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2年11月2日，中國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副行長林毅夫在FT中文網2012年度高峯論壇上發表了題爲《全球經濟大衰退：超越凱恩斯主義和「新新常態」》的主題演講。此演講稿根據論壇文字記錄整理，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轉載請註明出處。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突然倒臺，觸發全球經濟進入從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2008年9月份突然爆發的危機，馬上引起全球股票市場普遍下滑超過40%。在不少發展中國家，股票市場崩潰的程度超過50%，而且國際貿易急劇萎縮，貿易量下降差不多達到50%，全球出現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全球的經濟負成長。在那個過程當中，各個國家的失業率急劇上升，而且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的著名公司也申請了破產保護，包括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等。在這樣的危機當中，中國作爲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中國沿海地區有2000多萬農民工失掉就業機會。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各國政府吸取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教訓，在2008年年底的20國峯會上，一致決定採取一些應對措施。首先是發達國家出手援救它們的金融機構，避免銀行大面積崩潰垮臺。第二，20國集團會議一致決議，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來啓動它們的消費。第三，20國集團一致決議，即使國內的失業率增加，就業減少，但是不能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繼續保持自由貿易的原則。

在這三項措施的共同作用之下，全球避免了最糟狀況的發生，尤其是中國，從2008年底開始，推行了4兆元人民幣積極財政政策，啓動了需求，啓動了消費，啓動了就業，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時候就開始恢復成長。整個2009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達到9.2%，2010年達到10.4%，2011年成長率仍然高達9.6%。巴西、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復成長，發達國家在2009年的下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也恢復了成長，但是全球經濟成長的根基還是不穩定。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普遍失業率還是非常高，美國還是在8%左右，歐洲國家普遍超過10%。不僅失業率高，經濟成長非常疲軟，政府的債務很高，尤其是歐元區債務危機不斷此起彼伏。在歐元區內，出現了第二次探底。而中國經濟也同樣出現從2011年年初開始到現在連續七個季度成長率的下滑。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時候，就跌破8%，第三季度成長率只達到7.10%。在這種狀況之下，全球經濟將會何去何從？出路在什麼地方？我想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對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我個人是比較悲觀的，這也是爲什麼我用《全球經濟大衰退》作爲主標題的第一點原因。現在國際上關注的焦點是歐債危機，像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這些國家，能不能及時從歐洲中央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到短期的援助來解決他的債務。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南歐國家如果不進行能提高生產力、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任何短期的援助措施就像喫止痛藥一樣，能夠緩解一段時間，但是三個月、六個月，頂多九個月以後，同樣的問題會再來，而且來的時候嚴重的程度可能比上一輪嚴重程度還高。

結構性改革非常必要，這是發生危機的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共識。但是，結構性改革在南歐國家目前的狀況之下非常難推行。這些改革的內容包括降低工資、減少福利，金融機構去槓桿。這樣的措施固然在中長期能夠增加這些經濟體的競爭力，以及提高它們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是這些措施短期內都會減少需求，減少消費，降低經濟成長率，然後增加失業率。在這些發生危機的國家，失業率已經是非常高了，像西班牙失業率高達23%，而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50%，如果在這種狀況下，再要他們進行結構性改革，讓失業率更是增加，肯定會出現社會的不穩定跟政治的不穩定。如果沒有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穩定，經濟發展當然也不可能。因此，雖然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在目前的這種狀況之下，結構性改革非常難推動。

這種狀況在過去當然也發生過，例如在東亞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解決過去危機的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般是三項措施，「三管齊下」：第一是要求發生危機的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增加它們中長期的競爭力；第二，要求這些國家的貨幣大量貶值，促進出口的增加，由外需來對沖因爲結構性改革導致的內需下降；第三，這兩項措施產生作用要有一段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給一筆援助，來幫助這些國家走過短期的空檔。

這個措施目前在南歐國家是不可行的，因爲它們沒有獨立的貨幣，因此沒有辦法靠貨幣貶值來給它們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當然歐元是可以貶值的，靠貶值可以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是目前的限制條件是，日本、美國同樣有結構性改革的問題。我們知道，美國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大家也在講美國需要結構性改革，可是由於同樣的理由，美國結構性改革也還沒有進行。日本從1991年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破滅以後，大家也在講日本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增加整體的競爭力，但是日本過去22年來一直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美國、日本、歐洲都是發達國家，它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是相互競爭的，如果歐元區要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去增加它的出口競爭力，拿走的就會是美國的市場、日本的市場，就會增加美國的失業率、日本的失業率，而美國和日本失業率高企的狀況之下，如果歐元區貨幣貶值，必然引發美國、日本採取競爭性貶值的方式來對沖。

這實際就是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當歐洲中央銀行採取數量寬鬆政策，宣佈無限制購買這些發生債務危機國家的政府債的時候，美國馬上宣佈QE3，日本同樣馬上宣佈數量寬鬆的貨幣政策。所以我判斷，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些發達國家國內經濟改革推行不下去，出現經濟成長非常疲軟、失業率高企的狀況，而且在這段時間裏，政府債務會急劇增加。日本1991政府累積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60%，是OECD國家裏狀況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是由於過去22年疲軟的經濟成長和高企的失業率，日本現在累積的政府債務已經高達GDP的230%。與此類似，美國及歐洲國家現在普遍的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經超過100%，很可能在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長的時間擺脫不了這個狀況，它們的政府債務也會像日本那樣不斷地迅速積累。

爲了降低這些政府還債的利息成本和舉新債的成本，這些主要國家都會採取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把利率保持在零的水準，實際上日本從1995年以後到現在，它的利率一直都是接近零的。美國現在的利率也是接近零，歐洲是同樣的情形，這很可能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的國際宏觀環境。

