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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歷史上的通脹有什麼教訓?

徐瑾:對通脹的恐懼,深深烙在軟階層的集體意識中。通貨膨脹的關鍵在哪裡?或許中國貨幣的歷史最有資格回答。

每當經濟波動,關於通貨膨脹的擔憂,總會泛起。

「如何避免通脹?」不少朋友,都曾經這樣問過我。可以說,對通脹的恐懼,深深烙在軟階層的集體記憶中。通貨膨脹的關鍵,在哪裡?或許中國貨幣的歷史,最有資格回答。

貨幣史:抖小聰明的錯亂史

為什麼這樣說?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由中國發明的,就是中國宋代的交子。有趣的是,即使海外學者也承認,13世紀中國就提出了古代版的貨幣理論,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貨幣理論水平高出同時代歐洲人。不幸的是,最早的惡性通貨膨脹,也發生在中國。

交子和後來的紙幣會子,最初信用不錯,貴過金銀,最後卻走向通脹。「宋高宗年間(1141年),米價曾經一度是100文一斗,差不多一百年後,第十八界會子200貫紙麵價值為20萬文,卻還買不到一雙草鞋,「以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履,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飢寒窘用,難責死斗」。

中國紙幣歷史,可謂一部抖小聰明的錯亂史。歷史學者錢穆一言以蔽之,「宋、元兩代用鈔票,均有濫發之弊病」,更不用說千年之後的民國法幣與金圓券。

那麼,紙幣的崩潰為何反覆發生,從中可以學習到什麼教訓?過去的歷史記錄,其實存在不少空白。歷史學依賴於文字記錄,然而記錄歷史的人,往往不了解或者漠視金融。真實金融的歷史,存在於金融家政治家密室中,也存在於無數大小商販的瑣碎交易里。貨幣史與金融史的研究,還有太多空間,需要研究者持續努力,也是為此,數年前我在《白銀帝國》一書中,梳理回顧了中國的貨幣史。這本書已出台灣版,未來還將在耶魯大學出版英文版。

如何監管監管者

梳理中國貨幣史,在歷史的演繹與重複中,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規律。比如,中國提前發明紙幣,卻多次出現通貨膨脹,關鍵在哪裡?我認為,其中關鍵在於國家信用的邊界。

法幣的流通意味著國家信用的放大,而過去強勢皇權政府之下,帝王行為,決定了貨幣政策走向。正如一句老話所言,「統治者通過控制貨幣供給來管理經濟」。

也正因此,問題在於,誰來監管監管者?從歷史來看,政府接管私人紙幣發行之後,初期往往能夠發揮紙幣的優點,緩解通貨緊縮而對經濟有所裨益,可惜的是,這樣的美好開局很難被堅持到最後,沒有約束之下,濫發的誘惑隨時間或者政治需要而滋長。

普遍的觀點都承認,貨幣的重要性導致其不能假手人。那麼,政府是否必須對貨幣負責?這就引出監督的問題:如果賦予政府對貨幣過大的權力,如何監管與限制?各類慘痛教訓暗示這一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回顧一下列寧的名言,「毀滅一個社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毀滅其貨幣」。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認為,這句話戲劇性地表現了貨幣的力量。對於貨幣的管理,可能的出路在於通過制度設計,使得政府在履行職責的同時能夠被監督,「使政府能對貨幣履行職責,然而同時還限制給予政府的權力,並且防止政府以各種方式使用這個權力來削弱而不是鞏固自由社會」。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會發現東西方的貨幣道路的分野。

中西方貨幣發展的分歧在哪裡

中國紙幣交子以及其後繼者的興起與沒落,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東西方對貨幣的價值分歧。

從古希臘開始,內在價值就是西方貨幣的一個必要條件。權力或者法律,並不足以賦予貨幣(更不要說紙幣)價值,也就是「充當貨幣的商品價值起源於它們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甚至在大部分時間人們可以自由鑄幣。也就是說,只要支付鑄幣稅,人人都可以去鑄幣廠以金銀換成貨幣。

進一步而言,這也得益於西方諸侯林立、分裂競爭的局面,沒有一個大一統政府壟斷貨幣之發行。與之相反,東方帝國在歷史上就主張貨幣為政治服務。無論貨幣理論還是貨幣政策都強調統治者對貨幣的創造作用,也就是「賦予貨幣價值的是統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貨幣的內在價值或者交易價值」。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貨幣政策施政重點往往在於如何使之更好地為國家或統治者服務,經濟考慮往往不是首要因素,政治考量成為第一關鍵。強大的統治者,好像對於自身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學者如是評價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於貨幣的理念,「如何通過相關政策安排,使統治者能夠熨平時而匱乏、時而充足的經濟興衰周期,以滿足本國人的物質需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統治者可以通過調節貨幣供給量,來保證物價水平穩定和物品供給充足」。

在西方,由於金、銀等貴金屬數量稀少,天然對於統治者的濫發貨幣的衝動形成有力制約,經濟則往往遭受通貨緊縮之苦,即所謂的「錢荒」。相對於本位貨幣,在西方輔幣其實才是最大的鑄幣稅來源,因為輔幣往往價值低廉、容易獲得、便於增發。

對於中國來說,作為輔幣的銅錢一直是民間主要流通手段,即使在銀本位確立之後也是如此,所以中國皇帝過去往往也為銅的短缺苦惱,常常用製造低劣輔幣、以嚴刑峻法限制銅出口等方式應對。

如果濫發貶值的行為,被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內,尚且可視為權宜之計,甚至是國家的制度紅利。但是,財富竟不可以憑空造出,歷史經驗反覆說明,如果通脹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發貨幣系統、財政系統甚至國家的崩潰。到後來,民間最終放棄紙幣,以至於以物易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以物易物極為低效,但紙幣貶值,卻使得以物易物的選擇變得具有吸引力。歷史上,也出現過各種貨幣替代品,「戰後的德國人把香煙作為貨幣,或者回到殖民地時期的弗吉尼亞,使用煙草作為貨幣」。

最終來看,通脹之後,黃金或白銀,往往又成為是首要的商品貨幣。這也是中國貨幣歷史始終與白銀糾纏的原因,如是千年,福禍相依。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多次強調,在前現代社會,經濟運作規律和今日完全不同。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要求,比如政府對貨幣負責、限制政府權力等制度安排,對於古代中國來說過於奢侈。昔日的歷史,教訓已經足夠,今天的民眾,大可不必再經歷一次這樣的悲劇。

如今,鼓吹無需擔心通脹的現代貨幣理論(MMT)正在流行,在當下中國,未來更應該擔憂通縮而不是通脹。即使如此,如果公眾如此恐懼惡性通脹,合理管理通脹預期,依舊重要。註:本文僅代表作者看法,參考文獻省略,部分取材於《白銀帝國》一書,更多參見公號《徐瑾經濟人》(ID: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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