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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結構改革為何難:日本經驗

徐瑾: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保增長還是重啟結構性改革的討論再度泛起,如何看待這一情況?日本泡沫經濟的八十年代,和當下中國頗為神似。

2019年註定並不簡單。

唯有痛苦之中,才會動力改變,但這個時候選擇往往變得更為有限,甚至在措手不及中走錯方向。人性如此,國家也是如此。伴隨著中國經濟不再保八,對於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保增長還是重啟結構性改革的討論再度泛起,如何看待這一情況?也許日本經驗可以給予一些參考。

《前川報告》的成敗

日本的八十年代,和當下中國頗為神似。

一方面,從日本自身而言,這是日本的泡沫經濟頂峰時代。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創造戰後經濟奇蹟的國家,從1955~1973年被稱為高速成長期,期間GDP增速平均10%,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在70年末更是湧起「日本第一」風潮。雖然日本經濟已經不是70年代的高速增長期了,但是泡沫經濟的初期甜蜜彌合了這一落差。也正因此,80年代是日本將高速增長轉化為高速財富的時代,日本社會享受的盛極轉衰之前最後的好時光,從企業到個人不缺乏買買買的動力。

另一方面,從國際而言這也是日美貿易摩擦頻發的年代,日美關係也從昔日的亦步亦趨變得敏感對立。在美國經濟雙赤字背景下,日美順差成為彼此摩擦點。美國對日本人偷走了美國工作、傾銷便宜產品、不平等競爭等等指責,是不是聽起來是曾相識?美國不僅對日本啟動301調查,甚至出現國會議員用大錘砸碎東芝收音機的戲劇性場面。

對於國人來說,印象最深刻大概是廣場協議,直到今天,在公號《徐瑾經濟人》討論中,不少人還是誤會這是日本經濟轉折點,事實上,日本經濟的癥結還是在內部。回頭來看,在廣場協議之前,日本已經出現資產泡沫跡象。廣場協議之後,除了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的壓力外,日元升值對於不少出口行業帶來壓力,日本經濟處於前所未有不安之中,也期待有所改變。1986年的《前川報告》,就是在這樣背景下出台。

《前川報告》最開始以當時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諮詢機構名義發布,命名來自當時日本銀行總裁前川,隨後進入政策領域。與當時民族主義看法不同,《前川報告》指出如果繼續保持順差模式,不僅破壞國際和諧,日本經濟自身也難以繼續,將順差原因主要歸結為日本戰後的出口導向模式,提出轉向內需,因此需要進行產業轉型、開放國內市場、推進日元國際化、促進對外合作投資、擴大消費等一攬子方案。

《前川報告》被認為是日本結構性改革的先聲,對80年代後期與90年代日本經濟有重大影響,當然,很多人也認為《前川報告》導致了泡沫的進一步放大。真相到底如何?

結構性改革:總是被推遲

事實上,《前川報告》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並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參與前川報告起草委員的宮崎勇回憶,前川報告的判斷是,為縮小順差財政政策應該加大支出,貨幣政策應該為配合穩定物價。但在不同部門博弈之下,日本財政部(大藏省)等強勢部門話語權長期壓過日本央行,結果還是貨幣政策被迫出力更多。結果,不斷增加的貨幣量導致了房地產和股市的價格上漲,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80年代末期房地產泡沫繼續做大,到了1989年日本央行驟然緊縮,導致日本資本市場在泡沫中崩潰。到今天很多人還是指責日本央行應對不當,但是一位日本央行家對此頗感委屈,他曾經對我回憶,在當時的氛圍之下,如果保持寬鬆對於所有人看起來都有利的情況下,其實沒有人敢於去收緊,實際上央行的決策也是集體意識的體現。

