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下雨的午後，在中國一家大型造船廠，正在工間休息的焊接工人們三五成羣，聚集在尚未造好的船體下方避雨。

儘管航運業普遍面臨運價暴跌局面，但上海外高橋造船(Shanghai Waigaoqiao Shipbuilding)的船塢裏卻並不缺生意。尚未造好的船體連成一排，工人可以一直在船體遮擋下騎自行車穿過總長1.1公里的船塢工地。

讓這家造船廠以及其他國有造船廠保持忙碌的是中遠集團(COSCO)，以運力計，它是中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去年，中遠訂購了11艘大型集裝箱運貨船。中國財經雜誌《財新》報導稱，該集團從上海外高橋造船訂購的那3艘集裝箱船均可裝載2萬TEU，爲全球最大集裝箱船。

政府以外的中遠股東可能會問，爲何這家多數股權由政府所有的公司需要11艘新船。中遠在公司半年報中承認，2015年「航運市場需求總體疲軟」，同時「運力過剩局面延續」。

這些貨船定於2018年交付，在全球貿易滑坡的情況下，這一訂單的時機顯得更加令人意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去年，全球貿易額下滑12%。多數預測稱，目前的情況不太可能很快改善。

對於中遠而言，好訊息是該公司不必花費太多自己的錢來支付這150億美元的購船費用。中國財政部按照2013年的一項規定，爲那些報廢舊船、用外高橋造船這種國有造船企業的新船替代舊船的航運企業提供補貼。

中遠是中國效率低下且債務負擔沉重的國有企業所面臨問題的生動寫照。2015年頭9個月，扣除非經常性損益，該公司虧損38億元人民幣(合5.80億美元)。根據中國金融資料庫萬得(Wind Information)的數據，去年9月底，該公司的負債權益比率高達206%，是滬市上市公司平均水準（66%）的3倍多。

經濟學家表示，在中國經濟增速爲25年最低之際，解決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問題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最重要單一舉措。

「國企改革、債務、產能過剩和『殭屍企業』都是相互緊密聯繫的問題，」瑞穗證券亞洲(Mizuho Securities Asia)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身處產能過剩行業的民營企業，虧損幾年後就無法繼續經營。企業所有者會把企業關掉或賣掉，但國有企業可以繼續獲得銀行貸款或政府支援。

笨重的巨無霸

中國政府一直在尋求讓中國經濟擺脫對重工業和建築業的過度依賴。然而，國有企業集中在一些汙染嚴重的行業，例如鋼鐵、煤炭、造船和重型機械——所有這些行業都與舊的成長模式聯繫在一起。這些笨重的企業巨擘不適合去滿足新興服務行業的需求，例如醫療、科技、教育和娛樂行業——這些都是中國經濟中成長最快的行業。

中遠獲得的船隻更新補貼是國有企業享有的數百種補貼之一。萬得根據上市公司公告整理出來的數據顯示，2014年，上市公司獲得的補貼共計300億元人民幣。實際的數字更高：很多補貼流向未上市企業，國有企業還享有非現金福利，例如銀行低息貸款、以及土地和水電價格折扣。

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人已承諾改革國有企業。去年12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專家座談會時表示，要有勇氣對「殭屍企業」、「絕對過剩產能」的企業狠下刀子。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最近表示，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預計將有130萬煤炭系統職工和50萬鋼鐵系統職工下崗，不過他沒有說具體將從何時開始。

去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批准的國企改革綱要性檔案出臺，列出了多項舉措，旨在讓國有企業符合市場化要求。其中包括股權出售和高階主管任命去政治化（目前國企高階主管是由中共組織部選任，而非由普通股東選出的）。然而，一直以來得到最積極執行的戰略是整合——由政府安排大型國企合併。

過去一年，負責監管非金融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了至少6家大型企業的合併。其中包括中遠與中國海運(China Shipping Group)的合併，此舉將締造全球最大集裝箱航運企業。

中共領導層認爲，規模更大的國有企業在國際上將更有競爭力。長期以來，他們一直把規模經濟效應視爲培育國家冠軍企業的關鍵。考慮到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正在衝擊鋼鐵、煤炭、賤金屬和重型機械的利潤率，眼下他們認爲規模更重要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很可能相信，國企部門更龐大是件好事，」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業務局局長、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表示，「放眼西方，他看到主要企業的規模都很大，而且還在變得更大。當中國領導人的眼光落到海外的所謂『市場』經濟體身上時，他們沒覺得大企業和大規模併購是不好的。」

整合已持續了10多年。自從國資委2003年成立以來，由國資委控制的企業數量已從189家降至103家，這主要是因爲併購。

改革開倒車

大規模的改革始於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國有企業不良貸款把中國銀行業體系推向了崩潰邊緣。一輪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國有企業的職工人數幾乎腰斬，從1997年的7000萬人下降至2005年的3700萬人。

業績最差的國企關閉或私有化之後，國企部門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國企的資產回報率一直落後於民營企業，但是在2000年代初，兩者的差距曾明顯縮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情況出現了變化。中國爲抵消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而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均依賴於代表國家利益的國企。銀行業按指令向國有企業增加放貸，而後者則盡職地一擲千金，興建新工廠和購買新設備，根本不考慮商業需要。國有部門的「瘦身」計劃暫時擱置。

刺激政策助推了工廠、住宅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熱潮。對國有工廠產出的需求曾暫時飆升，國有企業利潤有所成長。

但是國有部門膨脹得過於厲害了，一摔就摔得很重。在人們對企業借貸增加及地方政府債務上升日益擔憂的情況下，銀行和監管機構收緊了貸款；房地產市場開始冷卻，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放緩。由於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市場對新建工廠產出的需求不振，企業停止了投資。

國有企業中國鋁業公司(Aluminium Corp of China)的資產總額從2006年的820億元人名幣飆升至6年後的1750億元，2014年其淨虧損達到170億元，是國有上市公司中虧損最嚴重的。虧損的國企並非僅此一家。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約42%的國企出現虧損。去年國企自2001年以來首次出現總利潤絕對值下滑的情況。如今，國企和民營企業在資產回報率上的差距已經達到二十年來的最高水準。

政策制定者已經將「供應側」改革確定爲2016年經濟政策的重大主題，但是很多分析師懷疑，將大型企業合併成爲「巨無霸」，並沒有找對產能過剩和盈利能力薄弱的病根。早晚有一天，企業可能不得不吞下工廠倒閉和裁員的苦藥。

「打造規模更大的國企很可能會加劇他們已然可怕的財務問題和組織痼疾，」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s China Centre)的訪問研究員溫迪•洛伊特爾特(Wendy Leutert)寫道，「央企合併是冒著犧牲長期競爭力和效率提升的風險，來擴大它們的市場份額。」

對於很多西方經濟學家而言，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透過私有化提高效率。不過，中國頂層領導人反對這樣做。

國資委已經謹慎地嘗試了「混合所有制」（出售國企少數股份的委婉說法）。然而，領導層認爲，國企改革的答案在於加強執政的中共對國有資產的控制（而絕非弱化其在經濟中的角色），同時使國企更具有競爭力。

社群媒體上流傳的會議詳細記錄顯示，在去年11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決定將改革努力的重點放在「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上，拒絕「私有化」。

強強聯合也被認爲是消除國企之間「惡性競爭」的方式。2014年底，中國最大的兩家鐵路設備製造商同意合併。新組成的企業有望競標對習近平新絲綢之路計劃至關重要的鐵路項目。該計劃旨在幫助中國企業在亞洲和中東承攬基礎設施項目。

數百萬就業崗位面臨風險

關閉虧損國企的最大障礙是這可能導致大規模下崗，北京方面擔心這會引發社會動盪。在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上，把較弱的國企合併成爲實力較強的企業，被視爲比迫使虧損企業破產、造成數百萬人下崗的破壞性更小。

「如果較強的企業可以改組較弱的企業，他們可以找到重新安置員工的辦法。他們就不會馬上讓所有人下崗，」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研究國企改革的研究員劇錦文稱，「處理產能過剩會帶來失業壓力。這一點必須考慮在內。」中科院是爲政府提供建議的智庫。

去年9月，位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大型國企黑龍江龍煤集團(Longmay Group)宣佈了裁員10萬人的計劃，這成了頭條新聞。然而，該集團的聲明稱其中很多員工將被調往關聯企業，這表明了要求國企保證就業的政治壓力。

在外高橋造船廠，一名姓李的釺焊工很高興能在一家即使在困難時期也很少裁員的企業上班。

「金融危機後，很多人跳槽去了工資更高的小型（民營）造船廠，」他稱，「如今這些廠要倒閉了。現在他們很後悔，但是很難再回來了。」

Ma Nan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即將到來的2017年，好壞訊息參半。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經濟有望迎來一個經濟小陽春，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加入這一隊列？很不幸，我們的水晶球看到了相反的痕跡。前些年中國進行了過多的錯誤投資，這些規模巨大的投資有助於維護當年經濟增速，卻導致投資回報率的持續降低，種下了今日內需缺乏的根源。基於此，我們的量化預測模型提出了2017年十大預測如下。

中國經濟反彈？

不會。2016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展現的數據好轉，主要推動力來自於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房地產熱潮與補庫存運動。長達52月的負PPI壓力之下，上游行業投資不足，供應鏈處於緊平衡狀態，在限產量（而非去產能）政策主導之下形成事實上的價格托拉斯，加強了補庫存力度。由此導致的上游行業利潤復甦（國企佔比較高）改善了表面數據，但本質上僅是利潤在不同行業與不同所有制企業中的再配置，這事實上進一步壓制了製造業、私企的利潤預期與投資動力。這一再配置也得到房地產、汽車等區域性熱點行業的支援，而隨著明年區域性熱點行業動力不存，投資中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將遭遇下行壓力，基建投資將不足以彌補前兩者的下滑。在終端需求疲弱、滯脹威脅之下，補庫存可能提前夭折。出口則繼續負成長。如此，按照我們模型預測額，明年中國GDP增速將進一步下滑到6.4%左右水準。

人民幣企穩？

不會。我專文論述過人民幣貶值邏輯，認爲人民幣資產投資回報率下滑纔是真實原因，這決定了人民幣貶值將是長期趨勢。但這並不等同於人民幣直線貶值。2017年隨著美元的階段性轉折與震盪，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可能出現較大幅度震盪。不過，最終，到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舊可能貶值至7.2~7.3一線，貶值幅度約5%。

通膨復熾？

不會。國內一般賣方模型看通膨，會重視食品甚至豬肉對CPI的推動，這不夠深刻。表面看，基於CPI與豬肉的高聯動性、豬肉價格的高波動率，這樣分析似乎有道理，但事實上，背後的隱祕邏輯環節在於：1）其他因素導致的低端勞動力成本上揚，會推動食品價格上升；2）勞動生產率增速會影響成本上升傳遞爲價格上升的比例；3）價格上升預期導致的供應者庫存決策變化。這三個環節揭示出，通貨膨脹的真正動力，在於終端需求上升與勞動生產率停滯之間的矛盾對物價的推升，並被加庫存決策所放大，豬肉、食品價格的同步變化則是這一邏輯的副產品。以此而論，將通貨膨脹追蹤到豬肉並未完成分析任務、也不能對未來正確把握。按照我們的模型分析，明年終端需求仍舊疲弱，失業壓力將會加劇，工薪增速降低，通貨膨脹不具備持續高漲的基礎。很可能到春節左右，中國通貨膨脹壓力將會減弱，之後震盪下行，全年而言均值在1.8%以下。

流動性拐點到來？

會的。兩個重大趨勢將會貫穿2017年，並引導流動性減少。首先，國債收益率等市場化利率將會繼續走高。在人民幣匯率承壓的情況下，中國國債收益率需要維持與美國國債收益率一定的利差，才能降低資金進一步外流的壓力，事實上，2012年之後，中美兩國利差一直維持在很緊的區間內，而2017年美國國債收益率大機率繼續上升，增加了中國市場化利率抬升的壓力。另一方面，面對匯率壓力、資產泡沫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不足，央行將不得不實施偏緊縮的政策，機構降低槓桿的動作可能貫穿一年，也會對利率有抬升影響。第二，實體經濟的信用需求可能繼續降低。2016年信貸需求的主要貢獻者——家庭房貸——將減少，其缺口無法被製造業、基建信貸所抵消。利率提升與信用創造降低，兩者的合力結果，是中國流動性盛宴終結。代替資產荒，資金荒會越來越多地被人關注，小型銀行等機構競爭劣勢將更行凸顯。

債務違約加劇？

會的。雖然上游行業與不少國企透過2016年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揚而贏來利潤拐點，降低了這些領域債務違約壓力，但這一壓力並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別的領域。從根本意義上講，2016年中國資產回報率情況並未有本質改善，我們所觀察到的，更多地是利潤在不同行業中的再分配：上游透過高價格收割下游行業的利潤。在利率上行、金融機構降低槓桿、流動性逆轉的環境中，大量缺乏競爭力的殭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將會繼續惡化，並轉化爲更高的債務違約率。

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張？

會的。在民企投資、製造業投資與房地產投資減速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將會發現自己需要承擔更大的義務，不論是擴張基建還是滿足民生方面，都需要政府支出持續高速擴張。按照我們的模型預測，明年財政支出增速或不低於今年。與此同時，在內需降低、增速放緩壓力之下，尤其是幾個大稅項前景不佳，財政收入增速則可能繼續降低到個位數。財政赤字——即使按照政府最窄的口徑定義——也將超過3%紅線。國債發行將會加速，也構成壓迫國債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

央行會放鬆嗎？

會的。壓力之下，爲了抑制金融機構過高的槓桿率，央行可能會繼續堅持偏緊的貨幣政策，直到1）人民幣出現一個階段的穩定或者升值；2）經濟增速再下臺階；3）銀行等機構資金鍊緊繃，一些小型機構出現錢荒危機。三個條件滿足兩個之後，央行可能在二三季度中實施形式不一的寬鬆舉措。

房價增速降低？

會的。金融動盪之下，居民的風險偏好也將降低，三四線城市將會因爲庫存壓力而降價，一二線城市將會因爲缺乏新增買房資金而降價。

股市大漲？

不會。在企業盈利難以大幅好轉的背景下，股市上漲的唯一希望在於估值擴張，這要麼需要利率的大幅走低，要麼出現大規模的新增資金入市。後者需要股市自己呈現出較強的賺錢效應，以吸引場外資金入場。大盤股上漲的二八行情難以造就強烈的賺錢效應，而拉抬創業板等小市值個股又忌憚於其離譜的估值與故事的證僞。這種格局下，很可能股市將會度過另一個艱難年頭，難以出現趨勢性行情機會。基金經理們仍將螺絲殼裏做道場，以收割韭菜爲alpha來源。

商品狂飆？

不會。2017年將會是商品大年，但需要區分國際定價商品與國內定價商品。在全球經濟反彈背景下，前者價格將可能持續上揚，漲勢覆蓋一整年，這其中以石油、黃金、有色金屬等爲代表。對於國內定價商品，炒作機會也會十分豐富，但更大可能性是以大幅震盪的形勢體現出來。支援價格上揚的因素（如限產量、庫存低、環保、運輸）與壓制價格上揚的因素（如產能仍舊龐大、加庫存運動可能提前夭折、進口量增加）博弈激烈，提供放大的波動性。2016年雙11的大幅震盪，已經預示了這樣的場景。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

回想2015年10月的時候，在時任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英之際，中國央行在倫敦的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發行了一年期債券。此舉被視爲鞏固了倫敦作爲大中華區以外人民幣業務中心的地位。再往前兩年，時任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說過，在他有生之年人民幣將「變成幾乎和美元一樣無人不知的貨幣」。

後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將人民幣納入其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並將此描述爲「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里程碑」。

然而，在IMF的決定於2016年10月生效之前就有跡象顯示，獲准加入SDR最終可能只是表明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了很高水準，而非表明世界即將迎來一種新的更爲多元化的貨幣體系。

從一系列指標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放緩，而且在許多情況下還開了倒車。

在過去一年裏，中國對外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份額從26%降至16%，同時香港的人民幣存款較2014年的1兆元人民幣峯值下降30%——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外資持有的中國境內金融資產在2015年5月達到4.6兆元人民幣的峯值，現在則只有3.3兆元人民幣。就全球外匯市場的交易額而言，人民幣只是全球第八大交易貨幣——排名介於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之間——與2013年排名第九相比變動不大。

如今看來，使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使用的結構性因素更可能是機會主義和投機。從2005年7月中國取消人民幣盯住美元制度，到2014年1月人民幣匯率達到1美元兌6.04元人民幣的歷史高點，人民幣幾乎一路升值，升幅達37%。

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預期吸引數千億美元外國資本進入中國，雖然後者出臺了旨在打擊投機性資本流入的監管措施，但這些資本繞過規則進入中國，希望從無風險的貨幣升值中獲利。

但如今這股潮流已經轉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上月末觸及8年來的低點，今年還可能創下有史以來的最大年度跌幅。投資者紛紛拋售人民幣資產，並利用同樣的監管漏洞將資金轉移出境。

1.2005年7月，1美元兌8.2765元人民幣。中國放棄人民幣嚴格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2.2008年7月，1美元兌6.8211元人民幣。中國爲應對金融危機，讓人民幣匯率重新盯住美元；

3.2010年6月，1美元兌6.8262元人民幣。隨著危機緩解，人民幣恢復「骯髒浮動匯率制」(dirty float)；

4.2015年8月，1美元兌6.3231元人民幣。在中國央行改革每日指導機制之後，人民幣大幅貶值；

5.2016年12月，1美元兌6.8998元人民幣。人民幣即將迎來歷史上最大的年度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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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UBS)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表示：「在多年經濟繁榮和資本賬戶相對封閉之後，國內家庭和企業渴望去海外多元化配置資產。對國內資產泡沫擔憂加劇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渴望。」

特洛伊木馬

美聯準(Fed)加息預期——最早可能在本週三加息——以及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爲美國總統推動近期美元上漲至13年來的最高點。對中國來說，這加大了因投資者擔憂經濟放緩和債務成長而導致的資本外流壓力。中國人民銀行(PBOC)去年幾次降息也削弱了人民幣資產對渴求收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最近收緊了對中資企業海外併購以及其他需要兌換外幣的交易的批准程式，這讓人們進一步懷疑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承諾。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前美國財政部官員布拉德•賽斯特(Brad Setser)表示：「保持穩定與成爲全球貨幣所需具備的自由和靈活性存在著根本衝突。既然代價越來越清楚，中國政策制定者可能意識到，他們目前並不願意採取讓人民幣成爲全球貨幣所需要採取的措施。」

「資本管制當然會讓人民幣國際化開倒車，但鑑於中國面臨的資本外流壓力，它們對中國和世界來說可能是適宜的。」

人民幣國際化作爲銀行業會議和智庫研討會主題的地位不可撼動。它提供了對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表達不滿的途徑——2008年金融危機揭示出這一點——同時也體現一種渴望與中國體量龐大、快速成長的經濟開展業務往來的心態。

然而，對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國央行來說，人民幣國際化（尤其是納入SDR帶來的聲譽價值）還有其他用途：它可以是用來說服中共領導人和金融精英接受改革的「特洛伊木馬」——在現實中，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相比，這些改革對中國國內金融體系更加重要。

自2010年開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來，中國採取了許多改革措施：取消銀行存貸利率管制，出臺存款保險制度以及更爲靈活的匯率制度。

舉起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還能證明中國在過去5年向外國投資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舉措是正確的——這個名爲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進程對人民幣國際化至爲關鍵。要想讓外國投資者大量持有人民幣，必須讓他們可以進入具備深度且多樣化的人民幣資產池，而且知道隨時可以自由賣掉那些資產，並在需要時將收益兌換爲本國貨幣。

其中最著名的措施是取消對境外機構投資有8兆美元規模的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額度限制。「滬港通」和「深港通」項目則讓全球投資者能夠購買中國上海和深圳市場的股票。

在上週以前，監管機構還逐步放鬆了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要求。

但這些改革發生在資本流入和流出基本平衡的時候，那樣自由化不會對匯率產生很大壓力。現在情況截然不同。

標準人壽投資(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駐倫敦的新興市場固定收益業務投資總監伊姆拉德•艾哈邁德(Imrad Ahmed)表示：「我認爲（中國政府的）想法是，他們向外國人開放資本賬戶，然後資本就突然流入了。當然不是這樣。在這種根深蒂固的匯率貶值趨勢下，外國投資者爲什麼要持有人民幣資產？再說他們也對中國經濟成長及金融穩定感到擔憂。」

骯髒浮動

中國政府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麼在放開資本流動方面開倒車（就像今年已經開始做的那樣），要麼放棄對匯率的控制，接受人民幣大幅貶值。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IMF中國部前負責人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這種試圖管理人民幣匯率同時還允許更自由跨境資本流動的做法顯然正達到極限。」

很多經濟學家認爲，浮動匯率纔是上策。

然而，中國央行仍然是外匯市場上活躍的買家和賣家。在過去18個月，這基本上意味著從外匯儲備中賣出美元，以抵消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結果就形成了被交易員稱爲「骯髒浮動」（dirty float，亦稱「有管理的浮動」）的混合政策：匯率對市場力量做出反應，但央行干預限制了其波動範圍。

這種戰略代價高昂，它導致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4兆美元降至今年11月底的3.1兆美元。央行干預的擁護者認爲付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透過採取激進行動遏制人民幣貶值，阻止了全球投資者的恐慌性拋售。批評者反駁稱，代價高昂的外匯干預只是拖延了不可避免的匯率調整。

多年來，IMF、美國財政部和其他外部專家一直敦促中國採納浮動匯率制。從理論上來說，讓匯率浮動，就不再需要透過收緊資本管制或花費寶貴的外匯儲備來支撐匯率了。不然的話，人民幣就會貶值，直到資金流入和流出達到平衡。

中國社科院教授、前央行顧問餘永定支援這種方法。「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擔心匯率波動，」他表示，「他們擔心，如果人民幣匯率下跌2%，那麼它就會下跌10%，如果它下跌10%，那麼它就會下跌100%。這太離譜了。」

他們擔心的是，如果不控制人民幣貶值，將引發更廣大經濟領域的動盪，極端情況下甚至會造成政治不穩定。

餘永定認爲，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相對穩定，即便是實行浮動匯率制，原因是中國一直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外幣債務較低，而且以前就實行大量資本管制，只是最近重新收緊。「如果你考慮整體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要穩定下來相當容易，」他表示，「即便一開始（下跌）過頭，它也會反彈。」

然而，還有一些人認爲，央行在限制匯率完全自由浮動方面保持謹慎是正確的。

「從理論上來說，讓匯率浮動是合理的。它是符合邏輯的。但你要記住，我們現在正處於非常不同尋常的狀況下，」滙豐銀行(HSBC)駐香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鑑於美元升值以及圍繞美國政策和可能爆發貿易戰的不確定性，他們真的想讓匯率自由浮動嗎？那是不切實際的。」

混亂的信號

中國可能繼續推行混合策略。

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上週表示，將繼續鼓勵對外投資交易。這類交易有利於中國實施經濟轉型、提高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以及推進習近平旨在投資建設連接中國與中亞、中東和歐洲的基礎設施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但外管局也表示將密切關注針對房地產、酒店、好萊塢電影公司和體育俱樂部的收購。

這可能意味著食品新增劑行業大亨收購英國二流足球俱樂部的事情很難再出現了。它也表明當局將打擊虛開貿易發票、赴香港買保險、在澳門賭博輸錢等暗中把資金轉移出境的管道。但是，國家冠軍企業仍將被允許收購受中國新興中產階層歡迎的先進技術和消費品牌。

「他們正試圖排除所有低質量、可疑或欺詐性的對外投資項目，但他們也明確表示支援真實的高質量的投資，「屈宏斌說。

早在2012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澄清過，放鬆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幣兌換並不意味著取消全部管制。「我們會保留一些監測項目和對有一些敏感項目的控制，」周小川說。他在隨後幾年裏多次重申了這一立場。

經濟學家們認爲，歸根結底，人民幣國際化的命運取決於當局是否開展具有深遠影響的經濟改革，而不是短期內對資本外流增加的回應。需要採取的改革包括解決日益成長的債務、重組浪費資源的國有「殭屍企業」以及在銀行業進行資本重組——人們普遍認爲，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問題比官方數據所顯示的嚴重得多。

普拉薩德警告稱，收緊資本管制的實際效果可能不如其所釋放的信號。相反，他表示，中國當局需要集中精力實施改革，以恢復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

「放鬆資本管制後又重新實施，有時可能會產生反效果，」《上升中的貨幣：人民幣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的作者普拉薩德說。「這會讓人們擔心當局是如何看待經濟狀況及其中蘊含的風險的。」

「他們需要完成的任務艱鉅得多，那就是啓動更廣泛的改革議程，並證明他們是要動真格的。現在給人的感覺是其他改革都沒什麼動靜。」

譯者/何黎

1971年,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PhilipZimbardo進行了一項有趣的研究。實驗招募史丹佛大學的學生自願參與一個模擬監獄的環境並分別扮演看守和囚犯的角色。在這一本來計劃持續連續兩週的實驗裏，心理學家原本希望能夠更好地瞭解正常人對監獄環境的適應情況，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對日後心理學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意外成果，那就是個人在集體環境裏，會做出自己在個人環境裏往往難以認同的極端行爲。

有些扮演看守的學生，對待囚犯採用了自己都難以相信的殘忍的侮辱和折磨行爲。與此同時，扮演囚犯的學生，也在實驗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的自尊和認同，任由扮演看守的學生對自己橫加羞辱。即使是主持這場實驗的Zimbardo本人，似乎也受到了實驗氛圍的影響，面對極端和殘忍的折磨行爲，遲遲未能終止這一很可能會違背大學科學實驗準則的著名實驗。由於參與者的極端行爲，這一原本計劃要持續兩週的實驗，不得不在第六天提前終止。

心理學家認爲，這一實驗揭示了人類的行爲和決定，很大程度上和個人的品行和資質並不一定緊密相關，反而是非常容易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而改變。與此同時，心理學家也在此研究的啓發之下，進行了一系列關於人類在羣體環境行爲的研究。這些研究大多表明，個體在集體環境中更容易做出極端和瘋狂的決定。

這一方面是因爲在集體環境中，每個個體都認爲不需要對所發生的結果負責任。不但在心理實驗中，關於法庭審判過程和公司金融決策的研究也表明，個人在集體環境中有可能做出更加極端，更難理解的行爲，令人想到法國作家伏爾泰的話，「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對此負有責任」。

另一方面，心理學家發現，由於羣體過程中資訊傳遞帶有嚴重的偏見性，和主流意見一致的資訊會被傳遞和放大，而和主流意見相左的資訊會被壓制和阻礙。這種資訊來源上的不平等和不對等，進一步加強了主流意見在集體中的主導地位，導致更多原來持不同意見的人羣放棄己見逐漸加入到主流的陣營之中。

再有，在集體環境中，由於人類作爲社會動物對於所處集體和社會的強烈歸屬感和依附感，很多人即使是在違背自己的良知和判斷的情況下，仍然會出於內心對於集體的忠誠和認同，而最終做出違背自己本心的決定。「集體一定是正確的，大衆一定是有理的」的想法，在歷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導致了類似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下的種族滅絕這樣的滔天罪行。

這種個體在羣體環境中的極端行爲，在經濟金融領域，則集中表現爲泡沫和崩盤。

無論是四五百年前的鬱金香狂熱，英國稱霸全球過程中發生的南海危機和鐵路開發泡沫，美國的轟鳴的二十年代，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雙泡沫，無不記載了主流觀點在特定歷史時期獲得的看似難以置信的一致的支援，和犯下的難以置信的離譜的錯誤。

從歷史上看，在全社會或者全市場觀點接近完全一致之時，恰恰纔是風險最爲兇險和集中之刻。遠的不說，2007-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幾乎全球的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投資機構，都認爲之前的寬鬆貨幣政策和金融創新已經馴服了經濟週期這一猛獸，人類經濟發展終於進入了一個長期成長的「新常態」。

再看網路泡沫臨近崩盤之時，全球著名的美國老虎基金的創辦人JulianRobertson在持續做空那斯達克並蒙受重大損失之後，終於在2000年三月，那斯達克指數終於開始大跌的前夜，頂不住投資者和市場的壓力，將自己的基金關閉清盤。

早在17世紀英國南海泡沫期間，接近南海公司股價泡沫頂端，英國社會甚至出現說法，認爲既然政府、南海公司、公司年金領取者和現有股東都從公司股價不斷上漲中獲益，那麼股價上漲就是天經地義的好事，就會一直持續上漲。根據英國大詩人蒲柏的描述，當時英國社會里不分政客百姓、貴族庶民、主教僕役，都捲入了狂熱的投機，「不列顛帝國陷入錢幣的汙穢之中」。

當然，這種狂熱最終也沒能持久，最終以南海公司以及類似的股票股價崩盤，英國經濟陷入困頓收場。

泡沫之所以成爲泡沫，其實恰恰因爲投資者對於資產價格是否能反映資產的基本面價值產生分歧。讓人喫驚的是，上面的例子似乎說明，泡沫頂點總是在市場達成「這不是一場泡沫」的共識的時候，纔不期而遇地降臨。

其實，這背後的道理也並不難懂。只要投資者對於市場上是否存在泡沫產生分歧，市場上就一定會有買家也有賣家，買賣交錯，也就導致了不斷上漲的價格。一旦市場上所有的人都認爲這不是一場泡沫，當空頭的最後一把救命稻草都被持續上漲的價格壓倒，市場上所有的投資者都迫不及待地衝入市場，生怕被下一輪大漲落下的時候，市場很可能不但耗盡了現在所有潛在的需求，甚至透支了一年乃至幾年以後的需求。供求關係在今後的逐步迴歸正常乃至消化之前的過度投機，往往會引發和導致泡沫的崩盤和資產價格的極度縮水。市場，歸根到底是供給和需求的市場，當投機需求最終被致命的一致預期所耗盡，市場今後的走勢也就無外乎只剩下的下跌。

2015年中國股市的一致預期和大幅波動，本來其實已經應該給中國的投資者上了一堂不能再鮮活也不能再慘痛的課，但正如史丹佛監獄實驗所表明的，人類在羣體環境中的判斷和決定，不但超越了科學家所可以理解的範圍，很多時候也會超越每個個人自身的常識和判斷。

難怪科學巨匠牛頓爵士在南海泡沫崩盤，賠上幾乎整個身家後明智地哀嘆「我可以計算出天體的運動和距離，卻無法計算出人類內心的瘋狂」。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部分內容節選自作者新書《剛性泡沫》。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編者按】房價上漲從一線城市蔓延到二線城市，瘋漲之下，限購政策預期更是造成城市中產恐慌。有著宇宙中最重要產業之稱的行業，中國房地產何去何從？如何在一個泡沫市場生存？房地產這輪週期的盡頭是什麼？FT中文網近期推出房地產專題，敬請關注，編輯事宜，聯繫jin.xu@ftchinese.com。

近期忙裏偷閒觀看了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影片講述的是美國次貸危機2006-08年，在絕大多數美國人民陶醉於住房繁榮而華爾街大鱷們沉醉於繁榮的房市衍生出的次級債產品時，有幾個聰明人透過獨立思考，堅持己見，積極挖空心思大規模做空相關金融衍生品而最終大賺特賺的故事。

那麼，這些房貸支援證券是如何變成「高效的大殺傷武器」？我們回到電影說的故事吧：本世紀的頭幾年，美聯準爲應對高科技泡沫破滅而造成的經濟下行而持續降息，市場流動性過度氾濫，房價一路上漲，銀行爲增加業務收入而大規模發放按揭貸款；於是，很多沒有穩定收入，無力籌措首付的人也紛紛獲得銀行貸款買房，電影中的脫衣舞娘、酒吧侍應等「下里巴人們」也敢於貸款買了N套大房子；

銀行當然也不笨，知道這些貸款有較大的成爲壞賬的可能，爲了甩掉這些低質量的按揭貸款以規避違約風險，他們把這些按揭貸款打包賣給投行；投行再以這些資產包爲基礎發行MBS，賣給投資者；投資者也不笨，也知道這些債權有違約風險；於是，投行們就把這些債權分爲優先順序，劣後級，其中優先順序賣給不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投資者因有劣後的墊背也就放心了；然後，劣後級再賣給能承擔風險的對沖基金或其他投行，其他的投行則再以此爲基礎發行債權產品，再分爲優先順序，劣後級……如此這般，再不濟的，買入信用違約保險（CDS）來避險。然後信用評級機構也就大筆一揮：A級、A+……

國內的情況又如何？最近樓市盛況空前，身邊的人幾乎沒有不談房市的。說起都喜上眉梢：剛剛買入賺了多少……準備到哪裏去再買……要想辦法買多幾套……。首付要湊？沒問題！首付貸、信用卡都可解決……房子買得多，就賺得多。至於幾百萬，上千萬的房貸如何還？還需要考慮嗎？房子一定漲的，到時賣掉就得，還怕還不起？！

這與《大空頭》裏描述的2004年-2005年的美國樓市盛況以及購房者的心態簡直太像了。至於美國樓市泡沫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

當全美國都陶醉在「房價只會漲，不會跌」 的狂熱中，大家熱衷於借債消費，感覺良好之時，危機正一步一步逼近……當全國各地房地產都房價高企而且嚴重過剩、租金回報不足一提、銀行都在降低貸款標準的時候，低質量的按揭貸款比重實在太大。就好比是一堆垃圾債權，不管你如何打包，再如何分級，拆解，最終出來的當然還是垃圾債權，區別只在於優先包裏垃圾少一點，而劣後包裏垃圾多一點，僅此而已。而信用違約保險保的就是這些包裏的垃圾不發生腐爛，結果？這些垃圾包就集中發生腐爛，連AIG這樣的巨無霸保險公司也保不起了。

當然了，電影中也提到了，其他衍生工具如擔保債務憑證（CDO）等把這些垃圾包幾何級數擴大並運送到全世界，最終放大了危機的級別。

於是，原本貌似堅固而無縫的房市泡沫最終破滅，引至次級債危機爆發，進而引發了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大多數最大的一流金融機構被一舉「打殘廢」 ，最後靠各國政府全力救助才勉強存活。 

筆者2012 年到了美國，親眼目睹危機過後的滿目瘡痍：許多人失去了靠之養家餬口的工作、失去了賴以爲家的房子。到處可見因還不起房貸而被法院沒收的「法拍屋」（Foreclosure），以及因房價大跌而成爲「負資產」的銀行共同主張屋（Shortsale）。順便提一句：敝人當時就馬上出手摸底買入了幾間，其後因美國房屋市場開始見底復甦而有所斬獲。

我們再回過頭看我們房地產泡沫的盛況：

一方面，樓價無論以何種口徑計算與衡量都非常昂貴。根據包括亞豪機構等在內的房地產專業機構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建純商品房均價達到了3.8萬元/平米，二手房成交均價超過4.3萬元/平米，均達到了歷史高點。這意味著，在北京購置一套100平左右的普通住宅，支付的房屋總價在300萬元至450萬元左右。而北京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爲4.8萬元，等於1年的收入只能買1平米左右的住房面積，買一套400萬左右的房子，即使不需要任何個人消費，也要工作接近50年，那就是從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到70多歲不用考慮退休了。

另外，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租售比早已經遠遠超過了1:200的國際標準安全線，保守估計在1:500以上，一些地區甚至到了1:1000的程度。這意味著，按照現在的租金，在這些城市買房投資，要靠租金收入回本可能會接近100年，遠遠超過了房子法定70年的房齡！在一、二線大城市，房價已經漲得令人瞠目結舌，地價還繼續高漲。頻頻出現地王，這些地王光是地價形成的「樓板價」就已經明顯高於周邊的現房價格了。高價拿地王的企業無非預期房價會漲得更高。

另一方面，社會整體的負債率已是非常高。很大部分與房地產相關的，由三方理財債權、影子銀行固定收益產品、銀行理財產品、部分地方債、部分企業債、部分銀行房貸等構成的國內規模龐大的次級債與美國2006-2007年次級債危機爆發的前夜非常相似。據相關機構的統計，政府、企業、居民累計的債務總額已達我們國內生產總值的280%，遠高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水準。而且，與房地產開發相關企業依然在不斷加槓桿，廣大購房者也在不斷加槓桿。

至於國內樓市泡沫膨脹後的結局？我認爲不會與歷史上的其它泡沫有本質上的不同。泡沫最終破滅的具體形式要麼是日式的「長痛（長期低迷的慢跌）」或是美式的「短痛（一步到位的急跌）」。只是，哪一根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無從預知。

然而，國內樓市的各路參與者並不這麼認爲。於是，全國各地「地王頻出」，土地的價格屢創新高。在上海，甚至有了廣大市民爲規避傳說中的「嚴厲限購」而排長隊離婚的全球獨一無二的怪象。房子，彷彿是一件萬能的投資工具，買到了就等於賺到了。大家都認爲，最悲催的人生莫過於一直沒買房！

大家不惜一切代價買房，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房價過去十多年一直大漲，在2016年前幾個月的房價進一步大漲和地王頻出之後，這種對房價只漲不跌的預期又再進一步被強化。大家都擔心，現在不拼命買，將來更買不起。然而，正如「權威人士」所表述的：樹是不可能長上天的。而且我認爲，最近樓市參與者們表現出的不可思議的「最後的瘋狂」或許在預示，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以及因此引發的債務危機離我們不遠了。 

再深究一下，就會發現，目前階段的國內樓市與去年二季度的股市在以下幾個方面非常相像：

一， 均爲高層爲穩成長、去槓桿而發起。發起股市上漲的目的是爲了解決社會過於依賴間接融資難題，爲企業去槓桿。企業透過股市融資順暢了，銀行的壞賬、地方政府平臺的債務等問題也就好解決。今年初刺激樓市的目的也很明確，把積壓的庫存去掉，把房地產企業的槓桿去掉，同時讓地方政府順利賣地還債。

二， 均表現爲脫離了經濟基本面的快速上漲。由於貨幣政策長期相對寬鬆、流動性非常充裕，而國民的財富積累總量非常大，加上外幣資本項下依然嚴格管制無法順利完成全球化配置，一旦國內某一類資產有上漲的苗頭，資金就蜂擁而至，馬太效應非常明顯。

三， 均由加槓桿推動。去年股市的上漲，名爲「改革牛」，實爲「槓桿牛」，全靠數萬億的「場內融資」和「場外配資」推起。而今年樓市上漲表面上是「去庫存」，實際上是全社會加槓桿。今年以來的新增貸款大部分爲房貸。根據廣發證券的研究報告：上半年按揭貸款同比成長111%；房貸餘額佔儲蓄比重達28.5%，超過1989年日本泡沫破滅的前夜的水準。而且，不少投資者紛紛透過「首付貸」、「P2P」等各種無抵押的融資取得首付，然後再透過按揭買房。這種現象與引發上一輪金融危機的「零首付」美國次級債是異曲同工的。

四， 對存在嚴重泡沫的事實，參與者們均心知肚明。無論是去年上半年的股市投資者，還是今年「打飛的」全國到處跑買的樓市投資人，都懷著一個共同的信念：泡沫不會在現在破滅，即使泡沫最終要破滅，破滅之時自己一定能逃脫。因此都欣然在泡沫中暢泳。記得去年股市瘋狂上漲時，朋友圈流傳著這樣的段子：「每次泡沫來時，總是存在兩種人：一種人不停地指出泡沫會很快破滅，另一種人欣然在泡沫中游泳。前一種人越來越聰明，後一種人越來越有錢。」 不過，在去年股市最終崩盤時，這些「游泳健將」們也沒有誰正真順利逃脫。 

投資者樂於擁抱樓市泡沫的信心還來自於「政府一定不會讓房價跌，房價就不會跌」的信念。然而這是「政府萬能」的唯心論。香港、日本、美國等政府沒有一個願意看到在地的房地產下跌的。結果，「漲多了就跌」這一鐵律還不是照樣起作用？投資者可能說：其他政府不行，我們的政府行！ 那麼，我想問您，中國政府希望股市跌嗎？ 當然不希望！而且去年股災時還派出國家隊投入了幾萬億的巨資來託市，然而股市該跌不是照跌嗎？

其實，在樓市不斷高升之際，富人們大多選擇把豐厚的投資收益落袋爲安。大家公認的「樓神」——地產出身的大亨李嘉誠在去年幾年頻頻在香港和大陸出售地產項目，其中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核心的東方匯經中心，廣州西城都薈項目等也在出售之列，共計過百億。

作爲樓市投資者，可能也像當年嘲笑巴菲特賣中石油一樣輕視李嘉誠的舉動，覺得他賣錯了，因爲，最近樓價大漲了。然而，大家不妨回顧一下這位商界「超人」在過去幾十年數次經濟波動大週期中的舉動吧，他過往減持資產的節點，往往正是該項資產所處的行業位於或接近頂點之時。溫故而知新，笑話他的人很可能高興得太早了。

古今中外，從來就沒有過只漲不跌的投資品，國內的房子也一定不會是例外，這是常識。從投資角度，不應把大部分的財富都押在房地產上的原則如同「不應該把幾乎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中」的道理一樣，也是常識。既然知道了這些基本的常識，我決意知行合一地去堅守。您請隨意。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亦爲前德意志銀行資產與財富管理中國區總經理）

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關於中國債務風險是否可控，這一爭辯已持續數年。一直以來，悲觀者認爲，中國高槓杆率過高已不可持續，是危機的前兆，如幾年前便有觀點提出中國將迎來「明斯基時刻」，近一段時間又有國際評級機構陸續下調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對沖基金加大做空中國等例證；而持相反觀點的人認爲，中國債務雖然有一定風險，但主要是企業槓桿率過高，屬於結構性問題，且中國的獨特性使得國際標準並不完全適用，中國債務風險整體可控。

中國債務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是「高枕無憂」還是「岌岌可危」？如何防範中國債務風險?顯然已是困擾政策制定者與市場人士的重要話題。今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同樣有不少圍繞中國債務風險的討論，觀點激烈碰撞之下，有關上述問題的討論更加辯證與深入，筆者透過對部分觀點進行總結與分析，試圖理清思路，爲化解中國債務風險提供有益建議。

首先，中國是否有債務風險，其主要體現在哪裏？中國社科院李揚團隊的資產負債表顯示，雖然中國債務整體可控，但仍有一定風險，主要體現在：一是整體債務成長過快。2008-2014年，中國經濟整體債務佔GDP的比重，從170%上升至235.7%，6年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剔除金融機構，中國實體部門債務佔GDP比重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可以說，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槓桿率成長過快都不可迴避，需保持高度警惕。

二是非金融部門槓桿率過高。2008年之前，中國非金融企業槓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全球金融危機後，加槓桿趨勢非常明顯，非金融企業槓桿率由2008年98%上升到2014年的149.1%，扣除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槓桿率提高到123.1%，高於美、英、德、日等對比國家情況。

除此以外，IMF曾在2015年8月發表的對中國的年度第四條款磋商報告(2015 ARTICLE IV CONSULTATION)中提出，危機以來中國社會融資總量與民營部門信貸額均成長過快，信貸/GDP已經超過BIS信貸缺口（credit gap）並在國際比較中處於高位，值得警惕。此外，IMF警示，未來中國債務風險是否可控在於能否推行改革，使得未來五年中經濟保持中高速成長，IMF認爲，如果不推行改革，中國經濟成長率將在2020年跌至5%左右，屆時負債率將會顯著提高。

對於上述中國債務成長過快、非金融企業債務過高、以及成長大幅下行會加重債務負擔等基本事實，中國決策層的基本基調是整體債務風險可控，區域性風險特別是企業債務過高風險值得警惕。例如，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去槓桿位列2016年經濟工作五大內容之一；中國副總理張高麗在先前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主題演講中提到防範金融風險，特別是對於可能出現的股市、匯市、債市、樓市風險，要高度重視防止交叉感染。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坦言中國企業債務偏高存在風險，認爲「十三五」要大力資本市場的發展，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槓桿的依賴；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在論壇上提出，中國的整體債務率並不嚴重，只是企業債務偏高，結構優化後，風險並不大；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則表示，中國的金融風險是可控的，當前撥備覆蓋率已超過180%，完全可以覆蓋不良貸款。銀行業資本充足率達到了13%以上，有能力抵禦可能出現的風險。總之，整體而言，中國決策層對於債務風險的判斷謹慎偏樂觀的。

然而發展高層論壇上，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中國債務不糟糕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他提出，危機爆發前決策層往往都認爲沒有問題，如英國銀行在遭遇300年來最嚴重金融危機之前也稱其資產負債表表現很好，但危機往往在忽視中爆發。

馬丁.沃爾夫所言不虛，但遺憾的是，其未能就問題的關鍵，即如何識別危機，什麼是引爆危機導火索，以及危機如何傳導等關鍵細節給予更多說明，資訊量仍然有限。畢竟過去五年來，頗爲流行的幾大中國危機論，如影子銀行危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房地產市場危機都被提及但從未被驗證。

從這個角度而言，理清上述問題的邏輯關係，客觀分析中國抵禦債務危機的有利與不利條件，並對可能引發危機的導火索加以高度防範，或許是避免中國債務危機的爆發更爲務實的方法。

在筆者看來，當前中國總體而言，仍是具有防範債務危機爆發的有利條件的，具體體現在如下幾點：

第一，中國經濟成長潛力仍然巨大，服務業與消費是中國經濟的新成長點。可以看到，當前面臨債務危機的主要是國有企業以及傳統產業，但中國已經出現轉型跡象，去年服務業佔GDP比重達到50.5%，首次過半，消費對GDP貢獻率更高達66.4%。在此背景下，如果未來中國新供給改革持續推進，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深入，中國經濟轉型將有助於支援經濟成長，並在成長中緩解債務矛盾。

第二，中國槓桿率較高局面與特定背景因素有關，可以透過加速改革緩解。周小川行長在發展高層論壇上列舉了中國債務率較高的歷史性原因，如中國國民的儲蓄率高，股本市場發育比較晚以及民間的財富比較少等獨特因素。同時，不難發現，當前中國債務問題主要集中在企業債務與地方政府債務。針對企業債務過高，透過債轉股、發展資本市場等方式有助於緩解，而對於地方政府債務一方面可以透過中央政府債務進行置換以及加快財稅改革應對。

第三，中國債務主要以內債爲主，並沒有大量外債。發展高層論壇上，匯金公司副董事長李劍閣曾對馬丁沃爾夫的提問頗爲有趣，他提出，爲什麼海外對於中國債務情況如此擔憂，但日本債務數據比中國更高，僅公共債務佔GDP比重便高達250%，也未見做空？實際上，在筆者看來，中日債務問題均值得警惕，但未見得出現危機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二者均以國內債務爲主，與債務危機爆發的國家，海外債務過多的普遍情況有明顯差異。

第四，中國政府有化解危機的成功經驗。發展高層論壇上，橋水基金CEO達里奧的這一觀點非常獨特。他認爲，中國本世紀初面臨的債務危機嚴重程度遠遠高於當下，而且幫助中國度過難關的主要執行者仍在崗位，相信憑藉他們處理危機的經驗，中國債務危機不會出現。此外，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不同，中國政府往往能在危機出現之時，迅速動用國家資源，如釋放流動性，降低了因流動性不足引發債務風險爆發的可能。

綜上，筆者認爲，當前中國債務問題並非危機前兆，中國經濟成長潛力，中國處理危機的成功經驗都將爲避免一次更深層次的債務危機打下基礎。但對待當前企業債務成長過快的局面，過度自信的態度並不可取，甚至有可能貽誤時機。因此，更爲理性的方式是直面問題，增加危機意識，並加大化解債務風險的改革措施，未雨綢繆，將危機化解在搖籃之中。

在筆者看來，如何處理好以下幾大關鍵問題，以免觸發債務危機的導火索至關重要：

第一，切勿忽視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筆者看來，金融領域風險容易相互傳導，正如中國副總理張高麗所談，應注重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匯市、債市、股市、樓市風險交叉感染。

其中，對待防範匯率風險，筆者堅持早前觀點，在今年G20會議中國召開以及人民幣正式加入SDR的有利背景下，人民幣一次性大幅貶值以及重啓資本管制戰略負面衝擊較大，當前保持匯率穩定預期是必要的；對待樓市風險，要防止因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目標而引發的一二線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防止新一輪房地產泡沫；而對待資本市場方面，吸取去年股災的教訓，從制度建設方面發力才能實現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融資的支援作用。

第二，切實推進供給側改革，並注重改革的協調。不少認爲中國債務危機即將爆發的質疑來自於中國改革進展緩慢的擔憂。可以看到，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改革層面的檔案不斷出臺，但政策不協調，改革走回頭路的情況同樣存在。如2015年大刀闊斧的財稅改革便由於經濟下滑，地方財政過緊，而採取了擴大地方政府債務的過度措施；而備受期待的國企改革既強調國企市場化運作，又強調高階主管限薪，以及國企做強做大，也讓人看不清方向。金融改革方面，註冊制面臨資本市場波動也面臨推遲。

此外，當前化解債務的良方之一債轉股，但正如筆者在文章《去產能不應止於國企解困》中所提，債轉股雖然從理論上可以起到作用，但在國有企業改革進展緩慢的當下還是有侷限的。試想進駐被整合的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在現有體制下，行政級別很可能低於需要紓困的企業管理者，這種情況下，如何履行其對公司治理監督的職責效果存疑。因此，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並從供給端改革協調發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三，注重金融監管協調能力的提升。近一段時間，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管理的能力遭到質疑。如去年811匯改與歲末年初中國匯率市場遭遇大幅波動，與當時決策層與市場溝通不暢，導致市場預期混亂密切相關，其後資本流出造成外匯儲備大幅下降，最後不得不採取加強資本管制以防止做空；此外，去年的股災，幾年前出現的錢荒，以及如今屢屢爆發的P2P風險，也說明監管層對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亟待加強。

從這一角度而言，改革當前金融監管框架應該提高到戰略高度，以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當然，對待如何改革，當下仍然處於激烈討論當中。在筆者看來，正如先前專欄中所提，無論是超級央行也好，成立更高層次的金融協調監管機構也罷，儘快凝聚共識，改變一行三會各自爲戰的局面，適應混業經營的時代是必要的，畢竟這對於防範系統性危機的爆發已經十分迫切。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

故事永遠起源於偶然，復歸於日常。

二十二世紀的北京。老刀，一位年近五十的垃圾工，單身父親。爲了女兒的未來，他穿越北京市三個世界，結果他見到了不同的北京，相互摺疊又彼此分割的世界，一個貧困無望的第三空間，一個小中產扎堆的第二空間，以及控制一切且享受更多的第一空間。

這一情節源自中國作家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摺疊》，近期因獲得科幻界大獎雨果獎而獲得不少關注。拋開對這部著作的評價，從這部作品引發的反響來看，與其說其科幻色彩，毋寧說是現實意義，其中暴露的階層差異以及權力分配，不僅每天發生在虛擬空間，也發生在都市之間。

不只北京，中國都市往往自帶魔幻現實色彩濾鏡。漫步於上海金融心臟的陸家嘴，在摩肩接踵高度不斷重新整理記錄的摩天大樓不遠處，即有年代久遠外形簡陋的老公房，時不時還會出現各類推車的街頭小販。

這是中國的城市，雖然物理空間上沒有摺疊，但是在心理空間上早已經摺疊，人們或許天天擦身而過，但是各自階層卻難以逾越。隨著成長的大潮逐漸淡去，社會流動性逐漸下降，階層固化成爲新趨勢，這一趨勢隨著最近一波房地產上漲而愈加明顯。

如果說早幾年的《蝸居》中，海萍千辛萬苦在接近江蘇的上海郊區買房已經讓人覺得辛辣；隨後《歡樂頌》中，無數看似精明的外資白領樊勝美們，用盡心思竭力儲存的不過是自己過得去的羣租公寓房；今天《北京摺疊》將視角投向更低的階層，垃圾工老刀的存在只是一個小小膠囊。但是即使老刀，他能夠獲得垃圾工的身份也不容易，也是來自其父輩作爲農民工建設新北京的補償。顯然的事實在於，在北京第三空間之外，還有更多的無法出鏡的廣大人羣，無從傾訴，也無從體現。

樓市的擊鼓傳花，誰是贏家？樓市的造富效應除了造富地方政府，也使得中國社會加速成爲食利社會，在因房價上漲導致的全球化不平等景觀中一馬當先，上海等一線城市儼然躋身全球最大豪宅市場之列。其中，造成了一批可以提前退休的城市中產，他們中不少人已經化身個人天使投資人，將其樓市收益散向大大小小的項目，激勵各類創業人員奔向自己的成功買房夢，繼而醞釀新一輪的接盤。

過去十餘年，中國樓市單邊上漲造成的結果就是獎勵冒險者，號稱「理性」的經濟分析在大勢面前相形見絀，然而即使看好房價的專家對於後市也顯得信心不足。有經濟學家曾經指責中國股市是可看底牌的賭場，但賭場好歹需要繼續運營，中國A股雖然詬病多多，起碼漲跌互見，買者自負的心態基本得到普及，比較之下，中國樓市更像是一個沒有賭場的賭博，莊家規則主導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成爲最大的地主，這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在最近十餘年幾乎走出一個單邊市場。

中央政府多次喊話管控房價，然而在具體實施之中，這甚至成爲新的博弈因素。調控屢屢不見成效之下，調控甚至成爲上漲信號。一些地方政府對此心領神會，一旦中央要求控制房價，往往透過限購等方式進行控制；而這種控制透過戶口、婚姻等方式界定，這無疑造成購買資格也成爲新的租金，讓獲得房價上漲的收益變得具有更高門檻，結果則是人爲製造的稀缺預期，導致都市居民「叫魂」一般的追漲樓市。

然而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單邊市場，即使特殊的中國也是如此。如此的輪迴中，誰是真正的贏家？目前局面正在變得日益危險，雖然中國有效期70年的房屋價格早已經超過昔日泡沫中心的東京，甚至真正實現了追英趕美。即使如此，然而一線城市地王仍舊頻頻，上漲風潮甚至蔓延到二三線城市。根據相關數據，上半年上海宅地拍賣21塊住宅用地，共110萬平方米，拍地金額達518.16億元，而二線城市蘇州等地也不甘落後。

城市地王，不過是房地產行業近些年扭曲的象徵。地王頭銜往往並不是主流地產公司摘得，不少具有央企背景，其資金來源並非自有資金，其結果自然是慷他人之慨。根據中原地產數據，2016年上半年105宗地王，52宗爲央企國企獲得，在合計3288.2億的拿地總額中，1785.8億爲央企國企買單。諷刺的是，有中國最好的房地產企業之稱的萬科，因爲其穩健作風近些年不斷被趕超，甚至成爲民營資本寶能的狙擊對象，一度舉步維艱、卻大舉負債的恆大近期也加大戰團，爭奪它們視爲口中肥肉的萬科。

地王頻出，是房地產政策與貨幣政策雙向結果。從房地產政策而言，爲了避免無效建設，中央政府往往期待控制地方土地供給，然而其結果和地方政府的限購一樣，人爲製造了土地稀缺。據報道，今年5月以來，北京已經連續三個月沒有供應住宅土地，整年而言也僅有7塊住宅用土地供應，供應量創出歷史新低。上海情況更加嚴重，2005年上海建設用地供應14307公頃，到2015年降低到不足1900公頃，10年時間降低了超過8成。如此情形下，巨量資金追逐稀少供給，價格焉能不飆升。

至於房屋買家，則不過是土地市場的跟隨者，在近乎恐嚇的價格上漲之前，不得不借債買入即使已有泡沫懷疑的房屋。從貨幣政策而言，監管者問題永遠在於無法將資金投向他們期待的實體領域，目前經濟已經有通縮跡象，但是每一次政策放鬆都往往導致資產泡沫加劇。

如今房地產已經不僅僅是房地產，更是中國家庭最重要的金融資產，何去何從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如果放任房地產泡沫繼續做大，一旦有失，其危機將是致命性的。無人居住的房屋和無人購買的衍生品一樣，本質都是過剩產能的結果，不具有任何投資價值。根據中金公司數據，2015年商品住宅銷售與居民新增儲蓄之比爲43%，2016年預計爲升至57%。這意味居民儲蓄中超過一半將用於買房，這一趨勢還能支援多久？未來場景令人難以想像，過去的上漲經驗支撐了單邊信念，而狂熱的投機心理很可能押注央行最終寬鬆，這種上下拉鋸，很可能將使得市場進入非理性的塌陷狀態。

在《北京摺疊》中，機器終於比人工便宜，在第三空間的老刀一個月工資一萬，他甚至沒見過一萬的鈔票，第二空間精英青年在金融業實習一個月則有十萬，至於第一空間，十萬塊錢對於只工作一半時間的富太太而言，不過是一個星期就能掙來的小錢。

奇蹟的是，那時候的北京居然還有印鈔者繼續印鈔票，第一空間的代表甚至言之鑿鑿地表示隔離使得通貨膨脹幾乎傳不到第三空間，「印鈔票、花鈔票都是能貸款的人消化了，GDP漲了，底下的物價卻不漲。人們根本不知道。」作者是一個經濟學博士，這樣的情景實在太過於科幻，或許這也是第一空間人物一廂情願的幻想。事實上，每一次資產泡沫，最先感受到切身之痛的，註定是底層民衆，至於高層，永遠是在與泡沫共舞。

永恆的天問在於，這樣的遊戲還能持續多久？上帝知道。作者近期出版《有時》、《印鈔者》。微信公號econhomo

萬科股權大戰，其激烈程度不亞於銀幕大片。

不僅攻防雙方都開始使出殺手鐧，諸多角色不明的人物也紛紛登場。繼華潤在董事會公開反對深圳地鐵入股方案之後，獨立董事華生連發數篇長文參與爭論，而寶能則以第一大股東身份悍然提議罷免整個萬科董事會，王石則不得不在董事會直面五千萬薪酬的問題。

一連串的戲劇性變化，加上各路自媒體以及社群媒體的窮追猛打，萬科股權大戰已經超越萬科本身；在成爲衆矢之的的同時，與當下的資本博弈、國進民退、創業熱潮、網紅八卦等時代熱點共振，堪稱一幕實時直播的中國版「權力的遊戲」。

這不禁令人思考，在資本大戰中，博弈之內，算計之外，理性和文明在裏面有一席之地麼。

局內人vs局外人

涉及利益的熱鬧事，站隊難免。

王石創業於1983年，其價值觀也讓不少人將他與92派企業家掛鉤；萬科又是行業標杆，不少企業家與媒體人，見過王石者，印象都不會太壞。社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公開或者半公開發表看法，看法代表個人無可厚非，但以公共身份說公共話題，又以個人交往爲是非準繩，這未必妥當。

典型如萬科股權大戰，一時之間，局外人說局內話，局內人說局外話，局外人以局內人身份說局外話，局內人以局外人身份說局內話。對此，看客也要有看客的體面（《萬科寶能之爭：如何做一個體面看客》），筆者在此局外人說局外話。

在萬科股權大戰之初，雙方似乎高下立判。萬科，也許是中國最市場化的上市公司之一，而王石，作爲中國企業家的教父級人物，遊走東西學府之間，在亞布力等企業傢俱樂部中揮斥方遒，何等逸性豪發；對比之下，寶能系初爲大衆所知，其資金來源有槓桿背景，創辦人甚至一度被網路戲稱爲「賣菜的」。

雙方惡鬥之中，萬科期待中的白衣騎士華潤並沒有履約出現，隨著貼身肉搏到異常兇險的程度，事情也變得醜陋起來。萬科2015年停牌之際，我在公號《經濟人》（econhomo）斷言，文明和野蠻其實只有一線之隔。事實不幸言中。2016年初，一向以市場化代言者形象示人的王石，在天山峯會表示鑑於中國作爲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民營企業，不管我喜歡你，不喜歡你，你要想成爲萬科的第一大股東，我就告訴你，我不歡迎你。」

這一發言成爲輿論的分水嶺，王石不再佔據道德優勢。萬科股權爭奪中，涉及不同利益，一線央企與地方國資罅隙之中，潮汕背景的民企大佬悍然介入，再加上各種傳言中影影綽綽的「趙家人」，資本市場之外的資源動員能力自然對最終結果有莫大影響。

狹路相逢，以勢取勝，叢林法則並未失效，即使如此，民間輿論仍舊重要。爲什麼要談輿論？除了大家的關心之外，不可不談輿論在中國的特殊意義。這也是中國式的政經邏輯，老虎棒子雞蟲，一物降一物的循環，蟲看起來最弱小，有時候聯合起來卻可以打過棒子，即使棒子能夠打老虎。

也正因此，萬科股權戰各方對於輿論戰都沒有掉以輕心，情懷與資本的碰撞成爲標籤之一。

情懷vs資本

萬寶之爭爆發之初，我在《經濟人》專欄《萬科遭遇野蠻人，一切只是開始》即指出這是一個資本的時代，而資本很多時候無關道德；而寶能系與王石的對峙，也是不同企業文化之間的衝撞，更期待看到一場透明公正的收購大戰，它將改寫中國金融史。

然而，萬科之爭影響卻沒有止步於金融，透明與公正也只是故事的一半。

萬科大戰第一季，在惡意收購大棒之下，雙方文明和野蠻的角色幾乎分分鐘被定位。彼時，王石表示寶能不過是「強行入室的野蠻人」，而且控股萬科「信用不夠」，當時王石處於輿論上風，多數人並不能體察出王石言辭背後對於資本的傲慢。

商業談情懷並不奇怪，但資本可以不說道德；萬科股權大戰輿論場就是一場價值觀的碰撞，而在當下也並沒有絕對正確的主流。在資訊更加透明的今天，羣衆的演化速度其實並不比精英慢。

也正因此，萬科大戰看起來鬧騰一鍋粥，衆聲喧譁中，最後還是有可能有些見解殘留。回看二十一世紀初期，新浪創辦人王志東被董事會掃地出門之際，大衆與媒體不無同情；到了此後陳曉與黃光裕的對決，也引發職業經理人與創業者爭論，財經媒體在報導中也各自站隊；再到寶能萬科大戰，此時此刻，多數投資者已經認可資本的話語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有趣的是，在寶能下達罷免董事會戰書之後，萬科內部公開信主調是不做資本的奴隸。誠然，資本或許每個毛孔都散發著逐利的氣息，但是從中國歷史而言，改革開放三十年恰就是釋放資本活力的時代，成爲資本的奴隸或許不符合自由人的幻想，但在現代社會中誰又能豁免於資本？成爲資本的奴隸本身是一種進步，正是資本將萬千大衆的勞動力與創造力從往昔僵化的體制中解放出來，正如魯迅所言所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商業vs權力

說完輿論，再談商業。

在商言商，即使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之下，各方行爲仍舊可以從善惡層面評價。

在輿論戰中無論王石是否失分，其出發點不乏有維持管理層利益的動機，但是其立場始終有儘量維持萬科優勢這一考慮，這大體符合萬科本身的利益最大化。

至於寶能系對於萬科的盤算，現在看應有後手，其核心訴求旁人無法知曉，但可能不會止步於以股東身份參與萬科獲得財務投資利潤。寶能方面罷免全部董事會的行爲，多少顯得霸道有餘懷柔不足。一旦萬科核心管理層離去，萬科還是當年的萬科麼？寶能天生有兩大命門，一是身爲民企，二是資金來源被質疑。這兩點萬科其實並有放過，但是在當前格局之下，監管層的默許即可視爲合規，並不足以成爲七寸。

至於華潤，其真實想法始終諱莫如深。在萬科股權面臨動盪的時刻，華潤如果放棄爭取自身話語權最大化，也顯得過於後知後覺，在動盪中再指望華潤繼續充當白衣騎士的想法，未免太一廂情願。甚至，在國進民退背景之下，萬寶之爭是否走向萬華之爭亦未可知。

商業發展中，萬科管理層在資本面前如此被動，很大程度源自當年王石等創辦人放棄了多數股份，留給萬科分散的股權安排。當年萬科草創之初，王石等創業者爲了企業做大，將多數股份歸於政府，其實也是爲了換取資源與發展。「犧牲」並非毫無回報，萬科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國企股東背景提供的支援，而其民企化管理團隊的自由發揮，則尤其離不開寧高寧時代的放手。

商業往往隱藏著權力之手。中國特點之一就是因人成事，也容易因人毀事，隨著華潤方面寧高寧時代的結束，萬科與華潤的局面改變也是時代變化的結果。現在來看，華潤顯然希望謀求更多控制權，不再滿足於過去的鬆散控制，動機並非不可理喻，而萬科與華潤不和的公開化，其實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大時代角度看萬科，當年的求全選擇造就了今日的兵臨城下。更值得思考的是，也是房地產行業在中國的處境，權力浸潤著這一行業的方方面面。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土地財政成爲地方競爭之最大動力，不僅地方政府更多介入土地市場，而且政治與商業結合成爲企業做大做強通行證，萬達等企業可謂食髓知味。尤其在央企利用廉價信貸推動天價地王頻出的今年，房地產業的國退民進，似乎已是往事。

驕傲vs 現實

究竟是萬科的王石還是王石的萬科？二者其實彼此成就，但不可等同。

從全球範圍來說，很多著名企業家被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放逐，從昔日的喬布斯到後來的馬斯克，更不用說楊致遠之流。真正有價值的管理層，離開原有基業難免傷筋動骨，但是最終還是能夠開創新的基業，這短期看是動盪，但是最終也有利於行業迭代更新。

萬科情況略有不同。於情於理，沒人會否認王石以及萬科管理層的優秀，然而很遺憾的是，管理團隊的價值過去被低估，不僅沒有對應的市場價格認可，也沒有賦予足夠股權，以往僅僅滿足於話語權。如此一來，一旦環境變化，話語權在旁陷之餘，管理層甚至面臨掃地出門悲劇；定價的模糊，也導致今天有人認爲不應該神話萬科管理層。

如前所言，王石當年放棄資產，換取萬科的平穩發展，他日後自述源自自信與求名，「之所以放棄資產，第一，我覺得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選擇了做一名職業經理人，不用透過股權控制這個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國社會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錢，是很危險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講，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窮，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錢。在名和利上只能選一個。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選一頭，我就選擇了名。」

值得一提的是，王石的自我期許或者高風亮節，但在當年並非個案，而日後管理層持股終於修成正果者爲數寥寥，典型代表爲聯想；倒是有不少試圖碰撞這一規則而鋃鐺下獄者，如褚時健。

王石張揚的情懷，一方面帶有一絲80年代的理想主義色彩，另一方面也滋生於其內在的自信，或者更準確說驕傲。如今王石名滿天下，而自信更勝昔日。某種意義而言，王石放棄控股股份的那天，就應該明確自身的地位是職業經理人，而且爲了公司的長遠考慮，就不能不在股權安排方面準備後手。而寶能系成功闖入，不能不說是基於萬科自身的疏忽或者說驕傲。

而驕傲，本來就是人性的七宗罪之一。王石始終是一位時代人物，但隨著時代變化，其最終面臨自己的現實。王石最大的敵人或許正是他自己的驕傲。聰明如他，曾引領萬科在市場與權力之間獲得平衡，在國家與資本之間遊刃有餘，自信能掌控局面；驕傲如他，即使所遭遇公共性爭議性事件，如汶川捐款等事件，未嘗不是基於自持正確而勇於出位，不惜冒犯天下人。

今日回望，令人慨嘆，萬科之爭或許預言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往昔的時代人物的驕傲不得不直面現實的碰撞，正如王石曾經自我的期許，「我的成功是別人不再需要我」，竟可能一語成讖。這是新時代的開始，一個偶像進入黃昏的時代，神壇已經不復。

在資本與權力之間，在情懷與規則之內，在財經與娛樂之下，萬科股權爭奪戰能留下什麼？這場博弈之後，希望能夠帶來上市公司管理的進步以及公司法等的完善，而不是白白被消費。

熱門美劇《權力的遊戲》充滿血腥殺伐，其中談到公正時，曾經說世間並沒有公正可言，除非你自己掌握了公正。在萬科大戰之中，也是如此；而對於不論直接相關還是間接相關者而言，仍舊應該期待一切行動的底線在規則之上，不要最終淪陷爲黑暗森林的強弱法則。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有時》、《印鈔者》。微信公號econhomo，郵箱xujin1900@qq.com

【編者按】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之爭舉國關注，令人回想起兩年前由楊小凱追思會引發的大討論。（參見《楊小凱專題》）這場爭論不僅關於學術，也關於當下，更關於中國經濟向何處去。FT中文網近期組織專題討論，期待理性爭鳴。編輯事宜，聯繫jin.xu@ftchinese.com

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經濟學家最近關於「產業政策」的不同觀點，被一些媒體稱爲「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辯論」，引起經濟界廣泛的關注。不過在筆者看來，兩位學者所談，其實是不同的問題，如果硬要放到一起理論，只會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局面，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並無益處。

張維迎教授的觀點，講的是產業發展中「前沿創新」的問題，也就是熊彼特和奈特理論抽象中沒有任何先例的「純粹的創新」。這種創新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的確是難以預見，不可計劃的。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類創新並不能涵蓋所有的創新活動，更不能覆蓋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全部活動。在很多領域，雖然最終的創新成果可能無法預知，但在某個方向上投入研發理論可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卻在很多時候是可以預期的。現實中的大部分研發活動，並不是完全無方向的自由探索，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計和計劃的。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並不能排除政府政策支援特定領域研發取得成果的有效性。實際上，美國的新能源產業、資訊產業、生物產業以及航空航天產業等，都得到了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援。儘管美國人自己很少講產業政策，但只要我們看看美國總統的國情諮文和預算報告，就不能否認美國實際存在著產業政策。

林毅夫教授的觀點，講的是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中運用產業政策的有效性。這種意義上的產業政策，很多時候與創新無關，而與學習有關。也就是說，由於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存在一定的帶有普遍性的規律，特別是存在著主導產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逐步升級的現象，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可以依據這種規律，有意識地運用政府政策，促進產業升級，進而更快地提升收入水準。這個過程的核心內容並不是張維迎所講的創新，而是學習和移植。

對於後起國家來說，學習和移植是有門檻、有成本的，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因爲工資水準低和國際投資及貿易就自然而然完成這一過程。從歷史經驗看，只有一部分比較有「上進心」、政府能力比較強的國家，才能透過實施公共政策較快完成這一過程。「二戰」以來，東亞經濟體之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中表現突出，與政府主動運用產業政策是分不開的。這就是林毅夫所說的「有爲政府和經濟發展」現象。

回到中國的實際來，究竟哪一種觀點適用於中國呢？筆者認爲，在中國，兩種觀點都有各自適用的領域。這並不是「和稀泥」，而是因爲中國經濟的龐大規模、複雜構成和極度的不均衡。總體來說，中國仍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還處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技術學習和產業轉移還遠遠沒有完成。在這個意義上，林毅夫教授的觀點總體上仍適合中國的國情。同時，在區域性領域，中國的科技和產業發展已經走到世界前沿，已經面臨學無可學、只能自己創新的境地。在這些領域，張維迎教授的觀點是適用的。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準的提升，後一種觀點的適用範圍會逐步擴大。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的產業政策制定，面臨一種相當複雜的局面。由於經濟體系的複雜性和不均衡性，單純依據學習追趕型戰略制定產業政策，有可能導致「一窩蜂」和產能過剩等資源配置失衡現象；單純依據原始創新戰略採取放任政策，有可能面臨大部分地區和人羣成長緩慢的問題。合理的策略應該是根據不同領域的發展水準，採取不同的政策模式。但這又牽出另一個並非單純經濟性質的問題，這就是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能力和水準。在中國的政府體制下，中央層面的傾斜性產業政策往往變成「政治任務」，引發地方政府盲目投入，造成極大浪費和損害。同時，傾斜性產業政策伴隨的財政補貼，往往引發套利、賄賂等腐敗行爲，損害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中國目前應採取一種有限度的、差異化的產業政策戰略。從中央政府層面來說，應該減少傾斜性產業政策，轉向支援創新和結構優化的普遍性、功能性產業政策；對於少數明顯的產業短板，如整合電路和航空發動機，可以採取一些特定支援措施。而在地方層次，特別是省以下層次，仍然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制定傾斜性產業政策，地區差異和區域間競爭，可以降低先前全國性產業政策的失衡風險。

最後應該強調的是，學術辯論、政策辯論誠然可以促進認知，但前提是有正確的方法論和規則，這就是概念清楚，論題明確，避免「關公戰秦瓊」式的交鋒。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

本文編輯jin.xu@chinese.com

隨著全球經濟繼續在不確定中徘徊，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到了中國身上，而中國人也對本國經濟充滿關切，既希望本國經濟學家做出分析和預測，也很在意「旁觀者」的看法。3月22日，在FT中文網舉辦的一次座談會暨讀者見面會上，英國《金融時報》副總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經濟學家餘永定，就此進行了一場高階對話。座談會由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王豐主持。

一

座談會以沃爾夫的演講開始。沃爾夫首先高度讚揚了中國已經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他認爲，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二三十年裏延續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發展速度和軌跡，就能實現躍升爲發達國家的夢想。目前中國的歷史性轉型進程已走到了半山腰，但未來還有不少的困難和挑戰。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曾表示，中國經濟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這句話曾經被西方媒體廣泛引用，這次被沃爾夫再度引用。而且在沃爾夫看來，當前這些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了。用曾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經濟顧問的赫伯特•斯坦的話說「無法永遠維繫的東西，註定要終結」，因而中國必須認真對待經濟成長之旅戛然而止的可能性。

沃爾夫承認，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表現非同凡響，增速甚至高於比中國更早「騰飛」的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南韓等。美國一直是中國等後發國家成長的參照系，而目前中國以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GDP與美國的比例差距，相當於1980年代中期南韓與美國的差距。中國照這樣發展下去，再需要30年，就能達到目前南韓與美國相比的繁榮程度。而且到那時中國經濟規模將比北美和歐洲加起來還要龐大，這將是非常耀眼的成績。

但是，中國要完成追趕西方的漫長旅程，需要克服五個障礙。首先，非常態的高速發展總是存在重新歸於平庸的趨勢，這個現象比長期高速成長更爲常見。沃爾夫舉例說，在1971年，經濟學家曾對日本、臺灣、墨西哥和巴西四個經濟體寄予厚望，但後兩個經濟體最終令人失望地停滯了下來。中國需要提防類似的命運。

沃爾夫認爲，因爲中國經濟規模非常龐大，所以如果要實現「成爲高收入國家」的目標（即人均GDP數值達到同期美國的四分之三左右），中國經濟規模在未來20-30年裏應該成長至目前的5倍左右，而這個任務很艱鉅。而且，中國將對世界環境和經濟承載能力造成嚴峻壓力，這需要中國在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其是在碳排放方面。中國的高速成長還會衝擊全球貨幣和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機構和國際關係。

第三個障礙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根據世界銀行的排名，中國目前在政府負責性、有效性、監管質量、法治水準和腐敗防控等方面的排名，距離作爲一個如此重要的國家而受到的期待尚有一定的距離。如果中國希望變成發達國家，必須在這些指標上有明顯提升。

第四個問題是中國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本世紀以來，中國實際工資快速上升。2012年以來，中國潛在實際成長率已經下降到7%甚至更低。要適應經濟增速放緩同時勞動力成本變高的新現實，對中國而言絕非易事。沃爾夫打比方說，當自行車的速度減慢時，騎起來會變得更困難。

第五個也是最迫在眉睫的障礙是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中國的成長過度依賴投資；國內債務迅速積累，這種成長速度是不可持續的；國內儲蓄（不限於家庭儲蓄）過高，無法在國內得到有效利用。這些不平衡性造成了兩個困難：既難以繼續維持高成長，也無法平穩地讓成長慢下來。

接著，作爲重點，沃爾夫詳細闡述了最後一個挑戰。具體的問題是，中國的投資率高於其他高速成長國家，而中國的需求也依賴於投資。中國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下降，與這種高投資成長模式有一定的關係。而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已經從1990年代末的3.5上升到7，這意味著投資對經濟成長的邊際貢獻已下降了一半。中國的資本產出率甚至已經高於除日本之外的所有G7成員國。總而言之，中國對投資的依賴的確有些過度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過剩產能越來越多，效率越來越低下，這會損害未來的發展勢頭和需求成長潛力。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負債率上升，尤其是企業債務佔GDP的比例在過去八年裏幾乎翻了一倍。中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美國的水準，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中國負債程度就會達到歷史上各國前所未有的水準，而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更嚴重的問題是，調整這種依賴高投資的狀態隱藏著巨大的風險。沃爾夫計算說，如果中國的資本產出率只是保持在當前水準上，而經濟成長率是6%的話，投資佔GDP的比例就應該降低10個百分點，到達35%，即1990年代大部分時間的水準，而這按國際標準仍然是較高的。但如果這個過程快速發生，需求比重也將下降10個百分點，中國可能陷入經濟衰退。但如果不發生這種情況，中國的債務將繼續爆炸性積累，資源繼續浪費。顯然這構成了當前中國面臨的兩難。

沃爾夫推論說，在此情況下，關鍵顯然在於掌控調整的節奏，讓其逐漸發生，但又不至於過慢。這意味著，在較長時間裏，中國要讓投資增速慢於GDP增速，而讓消費增速快於GDP增速。但在目前，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60%，中國家庭將收入的約1/3用於儲蓄。要讓家庭消費增速快於GDP增速，充分而必要的條件是，或者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上升，或者家庭儲蓄率下降。但在目前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後一種情況很難發生。而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的話，就意味著要讓企業利潤更多轉化爲家庭收入，這將擠壓企業利潤，從而影響企業投資能力。爲了維持企業投資，政府應該加快信貸創造。信貸成長過會不會引發金融危機？沃爾夫表示，中國目前不用擔心這個，因爲政府償債能力良好，同時控制著銀行。

但增加信貸也可能是一柄雙刃劍。因爲在繁榮時期加槓桿，貸款人將獲得高於其預期的收益，但如果經濟成長放慢，貸款人和借款人的收益都將低於他們的預期，從而會減少承擔風險的活動，而這意味著，就算是不發生大規模的破產潮，經濟活動也會陷入普遍低迷狀態。而信貸擴張持續的時間越長，這些資產負債表效應就將越大，但傳統的經濟學又對這些資產負債表效應關注不夠。

總之，中國決策者一方面爲了避免在未來發生硬著陸，目前希望債務規模不要繼續積累，另一方面，爲了在眼前避免一場衰退，又得推動債務的短期積累。簡言之，中國目前的成長路徑是不可持續的，但要轉向某種更依賴消費的路徑，短期內也可能帶來很多不良影響。這種情況的延續最終到底會造成什麼結果，沃爾夫也沒有答案。

二

在沃爾夫演講結束後，餘永定進行了回應。他首先明言，相對於沃爾夫的看法，他要更樂觀一些。沃爾夫提出的中國經濟長期成長的五個障礙都是切實存在的，不過，目前中國已經不再刻意拿美國作爲追趕目標，而是一心一意關注於自身的發展，這樣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追趕焦慮。

同時，餘永定說，在我們談論未來時，必須非常謙虛，因爲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他舉1972年「羅馬俱樂部」關於「成長的極限」的報告爲例——後來的事實證明「羅馬俱樂部」對資源枯竭的擔憂太悲觀了。餘永定認爲，我們還是要相信技術進步，可能改變整個經濟發展面貌。總體上沃爾夫提出的問題中國應該重視，但也要給自己留點餘地和信心。他認爲，總結中國已經取得的成績，有幾點經驗很重要：一是要堅持開放和改革，二是要思想解放，三是要維持政治穩定，四是要維護世界和平的局面，不要陷入對外戰爭。

具體到當前的經濟調整困難上，餘永定贊同地說，中國在過去的成長方式確實存在著很大毛病，尤其是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他具體回應了沃爾夫的分析。他認爲，沃爾夫的分析基礎是「哈羅德•多馬模型」，經濟成長速度等於投資率除以資本產出率。中國現在的資本產出率是3.5左右，而且在不斷增加，再過幾年，有可能會達到5。沃爾夫對資本產出率將會上升的預計是正確的。

餘永定同樣認爲，由於中國依賴投資，所以資本產出率越來越高，資本的使用效率越來越低。長期以來，爲了保持較高的經濟成長速度，中國必須維持較高的投資率，但更高的投資率使得資本的使用效率下降，所以資本產出率進一步提升，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現在中國不能再走這條路了。但調整也很困難，快不得也慢不得。慢了問題越來越嚴重，快了經濟成長會急劇下降。這與沃爾夫的觀點基本相同。

目前中國投資佔GDP50%左右，消費率也佔到50%左右，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例稍大於零，儲蓄率是50%以上。沃爾夫在演講中認爲，理想的狀態是消費率應該是65%，其中包括15%的公共消費，投資率應該是35%，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例大概是零，儲蓄率35%。餘永定認爲這樣的格局將會很合理。

