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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

我的新年期待:縮小對改革的知行剪刀差

吳思:2012年之後,中國社會對改革與自由的認知持續向上,實際感受卻總體下行。我的新年期待就是,縮小知行剪刀差,回歸改革開放。

【編者按】本文為知名歷史學家、《潛規則》《血酬定律》作者吳思,應天則經濟研究所2019「新年期許」論壇約稿所作,授權FT中文網發布。

2018年初,我在天則所新年期許座談會上談了六點期待。一年過去,到底實現了多少?我先做回顧和評論。然後,根據最近幾年的大走勢,我再說一個大期待:縮小知行剪刀差。

一,回顧去年的新年期待

2018年,我的新年期待實現了兩條。

第一條,我希望中國市場經濟的自由度能提高几分,例如從52分提高到54分。只要降降稅,產權保護程度提高一點,生產要素流動的自由多一點,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一點,市場經濟的純度就會有相應提高。

我的願望部分實現了。增值稅稅率降了,集體用地進入市場開始試點了,民企產權保護的承諾更多了,等等。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2019年2月發布的評估報告上,我看到,中國經濟的自由度,從2016年的52分,躍升到2017年的57分,2018年更進一步,提升至58.4分。雖然,50-60分仍然屬於自由受到嚴重壓抑的經濟,但是能衝出十幾年來52分上下的徘徊,還是讓人眼睛一亮。

一定有人質疑美國人的評估。例如,稅率在名義上降了,但政府的「金稅三期」工程提高了徵稅技術,民營企業實際上交了更多的稅。再如,以文件落實文件不等於政策落地。再加上環保一刀切或清除低端人口之類運動,一陣風就能颳走一堆法規和契約,毀掉一堆信心和預期,等等。這些質疑當然有理,「批示治國」的種種副作用當然也應該評估,但一碼歸一碼,名義稅率降了就是降了,文件上的進步也是進步。

一定也有人質疑進步的原因,到底是主動改革,還是被迫改革?我看兩種說法都有理,形勢比人強,人也要順勢而為,關鍵看實際結果。按照老子的說法,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主觀動機與實際後果往往相反。作用力觸發的反作用力,或許大於作用力,於是要用更大的作用力對沖,以保持穩定。

去年我的第二條期許是,我希望意識形態向鄧小平時代靠攏,淡化紅色話語。這個願望也部分實現了。

在2018年11月最高領導人紀念劉少奇誕辰的講話中,「初心」被定義為共產主義理想。而二十多天之後的12月18日,他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講話中,一次也沒有提起「共產主義」,將「初心」定義改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就是向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政策回歸——鄧小平要把共產主義推遲到十幾代、幾十代人之後再說。更進一步,考慮到高層對民營企業密集而高調的肯定,或許意識形態的左轉趨勢見底反彈了?

一定有人反駁我,說意識形態管控和媒體網路管理更緊了。確實如此。但一碼歸一碼,淡化紅色話語本身也屬於意識形態轉型。我不敢確認的是:這種轉向到底是趨勢反轉,還是曇花一現的反彈?

2018年,我的六點期待有兩條沒有實現。

第一條,我希望別加力打壓公民社會,例如讓獨立智庫天則所能夠正常運作,有一個穩定的辦公場所。結果,天則所的辦公室被封門了,天則諮詢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也被吊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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