至於真正需要付出代價的結構性改革,卻沒有得力實施,某種意義,可以說當時日本過於依賴前川報告中提出的金融財政措施,也可以說當時並沒有全力貫徹前川報告中結構性措施。

這其實涉及政治經濟學的普遍規律。在經濟看似花團錦簇之際,其實先知先覺者已經洞察其趨勢難以為繼,一切泡沫只是強弩之末,但是這一共識難以得到普遍認可,政治家在決策過程中往往會選擇更為短期而方便的政策,這也是經濟學家給政府獻策的普遍困境——無論出於專業與良心甚至虛榮,經濟學家給出的方案包含多少正確和錯誤的建議,相關部門往往會傾向於採取最有利於自身的建議。

那麼經濟學家或者政策執行者,如何做才對?多次參與日本政策建議的宮崎勇經歷了經濟安定本部經濟審議廳、經濟企劃廳與市場經濟學家不同角色,為多位首相建言獻策,他晚年從日本經驗,總結了五點經驗:首先,應該強調國際觀點不應該凌駕於國人權益,即民主主義之上的市場經濟,其次應該認識到個人與企業是經濟活動核心,從上而下的統制經濟難行其道,第三政府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將宏觀波動控制在最小波動範圍,加大透明度,第四,經濟改革應該將國內與國際結合,最後經濟學家既要專業,又要能眼觀大局。

中國的當下

日本的故事,是中國最好的一面鏡子。

在經濟乏力的當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誰該出力,已經引發「互懟」,而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的爭議也再次重現,除了長期支持中國經濟還可以保持數十年8%的幾位經濟學家之外,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期也在總理見面會上提出,當前應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果沒有必要的增長速度,所有穩定性指標都會惡化,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等長期問題將無從談起或難以推進」 。與之對應,吳敬璉等則繼續主張重啟改革。

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大家都愛談卻不愛做的美麗口號。當經濟遇到挫折,結構性改革的呼聲總是很高,結構改革在日語是構造改革(こうぞうかいかく),也表示制度深層次變化。在90年代,首相小泉純一郎宣稱自己是日本結構性改革第一人,甚至提出沒有結構性改革就沒有增長。其實日本一直陸續有結構性改革提議,從80年代前川報告到90年代的《平岩報告》甚至橋本龍太郎,都有涉及,如何落實卻一直存在問題。

更重要是,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政策往往會導致更大波動,典型在橋本內閣時期。橋本龍太郎1996年當選首相,接替短暫執政的政權社會黨政權(1994~1995),這其實是自民黨失去政權之後重回政壇中心,橋本本人也被稱為日本「後自民黨時代」第一位首相。橋本本人很多政策很有決斷,比如加增消費稅,但是他的短暫執政也說明結構性改革與解決經濟衰退問題的兩難。當時執政黨根基不穩,橋本本人希望以強力的財政重建以及金融改革等強力政策獲得支持,經濟問題是他的核心議題,但恰恰為此失利而下台。此前美國曾經多次關照日本的經濟問題,不想日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東南亞國家卻陷入金融危機之中。

當橋本龍太郎因為應對危機不當而下台,他2000年曾經在《朝日新聞》發表文章,反思橋本改革為何失敗,他認為最大原因在於訊息不足導致的判斷失誤。

從這裡看來,日本經驗證明無論強調財政支出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加大貨幣供應的再通脹派都無法取代結構政策。更重要的是,無論刺激派還是改革派觀點對錯都不是要點,要點在於需要容許不同意見存在,形成經濟政策觀念博弈市場,這為透明決策提供更多可靠依據。否則,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那麼必然是一水兒的心理按摩,那麼危機到來前也會茫然無知。

總計而言,結構性改革是一位見效慢的苦藥,並非立竿見影的神奇藥丸,甚至可能帶波動。對於政黨政治而言往往依賴有強大執政基礎的領導人,但是能夠採取結構性改革的政治家,必然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短視的人往往只在乎眼下,根本不會在乎下一個十年的變化。

註:本文為徐瑾日本經濟新著「日本這面鏡子」系列,參考資料從略,更多可見公號徐瑾經濟人(ID:econhomo)。本文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為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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