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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汶川地震十周年,我們為何而紀念?

李繼威:「多難」並不能「興邦」,我們只有以悼念南京大屠殺遇害者同樣分量的哀痛去悼念汶川地震的遇難者,才有可能回歸對人本身的尊重。

沒有誰忍心把災難寫成史詩。在災難面前,缺少了同情和眼淚,即使是紀實文學也不過是一堆孤零零的數字和沒有靈性的語言符號。

然而,面對災難之後種種魔幻的現實,任何文字都可能顯得無力。據新華社報導,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汶川縣將5月12日確立為汶川「感恩日」。看到這條消息,筆者一時語塞。電影《海邊的曼徹斯特》中,正在讀中學的男二號在父親意外去世當晚與同學尋歡做愛的情節都讓觀眾覺得荒誕,而中國「災難片」的「導演」們還要我們腦補在至親的墳墓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抱歉,筆者的腦洞實在跟不上。

災難是一堵牆,分離了生者與死者,割裂了廢墟與繁榮。從災難中復原,是政府的責任,談不上「皇恩浩蕩」。即使生者在復原的過程中獲得了恩惠,這在牆的另一面的逝者看來可能也是面目猙獰的。筆者不反對人們對施救者常懷感恩之心,但這只是災難的副產品,我們不應該為了感恩而紀念。秉持著對逝者的哀悼和對失去親人的災民的同情,筆者想談一談,汶川地震十周年,我們究竟為何而紀念。

為了逝去的紀念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這樣一句透著無奈的修辭,給了許多震後倖存者繼續生活的勇氣。災難後的人們總要學會自救,這也是人們仍然記得當年地震時「最美舞者」這樣熱愛生活的人的原因。

然而,災難之後的我們如果只記住了「豬堅強」、「范跑跑」、「可樂男孩」這些快被娛樂化的名詞,這樣的紀念只能是失敗的。當我們對逝者不再產生悲痛的敏感,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也就失去了歷史的厚重,只剩下毫無內涵的輕佻;無論在聽《感恩的心》時流下了多少淚水,充其量也不過是靈魂的假唱。

北島曾寫過兩首詩,紀念文革中慘遭殺害的青年遇羅克,其中一句是:「誰願意做隕石,或受難者冰冷的塑像,看著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別人的手中傳遞」。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生者的幸運並非天經地義,逝者的不幸亦非命中注定——試想:如果震區教學樓的磚體和校長辦公樓的磚體一樣堅固,當年逝去的小學生們現在應該在大學校園裡,和無數赤誠學子一同憂慮著這個國家的未來;如果他們再多一點上蒼的眷顧,砸在他們頭上的也許就是敲開科學之門的蘋果,而非爛磚瓦礫這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待逝者的態度往往是厚此薄彼的。不論是民間的文學作品,還是官方的紀念活動,都常常對戰爭的遇難者致以更深的同情,而對其他災難的逝者缺少關注。人們都知道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但又有多少人關注過「三年困難時期」死於飢荒的災民呢?兩相比較,我們也很難說來自外族的屠戮一定比來自內部制度的屠戮要慘烈。一種解釋是,戰爭的遇難者死於民族大義,更大規模的紀念能夠增強我們的民族認同。但在強調單一身份認同的國家,過度的民族認同很有可能會播撒民族仇恨的種子,無助於和解,更無助於和平。由此看來,今天的我們如果能夠以悼念南京大屠殺遇害者同樣分量的哀痛去悼念汶川地震的遇難者,才有可能回歸對人本身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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