沃爾夫在他的分析中假設中國資本產出率是5，所以，當投資率是35%時，經濟成長大致能夠保持7%。餘永定認爲這個假設太樂觀了一些。因爲，如果中國投資率只有35%，是無法保持7%的成長速度的。現實情況也是這樣，現在中國的投資率是47%左右，但經濟成長速度不到7%。餘永定強調，沃爾夫在演講裏假設資本產出率是常數，其實資本產出率在中國不是一個常數，而是逐漸增加的，效率越來越低。由於資本產出率不斷增加，所以增量資本產出率非常高，達7左右。這就造成了49%左右的投資率只有7%的經濟成長速度，這是一個大麻煩。

餘永定提出，沃爾夫在談論投資率的時候，使用的是資本形成除以GDP。但在中國，人們談論投資成長速度的時候，用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在談論投資率的時候，用的是資本形成，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這個統計問題造成了一個矛盾：按道理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形成量大概是一樣的，即使有差異，可以解釋，但現在中國的這個差異變得極爲巨大，已經不可解釋了。

「所以，你問我中國的投資率是多少，我誠實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中國投資成長速度是多少，我誠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餘永定說。

但最終餘永定還是表達了樂觀的期待：「根據過去的歷史和邏輯，只要中國政府能夠集思廣益，能夠聽取大衆的意見，只要經濟學家和廣大民衆充分討論，那麼在大家的智慧的基礎上，制定合理的政策，那麼中國還可以繼續克服現在的困難，涉險過關。」

三

在兩人的演講結束後，他們共同接受了主持人的提問，以及現場觀衆透過主持人傳達的提問。以下爲經我們編輯後的問答概錄：

主持人：兩位對於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的觀點是一致的。根據中國「十三五」規劃提出的指導意見，到2020年，中國的GDP應該比2010年翻一倍。那麼，在下一個30年中，我們要做什麼？你們如何展望「十三五」以及其後的30年？

沃爾夫：是的，我們沒有任何本質上的觀點不同，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也是不幸的，因爲我們的觀點太一致了。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的好朋友餘永定糾正了我一點。我並不質疑中國克服挑戰的能力，因爲過去中國就克服了很多的挑戰，相信未來也可以如此。

中國想成爲中等收入國家，但中國成長也會不斷放緩，趨向於發達國家的增速。基於中國的目標，中國目前還是會繼續進行投資，比如保持佔GDP的45%這樣比例的投資，比發達國家高2-3倍。但最終在變得更富有後，中國需要達到某種穩定的狀態，到時成長可能不需要那麼快，也許只有1%，那時的體驗會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將產生很大的變化。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日本過去25年的情況爲什麼這麼糟糕，這是因爲，他們並沒有調整自己之前的高投資的模式。日本的投資曾比美國還要高，但它的成長速度還是非常慢，非常令人悲觀。我覺得日本處於一種長期的失衡狀況。我對於中國的長期目標沒有任何特定的想法，這是中國人自己決定的，我不知道中國人對於以後的人均GDP只能有美國的一半是否滿意，如果想要更好，就必須對過度依賴投資的情況做一些改變。餘教授說的其他方面我都贊同。

餘永定：我補充一下。如果中國設定了較高的經濟發展目標，因爲中國的資本產出率在不斷的提升，現在的效率比較低，所以中國的投資佔比應該更高一些。剛纔沃爾夫的假設是會出現一個非常穩定的資本產出率，但我的觀點，如果中國的改革失敗，這樣的資本產出率會不斷的上升。如果我們設定一個很高的比例，你必須要保證這樣一個很高的投資佔比。我覺得中國不應該這樣，我也同意你的觀點，投資佔比應降低到35%-40%，但這樣我們就要降低GDP成長速度了。我想強調，我們不能急劇地降低投資。我同意你的觀點，我們必須要花長期的時間，也許是花十年、二十年，逐步做到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不斷的提升消費和其他的一些要素。

沃爾夫：我很感興趣，對於潛在的風險，政府應該做出怎樣的響應。在過去，政府喜歡採取的應對措施是加大政府投資。我就在想，這是不是一個西方式的觀點，這是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嗎？因爲中國也可以加大公共消費方面的投資，比如對環境進行整頓，對醫療和教育加大投入，也可以進一步改善社保、養老金。換言之，政府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加大對消費方面的刺激。在我看來，面對中國現在所處的情況，政府好像並沒有做好準備，採取快速響應的措施。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除了投資之外還要考慮其他措施，因爲現在投資已經夠多了。在過去已經建立起來的一些基礎設施項目並不是必要的，比如中國現在國際機場的數量太多了，數量超過了其他各國的總和。我覺得未來不要再建這種國際機場了。

主持人：餘永定教授最近發表了一些文章，接受了一些採訪。不知道我的解讀正確不正確，但我覺得你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現在需要更激進的擴張式的財政政策，或者說，你好像建議加大投資。那麼，你提出的這種新的擴張性的做法，和2008年政府的做法有何區別？

餘永定：因爲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同樣的觀點。實際上在2008和2009年，我曾寫文章批評當時的那種做法，我認爲成長放緩後，質量更高。我認爲政府應該進一步關注效率，而不應該直接就用這種刺激性的一攬子政策，這會造成長期的問題。

2008和2009年，政府面臨較大的危機，增速大幅放緩。在那種情況下，你一定要採取果斷措施，要不然在未來的恢復就需要很長時間。但當時的問題是政府做的幅度太大、太快，產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尤其是讓地方政府過多承擔了刺激經濟成長的責任。中國政府沒有充分使用財政方面的工具，而是過度使用了信貸方面的工具，這是不對的。中國目前存在未來成長速度大幅放緩的可能性，這可能帶來觸底風險，在這種時候你肯定要採取行動。目前房地產投資大量減少，極大地影響了GDP的成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在基礎設施方面採取行動。

舉個例子，北京的地鐵系統和其他國家相比已經非常落後了。特別是在「兩會」期間，我在政協上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建議北京地鐵系統重建，因爲現在的風險係數比較高，相信大家都有類似的經歷。在有些站點你要走很長的路，而那裏的過道非常狹窄，這是有風險的。現在水泥價格比較低，鋼鐵價格也不高，我們爲什麼不考慮對地鐵系統進行重建呢？可以做的事很多，因爲這種做法並不影響到我們的效率。就算這些措施在短期不會產生多大的經濟效益，但它的社會效益是巨大的。我認爲政府應該採取這樣的行動，一方面可以進一步防止成長下行，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中國的基礎設施。但我也意識到，這種做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對的問題，只能說是一種權宜之計，給政府一些緩衝空間。但現在，採取這種行動的時候必須特別小心，而且我們也要充分調動財政手段，比如發行國債，而不是一味地讓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大對企業的放貸，這就是我的觀點。幾乎沒有人贊同這個觀點。

主持人：您在政策倡議中還有一項是主張政府減稅？據您所知，決策層對此反響如何？

餘永定：我只代表個人。我不知道政府的想法是什麼，但我覺得有一些趨勢值得我們注意。現在很多人認爲，中國面對的是一種民粹主義威脅，因爲現在工資上漲太快了，超過了勞動力效率的成長速度。回到你剛纔的問題，我說的這種擴張式的財政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開支，當然對於減稅也有一定的措施。像在美國有一些政策在我看來是不成功的，我覺得我們可以從美國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我們是可以減稅，對於富人可以有更多的稅種，比如借鑑英國的一些做法。一些富人應該做出更大的貢獻。爲什麼說現在民粹主義有所上升，就是因爲現在的貧富差距太大了，多年以來創造出來的財富和繁榮沒有在大衆當中被充分分享。所以，現在有必要重新對這個財富進行一定的調整，不然我們面對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

主持人：您是否會以中國高鐵的成功作爲一個政府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的例子？五六年前，人們曾認爲作爲4兆計劃一部分的高鐵是浪費，完全沒有必要，但現在多數人都持褒獎態度，到底是什麼發生了變化？

餘永定：其實沒有什麼變化。當時我就認爲高鐵是沒有什麼用，這麼貴誰會坐高鐵。現在看來顯然我是錯了，因爲現在農民工也在坐高鐵。所以，雖然4兆一攬子計劃造成了很多問題，但還是有其有效的一些方面。

沃爾夫：我覺得這比房地產投資更加有效，我非常驚歎於這個規模。不管怎麼說，中國的高鐵也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是相對其他國家做得卓有成效的一個領域，這是中國應該抓住的優勢。所以，對此我並不擔心。

說到減稅我不是一個專家，但我的印象是中國的稅制系統不完善，並沒有覆蓋很多人，也有一定的隨意性，造福到的人比較有限，所以，爲改善稅制而花費精力更加有效。所以，我比較贊同餘永定說到的財富分配問題，我比較希望政府加大在社會領域的投入。如果中國真的希望避免西方遭遇的零利率陷阱的話，就一定要有相應的計劃，在公有和民營部門加大開支。鑑於中國目前儲蓄率這麼高，陷入零利率陷阱的風險還是存在的。

主持人：接下來是來自觀衆的問題。中國是否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沃爾夫：我個人在這方面沒有做太多的研究，所以我主要聽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我並不完全確定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因爲這個概念有時是基於經驗的。不過，平穩地從低收入轉型爲高收入國家，這樣的例子比較少，在二戰之後只有南韓一例，這是真實的情況。

中國是否能夠完成這種改變？對此我的觀點，是中國的人力資源和疆域、企業家的創造力等都是優勢，中國還有一些技術方面的優勢，這些令人樂觀。但令人產生悲觀心理的是，中國的經濟效率比較低，必須要進行大量投資才能維持高成長，如果成長率降低，人們對未來失去信心，企業的經營狀況也會惡化，在投資不斷下降後，需求也會下降，這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認爲中國跨越這個陷阱的機會確實存在，但需要進行政策改革，提高效率，同時保證宏觀經濟穩定性，確保成長率，而這些都是有挑戰性的。

主持人：有一個問題問沃爾夫。世界上有沒有其他國家的範例，顯示它們成功解決了中國目前面臨的高負債問題？另外，中國地方債目前很嚴重，現在還未解決，你能否提出一些建議幫助中國克服這個問題？

沃爾夫：我不知道具體的債務比例，但我知道就負債率而言，發達國家中只有日本和中國相當，這主要是因爲中國企業的槓桿率比多數西方國家高得多。日本的情況表明，高負債的企業很危險，需要不斷應對債務支付壓力而不能投資，從而陷入停滯。中國需要避免這種情況。不過中國的地方債問題有其獨特之處。根據我的理解，從技術上講，地方債雖然是地方政府欠下的，但也是政府債務，而中國政府整體上是有支付能力的。我認爲中國政府目前的負債水準不至於造成債務危機，不過中國需要考慮的是未來十年裏不使債務積累到不可持續的程度，那樣的話問題就會麻煩的多。

主持人：有一個問題問餘教授，如果目前的投資、消費佔GDP的比重持續下去，最糟糕的情況是什麼？

餘永定：我覺得這可能讓中國的問題惡化，因爲中國企業債務水準已經很高了，這會加重債務方面的問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爲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進一步改革，鼓勵大家進一步創新，提高效率。這樣的話，我們就能保證中國成長率維持在7%，而且到2020年企業債務保持在GDP的200%以內。我們一定要預先採取防範措施來避免可能的危機。

（注：根據馬丁•沃爾夫和餘永定現場發言整理。文章僅代表發言者觀點。）

在筆者於今年6月12日爲FT中文網所寫的評論《中國對美國孤立主義的愛和恨》裏，曾經假設萬一（注：第一個「萬一」）川普被選上美國總統以後，他在競選期間大聲宣示的那些外交政策創意，萬一（第二個「萬一」）大部分被他的當局真動手做起來，不論最終做得如何和得分高低，將會造成怎樣的地覆天翻的後果。而在這場攪動全球戰略態勢的大亂局中，北京擬定的「中國夢」裏面那些有關中國國際地位突飛猛進的美好設想，便會獲得意外成功的新機會。

川普已經爲「中國夢」增添了機會

到今天爲止，上述的第一個「萬一」已經變成事實了，第二個「萬一」至少也有一項水落石出：川普宣佈他一進白宮辦公室上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退出美國先前率先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被美國大力拉進這個國際貿易新框架的亞太國家，現在都被川普的宣示搞得心神不定，叫苦不迭，這從與中國政府有著特殊關係的新加坡政府高層的言論裏看得非常真切。該國總理李顯龍今年8月訪問華盛頓時就已經憂心忡忡此事要搞砸，直率警告：參與TPP的每一個成員國均克服了本國一些政治反對和敏感輿論，付出了一些政治代價才能達成初步協議。「假若最後新娘沒有來到（婚禮）禮臺，我相信大家都會感到非常受傷害。」絕大多數客觀的分析都認爲，中國將從川普的這一決定中獲益最多（BBC中國總編輯凱瑞：《分析：美國退出TPP對中國是絕好訊息》，2016年11月22日）。中國成爲亞太區域貿易規則編制和落實進程中的頭號大玩家的前景，眼下看起來是十之八九的幾率了。這可是「中國夢」裏的一大元素，不能小視。

那麼，川普很快還會在「萬一」的單子裏再挑出哪一項，著手做起來呢？全世界都在睜大眼睛看，北京的眼睛睜得特別大。可是大家都知道川普很不靠譜，他競選期間即便私下裏擬定了一個「譜」，與他在公開場合下大聲嚷嚷的不一樣，他當上了總統以後也未必會照譜行事——他自己承認在他領導下「美國對外政策將會不可預測」（US foreign policy will be unpredictable）。就那些與中國直接有關、或至少很大程度上相關的問題上，我們也得要有第三個「萬一」的考慮——萬一他動手做他本人競選期間既沒有說過的、先前好幾屆美國總統都不願意做的那類事情，那又會怎樣？

筆者這麼說，並非完全出自學術玄思的職業偏好，而是被幾分現實事態的苗頭刺激和提醒著，才試圖朝這一方向作些開放性設想。這類苗頭包括來自俄羅斯的報導：川普當選後和普丁通了一番電話，談得甚爲熱切。這兩「普」以前就惺惺相惜，互相說過對方的大好話。據報道，兩「普」友好通話之後，馬上就有新狀況浮現在中國和俄羅斯的一筆大軍火交易的進程中。本來答應要在2016年年底交給中方的第一批四架蘇-35戰機，變得又不確定了。俄方表示，暫緩簽署對中國出售整批蘇-35戰鬥機的協議，目前俄羅斯只是在原則上同意向中國提供先進武器。對是否一定出售這檔高效能的成批戰機（它們會在中國與美日等國的較量中發揮關鍵作用），俄羅斯似有反悔（據RFA、《美國之音》駐俄記者白樺等的報導，2016年11月21-23日）。也許這只是俄方漫天要價的一招，以前也有過類似的做法。

新手「點穴」拼的是膽大而不是心細

稍許接近操作階段的，是川普什麼時候和以什麼方式會見藏傳佛教領袖達賴喇嘛？這位高齡僧人已經把希望儘早見面的話說得很熱切很正式，如果川普不久會見他，並明顯突破歐巴馬任期內四次會見達賴喇嘛的規格，中國政府的反應會怎麼樣？這完全有可能變成川普點擊中國的一個敏感「穴位」（Terrence Edwards, 「Dalai Lama says will visit Trump in move bound to anger China」, Rueters, 23 November 2016）。令中國稍感欣慰的是，川普本人及其高級助手們對穆斯林團體很不友好，目前還看不出他會跟流亡在美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原籍新疆的熱比婭圈子將有正式的交往，否則這就會變成另一個新「穴位」。

川普對美中關係所知甚少，美國政界、外交界、學術界都爲此擔心不已。中國人常說「藝高膽大」，其實更常有的倒是「藝高膽不大」，因爲你若是太明白水的深淺，就會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川普在處理外交事務上藝不高膽子特大，自信度比誰都高。倘若共和黨內的強硬派人士把以前多年裏曾向美國政府提倡過、但都沒有被採納的對華政策建議，重新加料塗色包裝一番提供給他，說這些纔是對付中國的費力費財不多、卻具有四兩撥千斤效果的靈巧方法，也就是華文評論界常說的「點穴戰法」秒招，他會不動心去試試嗎？

首要的兩個「穴位」

川普要真動手點中國的「穴位」，會把指頭點到何處？根據筆者過去多年裏的閱讀研習，能夠立馬想到的頭兩個穴位，都屬於臺灣問題。這些年來，一直有數量不少的美國智庫、退職的文武官員、大學教授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對臺灣提出的武器裝備更新需要作出更積極的回應，大力提升臺灣防務的硬體，加強美軍和臺灣軍隊之間的軟體協作，比如3C（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mmand）。這樣反倒會降低臺灣海峽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危險，因爲越是兩岸之間的軍力對比不利於臺灣一方，越是會誘發中國大陸動武迫統，那反而會把美國拖進熱戰之火中。此一「點穴」建議對川普這個商人出身的總統來說，還有一個新增的說服力：增加美國的出口收入，有利於他在全美國大搞基建的宏圖。

與此密切相關的第二個穴位，是美國共和黨內強硬派外加其它政治團體的另一組建議，就是在政治和象徵意義層面提升美國政府和臺灣官方交往的級別。他們論證的理由是：美國不必事事過於在乎中國官方的外交言辭大砲，毛澤東當年就曾對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其顧問基辛格說過，中國激烈的公開反美言論和宣傳不必當真，「我們是放空炮」。毛的這個實事求是的表白至今仍然符合美中交往的現狀。美國在過去許多年裏對臺灣太貶低了，讓臺灣政府高層受屈辱待遇，綠營、藍營都感嘆不公道。他們認爲，現在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允許美國更高級別（先讓正部級的）現任官員訪問臺灣；允許臺灣最高領導人訪問別國的途中，路經美國首都；允許臺灣政府官員進入美國國務院等內閣部門處理公務；邀請臺灣高級官員出席美國政府的相關重要會議或大型儀式；直至提升美國官方駐臺灣機構的級別。這樣也在世人眼裏，表彰了臺灣民主化進步的成就，讓臺灣朝野上下更有自信心，抵抗中國大陸的種種打壓。蔡英文團隊每天都在這麼期待著：請看臺灣剛剛重開的外交「被打壓」網站。

若「亂點」幾次到位，就成了新正統

筆者在本文標題裏使用「亂點」的說法，並非全出於貶義，刻意挖苦川普，而是考慮到這位年紀已經70、卻心態一點也不老的新科政客的一貫行事風格。他完全憑著一路「亂來」，才成功衝上美國總統的寶座。這種「老子偏偏不信正」，即不相信正統思路和正規做法而取勝的造反豪情，一時還會在他及家人（他最親密的助手）的身上洶湧澎湃一陣子，有革命成功的餘熱。

他在針對中國的幾個問題上「亂點穴位」，也許在他心裏恰恰是高手出招、偏鋒擊敵，能夠獲取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因爲20多年來，美國國內一直有利益集團加上民間羣體，抱怨美國政府在對華交往中一廂情願、喫虧太多，又老不幡然改正（James Mann, 「America』s Dangerous 『China Fantasy』」, The New York Times, 27 October 2016）。川普在這些問題上的大聲嚷嚷，爲他的成功當選得分頗多。爲着在他最在意的實質問題上（如雙邊貿易持續不利於美國）壓中國多作出讓步，他的「亂點穴位」是亂中有道。若幾次點到位，也就成爲新正統。

筆者坦承，川普點什麼穴位是說不準的，他多半會亂點幾次，則是比較靠譜的一件事。還有幾個可能的敏感穴位，下次再討論。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12月2日美國候任總統川普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通話，是1995年5月22日柯林頓政府批准李登輝入美簽證以來，臺海局勢的最大震動，也是中美於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操作手段的最大變動。

這次與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通話，是1979年以來美國候任總統或總統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國兩岸政策的操作傳統，也破壞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達成的美臺領導人、高級官員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雖然川普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長期堅守的領導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則，這是否意味著他將改變美國對臺政策本身，放棄「一個中國」立場，從而導致臺海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其實，與其說川普在改變美國對臺政策，還不如說他正在向美國對臺政策的歷史根源迴歸，特別是從實質上回歸到里根時期的對臺政策。認識到這一點，需要理解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本質。

在1972年2月簽署的中美《上海公報》和1978年12月發佈的《中美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中方關於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但關鍵在於，美方只是「承認」（acknowledge）中方的這一立場，但卻從來沒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這一立場。

這就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認識到大陸關於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並不同意，無意接受，更不願去促成這樣的「一個中國」的事實。

這一實質在里根總統的臺灣觀裏表現得至爲明顯。里根對臺政策的核心並不是1982年8月17日簽訂的表面上限制對臺軍售的「八一七公報」，而是在「八一七公報」快要簽署前的一個月對當時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做出的所謂「六項保證」，即不設定對臺軍售的終止期限，不修改《與臺灣關係法》，不事先與大陸磋商對臺軍售，不在兩岸之間扮演調解人，不迫使臺灣與大陸談判，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這最後一項保證——不正式承認大陸對臺灣的主權，正是美方「承認」但不「接受」大陸「一個中國」立場的體現。

美方在「八一七公報」裏承諾：「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效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中方抨擊美國源源不斷的對臺軍售，總是以這段話批評美方的背信棄義。美方卻強調，這段話需透過「語境」去解讀，因爲它暗含了大陸透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條件。在「八一七公報」發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發佈了一個保密總統令，強調美國減少對臺軍售需絕對建立在大陸和臺灣透過和平方式解決「主權之爭」的條件之上，同時指示，美國必須確保臺灣應對大陸「威脅」的軍事防禦能力。

可以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至今，美國對臺政策的實質一直都是承認但不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共和黨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在訪華時闡述了美國對臺政策新「三不」主張，即：不支援臺灣獨立；不支援「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不支援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這是美國對臺立場的最大鬆動，但柯林頓表示了美國反對什麼，卻沒有說美國支援什麼，尤其是沒有作出支援中方「一個中國」立場的承諾。即便如此，柯林頓的「三不」表態還是受到美國國內親臺派的抨擊。

總之，美國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並不能等同於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關鍵的分歧在於，美國並不認同大陸對臺灣的主權。雖然美國沒有正式承認過臺灣的「主權」，但它也沒有正式否定過臺灣的「主權」。準確地說，美國的立場是臺灣主權未定論。

川普對臺灣的真實看法以及其後續的對臺政策實質如何，目前只能猜測。但認清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本質，就可知道，川普雖然在操作程式上打破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傳統，但並未推翻這一政策的實質。

實際上，可以說，川普及其共和黨右翼智囊是在延續里根對臺政策的精髓。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7月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川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項保證」加入到共和黨選戰綱領裏了。可見，川普團隊醞釀美國對臺政策調整爲時已久。

而里根「六項保證」的核心也是臺灣主權未定論。既然臺灣的主權未定，美國官方又從未接受過大陸「一個中國」原則，那麼未來美國的對臺政策有著巨大的演變空間。從延續柯林頓的「三不」到美臺建交、支援「臺獨」，都是可能的。美臺建交當然是對大陸「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藐視，但卻並不一定違反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政府一直自認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共和黨右翼的觀點，在美國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約翰•波頓——著名的共和黨「鷹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川普的外交顧問——已經公開表示，美國可以逐步升級美臺官方關係，直至重建外交關係。其他共和黨右翼和親臺派也大受川普-蔡英文「電話事件」的鼓舞，紛紛表示美國新政府應對華強硬，以美臺建交來恢復臺灣作爲美國在東亞的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川普上臺後，臺海衝突是否將迫在眉睫？樂觀者可以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爲例，認爲經過一段時間的摩擦，中美關係將恢復階段性平穩。畢竟，里根時期的中美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好的一段關係。里根在1984年成功訪華後，改變了對中國的偏見，中美關係因此得以穩健發展。

也許，中國邀請川普進行一次成功的訪華，也能改變川普對中國的看法，引導中美關係出現第二個「里根時期」。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中美關係的根基和國際國內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里根時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蘇聯的戰略合作基礎；現在不僅沒有這種戰略合作基礎，反而戰略競爭和衝突的潛在因素越來越多。同樣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弱國，根本無力挑戰美國的戰略利益；現在的中國則是實力愈發接近美國的崛起大國，美方日益感到中國對其亞太領導地位的挑戰。

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是中美在對臺問題上對峙的一個關鍵過渡性事件。那次危機也是由於美方越過對臺政策的「紅線」（同意李登輝入美）而發生的。美國派遣兩個航母艦隊駛近臺海，當時解放軍並無太多軍事應對的選項。20年後，中美兩國在臺海的軍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美軍介入不僅沒有勝算，還將冒著霸權終結的風險。

當然，川普也許只想以臺灣問題試探一下中國，或者以此對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如貿易、朝核等）進行施壓，以便掌握美中關係的主動。但是，川普身邊確實有不少信奉「美國至上主義」並親臺的右翼人士。他們似乎極想在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檢驗一下「美國至上」的教條是否還名下無虛。關心臺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黨內部還有頭腦清醒的戰略家，向川普指出在臺海「玩火」、挑戰無可置疑的中國核心利益的巨大風險。

（注：作者是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員、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我們手裏是有一份和北韓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名單的」。

在一家北京的北韓飯館裏，一位酒足飯飽、明顯有點醉意的駐華北韓幹部這樣告訴筆者。他的意思是：對於過去在戰爭和建設年代，和北韓有過工作關係的中國老幹部的子女後代，北韓是有一份名單的，北韓駐華官員會經常去探望、餐敘和聯誼。

不僅如此，北韓駐華人員還和中國軍隊的老幹部管理部門有聯繫，例如會請他們喫喫北韓菜，敘談「傳統友誼」，當然也談現實。這一切，當然都是在當年抗美援朝這杆旗幟下進行的。

然而中國的現實是：這些中國老幹部的子女大多是體制內人士，或者一生都和體制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而那些老幹部本人雖然退休，卻還是可以看保密檔案的，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他們是掌握一定內部資訊的……

這個筆者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可以看作是中國對朝決策的一個背景縮影，北韓核力量能夠發展至今而平安無事，也可以從中找到線索。

可是形勢比人強，在北韓9月9日核試驗後，中國在北韓半島正面臨歷史上最嚴重的局勢，如果再不主動採取措施的話，中國在東北亞將徹底陷入被動；而且，北韓半島局勢和南海形勢密切相連，任何一個地方發生情況，中國必將被南北牽制和夾擊……

結論只有一個：爲了維護自身安全，中國必須掌控北韓。

北韓已直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回首今年1月以來的東北亞局勢，可以相當清晰地看到這樣一條線索：北韓搭臺（精心選擇時機，進行核試驗、發射飛彈）——-美日韓唱戲（以北韓的核試驗和發射飛彈爲動因，引進「薩德」，朝美雙方客觀上形成互動）——損害中國安全利益。

與國內部分單位和人士認爲朝核可以平衡美國力量相反，事實是：金正恩在這大半年的時間內，以核試驗和不停發射洲際飛彈的方式，將南韓民意一步步推向支援朴槿惠總統引進配屬兩千公里監測距離雷達的美國「薩德」飛彈防禦系統，而兩千公里的監測範圍，將使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處於完全被美國監控的狀態。爲此在今年G20峯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向南韓總統朴槿惠表達了堅決反對部署「薩德」的意見，但是朴槿惠毫不讓步。現在，隨著上週五北韓的第五次核試驗，中國反對南韓引進「薩德」的正當性被進一步削弱，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幾乎徹底喪失，「薩德」入韓，基本上已無法阻擋。而且，中國也難以因此給南韓施加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否則全世界都會認爲中國在支援朝核。事情走到這個地步，固然有中韓間互信不足的問題，但北韓的核試驗和連續發射飛彈，對南韓政府決定引進「薩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和引領的作用，而且從北韓每次行動的時機看，完全是有計劃、有步驟的。

此外，北韓的行爲還成功離間了中韓關係。如果中國政府對引進「薩德」默然接受，對內，無法向民衆交代爲什麼中國國家利益要受到損害；對外，中國的外交尊嚴將蕩然無存。因爲北韓的行爲，當前中韓兩國政府正尷尬地僵持著，兩國自建交以來建立的良好互惠關係遭到史無前例的破壞。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北韓的一切行爲全部發生在今年南海局勢惡化的背景下。當中國在南海面臨諸多嚴峻困難時，北韓的行爲在它自己可以說成是選擇時機恰當，對中國則完全可以被解釋爲乘人之危。因此北韓已經不能用國內網民說的「豬隊友」來形容了，作爲中國盟友，它客觀上就是「第五縱隊」。

此外，北韓半島局勢和南海是緊密相連、互爲聯動的，北韓半島近鄰中國的首都，可以輕易影響中國的東北、華北地區和黃海、渤海海域，對振興東北和發展京津冀經濟一體化關聯極大，同時，這一地區又是中、俄、美、日、韓大國和發達經濟體的聚集之地，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肯定地說，同南海相比，北韓半島是心腹大患，南海是肘腋之患。反過來說，即便爲了解決南海問題，也必須使北韓半島局勢相對平穩，否則必然被南、北牽制甚至夾擊。

目前形勢的發展顯示，中國在北韓半島有徹底陷入孤立、被排擠出局或者最多成爲配角的危險。

這幾天北京外交圈有訊息稱，美韓可能於近日對北韓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筆者最初和駐華外媒人員的共同研判是：這很可能是美日韓故意防風，逼中國對北韓出手。可是週日韓聯社引述南韓軍方人士訊息說：美國將於下月10日至15日，派「里根」號核動力航母赴南韓西邊的黃海海域和濟州以南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其核心是「在非常時刻精確打擊包括北韓最高司令部在內的核心設施。」如果「里根」號來黃海屬實，則美韓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對北韓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物質條件。

此外，南韓軍方高級官員還表示，爲針對北韓第五次核試驗的相應措施，美國近期將把部署在關島安德森基地的戰略轟炸機部署到北韓半島。南韓軍方高級官員11日還表示：「正在與美軍當局進行協商，爭取儘早讓部署在關島基地的戰略轟炸機在南韓展開。」目前在關島基地上，部署並運用的飛機有B-52戰略轟炸機、B-1B （Lancer）超音速轟炸機、B-2（spirit）隱形轟炸機等。

這使得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屆時一旦有事，不僅戰爭將可能波及黃海，中國還將十分被動，因爲除非回到冷戰，中國手裏的牌實際上並不多。真要出現那種情況，南海必然很難平靜，從現實力量角度，以中國一國之力和美國抗衡，中國難以南北兼顧，必將滿盤皆輸。

特別是，外交必須服務於內政。當前中國最大的內政，就是要在明年中共十九大上建立新的中央領導權威，而中央核心主抓的外交如果全面遭遇大失敗，自然是不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這一點必須十分清醒。

現實要求中國，必須徹底掌控北韓，才能避免東北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而且，同與美日韓開戰甚至嚴重對峙相比，這肯定是代價最小的辦法。

換人、駐軍、棄核、改革開放

特殊時期，對特殊對象，必須有特殊思維。掌控北韓，必須打破一切舊有的概念、思維模式和傳統做法，根據實際需要確立中國的目標和手段。

當前中國對北韓政策目標應該是：換人、駐軍、迫使北韓棄核，走上改革開放之路。

換人是指:北韓應該有新的領導人，這個領導人必須對華友好、合作。作爲北韓的盟國，中國是有談論這個問題的資格和正當性的。

因爲朝鮮勞動黨一個不變的傳統是，每當現任領導人要把領袖職務傳位於子時，都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援和祝福，這對統一勞動黨內的不同意見意義十分重大，在國際上也是其最有分量的加持。金日成如此，金正日也是如此。金正日接任北韓領導人，其父親金日成從策劃此事，到讓他實際主持工作，用了十幾年時間，此時恰逢中國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在獲得正處於改革開放黃金時期的中國支援方面，並不順利，但在金日成去世後，金正日最終還是獲得了中國黨和國家的支援；金正恩被選爲北韓領導人，同樣也獲得了中國方面的支援和賀電。而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時代，不管中朝之間發生什麼矛盾，北韓最終都會同中國和解，並站在中國一邊。像現在金正恩這樣，受恩於中國卻不聽勸阻，直截了當、毫不顧忌地多次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是不能想像的。

從金正恩在位幾年來的情況看，雖然在國內經濟改革方面有所著力，但他在處理內政、朝核問題以及對外關係上表現出來的我行我素、不計後果的特點已經非常清楚，這反過來也使得北韓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特別是其客觀上把中國當作敵人，公開把禍水引向中國，不惜讓東北亞重回冷戰以綁架中國和俄羅斯支援其政權與核政策的做法，已經成爲大家的麻煩，即便是站在北韓人民的長遠利益立場，乃至他本人人身安全立場上，他都不適合再擔任北韓領導人，北韓應該有新的、更具智慧和開拓性的領導人。

不僅如此，在金正恩的領導下，中朝邊境每年都發生北韓武裝人員非法越境進入中國犯罪的事件。他們殺害中國邊民，打傷打死中國軍警，搶奪中國公民財物，給邊境中方一側客觀上造成混亂和恐慌，全世界沒有一個盟國間的邊境像中朝邊境這樣的。

駐軍是指：恢復到1958年前中國在北韓駐軍的狀態。在這方面，中國的法律正當性和道義基礎毋庸置疑。

據說當年金日成對中韓建交大發雷霆時說：你中國是造成現在半島格局的主要一方，怎麼可以甩開我們和敵人（南韓）建交？

中國是當年韓戰的主力一方，是1953年板門店臨時停戰協定的簽字國。只要這個臨時停戰協定沒有變成和平協定，中國就理所當然地擁有在北韓駐軍、以保護這條臨時停戰線的國際法和道義基礎。當年出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各種考慮，中國撤軍了；今天，中國內外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應該恢復在北韓駐軍。

中國還應該強力要求北韓棄核。

因爲北韓擁核，違反聯合國反核擴散協定。作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經濟規模世界第二的負責任大國，中國有義務維護國際防核不擴散協定和安理會決議的嚴肅性；

因爲北韓每次核試驗，都給相鄰的中國東北邊境地區造成動盪，給中國邊民造成恐慌。特別是，北韓核試驗和發射飛彈把對中國不友好的外國軍事力量引到中國周邊，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安全環境，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此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這反過來也證明，國內某些單位和人聲稱北韓是中國「緩衝地帶」的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在上述前提下，中國支援北韓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和經濟實力，大力幫助北韓人民實現當年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向北韓人民承諾的「喫大米飯、喝肉湯、穿絲綢衣服、住瓦房」的基本生存目標。

爲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中國擬遵循下列路徑實施：

1，鑑於北韓一再實施核試驗、發射飛彈，破壞東北邊境地區穩定，中國應封鎖中朝邊境，以防再有不測事件發生。

2，除了聯合國制裁決議明令禁止的內容外，爲防止北韓進一步採取過激行爲，中國應停止兩國間糧食、能源貿易和援助，包括旅遊等一切商業活動。

3，透過外交途徑明確告知北韓政府，要求朝方管控好中朝邊境，防止難民事件發生。否則一旦出現難民潮，中國將廢除原先中朝間簽署的一切邊境管理協議，將北韓難民一律視爲經濟難民，停止遣返，允許他們經中國轉赴第三國。

4，目前朝方在華人員數目龐大，身份複雜，守法情況較差。根據相關部門統計，2014年北韓在瀋陽人員連同家屬共1000餘人，但因各種原因被當地公安拘留過竟有400餘人。再以遍及中國很多城市的北韓飯店爲例，在經營過程中以各種理由不開具稅務發票、要求中國顧客現金交易、不接受銀行卡的情況比比皆是。有鑑於此，中國應廢除兩國公民往來互免簽證協定，要求在中國的除外交官和年輕學生以外的北韓公民立即離境，待重新獲得簽證後再進入中國，以大幅度減少北韓公民在華數量，維護國內治安環境。

以上所有措施，均應在聯合國反朝核的框架和旗幟下進行。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中國實施上述措施，北韓只有如下對應措施:

1，向中國屈服。

2，放任難民來中國。

3，武力挑釁。

如果北韓採取第1項對策，事情就變得簡單了，中國上述四大政策目標可以全部實現，爲此，中國可以承諾保全北韓領導層的生命和政治、經濟利益。

北韓採取第2項對策，則中國立即改變對朝難民政策，那是北韓絕對承受不起的。

如果北韓採取第3項對策，中國立即展開新時期邊境自衛還擊戰，不排除和美韓合作，南北夾擊，徹底解決北韓問題。如果美韓在這一過程中試圖趁機統一，中國的底線是:鑑於朝、韓都是聯合國會員國，半島統一要經過半島全民投票程式，禁止任何一方武力統一；中美必須同時從半島撤軍，或者起碼在一個時期內共同在半島駐軍。總之，如果北韓武力挑釁，一是要下定打的決心，下了決心，往往最終卻並不一定需要戰爭；二是一定要掌握主動權。

從北韓的現實情況看，一旦中國真的出手，在面臨南方美韓強敵的情況下，北韓統治階層爲了保全自己利益和生命，採取第1項對策的可能極大。

一旦中國解決了北韓問題，中國必將往崛起的道路上邁進一大步。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南海問題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當前在外交上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爲這涉及到兩方面：第一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習近平主席上臺以來，他反覆強調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是重中之重。但因爲南海矛盾激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現在應該說已經相當緊張。另一個就是南海涉及到中美關係，可以說南海爭端現在已經基本上轉化爲中美之間的爭端。

南海問題由來已久，但它爲什麼會成爲一個問題？這是因爲這幾年的爭端突然開始升級。但這個事情真正爲各國所關注並作爲國際爭端浮現出來，是在1960年代末。當時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太平洋調查石油資源，得出的報告稱南海蘊藏著大量的石油資源，之後各國就開始關心南海。在1970年代以前，各國關注要少得多。

1970年代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可能略爲知曉歷史的人都知道，那時越南和菲律賓開始大肆在南海佔據島礁，而且很成功。越南佔了29個，菲律賓佔了8個。中國當時一個都沒有佔，因爲當時中國忙於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沒有拿出這樣的人力物力、甚至都沒有拿出這樣的關注度去搶佔南沙島礁。後來中國跟越南進行了兩場海戰（1974年和1988年），一次是把西沙羣島全部拿下，第二次在南沙也佔了一些島礁，最近實際控制的就是黃巖島。

但即使1970年代以後各國開始搶佔島礁並提出申訴，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甚至是在21世紀的前十年，南海問題實際上也不是什麼特別嚴重的問題，應該說不是相關國家外交政策的重心。不像現在已經真正地成爲重中之重，比如說成爲中越之間最關鍵的問題之一，甚至成爲中美之間目前最重大的爭執。

南海問題成爲一個重大爭端，應該說是從2009年、2010年以後開始的。這裏邊有兩個原因：其一、根據相關規定，各國要向聯合國大陸架界線委員會提交一個對自己的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主張。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或單獨或聯合地提出了主張，它們的主張肯定是要深入到「九段線」以內。中國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且對他國的主張提出了反駁。中國在2009年時向大陸架界線委員會提交了正式檔案，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官方檔案裏提到「九段線」這個概念。

其二是國際政治上的原因，美國歐巴馬政府從2010年、2011年開始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或稱「重返亞洲」戰略。「重返亞洲」戰略基本上有三隻腿：一是全球的軍事部署從歐洲佔60%亞洲佔40%，逆轉爲亞洲佔60%歐洲佔40%，這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第二是在經濟上，要跟亞太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最主要的是透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奪回對亞洲經濟一體化議程的主導權。第三就是所謂的「巧實力」，即聯合小國結成同盟。關心時事的人應該都知道，歐巴馬和希拉里屢次發表相當強硬的演講，提到南海也是美國的重大利益所在，而且指名道姓說中國在南海霸道，欺負其他國家。在這個時候，越南和菲律賓對它們自己的主張，態度也開始強硬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不能讓步，正好新任的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也比較強硬，有走出「韜光養晦」的架勢。

南海的爭端開始變得嚴重，轉折點是2012年黃巖島事件。黃巖島以前是美軍的靶場，美軍基地撤出來以後，菲律賓軍艦時不時到那裏去巡遊一下。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菲律賓是實際控制國，雖然它的控制也很鬆散。以前發生中國漁民被捕、漁船被掀翻等事件，中國基本上透過外交手段處理。但是2012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在菲律賓的軍艦要驅趕中國漁船時，中國海警船漁政船這一次不再退讓，迅速過去跟它對峙。一場對峙之後，菲律賓到最後退讓了。從那時起，中國就實現了對黃巖島的實際控制，等於是把菲律賓擠出了黃巖島，把黃巖島拿下來了。硬生生地把一個島嶼拿下來，這對菲律賓、對美國、對東南亞國家來說都是相當震驚的一件事情。

中國實際控制黃巖島之後，就開始驅趕菲律賓的漁民。說實話，那裏也是菲律賓漁民的傳統漁場。我也跟菲律賓的學者談過，因爲菲律賓的漁民很多是家庭作業的，不像中國家庭作業的不是很多，都是公司化的。這些家庭都以捕魚爲生，中國不讓這些漁民在那裏捕魚，等於讓他們的家庭生計出了問題。菲律賓政府也面臨很大壓力，而且美國在背後提議肯定是起了一定作用。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也說的很清楚，從和中國的對峙中撤出，也是美國所要求的。也就是說，美國在這個時候對黃巖島和整個南海可能已有一種戰略性的安排，美國真的是在下一盤大棋。

之後，菲律賓馬上著手起訴中國。菲律賓正式起訴中國是在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傳召中國大使發出正式通知，當然這肯定遭到中國大使的當場駁斥，但是這個法律程式就開始了，就有了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菲律賓訴中國南海仲裁案。之所以被稱爲南海仲裁案，因爲這是第一個案子，以後別的申訴方，比如說越南也有可能起訴，那麼就恐怕要稱爲「南海仲裁案二號」了。

菲律賓起訴的內容大概就是三個大的要求。第一方面，菲律賓要求仲裁判定中國跟菲律賓一樣，只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享有權利。也就是說中國根據「九段線」的主張都是無效的，你也可以推定說，菲律賓主張整個「九段線」都是無效的。菲律賓的第二個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仲裁庭對有關島礁，比如黃巖島、太平島、美濟礁等等，根據海洋法公約去判定它們究竟是島還是礁，還是所謂的低潮高地。這個在法律上非常重要，因爲如果是島的話，就是陸地，根據以陸定海原理，你有12海里的領海和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如果是礁石的話，只有領海沒有專屬經濟區；如果是低潮高地，那你就什麼都沒有，甚至都不能擁有主權。菲律賓第三個大的要求，是說中國在南海的建設，如圍海造田、建人工島的行爲是非法建設，而且中國漁民的捕魚行爲侵犯了菲律賓根據公約所享有的主權、和在專屬經濟區享有的相關權利，菲律賓要求中國終止這些活動。

這裏在法律上做一個解釋。我想我們一般的公衆可能對仲裁庭做出的裁決的性質有誤解。我聽到很多說法說，中國是大國，菲律賓是小國，國際法是沒有效力的，沒有實力讓中國來實際執行它；還有「真理在大砲射程之內」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裁決本身的誤解。菲律賓的這三個要求，其中前兩個可以說不需要執行。它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國內民事訴訟中的宣告性裁決，宣告性裁決就是法庭去認定一個事實本身，這個判決公佈後實際上就等於是執行了。比如說，這個案子如果法庭正式認定黃巖島是島或者是礁，就不需要做進一步的執行，法庭也沒有權力執行。需要執行的只是第三個，菲律賓要求中國停止所謂的非法建設以及捕魚活動，這個是需要執行的，但是這個當然沒有前兩個重要了。

中方的立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的「四不」立場。2014年12月7日發佈的那個立場檔案還提出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解釋說明，有三個要點：第一，中國主張菲律賓提出的仲裁實際上是關於領土主權問題，而領土主權問題確實是被公約所排除的。也就是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肯定管不了主權，和主權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說這個是關於領土主權的話，那麼國際仲裁庭完全沒有管轄權。中國主張的第二個要點是，中國已經跟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有關各方達成了雙邊協議，說要透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而不是透過提交強制仲裁來解決，所以菲律賓提交仲裁是違反大家的雙邊協議的。第三個主張，就是說中國已經在2006年根據公約做出了保留，把海洋劃界這些排除出去，海洋劃界問題是不能適用於仲裁的強制程式的。這是中國的三個主張。

下面談一下我個人的觀點，即從法律上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我的第一個觀點涉及到中國的不參與、不接受的立場。主權國家對國際爭端解決不參與、不接受並不鮮見，這種事情經常有，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具體到這個案子，我個人認爲「不參與」不是很明智，這種「不參與」態度，和中國今天在這個案子上面臨的被動局面有很大關係。

爲什麼這麼講？有兩個原因。第一，你不參與，一開始就在國際社會造成一種你對國際法完全置之不理的國際形象，而這種國際形象是非常要不得的，尤其是中國現在處於大國崛起或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現在的國際秩序還是在邁向規則導向的體系，你不參與本身就是授人以柄了。儘管你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但別人僅憑這一件事，就可以鐵定地認爲你是忽視國際法的，你企圖以強權解決這個問題。再加上美國有迴歸亞洲的戰略，美日在這個問題上會大肆炒作，你就授人以柄，留下口實。這一點是不參與的一個成本。

不參與的另外一個成本就是眼前的損失。因爲如果你參與的話，你就可以去指定仲裁員。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相關程式，五個仲裁員，首先雙方可以各指定一個，其餘三個由雙方協商來解決。如果協商不成的話，由國際海洋法庭的庭長去指定。首先你就可以保證一個仲裁員，而且根據公約的規定，這個仲裁員甚至可以是你本國的國民，你就可以指定一個中國人。其餘三個你要跟他協商，協商的過程中，應該說可以保證排除你特別不喜歡的仲裁員。如果你參與的話，在仲裁庭的組成上，你就會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利用，這是一個法律機會。

另外一個機會就是，你可以充分地到仲裁庭去闡述你的觀點。應該說，不管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這都是爭端解決的一個慣例——假如你不出庭的話，受到歧視性的待遇幾乎是必然的。因爲只有對方在，說他自己的道理，而仲裁庭很容易受他的影響。儘管仲裁庭或者法庭，他有義務去查明事實。但律師的作用也就在於此，要不然要律師做什麼用呢？假如你自己都不在場的話，你有很多道理是說不出來的。實際上，仲裁庭這個裁決本身也是有很多問題的，但這些問題，只有你在場去指出來，或者透過跟菲律賓的代理人在互相辯駁的過程中把自己的道理講出來，才能夠充分闡述你的觀點，對仲裁庭產生最大的影響。要影響仲裁庭判決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場，就是把你自己的道理充分闡述出來。

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假定說仲裁庭就一定是帶有偏見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雙方代理人、雙方律師的影響的，好律師與壞律師的區別就在這裏。比如說你去看那些庭審記錄，不管是管轄權階段的，還是關於實體問題的庭審記錄，我們可以看到，仲裁員在很多地方實際上起到了中方律師的角色，在很多問題上以一種非常犀利的態度，非常敏銳地去指出菲律賓代理人的一些觀點在法律上的不足之處，可能比你自己請的律師還厲害。但是他這種做法的效果畢竟不如你自己在場。雖然理論上講，仲裁庭應該去查明事實，可是有沒有律師，有沒有好律師，你自己在不在場，去充分闡述自己觀點，這中間差別是很大的。所以，這是我講的不參與所造成的另外一個損失。

但現在事已至此，就這個案子本身而言，我們也不要太過於糾結當初爲什麼不參與，爲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還是要往下看該怎麼走下去。在最後提出一些建議之前，我對於程式問題和實體問題，稍微談一點點自己的看法，也可能在法律上屬於一些技術問題。

第一個就是關於管轄權問題的中方的主張。我們這些學者在海外面臨一種所謂的「一年四季嚴相逼」的環境：老外在東南亞幾乎衆口一詞認爲中國沒有道理，中國是惡霸，中國在霸凌別的小國家，好像中國一點道理都沒有似的。其實不管是關於管轄權還是關於實體問題的主張，這種看法都是很偏頗的，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不管是在管轄權問題還是實體問題上，中方都有自己一定的甚至是相當強的道理。我自己個人在用中文發表觀點時，對中國目前的立場提出批評意見，我堅定地認爲，這些是建設性的批評意見。我在英文世界發表觀點，每一次都是在竭盡全力以理據爲中國立場辯護的。這也造成了我，以及和我類似的學者，「兩邊不討好、兩面不是人」的情況。當然，這個辯護也是要實事求是地根據法律去分析。因爲我自己覺得，也不能說中國的立場就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中國就不對，其他國家就對，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立場。

簡單地說，就管轄權問題，中國提出，這實質上是主權問題。菲律賓採取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它把所有的主張包裝在一起，然後提出說，我們這個主張最主要的是第二點，我們要求仲裁庭在技術上認定南海的石頭是島、是礁，還是低潮高地。這個東西一點也不涉及主權，他是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那麼自然而然，仲裁庭就該有管轄權了吧。這是菲律賓的一種形式上的和技術上的說法。你不能說他這個說法不符合公約，應該說這是非常符合公約的，你判定他屬不屬於公約的使用範圍，首先要從技術上、從形式上、從字面上去判定，這是國際法的原則。

但是根據國際法的一些判例，尤其是最近剛出的一個判例「模里西斯訴英國」（Mauritius vs. UK），中國所主張的菲律賓提出的爭端實質上是一個主權問題，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在這裏，技術上的判定和主權是難以分開的，比如你說渚碧礁是低潮高地，那就什麼都沒有了，以陸定海，連陸都不是就什麼都沒有了。但是中國說，我對這個東西是主張主權的，或者說中國的主張說雙方已經有協定了，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爭議的。但是問題在於，歸根結底這個爭議必須是在庭上提出來，才能夠影響仲裁庭。你影響不了仲裁庭的話，他這個判決做出來了就做出來了。這是根據合法程式建立的仲裁庭做出的裁決，你能把它詆譭到哪裏去？所以如果參與的話，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有道理的，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影響仲裁庭。如果當初參與的話，這個案子甚至在管轄權問題上，中國都可能贏，或者到現在大家都還在糾纏著管轄權問題，而不會這麼快地一致意見地判下來。

再簡單說一下實體問題，我覺得其實這還不如管轄權問題更有把握一些。前面說過，裁決是不會執行的，它不會改變各方實際控制的狀況，你控制的還是你的，這個不會改變。但要緊的是，裁決以後「九段線」的主張在國際上的依據是什麼，合法性是什麼。也就是說，裁決以後還能不能像以前那樣在黃巖島上把菲律賓硬生生給擠出去。裁決做出以後，你這樣做的話，在國際社會引起的反響就會非常大。

但實體問題上，中國有一個主張是歷史性權利。在這方面，中國國內有一些說法似乎過於言之鑿鑿了，認爲中國具有歷史性權利的主張好像很強。但是實際上，這個歷史性權利的主張應該說是比較弱的。其原因第一個就是國際法上關於歷史性權利的相關論述很少，沒有特別成形、成系統、成理論的東西；第二個是，即使現有的有限的論述、原則，也不是完全就支援中國的，它也支援其他國家。中國說自己有歷史性權利，其他國家如越南說自己繼承自法國殖民地時期，也有歷史性權利，而且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的漁民人家世世代代在南海周邊捕魚，靠著南海生活。

對這個案子未來的展望是什麼呢？大家現在普遍都認爲，中國在這個案子上是必輸的，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在現有情況下，我自己希望仲裁庭至少在兩點上做出對中國有利的判決。第一點是關於太平島是島還是礁的問題。這一點臺灣的馬英九政府做了很多很紮實很有用的工作，包括中華國際法學會向仲裁庭提交的法庭意見，主要目的是說明太平島是島而不是礁。太平島面積那麼大，有人在那上邊生活了60多年，馬英九自己也登上島，向國際媒體展示太平島自身能養雞能種菜。另外一點，就是我個人希望仲裁庭儘量不要去碰「九段線」，或者說對「九段線」少說一點、模糊處理。因爲「九段線」無論從歷史上講還是法理上講，都是中國對南海整個主張的基礎。如果說仲裁庭赫然說「九段線」是非法的，就會給中國造成非常被動的局面。但是仲裁庭也不見得一定要去碰「九段線」，一是「九段線」在國際上關聯太大，二是「九段線」本身一定是涉及到主權問題的。

當然目前的問題是中國自己對「九段線」的性質沒有說清楚，有那麼三種說法，我就不細說了。因爲我們對「九段線」說得還不是很清楚，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假如中國真的當初發狠說「九段線」就是主權線，就是海疆線，「九段線」以內連著水、石頭、島礁都是我的，就是明確主張主權的話，這個當然會石破天驚的，國際政治上也許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卻是有用的。就是說，假如你當初說「九段線」就是主權線、海疆線的話，那麼它一定就是關於主權的問題。只要它是關於主權的問題，仲裁庭就是沒有管轄權的，哪怕你再不合理，它也是沒有管轄權的。當然現在不說這些了。我就簡單總結下，就這個案子本身的展望，中國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就是希望仲裁庭在我剛纔講的兩個方面上稍微手軟一點。

關於整個南海的未來，我就講兩點。第一，南海到現在也不過就是幾塊石頭，所謂的油氣資源到現在也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開發。我也跟石油公司的人聊過，真要把那些油氣資源開發出來的話，開發的成本價可能是現在市場上石油售價的兩三倍以上，經濟上不是那麼划算。未來就不好說了，但是它不是什麼迫在眉睫的需要。我的觀點是，假如因爲這些問題跟周邊國家搞僵關係非常不必要，得不償失。因爲南海問題，周邊國家都很警惕。上一次在雲南開會的時候，東盟居然第一次要一致發表一個聲明，幾乎等於是譴責中國。這是前所未有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警惕。

當然我說這個的意思不是說中國在自己的主權主張問題上退讓，你也沒有必要退讓，你自己該爭的利益要去爭取。但一定要在外交上精細地操作，不要讓它成爲中國和東盟雙邊關係中的一個決定性的問題。如果它成爲一個核心問題而又解決不了的話，那你跟周邊國家還怎麼相處呢？

爲什麼周邊國家很重要？中國與周邊國家相處，在亞洲真正宏大的目標是要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亞洲的一體化還和歐洲的不一樣。亞洲的一體化是自下而上的，是市場驅動的一體化，歐洲的一體化是進行了頂層設計的一體化。所以亞洲的一體化，首先，它的進展過程中碰到的阻力應該是比較少的，除非你在國際關係上自己去製造阻力；另外，它一旦成功的話，必然是以中國爲主導的亞洲經濟一體化。有些說法是，這些國家都會成爲中國的經濟後院——當然你可以說是互為後院。但是如果真的實現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國在這個區域中處於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外來的勢力是破壞不了的。而現在一體化，還未能有大的成就，就被TPP、南海問題這些打斷了。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講過法律還有情理。情理的問題是，我們要認識到南海不光是中國的南海，那些周邊國家的人也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周圍，他們也在靠南海的資源生活。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考慮到這麼些以後，其實還是要回到共同開發的老路上來。以前的共同開發不是很成功，就是因爲大家是一盤散沙，沒有一個主導力量。我說的這個共同開發，就是中國要發揮主導力量，要拿出一些創意，要積極主動，制定出一個南海的戰略、南海的藍圖。美國在拉攏周邊國家，中國也要去拉攏周邊國家，共同去開發南海資源，你自己強力地去推動它，只要你推動就一定會有結果的。這是我對這些事情怎麼解決提出的一個比較抽象的建議。

（注：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洞見輕學術沙龍」的講座整理。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本文爲作者薛力「一帶一路與中國外交轉型」系列評論之十七）

新加坡最近處理對華關係的一些舉措值得關注。

4月初，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在中美亞洲爭霸過程中，亞洲國家心向美國，如果舉行「祕密投票」的話，每一個國家都會贊成美國在亞洲地區有更廣泛的介入，不管他們在公開場合怎麼表態。

同月，針對中國外長宣佈與汶萊、寮國、柬埔寨就南海問題達成的四點共識，新加坡的兩個巡迴大使王景榮與比哈拉里分別表示，中國似「在干涉東盟內部事務」，「分化亞細安（東盟）」。

在6月份玉溪舉行的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議後，新加坡又單獨發表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聲明。

8月初，李顯龍在訪問美國期間更公開表示，臨時仲裁庭的裁決對各國的主權聲索做出了「強而有力的定義」，希望各國尊重國際法，接受仲裁結果。這是繼美日澳歐盟後，第一個明確要求各方接受裁決的國家，比南韓、英國等美國盟國的表態還積極，新加坡因而成爲響應美國號召、公開對中國施壓的國家之一。

考慮到中國的一貫立場，新加坡的這些針對性很強、具有「公開選邊站」性質的做法，只會增加南海的緊張局勢，明顯不利於中國-東盟關係，也不符合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的身份。新加坡這個善於在大國之間搞平衡外交的「東盟軍師」是怎麼了？讓我們從6月份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說起。

2016年6月14日在雲南玉溪舉行的中國—東盟國家外長特別會議，所對應的主要背景是：今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25週年，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裁決宣佈在即，而東盟系列會議又將陸續召開。

一、「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事件中的新加坡

中國-東盟外長特別會議結束當晚，就盪出了幾波「漣漪」。

第一波。特別會議閉幕當晚，法新社發佈了一份據稱來自馬來西亞的《東盟外長聯合聲明》，稱東盟外長對最近和眼下事態的持續發展表示嚴重關切，認爲這些事件損害了信任和信心，加劇了緊張關係，可能破壞南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一些西方媒體繼而評論道，這份「聲明」雖沒直接提及中國，但措辭不同尋常地強硬，是對中國南海舉動的嚴厲指責。

第二波。同日晚些時候，馬來西亞外長稱，東盟決定撤回這份聲明以做出一些修改。但他對此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第三波。據《華爾街日報》訊息，某東盟國家的一名高級外交官後來稱，東盟決定不發表聯合聲明，各成員國如有意願可單獨發表聲明。

第四波。在「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之後，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三國外長分別發表了各自的聲明。

根據新加坡外交部網站的資訊：「（新加坡外長）維文提到，東盟外長們在該會議上對中國近期在南海的進展表示嚴重擔憂。……維文也重申了新加坡長期以來在南海的立場——充分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式，和平解決爭端，同時尊重國際法下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在內的國際法。」

作爲中國與東盟關係2015-2018年期間的協調國，新加坡照理應該體現「居中協調」功能，但它既沒有阻止「東盟外長聯合聲明」訊息的媒體宣揚（這情有可原），也沒有在馬來西亞外長聲稱「東盟撤回這份聲明做出一些修改」時做任何解釋（這尚可理解），並且隨後與馬來西亞、越南一樣，發表單獨聲明，其外長還意外地缺席會後的記者會。這就有點費解了。衆所周知，中國認爲此次會議「氣氛是好的」，並在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爲新加坡外長的缺席打圓場。但對新加坡來說，與發揮協調者職能相比，它這次更想扮演「東盟非聲索國強硬派」的角色，以彰顯一下自身的立場，哪怕帶一點「任性」。

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決定了新加坡並非不在乎與中國的關係，那它採取上述行動的邏輯是什麼呢？

二、新加坡與東盟、美國、中國的關係

新加坡與東盟關係

1965年8月8日巫統主導的國會透過決議把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聯邦。不得不走上單獨建國道路的新加坡，面對兩個人口遠在自己之上的穆斯林國家，不能不高度關注自己的國家安全。它在安全領域採取的措施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小心翼翼地處理與印尼、與馬來西亞的雙邊關係；第二，很快加入英聯邦，並與中國臺灣、澳洲、美國等建立起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它尤其重視與美國的防務合作，將之當作外部安全保障的關鍵一環；第三，實行「毒蝦」戰略（後又升級爲「刺蝟」戰略與「海豚」戰略）並奉行「先發制人」策略以防範外敵入侵，爲此構建起一套高效、精悍的國防體系。

經濟方面，新加坡立國伊始就致力於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強化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關係，以搭乘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快車。1960年代中期以前以轉口貿易爲主，此後十多年轉向本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爲主，1980年代後則變爲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爲主。新加坡也不忽略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參與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對新加坡來說，經濟因素是最大的推動力。「新柔廖成長三角」則是新加坡與兩個鄰國之間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整合的成功範例，是全球各種成長三角的榜樣，已經發展爲涵蓋馬來西亞四個州與印尼的六個省的「新馬印尼成長三角」。經過30年的發展，新加坡已經成爲發達經濟體，外貿依存度高達300%，新加坡經濟成長高度依賴於作爲製造業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和作爲服務業出口市場的東盟國家。但東盟本身市場容量有限，對東盟國家的出口僅佔新加坡外貿總額的30%左右。

東南亞是二戰後才逐漸成型的政治地理概念，與這一地區陸續擺脫殖民地地位獨立建國的進程大致平行。這些年輕的國家致力於民族國家構建，對外來的政治、軍事幹預非常敏感，因此，東盟在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裏，主要致力於成員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1990年以後，以柬埔寨問題爲契機，開始關注本地區的安全議題，1994年成立東盟地區論壇是個標誌。1995年越南加入東盟、東盟峯會首次舉行併成爲東盟最高決策機構後，東盟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度明顯上升，並推動成員國與中國就南海問題展開談判，最終在2002年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爲宣言》。這給南海帶來了幾年的相對平靜。從2009年起，南海問題再次趨熱，並隨著「南海仲裁案」的進行而不斷升溫。裁決出來前後，各方爲擴大「同盟軍」大打外交戰、輿論戰，南海問題因而事實上全球化了。

而新加坡憑藉自己的經濟影響力和嫺熟的外交手腕，在國際上享有與其國土面積、人口數量不成比例的聲望與影響力。在東盟內更是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並贏得了「東盟軍師」的綽號。東盟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強調「東盟統一立場」，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新加坡的偏好。新加坡因而對不利於「統一立場」之事特別敏感。近期新加坡指責中國分化東盟，忽視中國對「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認的立場，忽視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針對南海問題釋放出的積極信號，乃至要求中國執行裁決，都與此有關。

新加坡與美國的關係

新加坡從獨立建國起，就高度重視與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發展政治經濟關係，並把與美國的軍事關係看作維護本國安全的最大外來保障，因此，一直支援美國強化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當美國國內因越南戰爭而分裂時，李光耀就在訪美時反覆解釋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強調美國的積極參與對生活在東南亞數百萬人的意義」（李顯龍語）；在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中，新加坡是唯一支援美國參與海峽反海盜巡邏的國家；讓美國軍艦透過輪換、訪問等方式實現事實上的常駐——美軍1990年代撤出菲律賓基地後，樟宜軍港成爲美國軍艦在東南亞最主要的停靠點；對歐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新加坡積極予以回應，除了讓美國濱海戰鬥艦長期駐紮外，樟宜軍港不久前又同意P8反潛機進駐。

美國對新加坡的這些努力予以充分肯定，歐巴馬就曾把新加坡稱作「錨」，認爲美國可藉此加強在東南亞的存在。並對訪問白宮的李顯龍表示，新加坡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基石之一，歡迎新加坡對美F-35戰機的購買興趣，並將討論新加坡部隊在關島受訓的可能性。

當然，新加坡對美國也非百依百順，有時候也公開批評美國，但並非在軍事議題上。一個較早的例子是，李光耀對西方價值觀的批評，進而倡導亞洲價值觀。與美國直接相關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官方經常回擊美國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對其的批評，稱美國「歪曲事實和真相」、「虛僞」、「雙重標準」、「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強加於人」。

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

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75%左右，但新加坡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刻意淡化國內各個族羣的文化特徵，而強調「新加坡人」這個政治身份。這是普遍現象。而意識形態的差異、冷戰的需要，更使得新加坡在處理對華關係上非常小心。1990年前新加坡與海峽兩岸都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與臺灣在經濟、安全、文化等方面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李光耀還與蔣經國私交甚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交，在東盟國家中僅早於汶萊。建交後中新關係快速發展，貿易、投資、人員往來迅速增加，興建工業園區、培訓行政與企業人員更成爲兩國合作的特色與亮點，中國在行政與社會管理上也向新加坡取經，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與兩岸領導人的交情、新加坡華人爲主的文化特點，使得新加坡在臺海兩岸政治溝通的獨特平臺。總之，中國前30年的改革開放，在許多方面參照了「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新加坡是中國的老師。在此過程中，新加坡也形成了某種心理上的優越感，一種「導師」（mentor）心態。中國的迅速發展也讓新加坡收益匪淺，繼2010年成爲東盟最大夥伴後，中國在2013年起又成爲新加坡最大的貿易伙伴。

即使如此，新加坡在軍事與安全領域，依靠的重點依然是美國，從來沒有把「依靠中國」當作增加國家安全的一個選項。相反，新加坡開始關注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地區力量平衡的影響。新加坡對中國在南海所採取的措施，較少關注其合理、自制的一面，而比較認同東盟聲索國與區域外國家的解讀，認爲中國的行爲影響了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爲此採取的措施有：要求中國清晰化南海主張，推進「南海行爲準則」的制定，協助美國落實再平衡政策，強化東盟統一立場。當發現未能從中國方面獲得預期中的回應時，新加坡比較合乎邏輯的舉動是：推動美國更多地介入，促使東盟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李顯龍的兩次表態、玉溪會議前後新加坡的表現，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得到解釋。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中國外交人員的一些言行舉止，不時打擊著新加坡外交官的心理優越感和「mentor」心態。玉溪會議時可能在這方面受的打擊更大一些。新加坡加入單獨發表聲明國家行列，維文外長稍嫌「任性」地缺席記者會，或與此有關。

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原先都爲新加坡擔任協調國暗地叫好，期待著新加坡的外交特長有助於南海問題降溫。上述分析顯示，實際情況未必如此。多因素決定了新加坡更樂意、更適合扮演東盟利益維護者，而不是中正的協調者。一些熟悉新加坡的學者認爲，新加坡從來沒有利用中美矛盾漁利。這或許是事實，但對於協調國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化解矛盾難以做到，致力於緩和矛盾、不使矛盾激化是基本要求。從上面幾個例子看，新加坡並未達到基本要求。

三、小結

「東盟外長聯合聲明」事件折射出新加坡處理與東盟、美國、中國關係時的一些原則與偏好：新加坡是東盟整合的積極推動者，在維護東盟統一立場上比大多數東盟成員國更堅定；美國始終是新加坡國家安全的最大外來保障；新加坡希望美國強化在本地區的存在，以便恢復中國崛起所導致的力量失衡；新加坡樂於與中國發展經濟、文化關係，並在兩岸關係中發揮橋樑作用，但安全問題另當別論；新加坡不願意在中美之間二選一，但不拒絕在南海問題上與美國協作，稍稍施壓中國。

基於上述判斷，一個順理成章的建議是：中國未來處理南海爭端等與東盟有關的安全議題時，應該像新加坡那樣，擺脫文化紐帶的束縛，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注：薛力是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戰略室主任、研究員，劉立羣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雷戴軍（音）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來到了這裏。站在莫斯科紅場上，這位來自中國中部的74歲退休教師惆悵地凝望著克里姆林宮的高牆、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貨商場(GUM)富麗堂皇的外觀以及薑餅風格的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個多世紀前，作爲中國一名學習俄語的學生，雷戴軍曾驚歎於在教科書中看到的這些景象。如今，他終於來到了俄羅斯，在妻子、兩個女兒、一位女婿、外孫子和外孫女的陪伴下，用兩週時間遊覽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九歲的外孫女尤倩（音）擺姿勢拍照的時候，雷戴軍正全神貫注地聽著身邊走過的俄羅斯遊客講話。「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失望地說，「當初上大學的時候，我可是精通俄語。雖然一開始很難，我還是掌握了這門語言。但現在，全都丟了。」

像數百萬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雷戴軍接受的教育極大地受到了蘇聯文學、電影及音樂的影響——蘇聯是當時北京最親密的盟友。但上世紀50年代末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間爆發的意識形態分歧，在後來的幾十年間一直困擾著兩國關係。如今，由於陷入了與歐洲和美國的憤怒對峙，俄羅斯已經明顯轉向東方。自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選擇俄羅斯作爲首個出訪國家以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與習近平已經會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羅斯紀念打敗納粹德國70週年的慶典活動中，坐在普丁身旁的正是習近平。普丁還表示，俄中關係在向前發展，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像雷戴軍這樣上了年紀的遊客的經歷——他們終於來到了孩提時被教育要熱愛的國度——反映了俄中兩國在尋求建立一種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關係時，不得不克服兩國曾經關係破裂的歷史事實。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開始掌權時，雷戴軍只有8歲。蘇聯書籍和電影幾乎是當時他們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國文化產品。上了年紀的中國人仍津津有味地談論尼古拉•奧斯特羅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創作的、描寫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們中許多人對漢語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羅斯一首描寫一位女孩思念參軍男友的戰時歌曲——都耳熟能詳。

1962年畢業後，能說一口流利俄語的雷戴軍回到了中國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鄉擔任俄語老師。但兩年後，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語課程。雷戴軍被分派改教英語。「我不太懂英語，但不得不湊合着教，」他說。他的俄語教學生涯成爲了高層政治的犧牲品。1956年，在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公開批評前任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實行獨裁統治之後，蘇聯與中共關係開始破裂。1961年，北京譴責蘇聯爲「修正主義國家」，兩國大部分關係中斷。到1969年，兩國間的緊張關係演變成一場烏蘇里江（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最東端狹長領土之間的分界線）上的公開邊境戰爭。直至毛澤東1976年去世，兩個政權不斷地透過惡毒的宣傳相互譴責。儘管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莫斯科與北京尋求和解，但這段互不信任的記憶仍揮之不去。

雖然兩國政府正在推動建立一種有時看似準同盟的關係，但歷史的陰影仍籠罩著兩國關係。普丁與習近平都希望透過建立一個多極世界來遏制美國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兩國都試圖扮演領導角色。在從中東衝突到網路治理等一系列問題上，北京與莫斯科經常對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議表示支援。例如，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存在分歧，但與中國的看法一致。俄中兩國都希望強化多邊組織的作用，如金磚國家（BRICS，包括新興國家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以及由中國發起成立、包括若干中亞及南亞國家的上海合作組織(SCO)，該組織成員國已舉行過多場聯合軍事演習。

經濟方面，莫斯科希望獲得中國的貸款和投資，以填補吞併克里米亞後歐盟與美國製裁帶來的資金缺口，而北京也試圖利用俄羅斯的融資需求從後者獲得更多資源。根據2014年5月在隆重儀式下籤署的協議，北京同意未來30年從俄羅斯購買價值4000億美元的天然氣。俄羅斯國有能源集團——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稱之爲該公司歷史上最大一筆協議。俄羅斯還表示，願意在油氣勘探項目中給予中國投資者多數股權。一家中國財團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資計劃爲交換，拿下一項大合同——建設連接莫斯科與南部城市喀山之間的高鐵。

然而，儘管有來自高層的強烈政治意願，兩國關係仍顯得異常地空洞淡薄。幾個月前在聖彼得堡的一場商務會議上，俄羅斯中國總商會會長蔡桂茹對與會者說：「我們知道你們喜歡我們的資金，但你們並非真正喜歡我們。」「我們一直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我們不會放棄。」她的發言引發了臺下俄羅斯聽衆尷尬的笑聲，但沒人反駁她的說法。

去年8月一個炎熱的週日下午，一羣中國記者在黑龍江同江市附近的一處建築工地走下一輛大巴。他們來這裏是爲了報導一項規劃已久、通往俄羅斯的鐵路大橋——首座跨越界河（中國稱黑龍江，俄羅斯稱阿穆爾河）連接兩個大國的大橋。這座大橋（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議建設）本可以成爲兩國友誼日益增進的象徵。但中方在自己一側延伸至遠超過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經建好了鋼架，而俄羅斯一側的建設卻仍未開工。當一名中國攝影記者對著雜草叢生的對岸拉近鏡頭時，他只看到了一座搖搖晃晃的瞭望塔，一個身穿軍裝的稻草人在頂部平臺上放哨。由於缺乏規劃和融資，人們並不認爲這座大橋最早將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兩國過去兩年宣佈的大型合作項目中，很多都同樣進度緩慢。例如，「西伯利亞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線正在進行建設，但落後於預定計劃（2014年，普丁與習近平在雙方還沒最終敲定價格之前推動透過該協議）。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旗下卡內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員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類延期的首要原因在於大宗商品價格變動——如此低的油價使許多項目可能變得不再可行。」中國的反腐運動也拖累了已規劃的俄中合作，因爲中國國有石油企業受反腐影響尤其嚴重。「許多幾年前曾與謝欣談判的人現在都進了監獄，」加布耶夫說。伊戈爾•謝欣(Igor Sechin)是俄羅斯國有石油企業——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執行長。

中國投資者抱怨稱，雖然莫斯科承諾向他們敞開大門，他們還是要面對來自俄羅斯政府官員的猜疑和敵視。隨著許多分析師預計俄羅斯經濟在油價暴跌衝擊下將連續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國經濟放緩將攪亂全球市場，用俄羅斯的資源換取中國資金的簡單合作模式已變得更爲複雜。在去年9月俄羅斯東部城市符拉迪沃斯託克召開的一場投資會議上，俄羅斯副總理尤里•特魯特涅夫(Yuri Trutnev)駁斥了中國代表對俄羅斯銀行不貸款給中國投資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國人想到俄羅斯做貿易或投資，他們應「帶上自己的資金」。特魯特涅夫還說，中國需要做的「不僅僅是考慮中方的利益，還應考慮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問題在於，除了外交領域，其他領域的雙邊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關係運作——不論是在建築工地還是在董事會會議室——所需的日常關係如今纔剛剛開始建設。「俄中經濟合作的結構不會真正帶來廣泛的人員交流，」政府支援的智庫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RIAC)理事長安德烈•科爾圖諾夫(Andrei Kortunov)說，「在我們與義大利、德國等國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業在俄羅斯設立機構，僱用很多俄羅斯人。多年來，多層次的人員交流伴隨著文化交流、跨國婚姻一直在擴大。而在與中國的交往中，這種情況很少出現。」

考慮到兩國的地理和歷史，這種現象並不奇怪。雖然兩國的陸地邊界超過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兩國的發展卻各行其道。兩國接壤的邊疆地區都並非各自的歷史或經濟核心區。儘管中國東北各省擁有逾1億人口，但與東部、南部地區相比，這一地區像一潭死水。黑龍江省（與俄羅斯接壤邊境最長的省份）的年輕一代很多人都離開家鄉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羅斯很長時間一直在努力將其對與中國接壤地區的控制由專注獲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統治風格轉變爲一種更加現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蘇聯時期，當局都不得不透過訴諸武力或提供高額獎勵讓民衆遷移至該國的亞洲部分。俄羅斯最靠近中國邊境的地區覆蓋著廣袤的森林、沼澤，這裏的冬天甚至比其歐洲部分更加嚴酷。這裏還是衆多勞改營的所在地之一，囚犯們被髮配到這裏勞動，直至累死。讓人們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無償分發耕地——普丁政府去年恢復了這一19世紀的政策。即便現在，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居民數量也不過500萬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區的居民估計有1700萬），而且他們中許多人還都想西遷。

這種人口的不均衡分佈——加之對1855年俄羅斯侵佔原本屬於中國的領土的記憶——一直讓俄羅斯人擔心，日益強大的中國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羅斯遠東的部分地區。2008年，在兩國徹底解決一起曠日持久的邊界爭端時，莫斯科與北京一致堅稱，歷史的這一章已經過去。但兩國的普通民衆仍心存警惕。「我們知道現在不應該討論這件事，我們還不夠強大，但時機成熟時，這些土地必須歸還我們，」谷小梅（音）說。谷是中國電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員，曾在靠近中國邊境的俄羅斯城市比羅比詹(Birobidzhan)的一處建築工地工作。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俄羅斯人表示，中國人日益控制當地農業和建築業讓他們感到擔心。「他們當然可以來這裏參觀，但應該進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羅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維爾•葛羅米柯(Pavel Gromyko)說。

在擁抱東方方面，俄羅斯精英實際上並未作出表率。許多精英像沙皇時代的俄國貴族一樣認爲自己應牢牢地植根於歐洲——儘管普丁經常憤怒地抨擊西方。包括普丁密友根納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內的俄羅斯寡頭們在倫敦、日內瓦、聖特羅佩等城市都有房產。高級政府官員紛紛將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宮一名高級官員稱：「說我們不是歐洲人簡直太荒謬了。」去年9月，一家俄羅斯國有企業在符拉迪沃斯託克的會議期間舉辦了一場奢華晚宴，所有食品——從沙拉到甜點——都是從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兩架飛機空運過來的。

除了地理和歷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採取的不同路線也使兩國社會漸行漸遠。在北京，共產黨政權仍牢牢地掌控著權力，而在莫斯科，共產黨政權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這或許會讓許多西方人想當然地認爲俄羅斯會實行市場經濟，而中國仍實行計劃經濟。然而，相較於俄羅斯，中國超過35年的市場化改革已將其與全球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比俄羅斯早了10年。此外，有兩代中國人都依靠爲世界市場製造西方品牌的產品謀生，而俄羅斯缺少這種與全球經濟的聯繫，因爲俄羅斯經濟主要依賴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來，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羅斯與全球經濟進一步脫節。

與此同時，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財富積累使得數百萬家庭能夠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學，這有助於在中國與歐洲和美國——而非俄羅斯——之間建立文化和私人聯繫。那些到俄羅斯留學的中國學生大都是成績不夠好或者父母不夠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國邊境的巴羅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歲的吳鵬（音）說：「我沒能透過可以讓我得到赴歐洲留學公共獎學金的英語考試，所以只好來這裏學習俄語。」

一張1955年宣傳中蘇友好的明信片

俄羅斯專家告誡稱，中國年輕一代對西方國家（主要是講英語國家）的偏愛對俄中兩國建立友好關係是一項嚴峻挑戰。「我們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聯繫作爲基礎，」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理事長科爾圖諾夫說，「但那個年代培養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國已不是主流。」

雷戴軍一家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儘管他對俄羅斯有著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經越發受到美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手——的吸引。雷戴軍的小女兒雷卿（音）最終促成了父親的俄羅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紀80年代第一批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之一，而且她還留在了美國。父母整個旅行的費用都由她支付。俄羅斯官員希望，這樣的觀光之旅可以進一步拉近兩國的距離，的確，雷家正是越來越多到訪俄羅斯的中國遊客的一部分。2014年，訪俄的中國遊客數量成長了11%，達40.9817萬人次，超過德國遊客數量——首次成爲訪俄人數最多的外國遊客羣體。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親一樣從事教師職業的雷瑾說：「這裏沒人說英語。」對她的兩個孩子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旅行。她12歲的兒子尤青峯（音）覺得，莫斯科看起來比起他在電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國窮好多。「這裏一切都很舊。他們說地鐵很漂亮，但是太舊了！」

吳鵬來自中國東部江蘇省的一個企業家家庭，是一個開朗、有志向的年輕人。他回憶起來俄羅斯頭兩年的痛苦經歷，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來。如今，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並表示想在俄羅斯再呆5年多賺點錢。自2012年大學畢業以來，他曾擔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參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會；現在，他爲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承包建築工程的中國國企提供駕車和翻譯服務。但當我問他是否感覺像在家鄉一樣、有沒有俄羅斯朋友時，他停頓了一下。「沒有。工作之外，我與俄羅斯人沒有任何接觸，大多數時間我都感到無聊，」他微笑著說，「對我們來說，俄羅斯跟西方一樣都是異國他鄉，而且還沒有那些好處。」

韓青（音）是一名來自中國古都西安的醫生，現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醫診所工作。他說，俄羅斯患者讓他覺得完全就像謎一樣。「通常情況下，我們要望、聞、問、切，」他說，指的是傳統中醫使用的4種診斷方法——觀察患者的氣色、辨別體味、詢問症狀以及給患者把脈。「但這裏的人膚色如此之白，我從他們臉上看不出什麼。而且，他們噴的香水太多，我無法辨別任何氣味。我也完全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所以，只能靠把脈了」。

亞歷山大•奧辛和妻子張風華（音）

然而，有跡象表明，情況或許正在發生變化。「誰能想到兩國關係會變得如此緊密？」娶了中國東北媳婦的53歲俄羅斯人亞歷山大•奧辛(Alexander Osin)說道。他說，當他7年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妻子時，他們是奇特的一對兒。奧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過培訓的語言學家，曾立志成爲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張風華（音）是一名敢於冒險的女商人，她爲在俄羅斯的其他中國人代辦簽證和工作許可證。「我們這一代人曾受過西化教育，」奧辛說，「我本以爲自己將成爲一名政府官員，但後來蘇聯解體了，我的願望也落空了。但現在，我感覺與中國非常親近。中國人就像我們自己人一樣。」

他的妻子說，上世紀90年代作爲一名俄語進修生來到莫斯科時，她感覺俄羅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現在不一樣了。俄羅斯人對我們的看法已經變好。他們看到了我們取得的成就、我們工作多麼努力、我們的國家取得的進步，」她說。

這不僅僅是某個人的印象。過去一年，加強俄中經濟聯繫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羅斯服務公司以及專業人士對中國的興趣，幾十家莫斯科律師事務所、翻譯服務及公關公司已經向中國派駐代表，並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設立辦事處。民調顯示，俄中兩國居民對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斷增加。美國研究機構皮尤(Pew)的數據顯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俄羅斯人的比例已從64%上升至2015年創紀錄的79%。俄羅斯所做的民調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儘管皮尤的民調發現，對俄羅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國人的比例從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所做的定期調查顯示，自2011年以來，俄羅斯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每年都超過美國。

