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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

思想、知識與價值:公共知識分子的三重導向

榮劍: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是有思想的、專業的,並且是價值導向的。在互聯網時代,他必須始終具有問題意識:我的知識是為誰而生產?

【編者按】本文是獨立學者榮劍近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坐標2018:重新審視知識分子」名家圓桌研討會上所作的發言,他授權FT中文網發布。

我以獨立學者的身份來參加會議。所謂「獨立」有兩重含義,一是獨立於體制,二是秉持學者的獨立立場——獨立的觀察、獨立的思考、獨立的知識生產。

今天的研討會上,有六位學者做了非常好的報告。我感觸最深的有兩個,一是鄭師渠老師講述何茲全先生,二是謝泳老師講述陳寅恪先生。何茲全與陳寅恪的遭遇很不同,而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群知識分子。在聽了鄭老師的發言之後,先不做價值判斷,只是從事實判斷出發,我仍然感到非常震驚:用何先生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中共建政之後自覺地向黨「投降」了。過去在形容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時,用的比較多的是「改造」這個概念,現在我認為「投降」這個說法能更準確地反映這類知識人的立場、他們當時的感受以及遭遇。

抵抗還是投降——知識分子與制度環境的關係

像何先生這樣的知識人在當時並不是個別的。八十年代我讀書的時候,非常欣賞的老學者如童書業先生、胡如雷先生,在解放後都力求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式來重新表述他們的史學觀和經濟史觀,對我大學期間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但過了十多年之後,他們的書基本上就沒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兒後來編過一本書來紀念她的父親,說實話,書中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東西。這對一個學者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代學者,大多數來自國統區,進入中共建政的時代後,他們的智慧和學術創作力就這麼被耗竭了。國統區的知識人和解放區的知識人相比,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覺得醒悟得晚、參加革命晚,沒法佔據一個知識和思想生產的道德高度。這裡還可以提一下我們都很熟悉的朱光潛老先生,他在解放後大概始終處在檢討甚至懺悔之中,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在解放後就基本沒再有任何原創性的創作,主要貢獻就是翻譯了國外的一些美學著作。

還有一類知識人,就是謝泳先生講述的陳寅恪先生。陳先生可能是中共建政以來極少數能夠堅持學術立場、抵制當時的知識生產體制的學者之一。陳先生能夠堅守這種獨立立場,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義對於後人來說當然值得不斷挖掘,而需要問的是:他究竟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榜樣還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在知識人普遍選擇了「投降」之後,堅守「沉默」可能意味著學術生命的提前終止。陳先生的學術成就應該說還沒有被充分開發出來,他的創作力是被時代埋沒的。

岳南先生提到一個問題:大師以後為什麼沒有大師了?其實比較上述兩個知識分子的命運,這個問題就有了答案:在這樣的國家控制下,在這樣的思想生產體制中,怎麼可能出現大師級人物?民國時代大師湧現,這是沒有爭議的。中共建政後,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投降」)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政治正確:知識分子要努力「成為無產階級一分子」,這是對他們的最高道德肯定或獎賞。知識人以兩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學術生命。一種像陳寅恪先生那樣,成為那個時代最稀缺的思想資源,最後因為沒有傳承而自然枯竭了,死後無人能來繼續他的傳統;大多數知識人像何茲全先生一樣——其中有許許多多我們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廬先生——自願選擇「投降」,或者努力地按照國家的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延續學術生命。在國家控制知識生產的體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夠脫穎而出。在討論知識分子的地位、身份和命運時,不能迴避知識生產和制度的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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