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各界對於改革的期待越來越熱烈。各種跡象表明，新一輪改革猶如箭在弦上，蓄勢待發。這和「十八大」以前的激烈爭論、莫衷一是的局面有極大不同，耐人尋味。

其實，這種爭論已經持續了數年，可以看作是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爭論的繼續。第三次改革大爭論是由國企改革觸發的，迅速蔓延到其他領域。當時反對市場化改革的人們將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都歸罪於市場化改革，批評、否定市場化改革的「改革失敗論」聲音到處蔓延，甚至有人斷言「改革失敗」。他們要求加強政府幹預，堅持國企，排斥民企，甚至要求退回到改革前的舊體制。

但形勢的巨大變化發生在2008年。這年夏天，中國成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被一些人視爲中國崛起的標誌。年末，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西方發達國家陷身其中，經濟成長放緩，而中國藉助海量投資的拉動保持了高速成長，在低迷的全球經濟中一枝獨秀。隨著時代背景的轉換，持續數年的「改革失敗論」被另一種聲音所取代，以「中國模式論」爲代表的、頌揚中國奇蹟的觀點大行其道。這種觀點認爲，中國之所以避免危機，取得輝煌成就，是因爲中國有強大的政府、超強的國企，應該堅持現行體制。

因此，所謂的「改革失敗論」與「中國模式論」並沒有本質區別，它們都懷疑和否定市場化改革，支援強政府和大國企，支援舊有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再加上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撓，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停滯不前，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一些學者警告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趨勢愈演愈烈。堅持市場化改革的人們與這這些思潮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形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堅持強化政府，強化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種觀點堅持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

中共「十八大」能夠對延續數年的爭論做一個決斷，明確中國到底向哪個方向走。11月中旬閉幕的「十八大」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覆。它重申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從經濟改革來說，中心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種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變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從政治改革說，強調改進執政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更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註重發揮法治的作用。這意味著，重啓改革議程所需要的前提步驟已經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與《財經》雜誌主筆馬國川合作的新書《重啓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自然受到外界高度關注。這本書不是遠離現實的純學術著作，而是以深刻的問題意識爲先導的現實之作。在這本書寫作的兩年半時間裏，社會各界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爭論一直在激烈地進行著。這本書也對這場爭論作出了回應。在作者看來，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但是由於改革不徹底，導致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要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當務之急是重啓改革議程，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十八大」以後，改革在整個社會升溫，從領導到大衆，對於今後的改革推進都有很強的期待。現在的問題是，改革如何重啓，怎樣實現改革再出發？《重啓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對這些問題均有論述，具有啓示意義。

在1989年以後，中國改革一度停滯倒退，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最終在1992年再次啓動了改革，並以「三步曲」完成了一次改革大推進：第一步，確定目標模式（現在的說法叫「頂層設計」）；第二步，制訂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設計，做出總體規劃（或行動綱領）；第三步，實施行動綱領，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1990—1991年，鄧小平數次提出，中國應該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是並沒有馬上就形成共識，在1991年末還出現了「皇甫平事件」：解放日報連續刊登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呼籲推進改革，但是馬上就受到另一種力量的反擊。於是就展開了一場到底是要計劃經濟，還是要市場經濟的一場大爭論。在這場爭論中，主流的媒體表現的是一種保守的傾向，但是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各界人士以理力爭，不懈努力。1991年的10月—12月，中共中央江澤民總書記召集了11次討論會，著重討論怎麼搞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參加討論會的經濟學家幾乎一致地認爲改革目標要建立市場經濟。（參見該書《第十講1993：經濟改革進入「整體改革」的新階段》）

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徹底打破了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爭論，爲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在「十四大」前夕，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統一了黨內高層的思想。1992年11月的「十四大」上，最終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目標模式確定以後，並沒有停留在口號上，又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最終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透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整套實施市場化改革的方案。1994年開始執行這個改革的總體規劃，中國改革終於進入整體推進市場制度建設的新階段，並最終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正是中國經濟能夠崛起的制度基礎。

可是，20世紀末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很不完善，還遺留著很多舊體制的痼疾。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一系列改革要求。然而，十六屆三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執行情況不盡人意。雙重體制的繼續存在，使得有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矛盾日益尖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激烈爭論。

「十八大」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決定，符合大衆對「重啓改革議程」的期望。關鍵的第一步已經邁出，根據上一次改革大推進的經驗，第二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總體規劃設計好。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巨大而複雜的系統，做出總體規劃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需要朝野上下、官產學各界人士協同努力，環繞完善競爭性的市場體制這個中心，對財稅體制、金融體系、國有經濟、市場監管、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政府職能等方面做出改革的方案設計，同時也要將政治改革進行通盤規劃。然後把這些方案設計綜合起來，明確改革的重點，做出各項改革的實施步驟和配套關係的安排，制訂一個合理可行的改革總體規劃。

第三步，就是按照總體規劃的要求，打破阻力，全面推進改革。現在，既得利益越來越強大，它們不願意改革，今後改革的阻力和障礙會很大，所以要下定決心，就像「十八大」報告所說的那樣，「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來推進改革」。如果不能克服這些既得利益設置的阻礙、障礙，改革就很難推進，再好的方案和總體規劃也難以落實。

難得的改革視窗期已經開啓，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社會各界應該積極地參與到改革中來，和衷共濟，另一方面也不能將改革浪漫化，對於深入改革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阻力要有心理準備，要理性地看待改革的艱難曲折。只有每一位公民都盡力而爲，戮力同心，形成強大的改革合力，纔有可能將中國推向富裕、民主、文明的更好未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國的歷法，是年天干爲水，地支爲火，意味動盪與變化。

回望2012，究竟發生了什麼？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但2012年大衆顯然更偏好宏大敘事，學者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成長率的爭論熱鬧一整年。對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經濟乾坤顯得少人關注，雖然官方開年伊始就確定不再「保8」，將全年GDP成長目標設定爲7.5%。

儘管如此，當2012年第二季度出現7.6%的成長，三年來首次低於8%的數據，卻引發業界關於經濟硬著陸的擔憂。隨後PMI與進出口等數據相繼步入年內低谷，甚至引發再來一次四萬億刺激的判斷。

如今來看，不少機構預測略輸準頭，即使世界銀行也剛剛調整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期，由年中8.2%調低至7.7%。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雖有遠慮，但近憂可解，2012經濟在第三季度末觸底回升，具體可以參見筆者以往專欄《中國經濟政策的教訓》、《7.6%發出了什麼信號？》。

2013年經濟如何走？ 201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經濟週期的蕭條階段，去庫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經濟復甦期，進入短庫存週期的上升段，各項經濟指標應該不會差。這從近期經濟數據可見一斑，中國12月滙豐製造業PMI預覽值爲50.9，上月終值爲50.5，創下14個月最高水準，這表示經濟步入恢復，製造業活動在進一步擴張。

展望2013全年，經濟增速將溫和回升，同時通貨膨脹也維持溫和，對於經濟業者，這幾乎算是一個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可能是我們安享的最後的「黃金時間」，將要用盡過去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入世紅利的最後剩餘價值。如果無所作爲，2013將是我們未來頗爲值得懷念的「美好舊時代」。

更具有歷史視野地考察，中國經濟當前狀態幾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覺良好」：相對高成長伴隨相對低通膨，但是這一狀態註定不能持久。未來中國，不僅應該習慣低於8%的常規狀態，而且應該習慣將成長果實更多反饋民衆。

從2011年末以來，中國消費對於成長貢獻開始超過投資，但按照官方數據，中國當前個人消費僅佔GDP的35%左右，仍低於其他類似國家水準。以往以投資拉動的成長，事實是一種對於人民福利的擠壓，也就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中，象徵投資的「大砲」太多而象徵消費的「黃油」太少。

提升消費回饋公衆，並不僅僅是正義的體現，更是符合經濟轉型與效率的必然路徑。正如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言，歐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於六個制度優勢：競爭、科學、私有產權、醫藥、工作倫理以及消費。其中的產權可謂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權利共享的基礎；而消費則還原了工人作爲消費者的本性，也間接刺激新一輪的生產。「資本家理解馬克思忽視了的東西：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試圖把他們的工資壓到僅夠維持生存是不合邏輯的。」

當前中國，最可與之比擬當屬舊日蘇聯的輝煌時刻，但是國強並不等於民富。即使當時的蘇聯俾倪歐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針見血的點評：整個冷戰中的最大困惑或許是，蘇聯爲什麼不能生產一條優質的藍色牛仔褲？儘管蘇聯能生產戰鬥機和氫彈，但他們的牛仔褲卻很糟。

沒有消費的支撐，再多摩天大樓也不過是鋼筋水泥森林而已，經濟轉型也是水中望月。經濟必須能夠回饋民衆，藏富於民的本質是放開管制，無論對於民企還是民衆，如此才能充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構成中國社會良性轉型的基礎與可能。

老話說，歷史往往會發生驚人的重複，第一次是以喜劇面目，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雖然中國人沒在2012年12月21日等來瑪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卻中見證了高層人事的變動。伴隨著微博新媒體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對放鬆，以往幽微曖昧的權力政治，某種意義上以全民窺探的形式再現，日漸有演變爲一場熱門戲劇的趨勢。

然而，這未必是壞事，我們離文革的距離也沒有我們想得那麼遠，「去魅化」本就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即使官方新華社，近期也破例刊發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紹七常委從政歷程以及相關言論，而常委們的家庭以及財產情況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將告一段落，所謂「新政」，能否落實？2013年，會好麼？筆者希望，2013年能成爲期待之年，全面重啓改革之年。

值得重視的是，2013年是必須珍視的寶貴時間視窗，一系列重大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系統化的全面改革應該重啓。例如，在城鎮化的口號之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薦釐清市場與政府邊界的戰略任務；例如，推動意義重大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推動服務型政府轉型；再例如，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強化對債務風險的控制，其中的重點是對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債務風險的控制，等等。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些年一直爲此呼籲，他的新著《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亦是重複強調「重啓改革」。他認爲中國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中共「十八大」報告講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麼，中國還有什麼路？吳敬璉斷言未來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爲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其二，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爲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這是兩條擺在中國面前的靜靜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條，把一條留給下次，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歲末總有幾分願景。幸好，魯迅還說過，「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未來10到15年中國的GDP增速會有多高？在討論中國經濟的未來時，這是人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

我自己的答案是：這段時期的平均增速大約是8%或略高，其中前半段會比後半段高一些。爲了證明我的答案，我想指出，過去30年，中國的GDP平均增速約10%，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美國和歐洲經濟大幅衰退的時候，中國經濟也保持高增速，在2011年和2012年僅有小幅的下滑。以下三種因素爲這種快速成長做出了貢獻：

第一，中國有充裕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包括機智的企業家、勤奮高效的工人和總體來說聰明可靠的勞動力。在大約四千年前的商朝，高質量的勞動力就利用先進的技術製成了青銅器。從那時候開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造就了這樣高質量的人力資本。

第二，雖然有些機制還不完善，但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較爲行之有效的市場機制。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這個因素的缺乏，中國並沒有這樣快速的經濟成長。

第三，作為後來者，中國能以高速追趕先進的國家。美國也擁有前兩個因素，但由於缺乏第三個因素，所以不能快速成長。

前兩個因素將保持不變，第三個因素的影響將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發達而逐漸減弱，中國總體仍將保持成長。由於中國是個大國，所以第三個因素的變化會很緩慢。當沿海地區變得更富裕時，內地的廣大地區仍相對貧窮，仍能爲成長提供空間。這就是我預言未來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增速仍將保持8%的原因。

考慮到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當權。和任何執政的政治領袖一樣，共產黨的領導人也對維護自己的統治興趣盎然。爲了達到這個目標，領導人們已經嘗試並將繼續嘗試在必要的時候控制中國人民，同時在必要的時候爲人民提供他們渴求的東西。領導人會使用胡蘿蔔加大棒。胡蘿蔔包括社會福利、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比如教育的提升和民主的推進。推進民主在近幾年已經成爲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會彙報的政府工作報告的主題之一。

爲了完整地預言中國未來政治體系，除了對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行爲進行預言之外，我還需要預言中國人民對共產黨政策的反應。由於共產黨的政策是多維度的，不同羣體的中國人民對政策的反應也不同，因此對以上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想要預言的是哪種政策和哪部分羣體的訴求。即使我們準確地預言了未來共產黨會採用某些政策，我們也需要預言在中國哪些羣體會支援這些政策，哪些羣體不會。中國的社會穩定將取決於在未來有多少中國人民會強烈反對某些重要的政策，以及如果存在強烈反對，中國共產黨會不會改變這些政策。

在解釋了預言中國政治發展的困難之後，我可以根據自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行爲的理解來提供自己的判斷。在我看來，共產黨的領導人將有足夠智慧不強行向中國人民推行不受歡迎的政策，這是爲了他們自己能繼續執政，也是爲了作爲領導人向中國人民提供利益。因此，未來的中國將保持政治穩定。

以上論斷沒有考慮一個重要的條件。我在本節開始提到，中國的政治領袖最關心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力。另外，或者有人說強有力的政治領袖會試圖爲了私利使用自己的政治權力。結果是，中國腐敗蔓延，共產黨的領導層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腐敗的問題可能會嚴重到影響中國的政治穩定。到底會或者不會，我很難做出預言。

會有一個民主政府在中國發展起來嗎？答案取決於如何定義民主。民主的某些形式會逐漸發展起來，因爲共產黨和有影響力的中國人都想要如此。但中國民主體系的性質將不同於美國民主。實際上，即使歐洲國家的民主體系也和美國體系不同。首先要注意到，這個話題對大多數居住在中國的人而言，並不像美國知識分子和住在美國、歐洲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認爲的那麼重要。如果民主產生，其性質將和美國現行民主形式不同，主要原因是中國有著和美國不同的文化傳統。美國人看重自由，而中國人更看重社會秩序。美國人充滿個人主義，而中國人更有集體意識。比起自由，中國人更看重社會和諧、法律和秩序。他們關心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包括長輩和朋友。孔子在著名的關於和諧的理想社會的論文《大同篇》中寫道：社區的財富應該由每一個人分享，人們應該像照顧自己的老人和孩子一樣照顧別人的老人和孩子。這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私人財產體系的理念。

在考慮採用民主時，在選擇政府官員和共產黨的領導人時也將採用某些選舉的形式。目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由全國黨代表選舉產生。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務委員（全中國最有權力的七個人）由中央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目前，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民主是透過直接選舉村幹部的形式實踐的。在未來，直接選舉可以擴展到更高級政府官員的選拔。

（編注：鄒至莊，美籍華人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鄒氏檢驗」，曾向臺灣及中國大陸提供經濟政策諮詢，八十年代實施「鄒至莊留學計劃」，經濟學家楊小凱、李稻葵、許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於此。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因在反日遊行中用自行車鎖砸傷一名開豐田車的中國同胞，現年21歲的蔡洋於今年9月被捕。蔡洋被捕後，他母親試圖爲他的行爲辯解。

楊水蘭說：「學校教他『日本人是壞人』，打開電視，大部分電視劇都是關於抗日的。怎麼可能不恨日本人？」

楊水蘭的話似乎有些道理，只除了一點：被蔡洋砸傷的是一名50歲的中國人，而非日本人。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解體使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共必須改進「思想工作」。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

這種有選擇的歷史教育一方面突出外國侵略者的殘暴，一方面忽略中國領導人自身的一些暴行和錯誤，其目的在於培養一種民族主義的、反西方的受害者心態，從而增強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以往的歷史敘述著重刻畫中共最終取得階級鬥爭的勝利，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則把敘述的重點轉向中國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鬥爭，中國的角色由一個光榮的勝利者變成了一個孱弱的受迫害者。

中國與鄰國的關係日趨緊張，其中最令人困惑、也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是，世界對中國的看法與中國人（上至最高層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對中國的看法迥然不同。

對世界其他地方而言，中國就像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龐然大物，一心想欺侮那些小一點的國家。而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孱弱、屈辱的國家。一個老被找麻煩的國家怎麼可能欺負別國呢？

20年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果，從中國對鄰國外交政策立場的迅速轉變中可以看出。

長時間以來，中國一直奉行一種外交政策，這種政策的意圖就是將其鄰國納入自己的羽翼。但實際上中國與幾乎每一個重要的地區合作伙伴都存在領土爭端，如今，中國政府只剩下兩個盟友——巴基斯坦和北韓。這兩個國家都處於一團糟的狀態。

與日本的爭端是中國最嚴重的地區爭端。而對中國咄咄逼人的態度感到緊張不安的日本民衆，剛剛以壓倒性多數票選出了一屆右翼的政府。

一年前要是有人說中日之間可能爆發戰爭，這個人肯定會被當成瘋子。

但如今，西方外交家、甚至中國政府的一些資深顧問都擔心，如果中國船隻或飛機在東中國海爭議島嶼附近與日本船隻發生衝突，戰爭可能一觸即發。

在中國官員和普通民衆當中，戰爭之說流傳頗廣。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一場「有限的戰爭」對中國政府有利無害。中國政府可以透過這樣一場戰爭顯示其決心，並鞏固國內對習近平領導的新一屆政府的支援。

這種觀點目前還不是主流。持這種觀點的人主張，美國是一隻「紙老虎」，其在中東的行動以及金融危機都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實力。他們斷言，如果中國能夠從日本手中迅速地奪走幾個無人居住的島嶼，美國政府不會干涉。

另外一些頭腦比較冷靜的中國戰略家對這種觀點嗤之以鼻。他們認爲，美國政府會被迫向亞洲地區的盟友們表明姿態，以示美國有意願、也有能力爲這些國家出頭。

就目前而言，關於戰爭的言論仍只是一些老將軍和蔡洋這樣的年輕人的空談。這些年輕人從小接受民族主義教育和毋忘國恥思想的薰陶。

別國無法改變中國的教育體制，也無法改變中國根深蒂固的世界觀。但至少，外國領導人必須瞭解中國領導人的心態。

譯者/何黎

12月13日，中國海洋局的飛機出現在釣魚島（日本稱爲「尖閣諸島」）上空，中國首次對釣魚島進行海空立體「維權」，這也爲持續近8個月的釣魚島危機畫上了重要一筆。

2012年中國外交的重點集中於東部沿海一線，從南海到東海，「麻煩不斷」，中國也在危機管理中積累外交經驗。21世紀前十年世界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而權力結構的調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層面，2012年中國外交正是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煩惱」的應對，也許這樣的局面隨著「中國崛起」這一議題的展開還會繼續，中國需要從麻煩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中國崛起」時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纔可能避免疲於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邊是首要

在中國「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然而，「關鍵」與「首要」的重要性很難釐清。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大國外交的關鍵性得以凸顯，大國外交、首腦外交是中國外交的主要路徑。中美關係、中俄關系、中歐關係以及中日關係等大國的雙邊關係佔據了主要的外交資源。

中國邁步於「大國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國爲外交的關鍵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檢國際關係史，尤其是大國興衰史，很多時候大國崛起的關鍵在於周邊，沒有穩定的周邊外交環境，崛起的跳板就變成了藩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周邊的含義遠遠超出了其字面意義，它不僅指代一個國家周圍的鄰國，更是一種權力分佈的態勢。當代世界，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是平等一員，但是真正決定世界發展進程的是大國，於大國而言，周邊意味著邊緣地帶，也是大國博弈的舞臺或者緩衝區。一個大國走向崛起，穩定的周邊環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邊是破碎的，則可能讓崛起曇花一現，如二戰後的蘇聯。

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大國之一，周邊外交不僅是首要，也是關鍵，更具有基礎性。2012年周邊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顯，在昔日比較平靜的西太平洋，軍演、對峙不斷上演，一個直觀的原因是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戰略力量向亞太一線集中，從而使中國周邊成爲中美博弈的「邊緣地帶」。2010年，美國希拉里在東盟宣佈美國回來了，中國外交界、國際關係學界一直在研究「狼來了」的問題，兩年過去了，中國逐漸習慣「狼來了」，因爲「狼」並沒有那麼可怕。

中菲黃巖島的對峙折射出美國在中國周邊「搞小動作」的限度，菲律賓上至總統下至外長都需要拿美菲同盟來對抗中國。中國國防部長時隔9年訪問五角大廈，美國並沒有做出給予菲律賓軍事支援的表態，而是採取了「不選邊」的做法。此後，中國實際強化了對南海的控制權，包括設立三沙市等。南海問題也成爲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東亞峯會這個地區性論壇上對抗中國的「籌碼」，然而，東盟十國在南海問題上並非鐵板一塊，泰國、柬埔寨等國不願意因南海問題損害與中國的關係，7月份的東盟會議，由於各方分歧較大而沒有發表會後宣言。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的周邊。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雙邊經貿往來不斷增強，但是，地緣經濟上的合作並不能代替地緣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與美國保持了更爲緊密的關係。東南亞地區在地緣安全與地緣經濟上呈現二元分離的態勢，在經濟上，搭乘「中國龍」崛起的快車以獲得經濟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國鷹」的羽翼以獲得安全保障。當然安全與經濟的分離並不是東南亞所獨有的。冷戰期間，隨著西歐諸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體也呈現出安全與經濟分離的態勢，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外交界討論最多的是如何維繫大西洋共同體。

安全與經濟的二元分離，中美兩國各具優劣。對於中國而言，經濟貿易並不能真正穩定周邊態勢，花錢無法購買和平，需要真正構建地區性的安全機制；對於美國而言，軍事同盟不能給盟友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同時軍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質疑。對於這樣的局勢，中國可以安撫周邊國家，繼續綏靖，以實惠弱化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或選擇強硬姿態應對，讓周邊國家明白，與美國的親密關係是麻煩的來源。很多政策選擇是在兩可之間，2012年的中國周邊外交更偏於後者。無論強硬還是綏靖都是一種政策選擇，而政策效果則需要評估，在此基礎上選擇更優化的外交政策。

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分離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將成爲中國周邊的特徵，能夠彌合二者的分離則是對中國崛起的莫大考驗。中國周邊在地緣上是中國鄰國，在戰略上是美國的「鄰國」，因此，周邊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國外交的關鍵性。

「錯誤知覺」與中日僵局

沒有人會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關係會急轉而下，而起因在於日本地方政府官員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的「大放厥詞」，即日本東京都政府將「購買」釣魚島，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讓中日關係降至近年來新低，而且日本政壇也因此而風雲變幻，民主黨不得不提前大選爲自民黨讓路，第三黨勢力的影響在擴大。

無論釣魚島還是教科書都是中日關係中的結構性難題，在短時間內都難以解決，而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夠時時發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錯誤知覺」。所謂的「錯誤知覺」並非是誤會，而是一種認知思維的慣性，這種思維的慣性包括先入爲主、慣性思維以及歷史認識。決策者在面對突發事件時，以自己的知覺來分析「資訊」，對時局進行判斷，最終做出決策。在此過程中，人們往往容易願意將對方視爲團結一致的整體，同時高估或者低估危險性，這種錯誤的知覺會使對峙加強。

石原慎太郎在美國發表「購島」言論之後，在中日政壇引起波瀾。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長官，發表關涉外交事宜的言論已經越權。石原的「購島論」也揭示了釣魚島爲日本實際控制的事實，這與中國人傳統的「釣魚島爲我國固有領土」的認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論被迅速炒熱，在爲個人贏得政治資本的同時，開啓了中日「錯誤知覺」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佈釣魚島「國有化」，搶在石原慎太郎的東京都之前將釣魚島置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國有化」更多是土地產權的交易，從私人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以此來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爭端。對於中國而言，無論東京都政府「購島」還是東京政府購買都是讓中國直面喪失領土的事實，這是關係到主權領土的核心利益，因此，無法做出妥協。在東京政府宣佈「國有化」之後，中國國內很多人並不相信這將變成事實，而直到日本政府透過了國有化的法案之後，中國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中日從「政冷經熱」陷入了「政寒經冷」之中，中日經濟戰不僅被熱炒，也變成了事實。

中日兩國是東亞兩強，未來東亞地區的合作取決於兩國關係的發展態勢。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之後，兩國關係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滋生，國家興衰之間，民族情緒處於震盪之中。中國「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則躁」。

中日關係是大國關係的關鍵一環，於中國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筆者曾主張中日兩國都需要向德國學習，日本需要對於歷史問題做出深徹的反省，而中國則需要從德國在二戰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與營養。

釣魚島引發的危機尚未平息，中國維權的艦船與飛機在挑戰日本「實際控制」的狀態，可以預見，2013年釣魚島依然是中日關係的焦點，而且會撬動中美日三角關係的發展。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歐巴馬政府雖然採取了「不選邊」的姿態，但是國會卻將協防釣魚島納入到預算之中，這意味著，釣魚島成爲美國「調度」中日關係的砝碼。

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滲透著「大國興衰」的邏輯，相比之下，中國是個崛起國，而日本依然處於「失去」的軌道上，美國則處於「守成」之中。三個國家雖處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但是歷史發展進程卻迥然有別，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唯有將自身置於大國成長歷史進程之中，纔可能在汲取大國崛起的經驗，同時處理與不同歷史進程中的大國關係。

中日之間的僵局爲東亞局勢帶來了很多變數，但是中日之間的底線是不戰，至少在這一點上各方之間是具有共識的。而北韓半島的「飛彈與核」在2012年裏也牽涉了中國不少的精力。

半島無核化：現實與理想

中國在北韓半島問題上的立場是堅持半島無核化，但是這一立場卻屢屢經受北韓核試驗或者火箭發射的挑戰。與中國的立場和願望相悖的是，北韓實際具有了遠距核打擊能力，這是中國外交潛在的麻煩。中國周邊成爲世界上核武器最爲集中的地帶，從而對中國的持久和平與穩定構成了挑戰。

12月12日，北韓突然發射了「光明星3號」火箭，並且將「銀河3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美、韓、日等國基本判定北韓初步掌握了洲際彈道飛彈技術，換言之，北韓在理論上可以對美國構成核威懾。所謂的威懾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個要素中，北韓只缺少能力，在頻繁的核試驗與火箭反射過程中，雖然受到安理會代表的國際社會的反對與制裁，但是北韓依然我行我素。

在北韓鍛造本國核威懾力的同時將中國置於兩難之中：北韓是中國的盟友，也被視爲中國的戰略屏障，但是這個盟友卻頻頻做出讓中國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後，北韓經歷了權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時間，北韓進行了兩次火箭發射行動，其中4月份的發射以失敗而告終，北韓與美國關係逆轉惡化，而此番火箭發射更是出乎各國意料之外，在發射前一天還傳出由於技術問題發射需要延遲至29日的說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並進入預定軌道。

擁有核威懾力的北韓具有更多的選擇權：或者繼續以往的道路，以「核」來引起周邊大國的關注，以此作爲談判的資本；或者改弦易轍加入核俱樂部，開啓改革的征程，融入東亞的合作網路之中。北韓之所以可以「特立獨行」，根源在於它是世界上爲數不多的封閉國家之一，所謂的制裁與封鎖的效果並不明顯，但是「特立獨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維持本國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場經濟時代，自我封閉意味著資源無法自由流通，經濟成長便無從談起。

北韓的殺手鐧也是其軟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經濟與安全同樣重要。北韓以地緣政治的優勢來制衡東北亞的地緣經濟網路，這種權力的裂變使北韓成爲東北亞地區政治經濟網路的空白點或者黑洞。隨著北韓具有遠距核打擊能力，這種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裂變將會帶來更加嚴重的挑戰，對於中國而言，彌合二者之間的裂痕關乎東北亞安全，也關乎崛起大計。

中美關係「縱深」發展

大國是關鍵，而中美關係則是關鍵中的關鍵，胡錦濤在2011年初訪美，2012年習近平訪美，保持了中美關係的連貫性。自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中美關係的利益紐帶不斷夯實，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爲兩國的溝通提供了管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讓中美關係很難重走美蘇冷戰的老路，即便在美國「戰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國都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與傳統大國關係不同的是，中美關係的焦點在經濟層面，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美經濟關係向縱深發展。2012年度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不再是焦點，美國更關注中國國有企業的商業性，以及中國市場的准入問題。匯率問題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於人民幣匯率水準趨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問題，中國產業升級正在進行中，中美的貿易競爭向產業競爭轉移。美國需要在覈心產業方面佔據先導，因此，產業的競爭使美國更關注中國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問題。三一重工、中興、華爲等中國企業在美國受阻，三一集團甚至將歐巴馬政府告上了法庭，這意味著中美外交關係的主體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間關係之外，企業也成爲重要的主體，所謂的公共外交已然興起。中美之間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硬權力」的範疇，更多的是國家能力、社會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區域經濟整合、國際貨幣等領域，中美之間的競爭更見真章。中國在推動東亞地區的FTA建設的同時，美國以TPP滲透其中，日本在參與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的同時，也徘徊於TPP的門檻之外。人民幣國際化持續推進，東亞國家貨幣與人民幣的關聯度超過了美國，中日韓三國的金融合作受阻與美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同時發生。