「從最基本的來說，經濟方面的看法已經在發生變化，」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邊境問題的人類學家卡羅琳•漢弗萊(Caroline Humphrey)說，「雖然俄羅斯人過去看不起中國人，但如今他們開始以羨慕的口吻談論中國人。另一方面，中國人也絕不會再將俄羅斯視爲蘇聯時代的老大哥。」

然而，兩國關係要發展成真正的友誼，這或許還不夠。「俄羅斯對中國的需要超過中國對俄羅斯的需要。俄羅斯已經別無出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說，「但兩國總體關係還遠未達到官方宣傳想讓人們相信的高度。俄羅斯精英現在纔開始意識到，如果想吸引中國人來，將不得不參加一場淘汰賽。」

一些官員和學者指出，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俄中兩國政府更有機會改變國民態度。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的科爾圖諾夫說：「在其他政治制度中，這些事情透過公民社會進行，但俄中兩國有很特殊的公民社會。」取而代之的是，這一進程更多地受到上層的引導。俄中兩國政府官員與政治學家表示，他們正在努力克服造成兩國隔閡的無知和歷史積怨。

拉里莎•斯米爾諾娃

同樣供職於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並在中國東南地區的廈門大學(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爾諾娃(Larisa Smirnova)說：「在中國，（俄羅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羅斯，中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丁和美麗的俄羅斯姑娘。」她告誡稱，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利用蘇聯解體以及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經歷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作爲警世寓言。許多到訪俄羅斯的中國人都震驚於俄羅斯比中國落後的基礎設施。

「俄羅斯的道路坑坑窪窪，機場破舊不堪——我們的確已經超過他們，」谷小梅說。另一方面，俄羅斯學者表示，中國人對俄羅斯文化、自然風光或建築景觀知之甚少。「中國人爲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們也有必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羅斯文學、藝術等資產，」斯米爾諾娃說。

要培養兩國年輕一代之間的相互理解，她呼籲中俄兩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必須走向步調一致，促進學位互認，推動更多的大學合作關係和聯合研究項目。另一個辦法是引導媒體。「只要停止不斷地進行口誅筆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見就會消失，這種轉變正在兩國顯現，」她說，「俄羅斯長期以來都存在仇外的問題，有些人熱衷於傳播『黃禍』論，但如今這種論調已經在俄羅斯媒體上消失。」中國實行嚴苛的審查制度，而俄羅斯對媒體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格，因此，這種方法或將被證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羅斯的一場會議上，中國副總理汪洋對俄副總理特魯特涅夫說：「我們必須限制負面的報導。」

構建共同敘事的一個比較容易的主題是兩國對軍事英雄主義行爲的喜愛以及被西方誤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爾諾娃與她的中國學生一起觀看了2015年俄烏合拍電影《女狙擊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講述二戰狙擊手柳德米拉•帕夫裏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歷史片。其中一幕表現的是這位年輕的女狙擊手試圖勸說美國加入對抗德國的戰鬥，她說：「我25歲，擊斃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爾諾娃說：「我的學生絕對喜歡這部電影。」作爲中國人的妻子，她堅稱，雖然俄中兩國人民必須克服重重障礙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這一點，他們之間的私人關係將比與西方人的關係更加深厚。

「這兩個仍試圖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國家有一些共同點。兩國都有著共產主義背景，兩國的未來都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她說，「在西方，人們通常認爲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應該遵循的標準。俄羅斯人與中國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錯事，扯淡。我們可以建立非常強大的心靈互通。」

席佳琳(Kathrin Hille)是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

譯者/申凱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在好幾個海外研討會上，一些與會者都要情不自禁地評論一下今年6月初的那件涉及中國的外交風波：中國外交部長在加拿大首都的記者招待會上怒氣衝衝地訓斥一位加拿大女記者，馬上引發了加拿大媒體的廣泛抱怨，然後記者團體跟進一步向加拿大的反對黨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投訴，最後終於鬧到該國總理杜魯道親自出來平息這場「記（者羣）憤」，說他本人已經關注此事，當面向中國外長表達了加拿大官方的不滿。

這場外交風波其實沒什麼特別重大的份量，卻鬧得半個世界都知道，而且一直議論紛紛，因爲在國際上很多觀察家都把此事和目前的幾件大事——南海爭端、美中軍演、臺灣政情、杭州G20峯會——聯繫起來評論，往往作出中國是「強國崛起、全面稱霸」的辛辣解讀。

本篇評論力求站在政治文化和行政體系比較的層面，對中國外交官訓斥外國人這類公開表現，作出同情理解的適度詮釋。同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在這裏的意思是：即便你不同意對方的說法或做法，也能置身於對方的情境中真切理解對方爲什麼那麼說那麼做。中國畢竟已經成爲國際政治包括軍事和安全事務的最重量級參與者之一，同情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表達和表現方式，至少有助於抑制從最壞的可能去測度對方的惡性互動循環。

革命外交的傳統和理性立場的護罩

首先我們要理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是源於「革命外交」譜系的，雖然當下北京已經不再對外頻繁使用這個術語，但革命外交的傳統並沒有截斷，其核心精神是把外交當作「鬥爭」和「戰線」，把外交場合當作「戰場」。如果把上面提及的那場加拿大風波放在革命外交的傳統裏看，它並不特別地刺激人。20世紀下半葉最令人難忘的革命外交事態，還是蘇聯所展示的那個超級大國總理的那一言和那一行：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時面對著美國官員說「我們要埋葬你們」；1960年10月在聯合國大會上被菲律賓代表所激，惹得赫魯曉夫及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脫下鞋子敲擊桌子，事後被罰款。

如果我們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找到一位夠格的革命外交鬥士，當屬江青。1972年2月她接待首次訪華、得意於自己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表現也可圈可點。當江青陪同尼克松觀看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時候，他試圖表現出西方紳士的風度，江青卻咄咄逼人：「你爲什麼拖到現在纔來？」所幸舞臺上此刻革命音樂喧聲大作，免去了尼克松的麻煩——他得費力辯解美國19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主義和1960年代越戰的政治險阻，令任何美國政界高層人士不敢跑到反帝堡壘中國來（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Ch. 10）。

假如我們不僅僅侷限於高層官員的圈子，中國革命外交的生猛表現，還有一個非同凡響的實例：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武裝衝突，你轟我炸，雙方死傷不輕。蘇聯最高層擔心邊界區域性戰爭失控，想與中國最高層對話了結衝突。蘇聯總理柯西金親自透過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講話。中方的話務員一聽對方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柯西金，未經授權，就徑自把對方大罵一通：「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了。時任中國第三把手的周恩來爲此極爲惱火，親自向一把手和二把手毛澤東、林彪寫信反映（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403頁）。

不過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外交傳統中高層官員的火爆表達，未必就是該官員的真實政策立場。有時恰好相反，火爆表達者私下裏可能持有非常理性客觀的見解，他在公開場合下的革命怒火式表示，是爲着在適當關頭提出穩健政策建議而設的保護罩。我們很多人都記得外交部長陳毅當年那番震撼東西方的公開叫板：美帝國主義你有膽量就打過來，我等你這麼多年了，頭髮都等白了！可是這位多年裏被外界視爲「極端好戰分子」的外交部長，1969年9月中旬卻私下裏給北京決策層建言：中美之間有必要舉行部長級或更高層的會談，以緩解中國的國際安全處境（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 139-144）。

名義上的對等和背後的不對等

除了以上兩大方面，第三個因素也很關鍵，忽視了它，我們就難以同情地理解中國外交官的某些表達和表現方式爲什麼是這樣那樣，此乃「級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外交部長是總理周恩來本人兼任（1949-1958年），第二任部長陳毅是副總理兼任（1958-1972年）。他們是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級別的，也就是說，是黨政核心領導圈的成員。參與頂層決策、知曉頂層意圖、有正常機會向頂層反映外界動向，使得他們在公開場合下說話既有底氣也有分寸，知道如何周旋拿捏。

而最近幾屆的中國外交部長，就是正部級，既不是國務委員（字面上相當於西方的內閣成員），也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更不是政治局成員，距離當下的黨政頂層隔了好幾個臺階。這就使外交部長在公開場合下，表達和表現俱受沉重的約束。絕大多數時候，他只好寧硬勿軟，寧苛勿松，寧狠勿柔，總之一句話，寧左勿右，此乃官場之常情，每個稍有社會閱歷的中國人都明白。即便我們目前尚無法從中方當事人那裏直接獲知其中的般般細節，也能夠從和他們打過交道的外國政要那邊，側面透視其中的一些奧妙，以下是近期的兩個實例。

其一是2001年4月1日發生的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機相撞事件。中國軍機墜毀，美國機組24人迫降在海南島，這對美中關係是突發的嚴重危機。尤其考慮到美國的政治生態現實，當務之急是要中國把他們的人釋放回去。美國國務卿鮑爾（先前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火燒眉毛地給中國外交部長打熱線電話，可是沒人接話。多番周旋之後，焦頭爛額的美方纔跟中方說上了話，危機逐步緩解。（Shirley A. Kan, Richard Best et al, 「China-U.S.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of April 2001: Assess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10 October 2001, Order Code RL30946）。事後不久鮑爾赴新加坡出席亞太區域安全會議時，親切地握著中國外交部長的手說：下次遇上這種緊急重大事件，我給你打熱線電話，請你務必馬上接聽！中國外交部長笑笑點點頭。

當筆者看著電視上鮑爾對記者複述這個細節時，很是感慨：你們美國高官實在太不瞭解中國的決策過程了！發生這等突發大事件，中國的一個正部級官員怎麼可能立刻跟你對話？那要經過多少級別、多少系統、黨政軍情報警察一路下來都搞定了，才能輪上外交部長去跟美國外交部門首長傳話。你以爲中國的外交部長等於美國的外交部長（即國務卿）呀？稍微熟悉美國政治體制的讀者都知道，就外交事務而言，美國國務卿是直接向國家元首、三軍統帥總統本人負責的，二者之間沒有更多的層次隔開了。而在中國的體系裏，二者間隔了多少層次？

其二是2010年5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率領代表團來北京參加第二屆「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希拉里以前雖然也來過北京，但那時是以第一夫人身份來的。這次她作爲美國外交部門首長來華，率領的是一個200多名官員的龐大代表團，其中有好幾位正部級和副部級的美國官員（「US-China top-level summit talks in Beijing to address world affairs」MercoPress, 24 May 2010）。會議結束希拉里回到美國，對記者訴說這番談判是多麼重要多麼艱難，其中提到一個生動的細節：當她走進會議廳的時候，中美雙方代表團高官名字的牌子擺在兩邊的桌面上，她朝中方那邊看，正對面卻看不到中國外交部長人名的牌子，就問：「Where is my counterpart?」（「我的對應官員在哪兒？」）在這個場合，中方正面座次的官員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然後是書記處書記，然後是國務委員，再然後是部長，等等。

令希拉里不解、發出疑問的緣故，和上述鮑爾的例子是一回事：她以爲中國的外交部長就等於美國外交部門的首長。嚴格講起來，在當今的中國行政體系裏，沒有任何一位單個的官員，堪稱是美國國務卿的「counterpart」，你得要數一串中國官職才能跟美方對應。

理解「中國特色」的起步

以上兩個實例是筆者講述比較政治社會學和國際關係課程上極具啓迪價值的素材，有助於讓西方學生明白中國行政體系的異常複雜性。筆者費力解釋完以後，總是要用一個比喻：你們西方的行政系統像三明治，我們中國的行政系統像千層餅。理解你們西方的國家治理架構，主要看紙上是怎麼寫的；理解我們中國的國家治理機構，主要不看紙上是怎麼寫的。諸位欲搞清楚什麼是「中國特色」，必須從這裏起步走。

末尾要說明一下，本篇評論裏所列舉的實例，沒有寫明最近幾屆中國外交部長的名字，因爲筆者並不是針對具體個人而發這些議論，實乃借這些案例來解析中國的政治文化和行政體系。本文開頭所說的「同情理解」，這個考慮也是包含在內的。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6月18日，中國外交家吳建民先生在武漢遭遇車禍去世。吳先生的意外離世不出意外地引起了中國學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在一片震驚、惋惜與哀悼聲中，看到一些前段時間還在指名道姓地謾罵吳先生是「軟骨外交家」、「翻譯外交家」的「愛國主義表演藝術家」突然擺出一種沉痛的樣子來，還真有些無法適應。其實並不是這些人內心悔悟，而是在這個時候，擺出這種沉痛的樣子，實在是消費吳先生的最佳姿勢。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很少有真誠，只有貌似真誠的表演。

平心而論，就近幾年吳先生引起廣泛爭議的話語而言，其實並沒有什麼離經叛道之處。這些話語在大方向上與中國的大政方針並沒有任何牴觸之處，在內容上也多是爲建國以來幾十年的內政外交所驗證的常識。如果吳先生只是在小圈子裏講這些話，幾乎不會引起任何的波瀾。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爲什麼當一位資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會里講出這樣的常識，居然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居然會因此招來如此多的侮辱與誹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吳大使敢說真話的個性之外，其實也有中國社會變化、階層分裂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正因爲此，經歷了毛時代、鄧時代巨大變化的中國精英，對於和平與發展始終保持著近乎於信仰的執著。他們從自己的成長經驗與對世界的認識出發，堅定地認爲，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周邊大國林立、地緣安全域性勢高度複雜的國家而言，融入世界而非四處樹敵，更加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而言，吳大使的主要觀點與其說是天真的和平主義，倒不如說是體現著鄧小平時代政治精英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看法，那就是韜光養晦、和平崛起。

這種體制內的主流看法，曾經也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主流看法。這一方面是因爲體制內的精英與社會大衆擁有共同的「由亂入治」的歷史經驗，因此也更容易對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形成統一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在那個時代，由於資訊的不對稱、話語權力的高度集中，老百姓在國家大事方面更多地處於被灌輸、被塑造的狀態，也因此更容易與精英達成一致。

然而這樣的一種精英與大衆一致的狀態，卻在最近這十年，被世界局勢的改變與中國社會的發展迅速瓦解。

一方面，中國的國力膨脹讓民族主義抬頭，而隨著國家實力的膨脹，中國與舊有世界秩序的緊張與摩擦，又刺激了這種民族主義向對抗的方向發展。坦率而言，中國作爲一個超大國家，在融入世界的過程當中很容易產生這樣的情況。這是因爲，與那些很容易融入世界的小國不同，中國的規模決定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也是中國改變世界格局的過程。當中國積貧積弱的時候，這種融入可以比較完美地開動，但是當中國隨著融入的過程而變得日益強大，這個過程對於世界格局的影響就會同步變大，而這也的確很容易帶來與舊有世界權力格局的緊張與衝突。早期的中國社會更多地感到的是發展的機遇，而現在的中國社會則在習慣發展的同時，對發展中所遭受的擠壓更加的敏感。

吳建民先生敏銳地感到了中國社會這種情緒，並儘可能地對大衆進行疏導與教育，然而今天他所面臨的大衆，不再是與他具有共同生活經驗與歷史智慧的大衆，而是更加年輕、更加躁動，更加習慣碎片化閱讀而非理性思考的一代人。讓人熱血沸騰的粗暴口號，比柔和的智慧話語更對他們的胃口。

另一方面，今天大衆與精英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衆變得更加難以馴服，甚至充滿了解構的力量。這讓吳建民大使的脫胎於體制的「天然正確」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其實這種「政治正確」的危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這是後現代社會、資訊社會讓知識與權威再分配的必然結果。然而在中國，由於社會管理模式的特殊性，這種解構往往集中表現在醫生、教師、律師等行業當中，對於政治精英的解構仍然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然而相比於內政來說，外交則是一個相對較爲放開的話域，也正因爲此，外交領域內的「政治正確」在近幾年中受到了嚴重的消解。

在「中國外交是不是偏軟」、「中國外交官是不是翻譯」等話題背後，是社會力量對體制權威的顛覆與衝擊。在這個角度上來講，吳建民與羅援的辯論根本是不公平的，因爲吳建民所代表的外交系統是可以罵的，可是軍方的尊嚴仍然是不容侵犯的。在中國，這種對於外交系統的衝擊與顛覆又有很大的特殊性。由於來自於「右」的批判通常被認爲有「出賣國家利益」的嫌疑，因此對於外交的更安全也更容易被寬容的批判，通常就得基於「左」的一面。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旗幟下，討論外交「偏軟」，批判外交官的西化，成爲了一件既不犯規，又迎合大衆顛覆心態的事情。在媒體高度商業化、自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以愛國主義爲主要題材的行銷就成了主題，而在這個主題當中，吳建民大使就成了絕佳的題材。

吳建民大使的悲哀之處不僅僅是在於，他處在一個「政治正確」與專業權威同時遭到顛覆的時代，而且在於他真誠地誤以爲，和他辯論和他衝撞的人與他進行的是觀點之爭。事實上，大多數與他爭論的人，只不過是選擇了一種安全的「死磕」式行銷而已。然而這種行銷是危險的，對於裝瘋的人來說，裝著裝著就瘋了並不罕見，對於無知的看客來說，對瘋狂見怪不怪，往往是捲入瘋狂的危險前兆。

吳建民大使在最後的幾篇文章裏，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危險性的大聲提醒，其實透著一股無奈的困惑——爲什麼這麼危險的遊戲，還會有人如此津津樂道。吳建民大使其實並不明白，有的人並不愛這個國家，只是透過裝作愛它來撈取利益，而並不關心這樣的遊戲，對這個國家究竟是好是壞。這是吳大使的困惑，也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最讓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川普的崛起。川普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系統完整的政治主張，時常胡言亂語，語不驚人死不休，卻從共和黨16位參選人的圍追堵截中脫穎而出，並對老牌政客希拉里•柯林頓造成了明顯的威脅。爲什麼那麼多美國人支援川普？學者和媒體莫衷一是。而在中國，川普同樣有一批忠實的支持者，他們雖然無法投票，但活躍在各類社群媒體上，熱衷於收集川普的各種言論並進行正面的解讀和評價，甚至將之上升到「川普是人類救星」這樣的高度。

和美國的支持者相比，中國的川普支持者有這兩點特別之處：一、他們對川普是「真愛」。有些美國人雖然決定投票支援川普，但並不喜歡這個人，有的還很討厭他，只是因爲對現狀感到憤怒而選擇了他；川普在中國的支持者不牽涉到投票的問題，沒有現實利益的糾纏，很多只是單純地喜歡或認可川普這個人；二、美國的川普支持者被公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社會地位不高，屬於中下層，所以希拉里•柯林頓纔會失言說他們的一半都是「可悲之人」，「覺得政府和經濟辜負了他們，沒人在乎他們，沒人爲他們的生活際遇和前途著想，爲了改變現狀他們可以不顧一切」。而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中不乏某些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性思維、社會地位高尚的成功人士和精英。關於這一點，只需到微信或知乎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在那些地方，公開譴責川普的言論很少見，而對他表示讚賞、進行開脫美化的大有人在。

爲什麼中國的精英沒有像美國精英那樣反對川普？這裏面有國情的不同，有關注點的差異，不過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兩國精英的成長環境不同，導致部分中國精英更認可川普在政治正確、反恐、穆斯林等問題上的觀點。

川普最受詬病的行爲之一，是他對移民、穆斯林和女性的種種不加掩飾的貶低和侮辱，這對深受人道主義精神、平等意識和民權運動洗禮的很多美國精英來說，完全不可接受。最近曝光的川普侮辱女性的影片，更是觸及了美國社會的底線，讓所剩不多的一些精英也和他劃清了界限。而某些中國的精英崛起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社會氛圍中，雖然也不太認可川普的某些表述，但也沒有那麼反感，更談不上憤怒和譴責。

過去30多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是在大亂之後開始的，沒有思想啓蒙運動。官方爲了進行改革動員，竭力渲染過去福利制度和大鍋飯的弊病，加上一些學者的推波助瀾，導致「市場經濟就是完全的自由競爭」幾乎成了全社會的共識。由於沒有精神和規則上的約束，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崇拜諂媚強者，唾棄貶低弱者，關愛、平等對待弱勢羣體的氛圍遠未形成。因此，中國社會基本上不存在爲保護弱勢羣體而衍生的「政治正確」，歧視、物化女性，取笑殘疾人的言論比比皆是。

而這些認識，在部分中國精英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他們能成功是因爲他們更能適應和駕馭上述規則，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九死一生，被別人傷害，也傷害別人，漸漸形成了鐵石心腸和自我優越感，認定自己的成功是自身努力和稟賦高的結果，而那些競爭中的失敗者，肯定是因爲懶散不努力，或有其他缺陷，怪不得旁人。因此，他們比普通人更迷信自由競爭和個人奮鬥，更相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更警惕福利養懶人的弊端，也更認可川普對政治正確的不屑和攻擊。

具體到美國，很多中國精英認爲希拉里代表的民主黨和左派對黑人社區的種種不盡人意之處視而不見，舉凡未婚生子、犯罪率高等問題，通通歸咎於社會，不敢直斥黑人自身的問題；爲了維護變性人的權利，竟然不顧公共安全，讓他們隨意選擇上男女廁所。面對這種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川普敢於面對現實，冒著得罪人的風險勇敢說出了真相，誠實坦率，令人欽佩。

至於川普所發表的侮辱女性的言論，在中國精英看來同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以說，很多中國男性精英是中國目前男女關係失衡的最大受益者，他們被畸形的婚姻市場驕縱得不可一世，在物化、貶低女性方面比普通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某媒體男記者涉嫌強姦女實習生，男性同行大多在替他不忿，認定是女方索取利益不遂進行的報復；男教授猥褻騷擾女學生被停職，很多同行和學生替他可惜不值，認爲處罰太重，甚至有人質疑女學生的精神狀況。事實上，相當一部分男性壓根不認爲上述記者和教授的行爲有什麼不妥。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裏成長起來的人，自然理解不了川普因爲幾句鹹溼的話就被搞得衆叛親離的現象。

另外，川普言辭間表露出的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警惕，和中國很多精英的世界觀有異曲同工之處。自「9﹒11」以來，「伊斯蘭恐懼症」已經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現象，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伊斯蘭恐懼症」，有中國本土的誘因，也離不開國際事件的影響，特別是近一兩年歐洲的難民危機和頻發的恐怖襲擊，讓很多人對穆斯林和歐洲左派大搖其頭，認爲穆斯林正在憑藉高出生率「佔領」歐洲，毀壞歐洲的文明基礎，歐洲前景堪憂。而歐洲知識分子和精英爲多元文化政策和政治正確所累，不敢拒絕難民的任何要求，不敢旗幟鮮明地指斥難民的不當之處，甚至在難民犯案之後，還在苦心孤詣地替他們淡化、開脫、掩蓋，這些做法幼稚、一廂情願、好心辦壞事，最終一定難逃「農夫和蛇」式的下場。基於這些認識，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持槍對抗恐怖分子等言論，就比希拉里強調的包容合作、控槍等言論更受中國人的歡迎。

再從個人風格來看，川普講話沒有邏輯，經常信口開河，言語粗鄙，觀點偏激，忽左忽右，爲美國精英所不喜，而中國不完善的市場機制決定了很多精英本身就出身草莽，加上過去幾十年革命哲學的影響，整個社會在很長時間裏以粗魯、不講衛生、不修邊幅爲榮，這使得很多人將川普的粗鄙、言行不一美化爲好玩、正直、不虛僞、心直口快。而希拉里的正統政客形象，反而讓很多人無感。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點，百度帝吧網友相約翻牆「茬架」。一時間，幾家臺灣媒體和蔡英文的FB主頁寫滿了大陸網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過江。

在大陸的網路世界中，這當然並非第一場網民「茬架」，只要稍做搜尋便不難發現，諸多明星和遊戲貼吧都曾經因此淹沒。如果套用勒龐的解讀，這種網路運動更像是一種集體狂歡，它透過情緒的暗示和傳染，使參與者沉浸於一種信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無需多餘的對話，狂歡作爲一種手段，同時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歡中，網路青年的集體行動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裝之中，它沒有刺刀見紅、沒有流血犧牲，但卻被想像爲一場不見硝煙的精神「革命」。煙消雲散之後，「革命」的傳奇敘事毫無意外地在網路中流傳開來。

然而，更爲有趣的是，一覺醒來，兩岸網民對同一事件的回憶卻千差萬別。雙方透過不同的敘事策略，奇妙地維繫著彼此穩定的政治想像。

在大陸一端，「茬架」被描述爲一邊倒的勝利。令大陸網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網路「軍隊」分工明確：不論後勤保障、人員召集、圖片製作、臺獨言論整理、網貼翻譯還是對外協調，其組織之嚴密、言辭之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著咒罵和混亂的網路抗議。大陸網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歌唱祖國、朗誦詩歌，一時間陽光普照，大陸城市建設、風土人情、科技發展、美食文化的圖片紛紛灑向對岸。蔡英文的facebook主頁被貼滿了八榮八恥的政治口號和余光中的鄉愁詩句，三立新聞甚至要依靠編造「挪威支援臺獨」的假新聞來苦苦支撐，在酸菜魚和辣子雞的光芒下，兩岸網民實現了「大和解」。

不過，在PTT、卡提諾論壇等臺灣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所建構的故事則完全是另一個形態。如果說周子瑜事件激發了臺灣民衆強烈的反抗情緒，那麼在FB事件上，臺灣網民的反應實在波瀾不驚，甚至還有些冷嘲熱諷。此間臺灣網民最爲津津樂道的橋段，莫過心懷「惡趣味」的帶路黨們。他們將欠缺「翻牆」經驗的大陸網民指向國民黨統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惡搞爲「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陸網友「攻陷」。在PTT、卡提諾論壇等知名BBS上，臺灣網民更多在談論那些「笑到肚子痛的烏龍」，嘲笑大陸網民想要攻陷PTT論壇，卻「氣得頻跳腳」（因爲這個論壇在註冊後要登錄500次纔可以發言），「讓臺灣網友度過今年最歡樂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單就兩種故事版本而言，也許一個人很難判斷這場羅生門的勝利者是誰（如果存在勝利者的話）。或許，它就像兩位同唱一首歌的業餘選手，因爲懷著彼此的鄉音，一個人唱成狼牙山，一個人唱成澎湖灣。

進一步講，這場政治戲謔以完全不同的兩副面孔呈現在了海峽兩岸，與其說是一場網路「茬架」，不如說更像是單方面的「盤道」，雙方自說自話，鮮有正面交鋒，更不用講奮起反擊，於是最終卻相安無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歡著各自的狂歡。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兩岸之間，以至於沒人願意掀起一個縫隙，允許一束對面的光打進來。

爲何同一事件，會在兩岸網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會體驗與社會記憶呢？心理學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過這樣一項有趣的調查。他們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的學生，一同回憶一場雙方几周前進行的橄欖球比賽（因爲暴力衝突，這場比賽在兩校學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兩所大學的學生對同一場比賽的回憶和評判相隔千里。據此，兩位學者總結道，社會事件從來不會自動呈現出客觀真實的面向，個人的記憶與其說取決於事實本身，不如說取決於長期社會化所獲得的情感認同。

這有些像E. Bernays所謂的「防邏輯隔離層」（logic-proof compartment），雙方都會將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歡所需的補給。臺灣網民會自動消解大陸網民這種戲謔儀式的初心，大陸網友也會將臺灣網民想像爲不堪一擊的頑固分子。不幸的是，雙方的想像相互抵消，民間對話的中間地帶仍然單薄。

網路中已經有太多對於此次事件的評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諷，也有愛國者的捍衛，但被大多數人忽略的一點是，我們的評價究竟應該遵循何種準則？或者換言之，這場所謂的網路「茬架」，究竟意義何在？

如果是單純的宣洩愛國情緒，那麼，大陸網民無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國族想像。如果是「教訓」臺獨分子，那麼，這是一場從開始便註定失敗的說服（當然，大陸網民至少獲得了精神勝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麼，臺灣網民雖然做出反應，但這種反應無疑在大陸的網路敘事中被誇大了。如果還有第四種可能性——對話和理解呢？

臺灣學者陳陸輝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陸「讓利施惠」並未改變臺灣民衆的「國族認同感」，甚至「我是中國人」的認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斷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認同」一直隱藏在「理性自利」背後，左右著臺灣人的認同指向。換言之，即「基於族羣文化感情聯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力量」。

民間交流無疑是族羣文化聯繫的重要途徑，不過，在周子瑜事件塵埃未落的關頭，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聯接了兩岸的民間聲音呢？當然，有人會堅持認爲，它本身僅僅是大陸網民愛國情緒的宣洩而已，但這種宣洩的結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動因爲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爲這個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答案。

我並不懷疑此次FB事件會被寫進兩岸民間交流的歷史中，但它的意義也許更多在於跨過一面牆，而不是架起一座橋。

（作者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社交是一種心理的交流和需要的滿足，在這種心理動因的推動下，社交成爲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2014年4月，微信發佈4.0版，從這一刻開始，一個叫「朋友圈」的東西誕生了。它迅速成爲中國人熱衷的社交工具，改變了中國人的社交習慣，甚至由此誕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動作：「刷屏」。微信的用戶數量也從那時的1億人一路飈升到了今天的月活躍用戶數7.62億。

從2000年出現的部落格、到2009年的人人社交和微博，再到2014年的微信朋友圈，人們不斷地接受著全新的社交方式。微信讓一些風行一時的社群平台迅速沒落。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人平均每天花40分鐘刷微信。不幸的是，朋友圈越來越龐大，可微信卻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朋友圈已經是個陌生的地方，微信的社交功能正在死亡。

社交是一種流動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在彼此心裏留下一定的情感積澱。從社交屬性來看，我們可以將微信和一杯咖啡做一個比較。在星巴克創辦人霍華德•舒爾茨所著的《將心注入》中，他認爲一個能承載社交功能的產品應該具備這樣的特徵：有溫度，有味道，有驚喜。具備這三樣，就做到了霍華德所說的「超過消費者的預期」。如果我們用這三個維度來衡量微信，會發現它的溫度開始變得冷漠，它的味道開始變得商業，至於驚喜，則越來越少。

從制度設計來看，微信並不適合社交，它更適合傳播而不是參與，更便於張貼而不是討論。與此同時，閱讀與社交的融合，導致轉發成爲一種願望，這是前所未有的。閱讀的終點不再是文章的最後一個句號，而是轉發，也就是傳播。轉發對內容會有深刻的影響。越是膚淺的東西越有可能被轉發。因此，微信很容易演變成一個行銷平臺，行銷幾乎可以說是社交的天敵，他會吞噬微信上沉澱的情感，讓社交功能退場。這是微信的一個硬傷，但還不是最致命的問題。

微信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它沒有完成從熟人社交到生人社交的轉換。熟人之間是一種強關係，這種強關係與人的幸福感有關聯。生人之間的社交是一種弱關係，一般來說，越少越好。在傳統的社交過程中，人們可以自然地區分這種強弱關係。在微信早期，朋友圈具有明顯的強關係的社交圈。但是到今天，急速膨脹的朋友圈不能有效地區分強弱關係，讓用戶無所適從。

對一個人來說，熟人的數量基本是固定的，朋友圈的擴大，往往是生人越來越多。在一個混雜著生人和熟人的朋友圈，朋友的定義就變得尷尬。因此，大部分人的活躍度急速下降，人們會越來越疏遠這個陌生化的朋友圈，越來越少的使用他的社交功能。微信所謂「高頻IM」、「強社交鏈」的光環正在迅速褪去。失去了社交功能，微信開始蛻變成一個工具：一個通訊和傳播的工具，支付工具，遊戲工具。

無法主動區分強關係和弱關係，這樣糟糕的體驗並非不能改善，從技術上來說，可以很輕鬆地實現。比如，用戶在接受一個申請的時候，可以有三個按鈕，強關係、弱關係、不接受。但是，這樣做雖然顧及了用戶的體驗，卻是以犧牲連接性爲代價，讓社群平台變成一個一個的孤島，孤島上的人們過濾出只屬於私人圈內的話題。也就是說，這種設計雖然滿足了用戶的需求，但是消弱了傳播性，連接就有了等級，世界也就不再是平的。這顯然不是騰訊想要的，沒有四通八達的傳播性，沒有平等的連接，騰訊的盈利模式會從根基上被動搖。

於是，微信便進入到了一個悖論之中：不是說不能把微信的社交功能做好，而是一旦做好了用戶體驗，就會影響到他的商業價值。因此，未來微信一定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多的人將微信視爲一個工作的工具，而社交功能將透過「羣」來體現，「羣」演化成爲社群平台上一個個非常私密和封閉的社交孤島。一般來說，「羣」是一種相對穩定的集合體。但是大多數羣的社交目標不夠精準，社交內容的質量也不夠高。

曾經火爆一時的微信已經到了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它必須在公共空間還是私人空間之間做出抉擇。微信生於社交，即私人空間，但是現在，其社交屬性越來越弱，公共屬性越來越強。如果完全變成類似微博的公共空間，未來微信有可能面臨更多監管。

社交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人類社會形成之初就已經出現了。在今天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不管是認知上的資訊獲得和傳遞、情感上的同情和理解、還是態度上的認同和接納，人們對高質量的社交有相當迫切的需要。但是，從機制設計來說，微信更適合傳播而不是討論。從用戶體驗來說，朋友圈的擴大意味著強關係和弱關係的混亂。從盈利模式上來說，連接一切的戰略忽視了社交的私密屬性。陷入悖論的微信，是騰訊的痛點，也是一個機會。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市場行銷學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這注定是中國網路歷史性的一刻：2016年10月18日，微博市值（113億美元）首次超越美國Twitter（112億美元）。

自誕生以來，中國網路一直被華爾街（代表著資本和媒體）、矽谷（代表著技術和創新）視爲」野心勃勃的copycat（模仿者）」。即便阿里巴巴集團，其市值也低於業務和它相比更侷限於電商和雲端計算的美國樣板Amazon，更別說其他領域了。中國徒弟超越美國師傅，這在網路主要領域是破天荒第一遭。

幾乎所有人都在問，這是爲什麼？靜水流深，高手謀局。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這要從2013年阿里巴巴入股時說起。這三年來，新浪和微博管理層打出了一系列堪稱精彩絕倫的組合拳。

痛下決心去時政化

首先要說的就是戰略定位，戰略決定了一切戰術。戰略和定位的本質其實都是選擇，選擇要什麼、選擇要放棄什麼。

社群媒體，天然帶有熱衷時政話題的色彩。因爲時政話題事關人人，人人都能評論幾句，活躍度極高。Twitter是這樣，微博一開始也是如此。微博第一次輝煌期最火的就是時政話題和公知。但是，因爲中國和美國衆所周知的差異，Twitter能玩的，微博不一定能玩。更重要的是，當時政成爲社群媒體的核心話題，商業的氛圍顯然就淡化了。彼時，微博意識形態充斥，各界人馬「公知」化。各種口水戰盛行，卻不敢分享生活私隱。與此同時大搞名人戰略，普通中V和原創卻未得到很好的保護。

毋庸置疑，長此以往，微博當年也爲此付出了代價。

其實，以2013年5月阿里入股微博爲標誌，微博就開始了去時政化，不再讓意識形態佔據核心，而是轉向了更豐富的多層次內容、更友好的商業生態，這裏也包括社會化購物。要知道公知們製造眼球，商業價值卻很低。而現實中誰不是偶爾吵架，正常生活纔是常態啊。

痛定思痛，大家可以明顯感覺到，微博這三年來在明顯」去時政化「，這不是說放棄，而是不作爲核心。明星、段子手也取代了公知成了最火的大V。神奇的是，2013年8月發生了薛蠻子事件之後，公知明顯陷入了沉寂。這個巧合，只能說是天意。

因此，要覆盤微博超越Twitter，首先就是因爲二者的發展路線不同。推特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以新聞爲核心的社群媒體，微博則去時政化，做成了豐富的社群媒體。

戰略已定+執行到位，用西方人喜歡的說法就是The rest is the history（剩下的就是歷史了）。

抓住融合技術做巨型入口

矽谷曾講過一個笑話，中國網路的通用商業模式是C2C（ copy to china）。矽谷有什麼，直接抄回中國就成了最大的模式。中國網路行業以前熱捧的產品理念就是「微創新」，號稱微小的創新可以改變世界。它在一片輿論指責聲中，爲創新乏術的網路兄弟們指明瞭道路，給足了底氣，被周鴻禕等諸多大佬熱捧。

整天只滿足於「微創新」，顯然是不夠的。隨著技術變革，網路正在波及各個行業，傳統行業都會同網路融合，包括傳統網路公司本身。這個「融合」，並非簡單停留在喊口號或者投資層面，而是洞察技術變革、重塑商業模式。

這幾年來，內容方面最大的趨勢之一就是多媒體融合。即文字和圖片、影片甚至直播發生了深度的媾和。與此同時，就是我提出的」移動入口級產品巨型化」，即大量普通用戶不喜歡裝很多APP，而是習慣用最熟悉的APP作爲入口去接入更多的新型服務。

2G時代，主要是文字內容的創作與分享，WAP類網站風起雲湧；3G時代，是圖文音檔等初級多媒體的時代，社群媒體由此誕生並引領潮流；4G時代，意味著更高速完善的網路，用戶快速製作、分享短影片的門檻被大大降低，必然引發多媒體與社交網路的深度媾和，新物種「短影片」（含直播）華麗登場。

實際上，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放眼全球，兩大短影片應用Vine、Instagram分別依託於Twitter、Facebook兩大社群平台，用戶數都已經達到千萬甚至破億。正因爲短影片分享是社交網路適應移動網路發展的大趨勢，此類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如此熱度，較之當年網路影片狂潮毫不遜色。

從傳播學上講，影片承載的資訊量比文字、圖片、音檔更大。一般文字需要多次重複才能形成記憶點，圖片、音檔的強度較高，影片則最高。這意味著對企業有更高的行銷價值。短影片與門戶及社群媒體間存在著天然融合的屬性。一方面，短影片爲門戶和社群媒體貢獻更優質、更具創意的原創內容，對社群媒體平臺以文字、圖片爲主的媒介形式形成有效補充；另一方面，門戶和社群媒體爲短影片的快速傳播提供了管道，讓優質的內容更容易被挖掘和傳播。

相比Twitter，微博牢牢把握住了幾次多媒體的技術變革，比如圖片、短影片、直播。需要強調的是，很多非網路行業人士並不知道，大火的9158、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等都是微博投資的企業。

這保證了用戶無縫的良好體驗，也給微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護城河」。就像百度透過百科、知道、貼吧給核心業務搜尋建立了護城河一樣。

「點-線-面-體」建閉環生態

「生態」這個詞很火，從阿里馬雲到樂視賈躍亭，從小米雷軍到京東劉強東，都在提，都在搞。

相比其他成名已久的大佬，曹國偉相對低調。但不提生態不等於不搞，從現在看，微博的生態體系要比Twitter深厚的多，足以形成自家的閉環循環。

生態有三個層次，從單點開始延伸，縱向的是垂直生態鏈，橫向的是異業生態圈，終極的是「生態鏈+生態圈」的複雜生態系統。藉此，企業完成了從點延伸到線、面和體的偉大演化。現在，微博就建立了從文字到圖片、短影片、直播甚至網紅、經濟公司的完整生態。

實際上，生態的力量是最強、潛力最大的。其實，小米、樂視這幾年在智慧硬體領域先後現象級的崛起，本質上也玩的是生態。生態系統一旦做成，威力太大。生態做法，正是新經濟的新商業文明。

反觀社群媒體鼻祖Twitter最近幾年舉步維艱，幾大金主退出競購，其股價暴跌20%。連Google、蘋果也不出手了。其實這兩大霸主賬上有很多現金，況且社群媒體正是其缺乏的。據分析，原因之一就是Twitter業務點比較單薄，只有一個社群媒體，缺乏生態的戰略縱深和潛力。同時，還正遭到Facebook、Instgram甚至Snapshot的嚴重衝擊。而中國的微博卻風景這邊獨好，破100億美金之後已經與Twitter市值持平，繼而超越。

我在年度公開課「重創新」中反覆強調：「一開始就做生態，是一種新玩法。它對資源的要求更多、操盤者功力的要求更高，執行難度的要求更大，但一旦做成了就是大成。」

微博市值超越Twitter，斷不是一些人眼紅的「因爲區域網嘛」這個似是而非的原因，我敢說，Twitter即便能進中國也做不過微博。永遠不要以自己的個體感受代表所有人。網路，拼的是戰略、是執行、是創新。

我一直認爲，微博的社會價值遠高於微信。有人甚至說「新浪微博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媒體，其推動中國進步能量超過了其他所有中國媒體的總和。」從這個意義講，微博很悲情。微博配得上這個歷史地位，行銷價值也配得上這個估值。現在市值也終於回到了應有的位置。

最後說一句，以中國市場之大、需求之複雜、世代之更迭，容得下三到五個超級社交產品。

（作者介紹：重創新實驗室創辦人、樂視顧問。現擔任多家傳統企業的「網路+」轉型教練和上市公司戰略行銷顧問。曾任搜狗市場官、阿里巴巴市場總監、萬達電商CMO。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網路時代的社群媒體究竟如何影響民主制度？

美國網絡技術研究專家萊•舍基（Clay Shirky）認爲，社群媒體正將人們聯繫起來，致力於政治改革，有利於民主化。《紐約客》特約撰稿人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則指出，社群媒體不會有影響力，很多網路用戶發牢騷，寫幾句評論，就像在自家車上貼口號，不會有更多實際行動。《網路幻影：網路自由的黑暗面》的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甚至認爲，網路是奧威爾的噩夢，便於專制政府監控市民，有利於統治者。

11月24日，英國牛津大學網路學專家飛利浦•霍華德（Philip Howard）教授在愛丁堡大學進行了公開演講，對不久前的美國總統大選進行了剖析，他認爲，社群媒體正在扼殺民主。

一場「網路機器人」大戰

幾乎所有的美國主要政客都有自己的推特賬戶，做爲現代社會的政客，不在社群媒體上做點什麼，那一定會落伍。政客透過推特發佈資訊，和民衆互動，抨擊傳統媒體的報導等。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推特更是成爲川普爲自己拉選票的重要工具。

推特上充斥著大量網路機器人資訊（bots）也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這類資訊依靠程式自動發推，在推特上大行其道。很多團隊曾對這類機器人資訊進行過研究，甚至指出推特上一半以上的推文並非來自真人，而來自機器人。在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裏，霍華德教授一直在研究推特上的機器人資訊和政治的關係，他認爲這些資訊已經成爲非常強有力的「電腦宣傳活動」（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工具。

在6、7年前的選舉中，這些機器人資訊只是爲政客新增粉絲，讓某位政客看起來更受歡迎，現在，它們的用途卻是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和推特用戶互動、影響推特用戶的決定。

很多社群媒體用戶能夠一眼辨別出哪些是機器人用戶，但並非所有人。這類用戶通常關注1000多人，但是基本沒有人關注他們，或者是1000多人關注他們，但他們誰也不關注。霍華德教授發現，這類用戶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通常不發任何推文，或只偶爾發一兩條關於足球比賽結果的推文、荒誕的笑話等，但當它們被購買後，便開始積極的行使任務。它們在2、3周內，瘋狂的發和任務有關的推文，比如，都是支援川普的推文等。這類機器人所發的推文也變得充滿憤怒，和假新聞有關，或者故意攻擊那些支援其他競選人的推特用戶。

實際上，大多數競選者都會藉助於機器人資訊爲自己造勢、或攻擊其他競選人。很顯然的是，川普（1620萬）在推特上的擁護者比希拉里（1140萬）要多。並且，調查表明，在選舉日當天，支援川普的機器人所發佈的推文的數量是支援希拉里的機器人所發佈的推文數量的5倍。也就是說，川普的機器人大軍表現得更活躍，或者說嗓音更大。

競選期間，推特上遍佈機器人資訊，以假亂真。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機器人資訊起到了引導輿論、影響人們選舉的作用。先前，美國雷德蘭茲大學政治學教授範維克滕（Renee Van Vechten）也表示，川普和希拉里之間的選舉「是一場社群媒體的競選」。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人們尚能比較容易識別出哪些推文是由機器人發佈的，但是，隨著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總有一天，這類推文會以更成熟、更隱蔽的方式出現——人們甚至無法識辨這些推文是否來自自己的親朋好友。

負面資訊、假新聞影響大選

智囊團Demos調查發現，女記者、女知識分子特別容易成爲網路噴子（internet trolls，注：在網路中指發表某種侮辱性言論挑起罵戰，等待別人的攻擊性回覆）的攻擊對象。而在這次競選大戰中，希拉里更是被罵聲淹沒。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之前，維基解密接連不斷地爆出希拉里和她團隊的負面資訊，這些負面資訊像病毒一樣傳播和擴散，而諸如「把她關起來」，稱希拉里爲「騙子」、「撒旦的奴僕」等口號，實際上是對希拉里的「侮辱」。之前，希拉里也曾形容對手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羣無恥之徒」。霍華德教授認爲，競選雙方相互譴責、對罵，這種消極、負面的競選手段，是對民主選舉的傷害。

同時，一些假新聞在社群媒體上蔓延。Buzzfeed編輯克雷格•西爾弗曼（Craig Silverman）統計發現，在美國大選投票的前3個月，Facebook上和競選人相關的假新聞的受關注度超過來自《紐約時報》、《赫芬頓郵報》等傳統媒體報導的受關注度。並且這些假新聞中的85%是對希拉里不利的，比如最著名的一條莫過於：一名參與調查希拉里「郵件門」事件的探員邁克爾•布朗在槍殺妻子後自殺。很難評估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媒體上瘋傳的這些虛假資訊會對選舉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毫無疑問會產生影響。

在講座中，霍華德教授指出，美國法律並未規定候選人如何從事競選運動，除了一條規定是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不能和候選人的競選團隊進行溝通或協調。再就是，假如候選人攻擊對手的資訊基礎設施，也會受到法律處罰。比如，在2002年的美國參議院選舉中，託賓（Tobin）等共和黨競選人干擾對方黨派提醒選民去投票的電話，託賓因此入獄。

任何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發表新聞，又加上社群媒體可任意分享的特性，即使寂寂無聞的網頁也有可能獲得廣泛的受衆。但是不同於傳統新聞收集、編寫和把關，這些網頁中的新聞難免捕風捉影，有假新聞。Facebook和推特都表示要治理各自網路中的假新聞。對於推特而言，很容易找到並關閉發佈假新聞的用戶，對於Facebook而言，就比較複雜，因爲他們依靠「電腦演算法」選擇新聞。

「電腦演算法」有助假新聞蔓延

有句俗話：「壞新聞就是好新聞」，負面的假新聞總能夠廣泛傳播。據《紐約時報》報導，在大選中，Facebook上呈現了現任教皇支援川普的假新聞，這則新聞的閱讀量超過一百多萬次，可之後澄清這則新聞是假新聞的資訊卻沒有多少人閱讀。

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Facebook的「電腦演算法」（algorithm）。今年夏天，因爲關注Facebook如何編輯選擇新聞，幾位比較保守的美國政客去Facebook參觀，他們發現人工編輯們經常會選擇一些荒唐滑稽的新聞進行推薦，存在刻意打壓保守派新聞的嫌疑，他們提出質疑。不久，Facebook炒掉所有人工編輯，而完全依靠電腦演算法來選擇新聞做爲熱門話題。

電腦演算法的基本原理是這樣的：收集用戶的所有狀態更新，包括所轉發的新聞，以及點的贊和評論等，這些數據會被轉化爲相應的分數，這個分數決定新聞能否成爲Facebook的「熱門話題」（Trending News）。

用電腦演算法貌似很公正合理，然而沒幾天，新的問題出現了：電腦演算法推送了一條福克斯新聞女主播梅根-凱利（Megyn Kelly）因支援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選舉獲勝而被公司解僱的熱門話題。該新聞在Facebook上獲得20萬人點贊。但實際上是則假新聞。

之後，熱門話題中的假新聞層出不窮。顯然，電腦演算法不能夠識辨哪些是真新聞，哪些是假新聞。

霍華德教授認爲：炒掉所有的人工編輯，而單純的依靠電腦演算法，這本身就存在問題，因爲沒有人可以審查電腦演算法是如何進行的了。

截止到2016年11月，Facebook在全球擁有17.9 億用戶，這個數字以每年16%的速度成長。先前，Facebook的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拒絕承認Facebook是媒體公司，而只是科技公司。在霍華德教授看來，Facebook就是一家媒體公司，而且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公司。

Facebook申辯不生產新聞內容，而只是提供平臺，傳播用戶的新聞。而在2016年，Facebook支付給新聞出版機構、名人等5千萬美元，爲Facebook平臺拍攝影片。

數據私隱誰來保護？

競選期間，當美國聯邦調查局決定重啓對希拉里「郵件門」進行調查的訊息發出後，支援川普的網路機器人並沒有把這些訊息推送給希拉里的堅定的支持者，而是推送給了一些關鍵州的猶豫不決的選民。幾天後，美國聯邦調查局決定不再對希拉里提出新的指控，但是機器人資訊並沒有撤回之前的資訊，也沒有推送新的資訊，而是繼續向那些猶豫不決的選民推送「把她關起來」等對希拉里不利的資訊。是誰在收集「猶豫不決」選民的數據資訊，又是誰將他們提供給需求方？霍華德教授認爲，這顯然侵犯了人們的數據私隱。

社區網路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曾撰文表示：「在大數據時代，你甚至不知道你的私隱在什麼時候被洩露出去的。」伴隨大數據的發展，資訊獲取與私隱權益的衝突將會愈演愈烈。

歐盟對數據的保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1995年，歐盟透過了《數據保護指令》， 2002年，歐盟發佈了《私隱與電子通訊指令》，2009年，歐盟透過了《歐洲Cookie指令》。2015年12月15日，歐盟執委會透過了《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等，這一系列法律法規都對個人數據進行保護。但是美國的情況卻大相徑庭，至今，美國並沒有單一的法律針對個人資訊的收集和使用進行保護。

針對社群媒體所面臨的假新聞蔓延、數據私隱被洩露等情況，霍華德教授認爲：不該指望某些平臺、或者公司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而是要依靠法律，因爲依法可以找到假新聞的源頭，可以保護人們的數據私隱，可以對平臺進行監管。

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正如霍華德教授在愛丁堡講座的結束語：社群媒體在扼殺民主？是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這樣。社群媒體在扼殺民主？是的，但是我們可以阻止。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責任編輯：魏城）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唐納•川普出人意料地擊敗希拉里•柯林頓，令衆多觀察者大跌眼鏡。在選前，民意調查機構普遍預測希拉里獲勝，絕大多數國際主流（嚴肅）媒體也公開支援希拉里。在這種情況下，當選舉塵埃落定後，很多人對選舉結果的解讀是，這是美國大衆對精英投了否決票，甚至是精英被「打臉」，國際主串流媒體被「打臉」。

但這種說法混淆了預測機構與媒體的功能。的確，許多民調機構的預測錯了，但這一情況在各國選舉中很常見。民調受複雜因素影響，「測不準」是常事。如果預測總是正確，選舉的懸念又從何談起呢？更需要指出的是，媒體報導、評論的性質，與民調機構的預測是完全不同的。媒體只負責報導事實和發表評論，不負責預測。本次大選前，絕大多數主流國際媒體並未「預測」希拉里獲勝，只是「建議」選民支援希拉里。

另外，用精英和大衆（草根）這兩個標籤來籠統地指代希拉里與川普的支持者，也不夠準確。數據並未顯示，給川普投票的人，平均收入水準就比給希拉里投票的人低，相反，支援希拉里的很多是經濟地位較低的少數族裔。更準確地說，最堅定地支援希拉里的「精英」，其實更多呈現出一種「知識精英」的特徵：幾乎所有的國際嚴肅媒體，幾百甚至上千名知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關係學家，都公開呼籲選民爲希拉里投票。這並不等於他們預測希拉里獲勝，相反，正是因爲看到了川普當選有很大可能性，也有很大的危險性，國際主串流媒體與嚴肅學者才紛紛發聲，試圖阻止這一場景的出現。

同時，也不能籠統地說「媒體」都站在希拉里一邊。本次選戰中，雖然絕大多數嚴肅媒體在最後時刻紛紛表態支援希拉里，但另一種重要媒體——社群媒體，對選民心理和決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競選過程中，大量不實訊息在社群媒體上流傳。雖然對雙方不利的假資訊都有，但透過誇大其詞甚至造謠來醜化希拉里的訊息更多，在社群媒體上氾濫成災，不少來自帶有白人至上主義色彩的極右翼網站。雖然資訊壟斷的被打破、資訊自由總體上是一件好事，但是嚴肅媒體影響力減弱，迎合種族主義情緒與惡趣味、帶有操縱性意圖的資訊增多，其對民主可能產生的毒化作用，也令人擔憂。

的確，國際主串流媒體在兩位候選人之間公開明確表態、站隊，這在美國大選歷史上比較罕見。但這也是有原因的：川普這樣的人成爲美國兩大黨之一的總統候選人，也是比較罕見的。非常之時，有非常之事。那些反對川普、建議選民投給希拉里的主串流媒體，主要強調的是川普的危險性。同時，絕大多數如此建議的媒體，也客觀、公正地指出了希拉里的不足之處，如精英派頭、不夠「接地氣」、難以得到大衆信任等。只是它們認爲，相比於希拉里的缺陷，川普的缺陷更嚴重，也更危險。主要出於對社會負責的考慮，他們建議選民支援希拉里。

具體而言，第一，川普身上帶有比較明顯的反智、矇昧色彩。川普鄙視自由世界幾百年來沉澱下來的民主原則、族羣交往規範、彼此尊重的社會倫理，也沒有顯示出對複雜世界的理解能力與對複雜政策的把握能力，更願意憑直覺做出簡單化的判斷。他拒不承認已被科學界普遍證實的全球變暖風險，拒絕履行美國在阻止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國際義務。他用一種比重商主義還要粗糙的零和思維看待國際貿易問題，違背國際經濟學常識。經濟學家通常被認爲在社會科學界「偏右」，但這次破天荒地有370位經濟學家發表公開信反對川普，不正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嗎？

第二，川普的競選策略主要依靠挑動族羣對立和仇恨。民主（democracy）的字面含義是「多數人的統治」，但在現代自由民主制中，民選領導人必須成爲一個超然於不同族羣、利益團體之上的人，一個團結的民族國家的象徵，必須發揮中立和居間協調的作用。把自己打扮爲一部分人的代表，慫恿對「他者」的仇恨，很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和民主的劣化、毀滅。的確，美國自由派強調的「政治正確」在實踐中會出現一些機械、矯情的現象，但很多反對性別、族羣歧視的人，也不一定贊同chairman必須寫作chairperson，影視劇中的黑人絕不能是負面角色，邊界開放無條件允許非法移民流入，屠宰場中的動物也要享受福利等。有的人覺得矯枉過正的地方，可以透過正常的利益博弈管道來解決。而反對「政治正確」卻是個無底洞，很多人很可能借機宣揚一些黑暗、原始的東西，導致族羣仇恨和衝突，甚至更嚴重的種族隔離等問題，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三，川普的個性和脾氣有很多不適於做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地方。川普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絕透過溝通與討論來發現和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在選舉前夕甚至暗示，假如選舉結果對自己不利，將不會予以承認，這已經衝破了民主政治的底線。他更多展現出頭腦封閉而非頭腦開放者的特徵。一些人估計川普在入主白宮之後會改弦易轍，更負責任，但從川普迄今爲止的表現來看，情況並不令人樂觀。諷刺的是，在1930年代，也有很多評論家認爲希特勒是個「小丑」，最終將被「建制派」馴服。當然，川普不是希特勒，但他的很多競選言辭和策略讓人聯想起法西斯主義，這樣的苗頭是極爲危險的。

對上述的川普的危險性，國際主串流媒體已有連篇累牘的論述與強調。但最終，美國民衆也許主要出於一種求變思維，選擇了川普上臺。希拉里自身的不受歡迎，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即使在川普上臺之後，國際主串流媒體也沒有以一種「成王敗寇」思維扭頭轉變立場，而是堅守自己的原則，繼續嚴厲批評川普，希望他能變得文明和負責任起來。畢竟，民主、文明、包容的建設篳路藍縷，其毀滅卻往往在頃刻之間。始終提醒這種可能性，維護來之不易的文明成果，正是嚴肅媒體的職責所在。爲了捍衛文明，嚴肅媒體既不會對權力屈服，也不會簡單地對洶洶湧來的「民意」屈服，而是把理性視爲唯一的「法庭」，把公共利益視爲唯一的旨歸。

當然，在經歷這次的「川普驚奇」之後，國際主串流媒體尤其是美國自由派媒體也在進行反思，比如自己是不是變得脫離大衆了，是不是過於重視文化、價值觀議題而忽視了經濟議題，這種理性的反思有利於媒體自身的進步。但這種反思絕不意味著放棄曾經做出的深思熟慮、負責任的判斷，更不意味著轉而贊同川普的那些危險觀點和理念。當然，假如川普在執政後受到憲政制度和公民社會的約束，變成一個文明和負責任的領導人，主串流媒體也會公正對待他。但只要川普的危險性一天存在，嚴肅媒體就一天也不會放棄自身的「警報器」功能。

就中國而言，目前來看，中國輿情對川普上臺的反應顯得有些過於樂觀。無論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爲美國「白左」受到懲罰而欣喜，還是夢想川普能把美國「搞垮」而讓中國得利，都代表了一種幼稚的思維。本次選舉不是一場稀鬆平常的美國政府換屆，相反，川普上臺很可能是世界史的又一個重大轉折時刻。川普的上臺意味著，我們可以幻想自己什麼也不做、世界就會自動「進步」的時代結束了，一些更帶有20世紀上半葉和19世紀特徵的跡象重新顯現了。短暫的令人樂觀的21世紀可能正在發生劇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動盪而危險。在此情況下，中國應該少點盲目樂觀，多點審慎和危機感。

（注：本文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推出Facebook以來的12年裏，全球媒體版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他在讀本科期間創立的這個社群媒體平臺，如今這個平臺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聞分銷商之一。

印刷版報紙傳統上受到物理分發成本的約束，相比之下，Facebook和其他社群媒體具有以有限成本、甚至無成本方式跨境傳播資訊的威力。這給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帶來了不容置疑的好處，他們能夠空前便利地獲取資訊。這也帶來了責任。

鑑於Facebook在虛假資訊傳播方面扮演的角色所引發的爭議，該公司要回避這種義務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贏得美國大選之前，黨派性網站發送的假訊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社群媒體上傳播。很難衡量這些假訊息影響選民的程度。但鑑於一半以上美國人從社群媒體獲取新聞（其中1.5億從Facebook獲取新聞），這明顯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也並不只是Facebook感受到壓力。聚光燈在週一轉向谷歌(Google)，因爲它在搜尋排名中突出了一則虛假報導，稱川普已經贏得民衆選票。

祖克柏辯稱，Facebook是一家技術公司，而不是一家媒體公司。不像傳統的新聞媒體有編輯來策劃內容、檢查準確性和保持平衡，Facebook讓工程師編寫演算法，根據用戶的歷史偏好來選擇新聞。祖克柏不願讓他的公司擔當真相的仲裁者。

谷歌、Facebook、Twitter、Uber(Uber)和Airbnb從一開始就採用的網路商業模式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它們都是「輕資本」的。圍繞這些網路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道德和財務責任不那麼清楚。這有一定道理：如果有人打電話威脅你，你不能責怪電話公司。

隨著這些企業發展壯大，它們的責任負擔也隨之加大。就連Facebook員工也發現該公司的辯護缺乏說服力。其中一些人成立了一個非官方工作組，調查他們的平臺在傳播假訊息方面起到的作用。

Facebook不只是一個21世紀的報刊亭。它在傳播資訊、鼓勵信念和觀點相似的人們在彼此之間分享新聞方面，發揮著複雜得多的作用。

對於把一切都扔給演算法這種做法的固有危險，已經得到了默認。Facebook和谷歌兩家本週已採取行動，限制在散佈假訊息的在線平臺上投放廣告。如果這兩家公司能夠分辨哪些網站在傳播錯誤資訊，那麼它們也應該在過濾掉那些公然謊言方面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這不是一次性的選舉戲劇。隨著某些政界人士不擇手段地吸引支援，發現事實正變得更加重要。

調整技術、使其起到監督作用，這裏的挑戰是艱鉅的，而Facebook和谷歌這樣的公司擔心干預內容的性質會被指責存在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們必須肩負起區分真僞資訊的一部分責任。

譯者/和風

從大選期間社群媒體上傳播的頭條文章來判斷，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時常處於嚴重的麻煩之中。

「專家」認爲這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遭受了腦損傷。或者她可能正試圖隱瞞自己酗酒和吸毒。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最終發現了她使用私人郵件伺服器的犯罪證據，她還面臨著迫在眉睫的起訴，不過紐約警察局(NYPD)在發現了她與洗錢和涉及侵害兒童的性犯罪有關的令人震驚的證據後，可能率先出擊。

在記憶中這場最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到達白熱化的時候，網路上也在進行一場競賽。鋪天蓋地的假新聞——許多旨在損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對手——只是家常便飯。其中包括陰謀論、誤導、偏見、騷擾和仇恨言論，這些內容被製作出來專門在如今成爲大衆傳播和媒體消費核心的數字網路上散播。

據批評人士稱，隨著長久以來的黨派分歧日益激化，數位化平臺促成了一種危險的部落文化。同時，這些平臺還進一步破壞了人們對傳統媒體管道的信任，兩極分化的選民中的許多人發現，他們早已持有的偏見和毫無根據的懷疑很容易找到支援。

大選後的餘震使得一些大型網路公司飽受批評——特別是Facebook和Twitter——並促使它們承認需要改變現狀。「在科技行業，我們要處理一個問題，」紐約的科技投資者約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稱，「這些平臺處於我們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開始錯得離譜了。」

千夫所指

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爆發的強烈反彈集中針對假新聞：僞裝得像真正的新聞文章一樣的虛假報導，其來源有時是專門爲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謂的新聞在Facebook上瘋狂傳播、在Twitter上被廣泛轉發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尋演算法推廣，最終成功滲入了大衆的政治討論中。

其中包括一篇來自子虛烏有的刊物《丹佛衛報》(Denver Guardian)的「報導」：一名被疑洩露了希拉里私人伺服器上郵件的FBI特工被發現死於謀殺或自殺。憑藉Facebook標誌性的新聞傳播速度，這則新聞在該社群媒體上以每分鐘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擴散。

並非所有的虛假訊息都有利於那位共和黨候選人，但大多數假訊息確實如此。新聞網站BuzzFeed的一項分析顯示，在美國大選最後3個月Facebook上引發最多網民參與的20條虛假訊息中，有17條要麼支援川普、要麼反對希拉里。虛假報導還觸及了另一個痛點：Facebook用戶參與這些虛假報導的程度，超過對幾家傳統媒體公司最熱門的20篇報導的參與。

Facebook上假新聞的病毒式成功傳播、以及此類文章的分享使得競選局面向川普傾斜的可能作用，在該公司內部引發了極大的擔憂。

「現在人們對大選結果很焦慮，有人質疑Facebook和其他企業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該社群網站內部討論情況的知情人士稱。

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上週表示，當不再可能分辨「是與非，特別是在社群媒體時代……那麼我們就有麻煩了」。

在矽谷，佔主導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選結果而處於震驚之中，有人開始指責這些世界最強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選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們需要站出來指出這些平臺實際成爲了雙方的宣傳機器，」成功的創業者、如今身爲Y Combinator投資人的簡彥豪(Justin Kan)說，「矽谷領袖應該呼籲Facebook做正確的事。」Y Combinator爲網路新創企業提供資金。

Facebook首席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反駁了很多批評，同時承認確實「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來阻止假新聞傳播。在大選後幾天，他聲稱，認爲虛假報導以某種方式影響了大選結果，是「相當瘋狂的想法」。但越來越大的壓力使得他在上週末制定了一些該網站將採取的措施，以解決該問題。

大型網路公司在大選後採取這些措施，突顯了他們承受的行動壓力。上週，谷歌和Facebook採取行動禁止其廣告出現在帶有假新聞的網站上，這一遲來的舉動是爲了削減說謊網站的利潤。Twitter暫停了一批與美國右翼極端組織有關的發表仇恨言論的「另類右翼」(alt-right)賬戶。

自大選以來浮現的證據表明，數字平臺將不得不採取更多行動剷除其系統內的不實訊息和騷擾資訊。這些平臺不僅接收了假新聞，還容忍了更廣泛的欺騙行爲。

據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網路學院的教授菲利普•霍華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類發文的自動系統bot，在很大程度上對Twitter上假新聞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稱，在所有有關大選的Twitter貼文中，約有五分之一來自發出大量貼文的賬戶，明顯表明這些賬戶是bot而非真正用戶。

「數位化開脫」

谷歌的演算法也表現出漏洞。例如，有關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擊的目標——去世的虛假報導已經出現一週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喬治•索羅斯」，這條報導仍然出現在谷歌搜索結果首頁新聞欄的首位上：「爆炸新聞：喬治•索羅斯去世」。該報導來自一個名爲「事件編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網站。

Facebook的祖克柏稱，該網站傳播的新聞中只有1%是假新聞。但是考慮到如今將近一半的美國人都把該網站作爲新聞獲取管道，該數字代表著相當龐大的傳播量。此外，霍華德稱，在Facebook上運營的bot小組的位置表明，大量虛假資訊都是針對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等搖擺州的Facebook用戶，這可能擴大了虛假資訊的影響力。

數位化平臺沒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實資訊，這使人想起了傳統媒體世界的抱怨——數位化企業故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像他們被指責在保護版權問題上所做的一樣。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絕將自身描述爲應對所發佈內容負責的傳媒公司或出版機構。

「這些公司在進行『數位化開脫』，」新聞集團(News Corp)首席執行長羅伯特•湯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們當然是出版機構，作爲出版機構有責任保護並突出訊息來源。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偉大的報紙一直堅守這一神聖的職責，你不能僅靠聲稱『我們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讓自己免於承擔這一職責或合規成本。」

伴隨最近出現的其他醜聞（如Facebook錯誤的計算方式導致其影片廣告的觀看次數被誇大），對假新聞的憤怒加強了要求網路公司視自身爲傳媒公司的呼聲。

「計算方式、假新聞、極端內容等問題突顯出，新媒體或社群媒體公司並非科技公司，而是媒體公司，」世界最大廣告集團WPP首席執行長蘇銘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們應對自家數字管道的內容負責。」

然而，網路平臺遵循的商業準則可能不會給他們任何激勵來承擔此類責任。清除虛假資訊「一直都非優先事項，」博思威克說，「內容往往都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這個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連接。」

Facebook一名前員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許加劇了假新聞的傳播。Facebook的工程師們只關注提高「參與度」——點擊、點贊、評論、分享——作爲評估所有新功能成功與否的主要指標。新功能通常要經過6個月的「密集測試」才能發佈，在此期間，提升這些指標的壓力很大。

「參與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經理表示，「沒人受到激勵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長期後果。」

這或許還帶來了「過濾器泡沫」問題——讓用戶處於一個大家都持相似觀點的迴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參與度本身可能會加劇這一問題，增加憤怒、仇恨以及不準確資訊的流動。簡彥豪表示:「有很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分享的未必是他們調查過的資訊，而是那些激起他們情緒反應的資訊.」

博思威克還表示，那些帶來最強烈反應的貼文「是新聞推送的最愛」。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師們有動力將這些新聞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資訊的傳播。

改善空間

還不清楚網路公司將在多大程度上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注意力已經投向用來清除假新聞的演算法，許多專家認爲這一領域有改善空間。

祖克柏並未提及批評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Facebook是否應該僱用人工編輯。博思威克等批評人士表示，考慮到社交網路的規模，利用人工對內容進行詳細過濾是不現實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認爲，網路公司還是應聘請「公衆編輯」，後者能幫助在產品設計及其他影響他們服務使用方式的問題上確立準則，塑造思維。

此類呼籲可能仍舊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爾曼(Ben Edelman)說：「他們打造的文化與他們僱用的人」意味著Facebook等網路公司根本不會認可有必要建立編輯敏感性。

文化上的鴻溝更深。在Twitter上，對言論自由的承諾使得該網站對清理網路騷擾一直猶豫不決，該公司上週才遲緩地採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種族主義和婦女仇視，嘗試彌補這一缺陷。

祖克柏也持類似的立場，他認爲Facebook更多是一個溝通平臺，而非一家傳媒網站。「我們相信要讓人們發聲，這意味著支援讓人們隨時隨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東西，」上週他寫道。

但在一個網路用戶的聲音被突出的世界，傳統權威變得無聲。上週在接受《紐約客》(The New Yorker)採訪時，歐巴馬抱怨稱，在Facebook頁面上，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對全球變暖的闡釋看上去並不比一個收了錢的氣候變化否認者的言論重要。

他補充道：「人們傳播錯誤資訊、胡編亂造的陰謀論以及用極爲負面的言論抹黑反對者、並讓其無法進行任何反駁的能力已經大增，這將加劇選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對話都變得非常困難。」

在這場存在嚴重分歧的美國大選後，Facebook的用戶正進一步退入他們的「過濾器泡沫」。霍華德表示，失敗的痛苦使得失敗一方的許多人已在大量「解除與投票支援對方候選人的人的好友關係」。

結果很可能在不同羣體間造成更深的裂隙。這隻會加劇一種氛圍：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關於反對陣營的最具偏見或最不準確的資訊，並大聲告訴所有願意聽的人。

譯者/何黎

居住在北京的劉女士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將該上小學的兒子送入了位於東三環邊上的一所國際學校，雖然每年近25萬的學費佔到了家庭收入的二分之一，劉女士卻覺得十分值得。「國際學校的價格雖然遠超普通小學的價格，但是對於孩子的成長是十分有好處的；身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中國，沒有學區房或者是戶口的孩子面臨更加貧乏的公立教育資源。我們希望孩子以後可以出去看看，也希望能夠儘自己的全力讓孩子快樂成長。」

僅僅在十年前，國際學校在中國還是「貴族學校」的代名詞，隨著中高產階級收入的增加和對於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國際學校也逐漸投入中產階級的懷抱。瑞士投行瑞信在《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中指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達到1.09億名，位居全球之首。而中國傳統尊師重教的理念又讓很多家長心甘情願勒緊腰帶去讓孩子接受國際教育。智研數據中心預計，目前中國國際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已經超過236,400名，而中國國際學校的市場規模也從2010年的101億元人民幣成長到2014年的213億人民幣。

此外，中國留學生年輕化趨勢也客觀上促進了「從搖籃到高中」的民辦國際學校的發展。日前，中國教育在線組織的《低齡留學調查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被調查者在高中及高中以下階段就已經有了出國留學的意向。在擁有出國留學意向的學生中，初中以下階段學生佔比22.58%，初中階段學生佔比32.26%，高中階段學生佔比22.58%。從娃娃抓起的國際教育雖然花費不菲，但是對於家長來說可以讓孩子更快適應海外學習生活，並且免受國內公立教育的辛苦。對此，惠靈頓中國的教學總監何邁德博士表示贊同。「在國外當教授期間，我發現很多中國的留學生雖然英語十分流利，但是卻並沒有西方人的思維，我想這和他們的基礎教育有一定的關係。」

「類似惠靈頓這樣的高階國際學校，將會在未來幾年裏快速發展。」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筆者，「除了雙語學校，很多國際學校也是有漏洞可鑽，一些中國籍家長爲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花錢讓孩子取得小國的國籍，然後把他們送到國際學校。近年來赴港生子和赴美生子的熱潮也會給國際學校帶來大量的生源。」

在國際學校市場迅速發展的背後，也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資本的巨大作用。據報道，中泰橋樑擬在北京朝陽和海淀兩區建設兩家國際學校，其預計兩校區將在2016年和2017年開學，招生規模在5000人。銀潤投資擬投資17.6 億元也將在北京打造2所國際學校。中泰橋樑兩所國際學校將貢獻約10億元的收入和4億元的淨利潤。房地產商在地產不景氣的今天也開始打國際學校牌，惠靈頓學校的中國合作方是陸家嘴集團，後者正致力於將惠靈頓學校所在的前灘地區打造成爲上海的新地標。2015年，萬科聯手深圳中學共建萬科梅沙書院，上海萬科也在2015年宣佈成立一所9年一貫制私立學校——上海萬科雙語學校。碧桂園在1994年就創辦了一所IB國際學校，並且嚐到了教育房產的好處。去年，碧桂園於2014年成立碧桂園教育集團，將旗下所有學校歸到教育集團管理，爲教育集團分拆上市做好了鋪墊，並且準備在未來幾年建立30所純IB學校。

而國際學校真的能夠給家長和孩子提供他們所期望的高質量且輕鬆的教育嗎？這可能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某位美國常青藤大學的亞洲區面試官在定居上海期間就將自己的孩子送入了上海市的一家公立小學，「其實西方私立高中也是很苦的，想上好的大學，只有快樂教育是不夠的。我覺得中國的基礎教育會讓孩子得到更加紮實的訓練。」這位女士如此評價。

而面臨數目衆多的國際學校，如何選擇也成爲了令家長頭疼的問題。「目前似乎除了考入西方名牌大學的升學率，也沒有標準化的選擇。」一位家長無奈地表示，「這和國內的重點中學有什麼區別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讓我們大感意外的是隔壁房子的劇變。我們知道它是套空置房，長滿苔蘚的花園裏野草不斷瘋漲，樓上的窗簾也從未開過。但一天，一紙公告後，液壓式挖掘機就把房子一拆而光，明年底，此處將拔地而起一幢由16套公寓房組成的住宅樓。

一夜之間，我們就與東京的一處建築工地毗鄰而居。這可一點都不有趣。工地每週工作6天。要是在倫敦、巴黎或是舊金山，肯定會引發居民憤怒的抗議潮——請願書、警告小區從此特色不再、甚至可能會鬧出一、二樁官司。地方選舉因選民減少支援而敗北，等等不勝枚舉。

然而在我們小區，當地居民卻集體緘默，與東京港區(Minato ward)規劃局局長野口隆彥(Takahiko Noguchi)的一番談話道出了其中原由：「日本法律對拆除住房並無任何限制。」他說，「居民有權自由處置自己名下的地產，因此，小區居民無權阻止其開發利用。」

以下是不可思議的事實：2014年，總人口1330萬、幾無空餘建築用地的東京都新開工住房數爲142417戶，超過了整個加州的許可建房數（83657戶），也超過了英國全國（總人口5430萬）的新開工數（137010戶）。

東京新開工住房數穩步上升，這與更加不同尋常的事實緊密關聯。與西方大城市房價暴漲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東京的房價基本原地踏步走。離譜房價造成西方城市畸形式發展：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對立、富者更富以及剝奪人才湧向好工作雲集地段的機會。

這並非人口不斷減少造成的結果。日本與其它國家一樣，也經歷了「迴歸城市」潮。位於東京中心地段、面積20平方公里、寸土寸金的彈丸之地港區，過去20年總人口從14.5萬增至24.1萬，大約增加了10萬人，大幅成長66%。

在總面積121平方公里的舊金山，過去20年，也增加了約10萬人（總人口從74.6萬增至86.5萬），成長了12%。然而，舊金山與倫敦的房價過去20年分別飈升了231%與441%，東京港區在人口增加的同時，20年間房價僅僅成長45%，而多數漲幅還是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2013年推出大規模貨幣刺激政策所致。

東京的街頭巷尾並無煩人的房價熱議，因爲房價多年來成長不多。買房還是租房並不是了不得的人生大事。相反，日本政府不斷向國民交付質量穩步提高、地處不同地段的更多房源。

而在很多國家，城市住房已演變成現今最重大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如果更多英國人移居到首都倫敦，他們還會公投支援脫歐(Brexit)嗎？）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東京爲何有此了不起的成就、房源持續供應情況下的房價爲何能保持基本不變以及從中可以吸取什麼經驗教訓。

與日本多數機構一樣，日本城市規劃最初完全借鑑西方模式。「我們的規劃與美國大同小異。」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城市工程學教授小泉岡田(Junichiro Okata)說。

城市按不同功能劃分爲商業區、工業區以及住宅區。商業區可按業主自己意願建房：東京的高招之一就是在原先繞東京灣的工業區不斷興建高層公寓樓。但在低層住宅區，建房則有著嚴格限制，很難獲得重新規劃的許可權。

在分區規劃下，土地所有者擁有很多權力。事實上，日本憲法規定「擁有或持有的物權神聖不可侵犯」。私人開發商不能強迫業主出售土地；地方政府也不能阻止個人開發土地。諸位若想建一幢正面裝飾粉色貝殼的仿哥特式城堡，完全是自己說了算。

在加州沿海城市，分區規劃已導致城市建設處於癱瘓狀態，新房供應難以爲繼，原因是現有業主阻止進一步開發。這與上世紀80年代的東京如出一轍。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房價因大肆投機而形成巨大泡沫，境況比同時期的倫敦與紐約更甚，日本許多經濟學家都齊聲譴責規劃與分區政策，指其是減少房屋供應的罪魁禍首。」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地理學教授索倫森(André Sorensen)說，他就日本的規劃政策寫了大量文章。

但是，正是上世紀8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奠定了東京中心城區未來建房的基礎，日本森大廈株式會社(Mori Building)房產公司顧問Hiro Ichikawa說。樓市崩盤後，開發商手中只剩高價屯積的寫字樓地塊，而這些地塊當時已無人問津。

上世紀90年代，地產商的不良貸款使日本金融機構瀕臨崩潰，於是政府放鬆了樓市開發政策，最終以2002年出臺《城市復興法》(Urban Renaissance Law)而告終。該法給重新分區規劃大開綠燈。寫字樓地塊重新規劃爲住宅區。「爲了幫助經濟從泡沫中恢復元氣，日本政府放鬆了城市開發的監管。」Ichikawa說，「多虧了當初的樓市泡沫，否則東京就會與現在的倫敦和舊金山一樣束手無策。」

過道與公共用地不計入公寓房建築面積，導致公寓樓在現有區劃內越建越高，而如今正在討論中的議案則允許業主重建更大面積的住房，前提是他們必須拆掉按昔日地震標準建造的房屋。

這條法律從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貫徹落實，允許業主拆舊建新意味著他們能很快從中獲利。「城市規劃法以及建築法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甚至微小細節都寫入了全國性法律。」岡田說，「地方政府在房屋開發方面，基本沒啥發言權。」

「不重建這些房屋，我們就無法在地震中保護國民生命。」野口隆彥說，這反映了日本社會的主流觀點：所有建築都是滿足一時之需，而且可隨意拆除，這是東京與西方大城市另一本質差別。「東京目前還有很多舊建築雲集的地段，可以增加住房容積率。」

持續不斷的重建很好解釋爲何東京住房新開工率如此之高：住房的淨增加數量低於以往。但與我的隔壁鄰居一樣，重建通常可以增加住宅密度。

但所有這一切都得付出代價，並非財政支出，而以其它形式「兌付」。一言以蔽之，包括東京在內的日本現代城市面貌往往奇醜無比，它們在視覺效果上對建築並無統一協調，基本未留出空地，『高質量建築』通常意味著『抗震效果好』。

東京有些年代更爲久遠的反烏托邦式公寓樓與工業爲主的西伯利亞可以說不相上下。仿哥特式城堡並非異想天開之作：諸位不妨可以造訪正對目黑區(Meguro)運河的Emperor情人旅館。最讓人掃興的莫過於東京郊區，一排排緊挨著的廉價木質活動房。

「日本的規劃制度完全放任自流，它真的是崇尚無爲而治；而且日本規劃制度是集權化與標準化至上。這意味著它可靈活應對社會和經濟的變化。」岡田說。

「另一方面，日本不太擅長原樣複製某國某個特定城鎮。它無法建造出像英國或歐洲等國的迷人城市。」岡田希望中央政府能大幅放權於地方政府。

然而也不盡然。在私家住宅這一層面，如果諸位「視而不見」自己鄰家房子的話，那麼東京充斥著創新與美景。由於日本建築師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因此該國不斷湧現普利茲克獎(Pritzker Prize)得主並非偶然。

日本的城市化——全向十字路口(「scramble」 pedestrian crossings)、狹窄的街道、人口稠密以及異常發達的公共交通——毫無疑問會成爲亞洲、乃至全世界的樣板。

最重要的是：東京又是公平的。醜陋的建築裏既住著窮人，也住著富人，廉租房同樣如此。而在倫敦及舊金山，美景人人都有份，只是有些人身處貧民窟欣賞它，而有些人則坐在九霄雲天的豪華飛機中縱情俯瞰它。

羅賓•哈丁是《金融時報》東京分社社長

譯者/常和

2016年11月接近尾聲時，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傳來一個好訊息和一個壞訊息。好訊息是，到11月13日，年度總票房突破400億大關，到年底很可能超越去年的440億；壞訊息是，這個數字離年初展望的600億票房遙不可及。

