍然輕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

「紐約的中餐比華盛頓好得多，」我倆探討在華盛頓喫到新鮮魚微乎其微的機率時，朱民坦承道。「因爲紐約人比華盛頓人更在意餐飲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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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儘管青少年時代在上海經歷了文革，受盡磨難。剛開始，朱與弟弟（比他小四歲）生活的家庭條件優越。父親是政府官員，曾在精英薈萃的北大(Beijing University)學習經濟，因此朱民小學教育質量一流。舉個例子，學校當時要求掌握一種西方樂器（他自己選擇了小提琴）與一種中國樂器（他選了竹笛）。但毛澤東(Chairman Mao)於1966年發動摧毀政府機構的10年動亂後，他的父母與其他政府機構官員一起遭受了巨大沖擊，一夜之間，他們失去了工作、地位、親友甚至生命。

朱民被迫從中學輟學（時至今日，他仍沒有中學文憑）。接下來的10年，他在罐頭廠上班，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卡車。但他非常幸運，因爲組織上一直沒讓他離開上海。他弟弟則被「發配」至貧苦的安徽省，當了一位農民。

直至1977年，大學重啓招生，他的人生才最終重歸正常。

「我父母曾叮囑我，必須輔導弟弟上大學，因爲他的境況比你更糟，」朱民回憶道。「但我也想上大學， 10年『文革』後大家爭上大學，想想競爭該有多激烈！」

哥倆最終都被上海最好的大學復旦(Fudan University)錄取。朱民一直很喜歡物理，但這把年紀再學這個頗具挑戰性的專業，自己覺得有些力不從心。父親建議他改學經濟專業（「10年動亂後，幫助重建中國」）時，朱民接受了。那是個奇怪的年代，與諸多同齡人一樣，自己經歷的風風雨雨與如今的功成名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於有時覺得人生有如夢境一般。他坦承。「整整10年，我一直從事體力活。而後大學恢復招生，我學習詩歌與書法……我又當過卡車司機，我的真實生活到底是啥樣？」

就在復旦上大學時，他的父母先後去世，朱民說到這裏時，眼裏噙滿了淚水。「他們受盡了磨難，」他又補充道，並把眼鏡摘下，輕輕擦拭了淚眼。「10年『文革』，人才損失無法估量。」足足有一分多鐘，他無法再說任何問題，他顯得異常難受。

朱民與弟弟畢業後，雙雙留校任教，而後又雙雙留學深造。朱民到了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在此獲得了伍德羅•威爾遜學院(Woodrow Wilson School)公共行政管理專業碩士學位，他弟弟則去西北大學(Northwestern)留學。上世紀90年代初，朱民一邊在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深造，一邊教授經濟學，他於1996年獲得博士學位。

據在中美兩國呆過的有些教授說，中國大學的教學質量（如復旦）要與美國一流大學相提並論，可能得需要50年時間。共產黨對大學的嚴控以及根據忠誠度而非實際成績劃撥經費，讓中國很多頂尖人才（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選擇出國留學。我問朱民爲之感到憂慮嗎？

「關鍵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他說。「現如今，中國大學生有很多選擇。這與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我在復旦時，每週六小時，整整18個月學習《資本論》(Das Kapital)，而每週只有二小時時間（而且只有一個學期）學習西方經濟學。如今呢，學生可能只有一小時學習《資本論》。」

朱民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校董會成員，也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usiness school)諮詢委員會成員，這兩所大學都與中國高校有往來。「如今彼此之間的交流很密集，」他說。

我們點的菜一下子都端了上來，朱民反客爲主，把三道菜都端到我面前。我拿起塑膠筷子時，服務員狐疑地看著我，我則狠狠地瞪著她看。

我10年前在北京結識朱民時，他還在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工作，這是中國四大商業銀行之一。他當時是中行副行長，負責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組事務，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任職中行時（與他隨後任職的其它職務一樣），朱民不得不在支援上市的人和把上市視作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人之間努力維繫微妙的平衡。朱民建議中行聘請國際會計事務所審覈財務，此舉引發了當局的極度恐慌。「怎麼能讓外國會計事務所瞭解我們的底細呢？」他回憶當初官員的質疑，暗示資產負債表乃國家機密。「這些官員問我，『怎麼能請外國董事呢？怎能失去100%的國有控股地位？』」

朱民堅持己見，聘請外國專家擔任董事會成員（儘管黨委仍負責所有關鍵決策）以及風險管理與信貸部門的關鍵職位。他還就最優方法聘請國外銀行（包括滙豐(HSBC)、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級顧問舉辦各種培訓班。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時間，朱民不斷會見有意向的投資者，他說的諸多條款外國投資者無法理解。（當時，某中國公司的招股意向書竟有這樣的警告條款：高階主管層一經發現詐騙，就得判處死刑。）

「當時的國際慣例與中國的行事方法大相徑庭，」朱民繼續說道。「我們的國企還得是好公司，這非常重要。如果遵照國際標準，銀行就得商業化經營。所以我們當時的領導人思想既開放、又很有遠見。」

他停下來，然後又給我倆的盤子夾滿菜。朱民如今仍堅信改革，儘管我問他過去10年、中國政府的改革動力是否逐漸減退時，他拒絕做出直接回答；當我問及中國監管高層近幾個月的人事變動緣由時，他同樣拒絕回答。但很明顯，他並不像中國某些高級經濟學家那樣，是中國體制的積極鼓譟者。

2009年，任職中行10多年後，朱民調任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工作，負責政策研究事務。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顯露出果敢幹練與遠見卓識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講演中認爲全球開始進入長期的去槓桿化進程，當時持此觀點並不受待見（尤其是美聯準(Federal Reserve)）。在2008年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Davos)上，朱民準確地預測中國經濟將繼續維持高成長率，但又認爲由於此舉越來越需藉助國家力量，最終會導致改革發生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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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的關注焦點是由各國央行干預政策所引發的緊張態勢——始作俑者就是美聯準與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它們的寬鬆貨幣政策讓其它國家實現貨幣管理任務時更顯得捉襟見肘。「我不斷遊說各國央行，」他解釋道。「對方都說，『貨幣增發是萬全之策。』各國都有自己的授權及管轄權，但我提請各國要考慮全球範圍的超溢效應。」

朱民最近發表的很多演講，都是關於中國所處的矛盾處境：其製造業積極引領全球，而其金融業仍固步自封。他談到中國需要發展，而且也談到了「確保全民平等共享改革發展紅利」的必要性。這些觀點並不尖銳，但作爲IMF副總裁，他不能充當煽風點火者。他的行事風格更多更好的是旁敲側擊提醒國人需不斷深化改革。

隨著擺在我們面前的三盤菜慢慢下肚，我倆轉向其它話題。與許多中國人迥異的是，朱民特別喜歡印度，是印度精神的忠實擁躉，而很多中國人覺得印度是全世界最原始的國家，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寥寥可數。「每個人都有兩面性，」他說。「既有物質層面，也包括精神求索。最困難的是自己最終作出了多大貢獻。」

對於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復IMF與亞洲之間的關係儘自己的綿薄之力。自15年前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本地區很多國家一直以懷疑的目光看待IMF。朱民覺得情況正逐漸好轉。「亞洲與IMF之間的隔閡已修復很多，」他說。「2010年，我參加了在首爾(Seoul)舉行的一場區域性會議，看到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南韓官員對我說，『我們如今信任IMF了。』」

與很多中國人一樣，朱民似乎在美國生活得順心如意，只是間或用母國文化片斷來充實裝點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現在正享用的麻婆豆腐、還是他豪華辦公室牆上張掛的中國傳統水墨畫。他喜歡週末光顧漢普頓斯(Hamptons)。他女兒在華爾街某精品諮詢公司上班，儘管多數中國人喜歡炒著喫蔬菜（鑑於中國本土的蔬菜殘留有殺蟲劑，所以油炒不失爲好方法），朱民則更喜歡新鮮沙拉。

我問朱民退休後的打算。是呆在美國、還是回中國？從某種程度說，我的問題不懷好意。在西方，聲望意味著選擇衆多，但在中國並非如此。他的個人命運完全由黨組織決定。「哦，當然要回中國去，」他毫不猶豫地說。「當初從國外留學歸國後，大家都說，『回來就好，祖國需要你。』我對他們說，『我也需要祖國，我是中國人。』」

我倆坐在那兒快兩個小時了。多數顧客已經離開餐館，茶都擱涼了，可是服務員既不來添茶，也不來給茶壺換熱水。

最後叫來了服務員（她一直未現身），對方把賬單遞給朱民。朱民轉而把賬單傳給我（這是《金融時報》的規矩）時，服務員一副既得意又同情的神情。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後，過一會兒回來時，手裏端著兩個盤子，放著幾片檸檬與橙子，以及兩塊幸運餅乾。

朱民拆開幸運餅乾，打開小紙片讀給我聽，上面寫著：「福星高照。」我的紙片上也寫著這樣的吉言。「這種事不可能發生，」他搖搖頭說道。

「你福星高照的機率比我高，」我說道，我倆一起步出餐館，外面陽光明媚。

桑曉霓是《金融時報》國際金融版首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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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園(Chalin』s)位於首都華盛頓西北方向I 街1912號。

麻婆豆腐：9.95美元

糟溜魚片：15.95美元

蒜茸荷蘭豆：15.95美元

免費茉莉花茶、米飯以及幸運餅乾

總計（包括小費）：46.04美元

譯者/常和

今天是星期天，春光明媚，第二天就是位於康乃迪克州紐黑文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舉辦畢業典禮的日子，在衆多回到母校的校友中，就包括了中國億萬富豪、金融家張磊(Zhang Lei)。今年41歲的張磊在耶魯可謂家喻戶曉。2010年，他宣佈向耶魯管理學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捐贈寓意吉利的8888888美元，這是該商學院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一筆校友捐贈款項。

但出了耶魯大學，張磊則顯得名不見經傳。然而他卻在中國掌管一家資產達130億美元的基金————高瓴資本(Hillhouse Capital)，主要投資中國的網路創業者與新創公司。該基金的名字就來自紐黑文的一條大街，它距離耶魯投資基金辦公室原先所在地只有一街之隔。該辦公室掌管著耶魯大學總額達200億美元的基金，正是在此實習時，張磊開啓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我不由得把張磊與美國上世紀70、80年代的金融家相對比，後者創辦了KKR與黑石(Blackstone)等龐大的上市私人控股公司，然而張磊本人不願與他們相提並論。張磊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成爲首批支援中國大陸網路創業者的私募基金公司，其中就包括了騰迅的創辦者兼CEO馬化騰(Pony Ma)。騰迅與馬雲(Jack Ma)創辦的阿里巴巴，是中國兩家市值最大的網路公司。也許把張磊與矽谷的創投資本家相提並論更爲契合。

我倆約定在耶魯大學旁邊的雜貨兼熟食店Nica』s Market外的露天餐桌上會面————這兒是星期天屈指可數的幾家露天用餐的去處。張磊下穿深色牛仔褲，上身穿深色黑色鑲邊開領長袖襯衣，在人來人往的學生中並不顯眼。

待我坐定後，他說自己訪談結束後會換成晚禮服，參加答謝耶魯投資基金負責人大衛•史文森(David Swensen)的宴會，自1985年以來，大衛•史文森一直掌管站耶魯大學投資基金。1999年以來，史文森就一直是張磊的恩師，當時張磊曾在耶魯商學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修過史文森的課，並且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耶魯投資辦公室實習機會。

對於張磊能接受採訪，我感到既高興又驚訝————我一直要求採訪張磊，這是他本人首次以英文接受的重要採訪。我問他爲何不願出頭露面。他脫口而出中國的道家名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此來回答我提的問題，並且還把這行漢字寫在我的採訪本上。

我問他爲何成爲耶魯的學生。1972年，張磊出生在中國中部河南省駐馬店市(Zhumadian)的一個村莊，他的家境並不算富裕；後以全省高考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學習金融專業。

他曾想到國外攻讀研究生，卻苦於囊中羞澀。「我向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遞交入學申請的理由很簡單————我瞭解到它們是唯一能提供獎學金的研究生院。」他用略帶美國口音的英文解釋道。「我得到了耶魯大學的獎學金。不幸的是，到了耶魯後，我才得知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獎學金（整個研究生階段爲期三年）。我急需找到工作，最後我在耶魯投資辦公室找到了一份實習生工作。」

史文森在這位真摯的學生身上看到了蘊含的巨大潛質，於是教給他各種投資技巧。在耶魯求學時，張磊就把史文森的著作《機構投資與基金管理的創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2000)譯成了中文，在此文中他開創性地將「fiduciary」和「endowment」這兩個詞翻成中文的「信託」和「承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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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魯時，張磊如飢似渴地博覽羣書。「當我獲悉企業年報是免費提供時，就向標普500 (S&P 500)的每家公司發文索要年報，」他說。「讓我難以置信的是，這些年報竟然是免費的，從管理層討論公司經營以及資本與股本投資回報的這部分內容中，我受益匪淺，這是非常好的培訓。」

他說自己曾一度對實習生工作感到了絕望，於是趕到波士頓一家管理諮詢公司去面試。這場面試註定無果而終。由於囊中羞澀，張磊預先要求公司支付其來回路費，而不是事後再報銷，要知道，事後報銷乃是通行做法。「對方問了我某公司應在某一設定區域內建多少家加油站的典型實例。我則反問對方，『消費者爲何需要加油站？』」

「仔細想想，這並非愚蠢問題。加油站的作用是啥？能改作它用嗎？比方說，這個地段是否更適合開雜物店？能轉行嗎？比方說由於電動汽車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但面試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著我說，『您可能欠缺當諮詢師的能力。』『一回遊』的面試我參加了真不少，但收到複試邀請的則廖廖無幾。」

這段有趣的往事揭示了高瓴資本的投資理念。「我們一直專注於公司的長期表現，」張磊說。「我們只問最基本的問題，而這通常能讓我們得到與衆不同的洞察力。」

我倆一邊聊，一邊起身加入熟食店的長長等候隊伍中，並從寫於後牆上的各種三明治與沙拉中挑選午餐內容。張磊要了份硬麪包夾辣味雞肉三明治，又選了胡椒酸豆角沙拉（他說這讓他想起自己最喜歡喫的一道家鄉菜————豇豆滷麪。我則要了份褐蘑菇(Portobello mushroom)、紅辣椒與乳酪的帕尼尼三明治(Panini)以及辣味蘑菇沙拉。待我付賬前，他又挑了一大瓶蘇打水放在托盤中。

張磊在七歲時就展露出經營天分。他家的房子位於京廣鐵路（廣州是中部南方的最大城市）的火車站旁邊。放暑假時，張磊就在車站旁排上小椅子，把自己的連環畫書租給候車旅客以及散步者看。

就在高中生張磊考入人民大學的那個暑假，他擴大了自己的租書生意。1990年，鄧小平(Deng Xiaoping)仍掌握著中國的最高權力，全民爭先恐後地掙錢————各種新雜誌都專門登載如何快速致富以及如何到深圳(Shenzhen)等飛速發展的經濟特區創業的故事，深圳在闢成經濟特區前10年，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張磊大量購進此類雜誌後再轉手倒賣。「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在騰飛之際，」我倆端著各自點的東西再次會合後，他這樣對我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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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不暫時打斷談話：我倆進熟食店裏取東西之際，張磊把自己的黑色夾克衫放在了椅子上，但一位推著嬰兒車的女士卻沒看到，於是佔了我倆的這張桌子。張磊一聲未吭，把餐盤端到了旁邊沒有遮陽傘的餐桌，隨後又取走了自己的夾克衫。即便得到這樣的餐桌我們都該慶幸，因爲相鄰的停車場已車滿爲患，而且每張餐桌都已有人。要知道，在星期天的紐黑文外出用餐，可供選擇的餘地並不多。

再次坐定後，他繼續說著自己的往事。「剛開始租書時，我曾遭遇庫存問題，而且我發現自己掙的錢都花在給人買水喝上了。於是我決定只訂少量雜誌，然後看看哪些雜誌好賣。並且我還開始賣礦泉水、速食麵以及湖南臘腸。如果幾樣東西都買的話，我會相應打個折扣。」開學到北京時，這位經驗豐富的推銷員已淨掙了800元人民幣（當時約合170美元）。

張磊說相對而言，自己的童年生活無憂無慮。他的父母那一代人經歷過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但他1972年出生時，文革的動亂已接近尾聲。他說，父母親在文革中喫了不少苦頭，但他們總是樂觀向上，對往事從不提及。「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沒有我們這樣的好機會，」他說。時至今日，自己的生活仍很節儉，幾乎到了清心寡慾的地步。當我問是否能從冰淇淋或麪包櫃檯給他點些甜點、而不是光喝蘇打水時，他禮貌地拒絕了。看著烈日下手拿融化了的冰淇淋蛋卷從我們身旁經過的Nica Market店客人，我真是直咽口水。

如今，很多新近畢業於美國頂尖大學的中國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就業。唯一例外就是「太子黨」(princelings)————中國統治精英階層的子女，他們除了回國之外，別無選擇。移居海外的年輕中國人開始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國。他們看到了國內的環境汙染、政治貪腐以及缺乏言論自由，擔心回到國內後難以適應。

但張磊說自己一直清楚有朝一日會返回國內。「我於2005年回國，」他補充道。從耶魯畢業後，他就職於華盛頓的一家新興市場對沖基金。「我當時就知道中國即將雄起，整個國家煥發勃勃生機，每個人都能發大財。國內湧現了衆多朝氣蓬勃的創業者與高科技創業公司。「一回到國內，史文森就從耶魯投資基金撥出2000萬美元起動基金，幫助他創辦高瓴資本公司，隨後又追加了1000萬美元。」

2005年，很多投資者還看不到中國大陸存在很多朝氣蓬勃的創業者與高科技新創公司。「以前往往都是全世界向學習美國，」張磊說。剛開始，很多人認爲中國的網路公司只是盲目模仿美國及其它國家的公司，並無獨創的商業模式以及原創技術。「但中國在很多方面跨越式地趕超了美國，在移動網路領域尤爲如此，」張磊說。中國網路企業的發展規模及發展速度獨步天下。如今，中國大陸約有6億網路用戶，很快就會成爲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

張磊把一開始從耶魯籌集的大部分基金投到了中國最大的網路服務與社交門戶網站騰迅公司。這是他開天闢地第一筆投資，也是回報最爲豐厚的投資，儘管他說自己當時並不看好騰迅公司的QQ社交網路平臺的發展前景。爲了解騰迅公司的發展後勁，他實地調研了當地市場。「我當時認爲：隨著用戶越來越見多識廣，就會擯棄QQ，轉而升級換代使用其它網路服務，」他說。「但在國內，雖說並非人手一部手機或傳真，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QQ號。」時至今日，他仍繼續保有騰迅股份，騰迅已在香港成功上市。

待到中國企業家互相進行往來業務後，張磊就通常成了「退居幕後」的「推波助瀾者」。作爲騰迅股份的長期持有者以及電子商務巨擘京東(JD.com)的首批投資者，他負責爲兩家公司之間的戰略合作事宜出謀劃策。京東最近成功在那斯達克(Nasdaq)上市，在這之前，張磊就是京東的第三大股東。「兩者的合作意義非凡，」他說。「騰迅擁有電子商務平臺，而京東的網路銷售非常出色，而且已經建立了完整的物流倉儲管道，京東則一下子獲得了騰迅的龐大用戶羣。

「京東相當於亞馬遜(Amazon)與美國聯合包裹速遞服務公司(UPS)的二合一，」他補充道，這個實例生動說明了中國如何在發軔於美國矽谷的商業模式方面成功實現跨越式發展；同時解釋說中國國內並沒有與UPS這樣的公司，而中國的實體店零售效率遠遜色美國。

五月底，京東成功在那斯達克上市，市值達到260億美元————高瓴資本再次大獲其利。它2250萬美元的原始投資到五月底一下子變成了39億美元。（京東創辦人劉強東(Richard Liu)如今是中國科技富豪榜的一分子，完全能比肩百度、騰迅以及阿里巴巴的創辦人。）

張磊經常邀請民營企業主參加高瓴資本的非正式聚會，對方很多屬於科技類公司，是高瓴資本的諮詢及投資對象，其中很多公司即將上市。「本人投資組合公司裏的企業主們可相互取長補短，」張磊說，並指出自己曾鼓勵京東與自己投資的某連鎖超市舉辦研討會。「線上與線下零售商相互瞭解學習對方的思維模式。」

他列舉了線下與線上公司互相學習的一個實例：張磊曾投資液體洗滌劑生產廠家藍月亮(Blue Moon)，並讓其高階主管接洽京東。那場研討會讓藍月亮重新設計自己的補充包，旨在讓它們容易裝進京東的投遞箱。「現實生活中，大體量包裝在吸引消費者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在線上銷售則屬劣勢，」他說。

張磊如今把中國的投資模式推銷至國外市場。「相比較桌上型電腦拉動的美國消費模式，靠移動端拉動的中國消費模式更適用於新興市場，」他說。「中國與新興市場之間的社會經濟概貌更爲接近。我們有能力幫助騰迅這類公司走出國門，快速促進其它新興市場的移動網路業務發展，其它新興市場也可藉以實現跨越式發展。這是雙贏策略，我們正在改變亞洲內部貿易(Intra-Asian Trade)的發展格局。」

比方說在印尼，張磊撮合騰迅的微信(WeChat)行動通信平臺與印尼最大的媒體、電視以及付費電視集團Global Mediacom建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如今的印尼酷似幾年前的中國，」他說。

張磊把自己視作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他的投資理念可概況爲史文森的學說與中國佛教道家聖人學說的綜合。訪談臨近結束時，張磊又背誦了一些道家的名言。他對我說了不要刻意追逐過多機會的重要性。「弱水三千，」他一邊伸手取蘇打水，一邊吟詠道：「一瓢足矣。」

在旁觀者看來，張磊酷似巴菲特(Warren Buffett)————買入並長期持有股票的投資高手。（這兩位曾一起共進過午餐。）張磊引以爲豪的是：高瓴資本的多數投資者是耶魯與其它一些大學的捐贈基金。他本人是耶魯亞洲發展委員會(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理事以及母校人民大學校董會的理事兼副董事長。他表示自己將捐出大部分財富。

看到自己已經遲到了下一場會面，張磊婉拒了再喝咖啡或茶水。臨走之前，最後說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得有這樣的能力————不要急著感恩，」他說。「得集中心智，頭腦清醒。」

桑曉霓是《金融時報》國際金融首席記者

插圖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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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s Market 位於康乃迪克州紐黑文市的奧蘭治街(Orange Street)603號。

蘑菇拌油沙拉：4.05美元

青豆辣椒沙拉：2.88美元

雞肉三明治：5美元

褐蘑菇帕尼尼三明治：6美元

畢雷礦泉水(Perrier)：6美元

總計（包括稅）：21.82美元

譯者/常和

一開始，我似乎肯定不會有機會與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共進午餐了。我第一次試著約他時，他告訴我得等一兩個星期，以便他能從有關獲獎的「慶祝活動中抽身」。我們另外約了時間，可後來他還是不得不爽約：「我得去瑞典大使館和白宮，」他發電子郵件給我說道，「我知道我該先問問我太太……抱歉，我目前一團糟，一定把你弄糊塗了。」

最終，他邀請我到他家中喫飯，他家位於風景宜人的華盛頓特區市郊貝塞斯大(Bethesda)。「一定比去餐館好，」他保證說。

年屆84歲高齡

我到他家時，他太太艾麗絲(Alice)在門口迎接我。謝林站在她身後，臉上帶著淡淡的、略帶調皮的笑容。「再提醒我一下，你是哪家報紙的，」他說。他不是開玩笑，我是那天第二個採訪他的人，而此時離他接到瑞典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已經有一個多月了。謝林感到很意外，他不久前曾放棄這個獎項了。年屆84歲高齡的謝林，是有史以來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最年長的一位。

他請我在客廳入座並告訴我，他和其他諾貝爾獎得主不同，他不是一大早被吵醒的，而是早上7點才接到通知，幾秒鐘後，記者們的電話就來了。「有人說，我本該在早上5點接到電話，但他們沒有我的電話號碼。我不禁想，瑞典的諜報機構並不怎麼樣，我可是列在電話簿裏的。」

謝林兩年前才從馬里蘭大學退休，他是該校的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本打算利用退休時間學習電腦編程，這樣他就可以完成幾十年前開始的有關種族隔離的研究。

但諾貝爾獎改變了他的計劃：「現在我得了這個該死的諾貝爾獎，大學就不讓我退休了。」他一直在克盡職守地幫助籌集資金：「學校對我很不錯。」

謝林是因爲對博弈論的貢獻而贏得了諾貝爾獎。他與從未共事過的數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這一獎項。當他涉足這一領域時，該領域被數學家和優雅的理論所控制，與當時現實世界的緊要問題甚少瓜葛，比如怎樣避免核戰爭。謝林對現實問題更感興趣，比如種族隔離原因，以及人們如何可以控制毒癮等。

幾分鐘後，艾麗絲出現了，邀請我們共進午餐。午餐有面包、乳酪，以及味道濃郁的鵝肝和希臘風味色拉。謝林開了我帶來的紅酒。「他下次還能來，」他說。艾麗斯示意我該讓謝林坐上座，然後就離開去用電腦了。

有關核武器

謝林的父親和哥哥都是海軍軍官，從他的平頭和卡通人物般的方下巴，不難想像謝林穿制服的樣子。雖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哈佛執教經濟學，但他也爲美國戰爭學院(War College)的年輕軍官們講過軍事戰略。肯尼迪(Kennedy)政府中就滿是剛完成謝林研修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林頓•強森(Lyndon Johnson)、邦迪的副手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以及後來成爲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得力顧問的約翰•麥克諾頓(John McNaughton)。

透過這些人，謝林幫助制定了有關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曾辯稱，這種武器與其它武器沒什麼區別，但謝林不這樣認爲，而肯尼迪政府同意他的觀點。

美國1970年入侵柬埔寨以後，謝林不再爲政府擔任顧問。他帶領了一個12名同事的小組，去見尼克松(Nixon)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們要從非正式顧問職位上集體辭職。「當時我們看問題的角度，和今天人們對伊拉克的看法很像，」他說，「我們認爲其中有詭計，濫用或篡改了情報。」

種族隔離問題

謝林繼續有關核武器的寫作，但之後也開始涉足其它問題，比如安樂死和有組織犯罪。1971年，他發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論文，證明個人決定的積累，可輕易導致嚴重的種族隔離，儘管每個人都確實願意住在種族融合的社區。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如何產生這個念頭的。原來一切始於他在一次長途飛行中的亂塗亂寫，他在紙上隨意地畫着加號和零，試圖發現當一個人想避免種族隔離時會發生什麼。「用鉛筆和紙來做是很困難的‥…很多時候你必須用橡皮擦。」

回到家後，他和他12歲的兒子、一個棋盤和兒子收藏的硬幣坐了下來，並以硬幣的「偏好」作爲簡單規則開始了遊戲。例如，完全被銅硬幣包圍的鋅硬幣，將轉移至與鋅硬幣相鄰的空白方格。每一步都會引發下一步，直到棋盤完全被劃分成一半銅硬幣，一半鋅硬幣。

謝林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一個小小的偏好——社區裏不要有太多不像你的人，或甚至僅僅是因爲偏好社區裏要有些像你的人……都可能導致如此極端的平衡，結果看上去就非常像極端的隔離。」

謝林在解釋這些時，還不時地喫幾口麪包和鵝肝。對於種族偏見，他沒有發表自己的個人看法，他自己似乎超然於這個問題之外，但他的工作把人類的弱點作爲分析和研究的對象，而不是去抨擊或否認這些弱點。甚至他自己的個人缺點，比如他吸菸的嗜好，也是他研究的素材。

吸菸上癮理論

1988年，凱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兩位經濟學家發表了關於吸菸的重大理論，在該理論中，他們描繪了一名上癮產品的「理性消費者」，他有意識地讓自己沉迷於香菸或海洛因，因爲他認爲快樂將超過痛苦。

謝林對上癮的觀點不一樣。在他1980年的論文「自制在個人內心的鬥爭」(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中，他試圖這樣理解一名吸菸者——「他自我厭惡，捏碎香菸丟進汙物碾碎器，發誓這一次他絕不再冒患上肺癌，讓孩子成爲孤兒的危險，但三個小時後，他又來到大街上尋找仍然營業的商店買香菸」。對謝林來說，這種上癮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喪失理性、不由自主。他在自我鬥爭時是理性的，他能部署策略幫助自己贏得這場鬥爭。

謝林認爲，他具有貝克爾與墨菲所缺乏的東西：個人經歷。他1955年戒菸，但1958年他在倫敦的一家餐館買了一根雪茄後(「當時我以爲自己有免疫力」)，又重新開始吸菸了，之後15年他都在努力戒菸。幾十年後，貝克爾與墨菲提出了他們的假設，但謝林說「我當時就知道，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京都議定書》問題

後來我問及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他在卡特(Carter)總統的一個委員會擔任主席時開始研究的內容。「人類引發的氣候變化，將在5到10年後發生，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說。

但謝林表示，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規定，讓批准該議定書的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這個議定是行不通的，因爲沒有國家會願意處罰那些未能減少排放的國家。看看歐盟(EU)就知道了，他說。即使法國和德國違反歐盟的經濟穩定與成長公約，歐盟也無法同意懲罰它們。「如果歐盟這樣緊密的共同體，都無法對違反規定的國家實施制裁，我無法想像一個溫室氣體議定書，可以對美國、墨西哥或任何國家實施制裁。」

他說，發達國家與較貧窮的國家不同，發達國家承擔的氣候變化代價極少，這一事實意味著，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將更加困難。(依賴農業而且在竭力應對疾病的發展中國家，將爲全球變暖付出更高的代價。)

謝林認爲，在如何與氣候變化作鬥爭的問題上，更多的取決於北約(Nato)而非《京都議定書》。他認爲，不應讓國家達到特定的目標，比如在某段時間裏減排一定量的溫室氣體，而應該讓各國承諾採取具體行動，比如花一定的錢，找出限制發電廠碳排放的方法，或對燃料效率立法。「在富國證明它們確實在嚴肅對待此事之前，不要理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

我指出，這與正統的經濟學說完全不同，正統的經濟學提倡用稅收或汙染許可制度來設定目標，讓市場決定如何達標。他的回答很簡單：「好啊，那樣不管用。」

艾麗絲來了，她充滿愛意地責怪謝林忘了倒咖啡。更加困惑了？一項戰略似乎是更合適的解釋：「你可能想走了，」謝林說，「我嘮嘮叨叨這麼長時間，你耳朵都起繭子了。」

譯者/諸彥青

儘管天氣寒冷，但在見到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之前，我還是在倫敦的肯辛頓公園裏徘徊了許久。原因有二：第一，我到達午餐地點——肯辛頓的朗塞斯頓酒店(Launceston Place)——的時間比約定時間提前了30分鐘；第二，希勒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而我尚未想出足夠聰明的問題來向他發難。

5年前，這位耶魯大學(Yale)教授曾在他所著的《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一書中準確預測了上一次的股市崩盤。現在，他預言地產業會暴跌。

散步時，我的思緒回到了6年前。當時，我正爲得到我在《金融時報》的第一份工作而接受面試。一位高級編輯對我爲地方報紙撰寫的稿件百般挑剔。他用嘲諷的口吻問道：「你懂經濟學嗎？」當時年輕氣盛、自尊心極強的我回答說，我曾在這一科目獲得過「A」。「那你還寫成這樣！」

步入飯店的時候，我在想這位教授會不會也做出類似評價。

平實的教授

他已安座於飯店的一個角落。我伸出冰冷的手與他相握。

他看上去有點像美國沙灘男孩(Beach Boys)樂隊裏的布賴恩•威爾遜(Brian Wilson)，頭髮黃棕色，有著一副相對59歲的年紀而言仍很年輕的面孔。他穿了一件藍色夾克，裡頭則是一件淡藍色襯衫。

他手腕上戴了一塊VibraLITE3 手錶。他告訴我，這塊表「有一個不產生噪音的振動鬧鈴」，這樣就不會在早上吵醒他的妻子了。

希勒的書中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英語，而且儘量避免過分晦澀的經濟學理論，因此，他的著作發行量可謂車載斗量。但他並不反感使用更爲複雜精密的語言。

我問，他會如何描述這間居家風格但門庭冷落的朗塞斯頓酒店。（我之所以選擇這裏，是因爲它離希思羅機場較近，而希勒是在從康乃迪克州紐黑文前往日內瓦的途中抽空與我共進午餐的。）他想了一會說：「安逸(Gemutlich)」。

「這個詞或許更符合德國飯店。」他說，「他們說，這個詞還沒有一個準確的英文譯法……它指的是一種溫暖……儘管在理想情況下，應該有更多人在此高歌暢飲。」

並非末日論者

但我（尤其是作爲一個私宅業主）真正想知道的，乃是地產市場將在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崩盤。於是我向他請教。

儘管他的書面預測似乎總是那麼準確，而且總是那麼可怕，但他看上去不太情願被看作一個習慣性的末日論者。他擺弄著手頭的餐具，遲疑地說：「我真的不知道價格會怎樣走。」

但他不是預測美國住宅價格會暴跌嗎？他澄清說，那隻會發生在一些特定的城市與州。

這位教授顯然明白，在經濟預測史上，在錯誤時機做出正確預測的人比比皆是。

早在希勒成爲一名作家之前，他就已經備受尊敬了。事實上，美聯準(Federal Reserve)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可能正是從他這裏借用了「非理性繁榮」一詞。1996年，他在與格林斯潘的一次會談中使用了這一表述；兩天後，後者就在一次演講中極好地提出了這個著名說法，使得股市一度大跌。

然而，自從《非理性繁榮》一書於2000年出版後，希勒的生活發生了改變。現在，他每年要向全球各地的商界聽衆做十幾次演講，並頻頻在媒體上露面。

第一道菜上來了——他的是黑香腸，我的是花椰菜湯。我問他，所有這些外界關注是否影響了他的學術工作。在耶魯大學遠離外界喧囂的世界裏，學術同行們是否因爲他用外行語言接觸公衆而輕視他呢？

「你問有沒有人妒忌？肯定有。倒不是每個人都會那樣，但的確存在社會壓力，」他說道。「當人們覺得不真實的時候，他們不會僅僅皺皺眉頭而已。」他甚至承認，他已感覺到，必須得向學生提出一些「真正有難度的」問題來證明他的睿智。

這時候，我們後面的兩張桌子已經坐滿，給餐廳增添了一些氣氛。

溫和的批評

在執掌美聯準的漫長任期內，格林斯潘因其處理經濟的手法而獲得讚譽；特別是在上一次股市崩盤後，他當機立斷降低利率，讓美國經濟保持了強勁發展。

但這也使房地產泡沫更趨嚴重。我打算就此問些尖銳的問題，讓溫和的希勒發表一點批評意見。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格老的繼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能夠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來挽救美國經濟？美聯準是否已用盡其一招致勝的降息法寶？

「伯南克認爲，房地產泡沫並不存在，」希勒表示。「白宮的網站上說，伯南克最近表示，基本面爲房價波動提供瞭解釋，一些投機市場除外。」這位美聯準新任主席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希勒繼續說，但他並未對行爲經濟學表現出任何興趣。

這就是他低估房地產投機所致危險的原因。「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創新之一，就是將心理學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但他對此並不敏感。」

資產泡沫與行爲心理學

接下來我們就談到了希勒資產泡沫理論的關鍵內容：無論是鬱金香、股市或者房地產，人們看到某類資產價格上漲，就會變得非常興奮，於是他們購入更多此類資產，進一步將價格推高，直到市場價格難以維持。他表示：「泡沫由一個『致富故事』、人們的興奮和癡迷所導致。」然後，一旦市場失去這種推動力，將會出現反向趨勢，即在情況進一步惡化前，人們爭相拋售（此類資產）。

希勒的妻子是一位行爲心理學家。他欣然承認，這並非巧合。

我傾向於同意他的分析，但我可不願看上去跟他那些慵懶的學生一樣。

我問道，首先，他是否低估了低利率對引發全球房地產泡沫的作用？房價可能看似高得離譜，但如果房貸成本很低，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希勒的回答似乎早有準備：就歷史角度來看，目前的利率並非很低，而美國利率正在上升。對美國公衆而言，數量空前的可變利率按揭貸款（兩年內成長了一倍）則代表著危險。

我提出的第二個批評是，學者僅指出市場何時過熱是不夠的。知道市場過熱而導致爆炸的時間，纔是真正有用的。換言之，即時機問題。這一點他也承認。他戲言：「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那麼我會成爲非常富有的人。」

現在我們正在仔細挑選主菜。我們都點了鱈魚飯。

我打斷希勒，問他覺得食物如何。他說：「魚的味道有點淡。」他說的對，那魚喫起來像是味同嚼蠟的燴飯。

希勒對於貪婪的關注，是《非理性繁榮》中一個引人矚目的主題。他在書中寫道，自1962年以來，美國博彩業成長了60倍。他指出，這種新發現的風險癖好已經蔓延到人們的投資方式上。

他認爲，地產泡沫已經代替了上一次的股市泡沫，成爲人們貪慾的焦點。我認爲，這一說法似乎更像一種個人道德判斷。他是個道德學家嗎？他思索了一下，說道：「我可能有些清教徒色彩，我不賭博。」

他從未去過拉斯維加斯。他唯一去過一次的賭場在蒙特卡洛，是跟他的一個成年兒子一起去的，在那裏，他不可避免的輸掉了100歐元。

投資與建議

稍後，希勒喫了一份肉桂冰淇淋水煮梨，他認爲很好喫。這時，我們談到了他自己的投資方式。如果這位教授認爲，地產和股票市場都發展過熱，那麼他如何投資呢？把錢放到牀底下的紙箱裏嗎？

希勒的建議是將投資多元化，在銀行多存些錢，或投資於「令人乏味」的通膨保值債券。

但他確實擁有兩處地產：一處在紐黑文，另外一處在長島海灣(Long Island Sound)。後一處的房款來自他出售自己成立的一家研究公司得到的收益。那裏沒有電力供應，他透過望遠鏡看星星。

他可以說出肉眼能夠看到的所有星星的名字，並且似乎對於多數人忽視夜空感到失望。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們生活在自己可以看到的銀河系之中。他們說：『天上都是些什麼東西呀？』人們的興趣索然讓我喫驚。」

幾天後，希勒（「鮑勃」）給我發送了一份洋洋灑灑的電子郵件，澄清了一些他在飯桌上談的一些事情（「無拘無束地談話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但我認爲糟糕的記憶和事實錯誤讓這次談話有了些瑕疵」）。

這封電子郵件的多數內容，都是在談「安逸」以及它是否適合來描述朗塞斯頓酒店。他的用詞顯然準確。他寫道：「這個詞的意思，更多的是指社會的友善、傳統，或諸如此類的整體氛圍。」

此外，他還談到了數學、經濟學以及心理學之間的關係。有人認爲他輕視經濟學的數學一面，對此他力圖糾正人們的誤解，稱自己是經濟學中數學特性的「狂熱推崇者」。

用我的話來講，人們之所以誤解他，是因爲那些糾纏於數字的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事實上，要想在經濟學領域取得偉大成就，我們就必須成爲一位多面手，」他寫道，「但當代生活沒有給予我們足夠的時間那樣做。」

譯者/何黎

美國總統屬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通常在白宮辦公桌邊，或與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圍著就近的某個餐桌解決午餐。但今天，爲與英國《金融時報》(FT)共進午餐，薩默斯的助手說服他來到樓下的用餐室——白宮廚房附近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屋。雖然深色木質護牆板與航海主題的油畫試圖讓人想起海軍軍官飯廳，但塑膠餐具、紙質餐盤，再加上直接從塑膠瓶中啜飲的飲料，不禁使這些雅緻的裝飾黯然失色。

薩默斯一邊打開裝著烤雞肉凱撒色拉的塑膠盒，擰開一瓶健怡可樂的瓶蓋，一邊侃侃而談——他兒子在高爾夫球場上的精準揮杆，他本人的週末網球計劃。但薩默斯並不以閒聊著稱——20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他，那時我還是大學生，拜訪了他在哈佛(Harvard)的辦公室，向他請教他給立陶宛領導人提供的經濟建議，當時立陶宛還是蘇聯的一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

今天，他身著海軍藍西服、白色襯衫和藍白相間的領帶，日曬的棕色肌膚並未完全掩蓋他藍色雙眸下的黑眼圈，54歲的人了，似乎格外專注於工作。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去年任命薩默斯爲國家經濟委員會領導人，這個決定讓人意外。從1999年到2001年，薩默斯擔任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財政部長，人們認爲，他是柯林頓的舊臣，如果他要在新政府中擔任什麼職位的話，也會是財長這一職務。

但相反的是，財長一職落入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囊中，自此以後，華爾街與美國政界一直對薩默斯與其前下屬蓋特納之間的關係——以及兩人之間及政府中的其他經濟大腕間的力量均衡而喋喋不休。隨著歐巴馬團隊磨合到位，負責給總統作每日經濟簡報的薩默斯，似乎已成爲政府應對自大蕭條以來最大危機的宏觀經濟戰略策劃者。

他的職務和經歷賦予他獨特的視角，可以審視歐巴馬和柯林頓之間的異同。薩默斯以直率聞名，但即使是他，也知道還是不要正面應對這個問題爲妙。他代之以對現任總統的讚賞，他讚賞美國在去年大選白熱化時，首次發現歐巴馬「不搞噱頭」的氣質。薩默斯說，歐巴馬這種「鎮定、有分寸」的表現，其根源之一便是他決心運用總統的權力，對長期變革實施影響——不管當前的問題是如何緊迫。

「總統很早就給我們說清楚了兩件事，」薩默斯回憶道。他回答我的問題時用完整的、充滿創意的大段話語，當他沉浸到某個論點的思路時，就在座位上前後輕輕搖晃。「爲解決銀行體系的問題，爲使經濟走出他接手時的艱難境地，他會採取不得已的措施。但他競選總統是爲了做一些長期的，基礎性的事情，如解決保健問題，如制定現實的能源政策，如改革教育。我們不會從這些事情上分心。」

歐巴馬最重要的政治打算一直是下定決心同時在這些戰線上全面推進——歐巴馬政府的成敗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選擇是否正確。

這是長期改革與眼下危機的結合，讓我想起了上一次全球金融崩潰，當時還是財政部副部長的薩默斯幫助政府渡過了難關。那是1998年，是亞洲危機蔓延，俄羅斯金融違約和貨幣貶值的一年。那次崩盤的新興市場老玩家們，正帶著某種苦澀的快感指出，這一次，他們原來的拯救者和指手畫腳者美國，目前處於世界危機的中心，而且還注意到，如今美國人自己成了病人，但似乎對自己的苦口良藥明顯不那麼上心了。

「我認爲我不大能接受這種描述，認爲我們陷入了1998年俄羅斯所處的境地，」我進行這種比較時薩默斯表示。「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國際上應對的危機，幾乎每一次都是以外資對某個國家缺乏信心而引發資金大批撤離的形式出現，使得恢復外國人的信心成爲重中之重。這就是往往不得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美國這次的問題，至少在定性方面與日本的後泡沫經濟問題更有共同點，日本的問題不是恢復外國人的信心，而是維持足夠的國內需求以推動經濟向前。」

不過他承認，當自家著火時，救火的感覺是不同的：「當然，有那麼一些時候，我能比局外人在事發當時更好地理解某些危機國家官員的反應。一個住在千里之外人，總是比身處自己國家的人更容易贊成採取更激進的方案。」

在那次金融崩潰和當前危機之間，薩默斯經歷了一次程度和本質上都有所不同的危機，對他個人的挑戰甚至更大——他作爲哈佛大學校長引起的軒然大波。我認爲，對薩默斯來說，那段經歷可能是他黃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出了問題。作爲兩位經濟學家的兒子，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侄子，他年僅28歲就得獎，併成爲哈佛經濟學終身教授，之後，他轉向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財政部擔任要職。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競選總統後，他獲美國最負盛名大學的學術職位，於2001年成爲哈佛校長。2006年，他最終以離職收場，面對教職員的批評，他迫於壓力辭職。我問這段插曲給了他什麼教訓。

薩默斯輕輕做了個鬼臉——這個問題之前已被問及多次了，並給出了他標準的、基辛格式的註解：「哈佛和華盛頓都是官場，我不確定華盛頓是否更官場些。」此外他承認，他在哈佛得到的「負面」教訓就是，必須「集中精力於要務，避免日程之外的、分散注意的論戰」，這可能是指他有關女人和科學方面的評論，結果這些評論毀了他業已麻煩不斷的終身教授職位。

薩默斯更樂於就他最近擔任對沖基金DE Shaw兼職顧問時自己的想法受到的影響發表感想。今春，白宮發佈的財務記錄顯示，薩默斯在該公司任職的最後兩年中，其工資及其它補貼收入達到520萬美元（合320萬英鎊），這份工作在政界造成了小小的騷動。

當前危機在知識界造成的重大傷亡是「有效市場」學派——該理論與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等昔日放任自流主義大師一脈相承，認爲市場參與者受理性預期支配，市場能夠自我修正。作爲一位學院派經濟學家，薩默斯對這種方式的缺點有所研究，但他表示，華爾街的工作經歷使他對市場的「自指」特徵有了更切身的體會：「市場關係到經濟體的極端健全等，但同樣甚至更多地關係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短期的可能判斷如何。」

這種「更富質感的理解」是否可能令薩默斯重新思考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某些觀點——這一時期，他和前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在柯林頓政府中領導了一個親市場的派系，某些批評人士相信，當前的危機應部分歸咎於這一派系？（比如他們稱，薩默斯對1999廢除大蕭條時期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表示了支援。該法案規定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必須分立經營。）

薩默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帶有附加條件：「我認爲，我總有這樣的感覺，那就是我們的監管體系是保護單個的機構，但重要的問題常常是保護體系。20世紀90年代，我對掠奪性貸款、系統風險、房利美(Fannie)和房地美(Freddie)的穩定性憂心忡忡。但在當時，除了報告和警告，政界人士並沒有提供機會讓人更有所作爲。今天情況不同了。正如凱恩斯的名言所說，『當事實發生變化，我會改變我的想法。'」

隨後，話題轉入薩默斯今天面對的最嚴峻的經濟挑戰：經濟衰退。此時，薩默斯變得憂鬱起來：「我不認爲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很可能將失去更多的就業機會。如果說GDP尚未觸及低點，這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真實的情況似乎是，人們對市場以及經濟呈自由落體下滑的恐慌感已得到緩解，人們不再有幾個月前那種情況失去控制的感覺。」

隨著恐慌感的平復，新潮的經濟話題成了「退出戰略」——即從長遠角度看，政府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實現從激進切代價高昂的干預向可持續的支出與稅收水準轉換？

薩默斯否定了這個問題的前提。「我確實以爲，對於長期赤字，用正確的方式處理正確的問題將同樣增進信心，降低長期利率和資本成本，使抵押貸款變得更便宜，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從而直接對經濟復甦做出貢獻。因此我不贊同以下概念，即在促進成長的預算需要與其它預算需要之間存在某種衝突。」

到目前爲止，非常正統。歐巴馬團隊經濟遠景的不同點在於他們在熱情期待，一旦危機解除，美國經濟將與危機爆發前有所不同，且更完善，更健康。

薩默斯期待這一全新的美國經濟將「更多以出口爲導向」，「更少以消費爲導向」，「更加以環境爲導向」，「更少以能量生產爲導向」，「更多以生物和軟體及土木工程爲導向，更少以金融工程爲導向」，並且最後，「更多以中產階級爲導向」，「更少以收入成長不成比例向人口中的極小部分傾斜爲導向」。薩默斯不像其他衆多經濟學家，他不認爲成長減速是這一經濟範式轉變不可避免的代價。

薩默斯承認，這一美好景象除了仰仗白宮之外，取決於更多因素。外交政策觀察人士傾向於關注本屆政府面臨的安全問題——與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伊朗和北韓核野心的挑戰。但歐巴馬最重要的國際問題任務可能是說服世界其它國家很好地適應美國的經濟重塑。

正如薩默斯所說，「全球失衡的總和必須爲零，因此，假如美國準備更少作爲最後的消費進口者，那麼其它國家也就需要有不同的定位。」薩默斯對這一可能性很樂觀。「全球積累儲備的熱情非常之高，這一因子在下一個10年將變得比最近幾年更小，」他預測。

薩默斯的色拉喫了一半，現在他在大嚼助手在我們用餐間隙拿來的一塊藍莓堅果曲奇。看來，現在是向他請教那個自他被任命爲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人以來困擾白宮觀察人士的問題的好時機：他的職責究竟是什麼？

「我的任務是確保總統在每件與經濟沾邊的事情上獲得他能獲得的最好的經濟思路，」他忠心耿耿地說。「這意味著確保沒有一個論據不經過仔細斟酌……而且還意味著，要幫助總統經濟小組的每位成員制定最佳政策，不論他們偏好的是何種政策。」

人們將薩默斯看成一位知識分子侍女，「幫助」別人提煉觀點，但這一看法與他是高度自信的「知識界推土機」聲譽不一致。自他進入白宮以來，就有一些有關他不願容忍不同意見的抱怨。這些抱怨多數是匿名的，但事實是，歐巴馬召集的、由經濟競爭對手組成的團隊沒有任何公開的不合。

薩默斯不是一個輕易被人誘惑的人，但當前工作的各項要求似乎令他很興奮。「這的確難以置信，如同曾做過的每一件事那樣充滿智力挑戰……令它如此富於挑戰，如此令人興奮，同時也讓人精疲力竭的是問題對象的範圍。」

即便如此，華盛頓有傳言說，國家經濟委員會不足以容納薩默斯，他後悔沒能領導財政部，並且渴望掌管美聯準(Federal Reserve)。他是這樣嗎？

「總統要求我思考各種問題爲他提供支援，其範圍之廣令我無暇旁騖。」

我再一次提出問題：「即使對於你，也足夠了嗎？」

「遠遠夠了。」

克里斯蒂婭•弗裏蘭是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版主編。

薩默斯專欄作家作品

2006年至2008年，拉里•薩默斯爲英國《金融時報》定期撰寫專欄，引用如下：

2007年6月25日：「2008年美國總統競選者的挑戰——一個直到最近與歷屆美國總統候選人面臨的截然不同的挑戰——將是建立一種實施政策手段的授權，使它既能確保繁榮被更充分地分享，同時不對其根本構成威脅。」

2007年11月26日：「3個月前對於次貸危機將會成爲重要的金融事件，但不會構成足以威脅整個經濟成長模式的預期是合理的。這仍是一個可能的結果，但不再具有佔優勢的可能性。即使必要的政策改革已經實施，現在美國陷入衰退的幾率在增大，這將明顯減緩全球經濟成長。在迄今爲止的觀察中，尚未出現更強硬的政策應對，此外，還存在這樣的風險，即不利的影響將在這10年中乃至10年後都將感受到。」

2008年1月7日：「在就業報告十分糟糕，假期消費疲軟跡象增加，油價進一步上漲，房產數據更加消沉，以及金融部門進一步資產減計之後，2008年美國經濟衰退的幾率增加已成定局。6周前，我在本報所作的判斷是，衰退可能是極端的，如今這已是常規觀點，許多人擔心將出現嚴重的衰退……目前，總統和國會爲美國經濟推出一項可在未來幾個月批准成爲法律的財政刺激計劃已是當務之急，理由充足。」

2008年1月28日：「好的政策是科學也是藝術，它取決於市場心理，也取決於基本現實。」

2008年8月7日：「今天，當前經濟危機的終點，似乎比2007年8月看到的更爲遙遠了。政策沒有走在經濟曲線之前。我曾根據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這一背景表示，我會從官方發言首次證明太過悲觀這一現象中確定復甦日期。按這一標準衡量，復甦離我們還有距離。」

2008年10月26日：「據說，在所有總統選舉年，下屆總統的選擇都是無比重要的。這次這個老生常談又一次應驗了。我們面臨的嚴重情況與它提供的機會相匹配。」

譯者/紅嶺

我走進Tosca義大利餐館涼爽的室內，慶幸自己暫別又一個熱氣騰騰的夏日。這家餐館位於華盛頓遊說人士聚集的地帶，從外面看並不起眼，窗簾完全遮蔽住室內，以一張空白麪孔呈現給外部世界，但在其繁忙、俱樂部風格的內部，卻充斥著權力的氣息。這家餐館擁有最高級別政治交易和權力經紀場所的聲譽，它位置優越，坐落在國會山和白宮之間，而且鄰近華盛頓最有實力的一些政治顧問公司。據說，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正是在這裏在一次五個小時的晚餐中說服了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美國總統。這是極具華盛頓風格的地方。

「您好，主席先生」

我到達後不久，美聯準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推門進來。在近20年時間裏，他一直是華盛頓乃至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對許多人而言他成了全球經濟的象徵。「您好，主席先生，」在餐館前臺，格林斯潘得到了優雅的問候——這家餐館堅持一種下意識的華盛頓習慣：按職務稱呼客人，哪怕他們已離職多年。

穿過熱鬧的餐廳，我們被帶到一個相對僻靜角落裏的位置。84歲的格林斯潘衣著整齊而嚴肅，語調柔和而快速。他選擇了健怡可樂——默認的華盛頓官方飲料。我很想叫一大杯威士忌以示與衆不同，但我忍住了，轉而要了一瓶含氣礦泉水。