凡此種種，中美關係不僅廣度上在拓寬，而且深度上在發展，深度的相互依賴與競爭使中美關係成爲不同以往的新興大國關係。中美關係可以走一條不同的大國興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換屆之年」，權力的交接對每個國家的影響不盡相同，一個成熟穩定的憲政國家可以在權位易人之後保持政策的連貫性；而一個經過動盪與革命而進行權力交接的國家則需要專注於國家內部事務。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也是內政的組成部分，中國外交的目標或者使命是維護本國利益，其中包括主權領土完整、國內安寧、國際安全、人民福利等，人類發展與世界和平是一種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實目標。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國外交有理念、有目標、有路線、有圖景，換言之，中國需要向世界說明自己，實現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於利己基礎上的利他外交，因爲這樣的外交才讓世界安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近期召開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備受矚目，這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上任後的第一次經濟工作會議。雖然會議總結與先前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各種場合的講話精神一致，但還是突出了中國新領導層在明年及今後五年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決心。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及時間表，這令人期待2013年可能是中國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新起點。儘管新領導層對未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確定，但需要克服來自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如何在諸多經濟決策中的兩難和次優抉擇中進行選擇，表明改革之路仍然充滿挑戰。

2013年對於中共新領導層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年，不僅是新政府開始執政第一年，又是「十二五」計劃執行一半的時點，新領導層將不會允許硬著陸的情況發生。雖然會議內容並沒有明確聲明明年的GDP目標，但筆者預計政府會把2013年最低GDP增速目標設定爲7.5%。

正如市場預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3年將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儘管如此，筆者認爲2013年的財政政策將比2012年更爲擴張，而爲了提供有利國內消費和投資的環境，減稅力度將更大；與此同時，2013年財政赤字可能會大幅增加；至於貨幣政策方面而言，爲保持流動性，將有多次降準。‬

從中國國內11月宏觀經濟運行數據來看，在政策支援下，中國經濟處在溫和復甦的軌道上。然而，私人廠商投資仍相當疲軟，顯示巨大的產能壓力下製造業企業投資新設備的熱情不高。從11月新增貸款數據顯示，10年來中長期企業貸款成長第一次出現下降，也進一步證實以上情況。‬

此外，在9月和10月強勁的成長後，11月出口增速下降到2.9%後。展望未來，筆者認爲，在全球經濟惡化的條件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將繼續疲軟的態勢。‬在全球經濟惡化的條件下，成長將繼續是由政府投資支援，復甦仍然缺乏一個堅實的基礎。‬

外部環境不佳，國內潛在需求也疲弱，此外，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開始顯露，製造業產能過剩問題嚴峻。基於此，筆者認爲，2013年溫和的復甦將繼續，但上行空間不大，成長確實只有依靠改革紅利。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次會議的重點是經濟結構改革。筆者認爲，它包括以下幾點資訊：‬第一，將經濟由過去的靠量成長轉變到質量和效益提高的成長方式。在會議之後的講話並沒有提到 「穩定和相對快速成長」之類歷來說法，而是強調可持續性。

第二，強調將城市化作爲提升國內消費及改善農村人民生活條件的基礎。鑑於城鎮化已成爲當務之急，中國的戶籍制度（戶口）有可能大幅開放。

第三，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及時間表，令人期待2013年可能是中國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分水嶺。這和習近平在訪問廣東期間表達的意見是一致的，即中國應該做到以下三點：1）透過關鍵領域改革拉動國內消費；2）加快城市化進程；3）提高創新能力和生產力。

到目前爲止，新領導層已經清楚地表明，他們有決心和能力實施改革。首先，自第十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已經開始反腐敗運動，到目前爲止已有多名高級幹部接受調查；其次，在習近平首次政策倡議中，即「八條規則」中，呼籲結束揮霍無度和空洞的言辭，這意味著相對於過去的重大突破；最近，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選擇深圳作爲外出巡視第一站，這表達對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敬意，意在來展現堅持深化改革的決心。‬

現在問題在於，具體如何推進這些工作？這些都是檢驗新領導層的能力及決心的巨大任務。‬改革開放30多年，容易做的改革都已做了，沒有團體受損而所有人得益的帕累託改進計劃很難再看到了；今後如何改革可能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由此帶來的矛盾錯綜複雜，具體執行和落實是需要政治勇氣和執政智慧的。

展望未來，還需觀察具體舉措及執行。中國經濟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筆者更期待具體的動作，密切關注明年戶籍制度改革、國企提高分紅及大部制改革是否會有突破。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責任編輯：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總是惴惴不安，中國經濟站在十字路口，迷茫難免。改革開放再次成爲時代最強音，但如何改革、如何開放，正在考驗著中華民族的勇氣與智慧。

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牽一髮而動全身，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對於任何政治家而言，這都是棘手的局面。某些改革舉措有可能受到很多階層的反對，有可能因爲改革影響到部分擁有博弈權的人的利益而短期停滯，甚至因爲新秩序適應期導致市場在短期內下行。此時，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心理準備得越充分，對改革的複雜性考慮得越多，越不會被短期的市場漲跌左右，越能夠從容應對。同時，擺脫極左與極右等極端思維的桎梏，穩健但堅定的推進改革，寧可放慢速度爲未來奠定根基，尤其重要。

以中國股票市場爲例，定期機制的長期扭曲，使得市場形成了一批依靠內幕、依靠一二級市場價差食利的階層，這些人手握巨資，在目前的體制下如雨得水。從表面上看，這批資金甚至是中國股票市場活躍度的重要支柱，以至於成爲市場風向標，幾千萬的散戶眼睛盯著幾家營業部、幾個敢死隊員。但從長期來看，這樣的市場必定成爲無序、無公平、價格扭曲的市場。當證監會開始緊盯內幕交易、加大懲罰力度時，新政策不僅遭遇到視上市爲政績的某些地方官員的強大狙擊，也受到強大的股市既得利益羣體掣肘，甚至某些買入垃圾股希望重組成功一飛沖天的散戶的抱怨。並不奇怪，當連篇累牘的內幕交易報導出爐時，有一些公司「我自巋然不倒」，成爲市場公平度的逆向標竿。

中國經濟繼續成長，但增速下降，與以往相比，人們更加富裕，但階層分歧與不安全感卻在加深。有一種觀點蔚爲時尚，即最大的風險並非處於國家貧困交加之時，而處於繁榮之後的利益調整、公民社會的建立之時，正因爲如此，分析法國大革命爆發原因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成爲當今中國的暢銷書，有一些文字甚至可以直接用於當下的中國：

立憲君主制的37年是我們和平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唯有這個時期在這方面能與路易十六朝代媲美……就像當下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很難相信如下事實，賦稅不平等，習慣法五花八門，國內關稅，封建權利，行會管事會，官職等等，有了這些東西，國家居然能繁榮富裕。此書寫到繁榮的兩大動力：一個依舊非常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爲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

以下一段話甚至成爲當今中國的寫照：國王繼續以主子身份講話，但他自己實際上服從公衆輿論，每日每時都受公衆輿論的啓發帶動，不斷向它諮詢，對它敬畏恭維；根據法律條文國王是專制的，但在法律實施中受到限制。在當下的中國，我們既看到網路民意的力量，也注意到上層人士與下層人士一樣沒有安全感，他們受到政府規則、黨的紀律、法律的約束，卻時時遊離於規則約束之外，甚至建立獨立的警察小王國，在這方面，過去的重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分析樣本。

改革需要勇氣，沒有勇氣絕無撕開利益網路、重建利益分配秩序的可能性。勇氣是基礎，智慧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與三十年前在經濟接近崩潰、建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的改革不同，此次改革是在三十年繁榮之後去除隱患的改革，是重建市場新秩序的改革，改革的阻力比三十年前大得多，理想主義大刀闊斧的改革，下場大多不妙。

再以中國的土地改革爲例，在12月16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表示，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

城鎮化有完全不同的路徑，既有剝奪農民原始積累的劣質城鎮化，也有健康持續發展的城鎮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提高城鎮化質量，擴大內需，也就意味著需要給進城農民原始積累，以及後續發展的空間。

目標明確，在實行過程中一系列的問題接踵而來，如果農民的徵地補償提高十倍，一向視土地財政爲地方基建投資資金基礎來源的地方政府該如何生存？在徵地過程中形成的政府、地方強勢人物、農民的金字塔型利益鏈條該如何破解？農民進城後如何尋找謀生之職，目前與市場脫節的蒼白的高等教育，如何轉換成企業與農民、就職人員都需要的職業教育體制？

所有的改革都是在複雜的博弈中求得均衡，在均衡中獲取相對較高的效率。對於民粹主義者而言，徵地分配過程中最好的利益解決方案，當然是把徵地款扣除基本成本之外全都發放給被徵地的農民。但是這樣一來，損毀的不僅有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大大小小的政府白宮，所有偏遠縣、縣與村之間的公路建設都將停頓；對於空談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些問題很好解決，只要把公路、橋樑全都交給市場化的基建公司即可，但他們忘記了沒有市場企業願意染指公益項目，中國市場化聖地溫州等地的規劃與基建落後於其他城市，原因就在於此；而對於政府主導的支持者而言，由全能、大德的政府統一資源、統一分配，打掉黑社會平均財富，無疑是讓人省心的極佳方案。

顯然，極左或者極右的路徑，都將讓中國走向深淵。多年的洗腦教育與不均衡的資訊容易培養出極端主義者，在這方面無論左派還是右派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對抗各派利益羣體，更需要對抗極端主義思潮，這也是最難的環節。

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除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能動搖之外，保障市場、法治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高效發展同樣非常重要。

具體手段包括，既得利益羣體不能繼續擴大，否則，將給中國任何試圖追求公平的政府製造更多的敵人；在改革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以低成本達成目標，比如給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向稅收過度時間，在中央與地方財政之間取得均衡，建設公共財政、減少轉移支付的數量，這纔是提高財政效率的根本，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取消土地財政是不現實的，現實的是降低土地財政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公民的合法財富必須得到憲法強有力的保護，否則，被剝奪的不安全感將阻撓創富基礎。

中國要避免革命，要繼續改良，我們不應該製造更多的既得利益者，不應該以封閉製造更多的極端主義者，更不能夠以大規模的瘋狂運動剝奪合法財富。理性改革，平穩過度，尊重市場規則，房產稅從試點過度到全國，戶籍改革在經濟富裕的長三角、珠三角開始啓動，逐步減少壟斷央企的紅利還利於地方與市場，「中庸」的改革並非弱勢改革，穩健而堅定的改革才能持久。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楚江，ftchinese.editor@ft.com

最近兩年來，中國官員的財產公示成了社會熱議的一個話題。蓋因大家都把它看作反腐的利器，乃至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個別官員對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或者在網上公佈自己的財產，也讓人們對出臺有關制度充滿想像。儘管「十八大」報告隻字未提財產公示問題，但從會上一些高官談及該問題的態度來看，我個人對新任領導人主政後在全國推出有關官員財產公示的制度，持一種樂觀看法。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對此的要求和期待很強，中共無法在此問題上躲閃，它必須回應人民的關切。

例如，上個月，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談到該問題時均表示，會根據中央的要求逐步推進本地區的財產公示。俞甚至說，只要中央決定，自己很容易公開，「因爲我沒有多少財產」。國家智慧財產局局長田力普也表示，若中央要求，他願意公開財產。先前，新疆區委書記張春賢主政湖南時，亦曾有過類似的表態。不管這些表態是作秀還是真心，至少說明在中共內部，還是有些官員包括高官不擔心公佈自己的財產。這與社科院前些年的一個調查相吻合，該調查顯示，超過六成被調查的官員贊成財產公示，而且，司局以上的官員贊成的比例還高於縣處級官員。

既如此，爲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公示制遲遲出不了臺？一些試點地方的做法最後也虎頭蛇尾、偃旗息鼓？我認爲，根本的阻力還是來自上面的擔心，即若真的在全國推開財產公示，社會對官員普遍的腐敗到底持何態度，上面拿不準。如果公示顯示官員的腐敗不嚴重，這跟社會對腐敗的認知不符合，可能會認爲中共在做假，這將有損該制度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如果公示顯示出官員的腐敗與社會的預期一致，人們是否能夠容忍這種腐敗，中共其實心裏沒底。所以，中共對公佈官員財產也就持模棱兩可的態度，既不反對地方的試點，也不提倡。

從各地來看，這幾年，大概有十多個地方進行了官員財產申報的試點，包括新疆阿勒泰、四川高縣、湖南瀏陽、浙江慈溪、寧夏銀川，以及浙江磐安等。這些地方除個別地區外，試點的力度都不是很大，多數只是在內部申報和公示，並未向社會公開，且試點的層級也不是很高，只限於縣級，由此可見這些試點的一個特點：它不是制度化的，而是嚴重依賴本地最高主政者的意志。如果最高主政者被調離或其意志改變，那麼它就很難推行得下去，可持續性很差。有關的調查表明，上述地區的試點，最後基本無疾而終。因而，嚴格來說，它們都算不上是財產公示。

這正是制度性不足和無法制保障帶來的後果。當然並不是說，中共在此方面沒有約束。自1995年頒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以來，中共已出臺了多項涉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財產登記」、「個人重大事項報告」方面的檔案。但是該規定及其他相關檔案天生就具有缺陷，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要求申報的收入和財產不全面，上述規定只要求領導幹部報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產、投資等方面的事項，還缺乏有關債務、社會關係、商業活動、出售或者購買超過一定數額的資產等方面情況的申報資訊；二隻是內部的申報，而非公示，只有上級相關部門和同級領導能夠知曉和掌握這些資訊，即使單位同僚也不清楚；三是缺乏對申報財產的審覈機制，官員申報的財產和收入是否屬實，有否瞞報，並不進行審查，即使審查，也多半內部處理。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爲缺乏相關的制度規定，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下，無法做到審覈。

上述三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官員財產審覈與公示機制的缺失，導致官員能夠輕易隱匿和轉移財產，從而使得有關領導幹部報告個人事項的相關檔案失效。最有條件監督的單位同僚由於無法掌握相關資訊，對不實財產申報無法舉報；即使掌握這方面的資訊，鑑於利益的一致性或害怕打擊報復，也不大可能去舉報；即使舉報了，多半也會被單位領導作爲內部問題處理，上升不到法律層面。除此外，它還會導致另一後果，即領導幹部會把官員的財產申報變成下屬效忠自己的一種工具。

所以，要使現行的官員財產申報這套做法能夠真正發揮作用，成爲反腐的利器，就必須重構這一制度，建立一套完備的、便於羣衆監督的辦法，彌補上述三方面的制度缺陷。這首先需要提升相關檔案的法律層級和效應，也就是，它不僅僅是黨內對官員的約束與規範，而是要變成法律或條例。按照中國立法法的規定，縣級及以下政府是無立法權的，它們不能制定一些帶有強制性的具有法律效應的制度規範，此種權力只賦予給了省級政府。換言之，若要在中國全面推開財產公示，至少在省級層面應制定一部帶有強制性的的法律法規。這個法律法規既可以是一部專門的財產申報公示法，也可以含在其他法律法規（如政府資訊公開法）之中。總之，它必須是經過國家或省級立法機構制定出臺的，用以規範全國或省級範圍的財產申報公示做法。

出臺這樣一部法規，應包含以下幾項主要內容：一是收入和財產明細，把現在未納入申報範疇的有關債務、社會關係、商業活動、出售或者購買超過一定數額的資產等方面的資訊都納入進來，即舉凡與官員任職及家庭成員有關的一切資訊都納入申報公示範疇；二是公示審查的環節，一般來說，除了向社會公示外，還要有對於申報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以及對於謊報、瞞報行爲進行懲治的規定；三是時間表和路線圖，這點對全面推廣最重要，因爲只有爲全面推廣制定一個時間表和行動路線圖，才能讓人感覺到政府的反腐誠意。

其次，除了完善申報公示制度本身外，還須做好社會誠信體系、資訊統計體系、實名制財政體系，以及預防資金外逃等相關制度建設，並對有關的技術條件進行改進。這裏需要強調金融機構在反腐方面的重要性。正如一些論者所講，金融機構不僅要對在任以及曾經擔任過公職的個人的銀行賬戶進行重點審查，而且要對公職人員的家庭成員和與其關係密切的人所要求開立或者保持的賬戶進行審查。政府部門透過確立金融機構覈實客戶身份的義務，可以使金融機構及時發現並報告可疑的交易活動，是預防和監測犯罪資產轉移的重要制度基礎。

當然，這並不是說，要坐等這些制度和技術條件都建立和完善了，才能進行財產公示，事實上，上述制度建設和技術改進，只是輔助條件，是爲了更好地行使公示，它們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不不難解決和完善的。即使一時不能完全解決，也可邊做邊完善。指望條件全部具備再來出臺有關制度，如果不是藉口就是懶惰。

至於時間表和路線圖，我認爲，如果從明年算起，這個時間表可以5年爲限，也就是到2018年中共19大召開前，所有政府官員，至少是各個部門和單位的領導，以及相關重要部門的官員，其財產必須全部公開。但爲了減少財產公開的阻力，剛開始時可從新提拔和任職的官員做起。目前，財產申報公示制的一個癥結，是切入點難尋，一些專家爲此設計了幾個方案，比如從腐敗高發的建築工程等領域的官員開始，又或從新提拔的官員開始。從當前幾個推進力度比較大的地方看，都是從新提拔的官員開始。這說明在此方面有一定共識，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把財產公示與官員提拔捆綁起來，官員爲了升遷和政治前途，更願意接受社會的監督，公開自己的財產。

官員財產公示是從財產的終端方面來反腐敗。無論從國外的實踐還是理論而言，都應該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高發。因此，要出臺這一制度並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從目前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一個認識問題，即讓官員明白，中國建立這樣一項制度，目的是爲了防範今後繼續出現大面積的貪汙腐敗和權錢交易，而不是用來（或不主要是用來）對過去因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所導致的腐敗進行清算，這樣可以減少官員的牴觸情緒和上層的擔憂。

附註：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這項制度在最近兩年推出的可能性更大。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2009年日本民主黨(DPJ)上臺時，曾信心滿滿地希望讓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中日關係回到友好和穩定的狀況。

在成爲日本民主黨的首位首相之前，曾任大學教授的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發表了一篇文章，對「以美國爲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表示譴責，並指出，日本應努力與中國及其他鄰國在政治上融合、結成「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有一件事或能說明鳩山由紀夫對中日友好的重視程度——他冒著激怒保守派的風險，打破慣例，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安排習近平與日本天皇進行了一次會面。當時習近平是公開的中共下一任領導人，現已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然而，中日關係並沒有多少起色。日本民主黨首任外務大臣岡田克也(Katsuya Okada)與中方的會晤並不愉快。他批評中國政府不願削減核武器軍備，這激怒了中方官員。圍繞中日雙方海軍艦艇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令本已陰雲密佈的中日關係更加緊張。

中日之間的這些摩擦有一些是源於日本民主黨經驗不足，以及日本保守派政黨自民黨(LDP)長期執政期間建立的兩國間非官方溝通管道突然斷裂。

由於未能兌現爲頗具爭議的美軍駐日海軍基地尋找新址的承諾，鳩山由紀夫被迫下臺，日本民主黨就此對改變外交政策喪失了熱情。隨後在2010年發生了日本扣押中國漁船船長事件。那名船長的船隻在尖閣諸島（Senkaku,中國稱之爲「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海域與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相撞。該羣島處於日本控制下，但中國對聲稱對其擁有主權。

日本政府最終釋放了中國漁船船長，但該事件加劇了中日兩國在領土問題上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今年導致了更嚴重的事件爆發。

中國外交學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日本問題專家周永生支援中國政府在中日島嶼爭端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但他表示，中國領導人們犯了一個錯誤，在鳩山由紀夫2009年當選日本首相後未能及時接過他拋出的橄欖枝。

周永生指出，中國領導人當時不確定鳩山由紀夫是否確有誠意改善中日關係。他說：「他們錯失了一個好機會。他們反應得太慢了。」

譯者/馬拉

最初，日本零售集團永旺(Aeon)經理們的擔心似乎毫無根據。一個星期六的早晨，3000多名憤怒的抗議者，出現在這家集團位於中國東部港口城市青島城郊的Jusco購物中心外面，不過抗議者列隊走過，沒有衝擊地方官員派遣警察組成的警戒線。

但永旺的青島企劃主管Hiroshi Ono表示，喘息只是暫時的。那個9月的週六上午晚些時候，一個更加龐大的人羣重現，抗議日本政府購買位於中國東海的數個爭議島嶼。這一次，抗議者破門而入，蜂擁進入這家面積逾6萬平方米的商場中，一陣瘋狂打砸洗劫。員工奪路而逃，中方經理在保安和警察的協助下才得以脫身。

這一天，在這片城郊以及中國其他城市的日本企業也經歷了同樣的場景，一直以來支撐中日商業與經濟關係的假設遭到挑戰，令人震驚。過去，中日外交危機從未引發如此大規模、如此憤怒的公衆抗議，對商業影響甚微。談到中日關係時，中國的分析人士常說：「政冷經熱。」

這一事件發生在9月15日，部分受到震動的駐青島日籍高階主管稱之爲「9/15」事件。此後，企業顯然無法不受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了。單是永旺商場的損失就達7億日元左右，日本政府估計，當月中國的反日騷亂給日本企業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100億日元。

代價更加高昂的是，中國人呼籲抵制日貨，這沉重地打擊了日本的汽車和消費品生產商，也打擊了爲這些製造商提供剎車板和發動機潤滑劑等各種產品的日本供應商。

例如，9月份豐田(Toyota)汽車的銷量同比下降了49%。10月份，日本對華總體出口同比下降12%，至9480億日元，這是自1979年有記錄以來，日本對中國經季節因素調整後的最大月度貿易赤字。10月份，前往日本旅遊的中國遊客與2011年同期相比銳減三分之一。自去年3月的核電危機以來，中國遊客一直是日本旅遊業的支柱。

同時，日本企業遭遇來自貿易展覽會的非官方禁令，使其難以接觸顧客。它們還因中國監管機構延遲批准其跨國併購而蒙受損失。

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的中國問題專家鈴木貴元(Takamoto Suzuki)表示：「在中國，什麼都得經過政府審批，現在審批是越來越困難了。日本和中國都承認，雙方必須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但中國這個國家，政治影響一切。」

經濟紐帶的破裂不僅僅影響到中國和日本。中國和日本分別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經濟總量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五分之一。它們的商業部門日益融入到全球供應鏈的環節之中。

對於菲律賓等同樣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鄰國而言，經濟寒流提醒它們，它們自己的商業關係也可能面臨風險，令人憂心。

投資者也不能認爲摩擦是暫時的。儘管有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可能願意緩和緊張關係，但日本週日即將舉行的大選很可能導致日本的外交政策向右轉移，立場更加強硬。東京稱雙方存有爭議的島嶼爲「尖閣諸島」(Senkaku)，北京則稱之爲釣魚島，日本控制著島嶼附近的水域，現在中國政府的巡邏船經常挑戰日本對這片水域的控制權，這讓很多日本民族主義分子憤怒不已。鈴木貴元表示：「看上去，尖閣諸島問題將持續下去。」

自今年第二季度開始，日本陷入雙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舉步維艱，這一訊息無疑雪上加霜。日本人口萎縮，這意味著，日本擴大國內市場的前景有限，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寄希望於新興亞洲市場的成長，尤以中國爲首。

上週，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調降了對今年日本經濟成長的預期，從2.3%降至1.7%，部分理由就是島嶼爭執衝擊日本對華出口。日本頗具影響力的商業遊說組織經團聯(Keidanren)的會長米倉弘昌(Hiromasa Yonekura)呼籲日本政府採取行動，修復中日關係。他批評日本政府認爲尖閣諸島不存在主權爭議的官方立場「難以理解」。

但中日紛爭也影響到了中國的經濟。青島及其他城市出現的抗議場面促使部分日本企業重新思考其中國市場戰略。一名駐青島日籍高階主管表示，參觀青島尋求潛在投資機會的日企數量一落千丈。9月15日，至少有10家與日本有聯繫的企業遭到襲擊。

在華經營的日企超過2.2萬家，其中很多供應機械和零組件，在中國出口工業的成功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他日企向中國日益成長的消費市場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同時還提供更多的服務，如物流管理。

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促使很多公司尋求出路，減少對該國的依賴。汽車廠商日產(Nissan)首席執行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今年10月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該公司將繼續按計劃在中國進行投資，但中日關係的持久不睦可能會減緩擴張速度。

如果日本企業撤出中國，將使中國更難接觸到世界上最優秀的技術以及生產和物流經驗。中國如要成爲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是不可或缺的。

被洗劫的這家青島購物中心由永旺與一家中國合作伙伴組成的合資企業經營。其中方經理表示，日本的現代化管理讓他受益頗多。「我們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國外的先進事物，不論它來自哪裏，」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經理說道，「我們尤其應當與這種知名、先進的日本公司尋求合作。」

永旺購物中心的打砸事件還表明，最直接受到反日騷亂影響的還是中國人。永旺購物中心部分爲中資所有，員工也是當地人。而且，儘管青島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政府一樣在島嶼爭端上憤怒情緒高漲，但多數人仍譴責對企業的攻擊，並認爲失去就業機會纔是最大的洗劫。

一家青島日產經銷商的最大專賣店被砸。該經銷商的經理李昆（音，Li Kun）表示，當地政府提供了修繕費用，但中央政府應當爲更加高昂的銷量損失買單。「對我們來說，政府計劃不當，（對抗議的）應對也不合理，」李昆說。

另一家青島日產經銷商的經理打出了中國對島嶼擁有主權的標語，支援「堅決抵制日貨」，使得自己的專賣店免遭抗議者攻擊。但之後銷量的大幅下滑迫使他跳槽到一家銷售南韓和法國汽車的公司。「我的收入減少了一半，我必須爲家庭著想，」這位經理說，「我也擔心這種事會再次發生。」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的賈慶國稱，一些中國人沒有認識到中日經濟關係破裂對本國的影響。「兩國都受到了傷害，很難說誰受到的傷害更大，」他說，「中國的損失可能更大。」

然而，即便是青島日產經銷商的經理也認爲，經濟損失將無法阻止中國的愛國者透過抵制和其他經濟施壓手段，來迫使日本在一場普遍認爲事關民族尊嚴的問題上讓步。許多人對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佔領心存怨恨。他們說，自己的國家已經足夠強大，已經能在島嶼問題上與日本叫板——他們認爲，日本政府在19世紀竊取了這些島嶼。

中國外交學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的周永生堅持認爲，在島嶼爭端涉及的經濟影響方面，中國處於有利地位。「中國將付出高昂的代價，但由於中國的經濟基礎堅實，成長潛力雄厚，它將能夠消化掉這些成本，」他說，「日本則無法消化這些成本。」

不過，最終賬單的出爐還需要時間。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日兩國政府能否擱置島嶼爭端。目前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上個月，兩國與南韓同意展開三方貿易協定正式會談。中國政府在騷亂之後也在平息公衆的反日抗議。

不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日本公司稱，抵制呼聲對它們與中國的業務往來影響甚微。即使是受抗議影響最嚴重的一些企業也保持著樂觀。

青島永旺購物中心上月重新開業時賓客盈門，購物者津津有味地喫著餐飲區的麪條，逛著時尚專賣店。Hiroshi Ono表示，雖然一些股東對新投資表現出擔憂，但永旺仍計劃在中國和香港的50家購物中心與超市的基礎上進行擴張。「我們準備以每年10家新店左右的速度發展，」他說。

日本汽車的銷量也出現了試探性復甦，意味著愛國主義情緒和擔心日本產品讓主人遭殃的恐慌可能正在消褪。「如果日本產品物美價廉，人們自然會購買，」賈慶國說，「情況不會完全回到從前那樣，但一段時間以後，負面的影響會大幅降低。」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於尖閣諸島爭端懸而未決，中日經濟關係仍將容易遭受外交衝突的影響。

在北京城東的藍島百貨大廈，一名電視機售貨員稱，日本品牌東芝(Toshiba)和索尼(Sony)的銷量，在抗議爆發約兩個月後仍持續走低，比以前低大約一半。

「顧客先看看索尼，再來到飛利浦(Philips)的櫃檯，」這名店員說，「他們知道飛利浦是荷蘭品牌，而中國與荷蘭沒有任何領土糾紛。」

譯者/何黎

（編者按：自2006年起，中國學者楊早每年都主編一本年度評論集《話題20**》，從《話題2005》到《話題2012》，已有八本。這一書系重在觀察與記錄當年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變化，強調「播新知，列譜系，破虛妄」。每年楊早都會爲《話題》、同時也爲整個年度寫一篇綜述，以梳理這一年的精神脈絡。《話題2012》給今年定的關鍵詞是：去魅。2012，從諾獎、愛國到韓寒、雷鋒，甚至後宮與食品，一切都在褪去光環，露出本實。）

什麼樣的話題會進入《話題》，其實是一個隨機事件。歷史沒有真相，新聞也無所謂重要。至於我這樣一個沒有江南style的歐巴，在年末繼續猥瑣地關注各類政治娛樂身邊八卦之餘，突然一身正氣地坐下來寫綜述，我其實是在記錄一些情緒。在我看來，情緒是有史以來最易消散的東西，但又是有史以來流傳最恆久的物事。

