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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改革開放40周年:文明衝突與中國崛起

邵宇、陳達飛:鴉片戰爭以來,改革派與革命派不斷試錯,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正確道路;除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總結過去,還應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審視中國。

異質性不是文明衝突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但是,一旦文明的交流變成追逐權力的輔助性手段,或者只是權力衝突的伴生現象,那麼,它也必然以一種「血與火」的暴烈形式展開。

工業革命之後,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古今「時代性差異」得以扭轉,東西「民族性差異」繼續存在,疊加東西分流和權力衝突,文明衝突得以產生。在外在壓力與內在張力的雙重作用之下,中華文明既保留了延續千年的儒家內核,又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憲政、民主的養分,從而實現了「創造性轉化」,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鴉片戰爭以來,每一次東西文明的衝突,都會加深國人對西方文明之優點和儒家文明之弊端的認識,改革派與革命派不斷試錯,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1949年以來,建設新中國的路並不坦蕩,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才正式拉開了中國崛起的大幕。

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除了從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總結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還應該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從閉關鎖國到「睜眼看世界」,再到引進西方「民主」與「科學」觀念的過程,這對於全面認識中美博弈,堅定改革開放的決心,都有重要意義。

一、東西文明的三重衝突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史,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明對抗,……從根本上講,是一場廣義的文明的衝突。」

文明的結構有三層,最外層是器物;中層是觀念與物的結合,主要是指制度層面;內層的是精神內核,如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和民族性格等。鴉片戰爭之後,東西文明的衝突,以及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就是按照這三個層次,由表及裡逐步展開的。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的,中國人首先是從器物上學習西方,如洋務運動時期興辦的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製造企業,目的在於「師夷長技以制夷」。這說明,國人從鴉片戰爭中吸取的教訓,只停留在器物層面。第二階段,始於甲午中日戰爭到辛亥革命,維新派從政治制度層面開始反思,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雖然維新派批判儒家的「三綱五常」,但並沒有。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是第三個階段,國人開始從文明的更深層次——儒家文化倫理觀進行反思,舉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號。陳獨秀在1916年發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中說的,「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二、東西文明衝突的四個階段

導致文明衝突的原因,既可以是不同文明的異質性有關,也與傳播文明的目的、傳播手段的正當性和不同文明之間的互補性密切相關,還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密不可分。「歐洲文明與儒家文明從根本性質上說是「極端相反」的,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十之八九拜兩種文明的衝突所賜。」但是,每一次衝突都能加深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這經歷了從器物和學術到政治體制,再到倫理道德觀念的不斷深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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