在這麼一個低息的、寬鬆的貨幣政策之下，必然會鼓勵很多短期的投機和套利。這種接近零成本的狀況，會鼓勵大量資金流進這些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然後把股票不斷地往上推。比如像美國，現在的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2008年以前的水準。我們知道這幾年美國的實體經濟是非常差的，但是股票已經達到2008年的、當時已經有泡沫的水準。在這種狀況下，這些投資家心裏是沒底的，他們知道這是有泡沫成分的，因此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跌。

而且這些短期的投資基金不僅會進入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也會有不少基金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像石油、原材料、糧食市場上面去，就會推動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高漲，同時這種高漲會有泡沫的程度存在。因此只要有資訊說，哪個地方減產，哪個地方增產，都會造成這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大幅的上漲。

這些資金也會進入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表面上比較好的新興工業體、新興經濟體。大量的資金流入會推高這些國家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泡沫。同時大量資金湧入，也會推動這些國家匯率的升值。當這些國家匯率升值以後，出口競爭力降低了，實體經濟面就會變壞。等到實體經濟面變壞以後，這些國際炒家馬上會說，這些國家可能會出現問題，因此大量的資金可能又會流出，這些國家的股市、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可能就會破滅，就會給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帶來巨大的挑戰。這可能就是未來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長時間裏國際經濟的新常態，也就是投資的回報率不高、風險非常巨大、經濟成長非常緩慢、失業率非常高的新常態。

在這樣的國際經濟之下，中國經濟從2011年年初到現在出現連續七個季度經濟成長速度的下滑，這也是最近這十幾年來的第一次出現的情形。因此在國際上唱空中國、「中國崩潰論」的論調此起彼伏，推斷中國在2013年會出現崩潰。在國際市場上這種論斷還是相當有聲音、相當有影響的。

到底中國經濟的態勢會是怎麼樣的，首先我們必須要分析一下爲什麼2011年中國經濟出現連續七個季度的成長速度的下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國是一個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國家。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發達國家的經濟普遍非常疲軟，尤其是歐元區。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它的經濟是在萎縮。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出口貿易成長速度當然會下滑，貿易是經濟成長的三架馬車之一，這架馬車是在減速的。

第二，中國從2008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到現在，四年的時間已經過去，大部分的項目不是已經建成就是即將建成，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投資的成長速度也會下滑，所以第二架馬車速度是下滑的。再加上中國政府爲了防止房地產的泡沫和通貨膨脹，還主動地進行了一些宏觀調控，這會加快成長速度下滑的速度。

第三架馬車是消費，消費在中國一直都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三架馬車當中有兩架減速，就有一架還是按照過去的速度成長，在這種狀況下，經濟成長速度相當會減速。

但是我認爲中國不會崩潰，因爲中國經濟成長的潛力和空間都是相當大的。就以短期來說，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是非常多的，投資項目很多。同樣中國作爲一個中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還有非常多的空間，尤其是大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北京這樣全球首善之區，下場大雨都有可能死人，這是在東部的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情形。還有環境的改造、社會工程的改造，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報。

不僅有好的投資機會，中國政府的財務狀況還是非常好，政府的負債加上過去這四年地方投資平臺十萬億元的貸款，加起來也不過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0%多一點。在各個國家當中，這種政府財務狀況是屬於非常好的，所以就給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不僅是政府有錢，我們的民間儲蓄也非常高，再加上還有3兆美元的儲備，在投資的時候，不管是機器、設備、原材料，中國都有足夠的資金。所以我相信在未來幾年，中國靠這些有利的條件維持8%的經濟成長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而更重要的，我覺得中國還要維持20年8%成長的潛力。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說過這樣的說法，但是我知道在媒體上和學界內引起了一些爭議，所以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一些闡述。

我們知道，長期經濟成長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主要靠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成型。爲什麼這樣說呢？我們就以西方發達國家來看。像歐洲或者北美，他們在18世紀以前的經濟成長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這意味著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進入到18世紀中葉以後到19世紀中葉，平均人均收入的成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平均每年0.05%變成平均1%，也就是說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降低爲70年。18世紀下半葉以後，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這些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平均的成長速度每年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70年降爲35年。

爲什麼在發達國家出現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400年降爲70年，又降爲35年？因爲出現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而這個技術創新不僅是現有產業的生產率提高，還出現了很多新的產業、附加值更高的產業，所以可以把資源從附加值低的傳統農業部門不斷地往附加值比較高的新的製造業、服務業的部門轉移。這是發達國家經濟能夠維持高速成長的最主要的原因。在18世紀以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並沒有跟上這股工業革命的浪潮，所以它的經濟發展就停滯了，或者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的高速成長，所以這個差距就越來越大。

但是要維持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是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這個道理對任何國家都是共通的。發達國家從18世紀下半葉到現在，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成長是2%，再加上人口成長率大概一個百分點，所以發達國家經濟成長平均速度和潛力是3%。可是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經濟的成長是靠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升級，而這種創新和產業升級都代表新知識的使用。對發達國家來講，這種新知識必須自己發明，發明的成本非常高，失敗的機率非常高。但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對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是創新，但創新的含義不只是發明。對發達國家來講是發明，因爲它們有全世界最邊緣的技術、最邊緣的產業前沿。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只要在下一次生產當中用的技術比現在用的技術新，就是創新，而這個技術可能是別人用過的成熟的技術，這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

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後發優勢」的話，經濟成長速度可以是發達國家的兩倍、三倍。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全世界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了這個後發優勢，達到經濟成長每年7%或者是更高，維持25年或者是更長的時間的績效。當然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變成了那13個經濟體之一，改革開放以後連續32年每年9.9%的成長，最重要的動力就是利用後發優勢，加速了我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並且降低這個創新的成本。對中國未來發展會怎麼樣，一個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斷，就是中國的「後發優勢」還有多大，這樣的「後發優勢」怎麼來衡量。

衡量一個國家的後發優勢，最好的指標是這個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和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代表這個國家平均勞動生產率，平均勞動生產率代表這個國家平均技術水平、產業水準和各種制度效益的水準。