挑一件事代表2012的情緒，我會投一票給「諾貝爾文學獎開獎」。諾貝爾獎的擰巴，在於它像娛樂獎項一樣拼命玩神祕，甚至更進一步，連提名名單都沒有，逼得媒體與博彩公司在全球的各界高手裏面海底撈。因此，獎前的預測與盤口，「得與不得」的計算，開獎後一窩蜂式的報導，「配與不配」的爭議，這個獎說明什麼的分歧，展望未來的評斷，都構成了一幕一幕的人間喜劇。尤其當2012的諾貝爾文學獎花落我們這樣一個吵架大國，聲浪幾乎掀翻了房頂，有人漏夜把他的書上架，有人毅然將他的書下架，有人趕著偷蘿蔔，有人忙著種高粱，有人高歌牛掰，有人逼問軟弱。是大國造就了莫言，還是莫言提升了大國？這是最讓我興奮的話題：多元，價值觀，精神生活，莫衷一是。

因此我選擇用幾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成名作，作爲這篇綜述的小標題，順便提醒你們：深入閱讀，獨立思考。

恥

我不是很能確定2012的哪件事更讓一個中國人感到深深的羞恥。是爲被輪姦的女兒請命的唐慧被勞教，還是T恤上印著「不自由毋寧死」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被勞教？是暴雨北京無助地結束於車裏、河裏、地下室裏的生命，還是寒冬畢節垃圾桶裏被廢氣悶死的五個小孩？是自命智識階層的男女在朝陽公園門口揮出的上拳下腳，副教授賞給八十老人的耳光響亮？還是西安街頭90後打工者狠狠砸向日系車主的那把U型鎖？

這些事件之所以讓人感到羞憤，只有一個理由：我們認爲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在一個號稱文明的社會里。而更令人羞憤的，是惡行的受害者無法得到應有的同情、洗刷與補償。「抓應該，放也應該」，「沒抓住時機逃生是他自己的責任」，「五毛就是該打，自負其責不就行了」，「國家大義面前，日系車主就不能少開一天車嗎」？這些評論可能比受難事實更讓人心寒。

這些言論混淆了「行」與「義」的區別。一個成年人，在明瞭並自願承擔行為後果的前提下，選擇什麼樣的行爲，與這種行爲是否獲得價值上的肯定，完全是兩碼事。如果覺得某人可惡就「可以」出手毆打，從毆打到殺戮也沒有絕對的界限。而誰「可惡」是否又歸於自由心證呢？無論「國家大義」還是「民主自由」，都不應是使用暴力的藉口。而公權力的失誤，包括積極失誤的抓捕與消極失誤的忽視，如果沒有任何公開透明的反省與制度性的彌補，我們如何指望這種失誤不會重演，不會愈演愈烈？

倫敦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則提供了另外一些令中國赧顏的事蹟。中國羽毛球女雙隊員消極比賽，或許從總教練到運動員，都真心相信「拿到金牌就是好戰略」。而不將家人病重或逝世的訊息告知正在備賽的運動員，更是工具理性全面壓倒了價值理性。因爲任何比賽都沒有具有超越日常倫理的重要性。

這些恥辱，不會僅僅停留在2012。

我的名字叫紅

《中國好聲音》拯救了日漸式微的選秀。它提供了新的形式，新的賣點，新的話題，但沒有改變選秀的內在邏輯。「盲選」設置的入選懸念與激發的觀看熱情，在後期與「2005超級女聲」全然無殊的賽程與投票中，已被消耗殆盡。

清宮戲和「屌絲」，這兩個熱點被詭異地接合到了一起。關於屌絲的敘事中，「逆襲」自然成了永恆的主題。一旦結局是逆襲成功，前面一切關於「弱勢」的描寫，都會加重觀者代入、釋放的快感。較之傳統的「小人物成功」敘事模式，「屌絲逆襲」模式的最大變異，或許在於主人公不再寄身於「堅守美德+頓悟人生+時來運轉」的寓教於樂故事，而是直接貼上了「腹黑」的標籤，透過對自我的否定，全盤接受了高富帥白富美們制定的遊戲規則，再透過對規則的運用克服先天的弱勢，取得最後逆襲的成功。

在《甄嬛傳》裏，甄嬛的內心掙扎幾乎可以忽略，她的成功在於選擇一種低調的符合其身份的存在姿態，等待權力象徵物皇帝的一次一次的垂青。她很少氣苦，更無短見，不需要修煉，就將自己定位成了宮中打不死的小強。一切的危機與困境都是外來的，無關內心，而這位後宮女屌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成爲古今「屌絲」的偶像。這部電視劇中人物的精神固化與價值虛空，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隱喻。

所以《中國好聲音》也好，《甄嬛傳》也罷，都可以集結到「屌絲的逆襲」這面大旗之下。導師椅激情轉身與甄嬛成功奪權的幻象背後，是中國社會對於資源分配日益固化的焦慮與失望。不知何時，公衆憤怒與仇恨的焦點已經從「官」、「富」悄然向「官二代」、「富二代」轉移。這種概念化的恨怒，與食品衛生問題及特供食品的存在、幼稚園入園難與虐童、「逃離北上廣」與「拼爹」等現象遙相呼應，提示著中國社會的敏感痛區。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2012年末回顧一年前激起波瀾的「韓三篇」，不禁感慨於題目的準確：《談革命》、《說民主》、《要自由》。當時有人問：爲什麼這三篇的題目不對稱，按照談、說的模式，第三篇不該是《論自由》嗎？此後的事實告訴我們，革命可以談，民主可以說，而自由，只能去「要」。

烏坎、什邡、啓東、鎮海……每個地方的事件內情不一，地方當局的處理也方式各異，但這些地域能引發全國性的關注，只有一個理由：它們都是公衆索要自由表達與自由選擇的象徵。事件中具體的是非（比如PX項目究竟有多大危害）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市民以羣體行動來與政府決策博弈的模式。在「論自由」沒有足夠的空間與形式時，「要」就成了唯一的途徑。當然，這種自發的行爲也會挾帶著各種私心與過火，但是有什麼別的法子嗎？

也許在這一點上大陸人可以學學香港。香港今年爆發了一連串的抗議，準不準自己人拍照，讓不讓大陸人來港生孩子，能不能在地鐵上喫東西，要不要標準化的國情教育，都構成了抗議的原因，上街的理由。不過有抗議經驗的香港人，抗議行爲與日常民生互不相妨，香港沒有動用鄰市特警，抗議者也沒有砸車扔花盆，有些事情解決了，有些事情還懸置著，不管怎樣政府與民衆間有可見的互動，事件有相對透明的進程。

「韓三篇」沒能等到這更大更深入的討論，就淹沒在「代筆門」的口水戰裏。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對革命、民主、自由這些大詞的不同認知，正是歧路亡羊的中國社會亟需透過激辯與爭議走向共識或索性分裂的關鍵點。即使韓寒曾因「韓三篇」成爲某些人眼中的「背叛者」，能將不同階層的公衆引向同一討論空間的客觀效果，也是一樁知識建設的功德。而糾纏於「代筆門」的成篇累牘，或許可以滿足許多人的道德義憤，釋放許多人的偶像批判或保衛教主的熱情，從社會知識推進角度而言，所得其少，反而製造出許多不必要的分裂。

「代筆門」當然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提供的正能量大概在於「去魅」，不僅是對韓寒，對方舟子的去魅，一大批熱衷其中激情昂揚的發言者，都在此戰中再次向公衆展現了「只看立場，不問是非」的中國論戰特色。在2012，意見領袖與時事評論員們，迎來了又一次集體的意外死亡。這或許倒自然形成了言論江湖的門戶清洗。

生死疲勞

如果一個人在2012年走完從生至死的歷程，會遭遇到什麼？

假設你是一個健康活潑的女嬰。首先，你可能不知道該在哪兒出生。2012年北京的月嫂最高價格破萬，同時的新聞，是香港人對「雙非」孕婦的反感與排斥。但不管多貴，不管多難，你的父母總是會想方設法，要把這個起跑線往前挪一點點。

上幼稚園了，虐童事件各地頻發，父母天天犯愁：該把你送到什麼樣的所在，才能避免被拎雙耳被膠帶封嘴被打耳光被倒放進垃圾桶呢？

上小學了！你正式步入了危機重重的漫漫人生路。萬一你遭遇了壞人的引誘，萬一你遭遇到強姦，會不會被法院定性爲「嫖宿幼女罪」？如果你媽媽爲此事上訪，會不會面臨勞教的處罰？

提心吊膽地熬到了中學，更糟糕，你的男同學開始成年，如果交友不慎，搞不好一瓶硫酸就會潑在你青春的容顏上。

高考季節，全家族總動員，爲你毒青蛙，爲你攔路人，所有這些行爲，都轉化爲壓力，放在你那稚嫩的肩膀上。

謝天謝地，你平安地考上了大學。可是孩子，每一次去洗手間，你都要萬分小心。你可能會被高年級男生偷窺進而強姦、殺害；你也可能晚上被叫出來陪老師喝酒，高空墜亡。

阿彌陀佛，你大學畢業了，也找到了還算體面的工作。可是，爲什麼你鬱鬱寡歡，又總是勞累不堪？也許有一天，你會猝死在一次加班之後，也許，你會因憂鬱症自殺，微博上做最後一次直播。

幸好一切平安無事。寶貝，被人叫剩女沒關係，當不了白富美也沒關係，千萬要身體健康，不要去喫路邊攤的地溝油，不要去喝某某牌的牛奶，旅遊時不要輕易上當地的遊艇，如果你搖到了號，不要買日系車，不要在別人演愛國戲的時候出門，不要在下雨下雪時開車上路，國慶長假別出門，除非你真的喜歡高速公路七日遊，或智取華山。

如果你能嫁一個好人，就一起好好過日子。不要因爲挺方或挺韓而吵架分手，也不要參加微博約架，給下一代樹個好榜樣——這比全民學雷鋒靠譜得多。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鄰居因爲什麼事情集體散步，請和平關注，也請他們注意表達的策略。

如果你們有幸能活到老，沒被舌尖上的中國擊垮，請保持閱讀，鍛鍊思維，爭取不得阿爾茲海默症（就是「老年癡呆」）。抑鬱症和老年癡呆是中國人的大敵，不只因爲情況普遍，還因爲政府與社會對此少有作爲。

上述這些全是個案，幸運如你，一定都能避開。可是爲什麼一年下來，你的心裏還是沉甸甸地裝滿疲憊？中國人似乎都活在陰影下，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會不會淋溼自己的頭。這種憂患感不是壞事，比起「八十年代」動輒擔心開除球籍問題，切身的憂患，更能幫助我們坐言起行。

諾貝爾獎開出了盤口，這是會讓八十年代的文青嚇跌眼鏡的訊息。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一切神聖的都褪去了魅力，這就意味著：重建的時候到了。我們用掌聲送走了莫言代表的八十年代，莫言代表的鄉土傳統，或許還有「莫言」的家國分離的權力體制；我們能否合力構築一個有著「規則下的平等」，一個真實、有序、恰如其分的社會？一個能感知生死疲勞的社會，就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社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魏城，責任編輯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近日，曾經備受矚目、一波三折的李莊案再度峯迴路轉。最高檢察院和重慶市一中院分別就李莊控告當年的重慶專案組徇私枉法一事聽取其意見，國內媒體也迅速跟進，有論者稱之爲「李莊案第三季」。

此案無疑已成爲中國法治化進程中的標誌性案例之一。倒不是因爲當事人所受冤屈和損害極其嚴重（中國冤假錯案有遠甚於李剛案者），而是因爲此案直接關係對重慶「打黑」運動的評價與定性，政治意味深重，而且當年重慶的相關官員出於私心和打擊報復目的，公然置法定程式與法治原則於不顧，亦屬觸目驚心。李莊案「第一季」和「第二季」期間，因其強烈的政治風向標色彩而成爲「敏感」話題，一時之間公開媒體無法自由討論，彼時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要對「歪曲事實」的報社和記者起訴的「雙起論」也讓人心生寒意。幸運的是這一頁已經揭過，最不堪的時期已經過去，反思李莊案的教訓有助於構建中國法治的更好未來。

在李莊案的激烈時刻，媒體上也曾就「實質正義」與「程式正義」的權衡問題展開熱議。事實上正如馬克思當年所說，「德國的現實是如此粗鄙，以至於不需要理論家的分析」。所謂「實質正義」與「程式正義」的平衡問題，是在法治和公民權利保護機制已臻於極度完善的國家，過於嚴格的程式是否會帶來實質上的不正義的問題，其前提始終是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式。而李莊案及重慶「打黑」期間的所作所爲挑戰的是基本法治的底線：司法機關能不能不經審理就對被告人做有罪推定；檢方能不能因律師爲被告人做辯護就將其列爲報復對象；公、檢、法能不能不遵守法定的相互監督與制衡機制而串通一氣，刻意陷人於罪；檢察機關能不能教唆證人作僞證；法庭審理要不要遵守法定的舉證質證程式，等等。在這個層面上，程式正義本身就是實質正義。毒樹不可能結出佳果，不遵守基本程式必然造成錯誤和冤屈。

從更大的角度來看，假如對李莊案的重新處理能夠帶來對重慶「打黑」運動的深層次反省，以及方向性的捨棄，那麼更大的期待就是，整個中國的司法改革能夠回到更強調「依法治國」的軌道上來。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國」口號，而依法治國的前提是實現更大程度的司法獨立，但在最近幾年裏，司法獨立訴求越來越被政治需要和維穩大局壓倒，「黨的領導」近年來得到更多強調，乃至凌駕於「依法治國」和「憲法法律至上」之上。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司法改革進程的停滯不前，以及方向上的困惑和迷茫。

中共「十八大」報告重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本月初講話時強調維護憲法權威，保證憲法實施，「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假如能使憲法中已規定的公民權利得到完整的落實和切實的保障，中國的人權狀況已足以大大改觀，而實現這一點需要政治意志。

最後，李莊案期間重慶當局對所謂「黑律師」的打壓，以及藉此案所掀起的輿論攻勢，甚至要求律師「講大局、講政治」的教育，已經影響到中國律師羣體的生存狀況，獨立、公正的法律職業羣體的存在本身遭遇挑戰。這一狀況需要糾正。政府需要強調並保障律師獨立、超然於司法機關與政治的身份，只有具備這種超然性，當公民需要從法律職業羣體那裏獲得對抗公權力的服務和保護時，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而那些限制律師、嚇止律師、導致律師視某些類型的訴訟爲畏途的制度性障礙，應該得到及時的拆解。

法治原則的另一個要求是，不能讓訴訟和審判變成政治鬥爭與清算的替代品。宋朝馬定國有詩「蘇黃不做文章客，童蔡反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到頭奸黨是何人？」寫盡政治鬥爭和本質性判斷帶來的混亂與荒謬。原詩是寫北宋的黨爭，但放到當今中國的現實中，也不禁讓人心生聯想。走出這樣的困境就是堅守法治原則，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以法律作爲唯一的判斷準繩和遊戲規則。唯有如此才能走出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泥潭，構建一個真正的現代社會。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一、中國會政改嗎？

毫無疑問，中國政治的未來已經成爲這個時代最爲重要的議題之一。不僅因爲在理論上對接了「文明的衝突」或者「歷史的終結」這樣宏大的問題，也因爲其與十幾億人口的命運息息相關。不管是遮遮掩掩的學術論爭，還是街頭直白的「飯局革命」，都在熱切爭論諸如「中國會不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政改，會朝哪一個方向去」這樣的問題。

2010年，我在FT中文網發表了一篇《中國政改的歷史與現實》的文章，引起了不少討論和爭議。我當時意在指出,領導人口頭髮言表示要政改，不一定能真的推動政改，因爲會受到各種制約。溫家寶2010年密集談政改被認爲是個重要的信號，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1986年鄧小平談政改的次數比溫家寶更多，決心更強，也未能推動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當然，實事求是來看，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確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基層直選，尤其是1987年頒布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農村基層政治格局的改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儘管未能推廣到縣鄉級直選，包括縣長、鄉長和人大代表，但這個基層的口子已經放開。

基層民主帶來的好處很明顯。耶魯大學的錢南茜（Nancy Qian）等人研究了中國基層民主化對公共品供給和再分配的影響，發現整體而言，實現基層選舉的村莊，不僅公共品投資總體上增加了27%，而且村莊內部的再分配使得收入差異下降，實現了由選舉前較爲富裕的家庭向貧困家庭轉移。這裏有兩個啓示，也就是基層民主既有利於做大蛋糕，也有利於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

實際上，對應中國而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問題，也同樣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但是不是能從治理好一個村推廣到治理好一個市、一個省乃至全中國，還需要細查。在發表於FT中文網的另一篇文章《中國改革是怎樣失去共識的？》中，我提及了政治上無競爭的情況下，統治的合法性以前是來自「以成長換穩定」，發展成了硬道理，並不意味著構成中國社會的各個羣體對未來的政治改革有一個清晰的共識。但當過了一個階段之後，分配不公的問題會對政治穩定提出挑戰，這時候要轉向「以分配換穩定」的統治策略。當然這絕不意味著要放棄成長，只是說必須直面長期成長率逐漸放緩的事實，以及不公分配帶來社會衝突對穩定統治的挑戰。而正是在這裏，下一步怎麼走，其實並沒有共識可循。

這就是意味著，並不需要討論中國會不會政改的問題，因爲實際上政改已經在進行了；要討論的是到底怎麼改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卻很難達成共識。

二、頂層設計還是摸著石頭過河？

那麼下一步到底怎麼走呢？這裏面主要的分歧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方向：是走頂層設計的道路，還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方向都能在官方學者中找到支持者。例如「堅持走頂層設計之路」的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和認爲必須「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纔是正路」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

（一）頂層設計

對於一直語焉不詳的「頂層設計」，許耀桐在《人民論壇》（2012年，第368期）發表了《頂層設計內涵解讀與首要任務分析》一文，詳解了頂層設計的來龍去脈。《「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頂層設計」一詞以來，迅速被各類知識分子和媒體引入，開展了廣泛的討論。甚至像《財經》雜誌這樣一貫堅持市場取向的媒體，也在不斷討論該如何「頂層設計」，全然不顧這個概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工程設計和計劃經濟的遺留物。按照許耀桐的解釋，頂層設計譯自「Top-down Design」是一個工程技術的設計理念，意思是從最高層開始從上到下一層層設計好，並不單單指對最高層的設計，還包括對中層和基層的設計，具體化到細節。儘管許強調不能將頂層設計完全解讀爲工程設計，還需要「哲學思維和人文思想」，以及設計好的各層有沒有相應的「施工隊伍」可以來完成執行。

我並不特別清楚許在此關於「需要哲學理性思維」和「崇尚人文思想指引」在頂層設計中指的到底是什麼，但這樣一種設計的思路，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1945年，哈耶克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Hayek, F.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4): 519–30.）一文，已經明確指出這種計劃經濟思路要麼因爲成本太高而無法集中所有的知識，要麼即便能集中所有的知識也不具備及時處理知識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的。

而蘇聯和中國計劃經濟的慘痛教訓似乎並沒有使知識分子們徹底認清「分散的社會知識透過自發的市場機制去協調纔是最爲有效的」，乃至於還留戀和糾纏於類似「頂層設計」這樣荒謬的概念上。最讓人喫驚的是，這一概念甚至擄獲了吳敬璉這樣的一度被稱爲「吳市場」的學者的心。

難道是學者們從中依稀聽見了美國費城制憲會議的聲音，認爲那也是一種「頂層設計」？威爾遜曾經說美國是「制憲難，行憲更難」。27個憲法修正案一路走來的血淚史說明了憲政的實現絕非什麼「頂層設計」可以達成，而是在具體的行憲過程中，反覆折騰，才漸成共識的。以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廢奴和投票權爲例，美國直到1865年的憲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廢除了奴隸制。儘管1866年已透過「民權法案」，但要在1868年才由「第十四修正案」確認了其憲法基礎。而後在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規定「所有公民不得由於膚色和種族的區別而受到選舉權的限制」，但卻不包括婦女的投票權。一直要等到1920年美國婦女纔在憲法中透過「第十九修正案」確立起投票權。這中間的社會運動、政治鬥爭不計其數，「頂層設計」又豈能設計一個本就不確定的未來？你可以說其中有一些普適的價值和一些基本的原則是值得堅持的，但不能把「頂層設計」當真。如果當真了，我不得不直說，那恐怕是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們」集體幻聽了。

（二）摸著石頭過河

反倒是房寧對此的認識比較清醒，儘管房寧的言論經常自相矛盾。但房寧在《環球時報》發表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摸著石頭過河」》一文對「頂層設計」是外行的批評，卻是有道理的。房寧的論證是基於政治乃衆人之事。這就意味著政治改革涉及每一個人，而基於每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改革實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過房寧認爲戈巴契夫改革好像是一夜之間變天，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而且說戈巴契夫改革把俄羅斯帶上了絕路，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對中國社會而言，臺灣地區的民主實踐經常被當成政治改革的例子。認爲這是成功政改的，往往誇大了蔣經國的英明神武，就好像臺灣沒有經過「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就一下子變成了民主社會；而認爲臺灣政改是失敗的，往往僅僅聚焦於陳水扁的貪腐或者議員之間的鬧劇式鬥爭，而看不到臺灣社會整體上的「和諧穩定」。實際上，臺灣地區的民主還在發展中，但顯然不是一帆風順，靠什麼頂層設計就能完成的。

房寧總結「摸著石頭過河」的政治改革是「問題推動」、「經過試點」、「統籌兼顧」的，一來避免類似「頂層設計」這種虛無理論先行的做法，二來由於從實踐出發又統籌兼顧和試點改革，能避免出現全面政改失當帶來的巨大代價。這樣來看，房寧似乎也認爲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無非是不能採用頂層設計之路而已。

但房寧的前後不一之處在於他認爲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已經成型。在《中國政治模式已經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8月31日）一文中，房用「三統一」、「四制度」、「五不搞」來總結中國特色的民主模式。所謂三統一是指「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種文字細究起來，也完全能以套套邏輯來完善，例如說「依法治國」只要立足於在憲法中規定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就不會產生矛盾。而達成「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也可以在紙面上說成一件事。

但這種牽強附會的論證能不能得到現實的印證，恐怕是個大問題。最近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考察北京牛街社區時說「讓黨員成爲羣衆眼中的好人」，的確與之前的一個招聘「段子」遙相呼應。那個段子是說有個小妹去應聘，對方人事邊看簡歷邊說「你是黨員啊」，小妹緊張回應說「黨員裏也有好人啊」。黨羣關係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變成了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黨「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一類說法現在也基本不提了，部分黨的幹部也全然忘記了黨員也是羣衆，加上數量衆多的黨員腐敗案件的爆發，難免黨員就被羣衆當成反面典型。郭金龍的本意是說「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好黨員的先鋒模範帶頭作用」，但這與羣衆眼中的黨員顯然不屬於同一類羣體。

房寧的「四制度」是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羣衆自治制度。房認爲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逐步定型」的體現，而且「這四項制度是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這顯然也通不過現實的檢測。在「一國兩制」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不同於大陸，實行區域自治。問題在於在香港如何發展黨組織？如何繼續堅持黨的領導？黨在香港發展與基本法的衝突由什麼機制來協調？再比如說在郭金龍調研的牛街社區，基層黨組織建設與社區自治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在牛街這種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會不會與社區自治的原則有潛在衝突？或許不僅是因爲理論本身的混亂，也是因爲通不過現實檢測，房寧才發明出來的企圖含混過關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逐步定型」這種說法。

房寧還化用吳邦國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來加持其所謂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吳邦國提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但這種說法並沒有經過中共中央集體決策的確認。中共的指導思想迄今爲止已經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強調黨作爲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到「三個代表強調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如果這不還不叫「指導思想多元化」，那麼「多元化」這個詞大概就失去意義了。與此同時，「不搞私有化」這個說法也與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實踐格格不入，與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衝突的。這說明試圖將違背現實的東西揉在一起搞成所謂「有機統一」的理論努力，最終只能是個「四不像」。必須指出的是，執政黨的成功經驗恰在於「以成長購買穩定」的最近三十年裏，或多或少依靠了「指導思想多元化」和「私有化」，這恐怕也是執政黨到目前爲止還維持了穩定和發展的重要理由。

如果房寧能堅持其一貫的邏輯，那麼現實提出的問題就是如何切實處理黨與羣衆的關係問題，領導與自治的潛在衝突問題，以及如何利用已經成功的經驗問題。從「摸著石頭過河」的道路中總結出的「問題推動」和「試點」，在這裏依舊適用。房寧前後不一的說法只能表明其理論投機行爲，不僅無助於真正解釋中國政改的現實，也無助於爲中國政改提供政治學的洞見。

（三）何處尋路？

當然有人會質疑說「摸著石頭過河」更多是基層的經驗，哪怕再上升一點，也不過是一個地方的經驗，能不能應用到全國的範圍？更何況「政改」是下一盤很大的棋，要通盤考慮，摸著石頭過河，試點然後推廣這種模式不適用。許耀桐就指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是初級的、淺層次的，而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後，由於不在淺灘近處，石頭不好摸了。因而，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已難以應用和奏效。」由於摸石頭已經力不從心，所以迫切呼喚頂層設計。

在我看來，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摸著石頭過河是非常實用主義的態度，而且這個視角適用於政治體制改革。而「頂層設計」儘管是錯的，但這一路分析其背後要指向的是黨自身的改革問題。儘管廣義而言，黨自身的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不是摸不到石頭過不了河了呢？這個判斷是存疑的。許耀桐在文中也明確指出頂層設計的首要任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積極謀劃」還要「穩妥推進」，並著重處理「放權、基層民主選舉和黨的制度建設」等三個問題。

在放權這個領域，鄧小平以來的改革經驗表明，政企分開，允許市場而不是計劃發揮作用，能取得經濟成長的巨大成果。那麼在行政領域實行黨政分開，允許基層擴大自治的範圍和強度，能不能提高行政分支的效率和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呢？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切實的問題，並且可以透過試點來檢驗其效果。由於在政改思路問題上充滿爭議，那麼觀察一下生產思想產品的大學和智庫恐怕就很有必要。對具有相應行政級別的大學和智庫而言，由於黨政不分開，使得行政部門會借黨的權威對研究部門進行干涉，造成思想不自由的局面，從而降低了思想產品生產的效率和質量，這也是爲什麼高校和智庫無法有效提供高質量政策建議的重要原因之一。那麼可否在這個領域進行試點，黨委與相應行政級別的大學和智庫脫離，再進一步看黨政分開之後的效果。

而基層民主選舉的擴大化顯然也是可行的，這不僅包括在當下還沒有實現基層民主直選的地方全面實現基層直選，也包括將直選的範圍從基層擴大到縣區級領導和人大代表的選舉。這兩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還是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同樣可以試點的也包括黨內民主。基層黨組織一把手說了算的現象嚴重，需要儘快採用民主程式來確定諸如黨費使用等重要問題。黨內民主不僅包括中央政治局，也需要落實到基層。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治理恐怕也是組織管理學歷史上的大難題，如果管理一個超過8000萬人的組織，當然構成巨大的挑戰。按照目前的集權式管理，必然會產生黨員的腐敗問題，而運動式整風運動即便能在短期內達到一定效果，也不能保證長期上抑制腐敗。而允許各地黨組織自行探索黨內民主的具體模式，未嘗不可。

對鄧小平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放權問題。在沒有一個統一可循的放權模式之前，允許各地或者各個分支去自我探索自治之道，倒的確可以成爲中國未來政治改革的可選道路。這一來得益於中國地大人多，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留出來作爲政治體制的試點改革。二來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政治改革而言，也是一種有益的態度。

由於未來確定的不確定性，所謂的政改「路線圖」和「時間表」之類是作不得真的。倒是關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不管中國未來走什麼道路，都是適用的。中國共產黨要維持穩定和發展，也離不開這些原則。這裏的問題是，隨著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原則越來越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想要用原來的方式維持穩定和發展會越來越困難。也將會迫使黨不得不做出改變，而這種改變本身就是政改題中應有之意。

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言，「摸著石頭過河」其實已經提供了至少兩個有用的經驗：基層民主與「一國兩制」。對於基層民主的經驗，前面已經說過，應該普及到所有基層；與此同時，也可以試點擴展基層民主的經驗到縣區級。而「一國兩制」可以透過兩種不同的形式來擴大試點：一種是透過連鎖城市的形式來實現，即香港提供港式制度與管理經驗在內地設立新的「城市」，由所在地提供城市土地，並吸引來自全國的投資者和移民參與城市建設，例如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城市收益由幾方共享；另一種形式是擴大「一國兩制」的試點，既然香港可以試，內地例如上海浦東的綜合配套試點改革步子可以再大一點，試點特別行政區，如同當年試點經濟特區一樣。

三、政改的思路

只要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連續性並且是應對不確定性的過程，實際上就能避免走上「頂層設計」的歪路。相比之下，摸著石頭過河儘管注重實際經驗，但未必會繼續贏得黨內的支援。

有人試圖透過對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的文字分析，得出有「新政」氣息，但這種看法很可能是錯的。對比十七大和十八大關於政治體制部分的論述，儘管十八大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列在報告第5部分，比起十七大列在第6部分，提前了一部分，也首次明確提出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這並不意味著黨內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或者「中國特色政治道路」的看法有個轉變。