如果說2015年中國內地電影市場是個美妙的童話，那麼11個月以前，幾乎所有業內人都相信2016年會是篇波瀾壯闊的神話，兩個月後，狂卷30億的周星馳賀歲喜劇《美人魚》更驗證了這番願景。然而，《美人魚》是神話的開始，也是神話的結束。在接下來的11個月裏，中國電影的諸多「神話」被逐一打破。

保底神話光輝褪盡

由於資本的迅速湧入，自2013年起，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形成「無保底不發行」的怪異局面。所謂保底發行，就是發行公司向製片方承諾一個票房目標，沒有達到也按這個目標支付製片方分賬票房，超出了分賬比例則對自己更有利。新老公司爭相以這種承諾搶奪賣相上佳的影片：2013年華誼3億保底《西遊降魔篇》，博納4.5億保底《後會無期》，2014年中影等5億保底《心花路放》，這些影片無不大賣（排第三的《後會無期》也拿下近7億），使得今年的保底潮比往年來得更加猛烈，僅暑期檔就有5部國產片享受這份待遇。

但在不斷變冷的市場面前，往日大超保底額的盛景不再重現，暑期票房冠軍《盜墓筆記》拼盡全力才突破10億，但保底也有10億！小鮮肉代表吳亦凡的兩出青春片《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裏》和《夏有喬木 雅望天堂》都保底4億，但超人氣並沒轉化成相應的反饋，前者3.37億，後者僅1.52億。但這不算最慘的，昔日港片大亨向華強重出江湖，號令衆星力捧的《封神傳奇》被博納保底10億，最終只換來2.84億，還被冠以爛片之王，令王者臉面無存，博納經此一敗，火速把原定暑期上檔的爾冬升新作《三少爺的劍》延後到12月。

可以說，2016年徹底毀掉「保底發行」的光輝形象，露出難堪面目。

IP神話原形畢露

「保底」的慘敗，也讓被反覆炒作的「IP」原形畢露：上面提及的《盜墓筆記》，《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裏》和《夏有喬木 雅望天堂》都有同名小說打底，《封神傳奇》更是建立在老少皆知的《封神榜》基礎上，它們都想蹭原作的強大熱度，把粉絲效應利用到最大化。

《盜》企圖複製題材相近的《尋龍訣》，後者以16億完勝，《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裏》希望和趙薇的《致青春》平起平坐，也能到手7個多億，《封神傳奇》的如意算盤是：既然打著《西遊記》名號的《西遊降魔篇》，《西遊記之大鬧天宮》都能橫掃票房，那我拿另一古典名著戲說神侃，應該也能討觀衆歡心。結果除了《盜墓筆記》勉強達標，其餘都沒贏得市場青睞。

暑期檔另一部和期待值相差甚遠的IP電影是卡通《大魚海棠》，這是一個足足醞釀了12年的IP，從2005年的7分鐘同名短片起就吊足大家胃口，千呼萬喚始出來，被認爲是可以媲美去年《西遊記之大聖歸來》的重磅炸彈。可惜上映後並沒出現「自來水」推動口碑引爆票房的願景，反應呈兩極化，有說唯美之極催人淚下，有說空洞幼稚故事不通，雖然憑藉話題效應拿下5.6億，但遠遠比不過《大聖歸來》的轟動和激起的情懷。

在編導演和製作水準普遍低劣的前提下，一味寄希望於用廣爲人知的IP吸引觀衆，就算收一時之效，必然經不起考驗。在這點上，有另兩部作品雖然票房並不出挑，卻是成熟IP成功轉換爲電影的典型：一部是根據安妮寶貝小說改編的《七月與安生》，細膩感人，憑上佳口碑贏下近1.7億票房，在文藝片中已算翹楚，馬思純和周冬雨以絲絲入扣的合作拿下金馬獎史無前例的雙影后，成爲年度影壇佳話；另一部《驢得水》是「開心麻花」繼《夏洛特煩惱》後的又一次舞臺劇IP電影化嘗試，和純粹搞笑的《夏》不同，《驢得水》的寓意深刻，充滿黑色幽默，雖然極其舞臺劇的風格引發爭議，但逾1.7億成績證明，良心之作依然能獲得相當共鳴。

名導神話戛然而止

延續了3年的「郭敬明神話」，在2016年戛然而止。從2013年到2015年，這個跨界導演新秀以《小時代》系列拿下17.9億票房。儘管其作品的價值觀，表現手法引起強烈爭議，但資本市場和影業大佬都視其爲點石成金的行銷神人，對其粉絲效應引發的巨大贏利空間深信不疑，國慶檔推出的《爵跡》被認定又將開啓一個不亞於《小時代》的系列IP。該片集合范冰冰，楊冪，吳亦凡等衆多當紅偶像，打出內地影史首部真人CG電影的噱頭，據說砸下2億重金，是郭敬明急欲擺脫膚淺標籤，打造漫威式電影宇宙的野心之作。但膨脹的心態，導致作品的世界觀過於龐大，角色關係複雜，難以消化，大力鼓吹的CG效果也令人失望，人物面目失真，表情呆滯，浪費了大好偶像資源。對《小時代》狂熱捧場的粉絲並沒有把相同的關注傾瀉在《爵跡》上，該片最終以3.8億草草收場，讓一貫傲嬌的郭敬明甚至說出「是不是隻有我死了，你們纔不會罵《爵跡》」，其承受的壓力和沮喪可見一斑。

另一個被冷嘲熱諷的昔日神話是馮小剛。3年前的《私人訂製》雖然再次證明他的賀歲喜劇號召力，卻也被許多人認爲是他有史以來的最差作品，這次他捲土重來，想在自我突破和市場認可間取得最大平衡。玩圓形畫幅是自己高興，但用范冰冰是很明顯的商業考量，《我不是潘金蓮》最初定檔國慶，挾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影后威名和影評人一片叫好聲，本來前景大好，可惜檔期延遲後就像中了邪：定檔的11月18日被好萊塢猛片前後夾擊；遭遇范冰冰大學被趕風波；臨到上映前馮小剛頭腦發昏，以潘金蓮口吻「陰陽怪氣」地寫信炮轟王健林，指責萬達爲報私仇壓低排片，居高臨下攪局的後果是導致網友強烈反感。《我》的最終票房估計4億左右，看起來不算丟人，但離保底的5億相差甚遠，和馮導期待中的「把11月燒燙了」更不符合。3年前，網民劣評尚不足以影響票房大局，3年後自媒體當道的今天，口碑和網路情緒會迅速聚整合強大力量，左右電影的後勁。馮小剛使出數十年如一日的「老炮兒」狠勁，這次被還以眼色，時代變了，他還沒有。

巨擘攜手神話變成對鬥

年初《尋龍訣》大發神威，狂卷16億時，媒體還在爲幕後三大推手萬達，華誼和光線的破天荒合作驚歎，展望影業巨擘攜手共創影市繁華的前景，誰知僅僅半年後就「神話」破滅，上演其中兩大巨擘萬達和華誼勢不兩立的「悲劇」。這出大戲從暑期演到年尾，從《搖滾藏獒》演到《我是潘金蓮》，讓圈內外都知道了箇中爭鬥。

「悲劇」的中心人物是原萬達文化產業集團的副總裁葉寧，他正是促成《尋龍訣》三方聯手的推手之一。今年春節未過，他就宣佈辭職，1個月後成了華誼的CEO，此舉令萬達陣腳大亂，據說王健林得知後在辦公室捶胸頓足，此後就傳出萬達院線對華誼電影一律「特殊對待」。搖滾老將鄭鈞找來好萊塢團隊製作的卡通《搖滾藏獒》透過華誼發行時，黃金時段排片之少令他錯愕，公開稱自己是遊戲規則的受害者，該片的慘敗直接導致華誼發行高階主管被裁。到了《我不是潘金蓮》上映，馮小剛的信更將巨擘相爭的圈內事捅成了網路熱門話題。

相當多的網友認爲排片多少純屬公司商業決定，他人無權干涉，但也有專業人士對萬達同時擁有製片和放映大權深表擔憂，指出其可以利用院線打壓對手，形成不公平競爭。當年好萊塢幾大巨擘也是如此壟斷市場，後來被法院裁定放棄放映業務，如今內地市場也到了正視這個現象的時候。

「神話」逐一破滅，爆款寥寥無幾（大破12億的《湄公河行動》堪稱樣板），去年盛行的票補熱潮（如去年幾乎每天都有的9.9元看大片）退去後，市場對影片的真正接受度暴露無遺，不但國產片屢走麥城，引進大片的魔力也不再神奇，就連史上進口片最擁擠的11月（足足11部），也沒有爆發出強大能量。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個號稱「最慘烈」的賀歲檔：張藝謀的好萊塢鉅製《長城》，金城武，梁朝偉等衆星雲集的《擺渡人》，章子怡和葛優聯手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成龍新片《鐵道飛虎》……。在起了個驚豔的開頭後，2016年的內地電影市場，能否以一個爆發式的收尾，來挽救中間漫長的平庸和失敗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國富裕的消費者不再透過買衣服鞋子來顯示自己有錢，轉而購買高階而低調的小衆品牌，以滿足他們對生活方式的追求。香奈兒、葆蝶家和愛馬仕的包袋很流行，大多數消費者基於標籤上的高價和更加精細巧妙的設計特徵感知到這些品牌的獨特性。比如葆蝶家的皮革編織設計和香奈兒的極簡設計，與那些堂而皇之閃閃發光帶著大標識的設計有所不同。

今後的趨勢會朝著價格更高、有強烈傳統精神內涵的小衆品牌這個方向發展。這些小衆品牌讓消費者能夠展現自己的個性，例如男士鞋履公司Harrys of London，大多數鞋履的價格在每雙300到500英鎊之間。這家公司對中國男性客戶的銷量劇增，這些男士到倫敦尋找一些與衆不同但工藝精良的產品。

另一個例子是上海灘（Shanghai Tang），這個品牌在中國客人中聲名鵲起，因爲它理解中國人對本土奢侈品牌與日俱增的自豪感。上海灘的網路業務發展與消費者關係管理部門總監席爾瓦•羅謝告訴我：「中國人想要一些他們在日常繁忙生活中能享用的東西，但要帶一些巧妙而優雅的中國概念。」因此，這個品牌改進了產品線，使其「提供能融合時尚現代及個人私密的中國元素的產品」。

關鍵行動項目：限制產品供應和銷售點的數量，專注於消費者的特定需求，使用仿冒者不易複製的工藝，比如Harrys of London和上海灘已經做的那樣。

比如阿瑪尼在中國曾經面臨山寨的問題——喬治•阿瑪尼本人說他看不出山寨貨和正品之間有什麼區別。與之類似的情況是蔻馳的帆布手袋也很容易被仿冒，賣盜版的市場把假貨分成三個檔次：便宜的國產山寨貨，質量好一點的國內精仿，以及來自南韓的高階仿品。很難看出來正品與南韓高階仿製的帆布手袋或聚氯乙烯材質的手袋有什麼區別。

高階真皮手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例如愛馬仕的鉑金包，或葆蝶家的交叉編織縫紉皮包，這些產品保持高階獨特的風格，銷售點的數量更少。與衆不同且精湛的工藝也不太可能被仿冒。

移民與資本外流

許多中國最富裕人羣的生活越來越不好過。2012年習近平開啓的反腐行動動了真格，有許多富豪與他們的政治靠山落入法網。

很多人因爲擔心被捕而移民國外，把資金也帶到了境外。許多情況下，富豪隻身一人留在國內做生意，而家人移居海外。沒有環境汙染且戶外活動豐富的地區受到移民的歡迎，例如雪梨、溫哥華、西雅圖和加利福尼亞。移居地點必須有良好的教育機會，並且有返回中國的交通便利。對地產律師和移民律師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機遇。路透社發現，截至2014年，中國取代俄羅斯成爲了曼哈頓房產最大的買家羣體。

關鍵行動項目：賣給中國消費者不再意味著僅僅賣給中國市場。小衆品牌需要成立全球中國消費者戰略，並且爲中國消費者出國購物做好準備。比如說，世界上最大的酒店連鎖公司之一委託我的公司規劃中國消費者戰略，因爲他們發現遠在歐洲和亞洲的酒店裏有許多客人是中國人。

培優與教育

中國精英人士中象徵身份地位的新標識，是把孩子送到美國頂尖的寄宿學校讀書，比如聖保羅的艾克賽特。英國的寄宿學校比如伊頓公學和哈羅公學也很受歡迎，但是沒有美國學校那麼熱門，因爲中國家長認爲美國和中國是新的世界經濟超級大國，想爲他們的孩子建立交際圈創造機會。

就連中產階級的中國消費者也花費不菲購買幫助提高孩子素質的品牌，以培養孩子進入聲名鵲起的學校。例如對美術和音樂的課外活動和暑期活動的需求也很高。放假期間，小學生們被送到美國、澳洲甚至巴厘島去學習英語。

關鍵行動項目：定位於提高孩子競爭力的品牌將會有很大進展。在中國進入頂尖學校的競爭非常激烈，就算最富有的家庭也擔心孩子的未來。家長們購買一切能幫助孩子學得更好的東西，從人體工學的座椅和學習燈到自動鉛筆，並花錢讓孩子上美術和音樂班，以幫助孩子發展心智。

（吳怡瑤 譯）

（本文節選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國的終結》（上海譯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MR）的董事總經理。）

我愛你中國 心愛的母親

我爲你流淚 也爲你自豪

2008年五月下旬，我在北京的一個演出場所參加「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搖滾義演。

在這場演出中，汪峯雙腳跪在地上，激情地唱著《我愛你中國》，一場巨大的人道悲劇、同胞的傷痛被轉化成對祖國的愛，果然是一首徹徹底底的主旋律搖滾。當然，更早之前，汪峯的《飛得更高》就是神州上天的主題曲，在08年北京奧運也被不斷播放。

當晚壓軸演出的是崔健。少年的我在八十年代末的臺灣聽他唱著《一無所有》，認識那個陌生的當代中國。這是我第一次看他現場演出，非常興奮又非常緊張，緊張的是他也會在這個場合同樣濫情與媚俗。

崔健說，他寫了一首歌特別適合送給汶川災民，這首歌叫做《光的背面》，然後說了幾句我們跟汶川人站在一起之類的話。

我很雀躍，老崔沒讓人失望。《光的背面》是多麼貼切而詩意的比喻，畢竟還有許多人被壓在瓦礫之中等待救援，在光的背面艱辛地生存著。

八年之後，崔健出版了十年來的新專輯《光凍》──專輯的同名歌曲正是從《光的背面》那個歌演變而來的。但在這裏，人們不是在光的背面，而是在光的裏面；而受困的不只是汶川地震戶，而是當下的中國人。

打從崔健登臺開始，他就在歌唱他所處的時代，用各種譬喻，尤其是愛情的譬喻，來表達一代人在變動時代中的掙扎、困惑，以及對出路的奮力尋找。

在八十年代末，他關切的是個人如何從舊的宏大敘事和集體主義中解放出來，要拿下綁了三十年的《一塊紅布》，從《一無所有》中建立起新的主體性；在這個《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時期，他的關鍵詞是「出走」與「自由」──「埋著頭，向前走」。

在九十年代，他批評「金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紅旗下的蛋》）、「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時代沖刷掉」（《混子》）；於是，當所有人放下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與未來的思索，只有他是孤單地、不合時宜地對抗時代：「我孤獨地飛了」（《飛了》）、「我只能迎著風向前」（《最後的抱怨》）、「我們不再是棋子，走著別人劃的道/自己想試著站一站，走起來四處看看。」

到了新世紀的《給你一點顏色》，他不再直接用歌詞唱出自己的困惑，而是化身成不同身份的中國人民去述說他們的故事，但對時代的觀察依然準確，包括農民工問題。

又過了十年，當下中國又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歷史時刻。

《光凍》這張專輯引起了兩極的討論，有人認爲專輯更晦澀難解，音樂上沒有進步；有人則認爲音樂上堪稱又一張經典，並再次顯示老崔對時代的敏銳觀察。

我聽到的是，老崔依然是令人佩服的老崔。在這樣一個喧囂光鮮但空洞貧乏的時代，他依然高舉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一如他在那些選秀電視節目的評審，依然談論著似乎已經老掉牙的搖滾精神。

繼續孤單地挺立著對抗這個新的時代。

這張專輯幾度用夢來譬喻現實，而「中國夢」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夢嗎？而他的姿態是一如他在九十年代，衆人皆醉我獨醒。

「閉上雙眼，閉上了雙眼/融化我在這冰的裏面/今天夜裏，你會帶我走出/冰凍多年的夢裏」（《光凍》）。

《陽光下的夢》同樣是有光有夢，但是更爲直接：

陽光下的夢/是個溫暖的坑/我的汗水在流/可我的心寒冷

這是一個有著陽光，但讓人心寒的巨大的夢。

這或許是因爲「現實像條狗/就在你面前顫抖」──之前歌詞一度是「就在你身上顫抖」。

於是，「讓我向更遠的地方走/在黑夜中流浪自由」。

這是崔健從八十年代以來的母題，也是西方搖滾樂中的重要主題：出走去尋找自由，即使遇到現實的重重桎梏，仍是不斷向前衝撞：「突然他們倒下擋住了我的路/嘿 我不能夠停止/因爲我是個滾動的蛋」（《滾動的蛋》）。

在《死不回頭》中，他更清楚地唱出他的悲壯：

我站在浪尖風口/南牆碰了我的頭/我挺著身體揹着手/風你可以斬我的首/廢話穿透了耳朵/恐懼壓歌喉/土地鬆軟沉默/骨頭變成了肉…

你是否還要跟我走/如果我死不回頭/南牆突然張開個口/要喫掉我的頭/它是否已經害怕我/知道我死不回頭

這顆紅旗下的蛋，三十年來不斷地向前滾動，奮力地滾出那層層包裹著他的紅旗與「盒子」，滾在九十年代用金錢鋪成的精神廢墟上，而現在，他要繼續在陽光下冰冷的夢中滾動。即使，他已經是那麼不合時宜的雜音。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北京連卡佛專櫃裏，一件價值不菲的杜嘉班納（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爲趙趙的緣故，意外成爲北京798藝術區的年度話題性裝置作品。

趙趙，1982年生於新疆，是一位憑藉多元性藝術表達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的先鋒藝術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幾件衣服，於是，帶著剛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場購物。

在連卡佛百貨，趙趙相中一件領口和袖口綴滿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納黑色西服。他自己試穿了一下，照照鏡子，覺得挺合身，轉身問詢父母的意見。母親誇衣服漂亮，父親則評價拘謹。趙趙接著讓父母猜價格，父親猶豫片刻，猜三四千。趙趙給二老亮出價籤，上面赫然印著「99,999元」。

剛從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親，見到如此高昂的價格，起先面露窘態，進而變得憤怒，經歷過「上山下鄉」的改造，一輩子勤儉持家、教書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資也不過5000元左右，買這樣一件衣服，對他來說，意味著「不喫不喝兩年」才能湊夠！

天生逆骨的趙趙，看到父親強硬反對的態度，心裏覺得有些可笑，堅持刷卡買單，過程毫不猶豫。

此舉自然讓父親拂袖而去，一旁的母親苦口婆心，勸趙趙沒必要花這麼多錢去激怒父親，曾在商場工作的她說，同樣材質的衣服，花3000元錢也能做出來。

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則很富戲劇性，也很當代，很「趙趙」。

趙趙的母親，揣着兒子給的3000元錢，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環的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小心翼翼地捧著天價杜嘉班納西服，從選料、打版到縫製，每個環節悉心比照、親自督工，一年後，仿造任務大功告成；趙趙的父親，在兒子建議下，將自己對此事的不滿情緒，注入一篇長達萬字的「檄文」裏，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爲我買不起而感到可悲；問題在於我們付出的勞動價值在哪裏？怎樣衡量？何以體現？」言之鑿鑿，字字鏗鏘；至於趙趙，則將母親監製的「山寨西服」、父親手書的信箋，連同那件引發家庭衝突的杜嘉班納，合併爲一件題爲《西裝》的藝術裝置，作爲其2016年個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藝術區的唐人藝術中心裏，看到了這件由趙趙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兩件西服，正品與仿品，並列懸掛在一面刷得雪白的牆上，對面是玻璃櫃裏一排展開的信紙。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兩件趙趙新作，不論是被整齊切割的100公里電纜和曾在沙漠裏通電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瑪干》，或是藝術家7年時間從不同家庭裏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顯然不具備宏壯的場面和震撼的數字，安靜得出奇，卻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給兩件西服分別拍了照片，隱去正品領口的標籤，發到微信朋友圈內，讓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時，收到幾十條答覆，大部分朋友都能準確命中。不難看出，如果僅從「像與不像」的角度來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當然，這也不是趙趙的創作初衷。美國藝術評論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對此點評道 ：「在趙趙眼中，這恰好例證了中國式思維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過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來的這件裝置直接將觀衆帶入這場家庭衝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間的對比一目瞭然。」

在我發的那條關於兩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確回覆的是主持人曹滌非，幾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後他問我：「你知道我是怎麼看出來的嗎？」「剪裁？」「不對。」「面料？」「不對。」「那是什麼？」「釦眼」。

從工藝層面，曹滌非判斷一件西服是否高級，一般根據兩點：釦子和釦眼。定製類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會事先預留釦眼，西服做完後，還要根據客戶需求做調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後纔打的。像湯姆•福特（Tom Ford）這樣的高階西裝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讓客人有享受定製服務的感覺。此外，從奢侈品所具備的「功能」、「審美」、「價值」和「故事」這四個層級的含義來判斷，「一件山寨產品，即便是找齊所有原材料，請來原廠師傅，按原工序製作，即便外觀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賦予的歷史價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別。」

曹滌非與時尚圈淵源頗深，擔任清華大學時尚教育顧問近十年，與許多品牌和時尚媒體都打過交道。他認爲，趙趙這件以杜嘉班納爲創作靈感的藝術作品，與以往奢侈品牌主動選擇藝術家合作的案例有著本質的區別。

比如迪奧手袋（Lady Dior），曾用兩年時間，邀請全球60位知名藝術家、攝影師、電影製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見」爲主題進行自由創作，中國藝術家劉建華就將這款經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黃色的小型雕塑，呈現與皮革質地完全不同的質感。再比如愛馬仕（Hermes）與中國藝術家丁乙合作，推出過的一款名爲「中國韻律」（rhythm of China）的絲巾，印滿了該藝術家一貫的「米」字圖案，在絲巾兩個對角處，丁乙將「米」字改爲了「H」。

曹滌非表示，上述兩個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資，給藝術家的「命題作文」，對應的，品牌也藉助藝術家的獨創思維，提升社會影響力與藝術價值，屬於雙贏舉措。而趙趙的這件作品，並非杜嘉班納主動邀請，作品主要聚焦於他與父母兩代人之間的衝突，此時品牌的象徵意義已經被弱化。「對藝術家趙趙來說，是不是杜嘉班納不重要，只不過是他拎出來作爲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爲屬於「被動選擇」，杜嘉班納品牌公關方至今也謝絕對《西裝》做出回應。

圍繞這件作品，我問詢另一位時尚人士、「藝術北京」執行總監李孟夏的看法。他認爲，趙趙之前的創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題，消費以及消費符號的出現比較少見，「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經以形態統一的小立方體出現在他的作品裏，而當下的中國，消費纔是人們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連卡佛的佛』。」李孟夏調侃道。在全球消費化的時代，時尚工業欣欣向榮，消費符號化產生出一套全新的識別語言，「今天的中國，在審美、文化、消費面前產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經可以成爲一件藝術作品了，正如趙趙以作品《西裝》來呈現出杜嘉班納這個符號的多重割裂的解讀一樣。」

針對《西裝》所隱含的兩代衝突，曹滌非闡述，老一輩人看到奢侈品，首先會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隨之產生的疑問就是：憑什麼化纖的會比純羊毛貴？正裝西服有一兩套就夠了，爲何還要再買？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輕人消費觀念早已升級，有了更高階的著裝搭配要求，他們選擇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滿足不同季節、不同場合的審美。

在曹滌非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城鄉的轉型升級，兩代人之間圍繞物質層面的觀念衝突只會變得越來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兒想要買愛馬仕包，我不會反對，只要她能夠負擔。」他更關注的是未來兩代人的衝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層級的觀念衝突上，比如單身主義，比如丁克主義，比如性取向。

「有時，這種新的兩代衝突將會來得更加猛烈。」 曹滌非感言。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家長羣」這種神物，是這兩年隨著微信在中國的大範圍普及而迅猛發展起來的。

至少在上海，如果孩子開始上學了，無論是參加早教、課外班、幼稚園、還是小學、中學，家長便一定會參加一個、甚至是不止一個專門屬於這個班的家長羣。

作爲一名大齡00後，微信、QQ、WiFi開始火爆之時亦是我小升初之際，老媽便先後加入了初中的四個家長羣：一個是擁有全校家長的學校羣，一個年級羣，還有一個有班主任的班級羣，以及一個沒有班主任的班級小羣……

而我，作爲在各種「羣」裏潛伏了多年的老司機，總結出家長羣中以下幾種奇葩家長。

一星級奇葩家長：心靈雞湯型

「人這一輩子，最難跨越的山，並非是外面的哪座山峯，而是內心隨時打翻的五味瓶；人生沒有太晚的開始，一切都還來得及……」這些金句，是這類家長基本上每日必發的心靈雞湯。出發點是好的，希望能夠鼓勵苦讀的孩子們，激勵陪讀的家長們。雖然毅力可嘉，每天一碗的雞湯還是讓人很敗胃。

二星級奇葩家長：神通廣大型

一些家長永遠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小道訊息，例如「今年上海中考要改革了！」、「某某區的學區房準備漲價！」、「我知道最新的出國留學政策哦！」、「今年我校中考推優名額有多少」等等。此類家長喜愛在羣裏發佈各類時準時不準的預言、謠言以及真言，而且經常以權威者自居，感覺甚好。他們提供或者轉發的各類教育政策及各種管道的資訊，無論是出於顯擺還是想真心分享的心態，固然不忍譴責，可是隔三岔五來投幾個難辨真假的「新聞炸彈」的做法卻免不了讓大家人心惶惶，心驚肉跳。

三星級奇葩家長：點贊拉票型

「請幫忙給我女兒投一票吧，勝敗在此一舉……」、「今天是最後一天啦，謝謝各位家長給我家寶貝投的票……」

雖然初中、高中遇上此類家長的幾率不大，可是我身邊一些正在上幼稚園、小學的親友的家長羣裏時常出現這樣投票點讚的鏈接，讓他們苦不堪言。從一開始簡單要求在家長分享的內容下面「點個贊」，到後來不僅要關注評選機構或者主辦方的公衆號才能投票，有的甚至還要截圖、分享在朋友圈。原本只是爲了讓孩子多參與、長見識的比賽初衷，也逐漸變成了「比拼人脈」的較量，有點招人煩。

四星級奇葩家長：「絕不補課」型

作爲一名常年輾轉滬上教育機構的「補課生」，我固然對那些不需要參加任何補課、光憑自己實力就能碾壓衆人智商的學霸充滿了羨慕嫉妒恨，但也非常認可那些透過補課以及自身努力取得好成績的學生，畢竟這世上天才是少數的。

但是恰恰在家長羣這個小江湖中，有那麼一些家長總是一邊用不屑的口吻抨擊各類補課機構訛詐家長的辛苦錢，一邊標榜自家孩子是不會去外面補課的，還經常在羣裏暗示自家的娃每天9點準時熄燈睡覺。可各類考分出來，恰恰是這些娃的名字掛在班級前幾名巋然不動，真是讓我們這些學得吭哧吭哧的孩子感到汗顏。

然而世界真的很小，當我和周圍其他補課族們陸續在各類補課場所不經意轉身撞上那些之前宣稱從不補課的大神們時，剎那間一個大寫的「囧」字飄過。而那些父母曾在家長羣裏發出的「我們纔不會讓寶寶去補課咧」之類的話語猶如背景音樂般在我們周圍響起。

家長中的奇葩之王：臥底特工型

如今的家長羣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有班主任的班羣，另一種是沒有班主任的小羣。相對於更多程度上以佈置作業、發通知、瞭解學校班級近況爲主的班羣，家長們更熱衷於在小羣裏面發言。想想也是哦，那個班羣的確恐怖。老師短短一句話，後面立時便烏泱泱跟上來一大片點讚的、OK的、「跪拜」、「鮮花」、還有萌娃點頭狀……晚進來的家長往往需要爬N多的「樓梯」、穿越大片「鮮花」、動畫小人方能膜拜到老師那一句金言。當然更主要的是有老師在這羣裏，發言需謹慎。但是小羣就安全了嗎？

老媽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如今的家長們都能化身「007」特工，表面個個熱情似火，背後卻總有那麼一些高深莫測，兩面三刀的。記得有那麼一段時期語文老師佈置的回家作業暴增，多爲一些抄寫類，害的很多學生晚上熬夜至十一二點鐘。一些家長認爲老師授課水準有問題，孩子被無聊又無效的抄寫耽誤了時間且功效還不大，於是在小羣裏發了一些牢騷。殊不知次日，語文老師便在班級裏發表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講話，大體意思是不喜歡老師佈置的作業大可不做，覺得作業死板、對老師有意見也可以當面直說，無需在背後指指點點……

我聽了深感莫名，於是回家便把這件事複述給老媽，她聽後大駭。立馬翻開前一日家長小羣的聊天記錄，老師發表的那番話里居然有不少是那些家長的原話，敢情是聊天記錄都被某個潛水的家長給截圖了暗地裏發給了老師？老媽覺得後背脊樑骨涼颼颼的，暗自慶幸當日做壁上觀未發言。於是那次細思恐極的事件，讓老媽更加堅定了在羣裏做好「小透明」的決心，絕不多話。

對於那些希望透過與老師私下交流，多瞭解孩子在學校裏的情況，希望老師多照顧自己孩子的家長，與老師開小窗溝通本無可厚非。但臥底的行爲實在是讓人寒毛直豎。

鐵打的老師流水的學生。新學年又將有新的家長羣了。我看著媽媽手機裏不到一會兒就已經顯示爲訊息99+的高一新生家長羣，嘆了口氣：「哎，大人的世界太複雜，寶寶看不懂，還是乖乖的去背《蘭亭集序》吧。」

（本文作者爲上海一位高一學生。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隨著中國近幾年出境旅遊的遊客越來越多，中國人在公共場合行爲規範上的問題也愈發引起國際關注。最近觸發中國人神經的是瑞士《觀察報》報導，火車公司將每週提供約20列「特殊列車」專門接待中國遊客，但不會禁止中國遊客乘坐普通列車。《觀察報》甚至還畫了漫畫，教中國人如何使用座式馬桶：是坐在上面，而不是蹲在上面。這並不僅僅是個案。7月初我在德國慕尼黑時，古城商業街路中間的車釐子水果攤上，也清晰地豎著一個中文提醒牌：「請不要自己挑選水果，不是自助的！」；日本的一些博物館和景點在展品旁也新增了中文提示牌：「請不要觸摸」。值得一提的是，這類警告牌只有中文的，沒有並列寫著其它語種，可以說是帶著很強的指向性。

在衆多的旅遊項目中，郵輪遊，更能集中體現遊客的公衆禮儀和素質。幾天幾夜的時間裏，除了在房間裏睡覺的時間，幾千個人幾乎時時刻刻在公共空間裏共處：餐廳、泳池、商場、酒吧、賭場、劇場、遊樂園等等，人與人之間的舉止規範無時無刻不在被考驗。

不久前，我登上中國天海郵輪公司旗下的「新世紀號」，親自體驗了一把中國本土豪華郵輪。天海郵輪公司成立於2013年12月，由攜程旅行網聯合磐石資本等機構共同組建，該郵輪購自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旗下的「精緻世紀號」，並由美國皇家加勒比遊輪有限公司入股，推進船務管理水準。

雖然是中國本土郵輪，但船員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船員的官方語言是英文，但乘客則基本都是中國人，這種略爲奇怪的配置，據說是因爲外籍服務人員的服務意識更強。

對這種更強的「服務意識」，我有位就職於時尚雜誌的女朋友有過毒舌評價，在比較泰國與三亞的海灘度假時，她說：在泰國普吉島，當旁邊有人給你端來飲料時，你覺得他們真心希望你能享受藍天大海；而在三亞，你會覺得旁邊的服務員雖然臉上在笑，心裏卻在嫉恨你。當然，這完全是主觀感受，全無任何客觀依據。

天海郵輪的甲板遊池

天海郵輪的衆多外籍員工的確帶來了讓人愉悅的服務，並且已經十分「本地化」。面對自助餐廳裏剩餘過多的食物時，這些外籍員工會飛快地，甚至是過於快地把那些狼藉的餐盤端走，快到甚至當你在進食過程中偶爾神遊的時候，他們就會過來問你：還要嗎？如果你沒有及時回答「Yes！」他們就會當作剩飯剩菜全部端走。這充分說明，他們已經看慣了中國遊客在自助餐廳的浪費，並採取了最有效的措施：加快清理速度！因此自助餐廳的桌面上始終保持著整潔乾淨。

這讓我想起近十年前，某外資郵輪剛進入中國市場時，有位在郵輪工作的行銷人員對我透露的事：當時中國市場上的客人讓船長有些始料不及——說話聲音太響，喫自助餐時盤子裏的東西總是堆得太高，又剩得太多，有人居然穿著房間裏的一次性拖鞋來餐廳喫飯……外籍船長一直向她抱怨，希望她能帶來一些「真正的客人」。

與之相比，天海郵輪顯然更爲實際：這些客人，就是真正的客人!因此他們加快收拾餐桌的頻率，微笑著阻止穿著泳衣想從餐廳抄近路到電梯的遊客，然後將「不能穿一次性拖鞋進正規餐廳」等規定貼在餐廳外面。因此一天裏大多數時間，自助餐廳都保持著相當井然的秩序，並且人流並不擁擠。

如果比較自助餐廳的餐桌禮儀，奧地利、日本、德國西部城市，是我見過的最一絲不苛的。他們可以悄無聲息地進食，喫完後，餐盤像用抹布抹過一樣，檯布也基本不用收拾，餐布疊得整整齊齊放在右手邊。整個進食過程像是一個宗教儀式，從開喫到喫完都按部就班。拿這個標準跟中國人的自助餐桌比，就像拿英超跟中國的甲A比一樣，沒有可比性。但是拿中國人現在的自助餐桌和十年前中國人的自助餐桌比，餐盤上剩餘食品的數量和疊放的餐盤的數量，其實已經有了不少改觀。雖然中國人在自助餐廳依然很浪費，但浪費的程度已收斂了不少。

如果行爲習慣需要時間才能養成，那麼養成這個習慣的體系則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遺憾的是，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從幼稚園到大學，沒有一個環節有公共場合行爲舉止這一課。而美國的朋友告訴我，在美國的幼稚園裏，老師反反覆覆告訴孩子，公共場合有哪些，在公共場合不能大場喧譁，隨意跑動，什麼樣的音量叫大聲，怎樣的行爲叫隨意跑動，公共交通工具中能否進食……等等，等等。而反觀中國的孩子，除了個別家長能夠告訴孩子這些以外，孩子們就再也得不到任何這方面的指示和教育。與此相反：幼稚園期間學拼音、學邏輯思維、學英語、用蒙式教育開啓智力，纔是家長們最關心的，也是幼教機構的競爭力所在。

對於中國出境遊客在別國引發的反應，一向重視外界輿論的中國政府又怎會坐視不理？早在2006年中國出境遊蓬勃興起時，中央文明辦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就於2006年就公佈過《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文明行爲指南》，但估計這份指南在中國人中的關注度，還不及「不能喫帶黃花的嫩黃瓜，有激素！」之類的生活指南貼文。

中國的事，規不規定是一回事，執不執行是另一回事。政府真正重視的事，執行力度一定不會差。你可以問一下中國每一所小學的小學生，哪怕是剛入學的7歲孩子，也可以將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的滾瓜爛熟，儘管他們並不知道自己背的是什麼。

儘管郵輪上中國遊客的人文環境仍有待提高，郵輪遊在中國的井噴式發展趨勢卻是難以阻擋的。中國大陸包括香港在內的七大國際郵輪港接待國際郵輪出入境遊客人次，從2011年的68.59萬猛增到2014年的195.27萬，4年內總增幅達到285%。此外，郵輪遊與文化娛樂項目的結合也愈加深入，讓這種度假方式顯得更有魅力。比如我乘坐的這艘天海郵輪上，竟然有許巍的音樂會，讓人喜出望外。

天海郵輪全景

只是，下了郵輪，進入碼頭時，有種從泰坦尼克號直墜80年代初中國火車站的錯覺，擁堵的人流，懶散的保安，荒唐的規定：你需要從保安處領一個密碼紙，將這個密碼告知接你的人，私家車才被允許開進停車場；還有歪七斜八的停的車……郵輪業發展太快，碼頭沒跟上啊。

（本文作者是天海郵輪公司的客人。作者郵箱：shirleyft@163.com。 作者新著 《不會穿衣的教授——名利場生存指南》 噹噹網 京東 亞馬遜 有售）

英國知名食評家傑•瑞納（Jay Rayner）是出名的刀子嘴。最近，他寫的一篇關於倫敦新開的「XX迴轉自助火鍋餐廳」的食評像一枚炸彈，在中外食客間激起了一片漣漪。「一個輸送帶，一人份的涮鍋，一份使用廚具清單……，在XX喫飯就像是廚藝考覈」，這麼說完還嫌不解氣，他在火鍋店圖片下又另加了一個副標題－「一頓侮辱飯」。

他自己去了後悔不算，還在文章中用一連串的排比句打消了想去嚐鮮人們的念頭：「如果你覺得看宜家安裝指南讓人抓狂，如果你預算有限而且數學不靈光，或者你沒法喫過鹹的東西，如果你覺得『外食』就是因爲有人可以做飯給你喫，如果你發現讓一切複雜化的都是毫無必要的並讓人心煩，那就別去！」

這篇文章後附帶的127條評論，毫無意外一邊倒地支援瑞納的結論。評論中有些過激的言論，已經從「喫」上升到文化攻擊，而不得不被刪除了。

自助火鍋是怎麼惹到這位食評家的呢？

「輸送帶上，涮料盛在顏色不同的盤子裏，你面前放著一口涮鍋，裏面有兩種口味的底料——你挑想喫的涮料，在鍋裏涮熟了喫，然後按盤子算錢」。可是他很快就發現，這個過程看起來簡單，可實際操作起來「就像是場考試」。不但涮火鍋需要了解「如何使用桌上的廚具，這裏麵包括7樣東西：溫控器，夾放生菜的夾子，小笊籬……」，而且蘸料「麻醬，醬豆腐，和辣椒底料嚐起來都是一個味兒」。食評家對鍋底也提出了發自經濟學角度的質疑：「（爲什麼）鍋底還要另外收錢——喫火鍋肯定需要鍋底，所以應該把這個錢攤到其它費用上！」

還沒喫上幾口，瑞納先生已經被這些「火鍋序曲」弄得心神不安。好不容易要喫了，他又發現「很快，清湯鍋底和麻辣鍋底裏涮出的食物都一個味兒了：牛肉片，魚丸，香菇，速食麵（！），－滿嘴都是『不怎麼優雅的鹹辣』，而且『牛肉丸和魚丸』喫起來一個味！」「餐廳給每個食客都準備了計時器，我可不用，因爲這樣一來，我的就餐體驗就真的完全變成考試了！」可想而知，對喫火鍋沒什麼經驗的瑞納先生也因此喫的全是「碎豆腐，餘下的喫食嚐起來全像鞋皮。」

結果當然是沒喫飽。食評家到馬路對面喫了一整張「放滿薩拉米臘肉的比薩餅和凱撒沙拉」，一邊喫，一邊解氣地說「這就是XX餐廳的問題所在，在倫敦這個美味遍地的角落，有那麼多廚師可以做給你喫，（偏偏）自己做喫的簡直就是恥辱！」

看過這個食評和文章後，那些對火鍋文化全無瞭解卻隨聲附和的評論，真是讓人啞然失笑。殊不知，讓這位食評家沮喪不解的看似繁瑣的火鍋食用方法，卻正是我們喜歡喫火鍋的原因所在呢！

這種對異域食物及食用方法抱懷疑和拒絕態度古已有之。法國人老尼克在《一個番鬼在大清國》中提到國人食用燕窩時寫道：「罐頭裏這些明膠狀的東西其實就是一隻大燕子－金絲燕－消化後吐出來的某些海草的渣滓！」18世紀時在廣州傳教的嘉類思神父，因爲使用刀叉喫飯，被當地一位異教派別領袖認作是「犯人」。 民國時的西餐廳都供應煎牛排這道菜，可國人喫不慣三四成熟的牛排，所以「多數人只將外面一層熟的喫掉」。如此看來，每天準備和享用一日三餐的過程，也是下意識重申民族身份的過程。在很多人看來，飲食習慣比其他任何東西更能抵制文化適應。因此，帶有濃厚文化色彩的火鍋，看來是觸動了食評家敏感的「飲食習慣」。

然而，時下巴黎，有「天下最挑剔味蕾」的巴黎人卻正排著隊去一家中式迴轉自助火鍋店嚐鮮，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我決定去看個究竟。

餐廳開在很潮的巴黎北瑪黑區。推門進去彷彿到了老上海：藍色的瓷磚牆面上貼滿了老上海風格的招貼畫。不大的餐廳正中，有一個體量超大的迴轉臺，一份份涮料乘在各色小盤子上，上面統一蓋著透明的塑膠罩，列隊無聲地一圈圈旋轉著。瓷磚牆面反射著冷光，再加上擦得鋥亮的迴轉臺，這個餐廳不大像是火鍋店，倒更像是賣外太空高精尖產品的自助商店。

我坐下點菜才知道，這裏是火鍋自助：18歐元一位，鍋底小料全包括不算，涮料也是敞開喫－莫非是因爲「價廉」，才吸引到很多食客？我這麼想著，開始從迴轉帶上一盤盤拿涮料——盤子很小，所以一個盤子上只能放3，4片肉，或是一小撮金針菇、幾片黑木耳、兩個魚丸。餐廳裏沒有令食評家光火的「涮火鍋指南」，也沒有計時器，菜單上一個個一分錢硬幣大小的涮料圖連我都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什麼。喫起來我發現麻辣鍋底實在不辣，不得不一次次讓師傅加麻加辣（結果仍舊是不辣），又換了兩三種蘸料，但喫起來也都是一個味道。

越喫越灰心的時候，法國食客們開始魚貫而入了。我開始觀察他們是怎樣喫火鍋的。對面桌三個年輕女孩坐定後，開始一盤盤從輸送帶上取喫的——做好的壽司、涼拌海白菜和煮熟的毛豆——這些都與火鍋不沾邊啊。喫了幾個回合壽司後，女孩們終於換口味了，這次，她們開始一盤盤取用包好的餛飩和泡發的越南米粉。餛飩餃子和米粉是巴黎亞洲系餐廳最常見也最受歡迎的食品，因此，涮火鍋變成了「餛飩麪」也算情有可原了。其實我特想告訴她們，放些金針菇，再來盤羊肉片，火鍋會更好喫。可還沒張口，姑娘們已經又開始喫下一輪壽司和毛豆了。我旁邊坐著一位西裝革履的上班族，投放涮料和使用笊籬都挺自如，不過，他也是偏好涮餛飩和越南米粉，偶爾來一盤豆腐或是雞肉，投到鍋裏後，過一會兒就撈上來看看，看來沒有把握什麼時候算是煮熟了。

我粗略算了一下，進餐的一小時裏，我是餐廳14位食客中唯一的中國人，我一共喫掉了22盤涮料，換了3種小料，讓師傅給鍋底「加麻加辣」3次。可是喫完後，我和瑞納先生的感覺有幾分相似——我沒喫盡興。看著餐廳裏熱汽繚繞，巴黎人埋頭享受「火鍋餛飩麪」的場景，我喜憂摻半。喜的是，巴黎人對異域食文化抱有的開放態度，憂的是，他們喜食的完全不是正宗的火鍋。

誰來給火鍋正名呢？

《北京風俗類徵》一書中，對食用火鍋的描繪生動真切。「都中朔風雖嚴，而風窗之制極妙，交冬後，無室不至，室中圍爐聚飲，依然暖若陽春。每至酒家沽飲，輒置一小釜於案，而生切雞、魚、羊、豚之肉，俾客自投沸湯中，熟而食之，視進自廚下者，味更鮮美，南中無此風味也。」

「鍋子之類甚多，有菊花鍋子，爲肉類與菜蔬及花瓣之大雜燴。整桌酒席，在秋冬間視爲要素，及羊肉鍋子，爲歲寒時最普通之美味，須於羊肉館食之。此等喫法，乃被當遊牧遺風，加以研究演化，而成爲特別風味也。」（舊都百話）

火鍋也曾是宮廷筵席上不可少的一道菜。年逾八旬的乾隆皇帝，在寧壽宮和皇極殿舉行「千叟宴」時，火鍋就是招待5000餘賓客的一道大菜。「王公和一二品大臣，以及外國使臣在一等桌張入宴，擺設膳品如下『火鍋兩個（銀質，錫制各一個），煮肉片一個，褪羊肉片一個，鹿尾燒鹿肉一盤，褪羊肉烏叉一盤，』三品至九品官員，在次等桌張，每張擺席有火鍋2個（銅製），豬肉片一個，褪羊肉片一個，褪羊肉一盤」——這樣看來，外國使臣中應該會有食評家瑞納先生的同胞前輩。如果他們把當時和羣臣一起涮火鍋的場景記錄下來，應該是留給瑞納先生們的最好的《火鍋食用指南》了。

《食在宮廷》一書中，作者愛新覺羅•浩也專門開闢出一個章節寫宮廷裏的各色火鍋。其中的在涮肉時最後放入菊花花瓣的「菊花鍋子」；與乾貝、海米、河蟹、蛤蜊同煮的「酸菜鍋子」；涮海蔘、魚翅、鴿子蛋和火腿這樣珍貴食材的「八仙火鍋」算是火鍋裏的精品了。在宮廷裏，每年立冬那天必喫羊肉涮鍋已成風習。因此，歷史上北京的各家餐館也是從立冬後開始供應羊肉涮鍋的。雖然現在川味麻辣火鍋流行，但我最想念的還是從小到大和爸媽一起用老式銅鍋喫的「京味火鍋」：老式銅鍋，中間是高聳的放木炭用的空筒，筒下半是一個放湯的圓槽。用雪裏蕻和高湯熬鍋底，也可以只放清水加大蔥薑片和海米煮開。涮料也簡單，薄切羊後腿肉，凍豆腐，大白菜，收尾時喫的粉絲和細面。喫涮羊肉時一定還要佐以糖蒜。

火鍋喫的就是熱鬧，講的是氣氛和隨意勁兒。寒冷時節，家人朋友圍爐喫火鍋，豐儉由人，邊喫邊聊，真是寫意又熨貼。

其實，西餐中也有自己投料入鍋的「乳酪火鍋」(cheese fondue)。用乾白葡萄酒融化乳酪作爲鍋底，把切好的小塊麪包、煮熟的土豆或是香腸放在融化的乳酪裏蘸食。乳酪火鍋是上世紀70年代盛行開來的聚會菜。那時，晚餐派對（dinner party）開始變得更隨意，用餐地點也從家裏鄭重其事的大餐桌挪到了客廳的矮桌上。與此同時，底部帶有蠟燭加熱的帶翻蓋暖鍋（chafing table）也被廣泛應用起來——家庭主婦不用再守在廚房等主菜烤菜一一上桌，有了這種暖鍋，賓主可以一起上手在客廳的矮桌上一起準備晚餐。有誰會想到這個誕生在古希臘的廚具，會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盛行起來呢。和暖鍋一起流行起來的就是「異域的、精妙的和親密的」乳酪火鍋。聚會開始，賓客全都圍在同一口乳酪火鍋周圍進餐。這與西方人幾世紀以來習慣的分餐制相比，更讓人覺得親近有趣。

中外火鍋的食用方法看來殊途同歸：把好喫的涮料放進寬湯裏煮熟就好。也許喫中式火鍋更需要些know-how,但只要有開放的態度和喜歡嚐鮮的味蕾，涮毛肚需要「七上八下」、肉變色就可以喫和先涮葷菜再喫素菜，這些心得很快就會掌握。與「火鍋食用指南」和計時器相比，親身體驗、多喫勤問纔是最好的指南。

古往今來，正是不同類型的食材，人羣，食品類型以及人們的用餐態度彙集在一起，結合成了不同的美食結構和用餐圖景。在當下，汲取各方飲食傳統，在其中灌入新的風味和想法，然後拭目以待會出現何種結果，這纔是對融合與多元該持有的開明態度吧。無辜被食評家貶損的倫敦迴轉火鍋店和巴黎的自助「餛飩麪」火鍋店裏，一口口小火鍋正是中外食文化的熔爐（melting pot）。這些小火鍋的口味並非是我們熟悉的正宗「老北京銅火鍋」或是「麻辣火鍋」的翻版，但前來嚐鮮的每個食客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獨特體驗——這就是火鍋文化的延伸。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女孩徐玉玉因接到詐騙電話被騙走上大學的費用9900元，傷心欲絕，最終導致心臟驟停，不幸離世。

留下的疑問是：詐騙犯是從何處得知徐玉玉的電話和助學金情況的？

其實，從這一事情開始發酵，就知道，這案子一定破得了。

畢竟，已經到了局領導腦袋上掛菜刀的地步。但是，如果不是大學生被騙死亡，這又是一起羣衆報警後杳無音信的案例。就像你說「哎呦剛接了個騙子電話」，即使你媽也會頭都不抬的勸你，沒騙成就得了。

畢竟，這樣的事一抓一大把，大家都是見過世面的喫瓜羣衆。

最近我的電話，以每天至少接兩個的頻率接固定電話，態度好的上來還喊你個姐，不好的就和事先錄好的「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兩元店廣告一樣，開場就是我們這裏出售哪哪哪的房源，一般情況下，我會直接掛斷電話。

有一天很閒，問對方哪來的我的電話，小夥子說領導給的。我說讓你領導接個電話，我問問他哪來的我電話，小夥子掛了。

最近一個階段來電的，都是裝修公司和建材品牌，相對去年剛交房的那一個月，現在的頻率簡直是太低了。

那一個月內，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差不多市裏的幾十家裝修公司每家給我打了不下十遍，無一例外的問你哪哪的房子裝修了嗎？業主羣裏大家都在討論這個事情，也都推斷是開發商那出去的，因爲只有在那，業主的電話纔會儲存的如此集中。

然而，那又怎麼樣？

給售樓部打電話詢問，接電話的姑娘推得特別的乾淨，不可能是我們這，我們都有規定……什麼樣的規定我不清楚，我只清楚反正賣這些資訊肯定是掙錢的。而且不止一輪的錢，從裝修公司開始，下一個月是建材和家電軟裝，後期還有測甲醛和保潔的，總之服務很有秩序感。

再往前推，我還賣了一套房，賣房子只有中介那最直接，他能幫你在連鎖的門店推廣，能最直接的找到購房對象。

在中介登記的時候，特別跟店長交代，只在這家店能查到我電話，我也不去其他中介掛，店長握著我的手說，您放心，這事沒問題。

然後一週內，市裏的幾家中介都打過一輪電話，個別的只知道房子的小區，不知道單元和門牌，只能說他轉手買到的資訊不夠全面。

對於賣房子這種情形，有這麼多人找上門來，應該高興。他們都免費的幫你推廣，來達成賣掉的目的，但是電話實在太多了，而且他們來電都是忽悠你去他們店簽訂獨家協議或者代售壟斷協議，並不是爲了你。

好在我有先見之明，開通了一個新號碼，來保證工作和生活不被打擾，即使如此，在賣掉房子的一年內，還有中介來打聽房子賣掉了嗎。

中介門店之間相互倒賣各自客戶的資訊，一方面能擴大客戶源，另一方面難道不是個別人裝進了自己的口袋？

再再往前推，新車上牌後的第一個禮拜，就接到了手機號碼打來的「胡建」口音的退稅電話，我的車號、名字、電話，對方一清二楚。

我假裝很開心地訊問如何辦理，對方也很認真地講解過程，作爲一名國家稅務局的工作人員如此親力親爲，確實讓人感動，說到讓我先交2000塊的保證金時，我終於沒忍住笑場。

我告訴他，下次別用手機號打電話，這樣不嚴謹，見過哪個單位的人辦公事用私人號碼？另外，把普通話練好一點，最後，他買的資訊不夠全，1.8排量的車，退什麼小排量購置稅。

對方沉默了會，掛了。這次的追查比較麻煩，沒有單一的目標源頭，4S店是一方面，車管系統和稅務系統都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反正有個地方把我的資訊打包賣了。

每天都能看到各種被騙的報導，官方也時時發佈各類防騙祕籍，但是人家騙子也講究武功段位的提升，騙人的招數更是與時俱進到防不勝防。

這事兒挺奇怪的在於，我們又不是做壞事的一方，卻要一直躲在明處防。從來沒有任何洩露個人資訊的公司和個人出來道個歉，也很少看到出售資訊的上線受到懲罰。

即使公安機關一次性從國外抓回了幾百個電信詐騙的實施者，但是從源頭上講，誰把我們的資訊賣掉的呢？案情到了這，往往就斷了。

我們的身份證號碼、手機號、銀行卡、房產資訊、車輛資訊，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官方或者正規機構掌握的，怎麼會隨隨便便到了騙子手上？

畢竟，沒有出賣就沒有傷害。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郵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搶」是一種中國特色。在中國，總有一羣人什麼都要搶，擠巴士、擠地鐵、買火車票、醫院掛號、進景點，他們生怕進不了門、上不了車、搶不到座位，因此拼命往前擠。即使在供應充足的環境中，很多人「搶」的習慣依舊難改，例如，乘飛機都是有座的，但搶先登機的現象並不少見。「搶」也透過中國遊客走出國門進而名揚世界。今年3月，泰國網友上傳了一段中國遊客在泰國喫自助餐時瘋狂搶蝦的影片，雖然有闢謠稱此影片是惡意抹黑中國人，但依舊受到廣大輿論的批評。

爲什麼中國「搶」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將其歸結爲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歸結爲國民劣根性。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羣，對這些不文明的現象多有批評，這些現象也成爲他們排斥外來非戶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羣的理由。也有人認爲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稀缺經濟導致的，對供應不足的恐懼讓人沒辦法不搶，這種習慣至少要經過幾代人的生活富足纔有可能得到改善。

「搶」有兩層含義：有和無的差異、先與後的差異。一般理解「搶」，都是從有和無的差異入手，這主要是資源稀缺所致，由於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場所決定，稀缺的商品，價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著搶，而需要搶的服務（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顯然，「搶」還是「不搶」的關鍵不是「有與無」，而是「先與後」。當今社會，對「搶」持嘲諷心態的中產階級，也越來越能理解「搶」的內涵，並且加入到搶先上車的大軍之中。

在中國，搶先上車很重要。買房要趁早，晚一步不僅買不起，也可能出現有錢也買不了的狀況。在上海，搶先辦居住證很重要，因爲這樣就可以成爲第一批辦理居轉戶（居住證持有滿7年可以申請戶籍），而第一批居轉戶的辦理，不僅條件低，名額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來多麼荒唐，你都要先擠上車，或者先買張車票，不然將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務員，時間也是異常寶貴，每一步升遷都要及時趕早，早一年，往往意味著仕途升遷機會的倍增。

爲什麼搶先上車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決定了搶先上車的重要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是廣泛使用的改革原則，由於改革的對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羣體，而「老人老辦法」豁免了現有既得利益羣體的義務，搶先上車、佔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損害。所以每一輪社保、人事改革，都會有很多公務員、事業編制職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辦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車輛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後推出了搖號政策，目前中籤機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會有一人中籤。上海早先的車牌雖然需要拍賣獲得，但有錢總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價制度出臺以後，車牌拍賣淪爲抽籤，機率雖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買車上牌，其難度增加何止百倍。

過去的30年，是資產膨脹的30年，也是知識與技術價值迴歸的30年。房產是居民財富最主要的資產，除了投資以外，對於一線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買房將嚴重影響其財富增值的可能，買房早與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響其房產財富的淨值。在這種情況下，買房的資格卻與繳納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戶籍等因素掛鉤，從而變相拉大了人羣之間的財富差距。「先來後到」的資源配置機制，是加劇世代和人羣之間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這種機制也已經成爲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羣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搶先上車的根源在於恐懼，害怕機會的大門對自己關閉，這是由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的。2010年以前，全國只有上海實施小汽車車牌數量管制政策，隨著北京車牌搖號政策的出臺，深圳、廣州、杭州、南京陸續傳出實行小汽車車牌總量控制政策的謠言。以深圳爲例，社會上多次傳出深圳將實施車輛限購的謠言，但官方多次闢謠稱不會實施車輛限購，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佈當天晚上18時開始實行車輛限購，杭州的情況也與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瘋傳房地產限購將升級的訊息，作爲購房前提的社保繳納年限從累計2年調整到連續5年，3月25日上午10時，市政府的新聞發佈會證實了這一訊息的準確。

造成搶先上車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點。第一，閉門密室決策，買車、買房、落戶、子女入學這些政策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類重大決策很少有公共討論環節，利益相關者也很少有機會參與到決策過程中。第二，以時間爲劃分原則，先上車者的利益將被保護，大家不得不搶先上車。第三，決策執行沒有緩衝期，因爲以時間爲主要劃分原則，所以政策方案不僅要保密，還要立即執行、自公佈之時起執行，如上海的房產限購升級政策，政策執行的時間甚至要回溯到政策發佈十小時之前的時間點，這就導致大家對謠言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而絕不放棄任何搶先上車的機會。

南京對限牌政策的態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襲擊的影響，南京車市持續了很長時間的火爆狀態，大家搶先上車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門外。爲此，2015年5月3日，江蘇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希回應表示，南京絕對不可能像杭州那樣突然限牌，因爲江蘇省地方性法規對限牌有明確規定。在江蘇，如果有城市準備限牌，必須要走這三個程式：必須公開徵求公衆意見、必須人大常委會審議、必須提前30天公告。

更進一步，不管是試點改革策略、政策傾斜，還是閉門決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式，此類現象突顯的都是中國各級政府行政行爲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關門立法、不徵求公衆意見，可以以公衆利益爲名、損害特定羣體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經過代議制機構（各級人大）的審議，可以使政策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不留緩衝時間，這些纔是造成公衆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分蛋糕」效應越來越明顯。在勞動力全國流動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產生了義務教育學位不足、交通擁堵、房地產供小於求導致的高房價等問題。以擁堵爲例，其根源在於道路的供給過少而需求過多，擁堵的治理自然也要從抑制需求、增加供給的角度入手。在需求側，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羣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攤，這些問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本應該充分採納公衆的意見，平衡不同羣體間的利益。

然而，中國的現實是，這些政策制定過程，沒有公共討論，也不允許大多數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最終的結果就是讓沒買車的居民承擔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這樣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更讓無數的後來者恐懼被政策所拋棄，瘋狂地「搶」佔一切可能佔據的位子。

換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決策都遵循三個要素：第一，開門立法，公開徵求公衆意見並允許公共討論；第二，重大決策要平衡不同羣體間的利益，由人大審議，或未經法定程式不得推出；第三，設置必要的緩衝期，那麼新老劃斷、突襲政策等現象就根本不會出現。

公衆參與也意味著政府在治理城市時不能自說自話、閉門決策。制定什麼樣的政策，由誰來承擔政策成本，應該納入公衆討論的範疇。公共討論中的事實呈現和競爭性的學術研究形成的共識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衆也更願意接受並支援這樣透過科學民主決策的治理方案，哪怕這會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這樣的決策纔會讓老百姓有明確的預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搶著先上車。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國城鄉之間的持續差距是一個事實。去過農村的人，會有這樣一個感受，農民很樸實，但農村比城市落後太多。在中西部地區，這樣的感受會更強烈。有些房子外觀看上去不錯，但室內空蕩無物，僅有簡單破舊的傢俱，汙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還得上茅房。

城鄉之間的物質差距直接導致了教育差距。據2014年教育部《中國教育概況》介紹，初中階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城鄉之間相差14.5個百分點。小學階段的大專及以上學歷教師，城鄉之間相差9.2個百分點。那些在農村長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師，也見不到外面的世界，沒讀完中學就輟學，更別說考大學了。

城鄉差距導致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湧入。城市裏的生活成本比農村高很多，但農民依然要留下來。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約2075萬人，約佔農村在校生的30%。農村的生活條件、居住條件、教育條件、醫療衛生條件，與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農村給人的印象仍然是貧窮。

近年來，從統計數據上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3119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11422元，城鄉收入比爲2.73：1，比2009年的3.33：1減少了許多。但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農民收入還要多。

輿論傾向於認爲，城鄉差距的根源是國家向農村的投入太少。但實際上，僅從2008年至2013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累計5.85兆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國家向農村投入並不少。社會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來，有不少大學生畢業後去農村創業、支教、當村官，但農村的發展變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結果是，農業補貼了，牆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農田連片了，學生下鄉了，不少地區的農村依然比城市窮太多。靠增加向農村的投入來發展農村，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城鄉差距的表面原因，是農村以農業爲主，而農業是不賺錢的。多數地區的農業，包括部分地區的家庭農場，主要依靠補貼維持。種地的農民多在五十歲以上，而他們的子女願意在城市生活。年輕人不願意種地，一是因爲種地是體力勞動，非常辛苦，二是因爲城裏有更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城裏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資訊，年輕人能學到更多知識，對他們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輕人的農村，要麼靠旅遊，要麼靠工業，早脫離了農業。

城鄉差距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對農村功能定位的計劃經濟思想。計劃思想在三農問題上的體現，是將生產結構與區域聯繫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發展工商業，而農村只能發展農業。比如，有觀點認爲，「農村不是搞建設的地方，農村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提供農產品，二是提供生態環境產品，這才叫農村。農村的建築，是農民自身的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中，農村的功能就是生產糧食，保證「萬一」打仗時可能出現的「糧食安全」問題。農村的房屋，是爲農民生產糧食提供居住服務的。在有序的安排下，農村和農民是爲整個國家機器服務的一個部件。讓農村依賴農業，農業不賺錢，農村這個部件就會一直貧窮。

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中國製定了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農村是搞農業的地方，就不能隨便讓農村搞建設。農地要轉爲建設用地，既有多年的規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規劃），也有年度計劃控制。根據計劃分配的土地權利資源，卻又是極不公平的。計劃下達的農轉用指標，實際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級別層層下發。指標到了縣一級，絕大多數分配到開發區、或用於新城建設，很少到鎮一級，更別說到村莊了。缺少指標，農村就沒法建廠房、客棧，搞不了工業和旅遊業。一些鄉鎮和村莊爲了發展，擺脫貧窮落後的困境，只好爲農民建樓房，讓農民上樓，把騰出來的土地用於發展。

農民上樓，配上基礎設施，一方面改善了農民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也爲農村發展騰出空間，一舉多得。其弊端是，對於少數依賴於農業的年長農民，種地不如以前便利了，農具沒地方放了，有一個適應過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標的約束下，不這樣做，地方發展又能指望什麼呢？眼看著農村繼續破敗下去嗎？一些學者專家批評地方政府讓農民上樓的行爲，但沒認識到，正是計劃管理指標的制度，在迫使農民上樓。

更大的問題是農村土地市場的缺失。農民沒有完整的土地產權，導致市場制度建立不起來。市場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過程，需要政府、中介、買賣雙方在長期的互動中累積制度建設的知識。城市的國有土地已建立了一套市場交易制度，積累了一系列市場交易的知識。但中國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是沒有市場的，這就導致了抵押、評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場功能的缺失。市場的缺失，背後是農村產權的缺失。現行制度規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包括農民的宅基地，不準入市交易。中介公司、評估公司、金融機構、法院也不願意爲農村土地房屋提供市場服務。農村蓋的房子，出租或出讓給城裏人，被稱爲「小產權房」，不但得不到產權保護，還面臨罰款、拆除的風險！產權與市場殘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農村土地農用，農民要爲了保護「糧食安全」做出犧牲。

近年來，除了上述計劃經濟的思維，部分學者又爲農民的產權殘缺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一種理論認爲，宅基地是農民的住房保障。這種觀念認爲，「過去，農民窮，買不起商品房，因此給他無償提供一塊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蓋個房，有容身之所。沒錢的農民可以搭個茅草房，有錢的農民可以蓋個小洋房。這項制度僅限於本集體內的成員，原則是一戶一宅。農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產物，並非商品。法律規定，農民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佔有、使用、收益三項權益，而宅基地使用權只有佔有、使用權，沒有收益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爲，宅基地之所以產權殘缺，是因爲宅基地是農民的住房保障，剝奪產權是爲了農民好！

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農民對宅基地多種用途的需求。一是解決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農民著急用錢，看病或供孩子上學，但房子沒法抵押貸款，也賣不出錢，沒法解決緊迫的困難。二是有不少農民在縣城裏買了房子，不需要農村的宅基地作爲住房保障。三是農村土地與房屋無法作爲農民保值增值的財產。有些農民希望將農村的房子賣掉，換取城裏更好的住房，但他們的房子賣不出價。城裏人剛參加工作，一開始買不起大房子，先買個小房子，伴隨收入的積累和房價的上漲，再拿小房子換取大房子。住房作爲一種可以保值增值的資產，抵抗通膨的壓力。但農民雖有房子，卻不能出讓，不能以房換房。通貨膨脹與城市的房價在逐年提高，農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賺來的工資買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產增值來進城換房的機會。在發達國家，有一塊土地就是財富。但在中國不少農村，農民有了土地住房，卻要花錢維護，成了負資產。不少農民自願放棄農村的住房，大量的宅基地和住房閒置和廢棄。

宅基地是作爲保障還是作爲商品，應該由農民自己來決定。家家戶戶的情況不同，有的農戶不需要宅基地作爲保障，就不應該用政策來限制他們的財產權利。試想下面的對話：」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換城裏的房子。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爲父母孩子治病，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農民說，我想賣宅基地，擴大生產致富。你說，不能換，宅基地是你的保障！」不懂金融卻要代農民理財，不是很荒唐嗎？

部分學界人士還爲現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論支援，那就是資本下鄉會導致土地兼併，農民流離失所。學者們忽略的，是這一套理論所基於的歷史是農業社會，農民附地而生。但在現代工商業社會，農業不賺錢，農民不想種地，他們寧願拋荒，也要不斷往城裏湧。種地不賺錢，如果取消補貼，不會有多少企業願意下鄉。

企業下鄉，帶去的不是資本，而是知識。企業下鄉帶去了技術、管理，和商業世界的知識。這些現代科技與商業知識正是農民所匱乏的。我調研過的河南土地流轉案例，企業剛去農村流轉土地時，村民比較樸實，要價比較低。但伴隨與企業員工的接觸增多，農民獲得了更多的市場知識，再轉讓土地時，農民學會了討價還價，要價越來越高。農民也在爲下鄉企業工作的過程中獲得了技術、組織等知識。這些知識，正是農民變爲市民，融入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企業下鄉，不是資本下鄉，而是知識下鄉。

城鄉差距的持續，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我去過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農村，那裏的農民住小別墅，生活物資豐富，汽車、現代化電器、現代衛生設施一應俱全，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與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區的居民相差不大。發達國家的土地市場比我們發達，大公司比我們多，但他們的農村也比我們富的多。農民有地而貧窮，城裏人沒地但富裕，這種不合常理的現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產權和市場的殘缺。

十幾年來，國家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可謂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還需要從觀念、制度入手。需明確，實事求是的看，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調整，工商服務業是主體，農業已不在是基礎。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礙了工商業從大城市郊區向農村和內陸地區的遷移，推高了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計劃配置土地指標的制度，以及對集體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適應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極大的制約了農村發展、農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實際效果，終究要靠農民來評價。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鄉鎮書記說，十多年前還研究國家關於「三農問題」重要的政策檔案，而現在，他已經不再研究了。

（注：作者是中央財經大學助理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判區門前陸續聚集了從京城四處趕來的「非京籍」家長。他們聽說，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長因爲孩子的上學問題，將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網路上的開庭資訊很快被刪除，但焦灼的家長還是寧願信其有，有的憑藉記住的關鍵詞「上午九點半、龍爪樹南里車站」，按時抵達了法院。旁聽資格被嚴格限制，沒有家長列席。此案當庭未做宣判，擇日審理。

無法上學導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爲嚴控人口祭出史上最嚴的「教育控人」手段起，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無法上學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學生，因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並報考普通高中，委託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對北京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2014年7月，海淀區法院一審判他們敗訴。「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佈維持一審判決。

2014年，北京市中考報名確認考生爲8.9萬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離開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當留守兒童。

「非京籍」有許多稱呼： 隨遷子女、外來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動兒童。其中很多稱呼並非精確定義的，人們一般撿起什麼用什麼。北京市教委的統計資料裏面，會使用北京市戶籍、非北京市戶籍這樣的統計稱呼。

廣義來看，「非京籍學生」包括進城務工隨遷子女和非北京戶籍城市戶口的學生（這部分包括很多白領的孩子）。入讀的學校分爲四類：公辦學校；高收費民辦學校（每年學費大概在2-10萬不等）；有證的打工子弟學校；無證的打工子弟學校。

「非京籍」家長屬於「九類人」（臺胞子女、博士後子女、隨軍子女、中建首鋼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參加中考。還有一些「非京籍」家長，大學或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已經積累起不錯的社會資本。最底層的，便是俗稱的「農民工」，他們通常在京從事體力勞動或「厭惡工種」。

無論心智、觀念還是氣質，流動兒童作爲第二代移民，都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如果說第一代城市移民會將自身的成敗與老家的生活相對照，那麼第二代移民的參照點則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國，「流動兒童」完全是由戶籍政策界定的，現實是：他們並不怎麼「流動」。北京一關注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構最新研究發現：小學階段55.6%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初中階段86.9%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流動兒童的高中入學率非常低，只有16%學生在城市流入地讀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讀高中，5%在第三地就讀高中，29%在城市就讀職校，27%已經離開學校。

十餘年來，流動兒童在京能否上學，實質性改革並無動議。2013年，控人政策開始加碼，流動兒童升學更難。

年復一年，「五證」不達標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邊緣，無法升學，看不清未來，但他們卻可以清晰表達對於制度不公的憤恨。單純以控制人口爲目的提升義務教育入學門檻並關停學校，不僅事與願違，或許在未來還會付出不可逆轉的社會代價。

控人加碼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對外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透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須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硬指標。

「五證」門檻始於2002年，一開始只要求四證。在2004年至2013年期間，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數持續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區幼升小「五證」要求花樣翻新，處處刁難，嚴卡工作地區和社保繳納時段，使得很多已經在京買房家境殷實的家長也犯了難。爲了符合一些區對父母雙方的要求，也有家長選擇離婚。

入學門檻升高後，從入學人數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見影。2014年，北京小學階段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31426人；較2013年的50107人減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爲37.28%。初中階段入學，2014年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教2013年下降幅度達9.89%。

隨遷子女以往的借讀路徑也被堵死。過去，家長非「九類人」的「非京籍」學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讀並獲得臨時學籍，繳納借讀費後可在聯繫好的高中借讀。借讀生可以在北京參加會考並拿到高中畢業證，再回到戶籍地透過社會報考參加高考。2014年，這條折衷的就學路徑也被堵死。

過去十年，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快速成長，從2006年的403.4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萬人。2011年口，流動人口增速放緩。2013年後，在北京的嚴控人口的各項措施之下，流動人口統計數字成長近停滯。2015年流動人口進入負成長，爲-0.15%。據北京市統計局資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流動人口）822.6萬人，0-14週歲流動兒童68.7萬人。

自2009年起，我開始關注「非京籍學生」的教育發展問題，特別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外來工子女。我深深意識到，這些在京的外來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機會。人總渴望向上流動，第二代更不會開倒車。如果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對他們來說無異於沉重的打擊。而一旦得到機會，他們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發，形成包容性促進發展，本是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們竟然沒有學上！」發出感嘆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長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來務工人員。

楠楠的感嘆並不代表少數。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經歷到一種無力感，其中可能還混雜著憤恨，小小年紀的他們，已經會抱怨「不公平」。他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憑藉其薄弱的教育水準，根本無法立足或與城市人競爭，以後可能混得連父輩還不如。但是他們並非不想讀書，而是不能讀書。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來自山西省繁峙縣的深山，二人都沒讀過書，「專幹北京人不願意乾的髒活累活」。李先生曾爲北京挖地鐵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兩根手指。來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說：「已經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態決絕：「我就是讓三個孩子輟學在北京當小混混，也不送回去當留守兒童！」

唐女士說，上次回老家，她發現鄉里小學只有三個學生，坐在草垛上無所事事，她看著心酸。她還告訴我：「鄉領導說了，別讓孩子回來，留守就是製造犯罪分子。」

楊姐和丈夫來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當擠奶工。楊姐腳面經常因爲擠奶時被牛踢而腫得老高，三個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雖在打工子弟學校，卻都熱愛學習。楊姐面臨艱難選擇：供養三個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沒有房子沒有地，回去怎麼掙錢？如果讓孩子留守的話，楊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經留下了四個孩子給老人照顧。再加上楊姐的三個孩子，兩個老人要照看七個孩子，楊姐說：「不敢想。」

面臨「不敢想」窘境的，不僅是來京打工的底層，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對殷實的非京籍家長，在北京買了房買了車還開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現在法院門口的A先生，從河南來北京近20年，他認爲自己一直在爲北京做貢獻：納稅、投資、創造就業、維護社會秩序……另一位家長聽出了A先生對自己事業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時宜地潑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髮愁，把自己當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讀書連老家話都聽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來北京，一家人在北京紮根，無法在老家縣城從頭開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幾年前從山西來到北京，在中關村從事金融行業。B女士的女兒在東城區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讀初二，她爲女兒鳴不平：「我女兒非常優秀，一直讀北京最好的學校，琴棋書畫，多才多藝。要是我們過來參加高考你們不讓也就算了，但是我們從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戶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樣是沒有北京戶口被攔在上學之外，不過「非京籍」學生的命運各不相同。這是家長們各顯神通的時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較量。

楊姐和唐姐別無選擇，楊姐最後選擇讓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選擇讓孩子輟學。不過名牌大學畢業，在京任職IT高階主管的張先生卻琢磨出一條孩子上學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買個藍印戶口（持藍印戶口者即可享受與本地常住戶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當地讀書）。2013年，張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買百萬元的新房。

「怎麼都得徹底荒廢一個人，要麼荒廢孩子，要麼荒廢大人。」最終，張氏夫婦決定「荒廢」張太太。任職公司主任的她，辭去職務，和女兒搬去天津。張先生開始適應「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時常懊惱自己當年的幼稚。1995年，大學畢業的他本有機會得到北京戶口，他未做特別爭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時候，戶口這個惡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結果張先生悔不當初。

不過，有錢似乎也沒用，這條藍印戶口之路於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學的最後一條路，就剩下一些重點高中的國際班了。2014年訴教委的九位原告學生，三位回到老家讀書，一位透過天津藍印戶口讀高中，一位在與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縣讀高中，四位入讀國際班。

參與訴訟的章女士把女兒送到了國際班，一個學期至少13萬元。但章女士告訴我：「女兒很喜歡國際班的學習環境，因禍得福。」 一直以來，兒子是參與訴訟的朵媽的驕傲。他在西城一重點中學，多才多藝，還擔任班長。爲了兒子踏上這條留學之路，朵媽乾脆把北京的房子賣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國際班政策後，B女士發現，現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國際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拼近20年，原本以爲更接近自己的夢想，沒想到卻更像一場夢。B女士猶豫，是否要爲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開始……談到這裏，B女士也說了句：「不敢想。」

從我接觸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輪「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還沒有看到政策預期的，限制一個孩子上學而遷出北京一個家庭的效果。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實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與願違。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顯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難達效果。從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團隊對北京10個區的1867名當時上初一的打工子弟進行追蹤調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學校，波及項目中七所學校的370名學生，另外1497名學生的學校未被關閉。

在以往這樣的政策之下，外地學生和父母是否離開北京？「結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紹，學校被關閉的370名學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讀書；學校沒有被關閉的學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鄉讀書。

調研結果顯示，控人政策明顯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勞動力市場。學校被迫關停的學生中，有75.7%選擇在京工作，這一比例高出學校未被關停的學生羣體8個百分點。

「這樣的發現令人喫驚。」宋映泉分析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讀書路徹底斷了，索性踏實留京工作」。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諸多「城市病」和人口規模並無關係。梁建章和黃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與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並不大。

根據北京市人口和財政收入規模不難看出，北京教育並不缺錢。北京的生均經費，在全國遙遙領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23441.78元，全國平均爲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36507.21元，全國平均爲10359.33元。

中國一線城市的入學難，並不是因爲外來人口多，而是沒有提前進行教育資源的規劃和佈局。以北京爲例，從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6.2萬下降到4.7萬。

「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雖然教育不應被賦予太多改變命運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國，對很多城市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來說，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貧困的唯一道路。

擠奶工楊姐總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爲我的孩子在北京會比我過得強，但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無論貧富，人人對於未來「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們普遍的心態是：有什麼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沒什麼都不能沒北京戶口。在房子和戶口面前，一切奮鬥和夢想皆成枉然。

在家長羣，每當有人因爲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辭激烈時，總會有家長出來自覺維持局面，強調「不要當憤青，我們只想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有家長舉例子說，如果在美國打拼十餘年，有著良好的完稅記錄，肯定不會不讓孩子上學，「因爲你不知道在座的學生哪個將成爲美國總統。」每當舉完美國的例子，家長還會加入辯證的看法，「當然也不是說美國就多好，僅僅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

看得出來，很多家長在努力剋制著，最大程度地壓抑自己憤慨的情緒和言語，他們不敢再提曾經火過一段時間的「異地高考」，卑微地不斷降低請求：「無法在京高考，只要讓我們在京借讀，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長假後，北京上海等城市發佈網約車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其中「京人京車」引起輿論譁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發問：「如果一個城市要享用的全部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提供，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再此基礎上，我想進一步發問：「如果一個城市全部的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享用，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在全面收緊人口的政策導向下，不僅是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連城市未來的公務員和精英也受到影響。2015年春節前，人社部發文，要求「中央單位」2015年度高校畢業生進京落戶的計劃指標在2014年基礎上再削減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響最大的是應屆碩士畢業生，他們紛紛接到已簽訂就業協議的事業單位、國企、央企單位的通知解約，事發突然令他們措手不及。

對於這些畢業生來說，考公務員或進入大型央企，應聘有進京指標的國企或高新技術企業，是獲得北京戶口最直接的途徑。不忍失去北京戶口的應屆生組織了一個QQ維權羣，人數很快逼近一千。這些被中科院、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大機構錄取的好學生、好黨員，也在羣裏詢問組織遊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佈《「十三五」時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2016—2020年）》，表明在嚴控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兒童入學之外，北京對未來五年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學者認爲，這意味著北京開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發展和創新離不開年輕人。很難想像一個令年輕人感到失望和厭棄的城市，怎能持續釋放活力。如果最終發現，嚴控人口並未解決「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又該怎麼辦呢？

我猶記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創新峯會（WISE）上，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發表了演講，她說：「我的大學教育把我帶到了那些從來沒有夢想過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宮。這是非常漫長的道路，從我曾經住過的小小的公寓到現在的白宮。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教育，讓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夢想都能實現。」

這是蜜雪兒宣揚的美國夢。那麼中國夢呢？

（注：作者趙晗曾任財新傳媒公共政策記者。個人公號：BeAuthentic。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編者按】2016中國「兩會」在即，作爲中國年度政經大事，「兩會」財經議程著力點應在何處？什麼纔是中國經濟的真問題？FT中文網近期組織相關專題討論，編輯事宜，聯繫jin.xu@ftchinese.com。

中國「兩會」在即，要是我們還有能力做頂層設計，還有勇氣直面問題，還有決心推進改革的話，那麼明確提出取消城鄉的戶籍限制就是勢在必行的改制舉措，而規劃和落實具體的配套措施則是我們能否有這種能力、勇氣和決心的試金石。

戶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當今世界裏可說是絕無僅有。歷來對此的批評不絕，然而迄今爲止仍是社會的一大特色，約束著幾乎所有的市場交易和思維判斷。但是卻有能成爲改革的一頓「白喫的午餐」，帶來深刻的轉型紅利。這裏所說的「白喫」，當然是對今後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幾代人爲之付出過痛深創鉅的代價。開放以來，戶籍的扭曲已有了顯著地化解，不過始終未能射出「臨門一腳」，恐怕是「先富起來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應調整，因而步履踟躕。

周其仁所著《中國做對了什麼》2010年出版時，曾送筆者一冊，細讀之下我對他檢視中國改革經驗而得出的精當見解很是贊同。這裏且引用其幾個觀察和結論。他說中國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爲，「擁有舉世罕見、數目驚人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鄧小平設計的方略和步驟「大幅度降低了經濟體制的運行成本。」而鄧公的偉大之處在於，「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制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從這個視角，讓超過歐洲總人口的勤勉勞動力「先流動起來」，流轉到能夠煥發其生產效率的地域和生產組織，是爲關鍵。其背後的制度推手，也是從戶籍制度的嚴酷限制的「不讓」到有限度的「讓」。