最新數據是2008年的數字。在2008年的時候，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平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於什麼水準呢？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相當於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國的差距，臺灣地區在1975年跟美國的差距，南韓在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日本從1951到1957年，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成長，臺灣利用「後發優勢」從1975年到1995年維持了20年每年8.3%的成長，而南韓從1977到1997年，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成長。日本、新加坡、臺灣、南韓都是我前面提到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後發優勢」來取得超過7%的成長持續超過25年的國家和地區。

以同樣的「後發優勢」跟同樣的發展軌跡，如果東亞的日本、新加坡、臺灣地區和南韓可以維持20年7.6%到9.2%的平均成長速度，我相信中國從潛力來講應該有20年平均每年8%的成長潛力。要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必然要進行很多努力。這些努力包括，必須把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進行到底，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消除掉，要改善收入結構的問題，收入分配的問題，也要解決貪汙腐敗一系列的問題。這是十八大以後下一屆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也相信我們的政府跟我們的社會會繼續努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把中國快速經濟成長的潛力挖掘出來。

當然，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對目前的世界來講會是一個利好的訊息，可是要對全世界出現「新常態」來講，中國一國的快速發展是不夠的。要走出這場危機，必須幫助這些發達國家走出目前結構改革的困難，然後讓他們能夠恢復正常的成長。

但是怎麼來做呢？過去當危機只發生在一個國家的時候，尤其這個國家自己有貨幣的時候，它可以靠貨幣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如果它要進行結構改革，也必須有空間，也就是說能有一個外在需求的增加，以對沖國內因爲結構改革導致的需求減少，然後維持一個可以堅守的就業成長率。

在目前這種國際狀況之下，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的辦法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因爲我們知道，對發達國家在當前失業率很高的狀況之下，政府不能無作用，因爲政府至少必須給失業人救濟金，不然社會肯定不穩定。比如像西班牙，當有23%失業率的時候，政府的債務負擔肯定減不下來，因爲失業救濟金要增加，經濟成長率放緩，政府的收入要減少。正因爲這個原因，西班牙儘管實際上已經進行了不少結構性改革，但是政府負債佔GDP的比重還達到8%，國際金融市場對這個情況的反應非常負面。

既然政府一定要花錢，與其花錢來做失業救濟，不如花錢來搞投資。尤其這個投資不是傳統意義上、凱恩斯主義意義上的挖一個洞、補一個洞，而是消除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瓶頸環境項目。這些投資在短期會創造就業，會創造需求，會拉動經濟成長，而且這樣的投資從長期來看會提高成長力、競爭力，政府的財務稅收會增加，政府的財務稅收增加以後，可以償還過去的債務。

通常情況下，政府花錢搞投資，創造就業，創造收入，人們可能預期將來要還債的時候政府要增加稅收，所以他現在就開始節儉，也就是說政府增加支出，老百姓增加節儉，總需求並沒有增加，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但是「李嘉圖等價」的前提是什麼？「李嘉圖等價」的前提是政府的開支不會增加經濟的成長率，也就是說如果政府的開支是失業救濟不會增加經濟的成長率，如果政府的開支是開一個洞、補一個洞，不會增加經濟成長率，但如果政府開支是用於提高經濟成長率的基礎設施項目的話，那麼這個投資可以提高經濟成長率，將來由政府收入的增加來償還政府的開支，因爲對老百姓稅賦不用增加，因此老百姓會有就業增加消費，這是中國在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那一輪宏觀調控所創造出來的經驗。

1998年中國遇到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當時的態勢跟2008年那一場的衝擊是非常相似的，中國也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的積極財政政策用在對中國經濟成長上構成瓶頸的交通基礎設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1998年的時候，中國的高速公路全國只有4700公里。在那一年積極財政刺激之下，中國高速公路從4700公里增加到的2002年的25100公里。在那樣的投資過程當中，當然政府的債務是會增加的，中國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97年的25%增加到2002－2003年的35%、36%。但是那一輪的投資給中國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空間。從1979到2002年，中國平均每年經濟成長速度是9.6%，而且在2008年中國是兩位數的成長。但是在那一輪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後，中國的經濟成長瓶頸被消除了，所以從2002年以後，中國連續七八年兩位數經濟成長。因爲中國經濟加快了，稅收增加了，再加上底數放大了，中國政府的負債在2008也只降到只剩下23%左右。

這就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帶來的結果。這是當前的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空間的一個最好的方式。發達國家固然基礎設施相對是比較好的，但是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50－100年前建的。比如我在華盛頓工作的時候，從華盛頓到紐約交通距離是220英里，現在坐鐵路需要時間是2小時45分鐘，我們現在國內高速鐵路一個小時就能到達，這樣可以大量提高效率，提高經濟回報率。再看其他國家。英國地下管道普通是150年前建的，非常的老舊，效率非常低。根據美國工程協會的估計，美國在未來五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數量是相當巨大的。美國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達到2.2兆美元，當中一半沒有列入預算。而根據歐盟的研究，從2011年到2020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入達到2.1兆美元－2.8兆美元。

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發達國家能夠利用這個機會來進行這些能夠提高經濟成長的項目，就可以給結構改革創造空間。當然，這場投資還不只限於發達國家，也可以到發展中國家來投資，因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瓶頸更大，投資回報率會更高。以印度爲例，從2011到2015這五年間，所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大約需要1兆美元，但是它自己國內的資金只有5000億，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這種情形。

所以現在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來說，都面臨抉擇。一個選擇是，大家都可以根據國內經濟過去的經驗來做，這樣很可能出現經濟成長非常疲軟、失業率非常高、政府債務不斷積累、靠寬鬆的貨幣給不斷增高的政府債務埋單的「新常態」。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這個選擇就是發達國家，利用其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這一點，在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進行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給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讓他們恢復到經濟的正常成長。