實際上詳細比較兩個部分的論述，不難發現變動不大。並且在這些成熟的共產黨政治話語之下，是看不出政改跡象的。在十七大報告中，政治體制被分成六個方面加以論述，其順序是：人民當家作主、基層民主、依法治國、統一戰線、行政改革、和權力監督。在十八大報告中，政治體制被分成了七個方面，主要是將「人民當家作主」分拆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兩方面，而在之前這原本是納在一個方面。接下來的順序是基層民主、依法治國、行政改革、權力監督和統一戰線。唯一不同的是對統一戰線的處理，將之調整到了最後。

這其實並不說明任何問題，也不意味著統一戰線問題不重要，或者行政改革及權力監督會得到更多的重視。究其本質而言，分析此類文字並試圖從幾個方面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還是接近「頂層設計」的思路，而顯得不夠實事求是，或者說不願意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甚至也忽視了以前摸石頭得出的經驗。

對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從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視角從來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但威權政治的最終轉型如果沒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大量民主實踐，恐怕也是不可想像的。孫立平和張千帆兩位教授最近又都一再提醒社會的潰敗和個人的墮落是不能有益於政改的。在個人普遍墮落、公共精神崩塌的潰敗社會中，即使來自上層的力量推動了政治體制的轉型，往往也難以維護新制度。對每一個具體的公民而言，不必仰望廟堂，而是紮根社會，把專業技能與公民社會的發展聯繫起來；不必寄望「頂層設計」，還是繼續「摸石頭」去吧，至少「摸到的石頭」或許還可以用來鋪政治體制改革的路。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樹必自腐而後蟲蛀之。

「空談誤國」最近很熱，尤其涉及人心向背的「腐敗」問題之際。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多次表態「腐敗涉及亡黨亡國」，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而有救火隊長之稱的王岐山主管中紀委，甚至重現問計專家的新聞橋段。凡此種種，使得國人對於習李時代的「反腐」再掀熱情：這次，來真的了？

那麼，中國腐敗究竟有多嚴重？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數據，如果清廉以10分爲滿分，在2011年「清廉指數」（CorruptionPerceptionsIndex，CPI）排名中，中國得分3.6，在18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75位，對比之下，香港爲8.4，臺灣爲6.1，澳門5.1，印度排名95。

透明國際的數據歷史雖談不上多久遠，但不僅爲學界接納，近些年也出現在中國官方宣傳文字之中；雖然其統計方式雖然不乏值得商榷之處，但中立性卻不容置疑。對於中國，更爲公允的評價應該是縱向比較。中國90年代曾經在41個國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爲3.2，在158國家中排名78。

由此可見，比起過去，中國的清廉指數雖有起伏，但仍有不少進步，爲何目前腐敗愈發人人喊打？正如學者資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發諸多反響，「現在我們國家最要命的是全社會腐敗……最可怕的是從小學生接受腐敗教育：媽媽給老師送個禮，要不然對我不好。」

數據是冰冷的，身邊的故事則顯得生動得多。伴隨著「裸官」到「裸商」的過渡，近幾年來腐敗幾乎成爲最能夠激起公衆集體情緒的辭彙之一，甚至當年提出腐敗某種情況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學者張維迎，也對於近年腐敗的加劇錯愕不已，聲稱腐敗已經蔓延到到語言領域。

當我們談論腐敗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各家對腐敗定義不知凡幾，透明國際的廣爲人知的定義是「非法使用公權力以獲取私利」，美國蘭德研究生院院長RobertKlitgaard甚至給出一個著名公式：「腐敗＝壟斷－責任＋自由裁量權」。

綜合而言，筆者認爲，腐敗更準確的定義是掌握權力的個人基於其自由裁量權而收取租金。在真實世界中，政府權力就是一筆巨大資源，其中大部分租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權力系統中的個人收集。

也正因此，腐敗問題有「表與裏」兩個層面：表面的問題是，在爲政府收租的過程中，個人自由裁量權過大，將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政府權力過大，收取的租過大，且未經完備授權，滋生了諸多尋租空間，也使得貪腐層出不窮——更進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員組成的政府，但仍舊可以收取過大的租。

也正因此，民衆對腐敗的義憤，不僅在於腐敗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更在於腐敗引發的不公加劇，也間接拷問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換而言之，腐敗不僅是經濟上的剝削，更是權力分配的歧視。

現代政府，往往有作爲民衆守夜人的職責，收取合理租金有其必要性。與之對應，政府收租之後應該爲民衆提供所匹配的公共產品，而腐敗減少了民衆理應獲得的服務；更加嚴重的是，官員收租之後，往往允許其收買者超出規則許可範圍地行動，間接置其餘於不公平境地，如此是雙重的不公正與剝奪。

也正因此，腐敗並不是僅僅一羣體制內官員自肥的封閉小圈子，其影響足以外溢到整個社會，誠信缺失以及潛規則盛行不過其中一端。城池破碎，還可修葺一新，但是人心頹敗，恐怕難以重拾底線，腐敗盛行之下，社會潰敗的隱憂甚至超過社會動盪。

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距離權力的距離，幾乎定義了一個人成功的幾率，腐敗因此成爲不公正獲利的扈從。民衆對腐敗的憎惡，也摻雜著對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義憤；當收入分配不均已經是社會穩定最大隱憂，如果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制度性腐敗，則是超級炸彈。

腐敗的負外部性可見一斑，可見人人都恨腐敗，既然如此，爲何不去根除腐敗，甚至出現民間所謂「越反越腐」的咄咄怪現象？

已故的美國學者奧爾森晚年曾經傾心於對權力及經濟繁榮關係的研究，他認爲經濟成功要有兩個必要條件：首先所有人都穩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財產權利和公正的契約執行權利，其次則是沒有掠奪行爲。

對照來看，腐敗無疑是對於這兩個條件的侵蝕，且如果繁榮的真理如此顯而易見，爲何沒有所有國家都跟隨？奧爾森指出，提供法律與秩序的成本，一般情況應該遠遠低於國民收入以及稅收，財產等不平等甚至往往有助於維持秩序；但是在經濟政策不善以及制度不良的國家，則存在另一番情況。

在這類國家，政府的規定價格往往在市場出清價格之下（之上也成立），那麼區間就有大量的尋租空間，買賣雙方都會因規避法律而有所收穫，私人領域的所有激勵也傾向於破壞法律，這也是不少學者抱怨的「全民腐敗」癥結——如果存在大量的價格扭曲行爲，必然有各種形式的權力黑市存在，行賄與受賄也變得司空見慣。

奧爾森強調，第三世界的政府傾向於試圖推行違反市場規律的政策，甚至違反市場規律往往成爲國家的行爲規範；他認爲這是腐敗在蘇聯式國家不僅成爲問題，甚至蘇聯解體之後也成爲重要問題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對於權力的監督從來不是簡單的問題，腐敗更被列爲是世界性難題。政府權力是抽象的，必然依賴具體的個人來實施，也正因此，官員天然具備自由裁量權；問題在於，如何約束這樣的自由裁量權？

一方面，如果這種自由裁量權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來約束，不少組織行爲學的文獻證明，其有效性薄弱不堪，而且科層制下官員的晉升可能傾向於會超過他們的能力範圍；另一方面，不少經濟學研究也證明，至少對於底層官員而言，至下而上的監督也遠遠沒有想像中那麼有效率——比如，這就是民主而腐敗的印度難以迴避的現實困境。

也正因此，反腐敗而言，單向度的監督遠遠不夠，必須「自上而下」系統中新增來自下層的與來自橫向的約束，纔有可能補足對權力的約束。下層約束的最好方式是官員以其政績被問責，例如競選；橫向約束而言，其方式則包括新聞、出版、言論自由等帶來的力量。

回頭對照，中國式腐敗爲何難解？癥結在於，政府過分強大，不僅掌握了過分巨大的社會資源，收取了過多的租，而且民間社會長期被擠壓，沒有公民社會的基礎，這使得下層約束與橫向約束的可能性與管道遭遇隔絕。

從微觀行爲分析，腐敗以及反腐，其實都是一種理性人的理性選擇。從經濟學而言，成本收益永遠是第一考量，也正因此，不僅應該透過限制行政權力降低官員腐敗的收益，也應該透過司法公正等方式降低舉報人的成本，應該讓公民有遠離跨省以及勞教等恐懼的自由，如此，不僅腐敗有望得解，經濟繁榮亦可期待。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作者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

中共十八大順利閉幕，標誌着中國開始進入由習、李主政的新的十年。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在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後，「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爲中國經濟必須直面的一個挑戰。過去支援高速成長的一些有利條件，包括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成本的優勢以及出口的快速擴張，已經開始消失，GDP成長潛力已經從過去的10%下降到8%左右。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較快的成長速度並最終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其發展方式能否成功轉型。因此，未來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至關重要。而伴隨著領導層的換屆，國內外各界對於改革的期待也進一步增強。

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策框架包括三個重要支柱：產品市場放開、要素成本壓低及政府有選擇的干預。這個框架曾經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成長，但也逐步引發了一些嚴重的結構性風險。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在於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核心是實現三個方面的轉變：一是消除要素市場的扭曲，最終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二是建立一套與新興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宏觀政策體系，包括相對獨立、專業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和責、權結合的財政預算制度；三是改變過去政府強力動員資源直接支援生產、出口與投資的做法，轉向鼓勵與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

要實現這些轉變，適當的政治改革必不可少。一方面，中國的政治體制從大方向上決定了今後政策的連續性，因此改革能夠推進到什麼程度，還需觀察。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現實已經使得改革無法繼續迴避，比如影子銀行業務的快速膨脹迫使當局不得不加快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如果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那麼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實現8%的成長潛力。但是在從「經濟奇蹟」走向「常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也很可能面臨改革以來第一次經濟衰退甚至第一次金融危機。對此，政府與企業都應該有充分的準備，應對得當，衰退與危機就有可能成爲進一步改革的契機，而未來的成長之路也有可能由此變得更健康、更可持續。

改革三十年的發展方式

要分析未來經濟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首先需要理解當前經濟模式的成績、風險及其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幾年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年均GDP增速達到10%，人均國民收入從1980年的22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000多美元，同期貧困人口的比例從84%下降到了13%。早在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就將這一經濟成就命名爲「中國的奇蹟」。不過與此同時，經濟風險也開始逐步加大，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收入分配、經濟結構、資源效率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所指出的，當前的成長是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

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策略曾有不同的解讀。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認爲核心改革是從計劃經濟年代的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轉變爲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樊綱教授則強調「雙軌制」的重要作用，即一方面保持國有部門及計劃經濟，另一方面創造條件讓非國有、非計劃經濟活動快速成長。薩克斯和胡永泰教授認爲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向東亞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靠攏；而周其仁教授則提出改革解決了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降低交易費用，從而中國早就擁有的低成本優勢才轉化成了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重要動力。

上述這些解讀揭示了經濟改革的一條主線，即市場化。但以市場化概括改革期間的經濟政策，卻並不完整。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策框架起碼包括三大政策支柱：產品市場放開、要素成本壓低以及政府有選擇的干預。也就是說，市場化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不徹底的。簡單地說，產品市場幾乎全部放開，價格完全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而要素市場的扭曲卻依然十分嚴重而且普遍，包括對勞動力流動的妨礙、對利率、匯率的管制和對能源價格的限定等等。同時政府以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或直接、或間接地支援生產、出口與投資，追求GDP高速成長的政策目標。

這一套顯然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框架，是促成「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重要因素。產品市場放開有效地引導了資源配置與生產決策，要素成本扭曲相當於變相補貼企業，雖極大地促進經濟活動的繁榮，卻以變相剝削居民爲代價，由此造成居民收入成長長期落後於國民收入成長的局面，令消費佔GDP之比不斷下降。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有選擇、有節制地干預經濟雖有利於克服市場失靈等問題，但任何扭曲與干預，都會帶來效率損失，隨著經濟與市場的發展這些負面效應會日益明顯。

比如我和王勳博士所做的一個研究發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金融抑制政策如國家對利率水準的管制、信貸分配的干預和金融機構的控股等對經濟成長有正面的貢獻，然而到本世紀這些政策已經變成阻礙經濟成長的負面因素。

過去幾年我們已經開始預期這種不對稱的市場化改革即將走向終點。形成這種預期的起因是勞動力供給從過剩轉爲短缺，工資快速上升。緊接著資本市場也開始發生變化，影子銀行的發展迫使當局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最後，政府開始主動調整包括能源在內的資源價格，儘量讓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係。這些變化很有可能推動中國經濟從「經濟奇蹟」向「常規發展」轉型，伴隨轉型的是如下六個方面的經濟特徵：相對較低的成長速度、相對較高的通膨壓力、較爲公平的收入分配、更爲均衡的經濟結構、持續加速的產業升級以及更爲激烈的經濟週期。

現在再看中國經濟的現狀，我們認爲這個轉型已經是現在進行時，其中最爲突出的是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已經開始。根據官方數據，2009年，消費對GDP成長貢獻了4個百分點，而投資貢獻了8個百分點。2012年前三個季度，消費對GDP成長的貢獻佔到55%，相當於4.2個百分點。今年年初我們所做的一個研究發現，自2008年以來，消費佔GDP的比重開始緩步回升。李稻葵教授與其合作者隨後所做的一個研究，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結論。更進一步，上述兩個研究都認爲，工資快速上升導致居民收入成長快於國民收入成長，可能是最近幾年消費反彈、經濟再平衡的主要原因。

經濟成長開始進入「新常態」

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下滑到7.4%，比2011年第一季度的增速降低了兩個百分點以上。今年年初以來許多市場參與者一直焦慮不安，呼籲政府強力刺激經濟成長；儘管當局從3月開始採取了一系列穩成長的措施，不少決策者仍一再申明當前容忍較低增速對實現可持續成長至關重要。這一態度與過去不惜代價地追求GDP成長的行爲大相徑庭，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基於對2008年實施的「四萬億」刺激政策的反思。當時規模空前的政策措施成功地刺激了成長，也保住了就業。但同時卻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地方債務負擔過度膨脹、通膨壓力與資產泡沫上升和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抬頭等等。

政府要不要大力刺激成長爭論的背後，是關於這一輪成長減速究竟是週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看法的分歧。如果主要是週期性變化，那就應該採取果斷措施讓成長反彈。但如果主要是結構性變化，再大力刺激就可能得不償失。其實判斷當前的經濟增速是否嚴重偏離成長潛力，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就業率與通膨指標。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在增速快速下跌的同時，一是出現了大規模失業，二是發生了通貨緊縮。這兩個指標均表明當初的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閒置能力，增速已大大低於潛力，那個時候政府採取措施刺激經濟成長是必要的。

但這一次的情形卻很不一樣。一方面就業市場狀況仍然偏緊。今年頭七個月全國創造了820萬個就業機會，相當於全年目標的80%。最近部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疲軟的傾向，但總體看來還比較穩定。就業狀況穩定，政府強力刺激經濟成長的衝動就小。 事實上，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最近幾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趨向於零，大幅降低了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壓力。另一方面，通膨雖然下行了一段時間，但從7月開始已經逐步穩定甚至緩步上揚。這兩者表明起碼在當前情況下經濟運行速度沒有嚴重偏離成長潛力，因此無必要大力刺激經濟成長。

經濟學家們更喜歡直接估計成長潛力。亞洲開發銀行經濟研究局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聯合研究估計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經濟的成長潛力爲8%。 蔡昉教授測算的成長潛力爲7.2%，而世界銀行的分析則得出前五年爲8.6%、後五年爲7%。這些結果起碼告訴我們三件事情：第一，導致這一輪成長減速的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結構性因素；第二，長期保持10%成長速度的時期大概已經一去不復返了，7-8%可能將成爲中國經濟成長的「新常態」；第三，基於此，部分經濟學家關於經濟成長U-形反彈的預期很可能要落空。

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接受這個經濟成長的新常態，而在於新的8%的成長潛力究竟能否實現？經過三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5,500美元。這通常是發展中國家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臨界點，二戰以來的國際經驗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並不高。比如在1987年，全球137個經濟中有28個正處於中等收入水準。這其中有18個經濟在1962年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水準，也就是說，二十五年之後，它們依然沒有能夠邁入高收入經濟的行列。這18個經濟大多數來自拉美，但其中也包括三個亞洲經濟，即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習、李新政在未來十年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經濟挑戰。不僅經濟增速已經下降，更重要的是過去的成長模式已經難以爲繼。過去長期支援高速成長的一些條件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一是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過去無限供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復存在。二是資金、能源與環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三是出口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以每年20-30%的速度擴張，因爲中國已經成爲世界各國貿易制裁的最重要的目標國。換言之，過去依賴低成本、高出口的成長格局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要保持相對較快的經濟成長，必須要轉變成長模式。

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目前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呼聲十分強烈。當然，公衆要求改革，並不完全是爲了實現可持續成長，更多的是要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比如國企壟斷、收入不公等。事實上，有一些改革措施如充實養老金和改善醫療保險，並不能提高經濟成長的潛力，本來可以用於投資的資源用到社會福利上去，在短期內也許會壓低經濟成長速度。但這些改革對改善成長的可持續性十分重要。但另外還有一些改革，則既能降低不公，又能提高成長潛力。比如蔡昉教授認爲戶口制度改革能夠穩定勞動力供應、提高人力資本，也許能提高成長潛力1-2個百分點。北京大學陶坤玉的研究也發現，如果減少對民營經濟的信貸歧視，拉齊國企、私企的資本邊際回報，GDP成長也可能提高1-2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爲了在未來十年保持相對較快的成長速度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進一步推進改革，別無他法。當然需要改革的領域十分廣泛，包括金融體系、國有企業、財政稅收、資源價格和收入分配等等。但是統領這些改革的核心應該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如何適當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改革期間一個永恆的話題。在過去三十幾年間，政府大幅減少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但在很多領域還保留了較大的影響力。現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意味著簡單的退出，而是起碼在以下幾個方面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更加適應新時期的經濟成長。

第一，迅速、穩妥地消除要素市場的扭曲，真正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建立市場經濟，是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過去三十幾年，產品價格基本完成市場化，要素價格卻仍然受到各種政策的干預。在過去，這一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成功地促成了經濟的高速成長，現在它卻已經成爲一些重要風險因素的根源，比如收入不平等，實際上就反映了上述改革策略導致的企業利潤上升快、居民收入增加慢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低工資、低利率的環境無法再延續。如果說中國在改革之前實施了一個無市場經濟制度，過去三十年走過了一條半市場經濟的道路，那麼未來就應該進入全市場經濟的狀態。

走向全市場經濟，就需要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做到同工同酬。這可以幫助穩定城市經濟的勞動力供應，也能夠增強消費對成長的帶動作用。金融改革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並最終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作爲上述改革的一個先決條件，國有金融機構應該加快改善其治理結構與風險控制，隨著金融改革與開放，國有商業銀行將面對金融脫媒、競爭加劇、利差縮小和商業模式轉變的多重壓力。建立全市場經濟，也應該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改革的關鍵有兩條，第一是減少在資源、要素投入方面的優惠。第二是消除壟斷，允許非國有部門進入。

第二，建立一整套與新興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主要包括專業的貨幣政策決策，以及責、權結合的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體系。比如，現在回過頭來看，四萬億刺激政策在穩定成長與就業方面非常成功，但也導致了諸如投資回報、銀行壞賬、財政風險、通膨壓力以及結構失衡等等問題。究其原因，除了中央政府規劃了一萬三千億財政支出，又全面裹挾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商業銀行無節制地擴張。我們過去強調要解決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但實際上地方政府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各級地方政府獨立的資產負債表。

第三，政府要從過去直接支援生產並從事投資，轉向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爲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管最好。這當然是對眼下政府管得過多的一種反動，但事實上過去政府依靠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支援經濟成長，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只不過現在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應是簡單地取消政府的作用。過去發展經濟主要靠製造業，以後要靠創新。生產可以集中地安排，創新必須分散地做，很難事先計劃，而且要允許犯錯誤。政府的重點可以放在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與科研、金融服務和智慧財產保護等等方面，其中也應該包括對上億低技能民工的培訓。關於政府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幫助產業升級，林毅夫教授在其《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政策建議。

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但其核心就是重新定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所有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但它們不可能齊頭並進，因此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應該考慮輕重緩急和前後次序。如果要提出一個最爲重要的改革項目，我覺得起碼在下一個階段要素市場改革可以起到提攜綱領的作用。 如果生產要素真正實現市場化，一些結構、分配與效率方面的問題會自然消失。更重要的是，政府幹預要素配置的可能性會大幅降低，對民企的歧視也會顯著減輕，甚至官員腐敗的現象也會明顯地減少。在國際上，中國也可以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其他國家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

密切關注轉型階段的風險

如果上述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那麼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十年保持年均8%的成長速度。即便如此，隨著中國經濟逐步轉型成爲一個常規的快速發展的新興市場經濟，經濟與金融波動的風險也可能大幅上漲。在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有可能將不得不面對三十幾年來第一次經濟衰退以及第一次金融危機的風險。但這樣的風險不應該成爲反對改革的理由，事實上，如果再不改革，後果可能更嚴重。當局需要做的是在改革過程中竭盡全力避免衰退與危機的發生。一旦發生，也應集中力量控制其破壞性。

未來的經濟、金融與財政風險，其實與轉型本身密切相關。首先，長期而普遍的要素價格扭曲，意味著經濟中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可能已經相當嚴重。比如本世紀以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和氧化鋁等產業飛速膨脹，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低廉的資金、能源與環境成本。未來隨著要素市場扭曲的消除，這些領域可能出現程度較大的去產能化現象。重化工業去產能化本身就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風險，因爲這些都是高負債的行業。另外，過去經濟成長的波動區間一直控制在8%以上，促成了一批經濟成長達到8%才能微利的企業，如果成長持續下滑到8%以下，這些企業將難以生存。如果這些變化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引發1978年以來第一次真正的經濟衰退。

其次， 金融市場化與開放也可能在短期內增加金融風險。比如，利率市場化要求債券市場的長足發展、銀行間拆解市場的進一步增強、當局放棄最低利差干預等。這不僅會因爲許多大客戶的離去而加速銀行脫媒的現象，也可能因爲存款競爭導致利差縮小，嚴重擠壓銀行的盈利空間。更重要的是，銀行的主要客戶羣將從當前的大型國企變成中小企業與個人客戶，因此銀行需要迅速轉變它們的經營模式以適應新的環境。所有這些壓力多管齊下，說不定會壓垮部分金融機構。

最後一個風險是債務危機。目前中央銀行正式債務佔到GDP的17%，地方政府隱形赤字與融資平臺加起來佔到30%左右，養老金、醫療保險和金融體系的資金缺口或隱形債務可能又佔到50%。這樣總體的債務負擔可能已經達到GDP的100%，與英美不相上下。但更嚴峻的問題在於地方政府舉債的行爲並沒有真正得到遏制。2010年以後，地方政府的直接借款大幅減少，但2012年以來影子銀行與信託產品快速增加，且多數貸給了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的背後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但地方政府其實並沒有獨立的信用，所以它們實際上用的還是中央政府的信用。這個問題若不盡快解決，發生債務危機只是時間問題。

總的來說，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並不悲觀，但政府需要居安思危，儘可能早地防範發生重大危機的風險。而且作爲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一旦發生衰退，很可能會引發其他經濟體衰退。但換一個角度看，新興市場經濟發生衰退與危機，並不罕見，也很難徹底避免。因此，如何控制衰退與危機的深度、廣度和時間跨度，纔是十分關鍵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將危機作爲推進新的改革的重要契機，增強治理結構、控制經濟風險並改善資源配置，那麼之後的經濟成長也許會更健康、更可持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近期出版《超越奇蹟：變革世界的中國改革》、《告別「中國奇蹟」》等著作）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本月，在中國共產黨舉行「十八大」期間，世界各國的報紙和電視臺都在報導這場會議的景象，這清楚地說明了中國對於全世界的重要性。在會議結束之後，所有的目光又對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七名新成員的首次集體公開亮相。很有可能，在這些人執政的年代，中國經濟總量將不斷成長，最終以購買力平價衡量達到美國的規模，併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

經合組織最近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展望2060——長期全球成長前景》。該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大約5年後，即2017年左右，趕上美國。這份報告還預測，中國將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的GDP年增速，直到2020年，屆時會被印度和印尼取代，其原因是，約從2015年開始，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將會下降。中國GDP佔全球的比例預計將從2011年的17%提升到2030年的28%。在那之後，隨著中國勞動人口縮減，並由於印度、印尼等其他人口結構更年輕的大型經濟體發展得更快，中國所佔比例將保持在28%的水準上。

中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左右，可耕地比例卻相對較低，因此中國在整個歷史上都面臨如何保障民衆提供基本生活來源的問題。今天，在中國高速成長的光環下，人們很容易忘記，中國奇蹟般地成爲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從一開始就以巨大的變革、許多領域的犧牲以及很多的艱難曲折爲前提。而且，中國面臨的挑戰並沒有結束，如果中國自滿於已取得的成就，而不是繼續努力成爲一個現代的高收入國家，中國就有可能被印度等競爭對手超過。而且，鑑於中國很快就將成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能不能保持快速的經濟成長進程，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休慼相關。事實上，未來十年裏，中國執政者將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中國民衆是不是有決心和毅力，將決定中國能不能發揮經濟潛力，並持續地將自身經濟成功的積極影響擴展到全世界。

上述經合組織對長期全球成長的研究報告，是以各國能實施結構性改革作爲前提性假設的。該報告認爲，如果世界經濟從本次西方債務危機中完全恢復，全球GDP增速將爲3%左右，這是基礎假設，而其前提是各國推行循序漸進的經濟改革。報告同時指出，「更大膽的結構性改革將使全球GDP相對於基礎假設平均提高16%」，而且「雄心勃勃的政策市場改革將使GDP提高10%。」歷史表明，明智合理的、促進結構性改革的經濟政策，和GDP的更高增速、更多的個人平均財富之間，有著清晰的、穩定的聯繫。未來幾年裏，中國和世界將走什麼樣的經濟成長路徑，將取決於各國政府實施的政策。促進生產率提升和創新的經濟政策，將帶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但既然如此，爲什麼並不是每個國家在今天都會實施精心籌劃的經濟改革？原因是，改革總是會涉及到現有結構的改變。在當前處於優勢地位的人和機構不願看到會影響他們地位的改變。他們反對改變，並宣稱改革是「無必要」或「危險」的。在民主國家，政客經常強烈抵制變革，因爲他們擔心這會導致在下一次選舉中喪失選票。在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制國家，希望保持現狀的強大的遊說者、以及來自大型產業的特殊利益集團，會影響統治者的決策。

但中國不能原地不動。中國新的領導層必須高瞻遠矚，超越狹隘的、有時具有破壞性的小團體的利益，而考慮大多數人的福祉。新的領導者必須制定和實施明智的變革，鼓勵更多的成長和繁榮。在中國經濟中受保護的部門引入更多競爭，可以是改革的一個起點。在金融領域，中國國有銀行今天享受著非常強有力的競爭優勢，因爲它們支援主導性的國有企業，反過來也得到對方的支援。國有企業將存款放在大型國有銀行裏，銀行又會把資金貸給它們最喜歡的國有企業。雖然十年前中國就允許外資銀行入境，但它們迄今沒有得到徹底的市場準入權。它們可以從事的經營類型，它們可以在中國金融機構中擁有的股份，都受到一定限制。中國需要解除對外資銀行的限制，以及對那些得到良好監管的國內民營銀行的限制，讓它們可以自由進入金融市場。確保銀行的資本金，確保銀行經營符合中國法律和習俗，應該是監管機構的責任。中國希望自身經濟不受不合適或危險的金融活動干擾，但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卻不是做到這一點的正確方法。

構建一個充分競爭性的金融部門，樹立明確界定和嚴格監督的市場規範，將爲中國經濟提供巨大推動力，促進經濟成長、產品創新，帶給消費者更多選擇權。當權者經常認爲他們會從更多的競爭中受損，從而試圖阻撓競爭。但事實上，當擁有充分經營資格和資本金的新競爭者進入一個市場時，他們通常會提供新的、價格上更有吸引力的產品，以積累市場份額。產品價格會降低，新的產品會湧現。消費者會從價格的下降和選擇權的增加中獲益，這可以刺激他們增加消費。隨著更多消費者被低價的新產品吸引，總的市場規模會擴張。既有的企業也被迫調整自身的產品和價格。通常情況下，當企業面對不可避免的市場競爭而開始調整的時候，它們自己也將從新的競爭格局中大大獲益，因爲它們可以利用已有的市場地位來調整策略，利用需求結構的變化來獲利。

金融業並不是中國唯一需要增強競爭性的產業，但它是最重要的。2008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西方銀行系統的崩潰是如何讓發達國家陷入癱瘓。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銀行貸款爲經濟肌體提供了流動的血液。有效的證券和投資銀行服務確保許多重要的市場價格（例如油價）反映其真正的經濟價值，以傳遞準確的信號，允許經濟有效運行，確保就業率和成長保持強勁。

