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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孩子學外語,多早算太早?

萊恩:我不知道寥寥幾句外語能否帶給女兒家鄉不會給予她的東西,也許她只喜歡那些音調和重複。就算這些課什麼也沒教會她,她的生活也比只接觸母語要豐富了一些。

現實就沒那麼刺激了。

一家在韋克斯福德(Wexford)設有辦公室的德國汽車零件公司資助了我們一次為期三周的德國獎學金之旅,我們為此展開了競賽。我沒有得到獎學金,但獲得了一個臨時攢的二等獎:在德國一家修道院為朝聖者提供食物。這次經歷成了我日後數次試圖掌握一門外語的預示,我和另外四個愛爾蘭人住在一間公寓里,蛋糕吃了不少,德語一句沒說。

當時讓我感到特別幸運的是,德國人的英語說得真好,不然我都懷疑自己什麼忙都幫不上。我對愛爾蘭語有著深沉的愛,但恐怕永遠看不出它有什麼用處,更別提我們學不完的那些愛爾蘭諺語了。週遊世界的女英雄們是不會靠愛爾蘭語幫她們脫離困境的。

我曾嘲笑過一個法國人,他曾在三一學院(Trinity)學習愛爾蘭語,常穿著件阿蘭毛衣,出於某種原因選擇來中學向我們教授我們的母語。每個名副其實的法國人當然都會留在巴黎,而不是把時間浪費在格羅根路的Presentation修道院。他的愛爾蘭語發音令人無語,但依然勇敢地直面我們的嘲諷。

我看著女兒可愛地練習著「hola」(西班牙語:你好),不由得想起了他。我想,一個人得多自信才能在現實世界說那些話,甚至當母語人士面無表情地看著你時還在繼續說。

我覺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人這麼不願意學外語的原因吧。雖然我所在的倫敦市西南角可能是多語言環境,許多人也的確會在家講第二門語言,但事實證明學習外語的人越來越少了。

2013年只有不到1萬人參加了A-Level法語考試,不到1996年參加考試人數的一半,這一下降部分反映了一件事,從2004年開始,外語不再是14歲以上學生的必修課。

南北方的對比甚至更為明顯。2016年夏天,內倫敦65%的小學生參加了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GCSE)外語考試,而英國東北部只有43%。而且與歐盟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一項外語能力調查中,英國排名最後,只有9%的小學生達到了一門外語「獨立使用者」(independent user)水平,即能夠處理簡單的、熟悉的事務。排名最高的是瑞典,比例為82%。

英國文化教育協會的學校顧問維奇•高夫(Vicky Gough)說:「人們覺得,『既然每個人都會說英語,我幹嘛還費那個勁學別的語言呢?』可是全球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說英語,五分之四的人是不說的。我們還是需要有能力去溝通。」

她表示,隨著英國開始重新協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學習外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脫歐公投可能加劇了外語教學問題。她說:「這次全民公投造成了很多不確定性,我們收到報告,有中學生說『我們再也不用學這個了』。英國約有35%的外語教師來自歐盟……他們的處境還未定。如果這些教師離開了,外語教學就徹底垮了。」

高夫告訴我,德語學習的下滑尤為明顯,這門語言被看做是精英和學術語言。我當年上的學校里,絕大多數學生至少都學過些德語,所以這個消息令我深感沮喪。她向我提到了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語言學教授約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的一句話,「全球的語言分布有兩大缺點:一部分人不懂英語,還有一部分人只懂英語。」

高夫補充說:「這是個非常有趣的想法,如果你是個只懂一種語言的英國人,那麼你就像一個完全不懂英語的人一樣處於劣勢,你只能接觸到一種世界觀。」

我對單語及其影響思考得越多,就越覺得每周一小時學習是不夠的。我買了一張西班牙語童謠CD。我女兒很喜歡這些童謠,而她弟弟每逢聽到「Sol Español」會用他的粥碗敲桌子。

如果我真的希望她學習這門語言,那麼我自己也該去學,並將它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但在我讀過資料知道了嬰兒大腦有無盡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之後,我自己的腦子就像灌了水泥。經過這麼多年努力,我深知要掌握另一門語言,還要做到流利使用有多麼困難。我記得有段時間我講愛爾蘭語特別棒,就像是個住在「Gaeltacht」——愛爾蘭境內講愛爾蘭語區——的人。幾年前在西非我達到了「法語巔峰」。那種感覺很奇妙,就像你終於找到了最喜歡的電台的正確調頻。現在我的愛爾蘭語還能湊合著說,而法語已經像流下山的水那樣離我遠去。如果要去找工作,我恐怕很難定位自己的語言流利程度。能看懂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頭條算是優秀呢,還是只能算基礎?

隨著女兒開始上西班牙語課,我無意識地撿起了她出生時收到的一件禮物——一本愛爾蘭語故事書。「Póg mar seo」(愛爾蘭語:像這樣親吻),她喊道,完全不知道何意,但喜歡它的節奏和重複。我沒有認真教過她愛爾蘭語,但很感動這些詞對她是有意義的。

我不知道這寥寥幾句愛爾蘭語是否能給她帶來一些她的大都會家鄉不會給予她的東西,就像那個法國人一樣;也不知道多年後她是否只能記得幾句西班牙短語,以及學習這些短語的模糊回憶。

就算這些課什麼也沒教會她,我安慰自己她的生活也比只接觸英語要豐富了一些。畢竟直至現在,我仍記得我的愛爾蘭諺語。我幾乎每天都會想起「Mar dhea」(愛爾蘭語:懷疑的哼聲)、「 plámás」(愛爾蘭語:特別諂媚或是為謀私利的奉承)這些短語。英語就沒這樣的詞彙能這麼流利地從我嘴裡說出來。每當夜裡我要坐上回家的火車,站在滑鐵盧站,那些詞句就像透過拱門的光柱一樣滲入我的腦海:「dá fhada an lá tagann on tráthnóna。」(愛爾蘭語,「再長的一天,也會有夜幕降臨。」)

奧拉•萊恩是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名撰寫人兼編輯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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