如果以這些項目支援發展中國家的話，可以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創造更好的條件，這種狀態我稱之爲「新新常態」。全球經濟大衰退可能會造成全球經濟在五年、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新常態」，只要我們思路對頭，可以使得這種「新常態」變成「新新常態」。

對於如何讓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充分按照它的比較優勢發展，利用「後發優勢」，我有兩本書，一本書是《新結構經濟學》，一個是《繁榮的求索》。不管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後發優勢，這些方面都還需要理論創新。所以我還有一本書，關於方法論，叫做《本體常無》。這幾本書對我的觀點進行了比較好的解釋，也歡迎學界的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見進行商榷。謝謝。

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美國和歐洲都實施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寬鬆或「準量化寬鬆」政策，即美國的QE3和歐洲央行宣佈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擁有鉅額外匯儲備同時又大量購買美元資產的中國如何自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餘永定在FT中文網2012年度高峯論壇上給出了他的解答。

餘永定表示，首先的判斷是，本次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一場債務危機，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國家消費過度，儲蓄不足，造成了長期的債務問題，即「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都期望西方國家拿出解決債務危機的辦法，但現在很失望，因爲沒有看到它們拿出了什麼有效辦法。通常情況下，解決還債問題有幾種方法：一是透過經濟成長；，二是搞通貨膨脹，把債給「脹」沒了；三是把債務利息率拉到最低，即零利率，從而可以借新債還舊債（roll over）；最後一個辦法就是勒褲腰帶。而本輪危機之後，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採取了極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有的國家也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財政政策的爭議性仍比較大。

餘永定認爲，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擁有很大的優勢，因爲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聯準可以大量發行貨幣，發行大量國債，把債券利息壓下來。歐洲國家過去不願這麼做，但最近隨著歐洲央行的舉措，也在走上這條道路。也就是說，歐美都在採取很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壓低國債收益率，解決財政危機。

餘永定認爲，這種政策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其主要後果就是犧牲債權人利益，而債權人主要就是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西方國家解決危機方法就是把債務負擔轉嫁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中國目前的對外淨資產約爲兩萬億，按道理中國應收取利息，但去年就付給別國2270億的利息，這是荒唐的事情，」他說。

他認爲，發達國家透過通膨讓中國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喪失價值，這是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在此情況下，中國需要加緊內部的經濟調整，同時避免外匯儲備受到過大的損失（損失本身已不能避免）。中國需要有考慮周到的戰略，一方面讓經濟迅速發展，在流量上不要繼續遭受損失，也要考慮存量上不要有過多損失，要加速結構調整和成長方式轉變，更多依賴國內需求和消費，不要讓投資增速高於經濟增速，因爲投資效率正在下降，必須全面考慮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這纔是立於不不敗之地的根本。「時間已經不多，必須抓緊。」他警告說。

2012年，全球仍處於尋求復甦、避免衰退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新的成長點成爲中國以及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共同目標。中國作爲以出口爲導向型經濟體，在拉動經濟成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均出現放緩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並抓住新的經濟成長點，將是中國未來變革中做出的關鍵抉擇。

11月2日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度中國高峯論壇在北京舉行，其中一個論壇主題圍繞「尋找經濟新成長點」展開，與會嘉賓各抒己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中國在尋找下一個新的經濟成長點的過程中，政府在經濟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提供基礎公共服務，二是，政府要負責治理遊戲規則。具體講就是在私人部門參與經濟活動的同時，政府要提供公平、公正、公開的遊戲規則，使得大家在公平的環境下充分競爭，提高效率。而那些長期投資回報率不高的行業，政府應該直接參與。從這兩點看，目前政府還有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

首先，目前中國政府稅收收入、政府的支出佔GDP的比重跟其他國家比較差不多，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有很大一部分是隱性的。最近幾年尤其是2009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在中國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少人認爲中國的經濟成長是靠地方的融資平臺來驅動， 2009年確實如此，但是到2010年、2011年出現一定程度的整頓緊縮，不過由於今年穩成長的需要，略有恢復。上述情況說明，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當中的角色與過去比較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或者是新的動向。

其次，遊戲規則。以上面提到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爲例，政府既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又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這明顯帶來了衝突，遊戲規則可能更有利於政府或者是國有企業，這是值得非常關注的問題。

尋找新的成長點，一方面未來政府要降低他在經濟活動中的分量和作用，另外一方面，在某些領域，在收入分配領域，在控制資產泡沫領域，政府應該加大政策遊戲規則制定的干預力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尋找新的經濟成長點，可以理解爲尋找新的經濟成長源泉。一方面，如果尋找的是經濟成長點，在座的經濟學家通常會告訴大家，中國經濟有很多的成長點，如城市化可以刺激投資需求，中西部地區基建也會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很顯然，這些成長點都是來自於投資需求方。從政府角度看，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以及刺激計劃的推出都可以帶動大規模投資建設從而產生新的成長點。但是我認爲，這個沒有必要，在今天的形勢下，第一沒有必要，第二有危險，因此我們要討論經濟成長新源泉。

從人口紅利角度看，如果把一個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成長，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的人口結構看作人口紅利的話，這個人口紅利在2010年結束了，因此從2010年以後，15到59歲的人口是負成長。按這個人口來計算的人口撫養比是上升的趨勢，因此中國勞動力的成長不再是正的，是負的了。與此同時，我們這些年遇到了顯著的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我們不能總期待投資成長保持較高速度，因此經濟成長減速是必然的，這個減速就是潛在成長力下降。

「十一五」潛在成長率如果是10.5%的話，「十二五」應該減到7.2%，「十三五」進一步減到6.1%，意思是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達到的合適的經濟成長速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尋找需求方的經濟成長點去超越這個潛在成長率，那是錯誤的，人爲的用需求刺激的方式去超越潛在成長率的話，第一看到的是GDP的百分點，但是同時會收穫產能過剩、價格扭曲，偏離比較優勢、通貨膨脹甚至泡沫，所有這些都會傷害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