中國經濟的許多部門都需要引入更多競爭。中國龐大的電信產業是另一個例子，其中幾乎完全是中國企業。在這方面，也需要鼓勵外國企業進入，同時給予良好的監管。這會提升產品質量，降低產品價格，增加消費者選擇，促進成長和創新。經濟體內部的競爭對於刺激創新至關重要，而在勞動力隊伍減少的情況下，中國需要依靠創新來提升生產率。

這就是中國新領導層面臨的第一個重大挑戰。新的領導者是否有足夠的勇氣直面強大的、根深蒂固的、其市場受到保護的國有部門。歷史中曾有這樣的例證，只需看看1999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經濟好處就可以了。中國加入WTO之後，那些相信中國將會在WTO的規則系統下運行的外國企業，大批湧入中國沿海省份，尋找價格更低廉的中國製造的產品，再出口到本國市場上獲利。

1999年，是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支援下，痛下決心做出了加入WTO的勇敢卻也必要的決定。中國2000年以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和財富積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項決定。讓我們期待中國新領導人從前任的做法中得到靈感，繼續沿著這個艱難卻正確的道路前進。如果他們能這麼做，中國在下一代人的時候就將有可能成爲一個高收入國家。如果不這麼做，中國的發展也許將後續乏力，而中國大衆的財富也將止步不前。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後十八大的中國，進入「習李新政」時期。儘管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總體發展良好，取得高成長低通膨的良好態勢，但全球金融危機也改變了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僅出口減速，而且面臨巨大壓力；此外，經濟結構調整緩慢，高投資低消費、工業增速快於服務業、部分行業存在「國進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急需解決。

面臨這些挑戰，唯一出路是加快經濟轉型，即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導向型轉變、由投資拉動經濟成長向消費拉動經濟成長、由製造業向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作用轉變。這些轉變，需要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結構調整、要素結構調整；具體改革來看，又有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西部發展、高技術與新能源以及低碳經濟、國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務應該從哪一點下手，或者說哪一點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強所說的「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化繁爲簡，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突破口。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那末，什麼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壟斷嗎？是政府體系改革嗎？是國企改革，鼓勵民營經濟嗎？是城鎮化嗎？是要素市場開放嗎？或是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嗎？這些都很重要，但筆者認爲，新一屆領導層的經濟政策應該以還富於民作爲突破口。

今後，中國經濟繼續成長的動力必須由投資轉向消費。只有政府把財富還給居民，使得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讓居民自己主導消費，而在驅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出口貿易中，最穩定、最長效、最可持續的拉動力是國內居民的消費；而居民消費率上升以後，即消費需求增加後，企業則會相應加大相關領域的投資，資金也會真正往稀缺的、投資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經濟成長。

而需求結構由政府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調整,也可以抑制投資衝動，解決國進民退的問題。之前，爲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代替市場主導投資，採取投資拉動經濟成長，儘管這對於應對外需下降對經濟的巨大影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過度投資造成了國企大幅擴張產能，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不斷降低。「十一五」期間，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準.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6.2%，遠遠高於「十五」期間20.2%、「九五」期間11.2%的成長水準。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農民轉變成市民，提高勞動生產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務。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割據，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於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完善，流轉制度不健全，農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而戶籍制度令農民工落地難生根。同時目前的社會保障稅制度又對民工保護不足。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本是爲補償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現在的社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便攜性差，使大批社會保險資源沉澱下來，這不僅是對農民工享有社會保險權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種形式上的社會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不利於消費率的提高。2011年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據商務部的調查顯示，佔全國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羣體消費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羣體消費傾向高達0.99。而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率是遠遠低於低收入者的。

還富於民還需要降低稅負，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負擔。2007年到2011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平均增速爲20.8%；遠高於名義GDP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稅賦負擔的增速高於其收入增速，即稅賦負擔在加重。此外，我國社會保障對低收入職工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五險一金加起來大概是工資水準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們大量國企分紅率低，大量盈餘被投入到擴大在投資上面。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只調出資金50億元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支援社保等民生事業發展，數目少得可憐。如果在今後五年，國企分紅率能達到20%，全部進入社保，即使國企利潤與前五年持平，就會有約爲1.7兆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對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猶如雪中送炭。

李克強近期講話明確表達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調整利益格局，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這樣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識，減少改革的阻力。」

還富於民，正是在利益增量上下功夫，對經濟成長，提高新政府的民意，促進轉型都有積極意義。因此，筆者認爲，還富於民，可以作爲「習李新政」的突破口。正如習近平在本月15日同記者見面時所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11月17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表示，我國金融改革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自下而上式改革，這類改革是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予以重視。如果把此論作爲改革者周小川先生對民間金融隱晦的認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無法迴避金融改革過程中，高層對民間金融遲遲不做回應的失職。

民間金融改革與草根非法借貸之間，常常只有一紙之隔，改革者與違法的界限也很難分清，不要說獲制度認可比登天還難，並且常常有性命之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間草根借貸作爲銀行信貸體系的補充，隨著貨幣緊縮週期隔幾年風行一次，中國改革三十年的歷史，也是一部奪取民間集資、借貸者性命的歷史：早在1986年，浙江省溫州市一個名叫鄭樂芬的33歲女子因吸納6200萬元，被法院以投機倒把罪（該罪名已在1996年被取消）判處死刑。從沒留下一張照片的中年女性集資者，到被判處死刑的高秋荷、杜益敏等集資者，以及硝煙剛剛散去、被勉強留下一條命的吳英，草根金融可謂血跡斑斑。如果邊界不清，如果非法集資仍可判死刑，鼓勵民間金融就有些不負責任。要鼓勵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請首先廢除非法集資罪，希望周小川先生首先就此進行呼籲，形成社會合力。

金融與其他改革不同，頂層設計相當重要。在周小川先生任內，2005年7月進行了匯率浮動改革，在後一段任期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進行變相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匯率與利率兩方面同時發軔，有一定勇氣，但也步履維艱、相當不易。

在中國，舉凡金融方面稍稍觸動現有體制的改革，均須經過嚴格的審批。以溫州民間金融改革爲例，民間資金嚴陣以待，希望從小貸公司升級成爲村鎮銀行，但有關方面一句控股權不變的宣言，就能讓所有的資金垂頭喪氣。境外直投同樣如此，放鬆溫州一地的境外直投，就相當於全面放鬆，因此，溫州金融改革雖然將境外直投列入重要議案，卻遲遲無法破題。

上述審批的目的，直指維持現有金融體制安穩、實現資本項目有序開放。如果小貸公司升級村鎮銀行破解了控股權障礙，就相當於民資控股的小微銀行有了吸儲權，如此一來，永遠嗷嗷待哺、被資本充足率困擾的大型銀行、數百家城市商業銀行怎麼辦？周小川先生對於大型金融機構「無壟斷」的表述，作爲央行行長對大型金融機構的父愛之情溢於言表。表面上看，小貸公司與村鎮銀行似乎相差無幾，實際上隔著天塹，是銀行與公司之別，是目前中國的金融既得利益羣體要不要保護的問題。而境外直投則直接牽涉到中國的資本項目大規模開放，如果民間的資金可以較爲自由地在境內外流通，對於人民幣信用就是個極大的挑戰。貨幣政策制訂者、監管者不得不考慮，有多少資金將換成美元流出境外，人民幣的信用能否支撐境外直投？

衆目所矚的溫州金融改革效果不讓人滿意，審批時間漫長、未抓住發展民間金融核心、地方官員怕出差錯。

在距離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成立逾七個月時，11月16日，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表示，金改實施細則最快將於本月發佈，目前民營機構進入溫州金融領域在地方上已無明顯限制。據悉，涉及民間借貸、民間融資服務、民間融資組織等多方面溫州金融改革內容的《浙江省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草案）已經完成。希望新的細則與以往出臺的規則不同，在信用控制、民間借貸方面有實質性突破，爲民間借貸走出一條高效而有信用之路，謹防讓無信用的投機者把難得的改革當作發財的契機，從房地產市場敗壞到金融市場。

周小川先生特別提及頗受關注的溫州金融改革試驗，指出溫州金融改革要允許「試錯」，又說溫州「可能還要接著走一段下坡路，然後才觸底」。這一判斷符合事實，正因爲溫州市場化遭遇制度瓶頸，正因爲虛擬金融未能有效推動實體經濟轉型，溫州才需要大膽嘗試，在頂層設計中才需要嚴懲失信者，同時廢除非法集資罪，給民間金融的大發展鬆綁，這比村鎮銀行控股權鬆綁要重要得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魏城 weicheng_ft@yahoo.co.uk）

隨著中共新一屆領導層的亮相，許多中國和西方觀察家頭腦中的問題是：中共是否將允許民主化改革？

跟以往的類似場合一樣，這一次黨給出的回答仍是明確的：中共無意放棄權力。在十八大開幕式上，即將離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驅散了外界對於中共是否決心延續政治壟斷地位的疑問。他提出，中國領導人「絕不會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換句話說，不會放棄一黨制。

儘管胡錦濤的表態必須得到認真對待，但也有必要記住，中共對中國的未來並不享有唯一的決定權。事實上，雖然其仍在信誓旦旦，但黨目前承受著來自各個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它透過民主化改革交出權力。

一黨制變得更加不穩固的最重要跡象是，民主化辯論又回來了。知識界意識到現狀不可維繫，從來都是改變現狀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就中國而言，知識界的這種覺醒受到中國經濟和社會一些強大趨勢的推動。

以支撐中共統治的中國經濟表現爲例。面對近來成長放緩，許多人絞盡腦汁思索箇中緣由。獲得最大認同的一個觀點是，中央集權式裙帶資本主義的「惡性腫瘤」已經四下擴散，正在扼殺中國的經濟。

中央集權式裙帶資本主義是中國各類經濟弊病（宏觀經濟失衡、歧視民營部門、監管過度、金融抑制以及創新乏力）的根源。中央集權式裙帶資本主義肇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中共背棄了市場化改革方向，轉而把政府主導的投資行動作爲成長引擎。在一段時間裏，一系列一次性的有利因素，如人口結構紅利（導致勞動人口相對於非勞動人口的比例較高）、全球化和信貸繁榮，帶來了令世人矚目的高成長，也掩蓋了這一掠奪性制度所造成的代價。

眼下的經濟成長放緩，暴露了中央集權式裙帶資本主義的陰暗面。中國各界正快速形成一種共識：今天的經濟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首先是民主化改革。若不授權於民，既得利益集團（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中央部委以及執政精英的家族）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種種特權。

如果爲了繼續執政而重振經濟成長的動機，尚不足以促使中國新領導層冒險啓動政治改革，那麼中國日益升級的各種社會緊張將迫使他們順應形勢。對社會不公、貪汙腐化和環境退化感到不滿的中國民衆，如今比以往城市化程度更高、透過現代信息技術的聯繫更緊密，他們已開始在非常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對黨發起挑戰。最近因環保問題引發的多起大規模抗議活動——導致大型工業項目被取消——只不過是未來局面的先兆。天天發生500人以上的抗議活動，是顯示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的又一個跡象。

從國際經驗看，中共很可能將要進入最終下臺前的危機時期。自從葡萄牙1974年開始民主轉型以來，全球已有大約80個國家完成了由威權體制向不同形式民主政體的轉型。當然，這些轉型並非都產生了高質量的民主政體。但當今一個引人矚目的事實是，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國家（195個國家中的48個）仍在實行威權體制。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了這一政治民主化進程。就中國而言，最相關的兩大因素是一黨制的失敗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政治後果。

一黨制政權也許是威權體制中最先進的形式。但即便這類政權也無法避免滅亡。由於「逆向選擇」法則（威權體制吸引機會主義者，並且由於過度官僚化和厭惡風險而產生一代比一代弱的領導人），一黨制政權會透過組織結構上的腐朽而坍塌。民主政體可透過政治上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實現新陳代謝，但一黨制政權做不到這一點。正因如此，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政體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而最長的一黨制政權（蘇聯）持續了74年。中共已執政了63年，很快就要逼近這個記錄。

現代化的政治規律也對中共不利。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某一給定水準（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爲約4000至6000美元），在一個不以石油業爲主的經濟體幾乎不可能維持威權統治。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人均GDP接近8400美元的中國，已經是一個異常現象。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威權或半威權國家，幾乎都是以石油業爲主的經濟體。迄今中共也許逃脫了這個政治規律，但不可能無限期地這麼做。

我們在1974年以來的民主轉型歷史中發現一個規律：在喪失全部可信度之前主動發起變革的政權，其命運遠遠好於將威權進行到底的政權。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來說，這一不言而喻的教訓應該是足夠清楚的。

作者爲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

譯者/何黎

在胡錦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10年裏，中國的經濟規模從全球第六（1.5兆美元）躍升至全球第二（7.3兆美元），僅次於美國。自2002年以來，中國人均收入從1135美元成長逾3倍，至5445美元，把中國從一個與維德角相提並論的低收入國家，變成一個更類似蒙特內哥羅共和國的中等收入國家。

10年前，3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如今城市人口已佔到50%。那時，中國一條高速鐵路也沒有。如今，中國的高鐵里程爲全球最長（當然，儘管不是最安全的）。在胡錦濤上臺時，只有4500萬中國人使用網路。在他任期屆滿之際，中國網民達到了6億。有人說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的10年，是「失去的10年」，或者至少是「失去機會的10年」，實際上，胡錦濤的成績單似乎並非那麼糟糕。

中國取得了如此飛快的進步，我們有必要提醒自己中國走過了多遠的路途。在胡錦濤上臺時，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接下來是一段超乎尋常的出口成長時期，經常賬戶盈餘擴大到空前水準（而且完全是不可持續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幸運的是，現在這個比例降到了4%左右。

人民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美元的束縛。期間，人民幣已累計升值30%以上。中國將投資從沿海地區轉向內陸省份，取消了農業稅（改善了農民的命運）並建立了基本的社保體系。中國承辦了2008年奧運會，在令全世界驚歎的開幕式上展示了中國的實力。中國實現了載人航天。憑藉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中國渡過了全球經濟危機。中國甚至實現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首航，儘管其前身是一艘未完工的烏克蘭航母。

我們還有必要思考這一事實：胡錦濤確實在移交權力。這個過程不透明，而且完全不民主。這幾乎讓人們質疑，這麼做有什麼必要。毛澤東從未考慮過放棄權力。只是到了2002年，隨著江澤民的退出和胡錦濤的上臺，中國才建立了10年一度的權力交接制度。

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胡錦濤同樣可能因爲他的失敗而被人們記住。頗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茅於軾表示：「從財富創造來看，上一個10年一直非常成功。」從經濟改革的角度來說，他給胡錦濤打了零分。他批評胡錦濤一方面談論經濟再平衡，另一方面又讓經濟進一步失衡。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升至不同尋常的50%，房地產價格飆升。他預測：「遲早會爆發一場危機。」

不管胡錦濤是否爲繼任者積聚了風險，批評者們表示，他只是騎在了其前任放出的經濟巨龍身上。過去10年的很大一部分成長來自國企和近乎破產的銀行體系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是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1998年至2003年所倡導的。胡錦濤一直不大膽。或許水利工程師們很少大膽。史江濤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文稱胡錦濤「個性小心謹慎」，「被視爲共黨政權下典型的平庸之才」。

胡錦濤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倒是不錯。但在他的領導下，社會變得不那麼和諧了。反對環境退化、地方腐敗和非法佔地的抗議活動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致使國內安保預算現在超過了國防預算。網路上的言論已變得或多或少無法控制。西藏和新疆都出現了抗議和鎮壓。

我們很難猜測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可能會發生多大變化。茅於軾對習近平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表示習近平是在更開放的時代長大的。很多學者指出，若要社會緊張局勢不到難以收拾的地步，中國必須實現真正的民主進步。

從經濟上來講，改革已在進行之中。最新的5年計劃提出了7%的較慢經濟增速。從投資向消費的轉型被納入到了考慮之中。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反覆強調這一點，但很多經濟學家認爲，這點必須現在就實現，部分原因是不斷變化的人口狀況迫使中國改變出口導向型模式。年輕勞動力減少應意味著，薪資佔GDP的比重將提高。

根據合理假設，在習近平的任期內，中國經濟規模應會擴大一倍。也就是說，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如果中國避免了危機，中國經濟應會處在一個更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麥肯錫(McKinsey)估計，到2020年，中國私人消費佔GDP的比例將超過投資，達到45%，屆時投資佔GDP的比重應會降至36%。胡錦濤把中國經濟的規模擴大了近4倍，卻被一些人評價爲失敗。習近平肯定希望將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一倍，並被評定爲成功。

譯者/何黎

由於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巨大不平衡，不同戶籍人羣享受的社會保障、教育等相關權益差異很大。外來人口雖然在當地上班、納稅，子女也在當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們卻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當地人。這種非法律認可，但事實上的當地人狀態，就會產生一系列的權益差異和權益之爭，異地高考就是一個最爲突出的例子。

身份贖買

各地的異地高考准入標準，都需考生父母有穩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繳納社會保險等，這意味著這些父母已經在當地完成了「身份贖買」的過程。所謂身份贖買，即外來人員透過既定流程，交納個稅、社保，取得當地高等級居住證，進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當地戶籍權益。如果撇開對戶籍制度的批判，以實然的態度承認戶籍制度已在歷史中盤根錯節，從避免了取消戶籍帶來劇烈變動和戶籍實際價值的耗散的意義上看，這種贖買，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

實際上，外來人口對身份的贖買，本身就是一個地區身份價值的來源。作爲一個小漁村的深圳，不斷湧入的外來人口進行的身份贖買，讓當地身份的價值從無到有。而諸如上海這類老齡化城市，在現收現付的社保壓力下，放寬對外來人口的身份限制，實質上就是放開對身份的贖買，進而維持上海本地身份的價值——高社保供給。如果給一個形象化的場景的話：一個有著養老、醫療壓力但無需教育資源的上海老人，透過出賣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資源換取了醫療資源。所以，從表面上看來，身份贖買從數量上稀釋了當地身份，但實際上卻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模糊的道德性

如果贖買來的身份權益可以被子女所繼承，從而獲取異地高考資格，那就意味著異地高考所倡導的高考平權是以一種弔詭的方式進行的：它不是按學生的品德、智力、成績，而是按父母的能力來判斷！這種平權的邏輯起點暗含了一個陷阱：如果受教育權利是青年人無差別的權利，那父母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強弱，爲何可以影響子女的受教育權？明明是一個成年人的權利，爲何要追溯到另一個成年人的經濟狀況？

異地高考的道義和法律模糊性正在於此！好的社會改進必須滿足價值觀的合理性、符合程式正義、滿足邏輯自洽。對於異地高考的呼聲，即使撇開道德和動機，但如果不講公民權利的邏輯起點和程式正義，僅庸俗的以對當地的貢獻來確定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權利，那是否意味著異地高考資格可貨幣化，並由當地政府出售？

更重要的是，實施這樣的異地高考的一個可能後果是：爲了避免大城市的錄取率下降，增加當地的招生投放，同時減少其他地區的招生，這就會進一步加重其他地區的高考難度，傷害當地考生利益。

公民權利？地方福利？

從本質上看，圍繞高考平權的爭議在於，「地區性高考優勢」到底是權利還是地區福利？

首先，和高中教育這類明顯的地方福利性不同，在中國，大學教育是實現城鄉身份轉化的一個節點。中國城鄉居民存在經濟和政治權利的不平等，而高等教育則是轉化這一身份的門檻。從這個意義上看，高考不單單是一個經濟權利，更是一項政治權利，而公民的政治權利應該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雖然目前涉及教育的法律規定中，雖未提及戶籍和地區間的平等，但這不意味著戶籍和地區可以用來劃分權利，因爲戶籍本身就是一個不符合憲法的概念，不可能出現在法律中。

其次，中國的地方財政，從收到支的過程中，實際上隱蔽地進行了三次概念的轉化，偷換了戶籍人羣和地區人羣的概念。中國現在經濟發達地區的稅收，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當地的不同地區、戶籍的人羣貢獻。這個稅收繳納之後，由戶籍羣體概念轉變爲了地區概念，變爲地區財政收入，然後，再次轉化爲戶籍概念，變爲當地戶籍人羣的福利。在這個概念的三次轉換中，完成了「本地人掠奪」過程。雖然去「北上廣」工作的人預先知道、默認這一點，但這是目前公民權利受抑制下的一個實然，不應是我們討論問題的邏輯起點，更不該是一個應然。

再次，如果考慮到這一現象的歷史性，所謂地區福利，除了來自地方競爭、自我發展，更重要的是來自國家的大計劃調配，並非完全是地方一地之結果。

中國經濟今天的佈局既源於計劃經濟下的地區分工安排，也是貫徹「允許一部分地方先富起來」的結果，所以中國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地區福利。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四川調配147億斤糧食以保京津滬，但四川卻路有餓殍。那麼，當時京津滬的這種地方福利該如何看待呢？這些地方政府是否又和餓死的冤魂達成了「合意」，並進而使城市居民具備了奪取農民口糧的權利？再如，工業城市在政策、資金、統購統銷的原材料、剪刀差的支撐下形成的地方福利，又該如何看待呢？所以，如果把富裕地區城市的地方福利從其歷史背景中割裂，視爲一個僅僅和當下相關的福利，就難免讓人聯想到農夫和蛇的故事。

由此可見，地方福利，在中國註定是一個糾結的概念。不過，對於這個賬該如何算，早在30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兩個大局論述，已完整、清楚的做出了回答，同時，那也是莊嚴的歷史承諾。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要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兩個大局之中，教育資源的傾斜，無疑是題中應有之意，也是一個最基礎的，最深刻的幫助。功利的從效用來看，一個年收入50萬的家庭，其子女上清華、復旦和上普通三本，在家庭人際關係、資本的支援下，最終的效用相差並不太大。但對於一個中西部地區，年收入3萬的家庭，一個北大學子帶來的是整個家庭命運的改變。而且，高校對於地方有著顯而易見的正外部性，得全國英才而育之然後留之，既可促進全國經濟均衡發展，也能使地方得益。

素質教育與統一考試

反對全國統一試卷的觀點，認爲一旦全國一張卷，多年的素質教育模式，將在應試衝擊下毀於一旦。

多才多藝、見多識廣、琴棋書畫、國際視野這些典型的素質，往往來源於資本性投入及父母人際關係的世代傳承，而勤奮、堅韌這些令人受益終生的東西，往往源於自我苛求的結果，是一種非資本性的投入。

實際上，高考分數不但要求智力上的分析、邏輯、發散思維等素質，同時，只有擁有勤奮、堅韌、努力、自我控制這些素質，才能在高中學習中發揮智力上的優勢。所以，相比柔軟的素質評價體系，冷冰冰的分數更能體現素質。用摸不著的素質來衝抵摸得著的分數的做法，本來就是對所謂素質教育的一個嘲諷。但是，現在很大程度上，對素質的考覈更偏向人力資源的資本性投入和父輩人際關係積累，而輕視源於自我苛求的那些素質。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的各種才能並不都需要國家高教體系的幫助和認可，市場自會認可、報償各種獨特的才能。會彈琴、可以去開演唱會；會寫小說，暢銷書作家可名利雙收。所以，當一個人不遵守全體公民共同制定的、大多數學子遵循的高考制度，去投入獲利巨大的市場化才能時，高考制度不應該爲他們「彎下身子」，進行兜底擔保。否則，每一個擁有豐厚父輩人際資本，「人生成名需趁早，成名不成上清華」的降分錄取的天才背後，都有一個落榜的寒門子弟。

那麼，爲什麼「不守規則」的「偏才」就該比「遵守規則」的「通才」優越？爲什麼幾個教授商量一下，就能完全否認國家嚴肅的對幾百萬考生的承諾？這種柔性的招生制度對公平性的傷害顯而易見，在醬缸之中，任何對堅硬高考制度的弱化，最終傷害的都是弱勢羣體的受教育機會，侵蝕的是國家信譽。

如果說高考地域差異化是一種地區性、制度性的軟化，帶來地區利益。那麼，自主招生的出現，也就意味著這種尋租、利益化更普遍的出現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科層組織人員身上。

現在的高校並非產權清晰的私立院校，缺乏西方校董的那種歷史傳承和對名聲的珍視，更像一個國有企業，甚至比國有企業更加糟糕，因爲它缺乏企業那樣清晰的利潤目標。所以，內部人控制的管理風險，使透支高校聲譽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很難察覺的集體共謀，自主招生無疑讓這種共謀有了一種制度化的保障。

目前對高考制度的各種軟化，表面上看是順應素質教育的改進措施，實際上卻是對考生各種素質的有選擇性的系統性偏見。這不但不利於挑選更具資格、更富有潛質、更高智商、更高情商的人才，同時，也以阻止階層的流動，窒息社會活力。

所以，背後有著巨大教育補貼和資源的高考，本身只應着眼於最大範圍的公平，負責標準化的智力以及學力的鑑別，而把效率、市場化才能、素質等留給市場去鑑別，而這種公平最大的來源則是統一考試。

迴歸統一高考

在各地諸侯割據、各自爲政的高考差異化改革，使高考招生制度變得複雜。從地區來看，透過複雜的（不同的）規則，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不同地區間巨大的錄取比率差異。與此同時，過於複雜的規則也有利於局內人的操作，造成尋租。用這種觀點來審視現在盛行的自主招生，就不難解釋爲什麼會出現亂花迷眼的「北約」、「華約」、以及各種複雜的規則。

仔細分析家長們提出的異地高考，實際上包含了三個訴求：「當地讀，當地考，當地招」。從家長們最想達到的狀態來看，「當地讀」，「當地招」是兩個目的，前者是爲了親情、家人團聚，後者，毋庸諱言，是爲了自己的子女有更好的優先權。「當地考」則是手段，是參與當地一視同仁招的前提。

所以，解決隨遷子女的問題，首先就在於簡化、統一招生考試，它能在不觸及地方戶籍特權的情況下立竿見影的解決數量龐大的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當地讀，當地考，回鄉招」，對於家長們來說也是一種改善，讓孩子可以在身邊讀完高中。實際上，當全國統一高考時，讀和考，之間的綁定就已經解除，什麼地方讀和什麼地方考已沒有太大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全國統一高考並不排除進行富有效率的調節，但在全國統一高考的前提下，調節各種利益就成爲一個清晰的遊戲：可以考慮地方的投入，可以考慮地方教育水準，可以對教育落後地區傾斜，甚至可以考慮所謂的素質。但無論如何，全國統一考試也可以清晰地量化這種不平等，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特權藏在不同的卷面的差異之中。

漸進式改革迷局

30年前鄧小平提出兩個大局的改革藍圖時，基於漫長髮展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只是大致的說是20世紀末實現小康之時，就會邁開「兩個大局」中的第二步。但遺憾的是，任何漸進式改革都會滋生出既得利益羣體，這個羣體會反過來阻礙改革，讓改革停留在一個少數人享受而大衆最痛苦的U型底部。這也是很多人支援休克式改革，對漸進式改革持有疑慮的原因——這些疑慮現在大都變爲了大多數人身邊的現實痛苦。今天，歷史已是21世紀的第12個年頭，但在改革滋生出的既得利益羣體的作用下，改革的縱深發展已經近於停滯。

所以，如果我們站在更高層次上，看兩個大局的改革設想未能實現，教育平權停滯，不難發現，教育資源的平權，和貧富分化的解決，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進行，其實質上是「改革必須繼續下去」這一問題的不同側面的反映——就這一點而言，高考平權和中石油、鐵路、電力等大型壟斷國企的改革舉步維艱，其原理幾乎一樣。

同樣的本質使重啓這些停滯的改革具有相同的解決辦法：不管是中石油的壟斷，還是工人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或政治體制改革，這些改革的繼續進行，並不需要刻意的傾斜，只需具有憲法下人人平等的基本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自由言論，人人平等的分數線——其他地區學子所需要的，並不是分數的傾斜，而是要求國立大學分數的一視同仁。中國的教育平權，根本不用像美國那樣給予黑人、少數民族更多優惠，而只要剝離戶籍中的高考特權，實行全國統一，就能達到事實上的平權——形式上的公平就能達到實質上的公平。

遺憾的是，不少積極呼籲前者的人，在面對後者時，卻因自身可憐的一點利益、甚至是下意識反應而發生價值觀上的分裂。這一方面顯露出其價值觀不穩定的根基，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中國漸進式改革在其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因改革而生的既得利益的阻礙。

漸進式改革也許是必要的，但同時卻需附帶時間表的頂層設計。也許高考平權不可一蹴而就，但阻礙它的，卻只有政治決心的不足。在新的時代，如何完成「兩個大局」的後一階段中必然包含的教育資源平權，是政府在改革預定路徑上的必需完成的任務，而作爲具體的執行者，教育部、富裕地區的地方政府也應該做出實際的行動。說到底，這不但是一個教育平權的問題，更是一個30年前的莊嚴的歷史承諾，本質上是改革是否繼續，或者停留在中間階段，然後，最終失去改革的政治問題。

