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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

我的新年期許:把「人」放在第一位

李楯:對內,修復人心,修復社會,改變「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的結構;對外,與美日等國合作,遵從人類共同的價值理念,是我的期待。

【編者按】本文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執行所長李楯,應天則經濟研究所2019「新年期許」論壇約稿所作,授權FT中文網發布。

說「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提出「構建不衝突、不對抗、合作共贏新型大國關係」,以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贊同。但只說不做,解決不了問題,自己的說法相矛盾,或說與做不一致,也不好。

歷史的糾葛、舊帳的處置,是第二位的,人權保障,人民的福祉,人類發展是第一位的。

不同人之間,不同人群之間,利益、主張有不同。面對利益、主張的不同或衝突,是暴力相加,你死我活,還是採用非暴力的方法,對話、談判,立意和平,著眼合作發展,我贊同後一種方法,對國內、國外,都是如此。

中國至今不是發達國家,我們沒有把自己的事搞好,應該檢討。

大致在1860年以後,中國具備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質。後來,孫中山提出「以黨治國,黨在國上」。1928年後,國民黨在政治、軍事領域,建立黨治政體,經濟、社會、文化,仍處開放世界之中。1950年後,中國大陸開始走向封閉,經超強力社會整合,建立了獨特的——不同於發達國家,也不同於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文明質態,即黨治國體,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中,行進至1969年。1970年代初,情勢改變,乒乓外交、尼克森訪華、中日建交,國門逐漸打開,終至提出「開放」,行進至半開放的狀態(一些想重新封閉的主張和做法也不時出現),鄧小平第一次復出,萬里整頓鐵路,農村從大寨式記工改回工分制等,至1979年,改革之勢遂成;經過探尋第三條道路和在黨領導下採用市場的方法去實現經濟增長的兩輪改革後,既有的深層制度化結構終使中國大陸經由「與世界接軌」的時段,進入了「中國特色」的時段。

上世紀80年代有「人治與法治」之爭。其實,中國問題,在「黨治」還是「法治」的發展路徑選擇。

上世紀50年代的手工業、工商業改造與今天的發展民營經濟,上世紀80年代起的強制「只生一個」與今天的放開二孩,是當時、現在都對,還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以至土地改革,是非用革命的、劃分階級成分的政治的方式,還是用法律的、經濟的方式即可?更是一個應該檢討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法院改判案件一百餘萬起,還不算以其他方式平反的冤假錯案;改正錯劃右派五十餘萬,改原定資本家為小業主、獨立勞動者(小商販、小手工業者)七十萬;另,摘掉地、富、反、壞帽子六百餘萬。這些,能認為在當初劃定時也是對的嗎?

以上各類,連帶家屬,當是多少人?遑論文革傷人更多。

城鄉分治的制度設置,在上世紀60年代曾使數千萬人死於飢饉,至今仍使國民中的多數因並非自己的原因處於貧困和低收入狀態;社會的不公正,造成了人們在財富和資源上的過大差距。

今天,提這些,不是為追究具體人的責任,而是為搞清楚事實真相,尋求能使整個社會通過和解向前看的可能。

要消除那種強迫症般的敵情意識,及自己的事沒辦好皆因有他人陰謀的不當思維方式。要認可別人可以和自己不同。要確立一種良好的價值理念和倫理準則,認可、尊重和保障人權。在國內,施行憲政,遵循法治和善治的原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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