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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英國深陷六重危機

沃爾夫:撒切爾時代的英國曾經摘掉「歐洲病夫」這頂帽子。如今歐洲大陸人士再次帶著困惑、憐憫和幸災樂禍的口吻問我:「英國怎麼了?」

上世紀60年代,在我還年輕的時候,英國曾因長期經濟萎靡而被稱為「歐洲病夫」。但在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擔任首相之後,英國似乎甩掉了這個令人討厭的稱號。但如今,當我到國外(尤其是歐洲大陸)時,人們再一次帶著困惑、憐憫和幸災樂禍的口吻問我:「英國到底怎麼了?」我不想假裝自己知道答案。但我可以描述一下病狀:英國正在同時經歷六重危機。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經濟方面的危機。這場危機起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如今最重要的方面是生產率停滯。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至2018年,英國每小時產出僅增長了3.5%。在所有大型高收入國家中,只有義大利落後於英國。然而,這並不是因為英國的生產率基數很高。相反,英國的每小時產出落後於愛爾蘭、比利時、美國、丹麥、荷蘭、德國、法國、瑞士、新加坡、瑞典、奧地利、澳大利亞、芬蘭和加拿大。高就業率和低失業率是好消息。但生產率增長停滯意味著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停滯。這意味著一個人群只有在另一個人群的日子過得更糟糕時才能提高生活水平。這無法造就和睦的政治氣氛。長期的財政緊縮已經令英國的政治矛盾更加尖銳。

第二重危機在於國家認同是否必須具有排他性。這一問題很快變成一個關乎忠誠的問題。許多人已經習慣於擁有多重身份認同。但另一些人堅稱只能有一種身份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方式之一是區分「地方主義者」(people from somewhere)和「世界主義者」(people from anywhere),就像戴維•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在其著作《通往某處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中定義的那樣。但是一旦被政治化,這種劃分將帶來多得多的痛苦和撕裂。這一幕已經在英國退歐的過程中顯現。

第三重危機——英國退歐——已將身份認同「武器化」,將這些分歧升級成了叛國指控。正常情況下,民主政治被包含在對更高層次共同忠誠度的號召中,並受到這種號召的管控。一旦「背叛」的概念成為政治辯論的一部分,結局就只剩下完勝或完敗。此類視野與民主生活中正常的相互讓步不相容。而事實已證明了這一點。當下支持與反對英國退歐的兩個陣營如此勢均力敵,各方的情緒如此強烈,以至於眼下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第四重是政治危機。現有政黨在歷史上是沿著階級界線形成的,它們已不適合當前的身份認同分化:一部分人樂於既是英國人又是歐洲人,另一些人則堅稱,既然是英國人就不應該是歐洲人(至少在「歐洲人」是指「歐盟公民」的情況下)。在此過程中,兩大主要政黨都受到重創,但一個新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

第五重是憲法危機(我的意思是它事關政治遊戲的規則)。歐盟成員國資格是一個憲法問題。利用全民公投作為解決這類憲法問題的手段,本身就是一個憲法問題。如果全民公投應該用來決定這些事情,那麼議會在解釋和執行這一決定方面必須承擔怎樣的角色?就此而言,什麼是憲法公投的合理決定規則?它應該是簡單多數還是超級多數?我們怎麼會在沒有問自己這些問題的情況下就陷入這個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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