（注：作者微博爲http://weibo.com/liuyj2000。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1949年至今，中國從國家制度建設方面歷經過兩次巨大的社會制度變革：第一次是建國初期，透過「要素體系聚合與創新階段」，實現了公私合營改造，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時間，是「要素體系開發與整合階段」，這段發展歷程豐富了國民生活，盤活了資源要素，初步解決了經濟發展的體制問題。

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面臨很多問題。人口總量、素質與老齡化問題日趨突出；資源緊缺難以支撐國民經濟和社會按現有模式發展；生態基礎薄弱，生態破壞日益加重；城市環境、大氣和水汙染問題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爭奪資源和空間的地方或區域矛盾愈發突出。總之，長期以來，中國主要沿用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粗放經營爲特徵的傳統發展模式，違背了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造成了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成爲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給中國自身的「生存空間」帶來嚴重威脅。

第三次社會變革，正是針對上述這些根深蒂固的頑疾，所大膽實施的「第三次社會改造工程」。這次社會變革將以「實施城鎮化建設」爲主題，其深刻內涵是中國將全面進入「要素體系創新與建立階段」。從現在即將開始的這一帶有深刻歷史進步意義的社會改造工程，預計需要推進至少要在30年時間以上。因爲其充滿未知，又佈滿荊棘，所以這將是中國未來所面臨的最爲困難的發展時期。如果順利度過這一階段，中國將在新中國建國百年之前，按綜合國力邁入世界大國行列，按人均國民收入邁入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那也將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復興。

「實施城鎮化建設」之所以冠之謂第三次社會變革，是因爲中國社會的進步，已經推進到必須透過改革來創新和完善社會制度的新階段。當今的中國負載的壓力早已超負荷，必須透過大規模的社會制度創新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均衡發展。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爲主題的城鎮化，首先，是要彌補其歷史的欠賬：對居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羣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均需追加投入，這從一定意義上講，今天的城鎮化是爲了還農民過去的「欠賬」；其次，是要在制度上讓農民轉變身份，近2億農民生活在城鎮裏卻沒有得到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這樣的城鎮化實質是將農民利益「邊緣化」；其三，是要還給農民一個公平的社會發展制度，歷史的原因，由於「剪刀差」的緣故造成「二元結構」社會至今，而今縱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變「二元結構」制度的本身；此外，還由此帶來文化、習俗、觀念等一系列的「斷崖式」的「二元結構社會」，這爲整個社會的公平發展埋下深層不穩定要素。

用「第三次社會變革」來形容即將展開的城鎮化建設並不爲過，歷史無數次的告知後人，任何一次社會變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發與「殘酷博弈」的過程體現。今天，年輕的中國農民在「拋家舍業」不惜「遺下」空巢老人而「擠身」城市的同時，預示著一場即將改變中國未來的深刻變革已經拉開序幕：一方是憑藉強大資本實力「覬覦」廉價土地已久的「利益階層」，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獲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透過「土地換身份」來實現與城市人「同富貴」的農民們。兩者較力的矛盾爆發點將集中於「利益交換的結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價交換最大的成果；後者是想以僅有的「維繫性命的土地要素」來交換「滋補未來新生活的全過程」，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而雙方「殘酷博弈」的過程，將深刻體現出「政府的利益傾向」，而這正是這場變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會意義之所在。

站在這個高度看待城鎮化，筆者認爲：中國的城鎮化建設是國家面向二十一世紀去消滅「二元結構社會」的社會制度進步與創新實踐，是國家補齊中國廣大農民應得利益的歷史欠賬所實施的惠民工程，是國家着眼於中國社會的未來持久健康發展而實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實現中國資源空間價值,即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總價值與國民個人總價值提升的國家工程。從這個意義出發，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具有樹立表率和傳播價值觀的意義。

放眼看世界，今天的中國城鎮化建設的確具有世界意義。首先，對於處於低迷期的世界經濟而言，具有世界引擎的作用，它不僅代表投資方向，更預示巨大的市場商機；其次，對於提振長期萎靡不振的中國消費來講，其潛藏著巨大的消費動能，將起到支撐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獨特作用。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未來透過城鎮化的引擎拉動，將實現新增消費的年平均值爲2.8兆，實現新增投資的年平均值爲6.5兆，城市化貢獻率佔GDP增加值的2.71個百分點，城市化驅動率約爲 38.5% 。由此證明，城鎮化必將成爲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這是其他任何產業都無法比擬的。

城鎮化建設不是刺激內需的權宜之計，更不應該成爲利益階層「交換利益的平臺」。中國城鎮化建設的開始，標誌着中國跨入第三次社會變革期。這需要中國的改革者們要有足夠的政治勇氣來掀起這場曠古未有之變革，需要中國的改革者們要有超凡的智慧來駕馭這場影響深遠的變革。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介紹：管理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長期從事國家戰略和空間規劃的研究。著有《區域經濟發展的龍形戰略》、《資源空間論》等著作，建立《資源空間學》。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馮濤，郵箱 tao.feng@ftchinese.com）

最近，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美麗中國」概念，並將其置於「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標題之下。或許，這會對未來中國經濟的成長方式產生深遠影響。不過，要想確認這一點恐怕還需要長期的觀察。

直到最近，許多人都無法將「美麗「二字與中共重要檔案聯繫在一起。「美麗中國」的提法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令人神往。

「美麗中國」讓人想到幾年前BBC拍攝的一部中國題材紀錄片，這部歷經多年拍攝的系列片獲得了巨大成功。後來，這部紀錄片在國內電視臺播出時被翻譯成《美麗中國》（Wild China）。由原片名及片子的內容看，該紀錄片延續了BBC狂野系列的概念，圍繞中國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展開，刻畫了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其中也夾雜著一些中國的歷史文化典故，只是這種角度是外國人選取的，旨在展示外國人眼中中國的大好河山而已。

紀錄片《美麗中國》充斥著對中國邊遠地區珍稀動植物的畫面和介紹，提到中國不少野生動植物面臨棲息地減滅，生存環境惡化，甚至瀕臨滅絕的危險。如果這些珍惜物種滅絕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僅看不到紀錄片中出現的美麗畫面，而且外國人今後再來中國也拍不到這些珍貴的野外鏡頭了。這是《美麗中國》紀錄片留給我們的心中印記，也是《美麗中國》讓人聯想到的問題。

執政黨的報告呼籲建設美麗中國，說明現實中國確實存在不夠美，甚至骯髒醜陋的一面。美麗中國不僅包括了人們對於中國大自然的嚮往，也對現在和未來無數中國人的棲息地即城市，提出許多硬性要求。設想一種在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常常出現的情景：環境汙染嚴重，臭氣熏天，汙水橫流，垃圾圍城，周邊百姓因此遭殃，如汙染導致周邊人羣染上不治之症，這個地方連生存都困難，豈敢奢談什麼美麗？

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古國，祖宗留下了無數寶貝，如歷史古蹟等。然而，許多古蹟卻未得到應有的保護。現實中，中國一些城市的新領導一上任，就喜歡大興土木，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許多中國城市給初來乍到者的第一印象是，就像一個大工地，難怪外媒報導全球80%以上的推土機集中在中國。

據媒體報導，最近有幾十個中國城市決心恢復古城遺址。一方面，中國許多城市在「攤大餅」式的快速膨脹中，大量歷史文化古蹟遭到毀壞；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又在不惜血本地重建古蹟，這一正一反的離奇現象構成了當今中國城市建設中的「獨特景觀」，也是典型的中國式折騰。殊不知，古蹟一旦推到，即使恢復重建得再好也不過是現代仿製品，屬自欺欺人的山寨思維。一些地方官員在談到城市建設時甚至公然聲稱，拆遷的速度就是發展的速度。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中國許多城市便出現了無休止的建了拆、拆了建的現象。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利益驅動，因爲不少城市喫著土地財政的飯，被建築開發商所綁架，城市建設大可以形容爲「誰給的價碼高就拆掉那一片」，城市規劃早已不見蹤影。

中國學者喜歡拿美國芝加哥的城市規劃來說事，這座城市的規劃早在1887年就擬定了。如今這座城市的主人和管理者換了一茬又一茬，城市自身也在不斷發展，但依然遵循著百年前城市規劃的韻律，格局沒什麼本質變化，這張百年規劃圖至今仍掛在該市的規劃局裏。在這座城市，我們可以感受到城市規劃的有章可循，城市的演變和歷史脈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們敬仰那些爲芝加哥進行最初城市規劃的人，因爲他們的智慧和遠見卓識，也佩服後來的城市管理者恪守百年規劃的精神。

相比之下，中國不少城市，不要說有個上百年的城市規劃圖，即使二三十年的規劃都難以守住，不是之前的城市規劃做得缺乏前瞻性，便是後來者自以爲高明，把前任的規劃推倒重來。羣衆將這種現象總結爲「規劃規劃，紙上畫畫，牆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許多中國城市在建設中既找不到歷史蹤跡，更無科學可言，有的只是你方唱罷我方登臺的糊弄，以及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折騰。中國城市建設中的這種亂象不僅讓城市的居住者感覺不舒服，而且也令美麗中國的提法幾乎成爲夢囈。

我本人有一次親身經歷，20年前我曾在中國南方某大都市生活，那時我所在單位門前就在挖溝。20年之後，我有機會舊地重遊，令我喫驚又無奈的是，單位門前的溝還沒有挖完。我們知道，城市路面之下埋有各類管線，但由於各個單位各自爲政，因此挖了埋、埋了挖，甚至彼此挖斷對方管線的事也時有發生，老百姓將這種工程稱爲「拉鍊工程」。這種沒完沒了折騰的背後，一定會牽扯到官員的胡作爲和貪汙腐敗等。執政黨的紀律檢查組織或許能從這種明目張膽的胡來中順藤摸瓜，找到有用線索，「挖」出一些瀆職者。

目前，中國已能把載人太空船送到太空，也完成了深海蛟龍式的海底試驗，但地面人間的事情卻始終難以理順，城市建設中不斷出現各式各樣的不和諧聲音。儘管一些城市的主政者沒把「拉鍊工程」等擾民現象當回事，但此類現象確實導致城市建設中的髒亂差，也造成百姓積怨的加深。畢竟，生活在地面上的中國普通百姓會更在意人間出現的狀況，對於天上、海底發生的事情既使不上勁，也無太大直接關係。

以上列舉了有悖於美麗中國的幾種現象。顯然，「美麗中國」不僅包括那些外在的東西，如藍天白雲和青山綠水，同時還應包括一些看不見的內在指標，如以服務質量衡量的軟環境等。如果人們在一個旅遊景點遭遇缺斤短兩的服務，景區餐廳提供質次價高的食品，甚至還喫到地溝油，那麼，美麗中國的提法不僅讓人頓時生疑，而且還會立即抵消甚至摧毀人們對於美麗中國的認同和感受。

那麼，建設美麗中國需要靠什麼呢？當務之急是要把相應的制度機制建設起來，否則，「美麗中國」有可能成爲另一句空話。既然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那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事情，因爲「文明」的推進需要花大力氣才能見效。例如，考覈地方官員要堅決捨棄那種只看GDP的做法，要實行生態建設一票否決。如果一個地方環境汙染事件頻出，百姓怨聲載道，那麼，地方要員的仕途就應立即終止，而不是換個地方繼續貽害百姓。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幹部考覈和選拔機制落到實處，那麼，城市建設中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等也可得到有效遏制。按照目前中國的用人體制，除非這種機制是由上而下強力推動的，否則地方官員不大可能自行轉變觀念。

可以預料，上述看得見的用人機制能夠在短期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就長期而言，美麗中國的維繫還需要依賴看不見的生態環境倫理觀。例如，在生態環境保護中，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就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強調的是，自然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將很難或者根本無法得到恢復的情況，這個概念應該植入各級官員的腦海中。面對中國的大好河山，衆多的自然遺址和文化歷史名城，無論是大自然的饋贈還是祖宗留下的古蹟，當代人都有將他們完好保護的責任，我們不應該剝奪子孫觀賞古蹟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權利。如果把眼光放得足夠地長遠，我們實際上沒有權利這樣做。這種世代的（Inter-generational）資源利用觀點，反映出當代人對後代人利益的關切，而這種世代公平正是可持續發展觀所倡導的，也是美麗中國的可靠源泉。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城鎮化重任在肩，儼然成爲中國未來改革的最大紅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在北京閉幕，「新型城鎮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間，都將新型城鎮化定位爲中國經濟新的成長點。透過推動城鎮化，刺激投資與消費，造就龐大內需。

有意思的是，時隔不到一個星期，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亦在京召開，會議強調，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超過城鎮居民。此次會議，被稱爲中國農業發展綱要。

事實上，相對新興城鎮化，中國未來更重要的是農業現代化。

1872年，一個名叫明恩溥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總結其50餘年的在華經歷之後，寫出了傳世之作《中國鄉村生活》一書。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通稱：「中國鄉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 。

那麼，鄉村的發展到底由誰主導？

當下，中國的國家戰略表現爲以 「城市爲中心」和「先城市後鄉村」。事實上，以反哺的名義，單向開啓城市之門，是一種「城市霸權」。城市與鄉村不是割裂的，城市與鄉村兩種文明應該互動發展，在城市的發展中，應該保留對鄉村的足夠敬畏。

今年，中國的城市人口終於超過了農業人口，非農人口歷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農村出生，後來脫離農村戶籍的人口，則曾經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口，仍然佔據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此情況下，鄉村的存在，意味著很多人的故鄉，以及永不荒蕪的精神家園。

由此，中國的鄉村的作用，不能僅僅從經濟功能衡量，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來說，絕大多數人口與農村有無法割捨的生命關聯，正如時下流行的《鄉愁裏的中國》一書所說，鄉村是人們「鄉愁」的寄託，是不能捨棄的精神家園。

同時，鄉村的存在，亦是人類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鄉村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亦可以給予城市諸多的啓示。

現代以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深入人心，當越來越多的人對城市的喧囂與擁擠所困擾時，很多人開始了對於田園的嚮往。在西方發達國家。曾經嚮往城市的人們，已經開始了重歸自然和鄉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國鄉村的改造也成爲了各級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國新農村建設中，存在著很多亂象，某種意義上與城市先驗論有關。在一些地方，一搞新農村建設，就強行把大批的農民強行驅趕到一個地方，集中住到樓房中。在筆者最近幾年調研的衆多城市中，相當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將消滅農民，作爲推進當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鎮化，亦以消滅農村、建成城市爲業績。權力的介入，資本尤其地產資本的進入，改變了鄉村本來的生存方式，強行將農村納入工業化體系，引起了越來越多反彈，在徵地拆遷中日益劇烈的衝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水準，往往將多少農民轉移到城市作爲一個重要的指標。

新型城市化，絕對不是要消滅農民，消滅農村，人爲地實現所謂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實現鄉村與城市的共存。

某種意義上說，輔助鄉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別在當下中國內需不振的情況下，要造就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必須提升社會底層的消費能力。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的利益爲代價的，存在幾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農村財富，變相流入了城市。中國城市崛起，鄉村塌陷的怪狀，制約了鄉村消費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而鄉村的成長，就是國家的成長。

未來中國的鄉村應該有三個特點：在經濟上，農業納入現代產業體系，在社會領域，實現農村的福利與城市接軌，同時，消除中國隱形的身份等級分野，使農民真正成爲中國的獨立公民。

無論在哪個國家，農業都屬於一種弱勢產業，正因爲如此，這個國家是否具有遠見，正可以從其對待農業的態度上看出來。 在衆多國家紛紛拋棄「見效慢」的農業時，作爲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卻仍然堅守農業。美國每年都給予農業巨大的補貼，因此，在美國搞農業，農民賺錢，而國家並不賺錢。

長期以來，中國的糧食價格都沒有完全市場化，同時，農業補貼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來農村需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納入現代產業體系，遠比驅趕農民到城市更有遠見，也更符合現實。 農業本身的現代化，也比工業完全取代農業更爲合理，從國家戰略來說，亦更容易造就產業結構的均衡。增強抵抗經濟動盪的能力。美國不僅是世界第一服務業大國，也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甚至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使美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抗擊風險能力，具備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這也是美國一直稱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後，最近社會上流行很多提議，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農村未來徵地補償標準提高十倍。如此，農民的土地，未來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間，這也是對農民的權益保障。未來，農民以土地作爲資本，納入到國家資本體系，將給農村帶來巨大變化。

土地的自由流轉，對農村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徹底改變中國農業的的運作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事實上，農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沒有聯產。除了國營農場之外，中國廣大的農村，都是以家庭爲單位，小敲小打，勞動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種時代，一度盛行的機械化，幾乎被中斷。以我的老家爲例，我老家在湖北的農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鬥（半畝）爲單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透過抓拈，優劣搭配，由此，家家戶戶的農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經營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個小塊一個小塊地租用抽水機，到了收割季節，亦無法施展收割機。由此，機械化亦無法實現，農業成本高，效益低。

未來農民能夠自由流轉承包土地之後，農民就可以以戶或者村爲單位，組建新型農莊。按照股份或者農地面積大小分紅，實現真正的「聯產」，這樣，農業規模化、機械化之後，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擴展產業鏈，發展農產品加工工業，同時，還可以進行多元化經營。

農村本身的現代化，比農民轉移到城市更爲重要。農業的現代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將農業融入現代產業體系。臺灣經濟騰飛過程中，就沒有損害農民的利益，相反，臺灣成爲世界食品主要供應商的過程中，農業被納入產業化道理，大陸未來的發展，亦可借鑑臺灣農業發展模式，造就大批的農副產品基地，食品工業基地，旅遊產業基地。

建設新農村，亦需在社會管理和服務領域，縮小城鄉差距。因爲中國優質的醫療、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來，農村的醫療如何解決？社會保障和教育等誰負責？這些都是構建新農村的重要課題。

此外，中國的農民，普遍需要解決一個身份認同問題。

新興的接受了現代教育的農民後代，他們強烈要求改變社會地位，他們已經開眼看世界，體驗過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種田還是打工，不僅是個收入問題，還存在身份認同。

中國如不從社會制度上，改革現行戶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級的隱性分裂，從文化上真正實踐人人平等的信仰，長久必影響社會穩定，新一代的年輕農民，視務農爲畏途，視農業爲賤業，振興農業無從談起。而數億農民，也無法找到未來。 農村一旦衰敗，則城市失去了後方陣地，整個國家淪爲潰敗的國家。

共存互惠，方爲城鄉和諧之道。新興城鎮化的要義，不是單方城市化，而是城鄉共榮。

（注：作者是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致力於國家與城市競爭戰略，著有《大國諸城》一書，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等到你讀完這篇文章時，又將有400多名中國人離開農村，前往城市紮根。

已經容納全球十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城市，仍在不斷膨脹。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也是中國對鋼鐵、食糖、電力等需求的推動力。

也許更出人意料的是，城市已經成爲中國對抗汙染、提高成長可持續性的關鍵戰場。

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一直伴隨著慢性的環境退化和不斷加劇的汙染，官員們承認，如今這對人體健康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在中國領導人改變這種成長模式的嘗試中，城市走到了最前線。

「我們不應仿效西方城市的高密集度模式，」中國國家發改委下屬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說——他主要指的是能源消耗。他說：「城市化越快，消費就越快……我們必須考慮能源和資源方面的制約因素。」城市移民顯著影響著消費和行爲模式：中國城市居民用電量是農村居民的3倍，糖的消費量是後者10倍，日常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也多得多。一位官員估計，每有一個人移居城市，政府平均要花費10萬元人民幣（合1.6萬美元）修築道路、橋樑、公用設施和其他公共產品，這些都需要能源密集的投入，如鋼鐵和水泥。

政策制定者試圖透過一系列政策來引導城市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包括設定碳排放目標、鼓勵使用獨立太陽能設備、限制能耗和大力投資公共交通。上月，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承諾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並表示城市化必須與「生態安全」相均衡。

就此而言，北京和上海等中國最大的一些城市已在多個方面走到了前列。爲減少空氣汙染和碳排放，北京（人口2000萬）正在分階段將燃煤電廠撤出城市的中心地帶，用更清潔的燃氣電廠取而代之。

在中國中西部地區，計程車用天然氣代替了汽油，因爲前者更廉價、更清潔。很多城市出資興建符合環保原則的「生態城市」。

儘管有種種措施讓城市「綠色化」，但迄今進展緩慢，因爲中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架構仍然鼓勵地方官員注重高投資和快成長，而不是可持續性。過去30年經濟繁榮的動力是對固定資產的大量投資，這種模式導致城市橫向蔓延、效率低下，充斥著質量低劣、只能使用20年的建築。

「想想中國城市建設是爲誰而建的，」福建省的一位市級官員若有所思地說，「它們不是爲人民而建，而是爲政績而建。」

結果之一是，中國城市都有相似得出奇的巨大的街道網格，不方便行人步行。

中國的官員們指出另一項難題：誰來爲減輕城市環境影響的政策買單？汙水處理、高效率的垃圾處理和乾淨能源都可能成本不菲。「一些官員可能會爲了滿足監管要求而建造新的汙水廠，但爲了節省成本和能源，他們也許會趁上級領導不在時關閉汙水廠，」中國環境保護部政策研究主任夏光說。

官員和學者表示，有鑑於此，若要實現城市可持續性（以及在整體環境舉措上取得成功），就需要轉變經濟成長模式，在評定官員的政績時，除了GDP成長外，也考慮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成就。

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創辦人、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稱，在中國建設可持續城市需要「全新的市政財政模式」，而且只有得到經濟改革的配合，城市化進程纔有可能得到妥善把握。

他說：「需要努力建立起穩健、長遠的經濟框架，真正意識到自然資源的稀缺。」

他說，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都需要「這樣一種成長模式，即讓我們在不耗盡自然資源或破壞環境的前提下增進繁榮」。

譯者/何黎

兩年前在上海，一名患有心臟缺陷的女嬰被遺棄在豪華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邊，原因可能是她的農民工父母無力支付醫藥費。

這名女嬰的遭遇彰顯出擺在中國新任領導層面前的一大社會問題：在大城市炫富現象的背景下，幾千萬生活在赤貧中的農民工如何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上海市政府出資給這名棄嬰做了心臟修復手術，她如今生活在孤兒院。她是中國2.3億移民大軍中的一員，他們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去年中國城鎮人口已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光是上海，近1000萬移民就佔據了該市人口的40%。根據預測，該數字將在2020年升至1400萬，佔到該市人口的一半。

農民工背井離鄉來到城裏，沒有戶口讓他們接受教育和醫療難上加難。幫助新移民融入城市，是葛蘭素史克「新市民健康關愛計劃」(New Citizen Health Care Project)的使命。該計劃由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出資，由專門從事公共衛生教育的當地非政府機構(NGO)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Xintu Centre for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負責運作。

三林鎮是上海浦東新區一個擁擠的城市社區，容納了10萬名移民。「新市民健康關愛計劃」建設的四個社區中心中，有一個就在三林鎮，該中心配備了空調活動室、教室和報告廳，所在的地方由政府提供，免收租金。由於該計劃深受當地居民歡迎，葛蘭素史克計劃明年在北京開設一個類似的中心。

在宏觀層面上，中國政府已經把醫療改革列爲需要優先處理的要務之一。政府深刻意識到，隨著生活水準提高，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忍受陳舊過時的醫療服務體系。2009年，中國政府定下宏偉目標：在2020年之前實現有效、安全、低成本的全民醫療。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近期報告《中國醫療：走進「未知水域」》(Healthcare in China: Entering uncharted waters)稱，從那以後，中國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已經覆蓋95%的人口。

但在微觀層面——如三林鎮等移民社區的日常生活領域——情況就不那麼令人鼓舞了。比如，從理論上來說，上海外來人員與有本地戶口的人享有同等醫療權。「但沒有醫保的話，醫療服務就過於昂貴了，」新途總幹事郭小牧說。

移民可能擁有某種形式的醫保，但多數人只能在他們的原籍省份使用。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推進醫保的跨省轉移，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便是在允許醫保跨省轉移的省份，也很難使用醫保，報銷實際上非常困難。

上海最好的醫院擁有世界一流的設備和醫生。市政府爲貧困居民（包括移民）提供一些免費醫療服務，國外和在地的慈善機構也出資贊助包括免費手術在內的多種醫療服務，例如爲女嬰修復導致她被遺棄的心臟缺陷的手術。「但是，並不是說知道有一項免費服務就行了，」郭小牧說，「理論上你或許有權享受，但首先你必須知道自己有這項權利——而大多數移民都不知道。其次，你還需要拿到很多證明，才能享受這項免費服務。」

她說大多數移民「缺乏順利透過整個過程的資源」，並認爲問題出在實施方面，而不是政策方面。「新市民健康關愛計劃」的宗旨不是向農民工及其親屬提供他們缺乏的醫療服務，而是試圖透過涉及衛生、小兒營養和兒科疾病等問題的基本預防性教育，來預防他們生病。該計劃每年有100萬元人民幣（16.032萬美元）的預算，提供多種多樣的服務，有的甚至超出了公共衛生的範疇：近期講座涵蓋的話題不僅有預防手足口病，還涉及家庭暴力、如何使用Skype和如何安全網購。

郭小牧表示，一些地方政府正在關注她的計劃，以學習如何將這些計劃推廣到其他社區。然而，雖然有一些NGO組織專注於爲農民工子弟學校提供幫助，但像GSK這種聚焦農民工醫療的項目在中國似乎爲數不多。

中國的醫療改革只是剛剛開始。諸如此類的計劃或許會開闢出一條新道路，形成示範效應。

張嫣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新近有報導稱，中國若干大學取消了運動會上的男子5000米與女子3000米項目，據說怕學生身體承受不了，出現意外。這還不算奇聞，今年北京大學二年級學生軍訓期間，近3500名學生竟然累計看病超過6000人次。大學生理應是這個國家最有時間和條件進行體育鍛煉的羣體，現在似乎已經弱不禁風，還曾有官方統計稱，有七成中國人處於亞健康狀態，爲什麼中國人不喜歡體育運動以強健身體呢？

這個話題很容易歸於文化現象。在儒家統治太久的中國，崇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士人鍛鍊身體的對象是「心」，追求「以靜修身」，再加上佛教和道家的影響，使得對身體的修養具有封閉性、內向性，這與西方人透過運動和競技，由外而內截然相反。由於儒家不鼓勵對抗而是和諧，原本尚武的精神也被湮滅，留存的體育運動大都是表演性質。這意味著運動是個人化的，缺乏競技性運動對身體的訓練要求，以及求勝的意志與榮譽感。總體上，西方的體育運動強調的是以身體爲媒介的競爭和對抗，其價值取向是超越對手、自然以及自我。

由於更重視智慧的獲取和品德的修養，中國傳統上將體力強壯的勞動者視爲尚未開化的一羣，尤其代表著綠林強盜以及北方遊牧蠻族，而代表文明的書生則是孱弱的體徵，及至今日，女人選擇對象時還是重視男人皮膚的白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表明了兩種羣體的社會地位，身體強壯往往被視爲「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粗鄙之人，知識、權力纔是力量而非強健的身體。

這種重文輕武的局面直到清末西方入侵才被打破，洋人高大威猛，船堅炮利，而中國人則被稱爲「東亞病夫」。這個時候國人很容易從身體對比上觀察到自身的弱小，開始強身救國運動。由於同爲黃種人的日本人經過習武后戰勝了俄國人，因此，清末解除武禁鼓勵強身實際上有軍事訓練的目的，這個時期湧現大量中國武師與西洋「大力士」比武的故事，顯然更是一種民族的自我安慰。

民國初立，各級學校仿照西方和日本開設體育課，強身健體成爲中國追求現代化並融入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目標和訴求，其意義在於告別舊的中國，成爲新世界的人，就像毛澤東所說，「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要從身體與精神上解放中國人。更重要的是透過增強體質以及提高競技能力消除種族自卑，改變「病夫」形象，將體育與民族主義結合從清末起至今都是如此，這也是中國人熱衷於「金牌」的原因。

現代體育起源於古希臘羅馬，但只是貴族的遊戲，只有在歐洲進入政治議會化與工業化後，體育才從貴族遊戲發展成爲城市中產階級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調解機制，具有現代性。體育代表著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表達一種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透過競技活動實現一種新的倫理價值，如競爭、榮譽感、拼搏、公平、合作等，體現人的獨立、自信與意志。而且運動與競技更重視的是訓練中的科學，過程中的規則，同時還有激勵觀衆並提供觀賞性。

現代體育也是城市化的產物，是從人從自然到城市的一種機制性適應，體育要有物質基礎，它是在中產階級誕生後，才由貴族的遊戲發展爲大衆化運動。體育賦予了身體社會屬性，並將身體納入到社會關係當中。在西方，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參加各種體育訓練和比賽，不僅是體質與精神的訓練，還是孩子融入社會的一個重要的途徑，他（她）可以在運動中知道如何與別人相處（合作）並獲得友情，也培養規則、競爭以及超越自我的精神。

民國初期生活在租界裏的中國人或者上流社會，以及西方式的教育體制，都在模仿和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體育是重要的內容。1949年之後，人人成了革命事業的螺絲釘，身體只是革命的工具並被意識形態化，「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體育也隨之政治化。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人仍然不能夠獨立，功利主義替代了革命的意識形態，中國人的狀態一直是「活著」而沒有生活。

