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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

金馬風波:還有所謂的「大中華市場」嗎?

杜愷波:累積數十年的兩岸三地電影工業鏈不會因此而脫鉤,但這次金馬風波卻反應了「大中華共同市場」的脆弱。

這說來諷刺。

1960年代,兩岸冷戰時期,台灣政府以金門、馬祖為名,號招電影工作者效法前線國軍的奮發精神,特別設立金馬獎。沒想到56年後,敵我分明的冷戰又回來了。

本月7日,中國電影局宣布,暫停中國大陸的電影人來台參加金馬獎。不只中國大陸的電影人收到了禁令,在過去這幾天,也陸續傳出香港片商受到壓力,倘若港人來台參加金馬獎,所演出或製作的電影就無法在中國大陸上映。

在更早之前,中國電影家協會已在6月17日宣布,本屆金雞百花獎與金馬獎選在同一天,暗示著中國大陸的電影人,在兩個典禮之間,你必須選邊站。

很多人把這次金馬禁令,歸咎到去年的金馬頒獎典禮,最佳紀錄片得主傅瑜的得獎感言「太敏感」,使得北京必須在今年提前表態,防止「意外」。也有人從更大的區域政治來解讀,面對中美關係、台灣大選、還有當前的香港局勢,這次禁令就像暫停陸客到台自由行一般,不過是北京對台灣的另一個牽制。

「可惜了」,幾乎所有電影人在這幾天都有類似的感嘆。畢竟,金馬獎不只是一晚的盛會,更多的是電影工業的展現、還有兩岸三地影人的交流。

儘管當年金馬獎的設立,有濃厚的冷戰味,但從金馬獎歷年的得獎名單來看,卻能看到台灣社會的演變、以及「華語電影」的想像與成形。

上世紀80、90年代,台灣解除戒嚴、取消外國電影進口配額,當時一枝獨秀的香港電影,搶佔台灣的大屏幕,港片《滾滾紅塵》、《甜蜜蜜》也陸續拿下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在此同時,台灣導演楊德昌等人在1987年發起「台灣電影宣言」,吹響「台灣電影新浪潮」,貼近庶民生活的本地寫實電影,例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兒子的大玩偶》、《悲情城市》等,也陸續獲頒金馬獎而進入大眾的視野。

這段期間,也不能不提金馬獎在1996年開放中國大陸作品報名,正式成為面向所有華語電影的獎項。那一年,大陸導演姜文第一次執導的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入圍就拿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等6項大獎。很多台灣觀眾是通過金馬獎,第一次認識到中國大陸的電影作品,在台灣官方的敘事版本之外,從電影里理解對岸的悲喜。

而在金馬之外,香港與大陸的合拍片,也在那個年代加入了台灣的角色。「台灣資金、香港製作、大陸取景」,是當時兩岸三地的最佳資源組合。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台灣為了加入WTO,逐步開放美國影片進口,台灣片商的資金才逐漸萎縮。

2002年,台灣正式加入WTO,失去對本土電影的保護制度,好萊塢電影大舉入侵,台灣電影產業發展開始面臨困境。但在金馬的平台上,也慢慢看到國際資本合作的得獎作品,例如《卧虎藏龍》、《雙曈》等,這也意味著台灣電影工作者,勢必得學習在全球化下運作電影工業。

同一時間,隨著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前兩大電影市場、電影工業所需的資金和技術一一到位,華語電影市場的重心也逐漸移轉到中國大陸。這樣的趨勢反映到金馬入圍名單上,也開始頻繁看到來自大陸的作品,部分在中國大陸被禁演的作品,也通過金馬獎而被看到。最讓外界討論的,莫過於2018年的金馬獎。當年入圍最佳劇情片的5部作品裡,只有一部來自台灣,最佳導演的入圍者,全由大陸導演囊括。因為金馬的包容與多元,不意外這個獎項被視為華語世界的最佳電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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