我談起這家餐館的知名度，他看起來很開心。「是我妻子建議的。」他的妻子安德莉亞•米切爾(Andrea Mitchell)是NBC電視臺的首席外交事務記者，按照他的描述，她是一個外向而善交際的人，與他偏內向的性格形成了很好的互補。他的話給人這樣的印象：他很樂於將很多此類事務的決定權「外包」給她。他問能否讓他付賬。我解釋說，由英國《金融時報》買單是本次採訪的遊戲規則之一。他笑起來：「這麼說還是有免費午餐的。」

這不是一種經常能從央行官員嘴裏聽到的說法。但對於格林斯潘在美聯準的大部分任期而言，這看起來好像就是真實的一種現象（從1987年市場崩潰之前不久到2006年，他一直擔任美聯準主席）。經濟成長，股市飆升，房價上漲，華爾街越來越富。然後，在格林斯潘向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交棒僅僅一年後，信貸緊縮開始，並演變成一場全球金融危機，格林斯潘曾強力鼓吹的整個金融資本主義體系面臨自我毀滅的威脅。

格林斯潘的批評者長期認爲，他過分癡迷於自由企業和金融市場的功能；危機發生後，這些人聲稱自己是正確的。一如既往的是，格林斯潘一直在深入思考這場危機的涵義，並將自己的想法提煉成觀點。這是他長期養成的一個習慣：在進入美聯準之前，他在紐約經營一家經濟諮詢公司長達30年，期間曾因擔任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而短暫中斷。在我們此次會面之前，他給我發來了一份他圍繞此次危機撰寫的46頁論文。

……

當年與他長談的記憶重現於我的腦海

「你要開始了嗎？」他說。他指的是採訪，而非午餐。在我們開始點菜之前，我們已經討論到，預測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用手指在空中比劃相關的機率分佈），還討論了支援金融監管的假設、與1907年金融恐慌的比較，以及冷戰結束對於全球儲蓄率的影響等。在本世紀初格林斯潘還在擔任主席時，我曾負責報導美聯準，當年與他以這種專業風格長談的記憶迅速重現於我的腦海。他親自做研究，並精心組織自己的觀點——他甚至引用了那天早晨英國《金融時報》上我的一篇報導中的內容。

雖然他自稱連句子也說不完整——他表示，這一點和他妻子不一樣，她有本事在任何場合出口成章——並囑咐我在引述他的話時梳理好句法，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必要的。他舉止謹慎，措辭精確，富於學術風格，儘管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張時非常堅決，在闡述時會緊抓住桌子。「記住我的前提，」他不止一次重複這句話，然後按照嚴格的邏輯順序層層推進。

他承認，在擔任美聯準主席期間，自己「有30%的判斷是錯的」，特別是假定銀行及金融機構會密切監察交易對手的信譽。但他目前防止全球金融危機重演的計劃，仍顯示出他對「和風細雨式監管」的偏好：讓銀行保持更多的資本金來支援其放貸；提高擔保要求——如果金融交易出問題，可扣押擔保品；保持更多現金以備緊急情況。

依然信奉市場

他說，在極端情況下，如果銀行變得「太大而不能倒」，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崩潰威脅時，它們可能不得不依法進行分拆。但他明確指出，他認爲這種干預是最後手段。他依然信奉市場，甚至不認爲美國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將輸給更柔和、監管更嚴格的歐洲社會民主模式，更別提前蘇聯等國的中央計劃經濟了。這是一個作出精確的技術官僚型調整的問題。

我提出，對於如此規模的經濟災難而言，他這種有限的解決方案是否是一種適當的反應？很多人，包括他在美聯準的前任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都主張大幅收緊對銀行的約束。「如果你的意思是說，對於那些蒙受慘重損失而自己並無過錯的人來說，這是否是一種適當的情緒反應，那麼答案是否定的，」他說。但就需要採取那些措施而言，解決方案可嚴密聚焦於以下方面：根據新的證據修正金融災難發生的可能性，並迫使銀行採取相應行動。「我的立場有一個必要條件：這是一起非常罕見的事件，」他說。巨大債務泡沫的內爆，以及它幾乎使整個金融體系失靈的嚴重性，不在金融監管機構的預期之內。

15分鐘後，我們開始點菜。格林斯潘避開了蟹肉醬黑墨意大利麪等較爲考究的菜式，而點了更具苦行者風格的菜：烤箭魚和烤有機蔬菜。考慮到一邊大口吃意大利麪一邊採訪的難度，我不情願地拒絕了兔肉胡蘿蔔寬麪條，也選了一個簡單的菜：烤小章魚配生菜沙拉。菜很快就上來，我們開始用餐，格林斯潘用叉將小塊箭魚蘸法國芥末，然後送入口中。

……

「希望對我的批評是準確的」

他的批評者——特別是民主黨人——抓住不放的另一點是，他曾支援美國政府的兩次減稅行動。一次是2001年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擔任美國總統初期，另一次是在兩年後。在我們此次會面一個星期前，針對美國的鉅額財政赤字，他對一名採訪者表示，他支援逆轉這些減稅政策。他的批評者抓住這句話辯稱，他當初支援減稅本來就是不負責任的。針對這一指責，他也給出了認真準備好的回應：第一，布希政府和國會當時都預測將出現鉅額財政盈餘，因此減稅是頗爲明智的；第二，他在當時主張，第二輪減稅應該以經濟和公共財政的發展狀況爲條件，而它們沒有這樣做；第三，他低估了自己的話被拿來爲強行減稅辯護的程度，而他已經在2007年的回憶錄《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承認了這一錯誤。「做錯事挨批評是完全應該的，這一點我沒意見，」他說。「但我還是希望對我的批評是準確的。」

菜盤被收走，我們開始喝咖啡。他要了卡布奇諾，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工作方面的正式話題已經結束，我轉向了較爲個人化的問題。當他是美聯準主席時，他擁有數十名全世界最聰明的經濟學家爲資源，他曾與優秀的同事和世界各地的同行展開過無數談話。對他個人而言，徹底拋開這一切的痛苦有多大？

對拉里•薩默斯頗有好感

答案是：並不太大。他的確懷念與美聯準官員經常進行的自由式會議，大家圍坐在一起幾個小時，討論他那一天感興趣的任何內容。他若有所思地說，他還懷念與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定期早餐會。薩默斯時任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現爲歐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很多同事認爲薩默斯脾氣粗暴，但聽起來格林斯潘對他頗有好感。「我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他說。「我知道有很多人認爲這傢伙有時粗暴了些，但他很聰明。拉里真的很聰明。」

但是，除了偶爾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或懷俄明州的傑克森霍爾度假、打打高爾夫或網球外，格林斯潘有很多工作需要忙碌。在傑克森霍爾，他會待在多年好友、世界銀行前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擁有的一個農場裏。在加入美聯準之前，格林斯潘經營著自己的經濟諮詢公司，在深奧的數據序列和統計方面積累了非凡的知識。即使在擔任美聯準主席期間，他仍然會將至少一半時間用於個人學習。現在，隨著他在央行的職業生涯結束，他全身心投入了之前的工作，在少數僱員的幫助下運營一家研究機構。這一次，他依靠的是現代電腦和視訊會議的威力——他在言語間對這些技術近乎奉若神明。

「人們認爲，『你怎麼可能從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一個領導人物轉回到案頭工作呢？』」他說。「我的回答是，『我熱愛這種工作。』我要回到自己的根。」他的工作涉及最精確的數據挖掘。

他興奮地講起了構建一個數據序列的事情，該序列可以讓他監測美國非金融企業每個月的盈利能力。「這是我做了幾十年的事情，」他說。他所說的時間跨度並非誇張。

……

最近，在另一項研究中，格林斯潘研究了美國對飛機機翼的定義。爲此，他查詢了他本人在20多歲時針對韓戰中的飛機需求所作的研究。他自豪地說，這些研究表明，他的思維風格和當初一樣。「概念構思，統計細節，三段論，代數」。

談起統計和研究方面的話題時，格林斯潘放鬆下來，變得近乎豪爽。我的感覺是，儘管他熱愛美聯準的工作，但更私人和內省的生活才更加適合他的個性。「我仍然很內向，」他說。「從心理學上講，我更像一名助手，而非政策制定者。」他說，舉個例子，在他早期短暫的專業爵士樂音樂家生涯中，「我是一個很好的所謂伴奏者，但我不喜歡獨奏。」的確，雖然我作了嘗試，但我仍很難想像上世紀40年代他在紐約老家煙霧繚繞的爵士樂俱樂部演奏單簧管的情形。更容易想像的是，他捨棄了爵士樂去上大學，繼而成爲一名經濟學家。

「讓別人去費心吧。我很忙」

而且，儘管他顯然在意自己留下的遺產，但他的抗議似乎有一定道理：有些人對他的過往比他自己更在意，在這上面花費大量時間。「我全身心投入現在在做的事情，我不認爲我有時間去操那份心，」他說。「讓別人去費心吧。我很忙。」

在餐館漸漸空下來之際，我們的話題轉向時事，談到不少有關中國的問題和他的信念：市場經濟將在中國佔上風，不論其吸引力目前看起來是多麼微弱，也不論經濟改革的進展是多麼緩慢。他擔心，相比他們的前任江澤民和朱鎔基，目前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不太熱衷於放鬆經濟管制。但他並不太擔心中國開倒車，重回中央計劃經濟時代。「當我去中國時，我已經多年沒有聽到任何人支援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中的主張及其概念框架了。」

他對一切事務的做法是相同的。考察數據，計算機率，作出冷靜、校準的決策。在我們就要離開前，他哀嘆稱，有人認爲「可憐的歐巴馬」應該表現得更多關注墨西哥灣的石油洩漏事件。「當人們批評他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同情時，我表示了異議，」他說。「我說，『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希望看到不帶感情、冷靜、慎重的行動。感情用事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我結了帳，然後我們走出在下午2點半已近乎空蕩的餐館。在這個城市，很少有人有時間或喜好去悠閒地喫午餐。我拒絕了順搭一程的禮貌邀請。在這個悶熱的下午，艾倫•格林斯潘啓程返回他心愛的數據礦井的深處。

艾倫•貝蒂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國際經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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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年表：美聯準時代之前

1926年：3月6日出生在紐約的華盛頓高地地區，是身爲股市分析師的父親和音樂愛好者的母親唯一的孩子。他5歲時父母離婚。

1935年：他的父親赫伯特(Herbert)出版《復甦在即》(Recovery Ahead!)。這是一本關於羅斯福總統新政中支出計劃的書。老格林斯潘在給兒子的題詞中希望「在你長大後，你可以回顧一下，努力解讀這些邏輯預測背後的推理，然後開始你自己的類似工作。」

1943年：從喬治華盛頓高中畢業，數學和音樂成績優異。

1944年：作爲一名出色的單簧管和薩克斯管演奏者，加入亨利•傑羅姆(Henry Jerome)的巡迴演出大樂隊。同時爲樂隊做帳。

1948年：從紐約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在他的回憶錄《動盪年代》（2007年）中，他回憶說：「我那時更願意專注於技術挑戰，對宏觀問題沒有想法。」

1950年：獲得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研究生學習，但後來輟學，接受了全美工業聯合會(NICB)的工作。

1952年：與瓊•米切爾(Joan Mitchell)結婚，但10個月後申請並獲判婚姻無效。米切爾介紹他接觸作家和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的作品。「遇到她之後我才聰明起來，」他後來寫道。

1954年：與債券交易員威廉•湯森(William Townsend)合夥，成爲湯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這是一家從事經濟預測的諮詢企業。

1967年：在1968年總統選舉前爲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擔任顧問。拒絕了在尼克松政府正式就職的邀請，但在回憶錄中稱，柯林頓和尼克松是「我曾與之合作的明顯最聰明的總統」。

1974年：在傑拉爾德•福特政府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1976年：出席他50歲生日聚會的客人包括雅詩蘭黛(Estée Lauder)、布魯克•艾斯特(Brooke Astor)、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87年：被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爲美聯準主席。1996年，他向拍拖了12年的NBC記者安德莉亞•米切爾求婚。因爲工作將蜜月延後兩個月：「我研究了自己的日程表，然後提議在瑞士的一場國際貨幣會議結束後增加一項蜜月安排。」

譯者/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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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遲到了。我們約好在Roast餐廳見面，那是位於巴臘鮮貨市場(Borough Market)的一個典型的英國餐廳，離英國《金融時報》倫敦辦公室僅5分鐘路程。中午12:30，我準時到達，而後被引到一個較爲安靜的位置上。10分鐘後，我開始緊張起來。也許福山以爲我們要在辦公室見面？我給英國《金融時報》前臺打了個電話，得知他沒有在那裏等我，才鬆了一口氣，一邊喝著水，一邊等待。

20分鐘後，福山來了。他纖弱、瘦小，穿著一件得體的灰西裝，打著領帶，口中連連道歉，說他的公關人員沒有意識到來餐廳需要這麼長時間。這位美國作家兼學者來倫敦，是爲了宣傳他的新書——《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這本書講述的是古往今來政治制度的發展歷程。（這個話題太大了，福山分了兩捲來講，第一卷的時間範圍是史前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福山現年58歲，我認識他有些年頭了。2006年，在華盛頓特區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爲他客串講過一系列課程。那時，他是那裏的國際政策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cy Economy)教授。去年，他去了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我們就放棄葡萄酒和頭盤達成了一致，他選了雞肉培根派，而我已經點了當日特供——去骨全烤小羔羊肉。

我們的談話從剛剛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聞開始。福山說：「這個故事真不可思議，不是嗎？即便真如他本人回應所暗示的，是某種陷阱，只要還有那麼一點點真實性，那就是不可想像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頭大喫我點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喫得很慢，邊喫邊思考怎麼回答問題。（後來，我喫完很久以後，他面前還有食物，但當服務員過來想撤盤時，他揮揮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書是《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書中指出，自由主義民主是治理現代國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種感覺，現在他對民主的支援，有著比以往嚴苛得多的前提條件。

他說：「我現在的感覺是，下一段時期哪種制度會運行得更好——是高質量的威權制度，還是一個陷入僵局的、癱瘓的、有許多制約與平衡的民主制度，這是個有待討論的問題。從長期來看，有許多制約與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維持，這恰恰是因爲制約與平衡允許（制度進行）調整。你可以擺脫一個不好的領袖。」

「然後，我又想到，引入規範的維度，是因爲威權國家沒有認可其公民的尊嚴。這讓我厭惡這種制度，但更重要的是，這是這種制度的弱點——因爲人民對於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會在某個時點爆發。」

儘管如此，他繼續說道：「在許多方面，亞洲的政府——不僅是中國，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南韓，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會，因爲它們絲毫不需要向下負責。你不需要應付選民……你像經營公司一樣經營一個國家，而我認爲這在現階段是他們的一個優勢。」

話題轉到中國，福山說：「中國威權制度的優勢之一，在於他們在毛澤東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即絕不再允許任何個人對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權，這就是爲什麼他們有了任期限制。這就是爲什麼所有的決策都必須是集體決策。但是，最終，那種制度也會失去效率。」

然而很快我就發現，他也並不認爲美國的政治制度很好。「只要看一看美國那些利益集團對哪怕程度最低的一點改革都予以否決的情形就知道了。我們允許貸款利息扣減，而不管房價已經多麼高。爲什麼會這樣？因爲我們的房地產業說：『改變這個？想都不要想。』」

他在新書中提出的問題是，現代國家是怎樣產生的。福山用三個特徵來定義現代國家：正式的官僚制度、法治和問責制。他忽略了西方古典主義的古代時期，轉而從中國官僚國家的產生說起？理由何在？

「傳統的歐洲中心論的切入點存在一個問題，即我們一直在採用的範型——英國歷史，是一段奇怪的經歷。我認爲它不應當被視爲典型。」

那麼中國歷史的獨特之處從何而來呢？「它不獨特，」福山回答說。「每個國家都會逐漸到達這種現代官僚國家形式。但中國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發明了官員選拔考試。」他們率先進入了現代國家。

快進一下。那過去兩百年間西方國家的領先地位又如何解釋呢？這是較近期歷史的一個意外（如歷史修正派的觀點），還是反應了一些長遠的優越性？福山支援更傳統的後一個學派。「科學方法的發明、及其在大學的制度化、探索自然隨後對結果進行商業化的制度的發明與發展。這都是思想與社會體制的一種交匯——於17、18世紀的某一段時期在歐洲逐漸成形。」

於是我問道，鑑於現在中國正在快速趕上，那麼它對全球創新之庫的貢獻，是否也會同比例成長呢？

「這所涉及的思想領域遠遠超出了我書中所探討的範圍。但有一點一直讓我印象深刻——中國的宗教和思想中沒有高水準的抽象。存在像萬有引力這樣隱藏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力量，這樣的想法是非常西式的。中國的宗教是具象的。並且我認爲，直到今天，如果你想一想，會發現高水準的理論仍然不是來自亞洲。」

他終於喫完了他的派。我們謝絕了布丁，但因爲桌子很快空了，我又點了一杯雙份意式濃縮咖啡，他點了一杯綠茶。

我指出，在看待學術權威方面，西方與傳統中國的觀點越來越相左。在很多問題上（例如氣候變化問題），我們認爲大多數人的意見比科學家的意見分量更重。權威幾乎一文不值。

他表示贊同。「這實際上是西方公共管理中的一個大問題，因爲我認爲，良好的治理是某種貴族現象。而且，我們不喜歡遵從專家的意見，我們也不喜歡賦予專家權威。因此，我們用各種各樣的規則圈住他們，限制他們的決定權——因爲我們不信任他們。這種病在美國爲害最深。」他似乎認爲，東方的民主太少，西方的民主太多，而世界受困於其中。

話題轉換到了即將出版的第二卷。在第二卷中，福山將討論當下的情況。「有幾個問題是我想探討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政府腐敗的歷史。如果你觀察一下19世紀早期美國或英國的公共管理，就會發現和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狀況一樣糟糕，然而（前者）已經以某種方式演化出了更加非人格化的政府形式。所以，我想談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現象發生的全部歷史。」

我提出，另一個重大發展恐怕是我們剛纔一直在談論的對精英的逆反，這一點在美國極爲明顯。「的確如此，而且這種現象有不同的根源，但在美國肯定最根深蒂固。『茶黨』(Tea Party)運動就起源於這種傳統，肇始於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安德魯•傑克遜1828年當選總統後，曾經說過，『我們贏得了大選，爲什麼要讓那些精英治理國家？』從莎拉•佩林(Sarah Palin)身上就能看到這種觀念的現代版本。莎拉•佩林之所以受到歡迎，恰恰是因爲她沒有上過哈佛(Harvard)，卻與一個上過哈佛的總統競爭。每一個歐洲國家，包括曾經純潔無瑕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現在都存在右翼的民粹主義政黨。

「其中另一個重要部分，不僅關於西方社會的發展，還關於其他地區的發展，因爲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第一卷結束之後的200年中，所有這些在西方充分發展的制度，都與傳統制度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產生了激烈的碰撞。爲什麼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區能夠安然經受住這種碰撞，而且竟然狀況良好，比如東亞；而另一些地區卻體無完膚？理解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早期而言，日本是在與西方制度的碰撞中調適得最成功的國家。日本並沒有簡單地接納西方制度，而是保留了很多自身的傳統。

「如果你看一下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那裏現在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如果你透過看似民主的制度再向下挖掘一層，就會看到等級森嚴的宗族，由封建領主掌管，農奴們在他們的領地上勞作。他們靠庇廕網路治理國家。這就是民主在巴基斯坦從來沒有正常運作過的原因，所以巴基斯坦在這個意義上講是一個極爲傳統的國家，是一個庇廕網路和宗族勢力決定政治的國家。」

我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大概也都是沒有任何歷史根基的國家。他回答說：「比那還糟。歐洲殖民者並沒有像在香港和印度那樣給它們建立有力的制度，而只是進行成本低廉的殖民。他們建立了間接統治體制，培植了許多本土強勢人物，接著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以後就抽身而去。他們還給這些國家強加了不合理的邊界。」

我又提到了當下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世界的動盪。他對此持多麼樂觀的看法？我猜想不會特別樂觀。

「首先，發生這樣的事，我真的很欣喜，因爲除非透過民衆動員，否則你永遠也無法實現民主。所有人都認爲，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阿拉伯人做不到這一點，然而現在他們顯示了自己能做到。不過我覺得把制度建立起來需要時間，現在這羣最嚮往外部世界、崇尚民主、寬容、熱愛自由的人們組織性很差。他們沒有經驗。公民社會受到壓制，因此所有支撐強大民主制度的事物都不存在。」

然而中國正朝著現代經濟體的方向快速前進，我問福山，經濟繁榮會如何影響其政治秩序。

他說：「我認爲它是民主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這一點往往被只觀察經濟狀況的人所忽視。如果你是個貧窮的農民，你考慮的事情就只有爲家人掙到盤中餐而已。但在隨著接受的教育更多，你就會考慮諸如『我的政府是否允許我參與』之類的問題，你的世界觀也會隨之改變。沒有理由認爲中國不會發生同樣的事。」

我擔心我們的時間快到了，但他讓我放心，說時間到了公關人員會過來接他。他繼續講道：「我認爲你是對的，如果一個國家有8億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就不能以家長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國家。重要的問題是，這同一羣人也可能受到民族主義的鼓動——動員人民的方式還有很多。」

他又用一種更晦暗的口氣補充道：「可怕的是軍方對20世紀有著完全不同的闡釋，使他們自身被置於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身份認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們似乎在日益掌控著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又轉而開始討論美國的情況，美國的確存在民粹主義政客。我指出，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是一個理智、理性、低調的人，幾乎符合人們一切美好的期望。不過我說，想像一個政治主張截然不同的人當選也並不是很難，尤其是如果經濟復甦表現不佳的話，而這種可能性相當大。

「沒錯，」他說。「不過我確實認爲歐巴馬能夠連任。」可惜談到這裏時間到了，我起身離開，他則去與公關人員會面。

馬丁•沃爾夫 (Martin Wolf)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何黎

我走進位於紐約哥倫布環島時代華納中心(Time Warner Center)的餐廳Landmarc，我約好在這裏與2008年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經濟和國際事務教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自由主義觀點的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一起喫午餐。我對於這家小酒館風格的餐廳一無所知，我的客人之所以選擇這裏，是因爲他剛剛完成一次電視採訪，來這裏比較方便。這家餐廳冷冰冰的，而且這頓午餐時間稍晚（下午2點），餐廳裏開始變得冷清了。

59歲的克魯格曼，是美國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專欄作家，他的衣服皺皺巴巴的，一副教授的模樣，他坐在餐廳中間的一張小桌前，在筆記型電腦上工作。那天是週四，他在寫他的專欄。我問他，這次寫什麼？「歐洲，」他回答，「部分原因是現在那裏正值緊要關頭，還有部分原因是我有點忙不過來，而這個話題是我有準備的。因此我打算寫這個。」我理解忙不過來的感覺：克魯格曼每週寫兩篇專欄，定期在部落格上發文，撰寫暢銷書，還要教書。

於是我問，這篇專欄的論點會不會是，對於歐元區而言，「一切都完了」？

「不。我不認爲他們救得了希臘，但他們仍可以拯救其它國家——如果他們願意提供無限度的融資和宏觀經濟擴張的話。」但這將意味著說服德國人改變他們的經濟生活哲學。「嗯，被絞死的可能性會讓人清醒；歐元崩潰的可能性或許會讓他們清醒。」

我換了一個話題，問他是如何應對自己身份轉變的，即從基本上是一位學術型經濟學家，轉變爲自由主義事業的領先發言人。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哦，很有趣，」他回答，「我當時爲《Slate》寫專欄，接著爲《財富》(Fortune)寫點東西，在雜誌的最後幾頁，後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向我發出了邀請。那是在1999年。當時雙方都認爲，我會寫一些關於網路公司愚蠢行爲之類的文章，結果證明，這是一份更爲可怕和不吉祥的職責，與我當初的設想相差甚遠。」

「實際上，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第一個任期是一段困難時期，當時似乎整個世界都瘋了，唯我獨醒，或者正相反，現在輕鬆些了。

「然而，我不得不說，這場經濟危機印證了我在大約15年前擔心的一些事。確定要說些什麼相當容易，容易得幾乎令人震驚。但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這根本不是我當初設想的人生道路。」

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切入主題。談話轉向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危機。我提出，回過頭去看，日本人似乎相當好地應對了危機的後果。

他同意這點。「我們曾經認爲，日本是一個警示。到頭來，日本幾乎成了一個模範。他們從未經歷我們所遭遇的那種嚴重滑坡。在我們所稱的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多數時間，他們成功提高了人均收入。我常說的一個笑話是，我們這些在12年前曾對日本感到擔憂的人，應該去一趟東京，向天皇道歉。我們的表現比他們最黑暗的時期還要糟糕。當人們問：我們會不會變成日本？我回答：我巴不得我們變成日本。」

這時，我們開始點菜了：克魯格曼點了尼斯沙拉；我點了鵝肝醬；還有一瓶發泡礦泉水。這肯定趕不上某些FT採訪午餐的美食標準。

我回到了我們的討論。我問，他是不是對普林斯頓前同事、美聯準(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有點不公平？畢竟，伯南克使美國避免陷入通縮。克魯格曼的回答脫口而出：「我們擔心通縮，並不是因爲小負數（而非小正數）的通膨對世界意義重大。我們擔心通縮是因爲，我們認爲這是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原因。我們也許沒有陷入通縮，但我們仍面對一個持續低迷的經濟。因此這有多大意義？」

我提出，但是，美聯準透過迅速降息和避免通縮，難道沒有帶來負的實際利率嗎？這促使克魯格曼少見地表示讚許：「實際上，我對截至2009年某一時間點的貨幣政策沒什麼抱怨。我認爲，本（伯南克）做出了激進且有力的回應，這是正確的。他推出了最初的定量寬鬆政策進行干預，穩定了經濟。」

「問題是，當我們看上去變得越來越像日本時，他做了什麼？在這個問題上，邏輯告訴我們，你必須設法獲得一些勢頭。財政政策或許不錯。但如果您得不到財政政策的支援，美聯準方面應當有所作爲，我認爲，這個邏輯一年比一年明顯。遺憾的是，美聯準基本上推卸了把我們拉出低迷的職責。」

「我希望有一天，本•伯南克和（美聯準副主席）詹尼特•葉倫(Janet Yellen)會認爲，我幫了他們一個忙。那些支援強勢貨幣的人一直在冷言冷語，需要有人站出來說；『其實不是這樣，如果我們真正現實地考慮這個問題，就會發現你們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我問，如果是他負責的話，他會怎麼做？他表示，他會購買更大範圍的資產，包括更多民營部門債務，從而讓美聯準的資產負債表再擴大2兆美元。「但最主要的是，」他繼續說道，「你是在試圖影響人們的預期。我認爲，最主要的是，你真正需要做的是發出信號表明，你會把腳踩在油門上。」

他相信，即便人們不確定美聯準是否會說到做到，也沒什麼關係。只要他們相信，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那就夠了。「因此，如果本•伯南克發表一份聲明，或者美聯準發表一份聲明，表示我們正重新考慮我們對通膨目標的看法，即便我們沒有得到可信的承諾，比如說他們將在5年期間實現3.7%的年度通膨率，這仍是一種幫助。」

在他的新書《馬上結束這場蕭條！》(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克魯格曼對當代宏觀經濟理論不以爲然。他還批評了政策可信度很重要的說法。對於這一點，他表示：「可信性聽上去不錯，但表明反通膨可信度在現實世界中真的很重要的證據基本爲零。」

我們自然而然地轉向眼下的頭號話題。他會得出結論認爲，歐洲貨幣聯盟是一個錯誤嗎？「是的，我認爲，我們一直在問這場危機是誰的錯？我認爲，這基本上是命中註定的，從主條約簽署那天起就是這樣。現在，我想如果調高通膨目標的話，或許還有救，相對於財政聯盟，這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次優選擇。但是，這個安排確實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行的。」

「有意思的是，歐元自己製造了不對稱衝擊，現在這些衝擊正（透過其帶來的資本流動）摧毀它。歐洲人不僅創造了某種無法應對沖擊的東西，而且這種創造還帶來了正在毀滅它的衝擊。」

到這時，我早已喫完我的那份鵝肝醬。我總是喫得很快。但克魯格曼的沙拉喫的非常慢，因爲他要邊說邊喫。他不得不幾次揮手示意服務員離開。餐廳現在真的相當冷清了。在盤子終於端走後，我點了雙份意式濃縮咖啡，他點了一份普通的濾紙沖泡咖啡。

我們短暫討論了宏觀經濟學的未來：他把希望寄託在從事實證工作的較年輕經濟學家身上。「一些年輕人正在做一些真正出色的研究。多數都很出色，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但真正推動前沿的是實證工作。」克魯格曼指出，聲望頗高、面向40歲以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1991年獲得該獎）的貝茨•克拉克獎(Bates Clark Medal)「絕大多數頒給了做實證工作的人。我認爲，長期來說（如果有長期的話）這是一種對經濟學的救贖，因爲現在情況非常糟」。

我們談到了他對美國政治的看法。他對目前局勢如何解讀？

他回答，「有兩點確實似乎在發生作用。一是金錢。有些智庫其實沒有做很多思考，卻有大筆經費……如果你回過頭去看看他們所說的，你會發現很多說法好玩，他們曾把冰島稱爲榜樣，或者吹捧愛爾蘭體制的奇蹟，這些都很可笑。」

「還有就是強勢貨幣、金本位之類的吸引力的問題，這一直是有吸引力的，但現在似乎吸引力更大。像我這樣的人一直更接近於正確預測通膨和利率，我原本認爲，這一事實將促使很多人認爲，或許他們的成見是不對的。」但並非如此。

我問他，對於持他這種政治觀點的人未能理直氣壯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是否感到沮喪？我指出，畢竟，在聯邦稅收比率處於極低水準、近年收入分配格局出現巨大變化之際，他肯定對人們願意接受大幅削減權益支出（而非增稅）的必要性感到失望。克魯格曼是否認爲，這一切都關乎金錢？

「這些事情總是非常複雜，但其中一些關乎金錢。看吧，即便是一點點溫和的批評，就讓歐巴馬喪失了華爾街的一個巨大資金來源。你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功之處：他們玩的是長期遊戲。他們用40多年的時間培養這種觀念：『政府是壞的』或者『稅收是壞的』。」

但他繼續說道：「現在出現了一種有組織的觀念進步的基礎設施，這在過去是沒有的。與另一方相比，它規模很小且資金不足，但實際上它更聰明。我個人確實認爲，儘管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政策，但有人正在傾聽我的聲音，即使在兩年前情況都不是這樣的。」

那麼克魯格曼如何應對他招致的憎恨？「2002年至2004年是最糟糕的時期，主要與經濟學無關，而是當時差不多隻有我一個人在說，我們是在謊言的欺騙下開戰的。但你確實需要變得厚臉皮。我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這種態度：如果我沒有讓很多人歇斯底里地反擊的話，那麼我這篇專欄或許就白寫了。」

「我從事這行已經很長時間了，一開始確實讓人震驚。但最後你就適應了。我想它嚇跑了很多人。我認爲，很多記者在第一次對右翼正統學說發表一些即便是溫和的批評言論時，也會遭到這種炮轟，然後他們就再沒寫過。此後他們就怕了。但我早就過了那個階段。」

我問起他那有力且挑釁性的風格。他是有意如此嗎？「我爲《Slate》撰稿時已經這樣了，因此我學到了一些，但這裏（爲《紐約時報》寫專欄）要求更高。抓住讀者的注意力需要技巧，讓那些本能地認爲經濟學枯燥的人真正閱讀你的文章。」

我說，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量的，尤其是他的部落格的數量。顯然，克魯格曼比多數人手快，但他如何安排時間做其它事呢？

「我仍在教書。我很可能每週工作70小時，但不是一週100小時。但我確實很快。事實證明，在新聞業，我寫稿的速度超過任何人，這很有意思。」

克魯格曼以不願接受針對高失業率的結構性解釋而聞名。但他如何看待這一觀點，即西方經濟正危險地沉迷於金融和資產價格「泡沫」？他反問我，看沒看過諷刺雜誌《洋蔥》(The Onion)？「早期他們曾想出一個絕對精彩的標題：『受到衰退蹂躪的國家需要新的泡沫以便投資』。」

那麼他的新書賣得如何？「還不錯，很有趣。我們在美國排在暢銷書之列。但在歐洲更爲搶手。我們在西班牙已經第四次印刷，好像他們還將在馬德里的巴士車身上打廣告。」

這讓我們的話題回到了歐元區危機。我說道，德國人現在不得不做出選擇：一方面是對他們視爲無賴的國家進行永久紓困，另一方面是讓歐元區解體，引發一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亂局。我爲他們感到難過。

他回應說：「我記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上有一篇幽默專欄，大概是在1992年左右，內容是關於將布克獎(Booker Prize)授予《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稱其爲一部採用嚴格條約形式的後現代小說的決定。在整篇『小說』中，人們會隱約感覺到動機不明的強大力量。這些力量是什麼，他們想要什麼？我們無從知曉。」

「那是一篇絕好的諷刺。」

咖啡喝完了。我們走出空無一人的餐廳，克魯格曼要返回普林斯頓大學和他的專欄，我要回到英國《金融時報》的紐約辦公室。危機還在繼續。他是一位被保守者憎惡、受自由派歡迎的評論者。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任何事。一位曾經贏得諾貝爾獎的經濟理論學家，甚至可以變成該國最具爭議的專欄作家。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梁豔裳

中午12:20整，我踏進羅浮宮的庭院。矗立在我面前的是貝聿銘(IM Pei)設計的玻璃金字塔，這是通往大博物館的入口，也是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時期的宏大工程之一。右側是瑪麗咖啡廳(Café Marly)，我和讓-克洛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約定於12:30在這裏共進午餐。特里謝曾擔任歐洲央行(ECB)行長，去年秋天才卸任，先前他還擔任過法國財長和法國央行(Banque de France)行長。

這家餐廳沿著宮殿牆壁，面朝寬闊的庭院，擺放著長長一排桌子。有些桌子擺在露天，還有兩排擺在玻璃後面。餐廳佈局雅緻。

我說，我和讓-克洛德•特里謝先生有約。門口的女士看了看名單，但沒有找到這個名字。我不禁想，我是不是在錯誤的日期乘坐了歐洲之星(Eurostar)列車。這可就出大洋相了。然後，特里謝突然就出現了，分秒不差。我對他說，這裏似乎沒有座位了。但是，當餐廳經理認出我的同伴是誰，我們馬上就有了座位。

特里謝現年69歲，身形幹練，衣著優雅。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財政部，就在這座建築裏，那是20多年前。不過他變化不大：彬彬有禮、頭腦清晰（他最喜愛的辭彙）並且深思熟慮，講著一口文雅但口音濃重的英語。

我們不願坐在露天，因此選擇了玻璃後面的座位，觀望著來往遊客。我們坐下後，他向我確認，這一餐是否由英國《金融時報》做東。我回答是，並補充道，這次他可以點這家餐廳最昂貴的葡萄酒，以此向這份報紙「報仇雪恨」。這沒什麼風險。因爲我知道，他會和任何時候一樣舉止得體。

我提醒他，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在他位於羅浮宮的宏偉辦公室中。是的，他回答道：「那是一個位於科爾貝館(Pavillon Colbert)中的華麗立方體空間：長寬高均爲10米。」我回憶道，隨後財政部被驅逐到了巴黎偏遠東部的一座可怖的現代建築裏。他回答道：「此舉很反常地得到了共和國總統、社會黨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總理、保守黨人雅克•希拉剋(Jacques Chirac)的支援，因爲這可以幫助巴黎東部實現再平衡。財政部和財政部工作人員都對此極爲不滿。」

話題回到當前，我問，自2007年開始他便身處經濟危機的中心，現在不用再繼續掌管歐洲央行是否讓他感到輕鬆。他的回答也很經典：「我得說，雖然人已不在其職，心還留在那裏。」他如何評價自己的繼任者？他和往常一樣，打著外交辭令：「我認爲他們的表現非常出色。」

這引來了我的第一個嚴肅問題。他如何看待歐洲央行去年12月份推出的長期再融資操作？該措施爲歐元區銀行提供1兆歐元的三年期資金。

他的回答很謹慎：「我認爲這符合實施『非標準』措施的條件。當然，我們很早就開始實行非標準措施，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開始時間是2007年8月9日24點整。」他指的是首次向歐洲信貸市場注入緊急流動性，以防止美國次貸危機蔓延。

我問他，七八年前能想像採取這類措施嗎？他回答：「完全不能。我們現在正在涉入未知水域。

「按照我對形勢的理解，我們正在經歷危機的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07年年中開始的金融動盪，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前。第二階段從雷曼兄弟倒閉開始。發達經濟體的央行被迫採取非常大膽的非標準化措施，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干預。而且，當時這些國家的信譽還沒有受到挑戰。這避免了大蕭條的出現。

「第三階段是主權債務危機，震中就在歐洲大陸，在歐元區，而前兩個階段的震中在美國。2009年底我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討論這個問題時，他精確地概括了形勢，對我說：『現在，讓-特里謝，該你上場了!』於是，我們就走到了現在。」

他表示，他最擔憂的是「全世界的投資者和儲戶都不再給予任何人的簽名一絲一毫的另眼相看。這是全新的情況。」換句話說，現在發達國家的信譽岌岌可危。

我反對說，這不完全是事實：當然，有一個現象十分惹人注目，那就是在歐元區內部，資金紛紛從義大利、西班牙等國逃往安全的德國，甚至法國也出現較小程度的資金外逃。不過這時我們被餐廳經理打斷了。我們決定只喝水：特里謝要了一瓶無氣泡的依雲(Evian)礦泉水，我要了一瓶Badoit氣泡礦泉水。我點了一份小牛肝，特里謝點了鱸魚片。上來的菜非常精美：味道極好，我點的小牛肝顏色粉嫩。

我們繼續深入討論歐元區。評論人士（主要是英語國家的）目睹眼前的形勢後說：「我們早說過了」，歐元區一直是個愚蠢的想法。那麼特里謝作爲歐元區的極力支持者如何回應？

他首先表示，和更廣泛的經濟聯盟相比，貨幣聯盟本身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後他反問：「如果有人說：『我告訴過你了，市場經濟已經腐爛。整個金融體系有崩潰的危險。我們一直告訴你，這個體系不可行，容易走向災難。』你如何回應？」

他接著說：僅僅因爲2008年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就拋棄市場經濟，這很荒謬。「我無法想像，沒有單一市場、沒有單一貨幣的歐洲如何聯合起來。想像一下，如果美國各州均發行自己的貨幣，美國的單一市場意味著什麼？

「我自己的工作設想是，歐洲正在汲取慘痛的教訓：要維持單一貨幣，除了建立單一貨幣聯盟以外，更要對經濟聯盟實施有效的治理。」

因此，我問道，對這一經濟聯盟負有責任的政策制定者在應對此次危機方面做得如何？他回答道：「什麼都不容易。在我看來，不要忘記，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整個發達經濟體共同的問題。因此我們都要做好準備：今天市場沒有耍弄你，不意味著明天不會。

「歐元區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必須大力實施增強的穩定和成長公約；我們必須對競爭力指標進行有效的監視；我們必須全面利用當前的危機管理工具，而這些工具在危機之初還是不可想像的；我們有了『銀行業聯盟』的概念，這一點很重要：當前銀行信譽和主權信譽之間的相關性達到99%，這是重大危機的源泉。」

他補充道：「歷史尚未蓋棺定論。我認爲，我們必須往前走下去，建立起一個經濟和財政聯盟。」

他解釋說，如果現在一個國家行爲不當，給整個歐元區以及本國的穩定性帶來威脅，那麼就應該受到制裁，比如罰款。但罰款已被證明基本無效。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也就是他所說的「特殊情況下的經濟和財政聯盟」，「歐洲機構將直接向有關國家施加約束性措施，而不是罰款，而關於約束性措施的最終決策則由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透過民主投票做出。」這種想法無疑會在英國政治中引發爭議。

那麼此時此刻的情況如何呢？歐元區能否承受一個成員國的退出？特里謝的回答非常堅定：「這樣的退出不是歐洲民主的立場。」

由此我們談到針對當前緊縮政策的爭議。於是我問他有沒有替代選擇。「我認爲，我們還是需要評價每一個經濟體各自的優點，」他說，「顯然，擁有施展空間的經濟體必須也必將利用這種空間。比如說德國就沒有緊縮政策，因爲德國的市場經濟正在自發而合理地刺激國內需求。

「要知道，我擔任了八年的歐洲央行行長。前五年期間，有人告訴我德國是歐洲『病夫』。我的回答是，『首先要看到，德國在恢復競爭力方面做得很好。』」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點了咖啡：我點了一杯雙倍特濃咖啡，他點了一杯特濃咖啡，另外我們還點了非常可人的香草波旁(vanilla bourbon)布丁。

我說德國現在需要提振經濟。特里謝回答說德國經濟正在成長。我說增速不夠快，並且非常依賴出口。他答道，儘管德國「依賴出口，但幸運的是德國是出口到亞洲，而這對歐元區繁榮是一種貢獻」。

那麼他認爲德國人知道他們的繁榮是多麼地依賴夥伴國嗎？「看上去有點矛盾，」他說，「德國文化或許是最能接受政治聯盟這一長期目標的一種文化。在回答各種民調的時候，大部分民衆也都表示：『我們喜歡歐盟(EU)。』」

「與此同時，我認爲主要的困難是，兩德統一以來的13年，德國一直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工資和薪水的成長有限。這13年的節制使得德國普通民衆很難理解，爲何歐洲同伴的情況正好相反。」

法國現在必須恢復相對於德國的外部競爭力，正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情況一樣，那時特里謝負責實行「競爭性通膨減緩」(competitive disinflation)。那麼在特里謝看來，法國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他堅持認爲，法國必須採取必要行動，恢復其競爭力。

但如果大家都如此「節制」，歐元區是否會出現需求不足？他回答說，無論如何，歐元區與整個歐洲一樣，都不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相反，它是大型發達經濟體中最開放的一個。

我反對說，歐元區佔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是的，」他說，「歐元區不可忽視，但它也徹底融入了全球經濟。它並不是一個封閉的聯盟。因此在我看來，締造新型歐洲經濟的祕訣就是實現最大的競爭力。」

於是我說，那麼你就需要說服新興經濟體接受赤字。但這些國家對此非常擔憂，因爲它們認爲赤字就意味著危機。

特里謝還是非常樂觀：「目前很多新興經濟體都有大量的儲備資產作保障。不管什麼時候，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體出現某種程度的經常賬戶盈餘並輸出資本都是很正常的。」顯而易見的是，這可能會導致德國主導整個歐元區，這一點讓我坐立不安。

我將話題轉向對歐洲央行的批評：它拒絕進一步介入主權債務市場。我問他是否認爲這種反對意見合乎法律，或者符合經濟。他斷言它是不合法的。「我們在二級市場上購買愛爾蘭、葡萄牙和希臘的債券。這樣做是合法的。條約並不允許歐洲央行介入一級市場，但在二級市場它有權購買任何證券。

「我們主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出於貨幣政策的原因這樣做，因爲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負責整個歐元區的貨幣政策。

「但我們不能長期代替政府這樣做。我想再次強調的是，我早就期待著，就在我們交談的此時此刻，我們能擁有一種具有操作性的、在市場眼中可靠的、並且依賴於政府本身的工具。」

我問他，考慮到潛在的威脅，計劃中的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是否足夠？他的回答是間接的：「第一個結論就是，穩定基金應該能夠有效介入二級市場，2011年7月已經在原則上確定了這點（當時義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債務開始面臨壓力）。」

我又提到歐洲央行堅持的觀點：政府（尤其是愛爾蘭）不應該允許銀行向債權人違約。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特里謝說：「這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徹底探討。那個時候在那樣的局勢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愛爾蘭國內的蔓延風險已經很大，（允許愛爾蘭的銀行違約）會是極其危險的。」

最後，我提到了英國在歐洲的作用。很多英國人都開始認爲，如果歐元區存續下來了，它將成爲一個更加統一的聯盟。那麼英國是否應接受，它在歐盟內部的地位將不保？

「當然這並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確實認爲，英國在非常深刻的層面上歸屬於歐洲，歐洲也需要英國。現在看來這有點矛盾，因爲戴高樂將軍(General de Gaulle)曾說：『我不需要英國。』現在整個歐洲都表示：『我們需要英國。』而英國人卻說：『我們不清楚。』無論如何，英國在歐盟的未來只取決於英國自己，這一點值得深思。」

我該離開了，去趕回倫敦的歐洲之星：這是法國的高階技術。在離開之前我說，英國不是歐元區國家他應該感到慶幸，因爲如果是的話，還真的無法管理。

本文作者馬丁•沃爾夫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倪衛國、王慧玲

這著實讓我尷尬不已：剛坐定準備用餐，我的採訪對象卻說啥都不想喫。

諸位得明白，這根本就不是本人的過錯。只是由於尤努斯(Muhammad Yunus)赴約《金融時報》採訪時，已經喫過飯，而已有20年曆史的「與FT共進午餐」採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慣例就是共進午餐。尤努斯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這位孟加拉經濟學家在以創辦小額信貸而名滿天下。

尤努斯終其一生都在勇敢挑戰勢力強大的社會傳統習俗，他坦承自己對《金融時報》這個慣例一無所知，從他的一言不發，可以看出他對喫飯毫無興趣。他是個大忙人，常年在世界各地奔波，我懷疑可能是中間出了什麼差錯，他的助手未能給他說清楚接受《金融時報》訪談的相關規矩。

他來紐約參加聯大會議(UN General Assembly)，政客、政要、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元首們紛至沓來，參加沒完沒了的文山會海以及進行合縱連橫。尤努斯是當今世界風雲人物，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安排得太過緊湊，以至於原定下午2點在高檔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Garden餐廳的採訪，他甚至晚到了半個多小時，而此時餐廳已停止供應午餐。

由於他已喫過飯，而且助手們選曼哈頓中城（Midtown）這個會客地，似乎純粹是出於交通便利，因此喫不喫飯無關緊要。酒店員工帶我們來到休息室，休息室裏正放著悅耳的音樂，還供應各種速食。

我問他這周行程安排如此緊湊，是否屬於反常？「不，無論走到哪兒，這種情況都屬家常便飯。」他說，大家都希望爭分奪秒與他進行切磋交流，並說因此經常誤了飯點，其他參會嘉賓享用美餐之際，他卻還沒談完。今天很明顯是個例外。

作爲扶貧領域最知名的思想家及實踐家，尤努斯顯得鎮定自若，超凡脫俗的魅力撲面而來，他一直專注於比午餐會崇高得多的人生目標。他滿頭銀髮、和藹可親、笑容可掬。他的衣服十分簡樸：棕褐色短上衣、米色褲子以及藍色格子無領品牌襯衣（由孟加拉織工手工做成）。他調侃自己成了扶貧圈的時裝模特兒。

尤努斯雖已73歲，卻顯出與他年齡極不相稱的旺盛精力及智力。他告訴我爲何必須如此：自己今年60%的時間都在國外奔波，努力兜售自己的理念與計劃。

從學術活動到自己設想的新型企業模式，他從事的工作包羅萬象。比方說，他是格拉斯哥喀裏多尼亞大學(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名譽校長，在紐約期間，又將參加喀裏多尼亞大學曼哈頓時裝分校的落成典禮。他設想的新型企業模式介於辦慈善與爾虞我詐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他稱之爲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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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揮舞著菜單走過來。尤努斯點了靜水，我則選了蘇打水。我想我們倆至少得有一人遵守「與FT共進午餐」的採訪規矩吧，於是我掃視了一下菜單，要了一些簡單速食：一份多層雞肉三明治，事後證明這是個糟糕透頂的選擇。

尤努斯的出名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中葉，當時他是孟加拉吉大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吉大(Chittagong)是個港口城市。他就出生於吉大城外——父親是珠寶商，全家就住在店鋪上邊的二樓——在美國留學與任教六年後，他回到家鄉。

爲了弄清楚周邊地區赤貧的原因，他實地造訪吉大大學校園附近的一座村莊，發現那兒的老百姓窮得連做小本買賣的本錢都沒有。他們只得求助於放高利貸的經紀人。尤努斯大爲震驚，於是自掏腰包，把27美元借給了42位貧困村民，以幫助他們擺脫高利貸盤剝的惡性循環。

這就是小額信貸革新運動的起源。從傳統意義上講，銀行不給赤貧者放貸，因爲他們無法提供貸款擔保，往往有借無還。但隨著雄心勃勃的小額放貸試驗連續推行（起初尤努斯自己充當窮人銀行貸款的擔保人），尤努斯逐漸得出結論：許多赤貧者具有良好的償債信用，他們明白貸款是自己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

由此催生了孟加拉專向微型企業主提供小額貸款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與現在一樣，很多申請貸款者是文盲，而且超過90%的申請貸款者是婦女——在伊斯蘭教盛行的孟加拉，對婦女工作持非常保守的態度，所以這種做法本身就頗具創新意義。

鄉村銀行成爲消除貧困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的強有力手段，其模式在全球得到廣泛「複製」。爲表彰其突出貢獻，尤努斯與他的鄉村銀行被授予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與此同時，他在孟加拉建立了一系列鄉村銀行以及基金會；其中很多是與人合夥成立的社會企業，它們完全獨立於國有銀行體系。他還把自己的理念向全球推行——甚至還在美國設立了微額信貸銀行——美國鄉村銀行(Grameen America)。

儘管一些發展中國家不乏說三道四者，小額信貸運動成績卓著。有些人認爲尤努斯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而且侷限於鄉村銀行模式，因而小額貸款理念不再與時俱進。尤努斯本人有時對大型開發銀行以及過分商業性的小額信貸批評起來不留情面。

但相比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總理領導的政府對尤努斯愈發響亮的名聲的圍攻，上述批評就顯得不值一提了。孟加拉政府非但不把尤努斯敬爲民族英雄（2007年，尤努斯的頭像印到了孟加拉的系列郵票上），而是變本加厲，進行了一場在許多人看來是惡意的迫害運動。2011年，尤努斯被迫辭去鄉村銀行行長職位，如今政府更威脅要把鄉村銀行國有化。最近，孟加拉政府指控尤努斯逃稅，對此他本人堅決否認。包括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內的很多西方政要都公開對他表示支援。

哈西娜總理的動因不得而知。有些分析人士暗示自2007以來，她把名望如日中天的尤努斯視作潛在政治對手，當時尤努斯曾一度表示過從政意願；而其他分析人士則猜測哈西娜總理妒忌尤努斯的巨大名望，希望利用鄉村銀行之事來達到自己的選舉目的。

尤努斯早先對我說過不希望談及政治話題，理由是擔心批評者指控自己在國外詆譭國家聲譽。但在隨後的會談中，我問這些攻擊是否讓他心力交瘁。

「非常折磨人，」他動情地說道，「原因是自己受到的攻擊從未間斷。每天早晨一覺醒來，就不敢打開報紙——擔心報上刊登攻擊他的文章……每時每刻都在忙於應付，避免受到傷害。回擊對方必須準備相關憑證以及充足證據，而詆譭一個人則易如反掌。」

相反，他喜歡談論更爲積極的東西——他的社會企業理念以及向世界各國推行它而所做的不懈努力。

他解釋道，社會企業就是企業老闆願意解決社會問題（通常是失業），而非只圖自己掙錢。這不同於非贏利性慈善機構，尤努斯認爲慈善機構存在天生缺陷——生存過分依賴於捐款。

他說，社會企業屬於贏利性企業，只有這樣方能長期維繫下去。但它並不分紅，賺取的所有收入都用來進行再投資。企業所有者可以撤走自己的原始投資額，但僅此而已。

「大家都說，『哎，傳統企業不也是如此嗎？老闆創辦企業，按需僱傭員工。那麼社會企業與常規企業到底有啥不同？』

「我這樣答覆，『傳統企業旨在贏利……爲此，需僱傭一定數量員工。所以員工是你主要目的之副產品；而在社會企業中，爲所有員工（比如5個）創造就業機會就是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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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給我拿來多層三明治時，他暫時中斷了說話。三明治大得驚人，我倆都驚愕得瞪著又厚又大的橢圓形烤麪包層、塞得滿滿的夾肉（還往外滲油脂），以及旁邊的一小銀盃金黃色炸土豆條。此時此刻談論貧困問題時，點這種體現西方奢侈生活的三明治似乎荒誕不已。

我對他說這很尷尬。

「別這麼認爲，喫你的，」他說。「我並不關心這」——然後用孟加拉語與服務員聊起來，兩人聊得很投緣、笑聲不斷。與酒店好幾名員工一樣，這位服務員也來自孟加拉，很顯然是尤努斯的擁躉。

但是，在全世界威名赫赫的扶貧專家（他只是喝水）注視之下，我實在沒胃口把營養如此豐富的三明治吞嚥下肚。既要費勁「消滅」掉這碩大無比的三明治，又要全神貫注於尤努斯語速快、口音重、邏輯縝密的話語，實在是勉爲其難。所以自己只得把三明治擱在桌上，任由它涼卻。

