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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中國應降低通脹目標

胡月曉:中國市場上的通脹預期一直未能消退;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社會上對通脹的認識,一直存在偏差:防通縮甚於防通脹。

從2004年起,中國政府的年度通脹目標就沒低過3(CPI同比),最近4年(2015-2018)的政府預期目標均為3.0。對未來1-3年價格走勢,市場預期在(2.0,2.5)區間是最為常見分布,這種預期實際上反映了市場主流預期是中國未來存在輕微的通脹壓力。回顧近2年來的物價走勢和市場預期變化,受貨幣充裕和大宗商品價格回升、樓市泡沫持續等因素影響,中國市場上的通脹預期一直未能消退。

政府的價格目標設定過高,也對全社會的通脹預期有潛在暗示和引導作用。筆者認為,2以上的通脹水平,不用說已歐美日發達國家相比偏高,就中國經濟形勢來說,也是過高了。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社會上對通脹的認識,一直存在偏差:防通縮甚於防通脹。顯著高出實際通脹水平一大截的政府價格預期目標,實際上明示了政府希望價格在現有水平再略提升。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一個輕微、可控的通脹水平,是可以自動給經濟提供擴張動力的,這也是政府選擇偏高通脹目標的基礎。

綜觀全球價格形勢,除個別資源型經濟體因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因而經歷有高通脹及高價格波動性外,無論是成熟型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後各國的價格都處於偏低的運行水平。從經濟周期的角度,價格偏低造成的市場競爭壓力提高,是促使經濟「出清」的關鍵環節。從中國經濟運行和價格走勢的組合看,危機後中國價格運行水平,是長期處在了偏高位置。

價格偏高當然是相對來說的,且很難斷定,但我們可以用通脹是否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造成了影響為標準,對中國通脹水平是否合適進行判斷。顯然,中國經濟來說,通脹處在了持續偏高的位置。

首先,從公眾的購買力和消費需求的實際增長看,中國的偏高通脹已切實影響了消費的實現。從實際的消費需求變化看,耐消品的變動是影響消費增長的主要因素,而耐消品的增長情況,又跟樓市運行情況直接相關——住房交易為耐消品的增長創造了條件。儘管樓市調控在2016年末後重又趨緊,但從樓市交易情況看,全國30個大中城市的二手房周成交量,雖然比2015-2016年期間低,但和其它時間基本一致,甚至高於上一次調控末期的2014年。從中國消費增長的月度變化看,2017年後中國消費真正進入了下降通道。2010 -2017年間的逐年下台階態勢,從形態上看,主要還是統計基數抬高的結果,只有到了2017年後,中國消費增長的疲弱態勢,才真正顯現。從數據間變動看,消費的疲軟,不是樓市調控、汽車等耐消品增長放緩的結果,而是整個消費的整體回落。顯然,價格水平過高,制約了真實需求的實現。

其次,過剩產能「出清」緩慢,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緩慢,表明中國價格體系整體水平過高。2008年危機後的貨幣大投放和消費激勵政策,以及隨後延續至今的、不同行業的價格補貼,使得中國工業領域和農業領域,在信貸擴張和各種產業激勵政策刺激下,普遍生產過多,但價格卻不能下降。價格下降就不能多產,不能多產就得不到補助,並可能散失市場份額。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進行補貼,為避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衝擊,加深了對上游原材料等生產資料行業的壟斷程度,提高了國有化水平;為增強國企效率和經營能力的「混改」推進,因擔心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進展並不如市場預期塊。出於資源保護和提升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抵抗力目的,中國對上游生產資料行業的控制程度近幾年有較大提升,使得中國生產資料價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相比,比較容易形成「跟漲不跟跌」的現象,其中石油最具代表性,使得中國生產資料絕對水平,具有偏高運行趨勢。價格過高,延緩了過剩產能的淘汰出清,進而放緩了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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