眼下的問題叢集，我們又「將做對什麼？」換言之，中國人面臨的實際約束是什麼？怎樣放鬆拓展，從而讓人們更充分地施展生產潛能？

上星期FT中文網刊出（《農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賜是權利》陳杰），對戶籍限制作爲國人身份認定和差別待遇的不合理性有了很好的概述。作者尖銳地指明，戶籍限制的是國民遷徙、居住和職業選擇的基本權益，所造成的歧視遠遠不止經濟利益。然而，這些基本的「天然權利」怎樣迴歸非城鎮居民，尤其是還給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勞作了幾十年的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呢？如果不是「天賦」或「恩賜」，他們又如何才能得到？

歷史的經驗反覆在昭示人們，在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無不需要努力競取。白得或浪得的，無法長期保有，即便靠運氣或被賜予，或遲或速也會得而復失。

徹底廢止戶籍限制難在哪裏呢？試錯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戶籍制度處在某種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狀態。城裏人或許以爲鄉下人是生來如此，他們不配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公平待遇，是素養技能不夠，或對城市建設貢獻不足。略加分析，這些偏見都站不住腳。譬如上海，有多少條馬路靠本市居民來清掃，又有哪棟高樓是市民蓋的？

戶籍限制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爲歷朝歷代所無。造成城鄉懸殊差別的戶口制度象一座高壩，阻斷了城鄉的交流，造成兩邊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實這座大壩的合攏晚至1958年。它的法規依據是那年一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透過），一紙公文就斷送了公民的基本權益，竟成了日後「全民的共識」。得到嚴格執行的戶籍限制條例，和1954年頒行的憲法是直接違背的，54憲法的第90條所規定的公民有遷徙居住的自由被擱置起來，直至1975年被新版憲法乾脆取消，以後沒再恢復，倒是名實相副了。

回顧這段歷史，並不是爲了檢討戶籍限制的制度扭曲是如何惡劣，事實上過去三十餘年國民的居住遷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觀的改進。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急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是鬆綁制度扭曲的結果。隨著居住和就業限制的鬆弛，土地的價值也得到了展現。這些生產要素和引進的資本技術結合起來，煥發出無可估量的生產力。這樣的鉅變，也許只有挪威的經歷可相比擬。挪威從歐洲最窮的小邦躍居爲世界最富的國家，得力於大陸架石油的開發，那是老天所賜（要是挪威近海早個十年發現油源的話，它的宗主國瑞典是斷不會讓其獨立的）。然而中國的固有潛能早先之所以無法發揮卻是「自作孽」造成的。讓人民有流動的自主選擇，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結果，今天的輝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這個教益使我們認爲，徹底廢止戶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帶來今後持續發展的理據所在。

我們說廢止戶籍限制勢在必行，還在於固守這個扭曲的機會成本日趨沉重，接近不可承受的地步。2009年筆者就開始反覆呼籲，在FT中文網刊出的《新新人口論》及其他系列文章裏，申論必須在勞動力拐點前後，特別是要在農民工大規模換代之前，著手徹底廢止戶籍限制。主要的理由來自負面：農民工的下一代將難以承受戶籍限制帶來的差別待遇。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的事實，要是「新生代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成爲真正的市民的話，在他們父輩加速折舊之後，別說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沒有可能，維持社會的穩定都會大成問題。不難想像，數億貧二代，受過教育、掌握資訊，由電子網路聯接，接地氣又有較高的期待，他們在城市裏安身立命的盼望要是受挫的話，將會帶來多麼高昂的維穩成本。

但是，即便有了明確的頂層設計，確定出任期內廢止戶籍限制的目標，怎樣逐步拆除這座大壩，逐級降低城鄉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否則會釀成洪災禍害。比如說，健全社會保障系統，在全國範圍內統籌養老健保的個人賬戶；提供廉租屋，順便消化空置的或爛尾的城鎮房屋；配置教育資源，建立再培訓的設施；開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務，接納新市民的參與，等等。落實取消戶籍限制目標的種種具體措施，需要頂層設計，需要決心和勇氣，更需要制度創新的智慧。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編輯徐瑾jin.xu@ftchinese.com

中國國慶假期結束的第一天，北上廣深四地同時出臺了當地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的「落地細則」徵求意見稿。這次各地出臺新規，是對於交通部之前網約車新政的落地，會切實影響到網約車的發展與民衆利益。因此，受到較大關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新規異常嚴苛，完全與改革和社會期待背道而馳，引起輿論劇烈反彈。

地方化政策的「軟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戶籍，廣州深圳相對寬鬆，僅要求持有居住證。除了對人的要求，對車的要求也異常嚴格，不但要求本地車牌，加裝GPS硬體，還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軸距不小於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規還規定了複雜的申請網約車司機資格的流程。

簡單的說，四地的新政透過提高車輛價格、增加硬體成本、減少合格司機潛在數量、增加審批流程複雜度等措施，將全面減少網約車的供給，推高網約車的價格，保護計程車公司的利益，但卻會使民衆重回打車難的局面。諷刺的是，前段時間，輿論在嚴肅而真誠地爭論「滴滴與Uber合併之後是否會漲價」，現在大家才驚覺幼稚，原來，不顧一切要推高價格的，是政府相關部門。

這些政策，不但觸犯民意，也涉及就業歧視，違反勞動法、行政許可法，相關論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尋的是，從交通部的徵求意見稿，到各地新規，專車新政的翻雲覆雨，所體現出來的系統性「軟抵制」——地方相關部門不反對改革，但是，卻透過地方化的政策來進行軟抵制，化廟堂之上的改革意願於無形。

首先，這種抵制來源於交通部留下的空間。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徵求意見稿，也引起較大批評，在後來的暫行辦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時宜的東西，受到社會的歡迎。

在交通部發佈網約車管理辦法的徵求意見稿時，就要求網約車「車內設施配置及車輛效能指標應明顯高於主流巡遊計程車」。在隨後的輿論壓力下，這一條被取消，在新的暫行辦法中，僅要求「車輛技術性能符合運營安全相關標準要求」，不過，緊接其後留了一個小尾巴，表示「車輛的具體標準和營運要求，由相應的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按照高品質服務、差異化經營的發展原則，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確定」。正是在這一個尾巴的空間之下，藉着「地方實際情況」，交通部基於改革意願與輿論壓力而去掉的條款又捲土重來。

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地方實際」這四個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礙。地方政府與中央的改革意願隔得更遠，感受到的壓力更小，同時，又有著熟悉地方特殊情況的理由，比起北京城裏的部委，操作空間與躲閃空間也就更大。就這樣，改革意願離中南海越遠也就越弱。所以，並不難理解，溫家寶曾感嘆過「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強也斥責「部長都同意的事情，難道還需要處長來把關？」

不僅如此，這種軟抵制進一步變爲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個中國最大的城市，同時出臺相關政策，是非常罕見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時段，各地也紛紛出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這種對經濟影響更大的政策，反而沒有這種協同一致的行動。其原因就在於，或多或少，房地產調控起碼從目的性上還算站得住腳，而嚴苛、倒退的網約車政策，幾乎很難得到認同，從而需要同時出臺，以分攤輿論壓力。

面對輿論壓力的辦法不是僅此而已。交通領域的出行改革，是民衆普遍關切所在，是一個最民生的話題，也是最民生的改革，並不敏感。況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徵求意見稿，暢所欲言本是題中應有之意。雖然相關部門留下了溝通管道，但社會輿論的討論、爭論、批評，也是正常的與必要的。某種程度上，如當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正是江湖之遠的草根民意與廟堂之高的改革意願共鳴，爲改革賦能之機。一旦輿論受到壓制，民意被阻隔在下，衝破軟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這張軟抵抗的大網形成的最後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說的那樣，中國改革的艱難之處就在於，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衆議，艱難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護既得利益的事情，卻很快得到效仿，捲土重來。北上廣深作爲中國一線城市，具有標杆意義，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風險與輿論風險都更小。所以，這個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將會得到各地相關部門的效仿，在全國普遍實施。就在寫下此文時，重慶、杭州、天津也推出了類似的嚴厲政策。

於是，這種對改革的「軟抵制」，上下貫通、縱橫交錯，迅速蔓延，系統性地形成一張緊密的大網，上阻改革意願，下隔民情。出行領域的改革，不管從消費升級，供給側優化，還是解決打車難的民生之苦，解決就業與大衆創業，都是一件好事。遺憾的是，在這張軟抵制的大網阻隔下，改革意願被消解了。

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反腐大潮，對於民衆而言，高層的反腐，縱然解氣，令人鼓舞，但終究離自己的衣食住行太遠，只有改革深入身邊，才能化爲百姓身邊的基層雨露普惠。不過，改革從來不是易事。

記得多年前的一部電視劇《新星》，講訴的是古陵縣新任縣委書記李向南在政府內部，力排衆議、艱難前行，開展改革，使古陵面貌煥然一新的故事，濃縮地描繪了1982年中國農村改革所遭遇的阻礙與改革者的艱辛與奮進。編劇給主人翁——古陵縣委書記取名李向南，絕對不會想到10年之後，鄧小平南巡，多省力推改革，在關鍵時刻儘自己最後的政治能量，再次把中國推向改革，爲此後長達2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鄧小平都需要身體力行爲改革逐省喊話，如今出行領域的改革，又豈是交通部一紙新規就能完成的呢？更何況，交通部的新規之中，還留著偌大的空間。

計程車問題是民生領域的痼疾，但相比其他壟斷性行業，它畢竟是一個基層的、既得利益分散、缺乏權勢的既得利益，因而是所有硬骨頭中最軟的一塊。那麼，某種程度上，這塊骨頭是不是當年秦國城門的那根立柱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一夜之間，一條城市規劃方面的中央檔案，在中國輿論場中引發了爆炸式的反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表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公衆紛紛猜測，這是不是意味著已建成的小區要「拆牆破院」，而這勢必影響居民生活。這個突然降臨的檔案激發了普遍不安全感，一種焦慮甚至恐懼的情緒開始蔓延。

從原理上來說，如果是在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中，是建設封閉式小區還是開放式的街區，應該由企業自行決定，由市場上的購房者來進行自主選擇，政府爲了公共政策目的可以進行一定的引導，但一定要保證合法公平。固然，在西方城市，街區制是很流行的做法，但也存在著封閉式的小區，二者並行不悖。理論上，在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萬一封閉式的住宅區的確造成或加劇了擁堵問題，損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透過合法程式對其內部道路進行徵收，並給予公正合理的補償。甚至，私人土地所有者可以和周邊居民達成協議，由後者購買土地的通行權。總之，在產權明晰和法治化的情況下，面對安全生活與交通方便等不同訴求，政府與私人之間，私人相互之間，都可以透過博弈達成各種解決方案，並根據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調整。

雖然中國實行土地公有制，所有城市土地都是國有土地，但是，從所有權可以衍生出其他物權，即使在土地公有制下，只要這些物權的權利邊界和權能可以明晰，問題同樣是能夠解決的。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角度來考慮一下，封閉小區與擁堵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如果這個矛盾確實存在而且很嚴重的話。

當前，根據中國法律，劃撥和出讓是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兩種主要形式，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的費用很低，或者是無償的，而出讓方式則支付了土地出讓金。這份《意見》中提到的單位大院，很多是以劃撥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而住宅小區，則幾乎都是以出讓方式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對這兩種情況，應該區別看待。

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計劃經濟的特徵是低工資和高保障水準的結合，單位大院雖然解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但也造成機制僵化、公共空間無人維護、個人自由受限制等問題，在行政主導的分配中，也存在著嚴重的不公現象，並不被居民滿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下，單位大院日益不合時宜，許多大院居民也捨棄了這種生活方式，而願意購買商品房，選擇更自由和高品質的生活。同時單位大院的存在割裂了城市空間，在車流增多的新現實中，加劇了交通擁堵。而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爲根據法律，劃撥的土地政府是可以根據需要收回，從而解決擁堵問題的。所以，「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援的。

但居民住宅小區則是另一種情況。居民在購買住房時，其所支付的購房款，其實已經承擔了相關的土地出讓金，而且居民購買的是完全的住宅區的土地使用權，而不僅是房屋所佔土地。這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居民在購買住房時，顯然也是考慮到了小區的封閉性、安全性、宜居性等諸多因素，併爲此支付價款的。現在要「打開」住宅小區，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相當於把這部分土地的使用權收歸國有，其實是一種徵收，當然需要經過正當程式並給予業主補償。而且，因道路公共化而給小區安全性、環境和宜居性造成的損害，居民也應該得到利益補償，顯然不能根據一紙檔案貿然爲之，即使是「逐步」實現也不行，必須有嚴密的法律依據，並制定嚴格的程式，由各方透過談判來達成公平的徵收方案。

面對小區被強行「打開」的恐懼，很多居民指出，更應該「打開」的是政府機關所佔的道路和場所。從法律上來看，這是很合理的訴求。很明顯，中國的很多政府機構是封閉化的，佔據大片土地和內部道路，土地使用效率低，而在西方，儘管很多政府大樓內部有嚴密的安保設施，但並不佔用大量本可用於公共用途的道路空間。政府機構所佔空間的開放，是合理可行的：與居民小區相比，政府機構是工作區域，對生活環境質量的要求低，而且公務員本來是「人民公僕」；在政府機構工作的主要是自我保護能力強的成年人，而不是需要特殊保護的老人和兒童；政府機構本來就配備了更強的安保力量，與居民小區不可同日而語；最重要的是，「打開」是爲了緩解交通擁堵這個公共利益，而爲公共利益服務，本身就是現代社會里政府存在的意義所在。所以，無論從經濟性、公平性還是政治倫理的角度講，佔據過多公共空間加劇擁堵的政府機構，的確是應該更早「拆牆破院」的。

事實上，在資源稀缺的現實中，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讓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得到滿足，而必然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和妥協。在中國的公共討論中，封閉式小區的存在，從來都沒有被認爲是造成擁堵最重要的因素，至少沒有公共交通設施不完善、城市規劃不科學等因素重要。而且，並不是所有封閉式小區都加劇了擁堵，例如，在交通壓力不大的地區，封閉式小區的影響並不大。對於這些小區來說，「打開」帶來的交通便利收益很小，對小區居民利益的影響卻很大，所以「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式小區」的做法顯然過於「一刀切」，也影響購房者的選擇權，不利於樓市的發展。

即使有的封閉式小區造成的擁堵效應，到了非「打開」不可的程度，也應有多種選擇方案存在。比如，只是把小區道路變爲公共道路，但仍保留業主所有權，車輛或行人有透過自由而無長期停留自由，對此政府和小區居民達成精細化的契約，並由小區物業進行嚴格的管理。然而，考慮到中國目前低下的城市管理水準、業主自治水準，考慮到政府濫用權力的傾向，以及公民薄弱的維權意識、維權能力，這樣的理想狀態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在現實中，它幾乎必然會演變爲演變成對居住者權益的侵奪。因此，「打開」的做法必須謹慎。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準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衆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中國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在單子化的社會狀況下，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而且這兩個羣體的很多人相互敵視、恐懼。而且，政府也樂見封閉式小區的流行，因爲其佔據的大片佔地，也爲城市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土地出讓金，成爲政府的財源，同時政府因封閉式小區的內部管理而減輕了自己的公共管理職責。歸根結底，這根本不是所謂中國人「農耕社會心態」導致的結果，相反，這種封閉心態纔是中國沒有現代政治文明、城市文明的造就的。

可以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明。真正的城市文明是在自由的環境中市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做出城市管理決策，而不是由行政當局朝令夕改、爲所欲爲。現代城市文化的精髓是自由平等、公共治理。但中國城市規劃和管理仍是政府主導，民衆的心態也不是追求平等的。即使中國大城市的居民，也存在著嚴重的「部落意識」，一方面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不願放棄自己擁有的很多特權，實現所有公民的平等。在中國現實中，由於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功能的缺失，民衆只有依靠家族、朋友，依靠無處不在的「關係」，抱團取暖，有能力的人購買私人化的額外保障，無能力的人無奈地承受所有不測風雲。正是這種政治經濟現實造成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和互助意識，物理上與精神上的「公共空間」雙重荒蕪，表現爲環境汙染、髒亂差，以及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

理念的進步總要以現實境況的進步爲前提。在一個沒有確立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沒有以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來贏得公民信任和安全感的國家，強求民衆有西方城市中的開放心態，並把公民沒有文明社會的心態作爲擁堵等社會問題的根源，這是本末倒置，不僅荒謬，而且是不道德的。當前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心態開放、能接受政府隨意「拆牆破院」的民衆，而是心態開放的政府，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尊重市場規律、城市規劃原理而不是「拍腦袋」方式決策，並虛心接受民衆的批評與監督，及時調整不合理的決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三體》裏面有一句經典的話：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纔是。在演化史中，很多龐然大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化石。而很多小生物都活下來了，因爲他們沒有傲慢，主動順應周遭的變化。

除夕之夜，有很多人用50年前的海報來概括央視春晚，是因爲大家覺得在今天，「政治化」的那潭水早已流過，但央視依然站在龜裂的田裏插秧。

「你我中國夢，全面建小康」

「一帶一路的大幕已經拉開」

「我們實現偉大的復興，前程更寬闊」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就是2016春晚的文藝歌曲，言語之中充滿了「我就是喜歡你不喜歡春晚還得看春晚的樣子」的惡作劇和「我頑固我自豪」的優越感。

凌晨放完鞭炮後，我趕緊去看經過「寓教於樂」的價值觀教育之後，廣大網民如何吐槽「春晚」。超級段子手王思聰說：「今年的春晚不帶上裝備是沒法看了，不說了，我去找我的紅領巾和黨徽了……」

春節不是國慶節，春節是老百姓個人情感的寄託，春晚則是大家希望樂一樂，圖個好彩頭。不管春晚承載、摻和了多少政治和國家訴求，也不應該和老百姓的需求「掰手腕」。「掰手腕」最後終結的一定是春晚本身。

世界越來越開放，春晚越來越傲慢。

歸根到底，春晚不接地氣的歌頌與讚美，各種合成的主旋律，原因是政府缺少羣衆支援基礎，是對社會競爭關係的恐懼。在火耕水耨的年代，要證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龍天子」只需一篇昭告天下的聖旨，就可在宮牆上看到「萬國來朝」的勝景，「每當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戲爲戲場。」（《隋書•音樂志》）

在網路時代，一切自我表達都有可能陷於「自嗨」模式。今年，春晚很「嗨」，網路吐槽也很「嗨」。春晚總導演呂逸濤評斷說：一百分，「我覺得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如果有人相信他的話，可以去看看「央視春晚」的官方微博，它已經把評論關閉。

歷史上，央視春晚把自己變成血統純正的國家春晚，是1980年代的事。1983年第一屆春晚以後，各地省級電視臺也開始陸續在除夕夜辦春晚。1986年，廣播電影電視部發檔案，禁止地方電視臺在除夕播出春晚。此令一下，十幾億中國人除夕夜就只能和央視春晚「搞對象」：你愛是他，你不愛也是他。

最可憐的是80後，生下來直接成了春晚的「童養媳」，冥冥之中，春晚是他們唯一的「除夕選擇」。只要你在中國，只要你要過除夕，春晚只能由央視獨家供給，完成了文化和收視雙壟斷的春晚從1990年代開始，就一直奔跑在成爲「新聞聯播」復讀機的道路上。2016年，總算是修成正果。

「這是我活了三十多年看的最好的一次新聞聯播。它捨棄了慣常新聞聯播單一的口播加影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於一體... ...。」春晚這麼做，目的只有一個：保證自己作爲壟斷地位的血脈純正。

回顧1980年代， 在那個電視稀缺的年代，效益好的單位會在食堂裏裝個電視機，爲了看春晚，有人不喫年夜飯就跑到食堂佔座，去晚了的人只能站著，甚至站在窗戶外面看。那時候，看春晚，連上廁所都要跑步，害怕錯過了精彩的節目。

我無意厚古薄今，去追憶當年的春晚有多好，雖然我依然記得1984年的春晚，李谷一的《難忘今宵》傳唱至今。一切經典都是建立在確定性之上，1980年代的中國有太多的確定性，那個時代，你能看幾份報紙，看幾部電影，能聽幾首歌曲，都是確定的，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要知道，在1980年代，鄧麗君的歌曲是「黃色歌曲」，在校園裏靠「手抄本」傳播；蘇小明的《軍港之夜》是靡靡之音，被很多單位禁止播放。一個單位的領導就可以決定這個單位的「小夥伴們」，中午能在廣播中聽到什麼歌曲。

1983年央視首屆春晚亮相後，幾乎每年都是中國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舉國上下，所有頻道，在除夕夜只有一臺節目——春晚。在確定性的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相對穩定，中國人想什麼，或者說中國人可以想什麼基本都是已知數據，每年春晚，只需要讓「童養媳」多喫一道菜，就能大獲成功。

但是在不確定的網路時代，傲慢的方法已經失效了。好像諳習男女之道的「童養媳」已開始和別人擠眉弄眼，央視春晚還躺在牀上，吸著大煙喊道：「來，給老爺揉揉腿」，揉好了給你評個最佳觀衆，戴紅花，上光榮榜，發大紅包。殊不知，伸過來的不是纖纖玉指，而是孫大聖的一陣老拳，可憐的春晚總導演呂逸濤苦中作樂地喊道：「打得好，一百分！」

如果呂逸濤是一位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識的的文化人，就不該把春晚當成權力的迷藥，把十幾億中國人當成春晚的「童養媳」，別以爲春晚是他獨家獨有，可以「任性」「猴塞雷」，這既是對春晚的侮辱，也是對億萬觀衆的侮辱。

100年前，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國皇帝，卻沒有戳破官員權力內心的傲慢。傲慢加上對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才導致官員推行各種意識形態性的宣教，試圖讓所有人的思想變得一致，而這注定是徒勞的。新的一年裏，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傲慢的神像在時光中風化、倒塌，並永不得修繕，畢竟我們都是一國同胞，彼此平等、尊重和信任，纔會如春天裏的陽光，讓社會溫暖，企業昌盛，家庭和諧，萬物生長髮芽，民族延綿不息。

（注：作者微信公衆號是crdj2277。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中國大陸的高考剛剛結束，毛坦廠中學不意外地又成了輿論的中心話題。毛坦廠中學不過是安徽省六安市底下的一所鎮中學，但卻因爲「高考工廠」「煉獄」等稱號而聞名全國。有評論公衆號將去年批評毛坦廠中學的文章重新拿出來發表，文章如其所願地「10萬+」，因爲時下嘲笑毛坦廠中學簡直成了一種「輿論正確」，老調重彈一點不顯得過時。

人們嘲笑毛坦廠中學什麼？嘲笑它的「愚蠢的迷信」。高考兩天警車開道的這車牌是「518」（「我要發」），頭車車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順順順」；學校附近有一棵「神樹」，每年高考之前的那個農曆十五，家長都要去拜「神樹」……

嘲笑這所中學粗暴、原始、功利性極強的監獄式管理。他們形容毛坦廠中學的教學樓設計「像哲學家邊沁所設想的環形監獄」，每個學生就像犯人一樣置身於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中，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戀愛、沒有休閒、沒有懈怠……教師就像教官或監獄長，可以以督促學生學習爲由褫奪學生的一切權利，而學生一個個則乖巧如犯人。

他們還嘲笑學生們努力的虛妄和徒勞無功。「有的孩子在這裏復讀多年，耗盡了家庭的財富、熬幹了父母的精力、枯槁了自己的心志，但終於能夠躍出龍門。但他們很少能夠想到，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越來越昂貴、又越來越沒有用場。很多出身貧寒的孩子，一旦走出大學校門，馬上成爲漂泊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邊緣人：天堂的確不遠，但永遠不可觸及。鄉土雖然貧瘠，卻再也無法回頭。」他們指出，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拼盡一切很可能只是上了個三流本科，但當下中國「大學生」這一頭銜含量越來越低，你畢業後發現工作還是那麼難找。本想著借讀書「從而逃脫瓦匠和裁縫的命運」，不料命運改變不了，浪費了時間和精力不說，反倒被這種監獄式管理「毀滅了天性」「奴役了精神」，「無法回頭」。

這些批評和嘲笑，似乎沒有什麼違背事實的地方。不過，如果你質問這些作壁上觀的批評者，既然毛坦廠中學是可笑的，那你是否能爲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出路和選擇？他們無言以對。他們高高在上的嘲諷，已然忽略了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實——對於那些孩子來說，進入毛坦廠中學是他們當前所能做的最不壞的選擇。

毛坦廠中學不是復旦附中或人大附中這種傳說中的學校，有一半以上的人保送或出國，它只是一所普通的鎮中學，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非常之少，一本的上線率也不到一半；它的學生80%都是農村生源，父母皆爲打工者……毛坦廠中學的管理者何嘗不想像人大附中那樣開明管理啊——學校錢多得不知道如何花，招聘的教師很多都是北大清華博士，入學的有許多是高幹子弟；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當然也想像人大附中的學生那樣了，寬容自由的課堂氛圍、外教教英語、出國交流、夏令營、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

但是這不可能！因爲不公平。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充斥著不公平，即便作爲最具起點意義的教育公平，我們也是嚴重的不公平。比如戶籍，北京的一本上線率（2013-2015）爲24.42%，而毛坦廠中學所在安徽省的一本上線率爲10.70%，至於211大學錄取率，2015年北京爲12.5%，安徽僅爲3.5%；而大城市、中小城市、鄉鎮之間的教育投入和分配也嚴重不均，人大附中這種超級中學幾乎吸納了一切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馬太效應依次遞減，到了鄉鎮中學已是異常貧瘠，二者的懸殊是天壤之別。毛坦廠中學的孩子不僅僅是要與安徽省的幾所超級中學的考生競爭，他們還要與來自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的優質學校的學生競爭，先天不足的他們，只能以無數倍的努力——這種努力因用力過猛而近乎扭曲和異化，來儘可能地彌補與他人之間的差距。

除了瘋狂般的努力，他們無以爲盔甲。這纔是毛坦廠中學怪相的根源。

但令人心碎的是，這種差距，並不會止於高考。即便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能夠幸運地考上北大，但他們與大城市學生的資源差距、人脈差距、文化差距，還將繼續延伸到他們日後的大學生活、畢業之後的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他們將始終在起點上慢人一拍，「我花了18年時間才能一起和你在這裏坐著喝咖啡」，他們奮鬥的終點也許只是別人天生就具備的起點。即便是這一起點，也僅僅是少數人能夠抵達，更多人上著三流本科，畢業後成了一名普通的職工，依舊淪落在社會的底層。

即便高考通往階層流動這條路如此難走，但它卻是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包括千千萬萬農家子弟唯一可以選擇的，這是他們僅剩的自我救贖方式。因爲中國社會早就實現了階層分化和階層固化，高考基本是僅剩的上升管道。不少評論者天真的以爲，如果學生不進入毛坦廠中學，反而能夠避免天性被毀滅、精神被奴役，好像他們的前途一片大好光明。真是如此嗎？在城鄉二元對立、農村不斷被吸血和吞噬的語境下，沒有任何知識和文化的農村青年，他們更普遍的下場在哪裏呢？在快手呈現出的精神迷惘和空虛裏，在大涼山深處的封閉和絕望裏，在東莞流水線上夜以繼日的機械勞作裏，在大城市不斷冒出的建築工地裏，在一次次因野蠻和無知導致的刑事案件裏……

考出去不一定有出路，但不考出去，沒有出路。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沒有出國留學、保送、拼爹、靠關係等第三條出路。「考出去」是唯一的目的，爲了這一目的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你說這是功利、壓抑天性、精神奴役，其實它只是絕境中打碎牙齒和血吞的求生本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死地求生。

嘲諷毛坦廠中學總是容易的，但我們更該看到的是毛坦廠中學怪相背後的社會根源與制度根源。一些既得利益者並非不明白這背後的道理，但他們還是選擇以獵奇的眼光看待底層人的掙扎，以「不怪制度怪個人」的方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其實比毛坦廠中學怪相更令人心寒，因爲當既得利益者都如此傲慢、冷漠與自私時，教育公平的改革將無人推動，毛坦廠中學怪相還將持續。

（注：作者是評論者。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近年，香港年輕人對社會現況很不滿，越來越多年輕人以不同方式參與政治，包括公共討論、社會運動、參選議會等。這股動力，從2009年高鐵撥款、菜園村出現抗爭起，便如雪球般累積，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出一份力。學生組織如學民思潮推動反國教、雨傘運動；年輕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心理學家、社工、財經界等紛紛組成論政團體；更有不少年輕人不介意低薪，投身成爲全職議員助理，又或加入政黨，花上數以年計的光陰和精神，參與政治工作，甚至出選。在剛結束的區議會選舉，便有不少年輕人勝出的例子。

三項年輕人的特質，加上三項社會環境，讓年輕人留意社會時事及參與政治的動力不斷累積。

年輕人特質：

第一，年輕人更多追求物質以外價值

香港樓價高企，很多年輕人買不到房子，但也會追求物質以外的價值。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雨傘運動後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便指出：「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上世紀80-90年代，人們以李嘉誠爲偶像，祟拜其創業成功成爲大亨，老一輩希望子女們安穩打工買樓結婚，而這一輩的年輕人，更多追求金錢以外的理想。有很多媒體報導不同年輕人追夢的故事，目標都不是要賺多少錢，而是其他經歷如環遊世界、到沙漠及極地完成馬拉松、9優狀元棄厚職追夢開巴士等，與筆者同是區議員的黨友鄺俊宇更堅持追夢，成爲網路當紅作家。

第二，整體教育水準提高，設立通識科文憑考試，新一代更具分析力及批判力

在1981至2011年這30年間，具專上學歷（非學位）的市民比率，由2.6% 增至8.5%，具大學學位的比率，則由2.5% 躍升至16%。迴歸前，殖民地政府採取「行政吸納政治」，主動吸納香港本土的華人精英進入行政決策結構中，所以大多市民對政府所說的所做的都是順從和信任。但近年，隨著整體知識水準提高，政府所說的不再是權威。就如去年暑假髮生的公屋鉛水醜聞，無論是政府公佈驗水方式或補救方法，都備受民間專業人士和學者質疑；又如《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網民擔心言論自由被剝奪，引起廣泛關注，民間團體逐點指出政府草案的問題，並建議其他解決方案。雖然政府仍然堅持原有方案，但官員也承認網民功課做足，熟讀相關條例。

而數年前香港教育制度改革，高中文憑試增加了通識教育科爲必修科目，幾乎每年考試題目都涉及政治，例如有關政黨政治、立法會「拉布」、反特首梁振英遊行和新聞自由等。老師和學生爲通識考試作準備時，更需要了解社會時事，以取得好成績，這也培養了新一代的分析和批判能力。

第三，創意及善用社群媒體和網路，讓年輕人容易接收資訊

年輕人善用網路，能夠以快速及有趣的方式響應社會發生的各種事件。在網路上更有不少二次創作，以改圖、拍片、改歌詞等形式，嬉笑怒罵諷刺社會各種情況，讓一些時事和艱深的議題變得更貼身。

如「厚多士事件」，操鄉音的香港婦人因爲被指在港鐵車廂霸佔座位及於車廂進食，被一名女乘客出言阻止，引起罵戰，不斷重複罵女乘客「你好多事」，因其口音帶鄉音，遭惡搞成「你厚多士」，創作不同有趣的影片及圖片發放，讓更多年輕人關注。

又如當有建制派議員指香港人要感恩大陸對香港供水，網民很快找到資料，指出馬來西亞向新加坡的供水比大陸向香港的價錢便宜100倍，認爲這是真金白銀購買，何來感恩，更將有關數據以圖片廣泛在社群媒體流傳。

社會環境：

第一，社會出現不公平和不公義的事情，讓人擔心失去核心價值

年輕人重視公平和公義，而法治是香港人重視的核心價值。近年，社會出現很多讓年輕人認爲很不公義的事件。當年輕人發現了不公平、不公義，便不能再沉默，讓越來越多人走出來。

就如出版中國政治敏感書籍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及另外數名股東和職員接連神祕失蹤，李波沒有出境記錄，卻聲稱「用了自己的方式」回內地，他接連寫信「報平安」，卻一直沒法現身，懷疑是遭內地執法人員強行從香港帶走和扣留。事件讓香港人震驚，年輕人都很擔憂「一國兩制」能否維持，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法治等香港價值會否失去。

又如免費電視臺發牌事件，當其他申請都獲接納，就只有王維基的港視落空。當通訊事務管理局和政府委託顧問報告也推薦港視時，特首主導的行政會導卻以「一籃子」因素否決港視申請，做法非常不透明及沒道理，香港人戲稱這是「一男子」因素。社群媒體當晚瘋傳力撐王維基的專頁，一夜間數以十萬人贊好，其後更組織遊行集會反對政府決定。

第二，沒有足夠社會保障，政府沒有真切響應社會要求

當大陸也有社保基金時，香港政府卻沒有爲市民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強積金重大改革如取消對沖機制至今仍落實無期。

香港社福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政府近年卻預設立場，進行「假諮詢」，目的是製造財政恐懼，誘導市民反對全民退保，連受政府委託做研究的周永新教授也忍不住公開批評政府。

住屋是基本居住權，但香港公屋輪候時間過長，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民間不少團體和學者曾建議以佔地124公頃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部分作建屋，提供8萬人居住的單位，但政府漠視意見，繼續低價租地給只有2500名會員的球會。政府所提出的建屋方案引起大量爭議。

第三，香港高官沒有以身作則，令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更不獲信任

政府一直想推動國民教育，不少人擔心是「洗腦教育」，紛紛站出來反對。試想想，不少高官都安排子女到外國讀書，彷彿已是以腳投票，連他們都對香港教育制度沒有信心？

前特首曾蔭權被揭以低價乘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醜聞後，政府成立的獨立委員會建議擴大《防止賄賂條例》至可規管特首，政府雖知悉建議，但到現時仍未確切落實修例，而特首梁振英亦被揭發收取澳洲公司UGL 400萬英鎊卻不作申報。

結語：

10年前，總理溫家寶已指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需要解決；10年後的今天，香港社會矛盾和對立卻一直加劇。若中央政府不尊重香港人的價值，若香港政府繼續不真切地響應社會要求，不捍衛香港人的價值，將失去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支援。因爲，香港的年輕人都有著理想，不會沉默，更不會輕言妥協。

（本文作者於香港2015年區議會選舉[深水埗荔枝角中選區]勝出，爲香港民主黨歷年最年輕司庫，特許財經分析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 haolin.liu@ftchinese.com）

作爲地處大國邊緣的彈丸之地，香港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與其規模並不相稱的極大作用。150多年來——其中多數時間裏香港是隸屬大英帝國的一個轉口港——這座商港充當著西方進入中國的通道，同時也是一座商品與服務交換、思想交流的港口。

然而，香港作爲「進入中國的橋樑」的地位開始受到了威脅。如今中國內地企業可以在境內融資，而外國投資者要在中國內地直接投資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儘管與投資西方大部分地區相比，在中國投資進度更慢、風險更大，限制也更多。中國在上海和深圳設立的自貿區爲外國投資提供了機會；人民幣越來越多地被用作貿易結算貨幣；再加上近年來啓動的「滬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這些都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包括直接聯繫以及透過香港的間接聯繫。

看到這些變化，人們不由得產生疑問：未來香港還能繼續扮演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中介角色嗎？與此同時，亞太地區的新加坡等其他城市也對香港構成了挑戰。

但香港投資人、企業治理維權人士戴維•韋布(David Webb)堅稱，香港仍擁有極大優勢。「香港區別於競爭對手的一個地方是，它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說，「香港有大批律師能講流利的普通話，他們熟知中國內地的商業慣例。」

專家們表示，除非中國內地改善法律披露規則和會計實務，並大力發展專業法律服務行業，香港的主導地位纔可能被削弱。「香港是一個經驗的中心，擁有與交易和產品相關的豐富專業知識，人們觀念多元，具備真知灼見。你在許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這種獨特的組合，」年利達律師事務所(Linklaters)駐香港的資本市場合夥人Hwang Hwa Sim說，「人們幾乎擁有所有知識，他們知道什麼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法律專業人士要明白是什麼使得香港獨一無二。」

然而有一件事卻表明，中國正開始減少依賴香港作爲中間媒介，那就是南韓政府於去年12月發行了30億元人民幣（合4.6億美元）的「熊貓債券」，熊貓債券是一種由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

這是首隻在中國在岸市場發行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非中國主權債券——悄悄搶在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C省）前面，後者也緊跟著發行了規模相近的熊貓債券。

多家律所參與了發行事務。南韓太平洋律師事務所(Bae, Kim & Lee)爲南韓政府提供了建議，還有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 Mallesons)也是。安理律師事務所(Allen & Overy)爲發行方滙豐(HSBC)和中銀香港提供了服務。安理委婉地指出，「國際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在債券發行的實踐和程式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以前在這方面還沒有先例。這是一項非常冒險的任務，」南韓太平洋律師事務所負責這項交易的首席合夥人Eui Jong Chung說。「此外還存在時間問題。交易涉及到三種語言——中文、韓語以及溝通中使用的英語——所以，及時使翻譯文字獲批是有挑戰的。」Eui Jong Chung認爲，這次發行給南韓銀行業樹立了一個先例。

中歐國際交易所(Ceinex)的設立是中國減少依賴香港的另一個跡象。該所設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交易多種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工具。該所由多家交易所共同出資設立，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金杜律師事務所爲其提供建議；德意志交易所集團(Deutsche Börse)；以及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大成律師事務所(Dacheng Law Offices)爲其提供建議。

去年10月舉行的中歐國際交易所簽約儀式——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中國總理李克強出席——代表著歐洲爲了中國的巨大商機而討好北京的最新舉動。大成律師事務所表示中歐國際交易所是「中國資本市場在海外重要的延伸和補充」，將對中國的經濟、資本市場和貨幣產生「重要影響」。

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克里斯蒂安•科尼特(Christian Cornett)說，中歐國際交易所背後的雄心是，應該讓一系列與中國市場相關的金融產品可以在西方進行交易。「主要挑戰是以前沒這樣做過，（所以我們不得不）尋找一個共同要素，讓雙方相近的利益趨於一致，並且都同樣大爲獲益，」他說。

2014年11月，諾頓羅氏富布萊特律師事務所(Norton Rose Fulbright)爲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4.36億美元配股事宜提供建議。人和商業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開發商，以把廢棄地下防空洞改造爲購物中心而聞名。這筆交易是「滬港通」啓動以來，第一筆由港交所合格發行企業完成的交易。滬港通是一個跨境交易項目，第一次允許海外資金直接買入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票。

先前，國際投資者如果想持有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票，需要首先獲得審批。滬港通也讓許多中國投資者第一次能夠直接買入港交所上市股票。深圳交易所原本計劃在去年開通「深港通」，只是推遲了。

諾頓羅氏律師事務所的資深顧問Rachel Chan表示，除這次配股之外，諾頓羅氏也爲人和商業的銀行融資和要約收購提供建議，這些被整合成一項前所未有的三層融資安排。「通常情況下，這種安排的各個部分都是獨立的，但由於採取了創新性的結構，我們得以把各部分融合爲一個整體，」她說。

儘管國際投資者獲得了直接投資中國內地上市股票的機會，但香港資本市場仍將是一條重要的金融管道。去年12月，寶鋼集團(Baosteel Group)發行5億美元可交換債券，標的股票爲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的H股股票，年利達律師事務所爲各承銷商提供了服務。200多家中國內地公司發行了H股，該協議爲未來掛鉤股票的交易鋪平了道路。

這項交易開創了多個第一，包括成立了第一種可交換爲H股的國際債券，以及第一宗標的股票是中資銀行股票的掛鉤股票交易。「正因爲綜合運用了多種技術，該交易纔有可能完成。這基本上是針對一個全新類別的投資者推出了一種全新的產品。這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市場，」Hwang Hwa Sim說。

在中國再保險(China Re)的IPO中，司利達(Slaughter and May)所提供的服務也因其創造性而引人注意。「這對我們而言是開創性的交易。這也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再保險集團，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國再保險公司，」司利達的合夥人約翰•摩爾(John Moore)說。

儘管面對來自中國內地、新加坡和其他新興城市的競爭威脅，香港相對這些對手仍擁有很大的法律優勢。「香港似乎在衆多領域形成了一種自己特有的活力，」摩爾說。

「香港擁有多得不可思議的雙語人才，他們是在這個體系內成長的。我毫不懷疑，香港在未來將繼續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企業治理維權人士韋布說：「作爲一個可信賴的司法管轄區，香港確實具有吸引力，但要記住《基本法》的承諾還有31年就要到期。到2047年，香港可能會有一家新的最高法院，可能就在內地。這一點可能會削弱長期投資者的信心。」

年利達的Hwang Hwa Sim說：「一個團隊若不是在香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心可能就完不成（寶鋼交易）。我們知道我們的投資者願意接受什麼，也知道什麼是有可能辦到的。除非香港失去催生思想創意火花的能力，否則香港仍將保持交易中心的地位。」

譯者/何黎

（編者注：近日，臺灣作家龍應臺在香港大學演講時，在場聽衆歌唱《我的祖國》。有關此事的影片和報導引發關注。龍應臺爲此撰文，回顧演講經歷，授權FT中文網發表。）

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之前，我特別對身邊臺灣和香港朋友們做了「微調查」，問他們：「你的啓蒙歌是什麼？」 「啓蒙」，不一定得是兒時聽到學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麼歌對你自己的成長曆程有著特別的意義。

幾乎每一個人都得認真地想一想纔給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樣。在臺灣，老一輩的，也許會說出一首抗日時期的愛國歌曲，譬如《家在山那邊》或者1945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謠。年輕的有的提到像《橄欖樹》這類的校園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躍當下的周杰倫。

香港的朋友，一番沉吟之後，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幾個朋友選的都是約翰•列儂的Imagine。那充滿人道主義理想色彩的歌，感動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這首歌，列儂自己說，內容「幾乎就是個共產主義宣言」。

於是我最後決定，演講就從幾首歌詞內容經過多重意義轉換的外文歌曲說起。尤其是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從農民的耕作民謠轉換成游擊隊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過電影的力量風靡了整個中國。

1940年代爲了紀念被國民政府鎮壓而遇難的學生所寫的歌，輾轉到臺灣變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步向刑場前的告別哀歌。歌曲，因爲時空更替，與不同的集體記憶接軌而產生完全不同於初衷的意義，但是每一個意義都是真實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禮堂當天是滿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陸生，少許臺灣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聽衆合唱了好幾首歌，臺灣人用國語合唱《綠島小夜曲》，一首包裝在愛情裏的政治抗議歌；香港人用粵語合唱《友誼之光》，兩曲其實是同一首歌。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啓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臺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身爲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啓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爲「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麼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裏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啓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可是這首歌我沒聽過——我想聽，而且這一半陸人一半港人的場內，各自都有自己堅持的信念和立場，聽一首對方深愛但是自己不識的歌，不是最好的傾聽嗎？演講的最終目的，其實不在於講，而在於傾聽。

我的念頭全部都在一瞬間閃現：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確不正確，讓我們聽聽這首歌吧。於是我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

聽衆開始唱時還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優美有一種感染力，一會兒就唱開了。歌聲流蕩，化解心中原有塊壘，坐在一旁不相識的人在唱歌時相視而笑，是多麼美好的事，我於是讓大家合唱的時間拉長一點，雖然演講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爲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爲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裏，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裏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裏，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帶出來的個人記憶當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戀，可能是家國情懷，可能是某種不堪回首，可能什麼都沒有，就是那簡單美麗的旋律；那是非常純淨的幾分鐘。

歌的意義會轉換，歌的溫柔力道強於刀劍，正好是我整個演講的核心。

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中國的網路公司極其流行「燒錢」，已到了令人擔憂的程度。很多公司都習慣了向用戶支付高額補貼，以吸引用戶使用它們的服務，指望在它們花光錢之前，競爭對手們會先破產。

新創公司一貓汽車網(Emao.com)希望打造一個汽車經銷商的在線平臺，其整個行銷戰略都是圍繞著賠錢建立的。「燒投資人的錢，博買車人的心」——該公司近期打出這樣的廣告詞。

Uber(Uber)首席執行長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今年早些時候吹噓，這款共乘應用的中國分支一年虧損逾10億美元，部分原因是支付補貼以搶佔市場份額。本土叫車應用滴滴快的(Didi Kuaidi)正在多個城市與Uber大打價格戰。

Uber的競爭對手們表態說，它們在花錢上不會落於人後。滴滴快的總裁柳青(Jean Liu)去年9月表示：「不燒錢我們走不到今天這一步。」該公司董事長程維表示，去年滴滴快的花費40億美元進行「市場培育」。

另一家叫車應用易到用車(Yidao Yongche)的高階主管們上月表示，他們「捲入了燒錢的漩渦」。該公司首席執行長周航近期表示：「我們爲今年準備了至少30億到50億元人民幣的『彈藥』。」

「燒錢」聽起來可能不像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但這些創立不久的公司主張，爲了建立品牌，獲得與人競爭所需要的規模，付錢讓用戶使用它們的服務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國尤其如此，中國正在從投資驅動型經濟轉向消費拉動型經濟——政府堅稱轉型正在進行中——這使「收買」中國消費者的目的——即希望有一天他們會購買你的產品——顯得很有吸引力。

至少有一些人是這麼看的。還有一些人則認爲，中國網路行業熱衷燒錢的風氣預示著網路泡沫快脹到頭了。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網路泡沫時期，矽谷公司說服投資者，利潤不再重要，如今中國的網路公司也一樣迷上了虧錢。

「錢用光後，很多公司都會被遺忘，」達睿諮詢(Datareal)創辦人馬繼華表示。

他估計，爲了吸引中國消費者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打車、按摩和洗車等服務，網路公司每年用在補貼上的資金多達500億元人民幣。

但他也承認，企業別無選擇。「在這個市場上，如果你不燒錢，你就無法獲得市場份額，這就意味著你吸引不到投資，結果是你在燒錢的競爭對手面前毫無機會。」

「消費者的盛宴」

投資主要來自風險資本公司、私募公司，以及騰訊(Tencent)、阿里巴巴(Alibaba)等規模更大並且盈利的網路公司。大部分補貼投向各類應用，它們都希望成爲按摩服務業的Uber，或者洗車服務業的Airbnb。這些「線上到線下」(O2O)服務是中國網路行業時下最熱門的投資主題。

市場領軍者的潛在利益有助於解釋它們爲何如此樂意花錢：根據滙豐(HSBC)的數據，中國O2O市場有10兆元人民幣規模，而目前滲透率只有4%，這個市場在2015年上半年同比成長了80%。滙豐估計，這個行業的「利潤蛋糕」在5年內將達260億元人民幣。

健康美容應用河狸家(Helijia)首席執行長孟醒上個月在一次採訪中表示：「眼下O2O對消費者而言就像一場盛宴。我們沒有在近期實現盈利的計劃，因爲創投還在提供資金。」

孟醒表示，過去一年他的公司「燒掉了幾個億的人民幣」，不過在最大的競爭對手倒閉後，他已經降低了補貼。「這就是中國網路的情況，太火了。有很多創投和（私募）公司願意爲這些戰爭提供資金。」

各家新創公司都在忙著融資，它們的估值一次比一次驚人，籌得的資金大多用於補貼。滴滴快的去年7月估值爲150億美元，在最近幾輪融資中已達到200億美元。中國Uber(Uber China)在今年1月的一輪融資中估值爲70億美元。去年11月，中國最大的兩家美食外賣和團購網站——美團(Meituan)和大衆點評(Dianping)合併，估值爲150億-170億美元。

這些公司大多沒有公佈財務報表，所以外界無法得知它們實際的燒錢規模。周航估計，2015年易到用車、Uber和滴滴快的等打車應用在乘客補貼上燒掉了200億元人民幣。美團大衆點評在2月份發佈了一份含糊的新聞稿，稱2015年「爲喫貨節省了580元人民幣」，該公司是目前中國最大的訂餐及電影票銷售網站。

去年中國有84家O2O企業倒閉，但該行業也吸引了大量引人矚目的投資。阿里巴巴及旗下支付公司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宣佈將各自投入30億元人民幣，發展送餐服務「口碑」(Koubei)。搜索引擎百度(Baidu)則表示將向旗下團購和送餐應用「糯米」(Nuomi)投入200億元人民幣。

啓明創投(Qiming)是投資河狸家應用的創投公司之一，該公司的甘劍平(JP Gan)表示，這種狂熱的補貼行爲是有章法的。他說：「多數資深的風險資本家都在盯著同樣的模式——你買用戶，買服務提供商，把平臺擴展到一二百個城市，召集大量人手，向城市中消費者集中的區域提供服務。」

但是O2O行業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供應商分散，服務同質性很高。上海風險投資公司戈壁創投(Gobi Capital)的徐晨(Ken Xu)表示，問題在於「用戶對這些行業的任何企業都沒有忠誠度，他們只使用有補貼的應用。在打車應用領域，所有人都開始認識到，他們補貼的是同一羣人，這羣人既用Uber也用滴滴快的，誰補貼多就用誰」。

「最後還站著的人就贏了」

在其他地方，O2O模式已經遭受過審視，尤其是在美國，許多組成「零工經濟」(gig economy)基礎的應用都在風險資金枯竭後失敗。這些經驗在中國引發擔憂：一旦「創投福利」時代終結，是否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不過中美之間有一個區別，就是美國的線下購物和服務要成熟得多。北京博達克諮詢公司(BDA China)的董事長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表示：「美國企業並不渴望用網路來提高效率或增加吸引力。」鄧肯寫的一本關於阿里巴巴的著作即將出版。鄧肯表示，在中國，實體商業往往產品定價過高，或者不能提供愉快體驗，因此投資者相信未來網路將成爲中國消費者與服務「連接」的首要方式。

「在西方，我們的零售長期以來是高效的，」克拉克補充稱，「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正在超越西方。」

中國高科技經濟的另一個優勢是一個低技術含量的因素：勞動力成本。中國快遞成本是美國的10%至20%。

紀源資本(GGV Capital)的管理合夥人童士豪(Hans Tung)稱，廉價勞動力和城市人口密集是O2O服務在中國具有經濟效益的兩個主要原因，而在美國，這個行業發展困難。「在美國，由於消費者更加分散、配送成本更高、使用頻率更低，這種所謂的零工經濟發展不均衡，」他稱，「除了Uber和Airbnb外，這一類的新創企業是比較艱難的。」

在中國，這些方面的因素都有利於O2O行業的發展。「O2O服務的配送成本更低，城市人口密度更大，因此，一旦行業領頭羊出現整合，行業的基本面可能更好，」他稱。

但顯而易見的是，補貼仍然起著決定性作用。

企業以極低的折扣來吸引消費者。在「好廚師」應用上，只要99元人民幣就可以請一名大廚上門做5道川菜，而去餐廳喫同樣一桌菜可能要破費200元。用Uber短途出行只需要8元人民幣，是乘坐有牌照出租車的價格（已經被政府法令壓低了）的三分之二。

一名只透露自己姓郭的Uber兼滴滴司機稱，兩家公司支付的補貼通常相當於行程成本的兩到三倍。

「補貼是收入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於競爭，車費已經非常低了，」郭先生稱，「如果沒有補貼，車費還不夠油錢——划不來。」

分析師稱，這種商業模式最終的可行性將取決於停止燒錢——這是不可避免的——後會發生什麼。

去年已經出現了投資者受夠了「燒錢」的跡象。來自投資者的壓力，被認爲是去年滴滴和快的合併背後的原因。這兩家領先的打車應用剛解決了燒錢的問題，Uber就登場了。去年末，美團和大衆點評合併，只是爲了對抗搜索引擎百度旗下的平臺糯米。

「這就是中國網路的故事——最後一個站著的人總會贏的。有時，如果最後還站著的是兩個人，他們會合並，」啓明的甘劍平稱。

在北京長江商學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授課的經濟學家布賴恩•維亞爾(Brian Viard)稱，Uber和Airbnb這類平臺依賴於大量的消費者和商家來形成足夠大的規模，從而拉低成本。但是他稱，「燒錢」的基本模式更多與樂觀有關，而不是成本效益。

「這些企業大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心目中的成功幾率高於實際情況，」他稱。

馬芳婧(Ma Fangjing)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中國最受歡迎的聊天應用「微信」(WeChat)在國內將競爭對手遠遠甩在了身後，如阿里巴巴(Alibaba)的來往(Laiwang)、擁有日韓背景的Line以及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但眼下卻有一些用戶表示，微信正面臨一個更大的而且源於自身的挑戰：資訊龐雜。而微信的創造者也看到了這個問題。

自2011年推出以來，對中國5.25億的智慧型手機用戶而言，微信已成爲「移動網路」的代名詞。這種讓人沉迷的在線聊天方式還因其極簡的設計贏得了國際讚譽。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微信已融入了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對酷愛智慧型手機的中國人來說，這款應用既可以通電話、發訊息、進行視訊會議，也是電子商務及遊戲平臺，更別提還有送餐上門服務。人們只需用智慧型手機相互「掃描」對方的微信行動條碼，新的朋友關係便可以馬上建立。

但微信的普及也是有代價的：有用戶表示，微信上大量的資訊——從文字資訊到卡通動態圖到廣告——已讓他們不堪其擾。

謝黃黃（音）在自己的微博上寫道，他現在都不太願意打開微信了，因爲一打開就會被大量資訊淹沒。他說，以前被微信吸引，是因爲覺得它是資訊爆炸時代的一塊處女地，但現在微信上的資訊變得碎片化、令人應接不暇，也沒什麼用。

今年1月，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Xinhua)發表了一篇有關「微信疲勞」的評論，稱約有25%的用戶每天檢視微信超過30次。文章稱，微信上的「資訊垃圾」俘虜了我們。

「很多人起牀第一件事和睡前最後一件事，都是檢視微信；各種吵吵鬧鬧的微信羣、親朋好友的朋友圈，已成爲我們每天的必修課……沒有誰喜歡被微信綁架，但每個人都有太多理由放不下微信。」

騰訊(Tencent)是中國最具價值的網路公司，市值1850億美元，而微信在騰訊的未來發展中處於核心地位——騰訊已將其商業模式押注在這款明星平臺的成功上。

騰訊大多數利潤來自遊戲，但對其他許多領域——從在線影片、叫車服務到美食外賣——也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騰訊想利用微信作爲用戶獲得這些服務的入口平臺——所有這些服務如今都被嵌入了微信，就像在一款應用中嵌入許多其他應用。騰訊希望，將來有一天，它可以無需再使用競爭對手的應用。

雖然微信的用戶基礎在不斷擴大——騰訊表示，微信活躍賬號的數量去年增加了39%，至6.97億——但關於微信「資訊太雜」的問題，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前車之鑑。

例如，被稱爲中國版Twitter的新浪微博(Sina Weibo)曾是微信的競爭對手，但在大規模引入廣告之後，便向微信讓出了社群媒體頭把交椅的位置。

「微博在2011年達到巔峯，但後來變得過於商業化，每個人都在透過各種手段吸引注意力，行銷做得太過了，」廣州網路諮詢公司艾媒諮詢(iiMedia)負責人張毅表示，「我認爲微信很快就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微信對於引入廣告（始於2015年）一直保持謹慎，以免對用戶造成過大幹擾。

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行事低調的微信創辦人張小龍——受中國網路用戶頂禮膜拜的偶像。北京的科技博主宗寧表示：「張小龍是一位有不潔恐怖症的產品經理，他想要保持微信與商業世界的距離。」

雖然張小龍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但今年1月，他出人意料地現身一檔播客節目。他對在線觀衆表示，微信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在於我們再多做多少事情，而是我們能夠擋掉多少事情……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讓微信裏面的內容非常乾淨」。

上述播客發佈的同一周，微信開始著手處理資訊龐雜的問題，刪除或暫時關閉那些向用戶濫發資訊的公衆號。

至於廣告，「好的商業化應該是不騷擾用戶，並且是隻觸達他需要觸達的那一部分用戶」，他說，「我們不想讓用戶在微信裏面永遠都有處理不完的事情。」

觀察人士表示，張小龍似乎不僅是在向公衆，也是在向騰訊管理層傳遞一種資訊，因爲他正面臨透過增加廣告、新增功能來讓微信創收的壓力。

宗寧表示：「微信正在艱難地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在創收與實現張小龍的理想之間尋找平衡點。」

果不出所料，在上月的電話財報會議上，投資銀行的分析師們紛紛向騰訊高階主管提出有關微信「創收」計劃的問題。北京邁博瑞諮詢(Marbridge Consulting)的馬克•納特金(Mark Natkins)說：「他們都想知道，騰訊打算什麼時候讓這頭奶牛下奶。」

騰訊總裁劉熾平(Martin Lau)頂住了來自分析師們的壓力，他在那次電話會議中表示：「我可以說（微信）是一種廣告形式與廣告平臺，蘊含著巨大、長遠的機遇。但它也是我們用戶重要的交流工具。所以，我們想慢慢來，以正確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騰訊對投行分析師們表示，每24小時至多向微信朋友圈投放一個廣告，但有用戶稱曾經一天見過兩三個廣告。

朋友圈廣告並未對其受歡迎程度造成影響。2015年第四季度，活躍用戶賬號同比激增37%，而網路廣告業務收入同比成長118%——騰訊稱部分是由新廣告形式推動的。

但分析師們稱，騰訊必須謹慎，不要殺雞取卵。宗寧說：「微信在騰訊的估值中大約佔400億美元，它在這方面一定不能辜負投資者。」

馬芳婧補充報導

譯者/隆祥

位於中國廣東省的櫻奧廚具(Ying Ao)看起來並不像一家未來的工廠。廠門上方的招牌已經褪色；產線裏，油膩的地板上有一灘一灘的淤泥，濃重的金屬粉塵（不鏽鋼拋光工藝的副產品）讓人喘不過氣。工人們拉著手推車走過時，空洞的、車棚一般的廠房裏迴響著巨大的哐當聲。

廣東省是中國製造業成長的發動機，去年創造了6150億美元的出口額，超過了中國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在廣東省的這一地區，工人的薪資標準約爲每月4000元人民幣（合600美元）。據櫻奧副總經理陳從漢介紹，由於廠內的勞動條件不是太好，這家爲歐美廚房生產水槽的企業不得不支付雙倍於上述標準的工資。因此，四年前該公司開始購買機器，代替越來越昂貴的人力。

如今，9臺機器人在做著140名全職工人的工作。機械臂會從半成品堆中抓起水槽，把它們打磨得閃閃發亮，再把它們放在自動行駛的小車上，由其把這些水槽帶到一個與電腦相連的攝影機前，進行最終的質量檢驗。

這家每天出口1500個水槽的企業在機器人上的投資超過300萬美元。陳從漢表示：「這些機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確、更可靠。機器人從未毀掉一批產品。」他帶著一絲苦笑補充說：「我希望未來能換掉更多人力。」

在整個中國南方沿海製造業地帶，成千上萬個與陳從漢所在工廠類似的廠家正在向自動化轉型。這是一場政府支援的、由機器人帶動的工業革命，其規模之浩大是世界從未見過的。自2013年以來，中國每年採購的工業機器人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包括德國、日本和南韓等高科技製造業巨人。根據產業遊說組織——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說法，到今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爲全球運用工業機器人最多的國家。IFR總幹事古德龍•利岑貝格爾(Gudrun Litzenberger)表示，中國顛覆性變化的速度是「機器人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該組織的總部位於德國，這裏是世界上一些頂尖工業機器人製造商的所在地。

中國技術轉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中國每1萬名製造業工人只有36部機器人，相比之下德國爲292部，日本爲314部，南韓則爲478部。不過，中國已經在改變全球製造業的面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正在引發更大層面的疑問：新興經濟體還能不能指望依靠傳統的發展道路（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曾依賴過的道路）致富？抑或機器人將會接手曾經讓數億人擺脫貧困的許多職位？

櫻奧廚具副總經理陳從漢：「這些機器比人力更便宜、更精確、更可靠。」

政府推動的「機器人革命」

中國在工業機器人上的大舉投入，源自一個迫切的經濟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北京的共產黨統治者向全球貿易打開大門，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幫助中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製成品出口國。迅猛的經濟成長令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並隨著勞動者從農村遷居城鎮，轉變了中國大片地區的面貌。然而，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和人口老齡化導致中國的薪資水準不斷攀升，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優勢。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預計會從去年的10億降至2030年的9.6億，到2050年進一步滑落至8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經在2015年正式廢止的一胎化的結果。

近年中國的中央規劃者一直在推動自動化，作爲填補勞動力缺口的一條途徑。他們承諾提供慷慨的補貼（由地方政府發放），爲中國企業使用和建造機器人鋪平道路。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掀起一場「機器人革命」，首先改變中國，進而改變世界。他在對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次講話中表示：「我國將成爲機器人的最大市場，但我們的技術和製造能力能不能應對這場競爭？我們不僅要把我國機器人水準提高上去，而且要儘可能多地佔領市場。」

工業機器人價格大幅下降而能力穩步增加，加速了機器人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進軍。管理諮詢公司波士頓諮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預計，未來10年，工業機器人及其配套軟體的價格將下降20%，而它們的效能將以每年5%的幅度提升。

現年40多歲的創業家劉暉正在充分利用中國的機器人繁榮。2001年，他在廣東佛山（一座擁有700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製造廉價電風扇。隨著企業逐漸壯大，他開始涉足正經的製造業，爲中國家電品牌生產零組件。後來，由於看到了不斷擴大的機器人市場中的機遇，他在2012年投身於新興的機器人世界。如今，劉暉從供應商（如瑞士-瑞典跨國集團ABB）進口機械臂，然後賣給中國製造商，並幫助把機械臂整合至客戶的生產線。這是一項高度專業化的業務。他的大部分客戶都是零組件製造商，他們爲中國知名家電品牌——如生產空調、冰箱等家電的美的(Midea)、格蘭仕(Galanz)——供應電動機及其他部件。

伊雪松機器人設備有限公司：機械手臂經過編程，以完成重複性的任務。

過去一年，由於業務擴張速度非常快，以至於劉暉的工廠已經容不下正在裝配的所有機械。他不得不在廠房外臨時搭建棚子，存放用來支援一款2.3萬美元的ABB機器人的組件。「情況變化很快，」他說，「勞動力成本年年上升，年輕人不想像父母那樣在生產線上工作，所以，我們需要機器人來替代他們。」

典型的中國工廠畫面仍可在很多地方看到：長長的流水線上，成千上萬的工人埋頭操作縫紉機，或是將一個個組件插入印刷電路板。但這種製造模式正開始被一種更爲混合的畫面取代：只在幾個關鍵點上需要人工操作的半自動化生產線。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扶持本土機器人製造商的發展。去年9月，在上海上市的塑膠工業機械生產商寧波弘訊科技(Ningbo Techmation)創立了一家子公司——廣東伊雪松機器人設備有限公司(E-Deodar)，其生產的機器人比ABB、德國庫卡(Kuka)或日本川崎重工(Kawasaki)等跨國公司的產品便宜20%至30%。伊雪松的工廠設在佛山，廠內有咖啡館、放鬆區以及開放式生產線，看上去更像一家矽谷科技新創企業的辦公室，而非傳統的中國工廠。該公司35歲、頭髮豎起的技術總監張洪磊表示：「我們的全球競爭對手非常擅長製造機器人，但他們的成本較高，而且不是太懂本地客戶的需求。」

張洪磊計劃今年製造350臺鮮豔的綠色塗裝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將被用在塑膠製品廠，每臺售價在1.4萬至1.8萬美元之間；他希望3年後年產量達到3000臺。「我們必須迅速行動，因爲自動化是一項規模產業，」他說，「規模越大越好」。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的利岑貝格爾認爲，購買了去年全球24萬臺工業機器人銷量中的6.6萬臺的中國製造商，基本上仍偏愛購買國際品牌。但她預計這種情況將改變，尤其是在中國政府近年全力支援國內機器人產業的背景下。「他們發展得非常快，」她說。

佛山市順德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副局長張鵬

在佛山市順德區政府大樓（這棟宏偉建築物的正立面用巨型石柱裝飾，被當地人稱爲「白宮」）裏，官員們正設法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的機器人革命呼籲。廣東省已宣佈，在2015至2017年向自動化產業投資80億美元。爲了響應中共節儉辦公的號召，順德區經濟和科技促進局副局長張鵬在這座大樓裏的辦公室最近縮減了面積。但工業自動化方面的預算未受影響。張鵬說，機器人對於克服勞動力短缺、幫助中國企業生產出品質更好、競爭力更強的產品至關重要。他以中國官員中不常見的直率口吻警告稱：「如果製造企業不升級，他們將無法生存。」

「與機器的賽跑」

中國政府對於在生產線上整合價格越來越低、效率越來越高的工業機器人的支援，對於面臨全球經濟疲弱和國內需求放緩的中國廠商來說是個好訊息。但是，機器人革命的效益並不是全球平等共享的。從印度到印尼，從埃及到衣索比亞，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希望效仿中國、以及更早實現經濟起飛的日本、南韓和臺灣：鼓勵農業人口進入製造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工廠，從而刺激就業創造和經濟成長。然而自動化的崛起意味著，工業化爲下一批新興經濟體帶來的就業機會很可能少得多。「如今的低收入國家將不會有相同的可能性，即透過讓農場勞動者進入工資更高的工廠來實現迅速成長，」美國投行花旗(Citi)和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的研究員在最近發表的關於技術變革的影響的報告《未來不同於過去》(The Future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中得出結論稱。

他們認爲，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對中國而言是烏雲中的一道曙光，因爲它正在推動技術進步，就像18世紀英國工資上漲爲世界第一場工業革命提供推動力一樣。與此同時，常駐香港的花旗經濟學家蔡真真(Johanna Chua)表示，亞洲和非洲一些工業落後的經濟體面臨著「與機器的賽跑」：竭力趕在被中國等工業化經濟體日益壯大的機器人大軍消滅之前，創造足夠的製造業就業崗位。

現年45歲的印尼貿易部長湯姆•倫邦(Tom Lembong)是這個東南亞最大經濟體的政府內部主張自由化和改革的領軍人物，他意識到了這些風險。「很多人還沒意識到我們正在目睹機器人的飛躍發展，」他表示，「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大問題，我們要明白這場新的工業革命撲面而來的威脅。但是，我國的政界和商界精英仍然糾結於圍繞20世紀甚至19世紀工業化模式的辯論。」

印尼等國已經遭遇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稱的「過早去工業化」。它描述的趨勢是，新興經濟體在收入遠未達到發達國家水準之前，製造業便開始萎縮。儘管過去15年印尼經濟迅速發展，但是其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在2002年便已見頂。分析師們認爲，部分原因在於印尼未能投資於基礎設施、貿易和投資政策不具競爭力，部分原因在於全球化。

羅德里克認爲，印尼永遠都不會出現中國或南韓所經歷過的那種迅速成長。「傳統上，製造業不需要太多技能，僱用大量人口，」他表示，「由於自動化的發展，製造業的技能要求顯著增加，工廠運轉所需的工人數量大幅減少。那些剩下的工人怎麼辦？他們成不了IT企業家和藝人；而如果他們在餐館打工，他們的工資將遠低於在工廠打工。」

每年有五家工廠離開印尼巴淡島的這個工業園

他認爲，機器人的普及使發展中國家更難搭上經濟成長的「自動扶梯」。這對印尼每年新增的估計200萬就業人口來說是個壞訊息。印尼總人口2.55億，其中40%的人口每日依靠不超過3美元度日。22歲的馬哈米•賈耶•倫班拉賈(Mahami Jaya Lumbanraja)正在工廠比較集中的印尼巴淡(Batam)島上找工作，他已經感受到了「過早去工業化」的影響。7個月來，他一直在巴淡島（距離繁榮的新加坡僅20英里）尋找工廠職位，但至今沒有碰上好運。身著褪色牛仔褲和灰色帽衫、臉上掛著可愛笑容的倫班拉賈稱，儘管他有在禧瑪諾（Shimano，生產自行車變速器和釣魚用具的日資製造商）一年的工作經驗，但他的經驗不足以使他得到比初級工更高的職位，而求職者的人數遠多於空缺崗位。「我能靠街頭表演和幫朋友幹建築活賺點錢維持生計，但是我必須得到一份正式的工廠工作，才能存下足夠錢，以後開一家自己的小店，」他表示。巴淡島的工資水準——月均230美元左右——是倫班拉賈在其家鄉棉蘭市（Medan，位於蘇門答臘島）能賺到的收入的兩倍。所以他覺得自己必須在巴淡島堅持下去，一定要找到工作。

每天約有700名20歲上下的印尼年輕人到巴淡民都工業園(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的社區中心找工作，倫班拉賈是其中之一。2月，一家日資電線廠在那裏招聘80個崗位，但吸引了3000人前來申請。當時聚集的人太多，以至於工廠高階主管起初還擔心是勞工抗議。

馬哈米•賈耶•倫班拉賈是每天赴巴淡民都找工作的700名印尼人之一

巴淡民都工業園是新加坡投資者和印尼投資者的合資項目，1990年創立時得到兩國時任領導人——李光耀(Lee Kuan Yew)和蘇哈托(Suharto)的支援。該工業園的初衷是展示印尼工業化戰略，結果卻成爲該戰略各種失誤的象徵。近年來，平均每年有5家工廠離開該工業園，遷往其他國家。在2000年鼎盛時期，整個園區有8萬名僱員，如今則只有4.6萬人——儘管這裏的工資只有中國廣東省水準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倫邦在去年8月被任命爲印尼貿易部長之前，在新加坡經營著一家自己的私募公司。他表示，印尼政府決心著手解決導致印尼經濟凋敝的兩大核心問題：基礎設施薄弱和監管過度。

但一些人指出，現在改革爲時已晚。中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大力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公路、鐵路和港口等支援國內製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相比之下，巴淡民都工業園總經理Mook Sooi Wah表示，巴淡島以及印尼其他許多地方的基礎設施「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沒有多大變化」。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2014年整理的最新數據，印尼的「機器人密度」實際上略高於中國，儘管鑑於中國政府在大力推動自動化，自那以來情況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異常現象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製造業勞動者隊伍規模比印尼大得多，印尼政府至今沒有推動工業自動化的計劃，也沒有提供任何支援。

印尼的監管流程與其基礎設施一樣過時。最近，由於一項旨在堵住非法採伐木材出口管道的規則，一家造紙廠發運的一批正當貨物被海關扣留在巴淡港。即便是熱愛巴淡島的人士也對諸如此類的問題憤怒不已。

德國製造業老將斯蒂芬•羅爾(Stefan Roll)上世紀90年代中國工業起飛時期曾在中國工作。他如今很享受在印尼的生活和工作，但他擔心印尼正在錯失「黃金機遇」，無法以足夠高的效率在全球舞臺上展開競爭。「當你和跨國公司打交道時，時間就是金錢，」羅爾在帶著記者參觀他在巴淡島的新工廠時說道，該廠爲雀巢(Nestlé)組裝咖啡機。「但你必須有很好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才能從事『即時製造』。」

儘管沒什麼人懷疑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深刻挑戰，但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悲觀地看待這種兩難困境。由於印尼、印度等國的工資水準比中國低很多，加上它們的人口相對年輕，一些分析師認爲這些國家應該能夠吸引勞動密集度較高的產業，比如服裝生產，這些行業還不適合普及自動化。

「隨著中國向產業鏈上方移動，它實際上在向東南亞和印度輸送大量機遇。」滙豐(HSBC)駐香港的機器人行業分析師周正峯(Anderson Chow)表示。

波士頓諮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製造業專家哈爾•西爾金(Hal Sirkin)表示，從印度這樣的經濟體的視角看，「在他們有10億人可以廉價地生產東西的時候」，搞自動化沒什麼意思，因爲那會推高產品價格。他和其他一些技術樂觀派認爲，在中期內，自動化也將爲新興經濟體開闢新的業務領域，緩解就業崗位被自動化取代的影響。

「我們認爲你會看到更多的本地化，而不是更大的規模。」西爾金說道，「我可以開家工廠，改變軟體，製造各種各樣的東西，每批產量達到500萬或是1000萬件，而不是幾億。」

但牛津大學的就業和科技業專家卡爾•弗雷(Carl Frey)警告說，如果不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養更多技能，發展中國家將難以利用製造業進步所帶來的好處。

「科技日益以技能爲底子，」他說，「許多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形成熟練工人羣體，所以他們不是很擅長採用這些新技術。」

透過用機器人切割木板和在木板上打孔，尚品宅配這家工廠將生產率提高了40%

自動化的負面後果

中國本身也不能避免自動化的負面後果。中國14億人口中仍有40%以上居住在農村，許多人生活貧困，他們從城市經濟發展奇蹟中受益很小。

但中國政府確信，促進尖端製造產業發展的好處將大於潛在就業崗位流失的損害。北京方面去年宣佈了一項工業戰略，即《中國製造2025》，其宗旨不只是提升中國工廠的技術實力，還要支援中國品牌在國際上的發展。

滙豐分析師周正峯表示，隨著中國企業努力擴大出口以緩解國內市場放緩的衝擊，它們很可能會更關注產品質量：「這往往意味著它們採用涉及機器人的更先進的生產流程。」

每年，企業收回機器人投資所需的時間——即「投資回報期」——都會大幅縮短，使自動化投資對中國小企業和工廠具有更大吸引力。以中國汽車製造業爲例，花旗分析師的計算顯示，2010年到2015年，焊接機器人的投資回報期已從5.3年降至1.7年。到2017年，投資回報期預計會降至僅1.3年。

佛山尚品宅配副總裁黎幹

自動化並不是僅僅把更便宜、效率更高的機械臂投放到生產線上。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Shangpin Home Collection)生產和銷售定製傢俱。該集團副總裁黎幹表示，更大的機遇在於把產線第一線的機器人和來自客戶以及自動化物流系統的實時數據融合到一起。

得益於機器人的使用，尚品2014年在佛山投產的工廠的產量比前一家工廠提高了40%，儘管僱傭人數減少了20%。今年晚些時候，尚品最新、最大的生產基地將會投產。尚品希望，僅僅增加一倍人手，便把產量增加3倍，辦法就是使用更多機器人在產線裏搬運物料，並幫助把產品裝入發運集裝箱。

爲該公司不同規格的牀、衣櫃和其他定製傢俱所用的木板鑽孔，過去是一道艱鉅、有時還有危險的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只需要撿起每塊木板，掃描條形碼，把木板放到一條輸送帶上，由其傳遞給機械臂。成品返回到另一條輸送帶上。中間的工序非常複雜：尚品不得不設計一種裝置，以確保每塊木板都排列正確，能夠被機械臂抓到，木板鑽孔要求預先編程並記錄到一個條形碼中，因爲那些機器人尚不具備人工智慧。黎幹指出，人類管理和決策仍是至關重要的。「自動化只是一道技術工序，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如何最好完成工序的思考，」他說。「每次改動什麼的時候，我們都會問：人還是機器人，用誰來做這個更有效？」

波士頓諮詢集團預測，在中國、德國、日本、南韓和美國的推動下，到本十年結束時，由先進機器人承擔的任務比例將從目前的8%上升至26%。這5個國家的機器人購買量將佔到全球購買總量的80%。波士頓諮詢集團的西爾金說，自動化的快速普及可以跟「人類學習曲線」和摩爾定律(Moore』s Law)之間的差別相提並論。摩爾定律認爲，運算能力每18個月至2年就會提升1倍。「即便你很優秀，人的生產率充其量每10年能夠提高1倍。」他估計，相比之下，研究人員可以讓機器人每4年把生產率提高1倍。「複合增長率意味著，隨著時間推移，這會產生很大的差別。」

隨著中國等領先工業國製造出更多、更好的機器人，它們可以承擔的任務將會增多。比如，長期以來，肉類加工一直被認爲是機器難以掌握的一種技能，因爲這需要細膩的手眼配合，以及對不規則形狀肉塊的處理。但西爾金觀察到，機器人能夠以比人高得多的效率把肉塊上的肥肉剔掉，得益於成本更低、反應更靈敏的傳感器。「用機器來做這個在經濟上變得可行，因爲你可以多省下3%或4%的肉，而那在一條生產線上是有很大價值的，你可以在生產線上快速移動。」

「有些事情，人比機器人做得更好，」他接著說。「但這類事越來越少了。」

本文作者爲英國《金融時報》駐華南記者，曾任FT駐印尼記者

照片由Zeng Han和穆罕默德•法德利(Muhammad Fadli)提供

譯者/何黎

斯圖爾特•錢伯斯(Stuart Chambers)在土耳其海岸外平靜的航海假期被一個人打斷了——這個人就是孫正義(Masayoshi Son)，他在武裝護衛的陪同下找到了錢伯斯，還帶來了對英國知名科技公司ARM控股(Arm Holdings)的收購要約。

富有魅力的孫正義是軟銀(SoftBank)創辦人，他將這家日本公司打造成了跨國電信及網路企業集團。爲見到ARM董事長錢伯斯，孫正義來到了土耳其海濱度假勝地馬爾馬里斯(Marmaris)——土耳其總統上週五正是從這裏倉皇離開，去處理一場政變圖謀。

由於不久前伊斯坦布爾機場遭到了恐怖襲擊，孫正義在安保人員的陪同下搭乘私人飛機而來。7月3日，當他們坐在波光閃閃的地中海之濱時，錢伯斯毫無防備地收到了孫正義提出的正式收購要約。

始於海濱Pineapple餐廳一頓耗時很長的午餐換來了孫正義13天後的勝利。本週一抵達倫敦時，58歲的孫正義公佈了以全現金243億英鎊對總部位於劍橋的ARM進行友好收購的協議。

這筆交易將是亞洲對英國企業規模最大的一筆收購，是歐洲迄今最大的一筆科技交易，也是孫正義自1981年創立軟銀以來進行的最大一筆收購。

孫正義在交易宣佈前一天曾致電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及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以確保英國政府不會設置任何障礙。他列出了一系列打算（已在一系列閃電談判中達成一致），包括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將ARM在英國的就業崗位擴大一倍。

孫正義策劃職業生涯這次最大的賭博已有一段時間，他曾在一次採訪中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自己對ARM傾慕已久。採用ARM設計的晶片每年出貨量達150億枚，該公司已主導了智慧型手機市場。自信的科技佈道者孫正義認爲，ARM將在下一波科技大潮（所謂物聯網）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附近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裏，孫正義表示：「每一盞路燈都將與網路相連，沒有車經過時可以省電。所有汽車都將實現互聯，無人駕駛汽車（將）安全得多。萬物都將互聯互通，那最大公約數是什麼？就是ARM。」

甚至在2012年收購美國行動運營商Sprint前，孫正義就考慮過收購ARM。那筆200億美元的收購不但未成爲一筆交易傳奇，反而成了軟銀的「汙點」——先前，美國監管機構阻止了Sprint與對手T-Mobile計劃中的合併。但孫正義一些其他「瘋狂想法」幫他籌集到了收購ARM的現金，也讓人覺察到他正在醞釀一個大動作。

大概三個月前，軟銀收購了ARM 1.45%的股份（先前未公開）。

6月初，軟銀表示，將透過出售中國電子商務集團阿里巴巴(Alibaba)的部分股份籌集100億美元，這是軟銀首次用其在2000年僅以2000萬美元購得、如今價值約600億美元的這筆投資來進行任何套現。幾周後，軟銀以86億美元的價格向中國網路集團騰訊(Tencent)出售了所持《部落衝突》(Clash of Clans)手遊開發商速波賽爾(Supercell)的多數股份。

許多投資者當時以爲，這些現金會用於支付軟銀1120億美元的鉅額債務，孫正義的親信曾暗示，收購ARM的決定導致了孫正義的準接班人、谷歌前高階主管尼克什•阿羅拉(Nikesh Arora) 6月22日的突然辭職。

當時，阿羅拉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是在孫正義宣佈不再打算按計劃於2017年退出公司經營之後決定辭職的。孫正義曾向阿羅拉表示過自己對ARM的傾慕，但目前尚不清楚是不是試圖收購ARM的決定加劇了兩人間的緊張關係。阿羅拉辭職後，孫正義加快了收購進程。但6月24日凌晨公佈的英國退歐決定使他的計劃遇挫。

奇怪的是，公投結果卻讓ARM股價飆升，抵消了匯率變化爲收購者帶來的所有潛在好處。由於英鎊兌美元和日元匯率出現暴跌，投資者紛紛湧向優質英國公司——尤其是那些利潤主要以美元計價的公司。

不管怎樣，英國退歐對孫正義的思考並沒產生太多影響。他在交易後用日語對記者說：「做這個決定時，英國退歐在我腦子裏連0.1%的分量都沒佔到。」

他當時的下一步計劃是邀請ARM在矽谷的首席執行西蒙•西格斯(Simon Segars)共進晚餐，時間爲6月下旬，地點則定在孫正義位於矽谷阿瑟頓地區的宅第。

他得出，西格斯對物聯網的設想與自己一樣，因此在收購後應該繼續讓他運營ARM。

西格斯也參加了在馬爾馬里斯的會面，同樣在場的還有軟銀國際(SoftBank International)的首席財務長阿洛克•薩馬(Alok Sama)。就在那次會面中，第一次報價被意外提出。