蔡昉認爲，鑑於以上分析，我們需要尋找經濟成長的新源泉。這是因爲過去源泉有人口紅利，人口紅利不僅是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只要這種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還存在的話，資本報酬就不會出現遞減現象，因此資本加上勞動力投入就是傳統的經濟成長模式，它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率的。但是一旦喪失了人口紅利以後，我們不再具有這些條件了。勞動力供給受到瓶頸制約，資本報酬開始遞減，這就是我們爲什麼必須尋找新的成長源泉。

那麼新的經濟成長源泉從哪來？蔡昉認爲，來自於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畫家、文化評論家陳丹青在FT中文網2012年度高峯論壇上談了自己對人才的獨特看法。他指出，中國遍地是人才，更重要的課題是怎麼選拔人才？過去的六十年，是中國對人才高度控制的六十年，三十年前，很多人才被摧毀。這三十年來，情況有所改變，不少人才出現了，走到世界上去了。但89年後的23年來，中國大學做的最主要工作是控制學生，而且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他指出，現在你再讓大學生們像89年前那樣暢所欲言，已經很少有大學生感興趣了。而這些大學生本來就是人才。

陳丹青提到自己曾經想招一名他以爲最好的藝術專業的大學生入清華大學，但只是因爲政治和英語各差一分而無法入學。後來這名同學輕鬆考入英國一家大學藝術專業的研究生，而且並沒有因爲英語問題受到任何阻礙。如今她的畫已經被英國肖像博物館收藏了。陳丹青認爲，她的經歷很能反映中國人才面臨的問題。

「人才就是一個國家的品牌，就像莎士比亞之於英國，達芬奇之於義大利一樣，」陳丹青說。但在他接觸的西方人眼裏，中國被分割成兩個時代，一個是古典中國，有許多爲世界所熟知的人才名片。但現代中國，只有毛澤東一張。他遺憾地提到：「我在清華任教的時候，發現校園裏很少有趙元任、陳寅恪、王國維等人的痕跡。當時我跑遍了清華園，注意到很少有學生注意到這些人跟清華的關係，也沒有人真正在意。只有在談到清華的歷史時，這些人才被當作點綴被提及。」

陳丹青說：「中國的情況是，出不了人才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事。在這個前提下，談人才是個僞命題。」

【編者按】2012年11月2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參加FT中文網2012年度高峯論壇，本文爲其發言稿整理稿，已經本人審閱補充，轉載請註明出處。

在中國經濟模式轉變重要關頭，高水準公共討論顯然有其必要，特刊出以饗讀者，本文可與林毅夫教授主旨演講《超越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常態」》對照閱讀。

（一）爲何判斷中國經濟增速正在漸進下移？

今天圓桌討論主題是「尋找經濟新成長點」。我想先談出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經濟大致已經進入了這一輪工業化中後期——如果說還不是末期的話，這也在基本上決定了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正在趨緩，正在逐漸進入一個中速成長時期。

剛纔林毅夫教授在主題演講再一次談了他對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樂觀預期，即仍有8％以上的成長潛力。毅夫之所以得出這一判斷，如他剛纔自己所解釋的，主要依據是人均GDP水準。按照目前中國人均GDP大致只有5000多美元的現狀，毅夫判斷中國大致處於日本50年代初、新加坡1967年以及南韓和臺灣1975-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而這些國家和地區之後都利用了自己的「後發優勢」，達致了一個20年左右的8%上下的高速成長，由此他預計中國可能還有20年超過8％的GDP成長潛力。

我自己沒有林毅夫教授那樣樂觀。我自己感到，在未來20年中，中國經濟能維持一個5％到7％平穩的GDP平均年增速，可能就很不錯了。因此，我們未來的政府決策層和各界人士，似不宜再強爲不可爲，逆經濟發展大趨勢而爲，再力圖保八，再千方百計維繫一個難以維繫的經濟成長速度。

我之所以得出這樣一個判斷，有以下兩點理由：

首先，從表層上看，中國經濟成長「三駕馬車」目前看來都動力不足。這一點林毅夫教授已經做了全面的分析，我都同意，另一方面我想補充的一些想法是：經過20多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幾年的高速成長，外貿出口大致已臻頂峯，未來幾年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將很低，甚至是負的；另一點是中國投資的黃金時代正在過去，加上中國的消費成長因受居民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持續多年下降和其他因素制約而不可能支撐未來中國未來高速經濟成長，這將從表層上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速今後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將會逐漸下移。另外，從近現代世界經濟史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高速成長時期，都是投資的高速成長期。當一個經濟由靠投資佔GDP的份額很高轉向主要靠消費成長來拉動經濟成長時，本身就意味著這個經濟正從高速成長轉向中速或低速成長了，幾乎沒有例外。

爲什麼說中國的投資成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妨先看制約中國投資成長的三個因素：第一，房地產投資的巔峯期已經過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銀行和西南財經大學發佈的研究報告，中國自有住房擁有率已經高達89.68%，遠遠高於世界60%的平均水準，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高的了。這一事實反過來實際上說明房地產投資高速成長期也自然會過去。說進一步靠中國未來的城市化來增加房地產投資，在中國目前的體制、制度安排和文化傳統下，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怎麼走，怎麼自然演變，我們好像還不是很清楚。至少從目前的經濟格局來看，房地產發展的一個週期快到了。