這種功利主義讓學校教育迴歸到科舉時代，應試教育的激烈競爭導致體育的邊緣化，體育考覈可以弄虛作假。家長將孩子的生活目標社會化，但又把孩子與社會隔離，而不是像西方孩子透過體育融入社會。對體育運動的熱愛需要從小培養，中國孩子不熱愛讀書但必須全力以赴，也因此，中國人戴眼鏡的比例出奇的高。

如果從小沒有培養體育鍛煉的習慣和愛好，進入社會後很難有興趣和意志進行持續的體育鍛煉。因爲中國人實在太忙，不只是工作的問題，而且工作之外的時間大部分用來處理人際關係以及應對社會缺乏規範帶來的各種麻煩，城市也幾乎沒有預留公共空間給居民體育訓練使用。

在對身體的審美方面，中國年輕人受到日本、南韓以及臺灣的「花樣男子」文化的影響，陰柔而女性化，女人則普遍希望透過減肥達到一種瘦弱白皙的病態美。而在成人世界，一個男人擁有微隆的「啤酒肚」是種志得意滿的成功象徵。中國人對身體的審美是一種畸形價值觀的結果，多少源自儒家的文化，也是等級社會的反映。而在好萊塢影視作品當中，到處充滿身體健碩的男女，身體已經是好萊塢英雄文化的一種象徵。

說到底，體育在中西方的認知和功能不同，在中國體育只有工具性，是實現健康的一種成本很高的手段，是一種職業（運動員和體育老師），是一種娛樂消費（欣賞比賽），是激發愛國主義的一種途徑。除此之外，它沒有西方所具有的社會屬性和價值、倫理。普通大衆進行體育訓練，不過是一種個人愛好。即使爲實現健康，中國人也更傾向於透過食補養生這種「抄近路」的方式，只有當人衰老的時候，才因恐懼死亡而重視運動，老人幾乎是城市清晨鍛鍊的唯一羣體，已經成爲中國的標誌，這是因爲運動的工具價值突然被放大。

而在中國人的價值觀裏，也不太注重個人的拼搏與奮鬥，更想依靠家庭背景、社會關係以及其他能夠「抄近路」的方式。中國也是一個缺乏規則意識的社會，法律、規則、道德等得不到嚴格的遵守，甚至遵守規則本身就是喫虧的代名詞，所以，對公正與規則的需求較低，而這些恰恰是體育精神的社會價值所在。

中國還有一種傳統的觀念，就是賦予競技比賽道德屬性，在比賽中，道德置於規則、競爭和求勝意志之上，所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以德服人，有時候故意輸掉比賽的做法被視爲人間楷模。但是，本質上中國人往往更重視結果而非過程，也就不在乎用什麼手段，最終道德只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宣傳。

體育不興或許還和中國的城市化程度有關，中國的城市化主要體現在城市建設，而現代城市文明程度較低，城市居民仍然處於一種缺乏自我、缺乏自組織的狀態，生活始終感覺到不穩定，從而沒有足夠的閒暇與財富消耗在不帶來物質價值的體育運動上。

不過，一些富有的家庭已經開始重視孩子和自身的體育鍛煉，其目的在於社會交際，體現社會地位並希望孩子全面發展，參與的大都是中國社會認爲的「貴族運動」。中產階級家庭也開始重視孩子的體育訓練，但體育訓練的商業化色彩太濃（成本很高），而社區體育設施與體育服務較少，想要堅持訓練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這些表明，體育在中國逐漸成爲象徵社會階層的事物，仍然距離體育精神很遠。中國人忽視體育運動應該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現象，也是由收入水準所決定的。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充滿功利主義而缺乏遊戲規則與信用，體育競技所體現的精神就沒有生存的空間，體育也就缺乏社會價值。

有關報導稱，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是一個愛好體育運動的政治家，希望他的愛好能夠影響和改變中國人不愛運動的文化。他也有責任改善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缺乏的問題，改革應試教育而賦予體育運動新的生命力，並致力於創造一個公平、規則和信用的社會。體育競技本身也會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風貌，爲一個美好社會提供價值倫理基礎，當然，體育也是一項有巨大潛力的服務產業，可以爲經濟轉型提供空間。

（注：作者爲資深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2012年即將過去，FT中文網邀請各界名人及本網編輯，與讀者分享這一年的閱讀體驗。

著名媒體人閭丘露薇的推薦

書名：《金錢買不到的東西：市場的道德界限》（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作者：Michael J.Sandel

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推薦原因：金錢到底可以進入我們生活中多大的領域？或者這樣表述：到底有哪些領域，不能夠由金錢說了算？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辦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的推薦

書名：《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遙

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

推薦原因：舊書重讀，那個時代的生活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但一個「普通人」在同樣的大時代，其追求和挫折的感受是相通的，一樣的勵志，一樣的心路歷程。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柴靜的推薦

書名：《冬牧場》

作者：李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薦原因：李娟之前就寫過《羊道》三部曲，加上這部《冬牧場》，算是一套四本，寫的都是她跟隨哈薩克牧民一家遷徙、放牧的生活。從外在來看，只不過是在一個狹小的冬窩子裏，三四個人過著一無所有的生活，但事實上它完全滿足了我對文學的預期，就在很小的空間裏寫一個很大的世界。

新聞通常是報導不尋常的東西，如果對象同樣是哈薩克牧民，新聞會力求找出新奇的東西，寫他們和漢族人生活、文化上的不同。而文學恰恰是要過濾新奇，寫一些尋常的東西，這些日常的人性往往是最動人的。我並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是李娟的文字能夠引起我內心的共鳴。做電視有時會內心焦慮，但只要沉浸入李娟書中的那個世界，一切就變得清澈起來，她所觸及的是這個世界中的美好，對映出的是人性中很大的善意。

BNC薄荷糯米蔥中國設計師店投資人、《ILOOK》雜誌出版人洪晃的推薦

書名：《民國了》

作者：楊早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薦原因：特別好的歷史讀物，既不像以前傳統的歷史讀物那樣枯燥、學術，也不像當下時興的歷史讀物那樣口語化和通俗化。這本書用大量的研究和史料營造出一種時代的畫面感，比如清華大學食堂裏的菜價等，讀來很有層次，既有可讀性，同時十分嚴謹。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的推薦

書名：《論美國的民主》

作者：托克維爾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推薦原因：我讀書雜亂，很難說是大衆喜歡讀的，但我多次推薦《論美國的民主》 。這是托克維爾除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外的又一重要著作，中國大衆應該讀讀這本書，有助於理解民主的真諦，這本書至今仍被美國人奉爲經典。

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推薦

書名：《國家爲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

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出版社：Random House

推薦原因：該書給出了一個非常簡明扼要的分析框架，用來分析各國走向繁榮和導致失敗的制度原因，切中我們當下問題的關鍵。

中國併購公會會長、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的推薦

書名：《羅馬人的故事》

作者：鹽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我最仰慕日本女作家鹽野七生，多年前讀到她的《我的朋友馬基亞弗利》，有史有情有理，驚爲天作，始百般收求作品。老友專門從海外帶回臺灣版的《羅馬人的故事》全集14本，如飢似渴，從此喜愛古羅馬，正如我在《羅馬人的故事》內地版的推薦序裏所言：「這是一本歷史，也是一本遊記，還是一本政論，更是一本優美的散文集……我讀鹽野的羅馬人故事，看到了主導當時文明的精神特質，也是傳承至今的演化基因，更是鞭策中華文明的動力。」

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的推薦

書名：《艱難一日》

作者：馬克•歐文，凱文•莫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從《艱難—日》中可以詳細看到美軍特種作戰的法寶就是後臺系統的強大有效和前端執行的專業精準，而這也正是未來企業組織的變革方向，值得特別關注。

聯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傳志的推薦

書名：《論中國》

作者：基辛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這本書是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外國人寫的他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和現在。

著名演員陳道明的推薦

書名：《老而不死是爲賊》、《別拿畜生不當人》等

作者：小寶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我看的大多數書都很無趣，大家肯定不愛看。小寶的書是少數我喜歡而且有趣的書。他的書得整在一起看，看一本太片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賈爾斯•錢斯的推薦

書名：《中國準備好了嗎？——危機之後的世界新秩序》

作者：賈爾斯•錢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本書核心觀點是，中國崛起對世界構成了一場巨大的「供應衝擊」（supply shock），壓低了消費品價格、通膨率和利率。在這個長期的極低利率時代中發生的「尋找收益」（search for yield）和追求冒險的行爲，導致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危機並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因爲各國央行未能注意並理解中國崛起帶來的變化，以及各國監管機構失職。但中國帶來的「供應衝擊」是必要的前提因素。本書還分析了中國在後危機時代世界舞臺上的角色，包括中美關係。

書名：《權力的轉移：林登•強森的歲月》（The Passage of Power: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作者：Robert Caro

出版社：Alfred A Knopf

推薦原因：這是我在2012年讀過的最好的一本書，這是Caro寫的強森傳記的第四卷，描述的時期是從強森成爲副總統到1960年肯尼迪競選獲勝，以及1963年肯尼迪遇刺之後強森繼任總統。強森是一位重要的美國總統，因爲他透過了「民權法案」，改造了美國社會，還發動了越戰。作者對資料的研究極其透徹，思考也極爲縝密，他的這本傳記達到了專業研究的水準，具有無與倫比的深度和吸引力，也是對那個正處於歷史轉折點的美國的深刻分析。本書爲傳記作品樹立了標杆。對於任何想深入理解美國歷史和當今社會的人，我都強烈推薦本書。

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茅於軾的推薦

書名：《生活中的經濟學》

作者：茅於軾

出版社：暨南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該書自1993年第一版以來，已印行多次，19年暢銷不衰，售出超過20萬冊，曾獲得廣東省社科類書最佳銷量獎。許多人讀完該書都認爲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這一點可從國內網上書店讀者的評論中感知。《生活中的經濟學》透過選取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用簡單平實的語言揭示其中蘊含的經濟學道理，解釋了這些問題與個人、市場與國家的關係，指出經濟制度和交易費用等對於一個國家和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並延伸到市場經濟的文化、法律和道德觀念等層面，強調了市場規則的作用和意義及其運行的基礎。

書名：《中國人的道德前景》

作者：茅於軾

出版社：暨南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該書1997年第一版，現在出了第三版。至今仍盛銷不衰。本書是用經濟學解釋人際關係和道德的基本出發點。爲什麼利己是好的？市場建立在各人利己又不損人的原則上。什麼時候需要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分析道德如何形成，它如何隨時代改變。針對中國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水準和特點，對道德的側重點做了調整。本書的特點是用邏輯和推理討論問題。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盛洪的推薦

書名：《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

作者：天則經濟研究所

出版社：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即將出中文版）

推薦原因：在衆多的中國國企研究中，本書的特點是用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分析國有企業的性質，用公開的宏觀和微觀數據修正和還原名義績效，從效率和分配兩個角度重點刻畫了國有企業的當下表現，並對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國進民退」 現象及對市場競爭規則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國有企業要退出營利性領域的改革終極目標和取消國企壟斷權和其它特權的過渡性方案。

路透社北亞首席記者林洸耀的推薦

書名：《大民小國》

作者：餘世存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推薦原因：這本書是作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人物解讀，在大陸近年的「民國熱」中，餘世存的聲音值得聽取，如他自承，他沒有加入懷念民國的大合唱，他的關懷仍立足於個人本位，他是獨唱或清唱。

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的推薦

書名：《白魚解字》

作者：流沙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薦原因：我鄭重推薦沙河先生這部書，是因爲他書中構建的那個世界正在離我們遠去：手稿，書法和漢字的經典美感。我們正進入一個人類歷史上的無手稿期。我們每天與粗鄙的語言相伴。我們已無力感知漢字的脈絡和本源。沙河先生的這冊新說文解字是想提醒大家，中國人有必要重新識字。從識字中回溯中國的文化之根。

FT中文網影片編輯盛立宇的推薦

書名：《珍藏佈列松》

作者：佈列松基金會

出版社：中國攝影出版社

推薦原因：新聞攝影奠基人享利•卡蒂埃-佈列松的作品全集，印刷排版皆屬上乘。佈列松在幾十分之一秒中捕捉時間和空間的張力，以繪畫般嚴謹的構圖呈現世界。所呈現的「決定性瞬間」，在技術進步之下依然鮮有人能超越。

書名：《金融之王》

作者：艾哈邁德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一部關於中央銀行和中央銀行家的史詩鉅作。自其誕生之日起，人類就在學習如何駕馭「貨幣」這一發明。本書呈現一小羣精英們的努力，以及他們的失敗帶來的災難。該書曾獲普利策，FT-高盛最佳商業書籍，紐約時報年度圖書等多個獎項。

FT中文網財經編輯徐瑾的推薦

書名：《新倫巴底街》

作者：佩裏•梅林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推薦原因：白芝浩被認爲《經濟學人》歷史上最偉大的主編，甚至是最偉大的財經記者，他的《倫巴第街》被視爲金融領域經典之作。佩裏•梅林在《新倫巴第街》中不僅對白芝浩致敬，也重新梳理了白芝浩之後的金融系統格局變化。當我們審視美聯準如何成爲了最後交易商時，或許也該反思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兩大傳統的分野合流。

書名：《第三種猩猩》

作者：傑拉德・戴蒙德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推薦原因：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是耶非耶？人與黑猩猩的關係多近？二者基因的差異不到2%。現代經濟學，每每以研究人的競爭和合作等行爲爲要務，但是往往有隔了一層的感覺，這時候生物學家的意義就得以凸顯。這是一本舊書，尤其比起戴蒙德後面一些爆得大名的著作（如《崩潰》），知者不多，不過卻是他的當行本色，能力所逮，讀來過癮，譯者亦頗爲得力。

FT中文網公共政策編輯劉波的推薦

書名：《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本書作者霍布斯鮑姆今年10月1日以95歲的高齡去世，被視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不悔改的共產主義者」。在80多歲時寫的這本自傳裏，他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從奧地利到英國，從納粹德國的崛起到蘇聯的傾覆。給一個人貼上標籤後再加以頌揚或批判是很容易的，但每個個體都是特殊的，理解其獨特的個人歷程與歷史背景，需要下更大的工夫。霍布斯鮑姆爲何在後「冷戰」時代仍堅持做一個「特立獨行」的老派左翼分子，本書提供了回答。「世界不會自發自動變得更好，」他說。有時我們要警惕良好的願望鋪成人間地獄，有時我們也要警惕精神和智識上的自滿導致犬儒、過度的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生態危機。

書名：《通往革命之路：俄國激進主義百年史》（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作者：Avrahm Yarmolinsky

出版社：Cassell

推薦原因：今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受熱捧，原因無非是借古思今。但對中國更有參照意義的無疑是俄羅斯：法國自巴黎公社之後就已基本走出暴力革命循環，而俄羅斯至今無法擺脫強權政治陰影。本書從作者到內容都無法與《舊制度與大革命》相提並論，但它分析的是一段「冷門」但意義同樣重要的歷史：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裏，俄羅斯的激進革命主義是如何萌動和不斷壯大，羅曼諾夫王朝又是如何在不斷的壓制、被迫改革、再壓制的循環中走上絕路，並最終爲列寧等人的上臺打開大門的。本書爲專制政治與革命主義這一對孿生兄弟的關係提供了另一個歷史切片。

FT中文網責任編輯/影片編輯王昉的推薦

書名：《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作者：高華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聽說此書雖已多時，但去年底高華先生的辭世，促動我輾轉找到了這本在中國仍然被禁的書。高華先生叩問禁區的勇氣，和他從公開史料中抽絲剝繭去僞存真的能力已有公論。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受是，對照2012年中國政壇的一幕幕大戲，竟時有似曾相識之感。這本「祛魅」之書讓70年前席捲延安的那場近乎癲狂的中國式思想改造運動剝掉了語焉不詳的外衣，露出更接近真實的猙獰面目。高華先生執拗地從官方敘事這塊"歷史蓋布"的拼縫間剔掃出泥沙，這種問史的姿態，在"拼縫"日益擴大的今天，尤有借鑑意義。

書名：《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

作者：安東尼•劉易斯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推薦原因：在美國學習新聞時，研讀過美國國父們在醞釀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過程中，思辨媒體與政府、言論自由與社會進步間關係的多段論述。他們對言論自由近乎偏執的捍衛和氣勢恢宏的論述，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兩度普立茲獎得主安東尼•劉易斯的這本書，以《紐約時報》vs沙利文案爲主線，回顧了兩百多年來美國圍繞言論自由的司法鬥爭史，讓我再度重溫了許多段經典論述。讀罷最強烈的感受，一是美國人的憲法情結，二是美國社會對冷靜思辨、程式正義的尊重。在「美國衰落」論日益流行的今天，僅是上述兩點，就足以讓人重新思考我們與它的距離。

FT中文網投資與財富管理編輯馮濤的推薦

書名：《寬客人生》

作者：伊曼紐爾•德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推薦原因：這本自傳的精彩之處在於，從來沒有哪本著作能夠完美的跨越兩種文化，在一個特別的時代中，物理學與金融學完美的融合，告訴讀者如何使自己的財富成長。

書名：《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

作者：弗蘭克•G•戈布爾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推薦原因：亞伯拉罕•馬斯洛第一次把「自我實現的人」和「人類潛力」的概念引入了心理學的範疇。馬斯洛心理學不僅充滿了對人類的精神健康和發展的堅定信念，同時也充滿了對人與人之間的愛的信心。

FT中文網生活時尚編輯薛莉的推薦

書名：《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

作者：弗雷德裏克•馬特爾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推薦原因：這是法國文化人用採訪跨國文化產業巨擘的方式寫的有關文化產業商業運作的書。大量的採訪內容讓作者的分析與思考顯得十分腳踏實地。

書名：《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

作者：福克斯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推薦原因：這是英國人觀察與分析英國人的書。作者運用了社會學調研的方法來解讀民族性格與行爲方式，再用英國人不嘲諷，勿寧死的方式寫出來，十分有趣。

【編者按】《中國週刊》總編輯朱學東應新浪傳媒之邀，評選2012年度中國傳媒業十大事件。他爲此撰寫本文，並授權FT中文網發佈。去年此時，我們曾發佈朱學東先生的《再見2011：中國傳媒業大事評點》。

舊年之前，北京告別了冬天明媚而短暫的陽光，迎來了三十年來最寒冷的冬天。

而在新年之初，寒意未曾稍減，塵霾又遮天蔽日，北京又迎來了最髒的冬天，讓人更覺沉重壓抑，連自由呼吸都成了困難的事。

中國哲學講究天人合一，習慣於從環境的鉅變中尋找塵世的邏輯。所以，在中國人看來，天生異象，不是好事。回過身來，檢視這過去的一年，也是一地雞毛。

經濟凋敝喫老本，媒體萎頓實平庸。

我也真沒想到，才告別2012，傳媒業便會有大事發生，其過程、其結果、影響仍待觀察。

平庸到了極點，就像股市跌成那樣，該是築底盤整了吧。我過去炒過股票，深知盤整階段，現金爲王，保護好手中的籌碼，方是王道。

於依然身處這個行業的人而言，守護好向善之心向上之心，不因寒冬而絕望潰散，不因塵霾而挫銳同塵，需要所有依舊心懷夢想的人的沉靜努力，即便身處螺螄殼裏也要懷有一顆做道場的心，從細微處做實做好，才能迎接春天的到來。

守候於幽夜，有時也是一種幸福，尤其是心懷不滅夢想守候於幽夜。能夠守候於幽夜而等來晨曦光明的人，一定比直接生於光明之地，更有幸福感。

痛苦能夠讓我們重新清晰地認清自己所處的方位，同時對行爲作出調適。

哪怕抖索顫慄著，哪怕已身染塵肺，哪怕心情比任何一年都灰暗，我們依然必須帶著這埋藏在心底的念頭，迎著寒冷和塵霾出發，走向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一，大勢

與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薄王事件」和執政黨「十八大」大戲相比，與海外傳媒業比如美國《新聞週刊》出版了最後一期紙質版而從此改出電子版，緬甸終止新聞審查制度等相比，總體而言，2012年中國的傳媒業多少有些平庸乏味。

平庸到年底新浪傳媒邀約我評選年度十大事件時，我竟然找不出有印象值得回味的十件大事，只能用濫竽來充數。

我用了一個詞來描述2012年的傳媒業：「調適之年」。

整個傳媒業都在調整適應消化。喧鬧的社群媒體面臨調適，傳統媒體面臨調適，從業者、管理者和管理手段都需要調適，這種調整適應還將繼續一個較長時間段。

不過，即便整個行業產業都在調適消化，我們依舊可以從中觸摸到一些特別的具有趨勢性的變化。

第一，這些年媒體業的發展，技術進步的主導是根本性的，也是顛覆性的。其實，歷史上媒體業的發展，也是技術進步帶來的，不過，過去由技術進步推動的媒體型態的變革，世代特徵介質特徵都非常明顯，而且時間較長。

如今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媒體型態的改變也是瞬息萬變，再也難有過去那種清晰地世代特徵和介質特徵。

一個字，快。技術主導的媒體型態的改變，比的是「快」，或「新」。這種變化，是傳統媒體永遠追趕不上的。

不過，我相信，技術的力量最後是普惠的，傳統媒體也能夠利用技術進步的優勢。有一點更爲深遠的意義，是我這些年一直堅持強調的，就是技術進步的啓蒙作用。技術進步讓普通人掌握更多的資訊，逐步擁有了上帝一般的判斷權，專制統治所依賴的思想和資訊控制基礎正在瓦解，同時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邊界正在重塑，衆生不再沉默，已經開始說話。

而且，即時傳播技術帶來的瞬間而又巨大的情緒凝聚作用，能夠讓傳統的廣場效應無遠弗屆。

第二，技術進步的推動，對於傳播平臺的創新居功至偉，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快或新，讓技術搭建的平臺和市場越來越分化，越來越不穩定，消費習慣難以捉摸把握，也會傷及平臺的發展。沒有相對穩定的消費羣體，盈利模式很難形成。

當然，這種建立在技術發展基礎上的快和新，也讓傳統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者很受傷，只能用最原始的殘酷方式：關，刪。結果是越刪越麻煩。

第三，技術進步對傳統媒體資訊採集傳播功能的解構是不可逆的，長遠看，生死攸關。我在2012年《新京報》9週年時曾寫過，如果說政治和市場壓力事關傳統媒體生存的尊嚴，從長遠看，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處理不當，則事關生死。

春江水暖鴨先知，冬寒欲來也是鴨先知。大都市的名報們是最先感受到這些壓力的。當然，在海外，這種壓力早已開始。

區域性地方報紙，壓力或許還稍緩到來，但對於整個傳統紙媒而言，今後的生存，需把握兩個關鍵。一是從內容上看，勢必越來越傾向於具服務性的、親和力的地緣性資訊（儘管它同樣會遭到衝擊）。二是從成本上看，必須改變過去粗放式的經營，嚴格預算，或許還能過幾年相對好的日子。

第四，技術主導的媒體時代，有粘性的內容成爲稀缺品。有品牌影響力的傳統媒體和傳統媒體人，在與網路和新媒體合作時，討價還價能力將有所提高，此其一；其二，網路和新媒體同樣也將利用傳播平臺的優勢和資本優勢，籠絡更多專業的職業撰稿人，直接爲自己的平臺服務。

必須清楚的是，新媒體如果沒有有價值有粘性的內容，多新也會很快被拋棄。傳統媒體如能在內容製作上有新的拓展，同樣也能破舊立新，成爲新媒體傳播的寵兒。典型如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

新浪、騰訊都紛紛在整合有價值內容方面下功夫，或可見一斑。

在技術主導傳播業發展的今天，傳統媒體人和傳統平臺，唯有深耕內容，擦亮招牌，利用新的傳播技術，才能成爲現代傳播產業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寄望於管控天花板的打破，其實是緣木求魚。

第五，傳統媒體人員向新媒體流動加速。一方面對傳統媒體的嚴厲管制，摧折著媒體業者的良心和職業尊嚴；另一方面，大都市生活成本高，而即便成功的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所能帶來的收益也是有限的。於是，新聞理想在政治高壓和生活重壓下，逐漸讓位於現實的生活追求，被商業理想所取代，這也是這個時代必然的一種選擇。當然，那些在商業性新媒體機構服務的人，並不是說會徹底放下心中埋藏的理想，條件一具備，依然可能在一些地方復甦。

第六，對於社會現實、媒體和傳播發展變化的認知，市場和監管體制與從業者之間，越來越難以找到共識。

傳統的體制改革遠遠落後於現實，改革紅利消耗殆盡。如果說傳統媒體還能有發展，也必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的。而監管者的監管手段，也是越來越捉襟見肘。

二，年度事件

傳媒業年度大事，我竟然挑不出十件來，也是第一次。下列事件，排名不分先後。

1， 微博關停評論

2012年3月底，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分別宣佈，關閉評論數天，原因是「近期微部落格評論跟帖中出現較多謠言等違法有害資訊」。雙方公告均稱，清理後系統將再開放評論功能，「進行必要的資訊清理，是爲了有利於爲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流環境，希望廣大用戶理解和諒解。」

民間輿論一時譁然。不過，人們還是看到了技術進步與權力威勢間的差異。

2012年間，微博上的刪帖，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成本之高，躺著中槍之人之多，也是罕見。

2， 方韓微博大戰，傳統媒體被捲入

2012年初，有網友指控韓寒代筆，引發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挑起微博上的所謂「方韓大戰」。名人名家各自站隊，打的可謂天昏地暗，傷及諸多無辜，連一些傳統媒體也捲入其中，其影響力之久，在微博發展歷史上應該是罕見的。

我曾經用德雷福斯事件引發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分裂來觀照圍脖上的方韓大戰，但後來感覺太抬舉了後者。

我們《中國週刊》做的一期封面報導《有話爲什麼不能好好說》，便是由此引發的思考。

3，「微」滯漲

微博越來越像傳統媒體，越來越主流化。雖然它的特質和傳播通道與傳統媒體有很大不同，但目前支撐微博人氣的，依然是傳統媒體重點關注或者因時效和管控無法完全表達的內容。

越來越像媒體，首先意味著有粘性內容的重要性。微博主流化後，其粘性活躍度已處在盤整狀態，向上突破的通道尚未打開，但有粘性的人和內容，因爲各種原因，比如新的平臺的出現，或轉身，或活躍度下降。粗野俗氣的內容也會打擊微博的粘性。加上傳統的管控壓力，微博的盤整壓力其實很重。

越來越像傳統媒體，也意味著商業模式創新的艱難。

當微信出現後，原來面臨先手者巨大競爭壓力的微博同業，似乎一下子鬆了口氣，從另一方面說明新技術新平臺開發給微博這種形態帶來的壓力。

不過，無論如何，我都認爲，至少到目前爲止，微博仍是社群媒體中最具媒體特質的傳播平臺，類似於傳統媒體中的大衆媒體。

2012年騰訊微信的發展，讓許多人有了新的體驗，就像傳統媒體市場出現新創辦的媒體一樣，必然對現有的平臺產生壓力。不過，就目前而言，微信平臺更像是一個熟人沙龍，其傳播很像是傳統傳播中的分衆媒體平臺。其未來到底會產生怎樣的而影響，還需觀察，需要時間來驗證。

4， 媒體上的「習李新政」

2012年底，執政黨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衆的八項規定，改進新聞報導被列入規定之中。

會議提出：「要改進新聞報導，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導，進一步壓縮報導的數量、字數、時長。」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劉奇葆在中央新聞單位調研時也強調：「中央新聞單位要帶頭改文風」。

此背景下，中國的市場化媒體，罕見地被允許不使用通稿，大篇幅描寫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的行蹤，另外透過新華社發佈的新領導集體的家庭生活通訊等等，也都透過傳統媒體和微博等社交化平臺得到了充分展示。這種變化，多少給中國的媒體打了一支強心劑。

我曾在《新京報》上著文，《把新聞價值的判斷權還給媒體》。雖是常識，但尊重常識實現常識，往往需要花費巨大的努力。

5，央視「你幸福嗎」爭議

2012年中央電視臺推出了《走基層百姓心聲》特別調查節目「幸福是什麼？」 一經播出，引來許多爭議和譏嘲，也讓「幸福」成爲媒體的熱門辭彙。

不過，在我看來，節目中看似荒誕的回答，能夠在新聞報導中播出，本身是個大事情，也是對錶面莊嚴神聖社會的解構，是一種值得記錄和鼓勵的努力。

6，重慶電視臺恢復商業廣告播出

薄熙來主政重慶時代，重慶衛視被要求做紅色頻道，取消了商業廣告，經費由政府財政列支。一時媒體業界學界輿論紛紛。薄王事件之後，人廢政息，重慶衛視也開始恢復商業廣告的播放。

建設公共電視臺並非不可以，BBC模式是可以借鑑學習的，但這得有前提。中國的電視臺一方面拿著財政補貼，一方面做著商業廣告，顯然有問題，但要做公共電視臺，卻也是不夠格的。