錢伯斯領導的ARM董事會隨後請來高盛(Goldman Sachs)和瑞德(Lazard)做顧問。幾天後第一次報價被拒絕了，隨後提出的一次報價也被拒絕。

孫正義預感自己勝利在望，於是決定在上週二（局勢明確梅將成爲英國新任領導人的時候）飛到倫敦敲定這筆交易。瑞德位於梅費爾區辦公樓的七層被騰出來，分別代表孫正義和錢伯斯的談判雙方各精選出數人，佔據了居於兩方各自商議區域中間的一間房間。孫正義直接向錢伯斯提出了第三次報價，錢伯斯拒絕這一報價，回覆了一個更高的數字。

孫正義覺得這筆交易可能會黃，他離開了這棟大樓，回到海德公園旁的豪華酒店伯克利(The Berkeley)，讓緊張的氣氛降溫。

一位參與談判的顧問表示：「ARM標價有誤。」孫正義的報價已高於預算，他不得不「劃出底線」。

沒多久，錢伯斯邀請孫正義到附近另一家高級酒店萊恩斯伯勒(The Lanesborough)。雙方恢復友好，兩名董事長也達成一致：以每股17鎊的現金價格收購ARM，另付每股4便士的紅利。這一收購價比ARM上週五收盤價高43%。

孫正義的顧問團隊（包括精品投行The Raine Group和Robey Warshaw，以及日本瑞惠證券(Mizuho Securities)）接下來開始與ARM的顧問合作起草最終條款。然後他們又花了幾天時間將收購所需的243億英鎊從日元和美元轉換成英鎊，以符合英國的收購守則。

內部人士曾擔心這筆龐大的交易會走漏訊息，在一個高度敏感的時刻引起政界人士對一個外國買家的警覺。但到了週一早間交易訊息傳出的時候，事實讓他們放下心來——交易成功達成，訊息也沒有提前走漏。經歷了兩週的戰鬥後，這筆將震驚科技業的交易獲得了宣佈。

東京投資者的第一反應就是讓軟銀股價跌了10%。不過，孫正義做出這筆其職業生涯的最大賭博，從來不是爲了博取短期利益。

孫正義說：「大多數時候，當我作出一個大動作，人們說我瘋了。但我考慮的不是如何能錦上添花……我考慮的是20年後的事情。」

詹姆斯•豐塔內拉汗(James Fontanella-Khan)、Yukako Ono、約翰•加普(John Gapper)補充報導

譯者/何黎

去年這個時候，Uber(Uber)首席執行長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正在風塵僕僕地爲Uber中國(Uber China)籌資，尋求拿下中國市場，他形容這個市場是「對Uber而言最大的未開發機遇之一」。

卡蘭尼克親自監督Uber在中國的成長，他多次前往中國，去年有近五分之一時間在中國度過。他宣佈相關計劃，擬分階段把Uber擴張至50個城市和100個城市。

然而，Uber突然決定將其中國業務單位出售給競爭對手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突顯了幕後展開的代價極其高昂的角力。爲了贏得市場份額，兩家公司都投入大筆資金補貼司機和乘客，其中Uber每年支出10億美元以上。

根據兩個死對頭之間的和平協議，Uber和滴滴將相互持股。該協議標誌着Uber首次在一個海外市場認輸告退。

出售Uber中國（先前其承受著Uber所有經營單位中最慘重的損失）是讓Uber邁向盈利的一步，併爲該公司聚焦於雄心勃勃的技術項目（如測繪、遞送和無人駕駛汽車）掃清了道路。

這筆交易還指向一個拼車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代，整合（而非擴張）可能成爲主流。

過去兩年期間，空前大量的資本被投入世界各地的網約車企業，引發了雷同服務之間的激烈競爭。

Uber和滴滴是近期兩個最積極的籌資人，實現了250億美元的籌資總額，其中大部分在過去一年籌得。

由於網約車是一個贏家通喫的市場（擁有最多司機和乘客的公司具有優勢），因此許多公司把自己的風險資金投入面向乘客的高額補貼。

然而，既然Uber和滴滴叫停了它們在中國的死磕，承認這些補貼戰爭不可持續（就連資本最充足的公司也不例外），那麼其它公司更有可能效仿。受到較大壓力的公司將包括Uber在美國的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Lyft，以及正在印度與Uber大打補貼戰的Ola。

Uber與滴滴達成的交易也表明，相比市場領軍者的誘人前景，處於第二位的網約車公司的投資者更難得到同樣超大的回報。

出售Uber中國後，Uber將獲得一類新的滴滴股票，這部分股權將帶來18%的經濟權益和6%的投票權。

根據最新一輪籌資使滴滴達到的280億美元估值，這部分股權價值約50億美元，取決於如何計算得出經濟權益。Uber中國的其他投資者也得到小筆股份。

這些條款可能被視爲令人失望，因爲Uber已向在華業務投入逾20億美元自有資金，且之前提到Uber中國的估值達到70億美元。Uber中國的其他投資者——包括百度(Baidu)——總共將獲得滴滴不到1%的股權。

然而，這筆交易確實提供了一條體面的退路，先前一段時期越來越明顯的是，Uber不太可能在中國勝出。

當Uber在2014年首次進入中國市場時，卡蘭尼克曾稱其弱勢地位是吸引力的一部分。

「每當我們被捲入一場關於我們在華努力的討論，多數人認爲我們要麼幼稚，要麼瘋了，或兩者兼而有之，」他週一在Facebook發文寫道，「那時我們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當中國最大的兩家網約車企業——滴滴和快的(Kuaidi)——在去年初合併後，Uber在中國的任務變得困難得多。之前滴滴和快的彼此展開激烈競爭，但在合併後，它們集中火力對付Uber。

Uber的回應是向市場投入更多補貼，促使出行量激增，推動中國的幾個城市成爲Uber在全球業務最繁忙的市場。

但是，即使在經過多年的快速成長後，Uber還是敵不過滴滴，後者在400多箇中國城市運營，每週提供1億次出行。Uber在60箇中國城市運營，每週提供4000萬次出行。

更重要的是，滴滴超高金額的最新一輪籌資表明，該公司擁有強大資金實力，能夠持續媲美Uber可能投入中國的無論多少補貼。

今年6月，該公司透過股份和債務從投資者處籌資70億美元，包括來自蘋果(Apple)的不尋常的10億美元投資。不甘落後的Uber從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籌資35億美元，併發行了11.5億美元的高收益債券。

然而，壓垮Uber的最後一根稻草可能是中國的網約車法規，《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上週正式將網約車服務合法化。

雖然這些規則比以往的版本寬容得多，並得到Uber和滴滴兩家的公開歡迎，但它們也包括一條禁止以低於成本的費用提供出行的規定，實際上禁止了補貼做法。此舉將叫停Uber當前在中國實行的模式。

這些規則也讓各城市對拼車服務擁有更大控制權，此舉可能使擴張進入新的城市變得更加繁瑣。

滴滴完成最新一輪籌資後，有關滴滴和Uber可能達成交易的說法在最近幾周變得認真起來。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來自Uber投資者的壓力也不斷蓄積，他們擔心該公司在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中燒掉太多資金。

協議條款似乎表明，這不僅是一筆財務交易，也是一個戰略聯盟，這兩家公司都在對方的董事會獲得席位。這使得滴滴處於既是Uber投資者、也是Lyft投資者的不尋常地位；滴滴在去年入股Lyft。

Uber與滴滴之間新聯盟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這兩個宿敵將以何種密切程度合作。如果滴滴決定擴張至中國（目前這是其唯一市場）以外，這個問題可能特別微妙。

對於Uber，這筆交易爲卡蘭尼克所稱的「非理性」的補貼助推的擴張時期畫上句號。它將讓該公司騰出資源專注於新技術方面的投資。一個更理性的時代可能即將開始。

譯者/和風

「凜冬將至」。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等四部委聯合發佈了《網路借貸資訊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網貸新規」），業內頓時哀鴻一片（但CEO們又很快公開發聲表示對監管的擁護），在美國上市的網貸平臺宜人貸的股價，當天更是大跌22%。相比於2015年12月28日發佈的徵求意見稿，正式發佈的網貸新規總體上更加嚴厲，其中的十三條紅線更加細化、明確，可謂刀刀見骨，而限制單一借款人借款總額使得絕大多數網貸平臺都面臨需要同時調整資金端和資產端的問題。

行業和監管機構的反覆博弈

創業融資的「資本寒冬」出現後，P2P的冬天是不是也要來了？網貸新規對P2P平臺來說，是「爲你好」還是「要你命」？資訊中介的定位是否符合P2P行業的實際情況？本文試圖從立法的發展和資訊中介平臺的異化來回答這些問題。

從第一家P2P平臺於2007年在中國開始運營開始，整個行業已有9年多的發展歷史，並呈加速度發展的趨勢。我還清楚記得在數年前代表風險投資基金對成立較早的一家P2P平臺進行盡職調查時，無論是成長速度，還是平臺的合法性，都讓「敢喫第一隻螃蟹」的風險投資機構感到疑慮重重，並放棄了投資。而早在2011年銀監會就曾就P2P專門發佈通知（參見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當時還把P2P翻譯爲「人人貸」）提示風險，並要求銀行採取相應措施避免風險傳遞至銀行，可見銀監會早先就關注到了P2P行業可能存在的問題。而且其中提到的七條風險現在看來也並不算過時，且這些風險後來均有實際發生。（摘錄如下：一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二是容易演變爲非法金融機構。三是業務風險難以控制。四是不實宣傳影響銀行體系整體聲譽。五是監管職責不清，法律性質不明。六是國外實踐表明，這一模式信用風險偏高，貸款質量遠遠劣於普通銀行業金融機構。七是人人貸公司開展房地產二次抵押業務同樣存在風險隱患。）

儘管P2P平臺早期發展並不算很快，但當民間金融的需求遇到了網路的發展，就勢不可擋，在2013年（即業界所說的網路金融元年）之後，P2P平臺迎來了和當年團購平臺「千團大戰」一樣的野蠻生長期，既有平臺拿到數億元的融資，也有平臺倒閉、跑路，給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而在這個階段，由於P2P作爲新事物且涉及網路和金融等多個領域，政府部門對P2P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並沒有急於立法，而是不斷地進行調研，並指出行業的紅線。雖然具體的紅線有多次調整，但總體上都是圍繞不能自融、不能自擔保、不能建資金池，要做資訊中介，和網貸新規列舉的紅線在內在邏輯上是完全一致的。

2013年8月和2014年5月，多個部委根據國務院批示組成的「網路金融發展與監管研究小組」和銀監會就已經開始對網路借貸行業進行調研，走訪了規模較大的幾家P2P機構。2015年1月20日銀監會宣佈進行機構調整，新設普惠金融部，下設網貸研究處負責對P2P進行實際調研。而2015年7月18日發佈的十部委《關於促進網路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互金指導意見」）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檔案，一方面P2P的定義和定位在該意見中首次明確，另一方面也明確由銀監會對P2P業務進行監管。該意見出臺後，銀監會組織了專家、從業者、地方監管部門進行座談，向有關部委徵求意見， 5個月以後與工信部、公安部、網信辦共同發佈了徵求意見稿。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銀監會官方還同時發佈「主要內容說明」以及「有關問題的解答」對規章內容進行詳細說明，這是金融立法領域非常罕見的情況。而後根據前述各方意見，銀監會對《P2P管理辦法》進行調整和完善，除了官方新聞稿以及「答記者問」，相關負責人在新聞發佈會上又對P2P行業的諸多問題作出了回應，對於部門規章來說同樣不多見。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說明監管部門在網貸新規出臺前做的事情，並不是想論證其立法態度有多麼認真，而是要說明這一立法不同於以往的「關門立法」，是行業和監管機構反覆博弈的結果。監管機構在鼓勵創新、靜觀其變的過程中明顯感到了網路借貸風險的放大和擴散，十三條紅線和借款總額的限制也可以說是「被逼出來的」。如果沒有e租寶和諸多跑路平臺帶來的巨大風險，網貸新規恐怕也不會如此嚴厲。

P2P在中國的異化

這裏就要指出P2P在中國的異化問題，而這一點也是從業者、監管者和研究者的共識，即中國的P2P和國外主要發生在個人和個人之間的P2P有較大差別，其形式發生了很多變異，以至於在實踐中幾乎可以對接任何標準化或非標準化的線下資產，無論是房貸、車貸、票據，還是典當、保理、融資租賃，只有想不到，沒有設計不出來。

P2P在中國的異化還是符合邏輯的，因爲無論是P2P平臺難以獲取個人徵信數據，還是企業的融資需求體量壓倒個人消費，都導致原生態的、美式的P2P在中國很難發展起來。但問題在於，平臺在異化的過程中，也一定會逐漸脫離資訊中介的定位（其實這一定位無疑對平臺來說是最安全、法律上責任最低的），一方面去向投資者作出本息擔保，一方面又要介入資產端，進行期限和金額的拆分，並巢狀上各種結構。

當監管部門把P2P定位於資訊中介時，明顯是希望已經異化的P2P迴歸到其最初的形態，因爲這一形態即便發生風險，也是分散的、小額的風險，而不是系統的、擴散的風險。但這一定位有一些問題需要回答，資訊中介平臺是會大量共存，還是最後集中到幾家？資訊中介是否有必要存在上千家？從網路其他領域最後往往是雙寡頭或者三巨擘喫下70%的市場份額來看，P2P迴歸資訊中介對於絕大多數中小型平臺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監管執行到位的話，團購領域「千團大戰」之後的局面有可能再次上演。

從實踐看，各家P2P平臺在獲取新用戶上越來越同質化，而用戶的需求也大體相同（高收益、低風險、易變現），之前的差異化主要在資產端，很多垂直型的中小P2P平臺都依靠特定資產的高收益（但有可能是無法持續的）來吸引用戶。但隨著網貸新規中負面清單的明確和最高投資金額的限制，之前資產端的很多做法也會變得不合規，這對於中小型平臺而言尤爲不利，因爲他們獲取用戶信任的成本更高。這樣看來，P2P迴歸資訊中介的過程，客觀上也是行業整合的過程。

從最早對P2P的風險提示，到央行、銀監會官員對於P2P業務紅線的反覆強調，從互金指導意見到網貸新規，監管機構對於「資訊中介」屬性屢次重申，對風險控制、資訊披露、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要求則愈發嚴格。筆者認爲，目前P2P平臺的異化這一行業發展的上半場已經結束了。接下來的下半場，按照網貸新規這一劇本的設定，應該是P2P平臺迴歸資訊中介的過程，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王新銳、羅爲、郭君磊均爲北京市安理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李思文、梁澤宇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從今年一月份開始的的新能源車騙補調查日前正式發佈了調查結果，大家都說，這是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分水嶺」。

9月8日，財政部發布了了一則通報，稱對90家主要的新能源汽車企業進行了專項檢查，共涉及2013到2015年已獲得和已申報中央財政補助資金的新能源汽車40.1萬輛。並列出了作爲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蘇州吉姆西、蘇州金龍、深圳五洲龍、奇瑞萬達貴州客車以及河南少林客車，涉及新能源汽車補貼金額10.1億元。工信部對這5家企業停止執行中央財政補貼，並對吉姆西取消整車資質，要求其他4家把問題車輛從推廣目錄中剔除，追回補貼資金。

隨後，一份號稱「完整版」騙補車企名單開始在網上流傳，根據這份名單，被調查的90多家企業中有70家企業存在騙補和違規謀補行爲，涉及補貼金額92億，官方對此並沒有作出回應。

一般來講，新能源汽車騙補分爲「有牌無車」、「有車無電」及「標識不符」等幾種。除了騙補之外，還有一種情況是違規謀補，即把新能源車賣給關聯企業而非用戶，或者賣給終端用戶之後被閒置。

科技部部長萬鋼在一次公開演講中透露，2009年到2015年中國累計生產新能源汽車49.7萬輛，在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中佔比超過30％。其中2015年產量超過37萬輛。而同年，美國新能源車的銷量是12.304萬臺，累計銷售40萬輛左右。中國成爲新能源汽車市場上的銷量冠軍。

但是，一紙通報，證明之前在業內風傳的新能源車騙補傳聞確有其事，而財政部「其餘名單不予公佈」的表態，或也表明，已公佈的五家車企可能只是騙補隊伍的「冰山一角」。這讓年初對「銷量冠軍」的歡呼聲顯得有些尷尬。

錯誤的補貼「靶向」

目前針對新能源車騙補事件的反思，大部分都集中在探討如何補上補貼認定和發放程式中的漏洞上，大多數業內人士並不願意對行業補貼進行完全否定。

對特定行業進行補貼，以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優化本國產業結構，這在各國都不少見。單就新能源汽車這一行業，各國的扶持手段也花樣翻新，但總體上是以減稅政策爲主。

比如，美國和日本的新能源車補貼政策，主要透過減稅以及包括充電設施補貼在內的基礎設施補貼進行。但像中國這樣直接而粗放地進行鉅額「消費補貼」的比較少見。查詢既往數據可以看到，在2013到2015年的補貼政策中，以純電動客補貼分爲三檔：6-8米補貼30萬元，8-10米補貼40萬元，10米以上補貼50萬元，地方補貼按照與國家1:1配比。在2015年，一輛6-8米的純電動客車，國補加地補可以拿到60萬元左右。

這樣的補貼方式導致補貼金額直接沉澱到了銷售端，錯誤的補貼「靶向」導致的後果是企業縮短研發流程，只求產品快速進入市場。產品技術仍不成熟的企業，爲了得到補貼會盲目將產品推向市場，甚至想方設法，或在銷售量上造假，或者將產品賣給關聯企業後閒置，騙補和違規謀補由此而來。

行業補貼的副作用

似乎有補貼的地方就有騙補現象存在。農業、光伏等傳統產業騙補已是老生常談。就拿國產動畫來說，在國家層面呼籲推動動漫產業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爲了爭取相關項目落地，除了給予稅收優惠外，還會按分鐘數對國產動畫進行補貼。在補貼的刺激下，一大批粗製濫造、只求上映不求票房的動畫作品紛紛上市，更把觀衆推向了進口動漫的懷抱。

補貼創造出來的需求終究是「僞需求」。就現在的新能源汽車市場來看，無論是補貼帶來的市場繁榮「幻象」，還是普通汽車限購帶來的政策導向型需求，都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扭曲，會導致企業對市場狀況的誤判。

但「消費補貼」所養成的行業依賴，後果可能遠比誤判市場要嚴重。政策補貼不可能永遠存在，一旦企業的盈利不依賴「用腳投票」的消費者，而是依賴政府補貼，自然不會花太多心思在爭奪市場上，更別提研發和創新。單純由於政策的輕率或粗放而迅速擴張的生產鏈條，一旦補貼減少或驟然退出，就有陷入崩潰的可能。

讓政策的歸政策，市場的歸市場，產業政策的制定要相對謹慎，充分考慮市場規律，纔不會擾亂行業正常發展。新能源車市場真正開始繁榮的那一刻，不可能因爲財政補貼或者車輛限購政策，甚至民衆環保意識的增強而提前來臨。只可能是在市場的殘酷拼殺中，企業找到自己的商業模式，解決了普通消費者對價格、安全和續航等剛性需求後自然到來。

這個節點不可能因爲補貼扶持而提前到來，卻有可能因爲錯誤的補貼方式而被「揠苗助長」，提前透支生產力。

(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一

日前，在批評這次幾個地方的網路約租車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時，不少評論聲音認爲，要保護共享經濟，這個辦法草案與總理提出的發展分享經濟相悖。

比如這樣的看法：把專車服務看成是計程車，用管計程車的方法去管專車，這是倒退。

FT中文網前日刊發一篇《共享經濟光環褪去，獨角獸疲態盡顯》，把滴滴也列爲共享經濟模式的公司。

但事實上，這類看法是不怎麼能成立的。因爲現在的滴滴，與共享經濟的關係已然不大。滴滴其實已經是個「計程車公司」了。

滴滴出行主要是這幾個業務：

滴滴出租，到了今天，主要是和地方上計程車公司的合作。供給方是職業計程車司機，這不是共享經濟。

滴滴專車/快車，專車價格較高，快車較爲便宜，兩者的差別主要在車型。這一塊是從所謂「共享經濟」起步的，但今天已經越來越職業化。

滴滴順風車，這纔是標準的分享經濟。然而沒有證據表明，滴滴順風車是滴滴出行重要的業務板塊。這一塊的份額佔比，應該不會超過三分之一。

當然，滴滴上還有一些探索性業務，比如滴滴巴士，這個屬於枝節，不是滴滴的核心業務。

二

可能是我視野不夠，我沒有看到在滴滴的專車/快車平臺上，有多少司機屬於兼差賺外快（也就是有本職工作，偶爾拉一些客人），有多少司機屬於專職。

根據個人使用經驗，專職司機並不在少數。

討論意見稿出來後，滴滴聲稱，僅在上海地區，有註冊司機四十萬名，只有一萬名具有上海戶籍。滴滴的意思是，以後能符合條件的在上海地區提供專車/快車服務的，在一萬名之下，還有三十九萬名，都將失去部分甚至是收入來源。

這個比例給了我一個啓發，那就是在滴滴平臺上，職業司機恐怕已呈大比例狀態。

無論如何，在上海的非戶籍人口與戶籍人口都不會高達39：1。這種情況只有兩個解釋。第一個解釋是，在上海，非戶籍人士特別喜歡「共享」他們的汽車。這個解釋看著很荒唐。第二個解釋就是，很多非戶籍人士的確把這個當成專職工作了。

由此推論，滴滴出行平臺，是由高比例的專職司機提供駕駛服務的平臺。這家公司，就是一種計程車公司，不過，它的經營模式，與傳統計程車公司，有很大的區別。

三

假設滴滴沒有受到政府的任何管制，它會怎麼做？

可想而知的是，會更大規模更快速地擴大合作司機的隊伍。與傳統計程車公司相比，它的一大優勢就是「輕資產」：在與司機合作的過程中，它並沒有背上沉重的資產折舊負擔。故而它的發展速度會快很多。

由於汽車成本由司機本人負擔，所以，司機的收入並不會高到哪裏去。滴滴在取得市場的寡頭壟斷地位之後，也不會長期採用高額補貼的方法。對於司機來說，收入可能比出租車司機略高，但不會是月入幾萬。

滴滴這種計程車公司，除去它需要一支員工隊伍來完成一些後臺運營目標外，它大部分的勞動力（也就是司機）關係很大一部分是屬於「聯盟」性質，而不是「僱傭」性質。

所以，它是一種新型的計程車汽車公司，它的生產關係，與傳統計程車公司完全不同，我個人的看法是，先進很多。

事實上，大規模的非僱傭制勞動力所組成的公司，並沒有太好的先例（平臺型公司，比如阿里的淘寶天貓和這個有點像，但還是有很大不同。消費者在淘寶某店家購買了商品，ta很清楚不是向淘寶購買，但出行者在滴滴上叫車，ta會認定服務是滴滴提供的）。這裏面要探索的東西很多，比如說，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問題，並不是只有一個什麼計程車管理辦法能一勞永逸的。

四

但它依然是一種計程車公司，政府把它比照出租車管理，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不妥。

制約滴滴的，主要就是：城市道路容量問題。

對計程車頒發牌照，雖然這裏面有很多貓膩，但你不得不承認的是，這本身並非一項惡政。計程車如果不是持牌經營，城市交通情況會大幅惡化。

在全世界，公共交通優先發展，這是共識。

美國、日本、香港，計程車價格都十分昂貴。比如大阪機場到大阪市區的計程車價格可以超過上海飛往大阪的機票價格。如果不是有太急的事，或者太過土豪，一般人都選擇鐵路（新幹線）從機場前往市區。

對計程車要進行遏制式發展，恐怕是城市交通管理者思考的前提。滴滴既然是一種計程車公司，那麼，它就理所當然地被視爲：要遏制發展。這個徵求意見稿裏各種限制，都是比照出租車來的。

北京上海的計程車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出租車司機必須本地戶籍，計程車當然是本地牌照。而廣州並無本地戶籍規定。於是，落到滴滴上，就成了北京上海專車司機必須本地戶籍，而廣州則放開。

五

但從輿論上看，人們顯然是偏袒滴滴的。包括uber，在全球都有不少支持者。

這裏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需求的事實存在。而這種需求，在uber、滴滴這類公司出現之前，並沒有得到滿足。這個需求就是：計程車與私家車中的一個GAP（裂縫）。

在中國，這個GAP尤其明顯。中國的公共交通，無論是公共汽車還是地鐵，與「舒適」兩個字距離非常遠。計程車本來應該提供舒適服務，但實際上也不能達成。我不得不說一句的是，中國計程車的價格相對來說，略微便宜。尤其是北上廣深杭這種國際性大都市。

所以人們瘋狂購買私家車。當物質條件到達一定程度後，舒適性很重要。但很快，私家車也不能說是「舒適」了。大都市的交通情況惡化，使得開車並不是一件多麼舒心的事。

更何況，私家車投入畢竟較大，很多上班才幾年的年輕人，未必能承擔得起。一些大城市，對私家車也使用搖號或競拍牌照的方式去限制，使得很多人慾購車也不得。

專車就提供了這個空檔的需求。更何況早期專車由於各方的競爭，還有大量的補貼，使得價格似乎也與計程車持平甚至是低廉。

城市交通惡化對於坐車的人來說，只有一件事需要去做：出門再提早一些。至於在車上，乘客的身份使得ta能幹很多事，包括睡覺、小憩、看看朋友圈聊聊天。

交通惡化，是每個人都需要承擔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公共問題。但出行舒適，這個可和自己密切相關。交通惡化所形成的負反饋，是長期的。明天我出門是不是舒適，這是短期速達的反饋。

六

舒適這兩個字，不僅僅仰仗車的本身硬體（車型），更重要的是車的狀態，司機的服務態度。故而，舒適和服務可評價密切關聯。

評價能起到效果，其機制在於滴滴和司機不是僱傭關係，也就是滴滴在司機和乘客之間，更大程度上是一個裁判的角色。

有不少司機曾經抱怨過滴滴對乘客的偏向，這類抱怨在一些媒體文章上有所體現。但恐怕這種偏向是合理的，因爲服務業天然就應該是偏向接受服務的消費者的。這就是聯盟性質的企業，和僱傭性質的企業非常大的差別。

滴滴有點類似出行領域中的淘寶店，它的運營人員某種意義上就是淘寶上的店小二，其根本立場在於服務需求者，而不是服務供給者。

具有一定效果的評價體系，是滴滴車感覺上會更舒適的原因，因爲司機服務態度會更好，車況會更佳。

滴滴的整套服務，從叫車開始，到送達目的地，包括車行路徑，都是數位化的。這意味著服務可追蹤可回溯。投訴司機繞路，有很強的證據可供驗看，而且滴滴還事先給了你一個參考價格。

至於安全方面，雖然也有零星不安全的事發生，但總體上而言，它未必比本地計程車不安全，應該說更安全才是。

七

這次各地的討論意見稿，根據地方上情況不同，略有差別。但總體來說，都是把滴滴看成一個「高階計程車公司」。這對滴滴很不利，這會影響它的「指數型成長」的目標。因爲一旦高階，必然市場不大。

出行市場以價格從低到高排列，目前是這樣的：公共交通（公車/地鐵）、計程車、專車/快車、租車（無司機）和私家車。要讓政府放棄公交優先的策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城市優選規劃的。

但滴滴的聯盟模式的確比傳統計程車模式更好，也更有效。規模效應將降低成本，如果滴滴要自己採購車輛的話。

所以，我個人的結論很清楚：比照出租車進行管理並無不妥，但具體政策制定上，與計程車相比，應更偏向專車/快車服務。

故而，考慮到一些大城市本身對外地牌有林林總總的限行措施，大城市的本地車牌要求是可行的，但戶籍上理應放寬，車型上更應該降低標準。舒適服務和具體車型的關係並不大，1.6L的a級車未必不能提供舒適服務。

八

總的說來，滴滴的確已經是一家計程車公司，但它的生產關係比傳統計程車公司更先進，聯盟性質的公司組織，規模更容易快速發展，服務體系也會更優化。

滴滴所提供的租車服務，其舒適性與私家車更爲接近，加之作爲乘客可以省心省力，服務的可追蹤可回溯也對相對可靠安全提供保障，長期來看，的確存在可能抑制私家車購買（主要是家庭第二臺用車），從而減緩交通擁堵。

政府將其視爲一種計程車公司進行管理並無太大不妥之處，但要把它限定爲「高階計程車公司」，可能就是錯的。

當下的計程車服務太過低端，以它爲準繩視滴滴爲高階從而去遏制滴滴的發展，但舒適度需求依然存在，只能將大衆導向購買私家車之途，交通狀況長期而言，只會更趨惡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一

12月頭上的某個晚高峯，北京，從國貿到世貿天階。看了看手機地圖，真心不遠，但道路全部呈現紅色，巨堵無比。

赫然看見一排紅色的自行車，我知道這是摩拜單車。下了APP，快速完成註冊登錄，掃碼，開鎖，上車，十分鐘到達，完事了支付一元錢。這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單車使用場景，方便，廉價，也挺省事。雖然北京之冬，實在有點冷。

二

所謂的「共享單車」，儼然成了2016年下半年的一個投資風口。不過，其實也就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玩家：北京的OFO和上海的摩拜單車。前者黃色，後者紅色。

雖然我很難認同這種類似分時經濟的生意叫「共享」——有意思的是，在一個影片節目中，OFO的投資者朱嘯虎也笑言共享不共享就不必深究了。但我承認，這是一個能轉得起來的生意。甚至比朱嘯虎投資的滴滴，更具備商業邏輯。說到底，這是一個「算賬」的事。讓我們從滴滴、Uber中國說起。

三

一臺車，上路價假設20萬，假設能跑10年。這樣一算，一個月就是1700元。如果跑五年，也得3000-4000元。但一臺車的司機，一個月的成本，大概就得5000-6000（北上廣還是個低收入）。

所以，其實人的成本遠遠高於物（汽車）的成本。對於「共享汽車」這門生意來說，如果把人的成本消滅掉，纔是它作爲一門生意真正賺大錢的開始。

把人的成本消滅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必須考慮無人駕駛技術。無人駕駛技術的核心是什麼？很多人着眼於汽車本身，這當然沒有錯。但還有很大一個部分，許多人並沒有看見。這就是城市數據、周邊地理數據等。

四

烏鎮網路大會上，百度再一次向公衆和媒體推銷它的無人駕駛技術。但眼尖的媒體記者們注意到，這一次，百度在汽車領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BMW並沒有出現。要知道，兩年前，百度宣佈和BMW合作搞無人駕駛之時，說好的爲時三年。取而代之的，是北汽、奇瑞和比亞迪，清一色的民族產業。

爲什麼拋棄BMW，而選擇國產車？道理可能有多條。但有一條是不容忽視的：城市地理數據，在中國，並不向外資開放。

在中國做地圖、導航之類的服務，有一個牌照，叫「網路地圖服務資質」，目前一共頒發了31張牌照，有國有事業單位（比如山東省國土測繪院），也有商業網路公司，而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VIE結構，充分保證了領牌公司的內資屬性。

從這裏面的路徑可以看到，將城市地理數據對外資開放，中國監管當局是相當謹慎的，甚至可以說是拒絕的。這是百度換夥伴的原因之一，也是Uber從中國撤退的原因之一。

五

Uber創辦人兼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是一個出了名的桀驁不馴的人，但他在中國，一反常態，姿態非常謙卑。

卡蘭尼克對大數據非常感興趣。Uber入華後，他還專門跑去貴陽參加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一個出行公司對大數據的興趣，當然有用戶行爲數據的一部分，但肯定也有對地理數據的關心。

我相信Uber努力想獲得這些數據，可能也是想在未來，能夠推動自己的汽車無人化。

但我同時也相信，卡蘭尼克努力了一陣子後發現，在中國此路不通。作爲一個外國人和一個外國公司，他和Uber根本不可能獲得無人駕駛上路必須有的地理數據。

那爲什麼還要繼續每年十億十億的和滴滴一起燒錢呢？於是，Uber從中國撤退了。因爲這個賬，怎麼算，都算不過來了。

六

說回到OFO和摩拜。其實也是個算賬的問題。

假設一臺單車，一天可以供十人次租用且一次支付一元，那麼，一天的收入就是十元。一個月就是300元。在不考慮損耗的情況下，對於OFO來說，一個月就可以收回車的成本，因爲OFO的小黃車，造價不過300元。如果考慮損耗，算得寬裕點，一臺車的成本回收，不會超過一個季度（三個月）。

但對於摩拜就不是了。這臺小紅車，一開始造價據說高達6000元。還是一天十次每次一元計算，不考慮損耗，它得要近兩年的時間，才能收回這臺車的成本。這不是生意的做法，太多的所謂技術含量，居然成了包袱，而不是利潤效率的提升。

這種技術，並沒有什麼意義。

所幸，摩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6000元成本被降低到3000元，然後又開始推摩拜Lite（輕騎），成本被壓到600元。雖然還是比OFO高出不少，但畢竟有GPS和GSM通訊模塊，有一定的防盜功能，損耗可能比OFO低，所以還有得一拼。

七

在最近的有個論壇上，主持人問過我對共享經濟的看法。我的回答是：沒有什麼特別玄妙的東西。

早年的滴滴快的拼命燒錢，背後是騰訊和阿里拼命在推各自的行動支付。一旦目的達到，勢力範圍基本圈定，這不兩家就此罷手，索性合併算了。所以，他們當時沒有算賬的問題。

這也成了後來一堆O2O服務的死穴。他們以爲燒錢補貼也能做起來，事實上，缺少了戰略佈局的目的，那就肯定要算賬，一算賬，就知道算不過來了。

這次的分時租賃單車們，也是算賬的問題。誰的成本回收快，誰就會勝出。沒有什麼特別複雜的商業模式，特別高深的科技含量。

至於共享經濟，朱嘯虎說的好啊，較真到底是不是共享，並沒有什麼意義。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man.yan@ftchinese.com）

又一個投票日，又一個抉擇日。但這一次不同於以往。這一次抉擇被倫敦新市長稱爲「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陰沉沉的天氣似乎加重了抉擇的嚴峻性。英國數千萬選民在大雨、洪水、長達數月激烈辯論後的緊張氣氛、以及德國槍擊事件的不祥新聞中，紛紛走進投票站，在有關英國是否應該退出歐盟的全民投票中投下自己神聖的一票。

《老天在玩英國？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可能影響公投改變世界的命運？！》下午，我訂閱的微信公號上閃出了這句話。這是英國華人社區的微信公號「英國大家談」推送的一篇文章的標題。

緊張地關注這場公投結果的，不僅有英國選民、英國華人社區，更有全世界的媒體、金融市場、政要、企業家等各方焦灼的目光，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好奇的視線。

我在當地的投票站投完票後，與投票站門廳的幾位選民聊了起來。

我攔住了一位40歲上下的女性，問她的投票意向。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爲什麼？」我自報了記者的身份，她才放心：「我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爲什麼？」

「因爲我想取回我們國家的控制權。」

「包括對移民的控制權？」

「對，當然包括移民，但不僅僅是移民，還有我們的錢、我們的主權，等等。」 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一位老年婦女告訴我，她投票繼續留在歐盟。我問她原因，她說，她不想冒險，因爲離開歐盟會損害英國貿易、經濟、就業、收入，而且，她這次不僅是在爲自己投票，也是在爲自己的子女、孫子女的未來投票。

「那麼，退歐陣營的理由沒有說服你？」我問。

「我是在平衡了各方的觀點之後，作出這個抉擇的。」她回答。

一個年輕男性選民告訴我，他也選擇了留歐。他告訴我，他現在還在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談到如此抉擇的原因，他有些激動：「這次公投拉票活動，退歐、留歐兩大陣營的表現，大大降低了我對政客的尊重。但我選擇留歐的主要原因，是退歐陣營幾乎沒有什麼專家。讓我特別生氣的是，麥可•戈夫對選民說，不要理睬專家的意見。坦率地說，作爲像我這樣的還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他的這種話讓我感到震驚。就是因爲這一點，我完全不可能接受極右的、反移民的觀點。我聽信多數科學家的話，他們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留在歐盟將會讓我們更強大；我聽信多數經濟學家的話，他們說，離開歐盟將會讓我們的經濟受到傷害。」

麥可•戈夫（Michael Gove）是英國司法大臣、退歐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停頓了一下，這位年輕男性選民又低聲對我說：「這話我們私下說：讓人特別不舒服的是，據說老年人多數都想離開歐盟，而年輕人多數都想留在歐盟，但老年人投票率遠遠高於年輕人，如果投票結果是離開歐盟，那麼，等這些投退歐票的老年人離開人世後，承受後果的卻是我們這些投留歐票的年輕人。」

我告訴他，剛纔與我聊天的那位老年婦女就投了留歐的票。

他笑了：「我爸爸支援退歐，但我猜，今天他也可能投了留歐的票，因爲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對後代福利的關心，可能會讓他選擇維持現狀。」

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BBC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援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90%的經濟學家、幾乎100%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援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衆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衆的喝彩。

因爲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援，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援。投票日前數週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願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爲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爲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覆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於經濟損失之害。

因爲，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月21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先前此後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覆覆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爲「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90%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資訊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爲了控制移民人數甘願冒險，投了支援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並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美國總統、IMF總裁、大公司老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着幹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爲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衆來說，就因爲：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佔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二、退歐後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爲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象不是英國獨有的，它出現在美國，標誌性事件是川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症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爲，在如此動盪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我的同事、FT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於永定稱爲「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10篇文章，幾乎每週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這句話，讓我非常喫驚：「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爲。對於認爲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麼，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爲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採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後，我單刀直入：「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於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係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爲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於，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我可以理解爲什麼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爲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爲重大的問題，但關於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爲複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誇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像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有人認爲，隨著民衆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爲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衆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中國人往往認爲，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誇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爲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複雜問題簡化爲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月23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衆因東歐移民大批湧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衆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羣如潮水般湧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breaking point）」。後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羣並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維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後，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於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爲底層民衆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藉此鼓動退歐。爲了瞭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援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導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爲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註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我認爲，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於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爲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爲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爲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於在公投投票日一週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強烈支援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在其位於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後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Thomas Mair）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於英國（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後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爲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有人是從爲獨裁製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羣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衆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後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Charles Powell）接受採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爲，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爲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爲「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認爲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複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複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爲FT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醜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說得更爲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考克斯遇害之後，赫林在自己的部落格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並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爲，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於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託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髮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爲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於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麼，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Gideon Rachman）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後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複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不管投票結果是什麼，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麼，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瞭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爲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併爲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後，數萬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5萬7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複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爲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爲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援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衆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爲，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麼，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2016年美國大選以一個震驚世界的結果畫上句號。幾乎所有的民調數據、學者分析都錯得離譜，世界各國政要和機構都大跌眼鏡。川普勝選，就連資本市場也嚇得不輕，股市應聲暴跌，避險恐慌情緒到處蔓延。

很多看了選舉結果公佈過程的人的第一感覺是，川普優勢明顯，午夜前已經鎖定270張選舉人票。然而九小時之後，隨著計票工作進入尾聲，人們再次驚訝地發現，兩位競選人的差距其實並不大：希拉里贏的加州、紐約州人口極其密集，而川普的紅州則地廣人稀，他在成功「翻盤」的搖擺州優勢則非常微小。如果計算直接選票總數（popular votes），希拉里更獲得了超過23萬張的明顯優勢。

也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場一人一票的普選，勝出的人就是希拉里。但是，美國獨特的「選舉人團」競選制度，讓川普取得了一場創造歷史的勝利。

這場堪稱「黑天鵝」的選舉也由此被載入史冊，成爲20世紀以來第二次、美國建國史上第五次，一名候選人贏得多數直選票卻輸掉了選舉人票的總統選舉。

那麼，這個由美國建國先賢們創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選舉人團」制度，究竟是怎麼操作的呢？

「選舉人團」的歷史由來

在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一款中規定，總統和副總統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這種獨特的政治制度代表著美國國父們對於現代民主制度的理解——一種介於英國議會選舉制度與全民一人一票直選制度之間的全新民主制度。

這種制度的產生也與美國獨特的聯邦制緊密相關。憲法由此保障了聯邦之中各個州都能夠在總統的選舉之中扮演一定角色，無論大小。

選舉人團的工作過程包括三步：大選之後各州選拔選舉人；大選次年1月6日，選舉人投票，衆議院點算；參議院正式宣佈當選總統和副總統名單。在大選次年的1月20日，當選總統會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誓就任美利堅合衆國總統。

「選舉人」和「選舉人團」

所謂「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由538名選舉人組成，人數嚴格依據每州議員的人數向各州分配。在美國，每個州都有兩名參議員，而衆議員則依據該州人口數決定（至少一名）。比如每次大選都至關重要的佛羅里達，共有2名+27 =29名選舉人。全美衆議員人數（435名）加上參議員人數（100名），再加上華盛頓特區的3人，總數就是538人。爲了達到半數，候選人必須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才能贏得大選。

那麼，如果任何候選人都沒能獲得270張選舉人票，總統如何產生呢？美國衆議院將會從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選人中選擇，方法是給每州一張選票，再投一輪。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至今僅僅發生過一次，時間是1824年。當時的美國衆議院從約翰•亞當斯、安德魯•傑克遜和威廉•克勞福三人中選擇了前者。

「贏家通喫」

在美國大選的過程之中，「全國民調」是經常被美國或全球媒體提及的一個數據。但是由於「選舉人團」制度，全國民調與結果基本不相關，這也是今年大選之前所有的民調數據、賭博賠率都傾向希拉里取勝，而結果卻大相徑庭的原因。

造成直選受歡迎程度和最終結果裂痕的，是「贏家通喫」原則。在全美的51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之中，除了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兩個州選擇按照直選票比例分配選舉人票之外，其他49個都採取直選票勝出者取得該州全部選舉人票的規則。也就是說，一個候選人如果拿到了這個州50.1%的直接選票，這個州100%的選舉人票就都被他歸入囊中。

美國大選歷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就是這種極端情況的呈現。當時，戈爾和小布什選情非常膠著。最終，依靠佛羅里達區區600張直選票的極微弱優勢，小布什獲得了佛州全部的25張選舉人票，總數勉強超過270張，入主白宮。

有趣的是，「贏家通喫」原則從來不是美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各州選擇採取這個原則的初衷，僅僅是爲了鼓勵候選人多花時間深入自己的州開展競選活動。

選舉人團如何產生

在美國憲法中，關於選舉人的選拔標準和資格幾乎沒有提及。在現代政治操作中，一般由州一級政黨依據州法確定選舉人的選拔方法。在一些州，兩個政黨會在州一級黨代會上任命該州的選舉人。在另外一些州，則是由兩個主要政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選舉人人選。

一般而言，早在大選年的三四月份，兩黨在各州都會定好選舉人人選。11月8日大選塵埃落定之後，每個州勝出的候選人所在政黨的選舉人就會做好履行職責的準備。比如，今年川普贏了密西根州，那麼密西根州那些民主黨之前選好的選舉人就都要「下崗」了。

選舉人們通常都對自己要忠於所在政黨的職責非常清晰。他們可能是州一級政府官員、政黨領袖或者是總統候選人個人的親友。也就是說，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有自己的一組信任的選舉人。

「不忠」選舉人？

你一定想問，大家辛辛苦苦投了半天票，如果最後那幾個代表去投選舉人票時，不按照大家夥兒的投票結果投怎麼辦？

有意思的是，在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之中，都沒有要求選舉人必須依照直選票結果投票的條款；但一些州則有自己的法律規定和懲罰條款。

不按照直選票結果投票的選舉人被稱爲「不忠選舉人」，但發生情況極少。因爲這些選舉人多數都是政黨內有頭有臉的人物，很少會選擇廢棄本州真實投票結果而投給自己想投的人。在整個美國歷史上，99%的選舉人都是「忠實投票」的。有一些州規定不忠選舉人要被罰款或被撤換，然而歷史上從未有人受到過任何處罰，也從未有大選結果因爲「不忠選舉人」被改變。

贏得直選票卻輸掉大選

今年希拉里這種贏得全國直選票卻最終輸掉大選的情況，是「贏家通喫」選舉人團制度帶來的最直觀後果。儘管非常少，卻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在美國240年的歷史上，先前一共發生過四次（下圖），前三次都在19世紀，分別是1824、1876、1888年。最後一次是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戈爾獲得了48.4%的直選票，但只拿到了21個州的266張選舉人票；而小布什則拿到了30個州的271張選舉人票，驚險獲勝。

這種制度還可能造成一個候選人贏得絕大多數選舉人票但直選票比例不過半。1992年，獨立候選人羅斯•佩羅參戰，並且出人意料地拿到18.9%直選票，但只有0張選舉人票；比爾•柯林頓只拿到43%的直選票，但獲得了69%的選舉人票，成功問鼎白宮。

選舉策略

因爲「贏家通喫」，所有候選人的參選策略自然是要贏得一個個的州，而非毫無目標地廣泛撒網。因此，那些擁有較多選舉人票又選情膠著的州，便被稱爲「搖擺州（swing states）」或者「關鍵州（battleground states）」。

在剛剛過去的這場大選之中，搖擺州包括內華達、亞利桑那、愛荷華、密蘇里、俄亥俄、喬治亞、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這意味著538張選舉人票中，只有112張將決定結果。而那些被認爲是勝券在握或者毫無希望的州則會被候選人無視。（下圖：2016大選選舉人地圖）

因爲這有限的幾個州往往決定結果，候選人門常常會把全部精力傾注其中，深耕其中的重要社羣：比如佛羅里達的古巴裔、俄亥俄的城市居民、賓夕法尼亞的藍領工人等等。再比如，在2008年大選中，過半（57%）的競選活動只在四個州舉行——俄亥俄、佛羅里達、賓州和維吉尼亞。而2004年大選中，99%的競選經費花在了16個州上。

「選舉人團」制度的優勢

選舉人團制度的支持者認爲，這種制度在兩個候選人的「貼身肉搏選戰」中，充分確保了政權合法性。其特點有二：一、勝選者的選舉人票比例往往超出其直選票比例；二、在州內，往往微小的直選票優勢會造成整個州的大筆數領先。比如今年川普的選舉人票比例約爲53.9%，直選票卻不足50%。1992年，柯林頓贏得69%的選舉人票但直選票只有43%。

此外，選舉人票制度也要求候選人必須擁有跨地區遍全國的廣泛人氣。沒有任何一塊地區擁有足夠使人入主白宮的選舉人票。這就要求候選人深入各州、接地氣、瞭解情況。

另外，選舉人制度也造成不可能有「一勞永逸」，攻下一個、大戰告捷的情況。候選人必須得一個州一個州地艱苦拿下。

最後，選舉人團制度還避免了政治學所說的「多數人暴政」。在選舉人團的地圖和直選地圖的對比之下（下圖）很容易看出，人口小州最希望選舉人團制度延續。這樣，他們的聲音也將發揮作用。

最後，選舉人團制度還同時強化了美國聯邦內各州的獨立性和聯邦相關性。

「選舉人團」制度的弊端

然而，從選舉人團制度誕生的那一天起，對它的質疑和詬病就從沒停止過。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相比直選，不夠民主。

首先，直選票取勝的候選人卻可能由於選舉人團制度敗選。在2000年戈爾對小布什的選戰中，由於佛羅里達的計票存在爭議，案件最後一路上訴到了最高法院。最終，在2000年12月，美國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判定重新點算選票的過程違憲，並以5票對4票決定禁止進行任何新一輪的選票重點工作。

戈爾儘管對法庭的判決不滿，但表示「爲了我們人民的團結與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讓步」，接受判決認輸。

其次，相比關鍵搖擺州，競爭不夠激烈的州（傳統民主黨藍州或者共和黨紅州）常常被候選人和媒體完全忽略，使得這裏的選民投票熱情長期低迷。

第三，由於獲得一州絕對多數非常困難，選舉人團制度幾乎完全堵上了第三政黨或者獨立候選人勝選的可能性。

第四，無論人口再少的小州也至少擁有三張選舉人票，比如人跡罕至的阿拉斯加、蒙大拿、南達科他州。這造成了所謂的「小州偏見」（下圖）。也就是小州的每張選舉人票所代表民衆的權重會遠遠小於人口密集的大州，但對於候選人的取勝卻一樣重要。比如人口僅僅100萬的蒙大拿州有三張選舉人票，平均每張代表24.8萬人；而擁有1979萬人口的紐約州，每張選舉人票要代表68.2萬人。

「選舉人團」制度能改革嗎？

事實上，呼籲修憲、改革選舉人團制度的呼聲每幾年就會出現一次。在希拉里贏得直選票卻輸掉大選之後，呼籲改革甚至廢除選舉人制度的聲音再次響起。

在美國200多年曆史中，共有超過700份涉及改革或廢除選舉人團制度的改革計劃書被提交國會。在所有憲法修正案建議書之中，涉及這個議題的數量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議題。各種建議之中包括徹底廢除選舉人制、按照直選比例投選舉人票、改革成爲直選等等。

但是美國修憲的難度極高，建國二百餘年來，一共只有27條修正案最終透過。一條修正案從萌生到真正實施，需要衆議院2/3多數表決，並被全美50個州之中的3/4州透過。在關於選舉人團制度改革的700多份改革計劃書中，至今還沒有一個能過衆議院的第一關。

尊重遊戲規則

儘管人們有著各種抱怨和批評，但尊重和捍衛憲法是美國人的精神共識和建國基礎。修正案沒有能夠透過，人們就會依然尊重現有的選舉規則。

有趣的是，在2012年羅姆尼敗選之後，川普本人曾發推特批評「選舉人團制度是民主的災難」。

四年之後，這個曾一直被他形容被操縱的「災難」，卻把他一路送進了白宮。

無論怎樣譭譽參半，可以預見的是，在相當長的未來，這個美國製憲先賢們發明的獨特製度，將繼續決定一任又一任美國總統的產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李佳佳是前《佳訪》欄目主持人、製片人，專欄寫作者，文集《這個時代這些人》作者。本文編輯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選舉中意外擊敗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不僅對美國政治而言標誌着一個分水嶺，對整個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自上世紀50年代構建起的主導的自由秩序，受到了情緒激憤的民主多數的攻擊。世界陷入同樣憤怒的各種民族主義相互競爭的風險巨大。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它將標誌着一個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同樣重大的關頭。

川普獲勝的方式暴露了他動員起的這場運動的社會基礎。看一看投票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於沿海城市，而農村和小城鎮地區堅定地投票支援川普。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的翻盤，這三個北部工業州在最近幾次選舉中曾是如此固若金湯的民主黨州，以至於希拉里甚至沒有去威斯康星造勢。川普獲勝是因爲他得以爭取到那些受到去工業化衝擊的工會工人的支援，他承諾透過恢復他們失去的製造業工作崗位，「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

這一幕似曾相識。英國退歐就是這種情況——支援退歐的投票同樣集中於農村地區、小城鎮以及倫敦以外的其他城市。在法國也是如此，父輩和祖父輩曾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的工人階級選民，眼下正投票支援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但民粹民族主義是一個遠比這更廣泛的現象。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羅斯大城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中仍舊不受歡迎，但在該國其他地區卻擁有衆多支持者。對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或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來說也是如此，前者在土耳其保守的中產階級下層中受到狂熱的支援，而後者在除了布達佩斯的整個匈牙利都受到歡迎。

如今，由個人受教育程度界定的社會階層，似乎已經成爲很多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中最重要的社會分割線。這種現象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直接推動，而促進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正是自1945年以來主要由美國成立的自由世界秩序。

在我們談論自由世界秩序時，我們說的是近年來推動全球成長的、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正是這一體系使得蘋果手機能夠在中國組裝、並在耶誕節前一週運至美國或歐洲的消費者手中。這一體系還方便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從較貧困國家遷移至較富裕國家——在那裏他們可以爲自己和子女找到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一體系如宣傳的那樣奏效：從1970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球商品和服務產出翻了兩番，讓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不僅包括生活在中國和印度的人，還包括生活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

但正如現在大家都已痛苦地意識到的，該體系所帶來的好處並沒有層層惠及所有人羣。隨著企業爲應對競爭殘酷的全球市場而進行外包並儘可能提高效率，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失去了工作。

這一長期問題因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幾年後歐洲遭遇的歐元危機而大大加劇。在這兩場危機中，精英們設計的體系——美國的自由金融市場以及歐洲的歐元和管理內部人口流動的申根(Schengen)體系等政策——在面對外部衝擊時都迅速崩潰。這些失敗的代價又一次更多地由普通工人、而非精英自身承擔。從此以後，真正的問題不應再是爲什麼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爲什麼它過了這麼久才顯現出來。

在美國，政治上出現了這樣一個錯誤：政治體制未充分代表傳統工人階級。從全球化中獲利頗豐的美國企業界及其盟友主導了共和黨；而民主黨已變成一個玩弄身份政治的政黨：一個由女性、非洲裔美國人、西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以及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等羣體組成的聯盟，不再關注經濟問題。

美國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階級，歐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樣的錯誤。二十年前，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就已經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現就是布萊爾中間路線，以及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社會民主黨在本世紀頭十年設計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但左翼的更大錯誤跟一戰前的那個是同一個，當時的情況——借用捷克裔英國哲學家埃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形象的描述——是一封本應投進標爲「階級」(class)的郵箱的信件，被錯誤地投進了標爲「民族」(nation)的郵箱。民族幾乎總是壓倒階級，因爲它能利用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感，那種與一個有機的文化共同體建立聯繫的渴望。這種對身份認同的渴望正以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的形式顯現出來，另類右翼包括各種以前受到排斥的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團體。但即使沒有這些極端主義者，很多普通美國公民也開始奇怪爲什麼他們的社區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移民，又是誰授權建立了一套講究語言的政治正確性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人們甚至不能抱怨這一問題。這就是爲什麼川普從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選民那裏也得到了不少選票，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從他們手中奪走他們的國家。不用說，英國投票退歐本質上也是因爲同樣的原因。

那麼，川普獲勝對國際體系將帶來哪些實際影響？與他的批評者相反，川普確實擁有始終如一、經過深思熟慮的立場：他在經濟政策和全球政治體系方面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明確表示，將尋求就現有貿易協議重新進行談判，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可能還有世貿組織(WTO)。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願意考慮讓美國退出。他對普丁等透過果斷行動一樣辦成了事情的「強人」領袖表示了讚賞。相比之下，他對北約成員國或日本、南韓等美國的傳統盟國要冷淡得多，並指責這些國家搭美國力量的便車。這意味著，對這些盟友的支援將依據對現有費用分擔安排的重新談判而定。

這些立場對全球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的威脅，怎樣往嚴重了說都不爲過。當今世界充滿經濟民族主義。一直以來，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正常運轉，依靠的都是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開始單方面採取行動修改這一契約的條款，全世界範圍內有很多強大的參與者都將樂於展開報復，並引發一場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螺旋式下行。

這些立場對國際安全體系的威脅同樣巨大。過去幾十年間，俄羅斯、中國已崛起爲重要的威權主義大國，且兩國都有領土野心。川普對俄羅斯的立場尤其令人擔憂：他從未對普丁有過半句批評，還暗示後者吞併克里米亞或許是合理的。考慮到川普對外交政策大多數方面整體的無知，他對俄羅斯的始終如一的特殊態度暗示著，普丁對川普擁有某種隱形的影響力，或許後者的商業帝國賴以維繫的債務幕後的債主是俄羅斯人。川普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的任何嘗試，最先傷害的將是烏克蘭和喬治亞，這兩個身處困境的國家一直依靠美國的支援才得以保持獨立的民主國家地位。

更廣泛地說，川普擔任總統將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威權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徵。美國的影響力一直更多地依賴於其「軟實力」，而非像入侵伊拉克那樣的不明智的武力使用。美國11月8日作出的選擇意味著，它脫離自由國際主義陣營，改投了民粹民族主義陣營。川普受到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如此強烈的支援並非偶然，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是最早對川普獲勝表示祝賀的人之一也非偶然。

過去一年，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國際」已經浮現，想法相同的組織透過這個新的「國際」跨境共享資訊和支援。普丁領導的俄羅斯是這一事業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不是因爲它關心其他民族的民族認同，而只是爲了製造混亂。俄羅斯透過侵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郵件系統發動的資訊戰，已然對美國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侵蝕，我們可以預期這種狀況還將持續。

關於這個新美國，目前仍存在若干較大的不確定因素。雖然川普本質上是一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也非常善做交易。當川普發現其他國家不會按照他的條件，就現有貿易協定或同盟安排重新進行談判時，他會怎麼做？他會退而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好交易，還是會一走了之？對於由他來控制核按鈕的危險性，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但我的感覺是，他內心深處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非一個渴望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的人。在他面對處理敘利亞內戰這個現實時，他最後很可能會借鑑歐巴馬的劇本，繼續袖手旁觀。

在這一點上，性格特徵將會發揮作用。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我覺得很難想像有性格位元朗普更不適合擔當自由世界領袖的人了。他實質性的政策立場只是部分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他極端的虛榮心以及敏感的自尊心。不久前，在與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獲得者同臺時，他脫口而出，稱自己也很勇敢——「在財務上很大膽」。他聲稱要對自己所有的敵人和批評者進行報復。當面對輕視他的其他世界領導人時，他的反應是會像一個受到挑戰的黑手黨老大，還是會像一個善做交易的商人？

如今，對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戰，與其說來自中國等公開實行威權主義的國家，不如說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在美國、英國、歐洲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政治體制中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並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來撕毀現行的一些規則，正是那些規則一直以來約束了行爲，支撐起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創造了這一體系的自由主義精英們需要傾聽門外憤怒的聲音，把社會平等和身份認同作爲他們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來思考。不管怎樣，我們在未來幾年都免不了經歷一段艱難旅程。

本文作者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其最新著作是《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譯者/何黎

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全球媒體的注意力都被一條涉及美中關係的新聞搶走了：美國候任總統川普與臺灣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通了一次電話。不出所料，中國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國有關方面提出嚴正交涉」。

當然，媒體因此很快淡忘了前一天的另外一條關於川普的新聞：川普以鉅額稅收優惠作爲誘餌，誘使美國空調設備製造公司開利公司（Carrier Corp）放棄了把部分工作遷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鄰國墨西哥的計劃。與此同時，川普還警告說，如果其它的美國企業把生產線和工作崗位遷移到國外，將會面對嚴重後果。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第一條新聞當然非常重要，但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說，第二條新聞的重要性也不低。

第二條新聞也許是2016年頻頻出現的徵兆中的最新一個：這一波全球化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盡頭了。

世界歷史上至少有兩波全球化，最新這一波全球化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沒有趕上它的前半段，但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趕上了這波全球化的後半段。現在各方似乎已有共識：中國是這一段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儘管中國國內有不少人並不這麼認爲。

但時至今天，這一波全球化可能馬上結束，中國需要抓緊爲此做好準備。

因爲今天的墨西哥，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國。

輸家的憤怒

2016年還沒有走到盡頭，但今年的全球十大熱門新聞肯定會包括這兩件事：英國退歐派在公投中取得勝利；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說：2016年是自由貿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進程終結的開端之年。

持續了數十年的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贏家，也製造了一批輸家。如果說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和中產階級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贏家的話，那麼，西方富裕國家的工人則是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輸家。至少川普競選活動的總管、最近又被川普任命爲其首席戰略師和高級顧問的史蒂夫•班農（StephenBannon）是這麼認爲的。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直截了當地說：全球化的支持者們摧毀了美國工人階級，卻在亞洲創造了一個中產階級。

不管他的這個說法對不對，這番話不僅反映了他的觀點，也基本上概括了川普及其許多支持者「憤怒」的主要理由。隨著他即將入主白宮，川普和他的內閣將會致力於逆轉這種在他們看來不利於美國利益的全球化。

基於同樣的憤怒和恐懼，英國公投時投票支援退歐的選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這一波全球化巨輪碾壓的英格蘭中部老工業基地的選民。

其實，西方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的情緒，時間要早得多，涵蓋的社會階層和政治勢力也要廣泛得多，只不過這種情緒終於在2016年的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達。

舉例來說，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反全球化這面大旗，不僅被川普及其支持者們高舉，也被民主黨初選時的另一位候選人桑德斯所高舉；原來曾經支援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希拉里，競選時也明確表示反對TPP；而真正把川普送入白宮的，其實是美國中部許多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工人階級選民。英國退歐公投的情況也頗爲類似：雖然退歐陣營的主要干將都是右翼的政客——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保守黨諸位疑歐派大員（如現任外交大臣強森等），但真正讓退歐陣營獲勝成爲現實的，卻是英格蘭中部的許多工黨選民。

爲了能讓中國讀者多少感受一下普通美國人對自由貿易或全球化的反感、甚至仇恨，我覺得有必要把下面這則評論翻譯一下：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兩次失業的美國工人，在一位鼓吹全球化好處的學者的文章之後留言說：「我們聽到專家們告訴我們全球化如何美妙、如何使每一個人都富裕起來，但我們後來環顧左右，發現我們的收入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如果按照購買力來算的話，還不到十年前的一半。你知道，我們現在不再聽信這一套了。唯一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們，以及美國的富人和政客們……我們那些所謂的精英們不能理解爲什麼我們仇恨全球化。當然，物價更低了，但這對那些眼看著自己的工作被遷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的工作就曾兩次被外遷到這兩個國家）。我的處境絕非獨一無二。此時，我願意發動貿易領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這能夠扭轉現狀的話。我們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於我們寧願摧毀這個制度，而不願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貧困和絕望。」

「美國正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爲什麼美國會出現類似Stephan Edwards這樣的如此仇視全球化的人呢？

美國一家地緣政治預測網站的創辦人和主席喬治•弗利德曼（George Friedman）如此分析美國這些全球化輸家的訴求及其政治影響：「自從2008年以來，美國自由貿易支持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已經轉變。美國很大一部分人口認爲，他們深受自由貿易之害，這部分人想結束不斷擴張的自由貿易或重新定義其條件。那種認爲自由貿易總體來說利大於弊的觀點如今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了。美國如今正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那麼，從更廣泛、更深層的角度，應該如何分析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的原因、並預測它們對未來的影響呢？

常作驚人預言的美國暢銷書作家、金融分析師哈里•丹特（Harry Dent）認爲，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大選的結果，不過是一個更宏大的趨勢的表徵，這個趨勢就是：自二戰以來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到今天，它使得非常不同的羣體互相沖突、且難以調和：「本土工人v.外國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產階級和窮人……遜尼派v.什葉派及其它宗教分裂……年輕人v.迅速加重的老齡化社會負擔……大政府v.個人自由……在美國，這種衝突更火爆：支援共和黨的紅州v.支援民主黨的藍州……」

丹特認爲，英國退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標誌着第二波全球化的結束，他預言，未來全球範圍內會有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的分離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的政策出臺，在下一波全球化推進之前，我們將會看到各國、各地區圍繞著共同的民族、宗教、政治、經濟之根重新組合。

如果說丹特的預言不免有些聳人聽聞的話，那麼，曾經在里根和柯林頓兩屆內閣任職的克萊德•普萊斯特威茲（Clyde Prestowitz）的分析，則更爲平衡、嚴謹，也受到更爲廣泛的認同和重視。

普萊斯特威茲曾經是一位支援全球化的美國貿易官員，曾經是里根內閣商業部長的顧問，後來又在柯林頓執政時擔任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委員會的副主席，現在是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兼所長。今年6月，早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他就在《華盛頓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發表了一篇被許多業內人士視爲「必讀」的一篇長文《自由貿易已經死亡》。該文回顧了二戰後自由貿易在美國的理論和實踐，認爲二戰後歷屆美國政府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主要動機，不是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是地緣政治考慮；儘管後來日本和南韓都實行了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很濃的政策，但美國政府爲了地緣政治戰略，依然繼續推行單邊的自由貿易政策。再後來，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接納，情況發生了更加不利於美國經濟利益的變化：許多美國公司開始向墨西哥、中國這些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投資、設廠，把部分製造業工作崗位轉移到這些低成本的國家，這導致了美國本土就業職位的流失。

普萊斯特威茲接著指出，如今，美國一些最有名的支援自由貿易的思想領袖顯然也在調整自己的觀點：全球化的超級吹鼓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利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說，「對華自由貿易的受害者比人們最初預想得要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格魯格曼（Paul Krugman）也已經承認，他沒有預料到對華貿易對美國勞動人口的影響程度；而美國前財政部長、正統貿易理論的長期捍衛者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現在則呼籲更多的「協調化（harmonization）」，而非更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普萊斯特威茲說，更爲重要的是，美國公衆也要求變化，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就是對公衆這種要求的呼應，這次競選活動已經戲劇性地削弱了自由貿易這個二戰後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

當然，即使在川普勝選後的今天，美國商界、政壇、學術界、媒體仍然有許多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他們仍然在據理力爭，從各方面論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對美國利大於弊，但他們的聲音如今已經被因川普簡單粗暴卻又十分有效的鼓動所掀起的反全球化聲浪所徹底淹沒。隨著川普即將搬入白宮，至少未來四年美國行政當局肯定會全力以赴，試圖逆轉以往數十年的自由貿易政策。

行文至此，我需要特別聲明一下：此文無意全面分析英國退歐派獲勝和川普崛起的所有原因，這兩大事件背後有許多原因，貿易僅僅是其中一個原因，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預測美國未來可能走向貿易保護主義這一趨勢，並不代表我認同這一趨勢；而理解憤怒的選民爲什麼憤怒，也不意味著我贊同那些政治上獲益於選民的憤怒、但最終只能讓這些選民更加憤怒的蠱惑民心的政客；同理，理解英國退歐派和川普獲勝背後的經濟、社會問題，更不等於我認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實，他們的某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策和計劃，例如對中國進口美國的產品徵收45%的關稅、懲罰那些在海外設廠的美國企業等等，不僅不會治療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弊病，反而會加重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成爲法律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試圖以高關稅壁壘保護美國市場，但被後來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視爲導致美國和全球經濟大蕭條惡化的主要原因。

就拿前面提到的美國開利公司的新聞來說吧，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邁克爾•希克斯（Michael Hicks）便指出，開利公司在美國的平均工人成本約每小時30美元，在墨西哥則是每小時3美元，他認爲，川普與開利達成的協議並沒有解決美國製造業長期面對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科技與自動化提高了生產力和產量，但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卻持續減少。而曾與希拉里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參議員桑德斯，則批評川普與開利達成協議等於是向美國公司發出信號，即他們可以利用工作外包來威脅政府，以此換取稅收減免。

中國成了自由貿易的旗手？

如果2016年全球十大熱門新聞肯定包括英國退歐公投和川普勝選，那麼，2016年中國的十大熱門新聞是什麼？

我想，下面這幾條新聞，論其重要程度，也許難以入選今年的中國十大熱門新聞，但其重要性也許幾年以後或幾十年以後會漸漸顯現：

1）2016年9月4-5日，G20峯會在中國杭州舉行。此時，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活動正在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喧囂中進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杭州G20峯會上卻呼籲與會各國恪守不採取新的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2）2016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一天送給中國一份「節日禮物」：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

3）2016年11月19-20日，在川普出人意料地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不久，亞太經合組織（APEC）祕魯峯會在該國首都利馬舉行。因川普競選期間許諾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廢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中國得以在這次APEC峯會上重新力推建立範圍更爲廣泛的亞太自由貿易區。英國《金融時報》經濟社評撰稿人馬丁•桑德布因此而感嘆：這一次，「中國成了全球經濟開放的領頭羊，這著實是個奇怪的世界。」

但是，全球化沒有西方的參與，尤其是美國的參與，最多只能算是「半球化」。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美國國際關係學家米爾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寫道：「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爲。」在那些對人性持有悲觀態度的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對權力爭奪的鬥爭。而以米爾斯海默爲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則將這種悲觀推向了極致。他們認爲，在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意圖缺乏準確瞭解的霍布斯世界裏，大國只有獲得更多的權力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賴於最大的權力，而對最大權力的殘酷爭奪決定了大國註定悲劇的宿命。

然而，大國悲劇的真正所在，其實往往在其國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國的國民。後者的悲劇色彩則更有濃重的宿命感。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會令許多小國捲入危險的漩渦當中，使之成爲大國博弈的犧牲品或殉葬者。大國出於利己的動機，與小國國內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結盟，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經濟、軍事目的。最後的結果常常是大國之間因達到均勢或戰爭成本難以承受而相安無事，但戰火卻出現在代理人之間。更爲諷刺的是，自私詭譎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國人民卻成爲大國口號中所謂「信仰」的殉道者。冷戰時期的代理人戰爭和小國政權動盪，就是對大國口中「道義」和「普世價值」的絕佳諷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現代史上最殘暴的屠殺之一。對於這次大屠殺，以蘇哈托爲首的印尼軍隊、穆斯林激進分子和暴徒自然難辭其咎。但是，美、英、中、蘇等大國又何嘗沒有扮演某種角色呢？當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時，我們或許會發現：小國政治的悲劇，在於小國難以擺脫國內政治力量將整個國家帶入大國「大棋局」裏的宿命。

「九•三〇事件」經過

在經歷了與荷蘭殖民者的殘酷鬥爭之後，印尼在蘇加諾的帶領下終於在1949年獲得獨立。在建國初期，由於在國內力量的博弈中處於弱勢，作爲國父的蘇加諾雖然享有崇高的聲譽，但也不得不向政治對手妥協，建立議會內閣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蘇加諾成爲沒有實權的虛位總統。

不過，由於政局長期動盪不安，蘇加諾趁機推出「蘇加諾總統方案」，提出要建立一個包含左翼和右翼力量的互助內閣。該方案發表後，受到了印尼共產黨、民族黨、平民黨的強烈支援，但也遭到了馬斯友美黨等大黨派的激烈反對，後者甚至策劃了數次針對蘇加諾的暗殺行動以及武裝叛亂行動。叛亂平息後，馬斯友美黨威信盡失，平叛有功的陸軍和印尼共產黨則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和力量。蘇加諾憑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50年代末期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權力，建立所謂的「有領導的民主」。

1960年，蘇加諾召集印尼民族黨、伊斯蘭教師聯合會和印尼共產黨黨魁進行協商，決定建立互助國會。代表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宗教（Agama）三股勢力達到平衡的「納沙貢」正式確立。爲了保證個人權力，蘇加諾在陸軍、印尼共產黨和穆斯林之間玩起了危險的平衡術，利用陸軍維持政治穩定，利用印尼共產黨獲得公衆支援。不過，由於陸軍勢力過於強大，同時蘇加諾個人也對左翼政治理念抱有好感，蘇加諾在195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一面提升印尼共產黨的勢力、一方面打壓陸軍的一連序列爲。這引起了陸軍的強烈不滿，陸軍、穆斯林政治力量與印尼共產黨的矛盾日益激化。矛盾在1965年達到一觸即發的狀態。

該年8月，由於蘇加諾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原本依靠蘇加諾庇護的印尼共產黨緊急召開政治局會議，商量下一步的行動。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在會上表示要先下手爲強（諶旭彬，《印尼爲什麼要屠殺數十萬華人？》，騰訊歷史轉自謝志瓊、鍾冰/譯，《印尼「九•三○」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調查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21頁）。9月30日晚，印尼總統衛隊營長翁東等人開始發動政變，六名陸軍高級將領被殺，印尼陸軍參謀長納蘇蒂安被綁架。然而，政變在24小時之內被印尼陸軍迅速平定。10月2日，陸軍倖存將領蘇哈托完全掌控了局勢並宣告政變失敗。

三週後，蘇哈托與陸軍開始了針對印尼共產黨的抓捕和屠殺，大屠殺一直持續到1966年3月才大體結束。儘管在1967年仍有小規模屠殺事件的發生。該年3月12日，蘇加諾被臨時議會剝奪了政治權力，蘇哈托被任命爲臨時總統。1968年3月21日，蘇哈托正式被選舉爲總統。印尼正式開啓長達三十年的蘇哈托獨裁時期。

華人是主要受害者嗎？

由於缺乏可靠的證據，1965年10月-1966年3月大屠殺期間的真實死亡人數，至今難以達成共識。屠殺訊息主要來源於對此次行爲負有最大責任的印尼軍方，這自然是最不可信的訊息來源。而當時只有極少數外國媒體在印尼，無論是印尼知情人士或是西方政府又都對這次事件諱莫如深，大部分相關檔案處於保密狀態，因此研究界根本無法獲得此次屠殺的足夠細節和證據。

研究界普遍認可的受害人數在50萬至100萬人之間，其中絕大部分是被懷疑爲共產黨員或支持者的印尼人（Friend, T. (2003). Indonesian Destin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3）。不過，由於媒體炒作以及一些未知的原因，外界普遍認爲印尼華人是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中國媒體和大衆長期以來也接受這一或許不是很可靠的說法。對此，學者Robert Cribb和Charles Copper堅持認爲，印尼土著纔是最大的受害羣體，華人受害人數不超過2000（Cribb, Robert; Charles Coppel (2009).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447–465；Charles A. Coppel (1983).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1）。華裔印尼籍社會學家Mely Tan Giok Lan教授也贊同這一說法（Tan, M. G. (2008).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 kumpulan tulisan. Yayasan Obor Indonesia, pp. 240–242）。值得注意是，這樣的說法也僅僅只是建立在現有的證據之上。

無論如何，華人在六個月的屠殺當中的確受盡苦難。成千上萬的印尼華人遭到驅逐。在三寶壟、梭羅、加布棉、棉蘭等地區華人商鋪和財產也遭到大規模洗劫，華人學校被關閉，無數婦女遭到侵犯（聶會翔，（2008），《蘇加諾時期中國與印尼關係探究》 (碩士論文, 湘潭大學)，42；「In search of a future,」 Time, September 16, 1966, p 19）。而針對印尼共產黨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屠殺則更爲慘烈。其中最爲嚴重的是爪哇中部和東部地區、巴里和蘇門答臘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集中在城市以外的地區。除了數十萬人被殺外，印尼政府預計在1966年至1976年間大約有160萬至180萬印尼人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而被捕。許多人在獄中受折磨而死亡，手段極其殘暴。

然而，儘管這次大屠殺駭人聽聞，但在整個過程中乃至事後都沒有受到西方國家的干預和譴責，只有蘇聯、中國以及北韓等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對印尼發表了譴責聲明。相反，英美等西方國家極力封鎖訊息，禁止記者進入印尼並要求媒體引用大使館的官方訊息（Gerard DeGroot (2008). The Sixties Unplugged: A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a Disorderly Decade. Macmillan. p. 390）。在印尼國內，一直到蘇哈托下臺，公衆及學界都被禁止公開討論這次屠殺。時至今日，印尼官方都未曾表達對這一人爲災難的反思和自責。本月18、19日首次召開的「剖析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上，印尼政府就公開拒絕道歉。

印尼國內的政治力量

對於拒絕道歉的理由，據印尼《羅盤報》報導，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在研討會開幕儀式上表示，「我們知道怎麼做對國家最好」，印尼官方甚至認爲此次研討會的召開會讓共產主義復活。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印尼至今不願對這個慘劇進行調查和反思呢？

原因在於策劃、參與此次事件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依然存在，且極大地左右著印尼政局的穩定。

最大一股力量無疑是印尼軍方。在印尼，軍隊既作爲一支國防軍事力量，同時也作爲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作爲軍事力量，印尼軍隊的成長伴隨著印尼民族獨立戰爭、反對外國殖民軍隊入侵、鎮壓國內武裝叛亂和分離勢力的整個過程。這在爲軍隊贏得了巨大的聲譽的同時，也建立了堅實的軍事實力。

而其作爲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則與建國初期脆弱的議會民主制不無關係。基於共同的政治權力需求，蘇加諾與軍隊在1950年代中期建立某種同盟。1957年印尼內閣首腦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下臺後，蘇加諾頒布軍管法，使軍隊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權力。尤其到了蘇哈托時期，代表軍隊利益的專業集團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政黨組織，牢牢地控制著立法機構。1969年各省省長都由軍人擔任，1980年雖然有所減少，但重要省份都由軍人控制。

不僅如此，印尼軍隊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也享有特殊地位，控制著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1957年，印尼政府接管了12.5億美元的荷蘭資本，該年國家資本佔資本總額的46%。而軍隊利用「緊急狀態法」賦予的權力迅速對荷蘭企業實施軍管。1958年軍方代表出任經濟穩定事務部部長，次年，軍隊進入「國有化機構」，監督收歸國有的荷蘭企業。在蘇哈托時期，軍隊控制大部分國有企業，並與外國資本進行合作，深度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和金融活動。時至今年，軍隊的影響力依然遍佈印尼政壇的每一個角落。

另一股政治力量是穆斯林羣體。在兩百年前，印尼這個國家並不存在。那時候印尼土邦林立，宗族繁多，直至20世紀初荷蘭徹底征服了亞奇，印尼羣島纔在一個帝國中央政權的統治之下。在長達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時期，印尼帝國行政單位內部的整合積極發展，印尼人民逐漸擁有了一種共同的殖民經歷。不過，真正對印尼民族主義觀念的建構發揮決定性作用的，乃是伊斯蘭現代主義的衝擊。早在16世紀，印尼主要島嶼已經伊斯蘭化，成爲廣大底層人士和上層精英的共同信仰。但直到20世紀初，伊斯蘭現代主義對印尼社會的巨大影響才演化成聲勢浩大的社會政治運動。1912年伊斯蘭教聯盟成立，成爲早期印尼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組織，「伊斯蘭教聯盟構成了印尼民族覺悟的中心」（McVey, R. (1983). Faith as the outsider: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Islam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9-225）。

但是，印尼伊斯蘭勢力受到了以蘇加諾爲首的世俗民族主義者的嚴厲打壓。1945年6月，伊斯蘭主義者不得不對印尼的伊斯蘭教地位做出妥協：「印尼不該是個伊斯蘭教國家，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公民必須遵守『伊斯蘭律法』。」（戴萬平：《印尼族羣政治研究：東教、地域與種族》，中山大學（臺灣）博士論文，2003年，第93頁）建國後，世俗主義者更是積極推動了以「潘查希拉」的五項原則作爲印尼建國的基礎。不過，伊斯蘭教作爲一種政治力量依然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在1955年的國會選舉中，公開標榜伊斯蘭教的政黨佔到三分之一，而普選選票總量也超過了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

雖然在1950年代擁有較大影響力的馬斯友美黨也經歷了滅頂之災，蘇哈托也延續蘇加諾對伊斯蘭教勢力既利用又抑制的策略，但伊斯蘭教依然擁有巨大影響力。1973年大選之後，蘇哈托政府把所有伊斯蘭教政黨和組織合併成「建設團結黨」。儘管如此，在1977年和1982年大選中，該黨依然分別獲得29.13%和28%的選票。蘇哈托日後更加嚴厲地在建設團結黨中推行「潘查希拉化」，弱化該黨的伊斯蘭色彩，伊斯蘭政治力量的確受到沉重打擊。但隨著蘇哈托的下臺以及民主政治的轉型，其政治力量有所恢復，在國會和內閣當中依然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根據2005年的統計，印尼有著1.9億人信奉伊斯蘭教，佔全國總人口高達88.58％。

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這兩股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無論是處於獨裁或威權時期的印尼，還是正在進行民主轉型的印尼，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都無法忽視軍隊和穆斯林的勢力。只要軍隊和宗教力量一直在印尼政治經濟生活當中擁有足夠大的勢力，他們昔日的所作所爲就不會遭到徹底的反思和清算。

印尼共產黨的崛起、挑戰與滅亡

除了印尼軍隊和伊斯蘭政治力量，在蘇哈托上臺之前印尼共產黨曾經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從反殖民運動一直到蘇加諾時期，共產主義都在印尼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蘇加諾執政後期，印尼共產黨更是成爲與印尼陸軍、伊斯蘭政治勢力三足鼎立的強大政治組織。然而，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大屠殺使得印尼共產黨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不得不說，印尼共產黨自誕生起，就經歷了極度坎坷的成長過程。