第二，中國出口不振和產能過剩，出口企業利潤率偏低和下行，會影響製造業投資成長。近些年來，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普遍逐漸下降，衆多企業出現虧損，自有資金不足，即使不做出口的企業的投資擴張動力也在減弱。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紀以來一輪大規模的由各級政府所推動的基建投資的黃金時代也已經過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鐵、機場、碼頭、政府大樓，乃至絕大部分城市的基礎設施已經基本完成和趨於飽和，即使再啓動一些項目，也不可能想前幾年那樣全面地大規模地鋪開了。當然，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的部署，公路、鐵路、地鐵、水利等基建投資未來數年仍有一定成長潛力，但地方政府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加上經濟增速下滑所導致的稅收增收減緩而民生類支出壓力較大，區域性地區風險約束明顯增加，因此各級和各地有政府所推動的基建投資擴張的能力受到限制。即使按照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劉世錦所率領團隊的新近研究，他們也預計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會低於20%。投資機會在減少、投資在下降，又加上過去的投資還留下巨大的銀行負債在那裏，這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增速在漸進下移。

其次，上述三駕馬車動力不足說，只是說明了短期中國經濟增速會下行的一些表層因素。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經過30多年的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隨著外貿出口高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牽涉到家電、汽車的快速成長等）和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來中國實體部門的高速成長，到目前爲止，中國經濟已經基本上到了在人類目前的科學技術發展水準上的工業化過程的中後期，如果說還不是末期的話，從而導致在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幾乎所有部門的資本投資邊際回報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現實中表現爲各行各業賺錢的機會和可能越來越少，越來越小。

中國整體的資本邊際回報率已經多年開始下行，這一點本身也就表明中國的潛在經濟成長率在下移。這裏，我特別推薦一下新近一期《財經》（2012年第27期）上發表的伍曉鷹教授的一篇文章，按照他多年的跟蹤研究，自1995－1999年以來，中國的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速度是驚人的」。由此伍曉鷹得出結論說：「當經濟進入低谷，爲了實現成長的投資努力往往是犧牲效率爲代價的」。我非常同意這一判斷。實際上，在坐的彭文生博士的研究團隊最近一兩年所作的幾個研究報告，也表明和支援這一觀點。

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普遍下降，意味著整體上中國經濟的潛在成長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這一判斷，在理論上是得益於今年年初我重讀凱恩斯的「貨幣三論」——即《貨幣改革論》(1926)、《貨幣論》（1931）以及《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即《通論》，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貨幣論》第30章中，凱恩斯曾強調指出：「我要提請史學家特別注意的明顯的結論是：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指出這一點，凱恩斯還覺得不夠，又補充道：「本書的重要論點是，一國的財富不是在收入膨脹中增進的，而是在利潤膨脹中增進的；也就是說，發生自物價超越成本而向上賓士的時候」。

凱恩斯的上述判斷，是一個極其偉大和深刻的理論發現。他這一段話的核心思想是，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退，與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或言平均利潤率的高低密切相關，或者反過來說，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是一國繁榮興衰的重要經濟指標。當然，經濟學的業內行家會知道，從宏觀經濟的分析技術上說，資本的邊際回報率短期可能與經濟的去庫存化週期有關。但是，伍曉鷹、彭文生的研究團隊以及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究都表明，中國各行各業的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多年來已經保持了一個下降的趨勢，這就可能不是一個短期去庫存化的問題，而可能是個經濟成長趨勢性的問題了。或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當各行各業都感覺賺錢難和不再賺錢了時候，這也意味著一個國家在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繁榮已經差不多到了頂峯。

正是基於這一深層次的考慮，我在今年五月所做的一篇「大轉型中的中國經濟」訪談中，尤其是今年8月10日在FT中文網上發表的《把脈當下中國經濟》另一篇長篇訪談中，都談了同一個意思：中國經濟增速逐漸下移，目前看來是個無法改變的自然和必然趨勢。

最後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在今年以來初步感到中國經濟增速正在趨勢性地逐漸下移這一點，也與多年來我一直在研讀世界經濟史和中國經濟史的文獻有關。從1979年算起，中國經濟已經連續高速成長30多年了，年平均成長速率超過了9%；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後到2011年，儘管有2009年上半年的短期經濟增速下跌，但是我們可以說經歷了10多年的黃金成長時期，年平均GDP增速超過了10％。這麼長時期和這麼快速的經濟成長，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從人類近現代和當代經濟史來看，在歐洲近代崛起中，工業化導致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先是有一個「快速」成長時期，然後進入中速成長期，最後進入一個長期停滯時期。按照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國從1830年到1870年的複合增長率才 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經濟大蕭條就結束了。然後到1870到1913年進入中速成長期，複合增長率爲1.90％。1813年後，出現了「英國病」，二、三十年經濟成長率爲零，失業率超過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差不多直到1950年後，英國才隨二次戰後的一波全球快速經濟成長而從「英國病」中走路出來。從近代史上來看，德國的經濟崛起時間也大約只有30至40年，從俾斯麥1871年統一德國後，從1871年到1913年，德國的GDP年平均成長率爲2.83%，然後，德國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變成一片廢墟和蕭條。再看日本。日本戰後的快速高速成長期爲18年，實際上這還要歸因於日本在戰爭廢墟上的經濟恢復，纔有這一波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從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爲：8.89％，1975年至1990年爲中速成長期，年平均增速爲4.29％。1990年後，日本陷入長期的蕭條期，到目前，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觀人類一些國家的近現代和當代史，反觀中國經濟目前的整體發展階段，我有一個不甚成熟的判斷：目前中國經濟大致相當於日本經濟在1973年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日本在1975年所面臨的情形，即正在從一個高速成長期，逐漸向一個中速成長期移位。

正是基於這一判斷，我最近在廣州所作的一場嶺南大講壇中呼籲說：中國進入中速成長期不可怕，可怕的意識不到這一點，再人爲批准和促動政府所推動的一些不講效率的盲目投資項目——如湛江「吻成長」的鋼鐵項目等，來人爲保8，從而逆經濟發展的必然法則和必然趨勢，費不可爲之力，爲不可爲之事。這樣做，短期只會逼迫各級地方政府及其統計部門在經濟成長的統計數據上造假，甚至勉強投一些無法收回投資成本和沒有效率的項目，在中長期這將會把中國經濟推向大蕭條！

