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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我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

鄒至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為中國建立適當的市場經濟,涉及經濟學教育和輔助市場非國有企業的建立。

今年5月26日至27日,海外青年華人論壇(OYCF)的年會在美國加州舉行。筆者被邀請到會,陳述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參與改革的經驗。演講主要內容茲陳述於後。

筆者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1983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與王復孫處長到我在普林斯頓的家來訪問。王澤農處長是負責推進經濟學與法律的教育。王復孫處長在教育部的外事處服務。每次教育部派人到國外訪問,必有一位外事處的官員陪同。他們邀請我回到中國幫助推進經濟學教育。我十分願意擔任此事,便答應在1984年的暑期,當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的時間,到北京講授經濟學,並代教育部邀請幾位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1984年的6月我到北京授課。在當年的7月5日首次有機會與趙紫陽總理會見。(見下圖)我們對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交談。從此以後,趙總理邀我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各種重要工作。

1984年7月5日作者首次與趙紫陽總理會面,發表於《人民日報》頭版,作者提供

我當趙紫陽總理經濟顧問的第一項工作,發生於1985年的夏季。我抵達北京以後的第一天,趙總理派人來我的飯店找我,說總理十分關心中國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因為在1984年的一年內,中國流通中貨幣的數量增加了50%。我為此做了一個計量經濟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來解釋中國的通貨膨脹。解釋通貨膨脹的變數包括貨幣供應與實質GDP的比例,貨幣供應對通漲有正面的影響,實質GDP對通脹有負面的影響。另一個變數是去年的通貨膨脹,因為通脹發生以後有它的動量。我建立此模型以後,用它來預測1985年中國的通脹率,發現這通脹率不會太高,不會高於7%左右。我把這個結果告訴趙總理。這研究的結果筆者在1987年的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期刊發表。從1985以後我當了趙總理的經濟顧問,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1988年秋季開始中國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影響中國一般居民的生活。其實從1986年開始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筆者在1986年以後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沒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中國的貨幣供應每年增加約稍高於30%。如果筆者注意這幾年中國貨幣數量的增加,可以建議中國政府把中國貨幣增加是數量控制以避免1988年嚴重通脹的發生。

回顧中國政府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有四。1.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極為不滿。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必須改變政策,以得到人民的支持。2.執行中國計劃經濟的領導,從過去的經驗中,了解到計劃經濟的缺點。3.東亞四小龍,亦即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實行市場經濟以致經濟發展成功。4.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痛苦後,中國人民願意支持經濟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計劃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由一位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那一年,是由姚依林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後,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該委員會是由趙紫陽總理主持。趙總理是該委員會的主任。體改委的日常工作是由安志文副主任主持。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是其他最重要的委員。筆者受趙紫陽總理的委派與安副主任及劉副行長合作,參與體改委的工作。體改委的主要政策是由安副主任、劉副行長及筆者決定。舉一個例子,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把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定得太高。1980年只用2元人民幣便能兌換一美元。因為美元的匯率定得太低,中國居民不可能用兩元人民幣換得一美元。體改委的一個責任是把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逐步提高。筆者亦參與逐步提高人民匯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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