我倆又言歸正傳。過去七年，尤努斯一直在孟加拉試驗推行社會企業模式，尤其是與法國食品業巨擘達能(Danone)合建工廠，生產高營養酸奶。度過初期的不穩後，如今的合資廠經營已然步入正軌，其目標是爲當地社區創造約1600個工作崗位。尤努斯說自己如今忙於籌措3500萬美元資金，爲的是在另外七個國家創辦企業，他希望這種模式可以得到廣泛「複製」。「我們這是在播灑種子，」他說。

海地(Haiti)將是其中一個受益國，如今它仍在努力從2010年的地震中恢復元氣。尤努斯其中的一個項目就是與巴西食品公司(Brasil Foods)合建家禽養殖廠，巴西食品公司是巴西特大型雞肉加工廠。瞭解養殖廠的來龍去脈，就可以洞察尤努斯的創新思維、公關能力以及創業動力。

尤努斯說自己建廠的想法源於自己在海地參加的一次晚宴，他獲悉當天所喫的全部食物都從國外進口（這事關國家尊嚴）。他告訴我隨後發生的事，採用的敘述方式在這次採談中多次運用，這種方式頗具個性：他說一段長長的話，多用第一人稱「我」，然後把對方好好地啓蒙一通。

「我問對方，『爲啥用進口食物招待我們？難道你們自己啥都不生產嗎？』」「『我們自己生產很少，甚至連鹽都需要進口。』」

「我說，『爲何會如此？海地是島國，四周遍地是鹽……只需抽取海水曬乾就能獲得鹽。我們孟加拉也是用這種方法提取鹽。』」

對方隨後告訴他雞蛋是從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進口。「我就說，『多明尼加與你們的國家生活在同一座島上，對方如果能出產雞蛋，你們爲何不能？』」

他對我說，說到這裏時，他突然記起巴西食品公司迫切希望與他合作之事，於是立刻萌生了合作建廠的想法。

社會企業似乎完美無缺，但我暗示他潛在缺點是企業若想達到一定規模，就必須仰仗很多樂善好施的富有投資者（或公司）。願意促成此事的投資者是否很多？

他長篇累牘地回答我，但似乎並未真正解決這個重要問題。他說，經濟學理論把人類異化成一意孤行的「賺錢機器」。他希望「開啓一扇大門」，以幫助人類展現出人性善的一面。

我問他資本主義制度好嗎？他回答說：是的，但「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只靠一條腿走路——極不穩定，容易陷入困境，沒有很好的迴旋餘地。」資本主義制度需要新增人道主義的另一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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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到最初的問題上：從投資者那兒籌措來的資金多嗎？他說已有數十億美元注入基金會，基金會再把錢捐給慈善機構，慈善機構再去行善事，但並不象社會企業那樣能循環利用資金。這構成了「鉅額資源」。另一資金來源是企業合作伙伴，我建議它們只要定期捐贈少量錢，就能提升其履行社會責任的良好形象。

他說，媒體記者指控他與達能在孟加拉合建工廠時，被對方利用了。他的答覆是他自認爲是利用了達能——因爲在那之前，全世界都還沒真正理解他社會企業的理念。「與達能合建工廠後，大家才真正瞭解！」

他瞧著我一口未喫的三明治。「你竟然沒喫！」他說，然後大笑起來。

我轉向另一敏感話題——學術界就小額信貸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爭得不亦樂乎。雖說小額信貸仍有衆多的擁躉，但最新研究——如大衛•魯德曼(David Roodman)的著作《盡職調查：對小額信貸的苛刻調查》(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暗示幾乎沒啥證據可以證明小額信貸能有效減少貧困。

我本以爲尤努斯會爲此大發雷霆，但他的反應很有分寸。他說，沒有人提出小額信貸「扼殺窮人」，因而應該叫停。有意義的問題是如何不斷改進小額信貸的做法。「這就好比銀行，就因爲銀行造成了金融危機，所以應該關掉它們？不能這樣。同樣，爲窮人量身打造的鄉村銀行難道不應該繼續開辦下去嗎？如何更具組織性、更爲正規地管理小額信貸銀行纔是問題的關鍵。」

我倆定的採訪時間即將結束。我問已過古稀之年的尤努斯，是否還能滿世界奔波？他笑著答道，「我樂在其中，我所做的事很有意義。聽衆願意圍坐在我身旁，傾聽我的觀點，久久不願離去，這就是明證。年輕人都激動踴躍——這就是我樂之不疲的原因所在。年輕人都積極投身這項事業。」

尤努斯似乎爲了強調自己依然精力充沛，於是「轉戰」另一場約會——就在10英尺開外的那張桌子——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另一場愉快活潑的會談中。

我手拿賬單，服務員問我是否需要打包。我一方面惴惴不安於浪費大好的美食，另一方面又憤憤不平於拎著涼結成疙瘩的三明治離開四季酒店休息室。但最終還是自尊心戰勝了社會責任，我並沒有拎走三明治，恐怕尤努斯不會贊同我的做法。

四季酒店位於紐約州紐約市東第57大街57號，郵編：10022

多層雞肉三明治：24美元

聖培露(San Pellegrino)蘇打水：8美元

Voss靜水：8美元

總計（包括稅及小費）：53.55美元

譯者/常和

時間還不到早上8點，但紐約翠貝卡區超級時髦的蘇荷大酒店(Soho Grand Hotel)感覺已經像電影場景一般。恢弘的酒店大堂被混泥土立柱、金屬雕像和巨大的皮質沙發所佔據，懶散坐在沙發上的人兒美麗優雅，甚至有種不現實感。

在這裏與一位學院派經濟學家共進早餐有點奇怪。但話說回來，魯裏埃爾•魯比尼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者。沒錯，直到3年前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他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分析經濟形勢、撰寫相關書籍，包括1997年出版的《宏觀經濟》(Macroeconomy)和2005年出版的《新國際金融結構》（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合編）。他還發表了一系列以銀行業弱點爲主題的演講，其極其陰鬱的論調，爲他贏得了「末日博士」的外號。

但2007年，這一切發生了出人意料的改變。金融危機爆發，幾乎是一夜之間，全世界意識到魯比尼是少數幾個真正預測到銀行業即將大崩盤的經濟學家之一。今天，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不願意放過他的每一句話；他的演講會引得記者蜂擁而至，只為聆聽他的最新預測。而客戶爲了獲取他諮詢公司——魯比尼全球經濟諮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分析報告而支付高額價錢。

他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商業界，甚至深入好萊塢：在《華爾街：金錢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一片中，他露了一會兒臉，扮演他自己。這是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爲上世紀80年代自己同名電影拍攝的續集，當時那部電影對市場的瘋狂失態大加嘲諷。魯比尼還出現在紀錄片《監守自盜》(Inside Job)中，該片由馬特-戴蒙(Matt Demon)旁白。他甚至成爲了某種知識分子明星：他在Facebook主頁上貼滿了他參加明星彙集派對的照片，通常都在一羣美女的簇擁下。（「她們愛的是我美麗的心靈……我長得難看，但她們被我們的頭腦所吸引，」去年他向一位八卦專欄作家表示。）

8點還差幾分鐘的時候，51歲的魯比尼現身酒店大堂，這位曾經的書呆子、今天的大衆情人身穿黑色牛仔褲，淺黃色襯衫，領口敞開。這身打扮與酒店的裝修風格完美融合。唯一的不和諧音符就是他那雙棕色的皮鞋——磨損到了令人震驚、有點目中無人的程度。是因爲他太睿智了，不會爲給鞋子打蠟這樣的小事兒操心嗎？或者他只是自信到壓根不關心鞋子難不難看？無論是哪一種解釋，這雙鞋子都讓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家氣質。

他有些笨拙地癱坐到巨大的皮沙發裏，並解釋說這個時髦的場所離他家很近。「我住的地方離這兒只有五分鐘路程，」他聳了聳肩，看我的眼神有些警覺。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有點像西班牙獵犬。侍者拿來了早餐菜單，酒店提供的都是一些極簡而流行的餐點。我點了菜肉餡煎蛋餅（只用蛋白）、義大利濃縮咖啡和大豆蛋白活力飲；魯比尼點了格蘭諾拉麥片、果汁、酸奶和一杯拿鐵，儘管他看上去對食物絲毫沒有興趣。

「當名人是什麼感覺？」我問道，想知道他是不是自鳴得意。他做了個鬼臉。「名人不過是噪音，」他小聲嘟噥道。「人們談論起我的時候就好像我是平白冒出來的一樣，好像這麼些年，我都孤身一人蹲在某處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完全默默無聞，接著卻突然出了名。但這根本就不是事實——我當經濟學家已經有二十年了！」

他憤憤不平地回顧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種種細節。這是不同尋常的一生。1959年魯比尼出生在伊斯坦布爾，父母都是伊朗的猶太人。他早年在伊朗生活，後來搬到義大利，在那裏讀書上大學。之後又搬到美國，在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在耶魯和紐約都教過書。魯比尼會說義大利語、希伯來語和波斯語。他說他最終感覺到自己到了美國「是在大約15年前，我開始用英文做夢」。這段時期內，他還先後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聯準(Fed)、世界銀行(World Bank)、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美國財政部(Treasury)。最後創辦了自己的諮詢公司。

沒錯，以簡歷來看，魯比尼可不是個無名小卒。但在2006年秋天時，魯比尼還不是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當時世界經濟和信貸市場欣欣向榮，魯比尼卻在IMF發表了一場長篇演說，警告稱「美國將有可能遭遇千年不遇的住房市場災難、石油危機，導致消費者信心急劇下滑，最終陷入深度衰退」，同時「住房擁有者將無力償付住房抵押貸款，全球範圍內將有數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將不寒而慄，陷入停滯」。這是個大膽的預測；大膽到許多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覺得魯比尼是不是有點瘋癲了。

事實上，2007年1月，魯比尼出席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時做出了類似的預測，當時他的警告被普遍忽視。我第一次遇見他也是在這個純淨的瑞士山間度假勝地。我記得非常清楚。在那之前的幾個月裏，我也開始寫一些關於複雜金融操作之危險的文章（儘管遠不如魯比尼的有文采和引人注目），而這幾篇文章引起了聚集在達佛斯的一些樂觀派的抨擊，他們指責我「危言聳聽」。儘管我們之前從未謀面——而且在那之後也沒說過幾次話——但在一家擁擠的瑞士酒店的陽光午餐會上，魯比尼爲我的文章極力辯護。我告訴他那次我很感激他；那時候敢於直言的災難預言家寥寥無幾。

「我記得，」魯比尼笑道。他接著又憤憤地回憶起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在達沃斯論壇期間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劉易斯是廣受讚譽的華爾街研究著作《騙術撲克》(Liar's Poker)的作者，最近又出版了《大空頭》(The Big Short)一書。在那篇文章中，劉易斯給魯比尼這樣的災難預言家貼上了「膽小鬼」和「笨蛋」的標籤。「一些人改變了他們的看法，這是非常驚奇的事，」魯比尼說道，又尖酸地補充說現在「有很多人在當事後諸葛亮」。

爲什麼銀行體系會在2007年失控？魯比尼與經濟學史教授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合著了《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主題就是銀行業的崩盤，這本書試圖回答上面的這個問題，並就如何糾正這種局面提出建議。乍一看，這本書所覆蓋領域，與經濟學家大量生產出的其它「信貸緊縮啓發」書籍很相似。不過，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和幾乎其他所有經濟學家不同——大概只有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和克勞迪奧•博里奧(Claudio Borio)除外——魯比尼可以宣稱自己在災難爆發之前就猜對了。於是我問道，是什麼讓他如此肯定自己是正確的。這時候我們那不太豐盛的早餐被端到了皮沙發旁的矮桌上。唯一的亮色就是用來裝飾我那杯大豆蛋白活力飲的一顆碩大的草莓。

「我花了十年研究新興市場，我知道有些模式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他解釋道，「泡沫就和火一樣，要有氧氣才能繼續燃燒……當你發現已經沒有氧氣時，形勢就會發生變化。」說得更具體一點，到了2006年的夏天，魯比尼已經看出住宅市場到頂了。他由此相信，整個體系即將崩盤，因爲抵押貸款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金融危機之後，魯比尼仍在繼續警告世人。2009年初，他指出，銀行業危機或許尚未結束。他還認爲，有20%的可能性會出現雙尾衰退，因爲美國經濟成長將極度疲軟。事實上，美國經濟復甦的速度超過了他的預期，而銀行股價也出現回升。這一切讓他的競爭對手感到幸災樂禍，心想魯比尼對於2006年的預測不過是運氣好罷了。但他反駁稱，現在就判斷全球經濟真的已經步入復甦軌道仍然爲時過早。而且，他最近的預測中至少有一條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他一再就尾隨主權債務的危險提出警告。他特別指出希臘的鬧劇反映出西方世介面臨一個更大的問題，因爲各國政府似乎並沒有意願去解決呈螺旋狀成長的政府債務。

「眼下美國真正令我擔心的是現在出現的這種（政治）僵局，」他表示，並指出這種僵局使得美國政府無法做出必要的艱難決定。「英國也有同樣的問題。政府並沒有削減開支或增加稅收的真正意願。」其結果是，「政府很可能會爲了解決財政赤字而不斷增印貨幣」，最終導致通膨。

爲了抗擊這些風險，魯比尼希望政策制定者們能夠擯棄政黨分歧展開合作，並跳出古老的「左派」或「右派」的思維定勢。「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義大利長大，那是一個社會動盪的時代，連十幾歲的青少年都投身政治。那時候我的立場要更加中間偏左一些，」他說道，一邊攪拌著加了糖的拿鐵，形成優雅的棕色和白色漩渦。如今，他在經濟問題上是「中間派」，因爲他認爲在危機期間，政府應該拿出錢來支援金融體系，這種觀點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想相一致的——但他也認爲當危機結束後，政府應該恢復自由市場手段，而這讓人想起了所謂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凱恩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正展開一場激烈辯論。但我務實而變通。關鍵問題完全在於時機。」

那麼現在他會建議人們把資金投向何處呢？他自己又是怎麼做的？他看上去有點忸怩作態。「這輩子我從未買過任何一隻股票、債券或是貨幣。我自己那40.1萬美元（養老金和儲蓄）都投在一個被動基金中——百分百的股票投資，一半美國股票，一半美國之外的股票。過去幾年裏我其它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現金持有。在未來某個時刻我將把這些錢投入風險更高的資產，但不是現在。」我指出，這種謹慎的態度似乎是典型的末日博士做法。他沒有認同。「末日博士作爲一個外號很可愛，有段時間我也確實很喜歡這個外號，但現在我一直說自己是現實主義博士。」

換言之，魯比尼現在希望被看作能夠貢獻建設性意見的智者，而不是災難預言家。事實上，我們會面的當天，他剛剛爲英國《金融時報》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敦促歐洲允許希臘進行債務重組。而且他剛剛從華盛頓回來，在那裏與一羣西方國家的資深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進行了會面。「對我來說，重要的是，當我寫出一些東西的時候，人們會聽我的。我將我的智慧提供給大家，無論他們是否認同。」

他把酸奶一股腦倒到麥片裏的時候，我切入正題。這種高尚的經濟「智慧」如何與他的新晉名人身份、爲八卦專欄關注的狀態共存呢？「名人身份已經成爲一種負擔，」他嘆了口氣，「你被佔用的時間更多了。人們認爲飛來飛去很拉風。但不是這樣的——即便你乘坐商務艙，住在頂級酒店，你還是離家十萬八千里。」他估算自己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路上；毫無意外，這本新書的大部分就是在飛機上寫就的。

我指出，他的一些對手可能很難對於他那種必須住在豪華酒店的「窘境」感到同情。事實上，許多人大概會有一絲嫉妒，他們看到的是金錢、名望和派對（最近魯比尼在網上貼了一些在加勒比海蔘加派對的照片，派對是俄羅斯大亨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辦的）。還有那些始終環繞在鑽石王老五魯比尼身邊的迷人女性們，這又要怎麼說？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是活人呀！爲什麼所有人會對這一點感到驚訝呢？」魯比尼反駁道，「和許多紐約人一樣，我的生活有很多面。我收藏藝術品——我熱愛現代藝術、電影……事實上，不久之後我就要去參加戛納電影節了，因爲我在兩部影片中都有露臉！」

我表達了驚訝之情；住在紐約這個街區的電影明星們可能覺得這根本就很「正常」。但對於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可不是這麼回事。然而，魯比尼解釋道，兩部影片——斯通的《華爾街》和紀錄片《監守自盜》——都大力強調了他在預測信貸災難中扮演的角色。

我突然回想起我也曾經因爲那部紀錄片接受過採訪，談論複雜的信貸工具，這麼看來我也有出現在記錄片中啊。我們的對話和對話的地點開始呈現出一種超現實的特質；突然間金碧輝煌的蘇荷大酒店看上去並不是一個談論抵押貸款支援證券的奇怪地方了。三年前，我們還很難想像這些複雜的金融工具會有一天讓好萊塢感興趣。或是像魯比尼這樣的人會被當作先知來敬仰、或是去戛納參加派對。

我結了賬。魯比尼一直在說話，幾乎沒有怎麼動食物。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我們慢慢穿過被混泥土、玻璃和鋼鐵環繞的大堂。「你一定要到戛納來！我們倆可以組成一對，書呆子和女書呆子！」他說道，併爲自己這種古怪的想法大笑起來。我也因爲他這種富有感染力的熱情而笑了起來。他離開後，我開始檢視自己的日程安排；我能從中擠出一週來去參加戛納的首映式嗎？我應該這麼做嗎？我從來沒有覺得主權債務危機和債務抵押債券(CDO)會這麼有意思。

「蠻荒」經濟學教給我們什麼？

2007年，特立獨行的紐約經濟學家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出版了一本廣受關注的書《黑天鵝》(The Black Swan)，在書中，他敦促投資者爲罕見事件的到來做好準備。這些事件罕見到在發生之前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他預言，這些所謂的「黑天鵝」或許會讓市場大喫一驚。

然而，對於魯裏埃爾•魯比尼而言，「黑天鵝」的概念並無助於反思當前的信貸緊縮局面。他更喜歡把過去幾年的戲劇性變化比喻爲一組「白天鵝」，意指它們所遵循的模式並不是那麼罕見，因爲最近一段時間裏，這種模式在世界各地已經上演過多次。

這種說法大概會讓西方的觀察人士感到詫異，畢竟近年來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都沒有經歷過主權債務危機和金融崩盤。但魯比尼認爲，要了解當前這場危機，關鍵在於把目光放到西方世界之外，向新興市場望去。新興市場已經歷過衆多危機。現在到了學生給老師提供建議的時候了。更具體地說，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和英國）應該透過向經歷過危機的地區學習——例如墨西哥、南韓和阿根廷——並分析應採取哪些行動。

魯比尼並不是唯一希望反思「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間關係的經濟學家。過去一年裏，一個令人震驚的變化就是，西方國家的債務負擔變得如此沉重，以至於它們目前的財政基本狀況看上去比許多非西方國家都要糟糕。舉例來說，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分別是57%、6%、85%和22%。而日本、希臘和義大利的這個比率都超過了100%，就連美國和英國的比率都可能很快達到100%。

這徹底顛覆了過去的傳統智慧，而且這種趨勢貌似還將繼續。西方國家現在債務堆積、成長停滯；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如今的成長速度都要超過西方國家，而且近年來在財政政策上也更加審慎。

譯者/管婧

我坐在酒吧的凳子上，金屬圓桌對面坐的是世界第二富比爾•蓋茲，他一邊喝著健怡可樂(Diet Coke)、拿手抓著薯條喫，一邊向我介紹著脊髓灰質炎疫苗(polio vaccine)的來龍去脈。如果比爾•蓋茲不再到處捐贈他的財富，他仍將是世界首富。在給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主要資助衛生、扶貧和教育事業) 捐贈了280億美元后，如今比爾•蓋茲以個人財富540億美元退居富豪榜次席。

儘管比爾•蓋茲積累了鉅額財富，但仍顯得很謙卑。我們在他位於西雅圖郊區科克蘭德(Kirkland)的辦公室裏碰頭後，一起步行穿過馬路來到了開在伍德馬克酒店（Woodmark，當地一家漂亮的酒店）內的沙灘咖啡屋（Beach Café，音譯）。這是個很愜意的地方，可以眺望華盛頓湖(Lake Washington)的風光，但我猜測蓋茲選在此會談主要是圖方便而非純粹享受美食。我倆坐在遠離其他用餐者的酒吧區。蓋茲穿著一件帶拉鍊的亮白色運動衫上衣與淡綠色襯衫，下身穿卡其布褲子，50多歲的他仍顯年輕，只是沙色的頭髮隱隱約約有幾根白髮。

服務員走過來後，蓋茲點了蛤肉雜燴濃湯(clam chowder)、夾乾酪與碎牛肉的三明治(cheeseburger)，我也要了一份同樣的三明治，還點了份蟹糕(crab dip)，然後我倆就開始聊他在西雅圖的生活，他告訴我仍然喜歡開車在西雅圖市裏兜風。蓋茲不喜歡招搖過市，我對此很感興趣，於是我就問他有沒有奢侈一點的愛好，他回答說沒有，並說他的愛好就是打橋牌，況且「全部的『行頭』只需一副牌」。於是我就問蓋茲他算不算個苦行僧呢？他立刻提出異議：「不不不……我有漂亮的辦公室，還有漂亮的家……可見我本人並不排斥好東西，我只是恰巧沒有奢侈的愛好。」但就在距我們幾英里的地方，坐落著他那幢集先進科技於一身的豪宅，據稱價值1.25億美元，豪宅裏還包括了一座圖書館，館頂上就寫著摘自《了不起的蓋茲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某句名言。

蓋茲向我講述了微軟的成立經過，也基本上與錢無關。1975年，在從哈佛退學、全身心投入到運算後，他成立了微軟公司。「我決定退學並創辦微軟公司，並非是因爲這是個賺錢的行當。我與保羅•阿倫（Paul Allen，蓋茲兒時的夥伴、微軟公司的合夥成立人）只是癡迷於個人電腦，而且我們很驚訝當時並無他人涉足這個領域……我倆開始著手處理最感興趣的問題，還招了一些特別棒的員工……我們就這樣佔得了先機。」正如蓋茲所言，財富幾乎屬於歪打正著的副產品：「真的是這樣，你如果開發出了好的軟體，推銷它就並非如想像中那樣複雜……軟體推銷很簡單；你竭盡全力地去做，回報肯定比付出多。」

我想蓋茲的諸多競爭對手在聽到他如此輕描淡寫地講述微軟帝國的成立過程後，臉上一定會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蓋茲曾是出了名的「人見人打」的商人，而且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微軟被指控存在反競爭行爲，最終在美國和歐洲被罰了幾十億美元。

我向他求證當時流行的說法——上個世紀90年代，高效而又無情的微軟公司四處「打壓」它的競爭對手蘋果公司，即便蘋果的鐵桿粉絲仍堅信自家的產品設計得更棒。「我記不得它們被微軟『擠壓』過，」蓋茲哼著鼻子說。「我也不記得曾經發生過微軟『擠壓』競爭對手這樣的事。我們爲它們設計相關軟體，而且是在它們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好好想想：到底是誰投資了蘋果公司，讓它們渡過難關？哼！那就是我們微軟公司。」他輕蔑地笑著說。

上世紀90年代末，蓋茲（當時他40來歲）開始把財富投入慈善事業，他的人生方向開始轉軌，其咄咄逼人的形象也隨之改變。「我記得有一年我捐了有160多億美元。」他停頓了一下，隨後含含糊糊（這可不是蓋茲的說話風格）地糾正說，「我覺得應該是2000年：捐款可能甚至有200億美元。」從那以後，他就不斷地捐出個人財富，而且還全力說服其他一些富翁——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裏森(Larry Ellison of Oracle)，CNN的特德•特納(Ted Turner)以及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把個人大部分財富捐出來做慈善。

蓋茲若有所思地說：在如此年富力強的年齡就作出投身慈善的決定，有些人可能會接受不了。「他們會說出各種理由來推託，原因是：不管你是怎麼賺來的錢，說明你曾經是賺錢的行家裏手，對現在的行當也是輕車熟路……所以說轉向一個全新的領域是相當困難的，而且這有點逼迫自己趕緊考慮身後事的感覺。」

就蓋茲而言，他的家庭本身就有很好的慈善傳統。他已過世的母親瑪麗就曾是國際聯合勸募協會西雅圖分會(the Seattle branch of the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的負責人，國際聯合勸募協會是一家大型的慈善機構。他的父親老比爾（如今已84歲高齡）也是一位熱心腸的慈善家，目前正在華盛頓州四處奔走，呼籲向富人徵收高稅率。最重要的是：蓋茲的妻子梅琳達（蓋茲與她結識於微軟公司，並於1994年締結連理，他們共育有三個孩子）同樣積極投身慈善事業。如今基金會牆上懸掛的各式匾額明白無誤地詮釋了什麼叫「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

2008年，蓋茲擔任了微軟非執行董事會主席(non-executive chairman)一職，如今他把絕大部分時間放在基金會。但他說，「我如今花在基金會上的時間，與我『轉行』做慈善前的10年裏一樣多。」他停了一會兒，然後接著說：「當然我現在呆在基金會的時間比不上我20來歲、30出頭那陣子，那時的我沒有任何休假，晚上也基本不回家，真到了癡狂的地步。」那幾年，當億萬富翁、投資大師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如今是蓋茲的密友、橋牌搭檔以及蓋茲基金會的主要捐贈人）想要拜會蓋茲，剛開始微軟的這位大忙人日程安排太緊，硬是沒擠出時間來。「那時候我實在太忙了，會見巴菲特這樣的事，我壓根就沒時間做。」於是我立刻暗示性地問他：你沒有社交生活？蓋茲糾正我說：「不，我記得曾有個週日晚上，我回家陪我父母，但我只是不去約見那些投資界的生面孔。」

蓋茲可能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是個工作狂，但很顯然，他的全部注意力已被醫學界的挑戰（他的基金會正全力以赴）所吸引——尤其是努力研製治療瘧疾與艾滋病的新疫苗，以及透過接種疫苗根除脊髓灰質炎。看得出來，侃侃而談疫苗研製的時候似乎就是他最開心的時刻，他說話時，雙臂交叉於胸前，坐在凳子上前後輕顛，一副得意的樣子。但他的話又常常被自己突然間的開懷大笑所中斷。當他講述那位首先發現瘧疾是由蚊子傳播的大英帝國駐印度的軍官時，禁不住咯咯直笑：「你知道嗎？老夥計羅斯少校(Sir Ronald Ross)駐在印度，正坐在屋外，基本上無所事事，但他是大英帝國軍隊的一分子，突然間他豁然開朗，嗨嗨！原來傳播（瘧疾）這玩意兒的元凶不是沼澤地的瘴氣，而是蚊子叮咬所致。」

對科技的激情曾讓微軟所向披靡，如今它正被用來尋求醫學突破。我問蓋茲開發軟體與研發疫苗兩者是否有相似之處。「當然有囉，」在啜了一口可樂後，他回答道。「相似之處就是全力支援絕頂聰明的人解決你所認爲重要的問題。」他接著說，主要差別就在於需要不同的忍耐度。開發軟體時，你知道它3、4年後是否還能適用……但我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更多的要以5至10年的時間爲考量，如今正在研製中的瘧疾疫苗就是個例子。」

對於正在進行的研製艾滋病與瘧疾疫苗的各個層面的研究工作，蓋茲說得頭頭是道，意猶未盡，然而他未受過任何醫學培訓。在聊到最新的醫學成果時，我問他是否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他向我投來一絲難以置信的眼神，並且說，「沒有過，因爲我拜讀了各種相關材料，我也瞭解了想要了解的一切。此外，我專門還向該領域的專家請教，他們很透徹地作了講解。所以我瞭解了很多免疫學的相關知識，這是個極其有趣的領域，」他神情得意地說，接著喫了一口三明治。

蓋茲基金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援助重點已經走出了美國本土，尤其在非洲與印度。基金會有個專門針對美國教育改革的計劃，但最多的援助資金是支援世界最貧窮地區的醫療和發展事業。蓋茲一錘定音的決定用了堪比經商的效率。「每個人都想盡力發揮每塊錢的作用來改善民生，相比那些基本狀況好很多的地區，在貧窮國家做這些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該如何回應那些堅稱對外援助資金使用效率低，蓋茲這麼做實際上是讓錢打水漂的說客？雖然蓋茲說話語氣溫和，但回答得斬釘截鐵。「要我說：如果那些批評者真是發自肺腑，那他們應該做的是：從心底裏認同援助，然後再分門別類予以具體甄別……沒有人會把錢送給扎伊爾的獨裁者蒙博託(Mobutu in Zaire)，擔心他肆意揮霍，但那是一種冷戰思維。」另一方面，還有很多「對外援助成功的事例，它們確實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他如數家珍一一列舉：「綠色革命、大規模減少飢餓、防止飢荒……接種疫苗的顯著成就……從每年有2000萬兒童死亡降至約8百萬，免疫疫苗居功至偉。」至於如何預估有些人的反對意見——說此舉只會導致人口成長失控，從而加劇貧困，蓋茲說研究表明嬰兒死亡率越低、身體越健康的家庭越不想多要孩子。因此他的疫苗接種與脫貧計劃事實上是在幫助防止人口失控，而不是起反作用。

蓋茲作出的決定和援助的項目難免會有各種各樣的政治考量。但與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不同的是，蓋茲極力避免成爲政治上有爭議的人物。

但是，當我倆談到中國驚人的發展速度與勢頭時，我只是依稀感覺他的政治立場，而當我暗示有些人可能視之爲某種威脅時，蓋茲頓時情緒激動：「如果你所關心的不是美國就是英國在這個世界上的相對國力，那麼中國的崛起無疑是個巨大威脅，」他略帶譏諷地笑著說。「就拿美國來說吧，1945年它的實力達到了頂峯。」從那以後，他又指出，其它歐洲和亞洲國家得以恢復，已變得更爲繁榮。但蓋茲又說，「即使我全盤否定中國的發展，我想我依然夠不上是個合格的民族主義者。」相反，在談到一個更加富裕的中國能給世界帶來的諸多好處時，蓋茲變得激動不已。「我覺得，中國科學家研製治療癌症的新藥是件好事。想想看，如果我的孩子得了癌症，我纔不會在意標籤上寫的是不是 『中國製造』呢！而且，我們有望聘請到中國科學家來研製相關疫苗以及研發能源技術。」

但蓋茲還對環境狀況憂心忡忡，所以我問他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是否會加劇環境災難。他的本能反應同樣是藉助技術解決：在不付諸於戰爭的前提下，上上策是能找到能源生產的革新辦法。」他十分看好太陽能與核能，並且嘲諷起那些抱怨中國能源需求快速成長的批評者——「我的意思是說，目前中國的人均實際能耗(energy per capita)纔是世界的平均水準，批評者憑什麼這樣胡說八道！現在的氣候問題是怎麼造成的？美國人的人均能耗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英國人是2倍。但現在中國人才消耗了平均水準。」

他又是義憤填膺又是好笑地搖著頭，平生第一次，我認爲自己看到了一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比爾•蓋茲，一個精力旺盛、挑釁十足、幽默與睿智集一身的比爾•蓋茲。但是，正當他準備接著剛纔的話題繼續說時，服務員端來了咖啡——蓋茲剛纔就沒要，是我點的濃咖啡（espresso，畢竟這是在西雅圖）。服務員離開後，蓋茲又回到中美關係這個敏感的話題，但這時他的話速明顯慢多了，說話也更謹慎了。

喝完濃咖啡後，我要求買單。取出信用卡時，蓋茲看著我，顯得有點逗。「你真想買單？」他說。「我帶錢了。」

對此我並不懷疑。但按規矩應該由《金融時報》買單。這一次我們就不勞駕比爾•蓋茲破費了，畢竟願意接受他破費的大有人在。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時報》負責國際事務的首席專欄作家。）

比爾•蓋茲：從程式員到慈善家

作者：亞歷山德拉•科格倫(Alexandra Coghlan）

1955年，威廉•亨利•蓋茲三世(William Henry Gates III)出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他的母親是位教師，父親是律師。在家裏三個孩子中他排行老二，有一個姐姐和妹妹。

1968年，就讀於私立湖濱中學(Lakeside School)。他的編程才能讓他贏得了爲學校編排課表的美差；在後來與人合著的《《擁抱未來》(The Road Ahead)一書中，蓋茲坦承他曾修過改程式密碼，以便他能到女孩最多的課堂聽課。

1973年，在SAT（美國大學入學標準化考試，相當於中國的「高考」）考試中取得1590分（滿分是1600分）的高分，並被哈佛大學錄取。

1975年，蓋茲與兒時夥伴保羅•阿倫(Paul Allen)合開了一家公司，並向MITS公司（世界首臺個人電腦生產商）兜售他倆共同編的程式設計語言(programming language)，並給公司取名「微型軟體」 (Micro-Soft)。MITS公司以3000美元（版稅另計）的價格買下了他們編的程式。「微小軟體」改名爲「微軟」( Microsoft)，銷售額突破了百萬美元。同年，蓋茲從哈佛退學。

1980年，與IBM高階主管商談轉讓所開發軟體的相關合同，用於新推出的IBM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上。

1983年，蓋茲爲微軟書寫了正式的、也是最後的代碼行(line of code for)，用於TRS-80 Model 100型筆記型電腦。

1986年，微軟成爲上市公司，股票首發價爲21美元。

1987年，《福布斯》雜誌(Forbes magazine)把蓋茲評爲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自力更生型億萬富翁；這年他31歲，個人財富達12.5億美元。同年，蓋茲邂逅他未來的妻子梅琳達• 法蘭奇(Melinda French)，當時她是微軟的一位業務主管。

1994年，蓋茲花費3080萬美元巨資購入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手稿Codex Leicester，同年設立威廉•H•蓋茲基金會(William H Gates Foundation)。

1995年，榮登《福布斯》富豪榜首富，並連續蟬聯13年。

1995年，出版首部專著《擁抱未來》，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7周位列榜首。

1996年，蓋茲與家人搬入耗資5400萬美元、可直接眺望華盛頓湖的量身定製的豪宅。

1998年，出訪比利時，被社會活動分子諾埃爾•戈丁(Noel Godin)用奶油餡餅擊中臉部，戈丁說自己的行爲是對「反對等級權力」的抗爭。

1999年，蓋茲的個人財富超過1000億美元。威廉•H•蓋茲基金會正式改名爲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並把主要精力放在國際衛生項目。

2000年，從微軟首席執行長位置上退休。

2004年，歐盟委員會指控微軟存在反競爭行爲，並開出了6.27億美元的罰單。

2005年，英國冊封蓋茲榮譽爵士(honorary knighthood)稱號，以表彰其對英國所作的貢獻。昆蟲學家把原產於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一種名叫「Eristalis gatesi」的花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6年，宣佈逐步退出微軟的決定，專注於慈善事業。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宣佈將在未來30年裏捐出價值310億美元的股票。

2007年，蓋茲「最終」從哈佛畢業；哈佛授予其榮譽學位。

2008年，全世界使用微軟Windows操作系統的電腦預計達到10億臺。蓋茲不再介入微軟日常事務管理，但仍保留非執行董事會主席一職。在作出一系列捐贈後，個人財富估計爲580億美元，並從《福布斯》富豪榜上跌至第三位。

2009年，蓋茲重登《福布斯》財富榜首富。

2010年，卡洛斯•斯利姆•埃盧(Carlos Slim Helú)登上《福布斯》財富榜首富位置，蓋茲屈居次席。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各種捐贈額總計已超過220億美元。

金正恩(Kim Jong-eun)並非這個世界上從自己隱祕王國對美國進行言語詆譭的唯一反派，金德康(Kim Dotcom)也是如此，這位網際網路大鱷受到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指控，理由是他慫恿大規模網路盜版行爲。只有一點是例外，他的隱身地是摩多郡(Mordor-on-the-Shire)，即衆所周知的紐西蘭。與北韓領導人不一樣的是，在許多人看來，金德康更像是卡通英雄，而非卡通反派。

本人相約與他共進午餐，地點就在奧克蘭(Auckland)郊外佔地60公頃、年租金2400萬美元的豪宅裏。金德康有多種稱謂——「駭客之王」、「邪惡小丑」。39歲的金德康去年保釋出獄後一直避居於此，他是檔案共享網站Megaupload創辦人，Megaupload如今已經關閉。

金德康正在努力抗辯，以避免自己和六位下屬被引渡到美國；他被美國政府通緝，罪名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指控他因大肆網路盜版行爲而非法獲利超過1.75億美元。他的指控包括侵犯版權、詐騙以及洗錢，最高刑期可判50年監禁。

鼎盛時期的Megaupload約佔全部網際網路流量的4%，每天用戶多達5000萬。根據檢控方的說法，很多是非法下載的電影、音樂以及遊戲。金德康的律師堅稱服務供應商不能因第三方行爲而受到起訴。

該案例成爲當前一場如火如荼爭論的焦點——如何劃清網路自由與保護智慧財產之間的界限。YouTube等網路服務供應商受到「避風港條款」(safe harbor」 legislation)的保護，該條款規定網路供應商若不知曉侵權資料的存在，而且被告知侵權後迅速刪除相關資料，則無需承擔侵權責任。美國立法機構試圖用《禁止網路盜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來堵住相關法律漏洞，但在公衆鋪天蓋地的反對相關聲浪中撤銷該法案。

就在《禁止網路盜版法案》胎死腹中的同一周，金德康遭到起訴。他發現自己與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及亞桑傑(Julian Assange)等人一樣，成爲最新捲入網路自由爭論的網路名人。亞倫•斯沃茨是電腦編程師以及網路活躍分子，今年自殺身亡；而維基百科創辦人亞桑傑同樣面臨引渡威脅。

於是，在清新四月的一天，我自己驅車30分鐘，穿過一片滿是蕨類植物與棕櫚樹的溫帶森林，前往奧克蘭北部。我把車停在古色古香的石頭門房外，上面標有「德康府邸」(Dotcom Mansion)的字樣。一個身穿黑色衣服的保安現身，打了個電話後按下了開門按鈕。大門向兩邊緩緩打開。車沿著一條礫石小路而上，繞行於陡坡草坪，草坪用8英尺高的字母擺出「Mega」的字樣，這是金德康新成立的企業。（2012年元月，Megaupload的一切活動遭凍結，價值約5000萬美元的資產遭查沒。）另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保安在豪宅外熱情接待了我們，並把我引進屋內。

房屋的內牆刷成了白色，但多數傢俱爲黑顏色，窗簾以及哥特式樹形燈也是黑色。屋內擺放了一張撲克桌與一座16英尺長的魚缸，到處是皮革與鉻合金製品，甚至酒館風格的足球桌的隊員都鍍上了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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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康大步走進屋，他人高馬大，身高6英尺7英寸高，體重達165公斤。他渾身上下也是黑色行頭：寬鬆的黑色馬甲、黑色襯衣、鬆鬆垮垮的黑褲子、黑色卡駱馳鞋(Crocs)。「我喜歡簡約型服飾，所以我有100件黑羊絨背心、100條黑褲子以及100件黑襯衣，」他以略帶德國口音的英語說道。「黑色效果好，自己不顯得那麼粗壯，」他補充道，並用手勢示意自己碩大的體型。他說話聲音柔和，甚至可以說是溫文爾雅。心情愉快時，就會笑得很爽朗。

走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兩個孩子（他共有五個孩子），和他比起來，他們顯得異常瘦小。最大的孩子今年6歲。他的妻子面帶燦爛笑容歡迎我們，她是一位菲律賓前模特兒，金得康於2007年在馬尼拉一家夜總會結識對方。我們一起走到院子裏，那兒已經擺了一張長條桌，桌上的餐巾整整齊齊地疊放著。顏色嘛，不用說，肯定也是黑色。

孩子們自己跑到豪宅裏的某處迷宮玩耍去了。我問金德康去年元月警察突然搜查他家的情形，那事鬧得可是滿城風雨。他對我說，時間是清晨6:47分，兩架警方的直升機突降他家草坪後，一場準軍事行動開始了。參與行動的特警超過70人，甚至還包括新裝最精銳反恐分隊AOSR (Armed Offenders Squad)的特戰隊員，他們的行動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全程影片監控。即便如此，搜了足足10多分鐘時間，他們愣是找不到搜捕對象，金德康躲到了壁櫥後面的閣樓祕室內。

去年六月，紐西蘭高等法院(New Zealand High Court)的法官裁定搜捕授權非法。去年12月，該法官還發現紐西蘭諜報機構一直在非法竊聽金德康。「突襲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時，美國投入了同樣數量的直升機，只是特戰隊員稍少了些，」他輕蔑地說道。「整件事猶如一場大戲，把我宣傳成策劃犯罪活動的黑老大。」

這時來了一位女傭，在金德康面前放了一杯牛奶，又倒了兩小瓶薩摩亞瓶裝水(Samoa Water)。

金德康說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讓他成爲美國政府的目標。網上到處是他攜槍、飈車以及攬著半裸美女的照片。警察突襲行動查沒的財產包括15輛賓士車、幾輛摩托車、一臺勞斯萊斯幻影敞蓬車(Rolls-Royce Phantom Drophead Coupé)、一輛1959款粉色凱迪拉克(Pink Cadillac)。「很容易把我這樣的人宣傳成惡棍，」他說。「原因就是我過分招搖。」

他妻子莫娜(Mona)與女傭再次現身，給我們端來了第一道菜。「我親手做的，」莫娜羞澀地說，用手指著放著醃牛肉細絲的萵苣胡蘿蔔沙拉。我問這是否屬於菲律賓菜。「不，我剛從谷歌上學來的，」她答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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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康在德國北部的基爾(Kiel)長大，他的原名叫金•施密茨(Kim Schmitz)，11 歲時愛上了遊戲，不久之後又成了網路駭客（2005年他把名字改成了德康(Dotcom)）。他母親出生於芬蘭，6歲時母親帶著他離開了父親，因爲對方是個施虐狂酒鬼。「我母親不得不同時幹三份活。她給人洗衣做飯，爲的就是填飽肚子、付給起房租，」他說。我後來問他父親是否還在世。「我對此並不關心，」他答覆道。

青少年時期，他就能熟練破解花旗(Citibank)、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五角大廈(Pentagon)等要害部門設置的防火牆。「那時候，這些機構並不設防，就象未鎖門的宮殿一樣，」他感傷地說道。「誰都能直接進去，隨便翻看，可以爲所欲爲。」

他設計了一個騙局，透過給按分鐘計費的在線聊天的假電話來獲利，到1994年德國警方拘捕他時，他已經獲利7.5萬德國馬克。他獲得了緩刑。2002年，他再次遭逮捕，這一次的罪名是內幕交易，這在當時的德國法律檔案中還是個空白。他逃往泰國，想以此避免遭起訴，但與德國警方聯手的泰國當局把他抓進了監獄。他選擇回到德國，並簽署認罪辯訴協議(plea bargain)，從而獲得20個月的緩刑，但他現在說自己當初的「有條件投降」是個大錯誤，因爲他的敵人由此污衊他是「職業罪犯」。

「你知道，本人這輩子從未上傳與下載一部電影，」他說。「我都是出錢買網上相關資料。過去五年，光下載iTunes上的影視資料，我就花了2萬多美元，本人不是盜版者。」但美國司法部（或稱「小丑部」(Department of Clowns)，金德康在Twitter上這麼挖苦對方）並不這樣看待。在衆多指控他的證據中，美國司法部列舉了多封電子郵件，清楚表明金德康屬於蓄意侵權犯罪，其中引述了Megaupload首席技術官的一封郵件，「我們並非盜版者，只是給盜版者提供運輸服務而已：）。」金德康說美國司法部缺乏幽默感。

他說，這是好萊塢向矽谷所發起戰爭的一部分。突然他中斷了說話。「房子裏是否有隻雞？」一點沒錯，一隻大白雞正昂首闊步穿過客廳朝我們走過來。「那是個序曲。你可以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倆剛開聊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時，一隻雞突然出現，」他說道，克里斯•多德是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CEO，美國電影協會是好萊塢的利益遊說集團，金德康視其爲自己遭起訴的主要幕後推手。

花絮過後言歸正傳，我問：如果網路公司收不到自己內容的使用費，如何實現贏利？這難道不是版權侵犯盜竊行爲嗎？「不，這並非盜竊行爲，」他鎮靜自若地說道，似乎所有理性者都會贊同他的這個基本觀點。「所有人有資訊交換以及與別人共享自己所喜歡東西的強烈意願。」

但這樣一來內容供應商如何生存?「我同意你的觀點，尤以出版業爲甚，網路提出了挑戰，但它是個新生事物。相應的盈利模式最終肯定會設計出來，總會有解決辦法。」

金德康仍在一點點喫沙拉，我覺得沙拉味道既濃烈又好喫。女傭這次端來了雞肉夾心烤麪包，另外還有亮橙色皺式薯條。身居如此富麗堂皇的豪宅，生活費用支出實屬寒酸。我知道金德康在財產查沒後，不得不把家裏員工的數量從50人減到8人。

金德康打贏了另一起官司。紐西蘭法庭於8月份做出裁決：他可以使用自己名下資金480萬美元，但這筆錢不能聘請紐西蘭之外的律師。金德康說，有一次，自己曾對美國司法部說自願在美國接受指控，條件是對方保證自己可以假釋以及有權使用自己名下資金。

他補充說，自己正是需要錢打官司，才促使他創辦新公司Mega。當初獲得保釋後，自己承諾不再重啓Megaupload。他強調Mega是家完全不同性質的公司，它是一雲端存儲網站，會自動給資料加密。一旦加密後，不僅可以保護300多萬Mega用戶的個人隱私，而且能有效防止將來可能遭人起訴。金德康自己都無法瀏覽相關內容，怎麼可以讓他爲此承擔法律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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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月舉行的Mega午餐會，四周綠草如蔭，到處是身穿超短裙的「安保人員」，他們還模擬了一場警察突襲行動。金德康滿懷激情，大談個人隱私問題。人類有「避難」的本能，有隱匿祕密、不讓自己團隊、甚至自己家人知曉的本能。「簡而言之，我們不願暴露無遺，」他對我說。「我們拉大便時，總要關上浴室門。這就是個人私隱，每個人總有一些祕密深藏不露。」

他如今把Mega定位爲抵禦國家侵犯的堡壘。「我的抱負（即我的使命）就是要把網路的半壁江山加密。我會推出一項完全加密的電子郵件服務，以及完全加密的Skype服務。」這樣一來，不就讓恐怖分子與戀童癖者更加肆無忌憚了嗎？他回答道，這些人早就對一切都加密。

「政府希望每個人的一切都公開。但一旦公開政府自己的祕密後，它就隨便逮捕人，並指控對方——亞桑傑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你知道，我得與美國這個『邪惡敵人』(Epic Enemy)對着幹，」他補充道，就像在說一款網絡遊戲。「9.11後，美國已經成了全球和平的巨大威脅。他們嚴刑拷打、設立私密監獄、監控每個人的行爲。」

我真要相信他這麼做帶有政治目的？他的生活方式難道不會招致更多不必要的關注嗎？「我這輩子從未喝醉過酒，結識莫娜後，我就徹底變得中規中矩了，那種放蕩不羈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我一心居家過日子——而且我發自內心地喜歡，我都快成全世界最無趣的人了。」

他這麼說自己那幾年放蕩不羈的生活：「我內心還是個頑童，擁有這麼多輛豪車的原因是自己喜歡有腔調的汽車牌照(vanity plates)。我有三輛跑車，其中一輛的車牌是GOOD，另一輛的車牌是AND，第三輛的車牌是EVIL。我們老把它們開到賽車跑道上，看到這三輛車排在一起，看著GOOD AND EVIL（意爲『善與惡』）的車牌，太酷了！」

我注意到他幾乎未喫三明治，於是把話題轉到與他體重相關的健康問題，其中包括膝蓋不好以及慢性背痛。「我服藥控制血壓與血糖。我有孩子，希望能夠陪伴他們，看著他們長大成人。」拘捕事件後，一年之中他的體重減了20公斤，但說自己還任重道遠。「我是個懶人，不愛運動，要是多鍛鍊鍛鍊，我想就不會出現這麼多健康問題。」

難道就不能繞著家周圍的美景散步鍛鍊嗎？「但這實在太無聊。散上兩回步可能還有點意思，」他不屑一顧地說道。「對我而言，更喜歡坐在Xbox遊戲房玩上一把遊戲，要不就在電腦上工作。我這個人做啥事都很容易膩煩，漫無目的地散步有啥意思？啥時候想呼吸新鮮空氣，我就開上自己的高爾夫球車。」

他又喫了幾口三明治後，我倆就坐上高爾夫球車沿他家的豪宅四處轉，沿著起伏的草坪兜風，又經過池塘與噴泉，甚至還經過一座葡萄園。時間剛到下午，山坡上灑滿了金色的陽光。我倆又回到警察突襲他家的話題。警察最後找到他藏身的密室時，那裏有一把短管霰彈槍(sawn-off shotgun)，但他說當時這杆槍的保險處於閉合狀態，而且註冊人是他的保鏢。「本人身上沒有暴力基因，警察突襲我這個溫柔壯漢的房子時，手裏可是拿著機關槍、牽著警犬。」

Mega如今已漸漸步入正軌，他的律師也對最終打贏官司把握十足，所以他的心情很不錯。「現在我又浴火重生了，變得又生龍活虎，對前景非常樂觀，」他說，並轟著高爾夫球車的油門一路衝下路堤。「我的律師相信那些對手最終會大敗而歸，不僅僅是美國司法部，而且還有美國電影協會。」

金德康已經可以品嚐復仇的快感。他終將洗脫罪名，成功起訴他的敵人，重新定位自己；他不會再是盜版小丑，而是個人私隱的鬥士。他也會重新成爲富翁，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或許這一切到頭來只是南柯一夢，儘管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已經成爲夢想成真。「實現這一切也許是漫漫征程，」他說。「但這就是我的期盼。」

戴維•皮林是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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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府邸位於紐西蘭阿爾巴尼市科茨維爾(Coatesville, Albany)

2份萵苣、胡蘿蔔以及牛肉沙拉

2份雞肉夾心烤麪包及皺式薯條

4瓶薩摩亞瓶裝水

一杯牛奶

全部免費

譯者/常和

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聲稱自己是個「雜食動物」。他笑道：「我什麼都喫，沒有忌口。」然後他哈哈地大笑了起來。接下來開始點菜。他點了 比利時菊苣沙拉，配上蘋果和核桃，主菜是烤鱸魚。過了一會兒，他又要了布丁。沒錯，他當然不想錯過布丁。

我們坐在Home House樓上的餐廳，就在倫敦波特曼廣場(Portman Square)北側。貝佐斯把這裏作爲他乘坐飛機旅行時的一個駐地。這裏空間比較大，窗戶也長，牆面裝飾由於過於注重漆面效果而顯得過於豪華。在藍紋人造大理石的樓梯旁，你會感覺自己正在進入一個巨大的斯蒂爾頓乳酪。

今年38歲的貝佐斯覺得這個地方挺有趣，四通八達，忽上忽下。很顯然，雖然他外表看上去像個技術宅男(Geek)，但是卻有一顆浪漫不羈的心。要不然，這個美國東海岸的大男孩爲什麼會在八年前辭去紐約收入豐厚的銀行工作，隻身來到來到西雅圖，在車庫裏創辦亞馬遜？

「哦，其實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銀行家。」他的深棕色眼睛閃爍著。嗯，他看上去倒是蠻有銀行家的潛質：中等身材、衣冠楚楚、禿頂。身著很平整的休閒褲、襯衫和夾克，乾淨利落。

但是他坦承，對於自己的這一段非凡經歷，他和別人一樣感到不可思議。在五年多一點的時間內，他把一個只有10名員工的小企業，做成一個8000人的大公司，產生了幾十億的收入，成爲美國最爲知名的企業家。

喝酒嗎？「不要了，我還不想睡覺，這會兒是美國時間早上5點！」他頭天才從美國飛到倫敦，晚上和他的歐洲管理團隊在英國名廚戈登拉姆齊（Gordon Ramsay）的餐廳用餐。今天他會和媒體見面，推廣亞馬遜英國的四週年慶典活動。他現在應該很疲倦了，不過我還是非常滿意他的狀態。他有時尖銳，有時憨憨的，還時不時耍點貧嘴。他學歷過硬，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理論物理、電子工程和電腦。但是他更善於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學問。

我問他爲什麼想要成立自己的企業？「哦，這只是一個理性的行動。」他喝了一口礦泉水。他在1994年的時候偶然看到一個網站上說網路用戶羣正在以2300%的速度成長。他就想，「太牛逼了，我也得幹網路」。然後他列出了最適合在線銷售的十種產品，選中了書。最後他認定最容易招到軟體人才的地方是西雅圖，就把傢什都打包裝到車上，一路西進了。

聽起來是挺符合邏輯的。那他的老闆怎麼說呢？「他說這聽起來像是個好主意，但是比較適合那些還沒找到好工作的人！哈哈哈！」他的笑聲迴盪在高高的屋頂。如果你在貝佐斯手下工作，你可不希望辦公室是我們所處的這種開敞式平面佈置的。

實際上，亞馬遜位於西雅圖的總部是由一家醫院改造過來的，有很棒的山景，能容納800名員工。他在中間的一層有一個小辦公室，和所有員工一樣，都有一個門桌(door desk)。傳說中的門桌？

