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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

一戰停戰協議的教訓應被銘記

庫柏:在國際關係中,哪怕是你的對手,也要像對待長期商業夥伴那樣對待他們。如果你為了短期利益傷害他們,他們不會忘記。

這節車廂真的來自鐵路旅行的黃金時代。編號為2419D的車廂的運營方為國際卧鋪車公司(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於1913年委託製造,有一節紅木牆的餐車。到了1918年11月,這節車廂已成了法國元帥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的移動辦公室,停在法國北部貢比涅(Compiègne)市外的森林。11月10日那天晚上,在一種詭異的親密環境中,8個法國人、德國人和英國人圍坐在一張木桌旁,抽著煙,研究法國提出的苛刻和平條款。福煦拒絕談判:德國人要麼在擬定的《停戰協議》上簽字,要麼離開。11月11日清晨5時22分,德國天主教政治人士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簽署了協議,然後說:「一個7000萬人的民族遭受苦難,但沒有滅亡。」福煦仍然拒絕握手。

1919年,法國在凡爾賽和平談判中再次羞辱了德國。福煦在這之後評論道——至少據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說法——「這不是和平協議。這是一個為期20年的停戰協議。」他說對了。1940年,希特勒(Hitler)讓法國在同一節車廂上投降,法國代表就坐在埃茨貝格爾代表團的座位上。然後希特勒下令炸毀了貢比涅紀念碑,只留下福煦的雕像立在原地俯瞰這片廢墟。

1918年的《停戰協議》是如何對待其他國家的一個反面範例。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指出,德國的受辱並沒有自動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中間隔了20年。話雖如此,在訪問貢比涅時,你會不可避免地想到其與當代的相似之處。本周齊聚巴黎紀念1918年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應該記取以下一些經驗教訓:

•在國際關係中,哪怕是你的對手,也要像對待長期商業夥伴那樣對待他們。你們會再次相逢,如果你為了短期利益傷害他們,他們是不會忘記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應該記住這一點,但這也是歐洲領導人對英國退歐的擔憂之處:他們不想讓英國有遭受「凡爾賽恥辱」的感覺。

•民族主義激情易於挑起,而難於抑制。福煦懲罰德國——最初要求德國交出的武器比德國實際所有的還多——的原因之一是,法國選民想要為四年的生靈塗炭要一些賠償。

沒有哪種意識形態具有民族主義那種情感號召力。(比如說,沒幾個人會為自由主義獻出自己的生命。)因此所有政治人士都忍不住想要利用這種力量。但難就難在適度利用。

•一個被羞辱的國家會去尋找替罪羊,而有些人會從憤怒的言語升級到暴力行為。埃茨貝格爾當時別無選擇,只能簽署那份《停戰協議》。當時他的國家一片混亂:11月9日威廉二世退位後,一場共產主義革命似乎有可能爆發。德國新上任的文職領導人和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將軍都發了電報催促他簽字。

但從他簽字的那一刻起,他成了指定的替罪羊。一年後興登堡哀嘆道:「正如一位英國將軍所說的那樣,德國陸軍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於是一個神話就此誕生:如果當初沒有「十一月罪人」的背叛,德國肯定能贏得這場戰爭。現在必須懲罰那些背叛者。《每日評論》(Tägliche Rundschau)報紙寫道,埃茨貝格爾「可能像子彈一樣圓,但他並不防彈」。1921年,埃茨貝格爾在一個溫泉度假勝地被極右翼恐怖分子謀殺。托馬斯•凱內利(Thomas Keneally)寫了關於《停戰協議》的小說《森林裡的流言》(Gossip From The Forest),歷史學家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在總結這部小說的時候寫道:「20世紀不會容忍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這樣的人。他們是文明的,他們是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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