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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滴滴遇害,如何降低出行暴力幾率?

徐瑾:空姐悲劇之後,平台有多少責任?數據安全為什麼重要?為什麼是順風車出事?外部監管和內部改進,什麼方式更有用?

21歲的女生,家中獨生女,身高1米74,職業空姐,據說為人很好,英語也不錯。

花無重開日,人無再少年,說的就是這樣的人。

然而,5月6日,她在鄭州航空港區搭乘了一輛滴滴順風車,趕往市內後遇害。如今,犯罪嫌疑人劉某也被發現沉屍河底。

這無疑是一場悲劇,一切還沒有結束,群情激憤之下,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避免類似悲劇,這一事件如何檢討,如何反思?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從網約車安全、監管、平台責任以及數字安全等角度梳理幾點看法。

首先,嫌疑人的責任顯然第一位,問題在於平台要負多大責任?

不可否認,每個社會都有極端分子,犯罪率也無法突然變化,劉某的犯罪帶有激情犯罪的因素。大家可以先想一下,順風車之類網約車安全還是出租車安全。當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少人可能覺得是出租車,因為是公司運營,司機是專業人員,比起私家車,應該更可靠。

實際情況未必如此。出租車犯罪在國際範圍內也是一個難以消除的治安因素,尤其如果是街旁揚招的出租車,沒有數據記錄。萬一出事,破案難度不低,這首先還得排除是假出租車司機的問題。

對比之下,這次空姐遇害,滴滴能夠立即公布犯罪嫌疑人訊息。從犯罪經濟學角度看,對犯罪嫌疑人而言,一種是註定將被發現,一種是或許心存僥倖,兩者對犯罪嫌疑人的威懾力孰大孰小?

誰更安全,你來判斷。

有人也會問,滴滴之內會不會有假的註冊訊息?固然,即使審查再嚴密,當然也有漏網之魚。怎麼辦呢?第一反應自然是加強監管,就是我談的第二點,關於監管。

每件事都有成本,監管也不例外。

目前滴滴順風車整頓一周。我自己不坐滴滴順風車,但是我覺得出了問題就關閉,是消費者福利凈損失。

我也打過驚悚的黑車,但是黑車比起沒有車可打,始終提供了一個選項,從沒有車到黑車到網約車,消費者福利無疑是在進步的,網約車比起黑車甚至出租車,也是相對安全的。

個案帶來的心理放大效應,與整體數據對比,其實不一定準確。我們的理智,不應該為情感買單。舉個例子,大家知道香港富豪多,尤其最近傳言賣保險的年薪千萬很多,那麼香港到底多少收入過千萬的人?在一個經濟學家群,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按道理經濟學家對於數據和錢都很敏感,有人猜十萬,有人說五萬,最少也是一萬,但實際上正確答案是2400多。需要知道,因為稅收因素,香港個人收入數據是非常透明而且全面的,實際數字比大家放大的想象低了不少。

再回想一下出租車難打問題,過去引發多少討論,引發多少調查性報導,多年出了那麼多名記者,最終怎麼解決的?是行業自律還是政府管制,都不是,是外部技術進步。

加強監管除了有成本,更大問題還在於,很可能成效低。更深的問題在於,誰來監管,如何監管?

地方官員對於這類平台管理不熟悉,目前的基本思路是:如果出事,從自身安全角度,自然就是整頓下架。甚至,自己再出台一個政府自己運營或者相關公司運營的系統,更安全說不好,但效率肯定是降低了。比如專車曾經很火,但在北京上海專車必須要求本地戶口司機之後,專車的冷清就無可避免。

原因在於,監管者的激勵不同,往往並不是從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出發,而是從自身效用最大化出發。遇到問題,監管的第一反應是加高門檻,卻不知這會人為減少供給;從平台經濟學角度看,平台的參與者越多,對於平台以及各方福利越大。換言之,如果對滴滴不滿,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禁止或者嚴加管制滴滴,而是鼓勵美團這樣的競爭對手更多出現。

這些基本經濟學道理,為什麼很多人看不清楚呢?可見,普及經濟學常識還是一個廣闊的藍海市場。

第三,平台不是沒有問題,但是要明白問題在哪裡。

出事之後,順風車被大肆批判,有人斷言天下沒有順風車這回事麼。事實上,在網約車中,對比出租車、快車、專車等等,順風車其實最具有分享經濟特徵的,兼職比例也比較高,聯繫起滴滴重視的社交功能,必須理解順風車的一些特點。

