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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藝錄

汪濤:青銅器藏家主要是中國人

吳可佳:汪濤博士指出,藏家越來越重視藝術品內涵和歷史傳承。青銅器量少價高,藏家多是對中國歷史有情結。

(編者註:本文是 「汪濤:青銅器後的另一個宋徽宗」一文的下篇。汪濤博士在本文探討了世界範圍內青銅器收藏市場與藏家的概況與趨勢。)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吉金鑒古:中國古代皇室的青銅器收藏」2018年2月底盛大開幕。本次展覽是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古代青銅器在海外規模最大的特展之一,集萃了北京故宮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等一批珍藏。策展人、芝加哥藝術博物館亞洲拓展事務執行總裁、亞洲藝術部普利茲克特聘主任汪濤博士暢談青銅文化。

策展人汪濤博士

吳可佳:您講到的北宋時期皇室收藏與文人收藏的對立很有意思,可見對於青銅器的收藏在當時也代表了對於話語權的掌握。

汪濤:可以說是一種較量、一個互動、也是一個競爭關係。文人收藏青銅器,對其的解釋與宋徽宗作為皇帝的解釋是不一樣的。所以宋徽宗曾經要把私人收藏的這些青銅器都沒收。你看他的《博古圖》裡面,很多東西原來都是私人收藏,被他給沒收了。有個故事,李公麟去世後,宋徽宗到李公麟家,看看他家裡剩下的收藏能不能拿到朝廷裡面來。收藏其實可以說也是政治上的一個鬥爭手段。宋徽宗開始執政的時候要改革,踢開他父輩重用的那些政治家。當時與宋徽宗針鋒相對的那些人也收藏古代青銅器,因此宋徽宗也不願意他們有權有勢、有話語權;確實他要做的是壟斷對古代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可是,從實際的效果來說,呂大臨的《考古圖》在後世的影響超過了徽宗的《博古圖》。

鳥尊,商代晚期,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品

吳可佳:咱們接著講乾隆對青銅器的收藏。在參觀展覽的過程中,您提到本次展覽中有一對方彝,其中一件是乾隆舊藏,這是一個新發現。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能否和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研究和再發現的過程?

汪濤:像我之前說的,乾隆,包括乾隆之後的文人對於青銅器的收藏,沒有北宋金石學家們學術性那麼強。其實就是隨大流了,因為元明清的金石學發展緩慢。乾隆的收藏很豐富,但本質上與當時文人的收藏區別不是太大,兩者之間也沒有北宋時期那種衝突。剛才你提到的這一對方彝很有意思。方彝是商代酒器中比較罕見的重器。這次展覽中有一對 (圖錄43-44),一件是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館藏,另一件是美國私人收藏家借出的;它們應該是早年同時出土的。原來的研究和記載都說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件是來自乾隆舊藏,而另外一件我們知道是經過清代幾位文人收藏流傳下來的。可等我們把它借到一起, 就發現它們的傳承關係剛好是對調的。 《西清古鑒》著錄的時候非常詳細,把銘文很逼真地描出來;這兩件方彝銘文都一樣,但其中一個有殘缺,而且殘缺的部位都不完全一樣。一經對比,證明目前屬於美國私人收藏家的那件曾經是乾隆舊藏。這就糾正了之前學術著錄里的一個錯誤。另外,用更直觀的方式來看,乾隆收藏的那件,表面打過蠟,做了一些綠銹;而另外那件,僅僅做了基本的清理,並沒有在表面上做進一步的處理。因此將這對方鼎並排展覽,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對於我們了解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收藏著錄可以說推進了一步。我們研究判斷一件青銅器, 除了藝術風格、技術特點,還要考慮器物的皮殼包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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