印尼共產黨（印尼語：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原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由荷蘭共產主義活動者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也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馬林）於1914年在荷屬東印度成立。是亞洲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立之初的願景便是向印尼民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積極組織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經過一系列在地化改革，馬林所領導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1917年改名爲印尼社會民主黨）組建紅衛兵，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武裝鬥爭。透過吸引印尼穆斯林以及其它反抗團體，印尼社會民主黨於1920年更名爲印尼共產主義聯盟，成爲亞洲第一個共產國際成員組織。1924年，該聯盟正式更名爲印尼共產黨（PKI）。1926年，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郊區和萬丹地區發動起義，失敗後，1.3萬人被捕，共產黨被荷蘭當局宣佈爲非法組織。印尼共產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之後僅僅只能與荷蘭殖民者進行小規模的武裝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了掠奪東南亞地區豐富的資源，日本大軍侵略印尼等地。爲了拉攏印尼當地的民族主義和穆斯林組織，日本人對當地人提供武裝訓練和武器裝備，同時以解放者自居。這在一定程度上讓印尼人對日本人產生好感。甚至許多亞洲人都曾對日本人懷有天真的希望，認爲一旦日本在與西方的戰爭中獲得勝利，日本將會允許他們獨立。譬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都曾對日本有過不切實際的好感和幻想。相反，印尼共產黨卻從未終止與日本殖民者的鬥爭。直到日本投降後，印尼共東山再起，積極策劃和組織獨立運動。戰後荷蘭殖民者企圖恢復殖民統治，印尼獨立武裝與荷蘭人進行頑強鬥爭。雖然遭遇了失敗，但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以及戰爭對荷蘭國內經濟的巨大消耗，荷蘭終於在1948年妥協，承認印尼獨立。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後，布爾什維克對殖民主義的強烈批判以及對反殖民運動的支援，爲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一條通往現代社會之路。這使得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都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聯產生好感。回顧整個反殖民鬥爭歷程，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運動主要受到兩種意識形態的激勵：共產主義與本土主義（或是民族主義）。而前者對本土意識的建構和影響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當我們看到印尼共產黨對印尼獨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似乎更能確信爲什麼建國後印尼共產黨會受到印尼民衆的廣泛擁戴並且迅速崛起。

不過，印尼共產黨勢力的快速上升引起了蘇加諾、印尼軍隊以及西方國家的疑懼。印尼獨立後，印尼共產黨被強行要求去武裝化，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方發生武裝衝突。印尼共產黨失敗後，3.6萬名黨員其支持者被捕，多名黨內領袖被殺，艾地和魯克曼逃亡中國。不過印尼共產黨並沒有被取締，到1949年便又開始重建。印尼共產黨領袖意識到共產主義必須進行民族主義化且支援蘇加諾，才能獲得生存空間，因此便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積極進行自我改革。到了1959年，印尼共產黨成員數量達到150萬人。1965年更是達到了300萬的歷史高峯。

建國後印尼共產黨與印尼軍隊、穆斯林政治團體一直衝突不斷。原因主要是雙方在意識形態、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分歧。印尼共產黨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後兩者所代表的本土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共產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是腐朽黑暗的，由於當地「買辦」精英的配合才使得殖民者輕而易舉地對印尼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印尼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才能獲得民族解放和獨立。而本土主義卻認爲，印尼本土歷史、文化、宗教是對抗殖民統治的武器，並且可以爲國家的發展指出一條光明的方向。

在發展路徑上，印尼共產黨認爲，印尼只有透過社會革命，按照蘇聯模式進行發展才能成功建設現代化國家。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前期，印尼共產黨積極推動土地改革。不過，早在1945年印尼便陸續開始收回封建土地、宗教土地和殖民土地，分配給農民，並積極推動免稅。1958年頒布了第1號法令，宣佈廢除私領地。1960年印尼頒布《土地基本法》、《土地使用法》、《分成合同法》，採取了比較激進的措施取消封建和殖民土地特權。毫無疑問，印尼共產黨對土改的積極推動惹怒了穆斯林特權階級和封建特權階級，也爲1965年到1966年大屠殺時期遭到後者的報復埋下了禍根。

在本土主義者看來，印尼必須重建和復興本土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他們認爲，現代化之路並不一定排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應該將兩者與本土主義充分融合，尋求建立一種具有本土主義特色的現代社會。這就是爲什麼，以蘇加諾爲代表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成爲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曾坦言：「我們正在培育我們對自由的熱切希望，但我們更多地不是透過階級意識……而是透過民族主義而激發出來的民族意識來達到這個目的。」

1950年代，蘇加諾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越來越失望。殖民統治爲被殖民國家留下了腐朽的制度遺產，原本建立在殘酷剝削和暴力統治基礎上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扼殺了當地的現代性元素。時至今日，許多原被殖民國家大多仍在制度困境中艱難掙扎。另外，到了1950年代末，不僅是印尼，整個第三世界國家都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所積極融入和參與競爭的國際體系對西方國家是絕對有利的。而他們的國民，即便進行了艱苦地奮鬥，也依然難以擺脫極端貧困的局面。第三世界國家發現，西方國家控制了原材料的開發，同時自己對外國援助、貸款和技術嚴重依賴。而西方國家比蘇聯和中國對他們的援助、貸款擁有更多的附加條件。對於日益對西方國家懷有不滿的第三世界來說，蘇聯模式雖然比不上美國模式，但前者至少提供了一種實現現代化的替代方案。這一系列因素導致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左傾」。

1964年8月，蘇加諾公開發表親共言論。蘇加諾一方面日益「左傾」，另一方面又與印尼共產黨形成強大聯盟，並試圖建立「第五軍」這一獨立的軍事力量與印尼國民軍進行抗衡。這引起了印尼軍方的強烈不滿。1959年印尼右翼政黨如馬斯友美黨和社會黨被解散後，印尼共產黨失去了制約力量，在蘇加諾的支援下獲得長足發展。1960年代印尼共產黨一躍成爲第三大政黨，並有多名共產黨員在內閣中擔任職務，在爪哇地區更是成爲實際的統治者。此外，印尼共產黨積極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絡，加強武裝力量的建設。顯然，這也必然激化印尼共產黨與整體上屬於右翼的印尼軍方的矛盾。雙方攤牌只是遲早的事。

在1965年9月30日，雙方終於發生最後的衝突。印尼共領袖的政變失敗後，印尼政府和軍方的反共行動迅速在全國蔓延。10月8日，印尼共的總部被毀滅，18日，印尼共在雅加達被禁止，黨員在爪哇地區遭到了大規模捕殺，總書記艾地被軍隊槍殺。據統計，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及支持者大約爲20萬-25萬人（參考萊格（1977）：《蘇加諾政治傳記》，上海人民出版社，P426）。1966年3月，印尼政府宣佈印尼共產黨解散。印尼共產黨就這樣在血泊中退出了印尼歷史舞臺。

「九•三〇事件」背後的外國力量

如果不是大國背後的干預，印尼或許不會發生「九•三〇事件」，至少不會達到這樣的慘烈程度。而在這背後，美國、英國、中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印尼是東南亞領土最大、人口最多、戰略資源也最爲豐富的國家，尤其是該地區有著豐富的橡膠、硬纖維、金雞納霜、石油等資源，同時也是連通全球東西和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這使得在冷戰時期，印尼成爲雙方陣營積極爭取的對象。

不過，對於美國來說，印尼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其盟友（日本和西歐）在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利益上。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出發點，也是爲了保障該地區對日本和西歐（包括英國）保持市場開放和資源出口。考慮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災難，因而美國必須防止在東南亞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尤其是美國必須解決日本對中國市場和原材料的依賴，這就導致美國積極干預東南亞以確保該地區對西歐和日本保持開放。美國政府無不擔心，一旦失去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尼，將會對日本造成很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日本也將很難不滑向共產主義（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 June 19, 1952, DNSA, Item Number: PD00283）。

在進行多種嘗試卻失敗之後，艾森豪威爾認爲反共的印尼陸軍是美國在印尼可以合作，以防止印尼共產主義勢力奪權的重要力量。例如，1957年美國曾祕密資助印尼反政府分子，試圖分裂。不過，蘇加諾領導的印尼軍方、主流穆斯林、共產黨成功挫敗叛亂。直到1958年，美國政府才意識到印尼陸軍的重要性。雖然美國依然對分裂分子進行祕密支援，但已將重點發展目標轉向印尼陸軍。從1958年至1965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強森三屆政府都積極發展與印尼陸軍的關係，採取祕密方式在資金、武器、訓練等多方面大力支援印尼陸軍，尤其是培養陸軍中的反共勢力，爲建立軍政府而積極謀劃。即便在全面停止對印尼政府援助的時期，強森政府也沒有停止並且加大對印尼陸軍的援助。

有理由認爲，在1964年美國政府便期待「九•三〇事件」這類事情的發生，以徹底清除共產主義勢力。事件發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印尼陸軍提供了一份5000人的印尼共產黨領袖名單（Ex-agents say CIA compiled death lists for Indonesians San Francisco Examiner, 20 May 1990; The Washington Post, 21 May 1990）。同時，也有檔案披露，美國、英國、澳洲等西方國家都在「九•三〇事件」後的大屠殺當中爲印尼軍隊和民兵團體提供物資支援甚至進一步刺激對印尼共產黨人士的屠殺（Accomplices in Atrocity.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 (transcript).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7 September 2008）。另外，瑞典也被認爲在1965年12月向印尼陸軍銷售了價值1千萬美元的武器裝備（Christian Gerlach (2010).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 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此外，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支援，印尼共產黨也絕對不可能獲得如此快速的發展。中國建國初期，蘇聯由於與東南亞距離遙遠，且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較小，所以交代由中國共產黨從外部支援和引導東南亞的共產運動（高豔傑《美國對印尼領土問題的政策與美印(尼)關係(1956-1966)》(博士論文, 華東師範大學).p. 22 - 23）。不過，蘇聯並不打算徹底放棄東南亞，任由中共在該地區勢力坐大，尤其是50年代末雙方矛盾日益加劇，蘇聯更是直接參與到東南亞的事務當中。根據相關檔案披露，蘇聯集團在50年代中期一直試圖透過貸款、貿易、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方式對印尼進行經濟滲透（同上，引自U.S. Policy on Indonesia, NSC5518, May 3, 1955, DNSA, Item Number: PD00457）。1956年，蘇聯向印尼提供了1億美元經濟援助，且沒有任何附加條款，超過了美國對印尼援助和貸款的總和（同上，引自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Twenty Years (of) Indonesia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p. 190）。除了大量的經濟支援之外，蘇聯也對印尼軍隊在培訓、武裝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援。1959年，蘇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共計向印尼提供3.75億美元的貸款，後來更是將援助額上升至8億美元。在隨後幾年當中，雖然雙邊關係惡化，但蘇聯也繼續加大了對印尼的援助。

相比起來，中國對印尼的援助則無法與蘇聯同日而語，但也數量龐大。1965年，中國向印尼提供1.6億美元的援助。即便在1959到1961年國內餓殍滿野極端困難的時期，中國依然堅持對印尼進行援助。此外，在許多外交立場上，中國也對印尼公開表示支援，這些都贏得了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對中國的好感。1962-1965年，中印雙邊關係達到了準同盟的高峯。

不過，毛澤東並非與蘇加諾毫無芥蒂。1964年，毛澤東發現蘇加諾居然與美國進行和平談判時就非常不滿，他認爲蘇加諾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因此，從1956年初開始，中國就開始祕密支援印尼共產黨及其民兵，為後者供應大量的武器裝備及提供軍事訓練（文安立（挪威）（2013），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八旗文化出版社，P. 314）。而中國對印尼共產黨的支援毫無疑問大大鼓舞了該黨，這成爲其領袖發動「九•三〇事件」的一個誘因。事實上，8月5日，艾地就曾向毛澤東透露了這次政變行動（ Zhou, T. (2014). China and the thirtieth of September movement. Indonesia, 98(98), 29-58.引自中國外交部檔案）。雖然並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參與了此次政變，但事後印尼軍方卻堅信中國是同謀。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國與蘇加諾、印尼共產黨（高層）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中國也以向蘇加諾提供醫療援助爲由竊取祕密情報，另一方面，中國一直鼓勵印尼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同上注）。因此，印尼軍方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認爲中國實際上參與了這次政變。

「大棋局」與小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對印尼政局的深度干預，使得蘇哈托政權對中國懷有極大的怨恨和警惕。這也是事件中許多印尼華人受到牽連，同時蘇哈托不滿足於僅僅捕殺印尼共領袖的關鍵原因。而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這次大屠殺背後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國的干預使得印尼的國內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慘劇發生。

不過，對西方國家來說，即便蘇哈托是在一片血海中上臺，並建立了與西方民主觀相悖的軍事獨裁，他們依然支援這一政權。而對於隕落的生命，又有哪個大國真正關心？正如美國國務院情報官Howard Federspiel所說：「只要被屠殺的是共產主義者，就沒人關心。」不僅西方國家不會關心，一直視生命如草芥的另一個陣營的國家也不會關心。斯大林所導演的屠殺，何遜於此？

對於大國來說，小國只不過是大國大棋局當中的一個棋子。這些棋子既可以爲他們輸送利益，也可以充當犧牲品。而許多小國精英爲了維持政治集團的政權或個人權力，往往與大國勾結，甘願充當大國在自己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或「買辦」。大國之間成王敗寇，勝利者享受小國源源不斷的利益輸送，失敗者則空手而歸。

「九•三〇事件」的勝利者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蘇哈托甫一上臺，西方跨國集團不久就在印尼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蘇哈托政權在印尼所建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無疑爲蘇哈托政治集團及其附庸，以及西方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國家，從來都是因利而聚。而真正勇於承擔國際道義的政治家，卻往往受到唾罵。

在第三世界，新加坡、南韓等國家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大多數小國的人民，只能在專制、剝削的困窘生活中掙扎。而這，正是小國政治的悲劇所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往往將到訪中國宮廷的外國人當成「蠻夷」對待，認爲他們理應向中國皇帝朝貢。這與現代中國領導人對外交往的方式存在遙相呼應之處，正如2013年11月我作爲一羣外國訪問者中的一員，在北京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時所發現的那樣。這些訪問者中有很多顯赫人物，其中包括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義大利前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還有多位西方億萬富翁。然而，這些外國大人物卻被當成小學生一樣對待。

首先，我們被引入人民大會堂空曠的中心區域；之後被排成一排坐在長凳上等待與習近平合影。過了一會兒，習近平大步走進房間，與衆人握手（「我觸摸到他了，」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裝作敬畏的樣子驚歎道），隨後擺姿勢合影。

幾分鐘後，習近平開始講話。他坐在宴客廳的中間位置，身後是一幅巨大的壁畫（上面畫着長城），頭頂懸掛著吊燈，一衆西方前領導人在他身前排成半圓形。他在演講一開頭就這樣提醒訪問者：「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從某些角度而言，這是一句套話。不過，中國意識到自己有幾千年歷史，這種自知自覺從根本上影響著這個國家對自身的理解。這種自知自覺也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中國在某些方面把美國視為後起之輩——一個建立不足250年的國家，其歷史甚至比中國大多數朝代存在的時間都短。

習近平對重建中國財富和實力的決心是其講話的主題。他最喜歡的口號之一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曾多次在外國聽衆面前提到這個口號。但是他也急於安撫他的聽衆——中國的崛起不會導致它與外界的衝突。「我們需要共同努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具有破壞性的緊張局勢，」他堅稱。

習近平提及「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他（或他的下屬）一直關注著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辯論。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理論創造了這個詞。修昔底德指出，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是由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擔憂所引起。艾利森發現，自1500年以來，共出現過16次守成大國和新興國家相對抗的情況，其中有12次最終導致了戰爭。

儘管習近平試圖打消人們的疑慮，但是美中之間的戰略緊張局勢無疑正在升溫。過去一年，中國試圖透過在南中國海上建造人工島嶼和軍事設施，來強化其對南中國海大部分區域具有爭議性的領土主張。作爲回應，美國海軍故意駛過了爭議海域——激起北京方面憤怒的言辭回應。

美中之間的對抗是國際政局最突出、最危險的議題之一。但是東亞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只是大局的一部分。歐巴馬執政期間的特點是，全球出現了一系列挑戰西方對國際政治主導權的事件。在中東，20世紀初主要由英國和法國建立、在1945年後由美國維持的國家體制，如今正在暴力和政治混亂中崩塌。在歐洲，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標誌着自1945年以來歐洲大陸上首次出現武力吞併領土的事件。

這些事件看上去是地區性危機，貫穿其中的的紅線則是，西方越來愈無力作爲穩定和力量的標杆，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裏發揮維持秩序的作用。在美國，批評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的人往往主張，西方的弱勢要怪歐巴馬本人。但事實上，這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因素在起作用。自從歐洲殖民時代開啓以來，在500多年時間裏，在歐洲（後來是美國）發生的事情、做出的決定，左右著亞洲、非洲和美洲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但是，西方對國際事務長達數百年的主導如今正在走向終點。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亞洲過去50年來經濟發展的出色表現。西方政治實力的基礎是其在技術、軍事以及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但是如今這些優勢正在迅速消失。這一事態的後果眼下正在全球政治領域顯現。

……

1993年，當我作爲一名外國記者第一次來到亞洲時，以下這一觀點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遙不可及：亞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脅到西方對地緣政治的主導。那時，中國正以兩位數的速度成長，但顯然仍是一個貧窮國家。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輕便摩托車仍多過汽車。浦東那些如今象徵着這個城市財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樓，當時還只是建築師們的藍圖。即便在那時，中美之間也存在著軍事緊張局勢。但當北京方面1996年試圖透過在臺灣周邊海域試射飛彈來威懾這個「反叛之省」時，美國迅速向該地區派出航空母艦——結果北京退讓了。那時，美國毫無疑問仍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二十年過去了，如今中國正以越來越大的決心挑戰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但要真正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時代的意義，需要回到歐洲開始帝國主義擴張之前的那個時代。15世紀伊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經濟、政治的實力與先進程度，至少與歐洲水準相當。伴隨15世紀90年代歐洲偉大的航海探險活動，全球力量平衡開始傾斜。1492年，受僱於西班牙王室的熱那亞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橫穿了大西洋。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了印度。

隨後幾個世紀，歐洲在軍事、航海及工業技術方面的優勢使得部分歐洲國家建立起全球帝國。到20世紀初，僅大英帝國就覆蓋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反殖民化浪潮導致了歐洲帝國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崩潰。但二戰後崛起爲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延續了西方的霸權。冷戰期間，政治上不屬於「西方」的蘇聯是另一個大國，但即便蘇聯也是一個歐洲大國。

然而，過去50年間，西方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已經被一步步侵蝕。亞洲經濟鉅變首先顯現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然後是70年代的南韓、臺灣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從1980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以兩位數的速度成長（這一增速由日本在60年代開創）。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之後，印度也成長強勁，儘管不像中國那麼快。

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出現在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9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如今，中國變成了「第一」。中國崛起只是更大範圍內經濟實力重心轉移的一部分。IMF的數據顯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經濟體中有三個位於亞洲。中國位居第一，美國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經濟實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人口的比重。到2025年，世界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將生活在亞洲。相比之下，美國將佔世界人口的約5%，歐盟約佔7%。

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總結了這一點，她說世界的密碼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70億人口有約1個十億生活在歐洲，1個十億生活在美洲，1個十億生活在非洲，還有4個十億生活在亞洲。到2050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90億，這一密碼將變爲「1125」——非洲和亞洲各增加1個十億。

幾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財富差距、技術鴻溝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和全球經濟——不受人口多寡影響。但亞洲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裏快速的經濟發展意味著，這種財富差距已顯著縮小，以至於亞洲的人口比重開始改變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對亞洲崛起影響的擔憂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當下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義右翼——極爲關注的是亞洲崛起對西方工人生活水準的影響。然而，大部分美國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種傾向是，認爲亞洲崛起是幻覺或曇花一現，不會真正威脅到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因而不足爲懼。任何暴露出亞洲（尤其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短處的跡象都會被揪住不放，而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國的示警信號可一點兒也不少。

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或亞洲成長放緩將不再影響大勢。讓中印兩國能夠爭取大國地位的經濟發展已經實現。西方各國政府裏最資深的分析人士已經認定，經濟實力的重心將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且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將轉化爲戰略力量。美國情報體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彙集了包括中央情報局(CIA)在內的所有美國情報機構。2012年，該體系內負責戰略思維的核心機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預測，「按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口規模、軍事開支以及科技投資計算，到2030年，亞洲的全球實力將超過北美與歐洲之和」。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還毫不避諱地詳細描繪了該趨勢對美國力量的影響。它寫道：「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1945年開始美國支配國際政治的時代——正在快速走向終結。」從隨後四年的局勢變化來看，這份在歐巴馬即將開始第二個任期前發佈的報告似乎很有預見性。美國坐視敘利亞的戰事不斷升級，俄羅斯（冷戰後喪失大國地位）再度成爲歐洲安全的威脅。

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區受到的威脅或許纔是最事關重大的。美國人知道，亞洲如今是全球經濟的核心。因此，歐巴馬政府的一項標誌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將軍事、外交資源轉移至亞洲，以應對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在如何以及何時運用美國的力量方面，歐巴馬政府也一直試圖採取一種更謹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國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部分原因是其正試圖儲存實力和資源以對抗崛起的中國。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看到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決在歐洲及中東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過來也對美國在亞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續多久產生質疑。

歐洲盟友的長期問題也一直在削弱歐巴馬政府維持美國治下和平的能力。雖然有很多指責都認爲歐巴馬政府「軟弱」，但事實是，美國無疑仍是西方聯盟最強大的一部分。由於歐洲經濟陷入危機、軍費開支下降，美國如今承擔了北約(Nato)近75%的軍事開支。

雖說川普前後矛盾、言辭粗魯，但他卻準確指出了東方化時代美國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現的困境。他質疑美國在財政上能否繼續擔負得起這一重擔，即保護歐洲及亞洲盟友免受俄羅斯或中國的潛在攻勢侵害。他還極力攻擊爲亞洲崛起提供了國際經濟框架的「全球化」及「糟糕的」貿易協議。

因此，對中國而言，川普主義可能既帶來危機，也帶來機遇。在地緣政治層面，川普有過念頭要撤回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這將拱手讓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邊地區得到的勢力範圍。但在經濟方面，川普明目張膽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嚴重限制美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的開放，從而對所有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威脅。

對希拉里陣營及多數美國建制派而言，川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是離經叛道的。不久前在費城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聽到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堅力量——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明確表示，維護全球市場開放和美國的聯盟體系（像自1945年以來一樣）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11月大選中獲勝，這意味著美國將堅持這一久經考驗的路線。但經濟和政治力量重心東移意味著，無論誰入主白宮，西方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日子都行將結束。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他的新書《東方化》(Easternisation)日前由英國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譯者/何黎

有時，一兩件事便可以改變全世界的政治氣氛。在柏林牆倒塌僅僅3個月之後的1990年2月，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獲釋了。這兩件事鼓舞了全球各地的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不幸的是，目前的國際政治氣氛要不樂觀得多、對民主的態度也不友好得多。這首先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潰敗並導致流血事件與混亂局面的影響之下的結果。如今，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和中國的獨裁者，把中東說成是過早民主化帶來危險的一個例證。

1990年代初，代表著時代精神的政治家是曼德拉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令人鼓舞的民主主義者，以及俄羅斯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和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等自由派改革家。今天，象徵着時代精神的領導人是根本不尊重民主價值觀的獨裁者——比如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等人；以及不知怎麼當上了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愛講「垃圾話」的煽動者唐納•川普(Donald Trump)。

這些人物證實了一個總體印象：這是一個對民主主義者而言的糟糕時期。每年發佈各國民主狀況的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認爲，過去十年裏，政治自由一直處於全球性衰退中。自由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稱，2015年「當年自由程度降低的國家數量——72個——是這輪十年衰退開始以來最多的一次」。

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區是中東。這一點令人非常失望，因爲在5年前，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反對獨裁政權的暴動，曾喚起了人們的希望。如今，埃及民衆正在忍受的獨裁統治，其專制程度超過了2011年被推翻的穆巴拉克(Mubarak)政府。

甚至在歐洲，在1989年贏得的一些自由也受到了威脅。在波蘭和匈牙利，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遭到了削弱。在緊挨歐盟(EU)邊界的土耳其，來之不易的自由正在喪失，記者和法官在一場未遂政變之後遭到逮捕。

在亞洲的部分地區，也發生了倒退。2014年，泰國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上週末的投票結果是支援一部可能強化軍方對政局控制的新憲法。在馬來西亞，自由主義者對醜聞纏身的政府的陰謀詭計感到失望，著名反對派領袖安瓦爾•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被再度投入監獄。

在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最重要的獨裁大國，政府正加大對於膽敢挑戰現政權的自由主義者的打擊力度。

上週在中國天津，多名維權律師被判處了多年刑期，其他一些人被迫屈辱地道歉。大概在同一時間，俄羅斯知名反對派政治家葉夫根尼•烏爾拉紹夫(Yevgeny Urlashov)由於似乎爲杜撰的腐敗罪名，被判在一處流放地監禁12年。

民主的問題甚至蔓延到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領袖之國」。即便川普不能贏得總統選舉，他已經給美國民主的聲譽和尊嚴造成了莫大的傷害。

但面對所有這些令人悲觀的新聞，有必要記住，並非所有的趨勢都沿著錯誤的方向演變。在緬甸，當曼德拉於1990年獲釋時處於軟禁之中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已獲得了自由，而且該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首個文官政府在今年早些時候執掌了權力。在全球第四人口大國印尼，民主似乎已站穩腳跟。在非洲最大國家奈及利亞，去年總統選舉中首次看到執政黨敗選，然後以和平方式移交了權力。

最重要的是，仍有證據表明，儘管各國之間存在很大的文化和經濟差異，但世界各地的普通民衆終於受夠了腐敗、審查、不公正和政治暴力。

就在上週末，衣索比亞民衆走上街頭，進行了遊行示威，反對那個雖然帶來經濟飛速發展、但也嚴重限制政治自由的政府。近些年來，支援民主的抗議者也走上香港和烏克蘭的街頭，要求獲得政治與公民自由。

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時刻的不確定性，在南非目前的局勢中得到了體現。南非曾在1990年代起到了那麼鼓舞人心的作用。上週，曼德拉昔日所屬政黨非國大(ANC)在地方選舉中支援率大幅下降，選民們以行動反對祖馬(Jacob Zuma)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率。悲觀看法是，祖馬和他的密友們將盡其所能抓住權力不放——他們的陰謀詭計將進一步損害南非民主。樂觀看法是，非國大的選舉失利是一個例子，證明了民主具有更新政治局面的能力——選民們倒向了南非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等新政黨。

像祖馬、普丁和艾爾段等領導人的焦慮，很能說明問題。在他們意氣風發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深的危機感。獨裁或許會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得勢。但是，獨裁終將遭到抵抗。

譯者/何黎

10月25日，具有很強官方背景的「俄羅斯衛星廣播電臺」（Sputnik）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與美國大選：川普可能發動一場貿易戰，但希拉里卻可能啓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有可能。但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免有些聳人聽聞了吧？

該文引述「俄羅斯政治」網站撰稿人伊利亞•諾維茨基的話說，乍一看，中國似乎最不願和川普打交道，但事實上，「如果希拉里勝利，中國便會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她可能不會像川普一樣提議強硬的貿易政策，但她對東亞施加的軍事壓力將會非常強硬。」

第二天，中國報紙《環球時報》就轉載了這篇文章。

考慮到Sputnik的官方背景以及關於普丁更希望川普上臺的廣泛猜測，不知此文是不是在暗示中國領導人更需要警惕希拉里？

不管此文動機如何，它提出的問題卻很有意義：中國領導人內心更希望誰入主白宮？或者換一個問法：誰當美國總統對中國更有利？

中國更喜歡美國右派？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認爲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川普上臺對中國更加不利。

裴敏欣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雜誌上撰文說，如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得不在兩個中國眼中的「惡魔」——川普和希拉里之間做出選擇，那麼，幾乎沒有疑問的是，習近平更願意和希拉里打交道，因爲中國與希拉里打了多年交道，作爲在外交事務方面厭惡風險的實用主義者，中國曆屆領導人一直都更傾向於和已知的「惡魔」打交道，而川普則不可預測，是一個充滿了風險的未知數。

但中國專欄作家邱林在一篇題爲《西方都不希望川普上臺，中國或例外》的文章中卻認爲，川普上臺對中國是一個利好。

理由？邱林直言不諱：「川普的好處就是不可預測，也就是提供了多種可能。而且川普的商人性格、弱意識形態，這些都給中美磨合關係並且實現關係穩定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不過，我認爲，中美關係的性質更多是由地緣政治、全球力量均衡、大國博弈、中美國力消長等因素決定的，而不是由各自國家意識形態的調整、領導人的變化等因素決定的，所以，中國領導人可能對希拉里和川普兩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好惡，因爲不管誰上臺，中美關係的實質都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改變——中美兩國如今不可能是戰略合作伙伴，而只能是戰略競爭對手，誰上臺都一樣。

我也認爲，經歷了中美關係20多年來的起起伏伏，中國領導人漸漸悟出了這個道理。

但曾幾何時，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政壇上的左右兩派是有過喜惡的。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曾經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了一句令全世界大爲震驚、也令中國的左派大感迷惑的話：比起美國的左派，我更喜歡美國的右派。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毛澤東痛恨左派陣營的「叛徒」和中間騎牆派一直遠甚於痛恨右派。這就是爲什麼毛澤東仇視「蘇修」要遠甚於痛恨「美帝」的原因，而凍結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也是由美國的右派總統尼克松與中國的左派領袖毛澤東聯手破冰解凍的。

如果說毛澤東「喜歡美國的右派」，除了聯美抗蘇的戰略考慮外，也有他主觀上厭惡所有立場不極端、態度不鮮明的政治勢力之因素的話，那麼，鄧小平偏愛美國右翼總統，大概更多的是出於他本人的實用主義傾向。

當美國共和黨候選人老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杜卡基斯競逐總統寶座時，鄧小平曾對美國記者公開表示，他希望布希獲勝。這種與外交禮節相悖、語驚四座的公開表態，其實與鄧本人的意識形態取向關係不大，更有可能是因爲鄧小平覺得：曾經當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老布希一旦當選，也許更有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後鄧時代中美關係的底色

而在毛、鄧之後的中國三代領導人執政期間，情況發生了複雜的、也是實質性的變化：此後幾屆美國總統候選人，不管來自民主黨，還來自共和黨，往往是競選期間的對華政策「鷹派」，他們競相激烈批評中國，最後成功入主白宮者，往往在其總統任期的中期調整對華政策，但不管怎麼調整，不管兩國關係如何改善，也不管在任美國總統對華言辭如何「鴿派」（例如，柯林頓任內曾與中國達成了所謂的「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雙方關係中有一個底色是不會變化的，即中美作爲「潛在對手」的底色不會變，因蘇聯解體後全球力量格局所決定，中美兩國其實不可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伙伴」。

中美關係的這些波折起伏，最終使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美關係的好壞基本上不取決於美國某個政黨、某個領袖的意向，而更多地取決於中美兩國在全球戰略大格局中不斷變化的對應關係。

出於這個原因，自江澤民主政後的20多年，對於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角逐，中國領導人也許私下裏都極爲關注，內心裡也或多或少有所取捨，但在公開場合，他們都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流露出明顯的愛憎喜厭之情，更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表達出明確的支援反對之態。「中南海更喜歡右派入主白宮」或「共和黨人當總統對中國更有利」的說法從此不再完全準確，不管是在共和黨的布希父子總統任內，還是在民主黨的柯林頓、歐巴馬主政白宮期間，中美關係都有過起伏波折，有過緊張期和緩和期，但不管美國總統的國內政策是左還是右，其對華政策的基調或底色，已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後來，隨著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歐洲列強和日本，逼近美國，美國也越來越把中國視爲對手、乃至潛在的敵人。到了最近幾年，談論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也成爲常態。最能說明近幾年美中關係實質的，莫過於幾年前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創造的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做出回應，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近些年來，隨著美中關係中的「夥伴」角色逐漸讓位給「對手」角色，「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在全球決策圈、學術界、媒體也越來越風行，以至於歐巴馬和習近平都不得不提及這個詞，其熱度在最近一年更是達到頂峯。舉一個例子，中國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參考消息》的內容，通常都是外媒新聞和文章的翻譯，很少約人寫稿，但它卻在今年8月15日至9月27日罕見地刊登了27篇約稿，集中探討「修昔底德陷阱」，撰稿人都是國內外重量級學者和政壇人物，包括英國前首相布朗、中國前任和現任高官戴秉國和傅瑩等。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八十年代美中聯合遏制蘇聯的「蜜月期」，到柯林頓主政時期美中兩國之間言不由衷的「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這個說法在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便無人再提及），再到今天美中之間這種隨時可能落入戰爭「陷阱」的戰略對手關係，40多年來，美中關係和世界格局經歷了多麼大的變化啊！但這個變化也並非空穴來風：自從蘇聯解體之後，自從中國崛起以來，中美已經不可能再是戰略意義上的合作伙伴了。

即使川普上臺，儘管其對華政策的具體細節現在還難以預測，但可以預測的是，在美國現行政治體制下，他在外交政策上將會受到種種制約和制衡，所以，那時的美中關係也是不會改變底色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今的中國領導人似乎並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第三次世界大戰？

艾利森教授在論述「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談到美中之間發生戰爭的機率時，曾說過一句話：雖然美中開戰將是不理性的，但這並不會使其成爲不可想像的。

中國《參考消息》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27篇約稿中，多數中國撰稿人都認爲，中美之間不會陷入這個陷阱，中美不會發生戰爭。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方面的官員、學者、媒體人、甚至軍人，談及此事時，卻沒有那麼樂觀。

10月初，美國陸軍少將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x）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陸軍協會年會上表示，在不久的未來，美國「幾乎肯定」會與中俄發生戰爭，根據他的說法，俄羅斯的挑釁、中國不斷成長的軍力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是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

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也互相指責對方的政策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希拉里多次批評川普的易怒易變的性格不適合成爲美國三軍統帥，她嘲諷對手的最有名的句子之一，就是她在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說的那句話：「我們不能放心地把核武器交給一個在推特上輕易被釣魚的男人。」但川普也在10月25日反脣相譏，批評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考慮到這些關於戰爭的密集談論，前面提到的Sputnik那篇文章的標題，聽起來也就不那麼聳人聽聞了。

有趣的是，一個自稱爲「IT學生」的讀者James Platt在Sputnik的那篇文章之下留言說：「讓我們現在猜一猜：她（指希拉里）會先和中國開戰，還是先和俄羅斯開戰？」

看來，中國領導人又不能完全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電子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如果你關心美國種族話題，過去這個月一定讓你對亞裔在美國的地位及亞裔的政治覺醒有了新的認識。

先是二月初，亞裔警察梁彼得（Peter Liang）被判過失殺人罪。整件事的大背景是近年來美國民衆，尤其是黑人社會運動人士，對警方暴力執法的不滿。梁彼得這名前紐約市警官因巡邏時開槍、子彈彈跳，射殺了並未攜帶武器的黑人。許多亞裔美國人認爲判決不公，走上街頭抗議：過去十年間，紐約警察局有上百起案件牽扯到平民死亡，但很少有警察遭到起訴——梁彼得更是被判有罪的第一人。爲什麼白人警察，包括全國高度關注案件中那些殺死平民的白人警察，就可以免遭起訴？許多亞裔美國人認爲梁被判有罪是因爲他的膚色。他被當成了替罪羊。

另一個事件中的種族歧視更沒有疑義。2月28日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在介紹計票方的環節中，將三名身著西服、提公文包、戴眼鏡的亞裔小孩請上臺，說他們是」最敬業、最專業、最勤奮「的會計師，還補充了一句： 「如果你對剛纔這個笑話不滿，歡迎你用手機發條推文。不過你的手機也是這些孩子們做的。」

洛克的調侃迅速招來亞裔演員及美國媒體的批評。它最諷刺的地方在於，本屆奧斯卡的主題恰恰是好萊塢種族多元化。在所有獎項的提名宣佈後，美國民衆發現獲得演員獎項提名的全是白人，於是發起了「#奧斯卡太白了」的話題，批評好萊塢由白人主導的文化。奧斯卡主辦方因此在頒獎禮上大力宣揚種族多元化，邀請多位少數族裔嘉賓，包括黑人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

亞裔的擔憂

梁彼得事件和奧斯卡上的笑話似乎證明了許多亞裔美國人長久以來的擔憂──即白人歧視亞裔，黑人等其他少數族裔卻又把亞裔和白人歸爲一類，認爲亞裔也在享受所謂的白人特權。

理論上，亞裔和黑人、西語裔應該非常團結，因爲同爲少數族裔，他們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如今，都遭到歧視。歷史上，黑人長期被奴役，很多西語裔在美墨戰爭後被處私刑。而針對亞裔，美國1882年也透過了《排華法案》，二戰期間則是將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

如今的美國也不是完全平等。2012年，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在28個城市做了一項實驗，他們讓不同種族的人用同樣的「臺詞」假裝去租或買房。結果，相比白人，房產提供方給黑人、西語裔、亞裔少介紹了10%到20%的房源。在另一項2014年的實驗中，研究人員以學生名義給美國各大學6500名教授發了郵件。郵件內容一模一樣，只是署名變成了不同種族的名字。令人遺憾的是，所有以少數族裔名義發出的郵件相比白人都少收到15%到30%的教授回覆。

既然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一樣在美國受到歧視，爲什麼突出的是他們之間的隔閡而非團結？

與其他少數族裔之間的隔閡

部分原因是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在一些社會問題上的根本利益不同。亞裔是美國收入、受教育水準最高的族羣，甚至排在白人前面，所以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與其他少數族裔不同，很難成爲盟友。例如美國大學普遍採用的「平權政策」，其本意是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優先錄取少數族裔。亞裔因其學術表現優秀，已經佔美國頂尖大學的15%到20%，遠高於其在美國人口的所佔比6%。於是，在大學錄取人數固定的情況下，優先錄取黑人和西語裔，就意味著要少錄取亞裔，這無疑增加了幾個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一位西語裔州議員提出對「平權政策」全民公投的議案，意圖讓當時禁止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的加州公立大學重新爲少數族裔加分。此議案遭到許多亞裔民衆和組織的強烈反對，三位亞裔州議員在選民壓力下表示不希望繼續討論該提案。提案最終被放棄。的確，一項普林斯頓社會學教授的研究顯示，頂尖大學若不考慮種族，黑人和西語裔的錄取率將會下降15到20個百分點，白人錄取率不變，亞裔錄取率上升5個百分點。

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產生隔閡的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主流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給亞裔人貼上「模範少數族裔」的標籤，用亞裔羣體的高收入、高教育水準來否定種族歧視的存在，並批評黑人、西語裔不夠努力、只會抱怨。這種言論至今都還廣泛存在。

但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在收入、教育水準上的差距，並不是亞裔勤奮、其他人懶惰這麼簡單。

刻板印象是把雙面刃

一項2014年對人口調查的分析指出，亞裔在學術上的優異表現確實是因爲亞裔人更努力，與認知能力或家庭收入無關。但亞裔人更努力的根本原因卻是亞裔中外國移民的比例達到66%，遠高於白人的8%、西語裔的37%、黑人的8%。研究人員指出，那些爲了更好生活搬到美國的人已經經過了一次自我選擇，本身就比非移民有更大的成功慾望、對未來更樂觀。另外，移民知道自己在新國家會遭到邊緣化，於是對自己和孩子都會特別強調教育。透過一系列的統計分析，研究人員認爲「移民比例」（或「外國出生比例」）高是亞裔人成績好的最主要因素。

當然，主流文化的討論中不會有這樣的細節，亞裔人只會被誇獎成「勤奮、默默努力」的「模範」。殊不知這種看似正面的言論其實對亞裔、對其他少數族裔、對種族關係都帶來了深深的傷害。

第一，「勤奮、默默努力「的延伸就是「只會學習、不懂社交」，奧斯卡上的笑話就源於社會對亞裔的刻板印象。這種負面印象無疑加劇了所謂「天花板」現象，即亞裔在高層崗位中所佔的比例遠低於中低層崗位，常被認爲只能執行任務，沒有管理能力。2013年的一項統計顯示，亞裔佔谷歌等幾大科技公司基層員工的27%，經理級別卻只有18%，執行長級別僅14%。另一份媒體調查顯示，美國律師事務所有11%的初級律師爲亞裔，而合夥人級別卻僅有3%。

第二，把所有亞裔都貼上「高收入、高教育水準」的標籤忽略了該羣體本身的複雜性。亞裔美國人包括來自遠東、東南亞、南亞共30多個國家的移民及移民後代。亞裔中各項指標都排名前列的印度裔，2014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數超過10萬美元（也是美國所有族羣中第一），他們之中有超過70%擁有本科學歷，接近80%英文流利。在美國政商界，印度裔也有傑出代表──微軟和百事CEO，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羅萊納州州長，歐巴馬三名大法官提名人選之一等等。而與印度裔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緬甸裔美國人，他們2014年年收入中位數只有3萬多美元，52%的人沒有高中文憑，不到30%的人英文流利。

第三，拿亞裔人的優秀來否定種族歧視的存在、批評其他少數族裔懶惰，本身就是白人主導的社會轉移矛盾的手段。「模範少數族裔」這個說法由白人在民權運動高潮的1960年代提出，他們認爲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利是他們太貪婪，因爲亞裔從沒說要爭取什麼，好像也過得很好。最早提出「模範少數族裔」概念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在1966年的文章寫道，「在有人提出花上千億幫助黑鬼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今天，這個國家的30萬華裔卻在沒有其他人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努力，跑到了前面。」這種言論的唯一目的就是鞏固特權階級的統治，因爲僅僅二十年後，當亞裔收入開始超過白人收入的時候，主串流媒體又改變了論調。《財富》（Fortune）雜誌1982年的一篇文章寫道，「（亞裔的）高收入比他們實際應得的要多。」由此可見，所謂「模範少數族裔」的讚美根本上是爲了否定所有少數族裔爲平權所做的正當努力，它讓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站在平權問題的對立面，製造了各族羣間的關係緊張。

這就是爲什麼奧斯卡和梁彼得事件如此敏感，凸顯了亞裔在美國的尷尬處境。他們一方面確實因爲外國移民比例高、文化上重視教育而取得了高學歷、高文憑，另一方面也要面對種族歧視。一方面被白人認爲「不夠白」，在學校、職場受到排擠，另一方面又被其他少數族裔認作「白人特權階級」的一部分，因而找不到在平權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

沉默的巨人

對很多亞裔美國人來說，唯一一個好訊息就是隨著亞裔人口的成長，他們的話語權也會有所提高。現今亞裔在政治、文化上的失語部分原因是人口太少，無法得到重視。2015年，亞裔人口1800萬，僅佔美國的6%。但亞裔移民數量近半個世紀以來快速成長，2010年移民人數首次超過西語裔，成爲當年最大的移民族羣。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由此預測，2065年，亞裔人口將佔美國總人口的14%，超過黑人（13%），成爲西語裔（24%）之後的第二大少數族裔。

未來幾十年，亞裔在美國的話語權會有隨著人口成長而顯著提高，但是這樣一個組成複雜、與其他少數族裔關係微妙的羣體如何爭取平等權益、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將會是個難題。

（作者爲美國《外交政策》撰稿人，2015年耶魯大學《中國通》雜誌「中美關係傑出青年領袖」 之一。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魔鬼在我們的耳邊輕言細語。它在教我們經濟學。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財政虧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誘使皇帝發行紙幣，謊稱有足夠的金銀財寶埋在地下，可作儲備。它說：「這種紙幣，代替黃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數。」不可思議是，奇蹟發生了，原來死氣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紙幣「不脛而走，無法收回；它像電掣般飛馳，四處散開。」

貨幣和金融蘊含著巨大的魔力。它們是我們從瓶子中釋放出來的，聽我們的召喚而來，成爲我們的奴僕。一旦失去控制，貨幣和金融又將恣意肆虐，把災難帶到人間。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默文•金說：「把金融鍊金術作爲金融體系的基礎，表明這個社會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經歷了全球金融風暴的船長之一，他的新書《金融鍊金術的終結》是一本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之作。坊間關於全球金融危機的書籍已經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機期間擔任財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幾乎都寫了自己的回憶錄。在默文•金看來，這些書的副標題大多可以寫成：我是怎麼拯救這個世界的。《金融鍊金術的終結》與衆不同的地方是，此書對貨幣金融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是一本能夠引發經濟學革命的書。

什麼是金融鍊金術？人們相信紙幣能夠儲存並隨時兌換成購買力，人們相信存在銀行裏的錢隨時能夠提現。這是一種無中生有、點石成金的鍊金術。金融鍊金術的基礎是人們對貨幣金融的信任，但這一基礎卻異常脆弱。正如《倫巴第街》的作者沃爾特•白哲特所說的：「我們的金融系統所獨有的精髓就在於人與人之間空前信任。可如果這種信任因爲潛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傷互信，一件大事便幾乎能摧毀它。」

維持幣值的穩定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歷史上不乏惡性通貨膨脹的案例。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納粹極端勢力的興起。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遭受惡性通貨膨脹的肆虐。整個20世紀，幾乎就是一部通貨膨脹的歷史。

保證銀行體系平穩運轉也極其困難。當我們把錢存進銀行之後，這些錢不是安安靜靜地待在保險櫃裏，銀行必須把錢貸款出去。當銀行把錢貸款出去之後，原來的存款就變成了期限更長、風險更高的資產。除非工廠、機器設備、住宅和辦公室能夠在瞬間轉化爲現金，除非在任何一個時點，都只有一小部分儲戶到銀行提取現金，否則，我們對銀行的信任不過是一種盲信。

而維持幣值穩定、保持銀行體系平穩運轉，又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之所以需要貨幣，並不僅僅是爲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爲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貨幣能夠儲存並在未來兌現購買力。遺憾的是，貨幣並不能如我們所願，不折不扣地完成這一使命。

這是因爲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從本質上講是不可預測的，而這恰恰是經濟學的盲點。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隨著經濟學研究越來越精細，對貨幣的討論反而越來越少。正如經濟學家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說的，最完善的經濟學模型中沒有貨幣的容身之處。經濟學教科書裏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刻畫市場經濟體系。在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市場處處出清，貨幣這種交易媒介可有可無。但這一模型有著極爲苛刻的假設條件，你必須假定，從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潛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須假定，你同時也能能夠看到所有的其他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潛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別人，別人就是你，在經濟學理論中，你們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們都能做出最優的選擇。於是，市場價格毫無遺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給和需求。

可惜現實並非如此。我們怎麼才能預測出50年之後的石油價格呢？除了石油的現貨市場，你還需要石油的期貨市場，但石油的期貨價格和未來的真實價格很可能相差極大，因爲它漏掉了很多關於供給和需求的資訊。比如，航空公司需要買燃油，它們是石油市場上的大客戶。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來五十年需要購買多少石油呢？理論上講，這需要一個機票的期貨市場。但爲什麼沒有機票的期貨市場呢？因爲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哪一天需要坐飛機去哪裏。再完美的市場也不可能爲未來的不確定性定價，因此家庭和企業無法透過市場協調其未來的支出計劃。家庭和企業面臨的既不是「硬預算約束」，也不是「軟預算約束」，而是「模糊預算約束」。人們易於在盲目的樂觀和盲目的悲觀之間遊移，很可能出現需求不足或需求過度。

在默文•金看來，由此帶來的全球消費和儲蓄的失衡，乃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最根本因素。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難確定消費的上限，由此導致家庭的消費行爲可能長期偏離可持續的水準。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國、印度、俄羅斯打開國門，加入全球分工，爲全球化而生產的工人數量急劇暴增，全球貿易湧流，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的物價水準被壓低，利率持續保持在超低的水準。中國和德國是消費不足的典型，而美國則是消費過度的代表。

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債務壓力增加。當利率過低的時候，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開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們稱之爲「打著燈籠找收益」。爲此，銀行不斷創造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產品。當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的時候，會受到企業希望借入款項的總額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並不反映實體經濟活動，大多數衍生品的買賣都是大型銀行和對沖基金之間的對手交易，其交易規模沒有任何限制，風險敞口的規模沒有上限，潛在的損失也沒有上限。當次貸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各國央行並不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貸存量總額大約1兆美元，網路泡沫的體量比次貸要高出8倍。然而，他們都看走眼了。根據次級貸款創造出來的衍生產品規模要大得多。這好比廣場上兩個老頭在下棋，誰贏了誰得10塊錢，但他們的後面圍了一大堆有錢而無聊的看客，他們爲誰能贏棋下注，賭注遠遠超過最初的10塊錢。

與此同時，銀行的槓桿率越來越高。銀行原本依靠自有資金開展借貸，但如今越來越不依賴自有資金，而是使用槓桿資金進行借貸。誰不這樣做，就會被激烈的競爭淘汰出局。這進一步加劇了銀行的期限錯配：負債的期限越來越短，資產的期限越來越長。批發融資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各大銀行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大家相互交織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問題，很快就會連累整個體系。在過去二三十年，全球銀行業的規模、集中度和風險度都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長，不僅「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緊密到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但我們找到了防範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辦法了嗎？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都在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一個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需要計算出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即按照資產的風險程度不同，給它們不同的打分，最後加權得出安全資產的數量。這一方法不僅繁瑣複雜，而且易於誤導。我們如何判斷各類資產的風險程度呢？只能靠歷史經驗。但我們何以能夠斷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資產，到明天不會出問題呢？

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英國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巖銀行，遭到擠兌而破產。如果計算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北巖銀行在英國各大銀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錢借給別人用，但出問題的恰恰是北巖銀行。這是因爲，根據歷史經驗，住房抵押貸款一直被視爲高度安全的資產，北巖銀行的主要業務就是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默文•金建議，簡單直觀的指標纔是更有效的，與其看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不如看槓桿率。槓桿率是指資本相對於未加權的總資產的比例，這一指標看似粗疏，但卻更爲準確。若看槓桿率，當時北巖銀行的槓桿率已經高達60-80倍，理當引起監管者的關注。默文•金的這一建議，背後的方法論是，不要妄想準確地計算未來的不確定性，不要認爲有了精巧的模型計算結果就萬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謙卑，看大局、重視經驗和常識。

爲什麼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世界經濟仍然疲弱無力？因爲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成長，而全球失衡是長期積累形成的，難以在短期內自發地解決。當前的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從短期來看，利率並未低到能夠刺激經濟成長，但從長期來看，利率又沒有高到促使人們迴歸到正常的消費、儲蓄軌道。 凱恩斯還是對的，一個社會對流動性的需求會忽漲忽跌。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對流動性的需求過高，央行進一步注入的資金很快就被囤積起來，我們已經掉進了利率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們將未來的消費提前到當下，相反，人們可能會變得更加焦慮，並降低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由此導致投資下降。

我們用來解決當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實際上是在給未來挖一個大坑。可以設想，超低利率條件下債務水準仍然會不斷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債務違約的定時炸彈就會被引爆。當然，這可能會爲經濟重啓創造良好的條件，但同樣有可能的是，世界經濟會二度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沼。同樣能夠想像，超低利率導致房價提高，未來一代年輕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錢，債務負擔會更重，世代之間的矛盾、貧富之間的矛盾將日益突出。貨幣本是一種「社會契約」，一旦這種契約無非兌現，勢必引發更爲嚴重的社會問題。

什麼時候纔會爆發這些危機呢？我們並不知道。默文•金談到，金融危機的第一規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持續的時間可能超過任何人的預期；金融危機的第二規律是：當不可持續的發展勢頭走向破滅的時候，其發生的速度也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正是因爲如此，我們明知道正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卻仍然不願意停步，或是換到另一條道路上。默文•金憂心忡忡地指出，我們當前的時代很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局。舊的規則已經失效，各國之間的互信已經打碎，前方的航道到處是暗礁，但舵手們卻猶豫遲疑，指望矇混過關，或是奇蹟發生。《大衛•科波菲爾》中有個米考伯先生，屢次失敗，負債累累，但卻總是幻想命運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關進債務監獄的時候，他還向大衛借錢買酒，喝了酒就高興起來。

魔鬼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和金融魔鬼在未來還有一個約會。

（注：本文是作者爲默文•金的《金融鍊金術的終結》一書中文版寫的序言。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2016年的政治動盪——英國退歐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是民主的勝利還是對民主的威脅？民主政體必須對合法的抱怨做出回應。實際上，有能力和平回應是它們的長處之一。但煽動家利用此類抱怨的做法威脅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認爲西方民主政體不會受影響將是愚蠢的。

2016年，擔憂和憤怒主導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最重要、穩定、悠久的民主政體的政治情緒。擔憂是圍繞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變遷，而憤怒是針對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們匯聚爲捲土重來的民族主義和仇外主義。一些英國退歐派人士和共和黨人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理念，但這種理念不會讓英國退歐或者讓川普當選總統。擔憂和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對民主主義者而言，此類原始情緒的爆發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爲它們很難遏制。民主政體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內戰。它是一種受諒解和制度制約的權力爭鬥。

諒解是贏家永遠不會拿走一切。反對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達觀點而且權力受到限制。公民價值觀是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必須發自內心地明白，透過操縱選舉、打擊異見或者騷擾反對派讓臨時權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麼「人民」，這是想像出來的實體。只有公民，而他們的選擇不僅可能、而且必然會改變。儘管必須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觀點，但始終會有缺陷。最終，民主政體或者民主共和國爲不同觀點乃至不同文化的人們提供了較爲和諧地比鄰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樣重要，因爲它們設定了遊戲規則。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國選舉人團制度已經在兩方面失效。它促使川普當選不僅與選舉中的投票數不符，而且也沒有反映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種對候選人德行的判斷。這位開國之父指出，選舉人團既會防範「外國勢力想在我們議會中獲得不當影響力之心」，又會確保「總統之位永遠不會落到並非具備必要素質的傑出者那種人手裏」。對俄羅斯駭客行爲的指控以及川普在經驗、判斷和性格上的明顯缺陷表明，選舉人團制度沒能佐證漢密爾頓希望的那種保障作用。現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國會、法庭和媒體）以及公民。

煽動家越是熱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爲專制統治。煽動家是民主的軟肋。現在甚至還出現了標準的煽動劇本。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標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衆代表和不合適的局外人，並作爲魅力領導人與追隨者密切聯繫，他們往往透過彌天大謊來操縱這種聯繫，用以謀求自己的進步；他們威脅既有的行爲準則和約束性制度，把這些準則和制度描述爲他們所代表的民意的敵人。川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煽動家。英國獨立黨(UKIP)前領袖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遜一疇，就是因爲事實證明攻破英國基於黨派的制度比美國總統選舉更難。

然而，英國退歐運動和川普崛起中的煽動因素存在相似之處。對兩者而言，反對派是敵人而非觀點不同的同胞。兩者都宣稱代表反對外國人和賣國賊的人民。

煽動家的運動自然導致了專制統治——多數人的暴政掩蓋了一個人的暴政。由於制度是在專制統治下制定的，那麼反對派就會被迫反叛或者順從。獨裁者利用前者作爲鎮壓的藉口，利用後者要求絕對服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系列透過煽動攥取權力的例子。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動家變身獨裁者的經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從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到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

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體（尤其是作爲20世紀民主旗手的美國）現在要走的路嗎？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這些地方也可能走這樣的路。民主政體的核心制度不會保護民主政體，保護它們的是理解並珍視民主價值觀的人民。政治必須對促使川普上臺的擔憂和憤怒做出回應，但不能向它們屈服。它們不能成爲毀滅共和政體的藉口。

總統權力非常大，足以在國內造成很大的破壞——尤其是如果受到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支援的話。總統也可能憑藉一己之力發動災難性的戰爭。一個右翼煽動家執掌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價值觀寶庫是災難性的事實。仍有待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熟知的世界能否倖免於難。

譯者/鄒策

在上月的某一天裏，我們所認知的資本主義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擊。歐洲央行(ECB)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全都譴責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宣稱資本主義忽視了最弱勢的社會成員的安全。

這三位經濟自由主義的傑出捍衛者——他們所工作的機構都被視爲隸屬於高高在上的精英階層——如今正在批評資本主義，這是對2016年政治情緒所做出的反應。這種情緒導致英國選擇脫離歐盟，並使得「反全球化」政治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更爲廣泛的興起，特別是在美國，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把保護主義作爲其競選的核心綱領。

自柏林牆倒塌以來，德拉吉及其同僚們幫助成立的制度首次面臨威脅。那些當權派以及許多選民擔心後續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衰敗》(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幫助解釋了我們爲何會面臨現在這種狀況。作者是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教授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該學院以反對宣揚「自由主義」——主流經濟思想的特徵——而聞名。

儘管斯坦丁的觀點有些左傾，但他提出的許多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想法——比如統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發放的定期津貼，無論他們工作與否——越來越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這本書出得非常及時，儘管有些地方存在瑕疵，但仍令人手不釋卷。

斯坦丁解釋了資本主義是如何被搞得衰敗的，因爲許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卻強化了那些擁有社會大量財富的人的地位。他解釋說，如今我們的體系受到操縱，使得那些沒有多少財產的人也沒什麼權利。

他借用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食利階層的批評——大體上這是指那些依靠財產（包括專利和著作權）及投資所產生的收益生活的人。與凱恩斯一樣，他希望看到食利階層「終結」，原因是他們成立的體系既沒有效率，又極其不公平。斯坦丁將那些處於底層的人稱爲「無保障無產階級」(precariat)，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資本主義時代典型的最沒有安全保障的勞動者。

該書分爲幾個章節，分析了爲促進食利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其他人利益的各種方式。其中一些觀點的理由並不充分。

在作者看來，央行可以按照自己認爲合適的方式制定貨幣政策，這種自主權突顯出大多數人對金融力量完全沒有控制力。然而，他沒有提到賦予央行獨立性的理由之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導致發達經濟體的通膨率達到兩位數。價格不斷上漲——以及爲控制通膨出臺的高利率政策——對社會弱勢羣體的影響最爲有害。但就英國住房政策的不公而言——這是表明食利者權力的更爲惡劣的例子之一——斯坦丁的觀點引發了共鳴。

最能體現作者遠見的是講述邪惡應用時代的勞動條件的部分——在這個時代，資本家用數據來監督和控制勞動者，連保障就業權利的樣子都不做。

斯坦丁曾經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任職，他在該書結尾處寫道，無保障無產階級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就這一點來說，他無疑是正確的。

就連幫助成立了資本主義的人也承認，這一制度照這樣下去不可能長久。在IMF的10月會議上，大家都在談論成立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人們希望，斯坦丁在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會受到重視，以有利於衆人的方式改革資本主義制度，以免悔之晚矣。

儘管這樣的書或許並不適合強調資本主義的益處，但人們只需看看現在崛起的一些政治力量就會發現，有些制度可能比我們當前實行的制度更爲糟糕。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法蘭克福分社社長

《資本主義的衰敗：爲何食利者興旺，工作沒有回報？》(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著，Biteback出版，售價17.99英鎊/24.95美元

譯者/鄒策

每當時機來臨，同樣的陳詞濫調就會捲土重來。對科隆的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名譽主任、有影響力的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而言，這個陳詞濫調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包括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內，有無數知識分子預言過資本主義會很快（或者至少將最終不可避免地）終結。資本主義卻一直存活下來。然而，施特雷克認爲，這一次，情況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處於一種混沌不明的狀態，或是已死，或是即將死於自身的過度發展、但因爲沒人有能力將其腐朽的身軀挪開而仍明顯活著」。

《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是一部由多篇有些相互重複的論文集結而成的著作。本書預見了一個「這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缺乏一套較爲協調並具備最低限度穩定性的機構，來維持社會成員生活的正常化並保護他們免受各類意外事件和可怕之物的傷害」。這樣的社會將給「寡頭和軍閥提供豐富的機會，同時讓其他所有人陷入不確定和不安全的狀態，從某種程度上，這個社會就像是始於公元5世紀、現在被稱爲『黑暗時代』(Dark Age)的那段漫長的過渡期」。

施特雷克集分析者、道德家和預言家於一身。作爲分析者，他質疑民主制資本主義的穩定性。作爲道德家，他厭惡一個建立在貪婪之上的社會。作爲預言家，他宣稱這種罪惡的報應就是死亡。

施特雷克並不相信社會主義天堂必將到來。相反，他設想的資本主義的滅亡將是反烏托邦式的——不是伴隨著一聲巨響，而是伴隨著一聲嗚咽。他主張，因爲資本主義無法再將私人惡行轉化爲公共利益，其「作爲一種自我繁殖、可持續、可預測以及合法的社會秩序的存在」就終結了。資本主義已經「變得太資本主義，到了對其自身有害的地步。」

施特雷克認爲，戰後普選民主和資本主義的聯姻正走向破裂。通向這個結局的道路經歷了幾個連續的階段：上世紀70年代的全球通膨；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債務爆炸式成長；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私人債務上升；之後的金融危機（其後果包括超低利率、量化寬鬆、公共負債大幅攀升以及令人失望的經濟成長）。在這條通往毀滅的道路上，伴隨資本主義的是「民主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演變的財政危機」。早期的「稅收國家」變成了「債務國家」，現在則變成致力於透過降低開支來削減赤字的「整固國家」（也就是「緊縮國家」）。

有三種潛在趨勢促成了這種情況：經濟成長走下坡路、不平等的加劇和債務的激增。施特雷克認爲，這三種趨勢相互強化：低成長引起了分配方面的困難，解決方法往往是過度借貸。他認爲量化寬鬆作爲一種權宜之計是荒謬的，他的這一觀點與他所藐視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一致。這不是施特雷克唯一與右翼觀點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對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討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的趨勢帶來很多壞處，沒有絲毫好處。

施特雷克爲數不多的精闢表述之一，是把普通人對壓力的反應描述爲「應付、期盼、嗑藥和購物」。但最重要的是，施特雷克強調失控的金融體系、充斥著逃稅避稅的掠奪性的富豪統治、將大部分公共領域轉入私人之手以及因此導致的政經領域的腐敗，帶來極爲嚴重的後果。

施特雷克也對歐元進行了強有力又令人信服的論述，他認爲歐元是對民主政治的一次衝擊。「德國，」他表示，「由於其在2008年以後恢復了經濟實力，以及該國因爲出口強勁是歐洲貨幣聯盟(EMU)的主要受益者……在事實上統治著歐洲貨幣聯盟，使其成爲了一個德國經濟帝國。」

施特雷克指出，歐元區尋求將多個經濟文化存在差異的國家團結在一起，而這些差異是不可調和的。要透過民主上具備合法性的方式消除由此產生的緊張局面是不可能的。歐元將要麼滅亡，要麼以一種不民主的結構存續下去，屈從於變化多端的金融市場，由技術官僚掌控的央行和佔據霸主地位的德國來管理。

施特雷克關於歐元這種機制很愚蠢的觀點令人信服，但預測今天的歐洲將落入類似黑暗時代的境地似乎就有點荒謬了。當代歐洲人所享受的生活水準、預期壽命、個人自由和安全水準，都是黑暗時代乃至羅馬帝國的人根本無法想像的。

此外，恕我直言，今天的世界並非只有失敗。施特雷克指出全球化市場經濟削弱了20世紀中期民主制與國家資本主義所達成的妥協的有效性，這一點是正確的。但他對於去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熱情完全忽視了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所帶來的巨大機會，尤其是對中國和印度而言。

此外，雖然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中的趨勢和壓力，以及當代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是事情的一部分，但卻不是事情的全部。施特雷克有一點說的很對，那就是任何社會都不存在穩定的均衡。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必須適應和改變。

然而，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像施特雷克似乎認爲的那樣不自然。相反，這兩種體系都源於一種將人視爲活躍的公民和經濟主體的信念。在前一種角色中，人們共同做決策；在後一種角色中，他們爲自己做決策。這兩種體系的邊界和運行模式都能夠接受不斷的修訂。但兩者都必不可少。

此外，沒有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就無法正常運行。而另一個選擇，即徹底政治化的經濟體制，無法正常運轉：看看今天的委內瑞拉就明白了。市場能防止民主變得不堪重負，而民主則爲市場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框架。正如市場經濟是創造繁榮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民主也是管理社會衝突的糟糕程度最輕的方式。

此外，在當今世界，面臨緊迫危機的並非資本主義，而是民主。人們面臨的威脅不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是掠奪式的後民主制下的資本主義。相應地，威權主義似乎也比黑暗時代的混亂狀態危險得多。

在一些事情上，我們的確面臨挑戰：讓財政狀況重新變得可控、重新平衡公司治理、糾正不平等、支撐需求，以及最重要的，管理民主的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經濟之間的緊張關係。解決方案應該包括以下兩點：略微去全球化，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加強民主政府之間的合作，尤其是在稅收、全球公共品的提供方面。這會很難麼？是的。這些方案會永遠有效嗎？不會。

這個任務可能完成嗎？絕對可能。施特雷克譴責這種「技術官僚-意志論式的『能做到』的世界觀」簡直天真到無可救藥。在看似無法管理的社會力量面前繳械投降是一類知識分子的特徵。但正是這種「『能做到』的世界觀」在20世紀中期拯救了文明。這種世界觀能夠（而且必須）再次做到這一點，即使其過去的機構基礎，尤其是工會和政黨的力量都弱化了。

與其說《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做了一個令人信服的預言，不如說它發出了一個警告。該書的分析有所誇大，並且過於簡單化。施特雷克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這是正確的。然而20世紀的歷史表明，在不受我們控制的力量面前，我們並非註定成爲受害者。我們可以選擇更壞的處境，也可以選擇更好的處境。我們應該選擇後者。

《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有關一個失敗體系的論文集》(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著，Verso出版社，建議零售價16.99英鎊/26.95美元，272頁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徐行

全球化大潮轉向了嗎？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答案與全球經濟和西方政治狀況密切相關。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問題。各國並未在全球化時代普遍承諾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因此，我這裏將主要談談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領域的證據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並且在某些領域發生了逆轉。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認爲，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成爲自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貿易規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儘管全球經濟繼續成長。跨境金融資產存量與全球產值的比例在2007年達到57%的峯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後，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儘管該比例還在緩慢成長。

因此，進一步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停滯，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發生了逆轉。全球化不再推動世界成長。如果全球化進程真的趨於結束、乃至發生逆轉，這將不是自19世紀初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發生在19世紀末的帝國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那次全球化進程停止，「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則完全摧毀了它。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後主要致力於重新構建全球經濟，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權國家之間開展的，並受到國際經濟組織的指導。如果今年11月支援保護主義並詆譭全球機構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爲美國總統，戰後的美國政策核心將會遭到否定。

鑑於歷史記錄以及當前圍繞貿易的政治紛爭（尤其是在美國），人們自然會問，如今的這個全球化時代是否會重蹈覆轍。這需要我們理解背後的驅動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緩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機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劇減少。例如，當基本上所有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商都將生產搬離富裕國家的時候，此類產品的貿易成長必定下降。同樣，當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潮（發生在中國）放緩的時候，許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這將會影響它們的價格和數量。還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貸熱潮的結束，當然會導致跨境金融資產持有量的下降。最後，在數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之後，可從中受益的許多公司應該已經抓住機遇並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況下）失敗了。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貿易自由化已經停滯，人們可以看到保護主義舉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機催生了監管舉措，其中許多舉措肯定會減緩跨境資金流動。排外情緒上升和貿易放緩全都可能減緩外商直接投資的成長。簡言之，政策支援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援度下降得更厲害。美國再次處於故事核心。川普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但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制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希拉里•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開始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和歐盟正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現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衆中的一些重要羣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相對實際收入和對進口日益成長的適應方面的證據，爲此類懷疑提供了一些支援。

因此，全球化往好裏說也是出現了停滯。它可能會發生逆轉嗎？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國之間保持和平。一些人還會說，全球化需要一個霸權國家：1914年前的英國和1945年後的美國。在主要高收入國家經濟表現疲弱、不平等加劇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發生重大轉變之際，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潰。想想假如美中圍繞南中國海發生任何衝突會帶來什麼影響吧，儘管那樣的災難性事件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將遠不止是它對經濟領域的影響。

全球化停滯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的首次下降。從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實際收入成長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機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閉起來不可能有未來。

全球化的（重大）錯誤在於沒有確保更平等地分享益處，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護那些遭受不利影響的人羣、努力減輕他們所受的衝擊。但我們無法讓經濟變化停止。此外，生產率成長和新技術對就業和薪資的影響，遠遠超過進口成長的影響。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怪到全球化頭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經停滯，驅動全球化的政策同樣如此。它還可能發生逆轉。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滯，也會讓經濟進步變慢，並減少全球窮人的機遇。推動全球化前進需要不同以往的國內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來取決於管理的改善。這種改善可能實現嗎？反正我不樂觀。

譯者/鄒策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從資本家的掠奪中解救出來。在缺少約束的情況下，企業變成了壟斷機構，創新變成了尋租。今天傳奇的「顛覆者」，設立了明天舒適的卡特爾組織。資本主義在有競爭的情況下能夠良好運行；可是成功的資本家不太喜歡競爭。

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白這一點，這位美國總統在20世紀初以《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爲武器，向工業巨擘展開行動。從那以後，反壟斷法律時而有效、時而不太有效地保護著消費者的權益，從而使大企業的利潤合理化。另一位美國總統隆納•里根(Ronald Reagan)很難說是左翼分子，他的政府拆分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這場遊戲發生了變化。世界最大一些企業的跨境活動，使維持公平競爭環境變得更難。全球化令避稅機會成倍增加，各國之間的稅收競爭稀釋了維持市場競爭的政治意願。膽怯的一國政治家不願與全球巨擘和他們富有的遊說隊伍對抗。是的，他們希望這些公司多交一點稅，但不要多到讓它們威脅把投資和就業機會轉移到別國的程度。消費者和不具有特權的納稅人是輸家。市場經濟也成了輸家。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向前邁出了一步。在命令蘋果(Apple)向愛爾蘭政府補繳130億歐元稅款之後，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瑪格麗特•韋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來的熱門新聞人物。如果說這看上去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那麼應考慮一點：據估計蘋果在海外、稅務機關手伸不到的地方擁有2150億美元現金。

經過漫長的調查，韋斯塔格得出結論，蘋果與愛爾蘭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稅收安排讓蘋果享受了其他企業沒有的優勢，這違反了歐盟國家援助規則，削弱了競爭。她說，蘋果公司在愛爾蘭承擔的稅率僅爲0.005%——不過，正在抗辯歐盟裁決的蘋果否認該數字。

這家iPhone製造商並非歐盟委員會的唯一目標。該委員會也在調查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和麥當勞(McDonald』s)的稅收安排對競爭的影響。針對谷歌(Google)在歐洲的活動，韋斯塔格正在領導一項三管齊下的反壟斷調查。谷歌享受著巨大的市場主導地位，其稅務問題正受到多個歐盟成員國的審查。

如果說這些企業對調查感到憤怒，那就說輕了。當年的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認爲他可與羅斯福分庭抗禮。出於同樣的憤慨，蘋果首席執行長蒂姆•庫克(Tim Cook)抨擊歐盟委員會的裁決是「政治垃圾」。別說什麼蘋果透過無需對任何稅務當局負責的「無國籍」實體轉移營業收入了。庫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處在一個比只有政治家或監管者的平面更高層次的平面。政府就應該讓開路。在我看來，蘋果製造時尚、靈巧的數字產品，但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蘋果一樣，谷歌始終堅稱自己一直嚴格履行法定繳稅義務。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只不過，企業的責任不僅限於嚴格遵守法令。市場繁榮發展的社會，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復雜的常規習俗的社會。比如說，谷歌透過把在英國的銷售額轉移到設在愛爾蘭的一家子公司，從而儘量減少納稅額，這或許是合法的。但這並非良好企業公民的作爲。這會激起民粹主義反應。借用羅斯福的話：「當財富的聚集導致不公平時，能與其巨大權力匹配的只有民衆作爲整體的更大權力。」

迄今爲止，在富裕民主國家掀起的民粹主義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處於風口浪尖。但在這些運動的背後，隱藏著民衆對於全球化和大企業行爲的極度不滿。無論是美國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法國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還是義大利的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義信條都是經濟民族主義：經濟體系受到了操縱，所以要架設阻擋全球性資本主義的路障。

公衆認爲，那些享受著全球化好處的公司，卻超脫於對其他所有公司都適用的規則。全球化帶來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衆承受。他們對市場信心減弱，而民粹主義者就利用了這一點。民粹主義者拿出的萬靈丹就是加強政府管制。

總有一些企業領導人信奉舊日「強盜式資本家」(robber baron)的傳統，他們認爲，他們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們得到了自由論者和拘泥於自由市場字眼的人——這類人認爲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唯一宗旨——的支援。

羅斯福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觀點是，資本主義需要合法性。只有當被認爲有利於全國民衆的福祉時，資本主義才能長期繁榮興旺。過去如此，現在也一樣。要說韋斯塔格已繼承了羅斯福的衣鉢還爲時過早。但是，所有支援自由市場經濟——它讓蘋果、谷歌這類公司的成功變爲可能——的人，都應該稱讚她爲了恢復平衡而採取的勇敢行動。

譯者/邢嵬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會不會長久？西方的政治發展令這個問題愈發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中，一位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者獲得了總統候選人資格。對於引導西方世界、並在四十年來一直吸引其他許多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人們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當然。那麼，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不復存在，會發生什麼？

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繫。前者是普選與牢固的民權及個人權利的結合，後者則是自由買賣商品、服務、資本及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兩者擁有一個共同信念，即人應該以個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選擇。民主制和資本主義還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人有權發揮主體作用。人必須被視爲主體，而不僅僅是他人行使權力的客體。

然而，同樣很容易發現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民主制主張平等。資本主義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結果來說是如此。如果經濟陷入困境，多數人可能會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選擇威權主義。如果經濟結果變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會把民主制變爲富豪統治。

歷史上，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要求不斷擴大選舉權的壓力是並行的。這正是爲何最富有的國家都是或多或少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廣泛共享的實際收入成長，對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穩定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如今資本主義卻發現，像這樣增進繁榮的難度大多了。相反，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和不斷放緩的生產率成長卻十分明顯。這一有害組合令民主制變得不包容，也令資本主義喪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這也可以被視爲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資本家自由行動，他們不會將自己的活動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如果機遇是全球性的，他們的活動也將一樣。因此各種經濟組織——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國家的自主權。他寫道：「民主制、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互斥的：我們能夠將三者中的任意兩者結合起來，卻永遠無法同時、完全地擁有全部三者。」如果國家能自由地制定國內監管制度，跨境買賣的自由將會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礙並協調各國監管，各國的立法自主權將會受到限制。資本跨境自由流動尤其可能限制各國政府制定自己的稅收和監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個階段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大規模移民。跨境遷移會催生個人自由與民主主權之間最極端的衝突。前者表示應該允許人們遷移到喜歡的地方去。後者則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種集體財產權，其獲得由公民控制。同時，企業則認爲自由聘用人員的能力是無價的。移民問題成爲當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僅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問題註定會在國家民主制和全球經濟機遇之間製造摩擦。

考慮一下全球資本主義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現，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衝擊，及其對掌管我們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毀滅性影響。考慮到上述所有這一切，對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長久聯姻的信心似乎沒有保障。

那麼，代替這種聯姻的可能是什麼？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統治的崛起，從而實質上終結國家民主制。正如羅馬帝國一樣，共和的形式也許會長期存在，然而其實質卻會消失。

另一個相反的選項則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獨裁」的崛起。在後一種制度下，票選的統治者會同時對政府和資本家實施控制。這正是俄羅斯和土耳其正在發生的情況。接著，受控的國家資本主義會取代全球資本主義，類似於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不難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這條路。

同時，我們中那些希望同時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人們，必須面對多個嚴重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推動符合現有企業的利益、嚴格限制國家監管自主權的進一步國際協議是否合理。對此，我的看法越來越與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謀而合，他曾提出，「對於國際協議，不應以協調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礙評判，而應以公民是否被賦權評判」。貿易會帶來好處，但不能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貿易。

畢竟，如果要維持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經濟政策就必須以維護多數人而非極少數人的利益爲導向；全體公民應被放在首位，政客應該對其負責。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政治秩序的基礎就可能會垮掉。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自由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需要一點經營。不能把它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

譯者/簡易

2015年四季度開始的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去庫存」主旋律，實施至今已近一年。中國這項「新常態」下的房地產市場新政，自去年11月被領導層首肯和提出、並在去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聞公報上，以極爲罕見的單獨段落和較長篇幅發佈後，更是成爲從去年底至今統領中國房地產市場和政策調控的「總綱」。

但是，也許誰也沒有想到，這項房地產新政自去年底開始從上而下強力推行十個月左右下來，在今天會產生完全「南轅北轍」的結果。不少人甚至把今年瘋狂的房市和去年股市「衝擊波」相提並論，「2015年股災，2016年房害」，幾乎成了衆多身處「折騰不斷」的房市之中國人共識。

9月19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的「2016年8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再一次以官方認可的權威數據，佐證了「去庫存新政」所面臨的尷尬。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這份數據，在全國70個大中城市（國家統計局房價統計樣本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比去年同期上漲的城市達到62個（下降和持平的各有6個和2個）；二手住宅同樣也出現了樣本城市全面普漲的情況。根據統計，與去年同期相比，70個大中城市中二手房價格上漲上漲的城市有53個（價格下降或持平的各有16個和1個）。

問題的核心，還不僅在於這70個大中城市中普漲的的比例之高，更在於其中一些城市的房價上漲的幅度之大，已到了「驚天動地」的地步。如在新建商品住房中，房價漲幅最高的廈門同比已暴漲到44.3%，合肥、南京也分別達到 40.5%和38.8%（房價暴漲的另一城市蘇州，未列這70個城市房價樣本之中）。除此之外，「北上廣深」老牌領漲的一線城市，也繼續保持房價不斷上漲的勢能，在高價位的基礎上，房價的漲幅同樣分別達到了25.8%、37.8%、21.2%和37.3%。二手房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同比漲幅最高的合肥，暴漲的幅度竟高達46.9%。

也許比國家統計局數據更能「生動和全面」反映中國房地產市場真相的，還有來自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的數據。這不僅在於該協會的數據，涵蓋了全國330多個直轄市和地級市，包含了所有「當月出售的存量住宅」，最重要的是，它掀開了中國國家統計局長期以來在房價數據公佈上，只發布價格指數（增減幅）、掩蓋各地實際房價的那塊「遮羞布」。透過其中，人們更能深切感悟當今中國房地產市場「發瘋般鬧騰」的深度和廣度。

(表一：今年8月份房價同比漲幅超過或接近15%的全國住宅房價行情城市排行榜)

在筆者截圖的這張表格中（注：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發布的「全國住宅房價行情城市排行榜」爲漲幅居前的10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有34個城市到8月份房價一年的漲幅超過15%這個紅線（鄭州爲14.99%）。雖然這隻佔到全國33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十分之一略多，但這些城市的房價漲幅之大，影響面之廣，充分凸顯了當今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和劣化程度。

房價暴漲的城市，不僅包括了深圳、北京、上海和廣州這些一線城市，而且還迅速把「瘋牛」傳染到南京、蘇州、廈門、合肥、珠海、武漢、天津、福州、濟南和石家莊等二線的代表性城市，並繼續擴散到從廊坊到日喀則、從中山到保定這些衆多的三四線城市。

不過，最能反映當今中國房地產市場瘋狂的，還是中國房地產業協會所公佈的「全國行政區住宅房價排行榜」（見表二）。在這些以區縣行政區爲統計單元的數據中，8月份房價一年的漲幅超過40%的，竟高達35個。

那麼，以區縣級行政區爲單元，究竟能看出房市怎樣的「瘋狂」？我們就以上海爲例。從表二不難看出，僅上海一地，房價漲幅超過40%以上的就有楊浦區（漲幅爲46.28%）、普陀區（漲幅爲45.05%）、寶山區（漲幅爲42.54%）、閔行區（漲幅爲42.54%）、嘉定區（漲幅爲41.15%）、徐彙區（漲幅爲40.58%）和松江區（漲幅爲40.47%）。其他的不管是黃浦區（39.84%）還是浦東新區（37.90%），以及閘北區（37.52%）、盧灣區（34.13%）和靜安區（33.88%），其房價漲幅不是接近40%，就是早越過30%以上。只有長寧區（29.91%）和虹口區（27.62%）的房價漲幅，還在30%前徘徊。

除了上海外，北京也有10個月登上了全國行政區房價漲幅的前100名排行榜。此外，作爲二線城市的南京和廈門，也分別有6個、3個和4個區級行政區進入了房價漲幅「百強」。其中，廈門的同安區，更是以49.03%的漲幅高居全國房價漲幅「百強之首」（具體見表二）。

（表二爲8月份全國行政區住宅房價排行榜前100名）

無論是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權威數據，還是房地產行業協會的一手報告，都在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作爲中國房地產調控「總綱」的去庫存新政，自今年初全面實施以來，不僅沒有拉下房價讓更多的國民買得起房，以達到去庫存目標，而且還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全國性炒房「瘋潮」。

去年底正式定下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基調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去庫存」有一個「說法含蓄」的重要而柔性的指標，這就是「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行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說到底，就是期望透過開發商降低房價，讓更多的進城的農民工和新市民能相對的買得起房，從而啟用和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但三個季度的去庫存新政實施下來，伴隨著看起來似乎「略有減少」房地產庫存，房價卻以「史無前例」的瘋狂上了天。這使得那些希望透過新市民買房減少庫存的「天真而善良的願望」，越來越像「冬天裏的童話」。