「對呀，是用一扇4x4的舊門改出來的。我們都有。」

爲什麼？

「又大又牢靠，還省錢。」

對於一個CEO來說，這是不是太作秀了？

「不，這是一種姿態。姿態很重要，好的姿態不是作秀。」

說得好。

「過獎過獎，哈哈哈！」

稍後他告訴我，他在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工作的時候，最爲痛恨的一件事就是就是辦公傢俱成了地位的象徵。「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credenza，就是那種抽屜薄得只能放進一張紙的小書櫃。如果公司給你配了那玩意兒，你就成了重要人物了。你懂的...」

所以他選擇了現在的道路：一個符合邏輯的網路創業計劃，經歷了高速的成長，熬過了網路的寒冬，剛剛開始賺錢(2001年的最後一個季度，亞馬遜開始盈利)。他已經娶了老婆，生了兩個男孩。他在湖畔的漂亮豪宅距離比爾蓋茲的家只有1英里。他和著名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交情匪淺，上過奧普拉的節目，被稱爲「最喜歡的企業家」，也向她的慈善事業捐款。但是他還是在一扇「門桌」上工作，不爲虛名所累。爲什麼是他成功了？

「我不知道」，他很有條理地撥弄著盤子裏最後一塊核桃，「但是我認爲企業家精神的本質是固執和變通的奇妙組合。成功的企業家同時具有兩種特質。關鍵是要知道啥時候固執，啥時候變通。」

那他什麼時候固執呢？有一個例子，就是跟他父親的關係。他的父母在他一歲的時候就離婚了，他再也沒有見過父親。他母親再婚了。他現在稱他的繼父，一位生於古巴、在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33年的石油工程師，爲「真正的爸爸」。

沒有興趣見他的「生理意義上的」爸爸(他是這麼叫的)？他笑道，沒有，而且他沒有爲此花一分錢看心理醫生。這就是固執。

貝佐斯喫東西挺講究，他先在鱸魚的一面擠上了檸檬汁，然後翻過來，在另一面也擠上。一般人都不會這樣不厭其煩。

他把這歸功於外公外婆的影響。他們在德州有一個牧場，他小的時候在那裏過暑假。「他們住得離最近的城鎮有好幾英里，基本是自給自足。我外公自己做獸醫，自己修推土機。」

那現在他適應了自己的大衆偶像地位了嗎？還有來自媒體的無休止的關注？

「沒問題，我能適應」，他一邊說一邊咀嚼，「當然，沒人希望重複一萬次回答同一個問題，太沒勁了。但是咱們這個訪談挺好玩的，你問了一些別人沒問過的問題。」

那平時別人都問你什麼呀？「比如，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盈利？我老媽把《新聞週刊》上一篇1996年的文章裱起來了，那上面說我們至少要五年才能盈利。我不知道老問這個問題的人是怎麼回事，到底是不記得，沒聽見還是根本不感興趣。」

他母親、繼父、弟弟和妹妹都有亞馬遜的股份。他弟弟開了一家小廣告公司，他妹妹最近也搬來西雅圖。貝佐斯自己有接近三成股份。這樣算的話，當亞馬遜股價在113美元的高點時，他應該非常富有。就算現在股價跌到了20美元以下，他還是身價過10億。他聳了聳肩。

「給我來點覆盆子口味的意式奶凍，再來一杯脫脂牛奶拿鐵，」他對服務生笑道。下一步準備幹什麼？他談到了可能爲亞馬遜帶來好處的技術變革，但是沒有做出具體的預測。他說只能適應一種未來的公司，肯定幹不長。

「你必須能適應各種各樣的情況。」他舀起一勺意式奶凍，「矮馬，味道不錯！」

他的工作時間？「我每週工作60小時，比這少我就覺得無聊，時間太長又太累。哎，我說，工作時間短的人平時都幹什麼？他們怎麼打發這些時間？」

家庭、愛好、電視。他皺眉，好像不大懂的樣子。

他不看《歡樂一家親》(Frasier，大概是美國版的《快樂大本營》)嗎？這就是在西雅圖拍的呀。

「不看，從來沒看過。」

那書呢，這可是他的業務的基石啊？他太太麥肯錫(MacKenzie)會給他推薦一些書。她自己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在寫一部小說。他喜歡嗎？「不，不大喜歡。」

那本小說是講什麼的？「心理小說，有點羅斯(Roth)的路子，更像厄普代克(Updike)的風格，類似《當天的遺體》(Remains of the Day)。」原來如此。

「我喜歡那幅畫，」他指著對面的那副巨大的當代畫作，畫中是一個女人拿著一束百合，邊上還睡著一個男的。他買藝術品嗎？

「不，基本不買。」

度假呢？

「我想多出去度假。」他和她太太想要生四個孩子（計劃生育？），如果家裏老人肯幫忙帶帶孩子的話，也想抽空出去玩玩。

不知不覺，時間到了。貝佐斯該下樓去回答媒體關於盈利、股價和網路公司生存的問題了。現在回頭看，他成功是靠能力還是運氣？

「是啊，在車庫裏創業，做成一家跨國公司，有很大的運氣成分，當然時機把握也很重要。」

實力加運氣？他又笑了，「這麼說吧。我就是傻人有傻福，不是嗎？哈哈哈！」

我等的採訪對象是當今世界女子網壇排名第一的卡洛琳•沃茲尼亞奇(Caroline Wozniacki)，也是今年溫布爾登公開賽(Wimbledon)賽會一號種子，本人有點擔心的是自己可能認不出她來——雖說前天我曾短暫見過她，當時她剛剛奪得e-Boks索尼愛立信公開賽(e-Boks Sony Ericsson Open)桂冠。她身材高挑、一頭金髮、長相俏麗。然而，在我們約定會面的哥本哈根諾頓咖啡屋(Café Norden in Copenhagen)周圍卻是美女如雲，這叫我如何是好？

現在的時間是上午11點，沃茲尼亞奇原先與我約好於12時在奢華的維克多咖啡屋(Café Victor)一起用午餐，但現在她卻早午餐一起喫了。雖說她是當今世界網壇頭號選手，但給我的感覺卻是：她若走在英國的大街上，幾乎不會有人會留意她。雖說如今正是女子組賽事，諸位在一大堆姑娘中挑出塞爾維亞的揚科維奇(Jelena Jankovic)與俄羅斯的薩芬娜(Dinara Safina)有啥困難嗎？在沃茲尼亞奇之前，都曾登上過世界第一的寶座。看到身材高挑的金髮姑娘，就能確定是沃茲尼亞奇嗎？我覺得肯定行不通。

哈！她來了。實際上，她的氣質與衆不同。她大步流星地徑直朝我起來，來到我面前與我握手。近距離仔細一瞧，她的皮膚潔淨無暇、亮白牙齒，下穿牛仔褲、上穿訓練服、頭戴萊卡(Lycra)伸縮帽。初看外表，她可算是本人見過的身體最棒的運動員。

我問沃茲尼亞奇這麼快就升至世界第一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一年前她還是世界排名第四。她今年只有20歲，雖說獲得的總獎金已經接近1000萬美元，但還未奪得過大滿貫冠軍。她2009年曾闖進美網(US Open)決賽，但與冠軍失之交臂。在澳網(Australian Open)，她給人的印象是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現冷淡呆板，還說記者們應該問些有意思的問題。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她還自己採訪起自己來——真是匪夷所思。雖說從頭到尾一直面帶微笑，但她的自問自答依然乏善可陳。也許她只是一部打網球的機器，在網球場上如魚得水，但毫無自己的生活。也許她會與前世界第一伊凡諾維奇(Ana Ivanovic)一樣曇花一現後就匆匆謝幕，也許她最終會成爲真正偉大的網球選手。

沃茲尼亞奇是一個人來赴約的，身旁並沒任何隨從。她喜歡坐到咖啡屋外面，諾頓咖啡屋適合高消費羣體，這在全歐洲比比皆是——咖啡屋店面不起眼，但賓客如雲，都坐在屋外喫著稀奇古怪的三明治，喝著盛在高腳杯中的熱巧克力。咖啡屋並不奢華，但氣氛輕鬆、讓人愉悅。行走在哥本哈根最主要商業步行街Strøget的行人一直盯著沃茲尼亞奇看，互相間還示意：「瞧，這是沃茲尼亞奇！」有些行人向她招手，嘴裏還喊道：「祝你在溫布爾登有好運！」很顯然，她在哥本哈根家喻戶曉。

我倆首先聊到了網球，她喜歡談論網球，也愛聊自己爭強好勝。前天，我觀看了她在索尼愛立信公開賽決賽中以6:1與6:4直落兩局擊敗薩法洛娃(Lucie Safarova)奪冠的那場比賽，她贏得並不輕鬆。32號種子薩法洛娃還破了她的發球局。「薩法洛娃很不好對付，」沃茲尼亞奇說。「一旦給了她找到比賽感覺的機會，她會一發而不可收。」但沃茲尼亞奇並未給對方機會，在觀衆喊聲震天的加油聲中，她把球打得滿場飛。每次發球前，她總要舞動一天身子，再停下來看一下對方球員，然後在地上把球彈三下。

不知她是否願意談些網球之外的東西，她確實談及了：對我說自己還未喫早餐。她平時喫飯嚴格按照膳食計劃——按時定點喫專門的食物，今天算是個例外。她對喫的東西極爲講究。「我必須喫得多，但必須喫得合適，喫那些補充身體能量的東西。」整個訪談期間，她不止一次提到這。當然，她的身材看上去無可挑剔。

索尼愛立信公開賽賽後，我採訪過她的對手薩法洛娃，對方告訴我沃茲尼亞奇最難對付的地方是：無論自己打出多漂亮的球，她總能回過來，並把你磨垮。「您說得沒錯，」沃茲尼亞奇說。「即便我的對手打出一記非常好的球，我也並不只想把它回過去，我想的是：球回過去後，對方很難再回過來，這樣我就能主動控制球的落點。」

沃茲尼亞奇非常爭強好勝，老說自己「是個不服輸的人」。她說自己比賽時特別亢奮，一心想著打敗對手。小時候，她排球、足球、跑步游泳樣樣玩過。如今她還打拳擊，在體育館裏每天要練上好幾個小時，進行好幾組的肌肉訓練。她的父母是波蘭人，都是體育明星。爸爸彼得(Piotr)曾效力過丹麥某足球俱樂部，媽媽安娜(Anna)也曾是波蘭國家排球隊的隊員。沃茲尼亞奇出生于丹麥，七歲開始打網球。她說，「與其他網球選手相比，我算是個大器晚成者」。但九歲時就贏了她老爸。幾年後，她開始所向披靡。

她說，「有些時候，自己感覺狀態特別棒，這時感覺球與球場都變大了，自我感覺就不可能輸。但有些時候，自己感覺不是太在狀態，但仍會想方設法找到贏的方法，這時就必須找到自己的強項並把它們發揮出來。」

這時服務員走了過來，沃茲尼亞奇點了一份熱巧克力，我則要了一杯雙倍濃度的Espresso咖啡。但諾頓咖啡屋有個奇怪的規矩，點菜與付錢都得自己走到吧檯去。沃茲尼亞奇想要一大份水果沙拉（裏面有檸檬、草莓、藍莓及菠蘿），我則擠過人羣繞到咖啡屋一邊去排隊。我看到她在視窗排了差不多五分鐘的隊，不時朝她招手，感覺挺彆扭的。

在吧檯，有一排賞心悅目的啤酒龍頭與一臺正兒八經的咖啡機。我點了一份夾著厚實火腿及乳酪的單片三明治以及一大盤沙拉。期間，沃茲尼亞奇在用手機發著簡訊。我於是問她給哪位發？是不是給足球運動員尼古拉•本特納(Nicklas Bendtner)發？丹麥媒體一起盛傳本特納與沃茲尼亞奇是一對；本週的Seoghør雜誌（滿是名人的花邊新聞）發現這位「金髮美眉」與效力於英超阿森納隊(Arsenal)的丹麥前鋒在一起度過了一個親密無間的下午(intim aften)，而且還配了二張照片：一張是沃茲尼亞奇身著黑色迷你裙與本特納熱烈相擁，另一張是她在擺弄自己那頭金色長髮，本特納則在一旁調皮地看著她，眼神似乎在說「瞧你那頭濃髮！」此時，我立馬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

然而，我們先是談了一會兒飲食——如何爲她這臺網球機器補充能量。在過去一週的賽事裏，她必須保持充沛的精力。「我每天的早餐是燕麥，另外還有葡萄乾與香蕉，以補充能量。午餐是義大利全麥雞肉麵，晚餐不是雞肉與沙拉就是牛排與沙拉。」她說自己最喜歡喫裏脊牛排。「我不喜歡喫牛排上的肥肉，」她說。又補充說：「自己特愛喫椰菜。」但從不喫海鮮，還有過兩次食物中毒，每次各病了一週時間，如今她可不敢隨隨便便喫東西。

兩餐之間喫的零食是堅果。比賽期間，補充身體能量的整個過程更爲複雜。上場比賽前一個半小時，她定會喫點意大利麪，時間很難控制，因爲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前一場比賽會持續多長時間，所以她會時刻關注場上比分，並做出最佳判斷。賽後，她會喫一點富含蛋白質的食物，比如說一盤雞肉，所以她一天要喫五頓飯，另外還有零食。

但今天算是個例外，我們點的飲料端上來了。沃茲尼亞奇的熱巧克力黑稠黑稠，此外還有幾片餅乾與一碗乳酪。她沒碰乳酪，巧克力也只喝了幾小口，此外還咬了一丁點餅乾，然後就把它們放到桌上。

要是由著她的話，她會沒完沒了地說網球，似乎問她其它的東西都顯得不禮貌。我知道自己該問些什麼，想問她是否因爲網球而犧牲了個人生活，是否與阿加西(Andre Agassi)與麥肯羅(John McEnroe)一樣，因登上世界第一後出現了難以承受的心理問題。但過了一會兒，話題又轉向了她的訓練計劃。每天她要在場地上訓練三小時的網球——共分爲二次訓練課，每次歷時90分鐘。二次訓練間隙，每天不是6-8公里的耐力跑，就是在跑步機上訓練速度。

在跑步機上訓練強度很大，她說。「我是個不輕易服輸的人。在體育館訓練強度很大，但就得自己設法挺過去。」她用實心球訓練腹肌，還訓練背部與腿部力量；在拳擊臺上聘請了退役拳擊手，任由自己用力擊打對方的手，然後做些身體伸展訓練，接下來是按摩，之後是沖澡，完後是喫高蛋白的食物，最後是喫牛排。「我得喫上幾大份，」她對我說。

這時，服務員端來了點的東西，不時有人走過，微笑著對沃茲尼亞奇指指點點，還掏出手機來拍照，對此，沃茲尼亞奇顯得特有涵養。然而，她實際上是住在摩納哥(Monaco)，就是爲了獨處而不受干擾。照她的說法，摩納哥事實上是那些喜歡隱居的名人與體育明星的聚居地，就好比是超級賽馬的高檔馬廄。他們是明星，但同時又是囚徒。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是她在摩納哥的鄰居，她在那有一套兩臥室與兩個衛生間的公寓，有時父母也過去與她同住。

她要的水果沙拉放在長盤子上端了上來，量真大，但她喫得很慢。她最後喝了一小口粘稠的熱巧克力（現在應該已經放涼了），而我點的雙倍濃度Espresso咖啡早已下肚，眼前的厚實三明治裏面塞滿多種五顏六色的夾菜，調味汁都已滲出來；也許就不該點三明治，用手都拿不起來，於是就大口地啃著喫，結果喫得到處都是碎屑，甚是狼狽。

沃茲尼亞奇拿著叉子喫藍果，並說自己並不太愛喫火腿與臘腸。她對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有節制，對喫的東西十分謹慎。我喫了一大口火腿與抹著融化乳酪的麪包，再伴以一大口抹著蛋黃醬的滑爽花瓣，自己不是太會喫這玩意，結果整得滿臉都是，嘴角還粘有未曾喫盡的花瓣。

我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說自己不願談論此事。丹麥媒體老說她與好多人拍拖。「在短短五週時間裏，它們訛傳我有六位男友，第一個拳擊手，接下來是位乒乓球手，然後是納達爾(Rafael Nadal)……說得太多了，連我本人都沒能記住。」但她並未提及本特納。

然而，沃茲尼亞奇是個超級足球迷，她是英超利物浦隊(Liverpool)的球迷，但她喜歡巴塞隆納隊(Barcelona)的踢球風格；她對利物浦隊的球員如數家珍，也與巴塞隆納隊很多球員認識。我問她阿森納隊怎麼樣？「它的踢法很華麗，」她說。現在她總算提到了本特納。「他人不錯，愛開玩笑。」說到這些時，一直咯咯笑著，但不願再往下展開說。

於是我就問她：成爲世界第一是否很難掌控？成爲頭號種子，是否突然有種高處不勝寒的空虛感？「對我來說，這很容易應對。因爲我年輕輕輕就實現了自己的夙願，知道自己想盡可能長得保持世界第一。我總給自己目標，每次步入賽場，就想贏下比賽。」此時壓根就不會感到空虛。

那麼，有沒有覺得自己作出了巨大犧牲？「沒有，」她回答道。「我並不信犧牲，我只相信選擇。對我來說，在成爲世界排名第一的奮鬥道路上，我作了很多抉擇，我對自己所作的選擇感到很自豪。有時候，自己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我小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問題：是應該與朋友一起去參加派對直至凌晨4點回來，還是按時上牀睡覺，以便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擻投入訓練？」她說自己的抉擇並不總是對。「但多數時候，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她說自己在草地上球感很好——球的反彈與之前自己參加過的室內賽場地沒啥差別。我問她最怕與誰過招。「我不怕任何對手，」她說。「我打得好，誰都別想贏我，對方如果打敗了我，只能說明她那天是超水準發揮。」

沃茲尼亞奇現世界排名第一——但她至今仍未奪得過大滿貫。在哥本哈根奪得索尼愛立信公開賽冠軍之前的法網公開賽(French Open)，她止步於第三輪。對於自己的糟糕表現，她說：「有時需要幾場刻骨銘心的失利來喚醒自己。」我們還談到了費德勒(Roger Federer)與納達爾，我說自己喜歡費德勒，但看得出她喜歡納達爾，她是納達爾的粉絲，喜歡對方的力量與韌性。她說，「費德勒的技術非常全面，但納達爾韌勁十足。」

我問她是不是臺打網球的機器？她說，不希望有任何東西阻礙自己打網球——也許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在接下來的比賽中，我們會看著她走向球場底線，做著發球前的身體舞動，然後再把球在地上拍上三下。她將來會奪得多少項大滿貫？「我想先贏得一項，」她說。「然後以此爲契機一鼓作氣往前走。」

我希望她能夢想成真。

譯者：常和

阿爾瓦利德(Alwaleed)王子想何時用午餐?下午6點半。在哪兒用餐呢？在他的喬治五世(George V.)酒店。他在巴黎時總住那兒嗎？其實，那家酒店就是他的。

這位全球排名第五的富豪，身價估計爲215億美元，擁有各種資產。他持有花旗集團(Citigroup)和新聞集團(News Corp)大量股份，歐洲迪斯尼(EuroDisney)、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惠普(HP)、時代華納(TimeWarner)等就更別提了。儘管他有一位祖父締造了沙烏地阿拉伯，另一位則是黎巴嫩獨立後的第一位總理，但阿爾瓦利德•本•塔拉爾(Alwaleed bin Talal)王子實際上還是被看作白手起家的人。他甚至曾被稱爲沙烏地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主要原因是，他將從花旗集團收購的8億美元股票，變成了價值100億美元的股權。但這位王子不滿足於擁有財富，他還深信，自己肩負著讓「東西方」融合的神聖使命。我在喬治五世的大堂裏等候時，王子正和他的好友——時代華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Parsons)和花旗集團董事長桑迪•威爾(Sandy Weill)呆在一塊。然後他就去做禱告了。

當最終被帶到他在大堂常去的一隅時，我才發現，與他共進午餐並非真正的兩人私談。我頗花了點時間才把他從一羣助手中認出來，他留著八字鬍，長著濃密的頭髮，身材極瘦。一個攝影師在我的領子上別了麥克風，我們的「午餐」將被錄像。爲了使這次多媒體經歷完美，還有臺電視在快速播放BBC世界新聞的錄像帶。

見我對人羣感到喫驚的樣子，王子的私人銀行家麥克•詹森(Mike Jensen)開玩笑說：「別擔心，不用你買單！」

「只幫三個人買單，」王子糾正道。我說過《金融時報》要請王子一頓午餐，而王子準備將他的一位助手也算上。

「給我來我的沙拉，」他告訴服務生。那是一種菜單上沒有的芝麻菜加番茄沙拉。

王子今年50歲，他正在進行齋月後自願齋戒，爲期6天。這對他來說輕而易舉，因爲他白天基本上很少進食。他曾在加州曼隆學院(Menlo College)呆過一段時間，因此他用多少掌握了一點的、語速很快的英語解釋道：「過去我很胖，體重最高時，你想聽磅還是公斤？有89公斤，後來減到了60公斤。不喫意大利麪條，不喫麪包，也沒有黃油，沒有肉，完全戒掉這些東西。我每天只喫一頓。」

這一飲食方式他已堅持15年，但「一天一餐」並不意味著，除了這一餐他就不喫了，他說，「就在一小時前」，他還破了齋戒，而今天的晚餐則安排在凌晨2點。

財富與使命

但阿爾瓦利德王子不僅想讓你覺得他很瘦，他還想讓你覺得他是個政治家。在向我解釋自己聯合全世界人民的使命時，他完全沒有理會端上桌的沙拉。「上帝保佑，讓我擁有那麼多財富。『9/11』以後，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西方和東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我相信，是上帝保佑我擁有財富，因此我的使命就是努力彌合這些分歧。」

第二天，他將與哈佛大學和喬治敦大學簽署協議，資助他們的某些伊斯蘭研究。這是彌合分歧之努力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關注美國東海岸的原因，因爲無論是西海岸、北海岸和南海岸，只有東海岸纔是產生決策的地方。」

王子爲彌合分歧的最著名的嘗試並沒有成功。「9/11」後，他向紐約市捐贈1000萬美元，但同時要求美國政府在巴勒斯坦事務上採取更平衡的立場。當時的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退回了支票，並指責他試圖爲恐怖襲擊辯護。一份沙烏地報紙後來引述王子的話，王子譴責朱利安尼是迫於「猶太人的壓力」而拒絕捐贈。

王子殿下是否爲自己的巴勒斯坦聲明感到後悔呢？「作爲一個民族的朋友，任何時候都必須說真話。儘管如此，如果你問我『如果巴勒斯坦問題在『9/11』前得到了解決，『9/11』是否還會發生？』很可能還會發生，是的，我毫不懷疑。當著在座朋友的面：帕森斯先生，一位基督徒；桑迪•威爾，猶太人，來自以色列，來——來——來自美國。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還是猶太教徒，我都不在乎。」事實上，用沙烏地的標準看，王子是個自由主義者。他希望他的叔叔——阿卜杜拉國王(King Abdullah)走向民主嗎？「你用『民主』這個詞，我會說是『人民參與政治程式』，因爲民主有多種形式。例如，我相信人民參政。我相信地方自治選舉已經舉行。有跡象表明，總有一天，阿卜杜拉國王會想到在沙里亞(Shoura)，也就是我們的議會中引入選舉制。」我斗膽說了句，沙烏地阿拉伯內部似乎存在不同政見。「對什麼？」王子追問。我說，對君主政體。「你從哪裏知道的？」報紙上。「坦率地說，我完全沒發現有這樣的事。事實上，沙烏地阿拉伯人民多數都支援政府。坦白說，要是看看沙烏地阿拉伯之外所謂的異議人士，則只有薩阿德•阿勒-法吉(Saad al-Fagih，在倫敦的不同政見者)。這好極了。沙烏地有1600萬本地居民，還有600萬人移居海外，卻只有一個人公開反對。」

如果要提沙烏地另一個不同政見者似乎不明智，這就是著名的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在美國投資

然而，王子也知道，並非每個人都對沙烏地阿拉伯有好印象。「9/11」事件中的19名劫機犯，有15名是沙烏地人，美國因此特別氣憤。王子購入西方媒體公司的股權，部分原因是他可以藉此幫助消除東西方的誤解吧？他以一個標準的否定句開始回答：「我在美國的投資，其實不是爲了影響公共政策。」但他接著補充說：「當我會見新聞集團的默多克(Murdoch)先生，或者會見帕森斯先生時，我不會介入這些公司的管理。新聞集團旗下有福克斯新聞頻道(FoxNews)和英國天空廣播公司(BSkyB)，而帕森斯先生控制著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財富》(Fortune)、《人物》(People)、《時代》(Time)和美國在線(America Online)。但我的確會告訴他們，我認爲他們哪裏做錯了。他們會做出判斷，並決定該做什麼。我的任務是，讓他們看到可能沒看到的事情。」殿下能否舉個例子？「有一次，CNN報導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所謂恐怖行動。我對他們說，『你們必須報導另一邊的情況，看看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做了些什麼。』他們這樣做了，卻遭到了以色列人的批評和指責。我並不要求有權介入，但我必須儘量影響一些事件。」

工作最努力的億萬富翁

在新聞集團，王子正幫助默多克先生抵制投資者約翰•馬龍(John Malone)的攻擊。默多克的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剛剛出版了前CNN主持人康銳思(Riz Khan)撰寫的聖徒傳——《阿爾瓦利德：商人、億萬富翁和王子》(Alwaleed: Businessman,Billionaire, Prince)，這無疑僅僅出於文學原因。王子手邊有這本書。「卡特(Carter)總統寫的序，」他說。接著他又說：「是的，是卡特總統寫的序，卡特總統，卡特總統寫的。」「哇，」我終於回答道。「卡特總統，」他說。

康銳思如是描述王子：「他不僅雷厲風行，而且有條不紊，是中東和西方的獨特混合體……可以說，他是地球上工作最努力的億萬富翁。」書中寫道，王子的母親和康銳思一同觀看一段錄像：蹣跚學步的王子追趕一隻山羊，直到抓住爲止。她告訴康銳思：「甚至在那個時候，我就看出我兒子的意志有多堅定。」王子對該書看法如何？「我認爲，這反映了……事實。」這時，希拉剋(Chirac)總統出現在了電視上，王子一邊嘟噥著「哦，希拉剋！」，一邊調高了音量。我們傾聽了希拉剋對「尊重」、「正義」和「平等」的歌頌。王子認識希拉剋。「我可以會見任何總統、任何國王、任何蘇丹、任何公司總裁。這是個十分獨特的位置。」擁有大量財富是否使您感到快樂？只在當你將財富贈與別人時纔是這樣，王子表示。「當海嘯發生時，我是全世界捐贈最多的個人。當巴基斯坦發生災難時，我是……全球捐贈最多的個人。我親自去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總理對我說：『王子，您的來訪比您給我們的捐贈更爲重要。』」

我們點了咖啡。他的先上了，但他堅持先給我，儘管我點了雙倍份量，而他要的是單份。他繼續說道：「還有些其它事鼓勵了我：當我涉足一些不成功的企業時，突然之間它們就會變好了。」他說，例如當他首次投資花旗集團時，它正處於「危急關頭」。「猜猜現在怎麼樣了，它目前是頭號全球性銀行，是企業頭牌。喬治五世酒店當初幾乎就是垃圾。我收購的時候，如果你點意大利麪，他們會說，『我們沒有意大利麪，給您米飯吧。』看看發生了什麼：收購、關閉，然後整頓。猜猜怎麼樣了：連續5年全球最佳酒店。」簡而言之，阿爾瓦利德似乎是爲利潤以外的動機而投資，著名的投資者很少會這樣做。儘管如此，他對一切還是瞭然於心。

當我起身感謝他抽空與我共進午餐時，他回答說：「我們現在該買單了。」然後他無論如何要買單。我拒絕了。幸好賬單沒有貴得離譜，這是節食的另一個好處。我動身去趕夜班火車，是二等車廂下鋪。而阿爾瓦利德仍將繼續聯合東西方的努力，一直工作到黎明時分——他計劃中的就寢時間。

譯者/諸彥青

「你知道我一般不接受採訪，所以如果你要寫點什麼，我寧願不是寫我。」我的東道主雅各布•羅斯柴爾德(Jacob Rothschild)一邊讓人失落地請求慎重，一邊遞給我一杯「都夏美倫堡2000」(Duhart-Milon)，這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出產的一種葡萄酒。他的地窖裏藏有一萬五千瓶葡萄酒，年份最早的是1870年。他強調說，有意思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我們在沃德斯登莊園(Waddesdon Manor)正在做的事情」。該莊園是英國國家名勝古蹟信託(National Trust)的產業，存放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收藏品。

年屆73歲的羅斯柴爾德勳爵，素以活動能力極強、但堅持留在幕後著稱。他是瘦高個兒，穿著斜紋軟呢上衣，裏面套著灰色高領毛衫，底下是黑色長褲。如果說站在我跟前的這人看上去很眼熟，那可不是因爲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公衆人物，而是因爲他的面容與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在1989年爲他畫的肖像一模一樣：長橢圓形的臉龐、高聳的前額、彎彎的像鷹一樣的眼睛，還有那若有所思的神情。

20年後對肖像覺得滿意

我對他說那幅畫畫得很像，他淡淡地回答道：「當初我們覺得他把我們畫得很難看，顯得非常老，20年過後，我們覺得很滿意。」這幅畫目前收藏在英國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人家收藏這幅畫，不是因爲我，而是因爲他。」在沃德斯登莊園有這幅畫的複製品，與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2003年爲羅斯柴爾德勳爵和他女兒漢納(Hannah)畫的雙人肖像畫掛在一起。勳爵有四個子女，漢納是最大的孩子。

這是一個星期天，羅斯柴爾德邀請我來白金漢郡Eythrope用午餐。我們坐在這座建於19世紀的茶閣裏。這是他私人的家，緊鄰他的沃德斯登莊園。他的妻子塞麗娜(Serena)正在瑞士滑雪。現在是他唯一的空閒時段，身爲銀行家、藝術慈善家、收藏家和鄉村住宅業主，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的。

他早先在家族銀行NM Rothschild & Sons工作，後來辭職，1991年與馬克•溫伯格爵士(Mark Weinberg)合辦了J Rothschild保險集團，該集團如今更名爲St James's Place。他還是旗下投資信託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的董事長。他名下的企業還有Spencer House資本管理公司、小型商人銀行Spencer House Partners等。

在慈善事業方面，他修復了倫敦的新古典主義明珠之一、公共所有的薩默塞特宮(Somerset House)，把它建成一個視覺藝術中心，併爲考特奧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未來提供了保障。考特奧德藝術學院藏有一批無與倫比的印象派和早期現代派的傑作。另外，他個人買下了位於聖詹姆士的斯賓塞宮(Spencer House)，並斥資1600萬英鎊進行修建，恢復了它在18世紀的壯觀景象。

在這些活動中，他展現了維繫歷史連貫性所需的個人天賦和創新才能。他說，他現在的「主要興趣」是重振沃德斯登莊園。這座19世紀80年代由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Ferdinand de Rothschild)建造的新文藝復興風格的城堡，剛剛進入2010年夏季開放季節，伴隨著一個出人意料的新變化：工人們正在安放傑夫•昆斯(Jeff Koons)設計的高6英尺6英寸、亮閃閃的藍色高鉻不鏽鋼「打碎的蛋」(Cracked Egg)。而且，從5月1日起，將佈置由機智詼諧、玩世不恭的巴西兄弟設計師溫貝託•坎帕納和費納多•坎帕納(Humberto and Fernando Campana)設計的枝形吊燈和傢俱。

羅斯柴爾德家族「運營第一家歐洲企業」

羅斯柴爾德形容他的家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曾經運營第一家歐洲企業，而且在遺傳上運氣不錯」。從19世紀中葉以來，爲了避免引起世人對他們的驚人財富和奢華房地產的注意，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往往採取一種清醒、低調、隱祕的行事作風。

我們在Eythrope的一間佈置得富麗堂皇的會客室閒談。屋子裏擺放著柔軟深陷的米黃色沙發，長長的茶几上堆滿美術書，放眼就是奇特恩斯山(Chilterns)美景。不過，最醒目的還是一隻碩大的現代主義風格的灰色枝形吊燈。這枚吊燈出自迭戈•賈柯梅蒂(Diego Giacometti)之手，名氣更大的阿爾伯特•賈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就是他的兄弟。對此羅斯柴爾德解釋說：「噢，我那時在巴黎的工作室裏，迭戈正在爲畢加索博物館(Picasso Museum)製作枝形吊燈。他問我，『你也想要這樣的枝形吊燈嗎？'屋子裏所有的枝形吊燈都是他設計的。」

阿爾伯特•賈柯梅蒂雕塑的一隻淘氣的黑貓，從佛洛伊德的一幅花園版畫下穿出。羅斯柴爾德勳爵說道：「我崇拜賈柯梅蒂。」他帶著我經過這位雕塑家的另一部作品——一個站立的像蛇一般扭曲著身體的女人——走進一間牆壁上掛滿18世紀洛可可繪畫的餐室。一張古董餐具櫃上已經擺好各式菜餚。我們自己拿了烤雞、煎新土豆、球芽甘藍（莊園出產的）以及用胡蘿蔔和大頭菜做的蔬菜濃湯，都是地道的英國菜式，火候恰到好處。

鋪著白色桌布的圓形餐桌上堆滿銀餐具、蠟燭、鮮花和成撂的書。羅斯柴爾德喫得很慢，而且很少。他說話慢條斯理，但難掩對沃德斯登莊園最新進展的興奮。他解釋說，「打碎的蛋」是億萬富翁保羅•蓋蒂爵士(Paul Getty)之子馬克•蓋蒂(Mark Getty)的，馬克是他的「摯友，也是鄰居」。他是非長住居民，要把「打碎的蛋」帶到英國就得交稅。「於是我說，『與其看不到它，不如讓它呆在路的另一頭——我們能借一下嗎？'」除了「打碎的蛋」，還有其它當代藝術作品，包括莎拉•盧卡斯(Sarah Lucas)的超現實主義馬車雕像「Perceval」，以及羅斯柴爾德勳爵委託富有創造力的德國燈光設計師英格•摩勒(Ingo Maurer)設計的一隻由碎瓷製成的枝形吊燈。羅斯柴爾德表示，這枝吊燈「很有趣、很好玩，是屋裏的一股新鮮氣息，我們賣得最好的明信片就是它了」。摩勒的作品得到各博物館的收藏，包括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沒錯，我們就想把自己的瓷器砸碎」

說到摩勒反叛傳統的風格，我大笑了起來。「沒錯，我們就想把自己的瓷器砸碎，」羅斯柴爾德勳爵小聲說。言外之意，是否沃德斯登莊園是個負擔？「我享受這個負擔，」他謹慎地說道。他承認：「在當今這個時代，要居住在莊園裏是不可能的。」他以半獨立的方式，爲國家名勝古蹟信託管理著沃德斯登莊園。他的堂兄詹姆士(James)在1957年把莊園，連同藏品和2000英畝土地遺贈給國家名勝古蹟信託。羅斯柴爾德勳爵則擁有莊園的其餘部分。

如今公私合營的模式在藝術品領域越來越成功。19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世界各地興建了40多所莊園，如今唯有沃德斯登莊園藏品儲存完好並向公衆開放。這座莊園每年遊人近40萬，是國家名勝古蹟信託名下游人最多的一座建築，體現了這棟英國鄉村建築把自身定位爲由各種風格、媒介和扁平的審美等級體系構成的優雅及兼收幷蓄的混合體，迎合年輕人的品味，也象徵着21世紀的社會變遷。

倒不是說Eythrope不存在等級差別了。羅斯柴爾德勳爵又給我倒了一杯口感醇和、泛着暗紅色光澤的波爾多葡萄酒，這時，一身細條紋制服、穿著背心和燕尾服的管家克萊夫(Clive)端來了飯後甜點——碩大的蘋果和黑莓餡餅。「你想跟我分一塊嗎？」羅斯柴爾德勳爵問道。他把餡餅斜斜地切成兩半，把大的那塊遞給我。

莊園的菜譜頗負盛名

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鼎盛時期，沃德斯登莊園的菜譜頗負盛名，連女王都派人來跟羅斯柴爾德家的廚子學做菜。近代到訪過的國家元首則包括里根、柯林頓和密特朗等。羅斯柴爾德勳爵於1988年從堂兄詹姆士的遺孀桃樂茜(Dorothy)手上繼承了莊園。「她不知道要把它留給誰。但我和她的關係很親近。當時要說出口很尷尬，但我很敏銳地預感到會留給我。我的興趣一向就在那方面（藝術）。」

這大概是無可避免的：他不但擁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收藏家基因，他母親那邊與布魯姆斯伯裏(Bloomsbury)圈子也有淵源。他外祖母瑪麗•哈奇遜(Mary Hutchinson)是李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表姐妹。「所以我母親有一半的斯特雷奇血統，我小時候所受的教育非常偏重於藝術方面。」相比之下，他父親，也就是第三任羅斯柴爾德勳爵，則在1936年的一場引起轟動的拍賣會上，賣掉了他在皮卡迪利的鎮屋和在Tring的鄉村住宅的藏品。「他加入了工黨，他認爲經營財產不是他要乾的事情。我父母離了婚，處在他們倆中間通常很尷尬，但我多數時候是跟我母親在一起。她後來再婚，嫁給一個希臘畫家尼可•基卡(Nico Ghika)，所以我們總是跟藝術家和文人在一塊兒。」

他外祖母是馬蒂斯(Matisse)的朋友——羅斯柴爾德勳爵念成Maahtisse，把第一個母音拉長了念。「那時，每年她過生日，馬-蒂斯都會送給她裏面畫了畫的海芋花。你能想像看著馬-蒂斯的繪畫在你眼前枯萎時，心裏那種難受嗎？」

馬蒂斯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叫做西蒙•布希(Simon Bussy)的無名畫家，娶了瑪麗的表姐妹桃樂茜•斯特雷奇(Dorothy Strachey)。性情專橫的桃樂茜看不起布希的畫，說沒有人會「看他的畫或對他的畫有一丁點興趣」。但瑪麗不然。在羅斯柴爾德11歲生日時，外祖母送給了他一幅布希畫的鳥。「我非常喜歡這幅畫，19歲時我開始收集他的作品。你想看看嗎？」他給我看一些珍稀的動物和鳥類習作，還有一幅壁畫大小的白綠兩種顏色的圖畫，畫的是兩個喝茶的女孩。

傾向於喜歡自己發現的畫

「我喜歡布希，」羅斯柴爾德勳爵表示，「我傾向於喜歡自己發現的畫，而且越來越喜歡它們。我得了傳染性激情病。」布希是「連接19世紀和現代性的一道橋樑」，是真正具有獨立思維的鑑賞家應該關注的。對於一個所作所爲結合了對歷史的忠誠與對未來的精明展望的人來說，收藏布希的作品更是具有象徵意義。勳爵把沃德斯登莊園視作「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紀念碑」。

午餐結束後，克萊夫鞠躬目送我們走出餐室。然後羅斯柴爾德勳爵開著一輛灰色梅賽德斯(Mercedes)，帶著我在莊園裏轉悠。我們經過了可耕作的田地、牛奶場和馬廄等處。「這裏有點像一個小公國，」他說。這時離莊園開放還有一週的時間，可我們一路上碰見了許多來此作一日遊的汽車——出自法國園林設計師艾莉•雷恩(Elie Lain)之手的臺地花園和噴泉，以及新建成的一處兒童遊樂園，本身就很吸引人。我們拐彎的時候，一座奇幻的看似法國盧瓦爾風格的城堡突然映入眼簾。「在白金漢郡鄉下看到這樣的建築，很讓人驚奇吧？」

這是一個「故地重遊」的時刻：在淡季裏，莊園主打開滿室寂靜的屋子，窗簾拉著，傢俱上罩著布，進行一趟匆匆而又祕密的遊覽。黑暗中的寧靜，讓人想起莊園成立者——失去妻子的悲傷男人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的性情。「作爲慰藉」，他在1877-1883年期間建造了沃德斯登，併購置了各種體現羅斯柴爾德「品味」的18世紀的法國裝飾品。這是一種品味，羅斯柴爾德勳爵鄭重說道，「這種品味雖然不是我最喜愛的，但我非常敬佩，也試圖培養這種品味。」

「法國家具、英國繪畫」

「紅色會客室」裏鋪著薩伏內裏「太陽王」地毯，擺放著Reisener櫥櫃，兩者都有皇室淵源，牆上掛著雷諾茲(Reynolds)和庚斯博羅(Gainsborough)的肖像畫，正體現了沃德斯登「法國家具、英國繪畫」的風格。但羅斯柴爾德家族曾經擁有的最偉大的庚斯博羅畫作卻不在了。「我父親把最好的傑作《清晨散步》(The Morning Walk)賣給了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讓我非常生氣。」

費迪南德在這座莊園裏逝世，辭世前寫下這樣的字句：「儘管我住在金碧輝煌的大理石房子裏，但我是個孤獨、痛苦、有時十分乖戾的人。」眼下羅斯柴爾德勳爵正在打破他的祖先營造的濃烈華麗的風格。身爲國家遺產紀念基金會(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前主席(1992-1998年)——「英國國家首席採購員」——他「必須什麼都要考慮」；他那時監督著12億英鎊經費，他抱著一種樂天的折衷主義。

他爲沃德斯登莊園購買的其它作品包括：安格斯•菲赫斯特(Angus Fairhurst)的一尊「有趣而憂傷」的青銅雕像：一隻大猩猩胳膊底下挾著一條大魚，名字叫做「思維與感覺的若干差異」；列昂•巴克斯特(Leon Bakst)以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爲原型繪製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喬瓦尼•帕尼尼(Giovanni Panini)紀錄1751年法國皇太子出生慶祝活動的兩幅「不可抗拒」的油畫。羅斯柴爾德勳爵盯上這些作品好幾年後，「開出了一個公道的價格，竟被接受了，讓我又驚又喜」。我後來從另外一個管道得知，每件作品價格是1000萬美元。

克萊夫正等著載我去火車站。羅斯柴爾德勳爵指給我看鳥舍——象徵21世紀頹廢風氣的「打碎的蛋」就準備擺放在那裏，這顯得很滑稽。「打碎的蛋」正在安置之中。勳爵說，這件作品「好玩，有趣，將給我們帶來新的遊客。現在的問題是，再來一個什麼呢？」

沃德斯登莊園的網址：www.waddesdon.org.uk

雅姬•武爾施拉熱(Jackie Wullschlager)是FT的視覺藝術評論員

譯者/楊遠

開著時速200公里的紅色經典款458 Italia跑車，風馳電掣在法拉利測試賽道的終點直道，我突然覺得自己不像是去赴午宴。位於義大利中部博洛尼亞(Bologna)附近的費奧拉諾賽道(the Fiorano track)並不算長，約3公里。但是，有點想給坐我身旁的試車員露一手本人過快速彎道的本領，（車開得太快），以至於在其中的一個險彎處，我就感覺胃裏面翻江倒海般難受。過了好一會兒情況還未見好轉，又出現了初夏並不常見的濃霧，於是我就把車慢慢駛離了賽道，沿著亞平寧(Apennines)蜿蜒曲折的山路，駛向附近馬拉內羅(Maranello)法拉利公司的總部。

車開進停車場、一直開到了渾身優雅貴族氣息的法拉利公司主席盧卡•克勞德洛•迪•蒙特澤莫羅(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的身旁，此時我的肚子裏還有點隱隱作痛。蒙特澤莫羅開著輛小型飛雅特車趕到，反倒顯得有點不協調。他解釋說他從羅馬一路趕過來簡直就是場惡夢：濃霧讓他的直升機偏離了航道，迫使他先是坐火車，接著又開車趕過來——這就是眼下這輛飛雅特車的來歷。然而，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擻。「我剛參加完在梵蒂岡舉行的一場有關金融危機的會議。棒極了，」他解釋道。「棒極了」是蒙氏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法拉利「棒極了」，義大利食物「棒極了」，他新成立的高鐵公司NTV「棒極了」，我剛纔開的458 Italia車也是「棒極了」。

在義大利， 62歲的蒙特澤莫羅個人聲望如日中天。就在我們採訪他的前幾天，他從擔任了6年之久的飛雅特公司（義大利最大的工業集團）董事長一職上退下來。但他目前仍是法拉利（飛雅特控股85％）的董事長，法拉利是義大利最知名的品牌，旗下的F1車隊，也就是讓人肅然起敬的法拉利車隊(Scuderia)，是賽車界最成功的車隊。的確，他在法拉利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對車隊持之以恆地投入在義大利是家喻戶曉（曾有一次，法拉利車隊由於在最後一個彎道失誤而丟掉了該年度的總冠軍，他氣得把電視機砸了），雖說他缺少從政經歷，但大家都看好他將是未來義大利總理的人選。儘管他一再否認有從政的野心，但坊間的傳聞一直不斷，就在我們共進午餐那天，義大利的工業部長辭職下臺。蒙特澤莫羅的新聞官就告誡我別對他提那檔子事，因爲他會極力迴避回答這樣的問題。

但不提這話題又很難做到。F1老闆從政的想法在其它國家可能有點怪。但一涉及到政治和經商，義大利就與別的國家不太一樣，這一點從現總理、媒體大王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身上就可一目瞭然。貝氏最近不斷褒揚蒙特澤莫羅，這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是拉攏對手的舉動，這樣的事當然逃不過說三道四媒體的關注。

蒙特澤莫羅開著車穿過廠區送我去法拉利的餐廳，一路上想的全是行銷的事。他對這個廠區特別自豪，2007年《金融時報》將它評爲全歐洲最佳的工作場所。他把車停到標示「董事長專用」的區域。走進他的私人宴會廳，看到牆上掛著全是法拉利車隊一次次奪冠的照片，服務員過來，稱呼他「Avvocato」（在義大利語中就是「律師」的意思），頗具傳奇色彩的前飛雅特老闆吉亞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也是被人如此稱呼（兩人均是學法律出身，但都未真正執業）。

義大利小烤麪包片(bruschetta)剛一端上來，蒙特澤莫羅就大加讚賞「義大利最美妙的組成部分：義大利的美食小餐館」。看得出，他喫得津津有味，嘴裏還說著：「我不喜歡新式烹調，太小兒科了。我喜歡喝好酒，喫正宗的意大利麪，還有西紅柿。」問清楚我不喜歡喫魚後，他給我倆點的是：兩份開胃乾酪(mozzarella)、西紅柿和茄子拌的烤寬麪條(lasagne)、之後還有專爲我點的小牛肉和蘆筍以及他爲自己點的馬沙拉(marsala)料酒燉小牛肉。

菜上來後，我倆就聊起了最近幾站F1大獎賽。作爲一名從不服輸的鬥士，可以看出蒙特澤莫羅對車隊本賽季差得離譜的成績大爲不滿（法拉利目前在車隊積分排名第三，一號車手總成績排名第五，被第一名遠遠甩在身後）。他說話手舞足蹈，說到摩納哥出了名的狹窄賽道時神情激動，差一點把我的黑莓手機從桌上給掃下去。「摩納哥舉世無雙。我心儀的是它旅遊勝地的身份，而絕不是它的身兼兩職（摩納哥同時也是F1的一站），因爲有時你無法實現超車，簡直荒唐透頂。」我就說起自己曾經開著1.4升排量的大衆高爾夫(Volkswagen Golf)柴油車，在被喻爲是全球最具挑戰性的德國紐倫堡賽道上跑了一圈。當過拉力車手的蒙特澤莫羅同情地看著我，並向我講述了在同一賽道參加過的一場歷時三天的接力賽。它讓我那一圈的賽道經歷感覺有點羞於啓齒。「這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賽道，」他說，「不僅僅是出於它的傳奇經歷，而且是因爲在這條賽道上比賽真得很艱難，極具挑戰性。」

我抬起頭來，注意到蒙特澤莫羅只用叉子，就已經狼吞虎嚥地喫完了半盤烤麪條。他還習慣性地看我身後的電視（我並未注意到），致使我們的談話老被中斷。「瞧，這是在希臘，」他說，手指著電視裏街頭騷亂者的畫面。還沒等我向他表達談話思緒被打斷的不滿，他又接著剛纔落下的話題繼續往下說，咬了一小口粗麪包卷，又美美地喝了一大口白葡萄酒。

我問他在飛雅特和法拉利工作有什麼不同。2003年，飛雅特董事長吉亞尼•阿涅利離世，一年後，吉亞尼的弟弟昂貝託(Umberto)也撒手人寰，集團一下子羣龍無首，他接掌了飛雅特的帥印。蒙特澤莫羅一直和阿涅利關係莫逆，就同意了家族的請求，出任公司董事長，直至阿涅利的孫子約翰•艾爾肯(John Elkann)能夠順利接班。公司的董事長由蒙特澤莫羅擔任，但公司卻是在快人快語的CEO塞爾吉奧•馬爾基翁(Sergio Marchionne)執掌下襬脫了破產命運，並與步履艱難的美國汽車製造商克萊斯勒(Chrysler)組盟，進行著一場豪賭。蒙氏不習慣於久居幕後，也樂得把飛雅特的帥印交還給艾爾肯。

我問他是否可以這樣認爲：與在飛雅特相比，他更喜歡在法拉利工作。這時服務員過來取他的盤子，但盤子裏還剩些東西，蒙特澤莫羅立刻把盤子裏的東西叉起來喫掉，同時對我說：「法拉利，還有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全部。明年，我將慶祝自己擔任法拉利董事長20週年，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家汽車生產商的董事長能夠在這個位置上呆這麼長的時間。F1圈子內還沒有人能像我一樣贏得這麼多的冠軍頭銜，這麼多的賽段冠軍。所以法拉利對我至關重要，根本不是『重要』兩字所能言盡。」

蒙特澤莫羅爲這家賽車製造商前前後後效犬馬之勞臨近40年，但當初入這一行純屬偶然。當他還是個拉力賽選手時，他參加了一場電臺的聽衆熱線電話直播節目，與一位聽衆就是否應該允許賽車運動展開了激烈爭論。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剛好也在收聽節目。「他對我印象深刻，」蒙特澤莫羅說。「所以他打電話過來問：『那個膽量十足、回答問題如此強勢的年輕人是誰？我想要見見他，想要了解了解他。』」兩人的關係急速升溫，上世紀70年代末，他接手了困境中的法拉利F1車隊，帶領車隊三奪世界冠軍。

1988年恩佐•法拉利去世，3年後蒙特澤莫羅接過法拉利董事長的帥印。在之後的歲月裏，他重塑了賽車製造的輝煌，在上世紀90年代初，由德國車手邁克爾•舒馬赫(Michael Schumacher)領銜的法拉利F1車隊王者歸來，一路凱歌高奏，連奪了5屆車手總冠軍。

我倆越聊越投機，他說法拉利的魅力好比是「漂亮女人：首先，你想要得到她。然後，你帶著她拋頭露面，但有時可能會挺失望，因爲她可能腦子挺笨，或許她不象我期望的那樣出色。說到法拉利車本身，就是一旦你發動了車，就期望會有更多驚喜。」

這種談吐是典型的蒙氏風格。「他是個行銷天才，」 幾天後另一位義大利大企業家這樣對我說。「他已經樹立了自己的光輝形象。但我覺得他並沒有真正掌控他生活中的一切。」這麼說雖說有失公允，畢竟他是法拉利重回輝煌的功臣，但勿庸置疑，蒙特澤莫羅自我推銷的本領則意味著他幾乎無法擺脫報刊雜誌的糾纏。

他說如今他的空餘時間何其多，原因是他不但放手了飛雅特，而且在2008年，又放棄了義大利工業總聯合會（Confindustria，爲意國商業遊說集團）會長的高位，這個職位幾乎賦予了他天天批評政府的機會。（他行將結束在義大利第二大私立大學社會學國際大學(LUISS)的董事長任期）。對許多觀察家來說，他辭去所有這些要職表明他加快了進軍政界的步伐。

心裏還記著新聞官不能直接提政治問題的忠告，於是我換了個提法問他：「難道你沒準備幹些別的什麼？」就在此時，他的電話響了。接電話時，臉上略顯不悅，說話也是簡明扼要。掛斷電話後，他告訴我：「是個記者打來的，說貝盧斯科尼剛說過我是工業部長的最佳人選。」我明白自己身處義大利這個政治陰謀層出不窮的國家，我都能感覺到是他本人導演了這一出。

喫完牛肉後，又上了我要的蔬菜色拉，他又說起了預計明年投入運營的高鐵公司。他堅信自己經營的米蘭至羅馬這條黃金高鐵線路商機無限，完全可以與國家壟斷的國有鐵路公司Trenitalia和航空公司相抗衡。「這就象是切爾西隊對陣阿森納隊，切爾西的教練員是集教練和裁判於一身，」他解釋說，舉這個英國例子來說明問題明顯是投我所好。「簡直難以置信……典型的義大利做事風格，我會竭盡全力去反擊壟斷。」

他若從政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嗎？他的回答是強調自己雖然已經退休，但仍然很忙。儘管他也承認：「我是個名人，走在大街上，誰都認識我，都這麼對我說：『哦，你已經步入政壇了。』我想爲將來做些正事。這並不是說我要當政黨領袖。至少目前不是。」

