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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

對手判別中國的「五個尺度」

丁學良:憑藉幾條深層次主線,我們才能冷靜解讀為何美國政界終於宣示中國已成其兩大主要「戰略競爭者」之一。

本文為「外部世界反擊中國:此伏彼起」系列之三

本專欄上一篇回顧了從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戰略分析圈和決策層如何在多個潛在的威脅性對手裡判別中國居何位置。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儘管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過幾次巨變,美國的國際環境也有戲劇性的翻轉,立場持平居中的觀察家仍然能夠在紛亂迷眼的世事人事變幻的背後,梳理出幾條深層的主幹線。憑藉這些,我們才能冷靜解讀為什麼美國政界包括軍方到了目前階段,終於不加遮掩地反覆宣示,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兩大主要「戰略競爭者」之一(參閱美國陸軍部長2018年4月5日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的戰略規劃演說:「Army Secretary Outlines Vision for Success in Future Conflicts」,美國政府www.defense.gov網站視頻)。

第一個尺度分量最重

在筆者的研習視野里,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層判別該國潛在威脅者所使用的第一個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體系上:對方是民選的政府,還是非民選的?是多黨競爭的代議制,還是一黨始終當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權力高度集中的「專權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眾多的軍人政權或家族統治,還是更靠近權力極度集中的「全權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權制」里,意識形態是屬於右翼的——如當年的納粹德國,還是屬於左翼的——如當年的蘇聯陣營?就這幾組變體而言,後一類的更容易被美國(及其鐵杆盟友)精英層視為主要威脅,因為這類政體的權力更加集中、幾乎不受任何約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強制性的對內對外政策,說出手就出手。而美國精英層深知自家的政體是天天吵架處處扯皮,既難於保密,更難於突然出台厲害的措施,跟全權制對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幾拍,猛然被擊吃大虧的幾率太高。

第二個尺度是關乎種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就美國判別潛在對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種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這與美國本土的變遷大體上是一致的。美國精英層把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時期,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風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經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況下,美國精英層對同文同種的外方更感親近一些,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對方不是白種人、不是基督教傳統,則更容易引起誤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反擊和連鎖反應,是突出的實例。如果對方的政府或宗教團體實施有組織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於招致美國公眾的同仇敵愾。

第三個尺度是規模。對方的領土(領海)、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數量、素質、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地理位置等構成了其綜合潛力的基本要素,這個道理明顯可見。需要稍加解釋的是,這些構成一個國家綜合潛力的要素,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環境的變遷,各部分的相對價值或重要性會有顯著的浮動和升降。比如自然資源,以前人們最關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現在則變成淡水。1999年底美國情報部門的新世紀全球安全報告里,給予淡水資源以非常顯要的位置,把它視為國家或區域的生存、發展、內部動亂、外部戰爭的一個大主變量。而中國則是主要經濟體里淡水資源最缺乏的國家之一,不但影響到本國的生產和生活前景,而且影響到與周邊國家的戰略糾紛。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過去是交通和貿易的要害部位或者無足輕重的部位,而隨著生態的變化和技術的進步,就會變成相反的狀況。氣候變化將使凍土地帶和冰封水域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大大提升,是鮮活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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