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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關係

美國和德國還能算盟友嗎?

施特爾岑米勒: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常常話不投機,德國也是美國民族主義右翼勢力的熱門攻擊目標。

朝鮮、中國、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美國目前與很多國家存在爭議。與此同時,歐洲人在保持低調方面做得相當好。美國和歐盟的貿易休戰狀態仍在持續。今年4月初,北約(Nato)在華盛頓舉行了70周年紀念活動,其間美國總統沒有在Twitter上威脅要讓美國退出北約。

然而,這種不安的和平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德國。

在北約慶祝活動期間的一個智庫活動上,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譴責德國國防支出不足,指責德國是「俄羅斯的俘虜」。幾周後,總統的兒媳勞拉•特朗普(Lara Trump)在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上評論道,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2015年接受難民的舉動導致德國「毀滅」,是該國「有史以來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事實上,在特朗普式民族主義右翼失控的想象中,德國是當下的熱門目標。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學者泰德•布羅蒙德(Ted Bromund)譴責德國「自私」,是「美國最糟糕的盟友」。直到去年還在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政策規劃部門工作的雅庫布•格里吉爾(Jakub Grygiel)把德國稱為「恐懼和怨恨的根源」。白宮前戰略溝通高級顧問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剛剛發表了一篇關於「特朗普學說」(Trump Doctrine)的文章,主張歐盟是「一個騙局」,而德國「把歐盟當作一個幌子組織」。

當然,還有特朗普本人,他與默克爾之間的話不投機是出名的,而且用《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的話來說,他對她的國家「耿耿於懷」。德國這個詞確實經常出現在他的推文中。

但就連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學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他是我的同事和朋友,而更重要的是,他既不是民族主義者,也不是特朗普主義者——最近也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文章,加入了這個話題。他指出,如今的德國是戰後秩序特定特徵的產物:美國對歐洲的安全承諾、自由貿易、民主促進和多邊主義——現在所有這些都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質疑。卡根擔心,如果歐洲一體化計劃失敗,「德國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

從哪開始呢?我只是隨便猜猜,但我懷疑特朗普的兒媳可能沒有在近期訪問過德國。如果她去過,她就會發現,德國收容近4年前湧入的逾100萬難民的努力,產生了好壞參半的結果。遣返那些沒有資格申請庇護的人被證明很難,讓那些可以留下來的人融入社會也很難。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有40萬人擁有了工作或者正在接受培訓。「毀滅」這個詞會讓大多數德國人聯想到1945年,而不是2015年。

至於民族主義的新先知,他們對歐洲的歷史和政治一知半解,且充斥著錯誤。對於他們更喜歡哪個版本的德國,似乎也讓人一頭霧水。想必,他們希望德國不那麼自由派,也不那麼強大。但他們似乎既不喜歡德國自由派的一面(接納難民),也不喜歡它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而採取行動的方面(比如對於供應俄羅斯天然氣的「北溪2號」(Nord Stream 2)管道)。如果德國的實力是更大的問題,那麼一個縮小版或孤立的德國,難道不會對歐洲的經濟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嗎?那難道不會使它更難以承擔更大的國防負擔嗎?

相比之下,卡根發自真心地欣賞德國的民主轉型,並希望它能「永遠」保持下去。但是,還記得二戰期間盟軍扔下的那些炸彈現在仍然埋在德國地下嗎?「想想今天的歐洲,」他寫道,「就像一顆尚未爆炸的炸彈一樣,引信完好無損且功能正常,炸藥仍然危險。」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比喻,因為它質疑了戰後歐洲本土變化和動力的現實。如果美國離開,「叢林」就會回歸,歐洲和德國歷史上的陰魂也會隨之回歸。

但是,一個軟弱或有問題的批評,可能指向一個嚴峻的真相。德國是從戰後歐洲秩序中獲益最多的國家。在所有國家中,維護現有秩序最符合德國的利益,而「柏林共和國」(Berliner Republik,歷史學家們對1990年以後的德國的稱呼——譯者注)卻沒有表現出什麼理解自己的責任以及挑戰緊迫性的跡象。

歐洲繁榮與安全面臨的真正風險並非一個自私到咄咄逼人的德國,而是一個抱有否認心態、或者尋求俄羅斯和中國等威權國家幫助對沖霸凌和反覆無常的美國的德國。

本文作者為布魯金斯學會羅伯特•博世(Robert Bosch)高級研究員

譯者/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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