我問他一旦貝盧斯科尼下臺，他是否更有步入政壇的衝動。他挪了挪椅子，正面對著我。但他剛一開口，就停下來，手指著電視裏剛以天價賣出的一幅畢加索油畫。然後，未停一刻，又言歸正傳：「我們需要重大的改革；我們也需要一個法規清晰的國家，我們需要一個有道德擔當的國家，要做的事還有很多。我們將拭目以待。」

這時他的手機又響了，是飛雅特新董事長艾爾肯打來的。我猜測他們聊的是貝盧斯科尼發表的相關言論。打完電話，他笑著對我說「貝盧斯科尼要升我職。」事實上，艾爾肯只是確認蒙特澤莫羅本週晚些時候是否還在都靈，以便阿涅利家族能夠就他對飛雅特所做的貢獻私下裏向他致謝。

蒙特澤莫羅完全有從政的背景。他1947年出生於博洛尼亞皮埃蒙特(Piedmontese，Bologna)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家族一直效力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統治著統一義大利王國的薩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他的正式稱謂是Marchesi di Montezemolo。「我來自這個國家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如今在皮德蒙特還有個叫Montezemolo的美麗小鎮，」他說。

去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智庫——義大利未來 (Italia Futura)。蒙特澤莫羅說部分原因是因爲在這個種種醜聞已經損害到義大利國家形象的時代裏，他把重塑國家形象看成是自己的公民職責。我感覺他內心的從政慾望很強；他最終能否問鼎權力頂峯不得而知，但在這個如此注重形象的國度，他至少在這方面相當出色。

我們動身正準備離開，餐廳角落的電話響了，蒙特澤莫羅立馬又喜形於色。這就是蒙特澤莫羅。如果他想要顯示他從飛雅特卸任之後依舊很忙，就猛然讓我有了這樣的感覺：若一切都是他有意爲之（就等貝盧斯科尼親自給他打電話），那他導演的這出「三接電話」的戲做得實在是天衣無縫。在出廠的路上，他遞給我一張白色的明信片。「這是我在法拉利時給所有新員工的東西，」他說。開著法拉利599回米蘭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明信片，自我感覺是徹頭徹尾的蒙特澤莫羅信條。上面寫著：「成功的真正祕訣是熱情。熱情在，則萬事成……做到此則功成名就，做不到則只能滿世界找藉口。」

譯者：常和

是在威尼斯還是在巴黎談？五年前，捉摸不定的億萬富翁兼藝術品藏家弗朗索瓦•皮諾(François Pinault) 首次接受我的採訪，這次再次同意與我共進午餐，甚至還提供了會談地點：威尼斯。在威尼斯的葛拉西宮(Palazzo Grassi)及海關大樓(Punta della Dogana)，他擁有歐洲最大的當代藝術私人收藏陳列室；他巴黎的家則位於市中心，不是特色藝術酒店就是奢華的獨立洋房。

不可商量的一點是我們的會談語言必須是法語，因此我選擇了巴黎作爲會談地，然後給他辦公室發了份電郵，對自己法語不夠流利而致歉。很快對方就給了回覆，而且用的是英語：「皮諾先生對這些事無所謂，放心吧，他會表現得很紳士。」

此事都需要解釋，這一點就表明了他是何種人。作爲白手起家的奢侈品巨擘，皮諾在國際上以前衛藝術收藏而著稱，個人藏品多達2000件，許多是直接從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以及傑夫•昆斯(Jeff Koons)這些藝術家本人手中購得。但在法國，他從未擺脫掉其不佳的名聲——在政壇朋友的庇佑下，靠買下瀕臨破產的公司而暴富的騙子；他與雅克•希拉剋(Jacques Chirac)以及尼古拉•薩科奇(Nicolas Sarkozy)關係非同一般。「法國人把皮諾看成是海盜，」《世界報》(Le Monde)記者哈里•貝雷特(Harry Bellet)如是告訴《福布斯》雜誌(Forbes Magazine)，去年《福布斯》估計皮諾的個人財富爲87億美元——據稱是法國第三大富豪。

當我趕到位於香榭麗舍大街(Champs-Elysées)旁的米其林星級餐廳索爾馬尼(Michelin-starred Sormani)時，皮諾已經先到一步：他身材瘦削、滿頭銀髮，一雙炯炯有神的藍眼睛，臉部表情豐富，帶著一幅審問及一絲挖苦的神情。他從一羣服務員中快步走出來迎接我：特別彬彬有禮但又勁頭十足，比他74歲的實際年齡至少年輕10歲，他穿得一本正經——灰色時髦西服與藍色襯衣，繫着暗紫色領帶，馬上抱歉得對我說得去參加一場葬禮，所以得早走。於是我們決定趕緊用餐，喝著免費依雲礦泉水(Evian)以及一盤多汁摩泰臺拉香肚(Mortadella)。

皮諾說他挑選索爾馬尼餐廳緣於其義大利風味，因爲即將迎來弗朗索瓦•皮諾基金會(François Pinault Foundation)在威尼斯成立五週年的紀念日。皮諾是這家餐廳的常客，領班(maître d』)知道他點菜不用菜單，所以建言其先點蘆筍，然後再點魚。皮諾點了清炒扇貝（coquilles Saint Jacques，用乾貝炒），當我說不喫貝類海鮮時，他推薦了比目魚(turbot)。我們兩人都不想喝酒：「我只在晚上喝酒，白天喝了擔心會誤事，」這位拉圖爾酒莊(Château Latour)的主人解釋道。

他喜歡索爾馬利餐廳，因爲「它特別自命不凡」：這一點對於皮諾這樣的人顯得尤其重要，因爲他的商業帝國就好比在絕世藝術品與時裝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從古馳(Gucci)到伊夫•聖•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再到佳士德(Christie』s)——他是目空一切的非精英主義者。我想這就是爲何他特青睞赫斯特與昆斯這些概念型藝術家的作品，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價格不菲，個人風格獨特，但又強烈地反對中產階級。皮諾說，與此相反，「法國公衆覺得藝術仍停留於18世紀末的水準。哎，也許還有個把博物館館長往前推至19世紀，還有印象派畫家(impressionist)。但隨後就出現了停滯，對其後的藝術則不再評頭論足了。」

在其巴黎寓所，他在現當代藝術與其妻子瑪麗馮內(Maryvonne) 收藏的古代王室家居用品之間來了個折中。不成功的是：他雄心勃勃地計劃在巴黎郊外塞甘島(Ile de Seguin)上前雷諾汽車廠(Renault)的原址興建一座永久性博物館，但2005年該項目因官僚政治的阻礙而中途夭折。皮諾甩下「永恆的是藝術，而並非服務藝術的博物館」的話後與巴黎分道揚鑣，進而把錢投向了威尼斯，在那兒他被追捧爲葛拉西宮的拯救者，隨著前主人飛雅特公司老總吉亞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 of Fiat)的離世，葛拉西宮日漸破敗。皮諾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把大運河邊的這座宮殿改造成了由安藤忠雄(Tadao Ando) 設計的現當代博物館；在與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進行激烈角逐後，他還贏得了威尼斯前海關大樓(Punta della Dogana)的控制權。

「義大利特棒，」他說，並用手指了指索爾馬利餐廳眼花繚亂的裝飾：繪成紅色的樹形燈、仿古浮雕以及深紅色天鵝絨牆。「義大利人生活愜意，他們無疑也有很多問題，這與其它國家大同小異，但義大利人穿著講究，女士們也長得漂亮。義大利藝術家，尤其是魯道夫•斯汀格爾(Rudolf Stingel)以及莫瑞吉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在皮諾的個人收藏中佔了很大比例；法國人則完全不是這樣。「我纔不在乎藝術家的國別，」他斷言道。「我的使命不是抑制法國藝術。如果它們的藝術水準高，我就買；若是不上檔次，就不會去買。」他評述道，法國人「不買藝術作品——這也許是受天主教影響，法國人不會花錢去買不必要的東西。」

唯一例外是比皮諾更有錢的另一位奢侈品鉅子、他的商界對手伯納德•阿爾諾(Bernard Arnault)，對方在巴黎開辦當代博物館的計劃一路順利：由弗蘭克•蓋裏(Frank Gehry)設計的路易•維登藝術創作基金會博物館(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將於明年開館。國際藝術品經紀商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最近在巴黎高調亮相，表明法國首都將會逐漸成爲當代藝術品的中心。那麼皮諾如今後悔當初在異國選址嗎？

「我永遠不會爲此後悔，」他說。「我這個人對過去不留戀，只對明天的事感興趣。」他的藏品今年秋天將巡迴至首爾(Seoul)展出，2014年將到巴西展出；亞非拉的藝術正在影響西方的藝術家，反之亦然，他說。「我們正步入全球一體化，這是我喜歡的未來圖景。威尼斯舉世皆知，它是義大利城市，但同時又屬於全世界，它向東方世界開放。而過去的藝術——如丁託列託(Tintoretto)以及提香(Titian)的作品留存至今——與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展出的現當代作品互相碰撞：我們看到藝術在不斷傳承。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但藝術生命永存。二戰期間，日本社會危機四伏，但藝術仍在傳遞不熄的希望，從未讓人絕望過。藝術家有參與社會發展（我們共同推動的結果）的能力。丁託列託了不起的地方在於表明藝術不會凋零，它發展的趨勢永不停息。」

服務員端上來兩盤味美多汁的鮮綠蘆筍。皮諾老練地切掉嫩蘆筍的尖頭，輕輕在芥茉碟中蘸了蘸，慢條斯理地喫著，並把喫剩的東西放一邊。獨立打拼的企業家經過努力能達到如此品位的喫相，也算有板有眼（雖然不乏詼諧）。皮諾「白手起家——創業伊始沒資金、沒資歷，也沒文憑」。

皮諾出生於布列塔尼(Brittany) 西部一個名叫Champs-Geraux的小村莊的農民家庭，在雷恩(Rennes)上學時，因自己的農村口音與衣服邋遢而遭同學嘲笑，他於15歲從學校綴學。「我在教堂瞭解過一點藝術，」但從未進過任何博物館。然後到30歲那年，「布列塔尼一位業餘畫家朋友帶我到雷恩去觀看了那比派與阿凡橋派(Nabis and Pont-Aven school)的畫展。沒有高更(Gauguin)這一層次的作品，畫得很一般，但色彩很鮮豔。我朋友說，『快瞧！快瞧！』我啥都沒看明白，但隨後又去看了一回，讓我朋友自己回家。堅持不懈：這就是布列塔尼人(Breton)的性格」。

正是這種韌性讓他初涉商界就取得了成功——做的是木材生意。到了1980年，他在倫敦首次步入拍賣行。「我看到阿凡橋派畫家保羅•塞呂西耶(Paul Sérusier)的一幅油畫，畫的是布列塔尼的某農場的一位老婦人。我買下了畫作，因爲畫中的老婦人很像我的奶奶。這是我第一次重要拍買。然後我到處觀看、來回揣摩、囫圇吞棗地瀏覽二十世紀的藝術作品——畢加索(Picasso)與立體派，以及超現實主義。」 皮諾里程碑式的收藏是1990年他以880萬美元拍得蒙德里安(Mondrian)的畫作Tableau Losangique II，表明皮諾的藝術眼光達到了獨到、犀利的程度。

當我問他角逐競拍的樂趣時（他的控股公司名字取自希臘神話中的狩獵女神阿耳特彌斯(Artemis)），皮諾坦承道，「一開始，就想顯擺自己能做到，」他說得揮舞著拳頭，眼睛也來了神。「你先得順大流，然後逐步培養自己的鑑賞能力，最後就無需亦步亦趨他人了。」

上世紀90年代，他意識到二戰以來，「仍能淘到有價值的東西」。「先前時代的作品都已收至博物館，個人藏家已經無法再搞到手了，」他說。「然後——這不是嗎！——我意識到現當代作品的藝術價值。主要基於兩大因素：首先，與我本人性格有關，我求知若渴；其二，能夠買到潛力無限的藝術家的作品。」

皮諾是個令人生畏的收藏家。比方說在200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他趕在有意向的博物館長們出手之前，買下了義大利展廳中西格馬•波爾克(Sigmar Polke)展品中的某裝置，可謂「千鈞一髮」。然而，公衆抱怨其在威尼斯的展覽週期太長，吸引的觀衆人數甚至趕不上飛雅特集團管理時期。但是，不久前的新畫展是對上述批評的某種回應；特別是該展覽有截然不同的分工：葛拉西宮（用於短期藝術展）將在六月份展出《世界屬於你》(The World belongs to You)畫展；之前則在海關大樓，展出類似長期博物館風格的藝術展《爲置疑歡呼》(In Praise of Doubt)。展覽的作品包括昆斯、蘇伯德•古普塔(Subodh Gupta)、保羅•麥卡錫(Paul McCarthy)、布魯斯•諾曼(Bruce Nauman)、卡特蘭以及在展廳入口處重點展出的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的作品。

我們點的主菜端上來時，皮諾突然說，「我自己特別喜歡極簡派藝術風格(minimalism)——唐納德•賈德、羅伯特•萊曼(Robert Ryman)的作品，畫得都是很神祕的東西，那種大幅的白畫。」他用叉子叉著乾貝喫，把裏面不愛喫的菠菜撥到一邊。「但我不想一意孤行，只收藏局囿於某個特定時期的某一類作品。所以嘛，我拓展了自己的知識面，而且包容的心態讓人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我一邊津津有味地喫著用嫩龍葵及春菜一起做的黃油炒比目魚，一邊問他是什麼驅使他既想佔有藝術作品，然後又願意拿出來與世人一起分享。這是對爾虞我詐商戰的真心懺悔，還是裝出一幅有教養的面孔，抑或是圓滑世故的結果？

「從商的物質生活與藝術生活間，肯定會有某種平衡，」皮諾承認。「對於藝術信徒來說，對藝術癡迷到了近乎虔誠的程度。它能聯繫各種人，所傳遞的資訊是人類共有的東西。藝術儼然已成爲我的宗教——別人是到教堂去做禮拜。這老生常談的事，但你並不能支配藝術，是藝術在支配你。這就好比是一見鍾情。」

說這些時並無譏諷之意，而且可以透過過去發生的事來佐證：比如說，他的顧問菲利普•塞加洛(Philippe Ségalot)回憶曾有一次陪皮諾去看卡爾•安德爾(Carl Andre)的地板雕塑；皮諾一聲不吭地觀看了半個小時後說，「我真的難以抗拒」，並付了700萬美元買下了該作品。與許多藏家一樣，他總是對自己淘到的最新作品愛不釋手——他提到了阿爾及利亞(Algerian)裝置藝術家阿德爾•阿貝德賽梅(Adel Abdessemed)以及出生於利茲(Leeds)的雕塑家托馬斯•豪斯雅戈（Thomas Houseago，長相酷似羅丹(Rodin)），他們的重量級作品均於海關大樓展出。

那麼皮諾有過看走眼嗎？「我可能會看走眼，但不會太嚴重。收藏家與藝術家一樣，總有時間人不在狀態，精神疲乏，自己覺得不得勁。」他有個「定則」：購入的每件作品都是親自去看，多數是實地到畫室去。我於是說，他影響力強得不可能出錯：只要他對某位藝術家感興趣，對方的名聲就能一飛沖天。聽到這，這位之前一直裝低調的爭強好勝者站起身來對我說。「沒錯，高古軒曾來看過我的畫展，二週後，他直接找到相關藝術家，『逼著』他們與他籤合同！」皮諾笑著說，並補充道，「高古軒辦事特果敢，我就欣賞他這種人！他精神十足，關注程度高，人又絕頂聰明。」

皮諾接著說，一個好的藏家，「需要有好眼力、激情以及鑑賞能力去感知作品所包含的藝術價值。生意場上可以冷酷殘忍；不需要付出情感：消除情感因素對生意有效。但一切藝術都與激情有關。」

我引述馬蒂斯(Matisse)作品的俄羅斯大收藏家謝爾蓋•希丘金(Sergei Shchukin)的話說：「如果你在一件作品前感到心靈的震撼，就要毫不猶豫地把它買下來。」「本人也是如此，」皮諾大聲說，並回憶自己曾去看非洲裔美國藝術家大衛•哈曼(David Hammons)的畫作。他離開時，被對方的作品深深震撼了，於是又折回去，買了兩幅畫作。「無需特別親切的東西——那是誘惑。藝術欣賞不應該是誘惑，需要的是內心震撼——比方說吧，達明•赫斯特如今正經歷煎熬，但那就是人生的體驗。任何人的人生若不經歷歷練與苦難——就不會有啥大成就！」他輕蔑地聳聳肩，並再次爲自己得趕去參加葬禮而致歉。賬單遞上來時，我從送的稀稀落落幾塊小蛋糕(petits fours)中，取了一塊紫羅蘭色的蛋糕嚐了嚐，此時這位奢侈品界的鉅子快步離開桌子，並笑著說：「我這般生活，似乎生命可以永恆，但每天早上我都說，「生命隨時可能終結。』」

《爲置疑歡呼》畫展威尼斯海關大樓於4月10日拉開帷幕。

譯者：常和

趕到斯科特酒店(Scott』s)後，就在點菜前幾分鐘裏，我聽到了阿曼達•斯塔維利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訊息（她的婚紗由薩拉•伯頓(Sarah Burton)設計，對方曾爲劍橋公爵夫人(Duchess of Cambridge)設計了大婚用的婚紗），以及剛在杜拜(Dubai)撮合的幾樁交易（她今天早上剛從那兒趕過來），最讓人好奇的是，她同時還爲葉門反對派領導人鞍前馬後地出謀劃策。

沒錯是葉門。這位前模特兒（當過一陣子）、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曾經的女友，如今能搞掂阿拉伯部落酋長各種交易的大能人正全力以赴支援阿拉伯之春運動，期望其大客戶哈米德•阿赫馬爾酋長（Sheikh Hamid al-Ahmar，葉門數一數二的大商人）能在該地區這個最貧窮國家的難以避免的政治改朝換代中成爲最終的勝者。

在海灣國家，斯塔維利被人熟知的名字是阿曼達，她今年38歲，身材高挑、一頭金色短髮、身穿一件樸素無華的黑色連衣裙，她的出身與時尚風格似乎與談論海灣地區的因循守舊不太合拍，更遑論哈米德酋長這樣的大客戶了，衆所周知，對方是一位伊斯蘭溫和派。毫無疑問，過去10年她在富產石油的海灣國家培養的諸多人脈讓銀行界（他們削尖腦袋，也想從這財富中分得一杯羹）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納悶的是：這位英國的窈窕淑女是如何與該地區的王室扯上關係的，是如何搞掂成羣結隊的銀行家與投行經理（近年來，他們蜂擁而至海灣地區）眼皮底下的那些交易的？

雖說斯塔維利與從地產到電信的一系列交易都有關係，但她的成名之作是在2008年秋天，當時她把阿布扎比(Abu Dhabi)的謝赫•曼蘇爾•本•扎耶德•阿勒納赫揚(Sheikh Mansour bin Zayed al-Nahyan)引入巴克萊銀行(Barclays)，曼蘇爾同意注資35億英鎊，從而成功避免了政府對巴克萊銀行實施紓困。據稱斯塔維利從中獲利4000萬美元——有些人覺得此數字太過離譜，而有人認爲嚴重低估。她則對具體數字不置可否，擺了擺手，意指這個問題不予回答。巴克萊銀行的交易就發生在曼城足球隊（Manchester City football club，她當時是泰國前總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代理人）以2.1億英鎊賣給同一個家族之後，雖說另一樁交易——她一直不遺餘力地撮合把利物浦隊(Liverpool FC)賣給杜拜——最終以一敗塗地而告終。

這兩樁發生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經濟鼎盛時期、轟動一時的海灣國家併購案讓斯塔維利名聲大噪，在某些方面招來了妒忌，而在有些方面也引發了爭議。在阿布扎比這個購買外國資產的傳統保守的買主內部，由斯塔維利充當掮客的此類併購（尤其是大舉進軍英國足球界），引發了不安，因爲這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個國家的原有形象格格不入。

斯塔維利說話速度快，故事一個接著一個，有時甚至能在同一句話中轉換話題。她有特別的能耐，能使別人產生與她已相識多年的感覺，這種快速熱絡的本領無疑讓她在中東地區如魚得水，在中東，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非常重要，談正事前，經常喝喝茶，多說些恭維話是必不可少的功課。

我拿不準該點啥開胃菜，但希望她能隨意，而她卻擔心我能否喫飽，所以彼此之間尷尬了一陣——「點這行嗎？點那行嗎？」——你來我往一番後，最終總算定下來，我要了蔬菜沙拉，她則要了番茄沙拉。我點的主菜是紅鯔魚，她則要了海鱸魚。她表示自己不喝酒——「哎喲，要不然回頭報紙上又要添油加醋地說斯塔維利本週一喝酒了，」她笑著說。她看上去有點犯困，畢竟連夜從杜拜（她如今定居於此）趕來，所以最終她要了健怡可樂(Diet Coke)。

很顯然，她是斯科特酒店的常客，談話當中，時不時提及自己最近剛與好友西蒙•考威爾(Simon Cowell)與菲利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來過這兒。我問她十月份即將舉行的婚禮的訊息，坊間有板有眼地說她2003年曾拒絕了安德魯王子的求婚。對此，她只說安德魯王子是位「很體貼人的男朋友」，是她生活中「很不一般的男人」。

不久前，在她柏寧(Park Lane)的寓所內，我曾見過她的未婚夫邁赫達•德葛多西（Mehrdad Ghodoussi，這位英俊的伊朗人與她一起工作），對方對葉門局勢的熱切關注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性情比較暴燥，邁赫達則非常沉穩、性情柔和，對事從不斤斤計較，」她說，並告訴我她的那些客戶非常呵護她，總是叮嚀她對未來的老公要「嚴加看管」。

斯塔維利是約克郡農場主的女兒——她的家族財富可以追溯至16世紀，當時的紅衣主教沃爾西(Cardinal Wolsey)把裏彭(Ripon)附近的一塊地拱手相送——在劍橋大學讀書期間，斯塔維利曾經當過一陣子模特兒，23歲那年，在紐馬科特(Newmarket)開了家餐廳。我倆細細品味沙拉（我注意到自己喫得比她快）時，我問她是如何成功當上那些富有中東客戶的金融顧問的？她告訴我是始於2000年的網路經濟繁榮期，當時她在劍橋科學公園(Cambridge Science Park)成立了Q.ton高科技會議中心，這引起了阿布扎比官員（也包括海灣國家的有些王室）的注意。「他們當時對我們如何從劍橋大學開發並利用商業地產感興趣，」她說。「我飛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放眼滾滾沙漠，當時油然而生的感覺就是……這個地區將是我的福地。」

在寬頻和IT服務公司歐洲電信（EuroTelecom，它曾買下Q.Ton 49%的股份) 於2001年破產後，斯塔維利進軍網際網路的舉動戛然而止。「這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因爲我20多歲就當上了這家上市公司（歐洲電信）的董事……我當時非常年輕。」

然而到了2005 年，她在杜拜成立了私人股本公司PCP Capital Partners，公司行事低調，甚至沒有自己的網址。她告訴我公司的開門生意是一位非阿拉伯的有錢主顧——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Itochu Corporation of Japan)，對方正尋求在英國購置資產。

從那以後，依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卡達客戶的生意以及比其它投行更爲敏捷的治理結構，PCP慢慢發展壯大起來。她解釋說自己能夠作出更爲快速的決定，皆緣於公司沒有人浮於事，而且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海灣國家，從不分心於其它地區。

PCP的業務範圍是什麼？客戶要求的任何事，有時還免費提供服務。「我們提供一條龍解決方案，」斯塔維利說。「無論是基於財富管理、諮詢、重組性交易、進行典型併購還是資產管理，我們都會兼顧政治問題。要知道，我們會進行遊說、搞研發、管理網站、進行樓市投機、預訂挑選各種傢俱等等。」

正如她說，願意「竭誠爲客戶服務」，這反映出她希冀取得成功並實現贏利的強烈意願。「部分原因是由於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很早就離開了家，在男孩繼承一切的家庭裏，身爲女孩的我實在有點不服氣……我父母老對我說，哥哥會繼承家裏的一切，自己要做的就是嫁個好老公……這就好比孩子老希望聽到父母表揚自己『幹得棒』」。當我指出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她在社交氛圍保守的海灣地區得心應手時，她說實際上自己的家庭可能要比海灣地區的社會更爲循規蹈矩。

雖說她談及卡達要比阿布扎比來多得多——她最近撮合的一樁交易就是把土地證券集團(Land Securities)位於倫敦西區的開發項目以2.5億英鎊賣給卡達的巴瓦房地產公司」(Barwa Real Estate)——但她說，自己最感激不盡的貴人是曼蘇爾酋長。

那麼，她能告訴我曼蘇爾酋長的相關情況嗎？曼蘇爾酋長是阿布扎比統治者的親弟弟，出手比王室其他成員更快。她回答說沒門，對他倆的關係以及撮合的其它交易，她表示無可奉告。

主菜上來後，話鋒轉向不太和諧的話題。在英國媒體界，斯塔維利或許因其撮合交易的巨大能量而著稱，而在她的第二故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我卻聽到了更多貶抑性的言辭。我向她求證以下事情的真僞：巴克萊交易案後，有報導稱她與阿布扎比之間發生了激烈爭吵，有批評人士說她出力不多，但斬獲過豐；2008年杜拜金融危機時，太過自信的酋長國領導人不願出售旗下資產（而且最不願意的就是向臨近更爲富裕的阿布扎比出售），當聽到她正在謀求實施財政紓困的傳聞時，頓時氣得暴跳如雷。

聽到這樣的批評時，斯塔維利顯得頗爲喫驚，就好象這是她第一次聽說此事，她駁斥這些都是純屬扯淡。「因爲巴克萊銀行的交易案處理得異常順利，所以就有很多人妒忌，當你做得順風順水時，總有很多人想方設法來詆譭你。」

在杜拜與阿布扎比，自己與過去一樣受人歡迎，她繼續說道，在金融危機中，自己想方設法想把杜拜擁有的股權賣給那些想幫助其渡過危機的海灣國家。「在海灣地區，你得表現得很強勢，」她說。

服務員來回問我們要什麼甜點，我們於是就點了咖啡，隨後我們的話題轉回到阿拉伯地區的動盪。我暗示道：對極權主義以及貪腐徹底失去信心後的民意總爆發，肯定會對她的生意有所影響。

她回答道，由於自己多年苦心經營的關係網一下子煙消雲散，許多銀行家都感到十分恐慌。但她自我感覺很幸運，因爲當初選對了客戶羣；她說個人只能順應該地區的變局，並直言不諱地說自己認識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兒子賽義夫•伊斯拉姆(Seif al-Islam)，對方負責的黎波里 (Tripoli)政權近幾年的外匯資產買賣。但與其它西方銀行不同的是，她從未與利比亞投資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合作過，隨著利比亞投資局的海外資產遭到凍結，其衆多糟糕的海外投資真相也大白於天下。

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卡達的情況如何呢？這兩個國家都富得流油，不容易爆發革命，如今仍在尋求進行海外投資，但阿布扎比鎮壓了持不同政見者，一旦出現反對王族統治的跡象，卡達當局也會毫不猶豫地出手鎮壓。我的建議是：眼下海灣國家的策略是大舉派發社會財富，並希冀國民能對現有政權保持滿意。

斯塔維利出言謹慎，回答問題時避免有啥冒犯。「在我如今生活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自己所看到的國民既非特別受壓迫，也非忍飢挨餓，」她說道，並補充說，「不管是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還是君主專制國家的君主，所有的領導人都應該被問責，這是好事。」

雖然葉門極端貧困，但也不乏富豪，其中一位就是她的大客戶哈米德酋長，在這場阿拉伯世界的變局中，或許葉門能給她提供最爲豐厚的回報。

如果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從此不再回葉門（自從6月份在總統府遇襲後，薩利赫如今正在沙烏地醫院接受治療，海灣以及西方國家的許多官員都希望他如此），那麼薩利赫的勁敵哈米德酋長會是這場政治變局的最大受益人。「他非常非常地虔誠，」斯塔維利說。「他沉穩、深謀遠慮、受過良好教育、爲人謙遜。我今天讀到一份葉門報紙，說該國需要一位謙遜的領導人——就是他這樣的人。」

我告訴斯塔維利：近來一直宿營葉門首都薩那(Sana』a)街頭，要求薩利赫政權下臺的年輕示威者也把哈米德酋長以及他的阿赫馬爾家族看成是貪腐的精英統治階層（他們把整個國家搞得一團糟）的一員。她回應說，實質問題是薩利赫總統的支持者在抹黑她的這位客戶（哈米德酋長）。

即便葉門因爲政治爭鋒而陷入癱瘓，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斯塔維利仍在尋求撮合葉門電信運營公司Sabafon的併購交易，她的公司與Sabafon簽有管理合同。生性喜歡冒險的斯塔維利時刻關注著伊拉克局勢，如今伊拉克正努力擺脫多年宗教派系的爭鬥，但該國的電信業大有前途，「我對伊拉克非常感興趣，對伊拉克情有獨鍾。」

魯拉•哈拉夫是《金融時報》中東編輯

譯者：常和

彼得•M•布蘭特（Peter M. Brant）——63歲的實業家，房地產業的大佬，雜誌的所有人，藝術品收藏者，馬球玩家，一位超級名模的丈夫，九名子女的父親（兩任妻子所生）——多數人會把這樣一個人歸入1%之列。（譯者注：2011年「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自稱爲99%的人，對應1%的富人。）他的財富淨值據報道在5億至14億美元之間；他對構建帝國有特殊的愛好（他有四名成年子女在他的商業帝國裏任職）；他在康乃迪克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擁有一塊53英畝的地產；他酷愛「安德森與謝潑德店」(Anderson & Sheppard)縫製的衣服。來赴我們的午餐時，身穿灰法蘭絨的雙排紐扣套裝、藍白相間的細條紋襯衫，佩戴海軍藍的編織領帶、白色的口袋手帕、金質打結的袖口鏈釦。如果你想描繪出一副標準的商界巨擘形象，大致會很像這個樣子。

但布蘭特本人會不同意。事實上，在喫飯時他很明確地說：「我自認爲屬於那99%。」

這一聲明讓人有些猶豫。尤其是因爲，布蘭特選定的餐館Sant Ambroeus，位於1%富人生活區的中心——曼哈頓的上東區，靠近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而且，我們喫這頓午餐的最初原因之一，就是要討論布蘭特作爲對藝術的大資助者的角色——藝術資助通常也是一件1%的人做的事。

布蘭特在格林威治有他自己的藝術基金會。他也和第二任妻子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及四個子女住在格林威治（包括一名繼子，系西摩與前夫、吉他手湯米•安德魯（Tommy Andrews）所生）。該基金會名爲「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2008年創立，目前由他和第一任妻子生的女兒艾莉森（Allison）執掌，每年舉辦兩次展覽，同時也是研究機構。最近一次展覽是去年11月舉辦的，主要展出的是大衛•阿爾特默德（David Altmejd）的作品。阿爾特默德是一位加拿大藝術家，曾代表加拿大參加200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 （Venice Biennale），其著名作品是一些巨大的、常常令人不安的雕塑，將身體器官與其他有觸感的物質（水晶、毛髮、織物）混合在一起。恰巧，挑戰性的藝術，又是一個通常會吸引1%的人的東西。

但布蘭特還是說，「我不認爲藝術品收藏是專屬於那1%的，」這是在我們坐下，點了飲料之後（他點了冰茶，我是蘇打水）。我們還回憶起，我們之前也曾一起喫過飯，那是在時裝設計師阿瑟丁•阿拉亞（Azzedine Alaïa）主持的餐桌上。布蘭特的妻子和阿拉亞關係很親密。去年夏天，我到巴黎報導女裝時，曾住在阿拉亞經營的簡易酒店「三間房」（3 Rooms），當時布蘭特的兒子哈里（Harry）也在那裏，報導爲布蘭特家族擁有的《訪談》（Interview）雜誌舉辦的一些展覽。該雜誌是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在1969年創辦的。在布蘭特家族的世界裏，利益和私人關係常常交織在一起。例如，在和我共進午餐後，布蘭特將前往邁阿密－巴塞爾（Miami Basel）藝術展（他每年都會去），共同主持一場宴會，慶祝《採訪》俄羅斯版的創辦。該雜誌授權給俄羅斯億萬富翁弗拉德•多羅寧（Vlad Doronin），他恰好是娜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的男友，坎貝爾則是阿拉亞和西摩的又一位密友。

不僅如此，那場宴會還是爲了慶祝法拉利的新車型「蜘蛛458」（Spider 458），法拉利董事長盧卡•克勞德洛•迪•蒙特澤莫羅（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也將作爲嘉賓出席。我問布蘭特，他是否認爲蒙特澤莫羅會像大家廣泛傳言的那樣，競選義大利總理。「他把法拉利經營得很好，」他答道。「爲什麼不呢？」他覺得當今的政府已經「出賣」了實業家，並喜歡實業家出任政府首腦這個想法。這就又回到了99%的問題。

「我正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這方面去：努力透過圖畫和雕塑讓人們認識到，世界上有一些更好的東西。」布蘭特說。「世界正需要更多這樣的東西。要理解『佔領華爾街』運動，你就必須理解藝術家。藝術就是自由——表達的自由，而它表達的資訊千百年來一直在全社會共鳴。」

你是否接受這一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布蘭特。他近來相對更受公衆關注，這是因爲他和西摩之間幾乎鬧到離婚的尖銳衝突。在2010年夏天的大部分時間裏，此事出現在全美的八卦專欄裏，傳得滿城風雨。故事細節涉及毒品（他談到她過去曾接受過戒毒治療）、懲罰（她說他撤銷了她的信用卡賬戶）和藝術品偷竊（雙方都指責對方偷走了他們的一些藏品）。儘管當時的報導通常都把布蘭特描繪爲一名炙手可熱的大亨——《人物》（People）雜誌稱他爲「擁有《訪談》（Interview）、《古董》（Antiques）與《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雜誌的馬球玩家」——儘管各類報刊都回述了他1990年因逃稅而入獄84天的往事，他首要的職務其實是白樺公司（White Birch）的董事長，白樺是北美最大的紙漿造紙公司之一。當前新聞用紙產業正面臨艱難挑戰，白樺已在2010年申請《美國破產法》第11章規定的破產保護。

確實，在我們喫兩道菜的過程中（先是洋薊沙拉、布蘭特每次來Sant Ambroeus的必點菜，然後是金槍魚塔塔），明顯可以看出，布蘭特把自己看作一個梅隆與洛克菲勒式的老派富豪，就像我們其他人一樣，正在新潮富豪所製造的混亂裏掙扎前進。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n）（譯者注：黑石集團聯合創辦人）、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譯者注：美國對沖基金經理）等商人是在概念化的金融工具組成的多變易逝的世界中工作，而布蘭特則是在紙漿與紙組成的切實世界裏工作。

因爲布蘭特這個人確實是在生產出具體的東西，比如新聞用紙，而且擁有具體的東西，如房產、馬和藝術品。他的故事是經典的美國故事：一文不名的父親在1939年從歐洲來到美國，辛勤工作，創立一家小型紙漿造紙企業，兒子也辛勤工作，發了大財。但現在這個故事已經改變了。「20年前那個簡單的產業現在已經變得極爲複雜了」，他說。因此他需要創造出一些新東西。這就需要藝術出場了：布蘭特已經準備給社會一些回報。

布蘭特在紐約的皇后區長大，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譯者注：美國房地產商，已宣佈競選總統）上的是同一所小學（他們在五歲時就成爲朋友，一起在許多運動隊比賽過，現在關係仍很密切；《紐約》雜誌（New York）曾稱布蘭特爲「有品位的川普」）。他從18歲開始收藏藝術品，這是受了他的保加利亞裔父親的影響。他父親收藏法國的洛可可式油畫。彼得則集中在20世紀後期的作品。他購買的第一件作品是沃霍爾的一幅畫，現在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沃霍爾作品收藏家之一。據報道，他總共擁有500多件藝術品，但當我問他具體是多少時，他說：「我無法給你一個近似準確的數字，但我發誓，說在200件以內是沒錯的。」這在我看來很意外，但他解釋說，他是一個「雙魚座——我非常善於集中精力於大問題、大談判，但不善於日常規劃。我努力去跟著行動走，把這些日常事務留給管理層。」

他說，他和西摩總是會把他們藏品的「大約10%」放在他們居住的地方，每六個月左右輪換一些，其他藏品放在基金會，或者借給其他機構（他的基金會每年平均向12個其他展覽借出藏品）。他喜歡讓－蜜雪兒•巴斯基亞特（Jean-Michel Basquiat）。1996年，他的另一位藝術界的朋友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爲巴斯基亞特拍了一部傳記片，他是製片人。他擁有賈斯珀•約翰斯（Jasper Johns）、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傑夫•昆斯（Jeff Koons）、卡琳•基利姆尼克（Karen Kilimnik）（美國畫家和裝置藝術家，將是今年一場展覽的主角）和烏爾斯•費舍爾（Urs Fischer）的作品。他這樣描述他的購買標準：「任何給我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而且我覺得不久後會很重要的作品。」他最近買的一件作品是納特•洛曼（Nate Lowman）的，那是一位創作塗鴉和拼貼畫的美國藝術家。當我問他是否憑內心直覺購買時，他哼了一聲，搖著頭，不過一開始很難判斷，這是在回應我的問題，還是表示拒絕侍者送上的麪包。

「任何告訴你他是在憑內心直覺購買的嚴肅收藏家都是在撒謊，」他一邊說，一邊戳著他開胃菜裏的一些帕瑪森乳酪和萵苣，這些食物的最終命運是進入他的胃腸（譯者注：原文爲gut,雙關,既有內心直覺的意思，也有內臟的意思）。他說：「這就像是說『情人眼裏出西施』：今天看上去美的東西，也許過幾年就不被視爲美。沃霍爾畫的瑪麗蓮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在1960年代它被認爲是俗豔的。藝術需要被社會化，你需要了解很多背景才能理解它，這不僅僅意味著讀過幾本藝術史書。」

當布蘭特發現某個他感興趣的藝術家時，他做兩件事：想辦法與他們見面，並研究他們。有時他也會和他們成爲朋友，就像和沃霍爾及烏爾斯•費舍爾。「當我第一次看到傑夫•昆斯的作品時，它真的讓我很苦惱，」他說。「我當時覺得它是巴洛克式的、高度雕飾的、挑釁性的。他的第一次展覽我去了六七次。」在那之後他就成爲昆斯作品的熱心收集者，擁有他的多件作品，包括昆斯的43英尺高的花卉雕塑「小狗」（Puppy），該雕塑位於基金會的草地上，每年春天都會重新枝栽。

與大多數人不同，布蘭特與他的嗜好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係。例如，他不僅玩馬球，而且在20年裏他一直是世界最好的非職業馬球手。他過去還飼養賽馬，他的一匹馬曾在1984年的肯塔基賽馬會（Kentucky Derby）上獲勝，還有一匹在幾年後贏得了「育馬者杯」（Breeder's Cup）。1995年他準備和首任妻子桑迪（Sandy）離婚時，他意識到，他不能同時玩馬球和賽馬了，必須放棄一個。「我認定馬球是兩者中比較健康的那個。」他說。

一道份量相對較少的金槍魚上來了，碼在一個盤子裏，上面綴著幾枝綠葉菜。鑑於他涉獵的範圍很廣，我不禁好奇，他對基金會的參與度有多高。「就像人們在打撲克時說的，我『全押』，」他答道。「我決定展出哪些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一起安排展覽，單獨或與別人一道管理展會。」

不過，他的基金會依然是一個流動性的企業，就像他的藏品也在不斷變化一樣。「長期而言，我可能會把藏品放在一個真正想展示它的地方——一個城市、一個州或一個機構，」布蘭特說。「但要爲此獲得一個好的報價，唯一的方法是收集一批好的藏品。」他經常賣出一些藝術品，用得來的錢購買另一些藝術品，或者，在必要的情況下，將錢投入他的紙漿造紙業務。

「如果我必須籌錢，我就會這麼幹，」他說。不過有些藝術品是他永不會放棄的。我問他，如果去一個荒島，他會帶上哪些作品，他說：「沃霍爾繪的一幅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小畫像，它原本是屬於菲利普•強森（Philip Johnson）的，名爲「甘草瑪麗蓮」（Licorice Marilyn），還有一副是我在1967年以5000美元買的、名爲『藍底色的瑪麗蓮』（Blue Shot Marilyn）。這幅畫的確被射了一槍，後來安迪就像補一個小瘡疤一樣，把那個彈洞掩飾過去了。我喜歡那幅畫。」（譯者注：shot既有拍攝的意思，也有開槍射擊的意思。）

他補充說：「如果18歲以後我賣的那些藝術品現在還都在我手裏，我將是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品收藏家之一。不騙你。但是，一切都在不斷的流變之中，你幹事情必須以此爲前提。」

而且，對於布蘭特來說，藝術如此，工作亦然。再生環保紙的市場已經移到了中國，而作爲他主要客戶的北美新聞產業，已經減速了。「40年前，當我踏入這個產業時，歐洲消費的新聞用紙只有北美的50%，」他說。「現在歐洲消費得更多。10年前，90%－95%的新聞用紙銷往北美，現在則是65%離開北美。2000年，北美製造的新聞用紙有1600萬噸，現在只有750萬噸。10年前，有誰能猜到新聞紙業會是現在的情況呢？」他用挑戰性的眼神看著我說。我揚了揚眉毛。然後我們都要了咖啡。

但他依然相信紙漿造紙業「將是一個可生存的產業，將會繼續前進。不是一個成長型產業，但是可生存的。就像汽車產業一樣，它正在經歷一場重組，但它將恢復穩定。」還沒等我開口問，他就補充道：「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但會很快，我覺得。」

侍者拿走了咖啡杯，餐桌看起來有點空蕩蕩的，只有兩個玻璃水杯，但布蘭特依然談鋒甚健。「我是這麼看待世界的，」他說：「有的時候，有的資產能創造更多現金，其他資產則能帶來更多產權收益，過一段時間就又會變化。你必須玩長遠的遊戲，而且努力不要在這個過程中把船給弄沉了。多元化投資是關鍵。」

這讓我陷入了思考。在我們分手後，我走到街對面的惠特尼博物館，它的正式名稱是「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向那裏的職員打聽它的起源。我得知，這座博物館是兩個人創立的：亨利•惠特尼（Henry Whitney），一位石油產業的繼承人；格特魯德•惠特尼（Gertrude Whitney），靠鐵路和航運生意發財的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曾孫女。也就是說，它源於實業。

此時我切實地感到，我原本應該知道這些的。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FT的時尚編輯

據說所有外國企業家的夢想就是能賣給每個中國人一把牙刷，我請的這位午餐嘉賓則與衆不同，她的夢想是把禮儀推銷給中國人。

伊登•柯林沃斯計劃在中國設立一所淑女培訓學校。把舉止、禮儀以及教養之精髓傳授給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年輕人。她的新作《增加好感之道》(The Tao of Increasing Your Likability)不久後將正式推出，所提的第一步宏偉計劃就是教會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做到如何喝湯時不出聲，互相恭維以及「和而不同」。該書以中文出版——儘管本人獲許一睹其譯稿——其出版商是中國規模最大的民營出版公司。很顯然，來自昔日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的許多實力派商人被柯林沃斯本人的優雅風度所傾倒。就她本人而言，當然是希望能大賺一把；或引用共進午餐幾天後她給本人所發郵件中的話：「一言以蔽之，我在中國所做的一切不僅僅是光教授禮儀，而是找尋商機。」

使人大跌眼鏡的是，柯林沃斯竟成了進軍新興市場的先行者。她是雜誌主編，一度還擔任過赫斯特(Hearst)出版帝國的高階主管，前一陣子，她還在紐約過著社交名媛的生活，遊刃有餘地應酬於畫廊開張與慈善晚宴之間。

她來中國之前的最後一項工作是掌管紐約一家專門解決衝突的國際智庫——東西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整天忙著與政客、決策者以及積德行善的名人打交道，穿梭往來於紐約、布魯塞爾以及莫斯科等城市，就軍備控制與網路安全交流最新的心得。

到了58歲這年，她放棄從事的一切，隻身來到中國打拼。一年多後的今天，柯林沃斯四處奔忙於北京（儘管她不會說漢語），在這兒她努力成爲瑪莎•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t)式的人物，兜售規範的行爲舉止與禮儀。

匆忙趕往午餐地Caffè Caldesi的路上，我猛然想起柯林沃斯新作《增加好感之道》中有一大章節專門討論守時的重要性。「美國人常說，『時間就是金錢，』」沒想到我一開始就壞了規矩——約會遲到。Caffè Caldesi是倫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北一家店面不大的義大利餐館。

對我的歉意，柯林沃斯並不介意，甚至還表揚了我，因爲本人曾提前透過郵件告知她可能會晚到。「就行爲而言，您做得無可挑剔，」她給我喫了定心丸，我感到心花怒放，就象小孩子被大人拍腦袋錶揚了似的。

柯林沃斯身材高挑、舉止優雅，一頭濃密的古銅色頭髮讓人過目不忘。她的裝扮，與其說像來自當今北京的某高階主管會議室的禮儀策劃師，倒不如說就象上世紀20年代阿勒貢金酒店(Algonquin Hotel)沙龍中桃樂絲•帕克(Dorothy Parker)的那些「志同道合者」。

我希望省去那些細枝末節，於是單刀直入地問她：如何看待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不過當務之急是點菜。「對我來說，看菜單真是其樂無窮，」 我倆一起瀏覽著菜單時，她無精打采地說。「就是喫啥能自己說了算。」她在中國參加各種業務應酬時，喫啥可沒有主動權。

這不僅意味著她不得不硬著頭皮喫滿桌子的菜（顯然，這對於身材瘦削的柯林沃斯而言苦不堪言），而且還迫使她陷於喫動物雜碎的尷尬境地，她想著都覺得噁心，更甭提喫了。一想起喫鴨舌，她仍犯怵，鴨舌「更象是以前上學時咬過的鉛筆頭上帶的橡皮」。

這兒的菜單可沒有這些讓人發怵的東西。柯林沃斯點了檬鰈，我則要了小牛肉火腿(saltimbocca alla romana)。我倆還點了酒，雖說柯林沃斯自稱一喝酒就覺得頭重腳輕（她甚至說：「服用人蔘甚至能讓我昏昏欲睡」。）她要了一杯灰比諾酒(Pinot Grigio)，我則要了杯黑稠醇美的薩蘭托馬瓦西亞葡萄酒(Malvasia Nera Salento)。

柯林沃斯的新作基本上是介紹現代西方商業禮儀的初級讀本——最新的版本洋洋灑灑介紹了禮儀之淵藪，從卡斯堤略內(Castiglione)的《朝臣》(The Courtier)到凱拉韋(Lucy Kellaway)在《金融時報》開辦的 「親愛的露西」專欄，不一而足。書中還有專門介紹餐桌禮儀以及如何問候的章節（「男士之間的握手應短促、有力與熱情，而且目光要直視對方。」）

雖說書中牽扯相當篇幅的高科技內容——接發電子郵件以及撥接電話時的禮儀——許多建議屬於老生常談。比方說，當女士伸手向男士致意時，柯林沃斯所給的建議是：女士的手臂與手指應保持鬆弛狀態，「因爲歐洲人的習慣是男士要抬升一點女士的手，然後略微鞠躬致意」。還有一章專門探討各種粗俗的行爲，如建議不能「在人行道上吐痰、在餐桌上打嗝以及不用手帕擤鼻涕」。其它所列的欠妥行爲還包括「看不起售貨員與服務員這類人」以及「不及時清理狗狗在人行道上拉的糞便」等等。

我暗自思量：中國人真會喫你這一套嗎？畢竟，他們對狗狗隨地大小便以及傷害下屬的感情這樣的事早已見怪不怪。那些講究喫相及社交禮儀的人不是早已把自家孩子送至英國或者美國常青藤大學(Ivy League)這樣的貴族學校了嗎？在那兒孩子們可以透過面對面的言傳身教學到更多的西方禮儀。

柯林沃斯明確地告訴我這正是她所感興趣的地方。她的研究內容之一就是到中國各地大學做問卷調查。「大學生都心知肚明，隨著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與西方人的交往會越來越頻繁，」她說。「他們肯定希望學習禮儀方面的知識。」

她說，良好的行爲舉止可以避免不理解西方文化的中國人犯社交錯誤，反之亦然。柯林沃斯列舉了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她曾費盡周折與中國某出版商確定業務洽談事宜，原因是對方不想定下精準的時間（「在他看來，整個下午都行」），而她每次洽談業務都是預先確定好時間的。由於這樣的誤解，該出版商感覺很是不爽，她也同樣如此。

「把這種事弄正規，就是確保生意與增加利潤的好方法，」她說。

我感興趣的是：想知道與她打交道的中國人喜歡問哪些問題。「出人意料的問題，」柯林沃斯說。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同性戀婚姻。「對他們來說，這純粹是個抽象問題，但他們想知道我的看法，」她說。我於是問她是如何作答的，她說，「謹慎應對」。

她的著作針對的對象並非企業高階主管，而是成百上千萬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無序擴張的中國新興城市中長大——這是大規模城市化的第一代產品。柯林沃斯的理論是：從鄉村生活向城市生活快速過渡，結果在城市年輕人中造成了她所說的「社交斷層」。這些年輕人所關心的就是最新的通信技術、手機、社群媒體等東西，卻缺乏「互相交往的從容與自信，甚至在自己年齡段的羣體內也是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去做事，但不知道如何做人。

她認爲：自己的著作能幫助這些年輕人除了處理好與西方人的關係外，還能處理好彼此之間的關係。畢竟從根本上說，禮儀不是純粹東西方的交往，正如她所指出的：「禮儀必須兼顧……我覺得自己似乎太過婆婆媽媽，但禮儀牽扯到友善、認可以及時刻對別人的相關背景保持敏感。」

當然，這一切很能打動人，但中國人非得要從一位不懂漢語的老外那裏學習對別人的背景保持敏感的課程嗎？「我並非高高在上地兜售西方文化的理念，」她堅持說。

這個理念源自她的兒子吉列姆(Gilliam)，他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Lond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學習漢語時，曾到中國呆過兩年時間，他目前仍在攻讀學位。吉列姆給她介紹北京生活的相關情況，而且參加了她與中國出版商的每場洽談會。這是個角色轉變。「我完全依賴於他，這有點不可思議，」她說。

她承認：放棄紐約安逸的生活、來現代化的北京發展心裏是惴惴不安的。我問她：對永久居住於北京如何設想？她顯得不寒而慄，「那會讓我瘋掉，」她說，並補充說北京似乎就象「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與科幻影片銀翼刺客(Blade Runner)所描繪的那樣顯得荒誕不經。每天早上，看到日出東方，但太陽卻酷似月亮。」塵霾與汙染甚至讓她不得不放棄了每天的漫步。「空氣中似乎放了各種小碎片似的，」她說。

柯林沃斯的父親是來自美國南部的商人，母親是出生在捷克的畫家，柯林沃斯總是充滿了自信。上世紀70年代，她的首份工作是擔任某出版公司的前臺，此後不斷獲得提升，到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成爲Arbor House出版公司的掌門人，負責出版艾爾莫•倫納德(Elmore Leonard)、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重量級人物的著作。

到了1990年，她離職西進，前往洛杉磯創辦加州版的《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但差點出師未捷身先死，當時廣告業在經濟衰退中也是舉步維艱。「當時我坐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法院沒收了——就在此時，我接到了一個電話，說有人願意出手相救，」她說。雖說雜誌起死回生並吸引了員工加盟，但8年後還是停辦了。

但是，當初的創業與現在的功成名就相比，似乎很是小兒科。柯林沃斯的策略是先透過著書確立其在禮儀方面的權威，然後再創辦禮儀學校。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讓時刻存在的智慧財產的侵權風險降至最低程度。「別人可以複製相關課程，但無法複製本人，」她說，灰綠色的雙眼直盯著我。

本人的行爲舉止無可挑剔，因此順從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其看法。但她的客戶（如來自湖南、思想傳統的零配件生產商）也許想知道學習禮儀對其有何裨益，柯林沃斯希望打動這些客戶，以使自己的生意蒸蒸日上、一發而不可收。她深信會客戶盈門，因爲她提供的課程（能與西方客戶實現更好的溝通）能讓他們生意蒸蒸日上。她相信此舉能幫助中國公司找到更具創意性的經營辦法，而這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即移情。「中國人若要真正自主創新，就得拋棄孔夫子提倡的那種機械學習方法，」她說。

柯林沃斯仍在一點一點地喫著所點的魚，而服務員就在附近來回盤桓。我這才明白點的點心不夠。我敢斷言中國的大老闆看到這種情景，定會再來個雙份的提拉米蘇點心(tiramisu)，但嘿嘿，本人是西方人，實在無此「膽量」。

我們隨後把話題轉向在華經商牽扯的政治敏感問題。柯林沃斯向我解釋自己的著作如何遭「新聞辦」審驗的過程。本人喫驚的是：審覈官員竟然還能從中找出什麼不當之處。還真有，新聞官員提到了兩處。其中一處是「穆斯林」這個詞，它能立即讓人如臨大敵。「這就好似您進入了非理性焦慮的禁飛區，」她說。另一處是封底某社會名人的點評，她過去曾支援過民主思潮。「因此我對該名人說起了此事，對方對我說：『真沒想到新聞辦官員會如此糾結，但若是惹麻煩的話，就直接把我的點評刪掉。』」