面對中國一些大中城市及極少數三四線城市越來越瘋漲的房價和高燒不退的市場，不僅是公衆、學者，就是房地產業內大佬，也越來越「看不懂」。

人們最大的不解，也許就是那些房價暴漲最瘋狂的大中城市，十多年前百姓就已經買不起房，爲什麼這些年房價翻了幾番、上漲了多少倍後，如今的市場反而買房者越來越多、房價暴漲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是過去中國這些大中城市的房價還不是很高、泡沫化不大、甚至還是具有投資價值的「價格窪地」？非也。筆者今年初根據全球知名的房地產顧問機構Demographia公佈的年度《全球住房負擔能力調查》，專門進行了一番中外住房負擔能力的比較。該調查所稱的「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香港，房價收入比（家庭平均住房價格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之比）爲19倍，其次雪梨12.2，溫哥華爲10.8。

但是，按照同樣的方法來分析中國的大中城市，會發現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買房負擔竟然分別高達33.2、31.9和33.5，遠遠把號稱「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的香港甩在了後頭，超過的幅度更是高達70%以上。除了這些一線城市，隨意抽取二線城市的杭州、青島和南京，這些城市的房價收入比也分別高達15.7、13.2和18.3，其中南京的市民房價負擔（房價收入比18.3），更是高出了雪梨的50% 。如果再把中國大陸幾個房價較高的城市比較進去，「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的前十名，很可能被中國城市包辦。

所以，無論怎麼看，房市泡沫「雄冠全球」的中國大陸大中城市樓市，既沒有投資價值，更是爲絕大多數百姓所正常的住房消費負擔不起。人們不禁要問：那些流入發瘋般爆炒的資金，究竟從何而來？

一般來說，對於中國普通家庭，當房價收入比超過10以後，通常解決買房的辦法是「一房三代買」，即除了夫妻掏錢外，還要依靠雙方的父母掏一些補貼首付，房貸按揭也需要孩子長大後一起做貢獻；當房價收入比超過20後，除了上述辦法外，更多的還是要依賴「高槓杆」的支撐，甚至是首付也「槓桿化」；但是，當房價收入比超過30後，除了那些靠房產等家庭資產置換買房的，以及「中國特色」的灰色收入外，一般普通的家庭再也玩不起炒房的遊戲。那麼，究竟是怎樣的資本，支撐起爆炒的樓市？

把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人民銀行等公佈的幾個數據聯繫起來，做一番「聯想」，也許能給人更明確的啓示。

一個是民間投資的數據。國家統計局前兩天剛剛公佈的2016年1-8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成長數據表明，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繼續以「斷崖式」的態勢繼續大幅下跌。和去年全年10%的投資增速相比，今年1-8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已經下滑到2.1%。而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還保持在8.1%。

非常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全國大力推行去庫存之後的今年1-2月，民間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即開始了這一波的大幅下滑態勢。其間，無論是5月初和中旬國務院召開兩次會議，要求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擴大民間投資，還是7月份發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都沒有換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頹勢，1-7月繼續下滑到2.1%，只是到了8月停止下跌（見下圖）。這與過去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20%以上的高速度相比，有如天壤之別。

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大幅降低，是貨幣政策不給力造成的資金「砲彈」不足？同樣也不是。不僅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還保持在8.1%，而且前幾天央行剛剛公佈的8月份的數據，更說明此言謬以。據報道，8月人民幣新增貸款9487億元，，廣義貨幣（M2）餘額151.10兆元，同比成長11.4%，增速比上月末還高1.2個百分點。

既然新增貸款增加了近兆，M2的增速高達11.4%，那麼，佔到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六成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爲什麼增速只有2.1%，新增的貸款，究竟跑到什麼地方了？央行公佈的數據，給出了「部分答案」：在8月份新增的9487億元人民幣貸款中，住戶部門增加的貸款就有6755億元，佔到了71.2%（上個月該數值接近98%）

以上數據綜合證明：中國新增的貸款，大部分被投資者投到房地產市場上去了。同樣，支撐當今高房價市場爆炒的資本，已超越了正常住房消費的資金，而是由投資資金佔到了主導。

其實，這些在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也已不是什麼「新聞」。如今，還有多少民企和民營，把資金砸到製造業等實體經濟上？身邊的企業家、經營者和投資者，有多少不是在房地產市場上投資一套又一套的住房，使本來以民生及居住屬性爲主的房地產市場，變成了資本炒作獲利的工具。這也就是當今中國房地產市場及房價，在遠遠高出「老百姓負擔得起」的巨大泡沫下，還能「越吹越大」的根本原因。

事實證明，投機性炒房，是這一輪中國大中城市房價在高位繼續得以暴漲和熱炒的根本原因。但是，打開這個「潘多拉盒」的，卻恰恰是當今房地產調控的去庫存新政。

在去年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聞公報有關去庫存一段中，有一句話被人們大大的忽視了，這就是「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雖然它是以「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名義推出，但「投資的趨利性」，不僅導致無人藉此發展住房租賃，而且更啟用了一個空前投機的樓市。

「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從實踐的結果來看，可以說是系統性的啟用形成了一個官方鼓勵和認可、投資者瘋狂參與的全民炒房體系。當「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立足於去庫存的房地產調控新政的總綱之中，就表明中國的高層決策者第一次公開首肯甚至鼓勵了「房地產的投機性」。一個由「投資性爲主」的房地產市場，由此而生。

藉着去庫存打開了「鼓勵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這扇大門，有了「投資性的大政方針」，隨之出現的強刺激的鼓勵政策也不以爲怪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藉着營改增，把不動產納入了企業增值稅抵扣的範圍。買房能抵扣增值稅，此舉不僅大大消減了企業的稅務成本，而且更將企業推進了「搶房大軍」。雖然官方沒有公佈明確的數據，告示本輪房價暴漲中企業購房的比例，但市場上「脫實向虛」滾滾洪流，卻是誰也掩飾不了的現實。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性大門」一旦被官方正式打開，整個市場的「投機炒作」之風就會被徹底的啟用，住房市場的基本屬性，就會由居住劣變爲投機。

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本來就是由政府控制土地供應、開發商控制住房供給的雙寡頭下的「僞市場」。政府每年的土地供應多少，開發商的住房上市多少，都是被人爲操控的。這個市場的設計，很多情況下都是爲抬高地價和房價所服務的「供不應求模式」，和滿足農民工進城和新市民更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本來就供不應求的市場狀態下，再釋放投機炒作的「房市大老虎」，對市場的哄擡和炒作的刺激效應可想而知。房地產市場的性質變了，遊戲規則也隨之改變。

對於作爲監管者的政府主管部門來說，無論房價有多麼「傳奇」，市場有多麼瘋狂，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動於衷，無所作爲。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在今天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房價暴漲之風后，頂層的決策者至今爲何還未拿出一個像樣的解決方案；而對投資者來說，不管市場上高高在上的高價房有多少人可以負擔得起，再高的房價都有人去哄搶。人們篤信政府不會打壓房價，更不敢刺破泡沫，無論在多高的價位，房價依然還會漲上去，還會有人來接盤。就像股市5-6000多點的時候一樣。

投機主導下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正在大踏步的走向「絕境」。房地產的一枝獨秀，換來的不僅是百業凋零，而且也加劇了房地產泡沫的激化。沒人懷疑，如果當今的中國經濟，假如沒有今年的這場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暴漲，可能會變得更加健康。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六月底天津召開的第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曾經說過，中國的經濟和資本市場，要防止出現「井噴式」或「斷崖式」的變化。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持續數月甚至半年之久的「井噴式」變化。要徹底改變如此「病狀」，使房地產市場重新迴歸「居住屬性」，政府該下一步怎樣的「大棋」。

（作者系中國獨立房地產研究人士。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萬科股權之爭成爲近期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一個根深蒂固的「好公司」形象驟然漏洞百出，股權結構、上市公司治理、獨立董事等制度突然間在萬科存在嚴重問題。這讓A股市場和監管部門頗爲尷尬。

當然大部分問題也是A股市場的通病，但也有一個特殊的例外被撕扯開了，就是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層竟然能夠凌駕於一切大股東的意志而「我行我素」，甚至是經營管理層既排斥實際大股東又與名義大股東意志相悖，在主人家裏替主人選新主人，寶能、華潤自然不會容忍王石管理團隊的肆意妄爲，一幕幕互相撕扯的鬧劇讓人異常驚訝。

在成熟市場除非是AB股結構，經營管理層才能夠合法凌駕於董事會和主導經營決策，這也是馬雲和阿里巴巴當時拒絕香港市場而赴美國上市的主要原因，否則也是不可思議的。但在同股同權的A股市場，卻有一批人長期享受著AB股的權力，那就是國有企業，由於國有大股東出資人的角色不明顯，很多國有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層的在行使主人的角色，實則「保姆身份」，而保姆卻在做主人。而且保姆將主人的權力行使慣了之後，就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萬科的王石經營管理團隊就是典型的代表，無論保姆給家裏做過什麼貢獻，角色和身份都不能亂，除非合法奪得了主人身份。

從萬科獨立董事華生先生髮表的說明文章來看，萬科公司治理存在很大的隱患和問題，尤其引起華潤不滿的是：「萬科在停牌時並沒有預先向華潤打招呼，與深圳地鐵合作的框架協議未經華潤同意就披露。」這確實存在很大的瑕疵，尤其一個涉及巨大數額的標的、甚至更換實際控制人的舉動竟然直接上董事會表決。從華生先生透露的資訊來看，萬科董事會其實也是橡皮圖章，很多決議並沒有事先上會討論，而是簡單粗暴地尋求表決結果，這也是A股上市公司董事會的通病，希望監管部門重視，也希望其他上市公司能夠引以爲戒。

從華潤的表態來看，我認爲有理有據，而且是比較理性的。尤其華生先生在董事會上問及爲何在「寶萬之爭」後不作爲時，華潤答覆：華潤最初作了少量增持，也採取實際步驟支援管理層增持，後來沒有在二級市場大量增持是因爲華潤作爲央企，不能在高價增持幫助別人高位套現。華潤也積極接觸了持股較多的多家大股東，探索直接轉讓的可能，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有結果，並直到現在還在與中證金、中匯金積極聯繫，接手他們手上的股票。華潤已與寶能接觸，寶能不反對華潤成爲第一大股東。

如果華潤在寶萬股權之爭後大肆從二級市場大量增持，只會助紂爲虐，因股權之爭而推高股價未來會更加被動，反而各方都會因爲股價而裹挾進來做出非理性選擇，就像獨立董事華生先生因爲擔心重組議案失敗引起股價下跌而投贊成票，這個選擇我認爲是有問題的，至少忽略了公司停牌前的股價爲何而上漲？尤其在公司經營基本面變差和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股價大幅飆升、接近翻倍，其實還是人們在賭股權之爭和二虎相爭的非理性增持行爲，從現在的情形來看，華潤是理性的，沒有花大量資金去替投機者抬轎，而獨立董事卻被非理性的股價給裹挾了，實在不應該。尤其在一個巨大數額的標的重組面前，未經第三方評估而貿然贊同，其實是對投資者不負責任的，作爲獨董應該倡議讓第三方對該交易進行評估，既可以免責、也可以少些人爲因素的獨斷，尤其該筆交易確實會稀釋所有投資者的權益，應該審慎表決。

其次，萬科在獨立董事的把關方面確實有瑕疵，尤其是有關聯關係的獨立董事張利平應該早就辭職，而不是所謂的迴避表決。獨立董事作爲公司治理的獨立意見表決主體，沒有權力迴避表決，只能「同意、反對或棄權」，如果這次萬科董事會的表決有效的話，我認爲獨立董事張利平只能視爲棄權，因爲他沒有迴避的權力。

可惜的是，萬科管理層還在這些常識上撕扯，而且不斷出昏招，視股東權益爲無物，長期不重視股權結構，忽略大股東感受，不敗纔怪呢。更可惜的是，一家所謂「好公司」和公司治理號稱最規範的上市公司，其實並不是那麼美，除去胭脂水粉甚至有點嚇人。

現在看「華萬之爭」已無懸念，保姆和主人打架，保姆勝算幾率小。本來具有懸念的「寶萬之爭」是關鍵，本來有可能在A股市場會成爲「野蠻人」的標杆，尤其是「野蠻人」從二級市場偷襲成大股東謀求控制上市公司的行爲，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試探和突破監管層的認知，從目前情形來看，寶能已經繳槍和失敗了。

尤其在近兩年，A股市場中透過舉牌成爲大股東的上市公司越來越多，監管部門的態度一直比較模糊，既沒有明確反對也沒有明確支援，一些透過二級市場新晉成爲大股東的機構與原大股東和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仍在拼刺刀，「寶萬之爭」一度曾被監管部門容忍過，對此類事件明確定性爲市場行爲，只要不違法違規，監管部門就不會干預，似乎讓二級市場收購變成大股東的現象成爲新常態。但從實際結果來看，沒那麼容易。

本來，鼓勵市場化收購也不可避免「敵意收購」（是中性詞，主要是對原有控股股東造成顛覆）。如果原有控股股東不注重股權結構（持股比例太低）、不好好經營上市公司、不熱心市值管理、讓上市公司走向空殼邊緣的話，很有可能會被其他股東取而代之。在A股市場這種股權之爭的案例不在少數，從最早的「保延風波」（深保安收購延中實業）、「君萬之爭」（君安證券收購深萬科），以及近兩年的上海家化、上海新梅、東方銀星、金地集團等都遭遇了上市公司控股權之爭，還有現在的「寶萬之爭」，攻守雙方激烈程度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從過往的案例來看，敵意收購真正成功的不多，除了中國《證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對外來者具有與生俱來的「敵意防範」之外，上市公司原大股東與董事會聯合排擠新大股東的居多，證券監管部門和交易所也是對外來者的來意充滿疑惑，加之新來者與監管者的溝通時間太短，後者往往或多或少地會保護原有大股東和現有董事會。當然這也可以理解，因爲中國股市敵意收購案例還不算太多，A股市場缺失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上市公司大股東和董事會也很少設置特殊的反收購條款。

在美國市場中，「敵意收購」非常頻繁，這也是一種市場化收購的表現，但美國允許攻守雙方使出各種市場化的招數來攻擊和反攻擊，比如「毒丸計劃」在美國非常盛行，是反收購的利器，但該計劃並非爲了真正阻礙交易的達成，而是用於抬高主動收購方的價碼。這對美國上市公司治理和提高上市公司質量非常有幫助，如果上市公司董事會或實際控制人存在不作爲、伐異己、胡作爲、濫融資、亂花錢、家天下、走爲上、掏空上市公司、大規模套現減持等敗德行爲發生時，其他股東介入、透過提名董事，控制董事會無疑是提升上市公司價值和股東維權的有效方式。因此，不能簡單地將「野蠻人」與壞人畫成等號。如果上市公司經營管理層不思進取，原有控股股東和高階主管被取而代之也未嘗不可。

當務之急，提高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準和完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迫在眉睫。

（作者系對外經貿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名，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羣體中的個人會具有明顯的從衆心理，勒龐稱之爲「羣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進入羣體的個人，就像「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嫉妒的人」一樣，在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之後，會產生出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能量。勒龐的《大衆心理學》與索羅斯《金融鍊金術》不謀而合，儘管索羅斯自稱爲失敗的哲學家，但其對人性確實做到妙機其微。索羅斯講「在觀念和現實之間存在一種雙向的反身關係，它會產生一種先自我增強但最終自我潰敗的暴漲暴跌過程，或稱其爲泡沫。當下的泡沫是關於利率、信貸擴張和房地產，泡沫一開始慢慢發展，持續數年，在利率開始上升時，泡沫並不會立即縮小，因爲它得到了投機性需求的支撐。」也就是說，當音樂結束從流動性的角度看事情將變得複雜；但是隻要音樂還在演奏，你就得站起來 ，我們還在跳舞。

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特徵日趨明顯，特別是進入2016年之後，價格進入加速上漲通道之中。2016年上半年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同比上漲25.7%，價格呈現指數化上漲趨勢。人口紅利、城市化、經濟成長和居民收入上升、特殊的土地財政和供給管制政策從基本面上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長週期成長，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最近幾年以來，金融貨幣對房價的決定性迅速上升。

金融貨幣成爲房地產價格波動主導因素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證據。首先是一二三線房地產市場的分化。2013年以來一線城市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深圳房價漲幅超過一倍，二三線城市在2013年之後開始下跌，房地產庫存迅速上升，全國性房地產牛市結束。人口週期和經濟基本面對房地產市場的支撐在衰減，甚至逐步集聚負反饋力量。

其次是2016年上半年新增房地產購房貸款2.3兆人民幣，同比成長32.2%， 7月份新增貸款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貸款減少26億元，也就是說7月份新增貸款全部爲房地產購房貸款。從交易槓桿率來看（交易槓桿率=居民中長期貸款 +公積金貸款/新房銷售額+二手房成交額）已經從2014-2015年上半年的30%上升到40%左右，如果把部分短期貸款計入，則交易槓桿率升至45%，房地產市場成交金額中接近一半以上是銀行信貸推動。

最後是貨幣增速與房地產市場價格相關性出現分化。M2增速與房價相關性下降，而M1增速相關性迅速上升。M2一般代表廣義信貸，可以作爲經濟總需求的領先指標，2016年3月份開始M2增速已開始下降，經濟總需求增速不斷萎縮，經濟貨幣化成長傳導居民收入，進而支撐房價走強的鏈條受到衝擊，而M1作爲狹義貨幣顯示的貨幣流動性陷阱支撐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圖1：房地產交易槓桿率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固定收益部）

正是因爲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正在逐步喪失經濟基本面支援，而更多體現爲貨幣現象，導致不少專家預期房地產泡沫面臨崩潰。但回顧有史以來最大兩次房地產泡沫化過程，房價崩潰總是在一些關鍵指標達到極值之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波動更大機率仍然處於正向反饋之中，《大空頭》從2005年就已經開始建立CDO的空頭，實際上整個過程備受煎熬，當下如果沒有信心做好頭寸管理，就輕易不要做空中國房地產。

美國房地產泡沫化及其崩潰

「911」後為防止經濟衰退，美聯準將利率降低至2003年7月份的1%水準，美國的寬鬆週期是從2000年開始的，在短短几個月內聯邦基金利率從6.5%降到3.5%。便宜資金大規模進入資產市場，房地產價格開始上漲，2000-2005年美國二手房市場價格上漲了50%，新建房屋成長更爲迅速。美林公司預計美國2005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與住宅有關或者直接相關，比如建造房屋、與住房相關的開支如購買新傢俱；或是間接相關，用住房抵押獲得的融資進行消費，據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費爾德斯坦的估計，1997-2006年美國居民從房屋抵押貸款獲得的資金超過9兆美元；格林斯潘2005年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1世紀前10年房屋抵押貸款提供的資金佔個人消費支出的3%，到2006年一季度房屋抵押貸款額佔個人可支配收入的10%。過快的住房價格上漲推動了投機，到2005年美國人購買的住房中有40%不是永久居所，而是投資品或第二套住房。

市場投機風潮和房價持續上漲形成正循環機制，進一步激發市場各參與主體樂觀情緒。由於房價持續上漲的預期，貸款商拋棄原有的信貸標準，信用級別低的人也能得到按揭貸款，缺失收入證明檔案的「ALT-A」貸款大行其道，不少按揭經紀商和按揭貸款商甚至發放「三無貸款」，即借款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財產。數據統計顯示，2001年美國次級貸款在按揭貸款的比例爲7%，2004年開始迅速上升到18%，2005-2006年比例迅速上升到20%；ALT-A貸款在按揭貸款的比例2001年爲2%，2004年上升到6%，2005年比例成長一倍至12%，2006年達到13%，到2007年仍然高達15%。

在基礎債務信用資質下層的同時，投資銀行又大規模將這些按揭債務進行證券化，這些債務稱作CDO（債務擔保債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從2005年開始房地產按揭貸款的證券化發展到狂熱境地，投資銀行家把債務擔保債券分解打包成債務擔保債券的債務擔保債券、債務擔保債券二代，甚至是債務擔保債券三代。2006年抵押貸款發放金額是2.5兆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三被證券化，成爲房地產抵押貸款擔保證券。2003-2006年抵押貸款相關債券發行額分別爲3.18兆、1.9兆，2.2兆和2.1兆，抵押貸款相關債券餘額在2006-2007年達到頂峯的9.3兆，美國銀行業抵押貸款相關資產/總盈利資產的比例在2005年前後達到60%。 投資銀行除了在抵押貸款進行證券化之外，在利潤驅使下開始瘋狂交易信用風險。

專門從事信用風險業務的對沖基金實際上成爲沒有牌照的保險公司，對提供保護的債務擔保債券和其他證券品收取保費。由於信用違約互換可以1.5%的保證金比例交易，使得對沖基金能夠透過槓桿融資獲取鉅額利潤，該市場隨之以指數級數成長。據估計危機前信用違約互換合約的名義本金價值餘額達到42.6兆美元，同期美國GDP爲13.8兆美元。這些合成類證券化產品在給投資銀行帶來巨大利潤的同時（僅2006年一年全球銀行從該業務中就獲得300億美元的利潤）也迅速提高了投資銀行自身的槓桿率，危機爆發前投資銀行的槓桿水準普遍在20-30倍之間。

信用擴張和金融在危機爆發前也處於繁榮之中，1987年艾倫.格林斯潘出任美聯準主席時美國公債和私債共計10.5兆美元，到2006年他離職時，信用市場總負債翻了兩番達到43兆美元。信用市場總負債額佔美國GDP的比例在2006年達到335%的歷史峯值，1929-1933年該比例爲176%-287%。 此外，保爾森曾經在評論2007年8月份的次貸危機時稱：「與歷次週期性的金融動盪不同，本次危機並非源於實體經濟產生的問題，而是源於一些糟糕的信貸政策。」到2004年和2005年美國金融服務業佔GDP的比例分別爲20.6%和20.4%，而製造業佔比到2005年降低至12%，金融業處於長週期繁榮之中。

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的運行幾乎完美演繹了索羅斯的超級泡沫假說以及衍生出來的反身性理論和暴漲-暴跌模型。按照索羅斯的預言，泡沫一開始是慢慢發展持續數年，在利率開始上升時泡沫並不會立即縮小，這是因爲它得到投機性需求的支撐，得到更大膽的貸款發放和風複雜的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支援。直至臨界點出現，真實情況終於浮出水面，金融機構開始破產，房價開始下跌；但人們依然存在幻想，直至房價出現自我強化式暴跌。那麼這個臨界點爲什麼在2007年出現了，實際上美聯準加息週期是從2004年6月30日開始啓動的？

次貸危機前後有三個關鍵指標達到臨界值。一個是抵押貸款支出（包括本金和利息支出，美國房貸久期按28年計算）佔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2007年到達頂點，測算的數據爲8%，真實佔比應超過10%。考慮到基尼係數（美國40%高收入家庭佔總收入的71%、2007年）、恩格爾係數（1980年以來平均在18%左右）、居民收入分佈和購房羣體分佈，居民抵押貸款支出佔總收入比重接近10%左右可能是一個極限位置。

第二個指標是美國房地產房貸的總體斷供比例在2007年迅速上升至8%，房貸違約率飆升，房地產貸款的拖欠率也從2006年初開始見底，2007年加速上升。

第三個指標是金融機構開始出現嚴重虧損。2007年2月22日，滙豐銀行（HSBC）解僱了其美國住房按揭業務主管，滙豐在該業務上的虧損達到108億美元，即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房地產抵押貸款違約率上升疊加高槓杆，金融機構和居民的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投資人被迫出售房地產，價格開始鬆動，而危機一旦爆發，市場就會驟然分崩離析。金融市場從低級別刺激按揭開始的危機很快蔓延到債務擔保債券，特別是那些由次級按揭組合的最高層構成的合成產品損失慘重，危機進一步蔓延，從住房信貸傳遞到信用卡、汽車信貸和商用房地產領域，房地產市場泡沫最終的破滅造成了1929年以來的最大金融危機。

圖2：房地產抵押貸款支出/收入

（數據來源；wind、國泰君安固定收益部）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

日本第二輪房地產市場上漲從1976年開始啓動一直持續到1990年泡沫破滅，上行週期與金融貨幣因素的相關性更強。1940年日本的人口城市化率爲37.9%，到1977年城市化率已經上升至76%，整個80年代日本城市化率穩定在75%左右；此輪房地產週期擴張過程伴隨著日本經濟成長速度下降和居民收入的下降，日本GDP增速和國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從1970年代的10%以上的增速下降至1980年代的6%附近；在房價上漲過程之中，伴隨著明顯的貨幣擴張。日本M2增速從80年代初的6.8%上升至泡沫破滅期間的12.4%，推升貨幣擴張速度的主要是國內貨幣政策寬鬆和「廣場協議」後大規模流入的外資。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訂後，世界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日元升值幅度最大，三年間達到了86.1%。由於擔心日元升值傷及日本經濟，日本政府制定擴大內需政策並放鬆國內金融政策。從1985年開始日本央行連續5次下調利率，將5%的利率降至1987年2月的2.5%。由於日本已經完成了城鎮化建設，在原有產業結構下，日本的經濟成長已經趨向飽和；在寬鬆政策和匯率升值背景下，大量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相對於一般公司貸款，房地產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較低。不動產抵押貸款在日本銀行貸款總額的比例從1984年的17%上升至1992年的36%。到1987年日本的地產價格經過1950年代以來兩個階段的上漲已經處於相當高的水準， 1987年末日本全國的土地價格總額爲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東京都地區土地比美國加州還要貴。

然而進入1987年之後，日本房地產市場進入加速泡沫化階段。日本政府擔心提高利率使更多國際資本流入日本，推動日元升值，引起經濟衰退，因此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以較低利率增加國內投資。日本銀行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維持利率在2.5%的水準上不變，一直到1989 年5月日本銀行才提高利率。擴張貨幣政策造成日本「經濟體系內到處充斥著廉價的資金」，長期的超低利率又將這些資金推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日本家庭戶的住房貸款餘額增速從1987年3月份的9.32%持續上升至1989年的18.27%，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行業。1985年東京商業用地價格指數爲120.1，到1988年暴漲至334.2，短短三年內成長近2倍。1990年，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橫濱和神戶六大城市中心的地價指數比1985年上漲了約90%，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

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迫使日本央行進行緊縮，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銀行五次上調中央銀行貼現率從2.5%至 6%。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控制不動產貸款，日本銀行要求所有商業銀行大幅削減貸款，到1991年日本商業銀行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對不動產業的貸款。貨幣政策突然轉向刺破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地價開始劇烈下跌，跌幅超過46%，房地產泡沫隨之破滅。

除了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可以發現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前單就市場運行來看，有些指標也發展到較爲極端位置。一是房地產抵押貸款佔比1990年爲36%處於較高水準，顯示銀行資產配置集中於房地產領域，風險過於集中；二是房地產貸款支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990年預計接近10%（1990年日本房地產抵押貸款規模預計200兆-300兆日元左右，當時日本利率在6%左右，房地產貸款久期在8-10年），處於較高水準。但是由於日本收入分配較爲平均（日本1980年代中期基尼係數爲0.304，1989年爲0.293），恩格爾係數也較低（日本1990年以來平均爲24.12%），所以日本的房貸違約率在泡沫破滅前還處於較低水準。

綜合來看，日本房地產市場之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大崩潰，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央行主動引爆房地產市場。日本央行採取了激進的緊縮主動刺破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包括股市的泡沫。結果造成日本的長期資產負債表衰退，前車之鑑激進的去泡沫政策需要引起警惕。另外一個重要指標與美國類似，當時房貸支出佔收入的比重接近10%，雖然由於日本的收入分配和恩格爾係數帶來違約率可控，但接近10%的上限位置本身就說明泡沫的可持續性很脆弱。

中國房地產泡沫正處於加速階段

2015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快速上漲，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漲幅較快；二線城市杭州、南京、蘇州、武漢等城市房價進入2016年之後也進入上漲通道，三四線城市則出現快速去庫存。與房地產市場銷售回升相應的是房地產貸款快速上行，特別是2016年6-7月份單月新增房地產貸款佔新增貸款佔比達到70%-100%，引發市場很大擔憂，不少專家預測房價泡沫即將見頂。

一直以來看空中國房市的聲音不絕於耳，邏輯在於泡沫化即房價收入比和房價租售比衡量房地產市場的估值過高。2015年深圳房價收入比爲25倍、上海爲20倍、北京爲19.6倍，處於偏高水準；但是全國性的房價收入比僅僅爲8倍，處於非常溫和的水準。當前一線城市租售比在2-3%附近，國外如紐約、倫敦租售比預計在5-5.5%左右，因此不少人認爲中國房價過高。實際上這一論據並不充分，一方面因爲當前定期存款利率爲2.75%，租售比較無風險利率依然有優勢，特別是考慮資本利得調整後的收益更高。其次，與國外比中國沒有房地產稅，持有成本較紐約、倫敦低，如果剔除房地產稅的影響，中國租售比紐約等大城市更低；而且2-3%的租售比是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全國平均來看租售比更高一些。

更重要的是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僅僅是估值指標，即使很高也並不代表價格上漲趨勢會出現逆轉。從日美兩國房地產泡沫暴漲暴跌過程看，泡沫破滅一定要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貨幣政策緊縮，特別是利率上調。如日本從1989年5月份開始升息到1990年短短1年時間將利率上調至6%；美國從2004年開始加息直至2007年利率緊縮週期見頂。中國目前看還是處於寬鬆週期之中，經濟名義增速面臨下滑，名義利率依然存在下降空間；中國更是面臨零利率預期，這可能進一步助長資產泡沫。

二是房地產貸款支出的現金流出現問題。即居民槓桿過高而收入下降較快導致負債無法償還，違約率上升。中國目前房地產抵押貸款餘額爲15.4兆人民幣，合2.3兆美元。考慮到房貸久期在8-10年左右，關鍵性的房貸/收入比2013年在3%左右， 2015年-2016年預計在3.5%左右，整體離10%依然有較大距離，考慮到收入分配和恩格爾係數，中國的房貸/收入比極限值可能較10%更低一些，但目前3.5%的水準顯示居民還款的現金流壓力依然較小。

三是金融機構資產過於集中於房地產。中國目前商業性房地產貸款餘額（含開發貸和抵押貸）佔全部信貸餘額的比重2005年以來經歷三個上行階段，到2016年二季度接近24%，確實處於較高水準。但依然較美國、日本泡沫破滅階段的30-36%有明顯差距，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行業上的配置整體處於安全的領域。

觀察上述三個較爲關鍵性的指標，儘管說房地產市場價格已經處於較高位置，然按照索羅斯暴漲暴跌模型，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依然處於較爲輕微階段，考慮到目前M1-M2剪刀差持續擴大，資產荒的宏觀背景，不排除一線房地產市場進入加速泡沫化階段。當音樂繼續響起，只能跳舞。

（作者系中國國泰君安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始於2015年6月的三波股災對資本市場的摧殘，很多人會一輩子銘記。「股權質押的上市公司80%要破產了。」「券商可能集體爆掉。」「直接跌到2000點。」「休市才能救市。」這些現在聽起來不可思議的吶喊聲仍餘音繞樑。

一位好朋友分享說：「我炒股10多年，頭一次遇到這種情況，連續8個跌停，賣的機會都沒有。」後來他拿出那隻股票分享給身邊的人，大家唏噓不已。8個一字板跌停。「虧50%以內就是高手了。」這已經成了事後人們回顧股災的普遍共識。

在大多數人看來，本輪股災的發生是不可預知的、不可控的所有股民共同的災難，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部分人已經接受了之前慘痛的失敗，要麼默然，要麼輕描淡寫，而或繼續在尋找時機殺個回馬槍。在這樣全球範圍內都罕見的慘烈股災面前，價值投資早已經淡出人們的語境，災難面前討論價值已經無異於欺騙。

從某種程度看，中國資本市場善良的廣大個人投資者們，已經開始拒絕任何和因果相關的邏輯。他們寧願相信這是賭場裏的遊戲。

硬幣的另一面

我在市值管理和生態併購研究過程中，和很多A股資深投資者有深入交流，他們都是去年盈利7-10倍並全身而退的頂級高手，有個人投資者、有私募，大部分人有15年以上的職業投資經驗，是多個國內專業機構高薪聘請的風控專家或超級智囊。從他們的眼裏，市場並沒有那麼恐怖，故事也沒有那麼傳奇。

「無非是大部分人思維裏的錯誤判斷集中爆發，貌似超出常識，損害更大了而已，這一切和20年的資本市場運行規律對比看，沒有新情況和大偏離，還是大邏輯。」這是其中一位的看法。

另一位被業內認爲20年從未失手的知名個人投資者（媒體喜歡叫他們「超級牛散」）對此也很淡然，「我們經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內心是充滿恐懼的。去年4000點之上我基本都是半倉操作，4500點以上且戰且退，到了5000點就清倉了。所以去年在沒有加槓桿的前提下賺了7倍。」這位自認爲從不貪婪的「股神」對於股災的非常獨特——中國股市每次股災都是小牛市的起點，他認爲2016年股災加速「投資大年」的到來。

一邊是地獄，一邊是天堂

一邊是普通投資者討論的「價值機遇」、「價值創造」，一邊是超級投資者討論的恐懼和歷史記憶。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獨特的景觀，對比起來，讓人五味雜陳。

總體來看，中國資本市場在全球範圍內確實有著明顯的「中國特色」，概括起來包括：散戶多、政府強參與、市場新、技術變革快、上市公司資源供應不充分。而在這樣的市場基礎上，伴隨著GDP的迅速放大和經濟迅速全球化，制度架構和治理水準早已支撐不了如此快速變化和演化的市場，更何況匪夷所思的「國家牛市」。

於是，價值投資這樣全球通行的投資理念，在中國被扭曲和修正，這讓市場不可避免的成爲了辯證法絞殺的角鬥場，本來應該伴隨經濟發展獲利的資本市場設計初衷，演變成了極少數人獲利的饕餮盛宴。

從市值管理的角度，這種不確定性同樣給上市公司的發展演化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本文，我儘可能真實呈現中國特色資本市場的悖論與邏輯，希望給不同層次市場參與者更多啓發，同時給監管者善意的提醒。

一個健康的市場要讓大多數人因爲市場繁榮而成爲贏家，而不是隻讓極少數人成功並承擔道德枷鎖，從這個角度看，本文揭示A股「中國特色」大邏輯的同時，最終目的是希望市場能在減少投資者痛苦的前提下迅速演化。

以下是我訪談多位A股「頂級高手」後的總結概括，和普通投資者的思維做一個鮮明的對比，更直觀的呈現中國特色的價值投資大邏輯，希望在現實中能幫助一些朋友趨利避害，獲得成功。

只可能在邊緣處和普遍恐慌處獲得高回報，不建議追星熱門股票。

首先需要達成三個共識，第一個是A股市場的封閉性，即使開通了「滬港通」之後，A股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交換依然不足；第二個是上市資源的稀缺性，經過多輪股災之後，IPO實際上再次停擺；第三個是退市機制不健全，沒有優勝劣汰的機制。這三點導致了大多數情況下資金相對於可購買股票資產的相對過剩，對於不到3000多家的滬深上市公司，有幾萬億的可支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機構資金作支撐，如果股市擁有健康的活力，應該說資金是充分供給的。特別是個人投資者（散戶）主導市場，價值判斷的多元帶來了投資的多元化，幾乎每一個股票都會受到特定人羣的關注。對於明星企業更是大型機構和投資者重點鎖定的對象，而這種現象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熱門股成了機構資金配置的首選，但並非強力拉昇和推動股價的最好標的。而利空訊息發酵或者股災，機構散戶化讓拋壓趨同，這就導致了明星上市公司往往低迴報和高風險並存。

上市公司價值源自向前進取心，而不是已經發生並沉澱於股價的業績。

看一個公司的時候，普通的投資者往往習慣於研究已經獲得的業績，並且做出公司發展趨勢的判斷。這種思維方式容易讓人陷入對已知利好的極度放大，以及對已知利空的極度恐懼，這兩種情緒都是影響價值發現的。資本市場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利好出盡，利空出盡」的價值轉換，市場會很聰明的記錄已經存在的資訊，這些大部分已經融入和反應到股價之中。所以，頂級高手往往透過研究上市公司向前戰略佈局的進取心來判斷公司的價值演化，比如：一個公司想投資教育，頂級投資者就會去研究投資方向的成長性；一個公司切入供應鏈金融，頂級投資者會去調研這個業務的天花板和致勝要素，總之，高手們都是透過研究公司的新業務做投資判斷，這讓他們的思維更敏銳、結論更準確。

價格的合理性取決於預期的合理性，而不能簡單認爲股價高就有風險。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邏輯對比，也是普通投資者很難透過長期持有高成長股票獲得5倍以上收益的根本原因。一般情況下，高手會不斷分析一個公司的戰略演化效率，以及市場對此預期的變化，他們透過公司主體的高預期和市場低預期的對比發現價值，這樣讓頂級投資者可以更加自信的面對公司的穩定成長，並堅定持有。普通投資者，特別是散戶，最典型的一個行爲習慣就是「拿不住」，在他們的邏輯裏，快速成長都是風險的累積，其實這個思維是被市場本身長期「糾錯教育」的結果，大部分人投資者喜歡頻繁操作，這種思維特別容易帶來「持有焦慮症」，這也是影響高額收益的最重要原因。

普遍賭博心態決定豪賭安全邊際，他們往往在早期參與並在市場亢奮的時候退出。

這是一個非常考驗人性的邏輯陷阱，也是關於中國特色價值投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大邏輯」。一般情況是這樣的，一隻股票上漲，你基於過去的判斷覺得是炒作；後面加速上漲，你開始懷疑；最後在利好訊息中爆發式上漲，由於多次「糾錯教育」的結果讓你的思維邏輯趨向於正面的判斷。這個時候，最容易掉入接盤俠的邏輯陷阱裏。而頂級高手眼中的市場正是充滿了這樣普遍賭博心態的個人投資者，所以他們發動的豪賭往往比我們的想像有更強的安全邊際。比如很多頂級高手願意豪賭殼資源，對於20-40億的殼資源，豪賭其稀缺性和借殼重組預期；比如一個做股票20多年的ST大王，在歷史中多次豪賭ST股票，大部分時候是勝利者的身份賺取暴利，豪賭的一個關鍵就在於他所洞察的市場心理，當然，另一個維度是上面提到的資源標的稀缺性。而對於豪賭的參與者，實際上他們是極其謹慎和保守的。

大多數情況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決定發展潛力，不能簡單的將公司在資本市場價值歸結於產品和服務。

如果從廣義的管理理論判斷，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決定盈利能力進而影響股價這一定是沒錯的，但對於上市公司來講，這個邏輯太微觀了。第一點，A股的大部分公司市值體現靠未來成長預期，這和中國市場高速發展有關；第二點，上市公司在這個獨特的市場中往往是靠資金成本優勢和競爭對手博弈，提供的產品和公共服務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進步最快的，但上市公司可以透過市場擴張的多種資本運作方式迅速的放大公司的資產規模。在這個大邏輯背景下，實際上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包括所有制結構和董事會結構）決定了其進取心，也決定了他的發展潛力。比如：創業板很多新型行業公司，新型管理者的誠信水準實際上高於地方很多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在頂級高手的分析中，用很多的精力理解公司的團隊，特別是實際控制人和管理者的進取心，透過對體制優勢的研判分析公司的成長性。比如：某四川家電類國資上市公司，在和經過體制改革的TCL以及完全民營企業屬性的樂視相比，產品的優勢只是區域性，治理結構決定了其長期競爭力。

散戶情緒對政策影響是確定性因素，所以他們知道散戶悲情意識和政策拐點之間的關係，散戶最悲觀的時候往往是政策拐點，也是市場拐點。

如果客觀的研究中國政府的監管思路，坦率的說，我能感受到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門是非常呵護中小投資者特別是散戶的，而且受散戶的情緒影響也非常大，經常把散戶的滿意度看成治理成果的重要標誌，這其實很多時候是「好心做壞事」，因爲這種「同情心」往往被大資金利用，被頂級高手洞察，最後成爲每一次「好心」都害了一批人。類似事情屢見不鮮，從個人投資者的角度，理解了這個「中國特色」和「大邏輯」之後，只需要記住一點就可以比別人多很多的機會，就是要在「絕望中發現機會」。有一句話描述中國股市很恰當——行情在絕望中產生，在猶豫中前行，在歡樂中死亡。每一次散戶悲情的極點都是市場的拐點，體會這點我們可以感受一下政府情懷對於理性市場的正反兩方面影響。

大部分投資人無法透過專業資訊獲得投資判斷，他們更樂意從傳媒角度獲取資訊，這導致對市值傳播缺少想像力的公司被冷落。

A股中有很多上市公司不善於傳播，特別是地方的一些國有背景的公司，這些公司往往是在特定行業擁有一定資源和長期積累了很強能力的。比如山東一家做醫藥產品包裝的公司，每年利潤成長20%左右，淨資產很大，非常健康。但這種公司不具備現代公司的進取心和傳播思維，往往價值被長期低估，這樣的股票其實也是不值得普通投資者持有的，因爲相對於中國市場的成長性，這個發展速度收益太低了。另一方面，美國的亞馬遜在十多年不盈利的情況下股票依然高歌猛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創辦人貝索斯具備極強的傳播和溝通能力，不斷掌控和滿足投資者的預期，並且不斷傳播新戰略設定投資者的合理期望值。可見，頂級高手對上市公司傳播能力的重視，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個大邏輯超出實際價值判斷，是一個注意力經濟的思維。

政策引導的是產能不是商機，所以他們只佈局可能過剩產能的輔助性支援行業以旱澇保收的獲取收益。

多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一直是被廣泛討論甚至詬病的話題。理論上看，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監督模式目的是有效調配生產力要素、防止出現國外自由市場「特有」經濟危機般的產能過剩和生產過剩。但是從實行的結果來看，這樣的指導思想遠遠沒有落實到具體實踐中。現實是：國家計劃和指導的產能幾乎100%都是過剩的，國家行政限制的行爲最後很容易被權力主體用作謀求市場準入的尋租方式，由於結合權力的市場行爲的稀缺性，市場主體很容易錯誤的解讀准入行爲代表高價值。於是，太陽能多晶矽、水電站、風電、雲端計算、房地產等，數不勝數政策重點支援的領域都出現大規模的投資過剩，政府直接參與補貼的領域更是帶來了市場環境毀滅式的破壞，比如動漫行業的垃圾卡通製作。對於頂級投資者而言，他們洞悉政府行爲的副作用，所以往往早期介入中期套現，而普通投資者特別陷入政策引導的高風險投資。這也是政府治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每次政府的鼓勵政策都成爲投資陷阱，政府的公信力將受極大削弱。

救市解放的是流動性而不是救投資者，股災中他們撤出市場時間視窗往往利用政府發佈利好的時候。

包括對2015年第一波股災的記憶，大家應該很清楚政府對此的作用，從今天我們看結果，第一輪的救市基本上是失敗的。政府每次救市，希望達到安撫投資者信心的目的，但是客觀上往往讓大資本得以果斷出逃，讓中小投資者和散戶由於信任政府而最終成了接盤俠。實際上，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20多年裏，這樣的事情屢次發生，只不過每個7年左右的一輪行情主要的參與者都是新股民，所以大部分人並不知曉這個救市規律。如果我們用市場經濟的思維看資本市場，政府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它並不能完全改變所有人的預期，也無法作爲對手方承載市場所有的做空動能。政府主要決策者也是清楚救市的核心目的，救的是市場交易流動性，防止市場崩盤，並非讓中小投資者止損甚至盈利。這點我告誡中小投資者切勿盲目放大救市的作用。

證監會政策往往基於簡單邏輯的靜態預期，所以基本上所有證監會的政策放在多維度動態市場中檢驗都會水土不服。

從純自由市場的角度看，監管機構是不應該介入市場中多空博弈的，甚至不應該提供過多的資訊干預市場主體的判斷。監管的目的是維護市場秩序，打擊違規行爲，並且確保市場價值主體的生態式健康演化。監管者對於市場的理解，其實是有限的，這一點普通投資者認識不足，還以行政主導一切的思維來看市場中的權力影響力。舉一個例子：去年救市過程中，當政府公佈1200億將在第二天參與救市的時候，市場頂級高手對此的預判是「對於上萬億成交的市場大概能堅持5分鐘以內」，而中小投資者一片狂歡的認爲市場會發生反轉，結果第二天高開低走套了很多散戶投資者。可見，中國監管者簡單邏輯和靜態預期思維非常明顯，缺少更高超的博弈和動態預期思維方式來研判市場，而上一屆美聯準主席伯南克給美聯準救市作用只有兩句話：美聯準有廣泛的權利提供有擔保的流動性，作爲最後流動性提供人。這兩句話足以應對經濟危機，世界範圍經驗看，簡單原則比瑣碎規定更能促進市場有序演化，但顯然中國政府並沒有深刻檢討對市場的過分干預。應該說監管的有效性和專業性一直是中國資本市場成長演化的最大障礙，即使目前金融反腐規範了部分行爲，但是治理能力依然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從投資者的角度看，需要大家能夠對證監會等機構的角色和市場影響力有更清晰的認識。

以上大多是比較抽象和枯燥的對比分析，也許對於很多人來說有一些維度過於獨特，從筆者的視角看，這些都是中國特色價值的投資的大邏輯之所在。

談到「大邏輯」當然因爲我們相信「邏輯」是存在的，之所以稱之爲「大」，是因爲這個邏輯超越了價值投資本身。A股的投資不僅要看價值，也要辯證批判的看多空雙方的力量對比關係，看情緒面，政策面，看價值與價格，更重要的是要時刻牢記籌碼稀缺性的現實條件，這些都是多維複雜推理和不確定性決策，絕對真理的提法往往是站不住腳的。希望以上提醒能讓投資者在快速的市場變化中獲得確定性收益。

基於上面的辯證大邏輯的前提，我再給廣大投資者三個具體的投資建議：

首先，重視技術升級帶來的確定性機會：無論中國資本市場環境和國外有多大差別，最根本的一點是完全一致的——科技推動生產力進步對市場價值的影響。上一波網路技術熱潮，到「網路+」概念提出後基本已經進入了尾聲，而新的一輪以「人機智慧時代」WAR技術（WAR技術即WAR技術趨勢，包括：Vehicle智慧汽車、VR虛擬實境、AI人工智慧、Robot機器人）爲代表的新科技正在資本市場深刻的推動上市公司演化，這種新技術的應用化創新中一定會有大級別投資機會出現，這是所有資本市場共有的確定性因素。

其次，重視政策導入後的確定性紅利視窗期：前面提到政策引導會讓某些特定行業投資過剩，比如礦業投資在過去的10年是嚴重過剩的，但是礦業設備其間有了快速發展，所以跟隨政策的最好方式是佈局確定性受益的相關支撐性行業，而不進去最熱的投資核心區。

最後，重視民營經濟的高成長性：長期投資的理念在目前的中國資本市場非常值得提倡，在市場相對低迷的時候，對民營企業的創新型公司進行深入調研，找到治理結構領先和朝陽行業的公司進行長期持有，往往會有不錯的收益。在這個方面，個人投資者比機構更有優勢，因爲操作會更加靈活和務實。

可見，在A股這樣錯綜複雜的大背景下，確定性投資機會並不缺少，這需要廣大投資者用「中國特色」和「大邏輯」兩個獨特思維來審視和尋找。

落腳到宏觀層面。一個健康向上的資本市場起碼需要滿足三個最樸素的功能需求：發現價值、淘汰落後生產要素、優化資源和提高效率。從邏輯上看，只有市場是符合邏輯的，價值投資的真諦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而在於中國整體性需要重構，並且演化中的市場而言，我們必須拆解現實中的「大邏輯」來趨利避害。

合法合規前提下，盈利是「大邏輯」的最終目的，筆者這裏也希望廣大投資者能夠正視現實、思辨的看待中國特色的價值投資。

「如果這個市場90%的人都是失敗者，我們每一個專業人士都需要承擔道德枷鎖。」或許是這句話打動了本文中的幾位被訪談者，筆者獲得了他們很多真知灼見，這裏也因爲「情懷」和大家知無不言。

最後，希望中國資本市場每一個堅定的支持者，都能獲得真實的收穫。希望中國資本市場監管部門能從經濟大局出發，用更開放的胸懷推動體制外人才引進和自身專業化演化。 只有讓市場本身擁有價值才能創造更大價值。

（作者與文中提到的公司均無利益關係。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微信號： zhouzhanggui100。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在我們詛咒貪婪的e租寶之前，先來看看這兩年宏觀經濟發生了什麼：

土地公有大規模市場化的結果是土地財政，也就是土地買賣成了地方政府的生意。在土地財政的驅使下，地方政府靠賣地創造政績、鼓勵房地產、拉動GDP。

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鎮化在最短的時間內讓這個國家煥然一新，雖然資源破壞、空氣汙染、水資源枯竭，但個體能夠感知到的一切都欣欣向榮。其間，我們也曾靠雄厚的資金實力幫助美國度過了經濟危機，「挽救了世界」，這一切都是經濟成功帶來的榮耀。

直到有一天，計劃生育帶來的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市場發生了逆轉，這極大地削減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動力，實體經濟開始衰退；另一方面，房地產的畸形投資和地方政府更大的進取心，金融系統被投資挾持，簡單的商業邏輯難以爲繼。

此刻，房地產資金告急，基礎設施資金告急，地方政府資金告急，實體經濟由於企業主大量資金捆綁在房地產投資，也嚴重缺少資金擴大投資，國際化更無從談起。而人們的預期依然鎖定在10%飛速發展的GDP，鎖定在那個5次調控漲10倍的房地產牛市。

此刻，資金正在央行的口袋裏苦於無法對接實體經濟，硬幣的另一側——政府意識到防止房地產崩盤帶來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是第一要務，一方面，限購防止拋盤、限價防止地王氾濫、限貸防止銀行和國企捲入地產泡沫；另一方面，多種管道解決房地產資金週轉的難題。

於是，資本市場被給予極大期望，透過「改革牛」來填補整個經濟劇烈調整前夕的資金缺口，這被看來是巨量過剩資本注入實體經濟的唯一方式。

但是，結果事與願違，金融資本並沒有將獲得的牛市財富投資於實體經濟，反而投向全球購買廉價資產，人民幣相對升值後帶來數以兆的消費在境外實現。國企拿到銀行的信貸支援後更多投向了無風險套利，在反腐大背景下的國有經濟主體更傾向於一種防守策略降低風險。

地產、基礎設施、地方債都需要資金解燃眉之急，實體經濟依然沒有新增消費的拉動，於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利率市場化爲背景的P2P千呼萬喚始出來。

這是一個很冗長的故事。結果是，在全世界貸款利率普遍低於5%的時代，中國借貸高達30%以上，理財回報15%，網路金融承擔起了爲經濟全域性救火「敢死隊員」的角色。

如果說P2P這個概念在2010年左右出現的時候的商業理念是分攤風險和大數據金融創新，那麼，此刻，疊加了多種因素之後，發生了質變。P2P被賦予了歷史性的使命，這也註定了其歷史性的成爲了接盤俠，醞釀著歷史性的悲劇。

e租寶是最新的一個，本質上並不稀奇，獨特性在於央視一反常態的對其進行的猛烈抨擊。

媒體開始對e租寶道德審判

和往常的經濟事件不同，這次媒體報導的口徑發生了明顯的不同。

首先，媒體很鮮明地定性e租寶爲「非法集資」案件，是假項目、假三方、假擔保、三步障眼法制造的旁氏騙局；其次，調查中發現e租寶創辦人丁寧生活極其糜爛，紙醉金迷、揮金如土、公司內部大搞不正當男女關係，並且在一個叫ENZO貴族聚會圈裏與富人子弟歌舞昇平，道德敗壞；再次，媒體詳細地公佈了警方調查取證中的一部分內容，比如：丁寧贈與他人的現金、房產、車輛、奢侈品的價值達10餘億元人民幣，僅對張敏一人，丁寧除了向其贈送價值1.3億的新加坡別墅、價值1200萬的粉鑽戒指、豪華轎車、名錶等禮物，還先後「獎勵」她5.5億元人民幣；最後，將「鈺誠系」所有支出最重要的一項歸結爲——高昂的員工薪金，以丁寧的弟弟丁甸爲例，他原本月薪1.8萬元，但調任北京後，月薪就飛漲到100萬元。

透過媒體報導的e租寶基本的線索是——非法集資、高階主管揮霍、資金用於分贓，並沒有提到e租寶在全國媒體大規模投放所帶來的巨大資金投入。

以上報導迅速掀起了進一步的監管風暴。2015年12月29日，重慶暫停新平臺開展P2P業務。2016年1月1日，深圳叫停P2P新平臺註冊。2016年1月4日，上海叫停P2P新平臺註冊。2016年1月7日，央行掀起網路金融專項整治。2016年1月8日，北京下令撤下所有P2P理財廣告。2016年1月9日，北京叫停投資類企業註冊。2016年1月11日，深圳表示停增量，清存量。2016年1月14日，李克強總理：嚴懲金融領域各類違法違規行爲。2016年1月16日，央行制定系統，重點監測P2P。2016年1月19日，類金融企業掛牌新三板被叫停。2016年1月22日，北京將出臺地方版監管細則，支援協會發黑名單。

此外，1月23日，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點名「網路金融」，稱其缺乏標準和監管，再不抓就要發生大問題。按照中央有關部署，政法部門將配合相關部門開展網路金融專項整治，推動對民間融資借貸活動的規範和監管，最大限度減少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可見政府已經把對「網路金融」的治理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而且明確提出是由於缺乏「標準」和「監管」。政府對此的態度極其堅決，而且和之前的「規範和鼓勵」的口徑相比，這次的定調更加嚴厲，不惜對行業進行顛覆式治理的態度讓網路金融合作的多家銀行迅速跟進。

1月22日，中國農業銀行（電子銀行部）發佈了《關於立即停止與違規違約支付機構合作的通知》，要求立即關閉全部涉P2P交易介面。2016年2月初 ，農業銀行之後，招商銀行、交通銀行、北京農商行等多家銀行分別宣佈暫停或關閉所有P2P交易介面。

銀行內部人士對此私下表態更加堅決：「無論P2P好壞，在剛剛發生農行39億票據、中信銀行10億元票據的檔口，銀行領導別無選擇，只能最大力度砍斷任何潛在風險，防止事態擴大。」

也就是說，銀行本身的風險提示，與P2P潛在風險疊加後，整個行業被全盤封殺。這應該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擊。

以至於一家前10名P2P行業高階主管私下表示：「雖然我們公司做的金融防範不會出現系統性問題，並且實業股東支援帶來的整體風險幾乎很小，但是e租寶事件被媒體道德宣判之後帶來的恐慌是無區別的，對所有P2P公司都是致命的。甚至我們其他投資理財產品銷售也受到極大影響，這個信心不知道何時能夠重新樹立起來。」

可見，無論是出於洗清自身幫助e租寶宣傳和傳播的過失，還是出於對事後媒體應該擔當的道德審判職能，e租寶事件處理方式非常接近於貪官的報導口徑，猛烈的道德批判已經在全社會帶來極大的心理衝擊。

不得不說，這種影響深遠距度可能超出目前的觀察和想像，政府、媒體、國企、社會精英、高新技術等多個符號集體代言的世紀創新，竟然面臨全行業的欺詐和道德低下，這記耳光在「創新創業」的大背景下，異常清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發現受害者在這個社會背景下多麼的無辜和無助。）

而從筆者的角度看，類似事件的受害者更顯無助並非可恨的貪婪：難道權威媒體投放廣告和篩選嘉賓沒有任何標準嗎？難道諸多政府監管機構對行業現狀一無所知嗎？對於異地辦公都會嚴格審查的工商執法部門，難道對幾千億規模幾百萬人涉及的金融「詐騙」毫不知情嗎？

此刻，此類疑問還淹沒在對當事人的道德審判當中，公衆對「腐朽」的e租寶高層帶來的心理衝擊還沒有充分消化。道德審判無法真正掩蓋問題，諸多疑問正在醞釀發酵。

P2P行業的鼓勵和打擊政策幾乎同步

我深入研究中發現，2015年是網路金融受到政府明確鼓勵力度最大的一年，幾乎每2個月就有重磅的鼓勵政策出臺，包括如下政策激勵：

一是，2015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該報告中，兩次提到「網路金融」，並表述爲「異軍突起」，要求促進「網路金融健康發展」。寄希望於網路金融發揮草根金融的優勢，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中發揮作用。另一個方面希望網路金融可以加快改革和轉型步伐。

二是，2015年5月8日《發改委關於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指出2015年深化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包括制定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實施方案，出臺促進網路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制定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

三是，2015年7月4日《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網路+」行動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檔案出現15次「網路金融」這個關鍵詞，2次出現「網路借貸」。其中提到要促進網路金融健康發展，培育一批具有行業影響力的網路金融創新型企業。規範發展網路借貸和網路消費信貸業務，鼓勵網路企業依法合規提供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好滿足中小微企業、創新型企業和個人的投融資需求。

四是，2015年7月18日《關於促進網路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意見不僅正式承認了P2P的合法地位，也明確了P2P的資訊中介性質。並以「鼓勵創新、 防範風險、趨利避害、健康發展」爲總的要求，明確了包括股權衆籌融資、P2P網路借貸、網路支付在內的多種網路金融業態的職責邊界。這是P2P行業第一部全面的基本法，爲P2P行業的創新發展真正指明瞭方向。

五是，2015年7月31日《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其中部分條例指出：支付機構不得爲金融機構，以及從事信貸、融資、理財、擔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開立支付賬戶。

六是，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在劃定了24%的民間借貸利率紅線的同時，還進一步明確了P2P平臺的「媒介身份」。此外，《規定》中指出的P2P平臺作爲提供媒介服務的中介平臺，無須履行擔保責任，這被視爲P2P行業未來去擔保化的重要開端。

七是，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建議》的第三節中提到，「堅持創新發展，著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具體的「構建發展新體制」中的表述爲：規範發展網路金融。這是網路金融首次被寫入中央五年規劃。

八是，2015年12月28日《網路借貸資訊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該意見稿由銀監會連同多個部門共同研究起草，並正式向社會公衆公開徵求意見。這就意味著P2P監管細則已經上線，徵求意見期間就是行業適應以及適當修改調整意見的過程。

可見，政府舉全國之力發展網路金融的政策非常清晰，只不過行業發展的速度大大超出政策制定者的預期。

對比發現，在12月28日-1月18日意見稿徵求意見的同時，正是政策大規模稽查網路金融的視窗時間。

用一段業內人士的話說：「網路金融行業的鼓勵和治理的聲音，幾乎是同步發出的，但是我們認爲確實有很多真實的網路金融需求在這次衝擊中受到了極大影響，由於實體經濟和中小經營主體依然無法從大型金融體系中貸到資金，他們對P2P的需求依然比較剛性，不過我們很擔心的是這部分真實需求被錯殺之後，行業真正面臨崩塌的風險。」

應該說這位業內人士的擔憂不無道理，在最初對行業的理解和政策制定上，政策和監管明顯跟不上行業發展速度。比如：經營主體的保證金管理體系，是否需要建立類似銀行的儲備金制度，這個制度是否需要實體經濟實體的擔保或直接參與投資？對於行業出現的問題是否有舉報和檢舉制度將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那麼對監督人是否有一定的保護和獎勵？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更需要價值選擇，而非價值判斷。行政代替市場進行價值判斷之後，如何對「價值」進行有效的評估和管制將成爲首要挑戰。

從自由市場學派的「不干涉」理論看，政府很難在主導產業政策的同時清醒的把握行業發展，因爲政府並沒有價格和收益等信號的反饋，往往比經濟主體本身更容易偏離自身既有的角色和路線。

從之前的電解鋁、水電、風電行業、光伏行業的發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痕跡，政府對產業的補貼和獎勵政策，往往帶來波段性的行業膨脹。而由此破壞的自然發展路徑和生態，帶來的是得不償失的悲劇結果。

舊制度與新科技成爲本屆政府最大治理挑戰

一系列金融黑天鵝的背後，政府並非「不作爲」。

2016年1月27日，在e租寶帶來的風暴正在全國範圍內上演的同時，資訊化部、公安部、國家網路資訊辦公室等部門研究起草了《網路借貸資訊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完成了徵求意見。

而在徵求意見的一個月裏，不完全統計，已經有97家網路金融平臺出事，平均每天4家出現資金問題。90萬投資人參與的500億規模的e租寶；22萬人參與的430億規模的泛亞；7萬人參與50億規模的財富基石；7000多人參與的20億規模的盛世財富。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裏，這些昔日的創富明星紛紛崩盤。

回到本文最初的大背景敘述中，筆者試圖梳理出其中的初衷和悖論：

首先，鼓勵網路金融的初衷是鼓勵中小企業直接融資，但是悖論在於，承受20%年化的資金成本的公司很難在經濟下行環境中生存，整個信託和網路金融誕生的大背景就是GDP迴歸「新常態」之後和發展預期不匹配的「落差和空間」，P2P反而成了實體經濟的寄生蟲。

其次，P2P技術的初衷是透過大數據分散借貸風險，但是隨著政府大規模鼓勵之後行業的激烈競爭，合規企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極大擠壓，一切違法的企業侵佔的實際上都是合規企業的生存空間，劣幣驅逐良幣讓全行業走近「違規邊際」。

再次，「新常態」政策和「供給側改革」的初衷是產業結構調整，但是悖論在於，切斷預期的調整帶來傳統行業資金供給斷崖式下跌，淘汰舊產能的同時，並沒有對升級產能的投資，讓P2P行業真正的優質客戶大面積消亡，市場上高額回報的項目一夜之間消失之後，資金成本讓畸形商業模式難以爲繼。

再次，行業監管方面，初衷往往是發展全新成長點，但是悖論在於——產業政策大力支援的政府作爲的行業往往很快陷入相同的困境。反而是餐飲、美容美髮等完全被政策邊緣化的行業和服務性行業並沒有過剩和風險。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於P2P、網路遊戲這樣的技術驅動行業，似乎行業管理能力永遠落後於實踐，在行業發展之後後置性的行業規範，能否帶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這裏有一個大大的問號。這個悖論是——政府往往樂於鼓勵那些自身沒有能力管制的行業。

由此，回到題目「e租寶是誰的悲劇？」這個提問，筆者突然覺得這是一個真實而沉重的命題。

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在經濟起飛時期建立的威信足以具備任何經濟領域的驅動力，但是當科技飛速發展帶來的治理結構挑戰衝擊自身的時候，政府的改革效率能否跟上市場主體？如果能，政府需要用什麼樣的力度和決心推動自身改革？如果不能，政府需要將行業主導權移交哪些有效的行業主體？這些都是全新的挑戰，雖然不是什麼新課題。

或許在2016年經濟領域大規模反腐的背景下，「越位激勵」的問題會大大減少，但是由此帶來的政府管理層的「不作爲」隱憂，依然無法解決實業對政府有效性的需求。

我們的親人在這場野蠻的財富「盛宴」下，正在失去改革開放30年所有積累的財富以及對社會公平美好的期望。如何不讓悲劇再重複發生？我希望社會上的獨立思想者能夠對於此類人民血淚有更多的關注和發聲。我們需要爲冷漠承擔道德責任。

（作者系市值管理專家，多家上市公司戰略顧問，戰略管理理論研究者。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

「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好笑，」陳先生對我說。這一天北京的天灰濛濛的，他開著紅色法拉利兜風，「但是我不知道該把錢花在什麼地方。」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陳先生在海南島搞房地產賺到第一桶金，然後搬到了北京，在這裏他培養起「做地產大項目」所需的關係。到我們有些交情的時候，陳先生已經成爲中國最富有的開發商之一，他的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開發拓展到了全國各地。

中國富豪的消費傾向

過去陳先生往往把錢投到自己的開發項目當中，但是房地產的預期回報不夠高，所以把錢從地產投資裏拿出來，又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考慮過在美國投資地產或是在夏威夷毛伊島或紐約買房子，但他一年只去那裏一兩次，往往是看望他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念貴族寄宿學校的女兒。

「我以前會買所有豪車品牌最新最好的車款。」他告訴我。我見過這些車——在他北京的豪宅的車庫裏，停放著保時捷、路虎攬勝，以及可以組一個小型車隊的數輛賓士S600。但是，他接著說：「我已經有一年多沒買新車了。」儘管他有過硬的關係，又有錢，陳先生還是沒有辦法在過去一年裏搞到一塊北京車牌。爲了減少汽車數量，北京推出限牌新政，現在北京人得透過每月一次的搖號申請車牌；實際上只有不到1%的人能把車牌弄到手。

限購房產和車輛限牌對中國的億萬富豪造成了影響，迫使他們把錢花到別的地方去。全國各地有許多市政府實施了限發車牌的措施，以緩解交通擁堵和環境汙染。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易車網的創辦人和首席執行長李斌告訴我：「上海和北京限牌之後，其他的城市比如廣州、天津和杭州都推出了限牌措施。因爲城市規劃並未預料到汽車數量成長會這麼快，交通擁堵已經變成中國大城市的嚴重問題，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解決。」

李認爲限牌的措施將會在中國繼續推廣。「其他一些汽車保有量較高的大城市也可能會採取限牌措施遏制交通擁堵。」政府出於遏制炒房投機的考慮制定了房產限購措施，這也改變了消費模式。

陳告訴我2014年他的錢無處可投。「我不相信股市——弄虛作假和操控市場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回到三環路上，我問陳他現在的錢怎麼用。他說他正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平方米的龐大宅邸，「從全世界進口最好的東西。義大利的大理石和窗簾，緬甸的柚木。」全部算起來，他估計花了5000萬美元。

限購政策下每個人能買的房屋數量有限，對豪華大宅的需求應運而生。五年前，很少有房屋賣到500萬或1000萬美元以上。現在，1500萬美元的住宅也有，有一些賣到800萬到1000萬美元，每平米單價2萬到3萬美元。這並不是指整個小區的價格都是這樣，而是說，一套房子賣到800萬到1000萬美元，每平米2萬到3萬美元，這樣的情況變得很普遍。

購房者不像以前一買就買好幾套換著住,現在只買一套房居住，花一筆錢翻新裝潢。

這些幾百萬美元一套的豪宅從外觀上看基本都差不多，但是進去後你就會發現各有千秋。美國的購房者可以從備選項裏挑選一種室內裝潢方案，包括地板和牆壁等，但是中國的購房者不一樣，因爲大部分房子是毛坯房，只有空白的水泥牆。購房者必須自己挑選並安裝電線、地板、燈光，甚至管道。

超級富豪過去會照搬別人的裝修方案，全都弄成富麗堂皇的僞路易十四風格，一樣的鍍金欄杆，一樣的豹紋裝潢，但是現在追求個性的趨勢開始了，因爲大家對家裝流程很熟悉了，想要創造一個不一樣的家。

陳先生特意要把自己的家裝修得和周圍人家裏不一樣。他告訴我他用從世界各地旅行時買回來的擺設、傢俱和其他裝飾品來裝點自己的家，營造一個「溫暖，溫馨的氛圍，我老婆會喜歡，而且和別人家的不一樣。」他到南非狩獵旅行的時候，買了動物皮毛做成的地毯。他把去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旅遊時買的黑檀木雕掛在牆上。

房產限購、限發車牌加上資本管制，這意味著中國的富人在國內能買的高價產品比以前要少。房產限購禁止中國人像紐約人在漢普頓或波士頓人在南塔克那樣可以買度假屋，中國富豪在他們常住的房子上會投入更多錢。

財富被分花到藝術品、傢俱和家居裝飾上。中國最大的國有地產開發商保利集團旗下的保利文化公司，專攻古董收藏和藝術品拍賣，2014年這家公司IPO之後股價飆升，因爲投資者知道有錢人都在買藝術品，一部分是爲了彰顯自己的品味以及做投資，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爲他們不知道還能把錢投到別的什麼地方。2013年中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藝術品買入市場，總額超過40億美元。

陳先生也買了一些裸鑽和切割鑽石，做成定製首飾後送給親戚。他認爲做首飾「獨特又貼心」，因爲定製首飾比從奢侈品牌店買現成的首飾感覺更特別。

一些中國富豪的離岸消費，往往在澳門透過可疑的管道進行，他們假意購買商品，刷銀聯卡。消費者透過刷銀聯卡購物，然後退回商品，套取比付款額稍低的現金，差價作爲手續費，這樣用刷卡套現來繞過兌換外匯的限制。比如說，他們刷銀聯卡買一塊20萬美元的手錶，然後退回手錶拿取19萬美元現金，店鋪則拿走5%的差價作爲手續費。也有其他一些人會找非法的兌匯者，就是偷偷出沒在銀行和熱門觀光地點附近的黃牛。

CMR對十幾位中國億萬富豪調研之後發現，他們出國旅行時會避開去巴黎和羅馬的大衆路線，而到更不尋常的一些地方去冒險，比如南非或阿拉斯加。中國那些真正的有錢人追求的是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億萬富豪也在花更多的錢買高價商品，比如飛機和遊艇，因爲購買這些產品沒有太多限制。近幾年來，軍方對私人飛機開放了空域，國內的機場也開始出租飛機庫供私人飛機停放。通用動力旗下的灣流宇航，在中國的銷售業務火得驚人。

炫耀性消費在改變

1990年代，買一個幾千美元的路易威登包包或古馳包包是大多數中國人認爲自己永遠無法企及的夢，就跟如今大多數美國人買不起幾十萬美元的法拉利和勞斯萊斯一樣。用外國品牌，就算是大衆品牌，比如寶潔的洗髮水或耐克運動鞋，也是成功的象徵。消費者在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陽路這樣的市場上，買假冒的拉爾夫•勞倫服飾和貼著普拉達標籤的山寨名牌包，是窮日子裏的窮辦法，而不是缺乏道德。當時的有錢人拎著正宗的名牌包，感覺倍有面子。

到世紀之交時，奢侈品對許多中國人而言仍然遙不可及。炫耀性消費，穿戴名牌是獲得社會身份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種方式。帶有明顯品牌標識的手袋、鋼筆和手錶，比如路易威登、歐米茄、萬寶龍這些名牌的商品在貨架上被一搶而空。標識越大，越明顯，越閃瞎眼,就越好。

到了2000年代末，中國人成爲了新一批1980年代的日本人。到2012年，中國人消費的奢侈品大約佔到全球奢侈品份額的20%，紐約第五大道和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擠滿了中國人。奢侈品零售商僱傭會說普通話的售貨員。

炫耀性消費仍然占主導地位。中產階級消費者成羣結隊地搶購路易威登和普拉達；2013年中國消費者購買的路易威登產品佔到該品牌全球銷售額的50%。此時，這些東西已經正式成爲了主流商品——於是超級富豪們不再需要了。一位北京女富豪告訴我，她不會買任何路易威登的東西，因爲太「大路貨」——就算辦公室裏一個月賺800美元的祕書也在存錢（通常不喫午飯），爲了買帶路易威登印花的聚氯乙烯塑膠皮包。

億萬富豪轉向更高級的品牌，比如香奈兒、葆蝶家以及愛馬仕，並且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貴的東西上，比如汽車。2014年中國成爲保時捷和勞斯萊斯最大的市場。有錢的消費者購買私人飛機和高階紅酒，並開始把小孩送到國外頂尖的寄宿學校，比如美國的聖保羅和安杜佛。

爲了更瞭解中國超級富豪們的消費習慣，我在2014年採訪了瑪蒂•維科斯特羅姆。她於2009年和2013年間任職於歷豐集團，是這家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控股公司時裝與配飾部門的CEO。她目前是Harrys of London 的總裁，這家高級手工製鞋品牌，採用橡膠鞋底，逐漸受到年輕皇室成員的青睞，品牌客戶包括碧翠絲公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以及湯姆•帕克•鮑爾斯（卡米拉的兒子）。

過去幾年我和她在巴黎和上海見過面，發現她總是能把握中國富豪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潮流。

「中國消費者的品味水準和消費習慣變得越來越挑剔了，」維科斯特羅姆告訴我。她的品牌Harrys of London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艾美獎獲獎演員達米安•劉易斯在最新一部電影裏就穿著Harrys of London,它是世界上最高級的鞋履品牌之一——一雙售價從幾百英鎊到幾千英鎊，去過倫敦的中國富豪們越來越流行穿這個牌子的鞋。這些消費者看重「工藝、材質、傳統、耐穿」，她說，而這些品質「已經開始超越炫耀性消費和炫富品牌，成爲了購物的關鍵標準」。

「但是透過購物而獲得社會身份地位是否仍然主流呢？」我問。

「身份地位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購物方面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購物是爲了形成消費者的個性和獨特風格，」維科斯特羅姆回答。在她看來，自從2012年「政府反腐行動開始之後，毫無疑問加快了」這種轉變，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開始脫離名牌標識，炫耀性消費下降」的趨勢同期而行。

標識特別顯眼的那些品牌，比如路易威登，已經不再喫香，並不是因爲消費者的品味演化或層次提高了，僅僅是因爲他們想要更低調一些。

維科斯特羅姆把這種趨勢稱爲「藏富」行動；不那麼顯眼，與周圍人不一樣，富裕人羣在尋找低調的小衆品牌，例如Harrys of London，以及布里奧尼或者奇頓這樣的複合品牌精品店。維科斯特羅姆說這種趨勢也爲中國品牌創造了機會，例如國產品牌「例外」。第一夫人第一次國事訪問出行莫斯科時提的就是這個品牌的手袋。「許多見多識廣的消費者開始認爲『例外』的一些品類比某些西方品牌還要好」，比如手袋和外套。

超級富豪的新玩具

「超級富豪們現在想要什麼呢？」我問。

維科斯特羅姆回答說：「精明的中國消費者現在把目標鎖定在那些把他們和其他人區分開的品牌，能反映出消費者有品味的風格和日趨成熟的思想：卓越的消費者體驗，定製商品和獨家銷售的商品，以及帶有內在價值的產品。」

維科斯特羅姆的分析與Cape Cobra的老闆理查德•夏佛的經歷一致。這家南非頂級皮毛製品製作商爲蒂凡尼、邁克•高仕和克洛伊等品牌製作皮革製品。夏佛告訴我，他的名牌鱷魚皮和鴕鳥皮皮具廣受那些在他開普敦皮具精品店駐足的中國客人的喜愛，這些客人往往是「最高階的消費者」。他還跟耀萊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合同，從2013年起在北京銷售鴕鳥皮製品。因爲中國人渴望與衆不同且更高階的品牌，銷量比他們原先預期的數字高出了好幾倍。

「我剛買了一架灣流550，」葉先生告訴我。這會兒我們在他奢華的私家會所裏喫飯。葉先生是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保持著極度低調的狀態——他從不出現在中國任何一個富豪榜單上，比如胡潤百富或者福布斯富豪榜，儘管以他的身價絕對有資格上榜。而且他從來不接受媒體採訪。最好不要太出風頭，他這麼跟我說。他願意與我交談，正是因爲他相信我不會做任何有害他的事。

會所的牆壁上裝飾著玉石雕像和古代的鐘鈴。葉指出幾件他稱爲「無價之寶」的物件。葉先生的妻子提一隻香奈兒手袋，穿著粉色套裝和一雙黑色高跟鞋。葉先生穿一身現代派的中山領襯衫。葉先生經常要去葉門和其他中東國家以及非洲國家談能源生意。他說有一架私人飛機可真是幫了大忙。

私人飛機銷量飆升，使得許多公司把他們最先進的飛機賣給中國買家，而不像以前那樣賣給中東皇室。遊艇也變得很熱門。一些海南島的住宅小區的售樓噱頭就是買房送遊艇私家泊位。反腐行動影響了遊艇銷售，但是受影響的大多是銷售給企業的那部分。2014年參加海天盛筵遊艇展銷品牌的數量跌至72家，而一年前有139家。然而賣給富豪私人的遊艇銷量一直表現出驚人的成長態勢。一家遊艇製造商告訴我，如果中國的人均遊艇保有量達到香港的水準，那麼中國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義大利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香港的遊艇保有量是每25個富豪當中就有一個擁有遊艇，而現在大陸的情況是每318個富豪中有一個擁有遊艇。

中國奢侈品消費者的變化

儘管富有人羣的品味不斷變化，而且渴望保持低調，奢侈品在中國仍然很重要——買奢侈品背後的動機在發生變化。看重的產品與種類在變，但總體購買力仍然很強勁。

2006年CMR受一家總部在香港的奢侈品零售商委託，展開了一項調研。這家公司的地位相當於亞洲的美國高級商店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或者尼曼百貨。調研的主要發現揭示，消費者渴望的品牌全都差不多，就那麼五到十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傑尼亞、登喜路等，只有少數例外。購買同樣的品牌能讓他們展示身份，說明達到了「跟大家一樣」的水準，但是恐落人後的擔憂左右了大部分的購物決策。消費者擔心買錯了牌子看起來又傻又土。幾乎是一種高中生的心態捲土重來。

CMR等候在男裝西服品牌傑尼亞門店的出口，採訪購物的客人，有許多人告訴我們，他們完全就是照著塑膠模特兒身上的那一套——西服、領帶、襯衫、皮帶、皮鞋來全部買齊——因爲他們希望看起來穿搭合體。他們不知道如何混搭。

2006年傑尼亞用「英雄所見略同」這樣的廣告語來做宣傳，其中的那種涵義如今不可能再奏效。因爲中國市場的消費者越來越自信，足以自己來思考和決定買什麼。

生活小康的白領階層正在形成，也增加了對高階品牌的需求，例如邁克•高仕和蔻馳（Coach）。這些品牌的定位僅次於路易威登這樣的大牌奢侈品。白領們開始相信他們永遠也成不了真正的富人，這和五年前的情況很不同，那時候許多白領都相信他們正走在成爲富人的路上。

2009年CMR在例如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採訪中產階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爲自己還在成爲真正富豪的路上邁進。2013年CMR調研發現，這種心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大多數人表示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爲超級富豪，因爲他們錯過了過去十年的房地產熱潮。

中產階級現在的目標比以前稍微低了一些，他們購物的檔次也比之前夢寐以求的頂級品牌降了一級。從路易威登到博柏利、麥絲瑪拉以及托里•伯奇。另一方面，最有錢的消費者比以前升了一個檔次，購買香奈兒和愛馬仕。而大牌奢侈品例如古馳、普拉達和路易威登則落在了中間，高不成低不就。

習近平主席影響深遠的反腐行動刺激了奢侈品消費的轉變，那些受歡迎的品牌和產品類別與以前不一樣了。反腐也讓奢侈品成長整體放緩。奢侈品銷售的成長從2011年的30%跌至2012年的7%，再落到2013年2%的水準。《理財週刊》（MoneyWeek）的梅林•薩默賽特•韋伯觀察到奢侈品銷量的驟降。他在2013年8月的一期《金融時報》上撰文斷言，反腐行動讓所有奢侈品牌和所有奢侈品類別的銷量一落千丈。還有許多分析師也持有這樣的觀點。根據這種看法，腐敗的生意人購買奢侈品並給官員送禮是先前奢侈品銷售大增的原因。但真的是這樣嗎？

送禮對於奢侈品行業的影響有多大，如果你觀察得比薩默賽特更深入一些，得出的觀點就會不一樣。對中國市場大多數的奢侈品品牌而言，送禮只佔到銷售額的20%。而對一些與暗中送禮更密切相關的特定產品類別，比如高階茶葉、手錶、白酒和高檔香菸等，送禮所佔銷售額的比例要高出許多。這在不同的品牌之間差別很大——往往流行送路易威登和歐米茄而不是依芙聖羅蘭或者麥絲瑪拉。不同的性別之間也有鮮明差別，行賄的禮品中男性使用的產品遠多於女性配飾和服裝。

CMR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調研了1000位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基於這些調研我們發現，基本上購買禮物佔到奢侈品銷售總額的20%，其中有一半（銷售總額的10%）是買來送給朋友的。政府的反腐行動對這部分生意的影響並沒有許多人設想的那麼大。送禮的部分中還有四分之一（銷售總額的5%）是商務往來，剩下的四分之一（銷售總額的5%）是給政府官員送禮的腐敗行爲。對許多品牌來說，送禮給官員的購買所佔的份額並不多。

對品牌來說，更大的威脅來自政府官員使用公款購買奢侈品進行奢侈消費。許多官員的薪資水準低於他們交際圈的平均水準。公務員一個月的工資不到1000美元，這種情況很普遍。他們以往使用公款買禮物送給其他官員。

2013年像龍井這樣的高階茶葉的銷量同比大跌70%，一年中幾千家高階餐飲生意慘淡。超過50家五星級酒店遊說相關部門，請求降低一個星級成爲四星酒店，因爲政府實行的新政要求公務員差旅不得下榻五星級酒店，航班不得乘坐公務艙。政府也減少了公務員出差住酒店的天數，縮短和減少了公務員出國的行程以及出國考察的次數。

更嚴格的監管環境和挑剔的眼光一起改變了中國富人消費奢侈品的現狀。他們更趨於在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上花錢。這些方式往往根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不是炫耀財富和身份地位的心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奢侈品行業的許多品牌仍然有充分獲得成長的機遇。

（吳怡瑤 譯）

（本文節選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國的終結》（上海譯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MR）的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