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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

美方談判聲明邏輯:何為「結構性」問題?

邵宇、陳達飛:所謂的「結構」,相對於宏觀總量而言,可能體現在結果上,如貿易結構的失衡;也可能體現在程序上,如歧視性規則、不公平競爭的政策。

目前,中美已經舉行了6輪貿易談判。每輪談判之後,美方發布的官方聲明,以及中美聲明的對比,都是市場分析人士「訊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為抽象,從而也是最讓人捉摸不透的是「結構性」這個表達。2月6號,特朗普在華盛頓發表演說,當談及中美貿易談判時,就強調道,與中國的協議,必須包括「結構性變化」(Structural change)。那麼,什麼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分歧?

筆者認為,所謂的「結構」,是相對於宏觀上總量而言的,它是一個微觀,或者是中觀層面的詞彙。它既可能體現在結果上,比如貿易結構的失衡,也可能體現在程序上,比如由歧視性規則、不公平競爭的政策而導致的權益的不對稱。

我們認為,第一個層面是貿易結構問題,即中國對美國長期保持了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其中主要是商品貿易的大額順差,服務貿易中國處於逆差狀態。所以,在中美6次談判中,美國總是期望中國能夠從美國購買更多美國的農產品和能源。特朗普曾向美國選民誇下海口,要逐年縮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本輪談判中,美國公布的談判聲明中的第8條就討論了貿易逆差問題,還提出了具體措施,即中國「從美國農民、牧場主、製造商和企業購買美國產品」,聲明稱這是一項「關鍵的內容」。

美國並沒有停留在就貿易失衡而談貿易失衡這個層面。美方並不認為「比較優勢」理論適用於解釋中美的貿易結構的失衡,而認為中國是通過不公平的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獲取國際競爭力的。比如,由各種產業政策(如補貼)所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就在美方聲明的第5條——「包括補貼和國有企業的市場扭曲力量如何導致產能過剩」中體現出來了。

相比於貿易失衡這個結果而言,程序上的不公平是美國更為關注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美國和WTO提倡的「競爭中性」的內涵,它劍指中國在企業、產品或服務層面的競爭當中的制定的歧視性規則。

所以,美方聲明的第3條——「美國公司在中國面臨的眾多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和第6條——「需要消除限制美國向中國出售製成品、服務和農業的市場壁壘和關稅」就分別提到了在華美國公司和境外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商品時所面臨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美國聲稱,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面臨的壁壘包括所有權限制、政府採購、許可證要求、產品標準等等。其中,後兩項壁壘也是境外企業向中國出口商品時常面對的。除此之外,它們還會受到不對稱的關稅的限制。比如,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到中國的平均關稅達到9.9%,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平均關稅只有3.5%。

數據來源:WTO,東方證券
說明:MFN為Most Favored Nations,最惠國。

設定規則,就是創造權力。不對稱的規則,意味著不對稱的權力。這是「結構性」問題得以產生的源頭。

美國認為,中國設定的這些規則,為迫使或誘使美國企業向中國轉移技術創造了空間。這是很容易想象的,即如果外資企業想進入中國,必須得答應中方提出的條件,其中就隱含地包含了技術轉移條款。「強制性技術轉讓」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是「301報告」關注的焦點,在多次談判中都有體現,本次美方聲明中的第1條——「美國公司被迫向中國公司轉移技術的方式」和第2條——「中國需要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和執法」都是這方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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