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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經濟

平台經濟需要怎樣的法律體系?

趙鵬:在很多領域,可以看到新的技術發展和商業形態的變化確實對法律提出了系統變革的要求,這在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方面表現得特别明顯。

關於平台經濟,經濟學更加關注新的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在提升經濟活動效率方面的潛能以及它所引發產業形態的變化。法律界則相對更為關注在新的經濟模式出現了之後,我們既有法律的體系能不能和它契合,還是需要調整其規則體系。

實際上,經濟活動的創新一直在持續,但是它並不必然提出法律問題,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在家電零售行業,從傳統百貨市場一個小角落的家電零售到國美、蘇寧這樣的大賣場,再到京東這樣的電子商務,它的商業模式一直在變,但是它似乎並沒有對法律系統提出變革的壓力,既有規則的體系可以非常有效地適用。

還有一些領域,隨著經濟形態的出現,可能需要法律的微調,比如共享單車的問題,對我們法律體系而言,其最大的問題就是佔用城市道路空間的問題。根據公物法的原則,道路作為公物必須按照本來的目的即保障通行服務於公眾。因此,傳統上,我們對佔道經營活動有非常嚴格的管制。但是共享單車雖然會佔用道路,但本身也是服務於出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放鬆管制的法理。因此,它只需要既有法律適用過程中的一些微調。

但是在很多領域,我們可以看到新的技術發展和商業形態的變化確實對法律提出了系統變革的要求,這在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方面,表現得特别明顯。因為相較而言,民法的規則更為概括化、更為抽象,結合新的社會生活事實進行解釋餘地是比較大的。例如,我們的合同法適用於電子商務領域就不需要太大的調整。但是,涉及政府管制的法律有所不同,因為管制是根據過往典型的商業形態設計的。而典型的商業形態變化以後,既有的法律規制體系就很難匹配。因此,永遠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我們如何調整法律的管制體系,讓它既能夠為創新容納空間,同時又能夠保障一些基本價值得到妥善保護,從而防止監管套利,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從現實來看,互聯網興起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挑戰既定規制結構的過程。大家可以看到,早期互聯網的興起造就了兩個方面的革命,一方面是通過將訊息還原為比特這樣的通用語言,革命性地降低了訊息存儲和複製的成本;另一方面是,點對點的傳輸結構導致不再依賴中心節點來進行訊息傳播。過去我們的訊息傳播都是依賴於一個中心節點比如電台、電話的中央交換器、佔據較大市場份額的媒體,而互聯網點對點的交互方式促成了訊息生產端和接受端民主化革命。但它同時也帶來了既有規制結構的不適應。

我們在過去法律規制體系中,總是有一些節點扮演著看門人的角色,比如對於控制謠言、保護版權等,傳統中心節點的媒體、電台、報紙本身就富有相當的義務,法律正是通過施加註意義務讓它控制這些危害。但是點對點的訊息傳播結構興起之後,不再存在這樣的中心節點,法律的實施也就沒有了這樣的看門人,這就需要發展出新的規則來控制謠言、保護版權。

實際上,現在的平台經濟只是這場革命從線上慢慢擴展到線下。也正是因為平台在整個經濟交往活動當中的角色不斷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法律一直在追趕它,一直在不斷調整對它的定義。20年前,無論是《侵權責任法》還是《互聯網訊息服務管理辦法》基本上把平台定義為一個訊息服務的提供者。也就是說,平台和它所促成的交易沒有必然的聯繫,它只是在提供有關交易的訊息服務。也正是基於這種訊息服務的定性,法律給予了平台大量的責任豁免。但是,慢慢地,我們發現,這種訊息服務對整個經濟活動組織中心作用變的越來越明顯,通過數據、訊息,平台可以控制物流、控制整個交易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將平台定義為訊息服務就不那麼合適了。所以,從網路交易管理辦法開始,法律慢慢調整為將平台定義為一種在線市場,這種定義最終在《電子商務法》里得到了系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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