剛纔林毅夫教授講到他仍然主張依靠進一步的政府基礎設施投資來維持「保8」的成長，我感覺，儘管這一政策建議的思路值得同情和理解，因爲，我上面已經指出，任何國家的高速經濟成長期，都是投資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膨脹期，但是今天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一政策導向也有許多侷限性和潛在風險。

我粗略計算了一下，從2009到2011的過去三年中，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加起來爲80.49兆，年平均增速爲25.8%。如果2012年政府的貨幣政策再一放鬆，財政刺激政策再加大，這四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加起來將會超過110兆，這將是2012年GDP總量的兩倍，也將超過中國的廣義貨幣M2和全中國的銀行儲蓄總額。理解了如此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才能真正理解在過去三、四年中爲什麼在全球經濟復甦步履維艱、一片低迷中中國經濟仍有超過9％的GDP年增速了，也就隨之能理解中國經濟增速下移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自然趨勢這一點了。因爲，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資推動下長期可持續的成長。在全社會的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的大趨勢（這一下降趨勢反過來看恰恰是這一天量固定資產投資快速成長的必然貢獻因素）下，等到所投項目不賺錢了，大多數企業利潤爲負的了，誰來還款？誰來爲這超過百萬億的固定資產投資埋單？這也就是這幾年我根據奧地利學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的理路一再呼籲：要警惕中國經濟潛在的風險。按照這一學派經濟學家的分析理路，等到還款期到了的時候，等到投資要清算的時候，大蕭條就不遠了。

（二）未來中國經濟的新成長點在哪裏？

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將會逐漸下移，是否意味著政府在未來經濟成長中就要完全退出和無所作爲了呢？顯然不是。剛纔毅夫在主旨講演中提出他主張在未來一段時間中，要繼續增加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並把這一點作爲未來中國經濟成長速度的一個重要貢獻因素。

對於這一點，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援。儘管在過去數年中有許多政府的不當投資和浪費性的投資，且給各級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負債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上，考慮到各級政府實際上掌握著近20兆的財政收入（「第一財政」、土地出讓金以及各種「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國政府在一些地區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部一些城市——繼續投改進民生的地鐵和一些公共設施項目，還是應該支援的。在財政體制上，我同意賈康等學者的看法，應該允許地方政府靠發債來進行基建投資建設。允許地方發債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將推進地方政府陽光財政、陽光融資，更重要的是推動中國政府的市場化融資，而不是現在這樣靠銀行貸款和各種各樣的政府融資平臺來暗箱操作。透過銀行貸款和政府融資平臺進行基建投資融資，這已經給中國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實際上已經成了許多官員腐敗尋租的重要管道和溫牀。各級政府透過發債來進行基建投資，也會減輕銀行的負擔，把風險留給市場，留給投資者自己。這也將從整體上和長時期降低銀行的風險。

儘管保持一個相對較高的投資率尤其基礎設施投資率是必須的，但是我個人覺得，從國家發展戰略上講，在中國經濟增速漸進下行的趨勢中，與其說要靠啓動更大規模的投資來「保成長」，毋寧要努力尋找當中國逐漸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時期和即將進入中速成長時期一些新的成長點。

未來中國經濟的新的成長點到底在哪裏？在這個問題上，林毅夫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結構經濟學》和《繁榮的求索》中，提出除了繼續依靠政府基建投資外，主張還要靠政府指導和引導下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求得未來中國經濟的新成長點。實際上，中國政府尤其是發改委在過去幾年中在這些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了。雖然看來有些成績和成效，但現在所造成和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其中，像太陽能和多晶矽行業的大量企業——如無錫的尚德和江西的賽維——這幾年在盲目發展中導致企業負債累累，資不抵債，企業面臨清算倒閉的窘境，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那麼，除了基建項目投資外，未來中國經濟的新成長點主要在哪裏？我覺得一個被過去常講，人人講，但卻在現實中被實際上忽視了的因素是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中國經濟新的成長點可能不能再指靠再啓動更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而是要靠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這一點說來已經好像不是什麼新的理論了，因而好像也構不成新的成長點了；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上理解這麼一點：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並不只是爲製造業和實體部門服務和融資的部門，而是金融服務部門本身也創造GDP。

回顧人類近現代經濟史，尤其是當代經濟史，我們發現，各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並不僅僅表現爲科技進步、製造業部門的產業升級，而且表現爲市場分工越來越細，生產越來越迂迴，更多的交易部門和服務部門的出現，結果是第三產業產值佔GDP的比重越來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比重越來越大。就此而論，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佔GDP的比重越來越大，這是現代經濟成長的一個典型的特徵事實或者說內在構成部分。

爲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近幾年來，中國物質生產部門的許多產品的總量都爲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國的GDP總量差不多只是美國GDP現價的一半。這到底是因爲什麼？譬如，按照國際鋼協2012年年初發布的數字，2011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已經達到6.955億噸（按中國工信部2012年3月發佈的數字，2011年中國的鋼產量爲7.3億噸），佔全球粗鋼總產量15.27億噸的45.5%。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2011年，中國的水泥產量也高達20.85億噸，佔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已經超過60%。2011年，中國煤炭產量爲19.56億噸油當量，遠遠將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國（5.56億噸油當量）甩在身後，在全球產量中的份額已經提升到大約50%。中國汽車產量在2011年達到1840萬輛，比美國1370萬輛高出了470萬輛。2011年，中國的造船噸位完工量高達6800萬噸，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字，到2010年，中國已有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了，那爲什麼中國的GDP卻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國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發展的落後，服務業創造的產值佔GDP的比重，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低於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參圖1）。