按照第三方報告,滴滴按日訂單已達到2500萬,2017年全年平台為全國400多個城市的4.5億用戶,提供了超過74.3億次的移動出行服務。其中,順風車並不算大頭,即使加上快車拼車,加起來也不過10.5億人次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順風車市場,更多是車主選擇乘客,車主男性居多,有用戶反應,對比女性乘客,男性乘客被接單的概率更低。根據滴滴此前的一份數據,註冊車主中,男性車主約佔85%,女性車主約佔15%,從免費乘車(免單)效用來看,男車主更願意給女乘客免單,比例達67%,是男乘客的2倍。從滴滴評價來看,在最受歡迎的免單特質中「恬靜溫柔」、「年輕無極限」、「小清新」排名最高。

滴滴順風車目前暴露問題,涉及後台司機可以對顧客長相/年齡等給出評價,這被批判源自滴滴產品經理希望順風車作為社交工具的衝動,對心懷不軌的司機來說,可能在邏輯上加大了作案的可能性。

理論上,雙方都可以查看對方評價,但問題在於,不少乘客不知道這些評價,甚至對於滴滴順風車的社交屬性沒有充分認知,這是一種訊息不對稱。反過來想,順風車司機作為個體,有多少權限知道乘客什麼訊息呢?這是需要更多公眾討論的問題。

所以,數據安全是一個容易被遺忘的點。

本月其實有件大事,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25日正式實施(本人剛花了兩小時去完成公司要求的培訓與測試)。這一條款被稱為「史上最嚴數據保護條例」,Google之類互聯網大公司針對這一條款做了不少修訂。這些條款或許對於中國境內沒用,但是其示範意義是值得參考的。

未來,訊息也是最大的資產之一,過去互聯網的做法是你給我訊息,我給你服務,如今消費者源源不斷提供訊息,自我保護的意識日益增長。應該如何保護個人訊息?尤其中國隱私狀況下,不少人幾乎等於在互聯網裸奔,而百度李彥宏就直接說中國人更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

這種情況,滴滴作為一家公司,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作為行業旗幟,應該帶頭示範。滴滴順風車因為露骨評價也被各類博主口誅筆伐,在本次悲劇中,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預防與整改規則。

面對涉及商家利益與消費者權利的問題,可以參考美國漢德法官在1947年提出的著名公式。他提出三個關鍵因素:受傷的可能性,傷害或者損失的程度,以及預防意外事件的成本。如果商家是被告,判斷過失關鍵在於,其預防成本與受傷可能性與受傷害程度相乘的比較大小,如果預防成本小於這一結果,則商家有責任。

在滴滴順風車的案例,鑒於發生概率低,而受傷程度大,滴滴應該有責任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提高防範措施,尤其在規則層面以及評價層面的修改成本不高,也必須進行。我在公號《徐瑾經濟人》徵求滴滴順風車司機的反饋,得到不少意見,一位既是滴滴順風車客戶也是車主的朋友整理了幾條可行的改進意見,比如談到應該允許在車主接單後,乘客無責拒絕一次,使乘客也有選擇權

結語

總結而言,如果我們目標定為降低公共出行遭遇犯罪的幾率,有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是讓更多人有機會搭乘犯罪幾率低的交通工具,另一個是在每個交通工具上都努力降低遭遇犯罪的可能性。

在第一個層面,客觀評價各種出行方式犯罪率,網約車顯然有優勢。國外數據來看,出租車被認為容易招致犯罪,而在芝加哥等地試驗可知,優步等網約車出現甚至導致出租車相關犯罪率降低。

在第二個層面,努力降低自己經營的交通工具的犯罪率,強化各種預防措施,這是平台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大眾應該且有權去監督的。客觀地說,平台自身改進的動力主要基於公共壓力,監管壓力只是一部分,這也說明微博微信等平台在新聞熱點中的價值。

最後鄭重聲明一下:本人本文和滴滴順風車無利益相關。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亦為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近期出版《白銀帝國》、《不迷路,不東京》,公號《徐瑾經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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