對她的服軟，我頗感驚訝。「這種事我很陌生，但我不可能魚和熊掌兼得，」她輕描淡寫地解釋道。「在中國，我若想與中國的出版商合作（出版專門針對中國大陸讀者的書籍），不按照他們的行規做就顯得不喑世事。要知道，這還是一本介紹禮儀的書。」

我倆談到了薄熙來(Bo Xilai)事件與外國人在華經商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她懷疑神祕死於重慶某酒店客房的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很明顯，他做事太欠考慮，」她說。於是我問她，在中國，自己如何能知道何時考慮欠妥當？「我覺得當別人開始敗壞你的名聲時，你就應該明白了。」

午餐已接近尾聲。柯林沃斯用餐巾紙輕輕擦了擦嘴脣，此時服務員拿來了賬單。她客氣地表示了感謝，然後起身離開，一臉著急的樣子，生怕誤了下一場約會。當服務員走到跟前取走她的餐盤時，我才如夢初醒：她假裝用餐裝得何其逼真——她實際上啥都沒喫、啥都沒喝。

喬納森•福特是《金融時報》商界領袖撰稿人

譯者：常和

霍華德•斯金格爵士(Sir Howard Stringer)站起身來歡迎我，身體略顯僵硬，看來他仍未從椎間盤突出的手術中痊癒，病因就是他太過密集的出行安排，每月，這位索尼公司(Sony)前CEO 都要頻繁穿梭於世界各地。

與衆多全球商界領袖一樣，奧運期間，斯金格也在倫敦觀看奧運會。我們安排採訪他，地點就在位於公園路洲際酒店(InterContinental, Park Lane)的西奧•蘭德爾(Theo Randall)義大利餐館（斯金格曾擔任過洲際酒店集團董事，他很喜歡酒店市中心的地段）。奧委會高官與貴客們在大廳里人頭攢動，但這家獲過獎的意式餐館則是顧客稀少。「務必要品嚐這兒做的熱西葫蘆，」他對我說，並把我引至餐館後邊一張不引人注意的餐桌，「味道沒得說。」

我們的談話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斯金格在索尼公司那段不平靜的任職生涯——今年4月，他被免去CEO，但仍擔任公司董事長。這就是他爲何略顯焦躁不安的原因，我也有些緊張。10年前，我倆初次相識，當時我是《金融時報》美國站總編輯，我倆最愛的消遣方式就是在紐約下東區(Lower East Side)髒不拉幾的酒吧裏觀看足球與橄欖球比賽。最難忘的一件事是觀看英格蘭隊奪得2003年澳洲橄欖球世界盃(2003 Rugby World Cup)的賽後錄像。斯金格是威爾士人，陪我看完比賽，對於自己早已知曉比賽結果的事，他至始至終未曾透露。如此仗義之舉，進一步鞏固了我倆的情誼。

但此時不是敘舊寒暄的時候，今年70歲的斯金格曾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媒體人，曾主持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與娛樂節目長達10年。我紮了一塊鮮嫩的西葫蘆送入口，然後再次就其繁忙的行程安排問他：過去七年，他乘坐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的行程超過了200萬英里，頻繁穿梭於紐約、倫敦、東京以及洛杉磯（索尼在好萊塢(Hollywood)擁有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我問他爲何要如此拼命透支自己的身體？是出於責任感，還是希望自己作爲索尼這家日本最負盛名的公司首位外國掌門人而名垂青史？

「你要明白，我壓根沒想到會出任索尼CEO，」他說。「我根本不是找上門去。（得到任命後），我幾乎沒有考慮時間。我與家裏人商量並對他們說，『我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經常與你們團聚，你們若不想讓我接受這份工作的話……』我女兒對我說，『聽著，老爸，我們愛你，但我們也喜歡索尼的產品……』是否出於使用索尼的DVD與PlayStation影片遊戲機的快樂，我不得而知，但大家都不知道我出任索尼CEO追求的是什麼。」

這時服務員拿來了水與菜單。斯金格身披海軍藍運動夾克，裏面則是淡格子襯衣與領帶，他點了水牛芝士(buffalo mozzarella)，隨後又點了搭配多塞特藍色龍蝦(Dorset blue lobster)的意式扁面。我則點了什錦色拉，隨後又要了菜飯。我倆都沒要酒，雖然斯金格說不管是在紐約還是倫敦郊外的寓所，自己喜歡與妻子詹妮弗（Jennifer，一位皮膚科醫生）暢飲一番。

我問執掌索尼是否屬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可以這樣說，索尼的重重困難始於的上世紀90年代中葉，遠遠早於他入主之前。本來索尼憑藉其龐大的音樂目錄優勢以及在電子科技方面的雄厚實力（包括引領上世紀80年代的隨身聽單放機(Walkman)），完全可能（而且應該）先於蘋果公司(Apple)研發出iPod（蘋果於2001年向市場推出）。但公司內部破壞性極大的勾心鬥角以及缺少發展重點讓索尼一敗塗地。

執掌索尼這家陷入水深火熱的電子消費公司的斯金格曾是娛樂圈老手，對軟體一無所知，最要命的是，他不懂日文。最後他依賴幾位忠心耿耿的女祕書充當自己在索尼的「耳目」。他對我說，語氣中還顯得有些戀戀不捨：「我最後離開東京時，這幾位祕書安排與我照了一張合影。真得很感人。」

在兩個半小時的午餐期間，斯金格好幾次堅稱自己對翻陳年舊帳不感興趣（「日本媒體若是看到我大吐苦水，定會不待見我」）。他極力維護自己的繼任者平井一夫(Kazuo Hirai)，對方原先是索尼消費類產品、遊戲以及網路服務等業務的負責人，關鍵是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日語。但是，在我一再追問下，他才極力爲自己擔任索尼CEO的工作辯護。

在2005-2008年擔任索尼CEO的三年時間裏，斯金格把成本過高的生產線從日本移至海外，出售相關業務部門以及研發新產品。雖說索尼仍大大落後於勁敵蘋果與三星(Samsung)，但其營業利潤逐漸上升。但隨後爆發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閉事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機，西方經濟突然陷入衰退，日元對美元與歐元的匯率大幅飈升，對日本的出口造成了滅頂之災。

2011年，厄運接踵而至，情況變得雪上加霜。除了福島(Fukushima)核事故外，索尼與其它日本大公司的影片網路在線遊戲遭到了駭客攻擊，大量機密資料外洩，有可能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泰國發生的洪災把索尼的生產廠徹底摧毀，讓耶誕節前的銷售旺季付之東流。另一背運是倫敦發生的騷亂事件，當時破壞分子縱火燒掉了索尼的配送中心。BBC電視臺還播放了某熊熊燃燒的大樓頂上、索尼標識被燒燬的畫面。

「媒體記者都不會用此畫面來落井下石，但真實展現了我們這幾年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斯金格說。「我覺得沒有哪家大公司象索尼這樣厄運不斷，這就是我一上任所面臨的窘境，災禍接二連三。」

這時，服務員端來第一道菜，我覺得這稍有些言過其實。無疑，斯金格曾經功成名就，尤其是他在紐約主持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以及隨後擔任索尼公司影視與娛樂公司總裁的那段時間。但是，他如何來到美國併成功立足的經過，卻是異常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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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格的父親哈里(Harry)在孤兒院長大，16歲加入了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斯金格出生於加的夫(Cardiff)，長到13歲時，全家已搬了六次家。他媽媽瑪喬麗(Marjorie)是位善於交際的威爾士婦女，對兒子的期望值很高。斯金格長到4歲時，被送去接受英語演說方面的訓練。他坦承，上學後，老是自作聰明，結果被同學欺負得很慘。「我當時個頭特低，」斯金格說，如今他身高超過6英尺（約1米83）。「我班所有同學要都大我2歲，我長著一頭捲髮，是老師的寵兒。和你一樣，我小時候長得甭提有多好看……那時我在學校老受委屈，於是我學習拳擊，就是爲了狠揍欺負我的那位同學。」

揪住對方鼻子狠揍一頓後，斯金格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在奧多中學(Oundle School)，他得到了獎學金，從而到牛津大學(Oxford)學習現代史。在牛津，他與一幫美國同學打得火熱，其中就有好多羅得(Rhodes)獎學金獲得者。「肯尼迪(Kennedy)執政時，一切都是那麼意氣風發……自己滿腦子是樂善好施的思想，渴望讓世界舊貌換新顏。理想主義風靡一時，這就是我爲何從英國去美國的原因，剛開始沒想長呆下去。」

1965年，到美國不到三個月，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找到了一份職員工作，他應徵入美軍，準備上越南前線。一開始，他就覺得越戰是個錯誤，於是他給心中仰慕的英雄羅伯特•肯尼迪(Bobby Kennedy)寫信。隨後，他想盡辦法希望脫離部隊。「去理髮時，我對理髮師說，『不用理短，因爲我不會長呆部隊，』沒想到，與其他戰友一樣，全被剃了光頭。」

斯金格本可以開溜回英國，也不會有人注意。但即便站在駛離奧克蘭(Oakland)、前往越南的運兵船上，他依然念念不忘 「心中的美國夢以及個人的雄心抱負」。然而到了越南後，他很快謀到一份文書工作，負責賬目記錄與保管軍功章。「也許我願意去當兵，但不願意因此丟掉性命。」

一年後，他（身穿軍裝）榮歸美國，並再次申請到以前那份職員工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戰給了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第一個人生際遇。越戰激戰正酣之際，他陪同傳奇主持人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對強森總統(President Johnson)進行了系列採訪，地點就在總統本人位於德克薩斯州的私人農場。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度過了碌碌無爲的五年後，他被提拔爲「副製片人助理」（您瞧瞧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官僚體制！），公司要求他製作一部有關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時長2小時的記錄片。他以前從未獨立製作過任何作品，但幸運的是，洛克菲勒家族極看重他的牛津大學學位。該節目獲得了艾美獎(Emmy)，他成功站穩了腳跟。

斯金格說自己總能精準把握跳槽時機。當記錄片的長度與播放次數被刪減後，他轉而從事網路新聞工作。1997年，當自己主持的晚新聞收視率下降後，他離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轉投索尼門下。「我老跳槽，因爲未來老向我召喚。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從某種程度說，我在索尼的經歷也是如此。」

這時，我們點的主菜端上來了，我也還想聽聽斯金格對於索尼公司及現代日本社會的真知灼見。他再次對繼任者平井一夫表達了敬意。隨後，他向我提及了獨立調查委員會關於福島核事故的報告，報告專門指出了日本文化四大致命缺點：相互服從、不願質疑權威、死板遵守規程以及等級森嚴。

我暗示，這些缺點同樣適用於索尼。當斯金格被任命爲公司CEO時，董事會同時任命一位名叫中鉢良治(Ryoji Chubachi)的工程師擔任總裁。全面負責電子部門工作的中鉢良治也行使同等權力。「事實上，我接手工作時，索尼公司並未把實情告知我，」斯金格說。「他們當時說我就是CEO。這是第一個文化反差，在美國，CEO全權負責一切工作。」

我問他是否認可某亞洲強敵對索尼公司所下的非公開結論：說索尼最致命的缺點是「自己仍然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索尼曾經引領全球電子消費產品幾十年，如今卻被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引發的數字革命遠遠甩在後面。索尼這樣概括日本科技中「硬體文化」與「軟體文化」的衝突。「硬體文化」從一開始就專注於生產「完美無缺」的產品，而「軟體文化」則強調產品快速市場化。

斯金格也認爲：亞馬遜(Amazon)、蘋果以及微軟(Microsoft)等美國公司在中國低成本生產硬體，然後再安裝自己研發的一流軟體。他指出：iPod的製作水準不如隨身聽，但問題的關鍵是它推出的速度很快，而且價格便宜。「日本無法實現廉價銷售自己生產的產品，原因是它的勞動力規模大、需要支付的薪水又高，而且不能隨便開除員工，」他說。但又補充說，「我現在越來越緊張，不是由於難以處理得當，而是我不想覺得末日就在眼前。我不想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他強調說索尼依然緊跟數字革命，比其它日本公司都要做得好。的確，甚至數字革命的教父——蘋果公司的喬布斯(Steve Jobs)還於21世紀初期時常造訪索尼，學習索尼製造水準以及先進技術。

我對他說，喬布斯實際上還動過蘋果與索尼合併的念頭。「沒錯，但不是與整個索尼公司，」斯金格說，隨後身子朝後坐了坐。「你說得沒錯，我認爲他曾有此念頭，但他未曾對我說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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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格只喫了一半的扁面，而我則把美味的菜飯一掃而光。他說，自己給索尼公司留下了充足的人才儲備，無需長時間再爲挑選合適高階主管人選而大傷腦筋。除了51歲的平井一夫外，很多5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才華橫溢的管理骨幹如今已在影視、音樂錄製、電視製作以及音樂出版等方面挑起大梁。高階主管層如今還有一位牛津畢業生、愛爾蘭人安德魯•豪斯（Andy House，能說一口流利日語）。

離開索尼後，斯金格如今過著快樂的生活。他對我說，自己是多家公司董事，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爲慈善事業籌措資金，將來也許會專心致志做好一家。他目前是「爲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以及「美國戲劇協會」（American Theatre Wing，頒發託尼獎(Tony Awards)）董事，擔任美國電影協會理事會(American Film Institute)主席也將步入第11個年頭。總之，他希望自己花更多的時間在紐約生活。

「在索尼，最受不了的是沒時間去旅遊；它與我以前的紐約生活徹底『一刀兩斷』了。過去我會盡可能去旅遊，同時又與朋友保持密切聯繫，在索尼工作，讓我失去了歸屬感。」

最近，自己的密友、作家諾拉•依弗朗(Nora Ephron)撒手人寰，對他打擊很大。斯金格多數朋友是上世紀60年代那一代媒體人，如今他們正漸漸老去。「生命無法抗拒，如今自己突然醒過來後，就會經常讀到老友故去的訃告。我也是去日無多，這誰也逃脫不了，這就是生命的輪迴。」

我倆一起步出餐館時，我注意到斯金格走路還是那麼小心翼翼，他伸出手對我說，「多保重。」

萊昂內爾•巴貝爾是《金融時報》總編輯

譯者/常和

「這是有史以來本人喫得最早的午餐！」格雷格•戴克大聲說道。我剛聽到他隻言片語的歡快倫敦腔，就看見他大踏步走進蘇荷區世紀俱樂部(Century Club in Soho)的餐廳，此時正值12:07，餐廳幾乎空無一人。他抓住我的胳膊以致問候。這位英足總(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及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主席、BBC前總裁（只是他擔任的衆多頭銜中的三個）對於挑選這個時間段頗感自責。

午餐爲何要定這麼早?「因爲本人還是大使劇院集團(Ambassador Theatre Group)主席，我們今早8點舉行了『贊助機會』（sponsorship opportunity，即籌資）活動。」

是否覺得頭銜有些太多了？「這非常適合本人的智商。我從不擅長在一件事上專注過長時間。」但擁有這麼多頭銜，生活不顯得太瘋狂了嗎？戴克看似細想了一下，然後回答道：「不，忙碌比無聊更有意義。」儘管如此，自己難道不願意過——「退休生活？」還沒等我說出口，他就打斷了我。戴克今年已66歲。「不是這個意思，」我趕忙補充道，「但你知道，沒想過到法國南部安享晚年？」

「我覺得自己退休後也不會甘心種種菜，那樣我成了廢物一個，會心生膩煩無聊。」

午餐期間，我還有很多話題要採訪他，然而不到三分鐘，真相就已暴露無遺。本希望打探出這位學習成績糟糕的中下層孩子如何成長爲BBC這家政府機構真正的總裁；希望瞭解這位前BBC總裁爲何會如此受人歡迎，以至於因與布萊爾政府就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報告發生激烈爭執被迫辭職後，憤懣不滿的BBC員工打出橫幅標語要求其留任？簡言之，我希望瞭解戴克事業成功的祕笈，而他已把一切顯露無遺。

必須承認，我是一週後重聽午餐採訪錄音以及仔細回想整個採訪過程後才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抓住我的胳膊致以問候——這種親暱的身體接觸動作在英國不熟悉的人之間幾乎聞所未聞。戴克已過花甲之年，謝頂、身材不高，但他巧妙地把它們轉變成了優勢——這讓他顯得毫無威脅性。他還對我提的空洞問題作苦思冥想狀。隨後他不斷進行自我貶低（用英國人的標準來衡量，有點過了頭）：精力無法集中、已過「花甲之年」以及糟糕透頂的園藝水準。說這一切時，語言直白，語調嘶啞又故意壓低，擔任高層30年始終未變的口音。這位BBC前總裁顯得和藹可親、中規中矩。

世紀俱樂部位於沙福茲貝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大門不顯山露水。難道這就是戴克最喜歡的俱樂部？「非也，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誰的地盤，我去那兒僅僅由於英國電影協會就在隔壁緊挨著。沒關係，這兒挺不錯的，無需循規蹈矩。」一份安排滿滿當當的今日日程列印表就巧妙地隱匿在他身旁的盤子底下。他從桌上的大淺盤中抓起麪包就啃。然而，訂起餐來卻是異常沉穩：先是點了豌豆火腿湯，而後是世紀俱樂部的特色沙拉。遵照現代倫敦午餐習俗，他沒點酒水；我則點了血腸以及意式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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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從小在倫敦西邊不遠的海耶斯(Hayes)長大，他是三個兒子中的老么，爸爸是保險推銷員。「我15歲才第一次進餐館喫飯，」他回憶道。「時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記得那家餐館的名字——位於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Swan & Bottle牛排吧。老爸一直覺得：下館子喫飯荒謬絕倫。他是個窮光蛋，但我們若要出去，他總這樣說，『你媽做的家常飯要好喫多了。』當然老媽願意下館子，這樣她就不必再做飯了。我記得25歲那年有人帶我去赴宴，這差不多是我的第一頓商務午餐——我覺得那已是自己人生的極致。我被那個場面嚇著了嗎？沒錯，我們這幫去赴宴的人都被嚇傻了。要知道，這是首次到薩沃依(Savoy)這種高檔酒店……富麗堂皇，看得我們眼花繚亂。」

戴克追溯自己早年支援工黨(Labour party)的部分原因就是對升中學甄別考試(11-plus exam)深惡痛絕。他哥哥未能透過該考試。「這真是家庭悲劇，我父母都抓狂了」，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他本人則透過了升中學甄別考試，但只有一門課程優秀，因而以E級（相當於及格）水準從海耶斯語法學校(Hayes Grammar School)畢業。而後成爲瑪莎百貨(Marks & Spencer)的培訓部經理，但很快就被炒了魷魚；他後來開玩笑說所有人都應該從瑪莎百貨幹起，因爲從那以後的境況就會逐步好轉。他下一個工作是擔任《赫林頓鏡報》(Hillingdon Mirror)記者，並對政治萌生了興趣；當了幾年新聞記者後，1971年他以成人學生身份進入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深造（一切自然而然，他如今爲約克大學校長）。

畢業後，戴克一度是個失敗者。他作爲工黨候選人參與競選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但慘遭失利，自己還曾一度失業。他說，自己是坐在旺茲沃斯公園(Wandsworth Common)一根圓木上在沉思中度過自己的30歲生日，「我到底怎麼啦？」1977年，朋友爲他在倫敦週末電視臺(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LWT)謀得了一份研究員職位。

戴克逐步成爲電視界的傳奇人物。擔任瀕臨倒閉的TV-am電視臺總編後，透過滑稽木偶羅蘭鼠(Roland Rat)成功提升了收視率；同時獲得了「媚俗」的名聲，但1991年，他成功出任LWT臺長。

「擔任LWT臺長第一天，諸事不順利，」他說。「但我勇敢地走出辦公室，向每位員工緻以問候。這佔了我一天時間，但如果放下架子與員工交流，他們就很可能轉而支援我。1989年，我受電視臺委派去哈佛大學進修了三個月。真正勾起我興趣的是一位名叫約翰•科特(John Kotter)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在教授領導學這門課程，但他是本人所見過的、第一位以學術方式講授管理與領導的差異的教授。」

管理與領導的差異究竟是什麼？「也正是會計師只能成爲優秀經理、而無法成爲優秀領導的原因所在。尤其在創造性行業，員工必須覺得你與他們彼此理念相通。對方若覺得你在意的只是業績，那麼公司的麻煩便會接踵而至。」

儘管如此，LWT的業績不斷攀升。1994年，當格蘭納達廣播公司(Granada)吞併LWT時，戴克獲利700萬英鎊後離職而去，但他對失去公司異常傷心。

我倆都沒太在意開胃菜，部分原因是我倆已經開始聊起足球來了。在戴克之前，幾乎沒有電視臺臺長對轉播足球賽事感興趣。在上世紀80年代執掌LWT體育節目時，他每年付給足球俱樂部主席1200萬英鎊，從而獲得全年聯賽的電視轉播權。「這些俱樂部主席都睜大了眼睛，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他愉快地回憶道。當時諾丁漢森林隊(Nottingham Forest)的總經理布賴恩•克拉夫(Brian Clough)對他說：「戴克先生，我想與您握手錶達敬意，因爲您是賦予足球應有尊貴地位的第一人：每年拿出1200萬英鎊贊助。」如今，20家足球俱樂部組成的英超聯賽(Premier League)每年獲得的電視轉播費大約是16億英鎊。

1990年，五家足球俱樂部決定發起成立英超聯賽，而那次發起會晚宴的東道主正是戴克本人。但他否認自己成立了英超聯賽。「大衛•戴恩（David Dein，當時是阿森納隊副主席）是我所遇見的、最具足球革新理念的傢伙。是大衛•戴恩成立了英超聯賽，主意是他出的。2007年戴恩離開阿森納隊隊後，該隊再未恢復元氣，」他說。

戴克本以爲LWT會得到英超聯賽轉播權，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天空電視臺(BSkyB)搶先一步。您失算了，我提示他。「我們誤判了，」戴克愉快地認同我的說法。「但我們終會失算，因爲從付費電視獲取的潛在收入要遠遠多於廣告贊助。」

離開LWT後，戴克擔任曼聯隊(Manchester United)董事，同時經營皮爾森電視臺，當時電視臺還屬於《金融時報》母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1999年，他出任BBC總裁。「入主BBC前，我的年收入是100萬英鎊，但BBC總裁的年薪是30萬英鎊。我從來不爲錢工作。我是個怪人，只要心情舒暢，到頭來總能掙得盆滿鉢滿；再說誰會拒絕擔任BBC總裁這種要職？」

戴克是BBC首位既沒上過著名私立學校、又不是從劍橋牛津畢業的總裁。批評人士指責其「節目媚俗」，尤其是在他把新聞從晚9點移至晚10點後。但他推出了公共廣播數字電視服務節目Freeview，並使BBC一臺節目收視率首次超過了LWT。「有人問我，『你不覺得這是個難活？』我回答道，『似乎不太難。要知道政府每年給我35億英鎊經費，我則負責把它們全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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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分道揚鑣始於2003年5月29日，當時BBC記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在電臺節目中說唐寧街（Downing Street，首相府）對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相關檔案進行了「刻意渲染」以及「添油加醋」。首相府對此十分震怒。2004年，赫頓勳爵(Lord Hutton)的調查報告爲政府開脫了罪名，並批評了吉利根的報導與BBC管理層。「調查結論荒謬可笑，」戴克氣不打一處來。然而，BBC董事會革去了他的總裁職務。戴克說：「從歷史維度看，BBC董事會已在重大事務上喪失了傲骨。」

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最後查無蹤影，「添油加醋的檔案」成爲全英國的精神創傷，成爲英國版的水門醜聞(Watergate)。許多英國人得出結論：政府有意誤導國民參加伊戰。戴克的精神創傷則只是屬於個人。布萊爾(Tony Blair)想方設法希望彌補缺失。「他邀我喝茶，」戴克回憶道。「但我拒絕了他的邀請。我與布萊爾的關係（壓根不算什麼）徹底破裂。我覺得布萊爾現在非常可悲，儘管腰纏萬貫，但他背叛了工黨的根本理念。我覺得他爲人不地道，一天到晚周旋於一堆不可靠的中東國家之間，靠爲他們出謀劃策賺取大把銀兩，你覺得此等人是何貨色？每當有人與我談高階主管薪酬、說誰都不能掙得比首相多時，我就樂了。我總是這樣說，『且慢，您說的是首相大人擔任首相期間的薪水還是指他未來20年所掙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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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如何看待自己的去職？要知道，這是他到目前爲止擔任的最顯赫職務。「我記得自己生了好幾年的悶氣。直到有一天我女兒對我說，『爲啥就忘不了呢？』我想了想覺得，『對呀，言之有理。』」

他從BBC獲得45.6萬英鎊補償款，其中包括一筆8.1萬英鎊的獎金。BBC如今因解僱員工支付過多的補償款而麻煩不斷。我問戴克是否獲得了過度補償？他說自己把獎金之外的補償款悉數捐給了約克大學。並指著我說：「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回答你提的那個問題。但記住，本人並不差錢，因此這些錢對我來說壓根不值一提。約克大學真有個叫格雷格•戴克、教影視學的教授。有一天，我解釋捐錢的原因是自己覺得這錢來路不乾淨。那個傢伙這樣對我說：『我就是教如何掙髒錢的教授！』」

BBC給的解職補償款是否太高了呢？「BBC的問題是高階主管薪酬定得太高。因此，他們的解職補償款就必然很高。」

我倆要的主菜已經下肚，卻沒太注意它到底是什麼。戴克要了「小份牛奶咖啡」。我說他注重很健康飲食。在英國，這算是某種指責。「這是因爲我起太早、早餐喫太多的緣故，」戴克爲自己這樣辯解。

離開BBC後，他擔任了更多主席頭銜：在自己心愛球隊布倫福德隊（Brentford football club，董事們有時「不得不舉行慈善募捐以支付球員的薪水」）以及英國電影學會。「接受採訪時我曾直言不諱地說：『你們這壓根不是英國電影協會，而儼然成了倫敦電影協會(London Film Institute)。』」爲了扭轉這一狀況，英國電影協會建起了專門的網路影片播放器BFI Player，這個點播平臺給全體國民提供本國經典影片（多數爲免費）。

在英足總，戴克掌管英國足球以及長期戰績不佳的國家隊。我倆午餐會沒過幾天，英格蘭隊就奪得了2014年世界盃出線權，但整個國家隊的情緒依然悲觀低落。「溫格(Arsène Wenger)曾對我說，」——戴克模仿起阿森納隊主帥的法式口音——「您爲何要執掌英足總？要知道，得花上10年才能讓英國足球真正見效，球迷很快就會忘記你。」

但戴克想幹這份活。19歲時，他觀看了1966年世界盃的大部分比賽，這是英格蘭唯一一次奪得世界盃。「我當時在西倫敦工作，完全能在比賽前一天駕車去溫布利球場(Wembley)買票。」

他列舉了自己最喜歡的球星：貝斯特(George Best)以及吉格斯(Ryan Giggs)。很顯然，這兩位都不是英格蘭人。戴克在上月的一次演講中坦承：「英格蘭隊沒有輝煌的戰績史。」當時他爲英格蘭定的目標是奪取2022年世界盃冠軍。他曾抱怨英超聯賽的賽場擁有太多外籍球星，英格蘭本土球員很難取得突破。

我說這也許是英格蘭球員還不太優秀吧。「情況可能是這樣，」戴克回答道。「抑或說可能沒給他們創造成功的階梯。英超聯賽也有大量名不符實的外國水貨球員。」

我倆約定的午餐時間到了，戴克也是諸多重任在肩，但兩個大男人侃起足球來就出了名地難說再見，於是又多聊了25分鐘，爭論的焦點是爲何英格蘭隊老是壯志未酬。

戴克一直在兜售這樣的觀念。「布倫德福德隊的老闆是馬修•貝納姆(Matthew Benham)吧？他統計了英格蘭隊的所有數據，他說英格蘭隊戰績不佳的最大一個原因是運氣不好。他說可以透過罰點球而不是抽籤來決出勝負。英格蘭隊已有四五次因罰點球而慘遭淘汰（這就是英格蘭隊的結局）時，他說如果運氣稍好點的話，英格蘭隊就能贏上一、二回了。」

我們本可以無休止地聊下去，但戴克必須趕去與某政客彙報足球事宜。我問他會以何種方式被後人銘記。「我在BBC工作時，有人曾問過這樣的問題，『您希望員工如何評價您？』我回答說，『本人離任時，希望員工能說，『我來BBC之前，這兒就是個特別溫馨的家。』我想說把自己的孩子培養好了，希望這一代孩子比我們更體貼家長。我29歲時，就不會因爲自己的車壞了而給父母打電話，但我自己的孩子會這樣做，好像我啥都能搞定似的。但我的孩子也經常打電話找我閒聊，我們那時從沒這麼做過。」

回答無懈可擊，避免了太過自負以及道貌岸然的自謙。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可能沒教過學生這樣的管理學祕笈：待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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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俱樂部位於倫敦沙福茲貝里大街6163號，郵編號：W1D 6LQ。

豌豆火腿湯：6英鎊

血腸：9英鎊

世紀俱樂部特色沙拉：10英鎊

意式餃子：12英鎊

2份礦泉水：7英鎊

濃咖啡：2.5英鎊

牛奶咖啡：3英鎊

總計（包括小費）：55.69英鎊

譯者/常和

可憐的瑪莎•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t)。每次她外出就餐時，這位美國家政女神（或獨裁者，看你所持觀點而定）面前總是會堆滿廚師爲表示敬意而額外贈送的各種菜式。「這就是我生活中的煩惱之處」，她說，「目前我正在節食，但卻收到了14份附贈的甜點。」

我想這或許能夠部分解釋爲什麼我們原本約定在瑪莎的試驗廚房中碰面，她在那裏嘗試了自己所有的菜譜（例如在以瑪莎個人品牌冠名的書籍、雜誌以及TV秀中介紹的那些），並常在那裏給自己做午餐。但在超級颶風桑迪襲擊紐約期間，她在曼哈頓辦公樓的地下室被淹，烹飪用的火爐停止工作，並進一步影響到了爲其輸送燃料的天然氣管道。瑪莎•斯圖爾特生活全媒體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的實際辦公區位於大樓的第九至第十層，總體而言基本未受颶風影響。她在東漢普頓(East Hampton)以及紐約貝德福德(Bedford)的家也未遭颶風破壞，僅損失了幾棵老樹。但由於她自有廚房的烹飪條件受颶風影響打了折扣，我們轉而選擇第二方案，即奔赴ABC廚房(ABC Kitchen)用餐。

法國大廚讓•喬治(Jean-Georges Vongerichten)位於百老匯大街的這家餐廳似乎是僅次於瑪莎廚房的一個好地方（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比瑪莎的廚房更好，因爲我對在她面前暴露自己的蹩腳廚藝感到有些緊張）。這是這位法國名廚打理的「集市」餐廳之一，以用料新鮮應季著稱——這一點非常符合瑪莎的風格，因爲她也以使用直接來自貝德福德自家花園的原料聞名。此外，ABC廚房還比鄰風格甜美的傢俱商場ABC Carpet and Home，瑪莎希望參觀那裏的耶誕節陳設以「獲取靈感」。

「斯圖爾特女士您好」，當我們走進餐廳時領班小姐如此問候道。當她落座時，餐廳所有者之一菲爾•蘇亞雷斯(Phil Suarez)則送上了法式貼面禮。斯圖爾特身穿一件袖子部分爲皮質的Vince牌棕色羊毛無領大衣，Vince牌皮褲以及中跟皮鞋，整體風格略偏商務。她的金髮一如往常地梳成標誌性的波波頭，耳朵上的方形水晶耳環閃閃發亮。在我反應過來以前，廚師丹•克魯格也出現了。他身穿繡有自己名字的白色廚師服，和其他人一樣向瑪莎問好，並希望和她聊聊菜單。我想斯圖爾特受到這種禮遇完全應在意料之中。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瑪莎•斯圖爾特這個品牌，即使他們並不認識她這個人——不過這一品牌和瑪莎本人密不可分。

斯圖爾特成功地將家居藝術商業化，她把對完美家居的追求在1997年變成一個商業帝國，並帶領該企業在1999年發行上市。2005年，斯圖爾特躋身福布斯(Forbes)億萬富翁榜（目前她仍是該上市公司持股權重最大的股東）。在從事家居事業之前，她曾是一名股票經紀人。

斯圖爾特早就懂得，媒體和商業很快就將融爲一體。斯圖爾特開辦屬於自己的雜誌以及各家雜誌開辦自有門店，這比在線奢侈品零售商Net-A-Porter早了幾十年。2003年斯圖爾特遭遇了一樁公衆醜聞，她被指控就一筆股票交易提供虛假證詞以及妨礙司法公正——陪審團判她有罪，她在西維吉尼亞(West Virginia)的一所監獄裏度過了五個月。當斯圖爾特再次露面時，她的髮色更加金黃，態度更加強硬，而且至少在商業領域的觸角比以往更加無處不在——8500多種冠以「瑪莎•斯圖爾特」品牌的商品在梅西百貨(Macy』s)、家得寶(Home Depot)、PetSmart以及史泰博(Staples)等賣場都有出售。

如今，斯圖爾特在Twitter上的粉絲人數已經高達260萬，但她的商業帝國仍會受到市場的嚴格審視。瑪莎•斯圖爾特生活全媒體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虧了5070萬美元（同期收入爲4350萬美元），該公司還宣佈將裁減約70名員工，並在旗下新增一份名爲《每日飲食》(Everyday Food)的雜誌。

不過雖然歷經起伏，她的知名度依然很高，以至於有一部正在籌備中的新電視劇即名爲《瑪莎之道》。該劇以簡•蘭卡斯特(Jen Lancaster)的同名小說爲藍本，書中描寫了一位派對女孩努力成爲職業楷模的故事。不過目前看來並不明朗的是，斯圖爾特是否仍將是對完美生活不懈追求的象徵，或者褪色爲努力生存的符號。

「我們該喫些什麼？」斯圖爾特衝俯身的大廚眨眼一笑。廚師推薦了當天供應的鰈魚以及迷你美生菜沙拉。斯圖爾特和我都不知道迷你美生菜是什麼（一種產於法國的小株生菜），不過正當我還在忙於震驚時（居然有一種斯圖爾特不知道的有機食品！），她已經決定嘗試迷你美生菜沙拉、鰈魚以及北極鮭。我則點了金槍魚生魚片以及脆蝦沙拉。克魯格一轉身回到廚房，斯圖爾特就說：「我一直都很喜歡來讓•喬治的餐廳喫飯，因爲他和這些出色的年輕廚師們一起工作，這對於我來說也是很好的學習經歷。」

斯圖爾特的批評者們指責她的罪名之一是，沒有培養足夠多的年輕多元化人才。與常放在一起比較的另一位品牌化個人歐普拉(Oprah)不同的是，斯圖爾特沒有在瑪莎•斯圖爾特生活全媒體公司裏安插很多年輕新秀；公司事務仍主要由她本人親自打理。而她今年已經71歲了。但另一方面，她每天都練習瑜伽，早晨5點起牀寫作，或者是寫專欄，或者爲她種類繁多的手工/烹飪/休閒/園藝類書籍寫前言（至少有77種）。當我問她是否曾考慮退休時，她看起來像是喫了一驚，說：「那我能做些什麼？我母親從未退休。她是一名教師，直到九十多歲時還在幫人看孩子。」

斯圖爾特（婚前姓科斯蒂拉(Kostyra)）在新澤西州長大，是家中的6個孩子之一。最初她在華爾街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纔開始在公共家居領域的創業冒險。當時她和前夫、出版家安迪•斯圖爾特(Andy Stewart)搬到了康乃迪克州——在此之前她已經按照茱莉亞•蔡爾德(Julia Child)所著的《掌握法式烹飪藝術》(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一書自學了烹飪——她成立了一家供餐服務公司。公司的業務迅速擴大，因爲他們在圍繞「斯圖爾特」品牌拓展業務方面頗有一套。

服務生意外地將一盤義大利烤麪包片端上桌來說，「廚師向您致以敬意」，他還介紹稱烤麪包上撒的是香醃南瓜和山羊乳酪。「啊，這實在是太好了，」斯圖爾特一邊說著一邊拿起了一片放在自己的麪包盤裏，並切下了小小的一塊。當你面前總是堆滿食物時，你需要懂得控制自己。或者就像斯圖爾特所說的那樣：「你只需保持前進，一步接一步地走下去。」

當她講這句話時，她所指的其實是人生而不是食物。斯圖爾特信奉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觀點，即在美式生活中不存在再次重來的機會，不過斯圖爾特持此看法是因爲她不相信真有終點存在。她說：「沒有什麼事情會真的結束，即使你離了婚，一段婚姻也不會就此終結」。

或許她說此話是有感而發：她於1990年與安迪•斯圖爾特離婚，他們育有一個女兒亞歷克西絲(Alexis)。亞歷克西絲目前已有兩個孩子，並透過和自己著名的母親做對幹出了一番事業（她在電視和電臺上有一檔名爲《隨便你，瑪莎！》(Whatever, Martha!)的節目）。我問斯圖爾特她犯過的最大錯誤是什麼，心想她的回答會與司法問題有關。她先答道，「我犯過許許多多錯誤」，繼而態度肯定地表示，「但最大的錯誤莫過於沒有多要幾個孩子。」

而另一方面，斯圖爾特將自己的牢獄之災描述爲「我掉進了一個坑裏，幸運的是這個坑並不太深。」她還表示，這段經歷並沒有教給她太多東西，除了「要小心，這個世界是一個難以掌控的所在，每一個拐角處都有危險潛伏。」「當然這只是開玩笑而已」，她說道，「事實上，我唯一一次有這種感覺是在911事件之後，當時我發現自己開始抬頭仰望天空……」

當我們抬起頭時，服務生已經爲我們端來了開胃菜。「這實在是太漂亮了！」斯圖爾特說，指著自己那份精緻的白色小鰈魚魚片。突然她拿出了自己的手機放在裝魚片的盤子旁邊。「你準備做什麼？」我問道。

「我準備發條推文」，她答道。斯圖爾特熱愛發推。她表示自己很早就開始玩推特(Twitter)了，不過並不在上面耗太多時間——「每天大約五分鐘」。她表示，推特是非常好的資訊收集方式。「你知道一羣海龜叫做什麼嗎？」她問道。我搖了搖頭。

她告訴我說，自己不久前曾在弗羅裏達做過一次野外遠足，途中她發現了一羣海龜，並將海龜的照片發到了推特上。「我連發了大約七張圖片並提出了剛纔問你的那個問題。有人回推道，一羣海龜可以稱爲『a bale』（美式英語中一羣龜的說法）。我喜歡挑戰在140字以內描述一件事情。現在我對此已經非常在行了。我的推文常常剛好140字。我甚至曾用140個字編寫菜譜。我可以用推特編一整本烹飪書。」

不過就在她大讚推特的同時，她也對推特提出了批評。斯圖爾特說：「網路對於人們目前的短視心態負有責任。我對此深信不疑。我們用自己的拇指而非大腦思考。這是非常有害的。當網路剛開始發展時，我認爲它是一種超凡的節省時間的工具，而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因爲可以把節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創造新東西以及植樹等活動。但現在的情況與此完全相反。對網路的熱情擠佔了其他所有事情的時間。」

那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我問道，此時服務生走上前來準備收走開胃菜的餐盤。斯圖爾特尚未品嚐她的那份沙拉，所以她做出了一個保護的手勢以示阻止。她答道：「你必須施加限制。我用打電話的方式與人溝通。如果我的助理給相鄰隔間的人發郵件，我會感到非常生氣並告訴她直接隔牆喊話。」

她還回避像Pinterest這樣的社群網站（不過令人困惑的是，透過斯圖爾特的網站，你可以在Pinterest上關注她）。她表示：「我不貼圖，也拒絕這樣做。我認爲這是一項有缺陷的業務。我有非常好的影像記憶力。我不用透過把圖片放在電腦上的方式來記住它。」我沒有追問她爲什麼，因爲當時服務生已把主菜端了上來，並又額外送上了一份「來自廚師的致敬」——烤球芽甘藍。對此斯圖爾特掏出手機又拍了一張照片。我的印象是，斯圖爾特並沒有太大興趣探究自己的矛盾之處，她更願意讓別人來接受她。

我問她是否聽說過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書《創客：新工業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書中認爲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都將成爲自己的製造商。「我完全同意！」她一邊說著一邊開始品嚐自己的那份魚，並嚐了一塊球芽甘藍。斯圖爾特稱：「我最大的體會是人們總是喜歡製作物品。人類有一種透過手工製作、縫紉、編制以及完成一個簡單任務等活動來實現一個夢想的基本願望。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成立像蘋果(Apple)或者瑪莎•斯圖爾特生活全媒體這樣的大型企業，但製作一塊美麗的桌布就足以給人帶來很強的滿足感。我在三歲時就體會到了這一點。」

近期斯圖爾特出現在家庭購物電視網(Home Shopping Network)上推銷她的新工具「圓形夾」(circle punch)。這種工具可以在方形的紙張上衝壓出完美的圓形，用於製作餐具墊或者桌布等物。她說：「這款工具好用極了！你再也不用在鉛筆上綁根繩子或者藉助圓規畫圓了。我們在一期節目的時間裏就售出了價值300萬美元的商品。」

斯圖爾特總是充滿新想法，比如關於一款應用，或是一款能替代大家使用的筆記型電腦、類似於但又不同於iPad的移動終端。「iPad太重，而且自身不能保持平衡，如果我晚上想用iPad看部電影，我需要把它支撐在一個枕頭上。我可以在腦海中想像這款產品大概應該是什麼樣，但我不認爲它已被生產出來了。」她近期和連鎖百貨公司彭尼百貨(JC Penney)簽署了一項協議，將以「慶祝」爲主體爲其設計的一個全新的產品系列Martha Stewart for JC Penney，該系列預計將於明年上市發售。她還希望開設一個瑪莎•斯圖爾特百貨商店。不過鑑於她在經營領域面臨的問題，她明白「目前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但當我請求她就此問題多講幾句時，她表示「這不是一個適合在午餐時討論的話題」。

她說，自己得到過的最好建議是：「如果一個想法讓你感到激情澎湃，那就放手去做，不要理會其他人怎麼想。」但當我問道如果其他人噓聲不斷，如何找到追求某個信念的自信時，她回答道：「很少有人會告訴我說我的想法不好。」她對於假期的最大建議是：「在你認爲必須開始之前就著手製定計劃。現在我已經爲自己的耶誕節開放日設計好了請帖，開始修訂去年的賓客名單，並且聘請了助手。」

餐廳的服務生幫助我們撤下了餐盤，並給我們遞上了甜點菜單。「我們點一份甜點一起喫如何？」斯圖爾特問道。「那我們就一人來一小勺冰淇淋吧。」通常我以爲送上來的會是裝在一個小碗中的三小勺冰淇淋，但遞到我們面前的卻是兩個小碗和一個盤子：一個碗中盛的是三塊雪芭沙冰，另一個碗中盛的是三塊冰淇淋，盤子裏則裝滿了餅乾——這無疑又是「來自廚師的敬意」。

「我的司機會非常開心的，我總是給他帶餅乾」，斯圖爾特一邊說一邊將餅乾用她的餐巾包裹起來，僅留下了一塊她嘗過的碎巧克力餅乾。和我一樣，她把每種不同口味的冰淇淋都嚐了一小口，但在經歷了前面那麼多道致敬菜式以後這也只能是嚐嚐而已。最終，剩下的冰淇淋在碗中化成了水。

在與我共進午餐以後，斯圖爾特先要參加一系列會議，隨後是一個雞尾酒派對、一個酒品拍賣會和一個私人晚宴，在所有這些完成以後她纔會回到貝德福德過夜——但在這一長串飯後活動之前她想要先去ABC傢俱商場看看。我跟在她身後，看著她與餐廳領班道別並就附贈的餅乾向甜點廚師致謝。當我們走過玻璃櫃時，她指著其中展示的一個大蛋糕說：「餐廳沒有送塊這種蛋糕給我們嚐嚐。」我很確定她是在開玩笑，但鑑於斯圖爾特對絕大多數人認爲「有趣」的事情無比認真，我又感到很難分辨。

ABC Carpet and Home商場的一樓大廳就好像是一個掛滿水晶枝形吊燈以及裝飾品的阿拉丁藏寶洞。斯圖爾特徑直奔向陳列聖誕樹的區域。「小樹苗是今年的主題」，她若有所思地說，仔細審視各種各樣塗成白色或者用金屬絲編制而成並掛滿裝飾品的聖誕樹。

她湊近細看一件陳列品。「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她把一根白色的嫩枝倒轉過來以仔細觀察其底部。隨後她呵呵笑道：「原來這是一棵已經枯萎了的樹經過塗料噴塗加工後的頂端部分。現在我知道可以用我那些針葉都已掉落的樅樹做些什麼了。「

她之前就曾說過：「沒有什麼事情會真正結束」。但是我們的午餐是個例外。

範妮莎•弗瑞德曼是英國《金融時報》的時尚編輯

譯者/馬拉

當你離開孟買那熙熙攘攘的市中心，來到塔塔(Tata)集團低調大氣的總部時，狗，會是你第一個注意到的事物。兩隻看上去髒兮兮的傢伙在前臺處悠閒地散步，而另外還有一隻，正懶洋洋地靠著X光安檢機。

據說，在一個雨季的夜晚，拉丹•塔塔(Ratan Tata)————這個印度最大企業的負責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實業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愛狗人——宣佈所有在總部建築外遊蕩的狗狗都可以到這裏避雨。而其中的一些，就再也不走了。

這個故事很好地解釋了爲什麼這位老人在印度如此受人尊敬。他已經74歲高齡，在擔任了二十多年集團主席之後，即將退休。我今天到此拜訪的目的就是要跟他喝個下午茶。他的形象或許非常特別——既是一個商人，又是一個塵世中的聖人——在這個有著不少貪汙腐敗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傳統國家裏，他是那樣的正派和廉潔。

當我們在這幢殖民地時期建築裏的一個私人客廳裏坐下來開始聊天時，我提到了這一點。塔塔，穿著一身非常正式的羊毛西服，配以一條深藍色領帶，滿面笑意。他的面孔黝黑且佈滿皺紋，說話帶著沙啞的美國腔，在上世紀60年代，他曾經在康乃爾大學學習建築。

他爲將我們的會面從午餐改爲下午茶而致歉，說在這即將卸任的一週裏，工作安排實在是太滿了。我們在紅色的皮沙發裏坐了下來，面前是一張寬大的橡木桌，上面擺放著黃色的花束。他說桌子底下有一個隱蔽的按鈕，可以呼喚隔壁廚房的服務生。

兩位服務生爲我們服務，他們都穿著白色的制服，襯衫上貼著藍色的塔塔標誌。這是一個在印度隨處可見的標誌，從茶包到該集團慈善捐贈的校車和救護車。而經過20年與印度經濟的同步崛起，這個符號在海外的影響力也在逐年上升。

從大學畢業就在家族企業工作，從最初級的門店開始起步的塔塔，於1991年從已經在位超過半個世紀的叔叔JRD手中接過了集團主席的位子。同時也是在這一年，印度向世界開放，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都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塔塔集團的業務如今已經遍及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個150年前的傳統小紡織工廠，現在已經是全印度最重要的實業集團，業務範圍包括鋼鐵、汽車、發電廠以及IT外包。今年該集團的收入超過一千億美元，其中半數以上來自海外業務，員工人數大約爲45萬人。

然而儘管已經在全球企業中爭得一席之地，它還是一個個性鮮明的公司，有著極爲複雜的所有制結構，作爲母公司的Tata Sons，還有著一百多個下屬的自營子公司。Tata Sons有三分之二的股權爲慈善基金持有，該基金去年的捐贈額超過1億美元……

塔塔本人也與其他的印度大亨很是不同：他的生活低調樸素，持有很少一部分公司股份，很少出現在每年印度億萬富翁的福布斯排行榜上。這個月底，他又將控制權移交給西魯斯•米斯特里(Cyrus Mistry)，他這位44歲的副手，將成爲塔塔集團自1868年由曾祖賈姆謝特吉(Jamsetji)創立以來的第一位非塔塔家族的負責人。

他跟我講述了這長達一年的工作交接過程，這如子承父業般的方式讓我印象深刻。「我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的或許只是在那兒就行，不要過多幹涉，讓西魯斯在會議上多看但少言，直到我認爲他已經能夠站穩腳跟，再給他足夠的空間去發揮。」他這麼說道。

回憶起他在位的最初十年——在那個階段，他經歷了一系列內部鬥爭纔將集團權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中，並且逐漸提升了效益——他提到了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1993年出售清潔劑和肥皂的子公司給聯合利華。「當時媒體和股票市場都反應強烈，並且我們的內部員工也都對換老闆的事情非常擔心——在我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層時期，塔塔集團的員工都是終身聘用的。」他告訴我：「在那之後，我對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非常謹慎。」

然後，接下來的這個十年顯然充滿了全球擴張的冒險，在印度經濟高速成長的大潮中，他將公司推向了海外市場。尤其是在英國，如今塔塔集團已經是這裏最大的製造企業，進行過一連串讓業界矚目的動作，包括2007年收購鋼鐵製造商康力斯集團(Corus)，以及次年與英國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汽車的競爭。

這段歷史讓他覺得非常自豪，但又帶著一絲遺憾。「我覺得我們或許還沒有達到原本應該取得的成功，我們已經完成了一些目標，但我希望我們應該有一個溝通更爲順暢的組織結構，各個子公司之間的交換應該更多。」他又補充說：「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並沒有犧牲掉任何一點我們的道德觀，或者說價值系統，包括在當時陷入2G電信腐敗案困境時也是如此。」

儘管他平靜地提起此事讓我稍有喫驚，但我還是將印度的問題歸咎於權貴資本主義。這個發生在2008年的事件就是在2G電信執照的分配中存在腐敗問題。事後據統計，這讓國家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的稅收。

塔塔集團並未直接涉案，但之後塔塔本人被牽扯到被稱爲「拉迪亞錄音帶」的事件中去——被政府祕密監聽的印度電信行業公共公司女老闆尼拉•拉迪亞的通話內容被洩露給了媒體。拉迪亞曾經爲塔塔集團工作過，被洩露的有一部分正是她與塔塔的通話。

這個爭議事件顯然讓他至今不能釋懷。「當時對案件的權威調查部門已經還我清白。」他很是無辜地說。「妮拉•拉迪亞是整個事件的中心人物。我跟她之間肯定會存在一些業務往來和通話，因爲她是我們的公關公司，我們的確跟她之間有合作，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從事過媒體暗示的那種任何會是賄賂行爲的遊說。」

聊到這兒，服務生再次出現，兩人分別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銀質茶壺和一份深棕色的李子蛋糕。或許是廚房太瞭解塔塔的口味——他的茶非常清淡。我並未見到——或者是他太過有教養而從未跟人有所抱怨。其實也並不難想像：他很有禮貌，非常友善地跟服務生道謝。

他喝著他的清茶，而我則選擇了非常典型的印度飲品「奶茶」——加了很多糖的奶味。這些茶都是來自泰特萊(Tetley)，非常合適的選擇，2000年塔塔收購了這家英國製茶公司，標誌着他邁開了全球擴張的步伐。

隨後集團里程碑式的交易，對汽車製造商捷豹路虎的收購，隨著中國市場需求的增而無比成功。而如今已經成爲塔塔鋼鐵歐洲分公司的康力斯集團卻由於全球鋼鐵需求的下降，表現不如預期。我很想知道他在回想起這個交易的時候是否也會承認這是個錯誤？

「不，我不會。我們沒辦法預知之後的經濟下滑……時機不對，但不是我們造成的。」而看上去更讓他耿耿於懷的則是集團付出的131億美元的收購金額。「當我告訴塔塔鋼鐵我們應該收購它的時候，價格才大約50億美元，結果在各種管理過程中被耽擱了，拖得這個交易幾乎沒能做成。」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案例，展示出在經營一個集團公司時要面對的挑戰，主席必須有著強大的說服力和權威感，才能做到對公司的直接控制……

我提到了塔塔親自參與的那個項目：Nano，一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士的非常便宜的汽車。這是對汽車很感興趣的主席先生非常得意的一個計劃，但是從2009年面世以來，銷售狀況非常一般。

「我認爲要說很滿意是沒有意義的。我非常失望。我認爲我們太過，怎麼說？太過滿足了。我們的上市工作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工廠也幾乎準備就緒。」他說，然後跟我解釋產品之所以延期，完全是由於集團汽車經銷網路和項目對廣告戰略投入太少的緣故。

「當我們在推銷這些產品時，已經有些自滿了。」他說，「但是我依舊堅信這款產品能夠重獲新生，並且能夠吸引像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的注意，我們應該進一步開發這些市場。」

我咬了一口我的李子蛋糕。塔塔的蛋糕一口沒動，只是在問到他對印度以及最近一些快速變化的看法時，才輕輕地抿了一口茶。「我認爲印度的確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國家，有著足可以成功的人力資本。但是如果你只是坐下來說：『會成功嗎？』你看到的也只是失衡。」

