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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歲月靜好,民怨積聚:尋找方向感的轉型中國

王江雨:中國面臨的問題已經不能簡單地通過「發展」來解決,更不可能通過消滅不同聲音的手段來使其銷聲匿跡。

互聯網上的中國與腳踏實地行走時觀察到的中國,表面看起來往往是兩個世界。網上的中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充斥著讓人感到民怨沸騰的事件:地溝油、毒奶粉、欺凌弱小的城管、助紂為虐的警察、貪贓枉法的法官、勾結商人大肆貪污受賄的高官大員、遍及全中國的看病難、上學難和高房價負擔,到最近則是幾乎所有有幼兒家庭都可能受害的問題疫苗事件,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社會矛盾加深,問題急劇惡化,幾乎國無寧日。但當一個外來的旅行者真正行走在中國的時候,他會看到處處的歲月靜好:大街上秩序井然、雜而不亂,餐館裡客官滿座、觥籌交錯,商場里物資豐富,菜市場人聲鼎沸,休閑場所遊人如織,城市越來越乾淨,鄉村也越來越美麗,人民的神情氣質也越來越從容淡定,再也不是某些評論者所云的「滿臉苦大仇深」。

毋庸置疑,這兩者都是「真實中國」的不同層面。中國極大而極複雜,幾乎每一種理論、每一種看法都能找到邏輯自洽的解釋視角,而中國在世界歷史地理時空中巨大而恆久的存在,使得來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的各種傳統、思潮、制度、力量,都能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光譜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

如此內部差異極大、對外形象多面的複雜中國,要維持自身的統一、穩定和運轉,需要一種「簡約治理」的模式。這種模式之下,中央層面提供國家總體發展的方向感、制度環境的大框架和國民權利保護的基本準則,同時承認地方的差異,由各地因地制宜,在不違背國家政治大原則和不妨害其他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自主發展。而本末倒置的治理方式則是中央提不出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卻一刀切地制定方針政策,事無巨細地干預,而地方則出於政治上的敬畏和資源上的睏乏等原因,凡事消極等待,坐等指示,被動執行,甚至是懶政怠工,以不犯錯誤為優先考量,但在某些情況下為「唯上」又不惜竭澤而漁,侵害民權,盤剝民脂民膏。這兩種做法「相向而行」,會導致國家的發展失去活力,最終出現「治理失效」。

當代中國面臨的某些嚴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本末倒置的治理模式所產生的,而這方面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社會各階層普遍感覺到對國家的發展沒有了方向感。當代中國向何處去?自改革開放始,鄧小平引導中國走向了發展經濟學所謂的「威權發展模式」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這是東亞包括韓國、台灣以及新加坡在內的各經濟體的共享模式,因此也被稱為「東亞模式」 (East Asia Model),其特點是都有一個強勢和精明的領導人,以經濟增長為國家發展和個人執政的目標,在一個奉行同樣理念的技術精英集團的輔佐下,積極同時運用產業政策和市場化手段實現發展目標。東亞的李光耀、蔣經國、朴正熙都被認為是這樣的領導人。中國在文革以後所走的發展道路,雖然充滿中國特色,但仍然不脫「東亞模式」的底色。

「東亞模式」本身並不缺乏方向感。這是因為全社會對兩個問題有共識。第一,這種模式縱然有運用產業政策這樣的非市場手段,但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實現經濟的市場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單純為了擴張國有經濟和排擠私營經濟。因此,國家會在恰當的時候撤除對國有或者國家所扶持的企業的優待和支持,以期為所有企業創造一個平等公平的競爭環境。第二,即使是領導階層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承認,威權發展模式具有過渡和轉型性質,是一種階段性的模式,國家在這個階段主導分配資源並收緊國民的權利空間,其目的是集中資源創造社會轉型和進步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而不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全面壟斷。為此,在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會主動或被動地讓渡資源和空間給社會,並日漸強化對公民的權利保護,以及擴大公民參與政治的空間。在這個發展階段,雖然仍有著種種官民摩擦,有時候甚至不乏局部的流血事件,但各階層對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有大體上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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