資料來源：wind, 中金公司數據

從圖1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儘管中國的實體部門的產值遠遠超過美國，但是在服務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上，中國還遠遠落後於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甚至落後於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國服務業所創造的GDP佔整個GDP總量的份額，遠遠低於美國和世界一些發達國家，後者平均已佔70%以上。2011年，在美國15.9兆美元的GDP中，服務業所創造的價值超過76%，而同年在中國大約7.5兆美元GDP總量中，服務業所創造的份額只佔43.1%，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所創造的GDP佔比，還不到7%（而中國香港這一指標爲22%-25%，新加坡爲26%）。這一例子充分說明，服務業，尤其是其中佔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務業，纔是現代經濟成長的主要構成部分。

另據CEIC DATA資料庫的統計數字，1950年，美國製造業的規模佔GDP的比重高達27.03%，金融服務業只佔11.49%。60年後，到了2010年，製造業的產值佔美國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務業的佔比則提高到了20.7%。由此看來，與其認爲現代經濟成長主要是由於實體經濟部門內部的產業升級所推動的，不如認爲主要是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務業的過渡和轉變所實現的。

理解了現代經濟成長很大一部分主要靠服務業的擴張來實現的，也就能大致理解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實體部門高速成長所推動的中國高速經濟成長末期經濟增速速率下滑這一經濟社會的大轉型期合宜的國家發展戰略了。

在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中，要想維持一個穩定的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資，顯然不夠，且十分危險。完全指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就目前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看來，這一點還構不成未來中國經濟進一步成長的主要推動發動機。現在要實現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要保持中國經濟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看來還是要隨西方國家已經走過的路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了。反過來看，只有在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繁榮發展了，纔能有望爲實體部門尤其是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服務，才能更好的爲投資和融資服務。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和股市的繁榮，也會反過來透過增加人們的財富，並透過財富效應來提升人們對未來投資和消費的信心。

如何發展服務業？在這方面經濟學界和社會各界已經有大量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了。我這裏只想指出一個看似虛無但實際上卻至關重要的問題：由於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良序運作的法律制度環境，沒有進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們的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有長足的發展。道理說來簡單，如果現代法治民主的政治體制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門一直是政府官員腐敗的重災區，如果政府官員運用手掌握的中權力和掌控的巨大資源進行個人和家族的腐敗尋租現象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普遍，法制形同虛設，從而導致全社會感到社會收入和財富佔有上越來越越不公平，社會緊張程度越來越大，如果一些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且感到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紛紛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未來中國又怎麼會有繁榮的金融服務行業和可持續的經濟成長？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認爲，如果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主要得益於中國經濟喫「市場化的紅利」和如蔡昉教授所堅持認爲的那樣是靠喫「人口紅利」而得來的話，在這兩個紅利都被快「被喫盡」的情況下，未來中國經濟成長，就要主要靠「喫制度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設的紅利」了。

兩週前，我在廣州「嶺南大講壇」講完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走勢的報告後，一個蠻專業的聽衆問我這樣一個問題：「韋森教授，既然中國整體的資本投資邊際回報率在下降，你又怎麼能期望中國能有一個股市繁榮？」這是一個很好、很深刻且很尖銳的問題，但背後的邏輯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推敲。對於這個問題，這裏可以反過來問兩個問題，大家也就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了：

（1）在過去三、四年中國經濟仍然有超過9％GDP年增速中，爲什麼中國的股市表現卻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一？甚至比希臘和西班牙還差？

（2）爲什麼過去三四年中美國的綜合年GDP增速不超過2％，但美國的道瓊斯指數和那斯達克指數均不斷創歷史新高？

一旦深究這兩個問題，我們就會很容易發現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股市和金融市場一再萎縮，中國金融服務業之所以不怎麼發展，關鍵還是制度原因。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沒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國金融服務也不可能得到大的發展，中國的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長期穩定的繁榮。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未來中國的經濟成長，主要靠喫「制度改革的紅利」這一點了。可能正是因爲這一點，全中國人民乃是全世界都在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有諸多期待，大家都在期盼著十八大選出新一代中國政府領導人能夠真正有所作爲，能夠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穩妥漸進地啓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人才，在中國全球化進程中意義非同尋常，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中國的人才困境又在哪裏？11月2日，在FT中文網主辦的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度高峯論壇上，與會嘉賓就「中國的人才和品牌困境」各抒己見。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指出，現在中國的大學大多以學科建設爲中心，比的是課題與論文，而沒有以育人爲中心。但教育的本質，應該是爲學生服務的，這一點似乎被忽視了。此外，中國大學教育還沒有逃脫把人的培養變得工具化的窠臼，注重教授專業知識，屬於工具性教育。以後大學應該從傳授知識轉變成傳授全面的素質上來。此外，龔克認爲，在大學去行政化的過程中，光強調大學是個學術單位是不夠的，而是要把育人的使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國大學教育習慣性地把大學生放在「受教育者」的被動地位上，這對大學生的發展是不利的。龔克說：「我有位同行說，大學教育『不是灌溉一棵樹，而是應該點燃一團火』，我很認同這句話。」

環球雅思創辦人張永琪補充說，過去十年，中國出國留學生的趨勢呈現年齡越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的趨勢，每年人數增幅在35%以上。而且中國留學生對西方學校越來越挑剔，從對澳洲的學校也感興趣轉到只對美國、英國的大學，而且是名校感興趣。張永琪指出，中國對人才的詮釋和定義需要擴展，不能再只盯著第一名，而是應該對有各種特長和潛力的人都重視起來。

思睿高品牌戰略諮詢公司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魯生強調說，中國應該提供公平的遊戲規則和競爭環境，讓每個有才能的人都有晉升的機會。他指出，比如中國的奧運人才機制，這是一種犧牲公共資源，犧牲公共健康，透過不公平的手段來進行選拔的一種體育機制。他指出：「如果幾十年前中國體育『舉國體制』有其積極作用的話，現在的中國是否還需要這樣的體制，我覺得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