他提到了各種各樣對生意有所妨礙的政策，從能源短缺到土地徵用。這些問題也是他之所以爲公司尋求海外發展的部分原因，最初是在歐洲，但是他說，未來會更側重於非洲或是亞洲的其他地方。「如果我們能獲得同樣的支援和鼓勵……我想，印度一定可以與中國一爭高下。」他說，「很顯然中國的政治體系會比一個民主政府能辦更多的事情，但是鑑於這種區別，我認爲印度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這裏有法律規範，有英語優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也在支援印度的發展。」

我們的茶漸漸涼了，於是我問起他個人的未來計劃。他爲公司奉獻的一生讓他備受尊敬；我問他是否會因爲沒有結婚，沒有家庭而感到遺憾。「這兩件事是有關聯的，顯然，如果我有一個家庭，那我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投入到爲集團的工作中去。比如喫飯、睡覺、辦公，所有的事情就都完全不同了。」他說，「但是現在這個工作讓我一點都不覺得它是一份工作。它更像是一件私人事務。並不是爲了賺錢，也不是爲了表現什麼。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挑戰，一種熱情，包括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他開始展望自己在塔塔慈善信託事業中的新角色，尤其是要致力於發展兒童營養、清潔飲用水以及廉價房等方面的工作。「我並不想要無所事事的過日子。」他說，飛行是他的另一個愛好，他想要更多地投入其中。「我都搭乘公司的飛機。不過現在這樣的情況要發生變化了。」他裝作可憐地笑笑。「所以我不得不弄來一個單引擎飛機，或者是一架直升機來滿足我的愛好。」

「我以前也參與音樂和繪畫。我們通常都會因爲某一件事而錯過別的事，並且可能再也沒有機會。這些事情我都希望能夠再重新撿起來。」他補充說。

那麼關於他的個人形象呢？「我希望人們會說我能夠很有尊嚴地領導一個集團，並且我盡力做到最好。但話又說回來，你永遠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因爲你總會惹惱一些人，但是我非常願意因此而被人銘記於心。」

一番自謙之後，他向我道別，一位執行董事已經在等著他了。當我步出辦公樓時，那些狗狗還依舊躺在前臺。後來我聽說它們還可以繼續安全地待在塔塔集團的大廳裏，哪怕爲它們提供住所保障的人已經離開。它們或許是唯一不會因爲他的離開而感到悲傷的塔塔成員。

詹姆斯•克雷布里特(James Crabtree)《金融時報》駐孟買記者。

譯者/琳子

衆所周知、但又心照不宣的事實是：即便在最奢華的正宴上，彬彬有禮交談的兩位男士最終仍會想方設法從高雅文化與正事的話題上叉開，最終轉到始亂終迷的體育話題上來，而且通常就是侃足球，往往是把來龍去脈講得頭頭是道、詳盡之極。

一年前，我與傢俱設計師、英王室家族成員以及英國佳士得(Christie』s UK)拍賣行主席大衛•林利(David Linley)的談話就是如此。當時我們就在他公司的會議室用便餐，最後還是體育話題喧賓奪主、主宰了我倆之間的談話。他說自己支援雄心勃勃的切爾西隊(Chelsea)，而我則說自己支援同在西倫敦的女王公園巡遊者隊(Queens Park Rangers)。本人支援的球隊戰績一直差強人意，接下來遇到的對手就是切爾西隊，結果定是凶多吉少。接下來的那場比賽讓我憂心忡忡，林利好象頗爲同情我的境況。

「這樣吧，」他說。「如果女王公園巡遊者隊能擊敗切爾西隊，我請你喫午餐。」行，那就多謝了，我趕緊答覆他。我倆誰也沒有圈定具體日子，因爲這種結果不太可能發生。但這事真的發生了。女王公園巡遊者隊以1:0擊敗了切爾西隊。不僅如此，而且切爾西隊有兩名球員被罰出場，球隊隊長特里(John Terry)涉嫌在球場爭執中對巡遊者隊某球員進行了種族主義言論攻擊，各大媒體隨後鋪天蓋地報導此事，足足折騰了很長時間。

對特里來說，這是漫漫煎熬的開始：他先是被剝奪了英格蘭隊隊長的袖標，理由是法院指控其使用種族主義語言攻擊對方球員，隨後法院又取消了該項指控，儘管如此，英足總(Football Association)還是做出了對其禁賽四場的處罰。到目前爲止，這事把大家折騰得夠嗆。所以我只能偷著享受這場壓根不可能的勝果，並憧憬著林利答應的午餐。他最終還是兌現了諾言，並邀請我到他佳士得的辦公室用餐。這完全與《金融時報》採訪的午餐會慣例（一般由《金融時報》付賬）背道而馳，但我實在難拒其盛情。

我趕到那兒時，桌子上擺滿了豐盛的美食——各色乳酪、冷盤肉、橄欖、果醬與沙拉。我對他得意地對他說，我敢說您肯定沒料到比賽會是這個結果，因爲就兩個冤家球隊進行的任何談話往往是火藥味十足。「真好笑，」他說。「多虧那場勝局，你們的球隊才成功保級，得以繼續留在英超聯賽(Premier League)。」我對他說，你說得沒錯，圍繞特里的言論輪番進行炒作，實在卑鄙齷齪！「哦，那件事啊。」這位女王陛下的外甥、王位第十五順位繼承者並不顯得太過驚訝，顯然他不想把自己捲到那個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話題中去。

「我不算鐵桿球迷，但我一直支援切爾西隊，因爲我就在那兒住。我們一起經歷了球隊的最低迷時期，」他說，略有自我辯護之意。「我的確看了1970年切爾西與利茲聯隊(Leeds)那場足總盃決賽，隨後的那場重賽我也看了。我與媽媽去觀看了首場決賽，又與我爸爸一起觀看了重賽。」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與斯諾頓伯爵（Earl of Snowdon，林利的父母）難道不是狂熱球迷？「他們壓根就不是，我記得觀看重賽時，我爸爸眼瞧著球場燈光，大雨傾盆而下，心裏就盤算著如何拍好此種場景畫面，我覺得當時他就壓根沒撇球賽一眼。」

我倆暫時撇下足球話題，開始大快朵頤起來。「我努力想讓它看上去就象靜物一般，」他指的是我倆面前的漂亮油畫。「但辦公室員工對啥都吹毛求疵。」我可沒有責備它們的意思：熟食妙不可言。辦公室的佈置也是品味十足：辦公室到處擱著名畫，它們是精挑細選而出、爲即將舉行的拍賣會所準備的。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一副更顯雋永的人物特寫畫——瑪格麗特公主一副1957年的肖像畫，它由皮埃特羅•阿尼戈尼(Pietro Annigoni)所畫，人物細節生動傳神、栩栩如生。

此處就是接待潛在買家與客戶的地方（「我們稱其爲藏家，」林利糾正我的說法，「這樣更顯親切」），讓他們先一睹爲快，以決定是否願意花幾千萬英鎊去買自己鍾情的某幅藝術作品。「這就是拍賣圈溫情的一面，我們雙方可以在這兒暢所欲言，」林利說。「本人三生有幸，一直生活在這些曠世作品周圍。記得有一天我打開門，直鉤鉤地看著我的就是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畫像，我一直把這稱作爲靜坐於藝術的長河邊。」

林利今年51歲，2006年12月，正值藝術品市場行情飈升之際，被任命爲英國佳士得拍賣行的主席。2008年後，雖說藝術品市場行情出現了些許波動，但整體走勢繼續強勁，讓觀望人士大跌眼鏡。不久前，佳士得紐約拍賣會成交的印象派與現代藝術作品價值超過了2.44億美元，隨後，關於戰後與當代藝術作品拍賣會的成交額更是喜人，達到了4.12億美元，創下了這個類別拍賣成交額的最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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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林利喜歡與這些客戶面對面會談，所涉金額往往又是天價，那麼這些藏家都屬於何種類型——孤傲冷漠、深思熟慮還是熱情奔放？「各種類型的都有。我認識很多藏家，做生意時心平氣和，但一觸及收藏，就立馬急不可耐，『我一定得買下那副畫！』此時理性早已蹤跡全無，很多藏家都對我這樣說：自己所作的各種投資，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收藏藝術品。」

他說自己崇尚折衷主義以及注重身邊各路專家的意見。「我父母就有這類特殊朋友，我爸爸每天都給名人攝影——藝術圈名人、政治家、音樂家以及運動員。這就是爲何我喜歡在佳士得工作的原因，每天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藝術領域，從戰後與當代前衛藝術家到早期繪畫大師(Old Masters)，簡直是美妙絕倫。」

我對他說，超辣味的口利左香腸也是如此。「我敢保證，它的味道妙不可言，所有配料都是有機食品。」他又給我倒了一杯口感超好的普羅旺斯(Provençal)白葡萄酒。我問他是如何迷上藝術的。「我小時候很幸運，父母有意培養我，我的奶奶與外婆也是如此。他們藝術素養很高，記得有一次我奶奶走進我房間，直截了當要看我的藏品。我當時收藏了一些漂亮的瓷器，她對我說，『這些瓷器非常不錯，你要再接再厲、持之以恆。』

「我外婆總是教導我和妹妹要善於觀察，而且要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我爸爸給人攝影，到頭來家裏老是名人云集。「我很幸運，這是非常有效的藝術薰陶。

「我媽媽過去常帶我去英國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讓我欣賞維梅爾(Vermeer)的作品。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我說，『我們現在去哪兒？』媽媽說，『我們現在準備回家，你若還想觀賞其它作品，就得自己回家。』我也用這招來培養我的兩個孩子（13歲的查爾斯與10歲的瑪格麗塔(Margarita)），他們由我妻子塞麗娜（Serena，他倆於1993年結婚）領去各大美術館，這樣可以給他們打下良好的藝術基礎，他們自己也覺得藝術展不是花一個星期六下午就能徹底搞掂的。」

我問他，你這樣不覺得煩嗎？「一點都不煩。只是有時會覺得超出了正常的接受範圍。我爸爸老是不打招呼，直接把車開到別人家門前的車道上，原因就是他看到了什麼漂亮房子。時至今日，我和妹妹一聽到車碾石子路面的聲音就異常緊張。造訪桑德拉•羅德斯(Zandra Rhodes)這類名人家時，她的滿頭黃髮以及家裏的全部東西都讓我難以接受。但能去羅德斯家，我仍然感到很高興。」林利父親的妹妹莎拉•阿姆斯特朗-瓊斯(Sarah Armstrong-Jones)是一位靜物畫家。

家裏應有盡有，讓人茫然不知所措——每次一提到林利的童年，就老聽他嘮叨自我感覺如何如何幸運——小時候的林利發現自己迷上了汽車、摩托車以及手錶這些小男孩喜歡的「機械類東西」。他迷上了爸爸那輛故障不斷的車。「爸爸的車經常壞，那是輛阿斯頓馬丁DB5型(Aston Martin)汽車。」我問他，是否就是007電影《金手指》(Goldfinger)中亮相的那輛配備特別彈射座椅的車？「沒錯，當時油品不如現在好，車的化油器老堵塞，所以我們老是拆化油器。」

經常拆缷，自然而然就癡迷上了組裝東西。林利從貝德爾斯中學(Bedales School)畢業後，就學做木工活，20歲那年直接進了傢俱行業。他的同名公司（如今簡稱林利公司）成立於1985年。「我只幹了這行，但我很喜歡做，而且很高興自己當時直接幹了這行。這個行當紛繁複雜，自己得一樣不落地學畫樣、生產、銷售、促銷及財務。但本人對此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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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林利是家高階型公司顯得有些輕描淡寫：公司的專長包括爲全球豪宅設計與製造傢俱、遊艇以及私人飛機。公司類客戶包括瑞信(Credit Suisse)及寶麗金(PolyGram)等大公司，私人客戶中有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拉爾夫•勞倫(Ralph Lauren)以及鄧永鏗(David Tang)等名流。公司今年推出的飾件是限量版的「Britannia」珠寶盒與雪茄盒，每款定價爲3900英鎊，飾紋是英國國旗，目的就是慶祝林利姨媽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登基60週年以及倫敦奧運會(London Olympics)的舉辦。

「這是我們設計的第一款紀念品，」林利不好意思地說道。「它們供不應求，尤其是網上的銷售業績。感觸最深的是收到那些之前聞所未聞客戶的訂單。在我們這種行當（必須全面瞭解客戶、知道他家寵物狗的名字），得因時而略作變動，但這種供不應求的趨勢可能會長期存在下去。

「您覺得這東西如何？」

他用手指著一瓶葡萄酒。我說，很容易賣。聊到葡萄酒這個話題，我問他：作爲佳士得主席，如何解釋中國人想買下當今市面上每一瓶名貴的波爾多美酒(Bordeaux)？「對你所提的問題，本人沒有十足把握回答。我們不久前在香港舉辦了促銷會，所供貨被一掃而光，購買原因五花八門。但中國大陸收藏奢侈品的熱潮依然高漲，因爲它是身份與投資的完美結合。這瓶酒十有八九會升值，但如若不是，你不妨喝了它。」

他談到了享用珍藏款美酒（酒齡與自己的年齡一樣）的愉悅之情。我對他說，這一點都不奇怪——他出生於1961年，那一年是釀製美酒的絕佳年份。我問他，您肯定品嚐過不少吧。「是的，我們舉辦過一些美酒佳宴，最近一次晚宴是享用1961年年份酒，16個人圍坐一席，總共喝掉了16瓶美酒。它們異常醇美，但拉圖爾葡萄酒(Latour)竟然還未存夠時間！酒欠醇，味又衝。」他提及另一次難忘的品酒晚宴，「我們有幸品味到了擁有150年曆史的伊甘美酒(Château d』Yquem)。」

誰有幸參加了這些盛宴？「各色人都有，完全不是您所設想的那樣。」他並沒有說出這些嘉賓的名字。「我們通常在傍晚享用美酒，真是酒醉人更醉。」我說，定期享用一次美酒，肯定是妙不可言。林利若有所思了一會兒。「我的一位親戚有次對我說：『年輕人，聽著，你老後，就可以顯擺自己曾見過誰誰誰，她的舞伴就是那位在滑鐵盧大戰(Battle of Waterloo)前的舞會上曾與某貴婦跳過舞的大人物。那種感覺甭提有多爽！」這一次，他還是沒能說出對方的名字。

他說自己很高興看到一波又一波的藏家對早期繪畫大師的作品感興趣。我說，這一點都不奇怪，原因是與當代藝術作品的離譜成交價相比，這些大師被嚴重低估。「我可沒這麼說，」他趕忙回答道。

我進一步慫恿他——如果藝術品收藏的部分樂趣是緣於其稀缺性，那麼爲何藏家都爭著買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現場畫作？「你自己今天不也是穿著達明•赫斯特的襯衣嗎？」他回擊我。我糾正他，我穿的是圓點花紋襯衫，它在時間上要先於達明•赫斯特的襯衫。

「沒錯，但那也是源於其天才設計理念。他有這樣的能力：能保證自己出現在每個談話場合。」這是我迄今爲止所聽到的、概括達明•赫斯特性格特點的最精闢論述。

林利對我說，咱倆該喫芒果了。這個阿方索芒果(alphonso)是今天早上剛從印度運來的，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每年都會給他寄一些。「摸摸這種芒果，感覺與衆不同，」他對我說，他說的沒錯。這種熟透了的芒果超甜。「我就喜歡喫這種每年一季的水果，它們只能儲存很短時間。誰會喜歡在12月份喫蘆筍呢？」

我問他自己是否收藏藝術品。「本人對藝術品收藏方面的投入不多，當然，我在佳士得工作，按規矩不能參與競拍，這的確很讓人掃興。」我問他，那你能去其它拍賣行競拍嗎？「也不行，」他笑著說。「這方面我可是中規中矩之人。」

彼得•阿斯普登是《金融時報》報導藝術方面的記者

譯者/常和

有幸能與澤維爾•尼埃勒(Xavier Niel)共進午餐者屈指可數。這位法國電信富豪這樣解釋道，「每週，我會想方設法與自己孩子在一起喫三頓飯，跟員工喫一頓工作午餐，以及與自己哥們兒共進一次午餐。」

尼埃勒時常被譽爲「法國的喬布斯」(the French Steve Jobs)，目前的個人資產約60億歐元，他還是《世界報》(Le Monde)的共同擁有人。但他一步入巴黎米其林二星賽德倫斯餐廳(Senderens)時，能看出他並非正宗法國精英——身體略微有些超重、並未修臉、也未系領帶，穿著一件皺皺的白襯衣、長長的黑髮向後梳理。他進來後，沒有立馬被大獻殷勤的員工所簇擁。沒錯，整頓午餐期間，從服務員的表現來看，感覺他們之前未曾見過他似的，儘管這20年來他是這兒的常客。

在巴黎城裏人看來，尼埃勒是個妄自尊大的圈外人：一個來自巴黎普通郊區的「白手起家者」（法國人這麼評價他）。上世紀80年代，還是青少年的他透過建立色情聊天網，開始了自己的創業生涯；而且他的學歷僅止於中學。法國在國際上威名赫赫，而尼埃勒在如此低的起點橫空出世，其成功代表了迥異的國家形象。他能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法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而且他覺得自己有能力解決。

他端坐下來，直盯著我眼睛，笑容滿面，似乎見到我是發自內心地高興。我問他爲何選這家餐館。「因爲它距離我的辦公室只有50米，所以完全是因爲懶惰，」他咯咯笑著說。「以前到這兒用餐，必須得穿正裝，如今不必了，隨意多了。」他點了健怡可樂(Diet Coke)，我則先喝了點礦泉水，但真心想美美喝一下，也順勢讓他吐露心聲。剛開始，尼埃勒拒絕了我的午餐邀請，推託自己的英語難以啓齒，但一聽到我用法語採訪後，就變得通情達理起來。「我說英語時，法語口音實在太重，」他笑著說，很快又轉成了英語。

這時服務員端著類似小胡瓜伴紅薯的免費菜走了過來，但尼埃勒似乎沒注意到，而是繼續說個沒完，法語的語速超快。「法國沒給我設置啥障礙，但也沒給我出過啥力，」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發跡。今年45歲的尼埃勒從小在巴黎東邊的克雷泰伊(Créteil)長大，母親是會計，而他父親則花了15年時間，把從法律到醫學的很多專業都學了個遍。尼埃勒14歲時，他父親送給他一件玩具——ZX81，這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這是由克里夫•辛克萊爾(Clive Sinclair)開發的一臺英國電腦。「是大名鼎鼎的辛克萊爾先生！是辛克萊爾爵士！」尼埃勒高興得手舞足蹈。「這臺電腦實在神奇：能讓我心想事成。我覺得這肯定與我父親癡迷計算及電子學有關，或許佛洛伊德(Freud)能解釋清楚這一切。」

最關鍵的是，尼埃勒實屬幸運之極（事後證明尼埃勒本人是天才的電腦程式員）。上世紀80年代，法國的工程師們開發出了網際網路的雛形——Minitel電腦網路。用電話線連接的Minitel電腦終端能讓用戶做些簡單事，比如彼此之間發送簡訊。

「這就是我如何起家的經過，」尼埃勒說。「剛開始，我爲使用Minitel網路的法國大公司設計軟體，後來我自己創業。」青少年時期，他直奔當時財源滾滾的行當——被稱爲「Minitel玫瑰」或是「粉色Minitel」的色情聊天網。中學畢業後，他還買了一家實體性用品店。尼埃勒一再強調自己編程的淵源——他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及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共通之處。「聽好了，他們也是自己生產，並不尋求代工，所以不僅僅是市場行銷員，」他又補充說，「我覺得自己不如他們聰明：我是個輕量級的法國企業家。我曾說，『喬布斯是美國的尼埃勒，』但那只是幽默一把而已。」

幾個服務員一直盤桓在我們周圍。我問尼埃勒愛喫啥？「啥都行，我啥都喜歡喫！」他提議喫精品套餐。「那樣一來，我想咱倆得下午5點才能離開這兒，」尼埃勒說。「套餐太豐盛了。你希望我長胖嗎？」於是，我倆都決定先喫野蘑菇燉肉丁，隨後尼埃勒又點了份烤海鱸（味道超讚），我則要了香草味的敞口龍蝦餛飩。「想喝點酒嗎？」服務員問道，但尼埃勒說：「不喝。」我只好降低期望值，要了一杯朗格多克(Languedoc)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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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些法國人覺得Minitel是未來的希望；尼埃勒的眼光則更爲敏銳。1993年，他成立了法國首家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WorldNet。九年後，他的公司Iliad推出「Freebox」，這個設計精巧的機頂盒把網路、電視與電話集於一體；包月費用只需29.99歐元，把競爭對手打得落花流水。2004年公司業務陷入低谷，原因是尼埃爾旗下某公司在受到歷時四年的司法調查後，他自己坐了一陣子牢；他最終被判緩刑二年以及罰款25萬歐元，原因是從自己共同擁有的幾家性用品店挪用資金20萬歐元。（「我幹了蠢事，實屬罪有應得，」他說。）

然而，多數時間，他說英語時的法語口音讓我聽得雲裏霧裏。去年，Iliad旗下子公司Free成爲法國第四大行動運營商。尼埃爾召開了一次類似蘋果公司(Apple)的新聞發佈會，聲稱其競爭對手「敲詐勒索」，並承諾「手機資費減半」。Free公司目前每月的基本移動套餐費用只需19.99歐元。法國第三大移動網路公司、Free競爭對手布伊格電信(Bouygues Telecom)掌門人馬丁•布伊格(Martin Bouygues)對此則嗤之以鼻，「我可無意邀請吉普賽人到自己的私人城堡做客」，而尼埃爾這位頗具喬布斯風格的市場行銷大師則專門開了輛宣傳車到布伊格公司總部，車上貼著以下標語，「我們並非吉普賽人。」

Free的競爭對手對此牢騷滿腹：尼埃爾透過大幅削減利潤，迫使他們裁減職位。尼埃爾對此則不屑一顧：「如果某面包店在倫敦某大街開張後，街對面的麪包師會對媒體說，『我的媽呀，我得裁減員工了』？」他嚼著野蘑菇燉肉丁，又補充道：「本人最引以爲豪的是，去年我的公司贈送全體法國人20億歐元的購買力。透過本人的努力，平均贈送每個法國人40歐元。」

Iliad公司的市值已經較2004年上漲了10倍多，達到100億歐元。（尼埃爾個人擁有約60%股份。）我問他，如果其策略在法國行之有效，爲何不向全世界推廣？尼埃爾解釋道：「電信是國家壟斷經營，不可能有統一的歐洲市場。義大利電信集團(Telecom Italia)就不可能在法國經營。瞧瞧我們在法國獲取手機經營牌照的種種困難就一清二楚了。我們如果不是法國公司，就壓根不可能獲取電信經營牌照。」

因此尼埃爾「蠶食」了法國精英階層的勢力範圍。我問他如何辨別精英階層？尼埃爾設法描述這些人的共性思維：「大家上同樣的學校，家長們也彼此相熟。在各個方面，屬於同一個圈子。在這個圈子裏，彼此不想得罪對方。如果相互之間相安無事，就不會去打破手機資費方面達成的默契。誰願意自降利潤空間？就是不希望窩裏鬥。」

他如此把脈精英階層中存在的「任人唯親」。他說，多數法國商界領袖屬於「家族繼承，他們老是出入相同的社交圈，要不其職位就是直接或間接由政治勢力所賜予，而後就大肆中飽私囊。這些人通常沒啥大成就。看看法國的股票市場就一清二楚了：在CAC40指數（法國40家規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金雅拓（Gemalto，製造智慧卡）一家公司的成立歷史不到30年。全世界有這種情況的國家屈指可數。」

上個月，法國精英階層遭受重創，法國預算部長卡於薩克(Jerôme Cahuzac)被曝擁有瑞士銀行的祕密賬戶。「他們自認爲制訂規則時，自己可以遊離於規劃之外，」尼埃爾這樣評價上述醜聞。

那麼到目前爲止，尼埃爾本人是否與喬布斯及祖克柏一樣，已經成功入圍精英圈？對此說法，他極力否認：「本人不屬於任何圈子。我的朋友都是『正經』人，引述別人的說法——我喜歡和朋友在巴黎低調行事，比如探險洞穴。」我肯定面露詫異，因爲他說：「在你看來，持股《世界報》和與哥們兒一起去探險古墓風馬牛不相及，對吧？」

近日，惹惱了法國精英階層的尼埃爾又惹怒了全世界的精英階層。今年元月，有好幾天，Free公司改變了默認設置數值，以阻止網路廣告刊登。該做法的主要目標是YouTube，尼埃爾說原因就是YouTube拒絕爲所產生的網路流量支付費用。法國數位經濟部長佩勒林(Fleur Pellerin)命令Free公司立刻取消上述做法。當我提及此事時，尼埃爾這樣回擊：「你覺得部長大人讓我們罷手，咱們就得乖乖照辦嗎？」我問他接下來會怎麼做。「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時不時把廣告刪除掉，將來我們會把網路廣告徹底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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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爲止，我倆開始喫主菜（順便說一下，味道妙不可言），但尼埃爾似乎對自己眼前的美食無動於衷，這完全不是法國人的做派。他說法國人並非不喜歡商人，而是對家族繼承深惡痛絕。他聲稱自己的口碑很好。「無論是在大街、還是在報刊上，我本人從未受到過任何冒犯。」這麼說他外出不帶保鏢？他笑了。「我到這兒安然無恙，」他說道，並揶揄我：「您覺得有危險嗎？您帶保鏢了嗎？」

三年前，尼埃爾與實業家皮埃爾•貝爾熱(Pierre Bergé)以及銀行家馬修•皮加斯(Mathieu Pigasse)一起，共同買下了最後的精英報紙——《世界報》。前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極力反對他們收購。開祕密會議時，薩科奇直接把尼埃爾形容成「偷窺秀的傢伙」。

尼埃爾認爲薩科奇的算計十分滑稽。「薩科奇支援的是左派雜誌《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老闆叫什麼來著？右翼的薩科奇支援佩德里埃(Claude Perdriel)——沒錯，就叫佩德里埃！——他是薩科奇的密友。我們最終成功收購《世界報》，就因爲薩科奇反對我們！」尼埃爾笑著說。《世界報》的員工對薩科奇提出的候選方案心存狐疑，於是以壓倒多數投票支援尼埃爾的競標。

如今尼埃爾肯定能影響《世界報》？「我們救了《世界報》！我太喜歡用這個短語了。」他用英語重複說了好幾遍：「我們救了《世界報》！（他把英語的『the World』發成了『ze World』）！我們從不干預其事務。《世界報》總部，本人只去過一回，就是當時主編埃裏克•伊茲拉萊維奇(Erik Izraelewicz)過世。」《世界報》內部人的說法則是尼埃爾對報紙內容不加干預，但他的成本削減管理模式卻讓員工心煩意亂。可資證明的是：2010年，他在《世界報》的「特命大臣」(Michaël Boukobza)被員工們譏諷爲「反坦克火箭筒」(Bazooka)。

尼埃爾既是喬布斯式的人物，也是法國版的公民凱恩(French Citizen Kane)。他還支援調查性新聞網站Mediapart，因爲對方曝光了卡於扎克的醜事。我問他爲何資助媒體？「我喜歡言論自由。」我開始說，「一個商人收購了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就是因爲相信……」但尼埃爾打斷了我說話：「我左右派媒體都贊助。」

他說自己每週還投資兩家新成立的公司。「這比買六合彩更賺錢，而且其樂無窮。」他解釋道，不管怎樣，自己想捐出財富。「我來到這個世界時是個窮光蛋，死的時候，財富於我用處不大。爲何要把這麼重大的責任留給孩子去承擔？爲何要剝奪他們獨立生活的意願？他們的錢已經綽綽有餘，完全可以生活無憂。我希望把剩餘的錢重新分配。」並附帶說：「自己感覺喬布斯沒有很強的財產捐贈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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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當億萬富豪肯定妙不可言？「聽著，」尼埃爾回覆道，「本人不講究穿，不太喜歡豪車，只有一座豪宅，此外還暈船。要知道，你一天也只能喫三餐，每晚只能睡一回。我的一生很成功，自己也非常快樂。」我問他：難道當初在克雷泰伊時不曾做過發財夢？「當然做過，我當時內心的想法可能就是要功成名就、發大財等等。但如今自己已如願以償，夫復何求？」

他解釋說：自己不可能把全部財富捐贈出去，因爲根據法國法律，他必須把四分之三的財富傳給自己的三個孩子，他目前最大的孩子13歲。「這是以前的法律規定。如果向法國當政者提及此事，他們會這樣說，『法國人喜歡子承父產，所以我們不能作絲毫更改。』」

但至少他成功捐了7000萬歐元、在巴黎創辦了自己名下培養編程員的學校，他稱之爲「42」學校。（在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的作品《銀河系漫遊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人生、宇宙以及萬物等終極問題的答案是42。）該學校將於今秋正式開學，免費提供編程課程培訓。尼埃爾尤其希望能吸納寒門學子，他坦承自己的學校並無學位授予資格，但他並不以爲然。如今已有5萬名候選人申請學校的1000個名額。「我覺得10%-15%的學生將來能自己創業，那是個很了不起的結果。當然，1%的學生最終能功成名就，但已經很不錯了。」

他說，這對國家大有裨益。「法國政府昏招迭出，如設定75%的超級邊際稅率計劃，這不會影響任何人，只會引起全世界說閒話。」我問尼埃爾：對收入超過一百萬歐元進行徵稅肯定也會影響到他嗎？他答覆道：「不會，因爲本人的薪酬不高。」

這麼說，他並不像其他法國人那樣對國家心生絕望？「法國人總是牢騷滿腹，那是老毛病了：總是抱怨個沒完。」我問法國人爲何會這樣。「從原則上說，早在1789年，法國人就得到了法律授權，他們決定延續這個光榮傳統。這個國家十分可愛，社會保障全面、稅制也並非糟糕透頂。這是個十分宜居的國家，儘管它不是全球管理最棒的國度，但我打心底裏喜歡它。」

尼埃爾不想要甜食與咖啡，他說自己從不喝咖啡。如此有節制力的法國人，本人還從未見過。然而，我享用咖啡時，他還是那麼耐心地端坐著，讓我實在感覺不好意思，於是含糊其辭地說自己耽擱了他的寶貴時間，讓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採訪。「沒關係，」他回覆道，「你咋會這麼想？我每週要接受三次訪談，我會想方設法把它們都安排在週一。」

這位大富豪在日理萬機之中抽出寶貴時間、無怨無悔地坐了快兩個小時接受我的採訪，最後竟然還提出他來買單。我對他說，按規矩該《金融時報》掏錢。「但我希望也能支援一把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即英國人）的報紙，」他咯咯笑著說。不知怎的，我的信用卡在餐廳刷不了——與億萬富翁共進午餐，老出現這種情況——他再三表示由他買單，但經過一番「推搡」，最終還是我把單買了。

我問他是否愛喫這兒的飯。「這家餐廳很有檔次，」尼埃爾說，很明顯是平生第一次在回味剛纔喫過的美味佳餚。「我在這兒一直喫得很爽，但我在麥當勞同樣喫得很爽。」

我問他是否是樂天派。「本人心滿意足，」他哈哈大笑地回答我。「我還抱怨誰？我啥都不缺，已經別無所求。」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法國人中鳳毛麟角的一個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一個快樂的巴黎人。

西蒙•庫柏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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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倫斯餐廳位於巴黎瑪德蓮廣場(Place de la Madeleine)9號

2份野生蘑菇燉肉丁：86歐元

烤海鱸：48歐元

龍蝦餛飩：53歐元

一杯杜爾比酒莊(Domaine de la Dourbie)2006年份葡萄酒：10歐元

瓶裝依雲礦泉水：7歐元

健怡可樂：8歐元

咖啡：6歐元

總計（小費計入）：218歐元

譯者/常和

從肯辛頓高街地鐵站(High Street Kensington Tube station)到Chez Patrick餐館，一路小跑加衝刺只需五分鐘。我對此心知肚明，因爲前後歷經三年設法說服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CEO史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接受本人共進午餐的邀請後，我卻發現自己深陷尷尬境地——無法在約定的時間內趕到餐館，即便我使出渾身解數，一路猛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渾身是汗，結果仍比約定時間（中午12:30）遲到了10分鐘。

「彆着急，赫斯特先生還沒來呢，」一個身影對我說，由於恰逢倫敦難得的五月豔陽天，我看不清對方的模樣。我很快搞清楚說話者是帕特里克•塔庫(Patrick Tako)，他是這家小區餐館的老闆，也是赫斯特的朋友，赫斯特本人就住在不遠的街道拐角處。「今天的客人應該不會多，」 他一邊把我迎進門，一邊補充解釋道，似乎既想說明自己對本人的底細一清二楚，也知道今天沒有其他客人蒞臨。

餐館位於排屋中的前房，佈置得典雅迷人，後廚是一夥清一色法國員工，聊得很high。即便又與餐館老闆塔庫閒聊了10分鐘，仍然未見其他顧客登門。不由得讓我覺得提前預訂餐桌的赫斯特今天可能是包了場。

也就急性子的金融城銀行家常幹這類事，因爲這樣一來既保護了個人隱私，又能趁機炫耀一把；而且這十分契合赫斯特的公衆形象——全英國行事最張揚的銀行家，又是英國最爲愛恨交加銀行的CEO，正是RBS，2007年和2009年讓英國納稅人掏出450億英鎊紓困資金；正是RBS，不願向身陷困境的英國小微企業發放貸款，自己卻大派紅利；而丟人現眼的是，RBS目前仍是政府控股82%的國有銀行。

今年52歲的赫斯特也是RBS的合適人選，與其他同行迥異的是，他渾身透出一副銀行富豪與地主的派頭：一張圓臉紅光滿面，在媒體面前常露出志得意滿的神情，似乎就是有錢有勢大資本家的化身。

但除此之外，他並非如此。沒錯，他是蘇格蘭皇家銀行CEO，薪水高得離奇，而且常誇耀自己的三座「府第」（完全是預料之中，第一座位於諾丁山門(Notting Hill Gate)；第二座位於牛津郡、面積350英畝的布勞頓莊園(Broughton Grange)；第三座則是位於瑞士滑雪勝地韋爾比耶(Verbier)的夢幻小屋）。儘管有些前同事說他有時飛揚跋扈，據傳有些政客與政府官員也曾惱羞成怒於他的倔強，而其密友說他的公衆形象與真實面目大相徑庭。在密友們看來，他是一位講原則的高階主管、充滿愛心的丈夫以及慈愛的父親。「他爲人特別親切，」塔庫遞給我一杯香檳酒時，低聲說道。

我之前採訪過赫斯特，但訪談內容往往都是些嚴格限定、正兒八經的東西。這一次採訪，對他而言，這是罕有地拋開拘謹銀行話題的機會；對我而言，則是罕有地瞭解赫斯特真實面目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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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走進來時，碩壯的身軀（因經常跑步與滑雪而越發健壯）立馬在餐廳裏顯得咄咄逼人。他不想喝香檳，於是就擱到了我跟前（加上第一杯，現在我面前放了兩杯）。我心裏盤算是繼續喝香檳、還是與赫斯特一起喝他點的Badoit礦泉水。最後我折衷了一下，香檳與礦泉水都喝。

我倆會面的前一天，RBS剛從監管當局那兒得到了少有的好訊息——即它不會如坊間傳聞的那樣大舉籌措新資金，以沖銷放貸所造成的損失。我問赫斯特：四年半前RBS瀕臨破產邊緣、危及英國整個金融體系，他臨危受命接替罷黜的弗雷德•古德溫(Fred Goodwin)擔任CEO，併成功扭轉乾坤，自己如何評價自己的成績？赫斯特之前執掌英國土地集團(British Land)，在他的努力下，使這家英國地產公司成功實現結構重組。如今他喜歡說，「RBS正一步步成爲一家正常銀行」。

菜單拿過來時，看到有幾位客人進來，總算緩解了這裏員工人數超過食客的窘境。我問他還會在CEO職位上呆多久？事實上這個問題自他擔任蘇格蘭皇家銀行CEO以來，已是一再被問及，儘管他130萬英鎊的年薪再加上六倍於薪水的獎金在英國工商界引發了最大爭論，也被視作最爲冷血無情之舉。

通常情況下，赫斯特會用一些固定答覆來閃躲此話題。他常用冠冕堂皇的套話描述自己五年工作的重點是「拆除RBS資產平衡表這個定時炸彈的引信」——他指的是在呆壞賬「最終引爆」並把RBS所有資金消耗殆盡前，自己想方設法尋求重組或是出售資產。另一標準的預設說法是自己希望「工作善始善終」，這通常意味著他希望未來幾年引領RBS實現私人化，但整頓午餐期間，他說得口直心快。

他說如果自己說話的語氣「華而不實」，希望我能原諒，並說自己把接任蘇格蘭皇家銀行CEO作爲「某種使命，我本可以在英國地產集團躲過這一切風頭浪尖，但本人願意接受這個挑戰。既來之，自當鞠躬盡瘁。」 成功與否的關鍵是讓RBS重回持續贏利軌道以及實現私人化。「我不喜歡失敗，我憎恨失敗，」他略帶激情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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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庫過來取我們點的菜單。赫斯特去掉了第一道主菜，轉而點了蔬菜沙拉及金槍魚排（四分熟），因爲他既是現代緊縮經濟政策的信徒，又是減肥的踐行者。我是素食主義者，於是選了雙份蘆筍小喫作爲自己的主菜，又點了新土豆用來填飽肚子。赫斯特似乎不希望給人留下苦行僧的形象，他趁機對我說自己十分喜歡烹飪。「我昨晚親自爲兒子做了一頓飯，」他自豪地說道——儘管我問他都做了些啥時，他顯得有些沮喪，並坦承自己迫於兒子的糾纏，「只是做了培根吐司豆子。」

赫斯特不願把自己歸類爲信奉弱肉強食理念的老派銀行家，理由就是透露平時（尤其在週末時）自己喫的食物就是牛津郡莊園(Oxfordshire)栽種的各種蔬菜。「我喜歡從自家的蔬菜地裏摘取全部食物。這個時節，蘆筍開始茁壯成長，讓人感覺春回大地，開始覺得萬物生機勃勃。」

對綠色蔬菜的鐘愛，源於他從小生長於約克郡(Yorkshire)的緣故。赫斯特出生於該郡一個小村莊，他希望我不要在文章中透露該村的名字，爲的就是保護他父母的私隱（老倆口目前仍生活於此）。儘管他自我感覺是約克郡人，但聽他講話根本感覺不出來。在國際金融界浸淫30年（尤其是在瑞信(Credit Suisse)紐約分行以及後來在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後，約克郡口音的所有蛛絲馬跡都不復存在，他說話聲音柔和、口齒清楚，壓根聽不出是何方口音。

我原本擔心因訂餐以及閒聊食物而引出的這段插曲或許會讓赫斯特談及自己如何執掌RBS時所展露的坦誠大打折扣。但如今明顯看出他心情放鬆，他那固定程式的試探性微笑也蹤影全無，轉而成了時不時的爽朗大笑。有些人常把他試探性的笑容詮釋成爲譏笑。

因此我們點的菜端上來時，我就他不服輸的話題繼續「窮追猛打」。他一向如此嗎？他坦承：「16歲前，我一直是隨波逐流，學習及各類競賽，自己總是第三名，但我從沒意識到獲勝的意義……但就在我得過且過之時，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想要出類拔萃，於是我把目標定到了上牛津大學(Oxford)。」

想上牛津，基於他功成名就的父母的影響——他母親是位心理醫生，父親則是化學教授——但他上的是當地的綜合學校，那裏之前從未有學生上牛津與劍橋。赫斯特玩弄沙拉時，說自己對教育環境的落差的感受是多麼強烈：以前所有朋友都是農場主的兒子，自己所有假期都是在農場裏打零工，而在牛津接觸的都是精英分子。

他在牛津瑪格莉特夫人學堂(Lady Margaret Hall)攻讀的是政治學、哲學以及經濟學，如今的英國外相黑格(William Hague)當時也就讀於此。大四時，他巧妙地免費參加了瑞信在某豪華餐廳舉辦的一場晚宴。這是校園招聘會(milk-round interview)的一部分，儘管他並未申請瑞信的研究生計劃，但他偷偷摸摸地溜了進去，算是找了個享受美食之地，而這些美食通常超出了他的經濟承受範圍。儘管他後來回憶說自己被擺放五道主食大餐的餐具搞得暈頭轉向——「我壓根就不知道如何喫鱷梨大蝦」——很顯然，他喫完後全身而退，沒想到接下來的20年時間裏，他就服務於這家銀行。

那麼，與瑞信偶遇開始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決定在金融城、而不是在農莊或是學界工作？他解釋說自己頭腦敏銳（他畢業時獲得一等學位）與嚮往奢華生活（他不但喜歡美食，而且癡愛滑雪）讓高就銀行業成爲必然選擇。「我並非追求高收入，」他說，儘管他承認自己25歲時，已經掙得比他老爸還多，「去銀行業工作的原因是因爲它羣英薈萃。」他又回到自己竭盡所能做事以及成績卓著的主題——這正是他在瑞信不斷高升以及自己2002年從瑞信跳槽至阿比國民銀行(Abbey National)擔任財務主管之不竭動力所在。2004年，他又轉投英國土地集團擔任CEO，並於2008年最終跳槽至RBS擔任其CEO。

透過巧妙地騰挪閃躲，赫斯特足足耗了90分鐘，而此時金槍魚排還沒喫掉一半。布丁很顯然並非赫斯特中意的東西，當塔庫再次過來取我們點的菜單時，我點了薄荷茶，赫斯特則點了雙份濃咖啡。我們的會談轉向當天報刊雜誌幾個重大話題——如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問題（他說談論英國是否退出歐盟「風險較大」）、累進稅制的重要性（他覺得稅法從嚴「合法合理」，因爲這有利於重新分配公司及包括銀行家在內的個人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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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格蘭皇家銀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回應各種指控（不管是關於他自己獲得的獎金數、還是RBS旗下投資銀行與海外業務的規模和範圍），抵制政客與監管當局一再要求改革的壓力。但去年，他更多地把自己打造成言聽計從的公僕形象。首先，在經歷難堪的電腦系統崩潰、使得儲戶無法提取自己資金後，赫斯特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獎金，而後他又同意出售RBS美國分行資產以及縮減旗下投資銀行的規模。

面對種種壓力以及負面的公衆形象，他如今不因選擇RBS而落得這般境況而深感後悔嗎？接受如此喫力不討好的「使命」，他難道不心生抱怨嗎？難道不覺得自己做出了太多的犧牲？

我的話題觸及了敏感地帶。三年前，赫斯特與髮妻芭芭拉（Barbara，加拿大人，也是瑞信前銀行經理）19年的婚姻走到了盡頭，當時也是政界圍繞RBS及赫斯特高獎金福利爭吵得最不可開交之際。或許只是由於今天豔陽高照，但赫斯特突然間脫掉夾克，顯然覺得熱不可耐。此時似乎一切暫時停頓下來。他堅定地說道，執掌RBS的千斤重擔壓根不是自己離婚的原因——不幸的是，完全是另有誘因。他繼續說道，心情也顯得開朗多了：「我能夠堅持下來的唯一方法是自己擁有異常強大的掌控能力，就像雙控開關一樣。」

他每週設法把自己出席的晚會控制在兩場之內，力求每晚7點鐘下班，週末絕對不加班。同樣，其它日常事務他也力求做到井然有序——每天早晨6點鐘在霍蘭德公園(Holland Park)跑步，過去是孤身一人；最近則常由現任妻子蘇茜(Suzy)陪著跑，她是JO Hambro基金公司財富經理。

他的空閒時間用來陪伴家人（他有個17歲大的兒子與一個15歲大的女兒）以及與自己學生時代就結交的一幫行事低調的鐵哥們一起玩。當然還有他心愛的布勞頓莊園，赫斯特每隔一個週末就會來此度假，它的花園部分由切爾西花展金牌獲得者湯姆•斯圖爾特-史密斯(Tom Stuart-Smith)設計。「對我來說，花園裏的各種植物就猶如美妙音樂之於音樂發燒友，」他說，並興奮地補充說自己剛爲妻子蘇茜選定生日禮物——一棵雪松與一棵日本連香樹。此時赫斯特萬般柔情的一面驚鴻一瞥地展現出來——它展現了RBS日理萬機的銀行家顯爲人知的一面。說到自己的家人時，赫斯特兩眼放光。再次感受美滿婚姻「真是妙不可言」，他說。

如果說個人生活歷經過去幾年艱難時光、如今蒸蒸日上的話，那麼關於RBS的好訊息或許最終也同樣可期——假設議會某重要委員會原定下週公佈的報告並不建議分拆蘇格蘭皇家銀行。如此一來，他是否就可以堂而皇之說滿意目前CEO的工作，並且希望一直做下去？整個用餐期間，我以不同方式多次問過赫斯特這個問題，但他的回答都是閃爍其辭。很顯然，他並不喜歡日復一日單調乏味的工作——從公司裁員到政治勢力的干涉，不一而足——儘管他不願一一明說。「追求短期狹隘目標，既容易陶醉，又很容易實現，」他說。「回顧往事，我想自己肯定會不斷總結，我也很滿意自己所取得的成績。」

我買完單後，與他一起步入午後熾熱的戶外、互相告別，此時一縷陽光正好照在赫斯特沒喝的那杯香檳酒上，它依然放在靠窗的那張餐桌上，滴酒未動。看來舉杯歡慶的時候還未到。

（編者注：蘇格蘭皇家銀行已於6月12日發佈聲明，宣佈赫斯特將於今年底離職。此次訪談完成於聲明宣佈的前一月。）

帕特里克•詹金斯是《金融時報》銀行專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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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z Patrick餐館位於倫敦W8斯特拉特德福路(Stratford Road)7號

金槍魚排與蔬菜沙拉：17.80英鎊

蘆筍：14.70英鎊

新土豆：2.90英鎊

2瓶裝Badoit礦泉水：8.20英鎊

薄荷茶：2.10英鎊

雙份濃咖啡：3.00英鎊

2杯香檳免費

總計（包括小費）：56.00英鎊

譯者/常和

11:30，柳井正(Tadashi Yanai)準時步入房間，主動與我握手。這位日本首富（福布斯(Forbes)最新公佈其財富高達155億美元）個子不高、身材瘦削而結實，灰白頭髮剪成了寸頭，似乎是爲出家做準備。這位優衣庫(Uniqlo)連鎖店創辦人身高不超過5.4英尺。然而他顯得很壯實，酷似拳擊手。儘管他已64歲，仍是當今日本最具創新意識的企業家。

他旗下的控股公司迅銷(Fast Retailing)專心致志在全球市場開疆拓土，抑或說至少一心一意趕超自己的三大強勁競爭對手——擁有Zara的Inditex、H&M以及 Gap。優衣庫是迅銷旗下最知名品牌。迅銷在14個國家開設了1000多家門店，全年銷售額超過100億美元。僅優衣庫每週就會新開一家門店，明年開春就會在德國的柏林與澳洲的墨爾本開設新門店。

我倆就在Azure 45餐館的私人包間用餐，這是東京幾十家高檔法餐館中的一家，飯菜檔次無與倫比。Azure 45餐館位於麗思卡爾頓高層酒店(Ritz Carlton)第45層，在此可以飽覽東京塔(Tokyo Tower)的丰姿及整個東京城的美景。大小不等的玻璃串珠懸掛於餐桌上方，恍如置身於上世紀80年代的高檔迪斯科舞房。柳井正每天早上7點開始工作，下午4點下班回家陪伴妻子以及練習打高爾夫球，因此全公司只得順勢把日程安排提前。即使以日本人的標準來衡量，我倆約定的11:30會面時間都有些早，日本人約定俗成的午餐時間是中午12點。

「一看臉相，就知道您是英國人，」我倆在長條餐桌前一坐下，柳井正說。「你渾身上下透出英國人的氣質。」他說這話的時候，身子幾乎悄無聲息地後靠椅子，嘴巴幅度很小，十足像個口技演員。他神情嚴肅，儘管隱約顯出逗趣的一面。他放聲大笑時，不時咬自己的牙齒。

我問他我身上有啥英國人氣質？「渾身上下，你身上英國人的氣質一目瞭然，」他說，「他們注重細節與傳統，但也崇尚反主流文化，年輕一代與父輩存在世代矛盾等等。但所有一切渾然天成，已經內化成常識。」

這並非本人希望的開場白，但在日本，這是相當典型的談話方式，所謂國民性格依然是觀察世界的重要媒介。看到已步入正題，我於是問他是否日本人也是如此。經常聽到東京「的哥」堂而皇之地發表類似言論：英國和日本一樣，都是偏安廣袤大陸一隅的島國。柳井正則更關心英國與日本之間的差異。「恐怕日本人往往陷入集體歇斯底里症，」他說道。

對此說法我不能輕易放過，於是問他何謂「集體歇斯底里？「以史爲鑑，」他回答道，並講述日本經歷閉關鎖國300年後，如何突然在19世紀末融入世界，並首先於1895年打敗大清帝國，而後於1905年打敗俄國。「日本人於是有了這樣的直覺：『我們有能力做到一切，能夠扭轉乾坤，甚至可以說無所不能。』」他指的是日本曾經的狂妄自大，正是這讓日本發動了對整個亞洲的侵略戰爭，給亞洲造成了深重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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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位服務員在我們周圍盤桓，他們都身穿藍色西裝，打著淡藍色領帶。他們給我倆倒完蘇打水後就開始上菜（酒杯已被悄然拿走）。在日本，正式用餐按慣例得預訂，柳井正的手下對用餐地點肯定是精挑細選。第一道菜是亮橙色的北海道海膽，它放在鋸齒狀大盤中，底下鋪著白色茴香與海藻醬，活脫一頂倒置白色牛仔帽。海膽味道鮮美，但醬味稍微有些重，蓋過了原味。

正當柳井正以日本人的喫法嘖嘖享用起海膽（據說這種喫法能增味不少）時——我趕忙說且慢，然後掏出iPhone抓拍他的喫相。透過鏡頭，我再次注意到他一板一眼的寸頭和突出的雙眼。「這就好比烹調，」他自貶起自己的長相，「如果原料不好，就長不出帥哥模樣來。」

我希望繼續談論揮之不去的日本侵略的歷史遺留問題。儘管優衣庫等日本公司如今越發仰仗中國員工及消費者，但柳井正三下五去二就已把第一道菜消滅了，我覺得應該趁熱打鐵。蘑菇凍湯端上桌後，我轉而問他的童年時代。柳井正1949年出生于山口縣(Yamaguchi)的煤炭城市宇部(Ube)，他的父母在此經營一家西式服裝店。柳井正把宇部與約翰•福特《青山翠谷》(John Ford』s How Green Was My Valley)中堅忍不拔的威爾士煤礦山村相提並論，這部影片講述了對環境與社會的過度掠奪。「想當初，日本仍是個被美國佔領的國家，國貧民窮，我父母在一樓開了店鋪，全家則住在二樓。」他還清楚記得當時巧克力與咖啡的味道讓他「魂牽夢縈」。

他接著說，只要有煤礦倒閉，他的同學就會隨全家遠走他鄉。「我從小就知道企業都有『大限』，一切終有盡頭。」我問他是否想逃避？「當時我就知道父親對我有所期待。」作爲家中唯一的兒子，終有一天要接掌衣鉢。但他也希望當「工薪階層」——衣冠楚楚地去日本大公司高就。

他考上東京久負盛名的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攻讀經濟學與政治學，他說大學期間，自己把大量時間耗在了打麻將與玩彈球盤上，彈球盤容易上癮，面無表情的賭徒把金屬球塞入嘈雜的機器中。他說，自己當時聆聽爵士樂，「沉醉於美國文化」。正是上世紀60年代末學生因越戰以及日本對美國惟命是從而舉行抗議活動，從而導致早稻田大學停課了18個月。柳井正利用這個機會出國遊歷，最後一站是英國。他驚訝地發現每個人說的都不像英語，抑或說至少沒人用自己理解的美式英語說話。「倫敦英語，我一個詞都聽不懂，」他說。他一想起這段往事，就不由得哈哈大笑。

1971年大學畢業後，他先在某連鎖超市打了一段時間工，然後回到宇部父親的老店鋪。1984年，他擔任業務繁忙的家族企業社長，並在廣島(Hiroshima)的背街小巷開設了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倉儲服裝店（優衣庫原先的名字）首家分店，銷售的並非父親主打的男士現成西服，而是廉價休閒裝，類似於佐丹奴(Giordano)當時在香港的銷售模式。

優衣庫（公司起初名字的縮寫）開始發展壯大，到上世紀90年代中葉，共開設了100多家門店。柳井正隨後開設了首家東京門店。不久後，它開始量產經典款主打產品——售價20美元的羊毛夾克，據說每四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購買過它。它開始與日本技術最先進的廠家合作，試驗冬日保暖、炎熱夏天透氣性好的新型面料。他說，優衣庫後來把門店從東京開到倫敦、紐約、上海、莫斯科等大城市，但與這些相比，當初把門店從宇部開到東京的意義更爲重大。「全球的大都市大同小異，」他說。