重慶衛視雖屬極端個案，但改革開放至今竟然發生了，令人深思。政治強姦媒體，鬧劇雖已結束，但誰敢保證不重演？

7， 媒體的公關之戰

市場經濟，商業化社會，企業間的競爭往往是白刃戰。在這種商戰中，媒體成爲競爭各方紛紛拉攏的對象，公關之戰，從傳統媒體到社交化平臺，愈演愈烈。2012年的幾次大商戰，比如電商行業、傳統機械製造業、基因改造等，都有不少媒體捲進。

媒體成爲商戰的一部分，在商業社會，尤其在中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社會里，總是難免的，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嚴重。承擔一部分公關職能，並不是罪過，關鍵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媒體性質，盡力保持一定的中立性，平衡資訊的傳播。

8，鄭州報刊亭之死

2012年，鄭州市決定在全市範圍內治理違章報刊亭，市區421個報刊亭將被全部拆除。官方的理由一是它們均屬違章建築、無證經營，二是退路進店，還路於民。

只要在法律框架內，鄭州市的決定似也無可指摘。但是，城市報刊亭的形成，自有其歷史淵源，而且在許多城市，報刊亭除給一些人提供就業機會外，也已經成爲一道文化風景，雖然有些殘破，卻也讓一座座灰色的城市平添許多亮色和人氣。我只是希望，政府在做出這樣決定的時候，能夠有所考量，不是一味地拆除，還需要建設。畢竟，一個城市的人們，除了衣食住行，還有精神生活的需要。

當我敲完上述內容之時，剛剛喧囂過的媒體界似又恢復了常態，掩映在窗外濃密的塵霾中，可以感知，卻望不到未來。

但是，如勃洛克的鼓勵：

「即使不能擺脫可悲的奴役，

即使遭到無法挽回的損失，

在這毫無出路的谷底，

對我，你仍然把溫存的目光賜予。」

這溫存的目光，這點滴的鼓勵致意，已經足夠讓我們背起因襲的重負，繼續前行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當又一年過去的時候，各種媒體做各種總結，是順理成章的慣性行爲。是否有必要總結盤點，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足夠的版面和策劃的姿態，以證明自己是媒體。

然而一年又過去了，又不知道看了多少體育賽事，瀏覽了多少體育新聞，但留下的疑惑與糊塗卻越來越多。很多喧囂一時的事情，悄無聲息地煞了尾，轟轟烈烈開始，匆匆忙忙結束。這又逝去的一年，很難用一個漢字來概括。如果一定要給出答案的話，恐怕我每年都會選擇「亂」，而對於中國體育的2012，「亂」之上，還要新增一個「惑」。

有很多畫面會在眼前閃過，倫敦2012自然在其中。這兩天又看到孫海平談劉翔，大家議論劉翔會不會復出。關於他在倫敦的退賽，我到現在仍有很多疑惑——當時是因第一輪預賽時突然傷勢加重，難以爲繼，所以必須退出？他那一段單腳跳，親吻跨欄，姿態很足，後來才知道是那條他最初選擇離開的通道被封閉，所以不得不單腳跳離開，並不是要用單腳跳「堅持完成比賽」。爲什麼一切都只能在影影綽綽間讓大家猜度？爲什麼我們只能聽到圈內人耳語的「那之前在水晶宮退賽就確定他比不了奧運會了……」

很大程度上，劉翔2008年的北京退賽，直到現在也是稀裏糊塗。劉翔和他的教練，有沒有真正面對媒體和公衆解釋過？商業利益使然？還是長官決定必須要堅持？

劉翔帶給我們的榮譽與激動永遠都會存在，只是劉翔未來會是什麼？他還要復出？還會不會退賽？劉翔的2012，讓我看不明白。

倫敦奧運會上有孫楊葉詩文名揚天下，有各種包攬，年底卻出現了和包攬隱約相關的乒乓球羽毛球2020奧運會資格問題。包攬是榮耀，是成就，但只包攬金牌，卻沒能承擔起在這些優勢項目上的全球普及和推廣責任。包攬了奧運，失卻的卻可能是天下。

中國代表團在倫敦表現不錯，哪怕奧運再不可能像2008那麼瘋狂。這是一屆真正呈現在社群媒體和移動客戶端的奧運會。資訊傳播手段與觀點分銷交流模式的變化，讓一件全社會關注的大事件，呈現出了和以往不同的景象。開賽之初的女子舉重，中國選手失敗，讓舉重界的「養狼計劃」浮出水面，更連帶出一系列奧運資格選拔過程中的各種競爭手段。這些地方或機構間的爭奪，和體育沒有太多關係，更是政治利益的爭奪。

女子羽毛球雙打的假打事件發生後，各種媒體和社交網路上的討論，達到了一個奧運民意爭鋒的頂點。有將矛頭集中在規則漏洞的，也有指責教練運動員體育道德欠缺的。疑惑一直延續至今，討論也沒有結果。哪怕國際羽聯修改了規則，也不足以說明「規則派」就戰勝了「求道派」。

只是這樣的疑惑，對於中國體育道德思維倒真有些啓蒙作用，金牌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如何去獲得金牌，以怎樣的方式獲得金牌纔是，有爭論纔可能出真知。奧運會上，英國自行車「假摔」奪冠的案例，被援引爲利用規則是合法的——但合法手段，未必合乎體育的情與理，更難贏得人們發自內心的尊重。

李永波當時說過，奧運之後他會有專門說法。奧運年都過完了，這說法還不知道在哪裏飄蕩。

這一年足球反賭假球案結案，一衆足協高官、世界盃國腳鋃鐺入獄。但這低調的判罰，是否有激濁揚清的作用？判罰調查的，都是2004年之前的舊事。輕判意味著既往不咎？還是「秋後的秋後」還要算賬？誰都不知道。

恆大用十一月時間號稱十一個億，修建了一所招不夠生的足球學習，瘋狂得不可理解。但是這座足校通天塔，恰恰趕在「十八大」開幕前落成。這一週新華社通稿，習近平同志愛體育，熬夜看過球。

圍繞中國足球的各種疑惑和糊塗，與日俱增，並且有了向CBA蔓延的趨勢。假賭黑不再是中國足球獨有的醜惡。於是麥迪來了中國，打了一個半月，還在連敗中折騰。

這一年阿姆斯特朗成爲體育歷史上最大的騙子。這一年梅西創造進球紀錄四度捧得金球獎，西班牙更創造了三連冠的足球歷史——西班牙足球一點都不亂，但這和中國無關。

中國的體育迷，就像十二連敗鼻青臉腫的麥迪，就像「老子不幹了」的孔卡。 2012，哪怕有倫敦的輝煌，仍然讓我們看不懂這亂且惑的體育。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編輯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不久前，于丹女士在一次崑曲演出會上發表演說時，被觀衆轟下了臺。此事引發網路上熱切的議論，大多數言論傾向於「倒於」。這一狀況，與通常所得到的輿情反差強烈。先前，于丹經常在主串流媒體上拋頭露面，也常常出沒於各種各樣的公共場合，給人的印象是：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我想，她的自我感覺也是這樣。然而，這一次，公衆卻不待見她，甚至在網路上毫不留情地羞辱她。真是世態炎涼。莫非這位「女孔子」也須得遭遇二千多年前聖人的那種棲皇的命運？

傳統媒體所傳達的輿情，造成了于丹的誤判，以致慘遭羞辱。可見，網路虛擬空間與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幾乎是兩個世界。以微博和社群網站爲主的網路輿論平臺，有著強大的輿論生產能力，而且，一般而言，其自發性甚強，相對比較能夠傳達民間社會較爲真實的想法，而不像傳統媒體那樣受到太多的外在力量和利益的左右。普通網民在網路的叢林裏神出鬼沒，各種文化名流常常遭遇突如其來的言論狙擊。其實，于丹式的遭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發生過。大約1986年，在思想最開放的蛇口開發區，當時最著名的官方「肉喇叭」李燕傑、曲嘯等人，就被那裏的青年轟了下臺。只不過網路時代讓這種反「精神注水」的抗爭變得更頻繁、也更容易。

傳統媒體以一種單向度的資訊流，來完成文化傳播，而且是不可逆的。所謂「文化名流」一般比較能夠適應這種傳播方式，傳統的文化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媒體單向度傳播所製造出來的。比如，成就於丹的《百家講壇》。在這種傳播平臺上，于丹們總是居高臨下，一副教師爺的姿態。但並非人人愛聽。但在這種不可逆的傳播狀態下，受衆縱然有所不滿，也無可奈何。因此，一旦他們走進互動性的言論場域，與受衆處於同一平臺時，受到批評和抨擊，也就在所難免。

網路傳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媒介中的「權力」結構。同一平面上的點狀播散，使得文化精英階層話語權力的壟斷性被打破。雖然有網站私下「加粉」，讓一些文化達人擁有數量龐大的「粉絲」，但有頭腦的網民並不真正在意那些「大V」們，倘若他們的言論沒有什麼價值的話。而普通網民在「匿名性」的掩護下，變得更具攻擊性。網路上唾沫橫飛、粗話喧囂的舌戰場面，讓那些慣於諄諄教導的文化導師們不寒而慄。名流精英在網路平臺上常常顯得弱不禁風。被攻擊得關閉部落格和微博的評論功能，乃至乾脆就關門大吉之事，也時有發生。

網路虛擬世界的形態，正在模擬一個現代市民社會的模型。中國網民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言論開放的狀態。網路技術突破了言論禁錮的堅硬藩籬。儘管網路上的自由依然是有限的，但與緻密的平面媒體的言論容器相比，巨大的網路總會洩漏出許多真相，傳達真實的資訊。網民在虛擬空間遊弋，播散各種各樣的聲音，與來自現實世界的權力，玩貓捉老鼠的遊戲。這一狀況的形成，顯然與數位技術革命相關，但它同時還是一種言說智慧的表達。網路言論以種種奇妙的構詞法、造句法和修辭手段，避開關鍵詞過濾的禁令，把現代漢語的表達力推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這正是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初級形態的清晰鏡像。然而，面對這樣一種言論狀況的變化，主流文化的掌控者（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缺乏足夠的認知和準備。他們遭遇襲擊，或「躺著中槍」，也就在所難免。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薛莉 Shirley.xue@ftchinese.com）

在中國古代都城北京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故宮(Forbidden City)坐落在北京城中心，中國古代的皇帝就在那裏統治「天下」。對古代的中國人而言，紫禁城是世界的中心、中國的中心，也是各個亞洲宗屬國和蠻夷之地的中心。

如今，這座城市極大地擴張了。以故宮和寬敞的天安門廣場爲中心，一圈套一圈的環形公路像漣漪一樣向外擴散開，製造著交通擁堵。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裏，曾經的獨裁者毛澤東的遺體莊嚴地躺在水晶棺裏。毛澤東畫像也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如果你參觀過列寧(Lenin)或胡志明(Ho Chi Minh)在水晶棺中的遺體，參觀毛澤東遺體就意義不大了——擺放在水晶棺中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座蠟像，遺體開放參觀的時間也不太方便。

另一方面，參觀故宮是所有遊客北京之行的重頭戲。你可以從天安門廣場旁邊的故宮南門進去，一直向北參觀；或者從景山公園附近的故宮北門進去，一直向南參觀。故宮北面的幾座公園和湖泊異常美麗，有興趣的遊客可以去那裏看看北京當地人如何消閒解悶。

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有一個名爲《復興之路》的展覽，值得一看。《復興之路》是一個長期展覽，一方面粉飾中共執政期間發生的一切負面事件，一方面重點展示中國被外國列強（尤其是英國和日本）侵略的「國恥」。

參觀這個展覽，能夠讓你深入瞭解中共爲了在現代中國打造民族主義是如何歪曲歷史的。

在天安門廣場南側，是一個在古代熱鬧非凡的地方——前門。如今這個地方仿古痕跡很重，顯得俗氣，不值得一看。但在前門大街拐角處一棟建築的樓上，有一家Capital M餐廳，不僅提供美味的西餐和酒，而且環境一流、視野絕佳，往北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

如果你想去一個沒有遊客扎堆的地方，你可以前往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東交民巷參觀，那是從前的外國使館區。那片區域的街道掩映在樹蔭之下，街道兩旁坐落著殖民時期的老建築，就好像上海的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一樣。在那裏，歐洲帝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侵略中國時留下的遺蹟隨處可見，令人驚歎。

從前的美國使館如今經過翻新，變成了一排精緻的餐廳，值得去喫頓正餐或者早午餐。

遺憾的是，其他多數從前的使館如今都變成了一些祕密政府機構的辦公地，不允許外國人入內。

北京一流餐廳遍佈，號稱彙集了中國各地菜餚，但時間緊張、缺乏探險精神的遊客，應直奔天安門廣場以東幾條街區處的東方君悅大酒店(Grand Hyatt)長安一號(Made In China)餐廳。這家老牌餐廳提供可口的北京烤鴨和叫化雞，不過須提前預定。餐廳提供中國各地菜餚，餐後還會奉上中國白酒或者黑芝麻味的冰激凌。

如果沒有爬長城，北京之行就不算完整。城裏每一家酒店都可以爲遊客安排一趟長城之旅。長城有許多段，其中，距離城區較遠的慕田峪長城遊客較少，景色也更壯觀，距離北京城中心的車程包括塞車時間也仍在兩個小時之內。

北京的夜生活多姿多彩，不過，糟糕透頂的交通狀況（尤其是在週末的晚上），同樣往往會限制你的出行。

南鑼鼓巷、鐘樓和鼓樓一帶好玩的小酒吧遍佈，大躍啤酒(Great Leap brewery)就是其中之一。這家酒吧提供自釀啤酒。摻了蜂蜜和四川花椒的那一款值得嘗試。

三里屯一帶的酒吧一直是外國遊客的最愛。附近工人體育場(Worker's Stadium)一帶有衆多夜店可供選擇。

最後，給所有來「帝都」參觀的遊客一條建議：如果有人走到你面前，說想跟你練練口語，或想向你展示他們的藝術品，或想邀請你到附近的茶館喝杯茶，請禮貌而堅決地告訴他們，你沒興趣。否則，你就中套了——這些都是北京城裏騙子們的慣用伎倆。

譯者/何黎

2012年對於中國文學來說乃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大事件。雖然他是繼高行健之後第二個漢語寫作者的獲獎，但由於沒有政治權力的阻撓，因此他迅速地傳遍中國，震撼中國。兩個月裏，莫言的著作一版再版，覆蓋整個中國，也讓中國讀者開始重新關注逐漸被市場邊緣化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作爲文學研究者，我一方面爲莫言的成功感到喜悅，另一方面也有些擔心，是不是廣大中國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只是由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刺激？而這一關注會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最終會隨著諾貝爾頒獎儀式的結束而逐漸消逝？

回想八十年代，當時文學還處於公衆關注的「中心」，無論是「傷痕文學」，還是「尋根文學」、「實驗小說」，都能一下子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成爲街頭巷尾的議題。隨著商品社會的迅速發展，影視文化逐漸取代了原本文學擁有的「中心」地位，而文學逐漸被邊緣化了，比如莫言是個熱烈擁抱社會現實、充滿關懷熱情的作家，其小說的社會批判力度極大，儘管如此，在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恐怕還有許多青少年讀者並不熟悉他的名字。除了社會大環境的原因，中國當代文學自身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語言和技巧上雖然變得越來越完善，但是卻與當下劇烈變動的社會變得越來越脫節。不僅如此，雖然莫言這一代的小說家們在解構官方話語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的小說從集體經驗語言回到了個人經驗語言，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解構了以往的革命話語，可是在成功地解構了這些主流意識形態之後，他們的小說是否除了虛無就是虛無，是否還能夠提供了一些關於心靈救援的力量？當文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微弱時，有的作家認定文學應該「迴避崇高」，不必再談「教育」 、「拯救」 、「責任感」等；也有些作家認爲，文學能「自娛」 、「自樂」 、「自救」即可，完全不必奢談救人、救國、救治靈魂。這樣，文學是否還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便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用意象表述，便是文學是否還可以成爲照亮社會的一盞燈？

二十世紀初，憂國憂民的魯迅棄醫從文，立志把文學當作拯救國民性的工具。他在《狂人日記》中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作爲先覺者的「狂人」，不僅發現整個中國文化的字裏行間都隱含著「喫人」的罪惡，而且發現他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爲喫人的一員，即使已經覺醒，還是抵擋不住喫人的慣性。作爲一個啓蒙者，魯迅的姿態是高於大衆的，正因爲這一「高」姿態，他纔在《狂人日記》的結尾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纔在《熱風》中明確提出，文學應當成爲引導國民前進的「燈火」。

魯迅的救贖情懷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在上世紀下半葉，文學的社會功能被畸形膨脹了。文學豈止可以救救孩子，而且可以改造中國改造世界，作家可以充當「靈魂工程師」，可以當「號角」 、「旗幟」 、「階級鬥爭晴雨表」。正因爲過分誇大、過分膨脹，所以纔出現相反的思潮，認定文學的救贖功能純屬妄念，「救救孩子」的吶喊純屬「空喊」，文學的救治意義被懸擱了。比如，許多先鋒小說更關心的是語言和技巧的更新，而不再關心文學的救贖意義。可是，我們在莫言的小說《酒國》裏卻又聽到「救救孩子」的聲音。在《酒國》這個半虛構半現實的慾望橫流的「肉人」世界中，連可愛的嬰兒都可以成爲一道大餐。所有的人都在「喫」，連原本去調查紅燒嬰兒案件的偵察員丁鉤兒，在酒色的包圍中，自己也從警察變成了罪犯，無意識中也加入到了「喫人」的宴席，成了吞喫孩子的一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結尾，莫言把自己也寫進了「酒國」，他用自嘲的口吻讓那個「體態臃腫，頭髮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走進了那個似幻似真的墮落酒城，跟著小說裏的人物一起身不由己地大喫大喝，只是在品嚐「紅燒嬰兒」大餐之前就醉倒在桌子下面了。從莫言自嘲與反諷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世紀末肉慾橫流的頹廢盛宴，而在這場盛宴中，每個人都進入喝醉酒、喫嬰兒的「共犯結構」中，每個人都無以自拔。莫言與魯迅相似，既發現喫嬰兒，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也是「共犯結構」中的一部分。

莫言雖有救救孩子的情懷，但又意識到自己沒有力量。在短篇小說《棄嬰》中，莫言再次以敘述者「我」的聲音寫了一個企圖「救救孩子」卻又沒有力量的脆弱的個體，在這個人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作家莫言」的身影。「我」雖具有悲憫之心，從葵花地裏揀回了一個被人遺棄的女嬰，可是面對家裏人的責怪，內心卻充滿矛盾。小說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幾天之後，我更加尖刻地意識到，被拋棄在美麗葵花地裏的女嬰，竟是一個集中著諸多矛盾的扔了不對，不扔也不對的怪物。人類演化至如今，離開獸的世界只有一張白紙那麼薄；人性，其實也像一張白紙那樣單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

頂著家人的壓力，敘述者「我」勉強撫養了幾天被拋棄的女嬰，想給她找一個歸宿，可是卻怎麼也找不到，公社裏的人對這種棄嬰現象早已司空見慣，已經變得非常麻木了，而「我」的姑姑，也就是後來莫言的長篇小說《蛙》中的原型人物，是個婦產科醫生，見到「我」，反而要勸說他領養另一個可憐的女棄嬰，後來「我」只好悄悄溜走。這篇小說悲天憫人，既感慨人心冷漠，（對待幼小的生命沒有一點同情心），又「悲憫」那些拋棄女嬰的農民，在作者眼裏，人性，「其實也像一張白紙那樣單薄脆弱」。甚至本想要救女嬰的「我」，也一樣是充滿矛盾，一樣脆弱。他原本想救女嬰的「英雄」之舉，被自己內心的懦弱與矛盾所抵消，反而想著如何要把手中的女嬰「推銷」出去。對於自己救女嬰的「英雄」之舉，敘述者「我」有這樣的一段內心獨白：

「我每次爲別人付出重大犧牲後，得到的總是別人對我刻骨的仇恨和惡毒的詈罵，最惡毒的詈罵。我的心已經被傷透了，被戳穿了。當我把被醬油醃透的心獻給別人時，人家卻往我的心上撒尿。我恨透了醜惡的人類，當然包括這個食量頗大的女嬰。我爲什麼要救她？我聽到她在憤怒地質問我：你爲什麼要救我？你以爲我會感謝你嗎？沒有你我早就離開了這個骯髒的人世，你這個執迷不悟的糊塗蟲！」

整個「救救孩子」的行爲不僅內心衝突而且充滿了荒誕的感覺，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表現出作家救世情結的深刻困境，包括對「我」是否具有救世能力表示懷疑。在困境中，莫言把敘述者「我」脆弱的一面揭示給人看。他的長篇小說《蛙》的主人公，是「我」的婦產科醫生和生育辦副主任的姑姑，本來應該幫助一個個幼小的嬰兒來到這個世界，可是在計劃生育的政策下，她反而成了扼殺「孩子」的人，但是到了晚年，她有了反省和自我懺悔，透過與捏泥娃娃的丈夫合作，試圖再現一個個在她手中消失了生命的「孩子」。《蛙》中的「我」，也有一種懺悔意識，不僅對他的前妻感到內疚，而且對後來被借肚子生孩子的可憐的陳眉也感到愧疚。敘述者「我」雖然沒有救贖他人的能力，但是他的懺悔意識至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只是一個脆弱的凡人，一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樣有可能參與「共同犯罪」的人，就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在無意中參與了喫妹妹的行爲。在荒誕的「共犯結構」中，由於姑姑和「我」擁有了他人沒有的懺悔意識，他們至少在冷漠的世界中還能保留住自己內心柔軟的一面，對他人的痛苦還有感覺，還有自責，而對一個個無助的孩子的生命，還有憐憫。

如果說莫言延續了魯迅「救救孩子」的主題並有許多彷徨與困境，那麼閻連科在《四書》中則表現了「孩子救救我們」的主題。這一主題也曾經出現在冰心的筆下，代表純真心靈的孩子成了拯救人們的心靈力量。在閻連科的《四書》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樣的孩子形象，這個孩子不需要別人來救他，反而自始至終都在扮演一個試圖「救人」的角色，只不過這個孩子比冰心筆下的孩子複雜多了，即有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內涵。《四書》是一本直指內心的、猶如一本靈魂煉獄的書。在中國現當代小說中，一直都比較缺乏這種叩問靈魂的小說，《四書》填補了這一空缺。即使《四書》的表現手法用的是閻連科在《發現小說》中所定義的「神實主義」，讀者還是很容易就能夠明白《四書》寫的正是那段大躍進、大鍊鋼鐵和大饑荒的歷史。當那些知識分子被放在「育新區」，被剝奪所有作爲知識分子、甚至作爲人的尊嚴時，「孩子」居然是他們的領導。他既純真、透明，又對榮譽和「崇高性」很嚮往。閻連科絕不「迴避崇高」。他的社會責任感之強，社會批判力度之大，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謂無人可比。在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之下，他對「孩子」在救贖中的地位進行思索。

孩子的形象在《四書》中是一個隱喻，最開始代表的是「革命」，以「革命」的名義來實施所有暴力的行爲，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書籍，以「革命」的名義來改造這些知識分子。在這個「人間地獄」裏，最初代表著「革命」的隱喻的「孩子」，把知識分子當成罪人，試圖改造他們，救贖他們，可是沒想到這一所謂的「救贖」行爲，其實帶給知識分子們的反而是一種巨大的災難，把他們帶入可怕的「人間地獄」，而在這個人間地獄中，知識分子們一個個守望不住自己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煉獄裏不僅丟失了健康的身體，也丟失了健康的靈魂，只有一兩位知識分子還能夠保留住自己最後的做人的尊嚴，其他的知識分子紛紛「淪陷」，紛紛暴露出靈魂中醜陋的本性。不過，「孩子」在偷偷閱讀了他所繳獲的知識分子們的書籍，尤其是閱讀了《聖經》的連環畫之後，最後居然有了一個驚人之舉：「孩子像耶穌一樣把自己釘在鋪滿紅花的十字架」，「而孩子他的臉，沒有苦痛和曲扭，安詳的、如意的，有著淺淺的滿意的笑，如巨大碩滿的紅花開在天空開在十字架的頂。」這個時候的「孩子」，又變成了基督教的隱喻，他模仿耶穌的行爲，是一種以基督教來救贖的象徵。因爲他的這一救贖行爲，一些知識分子得到了自由，最終離開了「育新區」。

閻連科尖銳地發現，高喊「救贖」的知識分子反而自惹災難，即不僅救不了他人，也就不了自己。於是，他產生了「孩子救我」的新夢。在書的結尾，閻連科透過小說中的人物「學者」重寫了西緒弗神話，題爲《新西緒弗神語》的哲學隨筆稿。這篇稿子中的西緒弗，被上帝懲罰日復一日地把石頭從山下滾到山上時，他已經習慣了，已經視爲「應該和己任」。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單純、透明、天真，對世界和榮譽充滿了好奇」，西緒弗愛上了這孩子，而孩子給他無意義的滾復中注入了新的意義，於是懲罰的內涵消失了，他找到了快樂，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上帝看到後，馬上給了西緒弗新的另一種懲罰，讓他在山的那一邊日復一日地把石頭費勁地推下山頂，然後石頭到了山底下又自動滾回山頂上，而且讓他再也看不到孩子。「在山的那一邊，西緒弗是西方的西緒弗。在山的這一邊，西緒弗是東方的西緒弗」。這裏，閻連科似乎在探索著中西方文化中能夠救援心靈的力量，找尋能夠賦予荒誕的人生一些光明意義的源泉。在上帝新的懲罰中，東方的西緒弗再次習慣了無意義的勞作，也不再去探究其意義。然而，無意之中，「和上次見到路邊的孩子一樣，西緒弗在把巨石從山上用力下滾時，一日間，他弓腰用力的目光從石頭頂上翻過去，他看到了山下的草木、房舍、村落、炊煙和在一座禪院門口戲耍的孩子們。」於是，「西緒弗越過了神的懲處看到了山下的禪院和俗世炊煙圖」，並愛上了這幅炊煙圖，「現實的炊煙給了西緒弗被懲戒中新的意義和適應的力」。很明顯，閻連科在書寫「孩子救救我們」的主題時，不僅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基督教的拯救力量，也看到了中國禪宗的迴歸「平常心」的拯救力量。如果象徵「革命」的孩子諷刺了革命的救贖的力量，那麼模仿著耶穌的孩子最終還是完成了某種救贖。而在「東方的西緒弗」裏，閻連科又發現禪宗的救贖力量，發現回到現實的炊煙圖的「孩子們」同樣具有救贖的力量，他們能讓人們在無意義的生存和痛苦中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

《四書》最後的這幅俗世的禪院炊煙圖，也容易讓人想起高行健的《靈山》，因爲那是一部充滿禪意的書。不過，高行健既不關心「救救孩子」，也不關心「孩子如何救救我」，而是關心「自己如何救自己」，也就是如何「自救」的問題。他在《沒有主義》中說：「救國救民如果不先救人，最終不淪爲謊言，至少也是空話。要緊的還是救人自己。一個偌大的民族與國家，人尚不能自救，又如何救得了民族與國家？所以，更爲切實的不如自救。」 高行健的《靈山》實際上是一部內心的《西遊記》，作者尋找靈山的過程，乃是內心解脫的過程， 擺脫被外物所役而得到內心大自由的過程。靈山在內不在外，不能夠靠人指點「迷津」，而是得靠自己去體悟，靈山就在於內心的徹悟，自由來自自身的意識，正如佛不是在山林寺廟裏，而是在自己的本心中。找到了內心的靈山，就找到了莊子《逍遙遊》中的個體的大自由和大逍遙精神。然而，不同於莊子的「聖人」 、「真人」 、「神人」的理想人格，高行健以清明的意識認爲自己只是一個脆弱的人，反而回到禪宗的「平常心」，從容地面對人生，從容地面對死亡，以平常之心悠遊於主流的邊緣，做一個真正自在的人。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高行健是最強調「自救」的人了。然而，儘管他把「自救」的意念推向極致，他卻也關心社會（不是參與社會或擁抱社會是非），否則怎會有書寫文化大革命荒唐政治的《一個人的聖經》？而在這部長篇的結尾，他又表明，一個人（當然也包括一個作家）最爲寶貴的是在自己的胸中保持一脈「不滅的幽光」。既然如此，我不禁又想請教，這一脈光輝，這一盞明燈，除了照亮自己，是否也可以照亮別人，照亮社會，是否也可以發揮文學救治靈魂的功能？

無論是莫言延續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主題，還是閻連科關於「孩子救救我」的主題，或是高行健所倡導的「自己救自己」的主題，實際上都仍舊執著地探討著文學是否擁有心靈救贖的力量。 在如今文學日趨式微的當下，在痞子文學、解構主義以及影視文化、大衆文化橫行的時代，當代作家沒有放棄文學救贖主題的思考，這是好事。雖然不同作家「各行其是」，難以找到一致的答案，但都想到救贖與自救，這也許正是作家內心那盞燈光尚未熄滅的明證。只要這盞燈不滅，文學就仍舊有照明社會的力量。

2012年12月寫於香港

（注：高行健：《沒有主義》，臺北：聯經， 2001年版，第20-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