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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作方式」立法能改變加班文化嗎?

最近通過的「工作方式」立法設定了加班時長上限,並規定了對違規企業的懲罰措施,但這是否能打敗日本企業強大的慣性呢?

上個月,就在安倍晉三(Shinzo Abe)政府準備推進今年最重要的立法時,日本最高法院認為,一名卡車司機的案子突顯了為何對很多人來說,改變是必要的。

這名司機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幾乎都在為他所在的公司開車,後來他到了強制退休年齡,那時正值日本人口減少之際,司機嚴重短缺。

作為公司最有經驗的員工之一,他立即被返聘,繼續做他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公司看來,如今的他是一名被剝奪了正式工福利的非正式工,他的過去一文不值。

非正式工已經知道這種情況不公平:問題是有多少日本公眾也這麼認為。卡車司機的案子表明,這個國家正在努力重新評估整個社會的運作方式。

上周,日本首相安倍力主通過了「工作方式」立法,旨在限制工作時長(日本法律體系創造了指代過度工作致死的術語「過勞死」(karoshi)),並糾正正式工與非正式工之間工資嚴重失衡的問題。

該立法承認一個現實,即過度工作——約20%的日本公司有員工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嚴重影響了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乃至整個社會。該立法試圖在日本本土勞動力進一步萎縮、勞動者甚至會面臨更大的加班壓力之前,以法律的形式把對勞動者的保護固定下來。該法有效(即使是間接地)促使企業把其巨額現金中的一部分投入提高生產率的技術或設備中。

包括過勞死員工的家屬在內,很多人對此感到失望。該法案對加班時間設定了上限,並規定了對違規企業的懲罰措施,但看起來卻明顯打了折扣。該法案明顯排除了專業人員。一位著名學者稱,如果沒有對工作制定更複雜的定義和計量方法、也未安排更多檢查員執行監督任務,該法案的一個關鍵部分——「同工同酬」的規定就毫無意義了。

但這仍然是自1947年《勞工標準法》(Labour Standards Act)以來日本在該領域最重要的改革。通過該法案一直是安倍經濟學議程的關鍵部分,無論它在實踐中有多少缺點,其基本原則非常重要。但該法案真的會帶來改變嗎?

一篇關於日本企業不妥協的文章認為該法案不會起到任何效果。儘管日本企業犯了很多錯誤,但它們仍然做對了很多事。很多日本高管,尤其是較為年長的高管,需要更多證據(不單單是一名滿腹委屈的卡車司機)來確信,諸如基於資歷的晉陞和薪資體制等系統性實踐正阻礙著日本發展。他們會爭辯說,資源短缺的日本並不是碰巧才成為全世界第三大(曾經是第二大)經濟體的。在他們沒能分析出日本成功的確切因素的情況下,認為這種工作實踐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不是沒有道理。

媒體定期報導世界一流水平的日本工業製成品——從全世界最小的滾珠軸承座圈到船體減摩塗料——在無意間說服人們持有這種觀點。儘管人們對大部分日本企業的低生產率和嚴重低效議論頗多,這一論點聽起來令人信服。

安倍及其勞動力改革計劃面臨的問題是,戰後幾代日本人在成長過程中被告知過度工作是日本經濟騰飛的神秘配方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改變這一文化,可能會招致災難。有多少日本人相信這種關聯不得而知,但日本的企業習慣極為強大,而新法案必須推翻其背後強大的慣性。

然而,一種對立的論點認為,這些勞動力改革計劃會產生影響,因為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經做好了改革的準備。安倍現在掌握了一種技巧,即在形勢本就自然而然地朝著改革方向發展的情況下發表改革言論——女性經濟學和公司治理就是最好的例子。年輕的日本人帶著與前輩截然不同的期望進入職場,而且,勞動力短缺正在逐步創造市場之前缺少的一套激勵措施和勞動力流動性。為了生存,日本企業必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員工,無論是正式工還是非正式工。縮短工作時長可能是企業眼中成本最低的手段了。

譯者/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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