儘管如此，仍不乏出師不利的例子。2001年，優衣庫在倫敦開設了幾家門店，沒想到多數因經營慘淡而關門了事。柳井正說失敗的原因是門店相關標準的制定差強人意。在日本，儘管優衣庫產品低廉，但消費者仍貴爲上帝，員工必須彬彬有禮，門店必須佈置得乾淨整潔。柳井正說這正恰恰是倫敦門店開張之日糟糕透頂的地方。「我當時很生氣：地板骯髒不堪，貨物胡亂堆放，」他一邊說，一邊津津有味地享用著剛端上來的、精心烹製的白魚。「當時我都快氣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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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那次「出師不利」後，優衣庫在紐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等黃金地段開設了國際旗艦店，並開始大肆宣傳品牌，隨後的「攻城略地」就變得一帆風順。柳井正制訂了雄心勃勃的目標：到2020年，年銷售額基本上要翻5番，達到500億美元。我問他是否在重蹈日本企業的典型覆轍——重視規模甚於利潤？「規模大小本身沒啥意義，」他立馬回擊道。「但如若沒有規模，就無法生存下去或是保持競爭力；如若沒有規模，就很容易被吞併或是破產。請記住，本人已親眼目睹很多企業如此敗亡，」他說道，不言而喻指他家的宇部小店鋪。

服務員端來了和牛裏脊，點的菜量恰到好處，因此上的一道道菜剛好能喫完。端上來的牛裏脊泡在紅葡萄酒汁中，並用一些時蔬點綴，與其說是一道菜，倒不如說更像先鋒派藝術展示。

我問柳井正製衣業的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畢竟，它如今依賴的是中國不再廉價的勞動力（大多數優衣庫服裝在中國生產），以及孟加拉等製造業後起之秀的崛起。今年4月，孟加拉一家服裝廠發生慘劇，1100位工人因廠房倒塌而被壓死。西方消費者會不會因此下定決心減少購買次數，並選擇在更人性化工作環境生產出來的高檔服裝？「大家都說全球化有消極方面，但我認爲全球化並無弊端，」他說，此時叉子上正叉著牛肉。「這是從西方人的角度批評全球化，如果設身處地從發展中國家老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就會有無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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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依不饒：孟加拉的慘劇還造成了大量工人傷亡。儘管倒塌的拉納大廈(Rana Plaza)中，並沒有生產優衣庫服裝的廠家，但不管怎麼說，迅銷公司事後有所行動——加入歐洲人改善工廠生產環境的倡議。「有些歐洲人總是覺得這些工人遭受殘酷剝削，人權遭踐踏，因此他們需要組建強有力的工會，」他說，對於那些想當然的攪局者，他深不以爲然。「但在我看來，除非每個工人以及所有的孟加拉人能夠自食其力，否則他們就沒啥前途。」

即便在日本，優衣庫時常被稱爲「黑工廠」。因爲按照日本人的標準，它的員工流失率過高——不到三年，新招募的全部員工就有一半掛職而去。此外，優衣庫也因在日本無處不在而反受其害。有個俚語叫unibare，意爲被警方抓住的壞人都穿著優衣庫服裝。柳井正全球戰略的一部分目標就是把旗下產品擁有的良好國際聲譽「出口轉內銷」至國內。

在日本國內，柳井正因其鉅額財富而出名，但這並非總是褒獎，因爲在日本，財富的來路往往存疑。在柳井正東京市中心豪宅的花園裏，修建了一座迷你型高爾夫練習場。我上次採訪他時，他說自己對財富並無興趣，儘管他坦承很享受日本首富的虛名。那麼這兩者該如何自圓其說？「本人自認爲是凡人一個，」他說，「我並無特殊能力，自認爲天生不是個掙大錢的料。早就認爲公平公正以及爲社會做貢獻最重要。」我故意激將他：您家裏肯定收藏有一二幅梵高(Van Gogh)的畫作吧。他的回應是亮出手腕，證明自己只是戴著一塊瑞士普通計時錶。「這就是我每天戴的表，」他說。我之前也見過這塊表，這是億萬富翁型的慣用伎倆——急於證明自己儘管腰纏萬貫，依然未改樸實本性。

我們點的冰淇淋與咖啡端了上來，咖啡就盛放在精美的骨瓷杯中。我說：一年前採訪您時，您對日本經濟以及短視的商業文化特別悲觀絕望，認爲日本經濟深陷於債務的汪洋大海難以自拔。他揶揄道，每個日本人都心存幻覺，覺得自己是中產階層，但一覺醒來，卻發現自己一貧如洗。「日本國民的全部儲蓄都被政客以及官僚主導下的社會福利體制揮霍殆盡。」

從那以後，新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領導下的政府開始實施大膽的經濟復甦計劃（有些人說不計後果），中心議題是讓日本擺脫長達15之久的經濟滯脹。坊間還傳有更激進的改革計劃，即大幅開放農業及醫療等領域，以實現充分競爭。自從9個月前推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後，日本公司重拾信心，股市也大幅飈升，大大增加了柳井正的賬面財富。日本的年經濟成長率超過3%，遠超多數發達經濟體。他對前景應該更樂觀了吧？

「到目前爲止，安倍經濟學是成功的，」他坦承。「但僅此一項並不夠，除非進行更切實的結構性改革。」他說，日本必須放寬限制與放松管制，向外國企業開放國內市場，並列舉了英國實施的撒切爾式改革爲證。「如果日本繼續實施孤立政策、保護國內市場，」他一錘定音地總結道，「那麼就會成爲第二個希臘、第三個葡萄牙。」

柳井正起身與我告別並向外走去。這位工作繁忙的富豪給了我90分鐘採訪時間，算是給足了我面子。我掃視了一下餐館，只見衣冠楚楚的食客人頭攢動，他們一邊享用著法式大餐，一邊眉飛色舞地聊著天。我不知道他們中有誰會幡然醒悟，與柳井正相比，自己只是個窮光蛋；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人手一件優衣庫羊毛夾克？

戴維•皮林是《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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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45位於東京市中心麗思卡爾頓酒店第45層

2份套餐：共計20000日元

北海道海膽

冰涼蘑菇湯、粉紅色蝦泥、龍蝦湯

金澤(Kanazawa)時令魚

和牛裏脊

金萬利甜糕點(Grand Marnier baba)、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奶油泡芙

2份咖啡

3瓶畢雷礦泉水(Perrier)：1590日元

總計（包括小費）：24396日元（約152英鎊）

譯者/常和

當一個中國富商就要進門時，我的「雷達」通常會提前發現——下屬們在走廊中快步走著給老闆清場的聲音，正是目標暴露的原因。

不過，在郭廣昌到達午餐地點前，並沒有出現快步跑動和俯首恭維之聲。郭廣昌的集團總部位於上海外灘比較老氣的一端，本次午餐就安排在總部的管理層餐廳。他突然駕到，身材瘦削，帶著眼鏡，形象介乎於圖書管理員和農民工之間。若非建立了一個資產達80億美元的綜合企業，他可能真的會成爲農民工。

郭廣昌不是中國首富；也不是最高調的，用他的話說，更不是最聰明的。然而，在47年的人生中，他從一名貧窮的農民蛻變爲一個擁有太多財富的人，以至於成爲有錢人不再是支撐其每天起牀的動力。

1992年，郭廣昌和三個大學好友一起成立了復星集團(Fosun)，如今的復星是中國最大的民營綜合企業。在我家孩子注射流感疫苗的上海醫院，孩子們訂生日蛋糕的麪包房，放假時熱衷的度假村，復星都持有大量股權。甚至我們腳下走過的很多土地（透過其旗下控股的龐大地產所有），都屬於復星。

此外，復星最近嘗試（未能成行）收購《福布斯》(Forbes)，正試圖（很可能成功）收購地中海俱樂部(Club Med)，並已收購葡萄牙最大的保險集團Caixa Seguros。今年到目前爲止，復星完成了12筆海外收購，並且很有可能馬上進入歐洲，伺機收購一家你所熟知的公司。所以，現在正是弄清郭廣昌之所以然的理想時刻。

據郭廣昌所言，這是佛教、道家、儒家和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混合作用使然。他稱，自己在中國古代聖人（還有一個是「奧馬哈的先知」）的智慧中找到做投資決定的靈感。此外，他還是太極拳的追隨者，儘可能地經常練習這種亞洲武術。不過，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卻是食物，不僅僅是因爲我們在共進午餐。

1967年，郭廣昌出生在中國東部的省份浙江，當時，喫是個大問題。在那不久前，中國剛剛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並遭受著席捲全國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動盪。他回憶稱，他家雖不至於忍飢挨餓，但喫的也不是山珍海味（基本食物按照每個家庭對生產隊的貢獻來配給）。「一定可以讓你喫飽的，但肯定喫的很差，」郭廣昌回憶起他母親稱，「我媽媽會偷偷種些紅薯讓我們喫飽。」

儘管如此，跟許多同齡人一樣，較之苛責，郭廣昌對中國近段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光更爲懷念。他對那時母親的招牌菜——梅乾菜的思念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梅乾菜跟豬油搭配最香。

「那時很窮的。蒸的米飯，如果上面鋪一層梅乾菜，那個豬油就化開了，很香的。現在想起來還會流口水，」他說道，「梅乾菜就是我們的鄉愁。」

梅乾菜之於郭廣昌，就像「小瑪德萊娜的點心」之於法國小說家馬塞爾•普魯斯特(Proust)。此外，這種曬制的鹹菜還是他在寄宿學校的日常口糧：在中國，包括像郭廣昌家一樣的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在內，絕大多數的農村孩子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他們想上學，就只能去離家最近的縣城寄宿。他母親總會盡可能的省下豬肉和豬油，放在一罐梅乾菜裏，讓他帶去上學，足夠過一個星期。

我們的午飯安排在復星全素食管理層餐廳的一個包間內。當我問到午飯是否會喫梅乾菜時，他高興地大叫起來。不過，我們似乎喫不上，不是這道地方菜不夠檔次，而是因爲它不是全素的。在郭廣昌狼吞虎嚥地喫著一碗熱氣騰騰的手工面，並咬了一大口紅薯時，我問他是否是素食主義者。他說自己不是，不過在他母親去世後戒了一個月的肉食，以此悼念身爲虔誠佛教徒的母親。如果條件允許，他也會每天午餐時在食堂喫一頓素餐。

今天的午餐包括甜玉米，冬菇炒冬瓜，秋葵，菠菜和豇豆炒土豆。中國多數商務午餐都會配有白酒，但今天沒有。這就是郭廣昌對待生活和財富的方式，無論是食物、飲品還是市場投機，他都不喜歡極端主義。他繼續說道，太極就是保持陰陽兩級的平衡。

我問道，這些跟收購葡萄牙的保險集團有關係嗎？

「太極不是講究先發制人的，而是後發制人，在體會某種變化之後反應比別人快，」他說道，「從投資的角度來說，一個人不可能總是比市場快很多，因爲人的智力和眼界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在看到這種變化的時候，感受比別人快一點，敢於在變化時作決定。」

儘管任何一個稱職的太極大師會告訴你，想要理解太極的第一宗旨需要數年時間，但我確實能體會到一點關於「感受變化」的說法，雖然我只是理解了郭廣昌所說的一小部分。最近在練習過太極後，我體會到，僅僅是把手指伸向大腿外側，我也能改變我的平衡點，以至於太極導師用全力也無法將我擊倒。

郭廣昌稱，以前他幾乎每天都會練習太極，哪怕現在他太忙，一週只練兩天，他「也會透過坐來練習太極」，似乎連喫飯時也不例外。「你看，我很少這樣坐，」他特意做成懶散的樣子。「現在我一般都這麼坐，」他邊解釋邊筆直地坐在椅子邊緣，「這樣的話，你的氣是很流暢的。」他補充道，這樣會讓他的「精神狀態比較好」，「有點不舒服時練太極也能很快恢復。」

我對中國「氣」的概念或者說「精氣神」的理解跟對太極的體會一樣差。不過，爲了幫助我理解，郭廣昌甚至難得地說起了英語，「如果你每天能堅持這些動作哪怕五到十分鐘，對你的身體也蠻好的。包括有時在召開電話會議時，我會邊聽邊做些太極動作。」員工稱，在進行艱難的併購交易談判時，他也會在會議間歇不由自主地打起太極。

……

東方思想對他投資策略的影響不止如此。 郭廣昌解釋道，佛教最重要的是教給你「一切從心出發，去體會別人的心。其實從做生意的角度來講也是這樣，將心比心。我感覺做生意就是修行，不要只是想賺錢，而是從爲別人去想的角度，把事情做好了，賺錢只是最後自然的一個結果。」

「商業是最大的慈善，」他補充道，「把一個企業做好，你提供就業，你對員工好，其實是最大的修行和慈善。」

曾有人說，郭廣昌認爲智商不是財富的關鍵。相反，關鍵在於心力。很多不同領域的能言巧辯之士都試圖把這個詞翻譯出來；郭廣昌如此解釋稱，「有些人做了錯誤的決定，並不是因爲他們智力不行，而是因爲他們抵擋不住心裏的誘惑，心魔。」

例如，「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前，很多人買了次級債務，其實他們心裏知道其中是有問題的，但他們如果不買，當年的獎金就少了。他們做這個決定是爲了短期利益服務的，並不是他們不知道這其中有危險。」這些人沒有心力。郭廣昌稱，當做了一個錯誤決定，你有沒有勇氣去改變，哪怕你是領導，哪怕你覺得自己應該總是對的，這也是一種心力。他提到《阿甘正傳》，「他不聰明，卻很成功。」

郭廣昌還引用了巴菲特的例子，後者正是他制定建立綜合企業、利用保險基金投資多種行業的策略時的模仿對象。他說道，「我覺得他的成功並不是因爲他比別人聰明。」他補充稱，巴菲特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投資的紀律性、對市場的敏感性和長遠的眼光。看起來，那些也是心力。

除了佛教和巴菲特，郭廣昌認爲還有另一個賢者造就了他的成功：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透過廣泛的經濟改革改變中國的領袖。鄧小平曾有一句廣爲流傳的口號——「致富光榮」（很可能是他人杜撰的）。郭廣昌稱，「如果不是鄧小平分發田地給農民，我們就喫不飽。因爲地很少，浙江很多地方是喫不飽的。」他表示，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改革，他就上不了大學，「就不可能有復星」。

郭廣昌的公司名，反映的是其視爲珍寶的大學教育：復星的意思是「復旦大學之星」，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是他的母校，也是上海久負盛名的學術機構。不過，郭廣昌在復旦不止拿到了哲學專業的文憑：每晚11點，他賣麪包給下晚自習後飢腸轆轆的同學，以此磨練了做生意的能力。那時郭廣昌每天晚上賺5塊錢，看起來十分微不足道，但他當時每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30塊錢。

1989年畢業後，郭廣昌原本計劃出國留學，但卻拿著學費與三名同學創辦了復星（現在三人仍在復星）。如今，復星已走過22個年頭，投資範圍包括從鋼鐵到採礦業、從旅遊到製藥業。

在現代中國，這種「浙江暴富」的故事並非個例：網路巨擘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Jack Ma)也是浙江人，同樣是太極的愛好者。郭廣昌常被人以馬雲作比，不過他自稱不如馬雲聰明（連太極也不如他好）。「沒有人像馬雲一樣聰明，」郭廣昌大笑著說，「他是，我們說，外星人。我只是個普通人。」——儘管福布斯華人富豪榜數據顯示，他是個淨資產達到43億美元的普通人。

話題轉向最近的動向。復星爲取得法國度假連鎖集團「地中海俱樂部」主要控制權已經打了一年多的攻堅戰，最近還斥資7.25億美元收購了位於紐約的Chase Manhattan Plaza。然而，復星近期最重要的一步戰略性舉措，是斥資10億歐元收購了Caixa Seguros保險集團。中國財富日益成長，很多海外企業可以利用這一機遇進行發展，地中海俱樂部也是如此。在郭廣昌收購這類海外企業時，Caixa Seguros可爲其提供資金，無需增加負債，特別是在評級機構已認定復星舉債過高的情況下。

「擁有這家保險公司，意味著我們擁有了130億歐元的保險資產可用來做投資，」他補充道，包括對阿里巴巴最近在美國上市時投資的1億美元。不過，我提出，你不能只把葡萄牙保險公司當作資金源，還必須向葡萄牙人賣保險（而該國的保險規則和中國有很大的區別），難道不會有點困難嗎？郭回答道：「這不是我們第一次投資保險。我們是能夠看得懂保險的。」這句話頗有些不祥的色彩，但他的信心不會動搖。巴菲特利用保險推動投資，郭廣昌也決心如此。

採訪就要結束了，但郭廣昌幾乎沒動碗裏的麪條，我依然想知道：一個成長於農村家庭的男孩，究竟怎麼看待這個「經濟準霸主」的現狀？學者們對貪婪、浮誇之風以及人心不古咬牙切齒。郭廣昌是否擔心中國會坍塌在自己利慾的重壓下？

他稍稍面露責備之色。「一方面我說，你要理解，因爲我們窮了太長時間了。所以現在有一個對好的生活、對金錢的渴望，希望你要理解。不用過於急苛或批判它。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他補充道：「我相信中國的文化，包括佛教、道家和儒家，是很平衡的。它會引導大家回到內心，回到真實所需要的東西。當大家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的希望會不一樣。一開始的時候，他想富，想顯露他的富，這是正常的。但逐漸，他覺得那個很無聊，他覺得內心的平衡和幸福更重要，他會轉向去選擇這些東西，這是一個過程。」

秉持著這種信念，這位富有哲學思想的企業家揚帆啓程，很可能把手伸向另一個你近在咫尺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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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星商務大廈

上海復興東路2號，200010

菠菜

秋葵

蘑菇炒冬瓜

土豆炒豇豆

蔬菜麪條湯

紅薯

甜玉米

總計：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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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帝國的崛起

1992年，郭廣昌與復旦大學的同學，出資3.8萬元人民幣，一起創辦了一家市場調研機構——廣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1994年，擴大投資領域至房地產和製藥業。

2004年，復星國際(Fosun International)在香港創辦，並於2007年在香港聯交所主機板上市。

2010年，出資收購了地中海俱樂部7.1%的股權，這是中國上市企業首次直接控股法國上市公司。

2012年，與美國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 Financial)合資創辦復星保德信人壽。此外，對中國最大的民營銀行——民生銀行(Minsheng Bank)進行投資。

2014年，以10億歐元的競標價購得葡萄牙最大的保險集團Caixa Seguros 80%的股權。其他的投資項目包括馬來西亞連鎖餐廳——食之祕(Secret Recipe)以及美國電影製作公司Studio 8。對地中海俱樂部提出新一輪收購報價。

本文作者爲英國《金融時報》駐上海記者。張嫣補充報導

插圖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譯者/馬柯斯

「您要雞肉還是牛肉？」

在理查德•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瀏覽菜單之餘，維珍航空(Virgin Atlantic)送餐空乘人員的口頭禪不禁脫出而出。這位集慈善、企業家與冒險家於一身的名人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徑直告訴我自己九個月前就已不喫牛肉，原因是他拜讀了養牛業對熱帶雨林造成危害的相關文章。「我發現不喫它絲毫沒影響，」他這樣答覆道。

Locanda Verde餐廳肉食爲主的菜單倒沒有這種憂慮，但我放棄了點韃靼牛扒的想法，轉而尋找既能滿足本人胃口又能滿足對方良心的菜。這家向陽餐廳由大廚安德魯•卡梅里尼(Andrew Carmellini)在羅伯特•德尼羅(RobertDe Niro)名下的格林尼治酒店(Greenwich Hotel)內開設，屬於紐約翠貝卡區(Tribeca)磚裸露型建築風格，開張五年後依然很具時尚感。布蘭森走向餐桌時，還與名模及電視時尚秀評委海迪•克盧姆(Heidi Klum)搭訕了幾句。

布蘭森先前從未在此用過餐——選在哪兒用餐他完全聽之任之——對於這位以奢侈享樂型大腕來說，美食帶給他的樂趣似乎微不足道。「我很幸運娶了位好老婆，她是很棒的廚師，」他平靜說道，「但我對喫從不挑剔。」

服務員來到我們身邊後，布蘭森點了拌有菜花、葡萄乾以及義大利乳清乾酪的管狀麪條casarecce，主菜則點了蒜味雞（還點了菠菜及烤土豆）。一想起養牛業危及熱帶雨林的事，本人就點了醃甜菜沙拉作爲自己的頭道菜，而後眼睛一下子瞄上了大比目魚。2011年，布蘭森加入Ocean Elders後，把拯救海洋加進了自己的人生規劃中。Ocean Elders這家對話組織名人薈萃，其中包括了約旦王后努爾(Noor)及CNN創辦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我問他大海中大比目魚的數量如今是否屬可持續循環狀態。

「我覺得大比目魚實現了良性循環，」他的話打消了我的疑慮。他沒點葡萄酒，相反，只要求在純淨水中加點橘子汁。我則點了蘇打水，絲毫沒有通盤考慮瓶裝水對環境的消極影響。

我們的午餐會恰巧在布蘭森一週典型行程之中——他先到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參加維珍聯合基金(Virgin Unite)的會議；而後轉場多倫多、參加維珍移動公司(Virgin Mobile)爲加拿大無家可歸者創辦的培訓班；如今則身處紐約，舉辦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新聞發佈會。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包括了九名前世界領袖，支援毒品使用非入刑化。

接下來他將趕赴華盛頓，參加支援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的早餐會，然後直奔費城附近的「離心機吊艙」休整，爲維珍銀河(Virgin Galactic)期待已久的亞軌道太空飛行之旅養精蓄銳，他把它譽爲「全球首條商業太空遊線路」。在這些公開活動期間，他還將擠出時間打理自己五花八門的業務——航空公司、鐵路運營公司、體育館、移動公司業務、電臺、音樂節以及銀行，福布斯(Forbes)預計它們總共給他帶來約5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

在私底下，布蘭森這個愛出風頭者卻顯得靦腆。他滿頭銀金色頭髮，訪談期間，幾乎不抬頭與我進行眼神交流。他身穿黑色運動夾克，並解開了兩粒襯衣紐扣，手腕袖口的扣子也沒繫上，介紹自己的下一場冒險活動時，手中不時擺弄著鋼筆。

他在熱氣球、高速快艇等驚險運動中算是出盡了風頭。但今年64歲的他知道太空之行會讓身體承受完全不同的壓力。「速度從零飈升至每小時3500英里，只需8秒時間，」他說。達到4.5倍重力時，「身體就能明顯感覺到。」

他親身體驗太空人所言「從太空俯瞰地球」的夢想已推遲了近七年時間，如今他最樂觀的估計是明年三月實現夢想，屆時他與自己29歲的兒子山姆將從新墨西哥州的「太空船發射場」升空。

布蘭森正和自己的富豪朋友、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s)創辦人馬一龍(Elon Musk)及谷歌創辦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展開太空遊競賽。（布蘭森在維爾京羣島內克島的別墅爲佩奇主持了婚禮，而馬一龍如今與他比鄰而居。）自從1969年觀看了人類首次登月的壯舉後，他一直夢想能造出火箭，但他堅持認爲彼此之間的太空行競爭根本不是富豪們乾的無厘頭事。

「太空遊公司將成爲我們最重要的公司，」他對我說。「因爲我們是全球唯一開發太空遊的私企，接下來的幾個月，它顯然會對維珍旗下每家公司產生所謂的光環效應(halo effect)。」

他公司的經營範圍從熱氣球旅行、淨水器到臍帶血銀行，可謂一應俱全。服務員端來一小瓶橘子汁以及兩片佛卡夏麪包(focaccia)時，我問布蘭森（他的熱情似乎源源不斷）他對啥行當拒之門外。

他承認自己不擅長說「不」。「我有時把這歸因於自己從未上過大學。我們正在試水鐵路經營、手機業務以及太空業務，」他說，「還要大肆進軍非贏利行業。」

他只否決以下想法：如果它「不能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做起來毫無樂趣、或是做起來彆扭難受，」他一邊輕咬佛卡夏麪包，一邊解釋道。比方說，自己將來不會生產大麻捲菸(Virgin spliffs)，儘管他的一項任務就是敦促政府終結50年的禁毒運動（他認爲該項運動完全失敗）。「作爲生意人，如果我的一家公司已失敗經營了50年，那麼我49年前就會把它關停掉，」他用誇張的手勢說道。

. . .

這時候，我倆點的頭道菜都端了上來——熱氣騰騰的一盤意大利麪端到了布蘭森面前，而放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碗切成紫色及黃色條紋截面的鮮亮甜菜，但味道卻實在不敢恭維。他用叉子叉了塊菜花，直說好喫。

他果斷放棄經營獨立唱片公司，轉而叫板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但維珍的最新計劃還是進軍自己懵懂的行業，但他自認爲能更上一層樓。

他正在建造兩艘巨型遊船，以「驗證是否能夠吸引像本人一樣從未坐過遊船的乘客」。對於進軍自己知之甚少的行業，他顯得無所謂，他說：「經營公司的關鍵是善於傾聽。」

他認爲遊船業的經營狀況很糟糕，這與他上世紀80年代時進軍航空業時的狀況如出一轍。我說自己清晰記得首次乘坐維珍航空航班的情況，當時票價便宜、空姐逗趣以及冰淇淋免費。我就是在其中一趟維珍航班上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但是，9.11恐怖事件發生後，乘客禁帶塑膠刀登機和運營費用高企，維珍航空是否失去了自己與衆不同的經營特色？

「我對此一直憂心忡忡，」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他堅持認爲：自維珍航空從一架飛機起家以來，給乘客的服務水準始終沒有下降，但他也坦承「其它航空公司也在努力迎頭趕上」。他說，維珍航空一直等待新機羣的交付已有五年時間，而迄今只有一架波音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交付運營。「全部機組運營後，航空經營理念將爲之大變。」

維珍航空從來不是布蘭森集團最爲贏利的下屬公司（自萊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發明飛機以來，全行業的財務記錄一直驕人，這完全在意料之中）。去年，維珍航空的虧損額下降了一半，降至5100萬英鎊，而高階主管們說今年將成功扭虧爲贏。但維珍集團旗下節稅型股份公司的確切數目一直是個謎，但布蘭森本人宣稱集團實力屬「史上最爲雄厚階段」——「現金充裕」、無任何外債。

集團還有引以爲傲的商業模式——把現金更爲審慎地到處投向需要的行業，而不是打造自己的品牌。達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如今擁有維珍航空49%的股權，布蘭森已把自己在維珍媒體(Virgin Media)的少量股權變現，他的很多公司都由其他投資者控股，維珍坐收品牌授權費用。

這種模式讓布蘭森在降低風險的同時，能實現異乎尋常的多樣化經營。因此，儘管兩艘遊船的造價高達20億美元，「但集團會引進其他投資夥伴，」他說。維珍集團預計2012年公司「全球品牌授權收入」高達150億美元，但到底有多少份額真正迴流維珍集團卻不得而知。

未來幾個月，維珍集團旗下將有兩家分公司上市，屆時集團的財務狀況有望大爲改善。總部位於英國的金融服務公司維珍理財(Virgin Money)計劃在倫敦上市，有望籌措1.5億英鎊資金；而總部位於美國的低票價航空公司維珍美國(Virgin America)也已向紐交所遞交IPO申請書。維珍美國的總估值爲10億美元，布蘭森擁有其22%的股權。但布蘭森這次學精了，不願就此發表任何評論。

儘管布蘭森在推銷帶有維珍品牌的公司時頻現身影，但他花在自己生意上的時間遠少於慈善事業以及個人追求。他把喫了一半的頭道菜推到一邊後，再次把筆握於手中，然後說自己的行事訣竅與選用餐地點一樣，就是做甩手掌櫃。

「我20出頭時，就學會了此道，這讓我能夠盡情享受生活，」他說道。布蘭森的生活——在加勒比海島上建寓所、玩風箏衝浪、時不時試圖打破世界紀錄（他目前保有四項世界紀錄，其中包括了駕衝浪風箏橫越英吉利海峽的最年長者紀錄）——也是他逍遙自在性格的重要內容。

今年九月，他對員工說可以休隨意時間的年假，但同時又告誡他們：首先應該「100%自信自身及團隊在每個項目上都已做到最好」。布蘭森說自己這幾年裏一直延長休假時間，每天只花2、3小時於工作，但把權力下放，「以便有更多時間栽培孩子」。

他剛在內克島上爲自己兒子（山姆和霍利）建好了新別墅，而這兩個兒子也都即將爲人父（霍利即將出生的孩子是雙胞胎），而且他們越來越成爲布蘭森慈善事業、冒險以及公司經營的左膀右臂。

「他們希望能證明自己的能力，」他對我說，並提及了霍利的學醫經歷以及山姆的電影出品公司，但兩者都曾公開說將來要「承繼父業」。

「我覺得公司會因新人而獲得長遠發展——尤其是家庭型企業——而且山姆和霍利都比我更年輕有爲，」他說。從他17歲創業到現在，從他最新創辦面向年輕人的《學生》雜誌(Student)，時光迄今已流轉了46年。

「這都是老黃曆的事了，但顯而易見，我希望20年後……」他聲音漸漸變小，暗示衣鉢會一代代傳下去。他希望維珍能和蘋果(Apple)一樣，成爲「受人尊重的國際知名品牌，希望能長久存在下去」。

他沒有答覆的問題是：兒子們是否能夠成功維繫維珍這種多樣化經營的集團、而它的創辦人已在所有業務上都已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似乎透過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各種不同業務成功組合？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他請求離席——「本人得去趟廁所！」——他走後，其中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提醒我採訪時間還剩10分鐘，他還得赴下場訪談。

我倆已聊了有一小時，但我們點的主菜還未見蹤影。我焦急地叫來服務員，催要所點主菜及買單。服務員臉色煞白，一溜煙跑向廚房。

. . .

布蘭森也許是英國知名度最高的生意人，但他回席時，我就媒體頭版頭條痛批他搬至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羣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定居一事發問。去年，他賣掉了自己在牛津郡(Oxfordshire)的寓所，轉而定居維爾京羣島。他辯稱這純屬私人決定。「如果諸位造訪我在內克島的別墅，就會明白那是個相當宜居之處，」他這樣說道。「政府機構若覺得應該修改相關規定，應主動去做。」

採訪時間已經倒計時，我倆的主菜總算來了——端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盤油光澄亮的黃色大比目魚，而他的則是一大盤脆皮雞肉。他抱怨道：「我就是反感美國人的超大菜量。」

正當我品嚐上面灑有茴香細末的奶油土豆泥，突然意識到布蘭森這位完美的品牌宣傳者不知何故未曾提及自己的新書，而它正是我倆這次訪談的由頭。我問他爲何寫《維珍之路》(The Virgin Way)，這是他寫的第七本書。

「如果生活得美滿幸福，我就真心覺得把心得傳給後人很重要，」他說。患閱讀困難症的布蘭森也坦承自己很少讀管理類書籍。「我至今仍覺得最佳方法是甩開膀子實幹、而不是博覽羣書，」他這樣解釋道，呵呵，這樣的回答可不太利於他的圖書銷售。

維珍出版社(Virgin Books)是維珍集團網站上列出的50多家下屬公司中的一家。我不知道他的書的有些章節是否像他的林林總總的下屬公司一樣需要清理。「把進展不順利的業務裁減掉，我很不擅長，」他坦承道，他的回答等於否定了他先前對自己的評價——把禁毒運動消除在萌芽狀態。

他列舉了維珍音樂大賣場(Virgin Megastores)的例子，這是他這麼多年來仍執著堅持的行當。但他又推出了幾個引人注目的維珍品牌（從維珍婚禮(Virgin Brides)到維珍可樂(Virgin Cola)），但有些出師不利後，便悄然偃旗息鼓了。上個月，他關閉了在英國境內運營的短途航空公司「小紅線」(Little Red)。

布蘭林把這次失敗稱之爲「真正創業者」的奮鬥內容，並說「只要捨得花錢」，就不會影響到維珍的品牌信譽。但創業近半個世紀後，他已沒有重頭再來的雄心。因此，甚至表面看似大手筆的投資都會引進外部資金，此舉可確保他永不把公司辦成豪賭類型。比方說，維珍集團在維珍銀河項目上投資了約5億美元，但30%的資金來自於阿布扎比(Abu Dhabi)。

我已把魚一掃而光，但超大量雞肉讓布蘭森「甘拜下風」。「我不想浪費它，」他問服務員是否能把剩餘雞肉打包走。

儘管採訪時間超了大約半個小時，但他似乎也不急於離開，我問他要茶還是咖啡時，他選了英式早餐茶（這是服務員免費贈送，因爲我已買過單）。「我不喜歡自己喝太多咖啡後的模樣，」他這樣解釋道。

但很快，他的兩位手下就不時在我們附近盤桓，他們認爲因爲還得赴下場訪談，所以不能再逗留了。他遞給他們午飯，但對方得在布蘭森離開後，才能抽時間喫飯。於是布蘭森連茶都沒喝就站起身，手拎剩飯，臉上堆笑和我揮手告別。

安德魯•埃奇克利夫-強森是《金融時報》美國站新聞主編

照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Locanda Verde 餐廳位於紐約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Street) 377號

橘子汁：6美元

瓶裝蘇打水：8美元

甜菜沙拉：16美元

管狀麪條：23美元

大比目魚：32美元

蒜味雞：28美元

菠菜：9美元

烤土豆：8美元

總計（包括小費及稅）：164.54 美元

譯者/常和

當比爾•埃莫特(Bill Emmott)走進Matsuri St James's日式餐廳的時候，他謹慎地環顧四周。這家忙碌的日式餐廳就位於《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社倫敦辦公室的馬路對面。埃莫特在這家雜誌社當了13年的主編，但就在最近，他突然宣佈辭職，準備改行寫書。他不希望在這家餐廳看到手下的員工坐滿桌前，喫著壽司低聲議論誰將接替他的位置。（該雜誌董事會希望在本月底之前任命一位繼任者。）

幸運的是，這兒似乎沒有任何他認識的人。當我們在日式鐵板燒烤架前落座時，他說：「嗬，有點兒怪啊。」

已有163年曆史的《經濟學家》一直堅稱自己是一份報紙，但卻在新聞週刊領域佔據獨特地位。當它的很多競爭者面臨銷量急轉直下的局面、迫於壓力而沉默的時候，該雜誌的財政狀況仍然非常健康，堅持對全球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尖銳分析，同時，始終忠於其創辦人、蘇格蘭制帽商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提倡的國際主義、自由貿易理想。它的讀者羣包括一些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而它的作者卻總是隱身於其出色的匿名文章背後，其中包括英國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和英國前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H. Asquith)。

當然，該雜誌也不乏批評者。一些人表示，它的文章過於自信，太自以爲是了。另外一些人認爲，這份雜誌的全球性觀點令其更加膚淺，並導致影響力下降，特別是在英國本土。但在埃莫特的領導下，雜誌的全球發行量已經從他開始做主編時的約50萬，提高到重要的心理大關100萬，其中在英國以外的發行量約佔五分之四。要延續這一趨勢，任何一個接替他的人都任務艱鉅，這未免讓人懷疑他離開的原因。

我們要了一些啤酒。埃莫特說道，雜誌社裏的人至少3年前就開始猜測他離開的問題。他說，10年通常被認爲是離開的好時間，但當他正式宣佈辭職的時候，員工們還是大喫一驚，因爲他沒有給出任何要走的跡象。他表示：「這絕對預見得到，卻完全是個意外。」

由於發行人大衛•漢格(David Hanger)去年宣佈退休，埃莫特宣佈離開的時機變得複雜了。埃莫特稱，爲了避免兩人同時辭職給公司帶來不穩定，他得選擇比漢格早一年或晚一年退休。他說：「我沒想在他之前離開，因爲感覺太早了。因此，我在他走後又呆了一年，同時也可以幫助漢格的繼任者。這樣，纔沒有發生同時『大換血』的情況。」

有人猜測他是被迫讓位，原因是傳言中的繼任者之一、美國籍編輯約翰•米克勒斯維特(John Micklethwait)接到《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邀請，聘請其擔任後者的主編一職。對此，埃莫特矢口否認。他說：「我是聖誕期間決定今年春天離開的。這真的是計劃好的。」

鐵板燒架子開始燒得噝噝作響。曾擔任《經濟學家》雜誌駐布魯塞爾和日本記者的埃莫特細心地將我的採訪錄音機朝自己移近了一些。接著，讓我頗爲尷尬的是，他看見我速記水準欠佳，揚了揚眉毛，將錄音機移得更近了。

英國培生(Pearson)傳媒集團持有《經濟學家》50%的股份。該集團也是英國《金融時報》的東家。埃莫特的《經濟學家》從業生涯並不平坦。當年，他即將從牛津摩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畢業時，曾得到一個面試機會，但最終沒有被錄用。另外就只有一家財經雜誌Investors Chronicle給了他面試的機會。當時，他與後來擔任《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主編的威爾•赫頓(Will Hutton)都進入了最後一批候選人名單。不過他們兩人都未應聘成功。

於是，留有列寧式鬍鬚的埃莫特准備攻讀有關法國共產黨方面的博士學位。他說那是頗爲巧妙的計劃，可以將讀學位與自由撰稿結合起來。就在他行將前往巴黎的1980年，《經濟學家》給他打電話說可以提供給他一份工作——他在摩德林學院的導師爲他做了推薦。然後，他在那一年進入該雜誌社工作。到1993年，當他36歲時，他當上了主編。

我對他說，他宣佈退休的那一週，《經濟學家》的封面故事是關於如何應對勞動力老化問題的，這可頗爲諷刺。他笑道：「我之前一週就離開了，所以那並不是我負責的封面。」 50歲之前退休並不那麼奇怪，他說，他的兩位前任魯珀特•潘內特-雷(Rupert Pennant-Rea)和安德魯•奈特(Andrew Knight)都是在35歲左右時被任命爲主編，而且也都是在將近50歲的時候退休的。

我問他是否曾爲一篇封面文章或者一個報導後悔過。埃莫特停頓了一下，然後笑笑說：「我傾向於忘記那些東西。」但他認爲在1997年支援約翰•梅傑(John Major)而沒有支援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是一個錯誤。他說：「我寫了那些社論，但我那時的主張是錯誤的。」 埃莫特曾經辯稱，英國工黨(Labour party)沒有拿出有力證據，表明他們將繼續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改革。 「但那篇用詞誠摯的《梅傑》已經喪失了可信性，無法鼓勵人們支援保守黨。」

埃莫特說，他曾採取的最具爭議的立場，就是支援英美入侵伊拉克，這也使得該雜誌的編輯記者和讀者分化爲兩大陣營。「我們非常快地轉向反對伊戰，」他說，「但我們仍然低估了布希政府發動戰爭的能力。」

據埃莫特稱，令他最感尷尬的封面文章之一，是1999年3月關於石油價格的文章——這本該是《經濟學家》最簡單的領域。那篇文章源自與一家石油公司高階主管的午餐。那時所有人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當石油處在10美元的時候，如果跌到5美元，會發生什麼？於是，一篇聲稱世界浸泡在石油中、並討論油價下跌可能性的封面文章就應運而生了。但在那年年底到來之前，油價就已經上漲了一倍多。

他坦言：「那是最令人尷尬的事情了。」埃莫特補充說，該雜誌當年對巴爾幹戰爭的反應過慢。「我們在相關報導中落後得太多。事後看來，那是我們的失誤。」

埃莫特說，他在該雜誌所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吸引讀者，並且牢牢抓住他們。」埃莫特稱，他在該雜誌期間所做過的最棒的決定之一，就是在網路熱潮期間反對推出定期的電子商務增刊。「那次，來自經營部門的壓力非常大。他們很少給我們施加這麼大的壓力。但是，我主張開辦一些可以長久的東西。最後，我們辦了一份科技季刊。」而當他們爲這份季刊發佈「訃告」的時候，也曾受到經營部門的反對，因爲「那是關於死人的」。

埃莫特表示，這個主編職位至少有5位內部候選人。（據傳聞，候選人包括米克勒斯維特、副主編艾瑪•鄧肯(Emma Duncan)和商業事務編輯埃德•卡爾(Ed Carr)）。按照慣例，《經濟學家》會邀請自己的記者祕密致函董事長，發表對候選人的看法。他估計，這次也會採取這種做法。

該雜誌還有一些傳統也可能不會因他的離職而改變，其中包括週一早上的新聞例會，屆時該雜誌45位駐倫敦記者都會擠在主編辦公室裏。他表示，該雜誌作者署名一欄仍將空缺，這樣做的理由很充分。這種做法幫助《經濟學家》保持了連貫與獨特的聲音，這一點十分關鍵：「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放棄自己的個性標誌將是一種冒險的做法。」

他的繼任者將面臨的挑戰之一，是推出這本雜誌的網路版。儘管多數讀者還是更願意閱讀印刷版的《經濟學家》週刊，但最終的網路化將影響其風格、方式和論調。他表示，對於未來的主編而言，這點可能「頗爲棘手」。

不過，重要的是，《經濟學家》要堅持突出分析性文章。他表示，網路業務的誘惑之處，在於進軍新聞和數據業務，這可能無異於自殺。「網路正在將新聞商品化，這讓我們更有價值，我們應該爲此慶幸。」

我大聲問他，《經濟學家》未來的光明前景是否會讓他願意多幹些時間。每位即將離職的主編，都會撰寫一篇告別社評，他的社評將刊載在4月1日出版的《經濟學家》上。他笑道：「到時候我可能會說，這整個就是開了一個大玩笑。」

埃莫特目前已接到幾份工作邀請，但他表示，自己可能會從事兼職工作，以便（有時間）著書。

埃莫特在日本的知名度可能比其它地方高，因爲20世紀80年代期間，他曾在那裏呆了3年。他的《太陽也西沉》(The Sun Also Sets)一書正確地預言了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股票和地產市場泡沫的破裂，而當時，美國的評論人士還在擔心日本的國力不斷增強。今年晚些時候，他將出版另一本有關日本市場的書，其素材來自於他爲一份佛教報紙撰寫的專欄文章。

他能夠熟練地用筷子，並在喫飯的時候端起自己的飯碗——與日本人一樣。他也不會作出把醬倒在米飯上這種外國人常見的失禮行爲。

我們點了咖啡，聊起了板球——這是他最喜愛的運動。他表示：「我酷愛板球。」並補充道，在去年與《旁觀者》雜誌的板球隊比賽時，他是《經濟學家》板球隊的隊長。他說道：「沒錯（我們是贏了），否則我就不會提這事。」他慣於守門，但由於膝蓋有傷，被迫將自己徹底改造成一名旋轉球投手。

當我們起身準備離開餐館時，埃莫特再次環顧四周，解釋了餐館裏爲何沒有《經濟學家》的記者：「可能他們出去閒聊了。」

譯者/何黎

「你害死那個傢伙了，害慘他了。他會辭職嗎？」當瑪麗亞•巴蒂羅姆(Maria Bartiromo)走進聖彼得餐館(SanPietro)時，正在靠近大門的桌子上用午餐的一位大亨朝她喊道。

此人是家得寶(Home Depot)的聯合創辦人、億萬富翁肯•蘭貢(Ken Langone)。被巴蒂羅姆「害慘」的那個人就是美國聯準會(Fed)新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現在，巴蒂羅姆成了紐約街談巷議的熱門人物，甚至比以往更爲熱門。

「出賣」伯南克

就在數日之前，在她主持的CNBC電視節目上，巴蒂羅姆報導了伯南克在華盛頓與她共進晚餐時對她講的一席話，震撼了金融市場。據巴蒂羅姆稱，伯南克表示，針對他最近就Fed利率政策所作的國會證詞，市場的反應是錯誤的。

她的話音未落，金融市場便急劇下挫，道瓊斯指數(Dow Jones index)在幾分鐘之內就下滑了70點。相比之下，這對伯南克聲望的損害可能更爲持久——此時此刻，他正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稱職的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繼任者。這條爆炸性新聞唯獨提高了巴蒂羅姆的聲譽，而她，或許是全球最爲著名的商業記者。

在向蘭貢哈哈一笑之後，巴蒂羅姆被帶到餐廳內位置最好的一張餐桌之前。儘管預定者衆多，但這個座位仍不可思議地留給了她。瑪麗亞•巴蒂羅姆被譽爲財經新聞界的索菲亞•羅蘭(Sophia Loren)，能夠與她同在聖彼得餐館靠近角落的一張桌子用餐，讓我成了整個華爾街的嫉妒對象。這家餐館是華爾街上一個重要聚集地，而我在席間覺察到了一些疑惑的眼神。我瞎想，或許他們在說：「與瑪麗亞在一起的是誰？不認識啊。或許是哪個搞對沖基金的新傢伙。」

在侍應生給了我們一個冗長的特色菜單之後，我竭力要求巴蒂羅姆談談伯南克的事。她指出，伯南克的話不只是她聽到了，還有高盛(Goldman Sachs)的副董事長鮑勃•霍馬茲(Bob Hormats)和另外一位記者。她暗示，這表明他們倆可能沒有透露資訊，或者沒有留意伯南克的話。她補充道，伯南克謹慎地避開了霍馬茲的一些「尖銳問題」。

她說：「當他表示市場理解錯了的時候，我嚇了一跳。」但她承認，市場對她的報導所作出的反應讓她感到非常驚訝。她拒絕就伯南克的動機做出猜測，但她表示，他顯然擔心市場認爲他在利率政策方面比較軟弱。「我想，今天的市場已經有了一個更爲清晰的理解。」

努力、幸運、自我

她要了一份鰨魚，我要了一份牛肉小方餃。點完菜之後，我們談到，作爲首個在紐約證交所(NYSE)內進行實況轉播的記者，她是如何成名的。10年來，爲了每天她在CNBC的節目，她在這家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的繽紛嘈雜中大聲播報著市場新聞、上漲股和下跌股、分析師的買進和賣出評級（當然主要是買進評級），也經常遭到場內交易員的推撞（有時是故意的）。

「我第一次到那裏時，工作很難做。以前沒人這麼幹過。而且許多人不希望我在那兒。他們會嘀咕：『這個人是誰？帶著個攝影機，還是個女的，還擋我的路。』」

但巴蒂羅姆沒有退卻，有時候她會把交易員們擠回去。觀衆和許多交易員都喜歡看她這樣。「我想，大家都在支援我。」

電視直播特別直觀，她認爲，在一定程度上，這就是許多觀衆感到與她有私人交情的原因。「鏡頭非常透明。無論你是否喜歡我，你看到的就是我。」

有一段時期，她要在早晨做一檔節目，在下午做一檔節目，在晚上9點做一檔節目。「他們和我一同起牀，一起入睡。我喜歡這樣。」

巴蒂羅姆因其在臺前幕後的努力工作而聞名。她還爲《商業週刊》(BusinessWeek)和《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撰寫專欄，而且剛剛開始在廣播上做了幾檔個人財經節目。「但我是幸運的，因爲我愛這一行。我喜歡商業新聞。而且我喜歡與睿智、成功的商業人士交談。」

她承認，她要十分拼命才能完成巨大的工作量，但同時表示，她很幸運，因爲她的丈夫喬納森•施泰貝格(Jonathan Steinberg)非常支援她——喬納森是金融家索爾•施泰貝格之子，以前是個雜誌出版商，現在推出了一系列場內交易基金(ETF)。

巴蒂羅姆現年38歲，是布魯克林一個飯店老闆的女兒。在加盟CNN商業新聞(CNN Business News)之前，她在紐約大學(NewYork University)攻讀新聞學和經濟學。之後，她於1993年進入CNBC；到了90年代末，被一些小報冠以「財經甜姐兒」(Money Honey)的她，已成爲蓬勃股市中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隨後，有批評稱，她和其他CNBC記者一起促成了股市泡沫的「非理性繁榮」。「新聞界原本能做的更好，他們可以提出質疑。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會聽。」

她否認CNBC那段日子的報導是在「鼓勵人們買進和賣出個股」，並且堅定地表示：「我並不推崇短線交易。」

我問到她對Mad Money節目的看法。這是CNBC電影片道一檔很火爆的股票投資建議節目，其主持人吉姆•克萊默(JimCramer) 曾是一位對沖基金經理。她表示：「節目中給出的股票評級很準確。這檔節目的火爆，暗示在市場中存在一個短線交易羣體。」她就說了這麼多。

喬伊•雷蒙：關於市場的友誼

在紐約證交所內進行現場報導的最初歲月中，巴蒂羅姆得到了女性觀衆的大力支援，同樣支援她的還有該交易所內爲數不多的女性。

不過，事實上，她最忠實的擁護者多爲男性。但很少有人能像紐約朋客樂隊「雷蒙斯」(Ramones)主唱喬伊•雷蒙(Joey Ramone)那麼投入，或者像他那樣敢於公開表達一片赤誠。1998年，巴蒂羅姆開始收到一位自稱「喬伊•雷蒙」的人的電子郵件。很自然，她一開始懷疑這位「喬伊•雷蒙」是否是那位「喬伊•雷蒙」。那些郵件經常是這些內容：「瑪麗亞，今天我在CNBC上看見你了，當時你正在談論英特爾(Intel)。我持有英特爾的股票，但我覺得他們正被 AMD奪走市場份額。給我打電話。喬伊•雷蒙。」這真的是擁有「Sheena is a Punk Rocker」、「Teenage Lobotomy」和「Now I Wanna Sniff Some Glue」等經典作品的那個人嗎？

「我最終給他回了郵件，的確就是他，於是我們開始了這段關於市場的偉大友誼。他非常見多識廣，且洞悉市場。他真的是個很出色的投資者。」

不過，對雷蒙而言，這段友誼顯然還包含更多市場以外的意義，因爲在他2001年因癌症而病故之後發行的一張個人專輯中，有一首名叫《瑪麗亞•巴蒂羅姆》的情歌。歌中用淡淡抒情的韻律唱道：「每天都在電視上看你/你的眼神讓一切順利起來/我每天看到她/我每晚看到她/她如影隨形伴我左右。」

「在他去世後，他的很多樂隊成員和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喬伊愛你』。」

巴蒂羅姆承認，比起喬伊•雷蒙，她個人的音樂口味更偏向弗蘭克•辛納特拉(Frank Sinatra)，而她丈夫責怪她過於情緒化。「我說，我不是這樣的。喬伊•雷蒙寫了一首關於我的歌。但無論聽了多少遍雪莉•貝西(Shirley Bassey)的歌，我都很冷靜。」

巴蒂羅姆的眼睛和她的獨家新聞一樣，經常被人提起，而她並不否認漂亮外表幫助她取得了現有地位。「但在這個行業中，一個人光憑外貌肯定無法保住自己的地位。歸根結底，你必須有真才實學。你無法愚弄觀衆。他們是這顆行星上最聰明機智、最有見識的人。 」另一方面，她也喜歡散發女性魅力。「我是『女人中的女人』。我喜歡時尚。我喜歡做髮型。」此時，她正身穿古姿(Gucci)套裝、腳蹬莫羅•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高跟鞋、手提寶格麗(Bulgari)手包，看上去非常迷人，一派商務風格。

大人物的重視

華爾街許多高層人物都很重視她。高盛(Goldman Sachs)前總裁、紐約證交所現任首席執行長約翰•塞恩(John Thain)表示，他翻開《商業週刊》(BusinessWeek)時，第一件事就是閱讀她的專欄。

她曾採訪過美國商界幾乎所有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人還接受過數次採訪。她表示，他們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部分是因爲她在採訪中不會刻意給他們設置陷阱：「我所需要的，是關於當下熱點問題的明確答案。」

在她主持的大量精彩訪談中，她特別提到了對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前董事長漢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的數次採訪。其中有一次採訪，是在AIG董事會剛剛迫於紐約州檢察總長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壓力而解除他的職務之後進行的。

巴蒂羅姆與很多遭受斯皮策調查的人關係密切——其中包括紐約證交所前首席執行長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與我們在同一家餐廳進餐的肯•蘭貢以及其他一些指責這位檢察總長濫用權力的人。「在漢克•格林伯格一案中，很多人指責（斯皮策）既充當法官，又充當陪審團和行刑者，」她表示，「權力可能會被濫用。但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爲他完成了一個壯舉。他確實讓事情規矩起來了。」

斯皮策是巴蒂羅姆有意再次採訪的對象之一，此外還有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遺憾的是，默多克忠於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的福克斯新聞頻道(Fox News)及其首席執行長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我曾邀請他再度上我的節目，但他說：『不行啊。羅傑•艾爾斯會瘋掉的。』」

福克斯計劃於今年晚期啓動一個與CNBC抗衡的商業頻道，有人猜測，巴蒂羅姆可能會跳槽。但當被問及是否與福克斯洽談過，她只是表示她與CNBC的合約將延續到2008年。她還質疑，是否還有市場空間容納另外一個商業頻道。

根據她目前的合同，CNBC有責任協助她成立她自己的製作公司，而她希望該公司能夠製作一些記錄片。從更長遠來看，她想做一檔分析當日重大事件的訪談節目（無論是什麼事件），同時不會失去她對商業的特殊興趣。

我們等了至少15分鐘，咖啡還沒端上來。巴蒂羅姆非常抱歉地表示，她真的要走了。「我3點鐘要上節目。」在出門的路上，她再次與蘭貢交流了幾句，而後者則懇請她不要像對待伯南克一樣對待他。

作爲與瑪麗亞•巴蒂羅姆共進午餐的男士，我被留下來付賬，並最後品嚐一下這種榮耀。

戴維•懷頓是英國《金融時報》

紐約分社社長

譯者/梁鷗 牛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